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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人口老齡化;挑戰;對策
一、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近況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2010年,60歲及60以上老年人口中城鎮人口為4631萬人,其占老年人口中的比重為11.69%;鄉村人口數為9930萬人,鄉村人口占老年人口總人口的比重是14.98%;65歲及65歲以上老年人口中城鎮人口數量為3102萬人,其占老人口總人口中比重的7.8%,鄉村人口數量為6667萬人,其占老年人口總人口比重的10.06%;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為1.35%,鄉村為1.8%。聯合上述數據闡發可得出,鄉村人口的老齡化的水平要高于城鎮人口的老齡化,高齡化水平更比城鎮的高齡化緊張。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地區性差異大,東部地區的生活條件要遠高于西部地區的生活條件,西部農村的生活條件要遠低于東部農村的生活條件。
二、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面臨的挑戰
(一)農村老年人的撫養比難以承受。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3.26%,農村老年撫養比為4.22:1。也就是說,4.22個農村勞動力贍養一個老人。我國總體上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在我國農村未富先老的特點更為突出,給我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挑戰。造成這類現象既有政策方面的緣由又有經濟社會方面的緣由,早在1970年代中國就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的人口得到有效的遏制。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衛生醫療條件大幅度提高,平均預期壽命提高了,又由于現代人的壓力大,生育意愿也在不停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的必然導致老年人口數量增加。
(二)存在大量的空巢老人。農村空巢老人是人口老齡化中的一個特別群體,一般是指,60周歲以上的無后代或者子女持久居住在外地,本身自立糊口的老人。大部分的空巢老人缺少生活上的顧問,老人不免有孤寂之感,尤其是老人抱病時,子女又不在身旁求醫看病比較難,乃至出現病死無人問津的征象。在農村,農民首要是外出務工,賺些外快進一步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農村勞動人口的流動也是造成農村中的空巢老人的一個因素。
(三)農村中醫療衛生條件狀況不是很好,農民看病難和看不起病的問題依然存在。農村中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像樣的體檢活動,小病累積成大病的時候,才會去醫院瞧瞧。現在,有了新型農村合作社會保險簡稱新農合,可是因為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等因素是得新農合軌制還未發揮有效的功能。由于按比例報銷和封頂制度的制約,使得新農合軌道對患大病的老年人沒有實質性的幫助。大多數老人就是小病抗、大病挨的狀況,生病時往往就這么拖著,只有少部分人會去看醫生。農村偏遠地區甚至曾發生老人病死在家而無人知曉的悲劇。
(四)農村老年人養老辦事條件嚴峻欠缺。長期以來,民政局在農村的養老辦事方面著重于保障那些“五保戶”、特困戶等特殊群體,對農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及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的養老問題也慢慢正視起來,但與眾多老人的需求相比仍然是無濟于事。農村中大多以家政服務項目為主,其服務內容跟形式比較枯燥,還不能充分滿足農村老年人對服務內容多樣化的需求,居家養老模式在農村中受到阻力,往往進行不順利。然而多半農村居家養老服務人員因為報酬較差,業務素質總體不高,專業化的養老服務人員異常少。
三、針對農村人口老齡化中面臨的一系列挑戰,提出公道響應的對策
(一)加速計劃生育基層工作程序。要對合適零丁二孩生養政策的方針人群,政策要宣傳到位,辦事合理到位,簡化再生養證審批流程,真正將人口政策盈利落到到實處。加速推動信息化建設,建設好下層衛生計生的管理平臺。連續推進衛生計生系統內部的信息整合和共享,展開優質服務建立做好榜樣性的服務工作,加以推行從而使農村里出生率的比例高于老齡化的比例,從而改善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比例,為農村增添新鮮血液。
(二)增強政府的主導力量,提高社會公眾的參與率,加大公眾財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本地政府應當增強城鄉統籌規劃建設,出臺寫惠農政策,用財力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發展,勉勵農地集中以便形成規模性的發展范圍,發展當地的鄉村旅游和產業鏈,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政府引進外地投資者企業,以使農村大量的勞動力得到有效的應用。提高農村勞動人的知識,拓寬視野,提高對現代科技知識的利用,以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以此來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從而能使農村能集中勞動力,從而空巢現象會減少,老年人從身體和精神上都能得到有效的照料。
(三)增強農村基層衛生工作。(1)在建立大病保險政策的同時也要健全商業保險,同時做好大病保險和商業保險機構考核評價機制能夠更好的服務于群眾。一部分原合管辦人員負責對保險公司經辦業務的監管,從而實現醫療保險全流程辦事。(2)建立好網上結算工作,能實現省內省外核查信息和報銷,實現民不出戶就能辦理好一切醫療繁瑣事務(3)政府加大對新農合基金的監管力度,培養專門的新農合基金管理人員,使其具備相應的資金管理知識。
(四)在摸索的道路中尋求新的農村養老模式。完善農村居家養老服務,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外,還要鼓勵民間資本力量的參與,并給予稅費優惠政策。探索“以農地養老”的新模式。連系農村改革的情況,在許可土地流轉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措施,探索“以農地養老”的新模式,發揮土地資產在農民養老保障中的重要作用。鉆研適合老年人身體健康所必要的食物產品,開展對老年人在營養與膳食方面進行檢測指導,保障老年人生活的質量和健康水平。要繼續鼓勵農村中有勞動力的老人從事農業生產、積極參加當地村里的活動、對新農村的建設及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貢獻自己應有的一份貢獻等,以提高老年人自己的身心健康精神上得到滿足來充實自己的業余生活。(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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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十三五”;老齡化;人口均衡發展;養老產業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64
2016年作為“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老齡化問題作為新時期經濟建設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入規劃之中。規劃強調要注重家庭發展,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發揚尊老的優良傳統,發展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和老年服務產業等。“十三五”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為突出,因此,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推動“十三五”規劃的順利進行,起到重要作用。
一、“十三五”背景下我國的老齡化發展問題現狀
老齡化,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老年人比重較大,國際上衡量標準是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根據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中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增至1.44億人,占總人口的10.5%。根據聯合國《201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的預計,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到32.8%,3個人里就有1個老年人。我國的老齡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特點,不同于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我國的經濟發展正處于轉折期,經濟基礎相對于發達國家依舊存在差距,且我國人口基數大,因此我國的老齡化所帶來的經濟及社會壓力較重,在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的過程中,也應充分結合我國國情,才能走出一條適合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二、“十三五”背景下我國的老齡化發展問題原因分析
(一)人口基數大,養老資金不足。我國在建國后經歷了兩次人口生育高峰,根據年齡推算,我國老齡化問題將面臨階段性資源緊張問題。面對龐大的人口壓力,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估算和預測,到2050年,約1/3的財政支出被用于彌補養老保險的資金缺口。
(二)醫療衛生及公共資源分配不均且緊張。我國的醫療衛生呈現兩極化的現象,經濟發達地區的醫療資源明顯優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醫保存在地區限制,如果需要去大城市尋找更為優質治療條件,則會面臨醫保政策的制約。因地域不同,治療的附加成本,如交通費及食宿費用,將明顯高于在本地區治療的費用。看病難的現象依舊存在,如申請專家名醫掛號存在“一票難求”現象。
(三)子女及老年人自身思想觀念較保守。一些人和地區對我國傳統的孝道文化存在誤解,認為送父母進養老院等養老產業是不孝的表現。我國政府部門也在結合傳統文化發展適合我國的“居家養老模式”,但這種模式并不只是單一的將養老問題交給子女,而是結合“社區養老”等多種形式存在。這就需要老人及子女放下偏見和顧慮,在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受限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到這些新型的養老模式中去。
三、“十三五”背景下我國的老齡化發展問題的解決措施
(一)制定具當地特色養老政策。每個地區的人文環境不
同,就會使得對于養老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做出適當調整,使得當地養老產業發展的同時更貼近老年人養老心理。學習成功地區經驗,并結合當地特點,使得養老產業可以真正作為當地可持續健康經濟發展的新亮點。
(二)加強對醫療衛生等公共基礎設施投入。老年人晚年生活支出最大的方面就是醫療,醫療衛生事業的進步和完善直接關系到老年相關產業的發展。如果子女將過多的精力花費在四處給老年人“求醫問藥”上,必然會打消其工作的積極性,這對經濟發展長遠來看,是極為不利的,發展本地區醫療衛生及公共基礎設施方面,不僅有利于減輕子女的養老負擔,也會大大降低老年人的重大疾病發生風險率。
(三)做好宣傳,積極發展養老產業。傳統的孝道文化應該結合時代的發展,不斷為其注入新的內涵,使孝道文化可以真正繼承和傳承下去。養老產業的發展也是針對我國的老齡化現狀提出,對于養老產業的誤解,可以通過嘗試體驗的方式,使得老年人通過切身感受,去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便利。老年人對健康的重視,往往會使他們輕信個別醫藥商的虛假宣傳,因此在虛假宣傳方面應制定相關法規,及時制止不法藥商鉆法律漏洞的行為,切實保護老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總之,在“十三五”的大背景下,不光是政府,更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積極參與到經濟建設中來,面對共同的老齡化問題,也應該通過多途徑多種模式,去不斷改進和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的解決我國的老齡化問題。
關鍵詞 草原牧區;可持續發展;勞動力;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 F32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7)12-0280-04
1 典型牧區人口數量現狀
根據統計年鑒數據可知,福海縣土地面積為33 250.74 km2,阿克陶縣土地面積為24 539.86 km2,2015年福海縣人口戶數2.47萬戶,人口數為7.55萬人,平均每戶人口3.06人;而阿克陶縣人口戶數為5.83萬戶,人口數為22.15萬人,平均每戶人口為3.80人(表1)。
2015年福海縣人口死亡率較高,為6.09‰,阿克陶縣人口死亡率為5.88‰,福海縣人口自然增長率遠遠低于阿克陶縣(表2)。
2 牧區勞動力老齡化的特點
通過典型縣調研,了解典型縣牧區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形成原因,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牧區人口老齡化出現早、發展快、程度較嚴重、絕對數量大。牧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早于新疆整體甚至我國整體,且老齡人口數量持續增長。二是牧區老齡人口高齡化。老齡化通常劃分為低齡老年人口(60~69歲)、中齡老年人口(70~79歲)、高齡老年人口(80歲及以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及醫療保健條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壽命越來越高,高齡老人的數量也逐漸增多。三是牧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呈現出人均收入偏低、老齡化程度偏高的特點。牧區在人均收入遠遠落后的狀況下提早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給牧區經濟和畜牧業的發展,甚至社會各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1-2]。
3 牧區勞動力老齡化對畜牧業發展的影響分析
將被調查牧戶分為老齡型牧戶(主要由60歲及以上家庭成員常年從事牧業生產的農戶)和非老齡型牧戶(主要由60歲以下的家庭成員常年從事牧業生產的牧戶)2個類型。同時,運用對比分析法比較2種類型牧戶對牧業活動的不同影響,以此來反映牧區勞動力老齡化給牧業生產帶來的影響。
3.1 對牧區勞動力供給數量及質量的影響
近年來,牧區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向農區、城鎮等經濟較發達地區遷移,導致牧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3]。牧區人口老齡化對牧業生產勞動力的影響是數量和質量上的雙重影響。一方面,牧區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直接影響畜牧業生產勞動力數量,留守老人再次參與畜牧業生產,但其在體力、體質、受教育水平、對事物的反映程度、先進技術使用水平等方面與青壯年有較大差距,而且中高齡老年人無法參與畜牧業生產,老年人主導的畜牧業生產遠不及青壯年。另一方面,牧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勞動力素質方面。本文中勞動力素質主要指身體素質、文化素質等方面。牧區留守老年人口在體力、精力、反應速度上遠不及青壯年勞動力,致使牧區整體勞動力素質下降。
3.2 對牲畜擁有量的影響
因調研區牧戶的牧業生產來源結構不一,本文主要通過對比典型牧戶養殖羊、牛等牲畜的數量,并采用轉化比例,即“1頭2歲以上(包括2歲)的成年牛相當于5頭2歲以上(包括2歲)的成年羊”,分析選取的福海縣、阿克陶縣108戶牧戶的養殖情況,以60歲的勞動力年齡為區分老齡型與非老齡型牧戶的標準,統計不同類型牧戶的牲畜擁有量情況(表3)。
由表3可知,在牲畜占有量方面,老齡型牧戶均比非老齡型牧戶少。由此說明,非老齡型牧戶在牲畜產出方面表現出一定的優勢,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身體生理方面原因,老齡勞動力難以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牧業生產,導致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投入不足,進而導致其牧業產出普遍低于非老齡型牧戶;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思想觀念保守、創新意識不強、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弱,導致了“老年牧業”的低產量[4-5]。
3.3 對牧業生產投入情況的影響
牧區的牧業生產資本投入大致可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本文以機械租賃費用作為衡量牧業不變資本的指標,以飼料、草種、運輸支出總額等牧業物資費用作為衡量牧業可變資本的指標,對比2種類型牧戶生產資本投入情況(表4)。
老齡型牧戶在機械租賃費上投入比非老齡型牧戶略高,說明勞動力老齡化需要更多的資本要素替代勞動要素,但對牧業固定資本投入的影響力度有限,原因在于牧區活動區域主要在山地及部分平原,不利于大規模農牧業機械的使用,2種類型的牧戶在此方面投入差別不大。老齡型牧戶和非老齡型牧戶在牧業物資費用方面的投入基本相同,說明老齡化對牧業可變資本影響不大。原因在于近年來從事牧業生產收益較少,牧戶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即便是擁有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牧戶也不愿意對土地進行大規模投資,與老齡型牧戶在對待土地上的偏好基本一致,即跟隨主流活動方向。
3.4 對畜牧業產值的影響
牧民年齡與生產率關系非常密切。與年輕勞動力相比,高齡勞動力技術熟練、養殖經驗豐富,但智力、體力、反應速度均隨年齡增長而下降,從而導致生產率下降。高齡勞動力一方面受自身條件限制,對新科技接受程度不高、對市場信息捕捉敏捷度不夠,使畜牧業生產始終處于依靠經驗生產的粗放式經營狀態,勞動生產率上升空間不大;另一方面,高齡勞動力身體素質下降,導致醫療需求增加、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畜牧業勞動生產率,影響畜牧業生產總值。
3.5 對牧區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影響
隨著牧區老齡化程度的加大,牧區畜牧業的生產方式主要以散養為主,養殖規模有限,很難形成規模優勢效應。目前,牧區畜牧業的生產方式主要為放牧和放牧+舍飼2種,隨著草原保護政策的實施,畜牧業生產方式逐漸轉變為放牧+舍飼。因此,草業發展是畜牧業生產方式轉型升級的物質保障。福海縣近年來樹立“以農促牧、農牧結合、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發展理念,積極探索草業發展模式。2016年全縣擁有人工飼草料地19 126.67 hm2,2016年新增苜蓿2 386.67 hm2、青貯玉米4 633.33 hm2、飼料玉米3 773.33 hm2。同時探索并出臺飼草料獎補政策,逐步將草料交易市場發展成應急飼草料儲備點,更好地平抑飼草料交易價格,提高飼草料交易配送能力。這都需要先進的思想及觀念,否則牧區人口的老齡化將會制約牧區經濟的發展。
3.6 對畜牧業先進技術進步的影響
提高牧區生產力必須推廣使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畜牧業是畜牧業的發展方向與標志,通過應用信息技術、防疫技術等各種高新技術,促使畜牧業成為技術密集型產業,提升現代畜牧業發展動力。長期來看,勞動力轉移帶來的牧區老齡化問題對提高畜牧業科技應用水平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牧區勞動力轉移增加了牧民的收入來源,提高了其風險承受能力。牧民從而更愿接受新技術并投入更多的資金到畜牧業生產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畜牧業科技的應用。
3.7 對加入組織化程度的影響
牧區人口老齡化必然帶來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模式的改變,使規模化生產成為可能。牧區勞動力的非牧轉移,減少了牧區有效勞動力供給,間接提高了老年勞動力從事畜牧業生產的比例[6]。但是老年勞動力由于自身各種因素而無法從事繁重的生產活動等,若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只能增加整個家庭的負擔。而對于外出務工的牧民家庭,宜將草場承包和牲畜入股給留在牧區的其他青壯年牧民勞動力,以入股分紅或定期收取租金的形式獲取收益。同時,牧區勞動力的轉移相對提高了牧民的人均草場占有面積,為畜牧業規模化生產提供可能。專業合作社、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等很多新的畜牧業經營主體印證了這一點。
4 牧區勞動力老齡化對畜牧業生產影響的計量分析
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綜合考慮自然資源、地理區位、政策制度環境等因素,進一步定量分析畜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對畜牧業生產的影響。通過比較老齡型牧戶和非老齡型牧戶的畜牧業生產行為模式,得出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對牧業生產的影響。本部分著重研究勞動力老齡化對土地耕種面積和種植結構行為選擇模式的影響。
4.1 研究方法的選擇和模型設定
畜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草場的影響可以分為2種情況,一是會減少牧戶的草場擁有量;二是不會減少牧戶的草場擁有量。此因變量是一個分類變量而非連續變量,可以采用計量經濟學中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此模型中因變量只取2個值,即草場面積減少的取值為1,草場面積不會減少的取值為0。模型的回歸方程:
4.3 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是實地調研所得,根據牧民定居的具體情況,按照地理位置及定居狀況的不同,選擇調查的縣(市)分別是北疆的福海縣、南疆的阿克陶縣。通過課題組人員的實地調研和調研數據共享,調查的定居牧民戶數為108戶,總人數467人;其中勞動力207人,勞動力人數占總人數的44.33%。采用面對面的訪談形式,隨機抽樣對108戶進行了現場調查問卷及訪談,收回有效問卷102份。
4.4 回歸結果與分析
建立牧戶草場面積模型后,必須對設定的模型進行檢驗。運用逐步篩選方法進行自變量的篩選,將相關性不強的自變量剔除。最終通過整體性檢驗,模型預測總體準確率達 92%,表明建立的模型整體性擬合良好,較適合用于分析牧戶草場面積的生產行為。在逐步回歸分析中,畜牧業勞動力總數、牲畜產仔量和土地等級3個自變量被剔除。最后,5 個自變量通過了回歸系數檢驗,進入了回歸方程,包括外出務工勞動力比重、家庭年畜牧業總收入、非畜牧業收入比重、勞動力性別結構和牧戶類型。基于設定的模型和調查數據,運用SPSS17.0軟件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
(1)外出務工勞動力比重系數為-0.386,說明其與牧戶草場面積呈負相關關系,牧戶家庭中外出務工人員越多,草場擁有量越少,與本文假設吻合,資本要素對勞動要素的替代效應明顯。
(2)畜牧業總收入的回歸系數為0.003,說明牧戶年畜牧業總收入和草場面積呈正相關關系,牧戶年畜牧業總收入越多,其草場擁有面積越多,與本文假設一致,但是影響不顯著。分析認為,雖然牧戶年畜牧業收入越多,其從事牧業活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草場面積也會擴大越多。但是相比而言,通過外出務工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的比較收益要高于單純的牧業收入,牧戶認為開展牧業的機會成本很高,畜牧業總收入對牧戶草場面積擴大的影響不明顯。
(3)非畜牧業收入比重的系數為-0.123,說明其與牧戶草場面積呈負相關關系,牧戶非畜牧業收入越多,草場擁有面積越少,與本文假設相符。畜牧業收入在牧戶家庭總收入中作用不凸顯,非畜牧性收入(或工資性收入)重要性較大。牧戶非畜牧業收入比重越大,則畜牧業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牧戶所擁有的草場面積就會越少。
關鍵詞:平輿;人口老齡化;對策
一. 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國際上通用的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的7%,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從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資料看,平輿縣已經由前10年的“成年型”年齡構成進入到后10年的“老年性”年齡構成。1990年60歲和65歲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3%和5.5%。到2000年達到9.98%和6.94%,已逼近老齡化社會。到2010年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達14.7%和9.5%,分別超出警戒線(10%、7%)4.7和 2.5個百分點。這標準著平輿人口年齡結構已完全進入“老年型”。
二. 人口老齡化的特征
(一)老年人口增多,老齡化進程加快。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平輿縣60歲以上老齡人口為8.4萬,占總人口比重為9.98%,到2010年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11萬人,占總人口的14.7%,短短十年無論是凈增長總量或增長率都呈現出強勁的勢頭。
(二)城鄉老齡化比率差異拉大。受自然狀況,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影響,平輿縣城鄉老齡化比率呈拉大趨勢。由于農村經濟相對滯后,大量農村年輕人口流出,一方面暫時緩解城區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也加速促進農村人口老齡化趨于嚴重。
(三)“空巢”家庭現象攀升,老人自養能力不足。無論城市還是鄉鎮,經濟條件越好,生活資源越是能自主分配的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的比例就越高。平輿縣農村青壯年都紛紛外出打工,這些“空巢”老人從業范圍單一,明顯自養能力不足,沒有基本生活保障,同時面臨情感缺失,嚴重的會影響老人的身心健康。
(四)城鄉人口遷移加快了人口老齡化進程。據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和2010年平輿縣外出務工常住人口為7.9萬人和23.4萬人,分別占當年常住人口的9.6%和31.3%。十年增長1.96倍,而流出人口中以中青年為主,由此可見,大量的中青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影響了平輿老年人口的比重,加快了老齡化的進程。
三. 人口老齡化對平輿社會經濟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不僅是老年人自身的問題,更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等一系列問題。
(一)社會和家庭負擔日益加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挑戰。老年人口的增加會改變人口的撫養比,被撫養的人口增加必然加重現有勞動人口的負擔。現階段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平輿縣將呈現為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由養小為主轉變為養小和養老比重的現狀。
(二)家庭結構和養老模式發生巨大變化。隨著未來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空巢型”老人家庭和單身老人家庭迅猛增加,使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功能日漸削弱,并向社會養老轉化。從而需要投入大量社會保障費用,給各級財政將帶來更大的壓力。
(三)人口老齡化引起消費和服務領域發生變化。不同年齡的人群消費、需求不同。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這個群體在消費和服務領域的特殊需求將越來越迫切,必將影響社會結構和消費方式的改變。發展老齡產業,滿足老年人口的社會需求將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
(四)人口老齡化將對教育、文化和社會管理產生較大影響。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老年人是社會的重要成員,也必須適應社會的不斷發展。這就要求國家和社會高度重視老年教育工作和老年文化、體育等基礎設施建設,調整教育、文化、體育事業的資金投入。真正實現老有所學、老有所樂是我們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四.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
人口和人口老齡化影響和制約著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現階段,如何解決當前的人口問題,充分發揮和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要求我們首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增強對人口和人口老齡化的認識。
(一)用科學的態度正視人口老齡化,同時堅持計劃生育。21世紀最嚴重的問題將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我們應采取科學的態度,正確認識人口老齡化的規律及其帶來的影響,再其發展過程中及時發現問題,制定相應對策的同時也應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力度,建立健全的計劃生育利導機構,通過一系列保障措施,提高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水平,以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倡導居家養老新模式,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家庭養老是目前主要養老方式,但子女責任心差,拒不贍養老人是目前在農村養老中普遍現象。因此,倡導“居家養老”模式可以最大限度改變這一局面,既解決了在養老院養老親情淡薄,又解決了傳統養老服務不足。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老有所養,實現老有所醫。
(三)重視老年資源利用,積極發展老齡產業。一方面搭建老年人才與社會需求對接的服務平臺,鼓勵老年人參與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順應老年人物質、文化消費等方面的需求,發展老齡產業。政府要從多方面創造條件支持老齡產業發展,并積極引導和鼓勵社會社會各界廣泛加入其中。
(四)健全養老服務體系,提高養老服務人員素質。在養老服務機構上,政府應給予其在用電,用水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在養老服務人員的隊伍中,考慮社會義工和聘任相結合,加快培養養老服務人員在各個方面的專業人才,提高農村基層衛生技術人員的專業素質,為更好的服務老齡人群打下堅實的基層。
參考文獻:
[摘 要] 養老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老齡化問題的嚴峻性,要求我國應從強化政府責任,加大
>> 少子老齡化背景下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完善 老齡化背景下加快完善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議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服務方式分析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貴陽市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內蒙古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 以房養老: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方式的創新 建設完善內蒙古養老服務體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的河北省養老服務體系構建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模式的思考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選擇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金制度改革探析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機制的創新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風險研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機構養老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人口老齡化視域下對居家養老服務體系的研究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的影響分析 老齡化背景下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的構建 老齡化背景下社區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對策與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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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儲蓄
中圖分類號:C9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0-01
從20世紀末期開始,中國進入了人口老齡化階段。追溯到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并不突出。但是近年來,中國老齡化的態勢加速發展,并將于203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以及過于龐大的老齡人口,這些使得過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將不得不面對隨之帶來的經濟發展上的諸多問題和挑戰。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征
目前,我國仍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我國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從2010年開始,我國老年人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將超過20%。根據聯合國《2008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數據表明:“200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口總數為11.63萬,到2050年將增至1.01億人”,也即是未來50年我國將增加89.72萬高齡老年人。我國2000年高齡老年人只占老齡人口比重的13.51%,而到2050年這一比重將達到30.66%。高齡老年人的數量增長令人擔憂。
伴隨著我國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的同時也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由于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其社會環境通常表現是先富后老或者富老同步。但是中國卻是還未達到現代化的時候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和負擔巨大,究其原因則是因為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快并且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伴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在經濟發展上,我國可能將面對比其他國家更加艱巨的挑戰。有關研究預計,在我國繼續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將在30年左右超過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度。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對于我國目前經濟情況來說,投資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伴隨著我國不斷提高的儲蓄水平,我國投資的增長也將更為強勁。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著國民收入中儲蓄與消費的分配比例也在作出相應的變化,同時不同的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產生的效應也不同。Leff曾經對1964年74個國家人口結構對儲蓄的影響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總撫養比對國民儲蓄率的影響顯著。Ram在1977年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而中國人民銀行課題組對中國1978-1997年中國居民儲蓄率的研究得出結論:總撫養比的下降是國民儲蓄率逐漸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較高,少兒撫養比下降較快,老年撫養比緩慢上升,儲蓄率緩慢上升。其中少兒撫養比和儲蓄率成反向關系,與生命周期理論所預期的結果相符。然而,人口老齡化程度越深,儲蓄率則下降得越快。中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會極大地降低中國的儲蓄率,從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無法預計的嚴重后果。
儲蓄率水平的下降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家庭儲蓄水平不斷下降。我國在目前情況下,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毋庸置疑。低生育使得低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下降可能會緩解老齡化程度,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我國老年人口的上升速度則更快,故而我國將面臨總撫養比不斷提高的問題。在總撫養比的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社會用于贍養老年人口的支出大大增加,同時也將增加各項個人社會保障的開支,這都會降低家庭儲蓄水平。
其次,社會整體儲蓄水平不斷下降。在社會儲蓄方面,社會儲蓄水平的下降,究其原因則是因為社會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大幅提高。隨著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國家的公共支出也將不斷提高。同時,企業用于支付社會保障的各項支出也將增加,使企業用于生產性的投資比例縮小。進而導致社會總產出水平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下降,這將對我國經濟發展與增長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三、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策
1.正確認識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一種必然趨勢同時也是一種客觀規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口發展過程中,其社會整體的經濟發展都將與人口老齡化問題掛鉤。故而從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的角度出發,政府必須盡早把人口老齡化問題提上日程,這樣才能控制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從而不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這就要求政府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如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社會負擔加重等負面作用時,必須要有超前戰略性眼光,做到未雨綢繆。
2.改革養老體系
在正確認識人口老齡化的基礎上,政府面對老年型社會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老有所養”。社會養老保障包括老年社會保險,老年社會福利,老年經濟救濟等,是保障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不受影響的社會安全制度。發揮國家,企業和集體以及家庭和個人的積極性,這樣建立社會老年保障制度才能使得退休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基金制度,也是企業和集體的一種選擇,這樣能使勞動者退休后有較高的保障水平。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積累充足的社會養老儲備基金,建立以社會養老為主,以家庭和自養為輔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老年社會保障的發展方向,進而逐步建立健全國家、社會的家庭養老相結合的養老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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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經驗對策; 借鑒; 發達國家; 中國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日益受到全球各國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國際上公認,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一些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中葉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如世界第一個老齡化國家法國、“老人王國”瑞典、“長壽王國”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國等。David預測到2050年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將同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壓力,人口老齡化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目前國內外關于老齡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不同國家或地區老齡化的時空演變特征及發展趨勢分析和預測。如Karl分析了近50年來奧地利人口的時空演變規律及特征[2],Joshua對2050年美國老齡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程度進行了預測和分析[3];李日邦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時空間分布特點及區域差異等進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關社會問題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貧困問題[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為時空分異[14-16],老年產業發展和社會養老設施建設[17]等。(3)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影響研究。Sumiko等對老年人口及年輕人口遷移對日本傳統社會養老模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國家相關數據,對各國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供應、居民儲蓄以及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1,5];張桂蓮等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將通過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消費、儲蓄、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養老保障等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8-20];魏立華等對老年人口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21-22]。(4)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對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進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議[6-7];紹國棟等對我國退休制度改革問題進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對國內外企業年金制度的實施和現狀進行了比較研究[25];姚靜等就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型進行了探討[26-27]。已有研究對人口老齡化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統的總結。本文在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為基礎,選擇瑞典、日本、美國、法國等幾個較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系統總結它們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的典型對策及特點;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我國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對策和措施。對于有效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對策
2.1 鼓勵生育,應對少子化,促進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持續供應
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時存在于老齡化社會,兩者緊密相關且影響勞動力的供應。因此應對少子化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外進入老齡化較早的國家從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職工重返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解決少子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兒津貼和帶薪假期,向離職生育期間的女性提供一定的醫療、營養和薪資等補助和津貼,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兒童教育、看護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長“爸爸月”,縮短低齡兒童父母的工時,實行父母保險(即企業給父母雙方帶薪假期以照顧幼兒;保證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崗位或者提供類似的工作等)等,以緩解家庭看護幼兒的壓力,使父母雙方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雙重責任,保證女性職工能重回勞動力市場(表1)。
2.2 延長退休年齡,保證老年勞動力來源,緩解政府養老金支付壓力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普遍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方法對退休年齡制度進行了改革。延長退休年齡,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提高領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齡,將現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向后延遲,相應延長工作年限;另一種是設立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即對不同退休年齡的老人給予不同數額的退休金,退休年齡越大,退休金數額也越大。日本、德國和法國等主要采用第一種方式延長退休年齡,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法國在2011年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德國政府計劃在2011和2018年期間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28~29]。瑞典和美國等主要采取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對于提前退休的60-64歲的職工,每提前一年退休減發退休金的5%;65-70歲的推遲退休的人員,每延遲退休1個月增發退休金的0.6%;對于有經驗且有能力繼續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為其提供做義工的機會并根據他們提供服務的多少增發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會服務支撐體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區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
根據養老場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養老方式可分為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受老齡人口增加、女性就業率提高和年輕勞動力遷移影響,空巢老人數量不斷增加,傳統居家養老模式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機構養老又受到老年人經濟狀況和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而在現實中難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國外老齡化國家的養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為主,社會養老為輔。在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體系中家庭養老發揮著基礎作用,但在個人和家庭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引入社會化服務;政府負責采取相關激勵政策引入市場機制實現項目建設及服務活動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并協調參與建設和服務的各主體的利益關系;社區負責培育在宅服務人員并不斷拓展服務業務范圍為老年人上門提供幫助,服務內容主要有住房維修、日常照護、醫療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在不同國家會有所不同:如瑞典的養老服務帶有很大的福利性質,服務費用主要由政府承擔,但老年人如果想獲得更好的服務就必須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屬于“國家負擔型”;美國老年人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主要由個人承擔,屬于“個人負擔型”即“投資人同時也是受益人”,這種“個人負擔型”的資金來源方式也使得美國“以房養老”的發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樣化的養老金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經過不斷改革和調整,世界主要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實現了從單一養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體系的轉變[31]。目前這些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主要包括三種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養老金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金制度。其中,基本養老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基礎,一般由國家按照統一政策規定向符合條件的人員支付;企業年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大支柱;個人儲蓄養老保險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補充。后兩種制度對緩解國家養老金支付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齡化國家的基本養老金的資金都來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職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國也十分重視企業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如美國政府推出“整合企業年金計劃”, 把企業年金計劃提供的養老金與公共養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養老金進行協調。目前,美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國家管理的社會養老金規模[25]。另外,美國不同運營規模的企業間養老金的資金來源不同;日本則依據國內勞動力結構,在不同的行業實行不同的養老金支付方式和資金分配比例,從而使得養老保障體系不僅具有“多支柱”的特點,還具有“多層次性”(表4)。
2.5 開發老年人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應對人口老齡化對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應和社會保障體制帶來的一系列挑戰外,開發老年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是解決老齡化問題、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有效途徑。國外發達國家的老年產業一般遵循“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場規范和行業標準,并采取相關的優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引導企業向老年產業領域投資推動老年產業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目前,國外的老年產業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圍繞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發展的產業,如老年餐飲、老年人用品生產(保健品、化妝品、服裝、交通輔助用品、體育健身用品、生活輔助用品等)、老年房地產開發等;第二類是圍繞老年養護形成的產業,包括老年公寓、養老院、老年保險、老年醫療康復用品生產、長期照護產業、醫護人員培訓等;第三類是滿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發展起來的產業包括老年大學、老年旅游、心理咨詢、老年圖書館、老年電視廣播節目等。另外,由異地養老和跨國養老而帶動的養老產業在一些自然環境良好、適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區逐漸興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設,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為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與老年人有關的福利保障、產業發展政策等的有效實施和運行,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及相關的管理機構。目前日本與老年人有關的法律體系由《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護保險法》組成[32];美國政府先后頒布《社會保障法案》(自1935年實施后經過多次修改與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與救助制度等),《美國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法》等[33]。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在于利用國家權力對法律的運行和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如美國政府設立的專門管理老齡問題的機構包括老人問題管理署、政府老齡問題顧問委員會和社會保障總署[33];瑞典政府設有三個“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和一個“高級公共保險法院”,當公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的權利不能實現或受到侵犯時,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公民對地方法院判決不服時,還可以繼續向高級法院申訴。
3 國外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對策的主要特點
3.1 “開源節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從人口和勞動力的出、入端來應對老齡化及由老齡化帶來的少子化、勞動力短缺和養老金支付壓力等問題。如鼓勵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寬了勞動力的來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險等為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或施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則延長了老年勞動力的工作年限,減少了老年勞動力的流出。這些措施共同減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證了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在養老金保障體系方面,主要老齡化國家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金保障體系拓寬了養老資金的來源、緩解了國家支付巨額養老金的壓力,也使得現有的養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圖1)。
3.2 “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齡化國家在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時堅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為原則,注重對老年人的人性關懷,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嚴、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視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養老金在養老體系中的基礎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時明確規定了包括政府在內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在繳納養老金和社會保險時所必須承擔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獲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養老服務和設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制度。
3.3 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政企合力,多方應對
主要老齡化國家意識到單純依靠政府養老的壓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參與” 的策略來實現“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不管在發展老齡產業,建立社會服務網絡、推行居家服務的養老模式,還是在建立多元化的養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積極發揮行政管理和宏觀調控作用的同時引入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的力量,構建起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和投入模式,從而保證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各項制度和社會經濟等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 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經驗借鑒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不單涉及人口生育政策,還與社會保障水平、經濟發展以及人們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關,涵蓋社會物質、文化和制度生活各個層面。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尚缺乏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在以老齡化為契機、開發老年市場形成全社會力量“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局面等方面,與國外發達發達國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特點不僅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在國內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性有其形成的內外因條件且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一方面要肯定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繼續把“實行計劃生育,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人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和新問題,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統籌協調,堅持科學指導,堅持創新發展”的基礎上,尊重客觀差異性并考慮制度的公平性和彈性,從完善各項保障制度和服務體系、以老齡化為契機促進老年產業發展經濟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應對措施統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4.1 “分區域、分行業”,建立適合不同區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齡制度
我國自1950年頒布退休人員管理辦法以來,現行的退休年齡制度僅有過兩次(分別在1983年和1990年)關于延長退休年齡的規定[54]。考慮到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和人口結構等各方面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確實有再次進行改革的必要。我國是在“未富先老”和“城鄉二元結構”二者并存的國情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相適應,同區域差異、城鄉差異、貧富差異等問題相互重疊[10,13];從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就業的影響來看,由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并不十分突出[24]。這些特點使得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極具特殊性和復雜性且不能在短時期內一蹴而就。大部分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退休年齡制度沒有進行改革的必要;但從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來看,未來二三十年,我國退休年齡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國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不同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特點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為實行地區間和行業間有差別的退休年齡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觀條件[34]。因此,我國可以根據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具體情況,將改革退休年齡制度與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相結合,積極探索漸進式的改革退休年齡制度的方式。針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老齡化程度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較嚴重的地區以及對技術和經驗水平有要求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類等行業,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齡制度并適當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齡,鼓勵老齡人口延遲退休或退休后再就業;針對處于底層、體力勞動強度較大的行業,可以采取按工齡計算的彈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齡上給予照顧。
4.2 改革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并普及企業年金制度,優化養老保障體系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存在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老人;二是全國實行的“統一標準”與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對這些地區來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發揮多大作用。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建立“無差別”的全民養老保障體系的做法采取改進措施:以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重視農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構建更加公平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各省市、地區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設立不同的繳費和待遇標準,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參保的積極性和有關措施實施的有效性。
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業年金制度,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并存在相關法律法規缺失、規模小、覆蓋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問題[35]。所以,現階段我國最重要的是制定相關法律框架給予企業年金明確的法律地位和實施辦法,以法律的形式嚴格界定企業年金同基本養老保障的關系,企業年金的保障范圍、水平、權利和義務以及企業年金的組織和監管體系等;同時注重有關企業年金投資管理的配套立法,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作用,拓寬企業年金的投資渠道、減少收益風險、提高企業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管理層的參與意愿,逐步提高企業年金制度的參與率和覆蓋面。
4.3 “因地制宜”,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多方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
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日益加劇、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口的遷移和流動使得家庭養老的功能日益弱化,養老模式的選擇和轉變逐漸正在成為解決我國龐大數量的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探討的焦點。目前我國正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階段,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家庭的養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區養老模式正在興起[27,30,47,57]。考慮到居民傳統的養老觀念以及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應堅持以“充分發揮家庭、社區、機構等各方面在養老中的作用,引導多種養老模式的構建和完善”[30]為要旨,在弘揚“孝道”思想、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基礎作用的同時,鼓勵并扶持社區老年服務組織的發展,明確將社區老年服務體系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之中并作為政府支持和發展的重點,使社區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構建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模式[27]。針對不同的地區和家庭類型有重點地采取養老撫助政策:在農村地區,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和社會化養老的宣傳力度,發揮社會和集體養老的補充作用[57];在城市地區,以市場為導向并采取激勵政策推動城市養老向居家式社區養老模式的轉變;另外在有條件的城市地區可以借鑒國外“以房養老”的模式,加大“以房養老”的宣傳力度和業務試點并對其進行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造[55~56]。最近幾年來,我國“失獨家庭”和“421家庭”的數目越來越多,這兩類家庭的養老壓力也日益明顯。政府可以在社區養老服務組織和體系構建的過程中實施一定的優惠和扶助政策鼓勵慈善團體、非營利機構大力興辦公益性老年服務機構,給予上述兩類家庭物質和精神照護。
4.4 做到“兩個結合”,針對主要領域發展老年產業
目前我國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還相對比較薄弱[36]。因此,未來要加強老年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做到“理論研究與政府決策、企業產品開發和市場培育相結合”,重點對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老年產業特征、市場規模、基本規律及老齡化過程對市場體系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從而為政府科學決策和企業老年產品開發提供理論咨詢和支持。另外,國外有相當數量老年產業是圍繞居家式社區養老而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借鑒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與推行社區型居家養老模式相結合,以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和“老有頤養”為主線,充分發揮政府和企業在養老產業發展中的作用,重點在養老機構和設施建設、養老入戶服務、護理、老年用產品等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領域,開發一批滿足老年人需求、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產品。具體措施為:政府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推進公辦示范性養老機構建設,同時提高對養老機構建設和運營的補助標準,建立健全養老機構用地、用水、用電、用氣等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尤其是鼓勵發展醫養結合型護理機構以及養老護理人員培訓機構和專業服務隊伍的建設,以不斷提升養老服務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頤養”;政府或企業在以城市社區為依托建設綜合性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居家養老服務站,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務、生活照料、康復護理、文體娛樂和精神慰藉等社會化服務的同時積極向農村社區推進,形成以點帶面的聯動的效應,不斷拓展養老入戶服務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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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計劃生育政策 政策調整
2005年1月6日是國家有關當局所確定的“13億人口日”。當天零點后,在北京婦產醫院出生的第一個嬰兒幸運地成為我國的第13億個公民。雖然,這兩種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億”這一標志卻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性高度,同時,它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發展將面臨更加艱巨、更加復雜的問題。
1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 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 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 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 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熱潮既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根源。解決老齡化問題,既靠我們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們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客觀地對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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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影響分析;解決措施
引言
人口老齡化現象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但同時也是個挑戰。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逐步開始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而由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方面發展比較晚,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面對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具備完善管理和改善的能力,需要在今后的發展中,針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的社會影響,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采取一定的解決問題的措施,為改善和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的社會影響。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征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規模大。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出現到人口老齡化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所用時間短,并且相比較一些發達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更快,鋪蓋的面積更廣,做造成的影響更大。
第二,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明顯。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所以從整體上看經濟發達的區域,老齡化現象要比經濟不發達的區域明顯。而受我國社會體制影響,在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城鄉倒置明顯,農村老齡化比城鎮老齡化問題更嚴重,增長更快。
第三,我國老齡化存在不合理,超前出現。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上才會出現的,如:日本,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水平的提高而出現的。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則是由計劃生育控制下迅速滋長的,老齡化問題過于超前。對于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的影響更大,解決更困難。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突出,老齡化人口增長,相應的會造成離休費、退休費的增加。近年來,我國對養老保險越來越重視,養老保險制度也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發展,為我國老齡人養老,提供了基金。但由于發展時間有限,在管理上還存在一些局限性,造成養老保險基金收入降低,人口老齡化的嚴重又造成支出的增加,從而出現養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局面,不利于養老保險基金的持續、穩定的發展。
(二)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養老保險制度的推廣,一方面為老齡化人群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而另一方面,也給在職人員造成了嚴重的負擔。老齡化人口越來越多,養老保險金額也隨之越來越多,從而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影響了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三)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主要是由國家、單位、個人進行繳納。而老齡化程度的加快,使養老保險的籌集基金模式發生的重大的改變,以往的籌集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時展的需求和滿足我國老齡化人群對養老保險制度的要求,轉換資金籌集模式是解決我國目前養老基金困難,緩解籌資壓力的必然選擇。
三、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
老齡化人口數量的增加,高齡老人比例的增長,家庭養老能力的降低等因素,是我國老齡工作面臨的嚴峻現實。為了更加有效的發揮養老保險的作用,應針對老齡化人口的實際情況,完善改革制度,提高養老質量和推進養老服務事業的發展,盡可能的解決老齡化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問題,保障我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進一步的保障養老基金收支平衡,根據實際情況,延長退休時間和嚴格的控制提前退休現象的發生。
第二,緩解目前老齡化迅速發展到來的養老問題,結合當前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形式,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從而有效的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打破現如今入不敷出的局面,帶動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持續穩定的發展。
第三,加強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制度,有效的解決我國當前養老保險歷史隱性債務問題,做實債務問題。
最后,拓寬投資渠道,允許養老基金入市。養老保險基金的經營管理應堅持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這三點原則。養老制度的發展應符合當前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老齡化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以及養老問題。拓寬投資渠道,將養老投資于市場,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的同時,調節養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解決人口老齡化造成的社會問題,穩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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