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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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2010年8月10日,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蕭琛在西寧省委黨校做了“知識經濟低碳時代:‘十二五’展望――新時期青海改革調整規劃機遇挑戰”的專題報告。受到省政府機關領導與各方人士的好評。現應組織方和《青海學刊》的約請,并根據演講記錄,整理文論如下。

“十一五”乃至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奠定了雄厚基礎。

其一,經濟實力持續增強,孕育了發展從量變向質變跨越的拐點。經過連續8年12%以上的增長,目前青海省生產總值每年以百億元的規模增加,財政收入以十幾億、二十幾億元規模增加。其二,工業化進程持續加快,奠定了產業由初級向較高層次轉型的基礎。2000年到2008年,全省三次產業結構比西部大開發戰略第二個十年的政策措施正在制定,必將為青海發展提供新的歷史機遇。在制定出臺了支持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區經濟社會發展若干意見后,黨和國家正在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第二個十年的政策措施,正在醞釀推動藏族聚居區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

自然變動和政策機遇都說明,青海正在醞釀進入一個經濟加速發展、產業加快轉型的新的關鍵階段。立足省情實際,在科學分析我省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對具有青海特點的科學發展模式進行了積極探索,青海省委已經提出了跨越發展、綠色發展、和諧發展和統籌發展,也即“四個發展”的新戰略。

確立多元化發展戰略、進一步重視開發青海旅游產業。

推動“四個發展”,探索符合青重由15.2∶41.3∶43.5演變為11∶55∶34,工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0%提高到46.6%,支柱和優勢產業集群化發展趨勢明顯,新興產業快速興起。城鎮化率由2005年的39.2%提高到2008年的41%。其三,要素投入結構持續改善,形成了發展要素由一元向多元轉變的格局。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資本、資源、技術和人才等要素進一步積累,尤其是推進資源綜合開發的一些重大科技攻關不斷取得實質突破,重點企業引進消化吸收和集成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為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科技支撐。一些大型企業包括央企加快進軍青海,一些世界五百強企業也開始將目光投向青海,出現了可喜的現象。

低碳時代、“十二五”和第二輪西部大開發

進一步提供新契機

氣候變暖、低碳時代的到來,雖然對資源加工業帶來挑戰,但也為青海提供了難得的獨到的機遇。青海是生態大省,由于降雨不足、氣溫偏低,植被繁茂和水土保持的難度都比較大。前些年,青海湖的水域面積一直在縮小,而近些年,面積卻在擴大;就植被而言,氣候變暖也給青海生態帶來許多積極因素。

海實際、具有青海特點的科學發展新思路和新模式,必須科學分析和總結發展經驗,特別要正視青海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戰略和路徑單一、對外開放水平低、能耗水平高等現實問題,促進單一資源指向型戰略向資源指向型和市場指向型相結合的多業并舉的多元化發展戰略轉變,在青海現有發展條件和發展基礎之上,堅持以市場導向為前提,以資源開發為基礎,不斷調整和優化發展思路,促進青海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總量與經濟運行質量的同步提升,推動青海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走上綠色發展、跨越發展的新路子。

具體講,在世界經濟重建,中國經濟重心西移的過程中,不僅要重視生態、低碳、新能源、ICE、智能物聯網等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也應當重視開發青海的生態文化旅游資源。尤其是在青藏鐵路貫通之后,中國西部旅游產業必將成為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新亮點。而青海是這個旅游網的中心結點地帶。旅游產業可以帶來的不僅是大量的(外匯)收入,而且可以帶來大量的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理念。對于青海人力資源平均水平的升級意義深遠。為此,必須注意提升“青海旅游品”的“質量”,增加其“規格品種”。此外,鑒于青海旅游季節性很強等難點,建立有彈性有系統的接待基礎設施這一點,也值得在新時期大力探索。

三駕馬車”共動經濟增長,正確認識“凈出口負拉動”現象

一個地區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通常是由投資、消費、凈出口“三駕馬車”共同發力形成的。從青海經濟30年的發展過程來看,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著較高的貢獻率,而同期大多年份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表現為“負拉動”(貢獻率為負值)。尤其是西部大開發的10年來,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分別達78.1%、69.5%,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47.6%,表明青海經濟增長呈現典型的“兩輪驅動”。

如何看“兩輪驅動”?

一方面,應當認識到,這與青海深居內陸腹地等客觀條件有關,所暴露的是青海吸引外資的產業發展環境和產業配套能力較弱,外貿行業實力不強,經濟發展外向度不高等問題。從長遠來看,青海作為一個欠發達省份,如果僅僅依靠投資、消費“兩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不能夠充分有效發揮“三駕馬車”的拉動合力,青海經濟很難實現跨越發展。另一方面,也應該認識到,就一國范圍而言,各經濟組成部分都有其稀缺的經濟功能或者說比較優勢,而對于這種特色資源的定價,不同的經濟體往往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平均化撥款、提高上游水價、提高生態貢獻“負稅”,等等,都是十二五 期間值得關注的新課題。換言之,依靠國家財政,爭取更多資源、力保更大貢獻,是青海人義不容辭的偉大使命。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不僅要注意“中間需求”,而且要注意“最終需求”。多年來青海經濟快速增長是在能源資源大量消耗基礎上實現的,缺乏長遠、持續的資源和環境支撐,突出表現為資源消耗大、能耗高、產業結構低度化、環境退化、受不確定的外部因素影響明顯勢產業為主的經濟增長點,以及以西寧和格爾木為主的區域增長極。

第2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以及高校內部管理制度改革深化，高校學生管理中的學生主體問題逐漸凸顯，“根本不是學生或其他任何人，而是時代本身和當前全世界的教育現狀正在再次迫使大學要把學生放在中心位置―為學生服務，而不是教師，正如當初大學處于最興盛的發達時期那樣。” 因此，立足于學生主體的發展來研究高校學生管理改革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1探究高校學生主體失落的深層原因

高校內部所開展的學生管理活動，無論其管理活動具體是什么，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即師生關系都是該項活動的基本核心所在，決定整個學生管理工作過程的效果。同時，具體的師生關系，往往又是依托于高校內相關的學生管理制度、學生管理活動組織實踐狀態來體現的，可以說相關的制度空間、文化空間等就像是學生管理工作對外呈現的外在表現，而師生關系則是學生管理工作中的一種內在機理。如下則將從這一內在機理的角度來探討目前我國各大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學生這一角色的主題問題，從而進一步高校學生主體失落的深層原因。

長期以來，人們以“主體一客體”關系為思考框架來理解“教育實踐”，對象化實踐觀深深地支配著人們對“教育實踐”的認識，產生了對象化教育實踐觀，這種教育實踐觀把教育實踐活動中本應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當作“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這樣就扭曲和異化了教育中的生命個體，使一方總是成為另一方支配、改造和占有的對象，其結果形態是學生主體的失落。

在我國高校學生管理的師生關系中，教師是高校學生管理實踐活動中的主體，學生則成為了高校學生管理實踐活動中的客體，是被控制和被改造的對象。在我國高校學生管理中，教師與學生本應是主體與主體之間平等的交往實踐關系，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象化實踐關系必然導致學生主體的失落。所以說，在我國高校學生管理中，“對象化師生關系”是學生主體失落的深層次原因。

2基于學生主體發展的我國高校學生管理改革路徑選擇

高校學生管理本然實踐狀態是一種交往實踐活動，交往實踐活動的結果形態是類主體的生成。所以，尋找失落的學生主體，使學生類主體得以生成，從師生關系入手將高校學生管理回歸于其本然的實踐狀態是改革我國高校學生管理的必由之路。

將高校學生管理回歸于其本然的實踐狀態，師生關系必須由對象化關系轉變為主體間性關系，在高校學生管理的主體間性師生關系中，學生作為發展的主體有兩個方面的表現：與管理中介客體構成“主一客”關系，作為“主一客”關系中的主體，學生表現出個人主體性；與教師構成“主一主”關系，作為師生關系的主體，學生表現出主體間性。這樣學生的個人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在高校學生管理的主體間性師生關系中得以內在融合與和諧統一，其結果形態是學生類主體的生成。學生的個人主體性是人作為活動的主體在認識和改造客體中所表現出來的積極能動的功能特性，學生在高校學生管理過程中的個人主體性主要表現為主動的參與學生事務，在參與學生事務中學會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促進學生自我的發展。學生與教師之間構成的則是一種平等的交往關系，教師從替代家長管教的人轉變成為促進學生發展的教育者，為學生提供專業化的咨詢、指導和服務，對學生進行知識和價值的引導。在教師的咨詢、指導和服務中，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

要想徹底地將師生關系，從原有的對象化關系變成主體間性關系，高校需要充分配合，從管理組織架構、相關管理制度以及校園文化建設等方方面面來配合改革工作。另一方面，師生關系發生調整改變之后，學生將會在學生管理工作中獲得更多的主動權與參與權，學生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并適當進行自我管理與自我教育工作，促進學生主體的發展。另一方面，高校內相關的咨詢結構、服務結構、指導結構等也需要相應地進行改良。

第3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基本；原則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具有普遍意義的調整經濟關系的指導思想，是經濟立法、司法、執法活動中的根本準則。它不僅貫穿于經濟法的始終起指導作用，而且是經濟法的性質、任務、目的、調整對象的綜合概括，是經濟法本質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法律上的反映。

1 保障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原則

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寫進了憲法。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以法律形式把我國各種經濟形式的地位加以明確，并對其合法權利加以保障，不但是我國以宏觀調控為己任的經濟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則，而且還是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法律依據。

2 資源優化配置原則

在現代社會大生產中，經濟資源有效合理配置的手段是計劃和市場。我們要善于運用這兩種手段的長處，發揮各自在資源合理配置中的作用，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來對資源優化配置。計劃，主要是按照政府預先制定的計劃，依靠行政指令來實現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因為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所以，在資源配置中必須加強和改善對經濟的國家干預，而計劃是國家干預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對資源的配置要把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結合起來，使經濟資源得到更為合理、優化的配置。

3 國家適度干預的原則

所謂國家干預，是指國家運用行政手段和監察、審計、司法等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參與干步，以保證經濟活動的順利合法進行。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國家干預體系。市場調節是自發性調節，是基礎層次的調節，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微觀層次上往往有比較好的效果，但在宏觀層次上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選擇、經濟總量的平衡、重大結構和布局的調整、收入分配中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市場效率條件的保證以及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等重大問題難以調節，這就需要國家進行適度的干預。國家為了實現經濟總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健康地發展，以間接手段為主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適度干預，有助于發揮其長處，彌補市場調節的短處，防止或消除經濟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優化社會資源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第4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個體工商戶；DEMATEL法；影響因素；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14-0088-03

個體經濟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一種，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個體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個體工商戶數量從1978年的14萬戶，增長到截至2012年6月的3896.07萬戶，資金數額1.78萬億元，從業人員達8292.06萬人。個體經濟在解決就業、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盡管個體經濟的發展趨勢良好，但不可否認，個體工商戶的發展也面臨著一些困難，比如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關于個體工商戶的政策法規落實不到位，個體工商戶的權益得不到良好的保障；不斷上漲的店鋪租金和各種費用負擔使個體工商戶的利潤微薄，經營效益下跌等等。分析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對我國個體經濟及非公有制經濟的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無錫招商城為例，以個體工商戶為對象，運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MATEL）定量定性分析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并依據分析結果為我國個體工商戶發展、壯大、繁榮提出相應的建議。

1 方法的簡介與數據的獲得

DEMATEL法是由美國學者提出的一種運用圖論與矩陣論原理進行系統因素分析的方法。它借助系統中各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構建直接影響矩陣，計算各因素對其它因素的影響程度以及被影響度，從而計算各因素的中心度與原因度。根據因素所對應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得出該因素所屬種類（原因因素還是結果因素），也可根據中心度和原因度的取值調整整個系統的結構圖，使得系統結構更加合理。

DEMATEL方法的原理是充分利用專家的經驗和知識來處理復雜問題。根據這一原則，筆者以無錫招商城的個體工商戶為對象，在查閱資料、詢問學者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確定了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指標體系，隨后進一步將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因素體系做成調查問卷的形式，分別發放給江南大學商學院的10位老師和30位無錫招商城的個體工商戶代表。問卷發放40份，回收39份，有效份數為38份，有效率為95%。針對調查結果，根據是否有50%以上的問卷認為某兩個因素之間存在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來確定各因素之間的影響關系，最后將統計數據匯總。

2 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的層級結構

2.1 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構成

（1）政府法規因素。首先，個體工商戶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府對個體工商戶的政策導向。國家政策不僅能為個體工商戶創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環境，還能為其發展提供寬松的制度政策和完善的法制保障。第二，區域政策是對國家戰略政策的貫徹和實施，無錫市政府對個體工商戶的扶持力度既能促進其改革完善，又能為全國個體工商戶提供示范作用。

（2）租金因素。大多數個體工商戶采用租用店鋪的方式進行經營，所以租金價格決定了我國待業人員進入個體工商戶這個隊列的動力和積極性。而租金價格的調整直接影響其持續經營的意愿和競爭力，個體工商戶會因為店鋪租金的持續上漲而選擇放棄繼續經營。

（3）基礎設施因素。招商城內店鋪獨特和大方的布局和設計有利于吸引消費者，提高整個招商城的市場品味，從而提高個體工商戶的經營收益。招商城內的公共設施的完善，能夠吸引更多經營者進駐，為經營者和消費者提供便利和潔凈的環境。招商城附近公交系統的完善為消費者提供購物的動力和便捷，有利于個體工商戶經營的開展與繁榮。

（4）管理因素。商場管理的執行力度是個體工商戶開展有序的經營活動的保證。對個體戶實行統一的管理，嚴格執行每一項合理的管理條例有利于營造一個良好、穩定的經營氛圍和一個讓消費者滿意的購物環境。而管理的有效性是管理者對商場實施管理的效果，效果的好壞直接影響個體工商戶的經營狀況和投資收益。

（5）居民消費情況因素。居民作為消費的需求方，與供給方——在這里是指個體工商戶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無錫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勢必加大各方面的需求，包括飲食、服裝、娛樂等方面，為個體工商戶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經濟環境。另外，消費者的消費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個體工商戶的經營活動。

（6）電子商務因素。電子商務的發展，通過人與電子通信方式的結合，極大地提高了商務活動的效率，改變了生產、商務和消費模式，將人類帶入信息時代。電子商務的興起和發展有利于個體工商戶以傳統商務為載體，實現網店和實體店的有機結合，拓寬其銷售渠道，增加銷售收益。

2.2 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因素的層級結構

構建較為完善的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指標體系是分析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直接關系到分析結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因素眾多，層次復雜。筆者在查閱多種文獻、請教有關專家、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根據科學性和全面性的原則，設計出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體系如表1：

3 基于DEMATEL法的個體工商戶發展影響因素分析

3.1 DEMATEL模型分析

結合調查結果，依據DEMATEL的驗證理論及思路，評價了每個因素對其他因素的直接影響關系，然后利用DEMATEL法進行計算與分析，具體步驟如下：

（1）針對我們所研究的個體工商戶的發展問題，采用系統診斷法確定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因素，設為F1，F2，…，F12。

（2）在請教專家和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確定影響個體工 商戶發展的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各因素間的關系有無，構造有向圖，并用數字在射線上標明因素之間關系的強度。筆者以0—2作為衡量因素之間關系的標度，0代表因素之間的沒有關系，1代表因素之間關系比較弱，2代表因素之間的關系很強。

（3）建立直接影響矩陣：即將上述有向圖的內容表示為矩陣形式，用矩陣表示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各因素之間的關系，確立底層因素間的直接影響矩陣（表2）。

（4）確立規范化直接影響矩陣。為分析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因素之間的間接影響關系，需要將直接影響矩陣規范化。規范化的方法就是用直接影響矩陣除以矩陣中各行元素之和的最大值。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第6行的元素之和最大，為8，根據公式計算，得出規范化直接影響矩陣。

（5）確定綜合影響矩陣。求得規范化直接影響矩陣后，由公式計算得出綜合影響矩陣T（表3）。

（6）確定因素之間的影響度和被影響度。T的每行元素之和為該行對應元素對所有其他元素的綜合影響值，稱為影響度。T的每列元素之和為該列對應元素受其他元素的綜合影響值，稱為被影響度。

（7）確定因素之間的中心度和原因度。中心度是指每個元素的影響度與被影響度之和，代表該元素與其他元素之間總的關系，值越大，關系越密切。原因度是指每個元素的影響度與被影響度之差。如果原因度大于0，表示該元素對其他元素影響大，而自己很少受別的因素的影響，稱為原因因素；反之，如果原因度小于0，則稱為結果因素。根據公式計算中心度和原因度，并對以上四個因素進行排序，結果如表4：

3.2 實證結果分析

3.2.1 原因度分析

原因因素即原因度大于0的因素。從大到小前三個因素為：國家對個體工商戶的政策導向（F1）、無錫市對個體工商戶的扶持力度（F2）、招商城附近公交路線（F5）。這些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大，是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主動因素，特別需要被重視。其中，F1原因度最高，這是由于在個體工商戶的發展過程中，政策始終起著導向作用。以無錫招商城為例，國家對于招商城個體商戶的政策會直接影響招商城基礎設施的建設質量，商場內租金的高低等等，從而影響個體工商戶的經營狀況。

結果因素即原因度小于0的因素。絕對值從大到小前三個因素為：商場管理的有效性（F9）、電子商務平臺的建立（F12）、招商城的公共設施（F4），這些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大。以F9為例，國家和無錫市政府對于個體工商戶的支持力度，租金價格，消費者的消費理念以及消費能力，都會影響商場的管理運營，可以考慮調整對這些因素影響大的因素來完善商場的管理。

3.2.2 中心度分析

元素的中心度越大，和其他因素的關系就越密切，表明該因素在影響個體工商戶的因素中的作用和功能越大。根據上文，選取中心度在前5的因素從大到小排序為：租金價格（F6）、租金價格調整（F7）、招商城的公共設施（F4）、電子商務平臺的建立（F12）、無錫市對個體工商戶的扶持力度（F2）。就F6以及F7來說，這兩個因素受國家和無錫市的政府的有關政策影響，同時也影響著商場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商場的管理質量；再如F2，其中心度和原因度都比較高，說明該因素既對于其他因素有很強烈的影響，同時也受著其他因素的影響，表明該因素對個體工商戶的發展至關重要，是關鍵因素。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針對DEMATEL法對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政策法規和租金是影響個體工商戶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必須牢牢把握這兩個因素，個體工商戶才能得到長久的發展和繁榮。

但是，目前關于個體工商戶的政策法規的貫徹落實和租金價格的合理化顯然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以無錫招商城為例：政策方面，政府政策對個體工商戶的傾斜不夠、政策落實不到位以及在個體工商戶中的普及力度不強是影響招商城發展的突出因素。租金方面，較多商戶反映租金價格過高，調整過于頻繁，導致小商戶的經營利潤微薄，其發展面臨著窘境。結合個體工商戶目前存在的問題以及DEMATEL法對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影響因素的分析，筆者分別就政策法規和租金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希望能對個體工商戶的未來的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4.1 加強政策法規的落實和普及力度

政策的導向直接決定了我國個體經濟以及個體工商戶在我國的經濟地位，是影響個體工商戶發展的關鍵因素。2011年11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新《個體工商戶條例》，進一步放寬了對個體工商戶經營主體、經營范圍、經營規模等方面的限制。政府政策的出臺體現了對個體工商戶的鼓勵、支持和引導，在一定程度上為個體工商戶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的經營環境和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筆者認為，首先，國家政府政策應該進一步向個體工商戶傾斜，尤其是在近兩年國際經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影響國內經濟增長放緩的關鍵時刻。政府要充分發揮個體經濟對就業、財政、居民生活質量方面的作用，放寬個體工商戶的注冊條件、加大經營中的扶持力度、減輕費用負擔，從而提高個體工商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其健康發展。而作為地方政府，無錫市政府應該從無錫市個體工商戶的具體情況出發，制定有地方特色的個體工商戶發展政策。其次，政府方面必須加強執行力度，層層落實，并有效監督每一次項政策的實施，讓每一位個體工商戶能夠真正享受到國家和政府對其的鼓勵、支持及引導，同時加強對個體工商戶的政策法規的普及力度，可以組織其在統一的開業教育以及定期的政策法規知識宣傳，讓每一個小商戶了解并熟知政府政策，維護其合法權益。

4.2 合理確定租金價格和調整方式

租金是劃分商場與個體工商戶利益的標尺，對于商場而言，租金是其收益回報，在其收入中占據重要地位；對于個體工商戶而言，租金是最大的成本，在其經營的毛利潤中扣除成本才得到可支配收入，個體工商戶租用店鋪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超過成本的收益。因而合理地確定租金價格和租金價格的調整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筆者認為，商場店鋪租金的價格的確立需要充分考慮地理位置、店鋪的規模、租約特征以及個體工商戶整體的實際經營狀況。商場需要衡量自身和個體工商戶的利益，找到一個“雙贏”的平衡點，而不是只顧租金價格的提升帶來的眼前的利益增長。因為商場與個體工商戶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個體戶得不到長足的發展同樣意味著商場不會有一個長遠繁榮的未來。所以為了招商城的持久發展，希望有關管理方可以多聽取一些商戶的意見，在制定租金價位時，綜合考慮各方因素，制定出一套合理的租金計算公式，同時在租金的調整方面可以與租金的形式相結合，不要過于頻繁地漲租，導致租戶的厭煩心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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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反壟斷法 價值 經濟自由

反壟斷作為市場經濟產物，是一種不斷被錘煉和重新定義的政策，源于政治和經濟對市場制度的信仰，也源于競爭性市場并不一定是自我維持和自我糾錯的假設。反壟斷法演進至今，已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內生的法制現象，重構塑造各國市場結構，發揮著“經濟憲法”功能。任何法律的價值體系都是多元化的，反壟斷法亦是如此，它承載著實現自由秩序、整體社會效率以及實質公平的重責。《反壟斷法》的頒布是立法的重大發展，但效果如何還需靜待實施后作評價。在這過程中正確把握反壟斷法價值體系，尤其是自由，對真正做到反壟斷具有深遠意義。

一、反壟斷法的價值體系

美國學者龐德曾指出：價值雖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它是法律科學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是反復無常的關系調整或行為安排，在其背后總有對各種互相重疊的利益進行評價的準則。而對價值準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們的主要活動。自由、秩序、公平與效率作為一般法的基本價值，在反壟斷法內涵中也更加豐富，體現在各個具體條文之中。實踐自由平等，追求有序的競爭秩序，實現社會整體經濟效率以及社會實質公平架構起一般意義上的反壟斷法價值體系。與此同時，也存在如何平衡消費者、經營者以及社會需要的價值的問題。有學者明確提出反壟斷法應以消費者利益優先，構建以此為核心的反壟斷法價值體系。一種法律制度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既取決于這種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決于主體對這種法律制度的需要，以及該制度能否滿足該主體的需要和程度。只有明確反壟斷法的價值定位，才能真正發揮反壟斷制度的性能。

二、反壟斷法的基礎價值――經濟自由

1.反壟斷法成因分析

反壟斷法興起19世紀后期資本主義壟斷時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自由競爭理想狀態下，市場主體出于利己目的追求利潤最大化，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個人社會利益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和諧一致，可以說自由競爭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競爭往往埋下毀滅自身的種子，也就是說，競爭者通常在競爭過程中不自覺地尋求有利于自身的優勢地位。當自由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處于優勢地位的人便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經濟權力去限制并禁止各種競爭。正是這種行為，限制了經濟自由的實現，也阻斷了經濟自由發揮作用的途徑。

反壟斷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制定反壟斷法的直接原因在于競爭中出現的限制競爭行為需要通過法律予以消除與禁止。而內在原因在于國家欲利用這個契機來貫徹經濟政策，以實現社會經濟發展之目標。所以，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更是國家發揮經濟職能的必然，反壟斷法的價值目標定位于重新實現經濟自由實屬必然。

2.經濟自由內涵與意義

在以上分析來看，經濟自由占據著基礎價值的地位。一個人擁有經濟自由，指的是一個人可以選擇退出，有權選擇賣方和從事的職業，選擇建立企業以及所投資的行業。它包括開業自由、決策自由、貿易自由、分配自由以及競爭自由等。只要人們擁有這些自由，他們就獨立于任何單一的個人和集團的權力，這些自由被認為是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經濟的特征。其中，競爭自由最能反映經濟自由的本質。競爭自由是指各種市場經營主體可以按照獨立意志進入競爭領域，不受任何力量的非法干預。競爭自由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其基本要求是競爭者在同一市場條件下，按照同一市場規則，自主決定而不受外在意志的干預。反壟斷法正是通過制定種種限制妨礙競爭自由規則來實現維護競爭自由的目的。通過對競爭自由的保護，反壟斷法不斷實現經濟自由。

在整個價值體系中，經濟自由與其他價值相互依賴，同時也是出發點。有序的競爭秩序旨在在競爭自由與秩序之間謀求一種動態平衡。在這種競爭秩序下，競爭自由被限制在合理范圍之內，放任的“競爭失靈”現象得以糾正，各種追求個人利益的競爭行為與社會整體利益能夠和諧共存。自由競爭是建立秩序的起點，而有序的競爭秩序又以實現自由競爭為歸宿，發揮競爭的正外部效應。從效率層面看，反壟斷法所涉及的問題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既有社會整體利益，也有個體經濟利益。在競爭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時二者具有一致性。此時為了總體效率，必須重視和發揮市場主體追求個體經濟效率的自由競爭過程；但是，當自由競爭導致壟斷和限制競爭行為出現時，個體效率往往以社會整體效率和競爭力為代價，此時反壟斷法的天平自然就會傾向社會整體效率。反壟斷法正是承擔著恢復自由競爭的重責，促進二者和諧發展。從實現實質公平角度，反壟斷法主要是在實踐中維護競爭者實質公平的競爭機會和保護消費者整體福利，實質公平是必要補充。反壟斷法維護的實質公平保障的是：作為企業應當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作為消費者應當有進行公平交易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實質公平與經濟自由要義是相同的，自由競爭的真正實現也是實質公平的基礎。因此，在整個反壟斷法價值體系中，經濟自由的實現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在不斷完善過程中，我國的反壟斷也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準確剖析反壟斷法的價值。促進自由競爭，反對任何不符合市場要求、不合理的限制競爭行為，這是維護市場經濟的本性，也是反壟斷法的使命。自由也已拋棄原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含義，與其他價值相互作用，更帶有社會意義。當追求經濟自由而與其他價值相沖突時，無論如何取舍，必須考慮到自由價值的基礎地位。

參考文獻:

[1]吳宏偉 魏 煒:論反壟斷法的價值目標[J].法學家，2005（3）

第6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一、目前我市民營經濟的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民營經濟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我市民營經濟工作在市委、市府的領導下，按照黨的十六大要求，實現“兩個率先”和我市經濟社會“爭先進位、跨越發展”的奮斗目標，在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同時，堅持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提升經濟水平、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著力點，及時制定出臺了發展民營經濟的“三十條”政策措施，不斷加大扶持力度，強化服務，努力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氛圍，推動了全市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目前，我市民營經濟的發展狀況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1、規模總量迅速擴張。到今年5月，全市私營企業達3732戶，個體工商戶14886戶，注冊資金分別為39億元和3.57億元。其中民營規模企業274戶，占全市規模企業的43.9%。全市私營企業總數和注冊資金總數分別是1998年的4.2倍和5.1倍，涌現出了一批如香塘集團、江蘇新雅鹿集團等一批超強型私營企業。

2、貢獻份額不斷增大。據鄉鎮工業局統計，至今年4月，全市私營企業實現銷售收入52.3億元，實現利稅總額3.13億元，上交財政收入1.57億元，占全市財政收入的23.54%。從業人數78000名，在扶貧幫困、吸納下崗職工、敬老和助殘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3、行業門類日益拓寬。目前，全市私營企業已橫跨一二三產業，產業比例日趨合理，行業門類基本齊全，企業品位不斷提升。第三產業不僅增速快，而且已發展到物流、科研、咨詢、中介等領域，第二產業的行業結構和企業結構不斷優化，已初步形成了以能源、紡織服裝、精密機械、精細化工、電子、食品六大支柱產業，成為我市工業經濟的半壁江山。

4、整體素質有所提高。民營企業在規模擴張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規范企業行為，提升產品檔次，擴大市場占有份額。目前，在全市私營企業中通過ISO質量認證企業182家，創國家級馳名商標1只，省級著名商標4只，蘇州市級知名商標11只，全市獲產品專利100件，其中民營企業占40%，企業知名度及產品的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高。

5、外來民資大量涌入。全國各地民資企業看好我市優越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投資環境，紛紛來太興辦各類企業，據工商局統計，至今年5月，來自41個地區共174家外地民企來我市落戶，累計注冊資本46424萬元，外來資金38060.6萬元，為發展太倉經濟作出了貢獻。

按照省委“兩個率先”和市委“爭先進位、跨越發展”的要求，我們感到，我市民營經濟發展過程還存在一些不足和問題，特別是與周邊地區相比差距甚遠，主要表現在：一是民營企業基礎薄弱，規模偏小。目前我市民營經濟處在起步階段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不像常熟的招商城、吳江的絲綢市場和張家港的企業基礎已具相當規模。在現有的私營企業中真正上規模、上檔次、科技型、外向型、集約型的企業占比不大，技術水平、裝備水平、產品技術含量不高，普遍都是傳統型產業、裝備和產品，缺乏后勁，競爭力不強。二是載體建設缺乏整體規劃。調查中我們感到，我市民營工業小區建設滯后，小而散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現象依然存在，沒有形成相對集中、有一定規模的民營工業園區。三是扶持政策沒有完全到位。在調查座談中，大家普遍反映我市制定的《關于實施“富民強市”工程，加快私營個體經濟的政策意見》是好的，對于加快發展我市民營經濟起到推動作用，但好政策要認真落實，現實情況讓人擔憂，主要意見集中在收費問題上，如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大家一致反映，有的部門雖然減免了服務費，但追加了材料費；有的收費項目在規定幅度內就高就不低；對委托收費意見較大等等。同時，資金問題仍然是制約我市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四是服務意識有待進一步提高。在調查中，無論是鎮、村領導還是私營企業主，反映比較突出的是“考慮部門利益多，考慮業主利益少；向企業收費多，為企業服務少；事后罰款多，事前幫助指導少”的三多三少現象。另外，對民營企業的行政管理體制也有待于進一步調整。所有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市民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都有待于我們在今后工作中加以克服和解決。

二、對今后民營經濟發展的建議

為進一步促進我市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提出以下五點建議：

（一）優化服務，做優民營經濟發展環境

要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的五個方面的發展環境。

（1）營造社會輿論環境。要重視發揮社會輿論的導向作用，采取多種形式，充分利用報紙、電視、廣播等傳媒工具，廣泛宣傳黨的十六大精神，宣傳民營經濟在全市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和貢獻，宣傳我市發展民營經濟的各項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努力在全社會形成人人關心、個個支持、踴躍參與民營經濟發展的強烈氛圍。要理直氣壯地表彰一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艱苦創業、合法經營、勤勞致富的先進典型，進一步激發自主創業的熱情，動員千家萬戶辦民企、闖市場、創大業，加速我市民營經濟的發展步伐。

（2）營造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放心、放膽、放手、放開、放寬、放活”的六放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實好我市發展民營經濟的“三十條”政策措施。當前要著重抓好三項工作。一要抓緊建立企業繳費登記制度。向企業統一發放《企業繳費登記卡》，所有收費、罰款單位和收費人員必須按卡收費。二要切實放寬領域，實行低門檻吸納。要放寬注冊資本限制條件，允許新設立私營企業注冊資本實行分期注入，分批到位，對上級政策允許收費的項目，要在下限幅度內收取或減免。要進一步放寬領域，要進一步打破所有制和地區、部門界限，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通過多種形式，推動多種所有經濟在產權上聯合、機制上對接、經營方式上互補，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凡國家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止的，都要允許私營個體經濟生產經營；凡允許外資經營的領域，都要向私營個體經濟放開；凡國有、集體資本退出的領域，都要支持鼓勵私營個體經濟大膽進入。要引導民營企業向農業和農村拓展發展空間，為現代農業服務，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服務。三要實行國民待遇。取消以往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規定，不能再用“國企用政策，合資用副策、私營用另策”，切實在稅收、繳費、信貸等方面同外資一視同仁，實行外資、民資、內資政策同軌。

（3）營造高效優質的服務環境。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切實轉變職能，改進工作作風，增強服務意識，把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作為義不容辭的重要職責。一要優化窗口服務，打造優質高效的窗口服務形象。二要完善全程服務，重點扶持企業做大做強，對規模型企業提供前期輔導、全程陪同和終身服務。三要強化政策創新服務，要按照“三個有利于”標準，只要有利于我市民營經濟發展，凡別人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切實承擔起政策創新和政策變通的風險。

（4）營造積極的融資環境。目前，拓寬民營經濟的融資渠道已成為推進我市民企發展的當務之急。為此，建議政府盡快建立民營企業貸款擔保基金。貸款擔保基金應由政府搭臺，企業化運作，市場化管理。

（5）營造公平的人才流動環境。要確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積極為民營企業的人才招聘廣開門路，對民營企業的人才引進、戶口遷移、職稱評定、出國考察和有關政治待遇的享受方面給予優惠，努力為我市民營企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持。

（二）加強招商引資力度，做大民營經濟發展“蛋糕”

發展民營經濟項目是關鍵，因此，市鎮兩級黨委政府和各部門都要把發展外資與發展民資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做大民營經濟發展“蛋糕”，增大民企發展后勁。

一要全方位拓寬招商引資的領域。堅持一二三產并舉、大中小項目并舉，千方百計擴大招商規模，拓寬引資渠道。要通過以資源換技術、以產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以市場換項目、以崗位換人才等方法，吸引客商投資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

二要抓住招商引資的主攻方向。在一二三產項目中，要以工業項目為主，集中力量引進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場前景好、有利于發揮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制造業項目，帶動農業特別是服務業項目進入。在引進內資項目時，要重點引進浙東、上海和珠江三角洲等國內發達地區民間資本上下功夫。在大中小項目中，要以骨干項目為主，提高招商引資的規模和檔次，重點吸引國際著名跨國公司或國內大企業、大集團前來投資興辦支撐帶動強的大項目。

三要創新招商引資方式方法。要廣泛采用駐點招商、招商、項目招商和網上招商等方式，提高招商引資的成功率。要在民資相對集中地區設立聯絡處，選派得力干部長期駐點招商。要委托駐外機構、知名人士、投資中介機構牽線搭橋，推薦項目，聯絡客商，吸引投資。要利用現有各類企業，以商引商，吸引投資者增資擴股。

（三）加強載體建設，做強民營經濟發展基礎

要堅持把發展民營經濟與推進城市化相結合，加快民營工業園區建設。要抓住我省實施城市圈規劃的機遇，把建設民營工業園區作為加快我市城鎮建設的切入點，引導民營企業向園區集中、向城鎮集聚，在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中開辟新的發展空間。一是要科學規劃。把民營工業園區規劃與城市規劃相銜接，做到規劃一步到位，建設分步實施。二是強化功能。在產業功能上，綜合產業基礎、資源優勢和區位條件，使各類園區的生產區、生態區、生活區、服務區、管理區和各類基礎設施相配套。三是項目帶動。采取靈活優惠的政策措施，引導現有企業和新上項目向園區集中，把民營工業園區建設成為工業項目的密集區和城市、城鎮建設的新亮點。四是要積極推動“一鎮一品”、“一區一品”的區域經濟戰略。對一批如浮橋塑業、璜涇加彈、沙溪輕紡、金浪服裝等具有特色產業的區域性經濟實行滾動開發，行業連鎖等方法，進一步拓寬市場覆蓋面。

（四）實施扶持工程，增強民營經濟發展動力

要堅持把發展民營經濟與推進工業化結合，加快培育壯大骨干企業，對我市現有的重點民營企業進行分類排隊，因企制宜，逐一落實培育壯大的具體措施。要引導和支持運行質量好、擴張能力強的企業盡快進入全省乃至全國同行業先進行列，加快發展步伐，拓展發展領域，壯大發展規模。要大力支持成長性好、后發力強的重點民營科技企業，依托科技優勢，加快產品開發，擴張生產能力，實現裂變發展，并對他們實施重獎。要引導產品質量高、市場前景好的企業，加大產品宣傳力度，積極拓展市場，大幅度提高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要圍繞加快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產業，引導中小民營企業與支柱產業相配套，與大企業、大集團協作，走“小而專”、“小而精”、“小而特”的發展路子，形成以大企業為支撐，中小企業為依托的產業群。要積極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利用當地農產品、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拉長農業產業鏈，促進農產品加工增值，逐步實現農業工業化。

第7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私有財產；市場經濟；法律保護

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就是說，對一般人而言，是有恒產才可能有恒心，沒有人能夠脫離財產而生存。財產（property），是屬于某人所有的具有金錢價值的物質的總稱，通常所說的財產僅包含積極財產，私有財產權，即私人對財產擁有的全部權利。在現代社會的理念中，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是人權最基本的內容之一。

一、 西方私人財產的性質及結構演變

1． 私人財產權的性質

財產所有權是一組權利，而權利既是一個法律問題，又是一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倫理的問題。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權利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文明社會中人們由相互之間的承諾而形成的“合理的預期”，是一種法律上得到承認和被劃定界限的利益。但認為，權利關系不是法律的產物，它的實質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必須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來考察權利關系。

2． 結構和觀念的演變

在西方社會的權利關系結構中，私人財產權在總體上是占主導地位的權利。大體上，私人財產權的結構、觀念以及它在權利義務體系中的地位，經過了古代時期、古典時期、現代時期和最近時期四個演變階段。

2.1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財產權是一種私人的權利，與國家的政治結構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從構成上看，古代時期的財產權表現為人對物的占有，最主要的是地產，它是權力的直接來源。另一方面，財產權利中的各項權利都統一于物的所有人的權利中。

2.2在古典時期，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認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人都有天賦的不可轉讓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即生命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權等。這是一種以自然法為理論基礎、以憲法為根本法所確認的權利，它不同于羅馬人的私人權利。

2.3現代時期，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和干預的需要帶來了國家權力的擴張，財產權至尊的地位讓位給生命權和國家利益。不僅集中在占人口極少數的壟斷資本家手中，而且國家也作為一個產權主體開始以社會公共利益的名義壟斷了某種所有權。

2.4最近時期即二戰以來的當代西方社會，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關系變得模糊了。而階級和階層關系的變化，更使財產權結構及其相應的權利結構變得愈加復雜化。

上述分析揭示的是，私有財產權作為一項基本的權利一直沒有動搖。即使在當前，西方人也還是把財產權看成是個人權利的基礎，把建立財產權制度看作是市場經濟的前提。

3． 資本主義私人財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國都通過憲法對財產權進行絕對保護。例如英國1215年《自由大》規定，禁止政府未經權利人同意課稅及征用或攤派其它物資。1689年《權利法案》進一步明確，“凡未經國會準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征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將財產權的地位提升到制高點。

二、 私有財產保護的制度變遷及策略

在所有可能的交換體系中，市場體系由于允許個人最大限度自由地追求個人的偏好而被認為是有效率的，而政府的功能是確定人們的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并保護這些權利。從這一點說，西方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經歷了諸多年的發展和完善，對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私有財產保護有著一點借鑒意義。

1. 我國私有財產保護的制度變遷

在我國，在法律上承認公民私人財產的合法性，有一個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

1.1 1954年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以及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第11條）；依法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第12條）。”

1.2 1975年憲法中明確規定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刪除了1954年憲法中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1.3 改革開放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1982年憲法確認了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第11條）。

1.3.11988年通過的第一個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承認“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1.3.21999年通過的第三個憲法修正案規定：“在法律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3.32004年通過的第四個憲法修正案，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保護私產入憲”，是我國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對于推進我國市場化進程和建立法治社會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2. 私有財產的保護現狀

憲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從這個規定本身來看，它是以列舉加概括的方式指明了哪些屬于國家保護的私人財產范疇。其中“公民的合法收入”具有較大的彈性，因為什么樣的收入是合法的，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可以說從憲法條文本身看，而是采取了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回避了這個概念，并通過一些彈性規定以適應現實。但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不僅需要從憲法條文本身進行理解，而且還需要從憲法對現實產生的實際影響來理解。

目前，經濟學界與法學界關于我國是否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規定這個問題發生了比較大的分歧：前者認為中國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規定，而不少法學界的人士認為1982年憲法第13條就是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款。這種分歧當然與研究視角的不同有關，但深層次的背景在于，就是希望作為上層建筑的私有財產權法律制度能夠積極地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一個穩定的制度框架。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就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而言，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必定是一個能夠保障私有財產穩定增長的制度。穩定性從何而來？只能通過把私有財產上升為私有財產權。從邏輯上講，私有財產要真正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穩定存在，沒有法律尤其是憲法的支撐是不可能的。

3. 市場經濟條件下私有財產保護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構建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體系：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提供了一種解釋：資本市場失靈是因為大部分人缺乏正式的、有法律證明的產權，雖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擁有財產，但是對這些財產的所有權的保護是非正式的。

第二、我們講保護私人財產，不是僅保護富人的財產，而是保護所有人的私有財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有清醒、明確的認識。社會財富是人民群眾創造的，而財富有一部分是國家代表人民來掌握的，有一部分是人民自己掌握的。“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反過來想，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小河沒水大河也要干。

第三、堅持“平等保護”。平等保護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采取的措施。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很多情況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平等保護，才能保證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貫徹和實施。

第四、處理好保護私有財產與維護公共利益的關系。在我看來，所謂保護私有財產，是指依法保護公民通過合法途徑獲得的各種財產，任何其他行為主體都不得違法而侵犯私有財產。公共利益主要有三類：維持國家安全和法律秩序；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維持社會弱者的生存和發展等。

參考資料

1. 趙文洪：《私人財產權利體系的發展--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版。

2..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版，第18頁。

3. 德姆塞茨：《關于產權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中譯本

第8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農村資源；農業發展；模式整合

1 國內理論研究綜述

目前對農業資源整合研究主要體現為兩種思路，第一種是集中研究我國農業資源的使用和整合的方法，這方面的主要文獻有，袁啟耀（2001）《新世紀農村資源優化配置的創新要求與戰略》闡述了如何積極推進農村資源合理利用與配置源配置的現實問題，包括日益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優化配置的諸多制約、中國“入世”的挑戰機遇等，迫切要求進行以戰略創新為核心的農村資源優化配置的偉大變革。李惠蘭（2003）《挖掘農村資源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通過對我國農村資源和生態狀況的分析，指出農村的能源建設及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類似的文獻還有王小（2006）《農業資源之利用和永續經營》，和王迪（2008）《農村資源與可持續發展》，以及呂小莉，文亞西（2011）《當前我國農村資源整合問題探析》。閆立衡，司靜波（2011）的《農村可持續發展與土地資源利用關系探討》從人口、資源、生態、農村經濟和城鄉統籌5個方面闡述了農村可持續發展與土地資源利用的關系，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

另外一種研究思路是集中于我國某個地區或者省份的農村資源利用和整合研究。宋立民（2010）《承德市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有效路徑研究》根據承德市農業經濟發展的現狀以及國內外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經驗，提出了發展承德市現代農業經濟的有效思路和對策，具有較強的社會價值。于書偉（2011）《鄭州市農村可持續發展存在的限制因素分析》研究表明，鄭州市農村在推進可持續發展中存在著人口結構失衡和質量偏低、資源相對匱乏與環境惡化、經濟發展水平有待提高以及社會發展潛力不穩定等4個方面的問題。劉軍（2012）《湖南省農業資源利用綜合評價研究》從評價指導思想、評價原則等方面構建了湖南農業資源評價的基本思路，從正確處理耕地利用與保護的關系、建立集約化農業生產體系、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大力培養新型農民等方面提出了實現湖南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對策建議。這種研究思路，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由于我國地域廣大，農村資源分布情況也是千差萬別，所以因地制宜的利用、整合農村資源才是正確的操作模式，這也代表了未來研究的主流方向。

2 農村資源概念及其分類

農村資源是指在農村地域范圍內能夠為人類所利用的農村自然資源和農村社會資源的總和。農村自然資源是人類可以直接從自然界獲得.并用于農村生產的自然物。如由地貌、土壤、地址等因素所構成的土地資源。農村資源可以按照多種條件分為多類。一是按照資源的組成要素可以分為勞動力資源、勞動對象資源、勞動手段資源。勞動力資源主要是人力資源，勞動對象資源主要包括土地、水、資本等資源。勞動手段資源主要是指勞動工具等。二是按照資源是否可再生，可以分為可再生資源和非可再生資源。可再生資源如入地、水、氣候等自然資源；非可再生資源主要有能源資源等。三是按照資源是否有實物形態可以分為有實物形態資源和無實物形態資源，有實物形態資源主要是指客觀資源比如生物資源、土地資源；無實物形態資源主要是指勞動者耕作技術、經驗以及民風民俗等。

3 農村資源整合模式

3.1 擴展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

擴展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就是以固定核心資源為基礎的政府導向型資源整合模式，是指以農村當地本身優勢資源為依托，通過政府政策導向，化資源優勢為發展機遇，建立起以核心固定資源為基礎的經濟發展體系。一般情況下，政府通過對當地資源條件進行分析，制定配套的制度與政策，比如加大財政投入，劃分特區等等，通過相應的政策導向來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使其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比較經典的例子就是武漢光谷模式。武漢光谷早些年還是郊區農村，由于這里臨近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一批名校科研機構，另外交通便利，又有武漢市作為依托，武漢境內鐵路、高速公路、航空線密集，交通發達便利。經國家計委、科技委批準，成立專門產業基地，加上政府技術、資金投入，武漢光谷很快發展中國光電子產業基地。如今的武漢？中國光谷建成了國內最大的光纖光纜、光電器件生產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術研發基地，最大的激光產業基地。武漢光谷的成功就是政府政策引導，充分發揮核心資源優勢的結果。以固定核心資源為基礎的政府導向型資源整合模式適合有優勢資源的農村區域。

3.2 變革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

變革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就是以技術、資本密集為導向的的集約型資源整合模式，是指通過加大技術資本投入，克服農村自然劣勢條件，提高單位產出，改變以往粗放式模式，使其向高端集約型方向發展。比較經典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和日本。以色列地處荒漠，氣候干旱，降雨量少，土質沙化等一系列劣勢條件使其農作物的種植受到極大挑戰。以色列通過整合其技術資金，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農作物管理方式與管理水平，使得其農業生產向集約型發展，農村資源也得到合理的整合與利用。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身為島國，國土狹長而多山，平原較少，使其不可能進行農業規模化管理。日本通過發展技術密集型農業克服了自然限制，通過技術手段進行精耕細作，反復耕種，并實現精益小機械化。通過技術與資本的投入，日本不利農業資源得以整合，形成了良性高端生產。

3.3 凝聚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

凝聚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就是以創辦集體企業為主導的鄉鎮工業化型資源整合模式，是指通過整合農村土地、人力、資本等資源，創辦鄉鎮集體企業，使得農村生產由農業生產向工業生產轉變，完成工業化并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這種模式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模式與華西村模式。位于河南省臨潁縣，緊靠京廣、京珠高速公路，交通方便且地處平原。通過整合其土地、人力等資源優勢使得其集體企業得到良性循環發展，并實現了農村經濟的工業化。與此相應，華西村也是通過這種創辦集體企業而走上鄉鎮工業化的道路，如今的華西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發展模式。村辦企業華西集團擁有8家上市公司、58家企業。被譽為“天下第

一村”。

3.4 選擇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

選擇型農村資源整合模式就是以個體經濟獨立發展為主導的分散型資源整合模式，是指通過引導農村中個體經濟，使其積極合理利用農村當地資源充分發展自己，并與其他個體經濟互不沖突，相互協作，通過分散獨立發展，以點帶面，點點連線，從而將整個農村資源以分散的方式整合起來，成為一個相互協作，相互獨立的有機整體。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就是溫州模式。通過引導個體經濟充分利用農村中的廉價勞動力及土地以及材料來源，溫州逐漸成為全國小商品供應基地。正是通過引導個體經濟充分利用農村中的廉價勞動力及土地以及材料來源，使得溫州逐步發展起來，并將農村資源中的人力土地成本等要素有機整合起來，使得溫州成為一個相互獨立而又強大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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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歷史起點；銀行主導型；未來趨勢；市場主導型

文章編號：1003―4625(2006)09―0018―03 中圖分類號：P832．2 文獻標識碼：A

根據資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金融體系大體可分為中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和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近年來，兩種金融體系的優劣比較及中國應選擇何種金融體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將在簡要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國家這一變量，從另一視角揭示我國金融體系的演進邏輯：中介(銀行)主導型必然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歷史起點，也正是小介(銀行)主導型的歷史起點才使得市場主導型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未來選擇。

一、既有文獻的簡要概述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中介(銀行)主導型和市場土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劣。Dcmirgic―KunI& Levine(1999)通過對多個國家的數據分析，認為較高收入國家的股票市場相對于銀行更為活躍和有效率，金融體系也更可能以市場為導向；Tadessc(2001)的研究表明，在經濟金融發達國家，市場主導金融體系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比銀行體系占優，但在經濟金融不發達國家，銀行上導體系可能更好；Ergungor(2003)也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兩種金融體系表現出不同的優劣，在不靈活的法律體系下，銀行比較重要，而當法律靈活性增強時，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優勢就開始發揮出來。而―些學者從其他角度考察的結果是兩種金融體系并沒有明顯的優劣區別，如Bcck&Lcvine(2000)的實證研究不能得出銀行主導體系和市場主導體系在促進新企業設立和原有企業擴張上哪個更有作用的結論。轉軌中的中國選擇何種金融體系也是我國理論界廣泛關注的問題，2005年1月15日《中國證券報》15版“推動銀行主導與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融合”論壇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北京入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平新喬、紐約證交所國際董事兼中國首席代表張磊等傾向于建立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貝多廣持反對意見，不同意把中國未來金融體系建立在資本市場上。對于這些研究和爭論，汪辦興等(2006)做了一個綜述，并且認為目前中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在促進經濟增長上是有效的，強行將中介主導型金融體系轉變為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政策可能是誤導的。

二、我國金融體系的歷史起點只能是銀行主導型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國家也是一個有自身效用的組織，筆者認為，在國家的效用函數中，政權的存續應該占有極大的權重，只有在滿足社會穩定、從而政權存續這一偏好的前提下，國家才可能考慮稅收增加、經濟增長等其他效用。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國家面臨著兩難選擇：不改革，國有經濟的低效造成的經濟低迷、人民閑頓，在外部競爭對于(尤具足周邊國家)快速經濟增長的激發下，很有可能滋生不穩定因素；改革，由于在改革之初，我國經濟是“―大二公”的國有國營經濟，當時的國營企業(后為國有企業)不但提供了國家的主要稅收，而且承擔了就業、醫療、教育(一般的國有企業都有自己的醫院或醫療所，有幼兒園，子弟學校等)等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社會保障以及其他責任，國有經濟存量對整個國民經濟、甚至對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穩固都有重要的意義。貿然改蘋國有經濟存量和舊的經濟體制，也有可能產生不穩定因素。國家必須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追求稅收增加與經濟增長的效用。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極端重要的國有經濟必須得以維持并保持增長，不能急劇地衰退，因此，須設計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價格雙軌制等)將稀缺資源(尤其是資金)向國有經濟傾斜。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變化，非國有部門(包括居民以及民營企業等)成為主要的儲蓄者，國家所支配的份額相對較少，國家雖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為國有經濟籌資，如增稅、發行貨幣以及舉債等，但這些手段只能籌措到十分有限的資金(張杰，2003)，可資利用的一筆巨額資金就是分散在非國有部門的儲蓄資源，因此，為了動員和集中國有部門外的儲蓄，使之配置于國有經濟，必須自上而下地沒置銀行上導、確切地說是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三、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收益的弱化和成本的凸顯

顯而易見，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是巨大的，不但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又保證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穩轉變，而前的轉變卻與政權的更迭、經濟的衰退相伴。但同時這種金融體系也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國有銀行體系巨額的不良資產。國有銀行向國有經濟提供信貸，是以國家提供隱性擔保為前提條件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巨額不良資產最終要由國家承擔責任。既然這樣，作為人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采取風險偏好的策略，收益歸自己所有，而把損失(不良資產)轉嫁給國家，因為國家無法甄別國有銀行不良資產中哪些部分是由國有經濟低效這一客觀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由國有銀行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因此，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規模的膨脹會更迅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成本會以更快的速度遞增。

正如前文所論述，在改革初期，由于國有經濟存量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只能在一定的邊界內對國有經濟進行變革和調整，如政企分開；打破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將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由國營企業變為國有企業等，而不能從根本上觸動國有經濟，也不能容忍非國有經濟過分地與國有經濟爭資源、爭市場，因為在非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較小份額的前提下，國有經濟的式微或大規模變革必將造成不可預期的沖擊。但當非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已占相當大的份額，國有經濟的收縮或變革對經濟、社會穩定的沖擊較小時，由于非國有經濟更富有效率和活力，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因此，在社會穩定得到滿足的前提下，國家就有激勵取消原有的向國有經濟傾斜的政策，甚至轉而對非國有經濟采取政策傾斜，這時，國家就會盡量收縮已有的國有經濟存量邊界，直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那一點上。隨著國有經濟對就業、經濟增長貢獻的下降，非國有經濟貢獻的相應上升(如下圖所示)，國家對非國有經濟的政策也逐漸轉變，從“―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經濟的必要補充”到“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再到“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

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直到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允許的非國有經濟的范圍從“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一直到“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范圍越來越廣；對非國有經濟的態度從公有經濟的“補充”地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態度也越來越肯定。

既然在改革之初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是為了補貼龐大、重要的國有經濟，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則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壯大、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份額的下降，國有經濟的式微或大規模變革已經不再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時，對國家來講，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就呈現遞減趨勢，更進一步，由于國有經濟的低效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會加速遞減，而由于國有銀行的道德風險，其成本(國有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規模)則會迅猛擴張。當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下降到臨界點以下時，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給國家造成的成本大于其益，國家就有激勵放棄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

以上分析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既然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使得國家設置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其差額是國有經濟比重的增函數，國家理應追求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這與國家近年來主動收縮國有經濟邊界構成悖論。

應該看到，國家之所以自上而下強制性地推進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是由于國有經濟長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極其緩慢：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國家模型，國家面臨其他國家和國內利益集團的競爭壓力，不但周邊國家快速的經濟增長(如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五小虎”)對國家構筑了強大的競爭攻勢，而且，國內經濟的長期低迷在其他國家快速增長的刺激下，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一方面，國家設置國有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信貸資金配置于國有經濟；另一方面，發展非國有經濟以滿足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的偏好。因此，銀行主導型余融體系的收益更大程度上體現在社會穩定上，足以暫時犧牲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為代價換取社會的穩定。由于非國有經濟比國有經濟有更高的效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大量的實證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NarjessBoubakri and Jean-Claud Cosset對21個發展中國家在1980年至1992年民營化的79家公司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民營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經營績效、資本投資支出、產出和就業水平都顯著上升。Juliet D’Souza and William L Megginson考察了28個國家1990-1996年民營化后的85家公司的經營績效，發現民營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產出和效率都顯著上升了。因此，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必然呈現下降趨勢，相應地，非國有經濟對就業、國家稅收、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這時，國有經濟的衰退或大規模變革已經不再構成社會穩定的威脅。在社會穩定得到保障的情況下，顯然應該努力謀求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的效用最大化，顯而易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非國有經濟更有利于稅收增加和經濟增長，國家就有激勵主動收縮國有經濟邊界。

四、銀行主導型的衰弱和市場主導型的增強：我國金融體系的未來趨勢

根據以上分析，國家以其聲譽這一無形資產為國有銀行提供隱性擔保，從而維持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收益已經大大降低，而其成本(不良資產)則由于國有銀行的敗德行為而急劇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成本幾乎是無窮大的。為國有銀行注入真實資本，雖然也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和無窮的成本比較起來，顯然是占優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國家聲譽的不可分割性，國家以其聲譽作為國有銀行的資本金，不可能通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國家承擔的風險，而真實資本卻是可以分割的，在為國有銀行注入真實資本的同時，國家積極推進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間、國外等其他資本人股，一則可以減輕國家現實的財政壓力，二則可以通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國家承擔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目前積極推進國有銀行上市，將外資金融機構對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從5％提高到25％，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不僅國家主觀上存在以真實資本的注入來替換其聲譽資本，從而退出銀行的偏好，而且制度環境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國家的聲譽資本失去了意義。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逐步開放，中外資銀行的競爭必將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與中資銀行海外業務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國銀行業的國際信譽必然影響其國內外的業務開展與競爭，而國際評級機構在考察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時，是不會將國家聲譽資本納入其視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測量的真實資本。因此，在開放的制度環境下，國家的聲譽注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其意義，與其付出提供聲譽資本的巨大成本，卻難以獲得相應的收益，還不如用真實資本的注入替換聲譽資本。

從國有銀行的角度看，在金融相對封閉的制度背景下，國家的聲譽資本使得國有銀行不僅可以幾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憑借國家聲譽建立了穩固的市場信譽，而且，還可以將其經營失敗的風險轉嫁給國家。因此，在漸進改革的初始階段，雖然國家聲譽注資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使國有銀行喪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貸自，但其收益仍是遠遠大于其成本的。更進一步，不管國家注入的真實資本規模多么大，總有一定的量的限制，況且，窘困的國家財政也不可能使注入真實資本的規模遠遠高于8％的資本充足率，隨著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規模的迅速膨脹，資本充足率必然向原來的低水平回歸，而國家的聲譽資本幾乎是一個無窮大的量，只要保持社會的穩定，國有銀行就不可能發生流動性危機而倒閉。因此，在漸進改革的初始階段，國有銀行也愿意國家以其聲譽資本的注入來維持一個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而金融業的開放使得國家聲譽與國有銀行市場信譽的同質性產生一定程度的異化，為了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同外資銀行競爭，國有銀行必須付出成本，重建其市場信譽，而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正是市場信譽高低的重要標志，國有銀行的上市需求，也正是出于重建其市場信譽的需要，因此，國家以真實資本置換聲譽資本也符合國有銀行的效用函數。

綜上所述，國家將會通過真實資本的注入和聲譽資本的退出、股份制改造等方式逐步市場化國有銀行，不再維持一個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國有商業銀行自身的效用，因此，強有力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將會逐步弱化，而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將會有所增強。

五、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