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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點:中國傳統文化有綿延數千年獨立、封閉發展的過程,對外來文
化具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排拒性,很難容納外來文化的滲入。筆者認為這
種看法是失之偏頻的。作為一種古老悠久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
確具有保守和封閉的一面,但決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適當的程度。中國傳
統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積極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
過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展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質,當然,
我們對這一文化在某些時期特別是近代表現的封閉性、保守性,也應有
實事求是的評價。
一
中國一開始便以富饒的東方農業大國的面目出現。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統的封建帝國以來,在經濟上形成了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
構;在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結構和宗法等級結構構成了封建大
廈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領域,儒家學說在絕大部分時間內占據著封建意
識形態的主體地位,并和中國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來傳入中
國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渾然一體,它們作為中華民族文化(華夏文
化)的主體又和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漸融合成為恢宏磅
礴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凝結、沉積為共同的
民族社會心理和文化心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準則、價值觀
念和行為規范。加上中國地處東亞大陸,東部和南部瀕臨茫茫滄海,西
北橫亙漫漫戈壁,西南聳立著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在這塊廣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國文化遠比周邊的所謂“四夷”先進,在相當長
時期內保持著傳統的文化優勢,整個東亞地區基本上處于中國文化的影
響之下(即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國素有“天朝勝國,禮義
之邦”的美稱。即使與當時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也毫不遜
色,甚至還更為先進些,從而形成較為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這無疑會使中國傳統文化帶有保守和封閉的傾向。但是,只要這種文化
自身的優勢及其所賴以建立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來
文化的挑戰時,就不僅不會盲目排斥或窮于應付,反而敢于迎接外來文
化,并積極吸納和融合外來文化。一方面,它總是居高臨下地把外來的
文化因素認同于自身體系,要求外來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觀念和心理定勢為框架,來解釋、消融、改造外來文化因素,在
對外來文化的涵濡蘊育中模糊了對方的本來面目,最終使其失去原質;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在改變、消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又盡量吸收
和消化外來文化的養料,來補充自己,豐富自己,使自己獲得新的發展
生機和活力。
因此,從秦漢到明清,雖然中國傳統文化曾與中亞、西亞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等
異土文化進行過長期的沖突和交流,但中國原土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的
基本風范和穩定的精神結構,并吸收和改造了異質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從未出現過類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斷,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
帝國侵占而希臘化那樣的情況。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時期內取得一定的軍事優勢乃至政治優勢,但在文化上卻總是被消融。
從北魏到其后的遼、金、元、清,若干強悍的少數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統一過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樣的龐大強盛且持續時間
較長的,但他們在文化上卻往往被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學說奉為正統。因為這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
治者,同漢族封建統治者一樣深知,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鞏
固自己的政治統治,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是極為重要的,正所謂“儒
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
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1]因此,這些少數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與深深根植于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土壤中的漢族儒家文化相
撞擊時,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
部分。也只有這樣,這些少數民族政權才能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對中原的
統治,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的中原文化也就不會因漢族政權的傾
覆而出現歷史的斷層。
猶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罕有匹敵。猶太人很長時間沒
有自己的國家,在寄人籬下、被異邦文化包圍的條件下,仍能保持著自
己文化的特質,使沒有祖國庇護的猶太文化頑強地生存和延續下來。但
就是這個猶太文化,在傳入中國后卻被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
化消彌于無形。宋朝時,開封曾有過很多猶太人,但現在他們后代的身
上再也沒有什么猶太文化的痕跡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猶太后裔,
也不愿承認。在開封現存的猶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懸“識得天地君親師,
不遠道德正途;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至賢源頭”這樣的對聯,儼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個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顯赫一時,所向披靡,進入羅馬帝國,促成了羅馬家族制度的
崩潰。但是它于明末清初進入中國時,一方面未能撼動中國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體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從中國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綱常倫理;另一方面,中國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從歐洲傳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知識,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層面。這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封建社會已
走向衰落,面對“西學東漸”,中國文化也相應失去了以往的優勢,因
此,它對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消極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開放性的積極吸納的姿態。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這種封閉保守的傾向愈來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為壯觀的一次沖撞和交匯是佛教傳入中國。自公元
148年(兩漢之際),安世高東來譯經,佛教便開始傳到中國,以后逐
漸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時代達到鼎盛狀態,最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部分。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現為對佛教文化的積極改造和吸收。
(一)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的影響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國化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歷史過程。
佛教傳入中國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漢時的佛
教多用黃老道術來解釋佛典,如用“黃老”來表達“浮屠”,用道家的
“道”來表達“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術”的一種。那時的佛
教宣揚的主要內容是“靈魂不滅”、“精神不死”之類,這改變了印度
佛教中的“無我”的原義,而與中國道教所倡導的“長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與貫通。漢末魏初,佛教在中國開始分為重禪法的小乘佛教
和講般若學的大乘佛教兩支。前者講呼吸守意,和中國道教的呼吸吐吶
之術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識”說成是“元氣(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認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質”,而
與“道合”,顯然是深受道術影響所致。
魏晉時期,脫胎于老莊思想的玄學本體論最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學而受玄學影響,如用玄學的本來思維方式來理解佛教般若學,把破除
本體實有的般若學改造為本體是根本、本體是實有的本無說,這樣就和
玄學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無為本”思想相一致。
東晉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日益廣泛,引起了佛教與中國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沖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沒
有一味拒絕佛教文化,而是在這種矛盾和沖突中不斷影響和改造佛教,
這促成了天臺、華嚴、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時期的產生。它
們都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以中國原有思想文化為主結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創立的。天臺宗引進儒家的人性善惡觀,宣揚去
惡從善,把佛教修持與儒家的道德實踐等量齊觀。它還吸取道教的煉氣
術,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從而與道教信仰直接相通。華嚴宗認為“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又與魏晉玄學的“體用如一”的觀點有淵源關
系。而且,它還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納入佛教文化體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兩家的道德
規范相溝通。[2]禪宗更堪稱純粹的中國式的佛教宗派,它將繁瑣的印
度佛教教義化為簡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進了儒家的概
念來解釋佛理,如《證心論》中的“道心”,《壇經》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別是禪宗認為,佛心本有,不必念經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見性自悟,頓悟成佛,即“挑水砍柴,無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們知道,作為中國
固有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和作為一種宗教的印度佛教,兩者最顯著的差
別就在于,前者積極提倡在現實生活中實現“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內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濃厚的“入世”色彩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后者
則根本否定現實的人生和世界,追求與現實隔絕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種消極的“出世”的哲學。但是,禪宗卻在相當程度上肯定了現實生活,
這樣就破壞了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設定的“出
世”與“入世”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為天臺宗、華嚴宗特別是禪
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因此它們在中國的影響最大,流行最廣,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據印度佛典,卻未能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相結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論宗、唯識宗、密宗等則未能在中國產生多大影響。
轉貼于 在中國原有文化對印度佛教文化由淺入深地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
后者的本來面目逐漸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為兇神惡煞的
佛像,經過中國儒家倫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變成了中國人的面孔,
看起來慈眉善目,和藹可親。佛教本來主張“沙門(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羈絆,宣揚善男信女脫離君臣、父子、夫婦等關
系之網,在紅塵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脫,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卻逐漸變得禮事君王,孝順雙親,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時,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僅向皇帝行跪拜禮,而且聲稱“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當盡禮”。[4]隋唐以后,許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導的家庭禮儀來祭拜已故的祖師,建立如父子相傳一樣的傳法
體系。為了更好地與儒家思想相協調,一些佛教理論家還直接刪去了印
度佛典中論述父子、夫婦、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對其中一些與中國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東西則刻意發揮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經中一些講孝
的文字就被發展成《父母恩重經》、《目蓮冥間救母變文》等作品。佛
典教義如五戒等,也被證明與儒學的五倫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義詞,
孝道和佛門的善行趨于一致,以至出現了許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蓮池大師(云棲@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雖萬行,
以孝為宗”,[5]“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
書,依經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門!”[6]他要求僧眾事父母致敬盡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師長,尊兄愛弟。這樣的佛教教義實際上已背離
了印度佛教的本來內涵,而充滿著儒家綱常倫理觀念和人生態度。
(二)中國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為自身的一部分
中國原有文化在影響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從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養料。因為,佛教具有儒道兩家所缺乏的宏遠精深的本體論和認
識論體系,從而蘊涵著值得儒、道兩家吸收和利用的“寶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體觀,“漸修”與“頓悟”合一的養身功夫,“
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心性觀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滲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層。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礎上,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們才建構起龐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學體系,即理學。如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萬川”這一重要命題,便是從佛典中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及禪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來。理學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補,三教合一。可見,經過中國原有文化的
長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異域、異質文化的佛教最終成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一個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而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
統文化體系更趨嚴密和完備,對維持和強化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社會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體系,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輪回轉世”、“勸
人為善”的佛教教義強化了儒家行善和積德的倫理規范,“漸修”與“
頓悟”合一的禪宗修養功夫同理學的修養心性以體現“天理”的要求緊
密相連,佛教“普濟眾生”的主張又和儒學維持封建綱常倫理和彌合宗
法等級間的裂痕的宗旨達到了共鳴,而佛教的“虛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結合,起到了泯滅人們與現實抗爭的意志與
勇氣的作用,至于禪宗提出的在現實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張,則使
許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國平天下”完全統一起來。
三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的這種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能力,保證了中國
歷史的延續性和民族心理結構的穩定,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憂后樂的責任感,積極進取精神,愛國主義等優秀成分得
以延續和發揚光大,并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精神財富。同時,中國傳統
文化通過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斷地補充和豐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當長時期內,保持著世界文化系統中的領先地位,并使中國文
化成為舉世唯一的雖歷數千年行程而亙綿不絕的悠久文化,創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跡。因此,我們在體認和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不應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斷歷史,把傳統視作一堆歷史的垃圾而全盤否定。
事實上,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若沒有合理的和
積極的因素,絕不會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會
造成那么深遠的影響!
但是,也應該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一樣,中國傳
統文化既有它積極開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閉保守的一面。問題在于,在
某些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下,傳統文化中積極開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種社會經濟的政治條件下,消極保守一面又會突出出
來,如果說秦漢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吸納和改造外來
文化的開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優勢已逐漸消失,以及它
所賴以建立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走向沒落的條件下,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就會受到抑制,甚至轉變為一種強
大的歷史惰性。
明清以后,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在自然經濟基礎上成長的
維持封建社會政治秩序的傳統文化也開始走向停滯、僵化、沒落,特別
是近代以后面對大量涌進的先進的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納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閉保守
狀態,成為民族的沉重歷史負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許多仁人志士
越來越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真理,力圖振興民族文化,救國救民,但大多
歸于失敗。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由于理論學說在
中國的廣泛傳播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古老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類文化發展的大道,開始煥發出勃勃生機。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
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
和民族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已經用開放的眼光,積極的態度加入世界
規模的文化交流與競爭中,已經能夠自覺地、有選擇地吸取利用當代西
關鍵詞:心理健康;傳統文化;心理學意義
中圖分類號:B8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4-0221-02
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日益激烈,壓力從幼兒園開始,求學、求職、下崗、戀愛、婚姻、家庭,各種人際關系,人們無法回避內心的惶惑、焦慮和浮躁。眾多因素導致近年來精神病發病率逐年攀升,心理健康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生活在現代,人們需要學會調適自己的內心,維持一個平衡的心理狀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近代中國,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錯誤地把我們的落后歸咎于厚重的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和舊的封建制度混為一談,一起拋棄。然而,在敞開國門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們發現傳統文化依然是我們心靈的歸宿,精神的依托。積淀千年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有我們心靈渴求的陽光、森林和小溪。中國古代哲學的三大支柱儒、釋、道,為解決心理問題,提供支撐。以下從培育快樂心理、積極進取的心態、誠信三個方面分述之。
一、如何培育快樂心理
儒家通過對人性深刻的洞察而提出的克己、中庸、寡欲和豁達坦蕩的思想,在今天就成為有效的調節情緒的途徑和方法。
傳統儒學中適應農業文明所提出的等級制度,愚忠愚孝等陳腐觀念早已被“五四”反封建運動所摒棄。它的人道原則缺乏人格獨立和個性自由的內涵,往往到后來被演化成褻瀆獨立人格、壓抑個性發展的工具。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孔子對于人的社會本質有著深刻的見解,儒家理想的人格范型即使到今天依然如導航的燈塔,照亮人生之路,培育健康的心理。
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于精神的舒適和,這種精神的享受超越了具體的物質形式,成為人的基本屬性,人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不能沒有一片屬于自己的寧靜的天空,堅定的信念,良好的修養能使一個人脫離低級趣味,成為一個高尚的人。失去精神家園的人,生活中就只剩下食和色了。儒家高揚超越物質的精神力量,這是一個人能克服現實困難為理想而奮然前行的動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1]“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罕》)[1]吃簡單的食物,睡簡陋的床榻,艱苦卻樂趣無窮;衣袍破舊者與衣著華貴者站在一起,而不覺得恥辱,是強大的內在力量維護了基本的心理平衡和人格獨立的。正如孟子所說的“充實之謂美”。現在正處在社會轉型期,許多人在無限的物質追求中扭曲了人格。道德敗壞,貪污腐化,侵吞國家財產,中飽私囊;不法分子制假販假,拐賣婦女兒童的現象屢屢發生,,走私販黃,種種不良現象令人痛心。造成這些社會問題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歷史的、現實的,其他原因且不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傳統文化的衰落,導致社會人文素質的低下,乃至精神文明的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
順應自然規律的人才有快樂,天、地、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認清自身發展的規律和自己的使命,在不違背規律的前提下尋求發展,否則,如果私欲膨脹,踐踏自然規律,必會影響自我的發展,破壞自我內心的安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至今對心理學、哲學、環保等諸多領域,依然有著深刻的影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
中庸的心理學意義是很明顯的,中庸是一種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偏頗,是心理疾患形成的原因之一。凡事考慮程度,適可而止,才能保持常態,維持和諧,才能具備持久發展的動力,人的心理也是如此,過分執著于某種褊狹的狀態,便會失去心理的自然平衡,失去精神的自適感。平靜、快樂、放松才是正常的心理狀態,過于強烈的欲望必然帶來焦慮、不安,久之,導致心理乃至行為的失常。儒家強調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民鮮久矣。”(《雍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要空想、絕對肯定、固執己見、自以為是。這四方面相伴始終,空想是開端,脫離現實的空想必會導致主觀臆想,造成絕對肯定,固執己見,最后,自以為是,越發空想,形成惡性循環。為此,經過深刻體察,孔子提出克己寡欲的主張,“以約失之者鮮”(《里仁》)。因為謹嚴約束而帶來失敗的時候太少了;“不忮不求”(《子罕》)不嫉妒別人不貪求許多;“不尤不懼”(《顏淵》),不埋怨不恐懼,這種坦坦蕩蕩的胸懷正是現代人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的標準。
二、培育積極進取的心態
儒學理想的人格范型,在加強內在修養的同時,充滿了以天下為己任,積極進取,高亢昂揚的勃勃生氣,有著很強的實踐性,對青年人有很強的感召力,無疑是一種心理健康的典范。“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具備了寬廣的胸懷和剛毅的品格的人才能擔當重任并永不懈怠,死而后已。孔子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學說能拯救天下蒼生。桓魁想加害孔子,孔子說上天給了我這樣的品格,他能把我怎么樣?“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述而》)堅毅、頑強、自強不息的優秀品格二千年來鑄就了我們民族的靈魂,伴隨著一代代優秀的中華兒女為理想舍生忘死。
讀到蘇軾的鏗鏘豪邁的詞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定風波》),和優美清新的《赤壁賦》“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很難體會這是剛剛經歷過烏臺詩案,幾乎喪命,“魂飛湯火命如雞”的蘇軾所寫,經歷災難帶著悲苦來到貶謫地黃州,字里行間我們讀出的是開闊博大的襟懷,羽化而登仙的超脫飄逸。他在《與楊元素書》中說“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進退得失,等量齊觀,青少年正處于人格的養成期,蘇軾面對挫折的修養,是最好的心理學教材。
當今全球化浪潮中,中華民族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在國際上與人為善,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這與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人道精神、克己利群等許多精神一脈相承。
三、誠信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基礎
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良好的人際關系帶來良好的心理狀態,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只能破壞自己的心境,反之,也只有良好的心理狀態才能建立起和睦的人際關系,選擇主流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遵循社會共同的行為規范,否則,只能特立獨行,脫離社會。良好人際關系的根本是有平和善良的心態,正如《論語?里仁》中所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就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基礎,“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更是高貴人格的體現,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思想為人們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生存環境。現代心理學認為,行為主義理論忽視思維和意識的存在,而心理學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過程,強調潛意識的作用,認為人的根本心理動機受到潛意識的支配,而這種心理活動決定了人在生活中的行為方式。早在兩千年前《大學》就有論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為修身在正其心。”
道德缺失是引發精神病的重要原因,精神分析學派強調人際間的社會關系。而儒家文化強調道德作用,透過人的表面行為直指人性深處,認為真誠才能盡性,化育萬物,才能建立起和諧的生存環境,包括社會關系和自然環境。正如《中庸》所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信是人性的本質,人們借此來與萬物相溝通。
品德可以修養身心,意念真誠才可以品格高尚。曾子在《大學》中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不真誠的人做不到仁愛對人,是體驗不到精神層面的快樂的,單純物質感官上的享樂,是暫時的,低層次的。仁愛就是要維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系,這樣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一個人,失去了周圍人的信任,是做人最大的失敗。重承諾,守信用是做人的根本,孔子在《里仁》里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不隨便承諾,是怕自己做不到。
綜上所述,傳統文化積淀數千年,只有超越自身,去粗取精,與世界同步,才能煥發新的生命,融入新的時代。傳統文化的終極目的是完善人類自身,這決定了它兼容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西方文化倡導的個體自由,與改造自然等思想與傳統文化中群體和諧、天人合一等思想并不矛盾且相輔相成,在突破中兼容外來文化,傳統文化才能得到重構和發展。在傳統文化自我道德修養的部分中,培育快樂心理、積極進取的心態、誠信等方面影響了當代人品格的養成,具有心理學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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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o the Current People
JIA Yan-guo,HU Rong
(Xingtai Finance and Trade School ,Xingtai 054001,China)
關于“心理健康”,大家往往會認為它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崇尚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西方傳統文化使他們在上世紀末就把心理健康作為一門科學進行研究.相比而言中國關于心理健康的科學研究是滯后的.但不能否認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卻蘊涵著豐富的心理健康思想.美國著名心理學史學家G·墨菲和J·柯瓦奇在他們的《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中指出:“系統心理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孔子與老子開始從心理學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西方許多著名的心理學家,都曾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心理學的精髓所一在。可見,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心理學的理論和技術雖然沒能象西方心理學那樣系統化,但其具有的厚重的思想內涵和哲理意義,是西方心理健康理論所不能替代的。
一、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充滿了“心理學”意義的文化
儒、道、佛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的三大思想傳統.俗語說:三教歸一或三教本同,這三教本同即是同歸于心。孟子把儒家思想的四端仁、義、禮、智皆歸之于心的注解,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在道家思想中,“道”是最根本性的概念,對于那包融天地、無形無跡的道,唯有心才能夠把握。莊子主張心齋,對道的體驗要以心為本。在佛家思想中,有“三界惟心”和“萬法一心”的說法,言簡意賅,已經是把心放在一切佛法、一切佛緣之根本位置了。歸結起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之“心”,已不僅僅是指人體中的一種生理結構。而是被用來表示思想、情感、性格、意志等精神狀態。這里的“心”已經完全成了心理學的“心”,它已經超越了“心臟”,同時也超越了“大腦”。我們的古人用心來表示人的智慧,表示人的心靈與精神世界。顯而易見,在中國傳統文化之“心”的概念中有著極其深刻的內涵,一旦我們理解了這一內涵,就會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心理學,獲得一種真實的體驗。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資源
1.“天人合一”和“陰陽平衡”的和諧觀
世衛組織將健康定義為:“健康是指人的身體、精神以及與社會和諧的完善狀態,而不僅僅指無疾病或無體弱的狀態。”《周易大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天人合一”強調個人身心發展與自然、社會發展和諧統一,從而為積極心理健康提供了生態學的理念和范式。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開始,中國人就用陰陽相互作用的觀點來解釋天地間的現象;并視之為宇宙間萬事萬物構成、發展、相互作用的根源。“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對事物共有的特殊規定性的抽象概念,是宇宙中相關聯的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屬性的概括。陰陽與心理健康的關系主要表現在情志的陰陽屬性及心身疾病的致病機理兩方而。陰陽協調則人的精力充沛,身心和諧。《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相反,陰陽失調則形病及神,或形神并病為各種心身疾病。陰陽平衡或失調與健康或疾病關系表明健康和疾病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西方心理健康研究范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到心身醫學模式發展到現在的生物—心理—社會的生態學模式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天合、地和、人合、幾合”以及“陰陽平衡”的和諧健康觀不謀而和。
2.“致中和”和”自強不息”的入世觀
“中庸”是儒家提出的處理世間萬物的總法則,它包含著保持內心世界動態平衡的深刻內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強調折中和辭讓,避免偏激,以達到“和”。這種“和”不僅是天地萬物和諧共處的狀態,也是通過調和事物間矛盾關系而達到和諧的手段.““自強不息”也是中國人的基本人生哲學,和入世哲學。《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提倡人應效法日月星辰剛健運行那樣奮斗不息,堅持獨立意志和人格尊嚴。儒家提倡尊重理性,推崇德化、感化、重視自治和為社稷承擔責任,是一種積極入世的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更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禪宗認為真正的禪不脫離實際,饑了就吃,渴了就喝,在親自實踐和體驗中“開悟”,使得佛法與生命、與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種”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觀彌補了”致中和”的處世之道的不足,避免了因”致中和”的思想引起的消極遁世思想.同時“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觀也在“致中和”的思想中不斷的調整到和諧的狀態,避免太過入世激進而產生“執著”偏執心理。
3.“內省自悟”心理調節觀
中國古代醫}弓《諸病源候論·虛勞候》中說:“七傷者,……二曰大怒氣逆傷肝,……五曰憂愁思慮傷心,……七曰大恐懼,不節傷志……”意思是說,情緒波動過于激烈容易產生疾病,也會給心理健康帶來隱患。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非常重視個體自我內省的文化,可以說這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的特有的心理修養范疇。他雖然沒有現代心理學意義上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說法,但卻在如何理解個體的心理健康,如何而對和處理個體的心理問題等方而,有著十分豐富而寶貴的遺產。儒家在身心修養上十分重視用“內省”的方法來調節情緒。在如何處理個體的心理問題上,儒家認為應正而控制,即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通過控制引發心理沖突或困惑的事件,通過認識的轉換和個體的積極修養來解決心理問題;道家的采取退讓,通過棄智守樸,去用取無,以下為上的策略來解決心理問題;佛家采用化解,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而來解決心理問題。這些方法有一定的消極性和被動性,但若能將其與有些心理問題合情又合理地加以聯系與升華,卻又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處理方式。現代心理學研究證明,如果人們能用正確的道德規范反省自己,積極自我暗示,就能有效地預防由于情緒失控而產生的各種心理問題.
4.“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預防觀
《內經·素問》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這種預防為主、扶正祛邪、標本兼治的傳統醫學理念一是把順應自然作為養生的重要原則,強調“順四時而適寒暑”,提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養生原則;二是把精神情志的調控作為養生的重要措施,指出“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二是重視保養正氣在養生中的主導作用,認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人是有機統一體,對外須適應四時氣候變化;對內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須協調和順,否則會身心失調而生病。現代“生物一心理一社會”整體健康模式與之一脈相承,為心理健康服務從疾病模式走向生態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5.消愁怡悅,是進行心理調適的方法
從傳統文化中可梳理出諸多心理調適之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方法在實施中更注重整體性,不僅考慮心理健康受阻的個體之心理治療,也強調心理健康者時時維護自身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和諧統一,以有利于心理健康。概括而言,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可構建出以下之方法。第一,儒家的“身心修煉”之法。儒家注重個體日常生活中修煉身與心,以達和諧之目的,并獲心理之健康無礙;第二,道家的“自然無為”之法。“自然無為”既是一種理念,又不失為一種方法,其順從自然、尊重規律的態度決定了在作為個體心理治療時所追求的“尊重現實,活在當下”的理念。第二,佛家的“去除無明”之法。佛家認為,煩惱的來源是“無明”,只有去除無明,才能擺脫煩惱,因此,“去除無明”既是方法,又是目的。二者較好的融為一體。另外消愁怡悅法、移情變氣法、氣功導引法、義理開導法、以情勝情法等等也都是我國傳統的心理療法。其中消愁怡悅法是很有借鑒價值的。它是通過怡情移志幫助有心理疾病者調節消極情緒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清代吳師機在《理渝驕文》中說:“七情之病,看書解悶,聽曲解愁,有勝于服藥者矣。”這種方法的機理是通過山水花草的游玩與欣賞,以及文藝、清談、琴棋書畫的愛好,茶酒的適當品用,使環境發生變化,令人賞心悅目、怡情移志,從而達到對抑郁、焦慮、緊張等心理疾病的調適。這種方法與我們今天的音樂療法、娛樂休閑療法基本一致,這種方法對一些心理疾病患者較有療效,值得推廣借鑒。
參考文獻:
[1]任其平.文化視域中的心理健康教育[J].安慶師范寧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2]李宗桂.中國文化導論[M].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關鍵詞】 傳統文化
中學生
心理健康
研究與實踐
當今社會,全球經濟一體化,時局多樣化、動態化,中國社會處在轉型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中學生的心理健康。中學階段是人生由少年向青年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他們面對社會、家庭、自身發展的種種問題,中學生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心理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有鑒于此,重視并加強對中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便成為每一間中學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做好的大事。它不僅關系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成敗,而且牽連著千家萬戶的當前利益和希望;它需要各行各業共同關注和齊抓共管,是涉及國計民生的系統工程。作為塑造人類靈魂的學校,尤其是受教育者正處在即將踏入成年的關鍵時刻的中學,作為教育者,只有必須深刻地認識社會,認識學生的心理特點,認真研究教育渠道和教育方法,才能把當代中學生培養成心理健康的、不辜負父母期望的、能擔當國家建設大任的有用之才。我校的領導和老師,經過長期同學生、家長以及社會的密切接觸,審時度勢,采取了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推進中學生的心理健康,并取得一定成果。下面謹就我們通過這一活動的研究與實踐,談一談我們的體會,與同行交流,盼專家指點。
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心理教育是根據心理活動規律,采取各種方法和措施維護個體的心理健康及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心理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十分重要的內容。特別是當代中學生群體,獨生子女所占比例大,并且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會越來越大,是中國未來人口結構的主體;他們的心理,以我為核心的意識十分突出,驕嬌二氣思想嚴重,心理辨別力和心理承受力還很低。因此,學校老師、家庭、社會對他們進行心理健康教育成功與否,不僅決定著國家未來命運,也直接影響著當前的社會穩定。近年來,不少中學出現的突發事件,甚至出現中學生違法犯罪,都十分有力地證明開展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文華學校,作為桂東南地區較有名氣的民辦高中,處在有強大政府資源的公辦中學的包圍中,更使我們倍感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不能有半點的粗心和輕率,不能落于人后。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懷著滿腔的熱忱,十分積極地參加北京師范大學組織的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實驗學校活動的。
實踐證明,我們開展當代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對學生是大有裨益的,也是有成績的。我們的做法是: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回歸校園,使學生的心田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潤下,不斷體會到中華民族的偉大,體會到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學生的心理也在健康的方向上不斷進步、不斷升華,我們也同時在活動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提高認識和充實方法。
一、正確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學生心理健康水平
所謂中華傳統文化就是中國歷史流傳下來的,由思想家提煉出來的理論化和非理論化的,并轉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結構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國民品性、倫理觀念、理想人格、審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總和。[1]面對中華民族的眾多優秀傳統文化,我校領導審時度勢,決定選擇《弟子規》《孝經》等著作作為對中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材。因為,它是先輩人流傳下來的優秀精神成果,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用它來對當代中學生進行從思想、學習、做人等方面的針對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種比較符合實際的選擇。所以,用《弟子規》《孝經》等傳統文化知識對中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如2011年秋,我校就開展先老師后學生的《弟子規》《孝經》文化學習。像“勿諂富、勿驕貧、勿厭故、勿喜新”“勿自暴、勿自棄、圣與賢、可訓致” [2] “夫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3]等等,《弟子規》《孝經》里的名句都被師生所欣賞與吸納。這就說明“文化和文明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與習慣”。[4]文化可以有集體主義文化和個體主義文化兩種之分。這兩種人格傾向可以影響人的認知、學習、情緒和動機等。[5]通過學習,學生們理解了講孝道,學會了做人、禮貌待人的目的。從此以后,讀《弟子規》,學《孝經》,聽傳統文化歌曲,背“弟子規,圣人訓”“孝心一開,智慧自來”“百善孝為先”等傳統文化名言警句,就成了學校全體老師,特別是文華中學生心理健康的必修課,其目的在于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建立意識,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踐行,從而引導學生慢慢在踐行中形成良好習慣,養成健康的心理意識。
所謂意識,一般來說,意識就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現實的最高形式,是人對現實的一種有覺知、有組織的反映。它是對人的行為和心理的覺知,從這個角度看,意識意味著“觀察者”對某些事物、現象的覺知。從行為主義的角度看,意識是一種以能清醒覺察反應靈敏為特征的行為。意識具有自覺性、目的性、能動性、社會性的特點。意識還具有四種狀態,即現實幻想、自閉性幻想、飄逸性幻想、催眠狀態。[6]我校運用意識理論,對中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教育。如高考落選生郭靜儀就是莫志林校長在一次酒宴上認識的,經過交談得知,郭靜儀2008年高考落選,又加上家境貧寒,但是想通過讀書,爭取改變命運的想法得到莫校長的認同,于是,她來到了我校復讀。在校期間,她刻苦學習、努力鉆研,第二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到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這充分地體現了她們郭家對聯“功德承先緒,詩書啟后昆”的傳統文化能正確引導人、教人奮進的理念。除此以外,我校還將意識理論引入教學之中,其策略是:采取制訂各年級的學習要求,逐步消化相關學習內容。其中一年級以適應新學校為主,使學生做好各方面的心理準備;二年級以預防分化為主,滲以各種適度的磨煉和考驗,為將來打下穩定情緒的心理基礎;三年級則初步形成人生觀、價值觀和發展觀為主,使他們能以平靜的心態和堅定的意志,輕松地備考,迎接祖國的挑選。初中各年級按此策略要求,把學習目標適當調低,以適應初中各年級學生的年齡特點。
二、多次舉辦傳統文化和心理輔導講座,用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去引導人、教育人
我校辦學八年來,對學生的思想、學習、心理健康等問題,進行了多年有效探索和實踐。特別是2011年以來,學校開展學習優秀傳統文化,學會講道德、講理想,學會做人,倡導心理健康等活動以后,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首先是,學校老師學習吉林松花江中學和河北唐山英才學校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活動的視頻材料,進一步深化了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提出了本校開展關于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實施方案。其次是,我校專門邀請了廣西明德校園文化研究所的領導和專家給予指導,于2012年元旦前后舉辦為期五天的《弟子規》《孝經》教職工培訓班,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學習的大幕;接著又是對每年級各一天的傳統文化學習培訓,加深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2012年4、5月間,學校邀請了廣西師范大學黃麟生、陳玉秋兩位教授到校,為高考學生做心理輔導,幫助學生穩定情緒輕松迎接高考。2012年5月,學校又邀請了廣西《求學》雜志社編輯、心理學碩士朱燕等為學生做了“中學生的心理特征和價值取向”的專題講座。此外,為了溫故而知新,2012年秋季期開學,結合新生訓練,我校再次舉辦了長達五天的老師、學生學習《弟子規》《孝經》培訓班。通過培訓,讓學生在思想、學習、做人等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2012年11月5日,聞名全國的殘疾人激勵師黃友先生到我校做了一場感恩勵志的公益講座,岑溪市區學校代表百余人和學生家長代表近百人同文華師生一起聆聽了講座。這些大型活動都是以高尚的境界、開闊的視野或演講者的親身經歷,給了文華師生一個別開生面的精神大餐,對每位聽者心理凈化和意志激勵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并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他們的學習欲望有了進一步提升。
三、和諧校園從我做起,弘揚先進形象
人際關系的好壞是一個人心理健康狀態的鏡子,心理健康的人才可能擁有良好的人際關系,與他人共享成長的快樂。因此人際關系的良好是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標準。[7]我校自2005年辦學以來,對當代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問題進行多種多樣的探索與實踐,最后選擇傳統文化,用《弟子規》《孝經》等傳統文化知識作為引導學生心理健康的指路燈,打造和諧校園,從我做起,爭取做有孝道的人,做文明人,樹先進學先進的風氣越來越濃。通過認真的探索與實踐,我校先后獲得了廣西高考模擬作文2011、2012年度大賽一等獎(參賽者是承擔國家級語文課題研究學校,包括了不少示范高中在內的四十多所中學,每屆一等獎各評12名)。2012年高考成績排名向前,其別有曾燁林同學以575分的成績喜奪了岑溪市除兩所示范高中外的普通高中個人理科總分第一,我校獲得了梧州市高考成績優秀二等獎的榮譽。我校中考成績連續三年穩列岑溪市四十多所初中的前十名。學校的各種各樣成果紛至踏來,它不僅讓我校嘗到了甜頭,而且也讓實施傳統文化打造校園、引導學生學會做人、心理健康成長的師生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弟子規》的“泛愛眾”章開門見山提出“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用今天的話就是要愛護一切學生。我們的學生,都是偉大中華民族的一員,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認為學風決定于教風,因此我們經常在老師中反復強調這樣的觀點:“我們就是要有教無類”“做老師就要認真起好引導和引領作用,引導就是使學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引領就是要以老師的榜樣潛移默化的帶動學生”“在任何情況下老師都必須以最好的心態奉獻給學生”“我們必須本著人文去貫徹條文”等等。經過傳統文化的學習,我們的老師在愛護學生的方面都做得很好。2012年教師節,政府送來了漂亮的紀念品,在轉送給老師時發現數量有欠,莫校長帶頭讓出;一些年輕老師的婚假、月假,都是休息未滿即返校上課;帶病堅持工作的老師,在學生遇到困難時立即伸出溫暖之手的老師,同學生家長交朋友的老師等等,都有著十分感人的故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思想也成了文華人的共識。一位小孩尚幼的女老師,曾因婆媳關系而有放棄教職的念頭,學了《弟子規》和《孝經》之后,主動多從自己方面尋找原因,多從“孝”字考慮問題,最后得到了較好的磨合而使教學工作堅持了下來。所有這些感人形象,都在潤物無聲地影響著學生,學生也大變樣了:“一切以我為核心”的心理改變了,都注意了為他人著想、為大眾著想的修養;容易沖動的心理改變了,凡遇不如意時都能轉換角色地多想一想;驕兵必敗、嬌慣必衰的觀點樹立了,在日常生活中校園總表現出嚴于律己、謙和待人的氣氛。不少街上行人都說,看到那些彬彬有禮,見到老師做深鞠躬的學生,那一定是文華學校的。今年我校考上廣西理工職院的梁桂松同學,因在學校學生會干部競選時向聽眾深深鞠躬,不僅贏得滿場喝彩,也促使其順利當選為學院學生會干部。考上不同大學的莫新劍、盧碩明、霍蕭杰等同學也是因為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大方得體,備受同學的敬重和老師的喜愛。一位梁姓學生家長在看了孩子帶回的學習傳統文化光盤后,在網上發文說:“文華開展傳統文化學習,不但觸動了學生心靈,也感動了我的全家,我衷心感謝傳統文化,感謝《弟子規》,感謝文華學校。”市委宣傳部梁新民副部長經常到文華視察,看到我校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后的新氣象,欣然提筆寫下了“文華是傳統文化教育的搖籃”。
文華學校通過運用心理動力論、社會學習理論、人本主義理論、認識理論,正確地引導學生心理向健康方向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親其師,信其道,受其教” [8]的良好師生關系,促進了校園和諧。因此,我們相信心理健康的文華學子,將會更好地繼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健康的心理、德才兼備的能力,去努力建設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
【注釋】
[1] 李桂宗.中國文化導論[M].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14.
[2] 弟子規[M].南寧學雍多聞學堂印制,2011.
[3] 孝經[M].南寧學雍多聞學堂印制,2011.
[4] [5]泰勒著,蔡江農譯. 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6]李宏翰.心理學[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57-59.
[7] [8]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職業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編著.心理健康[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07.
【參考文獻】
[1] 李桂宗. 中國文化導論[M].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2] 任登第,牛淑卿. 大家都學弟子規[M]. 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3] 泰勒著,蔡江農譯. 原始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中醫是我國古代人民在生產和生活實踐中與疾病和自然做斗爭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文化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對于中醫藥文化的定義我們可以引用全國第八屆中醫藥文化研討會上首次對中醫藥文化進行的闡釋,即“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體現中醫藥本質與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中醫文化中包含的追求道法自然的思想境界,以及救死扶傷、扶危濟困的道德追求,體現了中華民族在價值觀方面的追求,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蘊含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精髓。
二、中醫藥文化對促進立德樹人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1.立德樹人是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必然要求。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對立德這樣描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國•魏•李康《運命論》“: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由此可以看出立德的重要性。從本質上講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中醫院校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將中醫藥傳統文化自覺貫穿于立德樹人的工作實踐當中,是不斷提升立德樹人實踐成效的必然要求和現實選擇。教育事業不僅要傳授知識、培養能力,還要指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2.利用中醫藥文化促進立德樹人工作在中醫院校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中醫藥院校承擔著傳承、發展中醫藥文化的重任,文化育人重在內化于心,貴在外化于形,傳統中醫藥文化包羅萬象,蘊含了豐富的思想精華和育人理念,將中醫藥文化運用在日常的育人工作中,能調動和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古代對醫德的論述在孫思邈的《大醫精誠》中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充分發揮豐富的中醫經典醫籍對于培養中醫學生救死扶傷的高尚醫德,堅定學習中醫信念、鞏固其專業思想及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三、甘肅中醫學院在立德樹人工作中發揮中醫傳統文化的實踐探索
甘肅中醫學院在長期教學工作中充分挖掘中醫藥文化資源,將中醫藥文化納入立德樹人工作體系之中,發揮文化陶冶人、感染人、培育人的作用,取得了積極成效。
1.以系列中醫藥文化課程為核心,構建立德樹人的人文基礎。
通過梳理學校開設課程,筆者發現,在課程設置上,主要以構建中醫藥文化課程群為核心,構筑了立德樹人的人文基礎,主要從學習中醫必備的3個背景———歷史背景、文化背景、中醫專業背景,以中醫文化課程群為核心,培養深厚的中醫藥人才文化素養。通過不斷建設,形成了以中國醫學史、醫古文、中醫藥文化3門課程為核心,由20門課程組成的課程群。它們分設中國醫學史系列課程、專業能力拓展系列課程、中國傳統文化系列課程等,見表1~表3。中醫藥文化系列課程突出了中醫特色,加強了對于經典醫籍的學習,不斷加深學生的中醫文化積淀,豐富學養和人文精神,筑牢文化基礎,課程群的建設,在中醫藥人才培養方面具有夯基礎、著長遠的作用,成為中醫藥院校立德樹人工作的人文基礎。
2.以中醫藥文化研究為重點,打造立德樹人的新領地。
學校建有敦煌醫學館,館中陳列有敦煌遺書中的醫藥文獻、敦煌壁畫中的醫學內容以及敦煌醫學的近現代研究成果,突出了古絲綢之路地域特色,有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敦煌醫學與轉化實驗室,甘肅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敦煌醫學文獻整理與應用研究中心等一系列研究機構,學校將敦煌醫學研究的學術優勢和特色轉化為教學優勢和“以文化人的”獨特優勢,對鞏固學生專業思想、提升專業素養,樹立獻身中醫藥事業的堅定信念起到了積極作用。依托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十三板塊”分方案項目成立甘肅中醫藥文化傳承發展中心,已經開展了傳統文化與中醫相關性研究、中醫文化傳播研究、中醫藥行業文化建設研究、中醫藥文化保護與相關法律研究等。學校堅持把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資源,讓科研成果進課堂,把高水平的中醫藥文化研究融入到立德樹人工作中來,這極大地拓展了學校立德樹人的視野,有效提升了立德樹人的層次,成為學校立德樹人的新的文化高地。
3.以學校老一輩中醫專家、中醫名家治學思想和成長經驗為基礎,豐富立德樹人的內涵。
甘肅中醫學院歷來重視中醫文化傳承,將老一輩專家、中醫名家的治學思想和臨床經驗作為學校極為重要的特色文化發揚光大。在學校發展歷史中,涌現出了一批名老中醫,如西北針王鄭魁山、真氣運行學創始人李少波,以及于己百、黃正良、席與民、王文春、楊廉德、王德林、周信有、張士卿、王道坤等醫學名家,他們有高尚的醫德、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精湛的醫術,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學術思想和教育理念。20世紀80年代學校制作了老一輩專家學者的教學錄像片,2013年對這批教學錄像片進行了重新數字化和搶救性保護工作,為學生學習老一輩中醫專家、中醫名家提供了寶貴的數字化學習資源。為了更好地傳承老一輩中醫專家、中醫名家的治學思想和診療經驗,學校設立了14個名老中醫傳承工作室和1個甘肅省名中醫工作站,通過收集整理、挖掘研究、總結繼承、發揚創新、推廣應用名老中醫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進一步加強了名老中醫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的傳承與創新,這些老一輩專家學者的治學思想和臨床經驗為中醫學子的成長提供了豐富的智慧啟迪和精神指引,進一步豐富了立德樹人的內涵,在學校立德樹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4.以各類文化展館為立德樹人營造濃厚中醫文化氛圍。
學校建有中國中醫藥文化博物館、中國醫學史館、中藥標本館等一系列文化展館和古籍文獻室,這些展館在塑造大學精神、繁榮校園文化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營造了濃厚的中醫藥文化氛圍,給學生提供了感知中醫藥文化的平臺。
四、總結
【關鍵詞】民本;和諧;勞權保障;和諧發展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131-01
一、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及其概述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累積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歷史遺產那么中國傳統的思想主要有那些呢?
(一)民本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占有突出性的地位,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關鍵。民本思想表現在民為邦本,民重君輕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現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1.民為邦本
《尚書?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漢代賈誼在《新書。大政上》中說:“聞之于政也,民無不以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如何實現人心所向呢?姜尚認為統治者要做到“仁”、“義”、“道”,核心是“利”。他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主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這里強調統治者不能與民爭利,而且還要“能生利”,是謂“道”。
2.民貴君輕
儒家政治思想主要是“德政”、“禮治”,至孟子發展為“仁政”。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是貴民論,他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犯’這里是說人民、國家、君主三者重要性的排列次序,實際上講的是三者之間的關系。首先,孟子為統治者總結出一條最重要的治國要訣,即“得民得天下”。他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天下矣。”其次,孟子進一步指出,得民的關鍵是得民心。
(二)和諧思想
儒家關于和諧思想的論述,主要觀點有:一是“和而不同”。二是“天人合一”。孔子認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統一性中見出天道的統一性,達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諧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從心性上解釋天人合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三是“中庸之道”。
道家以“道”為最高法則,主張遵循道的規律,順應自然,合乎天道。提出“天人和樂”的思想:“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二是“無為而治”。老莊所謂的無為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要以“人為”違拗自然,是人體道、悟道、得道的和諧狀態。三是“知足常樂”。老子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儒道的和諧思想各有側重,儒道家的立意和宗旨各有不同。但其二家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諧精神,共同建構了中國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諧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諧”為特質的注重天人、人際、身心和諧統一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對中華文明的生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傳統文化對勞動法理念的影響
傳統的思想理念中,最精華最核心的思想無非莫屬“民本思想”和“和諧思想”,這兩種思想在文前已經重點講述。這兩種思想對我國的法律文化,產生著深遠重要的影響,勞動法理念也同樣深深受其影響著。
(一)“民本思想”對勞動法理念的影響
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愛民重民、民為邦本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是中國道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具體方面來說,勞動法側重保護勞動關系中的弱勢一方,注重維護勞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權、獲取報酬權、休息權、平等就業權等權利的保障,并且設計相應法律機制來確保勞動者真正享有這些法定權利。這種既對雙方當事人的民事平權主體地位和合同關系給予尊重,又對法律關系中處于弱勢一方給予特別關照與傾斜保護的法律思維,而且勞動者是為社會的經濟和發展做出貢獻的主要力量,這就是傳統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的體現。
(二)“和諧思想”對勞動法理念的影響
勞動法作為一部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律,基本性質應當是和諧勞動關系的維護法,勞動法側重傾斜保護勞動者利益,但是傾斜保護不能也不應該打壓或減損資本利益而單邊增進勞動者利益,而應該以“合作”、“共贏”的時代精神為主線,在傾斜保護中實現平衡協調與勞資共進,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實質的正義的實現,實現雙方利益的平衡,促進和諧社會關系的實現。勞動合同法通過規范勞動關系雙方的行為,達到“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終極目標。這正是勞動法的理念之二,既是促進和諧。這是對傳統和諧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和諧思想的體現。可以看出,古代的傳統和諧思想影響之深遠。
三、結語
總之,中國傳統的文化深深的滲透在我國現代的各個方面,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和諧思想”對我國勞動法理念的影響只是在勞動法領域的一個反映,對其他法律領域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只有發揚我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優良精神,才能實現百姓安居樂業,促使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人民日報[N].1999-10-23.
[2]孟子?盡心[M].
樂善好施,指喜歡做善事,樂于行善、施舍,出自于西漢?司馬遷《史記?樂書論》中的“聞征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樂善好施是世界上既古老、又普遍的思想和行為,是一種社會文明,為全人類所共有的。康德說過:在這個世界上惟有兩樣東西能使人的心靈受到震撼,一是人們頭頂上燦爛的星光,一是人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標準。因此,同情弱者、濟危解難是人們通常具有的一種心態。
慈善,指對有同情心的人們互相幫助的行為。出自《魏書?崔光傳》中“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①。”慈善不是富者對貧者同情,而是一種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真正意義的慈善是以人為本,不僅關注物質層面,還要關注捐助者與受助者的心理與精神,其行為是一種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施舍,因為施舍的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愉快滿足的②。慈善應是在慈悲的心理驅動下的善舉。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樂善好施
為了響應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和投資家巴菲特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美國40位最富有的家族和個人承諾在有生之年或去世后,將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捐給慈善機構,由此美國再一次被世界公認為最樂善好施的民族之一。與此同時,在中國雖然有雷鋒這樣一個樂善好施的化身,然而“郭美美”、“盧美美”、“尚德捐贈門”等事件的發生,讓中國人的樂善好施的社會慈善倫理思想遭遇質疑。盡管如此,中國的樂善好施的社會慈善倫理思想卻有著很強的歷史文化淵源。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的樂善好施、助人為樂、雪中送炭、與人為善、扶貧濟困等思想,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理念,這也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慈善文化。
1.儒家:以“仁”為核心的慈善文化
自古以來,中國就十分崇尚道德,并把道德作為治世之道和衡量一個人文明素質高下的首要因素③。孔子思想的體系的理論核心“仁”,是中國儒家道德規范的最高原則,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仁”字構造為二人,也有互存、互助、互愛的涵義,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這樣的道德規范。儒學作為經世之學,追求的思想道德境界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而孟子主張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的互助觀,無不體現了儒家文化中追求樂善好施的社會慈善取向④。
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骨肉親情為人間第一情。孟子所提倡的“仁”與“愛人”,即以事親為始向更寬泛的非血親人際關系推衍,“仁”由“親親”而推及“仁民”。即:“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可見,中國的慈善文化很早就出?F于以家庭為基礎的全社會的普通百姓的思想之中,有著深厚的民族基礎,它要求人們不僅關心自己的家庭,慈愛自己的親人,還要慈愛社會中所有的人,讓社會中所有的鰥寡孤獨和殘疾人得到社會的關懷和照料。
目前,很多富者、名人、企業樂忠于慈善事業,一方面追求自我的精神價值的實現,樹立良好的個人和企業形象,另一方面也通過樂善好施慈善行為背后的“暈輪效益”,提升公眾對其的認知度和好感度,贏得了社會的親睞,對其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表面上,做善事花了錢,好像虧了,但是事實上沒有哪個企業家會因為做善事把企業做垮,企業家做了善事,并且長期行善,其不僅體現了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與此同時,還獲得了相應的回報。不管這是一種經營手段,還是一種營銷策略,姑且認為這是“仁”的善果。
2.道家:慈愛思想
老子所著的《道德經》中十分有名的一章,文中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⑤”老子在道德經中還指出“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由此可以看出,他批判仁愛,目的便是借大道而樹立道家的慈愛。老子以“慈”為寶,以慈為善德,他提倡圣人應該效法天道、“善于”施與,這是老子的慈愛思想,也可以說是他的慈善思想。他認為慈善行為是要求極高的事情,做慈善的人需要掌握時機,心地誠懇,做到恰到好處,不貽害他人,尤其不能邀集名利,真正的慈善應該不留痕跡,不求名聞,完全出于自覺自愿的奉獻。作為一個開道家風氣的哲學家,道論是老子最大的理論創造,正是這一套有關道的論述蘊含著慈愛的哲學基礎,他的慈愛思想就是從其道論中引申出的結論,道的哲學使得他的慈愛思想具有了特別的深度、厚度和高度⑥。
然而現代社會中有很多諸如陳光標這樣高調的樂善好施的慈善家,他曾說,“一個人活著如果能影響更多的人,并能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這樣的生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生命,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生命。” 或許,他的行善動機不那么“純粹”,他認為自己做慈善是給自己的內心帶來滿足感和幸福感,他與那些被施與的人其實是互助的關系。這似乎與傳統道家不圖回報的思想有所沖突,然而只要陳光標等高調慈善者們在踏踏實實做慈善,沒有損害社會和公眾利益,沒有利用慈善搞經濟或政治交易,社會應當海納百川,萬勿求全責備。人們要善于做慈善,最高的慈善應該像“水”一樣,水性柔弱不爭,利物而不爭勝、不害物。
3.佛教:慈悲精神
佛教教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慈悲精神。佛教以慈悲為本,慈悲者,就是對他人不幸表示憐憫和同情,具體實踐的途徑即布施。《大乘義章》卷十二中說:“言布施者,以己財事分布于他,名之為布;?芳夯萑耍?曰之為施。”布施行為是沒有功利考慮的,完全出于對痛苦和不幸的憐憫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佛教還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必受樂,惡必受苦,告誡世人為了來世的幸福今生要多施舍、要行善助人,佛語云:“積德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一個人做了好事善事最不宜是自己宣揚出去,不然,“功德”就會全消或變小,只有在暗中繼續行善才會使“功德”變得更加偉大。
馬云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曾說過:生意做到一定程度沒佛家思想不行,大部分生意人有三個商:第一EQ情商,IQ智商,這兩個之外還有一個愛商,大愛之商,你如果沒有對未來、對社會、對將來、對人之間有一種愛心的話,真正的人是不會跟著你的,這三個商合在一起,你才能成為一??領導者。佛教的普濟眾生、慈悲、示教利喜等思想,很大程度上培養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關心幫助的良好風氣。
三、樂善好施的現實意義
樂善好施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它是一種精神,是一種積極的、正面的精神。就目前而言,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慈善救濟工作的開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民間的慈善事業相對滯后,如今新興發展起來網絡平臺上的救濟也充斥著虛假欺騙等行為,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社會公眾從事慈善行為的熱情,但是,樂善好施的慈善思想卻具有著不可磨滅的現實意義。樂善好施的慈善倫理思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工作等學科的發展,社會工作是一種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弱勢人群的工作,它的宗旨就是助人自助,即使是舶來品,但它也有很強中國傳統文化基礎,在這些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可以更好地實現其本土化。
中華民族素有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從村落家族的義社、義米、義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濟貧病的善行,從政府開倉賑災到社會的慈幼濟貧,古代文獻中也有不少關于樂善好施的記載。從漢代的常平倉到南北朝的六疾館,從唐代的悲田養病坊至宋代的義莊,從明代的同善會到清代的安濟堂,無不閃耀著人性慈愛的光芒。作為一種美德,樂善好施的慈善行為起源于家庭,而當其推及于社會,便是一種文化。隨著歷史發展的進程,樂善好施文化愈深入民心,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地區,對于災民,對于貧困家庭和個人來說,一次及時的雪中送炭就有可能改變整個家庭和個人的命運;對于社會來說,樂善好施的慈善事業是社會保障的一種有效補充,對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穩定作用。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樂善好施精神有了極大的弘揚,樂善好施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圍繞著扶貧、救災、助老、助殘、助孤、助學、助醫等領域,創造性地組織實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的活動和項目。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教化民眾、弱化社會矛盾、促進社會良性運行與和諧發展的作用,由此也奠定了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的重要地位。
注釋:
①翟倩然:電視娛樂公益性分析,黑龍江大學,2013.
②鄒譯萱:當代中國慈善事業在倫理學視野下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商界?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③鄒譯萱:當代中國慈善事業在倫理學視野下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商界?下半月,2012年第1期.
④陳鐘林,黃曉燕: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關鍵詞] 中國傳統文化企業管理企業
樹無根不活,企業文化無根不立。企業文化又是企業的靈魂,那么,中國現代企業的根在哪里?當人們吃著麥當勞,喝著可口可樂,穿著西裝時,是不是企業文化也全球化了?事實并非如此,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企業文化也概莫能外。中國現代企業文化也必須植根于中國文化這塊沃土,才能長出參天大樹。因此,在外來企業管理思想長驅直入的今天,中國現代企業仍然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使其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以義為先” ,重視社會效益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其實質是倫理文化,道義文化,主要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念來調節人們的行為和利害沖突。因此,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必然是以義為先的的價值觀。孔子著名的論斷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講的就是以義為先的經營之道。《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生財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財”是用來發展“仁”的事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事業的手段,通過他們以財行仁的活動而得民心,故曰“以財發身”,這其中體現的是儒商精神;不仁者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為富不仁,他們把“生財”作為最終目的,為賺錢而賺錢,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試法,乃至亡身以獲利,故曰:“以身發財”。這是儒家一貫反對的。儒商就是“以財發身”,是仁者。他們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濟世救民的抱負。
企業追求利潤是其天職,有利才能生存、才能發展,但企業又是社會中的組織,不可能離開社會、他人、組織獨立生存,因此,企業追求的利潤必須是在“以義為先”的基礎上獲得的。就像孟子所言,不符合道義的東西,即便是把整個天下都給我,我也不要,但是如果是符合道義東西,哪怕是一文小錢我也要。儒家思想認為,追求富貴與追求道義并不是一對必然的矛盾體,關鍵是出現矛盾的時候如何抉擇取舍。“儒商”是中國封建經濟社會中產生的企業主代表名詞,今天,這個名詞仍然非常有現實意義,許多企業主仍然希望別人稱他是“儒商”。所謂“儒商”,用最簡明的語言表達,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是儒商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經常不可避免地面臨“魚與熊掌”的抉擇,作為有發展眼光的企業管理者,不會“竭澤而漁”,而是“以義為先”,在注重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取得企業長遠的大利。再則雖然現代社會不再用重義輕利的道德去約束以自利性和競爭性為基本特質的純粹市場經濟行為,但是,社會有時也要求市場經濟主體為了社會公義而犧牲某些利潤,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也會為了社會效益放棄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主體來說,更應該做到義利兼顧,“以義為先” 。因為企業的一切決策和行為,是在關注公眾利益的基礎上爭取自身利益。讓他人先得益,最后自己得益,這種互惠互利的原則體現了現代企業發展的儒家的義利觀,強調了企業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協調,在雙方利益的共同點上發展企業。自古以來,道德文章與功利追求、儒與商、倫理人與經濟人是可以有機統一的,大量儒商的產生,即是明顯的例證。可見儒與商的結合,才能相得益彰。
二、“以人為本”,注重人本管理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代表的重人道、輕天道思想對社會影響很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強調萬事萬物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儒家思想是一個以“仁”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視人的價值,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本”“人本”的思想,已經成為中國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固化為我們的民族性格特征。
企業文化的優劣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現代企業文化仍然應該繼承發展儒家思想“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觀。企業是由人組成的,企業的最終發展也必定是為了人。這個“人”便包括了消費者、雇員、和企業主,也就是講企業的發展要為這三種人的利益考慮。這三種人的利益在日本的公司依次排序為:雇員第一、顧客第二、股東第三。我國企業現在大多信奉的是“顧客是上帝”、“消費者利益第一”。不管企業堅信的是雇員第一還是消費者第一,都說明要追求企業的利益必須形成“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核心,以消費者為本、以雇員為本。
近年來,我們受西方管理思想的影響,將“人”視為資源管理,其實在中國員工的眼里,“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是非常可笑的。既把我們當‘資源’,就沒把我們當人,這是中國員工普遍的想法。如果我們沒有仔細辨清西方“人力資源管理思想”的真正內涵,盲目地用該觀念來看待、處理企業中的人際關系,甚至妄想以此理念來調動中國員工的積極性,那無異于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所以企業管理者,凡事先考慮到“人”,考慮到這件事情會給“人”帶來什么樣的感受,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想法,這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企業管理者要深知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即每一個中國人都非常自尊、自重,“人活臉,樹活皮”、“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中國人這種對人性的理解、尊重、關懷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在中國企業,管理者要真正調動員工的積極性,關鍵是要真正尊重員工,真正“看得起”每一位員工。如果上級領導非常器重某位員工,信任他,放手讓他開展工作,該員工一定會知恩圖報,拼命工作,以不辜負上級對自己的信任。在很多情況下,即使沒有高薪,只要企業管理者真正關心員工,做到“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員工也會努力工作的。這是我們中國人“以人為本”的激勵之道。
三、“貴和持中”,轉換經營理念
“貴和持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注重和諧、堅持中庸,是浸透在中華民族文化肌體每一個毛孔的精神。孔子倡導“和為貴,忍者高”。強調人在交往中對他人要有包容的態度,“和則兩利、仇則兩傷”。孟子更是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還講道:“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人和”(《左傳昭公二十年》)。意思是講政府要營造上下和諧、左右通達的良好社會氛圍,以化解社會矛盾。
現代企業管理用中國傳統文化一貫推崇的和諧理念去調控人的經濟行為,有利于構建良好的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其一和氣生財,企業提倡和氣生財的經濟倫理道德觀念,可以提升企業的親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和諧不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種管理原則和管理藝術。企業之間倡導開展良性競爭與合作,反對目前社會上流行的“商場如戰場”等過激口號。競爭中應“化敵為友”、“化對手為協作伙伴”,建立起廣泛聯系、彼此協作的關系網。這種關系網就是市場,就是財富之源,就是儒家思想和氣生財所揭示的共存性和開放性的道德價值所在。其二和諧穩定,是在企業內部培植和諧穩定的人際關系,創造充滿和睦親情的家庭式的溫暖內環境;其三和藹可親,既為顧客提供和藹可親、細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務,與消費者之間建立互惠互利的社會關系,又給企業帶來滾滾財源。目前在國內外不少現代企業中,許多企業家遵循“和為貴”的儒家古訓,將心比心的“羈矩之道”轉換成“角色互換”的管理范式,成為一條成功的管理藝術,借以實現企業和諧的目標。
四、“誠實守信”,樹立企業信譽
中國古代商人不泛唯利是圖的奸商,但廉賈也很多,而且后者體現了中國古代儒家倫理的“誠信”德目,更受到社會的認可。宋儒周敦頤在《通書》中寫道:“誠者,圣人之本”;“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司馬遷說:“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信可以贏來商業信譽,引來更多的顧客。
“誠信之道”對于一個企業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良好的企業信用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它要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必須依賴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價交換。而這種交換又必須以雙方誠實守信為基礎,這就要求各個市場主體必須遵守“誠信立商”為重要內容的市場企業規則,像信守合同規則、平等競爭規則、貨真價實規則等。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規則。其次,良好的誠信信譽可以減少融資成本和增加貸款信譽。因為可靠的誠信信譽可以使融資者或貸款者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加大投資力度,擴大資源配置空間,更好地組織自己的經濟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再次,良好的誠信信譽可以提高企業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加快企業經濟的良性循環,減少企業負擔。如果各個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都能做到“誠信立商”,及時還清欠款,就不會形成三角債,進而達到經濟的良性循環。第四,良好的誠信信譽可以節省經營者和企業經營成本,企業遵守誠信、才能帶來企業的興旺發達。明清時的晉商、徽商正是以守信重信贏得了顧客,使得生意興隆。在改革開放初期,溫州制鞋業一度失信現象十分嚴重,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國內市場,引發了全國性的信用危機。后來,溫州制鞋業加大誠信建設,從制假到打假,以經濟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溫州制鞋業在充分的市場競爭中,學會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保證產品的質量,逐漸恢復了社會信譽,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長遠戰略資源。
由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對企業管理積極的一面,我們要繼承發展。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及管理模式的過程中,要吸取中國傳統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及倫理觀念根深蒂固,至今影響著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沒有文化底蘊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
參考文獻
[1]李蔚:也談儒家文化與企業文化建設[J].山東電大學報, 2006,(2):35~36
論文摘要:本文以端午節為例,從文化象征的視角,通過列舉端午節多彩的民俗事項,挖掘其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最終對端午節日旅游的發展提出探索性建議,以期能給中國傳統節El旅游的發展提供借鑒。
2008年,國家對法定節假日做出調整,將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三大傳統節日增定為具有三天假期的小長假日。旅游業是為“窗口行業”和公認的“朝陽產業”,從文化象征角度探討中國傳統節日旅游的發展,不僅具有深刻的文化踐行意義,還可以使旅游業由于傳統文化的注入取得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最終實現經濟和文化的相互交融。
一、端午節文化象征意蘊挖掘
何星亮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象征系統進行論述時提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形式多樣,隱藏在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可以從多角度進行分析。他從文化習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八元思維結構。根據端午節獨具特色的傳統文化表達方式,本文采取三元思維結構,并基于“三才“即“天”、“地”、“人”的視角對端午節的傳統文化象征進行解讀。
(一)天:崇尚自然,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中國的傳統節日無論是在節日設立的時間、節日的諸多風俗還是在節日的演變上,都體現了要順應自然節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針對端午節來講,關于端午節起源的說法很多,其中有一個便是“源于夏至說”。在中國古代,夏至和冬至由于處于季節變化性較大的時間節點而備受重視,是中國古代兩個最重要的節氣,也被當做重要的節日來過。古語有云:“冬至如大年。”冬至節日一直保留至今。夏至也曾經作為節來過,后來是端午節的盛行,夏至作為節日的活動內容才被挪到端午節了。從這個角度講,端午節的出現是和季節交替密切相關的。它可以看作是自然對人的生活的制約,人對自然的一種認識、順應與把握。它是中華民族文明、智慧的結晶,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智慧對變化自然的一種適應。
(二)地:鮮明的農業文明特色
端午的產生主要是源于農耕生產中產生的應時而作,張弛有度的自然生活習慣。端午節萬物孳生,它的選定正是夏伏這一特色的最好體現。入夏,農事漸忙。收獲的季節尚未到來,青黃不接,而且此時天氣春意已消,逐漸燥熱,天災地孽開始出現。端午節期間的多種民俗事項都表達了人們對農業豐收的渴盼。拿吃粽子的習俗來講,粽子古稱角黍。黍是中國古代五谷(稻、黍、稷、麥、菽)之一。古人認為黍具陽火之性,又稱“火谷”。角黍之所以要用菰葉包裹,是因為菰葉生于水中而屬陰。菰葉包于黍外,象征“陰外陽內”、“陰陽相合”之狀。表達古代中國人祈求端午之后陰陽調和,風調雨順的愿望。
(三)人:對個體生命的關愛,對家庭親情的重視和對愛國主義的弘揚
中國的傳統節日處處顯示出人的主體地位,對個人、家庭、國家三者的關注幾乎是中國每一個傳統節日的核心內容。端午節中,采用多種厭勝之物如艾蒿、符圖、雄黃酒等進行驅邪避瘟,體現了人們對健康的追求,對生命的熱愛;姻親交往、朋友相聚、師生互禮則表達了對社會人際關系的重視;尤以家庭關系為重,寄托了人們以過節的形式維持家庭和睦、其樂融融的美好愿望;通過吃粽子、劃龍舟等來紀念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體現了端午節對愛國主義這一國家、民族永恒主題的弘揚。
二、文化象征視角下端午節日旅游發展對策探析
從“天”、“地”、“人”的視角對端午節進行傳統文化象征解讀可知,端午節以其獨特的節日象征符號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品質。在運用端午節豐富的文化象征意義進行旅游載體化運作時,要在宏觀上把握好端午節日旅游這個基本特征。具體來說可以從“處理好三對關系”和“發展好一個產業”兩個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
(一)處理好三對關系
1.西方外來文化與東方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象征具有群體性的特征。絕大部分象征符號反映群體的價值取向和心理狀態。傳統節日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群體文化心理寫照。中國的傳統節日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是中華悠久歷史文化積淀的折射。在全球化發展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傳統節日在中國大行其道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洋節日文化個性化強,沒有固定模式,對好奇心強、愛趕時髦、愛模仿的年輕人有吸引力,結果使得傳統節日備受冷落。對此,一方面順應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趨勢,認清并承認西方傳統節日在中國盛行的事實;另一方面,不能對此狀況“聽之任之”,而應審時度勢,加大本土節日文化宣傳和建設:保護中國古老文化的根。同時,積極吸收西方傳統節日中有益的、能喚起人類共同美好情感的成份,為己所用。
2.社會政治文化與大眾娛樂文化之間的關系。象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其表現之一為同一種象征符號因其本身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而被人們賦予多種不同的象征意義。端午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符號之一,其多彩的民俗事項使其蘊含極為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目前,對于端午節文化的宣傳大都停留在其作為“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的狹隘范圍內,過分強調其紀念性的內容,夸大其政治性的色彩。這導致了端午節日的嚴肅性有余,活潑性不足,使得普通民眾融入傳統節日的文化活動匱乏,形式單一。因此,在發展端午節旅游時要充分展示其傳統文化的魅力。除了注意發揮其社會政治功能外,還要積極地融人大眾娛樂文化,創新各種節日文化活動形式,讓人們在較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去感知并尋找傳統文化的靈魂。
3.現代流行文化與傳統古典文化之間的關系。象征具有傳承性的特征。傳承性強調象征符號在社會演變中基本的表現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層文化內涵的穩定性。節日符號的傳承性決定了其在文脈相傳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著節日具體表達方式和內容的固步自封。傳統節日產生和發展都是在不斷變換的社會時空中進行的,其演變與與時俱進是一種歷史衍義的潮流。符合民眾心理的節日文化形式的“以舊換新”是十分必要的。在發展端午節日文化旅游的過程中,要破除目前端午節就是吃粽子、劃龍舟的單調節日模式,積極利用現代流行文化載體和手段,通過探索流行文化的創意、生產、傳播與青少年的審美、志趣、利益情感訴求以及休閑娛樂之間的內在聯系,努力吸收其中極具活力的、能喚起強大的市場感召力和情感共鳴度的流行文化元素,來充實傳統節日的現代感,實現現代流行文化和傳統古典文化的有機融合。
(二)發展好一個產業
文化產業被認為是21世紀最有潛能的產業。旅游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文化產業的范疇之內,旅游產業的綜合性特點和文化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開展端午旅游時,要堅持文化大產業的發展觀念,積極利用旅游產業關聯性強、帶動性大的優勢,將端午節諸多傳統文化象征符號訴諸于能夠看得見、摸得著、體會得到的感性載體之上,打造端午旅游文化大餐。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多行業聯合運轉。將和端午旅游相關的餐飲、住宿、交通、旅游紀念品的生產和銷售、新聞媒體、出版等各行業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端午旅游文化大產業鏈,積極開展產業鏈條上各個節點的呼應合作,促進端午節象征資本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