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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即將結,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二十世紀是光輝燦爛的一個世紀,是個類社會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世紀,是科學技術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世紀,也是物理學發展最迅速的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中發生了物理學革命,建立了相對信紙和量子力學,完成了從經典物理學到現代物理學的轉變。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現代物理學在深度和廣度上有了進一步的蓬勃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的新學科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人類對物質世界的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物理學理論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現代物理學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在此世紀之交的時候,人們自然想展望一下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的發展前景,探索今后物理學發展的方向。我想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和觀點。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上一個世紀之交物理學發展的情況,把當前的情況與一百年前的情況作比較對于探索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發展的方向是很有幫助的。
一、歷史的回顧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經典物物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均發展到了完善、成熟的階段,隨著熱力學和統計力學的建立以及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的建立,經典物理學達到了它的頂峰,當時人們以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物理世界的清晰、完整的圖畫,幾乎能完美地解釋所有已經觀察到的物理現象。由于經典物理學的巨大成就,當時不少物理學家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想:認為物理學的大廈已經建成,物理學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完成,人們對物理世界的解釋已經達到了終點。物理學的一些基本的、原則的問題都已經解決,剩下來的只是進一步精確化的問題,即在一些細節上作一些補充和修正,使已知公式中的各個常數測得更精確一些。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當物理學家在慶賀物理學大廈落成之際,科學實驗卻發現了許多經典物理學無法解釋的事實。首先是世紀之交物理學的三大發現:電子、X射線和放射性現象的發現。其次是經典物理學的萬里晴空中出現了兩朵“烏云”:“以太漂移”的“零結果”和黑體輻射的“紫外災難”。[1]這些實驗結果與經典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論有尖銳的矛盾,經典物理學的傳統觀念受到巨大的沖擊,經典物理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由此引起了物理學的一場偉大的革命。愛因斯坦創立了相對論;海林堡、薛定諤等一群科學家創立了量子力學。現代物理學誕生了!
把物理學發展的現狀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作比較,可以看到兩者之間有相似之外,也有不同之處。
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建立起來以后,現代物理學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成熟的階段。人類對物質世界規律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用現有的理論幾乎能夠很好地解釋現在已知的一切物理現象。可以說,現代物理學的大廈已經建成。在這一點上,目前有情況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很相似。因此,有少數物理學家認為今后物理學不會有革命性的進展了,物理學的根本性的問題、原則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今后能做到的只是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在深度和廣度兩方面發展現代物理學,對現有的理論作一些補充和修正。然而,由于有了一百年前的歷史經驗,多數物理學家并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們相信物理學遲早會有突破性的發展。另一方面,雖然在微觀世界和宇宙學領域中有一些物理現象是現代物理學的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的,但是這些矛盾并不是嚴重到了非要徹底改造現有理認紗可的程度。在這方面,目前的情況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不同。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經典物理學發生了“嚴重的危機”;而在本世紀之交,現代物理學并無“危機”。因此,我認為目前發生現代物理學革命的條件似乎尚不成熟。
雖然在微觀世界和宇宙學領域中有一些物理現象是現代物理學的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的,但是這些矛盾并不是嚴重到了非要徹底改造現有理認紗可的程度。在這方面,目前的情況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情況不同。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經典物理學發生了“嚴重的危機”;而在本世紀之交,現代物理學并無“危機”。因此,我認為目前發生現代物理學革命的條件似乎尚不成熟。客觀物質世界是分層次的。一般說來,每個層次中的體系都由大量的小體系(屬于下一個層次)構成。從一定意義上說,宏觀與微觀是相對的,宏觀體系由大量的微觀系統構成。物質世界從微觀到宏觀分成很多層次。物理學研究的目的包括:探索各層次的運動規律和探索各層次間的聯系。
回顧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是在三個方向上前進的。在二十一世紀,物理學也將在這三個方向上繼續向前發展。
1)在微觀方向上深入下去。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已經了解了原子核的結構,發現了大量的基本粒子及其運規律,建立了核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認識到強子是由夸克構成的。今后可能會有新的進展。但如果要探索更深層次的現象,必須有更強大得多的加速器,而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所以我認為近期內在這個方向上難以有突破性的進展。
2)在宏觀方向上拓展開去。1948年美國的伽莫夫提出“大爆炸”理論,當時并未引起重視。1965年美國的彭齊亞斯和威爾遜觀測到宇宙背景輻射,再加上其他的觀測結果,為“大爆炸”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從此“大爆炸”理論得到廣泛的支持,1981年日本的佐藤勝彥和美國的古斯同時提出暴脹理論。八十年代以后,英國的霍金[2,3]等人開始論述宇宙的創生,認為宇宙從“無”誕生,今后在這個方向上將會繼續有所發展。從根本上來說,現代宇宙學的繼續發展有賴于向廣漠的宇宙更遙遠處觀測的新結果,這需要人類制造出比哈勃望遠鏡性能更優越得多的、各個波段的太空天文望遠鏡,這是很艱巨的任務。
我個人對于近年來提出的宇宙創生學說是不太信的,并且認為“大爆炸”理論只是對宇宙的一個近似的描述。因為現在的宇宙學研究的只是我們能觀測到的范圍以內的“宇宙”,而我相信宇宙是無限的,在我們這個“宇宙”以外還有無數個“宇宙”,這些宇宙不是互不相干、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影響、有作用的。現代宇宙學只研究我們這個“宇宙”,當然只能得到近似的結果,把他們的延伸到“宇宙”創生了初及遙遠的未來,則失誤更大。
3)深入探索各層次間的聯系。
這正是統計物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二十世紀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是非平衡態統計物理學有了得大的發展,然后建立了“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和突變論,接著混沌論和分形論相繼發展起來了。近年來把這些分支學科都納入非線性科學的范疇。相信在二十一世紀非線性科學的發展有廣闊的前景。
上述的物理學的發展依然現代物理學現有的基本理論的框架內。在下個世紀,物理學的基本理論應該怎樣發展呢?有一些物理學家在追求“超統一理論”。在這方面,起初是愛因斯坦、海森堡等天才科學家努力探索“統一場論”;直到1967、1968年,美國的溫伯格和巴基斯坦的薩拉姆提出統一電磁力和弱力的“電弱理論”;目前有一些物理學家正在探索加上強力的“大統一理論”以及再加上引力把四種力都統一起來的“超統一理論”,他們的探索能否成功尚未定論。
愛因斯坦當初探索“統一場論”是基于他的“物理世界統一性”的思想[4],但是他努力探索了三十年,最終沒有成功。我對此有不同的觀點,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認為“物質世界是既統一,又多樣化的”。且莫論追求“超統一理論”能否成功,即便此理論完成了,它也不是物理學發展的終點。因為“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5]
現代物理學的革命將怎樣發生呢?我認為可能有兩個方面值得考試:
1)客觀世界可能不是只有四種力。第五、第六……種力究竟何在呢?現在我們不知道。我的直覺是:將來最早發現的第五種力可能存在于生命現象中。物質構成了生命體之后,其運動和變化實在太奧妙了,我們沒有認識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們今天對于生命科學的認識猶如亞里斯多德時代的人們對于物理學的認識,因此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是很可能的。我認為,物理學業與生命科學的交叉點是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發展的方向之一,與此有關的最關于復雜性研究的非線性科學的發展。
2)現代物理學理論也只是相對真理,而不是絕對真理。應該通過審思現代物理學理論基礎的不完善性來探尋現代物理學革命的突破口,在下一節中將介紹我的觀點。
三、現代物理學的理論基礎是完美的嗎?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這兩大支柱的理論基礎是否十全十美的
呢?我們來審思一下這個問題。
1)對相對論的審思
當年愛因斯坦就是從關于光速和關于時間要領的思考開始,創立了狹義相對論[1]。我們今天探尋現代物理學革命的突破口,也應該從重新審思時空的概念入手。愛因勞動保護坦創立狹義相對論是從講座慣性系中不同地點的兩個“事件”的同時性開始的[4],他規定用光信號校正不同地點的兩個時鐘來定義“同時”,這樣就很自然地導出了洛侖茲變換,進一步導致一個四維時空(x,y,z,ict)(c是光速)。為什么愛因勞動保護擔提出用光信號來校正時鐘,而不用別的信號呢?在他的論文中沒有說明這個問題,其實這是有深刻含意的。
時間、空間是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不能脫離物理質運動談論時間、空間,在定義時空時應該說明是關于什么運動的時空。現代物理學認為超距作用是不存在的,A處發生的“事件”影響B處的“事件”必須通過一定的場傳遞過去,傳遞需要一定的時間,時間、空間的定義與這個傳遞速度是密切相關的。如果這種場是電磁場,則電磁相互作用傳遞的速度就是光速。因此,愛因斯坦定義的時空實際上是關于由電磁相互作用引起的物質運動的時空,適用于描述這種運動。
愛因斯坦把他定義的時間應用于所有的物質運動,實際上就暗含了這樣的假設:引力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也是光速c.但是引力相互作用是否也是以光速傳遞的呢?令引力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為c'。至今為止,并無實驗事實證明c'等于c。愛因斯坦因他的“物質世界統一性”的世界觀而在實際上假定了c=c'。我持有“物質世界既統一,又多樣化的”以觀點,再加之電磁力和引力的強度在數量級上相差太多,因此我相相信c'可能不等于c。工樣,關于由電磁力引起的物質運動的四維時空(x,y,z,ict)和關于由引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是不同的。如果研究的問題只涉及一種相互作用,則按照現在的理論建立起來的運動方程的形式不變。例如,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的形式不變,只需把常數c改為c'。如果研究的問題涉及兩種相互作用,則需要建立新的理論。不過,首要的事情是由實驗事實來判斷c'和c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需要導出c'的數值。
我在二十多年前開始形成上述觀點,當時測量引力波是眾所矚目的一個熱點,我曾對那些實驗寄予厚望,希望能從實驗結果推算出c'是否等于c。令人遺憾的是,經過長斯的努力引引力波實驗沒有獲得肯定的結果,隨后這項工作冷下去了。根據愛國斯坦理論預言的引力波是微弱的,如果在現代實驗技術能夠達到的測量靈敏度和準確度之下,這樣弱的引力波應該能夠探測到的話,長期的實驗得不到肯定的結果似乎暗示了害因斯坦理論的缺點。應該從c'可能不等于c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如果c'和c有較大的差異,則可能導出引力波的強度比根據愛因勞動保護坦理論預言的強度弱得多的結果。
弱力、強力與引力、電磁力有本質的不同,前兩者是短程力,后兩者是長程力。不同的相互作用是通過傳遞不同的媒介粒子而實現的。引力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引力子;電磁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光子;弱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規范粒子(光子除外);強相互作用的傳遞者是介子。引力子和光子的靜質量為零,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引力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都是光速。并且與傳遞粒子的靜質量和能量有關,因而其傳遞速度是多種多樣的。
在研究由弱或強相互作用引起的物質運動時,定義慣性系中不同的地點的兩個“事件”的“同時”,是否應該用弱力或強力信號取代光信號呢?我對核物理學和粒子物理學是外行,不想貿然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應該用弱力或強力信號取代光信號,那么關于由弱力或強力引起的物質運動的時空和關于由電磁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及關于由引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
有很大的不同。設弱或強相互作用的傳遞速度為c'',c''不是常數,而是可變的,則關于由弱或強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為(x'',y'',z'',Ic''t''),時間t''和空間(x'',y'',z'')將是c'的函數。然而,很可能應該這樣來考慮問題:關于由弱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在定義中應該以規范粒子的靜質量取作零時的速度c1取代光速c。由于“電弱理論”把弱力和電磁力統一起來了,因此有可能c1=c,則關于由弱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和關于由電磁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是相同的,同為(x,y,z,ict)。關于由強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在定義中應該以介子的靜質量取作零(在理論上取作零,在實際上沒有靜質量為零的介子)時的速度c''取代光速c,c''可能不等于c。則關于由強力引起的運動的時空(x'',y'',z'',Ic''t'')不同于(x,y,z,ict)或(x',y',z',ic't')。無論上述兩種考慮中哪一種是對的,整個物質世界的時空將是高于四維的多維時空。對于由短程力(或只是強力)引起的物質運動,如果時空有了新的一義,就需要建立新的理論,也就是說需要建立新的量子場論、新的核物理學和新的粒子物理學等。如果研究的問題既清及長程力,又涉及短程力(尤其是強力),則更需要建立新的理論。
1)對量子力學的審思
從量子力學發展到量子場論的時候,遇到了“發散困難”[6]。1946——1949年間,日本的朝永振一郎、美國的費曼和施溫格提出“重整化”方法,克服了“發散困難”。但是“重整化”理論仍然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并沒有徹底克服這一困難。“發散困難”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粒子的“固有”能量(靜止能量)與運動能量、相互作用能量合在一起計算[6],這與德布羅意波在υ=0時的異性。
現在我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如果采用傳統的德布羅意關系,就只得接受不合理的德布羅意波奇異性;如果采納修正的德布羅意關系,就必須面對使新的理論滿足相對論協變性的難題。是否有解決問題的其他途徑呢?我認為這個問題或許還與時間、空間的定義有關。現在的量子力學理論中時寬人的定義實質上依然是決定論的定義,而不確定原理是微觀世界的一條基本規律,所以時間、空間都不是嚴格確定的,決定論的時空要領不再適用。在時間或空間的間隔非常小的時候,描寫事情順序的“前”、“后”概念將失去意義。此外,在重新定義時空時還應考慮相關的物質運動的類別。模糊數學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把這個數學工具用到微觀世界時空的定義中去可能是很值得一試的。
1)在二十一世紀物理學將在三個方向上繼續向前發展(1)在微觀方向上深入下去;(2)在宏觀方向上拓展開去;(3)深入探索各層次間的聯系,進一步發展非線性科學。
2)可能應該從兩方面去控尋現代物理學革命的突破口。(1)發現客觀世界中已知的四種力以外的其他力;(2)通過審思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重新定義時間、空間,建立新的理論
關鍵詞:控制學科;社會需求;理論發展;PID控制
中圖分類號:G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3)02-0056-02
控制學科的發展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效益提高和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因此,加強本學科的建設,更多更好地培養本學科高層次綜合型人才,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迫切需要。控制科學以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為基礎,是研究控制的理論、方法、技術及其工程應用的學科,以各研究領域內抽象出的共性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應該采用何種控制決策方法,實現某一既定目標。傳統的控制目標經常以某一回路的控制精度為目標,研究某種控制器,遠不能滿足目前大工業環境下以經濟效益為最終控制目標的這一實際需求。本文從工程界實際需求出發,探索控制科學與工程這一學科理論發展的與建設。
一、以社會需求為驅動力的控制學科理論發展
實際上,從控制科學與工程這一學科的發展過程來看,這一學科的特點就在于以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為驅動力,理論研究與工程實踐相結合,學科的發展一直與生產和社會實踐需求密切相關,正是由于各領域內的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許多新方法和技術的實際應用反過來又推動了控制科學與工程學科的理論形成和發展。
早在11世紀我國北宋時代,水運儀象臺和蒸汽調速器體現了閉環控制的思想,推動了最早的控制研究,推動了控制理論中的反饋系統的穩定性分析;輪船掌舵系統和電話系統推動了經典控制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并在工業中獲得了廣泛的應用;計算機與航天需求推動了現代控制理論的形成,并引導了ICI公司的控制系統及目前常用的PLC、DCS控制系統與嵌入式控制系統,PLC、DCS及工業需求推動了現代控制理論的發展;阿波羅計算機控制系統又引起了最優控制理論的研究;目前的計算機與網絡技術的發展大大推動了運行優化與控制方法的形成與發展。控制科學與工程相繼發展了若干相對獨立的學科分支,使本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更加豐富。在數學工具上,經典控制理論階段運用的是拉式變換和微分方程;現代控制理論階段運用的是狀態空間和李雅普諾夫穩定判據;之后有差分方程、Z變換[1]。
二、控制科學與工程學科理論發展中問題剖析
對于工業界來說,最終目的是希望利用新方法新理論給企業帶來效益和理論,而不僅僅是理論上先進的新方法。目前,控制科學與工程學科的理論發展已經較為完備,并且提供了反饋、預測、前饋、反饋、優化等大量控制器的設計與分析方法。然而,這些理論還僅僅停留在書本上,并未被工業界廣泛接受并應用,反而以消除控制偏差為目標的PID控制器設計方法仍是目前的主流解決方法。而PID理論是1911年從工程界提出的,經過了100年,這一理論在工程界仍被廣泛應用。而且工程師們經常采用經驗手動調整PID參數,很少采用控制理論上提出的各種PID參數的整定理論。那么為何控制理論提供了大量的控制器設計方法,而卻不被工業界接受和應用呢?根本原因恰恰在于PID是從工業界提出的,是迎合了當時工業界實際需求發展起來的理論。而目前大部分的控制理論的研究忽略了工業界的實際需求,單純從數學理論角度進行研究和發展,背離了當初社會需求驅動控制理論發展這一前提。例如在控制理論中,控制器的設計方法,是需要建立控制器設計模型基礎上,再設計相關的控制器,再分析設計器的穩定性和收斂性。而在實際工業界中,根本不存在控制器模型,而工程人員不可能去建立控制器設計模型,即使勉強建立了控制器設計模型,也不可能精確再現實際工業過程,在一個不精確的控制器設計模型基礎上進行控制器的設計,顯然其意義具有局限性。另外一方面,從事控制理論研究的大多數人缺乏實際工程背景,不了解實際工業界真正的需求,很難從實際控制系統的需求去進行理論的研究。如此一來,控制理論成果不可能真正被生產實際中的工程人員所應用。
綜上所述,一方面工程界還不能有效得將現有的控制理論與實際控制系統結合起來;另外一方面理論學術界又不能真正理解現代工業中的真正需求,因此,他們很難找到能夠使控制學科理論取得豐碩成果的學科交叉點。工業實際中的被控過程本質上是非線性的,而傳統的經典控制方法和現代控制理論方法只考慮了某些特殊的非線性系統,控制理論中最成熟的理論是線性系統,傳統的控制理論是基于控制器模型基礎上設計控制器的。由于工業過程運行與行業知識密切相關,針對其過程的具體特性,采用具體的方法解決控制需求,至今還尚未形成真正適合工業界的一般的控制理論[2]。
三、新環境下對控制學科理論發展的啟示
近年來,國內外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工業生產制造企業對其能耗水平、生產效率、產品質量和生產成本等綜合生產指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業企業已經由過去的單純追求大型化、高速化、連續化,轉向注重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從工業工程的角度看,自動控制或者人工控制的作用不僅僅是使控制系統輸出很好地跟蹤設定值,而且要控制整個運行過程,使反映產品在加工過程中質量、效率與消耗相關的運行指標在目標值范圍內。同時要求在保證安全運行的條件下,盡可能提高反映產品質量與效率的運行指標,盡可能降低反映產品在加工過程中消耗的運行指標,實現運行優化[2]。然而,過去的控制理論與控制系統設計方法的研究都假定可以獲得理想的控制回路設定值,集中在提高反饋控制的效果,忽略偏離理想設定點的反饋控制不能實現系統的良好運行[3]。
傳統控制理論與方法要求被控對象可以用確定性的線性模型描述,由于難以精確建立實際中被控對象的模型,很難應用上述以數學模型為基礎的控制理論和方法。雖然工業界大部分仍采用PID控制技術,而對于具有強非線性、多變量等特性的復雜工業過程仍難以采用PID進行有效控制。這是由于PID控制器適合于具有線性動態特性的被控對象。而針對具體過程特性和行業背景,通過引進各種智能技術,如專家規則控制、神經網絡控制、模糊控制等基于數據的控制方法卻在具體行業中得到有效應用。這說明,引進各種智能技術,結合基于數據的智能技術和數學模型進行先進控制理論的研究將成為新工業環境驅動下的理論發展方向。
四、新環境下控制學科理論發展方向研究
在新的工業環境下的需求驅動下,控制科學與工程理論發展主要考慮下面幾個方面:
(一)工程人員與理論研究人員互通有無的研究方式
工業界的工程人員熟悉工業界的實際需求,從實際被控過程特性出發,從數學理論角度提出和描述控制需求;理論研究人員應走到實際工業界中去,深入了解工業界的實際需求,時刻圍繞工業界的需求進行控制理論的研究。在進行控制設計方法的研究中,一定注意結合實際工程研究,提出新的控制器方案后,盡量到實際工業界去驗證,或者進行真實對象的模型仿真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控制器的驗證。
(二)發展基于數據與模型相結合的控制器設計理論研究
現有的控制理論與方法經常要求被控對象可以用確定性的線性模型描述。由于實際中被控對象的模型參數未知或時變,或受到未知的隨機干擾,或存在未建模動態等不確定性,在實際中,有的被控對象具有強的非線性動態特性,難以采用上述方法獲得滿意的控制性能,因此近年來非線性控制理論與方法和基于數據的研究受到重視。由于難以建立工業過程的精確數學模型,因此難以應用上述以數學模型為基礎的控制理論和方法。由于工業過程中可以方便的使用輸入、輸出與跟蹤誤差等數據,以跟蹤誤差為基礎的PID控制器得以廣泛應用。目前,工業界應用的控制系統大部分采用PID控制技術。其他基于數據的控制方法,如無模型控制[4]、學習控制[5]、模糊控制[6]、專家控制(規則控制)、神經網絡控制、仿人行為的智能控制等也開始應用于工業過程控制。
五、結語
由于新環境下工業界對控制學科理論的發展要求發生變化,已經由過去簡單的回路控制精度要求上升為對經濟效益的要求,且由于被控對象的非線性特性,迫切要求控制學科理論的發展從過去的以線性理論為主的理論轉向以非線性結合數據的智能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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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教學效能感 個人教學效能感 一般教學效能感 教學歸因方式
一、前言
教師教學效能感是構成教師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教師教學效能感是教師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及對教育理論的了解,確認自己能有效地完成教學工作,實現教學目標的一種信念,包括一般教育效能感和個人教學效能感。一般教育效能感是指教師對教與學的關系、對教育在學生發展中的作用等問題的一種信念;個人教學效能感是指教師對自己教學能力的一種信念。教師教學歸因是指教師對自己或他人已完成的教學活動的結果進行分析,形成因果性解析的過程,在以往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中小學教師和其它專業教師。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與中小學教師存在工作任務、工作目的等許多不同點,那么,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教學歸因方式與他的教學效能感的關系又會是怎樣的?這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樣的方式,被試來自湖南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共發放問卷160份,回收問卷139份,回份率86.89%,其中有效人數120名,有效率為86.35%。男、女人數與自然分布成一定比例。
2.測量工具
《教師教學效能感量表》是俞國良等人1995年修訂的。量表的Cronbach Alph同質性系數為0.77,分半信度為0.84。各項指標基本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可以作為評估教師教學效能感的工具。《教師教學歸因方式量表》采用北京師范大學發展心理研究所辛濤等編制的。各項指標基本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可以作為評估教師教學歸因方式的工具。
三、結果與分析
回歸分析:
以積極歸因和消極歸因為預測變量,分別以個人教師教學效能感和教師一般效能感為因變量,進行了多元逐步線性回歸分析。剔除決定系數(R2)較小的模式,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
從回歸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教學成敗歸因方式的四個變量全部進入一般教學效能感回歸方程,其預測力為56.2%,解釋量大,且F檢驗顯著;進入個人教學效能感回歸方程的變量有內部原因(成功)、外部原因(失敗)、外部原因(成功),其預測力為28.5%,F檢驗顯著。
四、討論
1.教學效能感與成功取向的歸因的關系
回歸分析發現,當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取得成功時,如果思想政治理論教師將其歸因為自己教學能力強和自我努力的結果,那么這種歸因傾向會使教師對自己的教學工作和自我做出積極的評價和肯定,獲得一種自我滿足的積極愉快的情緒體驗,從而增強自我能力的信心,提高教學動機水平,教師會對教學工作產生較高的興趣和熱情,其教學效能感必然較高。同時,這種自我歸因會增強思想政治理論教師再次教學成功的期望,會積極主動為下次成功付出更多努力.特別是,當思想政治理論教師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學生得到了發展時,那么他會認為教育能對學生的成長產生重要的影響;學生能否取得成功與教師自身原因不可分;通過教育,學生是可以產生積極的正向改變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師獲得這種教育體驗,會堅定教育在學生的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的信念,這樣必定會提高他們的一般教學效能感。總之,如果將成功歸因于能力強等內部原因,就會體驗到一種自豪感和自信感,就會促使自己再接再厲(努力行為),提高教學效能感。自然就會提高教學效果;反之,如果將成功歸因于運氣好等外部原因,就會感到僥幸不在乎,就不會再作努力(懶惰行為),自然就會降低教學效果。因此,建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論成功與失敗都要進行積極的歸因,不可做出不利于自我效能感的歸因,即端正心態,換一個角度看問題。
2.教學效能感與失敗取向的歸因的關系
回歸分析發現,當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面對教學失敗的情況下,歸因于外部原因對其個人教學效能感、一般教學效能感具有預測作用;歸因內部原因對其一般教學效能感具有預測作用。這觀點與谷生華1999年研究的《教師教學歸因芻論》觀點相同,與單玉濤2005年《山東省中學思想政治理論教師教學效能感及相關因素的研究》碩士論文觀點相背。這表明,當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失敗時,思想政治理論教師認為失敗是由于自己的內部原因造成的,會對自己的教學能力產生懷疑,降低教學的自信心,缺乏下次成功的期望,而放棄繼續努力,經常地失敗容易使教師對教學失去興趣,并缺乏改進提高的動機,這樣就必然會降低教師的個人教學效能感。而趨向于將教學的成敗歸因為學生、運氣等外控因素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師,這種失敗就會增強行為的堅持,會再作努力。所以,對于教師的成績多肯定、多表揚,少批評。
五、結論
在一般教學效能感中,責任意識對一般教學效能感起正向作用,情緒敏感性卻對一般教學效能感起負向作用;在個人教學效能感中,外向性和責任意識都對個人教學效能感起正向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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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BL教學法
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法是由美國Barrows教授于1969年引入醫學教育的,經過幾十年的教育實踐,己經得到了充分的肯定b\PBL強調的是以問題為基礎的討論式教學和啟發式教學,其關鍵思想在于減少死記硬背,提高學生主動學習、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獨立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PBL教學法與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同,從以往的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的被動學習方式,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由教師引導學生的主動學習模式,通過多種途徑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掌握知識。
我們以臨床和科研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倫理問題作為代表性問題作為教學點,對有一定倫理學基礎的醫務人員或倫理委員會成員,應用PBL教學法進行培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學程序分為四個步驟,即倫理問題設計一一學員分小組學習一一小組討論一一教師總結。例如在關于弱勢群體保護的教學課程中,教師提供了以下問題:如何界定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如何分類?常見的弱勢群體會遇到哪些倫理困境?臨床研究是要主動納入還是回避弱勢群體?如何判斷弱勢群體參與臨床宄的獲益和風險?弱勢群體保護是臨床常見倫理問題之一,情況比較復雜,涉及理解或表達知情同意的能力受限或判斷能力受損的多個人群,如兒童、孕婦及胎兒、囚犯、學生、絕癥患者、貧窮人群、少數民族等。要解決臨床人員所面臨的倫理困境,需要的知識面廣而分散,這就需要學員們進行合理的分工和協作,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和信息手段,整合知識,明確各個倫理困境的特點。討論中大家積極發言,應用所學的倫理保護原則做出分析和判斷,給出倫理保護的具體方案。教員根據學習的情況進行總結陳述,查漏補缺,澄清問題。這個學習過程可以有效地提升學員多方面的能力,有利于倫理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應用,有利于提高臨床和實踐中自覺遵循基本倫理原則和實踐的能力。
疾病的復雜程度和相對緊張的醫患關系決定了臨床醫務人員除了要不斷更新臨床理論知識之外,也要加強醫學倫理知識的自學和應用。而PBL教學正是培養倫理獨立思考能力的有效途徑。PBL的不足在于,學員得到的知識往往局限于解決所選定的具體問題,但對于掌握系統的倫理知識則不夠廣泛和深入,比不上以授課為基礎模式所強調的理論學習的廣度和深度。
二、CBL教學法
CBL教學法是由德國教育家瓦根舍因和克拉夫基首創的一種教學方法,是指教師基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目的,事先準備代表性的案例,組織和引導學生有針對性地剖析案例,共同討論,最后教師進行總結,并由具體案例提升理論。國外己經就CBL在倫理學課程的應用開展了多年的研究和應用。
我們的實踐證明CBL教學法同樣適合在國內醫院開展的倫理學繼續教育培訓。倫理案例教學通過對臨床真實案例的具體分析,使學員身臨其境,有助于學員學以致用,實現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因的。CBL教學法多采取集中討論的方式,需要學員短時間內進入角色。而習慣了課堂授課模式學員主動性差,開始往往無法適應。我們在分析某兒童臨床研宂的案例時,采用了經典案例加分組討論的模式。
案例的選擇是否得當直接決定了CBL教學的效果。因此,我們針對常見的倫理困境,結合實際的臨床和科研工作,搜集和編寫了多個典型案例。例如在兒童臨床研究這一問題上,我們選擇了黃金大米事件作為分析案例w。我們首先引用新聞媒體對這個事件的早期報道,給出參與到該事件的美方、中方研究人員、教師、兒童家長和兒童的有關陳述,然后留出充足的時間讓學員自己思考,再由教師進行本專題的重點講述,真實的題材和求知欲使學員能夠積極投入、充分參與,順利完成本專題知識的學習,最后進行總結。學員對這一堂課記憶深刻,理解也更加透徹。
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投入學習的過程。我們在培訓時釆取了分組討論的方式。當教師講解完案例的基本情況后,將全場學員分為4個小組,分別就案例中涉及到的倫理困境、兒童作為弱勢群體的特點、兒童臨床研宄倫理審査的要點、該事件的倫理問題及假設作為倫理委員會委員應該如何看待該事件作為討論要點進行討論,教師及助手也參與到4個小組的討論中去,給予點撥和指導。然后每個小組選拔出1名代表,陳述該組的觀點。最后由教師做總結陳述。這種自由主動的學習模式使所有學員都能參與到學習的過程中,收到了滿意的效果。
為了解PBL和CBL教學法在倫理學教學中的實際培訓效果,教師在培訓過程中應加強與學員的互動溝通,根據學員所遇到的問題進行教學方法的及時調整。在培訓結束時制定詳細的調查問卷,采取無記名形式,對培訓的整個過程、案例的選擇、教學的效果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匯總,同時了解學員的學習態度、倫理判斷、倫理知識運用、倫理審查等能力的變化情況。
盡管PBL和CBL教學法各有所長,但實踐過程中,卻難以絕對剝離,而呈現了相互交融、綜合應用的趨勢㈦]。我們在倫理學繼續教育的培訓中也意識到,對于復雜的倫理問題不能只局限應用某一種方法,應根據教學目的、教學內容和學員的基本素質來設計具體教學方法。將傳統教育觀念與現代教育理念有機融合,綜合運用PBL和CBL等多種教學方法,建立多元化教學模式,應是醫院倫理學繼續教育培訓的方向。這不僅有利于年輕醫務人員的學習和掌握相關倫理知識,又有利于培養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自覺運用倫理原則、正確處理倫理困境的思維和實踐能力。
作者簡介:黃志軍(1977.1卜),男,博士,講師,研究方向:醫學倫理學。
關鍵詞:至善;善良意志;意志自由;絕對命令
中圖分類號:D422.62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08(C)-0085-02
康德倫理思想國內研究層出不窮,各個學者對其進行探討,特別是國內知名學者羅國杰、宋喜仁、章海山、鄧安慶等等對康德倫理學展開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著作有羅國杰的、宋希仁的、章海山等人的《西方倫理思想史》,系統的介紹了康德的倫理思想。優秀的碩、博論文就有140篇,從中截取了12篇論文。按照內容分成以下幾個方面:對康德倫理思想的總體綜述討論有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評述》和溫克勤的《康德動機倫理學評述》。對康德倫理思想的至善內容理解有章海山的《康德倫理思想的調和特征》和范進的《自由:通向人類希望之路―對康德《實踐理性批判》辯證論的一點思考》。對康德倫理思想的善良意志內容理解有鄧安慶的《康德倫理學體系的構成》和毛艷明的《試析康德倫理思想的起點及其現代價值》。對康德倫理思想的意志自由內容的理解有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評述》、萬俊人的《康德與薩特主體倫理思想比較》、許景行的《康德和愛爾維修倫理學比較》和肖柳芙的《良心與人的自由本質》。對康德倫理思想的絕對命令內容的理解有熊聲波的《對康德中絕對命令的淺析》、戴兆國的《論康德道德哲學的兩種義務體系》和付元平的《論康德的道德律》。具體內容如下所述。
一、對康德倫理思想的總體綜述
從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對康德倫理思想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對其總體綜述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內容。
羅國杰在《西方倫理學史》中指出康德的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就是研究道德的“應該”確立所謂的道德的“應然律”。康德道德哲學建立在理性基礎上。[1]
李澤厚在《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評述》一文中認為康德哲學的核心、出發點和基礎是社會性的“人”。以社會的“人”為中心來考慮認識論與倫理學間題,這在哲學史上是康德所做的一個新的探索。[2]
溫克勤在《康德動機倫理學評述》一文中對其總體的認識是從理性(善良意志)到道德律(無待令式)到道德感情(敬重心)到道德公設(上帝、靈魂不死、意志自由的假設)構成了康德倫理學具有特色的基本環節。康德的旨在尋找道德普遍性必然性的倫理學體系就這樣建立起來了。[3]
二、對康德倫理思想的至善內容理解
目前,學術界對康德至善內容的研究比較多。特別是八十年代之后,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不少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而論之,有以下幾種觀點。
章海山在《康德倫理思想的調和特征》一文中關于康德的至善觀點認為作為個人短暫的一生是無法達到絕對的最高的善的,這就要假設有理性的人類無限地延續下去,有可能達到無條件的絕對的善。要假設上帝的存在,也就是假設一個有理性、全善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所以自然包含有道德目的性,從而使自然界向道德世界過渡。這樣幸福就產生德行,德行也可以產生幸福,幸福于德行就結合起來了。[4]
范進在《自由:通向人類希望之路―對康德《實踐理性批判》辯證論的一點思考》中指出至善的理解是康德說,在幸福與道德(值得幸福)有嚴格關系的限度內,應把這一概念稱之為最高善之理想。“通過意志自由來實現至善”。在實踐原則中道德意識和配享幸福之間有一種必然的聯系。在這種聯系中,只有德性才是至上的善、即至善的第一條件,而幸福只構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并且只有當它被道德制約并作為道德的必要結果時才是這一要素。至善作為實踐理性的必然對象,其第一要素―德性的圓滿完成是以靈魂不朽為條件的,其第二要素―幸福的圓滿完成,也不得不使我們另外懸設與此結果相一致的原因性,即上帝的存在,以作為至善實現的必要條件。[5]
三、對康德倫理思想的善良意志內容理解
羅國杰認為理性的最高使命是產生善良意志。善良意志是由規律所決定的,尊重道德規律。而由規律所決定,尊重規律的行為,就是必然性的行為,就是擺脫了一切狹隘意圖的崇高的行為。康德認為實踐理性的法則,道德的法則,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善良意志的基礎上,從理性的善良意志中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則。[1](P135)
鄧安慶在《康德倫理學體系的構成》一文中把康德的善良意志闡述是:“善良意志因為意愿而善,就是說,本身就是善的。善良意志是唯一的無條件的善。我們的實踐能力就能夠直接從理性中獲得道德原理,這樣就從本源上闡明,善良意志之所以為善的依據。[6]
毛艷明在《試析康德倫理思想的起點及其現代價值》一文中指出“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設想一個無條件善的東西”。 唯有善良意志才是無條件的善,它是由于愿意而善,它是自在的善,自為地無比高貴。”善良意志是存在于人的純粹理性之中。[7]
四、對康德倫理思想的意志自由內容的理解
意志自由是人類一直所要追求的,針對康德的意志自由,學者們的表述如下:
章海山在《康德倫理思想的調和特征》一文中指出按照康德的觀點,人作為自然的產物,是服從自然必然性的,沒有自由;人作為道德的主體,是受意志自身規律支配的,人是自由的。[4]
萬俊人在《康德與薩特主體倫理思想比較》一文中認為康德的自由只是一個抽象的和理想的先驗道德假設,康德認為主體的目的性在于它的理性存在本質,“人是目的”意味著主體間的共相目的性和交互目的性。[8]
許景行在《康德和愛爾維修倫理學比較》一文中認為在康德的倫理學中,“自由” 是有理性的存在者所特有的因果作用形式,“自由”意味者一種非自然的原因性.意味者理性的自決。為了嚴格區別開自由律和自然律,康德還把“自由”“物自體”的高度,把它設定為決定類道德行為的一種超驗的原因性。[9]
肖柳芙在《良心與人的自由本質》中把康德的意志自由概括為:在康德那里,人的自由首先是意志的自由,當意志遵從良心的指引,自由才獲得自身,這才體現了人的真正的自由本質。同時,良心的存在又必須以意志的自由為依據。意志的自由是善形成的前提條件。當善出現時,意志擺脫了一切感性因素的影響不受制于他物成為自在。[10]
五、對康德倫理思想的絕對命令內容的理解
對絕對命令的研究,我國學術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很深,概括起來,理論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熊聲波在《對康德中絕對命令的淺析》一文中認為:所謂“絕對”,就是無條件的,“命令”是指“應當如此”。“絕對命令”正是說明我們應該要做什么。康德的“絕對命令”用公式表示:“要按照你同時認為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康德這句話的意思明白地說,就是所謂“以身作則”或者“推己及人”。[11]
戴兆國在《論康德道德哲學的兩種義務體系》中指出,康德總結說,道德法則的命令是一種理性命令, 在理性的實踐判斷中,理性把先驗原則的正當力量當成一種勸誡,從而去防止相反因素的誘惑。絕對命令應該是植根于純粹理性的,義務與目的聯系起來的純粹實踐理性是絕對命令的表現。[12]
付元平在《論康德的道德律》中對康德的絕對命令的闡述是:康德認為實踐規律在人的意志上表現出來的是絕對命令。絕對命令能夠充當規定意志的普遍法則問題。只有絕對命令具有絕對的對于任何理性存在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效的形式上的普遍性;絕對命令它來自人的實踐理性,它實際上是理性存在者的理性為自己立法,因此必然對所有理性存在者具有約束力。[13]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于康德倫理思想的內容研究涉及到很多,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對于康德倫理思想理解評價總是從意識形態方面入手。對于一種思想應該站在哲學思想的基礎上看待。二是對真正理解康德倫理思想的內涵需要進行更深入研究。針對以上不足,將進行研究,力求對此問題進行較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作者簡介:霍瑞娟,女,河北大學,政法學院2009級倫理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倫理學原理;劉麗麗,女,河北大學,政法學院2008級倫理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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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經濟倫理學的合法性
經濟倫理現象如同普遍的“以太”,在社會生活之中無處不在。由于經濟倫理現象具有明顯的偶然性、變動性,研究者無法控制與經濟倫理現象有關的所有變量,因此,經濟倫理的研究難以通過實驗方法探索、發現和驗證規律,而只能擷取比較方法、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和統計方法等。著名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認為,約翰•穆勒的歸納五法(包括求同法、求異法、異同并用法、共變法、剩余法)就是比較方法。他甚至進而認為,由于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往往是不明顯的、復雜的,研究者不能從直接觀察中得出,因此,考察這些現象只能用比較方法,這是社會學研究唯一適當的辦法。
這是在最普遍、最普世性的意義上來界定比較方法。盡管比較方法非同一般,但“測不準原理”依然存在,可這不是否定經濟倫理現象的比較研究的合適理由。這是因為,經濟倫理現象和主體的經濟道德行為并非宛如“一團亂麻”般的雜亂無章,并非完全無規律可循。經濟道德行為是行為主體為實現某種目的而采取的,存在一定的普適性的規律性,可以觀察、認識、說明和解釋,只是不必苛求其量之“精確度”而已。人所共知,比較是人們觀察、認識、說明和解釋客觀事物的基本手段已經被運用到門類繁多、林林總總的學科群體的研究中。許多思想家包括經典作家對比較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同,并在研究中身體力行、率先垂范。誠如馬克思指出:“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把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
顯而易見,比較方法固然也能夠成為人們觀察、認識、說明和解釋經濟倫理世界的便捷工具。比較方法不僅可以形成科學概念,而且可以發現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此外,實際上,即便對技術性知識的探求對經濟倫理研究來說并非無關宏旨,但技術性知識的獲得卻不是經濟倫理研究的理論宏旨與目標,因為它是以規范性知識的獲得為鵠的,這也為比較經濟倫理研究的存在合法性預留了空間。總之,比較方法的優勢、經濟倫理的特質和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價值旨歸共同構成了比較經濟倫理學建構的合法性。但是,強調比較的價值并非一般地為研究而研究,簡單地“跟風鏈接”“概念平移”,更為重要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在綜觀國內外經濟倫理學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做出的客觀而理性的抉擇。
毫無疑問,經濟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戰略的創新與明晰化。而創新的邏輯前提是對過去研究的缺陷、不足或錯誤及消極“路徑依賴”的深刻洞察。否則,非(前)反思的自發性研究絕不會有真正的研究創新。經濟倫理學研究起主導性作用的路徑,不是在總結正確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在不斷“試錯”或“糾錯”過程中披荊斬棘、開拓前進的(所謂“非非”)。
無可否認,比較方法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著經濟倫理學的醞釀、創生、嬗變和發展。就積極的方面看,事實上,在經濟倫理學發展史上,一些經濟倫理學家已經成功運用比較方法,進行定性(或與定量結合)研究、發現因果關系,并以他們自己的“現身說法”確證比較方法的應用空間和生命力。比如,著名德國經濟倫理學家馬克斯•韋伯可以說是比較經濟倫理研究的典范人物,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通史》《儒教與道教》《經濟與社會》等有關著作中,比較研究了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他通過典型而系統運用求異比較法,得出一個有力的結論:滲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種特殊的理性及獨有的經濟倫理是資本主義在西方率先產生的原因。同樣,著名的美國經濟倫理學學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勒斯在《基業長青》一書中,運用求異比較法,得出了績效卓越的企業獲取成功的一些特征。威廉•喬伊斯和尼汀•諾瑞亞合著的《4+2什么對企業真正有效》一書則運用共變法,把成功企業的成功因素這一難題給挖掘出來。而著名美國經濟倫理學學者林恩•夏普•佩因的《公司道德:高績效企業的基石》一書中,綜合運用了多種比較方法論證了公司道德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價值。同樣,中國經濟倫理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有比較強烈的“他者意識”,在參照、比較過去和國外經濟倫理的基礎上研究當代經濟倫理問題;一些經濟倫理學學者成功地運用了比較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就。這些系列典型個案有力地證明,比較方法確為具有普世性和生命力的經濟倫理研究方法,張揚其價值意義大有必要。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國內外經濟倫理學的比較視閾依然處于“零敲碎打”“東鱗西爪”或者“單兵作戰”“散兵游勇”的自由渙散狀態,這一問題對學界來說或許是某種“集體無意識”。在學科建設層面上以一種高度而強烈的學科自覺意識,明確提出建構比較研究的構想,對如今的經濟倫理學研究來說確乎成為一種“奢侈品”。實際上,比較視角的缺失是導致經濟倫理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積重難返,且難以縱深推進、實現突破的一大根源。沒有理論的徹底性、深刻性,實踐的對癥下藥和立竿見影也必將成為海市蜃樓般的空幻。即使我們不能說,在面對現實問題時,經濟倫理學已經陷入尷尬、失語的境地,但研究成果的“扁平化”“低水平復制”、理論穿透力的鈍化,創新能力的孱弱已經不容置疑地表明它遭遇到了巨大發展“瓶頸”,“上不去、下不來”(即理論的抽象提煉與實踐的操作路徑雙雙受挫)情況已然成為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與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和政治學等強勢學科相比,理論的解釋力和學科的競爭力與其說達到了理想境界,不如說尚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這也是令人汗顏、難以啟齒的一大憾事。誠然,我們可以將其歸咎于起步時間短等諸多客觀原因,但主觀原因無疑更為凸顯。因為欠缺所以顯得必要。因此,明確提出比較視角并傾力建構比較經濟倫理學恐怕是學界難以推脫的歷史使命。職是之故,在學科建設的高度上,讓比較視角從“邊緣”走向“核心”,由“特殊”走向“一般”是創建比較經濟倫理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根據上述基本價值判斷,我們恐怕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從學術研究還是實踐層面,將比較學科視域楔入經濟倫理學、從而構建比較經濟倫理學不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且具有合法性。
二、比較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特質
比較經濟倫理學作為從比較倫理學(比較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交叉性的新興的應用倫理學學科,它以不同經濟制度下的各種經濟倫理現象、經濟倫理模式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為研究對象,從中探討不同民族、國家、地區以及不同歷史背景、文化氛圍之中的經濟倫理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從而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倫理實踐和決策提供重要的學理和學術依據。從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看,比較經濟倫理學是經濟倫理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以比較的方法來觀察、描述、說明和解釋經濟倫理世界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比較經濟倫理學的涵義很廣,它不僅是對不同經濟倫理理念與制度,以及不同經濟倫理模式的比較研究,而且更多的是對國內外的具體經濟倫理問題,諸如生產倫理、分配倫理、交換倫理、消費倫理、市場倫理、商業倫理、對外貿易倫理、金融倫理、城市經濟倫理、鄉村經濟倫理、經濟發展倫理、勞動(失業)倫理等進行比照和分析。大致地說,比較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內容有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三個方面。國內外在經濟倫理比較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創造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從學科意義上看,比較經濟倫理學尚未創立。不過,即使比較經濟倫理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它仍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只是像宏觀經濟倫理學和企業倫理學一樣屬于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分支,其主要任務是豐富發展經濟倫理學的內容,為經濟倫理學理論的普遍化和精確化提供途徑和方法。因此,如果脫離經濟倫理學及其學術觀照,無法討論比較經濟倫理學的學科體系和相關問題。對比較經濟倫理學來說,正如黑格爾所言:“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
比較經濟倫理學的特征是指區別于其他經濟倫理研究方向的特質。它主要有三個特征:一是跨越性。比較經濟倫理往往不是研究單獨一個國家的經濟倫理,它是跨國的、跨地區、跨省和跨民族比較,即研究若干國家、跨地區和跨民族的經濟倫理。比較經濟倫理是跨文化的,即研究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經濟倫理問題。二是跨學科性。對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各種歷史文化氛圍的經濟倫理進行歷史的、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比較分析,需要有哲學倫理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熟悉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這確是研究者的一大挑戰,要求研究者必須不斷重構自己的知識譜系和認知構架。但是研究的“歸核化戰略”是經濟倫理學知識與方法,這是最為基本的學科意識,否則,必將落入漫無邊際的“無根”狀態。三是可比性。黃建中在其《比較倫理學》的《修訂再版自序》中認為:“用比較方法建立倫理學,并暫設縱比、橫比、同比、異比、同異交比五例,縱比溯及生物無生物之自然全史,不徒為人類歷史上之比較,橫比自以中西對斟為主,而橫比之中亦寓有縱比。凡同比異比,皆縱橫所共有,同異交比則同中求異,異中求同。”
的確,上述觀點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和助益。現代社會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結構—功能主義的創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具有新舊之別的比較方法,他認為將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表面上相似的現象排列在一起的舊的比較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較方法,因為它充其量只是提出了問題,而無法解決問題。比較并發現各種文化、各種社會現象的差異點是新比較方法的重點,它涵蓋“共時性的比較和歷時性的比較”。研究一特定時期的文化的本質與功能是前者的目標,研究文化變遷的規律性是后者的目標。瑏瑡具體對比較經濟倫理學比較方法的運用來說,首先,要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的同一個經濟倫理問題進行比較,如英國、法國和德國的企業倫理進行比較;其次,要在對等的水平上進行比較,如經濟倫理,可從概念含義進行比較,也可從其具體哪一方面進行比較;再次,再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經濟倫理問題時,要注意到各國經濟倫理的不同情況。比如,同樣講商業倫理,中國語境中的含義與美國語境存在差異明顯,忽視這些進行比較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進行經濟倫理的橫向比較,應注意不能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少數企業的倫理道德水平與另一地區或國家的大多數企業的倫理道德水平作比較。進行經濟倫理的縱向比較,應注意不能將某一時期社會的實際經濟倫理狀況與另一時期社會的道德要求作比較,否則,得出的結論必然不具有科學性,也有悖歷史實際。
三、比較經濟倫理學研究的論域
關于經濟倫理學的比較研究的關涉范圍,有論者認為,應該主要關涉不同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與社會道德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固然,比較倫理學研究不可能懸置、無視這一方面的考慮,但中外經濟倫理比較研究無疑是其主要內容。但不能忽視“外外”之間的比較,因為國外或西方經濟倫理在不同的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都各有特點甚至往往大相徑庭、相去甚遠。因此,比較研究范圍要關涉到宏觀、中觀和微觀的綜合性比較,否則,難以洞達事物之究竟。
大體說來,比較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內容涉及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三個層面。比較經濟倫理學研究的類別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各種經濟倫理理念進行理論上的探討,闡明它們的特點和規律。第二類是對不同類型國家的具體經濟制度、體制和政策的倫理問題。第三類是在某些經濟倫理領域專題性的比較研究。例如,對各國的經濟倫理結構、勞動倫理問題、農業倫理問題、財政倫理、金融倫理、商貿倫理、對外貿易倫理等方面的比較研究。恩德勒認為,就行為層面而言,經濟倫理研究(至少)可以區分出三個質上不同的層次,其中每一個都包含著各自目的、興趣和動機的行為主體:微觀、中觀、宏觀層面。
微觀層面著眼于單個人,即作為雇員和雇主、同事或管理者、消費者、供應商、投資者,他或她為了認識和承擔自己的道德責任而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應該做些什么。在中觀層面上,至關重要的不僅是經濟組織(主要是商業組織),而且包括工會、消費者協會和行業協會等等的決策和行動。宏觀層面包括經濟體制之類,以及總體的經商環境:伴隨眾多的機構的、經濟的、金融的、社會的和國際間的經濟聯系等等而來的經濟秩序。
(一)經濟倫理理念問題
按照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一種知識的出現受到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的決定和影響,復雜多樣的因素形塑了經濟倫理理念的“多樣化”和歧異性,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應該看到,不同文化的“染缸”的異質性,其所哺育出的經濟倫理理念亦不同質。比如關于人性問題,西方人的人性觀相當長時期以來都是人性惡的假定,這以《圣經》為代表。因此,制度和法律必須跟上,以防范人性惡的帶來負面效應甚或惡性膨脹。在看來,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下,由于支配地位的經濟基礎不同,有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經濟倫理理念必然出現巨大的差異性。比如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經濟倫理理念必然是集體和社會本位,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決定的經濟倫理理念則是個人本位,以個人利益為重心。但是,即使是在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和經濟關系中,由于經濟倫理學家的由于理論基點和觀察視角的差別,他們的經濟倫理理念也可能大相徑庭、差距甚大。比如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的代表人物還是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主要學派霍曼的“經濟秩序倫理學”、科斯洛夫斯基的“倫理的經濟學”、烏爾利希的“整合性的經濟倫理學”,分別代表了自由主義、傳統主義、激進主義三大基本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理念是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的深層根源,從理念層面對經濟倫理的橫斷面進行必要的切分研究,有助于從更深層次理解和把握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反之,如果不深入到經濟倫理理念的層面,對經濟倫理的研究往往由于停留于經驗和表象而失去其深刻性,也必將失去給力的說服力和解釋力。職是之故,比較經濟理論學首當其沖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在于,對經濟倫理理念展開刨根究底式的分析研究。
(二)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倫理問題
首先需要明白,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是一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這也是與傳統的經濟學研究中不同之處。所謂經濟體制,“是在特定地理區域內進行決策并執行有關生產、收入和消費決策的一組機制和制度”,“廣義地說,經濟體制是由對稀缺資源的配置進行決策并且執行決策的各種機制、組織安排和規則所構成。”它“包括所有的那些結構、組織、法律與規則、傳統、信念、態度、價值、戒律以及相應的行為規范。”瑏瑣顯然,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由于經濟利益關系的不同,決定其經濟倫理觀念及其有關問題也就不同。然而,即使在經濟制度相同而經濟體制不同的條件下,蘊涵的倫理觀念也具有異質性。不同經濟體制所實際蘊涵的倫理道德觀念不同,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美國倫理學家•諾蘭曾指出:“經濟體制是一個價值實體,它包含著一整套關于人的本性及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價值。”“每一種體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瑏瑤這種不同,不僅在于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同,而且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經濟體制也不相同,早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奉行“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道德觀,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則奉行“己他兩利”的互利主義的道德觀。瑏瑥對于前者,正如“如果賦予個人以迫求他私人利益的自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將使他們以對社會負責的態度相互行動。”瑏瑦對于后者,國家經濟倫理制度、企業倫理制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即使是同樣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倫理制度、企業倫理制度也會有些歧異或者異質性,所有這些都需要比較研究。
(三)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
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社會和企業到個人,紛繁復雜、不勝枚舉。經濟活動涵蓋生產(勞動)、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大方面,與此對應的有生產倫理、分配倫理、交換倫理和消費倫理,還有衍生出來的生態經濟倫理問題。經濟與道德的關系、道德的經濟作用、企業倫理、誠信問題、公平正義問題、產權倫理問題、全球倫理問題等。當然,由于企業是現代經濟主體的核心,因而企業倫理問題是其中的中心問題。企業倫理也是一個龐大的研究方向,涵蓋企業的本質、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競爭力、企業道德經營、企業倫理模式、企業人格化、企業靈魂、企業良心等。這些問題國內外學者都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對上述問題進行比較研究不僅要共時性的比較,不僅要研究這些問題在不同國家、地區的表現形式,以弄清其本質和性質;而且要歷時性地比較分析同一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不同情況和問題,以弄清其歷史演變規律。如,為何我國過去曾經用以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與現在變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對這一問題需要采用歷時性和共時性結合的比較研究方法。
(四)經濟倫理學的比較
研究比較經濟倫理,離不開對國外學者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成果的觀照。經濟倫理學的比較也可劃歸“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的框題內,由于其特殊性,故而宜于專門研究。經濟倫理學研究和實踐已經成為國際化的潮流,關注國外經濟倫理學的方方面面的情況,無論對了解和研究國外的經濟倫理學研究和實踐具有重要價值。可以對中西方或者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倫理學的發展現狀、研究主題、理論特色、學術貢獻和教育狀況、經濟倫理學家及其任務等層面進行比較,以更好地了解中國與西方的經濟倫理學之間的優劣短長,同時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歐洲和西方的經濟倫理學有關發展歷史與現狀。這對于汲取西方有用的學術與理論資源為我所用,取長補短大有助益。比如,西方經濟倫理學研究非常注意學術研究與實踐操作“對接無縫”“產學研一條龍”,這對中國的學界和商界都具有示范意義和警示意義。當然,從研究發展的趨勢看,隨著世界“收縮”和開放交流程度日益加劇,比較經濟倫理學視閾中的經濟倫理學比較,其范圍和研究領域也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擴展深化。當然,比較關涉范圍的分類,只是為闡述之便所作的相對性區分。在研究時,大可不必受此限制,可以打通并連綴起來相關層面進行多維度比較研究。
四、創立比較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作為一個歷史儲備悠久而初現研究氣象的學科,建構比較經濟倫理學問題的提出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和啟發價值:一方面預示著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將以更加開放包容、氣勢恢弘的姿態面對國外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成果;一方面預示著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需要更加學科化、專業化、細密化的研究路向。無論從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等方面都要堅定而明晰地進行歷史性的范式轉換,對經濟倫理研究的“擴容、分層與提升”是經濟倫理學發展的時代趨勢,也是中國經濟倫理學爭取應有的國際“話語權”的必然選擇。具體來說,比較經濟倫理學具有的學術理論意義和重要的實踐意義,主要有四:
其一,有助于中國經濟倫理學的理論范式和方法論的轉換和革新,從而推進經濟倫理學研究系統、全面而深入地展開和學科建設。就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學科體系尚屬初創、遠未形成涉及各個層面的較為成熟的經濟倫理學學科體系;理論與實踐相脫節;中西經濟倫理思想的融會貫通尚很欠缺。比較經濟倫理學確實為中國經濟倫理的轉型提供了較為合適的分析框架。經濟事實與經濟倫理理論的比較,我們過去有些經濟倫理理論遠遠落后于經濟實踐,沒法對經濟實踐做出回應。有些實踐中已經在做的出現的好的經濟倫理的例子缺乏必要的提升和總結。現在這種狀況也仍然存在。這即是理論與實踐之間比較的必要性。瑏瑧比較經濟倫理學所研究范圍關涉到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問題。研究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元倫理學、規范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由于沒有比較研究,研究的細膩和深入程度不夠。從方法論層面來說,比較方法中經驗分析、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的方法對深化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在宏觀制度、中觀企業和微觀個人層面研究的發展進步。
其二,有助于弄清當代中國經濟倫理轉型及其特質。德國偉大的詩人歌德說過:“如果你認識自己已失去機制,就把你同別人進行比較。”同別人進行比較是認識自己的長短優劣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外國、其他地區和民族的經濟倫理,不只是為了開闊視野,增長知識,更重要的是認識中國的經濟倫理的特質。可見,對于中國經濟倫理特別是當代中國經濟倫理的特質的把握,離不開比較視角。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倫理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通過比較,我們發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經濟基礎、社會根源、倫理思想根源、哲學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決定了兩種經濟倫理在性質、任務、核心觀點、原則和功能等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此外,還可以將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與當代中國經濟倫理加以比較,這樣,通過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研究,當代中國經濟倫理的優劣和特質就自然會清晰地展現出來。總之,從認識別人而得到的自我認識,是比較經濟倫理所能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教益。
1談到休謨倫理學的現代意義,首先涉及到的一個基本方面是他關于道德關系
1和事實關系相區分的思想,這一思想被稱
1之為“休謨法則”,其基本內容就是:不能從僅僅陳述“是什么”的前提中推出“應該怎么辦”的結論來。
休謨從沏底經驗論的立場出發,把牛頓《光學》中關于第一性質和第二性質的區分引伸開去,得出一個倫理學的結論;道德感情恰似聲音、顏色、熱與冷這些知覺屬性一樣,完全取決于觀察者的天性結構,而不依賴于觀察對象的某種事實以公認為罪惡的故意殺人為例。你可以從各個方面來考察它,看看你能否發現出你所謂‘惡’的任何事實或實際存在來。不論你從哪個方面考察它,你只能發現一些情感、動機、意志和思想。這里再沒有其他的事實。只要你考察的是這個對象,你就完全看不到惡。直到你轉而反省自己的內心,感到9己心中對那個行為發生一種譴責的情緒,你才發現了惡。這是一個事實,不過這個事實是情感的對象而不是理性的對象。它在你心中,不在對象中。?休謨在這里強調的是,直接當f的事實一一如兇手的作案動機、兇手ff意謀殺的行為及對于尸體的處理等等——并不構成我們加給兇手的品性,惡”。只是由于我們的天性結構,才會盧生道德上的不贊成的感情或譴責的感情。因此,道德的基礎在于感情。
在休謨看來,對于道德行為,以理性為特征、以客觀事實為對象的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所研究的關系(類似、相反、性質程度和數量比例等)與道德所體現的關系不同。前者的聯系詞為“是”或“不是”,后者的聯系詞則是“應該”或“不應該”。根據未被前提所包含的東西,在結論中也不能出現這一邏輯規則,道德關系既然不在科學所研究的諸種關系范圍之內,它就不可能從那些關系中被推導出來。理智、科學只能回答“是什么”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說“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個時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進行的,確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對人事作了一番議論;可是突然之間,我卻大吃一驚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等連系詞,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系起來的。這個變化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著極其重大的關系。因為這個應該或不應該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系推出來,也應當舉出理由加以說明休謨為G己的這個“新發現”興奮不已,認為簡直可以和牛頓在物理學中的發現相媲美。
在古希臘的哲學家和倫理學家那里,“是”和“應該”、價值世界和事實世界基本上處于混沌未分的狀態之中。蘇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知識”最明顯不過地體現出這種關系。他認為,追求知識對于人們的行為有極大的意義,沒有一個人是明知不對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知識乃是使人們德行完美的必需之物。柏拉圖則進一步從理念論出發,以“善自體”為最高價值,而智慧則被認為是達到“善自體”的必由之路。智慧的內容盡管多種名樣,但重要的是:沒有數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與休謨處于同一時代的洛克在考察道德法和道德行為的過程中,雖然注意到道德判斷中事實和價值經常混淆在一起的現象,也注意到研究道德關系的重要性但他并沒有從認識論根源去探討價值和事實的區別問題,也沒有為這種區別提供明確的邏輯理由,休謨的倫理學、尤其是著名的“休謨法則’’正好在這些方面彌補了歷史的空白。
盡管休謨關子事實關系和價值關系相區分的思想只是將一個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但是他本人當時就確信它“會推翻一叻通俗的道德學體系—。繼他之后,經由叔本華、尼采、基爾凱郭爾、西季威克、柏格森等非理性主義者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紀初,GE摩爾的工作使得休謨聽預見的事情確確實實地在西方倫理學界發生了。
英國哲學家GE摩爾莩有西方“現代倫理學之父”的聲譽,他于1903年發表的《倫理學原理》,被公認為“標志著20世紀淪理學革命的開端”的著作。因為這部著作“對倫理學問題的認真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說明早先關干倫理問題的著作中的大部分觀點是極其混亂的。造成混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這些著作的作者沒有能對他們試圖回答的問題作出清楚的區分。#這種區分首先并主要是指關于事實和價值、倫理此界和科學世界之間的區分。只是由干摩爾提出了“自然主義謬誤”的概念,那些僅僅從陳述事實如何的前提推出應該怎樣的結論的倫理學思想和流派才受到了系統的和本質的批駁。
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倫理學學派林立,但最基本的派別有兩類:自然主義倫理學和非自然主義倫理學。自然主義倫理學,例如邊沁、穆勒的功利主義和斯賓塞的進化倫理學等,用“快樂”、“較進化的行為”、“人類欲望的目的”等實在的性質來定義道德辭,它們都是可以通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以研究的屬性;非自然主義倫理學包括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康德的倫理學以及神學倫理受,等,它們把某些形而上學命題作為倫理學命題產生的基礎,因此又被稱為形而上學倫理學。摩爾認為,無論是自然主義倫理學,還是形而上學倫理學都是“自然主義謬誤”,都在被推翻、被批判之列。針對前者,摩爾重申了休謨業已提出的觀點;倫理學是關于評價、鑒別行為好壞的理論。科學事實能夠告訴我們實際上人們是怎樣采取行動的,卻不能真正解決“我應當做什么”和“什么是真正的善”這樣的問題。針對后者,摩爾指出,形而上學倫理學雖然沒有將倫理學陳述降至科學定律所要求的水平,卻錯誤地認為“善”必定存在于某個地方,即存在干超感覺的世界中。它用超驗的客體來界說道德辭,因此其錯誤性質是和自然主義倫理學一樣的。形而上學倫理學把“什么應當存在”和“我們應當怎么辦”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了產在他看來,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存在的東西,暫時的也好,永久的么好,確實是好的嗎?”推而廣之*對于任何存在物的特性,人(門總是可以提出“但是它是善的嗎”,“但是它是正確的嗎”等等,由此證明自然主義必定是假的。這一方法被稱為“摩爾的開放問題論證”,西方人通常認為它是對干休謨關干事實和價值關系的論述的補充和發展。
摩爾關于“自然主義謬誤”的批判以及他本人的分析方法和“善是不可定義”的思想,使他的倫理學成為20世紀西方倫理學革命的開端,后來的大部分道德哲學家都從中受益、并且沿著摩爾所開辟的道路繼續他們各自的研究,盡管完全贊同摩爾觀點的人并不多見。摩爾對干自然主義倫理學和形而上學倫理學混淆事實和價值的錯誤的批判,使這兩種道德哲學理論體系遭受了極大的打擊,以至于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只有不占主流的少數人繼續持類似的觀點,而且這種堅持也主,限于修補原有體系的漏洞以便或多或少地避開摩爾的詰難。另一方面,由摩爾開始,現代西方倫理學的主流逐漸傾向于形式主義,這一特點集中表現在直覺主義、新實證主義等倫理學派中。倫理學家們在將事實與價值、道德與科學知識絕對對立的前提下,專注干從形式方面探討問題,把倫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限干對道德語言進行邏輯的或語義學的分析,以期通過這一方法,重新解釋基本的倫理概念,重建倫理學。具有這種傾向的倫理學流派也被稱為“元倫理學”,在五十年代以前它一直在西方倫理學界占據統治地位。
在這一過程中,休謨因其明確論證事實和價值的區別而得到特別的青睞,如卡爾納普所說:“形而上學的命題沒有意義,因為它們不涉及任何事實,這個看法,休謨已經表述過了。”@休謨關于道德術語的作用不是指示屬性和關系、而是傳達一種“滿意的感情”的思想;關于事實判斷與涉及思想關系的判斷一樣,能夠有真有假,趣味判斷和道德判斷則沒有真假的思想;關于事實判斷和與思想關系有關的判斷一樣,是“不活躍的”,決不能憑借自己產生或阻止任何行為,而道德判斷則反之的思想……等等,都與摩爾及其追隨者的思想契合,與二十世紀西方倫理學的主流趨勢相一致,因此受到當代偏好邏輯分析的道德哲學家的歡迎和重視。休謨關干事實關系和價值關系相區分的思想,對二十世紀西方倫理學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在某種意義L可以說,“休謨法則”與摩爾的“自然主義謬誤”是針對同一種混淆所作出的兩種不同的批判性解釋。有人就認為,反對“自然主義謬誤”就可以稱為“休謨法則”;也有人認為休謨的說法比摩爾的說法“好得多”、而且“具有嘲諷特征然而,也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休謨法則”和摩爾提出的“自然主義謬誤’’、進而休謨的倫理學和摩爾的倫理學之間的區別。如彼沏姆就曾指出,休謨對于自然主義的批判,“實際上只想表明還存在著學派之間的分析,但是許多哲學家一直將其解釋為他在堅持這樣一個觀點:價值陳述不能從純事實陳述中推導出來,因為在邏輯:上至少要求一個非事實的價值前提。休謨的這一萌芽狀態的觀點,到20世紀初葉被摩爾以新穎的手法加以發展。
他的著作在許多方面與休謨的著作不一樣,它是持別地直接反對自然主義的實,“是”和“應該”的關系只是休謨的情感論倫理學的一部分;而在摩爾等當代西方倫理學家那里它是被當作整個道德體系的主題與中心來論述的。休謨在《人性論》第三部分以及《道德原則研究》中,不僅企圖更全面地回答關于善、正確、公正和美德的元倫理學問題,而且還論述]一系列其他問題,如在何種標準上它們被歸結為人和行為?人以犧牲自身利益的代價贊賞和培養道德,這在心理學意義上如何可能?以哪樣的規則來斷定倫理學的討論贊成某種判斷、反對另一種判斷?……盡管休謨對這些問題的論證還不夠清晰和充分,但他無意中使一種類型的討論轉向另一種類型的討論,特別是從關于意義的討論轉向關干動機的討論,從關于元倫理學問題的討論轉向具體道德問題的討論。因此,休謨的倫理學不象二十世紀大部分倫理學家那樣全面傾向于形式主義。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休謨的倫理學和摩爾提出的“自然主義謬誤”的關系,及休謨的倫理學和自然主義淪理學的關系。應該說,在首次論述“是”與“應該”區別的意義上,休謨的倫理學不是自然主義倫理學,沒有摩爾所批判的“自然主義謬誤”,他那個著名的“休謨法則”,第一個揭示了由摩爾后來所指證的“自然主義謬誤”的主要內容和論證根據;但是,在休謨的倫理學中卻包含有關于人性的抽象思辨以及關干實際行為的規則這兩方面內容。他在道德研究中使用的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即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的觀察和實驗的方法,即便是區分“道德關系”和“事實關系”的思想Hi是借助于這一方法而得出的。他的《人性論》的全部標題就是“人性論——在精神科學中采用實驗推理方法的一個嘗試”。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倫理學又可以說是屬于自然主義的。總之,如果將“自然主義”定義為那些將價值術語等同干描述自然事實或形而上的、神學事實的語詞的理論而言,休謨不是自然主義者;而如果以“自然主義”來指稱那些把倫理學建立在“人性”、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的倫理學而言,休謨的倫理學則又與自然主義相聯系。
正是由于這樣的復雜性,我丨n王注意到休謨的倫理學和二十世紀西方倫理學的發展方向的關系時,不能忽略它與另一股雖不那么顯著、但仍不甘示弱的勢力——當代自然主義倫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主要方面至少有以下三點:
(1)在方法上的承繼關系以休謨等人為代表的傳統的自然主義主要熱衷于用經驗事實(感情經驗事實)的自然性質和人的自然本性來解釋倫理詞匯,或以此來判斷行為的正當性。當代自然主義盡管遭到以摩爾為代表的主流派的抨擊,但他們在做出反擊和修正的同時,仍然主張用經驗的、科學的和非超自然的方法來研究倫理學問題。無論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倫理學、還是馬斯洛、弗洛姆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倫理學,以及朱利安赫胥黎的進化的倫理學,都是如此。
(2)休謨在闡述道德關系和事實關系的區別時,曾談到,從“是”到“應該”的“變化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極其重大的關系的。因為這個應該或不應該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于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系推出來的,也應當舉出理由加以說明。”―這一要求對于當代自然主義倫理學來說,恰恰是一種啟發,一部二十世紀自然主義倫理學史,幾乎就是不斷地“舉出理由”對道德關系和事實關系的溝通進行說明的歷史,亦是竭立設法避免陷入摩爾所批評的“自然主義謬誤”的歷史。例如,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然主義倫理學的代表人物杜威和培里就不贊成將“是”和“應該”二者簡單等同。杜咸將它歸結為現實和可能的關系。在由“現實”走向“可能”的過程中,道德是工具,是聯結兩者的橋梁,培里則通過將“善”定義為“被欲望的對象”而使得價值和事實的關系不那么直接和機械,即將倫理判斷變成了“關干經驗事實經過粉飾的斷語”。摩爾的追隨者們說他們仍舊犯了“自然主義的謬誤”,因為他們還是企圖把倫理判斷和事實判斷等同起來。實際上,正是由于他們對一般的道德原則和標準的直接討論和確證,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分析哲學的形式化傾向;他們對道德關系這一“新關系”如何從事實關系而來所做的“論述和說明”,也使得休謨問題本身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3)休謨倫理學中的兼容并蓄的特點也為當代自然主義淪理學所接受。這一點特別地適合于五、六十年代以后掘起的新自然主義,如WK弗蘭克納、Av塞森斯格和F福特等人。本世紀前期的培里、杜威等人主要側重于回答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有價值的問題,而不重視對價值術語的意義、功能及證明等問題的研究,從根本上說,他們沒有改變傳統自然主義倫理學的研究方式,所以也就不能有效地回答摩爾等人的詰難。新自然主義則開始改變這一狀況,“新近的道德哲學主要和元倫理學上的分析有關系;它主要研究的是概念的闡明與理解,而不是規范倫理學,盡管中包括一些關于懲罰、非暴力反抗、戰爭等問題的付論。—這個斷語雖有些過頭,但確實反映出一種新的傾向。總新自然主義試圖通過這一途徑,改變以往的自然主義者不重視理論證明和邏輯分析的缺陷,同時也改變分析哲學只重視邏輯和語言分析的形式化傾向。在這方面,休謨的倫理學因其內容獨特而成為新自然主義經常研究的對象。比如,在將善惡的標準歸結為對象在人的情感上引起的愉快或不愉快時,勢必會產生一個問題,即價值的標準完全因人而異,是主觀的。
關鍵詞:網絡行為;網絡倫理學;創新精神
中圖分類號:B82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5-0241-02
引言
網絡是信息傳輸、接收、共享的虛擬平臺,通過它把各個點、面、體的信息聯系到一起,從而實現這些資源的共享。它是人們信息交流、使用的一個工具。網絡會借助文字閱讀、圖片查看、影音播放、下載傳輸、游戲聊天等軟件工具從文字、圖片、聲音、視頻,等方面給人們帶來極其豐富和美好的使用和享受。網絡也是交流,資源共享的通道,比如借助軟件工具讓人以極其真實的外貌、感覺進入網絡平臺,但這些只是豐富了人們的生活而不能取代人們的生活,它只能模仿人的感受而不能取代人的感受。網上可以直接實現虛擬產品的交易,如文字、音影的購買、發送、傳輸、接收。但實物哪怕芝麻大點的東西也必須依靠人來送達。這就是網絡發展的極限。它可以在虛擬和感覺方面超越人,但永遠不會在實體感受方面取代人。
一、創新能力是一門學科的生命力
認真分析和深人研究科學史可以發現,任何一門科學要想成為獨立的學科,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規律范疇體系,形成自己的特色方法,具有自己的特定功能,都必須具有強大而持久的創新能力。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過程實質上都是創新的過程,例如,人們所熟悉的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就是典型的創新過程:不僅通過知識創新創立了一系列自然科學概念、自然科學理論,而且通過方法創新創立了以科學實驗與數學方法相結合為代表的實證方法。自然科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以后獲得迅猛發展,成為一門特色鮮明的、成熟的科學,就是由于其強大的創新能力和豐碩的創新成果;再如,系統科學的發展過程也是典型的創新過程:系統論包含了系統、要素、環境、結構、功能等一系列嶄新概念和系統分析方法,豐碩的原始性創新成果使系統科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普遍的承認。系統科學的發展為自然辯證法樹立了榜樣,做出了表率,自然辯證法應當從系統科學的發展中汲取營養、獲得經驗、受到啟迪。
沒有創新,就無法恰當選擇研究對象、準確把握研究方向、及時抓住研究熱點,反而把一個個機遇都失去了。一門科學的生命力就是其創新能力,任何一門科學,只要沒有創新能力就走投無路,只要有了創新能力就海闊天空。
二、為什么要提出網絡倫理學
網絡倫理學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現實根源,它是由網絡行為引發的道德關注。
網絡社會所特有的交往行為就是網絡行為。同現實社會中的交往行為相比較,網絡行為具有特殊的含義,其特殊性表現在:
第一,所處環境的特殊性,即處在一種虛擬的現實中。這種虛擬的現實是通過計算機、遠程通訊技術等構成的網絡空間所實現的。在這個虛擬的空間里,存在著虛擬的一切:不僅有虛擬人、虛擬共同體、虛擬共社會,而且還有虛擬文化。虛擬的環境產生了虛擬的情感,進而有虛擬的倫理道德。當然,這種虛擬的東西并非虛無,只是另外一種存在方式罷了;虛擬的規范也不是憑空設想,而是實實在在的約束。這種“二元性”的特殊環境和行為決定了由此所引發的倫理問題必然具有同傳統倫理學不同的特征。
第二,交往的方式特殊,即交往具有“虛擬性”和“數字化”兩方面的特點。網絡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符號為媒介,使得在現實中的直接接觸減少,簡化為人機交流與人網交流。此時人的存在以虛擬的“網絡人”的面目出現。這種“匿名性”使得人們之間的交往范圍無限擴大,交往風險大大降低,交往更具有隨機性,進而交往中的倫理道德沖突也更加明顯。同以前相比,網絡交往方式所受到的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更少一些。傳統倫理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它無法直接判定網絡交往方式是否合乎傳統的道德規范,例如它無法判定網絡攻擊的正當性。這表明傳統倫理學并不十分符合現代網絡社會的交往實際。因而,建立一門適合現代網絡化生存的倫理學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第三,交往所遵循的道德規范有待解決。網絡的匿名性導致了隨意性,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版權、隱私權等權利的侵犯。未獲授權之前就、登載信息資源,隨意下載別人的作品等,無疑違背了法律和道義的精神。在互聯網缺乏監督手段的情況下,人們只有依靠法律和倫理的宣傳,依靠個人內心的道德法則來制約這種現象的發生。盡管如此,這些手段收效甚微。很顯然,進行網絡道德規范的建設比限制互聯網技術的應用更具有積極意義。
不可否認,在網絡虛擬社會中的虛擬交往行為必將對古老的倫理學產生新的沖擊。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反差,引發許多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只有正視這些問題,才能真正理解網絡行為的道德意義,從而推動這門學科的成長。這一切表明,建立一門以研究網絡行為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倫理學已經提上日程。
三、網絡倫理學的基本原則
1.第一原則:資源共享原則。網絡上的資源共享源于信息共享,包括軟件、程序源代碼等。凡是使用過網絡搜索引擎的人都知道,搜索的過程,就是資源共享的過程,搜索結果就是大量免費的資源。而在一般的網絡瀏覽過程中,資源共享也體現的淋漓盡致。只要上網,就可以得到大量的資源,這也許是網絡社會中最大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源共享遵循的是“免費原則”。當然,這種免費具有約定性,它使用的是網絡提供的默認值。網絡社會中的免費搜索、免費服務、免費信息等所體現的原則,不同于商品社會中的資源配置原則。后者體現的是利益最優原則,而前者是以信息的最大化為出發點。作為網絡社會所特有的資源共享,理應成為網絡倫理學的首要的原則。
2.第二原則:一致同意性原則。一致同意原則強調網絡行為應遵循一般的道義性,它必須是誠實的、公正的和真實的。網絡交往的雙方都被理想化為具有上述優點的人,因而值得信賴。一致同意性被當作網絡行為的前提而存在于網絡人的意識當中。雖然這種認識不具有客觀性,但是并不妨礙它成為網絡倫理學的原則,這也是網絡倫理學在當前遇到的最具爭議性的原則。通過網絡交往的人都希望對方所描述的是真實的,但是由于缺乏監督機制和懲戒措施,網絡人會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照大家希望的規則那樣行動。這就給這一原則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利用網絡進行詐騙、侵權等等。
3.第三原則:自律性原則。自律性是倫理學的目的。在網絡社會中,由于個人具有充分的自由,缺少約束,要達成一致同意,或完全享有整個資源,顯然是不現實的。這就要求每個網絡人都遵循自覺性,遵守一般道義原則,才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自律性原則可以看作一種最終的道德訴求而和其他原則共同構成網絡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如果說,普通網絡倫理學中也強調這一原則的話,那么,網絡倫理學無非是更加突出這一特點罷了。自律性的另一個意義是,遵循最小授權原則。即只在網絡中獲取應當獲取的資源,而不越權去訪問或者試圖獲取那些不應該獲得的資源,否則就會被取消授權。因此,自律性為網絡倫理學的終極目標和終極關懷。
結語
網絡倫理學既是一門學科,更是一項事業;不僅要把網絡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去研究,更要把網絡倫理學作為一項事業去發展。學科建設是事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事業發展是學科建設的繼續和深入,無論是在學科建設中還是在事業發展中都心當高度重視和大力加強原始性創新。如何才能提高原始性創新的效率和效益呢?這既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實踐問題,需要多角度、全方位、長期地進行深入研究和實踐探索。以下有幾點建議:(1)意識創新。增強創新意識,堅定創新信心,提高創新勇氣,從思想觀念上掃清創新的障礙。對創新由興趣上升到追求,勇于創新,樂于創新,善于創新。(2)深化教育改革,高度重視和大力開展創新教育和創新培訓,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很強創新意識和很強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的拔尖人才。例如,在高等學校中開設創造學課和創造性思維訓練課,增強大學生、研究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3)盡快建立和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啟動創新工程,引入創新的競爭機制,建立和完善創新的激勵機制。(4)科學認識、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繼承,堅持以我為主、揚我所長、學堅我所需,為我所用,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例如,盡快改革科研成果評價指標體系,由重視論文數量轉變為重視論文質量,由重視評介研究轉變為重視原始性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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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喚醫患共情的體驗
醫學人文精神把追求至善至美為最終目的,強調要把人性的價值和人的情感結合起來放在第一位,注重尊重患者的臨床體驗、依照醫學整體觀念、遵循仁術的信條,理解患者的客觀感受,把追求人性化服務作為目標,加強情感因素的注入,在整個的醫療環節中,把病人的感受和生命的價值意義始終放在突出位置。
隨著現代醫學的不斷進步使得醫院越來越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是否具有良好的人文關懷素養成為衡量醫務人員從業優良的標準。醫術和醫德也被稱為“仁術”。被譽為“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把人文知識作為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他在著作中指出要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應具有哲學家的所有品質:博愛、謙遜、善良、理性的判斷、必要的知識,以及崇尚科學。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則指出,“欲為大醫,除醫學知識外,還需涉獵五經三史、諸子莊老。縱觀古今中外,醫學所要求的具體內容與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和內容始終在實質上保持一致,而這種一致性還在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持續的更新和衍化。
二、倡導現代醫學人文關懷的必要性
現代醫學人文關懷的核心思想是始終把人放在首位,把人的需求作為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醫學與人的生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在眾多學科中醫學所蘊含的人文性是其他學科無法比擬的。具體體現在對人的生命、健康、人格的尊重,就目前而言,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方面帶來“社會轉型期”,另一方面也使得現階段成為了“矛盾爆發期”,在全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市場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直接導致對現實利益的片面追求,嚴重背離救死扶傷的行醫宗旨,出現了某些醫院和醫生見利輕義的行為,藐視職業道德,把醫療技術視為換取個人利益的手段。導致醫療糾紛事件逐年增加,甚至部分醫患糾紛演化為暴力傷醫等惡性事件,不僅嚴重丑化醫護人員的社會形象也降低了群眾的認同感,致使醫患關系陷入不易調和的境地。
三、人文關懷在解決醫患糾紛中的應用
人文關懷在當代醫學界既是對患者本身的關懷也是對患者的生命價值、人格尊嚴,心理需求的關注。縱觀在整個醫療服務中醫學人文關懷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患者軀體的關懷;二是對患者心理層面關懷;三是對患者生命的終極關懷。將醫療服務從“精致利己型”轉向“人道追求型”。時常保持和患者的良性溝通,想患者之所想,除患者之所及,開展全程醫療,從而更好地把優質服務貫穿于整個治療工作的全過程。
四、醫學倫理的具體內容
醫學倫理學是從屬于醫學道德的一門學科,也可以稱為研究或從事醫學實踐的執業人員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醫學倫理學基本原則是在醫療工作者調整醫生與病人、醫生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也是貫穿整個醫德規范體系的一條主線,是衡量醫務人員品行的基本道德標準,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尊重原則。尊重原則既體現在尊重患者的生命健康權也體現在尊重患者的自主選擇權。但是在尊重病人自主性的前提下要向患者提供正確,易于理解的信息。
第二,自主原則。自主本意是指思想以及行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受他人外在的限制和威脅。第三,有利無傷原則。有利無傷原則是指醫療人員應該在維持自己現有的醫療水平的基礎上,謹慎進行醫療實踐。以確保護病人的利益、促進病人健康為目的,同時,盡量避免讓患者承擔任何不當的風險和身心傷害。
第三,公正原則。在醫療實踐中,公正不僅指形式上的類似,更強調公正的內容,公平原則要求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能平等的享受衛生資源,或享有相對公正的基本醫療權利。
五、遵循醫學倫理學原則與醫務人員的服務要求
1 在醫療實踐中人文關懷體現了醫學倫理價值所在, 要求醫務工作者在患者的自主性選擇方面給出必要的尊重, 同時也是西方人權思想在醫療領域的另一種體現。
2 保證患者知情同意權 、保守患者隱私等是對醫務人員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是這一原則的實施相當困難。例如,前些年被媒體炒的火熱的北京朝陽醫院產婦, 因其丈夫拒絕在剖宮產手術同意書上簽字, 結果母嬰死亡的事件, 最具有代表性。 對于在治療對象確實喪失或缺乏自主性的前提下 , 他人是否有責任和權利代為作出決定, 矛盾尖銳又復雜。
3 醫務人員的工作使命在于對大眾健康的一種承諾, 實際也構成了他們承擔的最主要義務。 自主性并不意味著僅僅是患者權利,當我們在關注患者的權利時, 也不能忽視醫生具有的權利。 比如:一位晚期癌癥患者及其親屬, 按照當地人死前返鄉才能進村的風俗, 堅決要求醫生放患者出院, 并拒絕在出院告知書上簽字。 結果, 患者在返鄉途中死亡。 事后, 患者親屬以告知不足為由, 多次到醫院滋事, 嚴重影響醫院的正常醫療秩序。拒絕履行這種與職業宗旨相悖的要求的權利, 成為當今社會對醫學實踐活動提出的尖銳而突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