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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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論文摘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政策的開展雖讓農民喜出望外，但是參保率不高。其影響因素甚多，但隨著農村老年人勞動能力的降低、經濟收入的減少，老年人在家中的經濟地位也相應的降低，子女的支持程度成為制約老人保障意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子代的行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回顧國家60年的農業惠農政策的改革歷程，形式一直在不斷演繹變化，但其核心思想都是讓農民得到真正的實惠，滿足農民的切實需要，讓農村得到實實在在的發展的方向沒有變。然而現階段，農業雖一直處于高產狀態但是速度趨緩，現形條件下能激發農民生產、生活積極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全面推進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開展和普及，以及其他救濟、扶助政策的落實都不同程度地惠及到農民的需要，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政策的出臺雖讓農民喜出望外，但現實情況是參保率不高，結果著實有些讓人出乎意料。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隨著農村老年人勞動能力的降低、經濟收人的減少，老年人在家中的經濟地位也相應的降低，子女的支持程度成為制約老人保障意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本文為深人研究子代的參與行為對農村養老保險實施情況的影響，隨機地選取了菏澤市及金鄉縣部分村莊為調查研究的對象。通過調查，子代在25周歲左右都已成為已婚人或準婚人，也都有了相對穩定的經濟收人，而60周歲以上的人群將一輩子的積蓄花在了子代身上，隨著年齡的增長勞動能力逐漸下降甚至失去了勞動能力，經濟來源變少甚至沒有，因此，為了使調查更有參考性和說服性，特選取農村年齡為25周歲以上到59周歲以下的中青年人群，以期找到子代對養老保險參保率的影響。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子代狀況調查分析
為了使調查地區更具有代表性，確保調查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隨機選取的村莊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當地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可供農民選擇;二是農民的投保行為出于自身的意愿無強制性政策的干預。在此基礎上，筆者選取了兩個村莊，共200戶農村家庭，考慮到農村整體文化的水平，避免無效問卷的產生，調查以口頭訪談的形式進行。全文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子代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的意愿;農村子代家庭的生活狀況、養老方式與心理。
1.1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況及目前農村家庭的養老負擔情況
首先了解一下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況對父代老人的養老情況.了解一下目前農村家庭的養老負擔情況.目的是想弄清楚在農村是否會存在其他的更合適的養老方式。在調查訪談 中得知，子代家庭目前的土地已經不能滿足農村家庭生活所需，收人來源主要為外地務工、小本生意等。在S村，按每戶4口人來算，也僅僅是866.68 m地。而且1995年以來出生的男孩子也沒有了宅基地，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子代為兒女建房的經濟負擔。同時25-40周歲的中青年是外出務工的主力，是家庭經濟的支柱;老人除了照顧孩子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更不用提有其它收人的來源;土地經濟地位的削弱，讓子代更忽略了土地的分量。因此，土地養老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保證老年人的生存需要，而且在訪談中了解到老人也不愿活到老，干到老，也顯示著老年人更加依靠子代經濟收人養老的趨向性和必然性。
通過訪談獲悉，由于子代每口為生計奔波，長年在外，看望父代的日子少之又少，其中算是具有孝心的子代也僅僅是隔三差五的為父代送些日常用品，相互溝通感情的時間屈指可數。養兒無望成了子代的一大感慨，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多子多福的傳統觀點，因為子女越多，在養老的責任上彼此就會產生一種僥幸的推卸依賴行為。由此可見，隨著生存緊迫觀念的轉變，子代更趨于是血緣的延續，贍養老人的義務被單薄化，子代養老已經不是一種可靠的長期的唯一的養老方式，巫待一種新的養老方式的產生來彌補現行的不足。
1.2農村家庭的養老方式
通過訪談，每戶家庭一般要負責4個老人的養老，老年人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并且嚴重地影響著子代的家庭，兒子養老基本上成為代代傳承下來的思想。據調查，每戶至少有一個兒子的家庭占85%，兒子是每戶家庭正常生活的開始，所以子代不惜采取一系列逃避計劃生育的措施僅僅是為了生個兒子，并為此花去了家庭的大部分收人。在父代到了養老的階段，子代的經濟跟不上，有強烈責任感的子代基本因此在心理上產生了強大的自卑感，造成思想上的負擔，甚至有的子代承擔不了父代的養老義務干脆讓老人僅保持到吃飽穿暖的水平，有的老年人甚至無奈地進了養老院，這不但沒有讓老人享受到養老的意愿反而精神生活每況愈下。這反映了子代盼望社會提供更多經濟幫助的迫切需要。
在訪談的過程中，還了解到家庭目前的養老方式主要是老人自己獨居，子代定期提供物品和金錢.而且這些物品和金錢在毫不影響子代生活消費地極小部分。無子代的老年人不愿意進養老院，靠政府補貼艱難的維持著生存，揣著“走一步算一步，活到哪算到哪”的想法，殘酷地剝奪了老人享受養老地權利，有90%地子代與老年人獨居，原因是方便、自由、規避一些生活上地矛盾。因此，子代在日常地生活中，與父代溝通甚少，使老年人陷人了孤寂地狀態。 轉貼于 在“家庭每年花在家庭老人身上地養老費用”的調查中，100元以下的占4% ，101-300元的占25% ， 301一 500元的占50% ， 501-1000元的占10% ，1000元一2000元的占90% ， 2000元以上的占2%，在200戶子代的調查中，這筆費用剛好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90%的子代聲稱養老是有心卻無力的迫切需要解決的負擔。
1.3子代的學歷程度分析
通過訪談，學歷越高的子代更容易接受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本質內容，經常外出務毛的子代比在家務農的子代更容易考慮社會養老，在相同學歷中，男性子代比女性經濟意識強，更容易算清社會養老的經濟帳，眼光更長遠。。原因是女性一直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家庭經濟收人大部分都來源于男性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意識里更趨向于接受新事物，更愿意嘗試農村社會養老。
綜上所述，在子代調查過程中發現的以上特征可以綜合為二點:一是子代急需一種新穎快效的養老方式，二是子代的經濟能力薄弱，承擔不了太高的養老繳費標準，后者是決定是否參保的關鍵因素。因此，抓住子代的行為特征，從子代的經濟能力為突破口，扎扎實實地保證落實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使農村老年人生活得體面，有尊嚴，不再向往城里人的生活。
2、解決農村社會養老問題的建議
2.1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在農產品價格飛速提高的現階段，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充分做好農民外出務工的工作，避免拖欠農民工資等不良情況的出現。給農民營造一個勤家富路的氛圍，鼓勵農民做好自己家鄉的特色產業，勇于挖掘出自己家鄉的潛在特色產業，將產業做大、做強。因此，鄉政府要加大地去農村調研的力度，為致富當地農民盡一切力量，保證農民參保的經濟可行性。
2.2因地制宜，積極穩妥地制定合理地農村養老繳費標準
在調查的兩個村莊中，發現每個村莊都是制定出統一的繳費標準，規定每年繳納1700元，由于養老金制度是一項投資周期性為20年的長期制度，50周歲左右參與投保的積極性高達85%，這意味著這些人群需要在5年左右的時間繳足34000元，對于那些子代消費很高的家庭來說，保險根本就是一場場美麗的夢，毫無實際。因為調查發現，同一個村莊里，每戶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都不同，統一的繳費標準讓相當多的人群徘徊在外，違背了農民意愿的原則，失去了保險本身的意義，因此，政府在制定繳費標準時，應該充分結合當地的實際，靈活地制定出兒種不同的可選擇性的繳費標準，即使一個村莊也不例外。
第2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關鍵詞：高校；資助；育人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7-0142-02
貧困大學生是指那些因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又缺乏其他經濟來源，無法繳納學費以及缺少必要生活費的學生。
學生交費上學是貧困大學生出現的客觀原因，不發達的區域經濟是貧困大學生出現的地區原因，學生單雙親下崗，家庭經濟資源和智力資源的貧乏和市場競爭力的低下以及家庭變故等造成家庭收入下降是貧困生出現的直接原因。學校困難學生的比例較大，需要救助的學生較多。目前各級黨委、政府都非常重視貧困生的資助工作，但在完成經濟上的資助之后，學校黨委、行政如何高舉育人大旗，扶貧扶志，加強助后教育，讓助學與育人并重。使貧困生都能充滿陽光地健康成長，為構建和諧社會添磚加瓦。
1 貧困生現狀
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的貧困生，遇到由經濟困難帶來的生活、學業，人際交往、情感等方面的挫折，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緊張和焦慮，思想包袱，情緒低落，心理灰暗，主要表現在：一是自卑與自尊的矛盾性。自卑和自尊的矛盾性使他們對很多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緒和情感上的強烈波動，他們希望融入集體，得到同學的認可和贊同，卻又因為自身的問題無法達到理想的結果。二是將貧困作為爭取資助的資本，認為貧困就應該獲得資助，三是缺乏進取動力，對改變自己的現狀沒有實際行動，生活懶散，沒有昂揚的斗志，四是不誠信，沒有對獲得的幫助懷有感激之心。
貧困大學生承受著經濟和生活的巨大壓力，相當一部分人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進而導致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嚴重影響著大學生正常的學習、生活和未來發展。
2 以貧困生建檔為契機，加強學生誠信教育
古人云：人無信不立，誠信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素質，也是大學生必備的道德素質，在貧困生資助工作中一定要加強資助與育人的結合，國家助學貸款工作與誠信教育的結合，貧困生資助是國家、社會及其他團體和個人對貧困大學生的關愛，高校要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地對待這份關懷，公平、公正地進行評比，將這份溫暖真正送到那些家庭經濟確實困難、確實需要幫助的同學手中。經濟困難學生資格認定工作是學生正常享受資助的前提和保證，高校要根據國家、省有關文件精神，結合貧困生實際，出臺了《貧困生建檔及認定辦法》，從資助申請的條件到貧困學生認定的標準與程序，從評議結果的透明度到貧困生檔案的動態管理要做具體規定。
2．1 “綠色通道”，做好誠信教育的第一關
高校每年在給新生郵寄《錄取通知書》時，同時要寄送了財政部、教育部聯合印制的《高等學校資助政策簡介》宣傳手冊以及《高等學校學生家庭情況調查表》，使錄取新生能在第一時間了解各類資助政策，也讓貧困家庭提前做好家庭貧困證明材料的準備工作，以便在報到當天能夠通過“綠色通道”順利入學。
新生報到后，高校在一個月內對貧困生的情況進行摸底，各院系輔導員、班主任逐一對通過綠色通道入學的學生進行談心，走訪宿舍，了解同學，避免個別學生不誠信弄虛作假，騙取各類資助。
2．2 貧困生建檔，做好誠信教育的第二關
按照《貧困生建檔及認定辦法》精神，學生資助管理部門，根據學生本人提供的由學生家庭所在地鄉鎮以上民政部門出具并加蓋公章的貧困證明，組織學生填寫《建檔登記表》，各院系輔導員(班主任)組織班級學生根據該生的生活情況民主評議該同學的貧困等第，經審核，學生本人誠信簽字，完成建檔。
2．3 畢業生還貸，做好誠信教育的第三關
高校每年有部分同學通過當地銀行或信用社貸款。學生資助管理部門通過開展倡議書、誠信簽名等組織學生在校內外廣泛開展誠信教育活動，請銀行為學生宣傳理財與征信知識，給每個同學發放征信手冊，利用主題班會課開展征信大討論，同時加強貸后服務工作，建立誠信檔案等，積極宣傳國家助學貸款與銀行征信系統政策。同時在辦理助學貸款時與每一位貸款學生簽訂還款承諾書，以此來敦促貸款學生珍惜自己的誠信記錄，履約踐行，養成良好的誠信習慣。希望學生珍惜個人信譽，珍惜母校榮譽，學生資助管理部門要密切關注貸款學生就業去向，保持經常性聯系，積極配合學生所在地的金融機構跟蹤了解其還貸狀況，努力把貸款違約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3 以感恩于心、行動于學為出發點，加強學生感恩教育
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高校要教育大學生在獲得資助之后，要感謝國家和各級政府，感謝資助大學生的企業和個人，告誡大學生不能不停地叫窮，將最真誠、最珍貴的慈善之舉看作是別人的義務和責任，是應該的奉獻，每個受資助大學生要有最起碼的感恩之心和做人的“陽光心態”，高校要教育大學生要記住正是有了這份幫助，才渡過了經濟難關，才能完成大學學業，要充滿感激地對待這份幫助，并將這愛的火種接力相傳。因此高校要將感恩教育進入到每個大學生的生活中去、組織感恩主題班會、看感恩電影、寫感恩征文、實現感恩愿望、召開座談會、給好心人寫一封感謝信等活動，讓受資助的大學生真心地去體會，去感受社會、學校、老師和同學對他們的關愛，讓他們在點滴生活中學會理解、心懷感恩、受助思源、誠信做人。
高校通過這些感恩活動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感恩的平臺，讓他們以實際行動詮釋理解、互助、責任、奉獻、服務精神，傳遞關愛之心，讓他們以一顆感念恩情，讓貧困生資助成為充滿神圣與溫暖的愛的交接。同時要使貧困大學生明白。只有胸懷感恩，通過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回報他人及社會，也要清晰地認識到“回報”是一種責任，一種美德。讓他們明白有責任和義務為家庭分憂，為社會奉獻力量，要珍惜現在的學習機會發奮圖強，將來用自己勤勞的雙手改變經濟生活狀況。
4 以榜樣示范作用為抓手，加強學生勵志教育
高校要宣傳當代大學生自強不息的先進事跡，樹立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學習榜樣，使他們能夠從身邊同學和事跡上感受到先進典型的感召作用，高校每年要舉辦國家獎助學金頒獎暨受助學生勵志座談會，在會上邀請國家獎學金獲得者、三好學生為大家講解學習歷程，生活的艱辛，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心和幫助。讓他們明白貧困是給他們的學習、生活帶來了一些麻煩，他們需要為學費、生活費操心，但他們要正確地看待它，貧困不是我們的錯、你的錯、他的錯，更不是父母的錯，這是由諸多因素和原因造成的，不要怨天尤人，自暴自棄，要將貧困看成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
因為貧困，我們比別人多了一份思考、一份節儉，一份堅強、一份心理承受力，我們比別人更加理解生活，那么這些對我們的成功都很有幫助。高校通過召開座談會，讓受助學生向優秀學生代表學習，學習他們堅韌不拔，自強不息、樂觀向上、奮發圖強的精神，努力拼搏，不辜負黨和國家的培養和期望，努力成長成才，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報社會、回報國家。
5 以心理健康教育為載體，加強學生成才教育
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與人之間關系復雜，人們的觀念意識和情感態度起伏多變，各種利益關系上的矛盾和沖突越來越多，如果大學生們不能正確認識自我和社會現實，不能很好地協調生活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勢必會在心上引起很大的不適，大學生是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既要面對校外復雜的社會及其關系，又要面對校內學習、生活，勞動、活動、品德、婚戀、人際交往等具體問題s既要考慮自己未來的生活、人生、事業，又要考慮自己隨年齡增長需要對家庭和父母承擔的責任。貧困大學生更是大學生這個特殊群體中的“特殊”，他們面對發達地區來的大學生，經濟方面的落差，容易導致一系列個性特征和心理上的不良變化。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對健康的定義是：身體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會適應性良好。良好健康的個性心理有利于正確認識和適應復雜社會的生活現實，有利于營造健康和諧的生活，有助于發揮心理潛能，提升創造力，成為社會有用之才，經驗反復證明，一個人發展的好壞，并不完全取決于他的智力，還要看非智力因素的發展，即他是否還具有一個良好、健康、積極的個性心理。一個健全的人，不僅需要充實的知識和強壯的身體，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內心完滿、精神融通的人，一個性格完備、充滿陽光的人。
為了幫助貧困大學生渡過“心理貧困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門要與學生資助管理部門聯合，一起為所有建立貧困檔案的學生另外建立心理檔案(這部分檔案存放在學生資助管理部門)，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動，解決或解答貧困生的疑難問題，穩定貧困生的思想情緒，幫助他們培養正常的心理狀態和對待生活的態度。
學生資助管理部門要定期組織各種各樣的互助活動。為貧困生創造一個良好的自我展示的舞臺，使他們從心理上得到平衡，自信的面對他人、面對生活，擺脫“自卑”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困擾。
第3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關鍵詞】 困境兒童 需求 現狀 保障途徑
一、研究背景
困境兒童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社會問題，也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c研究問題。兒童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未來，兒童保障事業的發展與兒童的成長和未來緊密相關，而困境兒童作為兒童中的弱勢群體，更需要國家和社會對其進行特殊的救助和愛護，幫助這部分兒童在成長的關鍵階段能夠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這不僅能幫助困境兒童本身更好的發展，更能為發展中的國家減少許多可預見性的社會問題，為構建和諧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國的現實狀況急需引起對困境兒童保障事業的重視。
此次調查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希望通過實地調查，了解浙江省困境兒童現狀，進而探索困境兒童保障的有效途徑，保障困境兒童的正常權益，提高其生活水平，更好地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服務。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社會科學統計軟件SPSS23.0對困境兒童需求情況的問卷進行分析。通過對研究對象的梳理、研究內容的整合和問卷的設計，選取寧波市余姚市、湖州市吳興區、衢州市開化縣為調查點，對部分困境兒童及其監護人進行的問卷調查，從基本生活需求、心理需求和社會交往需求三個方面全面了解困境兒童的需求情況通過其進行困境兒童實際需求的調查和數據收集，從而進行真實可靠的分析。
調查總體為困境兒童69232人，其中事實無人撫養困境兒童6636人，殘疾兒童16279人，重病兒童1918人，低保家庭兒童44399人。根據配額抽樣和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結合的抽樣方法，確定寧波市余姚市調查樣本為334，湖州市吳興區調查樣本為265，衢州市開化縣調查樣本為413。本次調查正式于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進行，歷時3個月，寧波、湖州和衢州三地共發放問卷1012份，回收有效問卷1000份，有效率98%。
三、困境兒童的實際狀況與需求情況分析
困境兒童的實際生活狀況主要是分析困境兒童的日常生活質量，本次調查主要從兩方面著手對此進行了分析：一是日常生活方面，二是生活照料方面。
（一）困境兒童的日常生活狀況
困境兒童在回答“你對現在自己住的地方滿意嗎？”這個問題時，僅1.2%的兒童選擇了非常滿意，只有1%的兒童選擇了比較滿意，10.8%的兒童選擇了“一般”，高達64.8%的兒童選擇了“不太滿意”，22.2%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滿意”；在回答飲食狀況的問題時，1.4%的兒童選擇了“非常滿意”，4.9%的兒童選擇了“比較滿意”，19.0%的兒童選擇了“一般”，51.5%的兒童選擇了“不太滿意”，23.2%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滿意”；在回答“你有新衣服穿嗎？”這個問題時，0.3%的兒童選擇了“經常能有新衣服”，2.1%的兒童選擇了“偶爾能有新衣服”，21.6%的兒童選擇了“一般”，50.7%的兒童選擇了“不太有新衣服”，25.3%的兒童選擇了“幾乎沒有新衣服”。
以上三個問題都是與困境兒童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事件，也是困境兒童對自身生活質量滿意程度最基本的體現。而從以上的數據中可看出，選擇“比較少”、“非常少”、“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等選項的兒童占了絕大多數，說明大多數困境兒童對自己目前的基本生活領域的“吃住穿”情況不是很滿意，也反映出大部分困境兒童都還處于生活水平比較低下的狀況。造成困境兒童基本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由兩個方面：一個是大部分困境兒童的家庭經濟狀況較差，沒法完全滿足兒童的物質需求，大部分家庭也就只能滿足兒童吃飽、穿暖和有地方住等最低需求。另一個原因是大部分監護人在困境兒童的成長上只是起到了最基本的看管作用，對困境兒童生活質量的關注不夠。
（二）困境兒童的生活照料狀況
困境兒童在回答“平時生病或身體不適是誰照顧你？”這個問題時，25.8%的兒童選擇了“父親”，37.0%的兒童選擇了“母親”，35.8%的兒童選擇了“其他有血緣關系的親戚”，1.0%的兒童選擇了“沒有血緣關系的親屬”，0.4%的兒童選擇了“福利機構工作人員”。
以上問題說明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困境兒童都沒能像尋常兒童一樣生活在父母身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一方面兒童的父母為了支撐家庭的開支，需要長期外出務工，只能將兒童托付給家中的老人或者有余力的親戚照看。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困境兒童之所以陷入困境，大部分都是過早失去了父母，或者遭受了巨大的家庭變故，因而無法享受跟其他兒童一樣看護。而家庭的變故使他們在關鍵的兒童階段就缺失了正常的家庭溫暖和行為習慣的正確引導，長此以往，有些孩子會形成自控力差、心理脆弱、不善溝通等性格，不但不利于兒童的成長。
四、困境兒童的心理狀況
（一）困境兒童基本心理狀況分析
由于困境兒童處于成長的初級階段，他們的心理和人格的發展狀況更需要得到關注。根據之前的探討我們認為困境兒童由于其家庭的特殊性，特別容易形成一些自卑、孤獨、心理脆弱等負面心理。在本次調查里，選擇了1個孤獨量表、1個生活滿意度量表。
首先，我們對調查問卷中的“孤獨量表”進行了分析：對孤獨量表的20個指標的信度檢驗發現，Alpha信度值為0.937大于0.8，因此可認為這20個指標屬于高信度指標。我們對這五類孤獨系數總分做了比例上的分析：其中只有1.8%的兒童孤獨系數非常低，孤獨系數比較低和孤獨系數一般的兒童分別占了11.7%和20.8%，而孤獨系數比較高的兒童達到了43.3%，孤獨系數非常高的兒童也有24.4%。
此外，我們通過對“生活滿意度量表”的數據來分析這部分兒童對當前生活的看法以及滿意程度。并對“生活滿意度量表”的5個指標進行了信度檢驗，發現了Alpha信度值為0.882大于0.8，因此可認為這5個指標屬于高信度指標。我們對這五類生活滿意度做了比例上的分析：6.3%的兒童屬于對生活極度不滿意，20.4%屬于對生活不滿意，27.3%屬于對生活稍不滿意，14.9%的兒童選擇了中立，17.9%的兒童屬于對生活稍微滿意，11%的兒童屬于對生活滿意，只有2.2%的兒童屬于對生活極度滿意。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困境兒童都有孤獨、自卑心理，而且孤獨系數非常高和孤獨系數比較高的比例達到了67.7%。我國有句古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本文認為此處的“窮”不僅指家庭經濟條件的困苦，還包括由于家庭的變故導致的兒童在心靈層面的匱乏，得到關愛和照料的不足；“早當家”也指這部分困境兒童在本該享受無憂無慮童年的階段就過早經歷了生活的艱辛，在心理發展階段過早失去家庭的庇護也容易導致這部分兒童在性格上的缺失。但是絕大多數兒童是有改變生活的渴望的，而物質條件的匱乏和精神指導的缺失，使其在心理層面的教育也沒法得到改善。
（二）監護人與困境兒童的心理狀況
由于監護人在困境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有著不可代替的作用。關于困境兒童的心理狀況設置了兩個關于兒童與監護人相處的問題。在回答“平常是否覺得爸爸媽媽（或監護人）重視自己？”時，0.7%的兒童選擇了“非常重視”，3.1的兒童選擇了“比較重視”，14.2%的兒童選擇了“一般”，48.1%的兒童選擇了“不太重視”，33.9%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重視”。
根據以上數據可看出，大部分困境兒童與監護人相處時間比較少，彼此之間的溝通也不夠；大部分困境兒童也不愿意跟監護人訴說心事，也不太重視自己。監護人作為困境兒童成長過程中接觸最多的人，在監護過程中對兒童關愛的多少直接影響了兒童的性格形成。如果兒童覺得監護人不夠尊重和重視自己，極易使其形成自卑、膽小和孤僻等性格，不利于身心健康。
五、困境和的社會交往情況
（一）學校情況
在對已就學的困境兒童進行學校情況調查的時候，選擇了4個相關問題，在回答“平時跟同學的關系如何？”時，0.9%的兒童選擇了“非常好”，15.9%的兒童選擇了“比較好”，41.4%的兒童選擇了“一般”，26.0%的兒童選擇了“不太好”，15.2%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好”。在回答“喜歡去學校嗎？”時，21.7%的兒童表示“非常喜歡”，42.3%的兒童表示“比較喜歡”，21.1%的兒童選擇了“一般”，9.1%的兒童選擇了“不喜歡”，5.2%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喜歡”。在“喜歡去學校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中，選擇“喜歡跟同學一起玩的”有42.8%，選擇“喜歡學習”的有35.7%，選擇“家里沒人陪我”的有10.0%，選擇“家庭關系緊張”的有8.1%，選擇“其它”的有3.3%。在“不喜歡去學校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中，選擇“跟同學關系不好”的有9.1%，選擇“老師不喜歡我”的有6.6%，選擇“趁機不好，不愿意上學”的有28.3%，選擇“老師看不起我”的有4.8%，選擇“同學看不起我”的有14.2%，選擇“想爸爸媽媽多陪陪我”的有34.9%，選擇“其它”的有4.7%。
根據上述數據我們發現，困境兒童與同學之間的關系并不好。對于已就學的困境兒童來說，學校是除家庭外最重要的一個組織機構，對困境兒童心理層面能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而老師作為困境兒童在學校里的第二監護人，不僅需要與困境兒童保持良好的關系和互動，還要做好牽頭示范作為，積極促進和改善困境兒童和其他同學之間的關系。同時，大多數困境兒童由于家庭和自身的特殊性，更容易遭遇到學業困難。
（二）其他社會交往情況
在其他社會交往情況里，選擇了兩個困境兒童比較容易接觸到的社會關系：朋友和鄰居。單選題1“平時跟朋友的關系如何？”、單選題2“平時跟鄰居關系如何？”
在回答“平時跟朋友的關系如何？”時，只有0.9%的兒童選擇了“非常好”，16.5%的兒童選擇了“比較好”，35.6%的兒童選擇了“一般”，31.9%的兒童選擇了“不太好”，15.1%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好”。在回答“平時跟鄰居的關系如何？”時，只有0.9%的兒童選擇了“非常好”，16.6%的兒童選擇了“比較好”，37.5%的兒童選擇了“一般”，31.3%的兒童選擇了“不太好”，13.7%的兒童選擇了“非常不好”。
從分析結果里我們可以看到，困境兒童的整體社會交往能力并不高，覺得自己跟朋友、鄰居的關系并不好。由于之前的分析我們知道困境兒童本身存在著孤僻、自卑等負面心理，主動進行社會交往的能力和意愿相較于同齡人較低，跟朋友、鄰居的日常交流也較少。而同時，由于困境兒童家庭的特殊性，外界也少有機會能夠與其接觸，
六、困境兒童保障的對策建議
首先，要確保監護人的基礎保障作用，強調監護責任，改善監護方式。對困境兒童的保障應當從對監護人強調監護責任開始，需要讓困境兒童父母和其他監護人切實擔負起對困境兒童的監護責任。原生父母自然是困境兒童監護中的第一責任人，即便是將孩子托付給其他監護人，父母也應承擔起困境兒童精神和心理層面的指引作用。而其他監護人，無論是在情感生活上還是經濟生活上都要明確自身的實際監護責任。
其次，落實政府的宏觀保障制度，完善困境兒童保障制度，夯實政府在困境兒童保障上的職責。政府的社會管理只能決定了政府必須在困境兒童保障當中擔任首要的責任。除了在政策法律法規等方面完善困境兒童保障制度之外，各級政府更要貫徹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為困境兒童提供救助和保障時，要加強民政部門對困境兒童的集中管理，堅持職權統一，在保障工作中避免不必要的重復救助和交叉救助。同時，要明確各級部門之間的責任和義務，困境兒童保障是一個復雜又浩大的過程，期間可能會涉及各級民政部門、教育、醫療、財政等各方單位，因此急需確立分工，為困境兒童的保障提供銜接一致的合作機制。
最后，最大化社會力量的保障力度。我國由于人口眾多，困境兒童群體的數量也相應較大，因此困境兒童群體的特性較為復雜和多樣，在困境兒童保障上也開始呼吁多元化的社會保障主體。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困境兒童保障領域，也需要專業的社會組織參與。政府需要為社會組織的發展和困境兒童救助領域創造良好的環境，用政策進行引導，而社會組織通過提高自身的專業水準和服務透明性來擴大自身影響力，擴大困境兒童的保障范圍。社會組織參與困境兒童保障能夠節約政府的行政開銷、促進政府部門角色轉變，提高服務質量與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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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怎樣實現師生之間的有效溝通呢？筆者從教多年以來，發現了一些可以遵循的規律和可以實際操作的方法與讀者共勉。
首先，要了解學生的個性差異。
教師要走進學生的生活，走進學生的靈魂，就得了解學生的個性差異，要了解學生的優點缺點，了解學生的喜怒哀樂，了解學生的興趣愛好，了解學生的方方面面：父母從事什么職業？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如何？父母感情和關系怎么樣？在誰身邊長大？經常和哪些人交往？經常看哪些書籍？有沒有知己朋友？有沒有不良嗜好？學習認真刻苦嗎？學習不認真不刻苦的生活背景和心理因素有哪些？
我有一名學生，成績并不怎么好，是住校生，我教她語文，也不是她的班主任，但她在我心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因為這個學生是我所教學以來跳舞跳得最好的一位學生，她長得很秀氣，瘦瘦的，胳膊和腿天生都是為舞蹈而長的，而且節奏感很好，當我第一次看到她翩翩起舞的時候，不禁呆住了，輕靈，活潑，如同一個舞蹈著的精靈，很美。那是去年，鄉里要我們學校上一個節目，她班主任知道她曾經練過這個舞蹈，就挑了幾個學生來讓她帶著排練這個節目。她做得非常好，不但把這個任務完成了，這個節目還得到了全校師生的好評。她不愛說話，說話聲音小的很，只有自己才能聽到，我和她們一起練了一陣舞蹈，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我經常鼓勵她：“你的條件這么好，將來可以在這上面好好發展，是個料，不要輟學，文化也很重要。將來當個幼兒園的老師也不錯。”后來，學校要挑幾個學生去小學做招生宣傳，她作為一個中途轉來的住校校生，就挑到了她來實話實說到這里來的感受，我指導她寫了稿，她的成績不好，作文也不理想，我就講身邊的老師對她的關照，及她在這里的學習體會，讓她在小學的家長會上講。接觸多了，就了解的非常多了，這樣，彼此之間的話題也就多了。溝通讓我們成了朋友。這個教育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沒有對學生的一片愛心，教師能對學生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嗎？如果有了對學生的了解，教師能不贏得學生的熱愛和理解嗎?
其次，要學會傾聽。
為什么學生有時候閉口不言？他可能在想：“跟他說也沒用。”老師總是想：“為什么這么不聽話？”其實作為老師，應該思考一下：我會傾聽嗎？聽與說那個更重要？當學生犯錯誤時,很多老師習慣于采取批評的教育方法。這并不是最正確的方法,也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要使問題得到本質上的解決,教師還需學會聆聽,只有積極聆聽孩子的訴說,老師才能捕捉到他的需要與愿望,準確地找到問題的切入口,走進孩子的內心,采用孩子愿意接受的方式、方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聆聽時聆聽者應該凝視對方，但目光接觸的時間不宜太長,因為這樣會讓人心理緊張，而面帶微笑、友善而放松的表情,通常表示接納和有興趣聆聽的意愿。比如頻頻點頭表示“我明白”“請繼續講”等意思。在師生的溝通中,教師一般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在傾聽的同時,應該主動地制造各種互動的機會。比如說適當的提問有利于溝通的進行。傾聽者必須保持良好的情緒，中立的態度。要知道學生犯錯誤在所難免，老師會因為自己的話說多無效而生氣頭疼。試著去接納這些成長中的孩子，對他們持一種尊重的態度，發自內心的愛護，交往多了，溝通多了，孩子理解了，自然不該犯的錯誤就少了。
第三，真誠與學生分享自己。
對于師生的溝通，教師往往只著眼于打開學生的心靈之窗，了解學生的內心世界，而自己的內心世界則沒有與學生分享，造成溝通的不平等。因此，教師要放下架子，主動打開自己的心靈之門，將自己的內心世界、所思所想、經歷經驗、情緒感受、觀點態度等適時適度的、自然真實的與學生分享，讓學生看到角色面具之外的、具有人格魅力的鮮活的老師，從而達到雙方真正的心靈互動和平等溝通。這樣，學生喜歡老師這個人，然后才會喜歡老師講的課和提供的教育。
為了讓孩子和自己溝通，我試著讓孩子們每天或每周都記一些日記，在日記中針對學生的狀況進行疏導和交流。自己也堅持寫一些自己的感受看法與同學交流，或者利用作文，或者利用課前的幾分鐘，這樣來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自己內在的思想對學生其實是起著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老師可以把自己的見解、看法、感受寫出來，不僅指導了學生的善于觀察思考的習慣，也引導了他們終生學習的目標。能這樣教育效果是很好的。
第四，善于捕捉溝通時機。
學生的情感體驗與其需要是否得到滿足有直接的關系。需要得到滿足便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得不到滿足，便產生消極的情感體驗。當學生最需要愛護、理解和引導的時候，也就是師生感情溝通的最佳時機。
第5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關鍵詞] 腹腔鏡疝修補術；傳統無張力疝修補術；腹股溝疝
[中圖分類號] R65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11（a）-0044-03
腹股溝疝是腹部外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成年人腹股溝疝由于無自愈性，并有引起絞窄性腸梗阻、腸缺血壞死等嚴重并發癥的風險，需及時行手術修補治療[1]。目前臨床上常見腹腔鏡疝修補術和傳統無張力疝修補術兩種手術方法，因各自的優缺點不同，兩種術式在臨床治療相關方面仍存在一些爭議[2]。為此，本科近年來對成年人腹股溝疝常規開展上述兩種術式，并進行觀察比較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3年12月在本院住院治療的腹股溝疝患者40例，單側腹股溝疝36例，雙側腹股溝疝4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傳統術組（n=20）和腹腔鏡組（n=20）。傳統術組中男性12例，女8例，年齡25～70歲，平均（46.5±18.2）歲，包括2例復發疝，1例同側斜、直疝共存，2例雙側腹股溝疝；腹腔鏡組中男性11例，女9例，年齡23～75歲，平均（43.5±17.4）歲，包括1例復發疝，2例同側斜、直疝共存，2例雙側腹股溝疝。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腹股溝疝類型等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O.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術前均簽署手術同意書，均由同一組手術醫師完成手術。
1.2 方法
1.2.1 傳統術組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在局部麻醉下完成，均采用開放式無張力疝修補術，進行腹膜前間隙修補。在患側內、外環口處斜形切開皮膚，長約5 cm，依次分離淺筋膜、腹外斜肌腱膜、腹直肌外鞘緣，完全充分暴露髂腹股溝與髂腹下神經，然后分離提睪肌后暴露疝囊，并剝離疝囊至疝囊頸部，近端疝囊使用4-0可吸收絲線縫扎，切除遠端疝囊。提起聯合腱，充分游離疝囊頸至腹膜前間隙，再以疝囊頸部向四周游離出腹膜前間隙約6 cm，在其中置入滌綸補片并使其充分平展，達到能覆蓋恥骨肌孔的要求。在精索后方，將加強平片放置在腹橫筋膜之前，用3-0可吸收線間斷縫合周邊組織并固定外緣與腹股溝韌帶，使其內緣與腹直肌鞘外緣縫合，上緣與聯合腱縫合。明確無活動性出血、精索無扭轉后縫合創口。
1.2.2 腹腔鏡組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進行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采用腹腔鏡進行腹膜前修補。采用頭低腳高位，先臍下切皮1.0 cm，鈍性分離各層組織入腹，建立CO2氣腹，使CO2氣腹壓穩定在10～15 mm Hg；腹腔內置入腹腔鏡探頭，探查腹股溝區有無缺損，然后將0.5 cm Trocar置入臍平面腹直肌外緣，再次在距患側髂棘內側3 cm左右處置入0.5 cm Trocar，依次分離疝囊周圍與腹壁粘連的組織，充分暴露腹股溝區、疝環、疝囊，再將疝內容物回納腹腔，置入大小約10 cm×10 cm補片并使其充分平展，達到能完全覆蓋疝環、股環、直疝三角的要求。固定補片于恥骨梳韌帶上，再用游離皮瓣覆蓋補片，最后用3-0可吸收縫合線連續縫合周邊組織并固定外緣與腹股溝韌帶，使其內緣與腹直肌鞘外緣縫合，上緣與聯合腱縫合，解除CO2氣腹，縫合創口。
1.3 觀察指標
觀察比較兩組患者的單側腹股溝疝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與費用、術后6個月隨訪后出現的并發癥及復發率等。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治療效果的比較
術后對患者進行隨訪，兩組單側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住院費用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患者手術治療效果的比較（x±s）
2.2 兩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及復發率的比較
傳統術組術后發生陰囊腫脹0例、切口感染0例、局部硬塊1例、異物感頑固性疼痛0例、疝復發1例，并發癥發生率為10.0%，腹腔鏡組術后發生陰囊腫脹1例、切口感染0例、局部硬塊0例、異物感頑固性疼痛0例、疝復發1例，并發癥發生率為10.0%，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疝復發率均為1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腹股溝區的各型疝主要是由于恥骨肌孔的薄弱和腹壁不同程度缺損而導致[3-4]。為重建腹股溝疝患者腹壁的生理功能和結構，防止腹腔內容物在腹腔薄弱點突出，目前臨床上主要應用無張力疝修補術加以治療[5-6]。在本地區常規開展的無張力疝修補術中，主要包括開放式和腹腔鏡兩種修補術式。較傳統疝手術，開放式修補術甚至可在局麻下完成，拓寬了手術適應證，但仍存在某些不足：①慢性疼痛的發生率約為20%，因而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從而延長住院時間，加重患者的經濟負擔；②可能會出現因補片而導致的相關感染，其感染率為0%～10%，極少數患者需二次手術治療[4，7-8]；③由于有些復發疝患者解剖結構異常，可能因此導致手術難度升高，從而因組織結構難以辨認，引起重要組織器官損傷，出現嚴重并發癥[9-10]。
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包含腹腔內的補片修補、經腹腔的腹膜前修補、經腹膜外路徑的修補等多種術式[8]，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開放式疝修補術的種種不足，具有創傷小、出血少、切口美觀、術后疼痛輕微、恢復快等優點。其中腹膜前修補術能同時處理雙側腹股溝疝，手術視野清晰。特別對于復發疝而言，有效地避免了解剖結構不清帶來的困難，同時明顯降低了開放式手術的相關風險[11]。但同時考慮到手術的費用相對昂貴，并且需實施硬膜外或全身麻醉，因此增加了患者的經濟生活負擔，此外，腹腔鏡手術技術難度較高，對手術醫生的技術和熟練程度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的臨床推廣和普及。
本研究中，傳統疝修補術可顯著縮短手術時間，降低住院費用，而腹腔鏡疝修補術在術中出血量以及住院時間方面占有明顯優勢。兩種疝修補術后患者陰囊腫脹、切口感染、局部硬塊、異物感頑固性疼痛、疝復發等并發癥發生率及疝復發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其對治療腹股溝疝均具有顯著的臨床效果和安全性。考慮到兩種術式的操作技術、手術時間、治療費用以及術后恢復等方面，認為應按照患者本身的疾病特點、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因素綜合選擇和評判合理的手術方法，但對于罹患雙側腹股溝疝、復發疝的特定患者，采取腹腔鏡疝修補術更具有技術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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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關鍵詞】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生命周期風險偏好收入水平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工薪階層依舊是社會經濟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部分人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具有很強的運用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工薪階層的經濟特點分析
工薪階層是指以獲得工作單位相對固定的勞動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經濟群體。他們有著比較相似的經濟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收入來源相對單一。對工薪階層來說，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工作收入和理財收入。由于目前大部分工薪階層的理財觀念比較傳統，加之我國整體理財的條件不夠成熟，理財收入相當有限。相比而言，工作收入在工薪階層的經濟來源中仍占有較大的比重，也是他們理財的重要基礎，更是工薪階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所要考慮的現實條件。（二）投資理念相對趨同。目前的工薪階層大多對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有諸多近憂遠慮。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前景、子女未來教育、父母養老送終、健康身體的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比較多的不確定因素，這樣的生活狀況決定了他們對資金的變現能力、貨幣的流動性等方面有較多要求，投資的基本目標比較一致。（三）消費方式相對多元化。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工薪階層在基本生存需要上有所滿足的前提下，開始更多地關注能實現提升生活質量、改善消費品位的相關項目。他們不僅對旅游、健身、美容、娛樂等方面有普遍追求，而且對教育、房產、汽車、人際關系的維系有較大的差異性支出，所以在能使有限的經濟收入用于實現更大的效用水平方面的證券投資策略組合方面也會有不同的要求。（四）家庭整體承受風險能力相對有限。在現行的社會保障機制作用下，考慮到工薪階層受工作年限與經濟條件的制約，工薪階層在各方面的風險系數依舊比較大。但結合我國目前證券投資市場的發展狀況來分析，可知工薪階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很難保證有確定的高收益，所以他們在真正面臨風險時往往會顯得手足無措，應對不暇。從這種角度上來看，在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中還要加入更多的社會與制度的影響因素作為變量分析。（五）適宜進行證券投資的工薪階層行業相對集中。雖然工薪階層本身是一個覆蓋面相當廣泛的概念，但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較大，并不是所有的工薪階層都可以進行證券投資。根據我國歷年的行業收入水平排名情況來看，金融業、電信業、汽車業、石油業等行業的從業人員有較高的收入，可以考慮進行適度的證券投資。同時，公務員、教師、醫生、外企職員、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等職業都可以考慮參與證券投資活動。本文中將主要以工薪階層的這些有證券投資愿望與能力的人員為分析對象。
二、證券投資策略的基本產品分析
證券投資是指投資者將資金投放于有價證券上以獲取一定收益的行為。證券投資的主要形式為股票投資、債券投資、基金投資等等。證券投資策略即指投資者在進行證券投資前應當掌握的行動方針和謀略，在對總體策略定位的基礎上,還可以詳細確定市場策略、行業策略、公司策略、期限策略、組合策略等。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往往是按不同的比例對多種不同風險與收益狀況的證券投資工具進行有機組合。可見對各種證券投資的產品進行簡單的分析與比較是制定合適的證券投資策略的必然要求。
從概念上看，廣義的證券包括商品證券（如提貨單、購物券等）、貨幣證券（如支票、商業票據等）以及資本證券（如股票、債券、基金等）。狹義的證券僅指資本證券，它們是代表對一定資本所有權和收益權的投資憑證。在本文中涉及的證券投資工具主要根據后者界定。股票是典型的風險投資工具，其最主要的特點是高風險高回報。在我國目前股票市場還不夠成熟與規范的情況下，選擇股票為主要證券投資工具的投資者需要以足夠的時間與專業知識為保證，還要有較充裕的資金和較強的心理承受力。考慮到目前我國股票市場整體行情有復蘇跡象，并且股票的可選空間較大，投資機會較多，在證券投資策略中可以適當調整績優股的比重以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債券品種比較豐富，一般都有收益與風險適中的特點。其中比較常見的有國債、企業債券與地方債券及某些根據特殊需要發行的債券。相對而言，工薪階層比較了解與愿意購買的主要債券產品是國債和有一定收益保證的企業債券。尤其是前者，因為其相對存款而言具有免稅與收益較高的優勢，相對股票而言又具有較好信用保證與較強社會信譽等特點，往往是深受工薪階層歡迎的證券投資品種，也有“金邊債券”之稱。基金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投資產品。根據不同標準可以進行多種分類，其中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比較高，一般在8％左右，適合1年期以上的投資；債券基金一般年收益率分別在2%和2.4%左右，收益穩定，本金較安全，可以確定比較自由的投資期，但考慮到其相應費用與持有期時間有關，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前，可以適當延長投資時間；貨幣基金是短期低風險理財產品，收益率波動幅度不大，是銀行儲蓄的良好“替代品”，適合短期投資，也可以作為一種過渡型投資品種。
三、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
工薪階層在激烈的投資過程中都希望避免或分散較大的投資風險，并達到較高的預期收益，所以正確選擇和運用適宜自身情況的證券投資策略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設計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時，要顧及諸多因素，比如工薪者的收入水平、消費情況、投資理念、生活區域、職業特點、行業前景、年齡階段、家庭構成、性格類型等等，不一而足。下文主要從工薪階層的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階段、風險偏好、收入水平幾方面簡單地制定其對應的證券投資策略。
（一）以不同生命周期分類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在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中，強調人們會在人生相當長的時間范圍內計劃生活的消費支出，并達到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的消費情況最優配置。由于人們的收入在滿足消費之余主要可以用于儲蓄與投資，所以該理論在為工薪階層制定證券投資策略時有較強的借鑒意義。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提出年輕人家庭收入較少，消費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經濟收入水平，在此階段多以負債消費為主，即便有一定剩余資金，也主要用于未來投資資本的原始積累，可以不要過多地考慮證券投資策略。當然，為了鼓勵年輕人進行必要的資金貯備，可以建議他們采取定期定額方式購買貨幣型基金，或采取相對保守的投資策略，相信一定時期的累積可以為下一個生命周期的證券投資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和更為豐富的投資經驗。隨著人們進入中年階段，收入水平日益增長，收入會多于消費，經濟能力和生活方式上都趨于穩定。保證提供子女教育的經費和贍養父母的資金是現階段工薪階層主要需考慮的問題，著手準備投資保值與增值計劃成為必然的投資選擇。此階段的工薪者可以考慮每月將剩余收入的20%投向較有風險的投資或股票，40%購買各項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較為穩定型基金，20%購買新型證券投資產品或選擇其他理財或投資工具，10%作為保險資金，另10%作為緊急備用金或儲蓄費用。由于他們有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應該以進取型投資風格為主，力求投資品種多樣化，投資思路開闊化。等到工薪者進入老年階段，他們收入水平相對消費需要又會略顯不足，但由于有中年階段的投資與理財的補充收入，仍有制定證券投資策略的必要。鑒于老年工薪者幾乎沒有提高經濟收入的發展空間，風險承受能力也越來越低，生活需求相對簡單，對養老資金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性考慮較多，所以證券投資策略應該以投資收益穩妥、有底線保證為首選目標，盡量少選擇風險性、激進性投資工具，以避免養老費用的損失。一般每月可以將多余收入的30%投向平衡型基金，40%購買國債，20%購買貨幣型基金，10%進行儲蓄。這種組合既能對老年工薪者的資金有一定收益保障，緩解通貨膨脹或其他經濟因素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也能有效降低風險程度，有利于老年工薪者的身心健康，減輕他們的心理與經濟壓力。總體而言，不論身處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都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意識，不要低估長期投資的升值能力，要盡早形成證券投資的意識并選擇自己比較熟悉與感興趣的產品。
（二）以不同家庭階段分類分析
根據家庭所處的階段，一般可以劃分為單身打拼期（一人）、家庭形成期（兩人）、家庭建設期（三人以上）、家庭成熟期（子女進入非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細分期（子女開始獨立生活）等類型。為了簡單起見，也有理財專家將其劃分為青年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但因為在本文中已經有對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在此還是主要側重于前一種分類標準下的具體分析。1、單身打拼期的工薪階層，往往因為對于創建事業與組建家庭的考慮比較多，主要資金大多形成對自身和工作或感情的投資，所以在證券投資方面的考慮還處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階段。當然，如果有其他外來資本，又有較多時間與精力學習證券投資方面的新知識，也不排除“借雞生蛋”的獲益。鑒于這種情況尚不是主流趨勢，在本文中不必過多涉及。2、家庭形成期的工薪階層可以合二人之力共同參與證券投資，在資金方面相比單身打拼期的工薪階層有所增加，投資觀念也逐漸形成，對于培育下一代、開展家庭建設、完善家庭設備等方面的考慮還有較大的彈性，所以可以設定比較靈活、主動的證券投資策略，在風險較高、收益也較大的證券投資品種要多加關注，適當增加其在證券投資中的比重以實現增值型投資目標，同時也要增加適當低風險或無風險的投資品種達到保證基本收入的目標。在對日常生活水平不會造成較大影響的前提下，可以用家庭成員中一方的資金大膽嘗試多種證券投資手段，并放松心態，強化投資的積極與進步意識。3、處于家庭建設期的工薪階層無論在經濟還是精力上都比家庭形成期的工薪者要更顯緊張，但因為年齡或工作經驗等原因，投資理念更趨理性與成熟，所以在開源節流的途徑選擇上也有了更多的方法。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要對小孩養育與培育的費用有充分的估計，同時在證券投資工具的選擇上要集中于比較擅長與熟悉的幾種工具上，不必過于分散。當然，相對而言，如果已經有了證券投資的心得，還可以適當的融資投入比較有把握的證券產品上。4、處于家庭成熟期的工薪者，一方面事業發展進入上升期，工作比較繁忙，投資的跟蹤時間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家庭規模比較確定，在經濟收入與支出方面都比較清晰，對未來安排與生活定位比較明了，投資的目標比較明確。此階段家庭的主要開支是小孩的后續教育經費、夫妻雙方的事業發展經費、日常的醫療保健經費等項目。所以應該以溫和進取型投資風格為主，可以在扣除日常消費支出后，先將比較固定的存款轉換成較有保障的國債或基金，以保證孩子上大學的費用，剩余的零散資金投入貨幣市場基金及保險。在投資產品期限與種類的選擇上，可以與小孩受教育的階段性費用支出相對應，形成一個中長期(2年以上)的證券投資策略，目標年收益率要在通貨膨脹率的兩倍以上，并形成長期理財習慣。5、當工薪階層進入家庭細分期時，如果不要額外負擔子女們在經濟方面的要求，又沒有更多消費支出方面的增加項目，可以在證券投資的長期策略基礎上，增加部分短期與中期投資品種，以提高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并能更主動地抓住更多的良好投資機會。當然，在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中，在此階段的工薪者可能要隨時應對子女們在事業與家庭發展等方面的追加資本投入需求，所以還是要準備部分流動性較強的證券投資產品提高資金的變現能力。總體而言，目前我國工薪階層在不同家庭階段，都要先保證實現家庭經濟基本功能，再顧及證券投資的增值功能，切忌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三）以不同風險偏好分類分析
證券投資中的風險主要有市場風險、形勢風險、行業風險、財務風險、管理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等。一般而言，風險偏好類型的確定主要取決于投資者的年齡、收入、性別、經歷和個性等具體因素。比如，年齡較小的人不怕失敗，所以多為風險趨向型投資者，隨著年齡的增加，對于風險的態度逐漸表現為中立型甚至規避型；收入越高的人們能承受的風險往往比較高，相比而言，收入偏低的人群對于風險大多有回避的傾向。通常認為男性趨于冒險、女性趨于保守，但也有人認為隨著現代經濟生活中男女承擔社會角色的互換及女性在理財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女性也呈風險愛好型；一般人生經歷比較豐富的個體屬風險趨向型，而經歷比較簡單順利的個體屬于風險規避型，自然也有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他們在不同情況下的風險選擇。總體而言，工薪階層中大部分人員屬于風險規避型和風險中立型，對證券投資風險的整體承受能力相當有限。只有在對工薪階層的風險狀態基本了解的前提下，才能選擇各自適合的證券投資策略。一般而言，對于風險趨向型的工薪投資者可以增加證券投資新品種的比重，因為往往新產品在高風險的后面也隱含高收益。對于風險中立型的工薪階層可以采取在高、中、低風險型的不同投資工具中設置不同比例以達到趨利避害的效果，當然也可以將資金主要投入風險中等的債券和混合型基金上，這樣可以集中精力，深入分析比較集中的品種，從而獲取更高收益。而風險規避型的投資者一方面可以采取購買國庫券、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為主的簡單投資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據各種年度報道與評比結果，選擇有較好社會與經濟效益的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進行集合型證券投資。相對而言，由于貨幣市場基金與其他低風險理財產品相比較，在收益率相當的情況下，在投資門檻和流動性方面具備明顯優勢，可以滿足偏好低風險理財產品的投資者對資金的高流動性和對收益的穩定性的綜合要求，分析人士指出，貨幣市場基金將繼續成為這部分人群的首選理財工具。當然，隨著人們對基金市場的熟悉，指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均可以成為低風險的證券投資產品。由于工薪者處于不同境遇時，也可能改變風險偏好，所以要在對自己的投資意愿有足夠了解的前提下選擇合適的證券投資策略。
（四）以不同收入水平分類分析
雖然同為工薪階層，但收入水平還是有較大差異。比如以湖南省2005年的工資水平為標準，據統計資料顯示，當年在職人員的平均月工資水平為1503元。以此為標準，比平均線低20%，但高于當地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薪者可以認為是低收入群體。而高出平均水平一定值的工薪階層可歸為高收入群體。低收入者一般會采用比較傳統與保守的方法進行證券投資，比如購買國庫券是他們選擇的主要證券投資方式。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一般投資觀念傳統，家庭理財要求絕對穩健。建議每月做好支出計劃，除正常開支外，可將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進行重點證券投資產品的投資理財，切忌廣而全，頻繁交易。對于風險較大的股票市場，考慮到工薪階層的風險承受能力較弱，專業知識也相對匱乏，可以不做重點考慮。保險、基金和國債等投資產品仍是該收入水平工薪階層的主要選擇。至于高收入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中，可以考慮將大部分資金用于進攻型投資，更大地發揮“錢生錢”的功能。考慮到風險因素，“攻”的資金中又可以分為“穩攻”和“強攻”兩部分。對于穩攻部分，有一定投資理財概念的人可以選擇購買一些市場波動度較小、預期報酬較穩健的證券產品，如混合型基金、大型藍籌股等，力求年收益率達到5%-10%的水平；強攻部分則為某些高風險高收益發證券產品組合。可以考慮在專業理財規劃師的指點下，將部分資金投入各類預期收益率較高的股票上。在證券投資中，既要有對單個股票和債券、基金行情的把握，又要具有投資組合的理念，以適度分散投資來降低風險。總體而言，在為工薪階層制定證券投資策略時，要更多地關注他們的不同需求目的以及對不同價格與風險類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從而在保障他們現有資產與生活水平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實現未來資產價值與質量的提升。
也就是說，工薪階層不論是屬于上述哪種類型或階段，在進行證券投資時，都要具體狀況具體對待，并綜合考慮以上因素進行抉擇。當然，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也有共通之處。一旦工薪者決定了要進行證券投資，就應努力作到以下四點來保證策略生效。（一）制定具體可行的各期目標。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計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與經濟實力，確定在不同年齡與時期的投資目標，并在達到預期收益水平時要適時收手，重新選擇下一個目標。
（二）遵照投資理財的基本規律。總體上工薪階層進行證券投資策略時要本著“終身快樂”的原則，也就是要盡量作到“抓住今天的快樂，規避明天的風險，追逐未來生活的更加幸福”原則。在具體選擇投資品種時，要遵循“不要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原則。（三）確定詳細周全的步驟。作為普通的工薪階層，最好要制訂具體的投資步驟，逐步有效的拓寬投資渠道，增加各層次的投資品種，最終實現自己的投資理想。（四）制定穩中求變的策略。投資策略的適應性與創新性是決定投資成敗的重要因素。投資策略有很多，關鍵是要尋找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并在投資實踐中不斷反思與修正。工薪階層如果能真正理解與掌握以上四點，在找到適合自己的證券投資策略基礎上，加強對策略的落實與調整，在投資理財的道路上必然有較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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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一、留守老人的生活現狀
我國農村長期實行以家庭為主的養老方式，子女贍養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傳統的養老方式悄然發生了變化。長期的兩地分離使得外出子女無法為留守父母提供日常性的照料和關懷，家庭養老的基礎受到了動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不僅如此，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留守老人還得照顧孫輩及忙碌耕作，過著貧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生活質量差，勞動強度大
據筆者對豫東陳村留守老人的調查，83%的留守老人沒有積蓄，86%的留守老人仍需下地干農活。他們生活極其簡樸，往往只求溫飽而不求吃得好。雖然子女外出務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經濟生活，但大多數子女自身經濟狀況不佳，還要撫育子女，所以，給予父母的經濟幫助十分有限。此外，很多子女掙錢的能力有限，沒有能力給父母提供贍養費，以致許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靠自身勞動來維持生活。原本中青年農民是農村種田的主勞力，但由于他們長期在外務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不忍心責任田荒蕪，于是，本應享受天倫之樂的他們不得不重新拾起農具，成為務農主角。這樣，外出務工的子女間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勞動強度，他們外出務工雖然掙了錢，但留守老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顯著提高，所以，留守老人普遍面臨生活質量差、勞動強度大的困境。
(二)就醫難、費用高
看病難、看病貴更是目前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在豫東的農村尤其如此。雖然實行了農村新型醫療合作制度，但在豫東農村地區，醫療結構尚未完善，醫療水平、人員及設施的配備也極為有限。加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有鄉鎮衛生院仍以盈利為目的，門診費用不能報銷，而大多留守老人經濟窘迫，一兩百元的門診費對于一些老人們來說已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因此“看不起病，吃不起藥”是留守老人常有的現象。根據統計數據，留守老人生病的醫療費用主要靠自己承擔的占76%，主要靠外出子女承擔的占17%，主要靠未外出子女承擔的占13%，主要靠其他家庭成員和村集體或政府承擔的比例也很低。醫療費用的支出對于原本經濟條件就比較糟糕的家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很多留守老人因為無錢看病，只能拖著，遭受病痛的折磨。據筆者調查，有些病人由于沒有錢在正規的大醫院看病，而只能選擇在家讓那些鄉村醫生治療以延續生命。
(三)隔代教育增加了留守老人經濟與精神負擔
據統計，豫東陳村76%的留守老人需要照看孫輩。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攜帶子女進行隨身教育的打工者為數不多，造成許多農村孩子短期或長期失去了直接監護人，留守在家的爺爺奶奶不得不承擔起對孫輩的教育重任，這樣就形成了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給留守老人帶來了極大的經濟與精神負擔。一般來說，外出務工子女應該在經濟方面給老人一定的補償，以利于老人生活質量的提高。據筆者調研，部分外出務工子女確實使他們父母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絕大多數留守老人依然是通過自身勞動來獲取生活來源，子女對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給老人寄錢都是為了農業生產投入或者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費用的支付，很少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老人患了重病時才給予支持。通常情況下，子女匯的錢并不是很及時，留守老人不得不把自己勞作、用于改善生活的錢補貼在孫輩身上，這無形中加重了老人的經濟負擔。對許多農村留守老人來說，最令他們頭疼的是孫輩的教育問題。通常，農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對不高，又不懂得科學的教育方法，加之受“隔代親”這種傳統風俗的影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都溺愛這些留守在家的孫輩。長此以往，很容易使他們養成唯我獨尊的不良心理。同時，農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對孩子的功課根本無力輔導，對他們的學習只能放之任之。這樣又可能使孫輩們養成棄學、厭學、上網打游戲等不良嗜好。
(四)精神慰藉缺失，娛樂活動單調
傳統文化中的“兒孫繞膝，其樂融融”的情結在農村老人觀念中根深蒂固，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條件。然而，由于兒女長期在外務工，留守老人既要負擔農業生產，又要照顧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難以實現，心里失落感較大。在外打工的兒女長時間不回家，對老人尤其是對于單親家庭的留守老人來說，打擊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時很少與父母溝通，打電話回來更多的話題也是圍繞在家的孩子，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親情上的疏離和心靈上的煎熬。老年人失去了依靠和寄托，無法享受過去大家庭的天倫之樂，精神世界比較空虛，心理上孤獨無助。另外，年輕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邁力衰、精力有限，加上農活多、家務忙，很難開展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而且大多數農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實際意義的老年組織，老人們空閑時間除了看電視、聊天、打牌外，就沒有更好的消遣活動了。還有一些老人為了省電甚至連電視都不看，有些老年人家中電視都是由孫輩控制，所看的電視節目都是老人們不感興趣的。
(五)家庭氛圍缺失，生活無人照料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傳統的大家庭逐漸小型化，家庭氛圍逐漸消失，“兒孫繞膝”的現象也不再出現。子女不在身邊，造成農村留守老人養老的家庭氛圍缺失，生活無人照料。對農村留守老人來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燈泡壞了、電線斷了等都成為難題。特別是當老人身體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醫院看病時，子女不在，老人更是覺得失落、孤苦無靠。
(六)法治不健全，安全隱患時有發生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治安較為松懈，法治人員不作為情形較突出。加之留守老人對犯罪分子的警惕性不高，又年老體衰、行動不便，使一些不法之徒把罪惡的黑手伸向了他們。據筆者走訪了解，這些不法之徒利用農村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對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心地善良等特點，對他們銷售過期或假冒偽劣藥物以騙取錢財。另外，犯罪分子還利用花言巧語，上門編故事，說老人在外打工的子女出了問題，急需用錢，并謊稱自己是他們的朋友，來騙財騙物。所騙對象多是男主人或子女長年離家打工，僅有老人留守的農村家庭。更為嚴重的是，有些犯罪分子利用農村治安防范力量薄弱的特點，對農村留守老人進行明目張膽的搶劫。如在陳村多次發生不法之徒在夜間砍伐村民院子周圍的樹木，留守老人一旦報警，這些歹徒就直接對他們進行人身威脅。更有甚者，有些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地把老人飼養的羊給抱走。
二、留守老人問題出現的原因
目前我國農村留守老人的數量已達1億多人，留守老人現象已經相當普遍。有關留守老人的報道頻頻見于報端，作為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群體，留守老人問題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現，必然伴隨出現上文所談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社會的老齡化加劇
目前我國老年人數量逐漸增多，全國60歲以上的人口已達到1．7億，其中70%以上的老齡人分布在農村，農村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可以說，留守老人是農村人口結構老齡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必然現象，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二)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
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以提高生活水平，這是留守老人問題產生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全國農民進城務工人口已超過1．58億，并以每年600萬的速度遞增。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3億人口。農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付出的成本代價，是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必然出現的社會問題。
(三)老年人與子女之間存在代溝
代溝是造成老年人與子女分開生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價值觀念、興趣愛好、生活方式、消費理念等差距越來越大。隨著“代溝”加深，子女要求有獨立的生活空間，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戀土情結，不愿意離開家鄉隨子女進城生活。老人認為與子女分開居住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爭吵，而年輕子女因工作繁忙，經濟條件有限，對留守在家的老人關照也必然有限［2］。
三、解決留守老人問題的策略
農村留守老人存在著經濟供養條件差、收入來源結構單一、精神慰藉方式短缺、生命質量保障力度薄弱等問題。為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學、老有所用、老有所醫、老有所樂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12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老齡事業，加快建設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努力讓城鄉老年人都老有所養，幸福安度晚年”［1］。
(一)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的有機結合
長期以來，“養兒防老”是我國農村地區主要的養老模式，然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農村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為了保證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實施，各級黨委政府應做好“鳳還巢”的工作，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優惠政策，積極鼓勵、引導農村青年返鄉創業。外出務工、求學人員回鄉創業，不僅有利于農村工作的正常開展，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步伐，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更主要的是讓留守老人過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畢竟家庭養老在情感、心理上是其他任何養老方式都無法替代的，家庭養老仍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在農村建立完善集中贍養制度，加強農村養老院建設，適當增加農村養老院的數量，促進家庭養老社會化，將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學、定居而無依無靠的留守老人吸納進去，實行“補位”養老服務，真正解決留守老人無人管理、無人贍養的問題［2］。隨著老年人人數逐年增多，特別是高齡、失能、獨居老人逐漸增多，除了要緊緊依靠家庭和社區養老外，還必須大力發展社會化養老。社區養老服務不能全靠政府投入，應實行社會化。其中，政府投入部分資金，主要用于示范性老年服務項目的建設，同時要通過優惠政策鼓勵社會各界力量興辦老年設施，多渠道吸收社會資金投入。中國紅十字會曲阜醫院院長姜健建議把專業人員服務和志愿者活動結合起來，嘗試建立時間儲蓄制度，鼓勵低齡人為高齡老人提供護理照料，為自己未來的護理需求進行時間儲蓄。他認為，政府對加強社區養老服務和社區托老機構的建設應作出明確規定，新建社區或規劃城鎮公共設施時，需按一定比例建設托老機構和老年人活動基礎設施。同時，他還認為，為應對國家資金不足，應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鼓勵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服務業。吸收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市場，已經是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戰略選擇［1］。對于農村留守老人這個特殊群體，有識之士建議要加大社會各界對其關愛的力度。在進一步采取幫扶等措施幫助農村留守老人解決生活困難的同時，更應組織各種社會關愛行動，讓老人們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撫慰。首先，注意推進入戶撫慰活動。基層黨政組織應擔當起撫慰的首要任務，匯集農村多方力量組建節假日上門撫慰服務隊伍。每逢春節、五一、國慶、中秋、重陽節等節日，通過開展慰問活動，使老人們感受到“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其次，積極開展志愿服務活動。組織社會各界志愿者利用周末和空閑時間，經常到農村留守老人家中探望，陪老人們聊天，幫老人們洗衣等，讓老人們充分感受到“空巢不空心”的溫暖。第三，逐步實施電信問候活動。郵政、通訊等行業，可充分利用現代信息工具和部門優勢，定期對農村留守老人進行精神問候，使老人們感受到社會關愛［3］。
(二)促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
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就要不斷提高農村老人的就醫保障。要不斷加大財政及各地方財政補貼比例，最大限度地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推進新農合醫療制度建設，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1］。一是要不斷鞏固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提高財政補助水平，對老年人治病產生的門診、醫藥費按一定比例報銷。二是要建立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加大政府調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閑置的醫療衛生資源向鄉村轉移，支持農村衛生室建設。同時要改革鄉鎮衛生院運行機制，推行鄉村衛生機構管理一體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價的基本醫療服務。三是要加強農村醫療衛生隊伍建設，定向免費培養培訓農村衛生人才，妥善解決鄉村醫生貼，要側重于為農村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適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醫術較為高明、醫德較為高尚的醫生到農村醫院工作，以提高農村醫院的醫療水平。
(三)增強敬老養老意識
尊老敬老是我國的傳統美德，孝敬老人一直受人尊崇;老人們也都希望子女贍養他們，希望從和諧、溫暖的家庭中獲得物質和心理上的滿足。而在廣袤的中國農村，要想建立起惠及每個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險，有相當大的難度，家庭養老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子女仍是撫養留守老人的主力軍。然而近年來，敬老養老的意識有不斷淡化的趨勢。除了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直接相關外，還與一些子女的孝道意識薄弱有關。所以，政府、社會要大力宣傳孝道觀，強化子女的敬老養老意識，通過多種渠道宣傳、開展評選敬老養老好兒女、好媳婦、模范家庭等活動，大力宣傳尊老、敬老、助老的法律法規和先進事跡，使人們認識到尊老、敬老、助老是憲法規定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從道義和制度上使老人心情舒暢，頤養天年。為此，子女應該時時保持與父母的聯系，大事與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見;按時給老人寄錢送物，讓老人無后顧之憂。對農村留守老人的關愛，需要兒女們的精神贍養與物質贍養并重。所謂精神贍養，就是在外的兒女們要多和老年父母進行精神上的交流溝通和安撫慰藉。要關心父母，經常回家看望，聽聽他們的心聲。遠隔千山萬水不能經常回家的，也要經常寫信、打電話，噓寒問暖，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我們需要構建的是永久親情的和諧，這其實也是一種美德。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傳承“尊老愛幼”的民族傳統，讓更多的人來關愛農村的留守老人，讓普天下的家庭都和諧相處，無疑是天經地義的美德，也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要義［4］。
第8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
關鍵詞 日本 歸國殘留孤兒眷屬 社會適應性
1972年后，中國公民加入日本國籍、取得“永住”或“定住”資格的人口急劇增加，構成了新華僑、華人群體。日本的新華僑、華人主要由三種類型的人群通過三個渠道移居日本，即留學生、日本人的配偶、歸國殘留孤兒眷屬等。其中原留學生是新華僑、華人的主體，學術界對此比較關注，研究成果頗多；與日本人結婚者亦占一定比例，同時因其現實敏感性及世界移民的共通性，也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討；至于歸國殘留孤兒眷屬這一群體，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僅個別論著有少許提及。日本歸國殘留孤兒問題是近、現代中日關系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其形成背景具有獨特性及特定的歷史階段性，是移民史上的獨特現象，它不僅構成了中日民族關系史的一個特殊層面，也為探討不同民族在移民過程中面臨的困惑提供了思考。本文主要通過中、日之間的文化價值沖突、生活價值及行為方式等方面，對歸國殘留孤兒眷屬的生活狀況、心理狀態、民族認同和社會適應等進行分析研究，為文化兼容與異族共存提供研究積累。
一、形成日本歸國殘留孤兒眷屬的經緯
日本歸國殘留孤兒眷屬是中日關系史上特定時期所形成的特定人群，其形成與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推行的移民侵略政策密切相關，是日本失敗后的產物。
明治以后，日本政府調整以往的亞洲政策，擴張野心日益膨脹。向中國東北地區移民侵略，以期逐步占領整個中國，是當時日本政府亞洲政策的重要一環。自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政府就開始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移民，但規模尚小，人數不多。截至1931年，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未超過1000人。1931年“”后，日本政府不堪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壓力，建立了所謂的“滿蒙開拓團”，組織日本關西等地的大量農民攜家帶眷移居中國東北地區，并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力圖使他們永久占據非法獲得的土地等各種資源。
從1932年到1944年9月，日本共向中國東北移民166.2萬余人，其中農業移民達32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蘇聯根據《雅爾塔協議》出兵中國東北，掃除了日本關東軍勢力。隨著關東軍的潰敗，“滿蒙開拓團”的日本人倉皇逃竄，在逃竄中有不女和兒童被遺棄，總數在4000人以上，主要集中在中國東北三省和的東部地區。善良的中國人將這些孤兒收養，使他們與普通中國人一樣生活、學習。這些日本殘留孤兒長大后，絕大多數與當地中國人結婚生子，組成家庭，由此形成殘留孤兒眷屬這一特殊群體。
后，在中、日兩國政府的協調和努力下，這些當年被遺棄的孤兒通過各種渠道陸續返回日本。因殘留孤兒開始在日本尋親時已經是兒女成群的中年人，有的人甚至已做了祖父母，所以他們在中國的一部分眷屬也伴隨其赴日本生活。赴日定居的殘留孤兒及其眷屬大多集中在東京、琦玉、神奈川、大阪等地區，其中定居東京的人數最多，約占20.7％，定居神奈川縣的約占8.5％。殘留孤兒及其配偶、子女赴日主要集中于2000年之前，其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前往日本定居的殘留孤兒眷屬(下文將這一群體稱為“在日殘留孤兒眷屬”)主要是日本歸國殘留孤兒的第二代，他們的年齡一般在40―50歲之間，大多數人保持著中國國籍，其中與日本人有直接血緣關系的多持“永住”簽證，與日本人有姻緣或其他關系的(如殘留孤兒子女的配偶、孫輩)多持“定住”簽證。與殘留孤兒有直接血緣關系和有特別技能者，申請加入日本國籍較為容易，一般8個月到2年即可獲批準。根據有關統計資料，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主體是持“定住”簽證者，其人數估計占日本新華僑的80％，持“永住”簽證和加入日本國籍者數量較少。
日本殘留孤兒眷屬是中、日之間近半個世紀不幸歷史的產物，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就不會出現殘留孤兒眷屬這一特殊群體。
二、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狀況
日本殘留孤兒眷屬隨同殘留孤兒赴日后，雖然其中多數人仍保留著中國國籍，但根據日本的法律，他們可以自然獲得“定住”、“永住”簽證，社會地位比較穩定，在社會福利、就業等方面比持有“就職”、“留學”等其他簽證的在日中國人有更多的便利。他們的職業多樣，總體經濟狀況尚可，尤其是去日十年以上的家庭，在生活、就職等方面沒有大的障礙。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因日本社會及在日殘留孤兒眷屬自身條件等因素，他們在情感、文化、生活等方面仍面臨著諸多難題。
(一)困惑中的邊際人
對于在日殘留孤兒眷屬而言，因為日本政府將其定義為“殘留”，這就注定了他們在日本社會現實中必然會產生飄搖感、沖突感，并由此產生種種困惑。與其他華僑的身份認同問題一樣，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身份問題和歸屬問題也是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我是誰?”、“我究竟屬于什么群體?”、“我該以怎樣的身份認同自我?”等問題，也許是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終其一生都想要尋求出準確答案的問題。因此，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實際上屬于一種“邊際人”。葉南客在其著作《邊際人：大過渡時代的轉型人格》中這樣描述邊際人：邊際人是人的時間與空間身份與區位的兩重性矛盾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道德和文化條件下的變現方式。邊際人既是兩個文化體系對流后的產物，又是新時代不同文化接觸后的結晶，因而在邊際人身上不僅具有兩種以上文化期望和文化沖突，他們的角色行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邊際性的。
雖然大多數在日殘留孤兒眷屬擁有中國國籍，是純粹的中國人，但是又因為婚姻、血緣而成為“半個日本人”。在中國相對落后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得知自己“有便利條件”去日本時，便懷著改變命運的美好愿望，情愿背井離鄉奔赴自己并不了解的國度。當殘留孤兒眷屬帶著憧憬歷盡艱辛到達日本后，面臨的卻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情景，現實與理想的沖突、身份認同的茫然與歸屬當地的危機感，使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困頓與疑惑。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們努力讓自己在各方面看起來像個日本人，可是在日本人眼里，無論他們怎樣改變，仍永遠是中國人。在日殘留孤兒眷屬時常流露出對中國的情感，但當他們回到國內探望親屬時，中國人卻又認為他們是“日本人”。由于無法獲取一種合理、穩定的身份認同感，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就如漫步于中、日兩種文化邊緣上的兩個人，時常感到迷惑和焦慮。就像曾擔任過美國人類學協會主席的著名華裔人類學家許娘光所說的：“我出生并成長于一種文化環境中――在那里，生活停滯，大部分人的生活幾乎可以完全預知，后來我被從這一種文化中趕出來，到另外一種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在后一種文化中，人們渴望變化，因為它
本來就追求進步，萬物與眾生的面貌總是變化不居的，處在對比如此明顯的兩種文化環境的人，本來就徘徊于每種文化的邊緣。”這些當年懷著激情和憧憬、歷盡艱辛來到日本的殘留孤兒眷屬，后來卻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群“邊緣人”。
1972年中日關系正常化以后，為了促成殘留孤兒順利返回日本，使他們盡快與日本國內親友團聚，經中、日兩國政府協商，自1981年開始，日本厚生省先后組織了多個尋親團為殘留孤兒尋找國內親屬，但成功率卻是逐年下降。最讓日本殘留孤兒心寒的是，雖然有些殘留孤兒已經找到自己的親屬，但這些親屬卻不愿意認親。許多殘留孤兒雖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但在他們心中，這里卻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一些日本殘留孤兒的在日親屬之所以不愿意認親，既有經濟方面的思慮，也有情感方面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按照日本的法律規定，家庭的全部財產由所有兄弟姐妹均分。一些日本人看著這群“陌生”的外來家人，非常擔心給自己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地位帶來麻煩，因而不愿認親。例如：一位歸國殘留孤兒在山形縣定居后，她住在東京的姐姐從來沒有來探望過她和她的家人；還有一位殘留孤兒在秋田有個姐姐，其姐姐聽說妹妹一家要回日本，馬上給當地役所寫信，不讓給妹妹一家寄戶籍本，竭力阻撓妹妹一家前往日本定居。
日本人對待自己的至親(殘留孤兒)尚且如此，殘留孤兒眷屬在其眼中更是形同路人，難以產生絲毫的親情顧戀。在一些日本人心中，殘留孤兒眷屬不同于殘留孤兒，而是屬于外來客，是因為沾了殘留孤兒的光才能來到日本的，這些人給日本社會增添了許多麻煩。而日本人是最怕添麻煩的。因此，殘留孤兒眷屬在日定居后，人情淡薄、世態炎涼令他們遭受著難以名狀的心理折磨。雖然在日殘留孤兒眷屬體驗到了新的生活方式，獲得了認識世界的新視野，但同時又面臨著適應新環境、融入不同文化的痛苦，被身份歸屬的焦慮及孤獨、彷徨、迷茫的情緒所煎熬，承受著迷失自我的風險。這種狀態會持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他們只有通過努力、主動地調整自己，重新確認自己，才有可能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二)緩慢的異文化適應
任何人格特質的形成，都依賴于一定的社會土壤和氣候，依賴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一個人在完成社會化以后，形成了自我人格，即具有普通人的一切特征。筆者將這種特征稱為“原人格”。
在日殘留孤兒眷屬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社會群體。他們原本在中國文化環境中生長，從小就受到中國文化傳統、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以及家庭和學校的影響，其語言、思維方式、行為習慣都表現出中國文化的特征。殘留孤兒眷屬移居日本后，生活在一種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他們必須經過再社會化過程才有可能融入日本社會，形成經過整合的、能夠適應日本社會的“新人格”。但是實際上，在再社會化過程中，更多的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形成了“邊際人格”。
這些在中國完成了社會化的殘留孤兒眷屬，面對近在咫尺的陌生親屬，甚至連基本的語言溝通都無法實現，更談不上相互理解。他們從中國來到日本，突然置身于異文化環境中，在形成對新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的“適應性”之前，必定要經過劇烈的文化震蕩，甚至“文化休克”。于是，這一群體中的很多人在逐漸遠離了中國社會的文化價值軌道之后，也沒能進人日本主流文化的軌道，成了游離于中、日兩種文化和兩個價值體系之間的“邊緣人”。
在日殘留孤兒眷屬與通過留學、結婚等渠道移居日本的新華僑、華人不同，他們的情況比較復雜。由于種種原因，早先的殘留孤兒眷屬中知曉自己家庭里日本殘留孤兒身世的人很少。當得知家中有日本殘留孤兒且可以隨其一起移居日本時，殘留孤兒眷屬的心緒紛雜不一，有的人不想讓家庭分離，有的人憧憬移民日本，更多的人則是為后代的前途考慮。不管抱有什么樣的心態，在做出移居日本的決定時，對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而言日本社會是陌生的。可以說，殘留孤兒眷屬對融入日本社會既存在心理準備不足的問題，又缺乏融入的能力。社會化的中心是要形成對本社會的認同感和身份感，即個體歸于他所屬社會團體的感覺。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早期社會化在中國形成，認同于中華民族，他們移居日本后，就必須要經歷一個再社會化過程。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語言是他們首先遇到的阻礙。他們移居日本時，中國剛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各個方面還很落后，外語教育不發達，在比較封閉的中國東北地區更是如此；加之他們原先大多生活在縣級以下地區，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因而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會說日語，語言不通是他們移居日本以后首先面臨的最大困難。表2所列調查結果可以清楚地反映歸國定居日本殘留孤兒及其眷屬的日語水平。
語言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交往溝通、獲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從表2的數據統計可知，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日語水平整體上不是很高，能夠在生活中自由會話的人較少。殘留孤兒眷屬的家庭結構也不利于其學習日語，殘留孤兒本人是日本人，但是他們成長在中國，其配偶是中國人，子女是混血兒，這種家庭結構決定了他們在家里主要使用中文進行交流。另外，由于工作環境、社會交際的局限性和狹窄性，殘留孤兒眷屬學習日語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多數殘留孤兒眷屬之所以赴日本定居就是為了有個好的前途，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他們不是純粹的日本人，因而他們享受不到日本的國家救濟和更多的優惠條件。語言的限制，思維的不同，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差異，使得他們難以適應日本的社會及文化。
日本社會是一個排他性比較明顯的社會，盡管日本人很少承認這一點；若要日本人完全接受你，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出生在他們中間。這是因為97％的日本人都屬于一個民族，他們不僅靠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共同的語言，而且靠共同的血緣、民族、歷史和宗教習俗聯系在一起。在人際關系方面，中國人的人際關系一般產生于自己的家人、同學、同事和同鄉中，海外華僑、華人中的許多血緣、地緣、業緣社團也是如此結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際關系主要是一種“情感關系”，這種關系帶有濃厚的人情味，主要靠人的感情來維系，與日本人際關系建立在執行任務和交換服務中所表現的權利和義務上的“角色關系”不同。因此，盡管大部分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將來都能夠獲得日本國籍，但是他們卻很難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三)艱難的社會生活
中國和日本在社會體制、文化傳統、社會意識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殘留孤兒眷屬移居日本后，在陌生的環境里必須重新學習語言，重新建立社會關系和地位，這對他們來說是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加上來自日本社會的歧視，自身經濟上的窘迫，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適應性困難，以及殘留孤兒眷屬移居日本時過高的期望值，致使這一群體在日本的生活步履維艱。
日本殘留孤兒及其眷屬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直接后果，日本政府理應為他們前往日本定居并逐步適應日本社會創造便利的條件。然而恰恰相反，他們到日本后卻遭受了種種限制。日本政府規定，國家只負擔殘留孤兒及其配偶、20歲以下子女前往日本的費用，以及到日本后在“中國歸國者定居促進中心”學習4個月、在“自立中心”學習8個月的費用。一年之后無論情況怎樣，國家不再負
擔他們的任何費用。而殘留孤兒其他子女前往日本的路費及到日本后的所有開支都需自己支付。這無疑增加了日本歸國殘留孤兒家庭的經濟負擔。由于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壓力，以及擔憂自己的晚年生活和孩子的教育等一系列問題無法解決，歸國殘留孤兒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采取了游行示威、向法院提訟、通過媒體呼吁等行動進行斗爭。經過歸國殘留孤兒堅持不懈的努力，日本政府終于在2008年4月實施修改后的《中國殘留日本人支持法》，但是歸國殘留孤兒的眷屬仍不在支持范圍內。
日本神戶大學教授淺野慎一曾帶領學生對日本歸國殘留孤兒后代的實際生活進行調研，他們的調查顯示，在兵庫縣、大阪府居住的歸國殘留孤兒第二、第三代，面臨著就業、育兒、對其父母或祖父母的養老看護等困境。由于日本方面不承認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在中國的學歷和經驗，他們移居日本后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表3是1995年公布的日本厚生省《關于中國歸國者生活實態的調查報告》中關于殘留孤兒及其眷屬(主要是配偶)的就業調查情況。
從表3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在日殘留孤兒眷屬(主要是配偶)所從事的工作，絕大多數屬于體力勞動，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僅占0.2％，從事教育、翻譯工作的人也僅占0.8％，這充分說明其社會地位不高。因為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總體受教育水平不如留學生高，所以他們的職業選擇范圍比較窄，多數人只能從事環境惡劣、條件艱苦、薪酬較低的工作。與他們在中國的職業相比，工作性質和工作狀況有較大的反差，這也影響了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自我評價和對日本社會的認同。這種職業狀況使得殘留孤兒眷屬在社會上主要是接觸日本社會的中、下層，不利于他們的整體發展。
在教育方面，在日殘留孤兒眷屬也面臨種種困難。上個世紀90年代赴日定居的殘留孤兒子女中，入讀小學和中學的占了大部分，由于中國和日本的教育體制、學制存在差異，致使歸國殘留孤兒的第二、第三代的學業受到很大影響。日本的中、小學教育體制非常成熟和完善，與中國的應試教育不同，日本學校十分重視學生的綜合能力，注重對學生整體素質的培養，而不以文化課成績論“英雄”。當時日本歸國殘留孤兒子女成長的背景正是中國從“讀書無用”論到“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的時期，加上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的閉塞和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有文體愛好的孩子非常少，以至于有些日本孩子以為歸國殘留孤兒的子女連玩都不會，因而瞧不起他們，使他們受到孤立。此外，日本歸國殘留孤兒子女中的大多數在中國時都生活在農村，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更沒有接受過像日本那樣的系統教育，因而他們不能適應日本學校的環境，有時還會遭受日本學生的歧視，出現了歸國殘留孤兒子女不愿意上學或避居在家的情況。據日本有關方面統計，在日本中、小學就讀的歸國殘留孤兒子女因為感到孤獨無助，普遍想要返回中國。例如，一位14歲的女孩跟隨身為殘留孤兒的母親來到日本山形縣長井市，她因不堪忍受在學校被孤立的處境，哭著說不想去上學了，只想回中國。一星期后，她便孤身一人返回中國黑龍江方正縣。如何改變日本中、小學校園里外國人子女以及歸國殘留孤兒后代的生存與教育環境，促進日本中、小學校的國際化，是新時代對日本教育提出的嚴峻挑戰。同時，怎樣教育自己的子女“入鄉隨俗”，適應新的環境，快速融入到日本社會，也是擺在歸國殘留孤兒及其子女面前的嚴峻問題。
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入讀日本的大學，也沒有任何優惠政策。在日本的大學里，外國留學生可以按規定享受特殊考試和獎學金等待遇，而歸國殘留孤兒的子女則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日本社會將歸國殘留孤兒眷屬視為“外來客人”，但卻按照日本人的行為規范來要求他們，無疑增加了這一群體在日本社會中生活的困惑和挑戰。
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日殘留孤兒眷屬中的大部分人還是希望與中國人或同為孤兒眷屬的人結婚，把日本人或其他外國人作為理想配偶的人非常少。
三、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前景分析
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社會適應狀況與他們移居日本的時間及當時中國社會思潮的大環境有關。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不同時期的情況對移居日本的殘留孤兒眷屬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在日殘留孤兒眷屬對日本生活的適應程度有較大差異，主要表現如下：
――1987年以前移居日本的殘留孤兒眷屬，其離開中國時正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不久。由于他們長時期生活在要求思想意識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所以這一批人秉承的是中國傳統人格，在思想上具有很強的容忍性。就整體而言，他們在心理需求上是知足常樂，在個性氣質上表現為自我壓抑、不強調個性，在日常行為上具有封閉型和保守性，這也契合了日本國民性中強調統一、講求團隊精神的特征。加之此時期日本經濟景氣，并缺少勞動力，因而歸國殘留孤兒及其配偶找工作相對容易。另外，這一批人中的孩子年齡較小，受中國文化熏陶的時間短，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因此，這一批人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普遍能較好、較快地融入日本社會。
――1987年到1995年期間移居日本的殘留孤兒眷屬人數最多，這也是中國社會變遷最快的時期。他們的人格特征具有現代性，在心理需求上有取得成就的欲望，在個性氣質上表現為外向、鮮明、自我擴張，在日常行為方式上具有開放性、多樣性和進取性。殘留孤兒眷屬移居日本主要是求得政治、經濟上的安定，想過更好的生活，但他們在移居日本后，人際關系、親屬網絡、社會地位等一切都要重新建立，更重要的是必須克服語言障礙和生活習慣方面的不適應。而此時的日本，經濟正由盛轉衰，就業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一時期的歸國殘留孤兒及其配偶年齡都較大，他們在中國的社會地位、職業狀況都比較優越，并已建立了廣泛的社會關系；其子女都已成年，在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上都傾向于中國。因此，這一時期的在日殘留孤兒眷屬的日常行為更容易與日本社會產生沖突。
――1995年以后移居日本的殘留孤兒眷屬情況又有所不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與世界上其他文化之間的交流不斷增加，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此時期移居日本的殘留孤兒眷屬原本在中國有較好的生活基礎，對日本比較了解，能夠積極、主動適應日本社會，所以較容易融入當地社會。
歸國殘留孤兒眷屬剛到日本時，置身于一個陌生的環境，他們主動或被迫學習新的生存方式，形成新的生活節奏，同時心中萌發了大量新的希望和念頭。在新的文化沖擊過程中，深入這些人骨髓的中國文化因素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大部分在日殘留孤兒眷屬都經歷著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農村與城市、中國與日本等雙重文化的沖突。要想解決這種沖突，他們只有不停地努力調整自己，才會走向美好的未來。盡管在日殘留孤兒眷屬面臨著諸多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第三代已經長大成人且日本化的過程非常迅速。其第三代沒有語言障礙，與同齡的日本人沒有什么明顯的區別，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與純粹的日本人大體上甚至完全一致，這有利于他們將來在日本的生存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