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主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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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今年全國“兩會”以來,收入分配不公的話題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大焦點,專家獻計獻策,有關部門也陸續配合出臺諸如上調最低收入工資標準等相關政策,并有消息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臺。

要改變扭曲的收入分配現狀,無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臺的相關政策而言,基本都圍繞職工工資做文章,這是遠遠不夠的。工資問題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個微小方面,學術一點說,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體現。

工資問題是市場層面的問題。首先,政府明令漲工資無疑有干預市場之嫌;再者,漲工資不是說漲就能漲的。

我們看看哪些人能在“漲工資”的一紙令下享受到實惠。公務員可以漲、事業單位員工可以漲、國企員工可以漲,概括說,就是處于壟斷性質單位的員工可以漲。

但是,一般的民營企業則不然。正常市場環境下,員工收入與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經營效益不錯的企業,有給員工加薪的可能。但總體而言,當下的不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謂是負重前行。稅負本就很重,再強行讓他們漲工資,就太強人所難了。如若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背負的重壓得不到緩解,給員工漲工資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員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簡單操作,容易引發惡劣后果。要求漲工資的結果只能是:工資差距越來越大,導致更大的不公。

漲工資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說,它只是很小的一塊。說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卻將矛頭指向“漲工資”,這種做法有偷換概念之嫌,其掩蓋了真實的社會矛盾,也掩蓋了政府不作為。拿漲工資說事,將社會矛盾轉化為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矛盾,規避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不可被這樣的言論遮住眼。我們希望通過理清紛紛擾擾的現象,探求到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并邀請專家支招,探討解決之道,這是我們做本期選題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多個層面。因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進行綜合性改革。

要調整收入分配不公,當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抓主要矛盾、從根本入手,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否則,做表面文章,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很可能轉移了矛盾,貽誤了改革良機,致使問題越積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越發突出。

第2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自主；競爭力

一、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背景

進入21世紀后，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形成，世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推動全球經濟化將世界大部分的國家和民族都被卷入它的潮流。全球化的經濟就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時刻存在著，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而貿易自由化使得我國各行業都面對各式各樣的壓力，一些企業倒閉，新的企業又誕生，競爭非常大。中國加入WTO預示著中國經濟已經真正融入世界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份子，必不可少。權利和義務是同時存在的，作為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中國在享受其權利的同時，也必須履行其承諾和義務。在新經濟環境下，我國汽車市場全面開放，中國汽車產業面臨巨大的國際挑戰。2008年由最開始美國引起的經濟危機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經濟受到強烈的打擊。那時中國的對外貿易量迅速下降。在這樣狀況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汽車行業要與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的汽車行業進行競爭，由此給中國汽車行業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2010年國際經濟開始復蘇，中國汽車行業也跟著升溫了。

二、貿易自由化下分析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意義

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經濟政策30年的“快跑” ，汽車行業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但與國際上那些發達國家汽車企業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分析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對眼前我國汽車行業具有重大意義，這對中國車市進入全球經濟市場并迅速有效的奪得一席之地有很大的幫助。首先，國際競爭力對企業、公司進入不同的市場有幫助，它會成為企業、公司擴大經營的能力基礎。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公司，它比其他同類企業、公司更有優勢，更能快速有效的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利潤最大化，擴大企業規模，擴大企業經營能力。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的貢獻是實現消費者最為在乎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再只是一些普通的、短暫的好處。我們只有牢牢套住消費者的愛好以及實現價格才能擠進世界經濟市場。外貌可以復制和模仿，公司的國際競爭力是難以被競爭對手復制和模仿的。競爭對手無法生產公司的產品，這才能使企業長時期處于領先地位，立于不敗之城。

三、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現狀

1.國際競爭力含義及其衡量

世界貿易自由化的意義看，一個國家要對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的進口所采取的限制要逐步減少，并且為進口商品和服務提供優惠待遇。但是，縱觀歷史，在金融危機下，完全的貿易自由化并非存在，每一個國家都采取了各式各樣的措施來限制貿易自由化。因此我們只能在現有貿易條件下分析研究汽車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什么又是國際競爭力呢？目前美國官方所采用的是一個國家能夠經得起國際市場考驗的產品和服務，并同時保證國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能力。它是指一個國家長期的競爭能力，包括該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以及該國經濟結構及出口結構能夠隨國際市場需求不斷變革的能力。

2.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現狀

2010年我國汽車銷量繼續穩居全世界第一，達到1900萬輛，比去年增長34.37%；汽車產量為1856.47萬輛，增長了33.44%。中國繼續成為世界第一汽車銷售大國。其中，乘用車產量為1420.71萬輛，增長了35.83%；而銷量為1377.78萬輛，增長34.17%。商用車產量為439.76萬輛，同比增長29.19%；銷量435.41萬輛，同比增長30.9%。中國汽車協會預測，2011年我國汽車產銷增速將達10%-15%。中國汽車銷售呈現持續增長趨勢，事實卻實如此。并且很多顧客要提前一個月到半年不等的時間預付款訂貨。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無論是汽車銷售量絕對值還是增長速度，中國均遙遙領先。

四、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存在的問題

我國近幾年來在汽車行業取得了飛速的進步。但是相對于國外的汽車產業的競爭還是處于一定的劣勢，在技術以及附加產業值等方面要明顯落后于外資車，導致這種狀況出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的原因。

1.技術研發能力薄弱

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國自主轎車不論是從技術還是從產量都相對于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總體上還和國外的汽車在技術上存在較大的差距，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國在汽車研發這方面的積累的經驗較少，其次我國在這方面研發的人才以及力量都比較大的薄弱。相對于汽車制造我國在汽車研發上與國外汽車之間的差距要明顯大于制造業之間的差距。這是目前我國汽車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導導致這種難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造成這種情況最為主要的原因是對汽車研發重視不足造成的，并且我國在該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比較晚，基礎相對較差，很多企業只顧及眼前的利益而采用引進國外汽車的戰略而忽視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培養。另外我國很多的汽車產業在該方面的投入也不足，這是導致我國自主品牌汽車水平不高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因。這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國家層面在汽車研發這一方面投入的資金不足，使得我國汽車整個研發的水平始終處于較低的位置。一般來講我國汽車企業的規模都比較下所以難以承擔高額的研發的費用所以這也是造成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此外國家層面缺乏相應的對于汽車研發的鼓勵的政策也使得我國的汽車研發技術遲遲沒有取得較大的進步。

2.總體競爭力不強

我國自主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較弱不僅體現在市場份額上的不穩定而且還體現在汽車整體的科技水平以及工業設計等水平和國外汽車明顯的差距，既沒有相對的價格的優勢也沒用品牌的影響力，這是我國汽車行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最為切實際的體現。

3.產品的附加值低

另外我國汽車產品的附加值處于較低的水平包括智力方面的附加值以及加工和設備制造等等多個方面的附加值，這些附加值的部分不僅包括制造環節而且包括汽車的流通環節等。我國的汽車制造業僅僅局限在對于國外的零件進行組裝的水平上沒有任何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而對于汽車生產過程中各種具有較高附加值的各種零件以及模塊卻沒有能力進行研發這也是導致我國汽車行業長期處于一個低附加值生產的過程。

4.汽車零部件工業發展滯后

我國生產汽車零部件的水平以及規模都處于較低的水平上。在分工以及零件生產的技術上都處于較低的水平僅能夠生產一些附加值較低沒有多少智慧附加值的產品。造成這種情況具有我國汽車企業自身方面的原因，而我國在該方面的言語權也是影響我國汽車零部件水平較低一個重要的因素。由于整個汽車行業的整體競爭力的弱勢，使其直接制約了我國汽車零部件的發展，汽車零部件產業的相對滯后又進一步影響了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

5.售后服務相對比較弱

與國外汽車所提供的服務相比我國的汽車服務業和售后和國外也存在較大的差別。不僅體現在服務的網點較少，甚至很多的縣市都沒有相應的保修點，如果汽車出現了問題那么就要將車運輸到較大的城市去維修。維修的周期有時候拖得很長甚至達到幾個月。在很多時候維修的質量也得不到保障，很多時候抱著希望去修車換來的結果卻是令車主失望的。并且及時出現問題在后續的維權過程也顯得比較困難。

五、提高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我國汽車領域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本文根據上述的問題，提出了應對上述問題我國汽車行業發展的一些策略，以期為我國的汽車行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1.加強新能源汽車的研發

石油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能源，隨著油價的不斷攀升以及經濟危機所導致的人們的消費理性的增加，使得人們的消費更加的理性希望買到更加經濟省油的車，操控性較好的較小的緊湊車型成為了人們的首選。隨著石油能源的進一步的減少，新能源汽車會成為未來汽車的發展的一大趨勢，在這方面比亞迪汽車生產了電動的汽車，這種新型能源的汽車不僅降低了汽車污染而且對于日益短缺的能源也是一種代替。雖然該車還沒有達到一個較好的銷售業績。但是可以遇見的是雖然石油資源的日益的枯竭，未來這種新能源的汽車一定會在汽車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2.政府應積極出臺各種政策和加大購車補貼

（1）加快新能源汽車戰略的頂層設計，搶占國際競爭力的制高點

制定國家層面的能源發展的新戰略，確定發展的技術路線，將以新能源和清潔發動機為核心的技術作為發展的目標以及階段性的任務，然后通過國家層面的組織使得政府層面提供支持、企業方面自主的研發，高校方面介入研究等方式。

（2）通過減稅以及銀行貸款等各種手段來促進汽車相關技術的研發以及應用的產業化

政府不僅要在引進國外的汽車方面努力最為重要的是在引進國外的汽車技術方面努力，同時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手段來鼓勵企業的研發。推進汽車的技術創新，可以從國外引進相關的技術，將這種技術國產化然后國家可以給與一定的政策支持與資金的補貼。

（3）大力推進汽車產業戰略重組，提升產業集群水平

目前我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多以橫向的粗放式的形式發展，主要是通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并購來實現資源的重新整合。在國家層面來講應該采取一定的政策來對兼并以及企業的重組等方式進行鼓勵；同時鼓勵社會各個行業的資本進入到汽車行業來對汽車行業進行注資以及重組等；在制度上甚至允許民營產業參與汽車產業的股份并允許其控股；對目前常見的國有企業通過不斷的減持自身的股份來實現股權的優化配置；然而對于知名企業或者是國企之間的并購合作國家層面要嚴格對其進行審核避免壟斷情況的出現。在進行產業組合的時候還要考慮到汽車產業如何退出的機制。不僅要對汽車產業進行重組還要大力發展汽車產業的集群式發展。

3.提升中國汽車的外觀設計

由于目前我國相對缺乏汽車產業相對的核心技術，所以國內的汽車行業如果要想有所建樹，外部的工業設計以及內部的實在的技術上的提升都是至關重要的。根據目前的一項某個知名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車的外觀也就是車的整體的工業設計是影響汽車消費者進行消費的很關鍵的一個因素。調查的時間在2009年調查的對象是具有購車意向的購車者參與調查的人數有5000人。通過調查分析與統計大約有25%的汽車消費者在選購汽車的時候會將外觀作為第一考慮的因素。

4.加大自主研發力度，塑造自主品牌

我國汽車行業的民族自主品牌正在不斷的發展，其中發展較為優秀的包括奇瑞以及長城的哈佛系列等等，但是這些自主品牌相對于一些知名品牌如奔馳、奧迪、寶馬、甚至是日本的豐田等系系列車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汽車知名的品牌首先較少其次相對也缺乏競爭力。由于研發的相對滯后使得無法做出一款較好的產品。所以如果要塑造自主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要加強自主研發的能力，如果要實現自主汽車品牌的崛起就需要在研發上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國家層面還要制定相關的政策對這種自主研發進行鼓勵，以促進我國整個汽車行業的發展。

5.加快零部件等配套產業的發展，優化汽車產業供應鏈

我國汽車對于國外汽車零部件的依賴性非常強，一般國內的生產某合資或者知名品牌的汽車都是從國外來進口零配件然后在國內的汽車制造企業進行組裝，而國內的汽車制造企業就獲得不了任何的零部件加工后的附加值。更為突出的是很多購買進口車的車主苦于汽車某個零部件壞掉之后需要將汽車返回到國外進行返廠維修或者是要從國外來進口汽車零部件等待維修，這種情在目前我國的汽車行業來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針對目前我國汽車零部件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來增強我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的實力：大力提高我國在汽車零部件行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國家層面要鼓勵汽車自主生產研發汽車的零部件而不是過分的依賴于進口，只有將進口轉化為自主研發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成本這種運輸以及關稅層面的成本要遠遠高于自主研發的成本。而且國家要對這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零部件的生產企業給予資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通過企業自身的努力以及國家層面的支持來提高汽車零部件企業自主創新與自主研發的能力。

六、結論

第3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關鍵詞：貿易保護；歷史；規律；趨勢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2-0189-02

一、西方工業國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的歷史演進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1）非關稅壁壘。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2）集團化和區域化。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1985年為57%，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 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20世紀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政治、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三、貿易保護給中國的啟示

（1）以史為鑒，認清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的實質和規律。歷史證明，自由主義理論上發展和實踐中的推行是大相徑庭的。從規律看，只有強大的國家才從自身利益出發倡導自由貿易。而且，往往是口頭高喊自由主義，而暗中搞貿易保護。事實上，沒有超國家利益的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斯密自由主義的提出是為了實現英國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凱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理論的提出也是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中國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必須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學會駕馭貿易保護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國家配合國際經濟的發展變化，不斷創造新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各種名目繁多的技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我們不僅要認真學習掌握，更要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創新。（3）學會在競爭中求發展，在妥協中求保護。必要的自由貿易有利于競爭，有利于企業的發展。相對開放和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對推動中國政府和企業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業放置更開放、更規范的市場環境中才能發展。為了發展必須嚴格遵循和執行國際規則，但當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時必須學會妥協和保護，政府應盡快掌握駕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整體協調能力。

參考文獻：

[1] 李丹丹.貿易保護形式的演變及發展趨勢[J].現代商業，2010，（8）.

第4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一段時間以來，在各種媒體的理論文章和深度報道中，經常提到一個詞，叫“新自由主義”。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它是一種學術理論，還是一種社會思潮，或者是別的什么？

所謂新自由主義，最初是一種非常專業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理解新自由主義，首先要認識古典自由主義，它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等人在18世紀創立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古典自由主義最大的學術主張就是經濟自由，強調市場機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看不見的手”，反對封建制度和重商主義的國家干涉政策。新自由主義是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對古典自由主義加以改造而來，更加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義主張，要“使經濟盡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盡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財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強硬措施保證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實施。新自由主義包括眾多學派，但影響較大的是以英國的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和以美國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

新自由主義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占據主流經濟學地位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其直接原因有兩條：一是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無法解決西方經濟長期陷入“滯脹”狀態的難題，這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契機；二是隨著撒切爾出任英國首相、里根出任美國總統，新自由主義成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國內外得到大力推行。當然，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還是它迎合了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任何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放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解除外匯管制，消除貿易壁壘，使國有企業私有化，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實現經濟自由發展，實現市場主體的平等競爭。事實上，面對經濟實力強大的國際壟斷集團，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企業怎么可能和它們“平等”競爭呢？這種“平等競爭”無異于小雞與老虎的競爭。但作為“老虎”的國際壟斷集團非常歡迎這種理論，大肆吹捧它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并鼓動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正是由于這樣的背景，新自由主義在興起的同時，也由學術理論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成為資本主義向外輸出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價值，其顯著標志就是“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放大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強調公有制會使經濟變得更糟，社會主義必然導致集權，國家干預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主張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實踐新自由主義特別是“華盛頓共識”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這些國家為此而出現多次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俄羅斯“休克療法”式的經濟轉軌，也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進行的，引發了長期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目前，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都在反思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尋找新的替論。

我國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和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主要限于學術界。從總體上看，專家們普遍認為：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它對市場經濟運作具有一定的說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鑒吸收；但作為國際壟斷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特別是已經意識形態化的“華盛頓共識”，則必須堅決反對和抵制。（陳 奇）

第5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關鍵詞】 經濟職能;理論流派;理論述評

一、重商主義階段

重商主義大約興起于15世紀初，伴隨著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形成了近代歐洲最早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君主們紛紛探尋富國強兵之道，對內掃清封建割據，對外積極拓展貿易殖民。到了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最終將世界最后一塊凈土――美洲，納入到世界體系當中，世界市場開始生成。西歐各國家，紛紛動用國家的政治軍事力量，發展本國經濟。重商主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應運而生。

重商主義提出，政府要積極干預經濟，其主要觀點如下：第一，貨幣被認為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標志;第二，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只有盡可能地保持貿易順差，削減貿易逆差，才能夠使得貨幣源源不斷流入本國，從而增強國家實力;第三，主張政府積極干預貿易，通過制定適合本國貿易的政策，比如，實施財政補貼，征收保護性關稅等手段，保持本國貿易順差持續。重商主義反映了新興崛起的資產階級積累資本的愿望，在歷史上起到過積極的作用。歐洲近代國家由是建立和鞏固，這在一定意義上又為國內市場的擴大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重商主義并未能夠認識到財富真正的源泉，而對于財富的追逐，也相當程度上改寫了近代世界的歷史。

二、有限政府階段

18世紀中葉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完成了資本的初始積累，告別了早期的資本短缺，市場的力量逐步開始壯大，并在價格和競爭領域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先前重商主義所主張的管制經濟，似乎越來越不適合經濟的發展。同時在政治領域當中，權力限制開始成為焦點問題。這些變化構成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歷史背景。

事實上，在亞當?斯密之前，法國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奎奈，就曾經提出過“自然秩序”的觀點。奎奈認為，自由市場機制比國家干涉更加能夠有效促進財富的增長。而亞當?斯密則發展了重農主義有關“自然秩序”的理論，以經濟人為假設為基礎，構建起了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的框架。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市場、自由競爭如同一只看不見的手，在瞬息萬變的經濟活動中及時、靈敏地傳遞供求信息，引導資本的投向。個人利益得到滿足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實現了國民財富的同步增長。

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具備自我調節的功能，政府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干涉自由市場。政府只需要起到一個守夜人的角色，做好國防建設、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事業。亞當?斯密所闡釋的古典自由主義，對后世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深遠的影響，也開啟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先河。但他沒有認識到，人的本性在本質上是由他所處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決定的;沒有認識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市場調節也會帶來宏觀經濟波動、分配不公等問題。

三、全面干預階段

1929年至1933的經濟大蕭條，席卷了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盡管在此之前，英國等國家也發生過短暫的危機，但是這次擴日持久的經濟危機，還是極大震撼了西方經濟學界。按照古典經濟學薩伊定律，市場會自動達到出清，不會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但是現實卻與理論推論相差甚遠。這構成了凱恩斯主義革命的現實基礎。

凱恩斯在批判經濟學界無所作為的同時，提出了政府積極干預的理論。但這又與重商主義時期的管制經濟有著極大不同，并不是一次簡單的復古潮流。凱恩斯認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假設了一種理性化的情況。即市場同時符合下列條件：完全對稱的信息;充分競爭的市場;規模報酬遞減;無外部效應;無交易成本;個人完全理性。完全的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而這種理想化的市場模式，并不存在于在現實生活，因而出現市場失靈現象。凱恩斯根據推導的三大心理定律，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該理論認為，應該放棄古典自由主義無為而治的做法，當市場失靈，只要未能到達充分就業，政府就應該積極動用財政、貨幣政策，增加投資意愿和有效需求。凱恩斯主義隨后在美國、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受到熱捧，一度被奉為圭臬。但應該看到，政府通過運用政策工具，人為制造出需求，也許在短期之內將有助實現充分就業，但從長期來看，可能會造成資源錯配，不利于市場自動出清，同時還可能大幅度擴大政府權力和規模，為政治尋租制造空間。

四、混合經濟階段

二戰之后的50年至60年代，被稱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取得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紛紛認為，政府職能的擴張，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有效辦法。然而，好景不長。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的經濟紛紛陷入停滯狀態，同時伴隨著物價飛漲和失業率的攀升。而這是在當時占據正統經濟學說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開始成為主流的指導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是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說而言，它有眾多流派和分支組成，諸如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新制度主義學派、公共選擇理論學派、產權理論學派等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強調市場作用，提倡自由經濟。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經濟滯漲現象的發生，是源于政府對經濟的干涉，在此過程當中，還伴隨著政府專制權力的擴大，有害于民主制度。再比如公共選擇理論，該理論借助理性經濟人假設，以一種個人主義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傳統的政治領域。該理論認為，政府機構并時不是完美道德的化身，政府本身也會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并不是解決市場失靈的充要條件。

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綜合了以往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理論，指出政府和市場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一方面，政府需要在公共產品、解決信息不對稱、消除外部效應、收入再分配以及宏觀經濟等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私人微觀領域當中，應該注重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時至今日，事實上，已經很少有人宣稱自己是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或者凱恩斯主義學派，各種觀念正在不斷借鑒和融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西方發達國家在政府的經濟職能上，逐步走向市場與政府的結合，發展出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

五、對我國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啟示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界的兩大焦點問題，圍繞著這政府與市場關系，產生了眾多的經濟理論學說。事實上，沒有一種理論具有永恒性，各種理論都是在其特定歷史條件下所產生。中國政府經濟職能的定位，既不是建國初期的全能型政府，也不是西方所謂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簡單地套用西方某一歷史時期的理論觀點，無疑是片面的。對于中國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以及世界發展的潮流。

【參考文獻】

[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2014.7.

[2]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5.

[3]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

[4]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5] 方福前，當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11.

第6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重商主義；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戰略性貿易政策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3-0063-05

［收稿日期］ 2011-03-02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加快我國生產業發展與創新研究》（08BJY119）; 教育部規劃項目《中低技術產業技術創新與中國傳統工業振興研究》（09YJA790148）。

日前，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經被明文列入“十二五”規劃，從而成為我國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在國務院和發改委的推動下，我國政府選擇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業等一大批對于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產業予以重點支持，以此幫助我國消除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培育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帶動技術創新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重構，從而保證我國經濟更為健康、穩定地發展。

然而，本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想在西方經濟理論學界重新贏得主導地位，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選擇似乎與“華盛頓共識”以來，新自由主義學者倡導的以“自由化，私有化，穩定性”為基本特征的市場經濟思想相悖，這也產生了對于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合理性的質疑。可是，如果我們反思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選擇的理論演進與實踐歷程的話，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決非我國政府在危機關頭的獨創，這一政策思想在西方經濟近三百年的發展中，在世界各國都得到過廣泛的應用，扶持一些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新興產業發展，不僅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在整個西方經濟發展史中都長期受到重視。

一、新自由主義思想與政策干預實踐的背離

自亞當?斯密開始，在西方經濟理論領域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的古典經濟理論就倡導完全市場職能，他們相信市場機制能夠通過眾多獨立的決策行為自發作用，保證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政府的政策干預只會扭曲市場機制的運行，從而降低效率，因此他們推崇最小政府，堅決反對政府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對宏觀經濟、產業經濟，乃至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行為施加影響，這也就促成了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生與傳播。［1］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與撒切爾政府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想在西方政府領域中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這一思想也推動了WTO的產生與歐盟的成立，從而直接促進了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上世紀末，當東亞、美國陷入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之時，新自由主義思想又推動了“華盛頓共識”的產生，從而催生了在拉美國家與國家盛行的經濟自由主義改革。

如果單從西方經濟思想的歷史演進或者西方政治、經濟形勢的變遷歷程來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導著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管理實踐中，市場機制作用也應該遠遠大于政府的政策推動作用。然而，事實上，在整個西方經濟發展史中，幾乎所有國家都積極運用各種政策手段，推動一些對于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并以此作為驅動力，推動本國經濟穩定發展。在這方面，從克林頓開始連續四屆美國政府無一例外的選擇了鼓勵信息技術創新，扶持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這才促進了硅谷的產生與納斯達克的輝煌。布什政府關于新能源汽車的“自由車計劃”推動了新能源產業的發展，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高新技術產業也得到美國政府各種政策手段的扶持。［2］

而與之相對，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思想，但這也與歐洲各國政府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策舉措密不可分，而“里斯本戰略”以來，歐洲各國在教育、創新投入、產業協調之間的政策協調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政府對于宏觀經濟，甚至一些微觀的經濟主體的創新行為的政策扶持與政策干預，其實成為解讀歐洲復興的根本力量。［3］

這似乎產生了一個悖論，作為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大本營的美國與歐洲各國，卻恰恰并沒有真正推行自己所倡導的自由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他們的經濟發展中，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從而引導了本國產業結構的演進，推動著本國技術創新的發展，保證了本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從重商主義到幼稚產業扶持理論

其實，運用各種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對于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外部經濟效應的各種產業發展的思想歷史，完全可以和處于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想相媲美，其歷史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理論誕生之前的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思想是誕生于十四、十五世紀，西歐封建制度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時期的一種經濟思想，其主導思想就表現在通過政府推行強有力的貿易保護政策，保護本國經濟，追求更高的貿易順差，促進了當時還處于萌芽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較快完成了原始積累。當時重商主義政府政策干預的主要領域除了對本國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比如說當時重要的戰略性商品的供應部門農業，更多地集中于當時的一些新興部門，即當時英法等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制造業，從這個方面來說，重商主義思想其實就是現代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理論的雛形。

盡管重商主義思想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然而過多的政府干預，以及封閉性的保護貿易政策限制了資本主義工業市場的擴大，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才促成了斯密的古典經濟思想的產生。古典經濟理論從理論上駁斥了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思想，確定了現代市場機制理論，從而為此后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并長期占據了西方經濟理論的主導地位，而重商主義所推崇的政府干預理論則被視受異端學派而長期受到古典經濟理論的攻擊。

就在斯密的《國富論》發表后不久，經歷了獨立戰爭剛剛贏得民族獨立的美國開始探索發展民族經濟的道路。由于美國與英法等歐洲強國之間巨大的差距，如果單純選擇古典經濟理論所倡導的自由市場機制來發展美國經濟，那么在絕對成本優勢理論的指導下，新興的美國必將被固化在農業與采掘業等優勢領域，而西歐國家則憑借其在制造業上的巨大優勢，得以壟斷利潤率更高，創新能力更強，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力更大的制造業，那么美國必將成為西歐國家的原料產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而長期落后于西歐國家。

時任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敏銳地洞察了古典經濟理論在發展落后國家經濟方面的不足，而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制造業的報告》，提出了在美國運用政府的保護性政策，對于一些重點產業實施支持，通過發展工商業來引導美國的經濟發展。

漢密爾頓指出當時的美國制造業發展面臨著人手缺乏，勞動力昂貴和資金短缺等困難，如果美國政府不對這些新興的制造業產業提供支持的話，國外競爭和“習慣勢力”將會使美國無法建立起本來可以很快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產業。［4］針對這一現狀，他提出了包括保護關稅、出口限制、對于目標產業的直接政府補貼、對于制造業投入的稅收減免等十一個基本政策原則。而在政策作用領域的選擇上，漢密爾頓把這些產業政策手段所實施的主要目標產業確定在鐵、銅、煤炭、火藥和書籍等當時美國的主要制造業產業，而這些產業對于當時迷信“農業立國”的美國來說，恰恰也正代表著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并將為美國的經濟提供強力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漢密爾頓不僅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理論的奠基人，他的思想也確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扶持理論的基本框架。

由于堅持農業立國思想的杰斐遜當選美國總統，漢密爾頓的保護本國新興產業的思想在當時的美國經濟發展中并沒有得到應用，而伴隨著英美關系的惡化，直到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美國與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被戰爭所打斷，其傳統的外向型經濟無法維系，一種被迫的閉關鎖國的選擇卻促進了美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從此漢密爾頓所倡導的對新興經濟實施保護的思想才在美國的經濟發展中得以應用。［5］

盡管當時的美國經濟理論學界，古典經濟理論所倡導的自由貿易、完全市場機制理論和漢密爾頓的扶持新興制造業思想①之間維持了長時期的爭斗，最終引發了美國內戰（1861～1865）。戰后，扶持新興產業思想主導了此后美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即使在新自由主義占據上風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對于汽車、航空等新興產業的保護也并沒有消失。

在“美國體系”扶持新興制造業的思想指導下的美國經濟煥發出無比的活力，這也深深觸動了當時流亡美國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系統梳理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構建出一個落后國家保護本國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制造業，利用保護性政策，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理論體系。

李斯特深入揭示了古典經濟理論背后的國家利益的本質，他認為英國正是通過產業政策所實施的經濟保護才獲得了早期的發展，而現在他們又通過宣傳自由貿易，阻止其它國家再推行產業政策，沿著自己的發展道路，對自己實現趕超。在像德國這樣的落后國家中，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只能永遠落后于英法等國，而無法實現自身的工業化，只有采取關稅保護制度，首先使德國實現工業化，才可能最終在國際貿易中實現自由貿易。因此，李斯特論證了在煤鐵等資本主義新興產業中推行關稅保護，保護仍然相對弱小的德國工業免受發達國家制成品進口的沖擊，從而扶持德國工業發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來得到著名的“鐵血首相”俾斯麥的肯定，德國也正是憑借其提出的保護幼稚產業理論的指導，才得以逐漸壯大，甚至超越了當時最為發達的英法等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三、日本產業扶持政策的成功

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思想貫徹最為成功，在理論與實踐上取得的最大成果應該屬于戰后日本的產業扶持政策體系的構建。戰后初期，面對被戰爭完全摧毀的國民經濟，日本政府選擇了“傾斜生產方式”，通過對國民經濟恢復至關重要的煤炭和鋼鐵產業采取重點扶持政策，以這些重點產業為突破點，通過政府直接干預的方式，采取財政政策和嚴密保護等政策手段，支持相關產業的恢復與發展。為了解決煤鐵產業中的資金不足問題，日本政府還通過復興金融公庫優惠貸款等手段向這兩個產業提供資金支持，對這二個重點產業的強力政策支持，為戰后日本的重化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把日本經濟帶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

20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產業合理化政策”，選擇鋼鐵、煤炭、電力和造船四個行業為重點，鼓勵企業通過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來降低生產成本，通過政府產業政策間接引導民間對于現代化設備與技術更新的投資，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為優化各部門的投資行為，日本政府還先后頒布了《關于我國產業合理化的方針政策》、《企業合理化》、《鋼鐵工業和煤炭工業的合理化政策綱要》、《電子工業臨時振興法》等文件，采取對重要機械進行特別折舊，對重要產品實行免稅，對重要產品的進口免征關稅等措施，有效推動了工業企業的技術進步與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在政府扶持政策的產業選擇方面上，《70年代通商產業構想》和《產業長期構想》開始提出放慢傳統的重化工業的增長速度，以追求包括高科技產業、高級組裝產業、時髦產業和知識產業等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此后，日本政府扶持的重點產業，從早期的鋼鐵、化纖、機械，到20世紀70年代的汽車，80年代再轉變為家電、電子、新材料等產業，在這些產業轉移中，科技創新在現代日本經濟中的地位明顯有了突出的提升，政策手段也從早期動員政府資源，推動經濟增長，轉向利用市場機制手段，引導市場行為，在爭取純經濟目標之外，實現一些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的非經濟目標。

20世紀90年代以后，面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下滑，以及長期的經濟衰退，日本的政策目標也從關注出口轉向關注擴大內需，在產業扶持方向方面，日本政府提出“新技術立國”與“科學技術立國”的方針，重點扶持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1995年頒布的《面向21世紀的日本經濟結構改革思路》提出的通過在現有產業體系中加強科技創新，延長企業價值鏈，加深國際分工，推動經濟結構改革等產業政策思路，更表明了現代日本的產業扶持政策已經轉向關注科技創新與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應對全球化競爭格局。

正是得益于戰后日本政府有計劃地選擇一些對于未來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推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日本很快從戰爭的廢墟中成長為世界經濟強國，對于日本經驗的研究也成為上世紀末很多西方經濟學者的重要工作。其中最為著名就是弗里曼的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約翰遜的新產業政策理論與拉爾的產業政策三分法。這三個理論所關注的恰恰都集中在日本政府選擇一些創新密集型產業推行有效的扶持政策上。而這些日本政府政策扶持的重點產業往往是對當時的日本經濟發展具有較為明顯外部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為這些產業存在明顯的利益外溢，卻無法單純依賴市場機制的運營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另一方面，這些產業往往需要人員、資金等傳統生產要素，特別是知識、信息、技術等創新型要素的大量投入，如果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這些產業就可能面臨投入不足的困境而陷入發展的瓶頸，從而直接限制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空間。日本通過政府的戰略性政策選擇，針對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推行強有力的政策扶持，引導社會資源向這些產業流動，把這些產業發展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引擎。

四、現代貿易理論中的政策扶持思想

與日本選擇運用政府政策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相似，即使在自由主義思想主導下的歐美國家，一些學者也從理論上闡明了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性。邁克爾?波特通過引入競爭優勢理論，從一個新的視角分析了通過政府扶持政策在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支持性產業與相關產業、與公司戰略、結構和競爭等方面發揮作用，如通過補貼或限制，改變某些因素的供給，影響市場對于某些產品的需求，促進或限制相關產業的發展，鼓勵或限制市場的競爭行為等等，從而幫助該國的產業或企業創造并保持競爭優勢。

布蘭德與斯賓塞開創性地把產業政策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納入國際經濟學的范疇之中，指出產業政策可以在決定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方面充當戰略性的角色。他們指出，如果政府能夠針對那些在進入市場初期可能會產生由于市場不足，或者無法達到規模經濟而造成的運營成本飆升的產業產品提供一定的產業政策支持的話，那么就可以分擔相關企業的成本，削弱其自身的后發劣勢，甚至創造出其擁有的國際競爭能力，而把原有的企業趕出市場，從而幫助本國企業搶占全球市場，這也成為運用戰略性貿易政策，提升本國在與較早進入市場而擁有市場壟斷地位的國外競爭者的競爭中的競爭能力的經典案例。

正是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我們看到無論歐美國家，還是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國家，都極為注重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對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實施強有力的扶持。波斯頓128大道的發展與硅谷的崛起，反映了政府對于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的扶持，在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與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強有力的作用，而美國在新經濟中的成功則為美國政府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性政策提供了事實依據。［6］

上世紀末，伴隨著“華盛頓共識”的提出，新自由主義思想一度重新占據現代經濟理論的主導地位，它也推動了很多國家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然而上世紀末“華盛頓共識”在拉美與地區的失敗，已經證明了單純迷信市場的惡果，隨著次貸危機的發生，更多的國家開始運用政策對于陷入困境的本國產業與本國企業實施救助。即使是在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政府對于金融業與汽車業的注資與行政干預，更證明了在現代經濟中對于一些關鍵部門的扶持與干預，對于維持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引導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五、結論

通過對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理論與實踐的梳理，我們發現，盡管主張完全市場功能的古典經濟理論在現代經濟思想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忽視政府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而歷史的事實更是告訴我們，當前的發達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在他們經濟啟動的時候，選擇由政府針對一些對于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推行政策支持。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想實現我國經濟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趕超，我們更有必要選擇一些戰略性的新興產業，科學地推行一些扶持性政策，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優化我國在現代全球工業體系中的地位，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1］姜達洋，張宏武.現代西方理論經濟學界關于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的討論［J］.經濟經緯，2009，（1）：30-33.

［2］Bingham. Industrial Policy American style［M］. New York：M.E.Sharpe, 1997：3-19.

［3］Bianch, et al.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dustrial Policy［M］.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2006：3-27.

［4］Chang Ha-Joon.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London：Anthem，2002：3-4.

［5］賈根良.美國學派與美國的工業化：經驗教訓與啟示［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2）：44-49.

第7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摘 要 縱觀西方各國的經濟以及經濟理論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關于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爭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只不過在某些階段，自由主義占主導，另一些時期則是國家干預主義執牛耳。西方經濟以及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市場到政府再到市場再到政府……”的演化路徑。這兩種思潮或政策的消長、演變及發展不管是對于當今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國家干預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市場經濟 凱恩斯主義

自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在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其理論主線一直沒有離開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古典經濟學時期，就有了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的兩種理論分歧及其不同的政策主張，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理論演進的重大事件就是30年代凱恩斯革命和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21世紀經濟社會的新變化和當前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國的蔓延，使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紛爭又起，不論是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國家干預，在關于這場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的討論上都受到人們的極大關注。從經濟思想史來回顧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理論的淵源及其發展，對于我們重新審視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之路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

重商主義產生于15世紀，全盛于16、17世紀，衰落于18世紀下半葉。重商主義后期正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興起時期。從貨幣即財富、財富即貨幣的貨幣財富觀（亦即金屬主義的貨幣本質觀）出發，重商主義者提出了一套以論證借助國家干預經濟、開展以鄰為壑的國際貿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為宗旨的理論和相應的改革主張。

古典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潮產生于“重商主義”中，隨著原始資本的膨脹及大機器生產帶來了空前的利潤，古典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潮逐步興起，“看不見的手”成為市場主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主張經濟自由，以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完美無缺。其主要觀點是市場經濟通過價格機制這一“看不見的手”而有效發揮作用，因此，國家不應干預經濟活動；國家的主要職責是維護社會安全，以及提供維護貿易自由和私人財產自由的法律體系，即國家應充當“守夜人”角色。

二、從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

應該說，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在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它們的區別在于，新古典經濟學用邊際分析方法把市場經濟變成了可以達到一般均衡的市場模型，只要有自由選擇的競爭，價格作為手段就可以保證充分使用經濟中的所有資源，這樣是不需要政府作用的，因此，新古典的價格理論（微觀經濟學）仍然支持著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20世紀30~6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和政府干預理論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在于當時的時代背景。1929~1933年那一場由經濟危機帶來的全球性災難引發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經濟和自由主義哲學觀的重新審視，在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上，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似乎在這里也成為一個分水嶺。毫無疑問，20世紀30年代空前的經濟蕭條為凱恩斯經濟學登上歷史舞臺提供了機遇，凱恩斯以就業不足均衡來反對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奉為圭臬的完全競爭條件下充分就業均衡的理論，提出國家干預主義學說以及與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財政和貨幣政策，長期以來成為歐美國家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參照，并在事實上使得歐美國家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并帶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三、從新自由主義到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70年代之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觀總量經濟學不能解釋西方發達國家中“滯漲”現象而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攻擊，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各種學派應運而生，如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奧地利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和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它們都力圖恢復經濟自由主義在經濟學理論中的正統和主流地位，從學術思想淵源來看，它們都來自古典主義的自由主義及其哲學觀。以理性預期學派為例，這一學派在力主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理論和政策的同時，還提出了政府政策無效論。他們篤信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認為政府的過多干預是引起預期誤差的外部干擾之一，它擾亂市場信息，破壞市場機制，強化公眾的防范心理，導致經濟混亂。預期通貨膨脹的出現就是明證。

20世紀80年代，為回應所謂“凱恩斯主義理論危機”，克魯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等一些經濟學家基于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模式，強調市場的不完全性，強調政府對市場的適度干預，同時在一些基本理念上贊同凱恩斯學說，因而學界把他們稱為“新凱恩斯主義”。以斯蒂格利茨為例，他從新的視角來認識所謂的市場不完備性和市場失靈問題，他將與公共物品、外部效應等因素相聯系的市場失靈稱為“傳統的市場失靈”，而將以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成本、不完備市場等因素為基礎的市場失靈稱為“新的市場失靈”，進而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釋，提出了市場失靈的普遍性、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徑和政府與市場相比較的相對優勢。

四、金融危機的反思

在20世紀結束前的二十年間，新凱恩斯主義挑戰主流經濟學和經濟自由主義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真正讓斯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成為名人的背景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世紀末IMF等國際機構給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開錯藥方（“華盛頓共識”）。這些事件使人們不得不反思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式，不得不反思在轉軌和改革過程中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政策在這些國家的有效性。

當前源于美國而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機，不論從經濟運行層面還是從經濟制度層面來看，都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石――經濟自由（即理性人自由選擇）和市場均衡提出了挑戰。不論是以經濟人為假設的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還是以一般均衡為基礎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以及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他們的理論都認為以經濟自由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個人選擇的市場制度是最有效率的，由于理性選擇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使得市場最后會自動收斂到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場經濟真的那么完美嗎？

五、政策建議

基于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兼及西方歷史上市場自由與政府調控此消彼長的關系，表明市場自由與政府調控并不是矛盾對立的，應當采取辯證統一的態度。我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同樣面臨如何正確處理兩者關系的問題。因此，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及其相互關系的一些有益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首先，加快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能夠發揮基礎作用。我們還可以借鑒西方國家關于公平、公正、公開和誠信的市場規則，以便形成我國具有整體功能、規劃健全、統一開放、運行有序的市場體系。

其次，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提高宏觀調控的水平和質量。市場不是萬能的，當市場調節無法實現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問題時，就需要通過國家的必要干預來補充、協調和引導市場機制，做到國家干預的合理、適度和有效，既要避免干預的不足，又要防止干預的過度。

最后，國家應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中協同決策，尤其要給對外經濟的順利發展創造條件，以保障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的同時實現。

國家干預與自由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爭辯，雖此起彼伏，卻相輔相成。國家干預與自由主義的盛行都離不開特定的壞境，在不同的環境中它們按照歷史的規律發展著。但是，要想使經濟、社會更好地發展，我們就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只有讓其相互交融、互惠互利地存在，讓“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完美地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結合，才能更有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

參考文獻：

[1] 唐彬.市場還是政府.理論月刊.2006(5)．

[2] 高鴻業,劉鳳良.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4．

[3] 威廉∙布雷特,羅杰∙L∙蘭塞姆.經濟學家的學術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第8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市場自由

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政策

1．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觀點。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嚴重，為適應資產階級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又實施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弗里德曼提出貨幣供給是決定生產價值基準的因素，通貨膨脹在根本上源自于貨幣供給量的主張。貨幣供應的變動影響產量、就業和物價的變動，而且是影響這些變動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弗里德曼把通貨膨脹、失業、生產停滯、經濟波動等簡單地看作是貨幣這個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結果。哈耶克的主要理論有：（1）他認為貨幣僅僅是流通手段和計算單位，對于經濟體系的運行沒有影響，但要保持貨幣的這種性質，必須使貨幣流通總量不變。他以此來反對調節通貨以穩定經濟的政策主張；（2）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于穩定的機能。

2．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新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的政策主張主要是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主張一切經濟現象由“看不見的手”調節，一切事情要放手讓經濟主體和行為主體自己做主，自由決定；二是私有化，認為一切經濟主體都應實行私有化，產權要明晰到私人，私有制比公有制效率高；三是市場化，認為一切經濟運行都要實行市場化。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取代了原來國家管制的資本主義形式。依據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普遍實行了以下措施：（1）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允許自由市場的存在；（2）政府不再對宏觀經濟進行積極調控，追求低通脹率而非低失業率；（3）大幅削減社會福利；（4）大型企業和政府打擊、削弱工會力量，勞動市場格局改變，資方完全控制勞方；（5）商品、服務和資本在不同國家之間相對自由的流動。

二、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危機

（1）市場監管和國家干預的缺位。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沒有國家嚴密監管的金融市場是非常不穩定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一直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推進金融自由化。例如，從1982年起，美國國會先后通過《1982年加恩-圣杰曼儲蓄機構法》、《1987年公平競爭銀行法》、《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方案》，徹底廢除了大蕭條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即美國銀行法)的基本原則，將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投資行業的之間的壁壘消除，從而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管制。（2）資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金融的放松管制和資本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推動了虛擬經濟的急劇膨脹。金融資本本身并不生產利潤而只是參與利潤的再分配，由于金融資本分得的比例越來越高，而產業資本生產利潤的能力相對下降，引致更多財富投入分配性的金融市場，這將最終導致整個經濟生產的利潤總額增長放緩甚至絕對下降，脫離實體經濟基礎的虛擬經濟泡沫不斷膨脹，大大增加了金融風險，最終形成金融危機。（3）收人分配的嚴重不公。政府對收入分配的不干預政策造成了相對嚴重的貧富分化。新自由主義政策反對對勞動力市場的政府干預，主張減少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導致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停滯，造成了相對嚴重的貧富分化，GDP增長的絕大部分都進入了少數富有階層的口袋。當債務已經變得過高而無法持續下去，工薪階層難以再靠其收入進行正常借貸了，也無力償還以前的債務，就引發了危機。

三、自由主義下經濟危機的警示

（1）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一國的經濟形態其最終的財富創造者永遠是實體經濟，決定一國消費能力大小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本國國民到底擁有多少可值得消費的財富，因此如果想從根本上改變本國內需的狀況，還需從根本上增加本國的財富。（2）適當收縮政府職能，實施公共服務市場化。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完全市場化資源配置沒有達到理想中的高效運行，但也對我國的政府和公共部門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啟示。到底哪些才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不該管的，政府部門內部該如何分工，政府、社會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都是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3）金融創新必須穩步審慎推進。金融活動要加大監管力度，當金融新產品在市場上形成一定規模以后，監管當局必須重點解決由此引發的風險問題。因此，要從金融衍生品的產品設計、規則制度、投資者教育等方面做好準備，加強衍生品的金融監管，提高離岸金融監管的能力，避免場外交易、離岸交易和金融衍生品等聚集的風險吞噬整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

參考文獻

第9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

新自由主義剛開始推行時確實緩解了發達國家內部的矛盾，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各種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更加深化。經濟增長速度降低、貧富分化加劇以及世界經濟結構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后果，而這些，又成為了導致這次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基礎條件。

經濟增長減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間，全球產出的年平均增長率比黃金時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與前一個時期（1951-1980年）相比則下降了一半。據統計，1980－1998年期間，有118個國家有相關數據，其中有32個國家是負增長。

隨著金融自由化而來的，是各種投機泡沫的迅速發展。由于受到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泡沫的影響，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處于相對和絕對貧困化狀態，從而導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經濟危機。

此外，美國和歐洲、日本、中國經濟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近年來也急劇加深。最近這些年來，美國從日本、歐洲和中國大量進口，為穩定日本和歐洲的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同時也形成了巨額的外債，從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幣值的穩定是其他個人或者機構愿意借錢給美國的一個基本條件。這就形成了一個死結，美國要減少貿易赤字，就得減少從日本和歐洲的進口，而這很可能給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雪上加霜，把他們推入衰退的泥潭，這反過來又有可能加深美國自己的危機。反之，如果美國任由當前的趨勢發展，則極有可能帶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失去美元的霸權地位。但由于現在還沒有任何一種貨幣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貶值后很可能出現國際金融市場的大混亂局面。

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金融自由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近30年時間里，由于實行了嚴格的監管政策，美國沒有出現過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破產。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也不時發生。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美國金融資本的影響力逐漸增大，美國國會在80年代初通過了解除對金融行業進行嚴格管制的兩個法案，更在1999年廢止了分業經營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結果是：金融市場幾乎沒有監管、信息極不透明、欺詐成風。2002年安然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媒體都強調安然等只是幾個“壞蘋果”，只要識別出來并進行處理就行。事實上，安然等公司當時幾乎所有的做法和行為方式都是華爾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種偶然因素遇到了無法控制的困難而被拋棄而已。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暴露出來的情況再次驗證了這一點。

為了轉嫁風險，所有這些機構都試圖在獲取各種豐厚的傭金和手續費的同時把風險轉嫁到下一個買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個以次級按揭貸款為基礎的證券倒金字塔。但是，當市場上所有的機構都這樣思考和行為時，市場的參與者都既是賣方又是買方，轉移出去的風險又被轉移了回來。因而，當次貸危機爆發時，所有機構都受到了影響。在這次危機爆發后，美國當局也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出臺了33年以來最嚴厲的一個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強對金融市場的嚴格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那種體制。

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這次金融危機中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一個現象是美國私人部門的債務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之后，美國的投資一直增長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刺激消費。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為保證資本回報率，美國統治集團采納了一系列打擊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擊工會、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消費能力下降。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勞動時間的基礎上，美國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貸消費。其后果是美國家庭部門的欠債越來越多，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0%和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這種脆弱的金融狀況給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急劇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