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學研究對象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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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活血保心丸 冠心病心絞痛 血液流變學 療效研究
Invigorates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to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patient blood rheology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research
Liu Bin
Abstract:Objective:Discusses invigorates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to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patient blood rheology influence and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the method:Uses the stochastic comparison research,the object of study comes from coronary disease patient who in April,2006 ~2009 years in May comes my courtyard seeing a doctor,will conform to the diagnosis standard 90 example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case of illness to divide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45 examples stochastically,two groups will press coronary disease two level of prevention treatments,the treatment group add in this foundation with invigorate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to treat 3 weeks,around the observation treatment the blood rheology target,cease activity the electrocardiogram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 change situation.Results:But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blood rheology target improvement remarkable the control group improves not obviously around the treatment,the two difference has the remarkable significance (P
Keywords:Invigorates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Blood rheology Curative effect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R4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879(2010)12-0053-02
冠心病心絞痛患者往往合并高粘血癥，血液粘稠度增高，可使心臟負荷增加，血輸出量減少，微循環灌注減少，在有冠脈狹窄時，因血液阻力增大伴血液粘度增加，可使冠脈血流量大大減少，使心臟缺血缺氧，從而造成嚴重后果。我院應用活血保心丸治療冠心病心絞痛合并高粘血癥患者90例并觀察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90例患者均為住院患者，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缺血性心臟病的診斷標準，無急性心肌梗死酶學和心電圖改變，血液流變學指標均異常，血液粘稠度顯著升高。患者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45例，男性29例，女性16例；年齡45～80歲，平均57.5士6歲；伴有高脂血癥26例，2型糖尿病18例，高血壓病38例。對照組45例，男性32例，女性13例，年齡42～75歲，平均56.3土5.6歲；伴有高脂血癥17例，2型糖尿病13例；高血壓病36例。兩組性別、年齡、伴隨疾病及血液流變學異常的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P>0.05)。
2 治療方法
兩組均按冠心病二級預防治療，包括抗血小板聚集(阿司匹林腸溶片)、抗凝(低分子肝素鈣)、擴冠(硝酸酯類)、調脂(辛伐他汀)、β受體阻滯劑和ACEI類藥物，伴有高血壓病患者服用降壓藥，伴有糖尿病患者予控制血糖。治療組在上述基礎治療的基礎上加用活血保心丸(由我院制劑室制備，其處方組成：丹參15 g、紅花15 g、川芎12 g、郁金12 g、葛根12 g、刺五加12 g、山楂20g。將以上中藥七味，如法炮制，烘干，配料、粉碎過100目篩，混勻，取上述藥粉加入適量的煉蜜做成每粒重9克的蜜丸即得。) 一次2丸，一日3次，3周為1療程。
觀察方法。觀察治療前后患者癥狀、血液流變學指標、靜息心電圖變化。
療效標準。血液流變學指標 顯效：全血粘度、血漿粘度、紅細胞聚集指數、纖維蛋白原均恢復正常。有效：上述各項指標下降50％以上。無效：上述各項指標下降程度均低于50％。
心電圖療效。顯效：心電圖恢復至大致正常或達到正常心電圖。有效：壓低的ST段治療后回升0.5mv以上，但未達到正常水平，倒置的T波變淺25％以上或T渡由平坦變為直立。無效：心電圖基本與治療前相同或提示心肌缺血加重。
臨床癥狀療效。顯效：心絞痛基本消失或心絞痛每周發作小于2次。有效：心絞痛發作次數減少一半以上。無效：癥狀無改善。
統計學處理。血液流變學指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統計學差異采用t檢驗。心電圖療效及臨床癥狀改善以百分率表示，采用卡方檢驗。
治療結果。血液流變學改變治療組血液粘稠度明顯下降,見表1。
3 討論
冠心病是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導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臟病，在此基礎上，出現冠脈內斑塊破裂發生不全堵塞性血栓，致心絞痛發生［1］，血粘度增加時，冠狀動脈內血流阻力增加，微循環灌注減少，加重心絞痛程度，嚴重者可發生急性心肌梗死，出現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或猝死，直接危及健康［2］。中醫學認為冠心病心絞痛屬“心痛”“胸痹”范疇，其病機多為瘀血阻滯、心脈痹阻，治療上多采用活血化瘀方法。活血保心丸由丹參、紅花、川芎、郁金、葛根、刺五加、山楂經過現代工藝加工而成，具有活血化瘀、通脈舒絡之功，方中丹參性寒味苦，入心肝二經，現代藥理研究證實，丹參具有降低血液粘稠度，減少紅細胞聚集，擴張冠狀動脈，增加冠脈血流量，改善微循環的作用，可降低心肌耗氧量，防止心肌細胞損傷，促進心肌細胞的恢復。紅花性味平，入心肝經，現代藥理研究表明，紅花提取物有增加冠脈血流量的作用，并且可以顯著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栓長度和重量，明顯提高纖維蛋白原的溶解性，有一定緩解血栓并抑制生長的作用［3］。葛根所含的葛根素能提高前列環素(PGI)及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使升高的血漿血栓素A／PGI的比值降低或恢復正常。山楂對動脈粥樣硬化和高脂血癥有預防作用，諸者合用，共奏活血化瘀之功，從而達到治本的目的。通過本研究，表明活血保心丸有顯著降低冠心病心絞痛患者的血粘度，改善心肌缺血，有效緩解心絞痛的作用，其療效確切。
參考文獻
［1］ 陳紀林，徐義樞，陳在嘉．不穩定性心絞痛溶栓治療現狀的評述．中華心血管病雜志，1997，6：4 09
第2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應激性高血糖；腹部手術；血糖控制；應激反應
[中圖分類號] R587.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27-0144-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stress hyperglycemia blood sugar control target of the impact of severe abdominal surgery. Methods Chose open abdominal postoperative stress hyperglycemia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each of 38 cases， A and B， respectively， to 7.8～10.0 mmol/L or 5.6～8.3 mmol/L as glycemic control targets， used the same insulin intervention programs， compared two groups of blood glucose tim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glycemic control adverse reactions， complications，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Results A group and B group blood sugar control standard time，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Stress hyperglycemia ； Abdominal surgery ； Glycemic control ； Stress response
應激反應是重大創傷對機體產生的刺激引起的一系列非特異性病理生理反應，手術是明確的應激反應刺激源，血糖是重要的應激反應指標，無糖尿病史患者仍可能在術中或術后出現應激性高血糖，即2次以上隨機血糖≥11.1 mmol/L[1]。血糖升高或波動對患者術后恢復有不良影響，可能促進機體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等各系統應激狀態，增加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目前術后血糖控制的目標仍未定論，其中（7.8～10.0） mmol/L 和（4.5～8.3） mmol/L 是獲得較多研究支持的目標范圍，2010年版中國指南中推薦前者[2]，而美國波特蘭標準則推薦后者[3]，但均針對有糖尿病史的患者，對應激性高血糖術后血糖控制目標并未明確推薦。本研究對以上兩種血糖控制目標對臨床患者的影響進行對照研究，旨在為臨床處理應激性高血糖提供參考。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選擇2012年2月～2013年12月于我院進行開腹腹部術后發生應激性高血糖患者，納入標準：年齡≥18歲；均為住院擇期手術；術后12 h血糖檢測2次及2次以上隨機（間隔≥2 h）血糖≥11.1 mmol/L[1]；術前空腹血糖0.05），見表1。
1.2方法
所有患者術后均進行常規監護、吸氧、抗感染、胃腸減壓、營養支持等常規處理，凡需輸注含糖液體均按4 g葡萄糖需加1U胰島素。A組血糖控制目標：根據中國糖尿病防治指南術后血糖控制目標為隨機血糖（7.8～10.0） mmol/L。B組血糖控制目標：根據美國波特蘭標準術后血糖控制目標為隨機血糖（4.5～8.3） mmol/L。兩組血糖控制方法相同：給予50 U胰島素+生理鹽水配置成50 mL溶液，采用微量泵靜脈輸注，根據患者血糖范圍采用不同的輸注速度，并配合胰島素靜脈推注；初始血糖值（11.1～13.3） mmol/L，無需靜脈推注胰島素，胰島素靜脈輸注速度為（1.5～2） U/h，每30分鐘測1次血糖，下降值若>2.2 mmol/L可維持速度，若≤2.2 mmol/L則靜脈輸注增加1 U/h；初始血糖值13.4～16.7 mmol/L，胰島素靜脈推注（4～6） U+靜脈輸注速度為（2.5～3） U/h，每30分鐘測1次血糖，下降值若>2.8 mmol/L可維持速度，若≤2.8 mmol/L則靜脈輸注增加2U/h；初始血糖值>16.8 mmol/L，胰島素靜脈推注8～12U+靜脈輸注速度為（5～6.5） U/h，每30分鐘測1次血糖，下降值若>5.6 mmol/L可維持速度，若≤5.6 mmol/L則靜脈輸注速度為此前2倍；若3次復查測血糖均無明顯下降則應遵醫囑增加胰島素推注并調節輸注速度[3-5]。兩組血糖達標后可停用胰島素輸注，A組繼續輸液采用糖液體均按4 g葡萄糖需加1U胰島素方案至血糖降至正常范圍內，每2小時監測1次血糖。
1.3觀察指標
血糖達標時間、術后24 h生化指標（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降鈣素原、C反應蛋白）、血糖控制不良反應（低血糖、嚴重低血糖、高滲性昏迷）、并發癥（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肺部感染、敗血癥、死亡）、住院時間。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正態分布數據進行t檢驗，非正態分布數據采用非參數檢驗，P
2結果
2.1兩組患者血糖控制達標時間及生化指標比較
A組和B組分別將血糖控制在（8.34±1.25）mmol/L和（6.23±1.13）mmol/L，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212，P
3討論
開腹手術患者在圍手術期均處于高度的應激狀態，尤其在術中及術后伴隨手術造成機體創傷則促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呈現過度興奮，而血糖是應激反應敏感指標。應激性高血糖發生機制尚未明確，胰島素靶器官敏感性降低、胰高血糖素升高、胰島素抵抗程度增加、細胞因子表達異常、腸內營養等可能與其發生有關[6，7]。高血糖可降低患者免疫系統抵御能力，增加過氧化物及氧自由基生成對機體產生繼發性損傷增加術后感染及死亡風險[8]。術后血糖控制目標一般針對糖尿病患者，強調術前、術中及術后血糖控制及維護其平穩性，而應激性高血糖的術后控制目標也多沿用，并均經歷了由較低血糖范圍向較高血糖范圍發展的歷程，早期認為術后應將血糖控制在正常血糖范圍即（4.4～6.1） mmol/L，近年來研究認為血糖控制在8.3 mmol/L或10.0 mmol/L以下均可具有更多獲益[9，10]。對于出現應激性高血糖的患者則應考慮患者自身并無胰島功能絕對異常，血糖控制寬容度則需進一步探討，本研究采用目前較常用的兩個血糖控制范圍作為目標，（7.8～10.0） mmol/L控制度較寬容，而（4.5～8.3） mmol/L則更嚴格，得到多項臨床研究及指南支持推薦。
血糖控制采用強化胰島素治療，根據不同血糖值應用胰島素注射和胰島素輸注不同劑量和速度的配合達到減低血糖的目的，在此過程中需要頻繁監測血糖，避免過度降糖出現低血糖等不良反應[11]。本研究所采用的血糖控制方法是以國內外多項文獻推薦方案[3-5]，兩組血糖控制均達到分別設定的目標范圍，但A組由于控制范圍較為寬容則達標時間明顯較短，而愈嚴格的血糖控制目標血糖監測次數愈多增加了護理工作量，因此，A組相對的護理強度也較低。不僅如此A組目標寬容也能避免長時間胰島素強化治療引起的血糖不穩定和過度降低引起低血糖甚至嚴重低血糖而增加不良反應的發生，結果顯示，A組低血糖發生率明顯低于B組，并無嚴重低血糖病例，血糖控制更為平穩，降糖相關不良反應更少。由于兩組均進行密切血糖監控及時調整劑量和速度，無高滲性昏迷病例，該方案強化胰島素治療效果明確。
高血糖和應激狀態都會導致患者免疫系統功能紊亂，抵抗力下降，白細胞計數和中性細胞計數是常規的非特異性感染指標，對判斷患者感染風險具有一定的臨床價值[12]。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白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均無明顯升高，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A組所采用的（7.8～10.0） mmol/L目標術后血糖范圍雖明顯較B組高，但并未增加感染風險。觀察兩組術后感染相關并發癥比較顯示，A組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肺部感染、敗血癥率與B組無明顯差異，但并發癥例數絕對值B組則均較A組更多，由于本研究納入病例數較少，不能排除兩種血糖控制目標術后感染相關并發癥存在差異的可能。降鈣素原是全身細菌性感染的標志之一，B組降鈣素原水平明顯高于A組，其感染病例數也較A組為多，也支持B組血糖控制目標可能較A組血糖控制目標對術后感染發生的影響更大的觀點。C反應蛋白是急性反應非特異性標志物，B組C反應蛋白水平也明顯高于A組，可能與應激反應強度有關，由于B組所采用血糖控制目標更為嚴格，胰島素強化治療強度更大，持續時間更長，血糖監測次數更多，都可能形成額外的應激源對機體產生刺激，從而加劇應激反應而促使免疫系統功能降低，感染相關并發癥發生風險可能升高[13，14]。
應激性高血糖雖然屬于非器質性胰島功能紊亂疾病，但高血糖及應激反應的疊加效應可能對患者預后形成威脅，而積極適度的血糖控制干預措施和血糖監測更符合機體適應性規律，更有利于血糖的平穩回落，減少由于大幅度血糖波動、高強度治療干預引起的應激刺激[15]。筆者推薦將術后應激性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在10.0 mmol/L即可，下限以7.8 mmol/L為宜，保持適度干預促進患者逐漸恢復正常胰島素分泌及應答功能，故腹部手術后應激性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在（7.8～10.0） mmol/L范圍更有利于減輕患者術后機體免疫系統應激反應，降低低血糖發生率，并不增加術后感染發生，具有良好的術后獲益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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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1 引言
當“接地氣”“正能量”登上了新聞聯播，當原意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屌絲”一詞登上《人民日報》，空前繁盛的網絡“造詞運動”席卷而來！“待我長發及腰時”“高端大氣上檔次，低調謙虛有內涵”等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你妹——從網絡熱詞進入日常口語范疇；高富帥——它的官方指定女友是白富美；鄙視鏈——以直觀方式顯示人們微妙的優越感；元芳體——“元芳，你怎么看”被過度消費；石頭體——“湊齊7顆心形石頭，就能呼喚神獸”……筆者不承認互聯網的普及加速的信息的傳播，也加速新名詞新內容的制造，因此需要探討如何應對網絡用語對語文教學的影響。
2 網絡用語的起源
語文的教學源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語文教育的目的是提升學生文學品味，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持續和諧地成長與發展。語文所涵蓋的內容遠不是教材，語文是廣義，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林林總總，包括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環境。流行的網絡詞語與人們的生活環境和心理狀態密切相關。
面臨著網絡用戶的蔓延，需要及時應對網絡用語對語文教學體系的影響，文化的內容決定語文的教學方法與方式，語文的教學內容對教學方法是相輔相成的、密切聯系的。因此，語文的教學要協同課程的特點與特征，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與消化能力。語文的教學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而不是語文的知識。
3 網絡時代語文教學的改革方向
網絡時代，尤其是網絡用語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時代，語文的改革面臨諸多挑戰。當前我國語文教學最大的弊端就是語文教學落后于時代要求，脫離學生的生活實際。學生脫離生活學習語文，是語文教學的失敗，是語文工作需要反思、需要思考、需要改正的。學生的網絡語言是學生的生活實際。網絡的普及與新媒體的興起，大大加速語言的流動速度。加之，年輕的思維非常活躍，與此同時在網上人的語言行為與能力都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語言一旦與網絡結合將會發生什么變化，這種變化將給語文教學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就成了亟待解決的課題。語文教師要堅持十報告中對素質教育的根本導向，積聚語文教學方法改革，努力從自身找問題，調整教學方法，適應學生的需求，培養學生的語文思維。
語文課程素質教學應堅持以學生為主體，營造多元化的語文學習的新氛圍，創造可感知、易交流的語文交流學習平臺，不再拘泥于傳統語文教學課堂的內容，通過讓學生收集、閱讀、理解、整合語文素材，對語文自主地予以評價，培養學生自主獨立評價語文的能力，陶冶學生對語文和當今社會的責任心、價值觀與使命感等。
堅持轉變語文灌輸教學模式，提倡規范化、通俗化語文教學模式。要注重提高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度。語文本身是充滿研究價值的，從每個角度都有引起學生興趣的興奮點。語文教師要努力挖掘與學生群體息息相關的突破點，改進工作方法和手段，注意教學活動的情趣化，把幾千年的語文事件與學生實際學習和當前社會熱點緊密地有機地聯合在一起思考咀嚼，組織豐富多彩的教學實踐活動，化枯燥為趣味，變呆板為鮮活，這樣才能有效地引起學生對語文的共鳴。
4 結論
通過對網絡時代網絡用語進行冷靜的思考，認真貫徹十八報告提倡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指導思想，本文細致剖析語文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堅持轉變語文灌輸教學模式，提倡語文教學要與時俱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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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丹參川芎嗪注射液 不穩定型心絞痛 血漿D-二聚體
丹參川芎嗪注射液可以用來治療閉塞性腦血管疾病，如腦供血不足、腦血栓形成、腦栓塞及其他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的胸悶、心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中風、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等癥。對于冠心病的治療，除西醫治療外，中藥治療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通過臨床應用丹參川芎嗪注射液治療冠心病不穩定型心絞痛（UAP）患者，觀察其確切的臨床療效，并對治療前后血漿D-二聚體測定值的變化做比較，進一步探討丹參川芎嗪的臨床應用價值。
資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選擇2010年9月～2012年9月臨清市人民醫院住院患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關于缺血性心臟病的命名和診斷標準，確診為UAP患者120例，男68例，女52例，年齡50～70歲，平均59±11歲，選擇的病例表現為近期胸痛發作次數增多，疼痛時間較長，胸痛程度加重，可伴出汗。入院后經常規應用抗UAP，如硝酸酯類藥物改善心肌缺血，腸溶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等，療效不佳，且心絞痛發作時有心電圖有明顯的ST段動態演變，經心電圖及心肌損傷血清標記物（如，肌紅蛋白、心肌酶、肌鈣蛋白）檢查臨床排除急性心肌梗死、梗死后心絞痛及抗凝禁忌者。將120例患者隨機分為丹參川芎嗪治療組（治療組）60例及復方丹參注射液對照組（對照組）60例，兩組其他治療方法相同，如抗血小板治療，抗缺血治療等。兩組基本資料基線比較，經統計學處理無顯著性差異（P
治療方法治療組：在基本治療基礎上加用丹參川芎嗪注射液10ml，靜脈滴注，每天1次，10天為1個療程，間隔7天再進行第2個療程的治療。對照組：在原治療基礎上（如硝酸酯類藥物改善心肌缺血，腸溶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等），加用復方丹參注射液20ml靜脈滴注，每天1次，10天為1個療程，間隔7天再進行第2個療程的治療。且分別于治療前及治療結束后抽空腹靜脈血進行血D-二聚體的檢測。對照組有2例患者未堅持治療而剔除。
療效判定標準：①顯效：心絞痛發作次數＞80%，口服或靜脈用硝酸酯類藥物消耗量＞80%，心電圖ST-T改變基本恢復正常；②有效：心絞痛發作次數及口服或靜脈用硝酸酯類藥物消耗量均減少50%～80%，心電圖ST-T改變＞50%或T波恢復正常；③無效：心絞痛發作次數及口服或靜脈用硝酸酯類藥物消耗量均減少＜50%，心電圖未發現明顯改善。
D-二聚體的測定采用膠體金免疫滲透試驗，試劑盒由挪威AXIS-SHIELD PoC AS公司提供。
所有數據使用SPSS16.0統計軟件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樣本均數間的比較采用獨立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并行卡方檢驗，以P
結 果
第5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教學模式 教學活動 對比分析 績效分析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計算機程序設計是高校計算機相關專業的專業必修課，同時也是其他非計算機專業的公共基礎課，2012-2013年第二學期，筆者以助教身份，承擔了云南師范大學12級本科《面向對象VB程序設計》的教學工作，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探索，力求探尋計算機信息基礎的教學方法。本文正是在總結和對比了兩位計算機基礎課程老師的教學過程中教學模式，以及對教學績效影響的基礎上形成的。
1相關理論
1.1面向對象
面向對象（Object-Oriented， OO）認為客觀世界是由某些共同特征組成的對象，有其自己的運動規律和內部狀態，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對象。簡單對象又可以以某種方式構成相較復雜的對象，對象之間的組合及相互作用就構成了系統。面向對象的三個重要階段是：面向對象的分析（Object-Oriented Analysis， OOA），面向對象的設計（Object-Oriented Design ，OOD）和面向對象程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OOA），面向對象中包含：類、對象、封裝、繼承、多態等重要概念。
1.2Visual Basic（VB）
美國微軟公司1991年推出了Visual Basic（簡稱VB），VB是支持OOP的程序語言（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 OOPL），它支持類、對象、繼承、多態和消息通信等OO概念的機制。
1.3 S-T分析
S-T分析是一種采用圖形的方法直觀表現教學性格，對教學過程及其結構進行定量處理與評價的課堂結構分析。其主要特點是：將教學中的行為僅分為學生（以S表示）行為和教師（以T表示）行為兩類，減少教學過程中行為分類的模糊性，增加了客觀性。在教學過程中，T行為主要包括教師的講話行為和板書、演示等行為，S行為包括T行為以外的所有行為，包括了做筆記、思考、沉默、實驗等。
1.4 Rt和Ch圖
Rt和Ch分別表示教學過程中的T（教師）行為占有率和行為轉換率。占有率Rt表示教學過程中T行為所占有的比例。行為轉換率Ch表示在教學過程中T行為與S（學生）行為之間的相互轉換次數與總行為的采樣數之比。假設教學過程中，行為的采樣數為N，其中T行為數為，S的行為數，則有：
通過課堂上記錄的學生行為（S）和教師行為（T）總數，計算出學生行為的占有率Rs、教師行為的占有率Rt和師生行為轉換率Ch。如果該課堂的Ch≥0.4時，則該課堂互動模式為對話性，當Rt≥0.7時，則該課堂互動模式為講授型；當Rt≤0.3時，則該課堂互動模式為練習型；當Rt處于0.3與0.7之間，并且Ch
在上圖中，橫軸Rt表示教師的講授和演示，縱軸Ch表示教學中的對話性。
2研究方法
通過對《面象對象的VB程序設計》這門課程，選擇了兩個教學班級，對教學過程進行實際觀察，設定采樣的時間間隔為30秒，將每個采樣點的行為類型記錄在S-T數據記錄表，分別稱兩位授課老師為教師甲和教師乙，對兩個教學班級分別稱為：甲班和乙班，分別對應甲乙兩位教師所授課班級。
基于信息的收集，將教學模式用兩種方式來表示，一種是以S、T行為隨時間變化的S-T圖，一種是以表現教學性格的Rt-Ch圖。
然后再通過對兩個班級期末成績進行多維度分析，以尋找兩個不同教學班級在不同的教學模式下，對教學績效的影響。
3數據分析
本次選擇的兩位教師，教師甲為有過課堂教學經驗的教師，而教師乙是第一次上講臺，為去除學生的集團差異因素引起的誤差，特意在選擇對比班級的時候，選擇了兩個專業相近（均為文科專業一年級學生）的學生組成的班級，因此測試結果可以去除學生方面引起的誤差，另外理論課時、實踐課時，兩個班都是每周4個學時 ，教材由學校統一指定，教學內容完全一致。因此，教材、課時和學生方面對測試的結果影響基本可以消除。
3.1教師S-T實際記錄及教學模式分析
教師甲的S-T實際記錄表如圖1所示，S-T計劃圖、實測圖及Rt-Ch圖如2所示：
教師乙的S-T實際記錄表如圖3所示，S-T計劃圖、實測圖及Rt-Ch圖，如圖4所示：
從甲乙兩位教師的S-T圖，Rt-Ch圖，我們不難看出，兩位老師的占有率Rt值都比較高，占有率Rt值較高的原因，其實和這門課程有關，《面象對象VB程序設計》是一個內容多、實踐性強的課程，再加上本門課程抽象內容較多，要將抽象內容講述清楚，且要根據學生的理解程度，對教學進度進行控制，故而二位老師的占有率Rt值會偏高。
第6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年級；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評定量表；應付方式問卷
社會支持、應對方式作為生活事件與應激反應的中介變量，共同影響個體的心理應激和反應過程，也影響身心健康的癥狀表現。社會支持是指以個體(被支持者)為核心，由個體和他人(支持者)通過支持所構成的人際交往系統，應對是個體面對壓力時為減輕其負面影響而作出的認知和行為的努力過程。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對某個特定人群的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及其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結果證明個體社會支持狀況與應對策略存在顯著的相關。
大學階段是生理心理發育及適應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心理沖突和壓力的高發時期，因此大學生常被作為研究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對象，只是以往的研究多從性別、生源地、專業等角度進行比較，對年級差異的探討相對較少。研究證明不同年級大學生的壓力特點存在顯著差異，心理健康狀況也存在顯著差異，這意味著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特點的年級差異將具有重要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取方便取樣的方法，選取重慶市3所高校(重慶大學、西南大學、重慶師范學院)大一至大四年級的本科生，發放問卷400份，獲得有效問卷379份，有效率為94.75％。其中，男生122人，女生157人；大一111人。大二93人，大三95人，大四80人。
1.2 方法
1.2.1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 該量表共有10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2、6、7題)，主觀支持(1、3、4、5題)和支持的利用度(8、9、10)3個維度。本研究考慮到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對量表中的一些項目進行了修訂；第4題中的“同事”改為“同學”第5題刪去“兒女”一項；第6、7題中的“配偶”分別改成“戀人”，并且均加入“教師支持”一項。已有研究表明修訂后的量表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
1.2.2 應對方式問卷 該量表共62個題目，包括解決問題、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種應對方式。
1.3 統計學處理 全部數據輸入SPSS 11.0統計并進行統計分析，方法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t檢驗和單因素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差異分析 見表1。
表1顯示，不同年級學生獲得的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以及總分支持存在顯著差異(P＜0.01)，但主觀支持差異不顯著。
2.2 不同年級大學生應對方式差異分析 見表2。
表2顯示，不同年級學生的應對方式在自責、幻想、退避、合理化4個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或P＜0.01)，在問題解決、求助兩個方面的差異不顯著。
2.3 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兩兩分析比較見表3。
表3顯示，在客觀支持方面，大二的均值顯著低于其它年級(P＜0.01)，大三也顯著低于大四(P＜0.05)，這說明大四、大一獲得的客觀支持顯著高于大二大三；在支持利用度方面，各年級兩兩比較的結果均存在顯著性差異(P＜0.01或P＜0.05)，這說明大一學生支持利用度最高，其后依次是大二、大三、大四；在總分支持方面，大一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二、大三(p＜0.01)，大四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二(P＜0.05)，說明大一、大四獲得的總支持顯著高于大二、大三；大二學生自責應對均值相對于其它年級都高，具有顯著意義(P＜0.01或P＜0.05)，大三學生的自責應對均值顯著高于大四(P＜0.05)；大一學生幻想應對方式的均值顯著高于高年級學生(三、四年級)(P＜0.01或P＜0.05)；大二學生退避應對方式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一、大四學生(P＜0.01或P＜0.05)，大二學生合理化應對方式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一、大四學生(P＜0.01)。
2.4 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相關研究 見表4。
表4顯示，在各年級水平上，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總分支持與解決問題的應對方式均呈正相關。其中，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總分支持與解決問題的相關系數均具有顯著意義(P＜0.05或P＜0.01)，而客觀支持與解決問題的相關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意義。社會支持各因子與求助應對的相關系數在4個年級水平上均具有顯著意義(P＜0.05或P＜0.01)，支持利用度與求助的相關程度均高于其它支持因子與求助的相關程度，且大一、大四年級的相關程度高于大二、大三。在各年級水平上，自責、幻想的應對方式與社會支持多呈無顯著意義的負相關，僅大一學生的幻想應對與社會支持呈無顯著意義的正相關，在大一和大四年級水平上，退避和客觀支持的相關系數具有顯著意義(P＜0.05)。與其它社會支持因子元顯著相關；合理化的應對與社會支持各因子在4個年級水平上均無顯著相關。
3 討論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級學生獲得的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以及總分支持存在顯著差異(P＜0.01)，但主觀支持差異不顯著，這說明年級也是影響社會支持的因素。大一和大四學生獲得的客觀支持以及總支持高于大二和大三，這與各年級的任務相關：大一學生面臨許多的適應問題，大四學生面臨畢業、就業、考研等重大事宜，因此相比而言這兩個年級更能獲、得外界的關注和支持；支持利用度隨年級升高而具有下降趨勢，這可能與自我意識、自立需要的發展相關，高年級學生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本研究還表明，不同年級學生的應對方式在自責、幻想、退避、合理化4個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或P＜0.01)?其中，大一學生中采用幻想應對方式的人多于高年級學生，大二、大三學生中采用自責、退避、合理化應對方式的人多于一、四年級學生。這可能與各年級所處時期以及各時期面臨的處境有關：大一年級學生社會化程度不高，依賴性強，心理承受力以及應對壓力的能力均不夠成熟，因此采用幻想應對的可能性更高，這與有關研究結果類似；大學二三年級是學業壓力增大、外界給予的關注減少的時期，加之正處于應對能力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過渡期，因此在面對壓力時心理更脆弱，更易采取些消極的應對方式(自責、退避、合理化)，許多研究都表明大學二、三年級是心理危機最為嚴重的時期。
本研究顯示，積極應對方式(解決問題、求助)與社會支持有高度的相關，顯示作為應激中介因素的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之間存在互動的關系，這和有關研究結果類似。需要指出的是，解決問題與客觀支持的相關性不顯著，卻與主觀支持的相關性程度最高，這說明大學生更重視支持的主觀感受，它更能促進成熟的應對的產生，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這一點。在求助與社會支持各因子的相關上，支持利用度與求助的相關程度均高于其它相關，且大一、大四年級的相關程度均高于大二、大三，這可能是因為一年級學生善于認識外界、四年級學生善于利用外界，從而增強了求助的可能性。大一學生采用幻想應對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的原因前面已經闡述過，這里不再贅述。另外，一、四年級學生退避應對方式與客觀支持呈顯著負相關，這也可能是因為外在較多的支持增強了支持的主觀感受。從而較多喚起個體積極應對的方式(如求助、解決問題)，這和前面的結果吻合。
第7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急性腦梗死；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丙二醛；腦心通膠囊
中圖分類號：R743.3 R289.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349（2012）01-0054-03
The Influence of Naoxintong Capsule on Serum VEGF and MDA Levels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He Jianming,Li Yurong,Wei Yingxiu,et alDepartment of Neurology,Liuzhou Municipal Liutie Central Hospital,Guangxi (Liuzhou 545007)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Naoxintong capsule on serum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in patients (p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ACI). Methods Sixty p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n=30) treated with Naoxintong capsule,and control group (n=30).Serum VEGF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double-antibody sandwich ELISA at 24 h,3 d,7 d,14 d.Serum MDA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spectrophotometer at the same time.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 were studi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14 d.Results The levels of VEGF in pts with AC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group (P
Key words: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malondialdehyde;Naoxintong capsule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由兩個亞基間通過二硫鍵連接形成的同源二聚體糖蛋白，其具有促進血管生成、增加血管滲透性、保護神經細胞、促進內皮細胞增殖等四大生物學特性，在血管發生和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調控作用。有研究表明，VEGF在急性腦卒中早期直接參與腦水腫形成的作用［1］。丙二醛(MDA)是反映氧自由基水平的主要觀察指標，其含量水平與腦梗死患者腦損傷的程度密切相關［2］。目前關于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VEGF與自由基之間關系的研究尚不多見，故本研究通過對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VEGF和MDA水平的動態觀察，探討它們在缺血性腦血管病中的作用及腦心通膠囊干預治療對其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09年11月―2010年4月來我院神經內科住院的急性腦梗死患者60例，發病時間不超過24 h。診斷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訂的《各類腦血管病診斷標準》,并經頭顱CT或MRI證實。所有病例均排除嚴重感染，腫瘤，慢性心、肝、腎功能不全及昏迷者。男40例,女20例，年齡51歲～80歲（63.5歲±4.17歲）。按照2000年全國腦血管病專題研討會腦卒中分型分期，按梗死灶的最大直徑，再分為大面積梗死(>5 cm)18例，中面積梗死(3 cm～5 cm)23例，小面積梗死(1.6 cm～3 cm)19例。按中國卒中量表（CCS）評分分為
3型：輕型20例、中型23例和重型17例。60例急性腦梗死患者為腦梗死組，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30例。兩組患者梗死的部位、面積及神經功能評分等差異無統計意義(P>0.05)。另設健康組60名，男35名，女25名，年齡53歲～77歲(64.6±4.24歲)。健康組與腦梗死組年齡、性別分布經齊同性檢驗后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抗凝、抗栓及營養神經等治療，并配合對癥處理。治療組在此基礎上給予腦心通膠囊(咸陽步長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療程均為14 d。
1.3 標本采集及處理 腦梗死患者分別在發病或入組后的1 d、3 d、7 d、14 d各采血1次，均采晨間空腹肘靜脈血，靜置30 min，3 000 r/min離心10 min，收集血清，-20 ℃保存。采用雙抗體夾心ELISA法測定VEGF(試劑盒購自深圳晶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血清MDA水平測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測定(試劑盒購自南京聚力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軟件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同組變量間的關系常用Spearman相關分析，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
2 結 果
2.1 腦梗死組與健康組VEGF水平比較 腦梗死組4個時間點VEGF水平明顯高于健康組(P
2.2 腦梗死組與健康組MDA水平比較 腦梗死組發病1 d、3 d，MDA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P
2.3 梗死灶大小與VEGF、MDA水平之間的關系 發病3 d、14 d，患者血清VEGF水平隨著梗死面積增大而升高，檢測結果大面積梗死組與中面積梗死組明顯高于小面積梗死組，兩者與小面積梗死組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P
2.4 病情嚴重程度與VEGF、MDA水平之間的關系 發病3 d、14 d，腦梗死患者血清VEGF水平隨著病情嚴重程度而呈升高趨勢，檢測結果重型組與中型組明顯高于輕型組(P
2.5 治療組與對照組VEGF、MDA水平比較 治療組經腦心通膠囊干預治療后患者血清VEGF一直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其中第3、7、14天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詳見表5。
3 討 論
VEGF又稱血管通透因子，是由兩個亞基間通過二硫鍵連接形成的同源二聚體糖蛋白，其主要生物學作用就是誘導內皮細胞的增殖，促進血管形成，促進側支循環建立，改善腦缺血缺氧［3］。在正常情況下，腦內無VEGF表達，而當腦缺血發生后，低氧作為一種信號直接激活VEGF／VEGF受體(VEGFR)系統，誘導VEGF的表達增高，作用于血管內皮細胞的特異受體，誘導內皮細胞增殖，促進血管形成［4，5］。在腦梗死發生早期，VECF在維持和恢復內皮細胞的完整性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后期VEGF是高度特異的血管內皮細胞有絲分裂劑，通過刺激缺氧組織建立有效的側支循環或恢復內皮的完整性，可促使血管內皮再生，抑制血管內膜增厚，防止再狹窄，減輕缺血再灌注損傷。本研究發現，腦梗死組血清VEGF水平明顯高于健康組，而且腦梗死急性期的兩周內VEGF變化隨著病程呈動態變化過程。患者血清VEGF濃度呈高表達，從第1天至第7天為上升趨勢，以第7天為最高，第14天開始回降，這表明VEGF對缺氧因素的反應，存在負反饋機制。在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腦血流減少，迅速上調VEGF表達，促進缺血半暗帶腦血管新生，隨側支循環的建立，腦血供得到改善，VEGF的產生逐漸減少。
自由基在腦缺血缺氧損傷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MDA作為氧自由基與生物膜不飽和脂肪酸發生脂質過氧化反應的代謝產物，其含量的變化間接地反映了組織中氧化自由基含量的變化，通過測定MDA含量可以估計腦組織中氧自由基水平和脂質過氧化反應的強弱，對研究腦組織缺血再灌注損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發現，腦梗死患者發病24 h內及第3天，MDA水平明顯異常，但在第7天及第14天已逐漸恢復正常。
VEGF和自由基MDA在缺血性腦卒中急性期都有參與腦水腫作用［2，6］。VEGF是通過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直接破壞了血腦屏障的完整性,形成腦水腫的，而MDA主要通過攻擊腦內細胞膜磷脂中多聚不飽和脂肪酸和脂肪酸不飽和雙鍵，直接造成細胞損傷發生腦水腫［6,7］。本研究結果表明，腦梗死患者發病急性期(第3天)及恢復期的第2周，患者血清VEGF水平與梗死面積及病情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相關性，即隨著梗死面積越大、病情越重，VEGF水平越高；而MDA水平只有在發病第3天才與梗死面積及病情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相關性。VEGF、MDA都共同參與了腦梗死急性期血管病理損傷過程，但是它們的損傷機制有所不同。VEGF水平與患者預后密切相關［8］。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腦梗死患者急性期經腦心通膠囊干預治療后，血清VEGF能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3 d～14 d各時間段VEGF水平均高于對照組，而兩組MDA濃度無變換。另外，治療組的神經功能評分較對照組明顯改善(P
VEGF、MDA在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中變化有一定規律，都在腦梗死的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動態檢測VEGF及MDA水平對臨床判斷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具有指導意義。VEGF較MDA更適作為評估急性腦卒中患者病情輕重和預后的客觀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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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免疫系統;清睪酮;皮質醇;大負荷游泳訓練
中圖分類號:G80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3612(2009)05-0053-03
A Research on Heavy Load Swim Train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Rats' Immune System andSerum Testosterone and Cortisol
LI Qiongzhi, LIU Xiangmei
(The Physical Department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Hunan China)
Abstract: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suc h as immune system, serum testosterone and corisol of rats after heavy load swimtrai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is found that:1) the degrees ofresponse of immune index, testosterone and the indexes of cortisol are not at t he same level. It should have integrative measurement on the indexes to evaluatethe function for the limit of few indexes.2)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se in dex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atio of T/C can reflect the degree of immune functi on before heavy load swim training or after midload swim training. Although itcan be the measurement index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immune function, it's notwork after heavy load training, but the immune index works.
Key words: immune system; serum testosterone; cortisol; heavy load swimtraining
血清睪酮和皮質醇作為加速體內蛋白質合成與分解的兩種激素,其生化指標在機能評定中已 經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而且大負荷訓練對血清睪酮和皮質醇水平的影響,也已受到了運 動生理學界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關于免疫系統和功能在運動中的變化也有較多的報道[1,2]。但血清睪酮和皮質醇與免疫系統和功能之間的關系以及咱運動中的變化卻很少 深入 進行研究。本實驗旨在通過對大鼠進行大負荷游泳訓練,觀察大負荷運動前后免疫指標以及 血清睪酮和皮質醇的變化,探討血清睪酮和皮質醇與免疫系統和功能之間的關系,從而為尋 求機體功能評定指標提供更為科學的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動物及分組 健康雄性Wister大鼠(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提供)20只,3月齡,體重150～18 0 g。標準嚙齒類飼料喂養,自由飲水、活動。室溫(20±2)℃,濕度45%±10%,每日光照14h。動物適應環境3 d,記錄體重。
1.2 運動方案圓形游泳池,內徑50 cm,水深60 cm,水溫(30±1)℃。訓練組大鼠適應性游泳訓練3 d后開 始 正式訓練。前2周每天游泳1次,第一次正式游泳訓練時間為30 min,以后每天增加5 min。 后2周每天游泳1次,每次通過負重和延長游泳時間令動物達到力竭狀態,即游泳動作失調、 水淹沒鼻尖、身體下沉后再浮出水面的時間超過10 s,并連續3次,被提出水后,頭不能抬 起,放于桌面上不掙扎逃跑。
1.3 實驗儀器RT1904C半自動生化分析儀:美國雷杜公司生 產。
RT-2100C酶標儀:美國雷杜公司生產。
1.4 觀測指標及測試方法
1.4.1 免疫指標免疫球蛋白A、G、M采用快速免疫比濁法,試劑 盒由上海復星醫學有限公司提供。
1.4.2 內分泌指標睪酮及皮質醇采用酶聯競爭法,試劑盒由德 國DRG儀器公司提供。
1.5 標本采集與處理大負荷訓練前以及大負荷訓練4周后進 行抽血測試。抽血時間均在上午8～9點,大鼠處于空腹清醒狀態,于安靜無菌條件下抽取耳 垂靜脈血0.5 mL。獲得標本后,即刻離心10 min,分 離血清備用。
1.6 實驗資料的統計學處理所有數據均以x±s表示,經SPSS13.0統計軟件處理,顯著性水平取P
2 結 果
2.1 大負荷訓練后指標的測試結果
2.1.1 免疫球蛋白
大負荷訓練后,血清IgA、IgG、IgM均呈下降趨勢,其中IgA、IgM與賽前值相比有顯著性差 異(P
2.1.2 睪酮、皮質醇在整個觀察期內,T、C和T/C的值在大負荷 訓練前后均有明顯差異(P
2.2 大負荷訓練前后免疫系統與睪酮、皮質醇之間的關系分析 大負荷訓練前IgA、IgM與T/C顯著正相關(如圖1、圖2),但大負荷訓練后免疫系統與T /C無顯著相關性。
3 分析與討論
3.1 免疫系統的變化 免疫球蛋白是B細胞在抗原刺激下活化增殖并分化為成熟的漿細胞所分泌的具有抗體活性的 糖蛋白分子,除直接對抗相應的病原微生物和毒素外,還能誘發其他各種功能,如補體活化 、吞噬作用等。免疫球蛋白是主要的體液免疫物質成分,它的增高、降低與疲勞、疾病和營 養狀況都有一定的關系。
一般認為,運動能提高機體的免疫能力。但運動對免疫球蛋白的影響,各種報道的結論并不 一致。許多研究表明,低強度的運動有益于免疫機能的提高和改善,但高強度的運動則會引 起免疫機能的損害和降低。在運動對免疫球蛋白影響研究中,Verde[3]等研究表明 ,大強度 運動后,血清IgA、IgM大幅減少;Gleeson[4]在12周訓練期間對優秀游泳運動員的 組織免疫 、體液免疫分布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在訓練后唾液IgA、IgM有很多下降,IgG沒有顯著變化 ;Mgcknnon[5]對14名游泳運動員的免疫系統進行跟蹤研究發現,過度訓練之后運 動員唾液 IgA濃度顯著降低。Nieman[6]等研究表明,劇烈運動無論是短時間最大強度,還是 長時間最 大強度,均能使免疫球蛋白發生顯著變化。張達[7]則認為,急性大負荷訓練后即 刻進行測 試,IgG、IgA值均有明顯的下降,并有顯著性差異,IgM有所下降,但是不顯著。在本實驗 中,大鼠在大負荷訓練后,免疫球蛋白IgG和IgA、IgM都呈現出了隨著訓練負荷的增加而下 降的特點。分析認為,之所以IgM、IgG、IgA運動后均下降,是劇烈運動使機體內包括蛋白 質在內的能源物質大量消耗,而作為存在于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屬于蛋白質的一種。其中 IgA、IgM顯著下降,而IgG則沒有顯著變化。這一結果與Gleeson的觀點基本一致,與張達報 道則存在一定差距,同時IgA、IgM的變化與Verde等人的文獻報道相一致。IgG的下降并不顯 著,表明大運動量訓練并沒有對IgG造成顯著影響。提示大負荷訓練可以造成免疫球蛋白IgA 、IgM的減少,使免疫功能下降。
3.2 睪酮、皮質醇的變化 T是體內主要的促合成代謝激素之一,它除了維持雄性和副性特征外,可促進蛋白質 合成,使肌肉壯大,刺激紅細胞生成,增加免疫能力和抗感染能力,維持雄性攻擊意識, T、C都是目前機能評定中應用成熟的敏感指標。C是腎上腺皮質分泌的異化激素,它能抑制 蛋白質的分解代謝,運動后應盡快降至基礎值范圍,以免能源過度消耗[8]。因此 ,運動后 恢復期,C水平持續較高,是身體機能狀態下降的表現[9]。本研究中,C于大運動 量訓練后顯著升高(P
3.3 不同訓練周期后免疫系統與各血液生化指標的關系 免疫系統不僅是一個自主防御系統,同時也是機體唯一能感受細菌、病毒、腫瘤和其他抗原 物質的感覺器官,而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卻感覺不到這種刺激。免疫細胞對這些抗原物質的 刺激識別后,即以肽類激素和細胞因子的形式,傳遞信息到神經內分泌系統,進行整體性調 控[10],而內分泌系統則通過自身分泌激素和接受神經調節信息兩方面,對免疫系 統進行調控,以確保在各種應激下各大系統之間的協調統一和內環境的相對穩定。
在運動訓練監控中,T/C比值可用來反映體內合成代謝和分解代謝的平衡狀態,是目前較公 認的評定和監測過度訓練、消除疲勞狀況的靈敏指標。大負荷訓練之前,T/C與IgA、IgM高 度正相關(圖1、圖2);大負荷訓練之后,T/C與各免疫指標均無顯著相關性。分析認為, 機體在長期的劇烈運動應激下,神經內分泌系統對免疫系統的功能抑制太深,免疫系統只能 通過白細胞介素等信息分子對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進行反調控,機體處于免疫力下降的 機能下降期,大負荷訓練前中等運動量應激則使免疫系統和內分泌系統充分發揮了互調作用 ,有效地維持了機體內環境的平衡穩定,有助于機體盡快恢復。因此,在大負荷訓練前,T/ C比值不僅是過度訓練、疲勞狀況的檢測指標,而且也是免疫系統功能的評價指標。
對于血清睪酮和皮質醇與免疫系統和功能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運動中的變化盡管目前很少深入 進行研究,但已有學者注意到兩者之間的關系。匡晶[11]等學者在研究摔跤運動員 冬訓大負 荷訓練期間若干生化及免疫指標的監測時發現,冬訓大負荷訓練期摔跤運動員免疫功能顯著 下降,是與皮質醇處于較高水平同時存在,但他認為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還有待于 進一步證實。本實驗通過研究驗證兩者之間的關系,認為兩者之間的變化存在一定的必然聯 系。因此T/C比值可以在大運動量訓練周期前或中等負荷訓練后作為免疫系統功能的評價指 標。
4 小 結
從各指標的變化規律來看,大運動量訓練周期前或中等負荷訓練后,T/C比值能夠反映出機 體的免疫水平,因此,可用T/C比值作為機體免疫水平的衡量指標。但大負荷訓練之后,T/C 比值無法再反映機體的免疫水平,則必須測定免疫指標來評定免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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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學齡前兒童；錯頜畸形；不良口腔習慣；口腔檢查
[中圖分類號] R78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7）13-0075-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or oral habits and malocclu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480 preschool children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August 2016 were selected， with 236 children with malocclusion. Relevant data were collected in all children， and oral diagnosis was carried out for all children， including visual examination， inquiry and oral examination， etc. Our medical staff observed whether the poor oral habits occurred in the children under the natural conditions， communicated with their parents effectively to determine contents of poor oral habits， and carried out an adequate oral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ere malocclusion and types of malocclusion， etc. Results Among the 480 preschool children， there were 236 children with malocclusion， and the incidence rate was 49.17%. All the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observed， and there were 204 children without malocclusion or poor oral habits， and 40 children with poor oral habits. There were 81 children with malocclusion but without poor oral habits， and 155 children with poor oral habits. The proportion of malocclusion children with poor oral habi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hildren without malocclusion butt with poor oral habi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Malocclusion； Poor oral habits； Oral examinations
隨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兒童口腔保健問題開始受到重視，兒童錯頜畸形是兒童口腔常見疾病。本病是指兒童在生長發育的過程中由于先天遺傳因素或者由于后天習慣、環境等多重因素導致兒童牙齒、頜骨、顱面出現的畸形[1，2]，由于畸變錯位的頜骨會對兒童牙體生長以及頜骨結構的生長造成嚴重影響，還可能會出現牙齒釉質脫礦、齲齒、牙齦炎等諸多并發癥，甚至對兒童臉型及面部生長也造成嚴重影響，因此需要及時糾正和治療[3]。越來越多的研究[4]發現小兒口腔不良習慣是導致錯頜畸形發生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小兒口腔不良習慣與錯頜畸形發生的相關性，指導家長監督及預防小兒不良口腔習慣可能成為有效控制錯頜畸形發生的主要手段[5]。本文對2014年4月～2016年8月于我院口腔科就診的480例學齡前兒童進行相關分析檢測，旨在探討學齡前兒童不良口腔習慣與錯頜畸形的相關性，為臨床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4月～2016年8月于我院口腔科就診的480例學齡前兒童，其中男262例，女218例，患兒年齡3～6歲，平均（4.7±1.7）歲。其中錯頜畸形的學齡前兒童236例，男128例，女108例，患兒年齡3～6歲，平均（4.5±1.3）歲。本研究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并經患者家屬知情簽署同意書。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1.2.1納入標準[6] 兒童乳牙列均發育較為完整，既往無顱部及頜面部疾病史，無牙齒畸形史，無咬合誘導治療史，兒童及家屬能夠配合醫生護士完成口腔檢查，恒切牙和第一恒磨牙]有萌出。
1.2.2 排除標準[7] 乳牙列發育不完整，兒童及家屬無法配合醫護人員完成口腔檢查，存在牙齒畸形或咬合誘導治療史，合并顱頜面部疾病史，合并免疫系統或血液系統疾病，合并精神類疾病。
1.3調查方法與觀察指標
收集所有兒童的相關資料，包括年齡、性別等，對所有兒童進行口腔方面診斷，包括視診、問診及口腔檢查等。受檢兒童需安靜狀態一段時間，由我科醫務人員觀察兒童在自然狀態下是否發生不良口腔習慣，對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與其父母進行有效溝通，對未發現口腔不良習慣的兒童也需與其家屬進行溝通，確定兒童不良口腔習慣，包括如舔舌、吮唇、吮指、咬物、單側咀嚼、睡覺磨牙，確定不良習慣的開始時間、持續時間、頻度以及強度等，并進行充分的口腔檢查確定其有無錯頜畸形、錯頜畸形類型等，檢查內容包括探查兒童顱面的形態對稱度、側面外觀輪廓、唇舌的咬合位置、形態位置、髁狀突位置、牙合與頜位、是否合并關節雜音、關節區的疼痛和畸形下頜運動等情況[8]。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SSPS17.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或構成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學齡前兒童錯頜畸形發生率及不良口腔習慣發生率比較
480例學齡前兒童中，存在236例錯頜畸形兒童，發生率為49.17%。觀察所有學齡前兒童，無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204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40例，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81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155例，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顯著高于無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 學齡前兒童常見錯頜畸形類型構成比
236 例錯頜畸形兒童中，主要錯頜畸形類型為反頜40例，深覆頜21例，牙齒排列不齊96例，開頜12例，頜前突39例，鎖頜19例及其他類型9例，見表2。
2.3 所有學齡前兒童不良口腔習慣類型與錯頜畸形發生情況
所有學齡前兒童不良口腔習慣最易造成牙齒排列不齊、反頜及頜前突，牙齒排列不齊、反頜伴有不良口腔習慣比例相對更高。見表3。
3討論
小兒常伴有多種形式的不良口腔習慣，臨床多見習慣性吮指、吮唇、吐弄舌、咀嚼硬物、單側咀嚼等。調查顯示[9]90%以上的兒童都有吮指行為，吮指可源于嬰幼兒時期的神經反射，嬰幼兒3～4個月齡時更為多見，并可持續至3歲左右，而生長到6歲左右，行為開始逐漸消失[10，11]，因此學齡期兒童極有可能仍保留該習慣，而吮指是導致明顯錯頜畸形發生的不良因素之一[12]。吮指時手指可位于上下前牙間，長期可阻止前牙的萌出，后牙過度萌出，小兒可出現開頜畸形[11]。任何的吮吸均可引起頰肌過度用于牙弓，因此引起牙弓狹窄，有可能出現單側或雙側后牙反頜。長時間咬唇有可能引起下頜過度前伸，如長時間習慣性咬下唇會導致上頜前牙間隙增寬，因此下前牙所受到的內收力超過外展力，導致內移，進而出現上下頜前牙的深覆蓋[13，14]。小兒吐弄舌主要是舔舐牙齒，因此未被舔舐部位的牙齒會逐漸過度伸長，局部牙齒受到多余外力，最終形成開頜及牙齒向外傾斜。偏側咀嚼不良習慣多由于一側乳磨牙或恒牙出現嚴重齲齒、大面積缺損或缺失，一側不具備正常的咬合關系，不得不進行單側咀嚼，最終往往導致下頜偏向咀嚼側，最終破壞兩側面部的對稱性。咬物習慣會導致局部牙齒受力不均勻，最終形成開頜[15，16]。
本研究可見，480例學齡前兒童中，存在236例錯頜畸形兒童，發生率為49.17%。觀察所有學齡前兒童，無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204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40例，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81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155例，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顯著高于無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從兒童發育的生理特征看，利用兒童生長發育特點進行早期矯治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及時機。學齡前兒童處于牙列、牙合、頜面部骨骼以及肌肉生長活躍的時期[17，18]，此時兒童顱面牙合生長速度快、變化大，組織細胞處于高度代謝活躍狀態，因此牙周組織及頜骨的可塑性大，對矯治的反應較成年人更好，并且小兒的適應性強，改建更快。選擇采用合理的矯正方式并利用兒童生長的潛力進行矯治，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長時間存在口腔不良習慣的學齡前兒童需要在乳牙列、混合牙列早期進行矯治，口腔不良習慣的矯治器可根據兒童不良口腔習慣設計實現，如矯治口呼吸的前庭盾、矯治咬指的手指套、矯治伸舌習慣的腭刺或舌欄、矯治咬唇的唇檔等。隨著目前矯治技術的發展，臨床存在多種在乳牙列、混合牙列期對兒童進行綜合性預防矯治不良習慣的活動矯治器，具有易被患兒接受、舒適、可誘導患兒替牙期有牙萌出的功能，因此在學齡前兒童臨床不良習慣的矯治上有很好的作用[19]。兒童早期肌功能訓練與錯頜畸形預防矯治中主要包括對小兒口腔肌功能訓練主要內容，體現在誘導兒童恒牙萌出及牙槽骨，以及對上下頜的主要調控，設計理念以咬合發育管理理念中早期性及功能性的特點，對某些特定錯頜畸形的發生可起到早期預防阻斷的效果。作為一種較新的錯頜畸形預防矯治方法體系，其已經逐漸成為小兒“咬合發育管理”治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逐漸被口腔科專業醫師所重視。
綜上所述，學齡前具有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錯頜畸形發生率較高，主要錯頜畸形類型為反頜、深覆頜、牙齒排列不齊等，應提醒家長重視，及時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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