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活動策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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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茶文化活動策劃范文

[關鍵詞] 文化差異；國際商務活動；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 F27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12-0056-03

[作者簡介] 汪清囡，江西財經大學英語系講師，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為跨文化交際和雙語教學。(江西 南昌 330013)

國際商務活動既是一種經濟活動，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活動。中國商務人員要在國外尋求市場、供應商、合作伙伴、建立附屬公司或合資企業，需要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語言的商人進行商務往來，很有必要精心研究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活動帶來的影響，并采取相應的對策，使我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過程中，不僅適應國際商務活動主體之間的經濟環境，更能適應相互之間的文化環境，并且取得競爭優勢和獲得國際經營活動主動權。

一、影響國際商務活動的文化因素

(一)時間觀念

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時間觀念。如北美文化的時間觀念很強，對美國人來說時間就是金錢；而亞洲和拉丁美洲文化的時間觀念則較弱，在他們看來，時間應當是被享用的。愛德華?霍爾把時間觀分為兩類：直線型時間觀(Monochronic)和循環的時間觀(Polychronic)，前者強調“專時專用”和“速度”， 北美人、瑞士人、德國人等具有此類特點； 后者則強調“一時多用”， 人們可以有寬松的時刻表和信息反饋的延期，亞洲和拉丁美洲文化具有此類特點。在經貿談判中同樣反映出人們在時間觀念上的區別，導致不同談判者的談判風格和談判方式各異。美國是直線型時間觀的典型。美國人具有強烈的現代競爭意識， 追求速度和效益， 這就造就了美國商人雷厲風行的商業作風。他們會在各個環節盡量縮短談判時間， 力爭使每一場談判都能速戰速決。對他們來說，要衡量一個談判的進程如何，就是看解決了多少小問題。而中國人的時間觀是循環往復的，中方會用長遠的眼光和系統的方法，在廣泛的范圍內綜合分析議題和衡量議題的重要程度，并且希望能夠充分了解議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通常比較注重合作的促成而對完成談判的時間長短不會有非常嚴格的限制， 不愿將整個談判割裂成一個個單獨的議題去分別進行討論。對中方來說，同時討論幾個議題是正常的，他們不會嚴格遵守議程，可能會將美方認為已經解決了的議題重新提出來討論。加上中方通常期望建立長久合作關系，有相當多的時間要花在了解對方的相關信息、宴請、娛樂、游覽上，因此，談判持續的時間會比美方預料的要長。

(二)空間觀念

一種文化的空間觀念，不僅包括人們之間的空間距離，也涉及其心理距離。可分為“隱秘”、“公開”與“半公開”三種情況。

西方人一般有很強的空間領域感( senseof spatialterrito-ry) 和個人秘密感( Privacy) 。由于這兩種需求，他們經常用墻、門及甲板把個人工作或生活的地域劃分開。美國人在工作時，如果辦公室的門敞開著，表明愿意與外界溝通，開放程度較高；反之，當門關著的時候，則表明主人此時不愿受外界干擾，因此，此時仍然毫無顧及地走進去與其交談，無疑將會招致主人的不滿。空間對西方人來說也是一種不可隨意侵犯的財產。因此，晚上九點以后，除非是商務緊急事件，一般不要通電話；在西方人家里做客時，決不可因為好奇心向主人提出參觀臥室的要求，否則就會被認為無禮。中國人由于其歷史的原因一般具有共享地域空間的傳統。在空間觀念方面，中國人采取的是“不即不離”的“半公開”。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有那么多的個人隱私。一些屬于美國文化隱私范疇的事情，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公開性”，他們往往受到社會、他人的關切。人們不經允許涉足他人的生活領域，不僅不為忤，反而是天經地義，是關系密切、相互關心的表示。類似“你多大了？”“結婚沒有？”“上哪兒去？”等話語會使人感到溫暖、安全，人情味十足，絕無多事之嫌，這種社會關心是和諧人際關系的必要機制。而對歷來以注重隱私著稱于世界的美國人來說，這種社會關心則被視作對隱私的侵犯。與空間觀直接相連的是會話距離。在涉外商務交往中，與來自不同文化國家的人應保持一定的交往距離，使雙方感到舒服。多數講英語的人在交談時不喜歡人們離得太近，總要保持一定距離。英語國家的人認為中國人交談時體距過近。其實，中國人同性間交談體距較近，異性間交談體距較遠。中英交往中，中國女性常常感到英語國家男子與異談時體距過近。

(三)平等觀念

西方社會經歷了爭取平等自由權力的資產階級革命， 平等意識深入人心。在商務活動中， 英美等國奉行平等主義價值觀， 堅持公平合理的原則， 認為雙方進行交易， 無論哪一方都要有利可圖。在情況的介紹方式上， 西方人使用具體的方式， 特別喜歡用數據說話。美國人雖然注重實際利益， 但一般不漫天要價，報價和提出的條件比較客觀。在買賣關系上， 美國賣方往往將買方更多地視為地位相等的人， 對利潤的劃分相對而言較日本人公平。許多美國經理認為， 利潤劃分的公平性似乎比利潤的多少更為重要。而東方人受等級意識的影響較深， 表現在商業活動中的平等方面就不如美國和其他西方人。如日本人， 善于做大蛋糕， 但劃分蛋糕的方式卻不怎么公平。在日本， 顧客被看作上帝， 賣方往往會順從買方的需要和欲望， 因此， 對利潤的分配較為有利于買方。

目前，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 中國經營者的觀念意識往往具有西方早期市場經濟的特點， 在商務談判中往往采取“單贏”策略， 涉及經濟利益時， 較多地考慮己方的利益， 而不太關注對方的利益。而發達國家的市場體制則相當成熟， 所以，西方談判者更多地采用“雙贏”策略， 基本上能考慮雙方的實際利益。

(四)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作為一種長期的文化積淀， 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如就東西方文化而言， 兩者在思維方式上表現出各自的特點。其一， 東方文化重演繹推理， 習慣于從一般到個別， 即根據一般原理推出個別結論； 而西方文化重歸納推理， 習慣于從個別到一般， 即從許多個別事物的特征中找出這一類事物的共同本質。其二， 東方文化偏好綜合思維，即在思想上將各個對象的各個部分聯合為整體，將他的各種屬性、方面、聯系等結合起來； 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維， 即在思想上將一個完整的對象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方面。其三， 東方人注重統一，英美人注重對立。如中國哲學雖不否認對立，但比較強調統一方面，而西方人注重把一切事物分為兩個對立的方面。基于客觀存在的思維差異，不同文化的談判者呈現出決策上的差異，形成順序決策方法和通盤決策方法間的沖突。當面臨一項復雜的談判任務時，采用順序決策方法的西方文化特別是英美人喜歡從具體事物入手， 認為細節才是問題的本質， 如果他們認為在某一個問題上占有優勢， 可以獲得主動， 就會首先談判這個內容， 而在原則問題上比較寬松， 不受原則框架的限制。在他們的合同中， 各項條款的認定也比東方人細致明確。然而，采用通盤決策方法的東方文化則注重對所有的問題整體討論，不存在明顯的次序之分，在談判時首先要設定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框架，喜歡先談概括性的事項， 然后再制定談判的若干細節，往往把具體內容安排到最后的談判中解決， 認為這有利于以后的討價還價。一旦原則確定， 就會堅定不移， 寸步不讓， 而在具體細節的處理上， 則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

(五)人情和法制觀念．

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以什么作為處事的準則和指向，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是非常明顯的。西方人注重法律，注重契約的觀念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美國人在與中國人談判之前常常準備了詳細的法律文件， 在談判時也常常有律師參與。他們看到中方準備的文件常常感到像是一份提綱， 缺乏法律的嚴密性。中方則往往認為美方的文件過于繁復， 細節過多。中國文化習慣于避免從法律上考慮問題、解決問題，而是著重于從人情上尋求解決辦法。在中國，“人情至上”的觀念占據著人們的思想，一旦發生分歧或糾紛，首先想到如何贏得周圍輿論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在中國文化里有著極其特殊的內涵和意義。中國文化崇尚和諧，這種和諧一旦被打破，就不好再合作。 西方人則與此不同，他們對于糾紛的處置是借助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 西方許多個人和公司都聘請法律顧問和律師，遇有糾紛時則派上用場，由律師出面去處理。 一些在中國人看來要通過復雜的人際關系網去解決的糾紛，在西方人看來卻未必如此。這種差異在國際商務中經常造成相互溝通的困難，產生交流誤解，出現決策沖突。

僅以契約的文本為例，由于文化傳統的不同，對待契約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是契約文化，他們非常重視契約的精確性，也非常尊重契約的權威，契約一旦生效就會嚴格執行；可是在東方文化的傳統中，對文本是大而化之的，更注重的是信譽。根據對大量中西貿易合同糾紛的分析，中國合同與外國合同存在四個方面的明顯差異：一是對適用法律的詮釋，二是對訂立合同的要求，三是經濟合作項目是否需要政府批準的問題，四是重合同條款還是重政府或主管部門的紅頭文件或規章，而這些差異的背后實際是重法制還是重人情的差異。

二、跨文化背景下商務活動的策略

(一)樹立文化平等觀，克服民族中心論

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各自具體的客觀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都是由于其所處社會環境不同所致。不同的文化沒有也不可能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因而不能因為其他文化與自己的文化不同，就輕視其他民族的文化。跨文化溝通的目的是互相了解，互相汲取，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這才是跨文化溝通中應持有的正確態度。樹立文化平等觀，所要重點克服的是民族中心論。民族中心論的人們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場上，以自身所處的文化為中心，認為自己所屬文化是優越的，自己群體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是最理想的，而不同于自己文化的文化是低等或者下等的。 例如，在古代中國，把邊疆地區的民族稱作“東夷”，“西戎”，“南蠻”。德國人曾自認為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日本過去也曾有人稱朝鮮人是“吃大蒜的人”，而朝鮮過去則稱日本人為“侏儒”。這些都是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的表現。

(二)相互尊重，

在國際經貿與商務活動中，要達到跨文化溝通的目標，首先要學會尊重別人，真誠地對待別人。尊重別人，表現在對別人人格、信仰、價值觀、風俗習慣等文化差異的尊重，也包括對別人看法和利益關系的尊重。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對周圍的世界會有不同的看法，會有自己的行為方式。我們不要拿本國文化的道德標準去衡量異國文化中人們的行為方式，也不要將自己的觀點和行為方式強加給別人。尊重別人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溝通，在經濟貿易或商務合作等方面達成共識。事實上，由于合作雙方各自的文化差異和所代表利益的不同，要達到完全的共識有時是很難的。因此“共識”并不是要求合作雙方在一切見解、看法和理解等方面都完全趨同，而是要求合作者做到“求大同存小異”。是溝通的原則，共識的達成有時還需要合作各方的變通、妥協和讓步，把握各個溝通環節，采取相應溝通技巧。在國際經貿與商務環境下，跨文化溝通也涉及許多方面，從預約，打招呼，贈送禮物到商務談判，從經營，營銷到廣告傳播等各方面都是跨文化溝通的環節。針對各環節，應采取相應的溝通技巧，以達到最佳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三)既做好文化適應，又善于文化介入

在日益頻繁的國際經貿與商務活動中，跨國經營除了要遵守國際合作契約和交際禮儀外，首先應考慮的是如何適應當地文化，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經營者或合作者的心理，充分尊重和理解當地文化，將那種單一文化視野擴展成雙重或多重文化視野。做好文化適應是跨文化溝通順利開展的前提，也是雙方合作的保障。當然，跨文化溝通中的文化適應也并非是要全部的一味地遷就和適應，有時善于抓住機會，適當向對方滲透并介入自己的文化，也能達到溝通和讓當地人們接受別國文化和產品的目的，不過，進行文化滲透與介入時要格外慎重，要考慮到當地人們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或抗拒的程度，不同文化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緒，對于外來文化介入難免會有抵觸。跨國經營者對東道國文化的某些方面，如語言，風俗習慣，國家或地方利益等抵觸情緒較大的方面，應采取學習和適應的態度，而對一些抵觸情緒較小的領域，特別是消費者的購買方式、飲食方式和員工的工作方式等等，應通過介入和引導，逐步使之朝著有利于本企業經營和貿易方面轉變，在這方面， 美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等企業經營就是成功的范例。這些企業在中國經營西式快餐獲得巨大利潤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在取得投資成功的同時也滲透并介入了本國文化。

三、結束語

文化差異是一種客觀存在，是歷史上形成的東西，無所謂先進和落后。國外企業來到中國開展商務活動需要本土

化，中國企業進軍全球市場也要國際化。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活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 要想取得經營的成功， 很重要的一條是能在跨文化環境下靈活地面對異域文化因素的影響， 無論是適應對方的文化還是對它進行變革，都需要在經營活動中形成一種新的工作方式。這樣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跨國經營， 從而達到向國外市場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投資戰略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王玉平． 影響國際商務活動的文化因素[J]． 大連民族學院學報， 2001，(9)．

第2篇：茶文化活動策劃范文

據主辦單位介紹，本次“中國·紹興文化周”以“讓上海更了解紹興，讓紹興更走近上海”為主題，集中展示紹興的文化精品，匯集紹興的名優新特農產品，利用紹興建筑、旅游業的影響，以展覽、展演、展銷、洽談等形式，充分展示紹興深厚的歷史文化、杰出的名人群體和良好的經濟基礎，進一步提高紹興知名度和影響力。整個文化周分為“文化活動”和“經貿活動”兩大部分。其中“文化活動”包括戲曲展演、書法展覽、文化名品圖展、電視精品展播。經貿活動包括農副產品展銷、農業科技招商建筑業懇談會、旅游業懇談會。此次“中國·紹興文化周”活動的效果如何，我們可以看一下當地報紙《紹興日報》的說法：

整個上海灘彌漫著“紹興文化”氣息，紹興的橋、水、酒、戲曲及歷史名人，使前來參觀的上海人陶醉忘歸，贊嘆不已。紹興文化周展覽”充分體現了“文化切入，雅俗共賞”的布局精神。第一部分“文化名品圖片展覽”以圖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紹了紹興豐厚的歷史文化、人文文化和鄉土文化，不少人看完圖片展后就表示“有空一定要去紹興白相”；第二部分“翰墨淵藪”展出了歷代紹興書法名家的經典之作，其中“少兒書法作品展”部分令參觀者刮目，贊不絕口；第三部分是農副產品展銷，各種紹興的名優新特農產品讓參觀者既領略了鄉土風俗，又能滿載而歸。的侄曾孫蔡健國先生在看完展覽后說：“整個布局既有高雅文化，又有鄉土文化，豪華的展館里賣1元多一瓶的腐乳而并不顯得突兀，這就是紹興鄉土文化。”最能吸引人的展廳是充滿紹興鄉土味和民俗風味的農產品展廳，其中的咸亨酒店場景，讓不少上海人有既熟悉又新鮮的感覺，嚼一顆茴香豆，喝一口熱老酒，咽下一縷紹興風情。而霉豆腐、霉干菜等風味食品也不斷誘使上海市民打開錢袋。著名電影藝術家謝晉也參觀了“紹興文化周”的展覽，他在上虞的有關展點前對記者說，紹興的人文景觀并不輸杭州、蘇州，而獨特的民俗風情更讓人回味良久。要讓更多的人了解紹興，這種以文化為主題的宣傳形式效果不錯，另外還可以拍攝一些紀錄片，在上海的媒體中陸續播放，介紹一些紹興人文文化的淵源。一位從事過多次類似宣傳報道的上海臺記者說：“來上海作各種宣傳的省、市挺多，但拉出‘文化’大旗的還是頭一家。”[1]

從記者的介紹來看，“中國·紹興文化周”可謂非常成功，而它的成功可以說是完全以紹興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觀取勝。紹興這塊土地，僅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就孕育了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它所擁有的悠久歷史，這些都使它具有足夠的文化資本向外界展示其誘人的自然與人文魅力。在這里，我們要討論的不是這一文化策劃取得成功的奧妙，毋寧是“中國·紹興文化周”中權力話語的展示，正是這一系列的權力話語，將紹興本土的各種資源濃縮在一個有限的場景之中，構成一出社會戲劇。表面看來，在這出社會戲劇之中，扮演主角的是紹興地區的自然與文化資源，其實，當這些所有的自然與文化資源濃縮在一個有限的場景之中的時候，整個自然與文化資源就已經被徹底的戲劇化了，換言之，作為政治權力代表的地方政府在這一戲劇化的過程中，充當著導演者的身份，這些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只是實現政府政治意圖與經濟目的的木偶，在整個社會戲劇中，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展示依據的是程式化、儀式化的套路，文化資源的展示演化成了政治權力意圖的展示，在這一意義上而言，“中國·紹興文化周”實際上是一種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儀式。在“文化周”期間，促使文化資源實現意識形態功能轉換的恰恰是文化資源的空間位移，紹興的自然與文化資源以展覽、表演的方式展現在昔日十里洋場，今日改革開放最具活力的大上海，紹興市政府的這一文化策劃可謂意味深長。如果我們解構這一權力話語的展示過程，則可以發現，權力話語的展示實際上是通過一系列時間和空間的想象來完成的，在這一展示過程中，權力政治與資本之間的共謀，驅動著大眾觀看這場文化資源展示（權力話語展示）的欲望。

關于時間的想象，表現在將紹興的歷史發展脈絡實物化，在“文化名品圖片展”中，將代表紹興悠久文化歷史的古代文物一一展示，而所謂名人、名館、名舍、名景等的展示更將一個地域悠久的歷史與可視、可感的人文景觀聯系在一起，而當代文化的成就展示則向觀眾表明：在今天，這一悠久的文化燦爛依然，形成一幅流動的輝煌歷史畫軸。無論是現代史上的魯迅、、等歷史人物，還是古代歷史人物曾經流連駐足的名山勝水，它們象征的是一個地域的歷史流程，卻被現代的光電設備、包裝技術整合到一個空間之中，無非是為了論證紹興悠久的歷史以及鼎盛的人文，而論證的目的又是為了向觀眾展示“中國·紹興文化周”活動策劃的歷史與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說，紹興擁有足夠多的文化資本吸引外來者的眼光，使更多的外來資金注入紹興的經濟建設。關于紹興風土人情的介紹，特意將魯迅先生筆下的“咸亨酒店”以圖片的形式在“文化周”宣傳的互聯網網頁上予以展示，卻無須描述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關于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杰出思考與批判，在這里，思想已經被視聽時代的圖片形式過濾與化約了，歷史已經失去了其自身應有的厚重與深沉，在這種平面化的展示中，人們無須了解到歷史現象背后的真實存在，因為權力在這場歷史與文化展示的社會戲劇中，已經預設了歷史與文化的陪襯作用，真正支持著歷史與文化展示的是一種權力與經濟合謀的目的。在當下的文化境遇中，歷史往往不是被尊重的事實，反而是戲擬、反諷、不斷被“修正”的對象，一如所謂的歷史事實自身掩蓋了現象背后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當下的文化對于歷史的態度也同樣表明了人們運用歷史的潛在意識形態。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眾多的“人造節日”中看到這種對于歷史與文化的“非歷史化”的傾向，歷史與文化往往成了權力資本與經濟資本玩弄的對象。有鑒于此，我們可能更應該揭示的是這種歷史的生產方式是如何生產與再生產的？它又是如何從當下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錯綜復雜的語境中脫胎而出？它是如何被意識形態生產出來？又是如何參與到中國當下的新型意識形態的建構之中？[2]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中國·紹興文化周”的口號是“讓上海更了解紹興，讓紹興更走近上海”，而不采用人們常見的“讓世界了解紹興，讓紹興走向世界”的宣傳話語，這一口號表述的實際上是一種空間想象，即“紹興—上海—世界”的空間序列想象。其實，主辦單位對“文化周”命名盡管煞費苦心，“中國·紹興文化周”將主辦單位更廣闊的空間想象卻暴露無遺，當然，這是一種潛在的空間想象。在上海展示紹興的歷史與文化，紹興與上海的空間距離之近，稍有歷史與文化知識的上海人應該不會不知道紹興這個地方，如果主辦單位僅僅局限于上海的市場，沒有必要在紹興前面冠以“中國”二字。自從90年代以來，上海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心，舊上海的十里洋場浸著歐風美雨，引領數十年中國社會關于現代文明的想象，今日的上海灘又一次領導著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潮流，即便在計劃經濟時代，“上海貨”依然是工業文明的象征，自從近代以來，上海似乎從來沒有失去其作為東部中國中心的地位。現在，巨大的城市廣場、西式快餐的連鎖店、夜晚星河般閃爍的霓虹燈、國際化的城市建筑等等以其奢華而虛假的繁榮景象編織了一個現代化的迷夢，使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渴望獲得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滿足。上海擁有的現代文明的先進色彩，與周邊地區之間形成了先進/落后、現代/傳統之間的時間意義上的二元對立，無形之中獲得了地緣政治的意義，在廣大的東部地區，上海與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關系無疑是一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中心是現代化的象征，邊緣則是次發達或者待發展地區。另外，在邊緣地區看來，上海高度發達的城市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距離無疑要比邊緣地區小得多，在某種意義上，上海的城市文明拉近了邊緣地區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距離，因為，在大上海可以感受到全球化的氣息，經濟、文化、生活的潮流幾乎與世界同步。據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向往上海的城市文明，試圖開拓上海市場的努力，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則是全球化的想象。在上海展示紹興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名優特產，紹興以一種經濟弱者的姿態明顯地希望能夠得到上海——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的認同，它必須采取的策略只有在經濟強者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優勢，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文化強者的形象，以深邃的歷史感填補空間想象所帶來的距離，以此更靠近現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希望能夠納入由上海引領潮流的經濟秩序之中，進而通過上海邁上經濟全球化的道路，用一句俗語形容，就是“借船出海”，用國家話語表述則是“與世界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