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如何運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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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回望1998年的財政政策，起碼凸現三大思考。
一為積極是可以預見的。
2008年8月4日。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談到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由來。“我接班后，提出發行適度的國債，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時部里給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最主要是三個人，第一個是現在的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第二個是現在的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第三個是現在的財政部經建司司長王保安(現財政部部長助理)，這三個人給我提出建議：現在貨幣政策不行了，該由財政發債發揮作用了。現在看來他們都是有識之士，我沒什么‘識’，只是把這些建議匯報給了中央。”項懷誠當時如此回憶道。
由此可見，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是由財政部門主動提出的，財政部門也提前預見到了積極財政政策。
因此，亞洲金融危機狂瀾下j中國政府的CFO是淡定的。
積極是可以預見的，這應是1998年那輪積極給我們的一大啟示。那么，未來下一次危機如果來臨，我們是否可以事前預見到積極昵?
另一大思考則是：積極。如何讓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實現雙贏。
1998年如何積極?我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搞了眾多基礎設施。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本刊記者特意與幾位企業家和市長進行了探討。
企業家表示：那時外需沒有受到影響，積極財政把路修通了，我們企業就可以在路旁辦廠生產，然后再出口。企業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市長們則表示：大家現在對“鐵公機”爭議很大，但當時路修通了，等于是把企業的社會成本這塊降低了，企業更容易賺錢了，經濟自然恢復起來，財政收入也最終上去了。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由此實現了雙贏。
可見，積極財政，應把握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的本質，套用公司理財的術語，叫“戰略財務”、“管理會計”等。
1998年的那次積極，也有不足，筆者認為是當退難退。
印象中，財政部門的主政者在2002年就公開宣傳：積極財政政策應逐步淡出。
但是，很難。當時的主政者后來曾對本刊記者袒露心機：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后，會形成一大批利益集團，他們，寧愿晚退一些也不愿當退則退。因為，“長期使用國債的人覺得這個錢好花，形成對國債的依賴”。
甚至，積極財政政策曾經的倡導者此時公開放出“狠”話：“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也沒有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能夠長期地執行積極財政政策而不出問題。”
直到2004年，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歷時6年才艱難退出。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特殊政策，只能在短期內運用。或者說，積極財政政策，只有在經濟生病的特殊時期才可使用，屬于特殊時期的特殊之策、特別之為。
第2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有效性
在宏觀諸調控手段中，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而對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誰優誰劣的問題一直就是經濟學百年以來爭論的問題，至于誰優誰劣各國的國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釋。
一、支持財政政策的理論
支持財政政策的理論主要來自于凱恩斯主義者。他們認為，對有效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有效的調控經濟的手段。它既可以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等貨幣現象，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如果經濟處于過渡的膨脹之中，就使用縮小政府支出的辦法，已達到經濟平穩發展的目的。
對于財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種手段來說，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擴大總需求，因而有較大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這樣更具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所以財政政策對凱恩施主義者來說是極具說服力的一項政策。
轉移支付（TR）也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過調節轉移支付的大小來熨平經濟的波動。轉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個人的可支配的收入，個人對于這種收入通常是認為正常收入，這部分收入的并不會等同于其消費支出，個人會依照邊際消費傾向和邊際儲蓄傾向對這部分收入進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費的部分才形成了社會總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作用小于財政購買性支出的作用。轉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促進經濟環境的穩定，保證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財政轉移性支出的傳導機制可以表述為：轉移支付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和儲蓄增加，國民收入增加，轉移支付下降。對于目前如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許多人認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費能力不足，由此建議以擴大轉移支付為手段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說財政能否承受如此負擔，真如果擴大轉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蓋了經濟失衡的本質，阻礙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國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的國策。
二、支持貨幣政策的理論
支持貨幣政策理論者認為財政政策對經濟并沒有好的調控效果，反而會有對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壞的影響，其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事實上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量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還會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情況將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只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加大了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很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社會效應抵消掉。
貨幣政策支持者認為，如果使用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經濟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如何？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時滯效應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和恢復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使用的。而這些情況使用貨幣政策就不用考慮，他們奉行單邊政策，即只使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
三、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使用的建議
（一）明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不同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中的特點地位不同、手段運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們應有所分工。在公平與效率、總量與結構的處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優先”原則，以發揮其活躍經濟的作用。要確保經濟的高效率，在既定體制下，就要發揮好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則偏重于“公平優先”原則，以發揮其穩定經濟的作用。經濟發展既要效率，也要穩定，而穩定又以“公平”為前提，但也要要確保經濟的“效率”，在既定體制下，就是要發揮好財政政策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財政資金在經濟領域的運用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包攬一切，而是應把有限的財政資金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產業，其他方面和領域的社會需求將由貨幣政策解決。換言之，財政宏觀調控重點是調整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則要加強對社會總需求的調控。
（二）不放松的高頻使用貨幣政策
從2014年全國經濟進入“低增長、去產能”新常態以來，特別是2015年股災之后，央行已經在調整現有的貨幣政策，幾次降息降準，盡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應擴張貨幣信用規模。當前我們還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調低甚至取消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備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勸說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縮減存貸差，提高乘數效應；繼續加大政策性貸款的規模，在目前持續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對財政透支貸款或通過公開市場增持財政債券，以擴大基礎貨幣的投放規模。所以，不能因為貨幣政策的相對無效而拋棄它，應該發揮其對財政政策的配合和輔助作用。
（三）強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建設，突出其協調交叉點
國債的發行應與公開市場業務結合。當前國債發行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成為國家財政用于建設性支出和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財力來源。要把國債變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手段，使之成為既調節產業結構，又調節貨幣流量，與發展和穩定為一體。政策性投融資與財政貼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資主要用于風險大、投資回報率低的基礎產業和農業等產業，在保本微利的原則下運行仍要滿足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管理開支和人員經費以及適當的擴大投融資規模的需要，保證一定利潤。因此，在發展政策性投融資業務過程中，必須有相應的財政貼息措施與之匹配，借以保證政策性投融資事業的健康發展。
（四）加強財政調控，完善稅收改革。
第3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關鍵詞]學理爭論
財政政策
功能
目標
后危機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9―0055―06
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存在著非常大的分歧，這種分歧不僅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也影響到經濟穩定的效果。其實，在兩大學派碰撞中，如果依據它們針對的問題原因，將政策功能、目標進行二分，很大程度上可避免理論上的混亂和實踐中的偏頗。由此，對處在后危機時代的中國財政政策的制定實施，也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對抗國際金融危機中，史無前例的4萬億擴張性財政政策無疑起了很大作用，然而，隨著經濟復蘇，對后危機時代財政政策的制定實施也提出了新要求。以下僅從財政政策功能、目標二分法視角，從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探討中國財政政策雙重任務。
一、財政政策的功能和目標問題
(一)財政政策功能二分法
財政政策是兩大宏觀經濟政策之一，宏觀經濟政策是用來穩定經濟的，至于如何穩定經濟，不同學派觀點不一。凱恩斯學派(財政派)認為：放任市場不能實現經濟穩定，因而需要政府干預：而新古典學派(貨幣派)則相信：自由市場可以實現經濟穩定，因而不需要政府介入。盡管兩派主張相異。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兩派都同意：基于經濟波動所為的巨大經濟損失和社會代價，政府有責任為實現經濟穩定創造前提條件，只不過做法有別。凱恩斯學派主張以動制動，即逆經濟風向行事；而新古典學派則主張以靜制動，即以不變應萬變。對此，弗里德曼聲稱：兩派的論戰是“假論戰，非論戰”。其實。從學理上說，兩派并非經院經濟學，都經歷了邏輯經驗主義的雙重檢驗，皆閃爍著真理光耀，但也投射出謬誤陰影。像凱恩斯學派那樣，完全肯定政策有效性是錯誤的，雖說政府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熨平波動，但基于信息、激勵、不確定時滯等等原因，政策本身也有引起更大波動的可能。而像新古典學派那樣。完全肯定市場穩定性也是不對的，一則壟斷存在影響到經濟自身穩定，二則是經濟受到外來沖擊時。自身很難完全消化經濟波動。因此，單純穿上某一學派理論的緊身衣都是片面，甚至是危險的，它既限制了政策作用發揮，也難以實現經濟穩定。現實可行的做法是兼收并蓄，根據引起波動的不同病因，將財政政策基本功能進行二分，因癥施治。
由于經濟波動原因有別，據此，我們可將財政政策功能一分為二：一是通過穩定財政政策消除威脅經濟自穩定機能的壟斷，將處于穩定狀態的經濟維持下去；二是通過再穩定財政政策對抗外來沖擊，將偏離穩定狀態的經濟復位。這種劃分絕非語言上標新，而是一種政策構想上立異，它可有效吸收兩派之長。避免之短，從而使財政政策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
穩定財政政策思想是基于市場具有內在的穩定機能，因此，為了維持經濟穩定，必須消除壟斷對市場穩定機能的危害。在一個壟斷充斥的經濟體系里，缺乏準確反映資源稀缺性的價格信號，缺乏生產和消費自由，市場供求的調節作用也就無法形成，市場的濾波器機能也就無從發揮。由于維護競爭是市場經濟“圣經”，因而通過穩定財政政策維護競爭也就具有長期性、一致性，顯然也就沒有緊縮和擴張性之分。穩定政策持之以恒，能夠穩定人們預期，進而穩定經濟，反之，如果人們預期不穩定，經濟運行就會紊亂無序，經濟也就難以穩定，所以，穩定財政政策的長期性、一致性非常重要，被稱為“穩定政策之穩定”。
然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過分高估市場的穩定機能，面對外來沖擊激起的經濟巨浪，僅憑市場濾波器難以吸收消化，此時需要出臺緊縮或擴張性再穩定財政政策對沖。
再穩定財政政策思想是源于市場自穩定機能有限性，當經濟面對外力的強烈沖擊時，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偏離穩定的經濟復位。由于一國經濟易受外來因素沖擊而導致失衡，如戰爭、自然災害、貿易保護、資源短缺、政治動蕩等等，因此，經濟遇到外來沖擊，常與沖擊形成共振，使市場濾波器超載，波動衰減時間會大幅延長，經濟和社會損失會急劇增加，此時就需要再穩定政策的對抗沖擊。與穩定財政政策不同，再穩定財政政策實施具有短期性、機動性。應對外因所致的臨時性經濟失衡，這種糾偏特點決定了其實施具有短期性，逆經濟風向相機抉擇，這個操作原則決定了其實施具有機動性。盡管學者對關于市場能否實現穩定的問題存在分歧，但是無論是對凱恩斯學派，還是新古典學派來說，再穩定財政政策都是必要的，因為當經濟遇到外來沖擊時，需要再穩定財政政策對沖以恢復穩定。
總之，穩定財政政策功能是維持穩定，而再穩定財政政策功能是恢復穩定，這種一字之差政策劃分絕非文字游戲，而是吸收了不同宏觀經濟思想養分，體現了一種經濟宏觀政策的重構。根據經濟波動不同原因，制定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避免在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之間，宏觀經濟政策走極端，宏觀經濟運行走刀鋒。
(二)財政政策目標二分法
前面分析可知，經濟穩定時，需要穩定財政政策維持，經濟不穩定時，則需要再穩定財政政策糾偏，然而，如何理解經濟穩定很重要。壟斷存在使得市場調節失靈，自然危及到經濟穩定，失業和通脹的存在同樣使得經濟時冷時熱，導致經濟波動。顯然，作為穩定經濟的財政政策目標應是雙重的，即用穩定財政政策反壟斷，用再穩定財政政策促就業。
在大多情形下，經濟呈現穩定狀態，穩定財政政策功能就是保持這種穩定狀態，由于壟斷是經濟穩定的天敵，因而穩定財政政策目標就是反壟斷，這也是政府的天職。
市場穩定機能的核心是競爭，因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大力倡導反壟斷。壟斷抑制了市場調節機能，這可從壟斷成因和行為兩方面看出。1.壟斷成因是進入障礙，而進入障礙限制了廠商投資和居民就業，從而抑制了產出、投資和就業增加。2.壟斷行為是限產保價，壟斷價格偏離了由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使得價格作為市場配置資源信號失靈，實際上也使得生產成本失真。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前者具有自我調節依據，而后者屬于盲目人為調節。市場競爭提供了真實生產成本和消費偏好信息，而且競爭越充分信息越真實，市場調節也就越有效。而計劃經濟無競爭，也就無真實成本和偏好信息，政府成了一個萬能壟斷者，如此調節也多是在“一個腦袋思維，一只手指揮”下進行，盲目性極大。
壟斷使市場機能麻痹，商品和勞動市場供求失衡。因此，穩定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是消除壟斷，促進競爭，通過強化競爭提高商品和要素價格彈性，通過降價競爭增加消費和要素需求，使價格逼近生產成 本，特別是通過消除進入障礙，可以驅動穩定經濟的最重要需求――投資需求增加，增強市場穩定機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穩定機能的增強，反過來又可增強再穩定財政政策有效性，畢竟宏觀經濟政策調節的對象主要還是市場，那么市場機能越靈敏，再穩定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在特殊情形下，經濟遭受外來沖擊時會劇烈波動，出現通脹和失業，此時就需運用再穩定財政政策進行糾偏。然而，糾偏的準星――再穩定財政政策目標，需要專門分析。
一般經濟穩定衡量包括了一個目標序列，即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然而這些號稱神秘四角的目標很難同時實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策目標的矛盾性。由于四個目標之間相互牽扯，沖突難免，短期菲利普斯曲線就說明了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間的矛盾。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即使四個目標不沖突，由于政策能夠針對的經濟變量有限，一個政策也不可能同時實現四個目標。丁伯根指出：你可以安然地接受這樣一個命題，為實現N個目標，就必須有N個政策。據此，在宏觀經濟政策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主要工具，卻要面對四個目標情況下，就存在一個目標選擇問題。此問題非常重要，這不僅事關社會目標實現，而且涉及政策角色分工。
從實現社會目標來看，在設定再穩定財政政策目標時，人們常常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濟穩定后面的社會目標問題。單純追求GDP，往往容易患上有經濟增長無社會發展的“發展病”，這警示我們在選擇政策目標時，一定要明確經濟穩定的最終目的，即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發展，一定要樹立一個理念，即注重對社會大多數人――勞動者利益的保護。一個好的經濟制度必須具有以人為本的屬性，經濟過程應服務于人，而不是相反。由此，社會發展目的決定了經濟穩定最終目的，經濟穩定只是實現社會發展的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因此，選定經濟穩定目標要有利于社會發展目標實現。那么，社會發展包括哪些目標呢?按照注重市場調節與社會和諧的德國經濟學家觀點：對于這一問題。在科學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目標體系。人們幾乎一致認為自由、安定、公正是社會總目標或基本目標。由此，如何選擇經濟穩定目標，實現自由、安定、公正就大有講究。在經濟穩定目標序列中，相對說來充分就業與社會總目標聯系最為密切，究其原因可以很多：一是失業率的增高會惡化收入分配，影響社會公正；二是失業率的增高容易滋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激進傾向，影響社會安定；三是失業率的增高限制了就業者和失業者自由選擇職業，影響社會總效用水平的提升。因此，在確定經濟穩定目標時，理應以充分就業為首要目標。
再從政策作用分工分析。就政策作用效果來說，財政政策工具的特性決定了其目標應瞄準充分就業。經濟學家早已形成共識，通貨膨脹作為一種貨幣現象，貨幣政策抑制通脹相對有效；失業由需求不足所致，財政政策刺激需求減少失業作用較好，特別是在經濟遭到較大外來沖擊時，更是如此。此時，在人們悲觀的預期下，盡管價格和利率很低，但消費和投資依舊難以增加，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一方面恢復人們信心，一方面拉動需求。因此，從政策分工考量，再穩定財政政策目標理應盯住充分就業。
其實，從單純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并非經濟穩定的目標，個中原因很多：一是經濟增長只是一個中間目標。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穩定目標之間存在著很長的因果鏈，即政策手段一策略變量一中間目標變量一目標變量一穩定目標，產出只是此鏈的一個中間目標，并非可調整目標。二是經濟增長被包括在充分就業中。宏觀生產函數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業之前，就業量N增加。產業Y必然增加，而不是相反。充分就業之后，產出Y的增加則取決于競爭導致的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針對反映增長和就業關系的奧肯定理，美國經濟學家凱斯對美國的增長和失業關系研究發現：產出增加引起的就業增加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損耗，兩者關系并非奧肯定理所言那般。H㈣”其實這里損耗的原因很簡單，隨著收入的增長，勞動價格提高，廠商必然會用資本替代勞動，結果導致增長帶動就業的作用有限。三是經濟增長目標本身無法說明經濟穩定。由于通脹與失業成因不同。可容忍物價上漲率與可容忍失業率兩者對應的產出，根本不可能相同。如此產出增長多少才是穩定?無從知曉，這也說明經濟增長目標無法描述經濟穩定。按多恩布什的觀點，經濟穩定的過程也就是穩定物價和增加就業的過程。只有在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基礎上的增長，才是穩定的增長，或最佳的增長，此時無論增長高低，經濟依然是穩定的。
顯然，如果再穩定財政政策瞄準經濟增長，實屬張冠李戴，不得要領，而且這種目標錯位也不利于經濟穩定。
二、后危機時代中國財政政策的雙重任務
依據經濟波動的原因，將財政政策功能和目標進行二分，對于中國宏觀調控實踐益處非淺。后危機時代主要特點就是經濟有所企穩，但又未完全穩定。這一特點決定了此間財政的政策任務與此前不同，如果說此前的重點是要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糾正經濟失衡的話，那么現階段隨著國際經濟的復蘇，國內經濟趨于穩定，保持經濟穩定的重要性也就顯現。因此，此間財政政策面臨的任務也是雙重的，既需要穩定財政政策反壟斷，也需再穩定財政政策促就業。
(一)利用穩定的財政政策反壟斷
在中國，由于缺乏運用穩定財政政策反壟斷的意識，致使穩定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很大。改革以來，盡管經濟取得了高速增長，但時至今日，壟斷現象依然橫行，利益集團更是霸道，表現在許多行業未對民營資本開放，投資需求彈性受限；戶籍制度桎梏猶在，勞動供求彈性受限；地方保護和行政壟斷陰影未散，產品供求彈性受限。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極大損害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減損了社會福利。而且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市場穩定的機能。
目前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賣方壟斷市場，其壟斷價格持續多年大幅上漲。就與進入障礙有關。地方政府作為土地的實際控制者，形成資源控制型壟斷，以極高價將土地賣給開發商，在開發市場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開發商又將含有高地價和暴利的房價銷售給土地真正所有者買房人(因為名義上土地還是全民和集體所有，并非政府所有)，結果政府和開發商皆得暴利，這種所謂“雙贏”主因還在于市場壟斷，也即土地市場完全壟斷和開發市場不完全壟斷，這種壟斷使得“很多開發商自己都說‘賺錢賺得不好意思了”’。其實影響中國經濟穩定的房價泡沫很好刺破，也即放開土地和開發市場。當然，這里的問題是政府自身的壟斷如何反?
再如，在技術上早無問題的三網合一，在中國卻是步履維艱。由于推動三網融合不可避免地牽扯到現行體制下既得利益的分割，結果相關主體為了一己私利，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嚴重損害了公眾利益，直到現在也無改觀。由此說明經過30年改革開放，壟斷集團利益已經凝固成堅冰，其固有的高收入極大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早在10多年前，總理就說過：銀行加證保，兩電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掃地都不掃。而現在的央企壟斷地位更高了，壟斷利潤更多了，對基尼系數連續多年超過國際警戒線推動很大。這說明長期以來我們的反壟斷工作成效不大，也說明后危機時代反壟斷工作依然十分艱 巨。
無論如何，政府應該一以貫之地實行穩定的財政政策，通過調節財政收支總額和結構，懲罰壟斷，掃除進入障礙，激勵競爭，如此，既能增強市場自穩定機能，又能增加社會福利。
(二)利用再穩定財政政策促就業
1.調整再穩定財政政策目標。
如前所述，再穩定的財政政策目標是促進就業。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卻是用來刺激經濟增長，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依然如此，如保八目標的確定。這種目標錯位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簡單地以為只要經濟增長就業自然就會增加。這種觀點不僅缺乏理論支持，也與事實不符，這種GDP拜物教的長期苦果必然是失業問題長期未能得以很好的解決，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扭曲，經濟不是過熱就是過冷。
其實，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關性并不強。實證研究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就業彈性逐漸下降。就業彈性系數從1978-1991年的0.38急劇減少到2001-2005年的0.11，由此說明經濟增長對就業地拉動作用越來越小。失業問題長期困擾著中國經濟，結果產生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這與我們政策目標張冠李戴不無關系。其實，金融危機起始于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主因還是所謂金融創新，按多恩布什的話來說，金融創新通常是規避政府管制的結果)。在金融危機出現以后，聯邦政府也沒有一個保GDP的政策，而是通過經濟政策刺激就業，這對于我們這個邁向市場化改革的國家很有啟發。除了目標錯位，在中國還有一個被人們長期忽略的問題，就是額定目標值的僵硬化。長期以來，政策目標值都習慣于確定為一個固定數字，如保八目標的確定，缺乏一個調整范圍，如7.5％-8.5％。這是有失科學的。因為統計數據和計算方法缺陷的存在，以及經濟運行的復雜多變，使得財政收支多少與額定值高低缺乏精確對應關系，往往使得精準實現額定目標成為空想。
以上問題很重要，特別是在后危機時代，更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再穩定政策的目標及目標值。其實，這次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還是失業，如首先是廣東沿海出現的工廠關門倒閉的，引發失業潮，進而影響經濟穩定。而且今年還面臨著加薪潮，以及4萬億振興計劃工程的逐漸完工，數千萬臨時工可能面臨失業，如此就業問題會更加突顯。因此，在后危機時代，再穩定財政政策目標也應選擇充分就業。后危機時代，無論是保障社會穩定，還是實現經濟穩定，財政政策目標都應盯住充分就業。政府應該確立一個社會可容忍的失業率，以此作為再穩定的財政政策目標，而且這個目標最好具有一定的變化范圍，以便增加目標的可實現性，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穩定。
2.從勞動供求兩方面促就業。
在后危機時代，再穩定財政政策盯住充分就業，需要政府轉變觀念短期內有一定的難度，尤其是在人口眾多的國度里實現充分就業，這本身就是一個普世經濟難題，解決不易，不過結合中國特點和國外經驗，從解決問題的方向來說，重點還應從勞動供求兩方面著手。
首先，從勞動需求方面來看，政府可通過再穩定財政政策增支減收刺激廠商投資，從而引起總需求增加，進而帶動勞動需求增加。除此之外，還可重點做好以下三項工作：一是加強對小企業創辦和經營的扶持。支持自我創業有利于減少失業。據調查：美國高中生中，想自主創業當老板的占到了學生人數70％，而英國只占32％。這種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釋為何美國失業率比英國低。支持小企業經營也有利于增加就業。中外經驗都表明，小企業占一國總產出比重不大，但吸收勞力卻占一國總就業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從實現經濟穩定和社會和諧的角度出發，增加就業要求政府應該“抓小放大”。在美國小企業中，就業人員占整個社會就業的70％，自1970年開始，美國《財富》500強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就逐年下降，其減少的崗位大多被小企業所彌補，因此，政府解決就業的重點應為“抓小放大”。并且政府人為“抓大”也極易形成壟斷，比如現在很多效率不高、利潤很高的央企。二是加強對服務業的支持。由于服務業規模經濟效應不明顯，且大多屬勞動密集型生產，資本難以替代勞動，因此，可吸收大量勞力，而且服務業產品需求較為穩定，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小，因而對穩定一國就業特別是減少周期性失業效果更好。因此，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三是加大制造業資本的投入。減少資本閑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勞力，而且從長遠看，由于資本就業率高，提高了資本收益率，如此又會導致未來更多的投資，從而吸收更多的勞力。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業解決就業問題，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業大多壽命較短，在美國一般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勞力較少，其就業人數還不到全部就業人數的1／8。而且其發展的速度也不如制造業，據美國芝加哥《企業》雜志對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業進行評選，一半以上是制造業，只有不到1／4是高科技企業。
其次，從勞動供給方看，政府可通過財政收支，保證勞動的有效供給，具體表現為：一是提供免費的職業培訓和教育，使勞動者掌握一門符合市場需求的就業技能。二是向勞動者提供就業信息，建立免費的勞動力市場。加強供求雙方的信息溝通，使技能與崗位相適應，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
第4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居民消費;稅收;財政支出
一、前言
財政政策是一個國家的政府為實現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對財政收支關系進行調整的指導原則和措施，由預算政策、稅收政策、支出政策等組成，其主要功能包括導向功能、協調功能、控制功能、穩定功能。居民消費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內所有常住居民對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全部消費性支出，與政府消費一起構成最終消費。財政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物質基礎，為政府履行各項職能提供了有力的財力保障，財政政策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政策保障。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呈現出復雜化且逐漸下降的趨勢。擴大內需提高消費率是當下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任務。現有的文獻主要是從擠入效應和擠出效應來分析財政策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影響具有差異性。本文從文獻研究小視角出發，找出財政政策影響居民消費的文獻并進行整理和歸類，并略提出一些建議。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目前，學術界針對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即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存在擠出或擠入效應之爭。正因如此，財政政策是否會影響居民消費以及如何影響一直是經濟學主流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一)國外研究現狀AlfredoSchclarek(2006)基于經驗數據的分析，選擇了21個發達國家和19個發展中國家30年(1970－2000)的相關數據，分析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2］AthanasiosTagkalakis(2008)利用經合組織19個國家1970年—2001年的面板數據，在不同經濟周期下實證檢驗了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論表明:當經濟處于由衰退向繁榮時期轉變時，增加財政支出更能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且兩者之間的擠入效應強度與其國內信貸市場的發達程度呈反向關系。［3］此外，也有學者通過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發現財政政策對私人(居民)消費并不存在擠入效應，而是存在擠出效應即替代效應。JuanA．Correa(2014)通過利用理論工具在跨時期的政府預算約束條件下，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帶來未來的稅收收入增加，從而給私人消費帶來負面影響。［4］此外，VictorValcar-cel(2013)通過構建兩期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運用VAR模型進行估計，研究結論顯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主要體現在居民非耐用品的消費上，而財政支出對居民耐用品的消費具有擠出效應。［5］
(二)國內研究現狀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儲德銀(2011)理論闡釋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非凱恩斯效應的作用機制，選擇1978－2008年期間省級面板數據(去除西藏的數據)，通過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實證檢驗財政政策對全國居民消費、城鄉二元結構框架下的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發現在過去的30年里我國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非凱恩斯效應。［6］郭長林(2016)從金融市場扭曲的視角，基于中國1998年至2014年的宏觀數據，理論分析表明:在積極財政政策下導致居民消費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市場扭曲;經驗分析表明:實施以政府主導投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會抑制居民消費，而且具有不對稱影響［7］范金、伍琳瑜、嚴斌劍(2018)基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年度宏觀經濟數據，采用消費者選擇模型，研究了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下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差異效應，研究結果顯示:在經濟衰退期，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刺激作用要比經濟繁榮期更明顯且更有效，產生差異效應的影響主要源自初始政府財政狀況、流動性約束人口比重的變化等。［8］從財政支出政策的角度，岳增剛、王玉鳳和王春艷(2014)利用1997年至2012年的相關經濟數據，建立了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通過數據處理以及檢驗，進一步論證了財政支出F與居民消費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得出:政府增加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且財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時滯效應。［9］吳強，劉云波(2017)通過構建計量模型，運用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7年至201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從結構來看，財政分類支出對居民各項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性，即教育財政支出擠入了居民的食品和衣著消費，擠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費;社會保障及就業支出擠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費;文化財政支出擠入了居民的衣著消費;醫療財政支出擠入了居民的醫療消費。［10］從稅收政策的角度，廖信林、吳友群、王立勇(2015)在不同稅負水平下，通過建立DSGE模型來分析直接稅比重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且采用兩步一階差分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表明:當前稅負水平對居民消費的負向影響更大。［11］李宏濤、吳偉軍、熊志發(2018)運用有向無環圖，分析了財政政策對中國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所得稅對居民消費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影響，消費稅與企業所得稅在長期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較大，而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無論短期還是長期對居民消費都沒有顯著的影響。［12］樊軼俠(2018)認為在減稅降費的大背景下結合稅收政策對消費升級的理論效應與現實情況，進一步完善相關稅收政策，促使國民收入向居民部門傾斜，強化其改善消費者預期的作用，并進一步從消費供給入手進行完善。［13］通過文獻的搜集與整理，發現研究結果依舊可分為財政支出促進居民消費和抑制居民消費兩大類，兩者之間的驅動性關系從某種角度上說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時候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都對居民消費產生促進作用，如果過度擴張政府的財政政策規模，將不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費環境，甚至會抑制居民的消費。從我國的現狀來看，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達到長期的均衡之后會出現擠出效應。
三、對策建議
(一)從財政政策的角度面對經濟衰退時期，財政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費中有著很大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中，提高對居民消費的互補品的供應，可以提高財政政策的效應。此外，財政支出要更加傾向于給居民帶來較高的收入效應的領域，這樣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使居民消費的提高有堅實的基礎。［14］財政政策的制定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利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結構的優化，為居民消費提供更為有利的政策環境。
(二)從財政支出政策的角度財政支出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消費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財政支出的增加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且具有時滯效應，當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需求不符時，會影響內需拉動作用，通過利用相關的模型分析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應更加傾向于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滿意度，滿足消費需求的增長，同時也應考慮到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積極影響的滯后作用。
第5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關鍵詞:就業;金融危機;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8-0049-02
1 引言
由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金融危機,通過全球化的資本流動以蝴蝶效應方式向其他國家蔓延,發展成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風暴,使各國經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國也難以幸免。金融危機透過外貿和外商直接投資等渠道,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就業的影響。就業壓力大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基本國情,這場危機使原本艱難的就業形勢變得更為嚴峻。因此,如何通過經濟復蘇化解金融危機對我國就業壓力的沖擊已成為當務之急。財政政策是應對當下就業問題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針對金融危機作用于就業的特殊途徑以及就業現狀來選擇有效的財政政策手段加以實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議題。
2 金融危機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2.1 金融危機凸顯我國就業中長期存在的問題
(1)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從就業總量來看,我國勞動力供需缺口異常龐大,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勞動力數量構成了龐大的就業規模,新增勞動力仍在持續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經濟增長的目標是8%左右,按目前我國的就業彈性計算,只能提供900-1200萬個就業崗位,那么由此來看,大量新增就業人口將無法就業。
(2)就業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國就面臨著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陣痛: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所導致的結構性失業。這種失業總體上表現為勞動者的技能素質與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即供給比需求低一個檔次。因此呈現出“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現象,而在大量失業人員中,主要是低技能和無技能者。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種情況更多的表現為在東部沿海制造業、出口企業和外商企業就業的大批農民工返鄉以及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失業”。
2.2 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就業的傳導機制
隨著金融危機全球化,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相繼出現了經濟衰退跡象,這導致發達國家進一步減少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外貿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機導致人民幣對歐元和英鎊等匯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升值,這種升值必將影響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從而使對歐盟和英國等國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跨國企業由于資金限制和投資預期的減少無法或減少對中國進行投資。另外,在出口減少和人民幣升值影響下,很多出口導向的外商企業和國內企業面臨著虧損和倒閉的威脅。
在人民幣升值、金融危機等多重因素的沖擊下,東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出口企業和外商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嚴重,因為東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很大,而且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這些農民工的就業比例非常高的領域。所以,在企業被迫裁員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較低的農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沖擊。
3 應對我國當前就業問題的財政政策建議
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改變財政支出、調整稅收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在反經濟衰退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實施效果的差異,財政政策主要可以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根據當下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就業的傳導機制以及我國就業的現狀來確定財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進而對采取具體財政政策手段加以實施,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主要途徑。
應該說,在外需疲軟,無法拉動經濟增長而引起就業問題的背景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內需以化解當前的就業困境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目前我國政府已出臺一系列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比如“4萬億投資方案”、對農村居民購買家電進行財政補貼的“家電下鄉”活動,還有一些由地方政府進行的直接消費補貼以及針對特殊群體就業的稅收優惠,這些措施在刺激內需、擴大就業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筆者認為,面對依舊嚴峻的就業形勢,財政政策要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加大實施消費型財政政策的力度。我國以往的積極財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資型的,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問題無法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并且造成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不協調。因此,政府應該通過各種手段來引導居民消費。一是在財政支出上,政府通過增加轉移支付或者對糧食等實施保護價格收購來加強對低收入者的幫扶,降低收入分配的兩極化趨勢,提高總體消費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減少人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刺激消費;三是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增加對教育、醫療、住房支出等個人所得稅扣除,適當提高現行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應適當降低居民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稅率,增加人們稅后收入,從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
(2)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我國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約他們就業再就業的主要因素,為提高勞動力就業能力,應把就業培訓計劃與各地的產業發展規劃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訓體系,積極開展技能培訓服務。
(3)實施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和支持創業的財政政策。近年來,中小企業和小群體創業在解決自我就業的同時,為社會創造出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空間。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在資金、信貸、稅收等政策上對他們進行積極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鎮集體、鄉鎮集體和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群,從而廣泛吸收社會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
(4)加大對社區就業的資金支持力度。社區就業的興起與發展對于緩解我國當前的就業壓力、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乃至維持整個經濟與社會穩定,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目前資金短缺已成為制約社區就業發展的主要瓶頸,我們應當努力開拓政策與資金扶持的空間:政府應劃出專項資金作為社區就業扶持金,并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多方籌集資金,用于增加對社區就業的投人,如公益性崗位就業補貼、以及對從業者提供小額貸款和貼息貸款或銀行貸款擔保。更為重要的是,要把相關的政策與資金扶持措施落實到位,并朝著正規化和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以建立和完善針對社區就業的政策與資金扶持的支撐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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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摘 要: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通過判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是十分必要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著更加復雜的環境,只依靠一項或兩項經濟政策不可能實現調控目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從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及其前言,對當今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政策協調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我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強政策協調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8-0003-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
從內部經濟運行狀況來講,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流動性過剩問題和消費與投資關系失調問題;從外部經濟運行狀況來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貿易帶來的巨額順差,使人民幣受到來自外匯市場和外國政府兩方面的升值壓力;低價促貿政策,也引來許多國家的反傾銷,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國經濟蒙受損失的金額也越來越大｡此外,中國經濟還存在產業結構落后､經濟效率低下等眾多問題｡因此,從某種角度看,現在的中國經濟可謂“內憂外患”,經濟增長進入到了關鍵時期｡
對上述問題做一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流動性過剩讓人們想到外匯占款過多,而外匯占款過多是由中國僵硬的匯率制度和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引發的;但是如果放開人民幣匯率,將會有眾多的外貿企業倒閉｡如此看來,似乎中國經濟走入了一個死循環｡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樣因為結構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長,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及時､穩健地完成經濟改革等,這都是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面對上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或一､兩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協調各種經濟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二者的協調配合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化,國際收支形勢的改變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逐步完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將產生直接影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作為調控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間存在諸多結合部;而這些結合部,正是經濟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對經濟協調､健康運行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本課題組將致力于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發揮作用的相互結合部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努力尋找各項政策間的協調配合模式以及各項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體協調方式｡希望這種探討和研究,能夠對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深層次矛盾以及與之相關的現實問題的解決,對于充分發揮各項政策作用,減少政策摩擦,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等,提供理論方面的參考和依據,為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
二､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
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時使用這些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這也是前人在研究經濟政策相互協調問題時,十分重視的｡
(一) 國外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經濟政策協調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新古典綜合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問題;后來,經過長期的探索,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配合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并逐步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若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歸納,可發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如何協調,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如何協調｡
1.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的研究中,新古典綜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經濟調節過程中,應當輔之以必要的貨幣政策手段的觀點,顯然,他們的分析是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展開的｡
20世紀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繼發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礎上加入BP曲線,即國際收支平衡線,將原模型擴展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模型｡該模型的政策意義相當明顯,用IS代表財政政策,LM曲線代表貨幣政策,BP曲線代表匯率政策,通過曲線的移動即可分析出適宜的政策搭配｡
伴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有關政策協調問題的探討也開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開｡但是,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必然要求在中央銀行之外再加入一個財政政策制定的主體,這樣,將使模型變得非常復雜,所以一直沒能深入下去｡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們研究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將私人部門效用､資產市場和商品市場調整速度差異結合在一起時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設計了相應的模型,其特點是將私人部門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雖然在他們的模型中假設貨幣當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該模型中確實已包含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的內容｡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人們又發現統一的貨幣當局(如歐洲中央銀行)與各國財政當局之間的協調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并越來越重要,因此,現在人們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這兩個機構的協調方面;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很難獨立運行,因而各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也受到高度重視并推動國際政策協調理論得以蓬勃發展｡
2.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研究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是在開放的條件下運行的｡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必然同時存在內部和外部兩個均衡,而這兩個均衡之間是有沖突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在研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時,必然會考慮到匯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內外均衡沖突的是英國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國家收支》一書中率先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內外均衡矛盾的問題,即所謂的“Meade沖突”｡Meade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一國干預經濟的政策只能通過調節總需求達到目的,這便可能會出現內外均衡顧此失彼的局面;他列舉了內部經濟狀況與外部經濟狀況的不同組合,其中經濟衰退 / 國際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 / 國際收支順差兩種組合存在內外均衡的沖突,擴大總需求將進一步惡化國際收入,而實行緊縮的政策將進一步增加國際收支順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對內外均衡沖突進行政策協調的原則｡荷蘭經濟學家Tinbergen認為,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必須至少有N個線形無關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內外均衡算作兩個獨立的政策目標,那么僅使用支出增減政策(假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通過改變支出增減來影響經濟)是不夠的,還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國經濟學家R. Mundell則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Mundell假設不同的經濟政策是由不同的主體做出的,他的結論是,如果每一個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給某一個政策目標,在目標偏離最優水平時按規則加以調控,那么即使是各經濟政策分別由不同主體控制的分散決策情形下,最優目標仍有可能實現｡Mundell認為應當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而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來解決內外均衡矛盾的原則之外,Mundell和T. Swan還各自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搭配建議｡
3.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貢獻的學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對戰略性促進出口的政策進行了研究;Collie(1994)認為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展開壟斷競爭的條件下,會因外國政府的出口補貼而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認為如果諸如技術人員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壟斷性出口產業,則對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會導致其價格上升,可能抵消個別產業的成本削減(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認為,企業針對其他企業產量的變化做出調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貿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認為,如果本國企業向國內供給時邊際成本遞增,則促進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對戰略性的國內產業保護政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二)國內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中國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政策的協調主要由政府部門通過各種計劃來完成,所以,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少｡伴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以及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再加上對外經濟開放進程的逐步加快,各種政策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重要從而也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頗多｡所以,中國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之后進行的｡
在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方面,總的看來,我國學者主要以問題導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側重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蔡一珍和鄭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匯率制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使用Swan圖解分析了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除此之外,還比較了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匯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幣升貼水的措施,財政政策則可以采取進口補貼､進口稅,出口補貼､出口稅的方式,兩種政策的不同取決于進口國或出口國進口需求彈性的不同｡鄭超愚和陳景耀(2000)根據鄭超愚(1996)的結構主義模型(由匯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貨膨脹外部響應方程組成)揭示了非均衡匯率政策對貨幣政策擴張性操作的外部約束,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貶值是通過通貨緊縮途徑實現的,并提出在通貨緊縮時期,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采取適應財政政策的貨幣供應管理模式｡劉尚希和焦建國(2000)從中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這一特點出發,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出發點應當是總量平衡和資本積累｡王勇(2002)歸納了本外幣政策協調即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六個層次,最低級的是信息交換,即獨立決策的各國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誤判;第二個層次是危機處理,指各國在危機之后進行共同的政策協調以處理危機帶來的不良后果;第三個層次是避免共享目標變量的沖突,避免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惡意競爭;第四個層次是合作確定中介目標,是說各國在調整可能對國外產生影響的國內經濟變量時,要進行相互協調以避免溢出效應;第五個層次是部分協調,指不同國家就國內經濟的某個部分目標或工具進行協調;第六個層次是全面協調,顧名思義,即將不同國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標和工具都納入協調范圍,從而獲取政策協調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過理論模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下,匯率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的替代取決于政府福利函數對兩種政策的敏感程度和產出對兩種政策的彈性,而他在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貨幣政策對產出短期波動的影響大于匯率政策,時滯也更短｡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注重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相互協調以外的包括貿易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內的共同協調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國際收支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對經濟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的確定和維持造成很大沖擊,所以為實現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資金和經濟的內外協調,既要保證國際貿易和國內貨幣供求之間的均衡,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和國內資金供求的均衡,還要充分利用調整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政策與工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實現中國貨幣､資金與經濟的內外協調運行的四點主張,即:調整貿易戰略,改善國際收支結構;改革匯率制度,促進本幣政策與外幣政策的協調;合理引進外資,促進民族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促進資本輸出,大力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龍小海,葉子榮和張呂(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函數,制度變遷進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國市場化不完全,IS和LM曲線之間存在同步移動的關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線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利率政策要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相配合,才能盡快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由于中國現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不順暢,所以貨幣政策還需要有財政政策的配合｡
三､經濟政策協調的國際實踐
(一)美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由于美國市場經濟發達,市場機制和體系完善,政策傳導機制健全,所以,美國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運用,就能夠對經濟運行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政府也就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來實施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而且,美國的實踐,也充分地驗證了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就在新古典綜合派學說的指導下,執行以財政政策為主､輔以貨幣政策的政策搭配;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美國經濟一直穩定增長至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
石油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局面,當時執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執政的Reagan政府,實行的基本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在收到了比較好的抑制失業效果的同時,也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為了應對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公眾不滿,美聯儲從1979年10月開始不得不采取強有力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基本實施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增快,而且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水平,成為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佳話,也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政策取向中,財政預算盈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的最后十年,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2001年剛上臺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過了總額達3300億美元的減稅案;美聯儲也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開始連續12次降息｡2003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好轉,生產率節節攀升,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使得美國陷入“雙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國經濟全面復蘇,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開始顯現,于是,美聯儲從2004年6月開始至今,又已經連續17次加息,使基準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開的兩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例會,也都作出了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的決定｡
(二)中東歐國家轉軌時期政策協調的實踐
中東歐國家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之一是高通貨膨脹,它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并嚴重地影響了經濟轉軌的進程｡所以,治理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就成為中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
中東歐國家部分政黨和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貨膨脹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就成為克服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通貨膨脹的基本出發點｡那么,運用什么樣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呢?中東歐國家主要運用了以下政策｡
1.運用財政政策調節｡首先,實行嚴格限制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政策｡中東歐國家以強制手段對國家財政預算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實行了大幅度縮減國家行政開支､停止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取消出口補貼等措施;其次,實行嚴格限制國家投資的政策,以抑制過高的投資需求;第三,實行嚴格遵守計劃預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鈔票填補預算赤字等硬預算政策;第四,提高稅率,取消稅收優惠｡
2.運用貨幣政策調節｡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與中央銀行共同確定發行貨幣量的原則,并使其符合反通貨膨脹的要求;(2)不允許國家銀行以發放無息貸款方式填補國家財政預算赤字;(3)國家銀行取消優惠貸款;(4)調整法定儲備率(或稱法定金準備比率);(5)公開市場業務;(6)提高貼現率;(7)調整銀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銀行貸款利率;(9)提高抵押貸款利率;(10)商業銀行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實行市場匯率機制,本國貨幣自由兌換｡為抑制通貨膨脹､調整國內價格體系､增加美元儲備､堅挺本國貨幣,一些中東歐國家在9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統一的､浮動的市場外匯匯率,建立起本國銀行之間的外匯市場｡即使在90年代初沒有實行市場匯率機制的國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與本國貨幣的正式匯率,縮小正式匯率與美元在自由市場匯率之間的差別｡
此外,中東歐國家還通過增加商品市場供給､進一步調整價格體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三)日本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迅速實現經濟的重建,日本采取了“雙松”的經濟政策｡具體體現為: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轉移支付,減免稅收,同時實行“貸款額度優先”政策,對重點行業提供優惠貸款｡“雙松”的經濟政策使戰后的日本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也陷入“滯脹”之中｡面對“滯脹”,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雙緊”的政策搭配來治理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馬上采取“雙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經濟的停滯不前｡“雙緊”+ “雙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經濟再次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紀90年代｡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銀行不得不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同時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但是,當擴張的財政政策引致嚴重的財政赤字時,日本政府又被迫放棄了擴張的財政政策,此舉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在整個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見影的好辦法,草率的數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內閣上臺,決心進行結構改革以后,日本的經濟政策才趨于穩定,但財政政策已經基本失去杠桿作用｡2003年下半年開始,受來自中國的進口需求強勁增長的刺激,日本經濟出現復蘇現象,內需保持持續增長,通貨緊縮緩解,出口增長較為強勁,就業形勢也有所好轉｡2006年7月14日,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決定放棄實行了5年零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進入緊縮貨幣政策時期｡
(四)德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1990年,民主德國(東德)和聯邦德國(西德)順利合并,實現了德國的統一｡統一后的德國政府,為了盡快發展國民經濟,實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前東德地區的基礎設施投以大量資金,并對前東德地區居民給予了數額龐大的轉移支付｡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銀行繼續保持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對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提出批評｡這種政策搭配,使德國多年來保持了比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但同時也產生了貿易赤字,并且充分就業的壓力也較大｡
歐元的誕生給各成員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歷史性的轉變,維持歐元幣值穩定成為最重要的目標｡為此,各國將貨幣政策讓度到歐洲中央銀行并由它制定歐元區貨幣政策;各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后,財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歐盟對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歐盟通過的 《穩定與增長公約》 規定: 歐元區成員國公共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 國債不得超過其GDP的60 %,否則將受到嚴厲制裁｡
公約簽訂后,德國的財政發展大致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年到2000年),德國為歐元的誕生以最后“沖刺”的態勢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約的標準;第二階段(2001年至今),德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財政政策面臨嚴峻挑戰｡根據黃立華(2006)的分析,德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過條約規定;促進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訴求與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務之間存在矛盾;歐盟經濟政策趨同與德國經濟景氣之間不相吻合｡分析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德統一的后遺癥至今仍舊影響德國的赤字水平;高稅收面臨減稅壓力,而聯邦政府減稅后短期內擴大赤字,長期增長效應又不明顯;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過大,政府財政支出難以削減;失業問題嚴重,勞動力市場缺乏活力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德國政府近年來在積極致力于社會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稅收制度､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政策協調等各項經濟政策操作層面的改革和配合｡
第7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我國近年來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實施背景。從理論上講，積極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的聯系，在于兩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為主要目標；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積極財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發并運用國債的手段作為支撐。從實踐上看，積極財政政策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是明顯的，而且也為我們應對經濟運行中的難點問題積累了經驗。今后，應該圍繞如何形成擴大有效需求的內在機制，改進財政政策手段的運用方式。
自1998年起，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動蕩、國內經濟運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著力實施了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同時輔之以適當的貨幣政策。目前，已有許多關于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問題的分析。與此同時，我們認為，也應該對與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
中國1998年以來經濟運行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為社會總需求小于總供給，需求的相對萎縮使得經濟增長的勢頭放緩。應該說，自建國以來，我們在應對通貨膨脹問題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貨緊縮問題方面卻缺少經驗。面對新的經濟形勢和問題，需要有新的理論加以指導。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是歷經數百年的時間發展起來的，其觀宏經濟理論和政策也較為成型。盡管我國的具體國情與之有所不同，但國外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卻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和借鑒。
西方國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被認為是宏觀經濟學的起點。正是這場空前的危機，給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以巨大的沖擊，尤其是否定了以薩伊定律為代表的對經濟放任自由的傳統經濟理論，從而引發了一場“凱恩斯革命”，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理論也應運而生。凱恩斯學派運用總需求模型對經濟大蕭條與大規模失業現象的內在成因進行了分析和解釋，認為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主要導源于投資機會減少和投資需求下降。受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等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總需求價格通常是小于總供給價格的，而市場機制卻沒有力量使總需求價格達到足以與總供給價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現了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亦即出現了蕭條和大規模的非自愿失業現象。凱恩斯學派得出的結論是，大蕭條已證明了私人經濟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會自我陷入蕭條，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實施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來減少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凱恩斯經濟學關于經濟政策的基本主張是維持經濟穩定，通過調節有效需求（即所謂“需求管理”），蕭條時反蕭條，通脹時反通脹。其中，當出現經濟蕭條時，在通過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的同時，政府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運用減稅、增支（包括擴大政府購買支出）、發債乃至實行赤字預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
中國自1998年以來應對通貨緊縮所采取的財政政策，被稱為“積極財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應該說，從實施背景和具體內容上看，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凱恩斯經濟學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其中，有許多內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首先，從支出的角度來看，加大了財政資金的投入，用于加快農林、水利、公路、鐵路、糧食倉儲、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此，國家于1998年增發1 000億元長期國債，所籌資金用作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1999年，國家又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具體措施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其中包括：（1）繼續增發國債，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方面。對大型骨干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實施了貼息的辦法。（2）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費需求。（3）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稅，收入專門用于城鎮低收入居民和下崗職工的生活補貼。
增加國債發行，提高投資水平，也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治理通貨緊縮，中國實行了以國債政策為支撐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中國首次發行了建國以來的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基本滿足《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同時，又增發了1 000億長期國債，用于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并且配合中央銀行準備金制度的改革，由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專項國債423億元。1999年，根據當年第二季度表現出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費需求持續不振的情況，繼續增發國債。2000年，在上半年國民經濟出現好轉表現之后，為了鞏固這種重大轉機，在年初決定發行1 000億長期國債的基礎上，下半年又增發500億長期國債。新增國債重點投向五個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態項目建設；二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三是教育設施建設；四是城市環保項目建設；五是企業技術改造、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重大科技項目。
稅收對投資、儲蓄和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財政政策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國1998年以來所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中，稅收政策只是處于輔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稅的政策外，幾乎沒有動用稅收政策。自1999年開始，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才開始逐步擴展到運用稅收政策，包括繼續提高出口退稅、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征稅等。
從總體上看，在近年來治理通貨緊縮的過程中，我國把擴大需求的短期政策與改善供給的長期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僅成功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而且為我國經濟的中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經驗及若干約束條件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總體上講，至少可以總結出如下六個方面的基本經驗：第一，將刺激需求與改善供給有機地結合起來，著力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二，將刺激需求與調整分配政策結合起來，尤其是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著力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第三，注重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鼓勵投資和消費，促進技術進步；第四，并沒有完全按照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中關于實施減稅的教條，而是通過保證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時通過推行稅費改革，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第五，充分運用財政手段，帶動銀行貸款的增加，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第六，將松中有緊的財政政策與緊中有松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
在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所發揮的有效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的初步執行結果與拉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預期目標之間仍有一定的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現行財政體制中仍然存在著諸多約束條件，制約著政策效應的發揮。這些約束條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投資（購買）的乘數效應不足。二是稅收負擔方面的約束。三是轉移支付方面的約束。
三、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我們認為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仍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應該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杠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采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為此，在社會投資來源、銀行可貸資金較為充裕的條件下，可考慮在國家有限的財政投資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用作間接手段。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在公共投資領域內建立起競爭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寬公共投資資金來源渠道，提高項目本身的運作效率。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征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持，除了銀行給予積極的貸款支持外，應引導和鼓勵發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機構，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二戰之后，西方國家大都通過擴大公共支出、發行公債來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并且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實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進而又導致了高額財政赤字，引發了通貨膨脹。因此，8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轉向了有節制的效率型財政支出政策。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應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
第三，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啟動最終消費。在這方面，一是要從調整體制內人員的收入水平入手，以處于類似于我國發展階段的國家其國內體制外的工資水平收入為參照系，結合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貨幣化的政策，調整體制內人員的工資待遇。具體包括：提高工交人員和國有經濟職工工資收入（還包括提高國有企業家的年薪收入，使其與所承擔的責任和風險相適應），普遍提高低收入和離退休人員的收入等。二是要通過改革，認真落實對企業和農民的減負政策，為提高職工和農民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創造有利條件。三是要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國家財政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對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制度等需要財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減輕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費用負擔，穩定居民的支出預期。
第四，應充分注意政策的適時調整和漸進轉換，主要是通過市場和消費替代、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出口需求替代，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與此同時，還應該加大財政政策引導結構調整的力度，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形成一整套帶動產業調整和不斷升級的創新機制；建立規范化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為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條件；優化稅制結構，規范稅費關系，使稅制本身對經濟景氣產生有效的調節作用，同時也增強政府的調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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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關鍵詞】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房地產價格;傳導機制;SVAR
一、問題的提出
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從早期凱恩斯的IS―LM模型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都對財政促進經濟增長做出了合理地分析。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知識、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等為核心的內生變量,而這些內生變量對政府政策是敏感的,特別是財政政策。因此,合適的財政政策在長期經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財政政策和貨幣傳導機制一直是政策研究的焦點問題,房地產的發展需要國民經濟中許多部門和行業為其提供物質資料,并且房地產品為國民經濟許多部門和行業的發展提供前提和場所,因此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是宏觀經濟政策傳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它包含前后兩個相互聯系的環節,即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何傳導到房地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如何將財政政策的信息傳導到實體經濟。
為分析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在財政和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及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數據出發,采用結構式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通過建立財政支出、廣義貨幣供應量、房地產價格和工業增加值的聯立方程,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關系,利用SVAR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變量間波動的動態影響,從而對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房地產價格傳導機制做了深入的探討。
二、變量選擇與檢驗
(一)變量選擇
考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采用包括財政支出(EX)、廣義貨幣供應量(M2,代表貨幣政策)、GDP(代表經濟增長)和房地產價格(P)的四變量建模。由于GDP只有季度和年度數據可以查找,并且我國季度GDP是采用累計核算,因此這里用工業增加值來代替月度GDP的數值。對比歷史數據,工業增加值與GDP的變動趨勢高度一致,因此用工業增加值(IND)代替GDP是合理的。數據區間是1998年1月到2008年5月,主要來源于亞洲經濟數據庫(CEIC)。
(二)數據預處理
觀察四個數據的曲線圖,發現財政支出、工業增加值、房地產價格這三個數據序列都有明顯的季節性波動,于是先對這三個序列用X-12進行季節調整,為消除異方差,對財政支出(EX)、工業增加值(IND)、房地產價格(P)季節調整后的值取其自然對數,同時對廣義貨幣供應量(M2)也取其自然對數,預處理后得到變量表示為LNEX、LNIND、LNM2和LNP。
(三)平穩性檢驗
用ADF檢驗法和PP檢驗法對所有的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發現所有變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表1列出了平穩性檢驗的結果,滯后期根據AIC、BIC準則確定。
表1單位根檢驗結果
(ADF檢驗中包括常數項和趨勢項;***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通過平穩性檢驗;D表示一階差分)
三、模型構建與識別
向量自回歸(VAR)方法是分析宏觀政策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時的一個普遍應用的工具,VAR模型可以對多個變量間動態關系進行描述,而不需要區分這些變量是內生的或是外生的,并且通過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某一變量擾動項的新息(innovation)對模型中所有變量的的沖擊效應。盡管VAR有這么多優點,但它卻只考慮了各個變量與它們的滯后期值的相互關系,而在現實經濟中,很多宏觀經濟變量不僅與本身及其他變量的滯后期值有關,還與其他變量的同期值有關,即忽略了變量間存在的理論關系。基于此,結構式VAR能夠依據現有的經濟理論,考慮變量間的同期關系,從而相比較于無約束的VAR能更精確地去解釋變量間的動態關系,所得到的擾動項就是模型所不能解釋的其他因素的影響。
(一)滯后階數的確定
確定S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時,依據對數似然函數、AIC和BIC準則綜合判斷,下表是滯后1～10階的對數似然函數值、AIC值和BIC值,最終確定模型最合適的滯后階數為4。
為能夠估計SVAR模型,本文對模型做了部分短期約束,并考慮了貨幣供給因素的影響,在此約束條件下估計財政支出和貨幣供給的變動對房地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影響,得到如下結構式向量自回歸模型(Structural VAR)模型:
政支出上的結構式沖擊,也稱為結構式殘差。?著t的協方差為單位矩陣,即?著t～VMN(0,In)
當B可逆時,上述SVAR模型可以寫成VAR模型的形式,簡化式殘差是結構式殘差的線性組合,是一種復合沖擊。
(二)模型的識別
為了識別沖擊,需要對B矩陣施加4(4-1)/2=6個限制條件。根據四個變量之間的經濟意義,提出如下假設:
(1)當期的工業增加值只受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不受貨幣供應量和財政支出的影響。
(2)房地產價格不影響當期的貨幣供應量和財政支出。
(3)工業增加值不會影響當期的房地產價格。
(4)工業增加值不會影響當期的財政支出,但會影響當期的貨幣供應量。
在上述四個假設下,令矩陣B的對角線元素都為1,得到矩陣B的估計如下:
B= 1-88.09 0 0 01 -3.02 -15.480 16.0901-1.46 0052.38 1
四、實證結果分析
得到模型的參數估計滯后,首先對模型進行Johanson協整關系檢驗,其中Trace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的結果都表明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并且模型中所有根的模都小于1,在單位圓內,于是得到模型是穩定的這一結論。然后對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
(一)脈沖響應
貨幣供應量的一個單位脈沖對工業增加值在長期內有一個正向的影響;而財政支出的單位脈沖對工業增加值有微弱的負向影響,這種負向影響幾乎可以忽略;房地產價格的單位脈沖對工業增加值在長期內有顯著地促進作用,這充分說明了房地產業對整體經濟的拉動作用。
(二)方差分解
從圖1的方差分解結果來看,財政支出和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和工業增加值有一定得影響作用,但其影響作用不強。
五、結論
第一,從長期來看,房地產價格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強度大于對財政政策的反應強度,并且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持續性較好。
第二,房地產價格對工業增加值有非常好的促進作用,這也充分證明了房地產業是拉動經濟的有力引擎,是帶動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
第9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政策設計；政策力度；政策目標；政策效應
我國的財政政策在支撐經濟增長方面應該說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對其進行一番全面審視的話，也還是會發現一些問題的存在。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國情決定了我們在財政政策設計時，特別注意三個問題：政策的力度、目標、效應。然而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研究，我國財政政策設計未能與國情很好的結合，致使財政政策存在一些先天不足。
一、財政政策力度難衡量
財政政策是通過調整稅收和支出兩個手段來實現經濟穩定的，由于這兩個手段都可量化，財政政策的實施也就存在一個力度大小的問題。政策力度衡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政策力度大小只有同經濟不穩定程度相適應，才能取得較好的政策效應。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過程之中，財政政策力度的衡量同發達國家不同，這主要表現在財政支出方面。
在發達國家，政策力度衡量很簡單，如果政府支出越多一般就可理解政策力度越大，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則不然。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當然要增加支出，但不能說政府增加支出就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按羅斯托的觀點：一個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對公共品需求非常大。由此決定了政府出于經濟發展考慮， 需要提供大量公共品，如道路、教育、環境衛生、法律秩序等。社會對公共品的巨大需求會導致政府支出逐年增加，包括絕對支出和相對支出，而這些與經濟穩定無關的財政支出增加，不能視作財政政策的實施。
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之中，社會對公共品的需要非常大，這會導致政府支出年年增加，但我們不能簡單的將政府支出的增加全部視作穩定經濟的需要， 并理解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否則就會影響對財政政策力度的衡量。為了準確衡量政策力度，我們一定要將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計劃增加的支出和為了經濟穩定而相機抉擇增加的支出分開來，不能單純根據政府支出的多少來衡量政策力度的大小。同樣，我們也不能單純根據國債發行規模的大小來衡量政策力度大小。
經濟不穩定出現衰退時政府收入就會下降，運用財政政策穩定經濟就只能采用債務融資，所以自1997以來我國國債發行年年增加，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根據發債規模來判斷政策力度大小。穩定經濟實行財政政策當然要增加國債發行，但發債增加并非完全為了穩定經濟，如前所述，政府為了滿足社會對公共品的需要也會增加國債發行。另外為了滿足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需要，以及非金融企業和居民對無風險資產的需要，也要大量發行國債。因此我們不能單純根據發債規模大小來衡量財政政策力度大小。
那么如何才能準確衡量我國財政政策力度呢？一個簡單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財政政策設計時，對政府預算帳戶采取分類核算，以便將穩定經濟的支出和發債與其它的支出和發債區別開來。具體做法就是將政府帳戶分為三類———經常帳戶、投資帳戶和穩定帳戶。經常帳戶包括經常性支出（包括國債利息支出）和除政府借債之外的經常性收入，它表明了政府在日常業務方面的責任，遵循個人和企業的理財原則即收支相等原則。投資帳戶表明政府的非經常性支出，主要為滿足經濟發展的公共品投資支出，這種支出可通過發債來滿足，其債務償還和公共品運營及維護成本歸屬于經常性成本。穩定帳戶表明政府純粹為履行穩定經濟職能而設立，無論是經濟處于衰退還是通脹狀態，在穩定帳戶中政府根據經濟不穩定狀態，分別機動的選擇預算平衡、盈余或赤字。如此當經濟不穩定時，人們很容易根據穩定帳戶中支出的變化，清楚的看出財政政策力度的大小，因為這些支出完全是為了對抗經濟不穩定，支出的多少自然也就反映了政策力度大小。不僅如此，政府預算分為三大帳戶還可明確政府的三種不同責任，更為重要的是，還可看出穩定帳戶中任何預算狀態，無論是平衡與否都無所謂好壞，不必因采取財政政策出現赤字而擔心，因為實際上經濟穩定和預算平衡兩者不可能同時達到。
二、財政政策目標欠合理
財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穩定經濟，這種穩定狀態常用四個經濟目標來描述，即：充分就業、物價穩定、持續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然而財政政策的最終目的還是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這可用社會總目標———自由、公正、安定和富裕的實現來說明。由于社會目標的實現相當程度上要依賴于經濟目標的實現，并且在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目標的情況下，經濟目標的選擇就非常重要，但政府在設計政策目標時，需要認識到經濟目標的從屬性和工具性。例如財政政策目標設計為充分就業，則有利于社會安定、公正和經濟持續增長，而政策目標如果設計為經濟增長，則僅在短期可較快促進經濟增長。
在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目標設計為經濟增長，據此單純從經濟增長這個目標考慮，可以說財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達到了。自1997年以來，政府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在1998至2004的連續七年中，gdp增長分別為7. 8%， 7. 1%，8. 8%，7. 3%，8. 0%，9. 3%，9. 2%，有效的將gdp增長保持在7%以上。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經濟增長社會財富的增加，社會并未向安定、公正的目標趨進，如社會治安形式嚴峻、收入分配懸殊、因貧困、疾病、失業而自殺的人數激增，財政政策的最終目的并未達到。因此為了更好的實現社會總目標，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目標應調整。
政府在設計經濟目標時，一定要選擇一個更能促進社會總目標的經濟目標。就目前我國情況而言，政府在設計財政政策目標時一定要考慮人口眾多、社會失業率高和收入分配懸殊的現實狀況，選擇一個最能實現社會總目標的經濟目標。根據當前我國實際情況，經濟目標中最重要的和對社會總目標影響最大的是充分就業。
從經濟穩定目標來說，雖說經濟穩定是用四個目標來描述的，但真正決定經濟穩定的只有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兩個目標，也就是說只有這兩個目標才是經濟穩定的可調整目標，在一個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目標的條件下，具體是用財政政策刺激就業，用貨幣政策保持物價穩定。而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并非穩定經濟的可調整目標，前者是一個獨立的目標，后者是一個中間目標，政策不能通過調整獨立目標和中間目標來實現經濟穩定。即使就增長和就業這兩個目標而言，就業也比經濟增長重要，就業率提高會使經濟向潛在產出（也就是充分就業產出）靠攏，相反，產出增加不一定帶來就業相應的增加，在產出增加所引起的就業增加這個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損耗，效果并非“奧肯定理”所言，這也可從我國就業產出和就業的關系變化中得到證明。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就業彈性為0. 308，而到2000年該指標卻下降到0. 139，產出增加所引起的就業增加越來越少。不僅如此，僅就目前失業和經濟增長兩者反映的問題看，前者也遠大于后者。在1998至2004的七年中，我國失業率分別為6. 0%，7 .0%，8. 0%，9. 5%，11%，11. 3%，11. 5%，失業率逐年上升，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經濟不穩定狀態，而經濟增長只要保持在5%以上已屬較高，遠不足為優。
從社會總目標來看，就業率提高更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公平目標的實現，而依賴政策支撐的經濟增長僅在短期有利于代表財富的gdp的增加，長期并非如此。因此，在我國目前人口眾多、失業率高和收入分配懸殊的情況下，政府在設計經濟穩定目標時，無論是從社會總目標還是從經濟穩定目標自身考慮，都要特別重視就業率這個經濟穩定目標，如此，經濟才能穩定，社會才能安定。
三、財政政策效應不穩定
經濟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否達到要依政策效應而定，而我們在評價政策效應時要從兩方面進行。從靜態的角度看：分析每次政策實施是否達到目標值；從動態角度看：分析如果政策停止實施后目標值能否連續保持，如果能就說明政策效應具有了持續性，這時政策的直接目的才算真正達到，應該說財政政策的效應體現在持續性，財政政策的難點也在于此。那么，自1997年起實施的財政政策效應究竟如何呢？從靜態看，政策是產生了效應的，表現在每年政策的實施都帶來了7%以上的增長。但從動態看，政策效應還缺乏持續性，表現在：隨著旨在保持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的實施，總需求的增加相當部分是政府投資在其中唱了主角，而要維持穩定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生產性投資需求長期啟而不動。消費需求不足可從大量商品供過于求得到證明，據統計：在1997至2003年間，商品供過于求的比重分別為31 .8%，33 .8%，80%， 79 .7%， 83%，86 .3%，85 .3%.生產性投資可從同期反映貸款不能轉化為投資的銀行存貸比的變動中得到證明，據統計： 1997至2003年間銀行存貸比分別為90 .9%，90 .4%，86. 2%，80. 3%，78. 2%，76. 8%，76. 2%.顯然這些數據清楚的說明了政府投資在總需求中的重要性，因此政策若停止實施，總需求減少將難以避免，增長將難以持續，這說明政策效應還缺乏持續性。政策效應缺乏持續性又使政策實施處于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經濟的長期穩定主要依賴于經濟的內在機制，政策不可能長期實施；另一方面，在政府支出占了總需求相當部分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又對財政政策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
那么為何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缺乏持續性呢？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財政政策設計時經濟目標選擇不合理。經濟目標的不同選擇，可帶來政策的不同效應，如果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目標定為經濟增長，那么政府通過增加公共品的投資支出，就可直接增加總需求以增加gdp，這種方式增加gdp雖然簡單直接，但效應的持續性差，因為增加的產出中相當部分來自政府的非生產性投資增加，由此引起的未來產出增加有限。如果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目標定在充分就業，那么政策手段就應通過減稅和增加支出來增加勞動需求和勞動的有效供給，這種方式增加gdp雖然復雜間接，但政策效應的持續性好。
實際上經濟的穩定源于要素市場的穩定，也就是廠商投資和就業的穩定。政府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減少稅收和增加支出，在要素市場上刺激廠商投資，如此從靜態分析：投資增加帶動就業增加，由此在商品市場上產生兩方面作用，一方面從供給看，生產函數中勞動投入增加產出增加；另一方面從需求看，勞動者收入增加，消費需求增加，產出增加，這兩方面作用的結果，可極大的減少周期性失業，使經濟向充分就業產出靠攏。特別是提高就業率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從而不僅有利于消費需求穩定增長，保證政策效應的持續性，而且也有利于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極大的增強政策效應。從動態看，投資增加不僅有利于短期總需求增加，而且還有利于長期總供給增加，從而保證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同時政府也應通過增加支出保證勞動的有效供給，這主要是提供免費的培訓和就業信息，使技能和崗位相適應，減少結構性失業。
由此可見，我國的財政政策只有在刺激廠商投資提高就業率的情況下，經濟才能穩定，政策效應才會持續，政策也才可鳴金收兵。也只有在充分就業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才是適度的增長，才能持續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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