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經濟融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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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影響篇

動力機制

“10+1”將導致東亞經濟格局的進一步調整，大珠江三角洲面臨壓力與機遇并存局面，在某種程度上壓力遠遠大于機遇。前20年的粵港澳合作形成了互惠互利的格局，這種格局導致人們今天在探討粵港澳融合時，仍過多的關注合作的利益因素，對周邊環境的變化壓力、合作的進展速度、區域內經濟社會的深層融合所帶來的放射效應并未予以足夠的關注，尤其是對粵港澳實質性合作的僵持而導致整個區域競爭實力削弱的深層及長遠影響的關注不夠。

目前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引起的經濟格局改變，已顯示出對粵港澳合作所形成不進則退的壓力。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與東盟國家在發展階段、依賴外部市場外向帶動的發展策略、產業分工方式等方面有較大的相似之處，比如新加坡在某種程度上扮演香港角色，大港口為龍頭，帶動服務業發展。相鄰地區有類似廣東的腹地，成為外發加工基地。

店廠分工明確。東亞市場開放度的擴大，2010年后東盟和中國之間進出口實現零關稅，使得香港、澳門的產品和服務進入內地相對困難，不光會被擠占貨物，同時還會擠占掉服務市場，從而將大大抑制大珠江三角洲的拓展空間，擠占已有的既得利益份額，出現國際國內兩頭受擠格局。如果在2010年之前粵港澳之間不能實現比“10+1”更緊密的合作，大珠江三角洲的整體國際競爭力必定會呈下降趨勢。

框架形式

“10+1”使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大圈套小圈的發展模式，啟示大珠江三角洲融合也可以在開放式的基礎上，按圈外有圈方式擴展外延?？砂措A梯思路，以小圈為核心，擴展區外合作，尋找新的區域合作伙伴，以各種合作方式形成更大的合作圈。尤其注重發展大珠江三角洲與臺灣的經濟合作，以臺灣的IT產業優勢作為拉動區域經濟長遠發展動力之一。大珠江三角洲可以先通過兩岸四地的沿海合作，進而推動內地整體參與的全面的四地合作。

發展方向

“10+1”貿易自由化措施啟示大珠江三角洲必須跨越一切疑慮與障礙，鎖定實質自由貿易區目標。中國和東盟快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說明深度的區域合作必須朝貿易自由化方向發展，此外別無中間路線好走。中國和東盟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一，均能如此迅速徹底地鎖定自由化目標，按照傳統的理論是難于解釋的。同時這次“10+1”的談判，在形式上進行了很大創新，有早期收獲協定，有敏感產品保護和相對落后國家的優惠等等，說明自由貿易的框架也是可以創新的。

粵港經濟合作在港澳回歸后，進展不大，主要原因是顧慮重重，人為地設置了太多的障礙。到目前為止，還缺乏一個整體合作框架，珠三角的融合還停留在自發的資源組合過程，沒有引導和組織，沒有一個整合平臺，致使出現大家都知道要加強合作，但又無從下手的局面。因為沒有框架，沒有協調機制和爭端調解機制，所以無法形成合力。

在整體性和全面性基礎上，尋找合作框架，成為新形勢下進行合作的當務之急。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粵港兩地都有學者提出建立粵港澳自由貿易區的動議。現在看來，這種建議大方向是正確的，如果粵港澳之間的不達到自貿區的密切程度，最終會失去區域競爭的優勢。可以說，深化粵港澳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說應像“10+1”的進程一樣，具有創新精神。

融合基礎

“10+1”實現了多種社會制度之間經濟的深度融合，啟示“一國兩制”是粵港澳之間經濟融合的基礎所在?！耙粐鴥芍啤被A上能否實現經濟融合，一直是爭議頗大的問題。有人認為只要談融合便會損害“一國兩制”，擔心經濟融合會導致政治體制融合。

“10+1”的建設證明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0+1”可以看作是不同制度國家之間成功合作的典范，說明制度差異不應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障礙。

從東盟的發展歷程看，原來的六國在社會制度上是一致的，后來在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四國加入以后，東盟便不在是一個由單一制度國家組成的共同體，不同社會制度經濟體之間不存在區域合作的障礙，合作的平臺是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和東盟自貿區的建設更說明這一點。

在粵港澳之間社會制度的差異將長期存在的條件下，“一國兩制”不僅不是經濟合作的障礙，相反還是合作的優勢所在。如何發揮利用這種差異性優勢，是將來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產業調整

“10+1”迫使大珠江三角洲要大大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進程。大珠江三角洲產業調整已經啟動，但進展不快，而“10+1”帶來的首先是要擺脫區域內產業同構化的壓力。從產品結構來看，珠三角和東盟均以生產勞動密集產品為主，如紡織品、家用電器和服裝等，成本接近，生產手段和效率相似。從市場結構看，出口商品國際市場分布同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主，存在廣泛的競爭性，在市場需求量一定的前提下，雙方的份額便會相互擠占。

當“10+1”達成，來自統一經濟區的產品不可能在單一市場上無限制的擴大，會加速國際市場競爭的白熱化。在“10+1”自由貿易區建設過程中，大珠江三角洲和東盟又會在中國內地新興市場上展開更激烈的撕殺。東盟之所以跟中國簽訂自貿協定，主要是看中中國內地廣闊的市場。

而在廣東的以港資為主的外發加工企業，正在爭取享受國民待遇，產品內銷國內市場。這樣以來，珠三角和東盟便有可能同時在兩個市場上成為競爭對手。競爭的壓力不光表現在制造業上，同時在服務業上。東盟部分國家，在第三產業上比較發達，功能較強，特別是新加坡將有可能給香港在各方面帶來壓力。應對競爭，首先是尋找自己的優勢，產業轉型主要是擺脫同構化，掌握主動。

企業趨向調整

“10+1”帶來的市場機遇，將改變大珠江三角洲企業的市場趨向和資金投資方向。中國東盟貿易投資自由化，實質上為大珠江三角洲的企業，打開了一扇市場、投資之門。

從產品市場結構來說，珠三角產品可以南下尋找東盟5億多人口的市場，將改變對美歐市場的單一依賴，促使產品市場結構的調整。同時帶來的是絕好的投資機會；珠三角的資金目前苦于找不到足夠的投資項目而出現滯止現象，東盟地區投資的便利化，帶來充分的投資機會，無論從資源、市場還是勞動力成本上看，均有很大的投資誘惑力，將促使資金南下成為趨勢。

縱觀廣東企業走出去戰略，之所以十多年來一直成效不大，主要是投資地選不準，而現在東盟市場的開放，將有可能使企業走出去的戰略重點可以先鎖定地理相鄰、文化相近的東盟。在投資帶動下，許多企業將向跨國公司方向發展。

策略篇

策略一

實現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在發展策略上必須認真考慮區域內資源的整合、功能重新定位問題，立足珠江，輻射華南，影響東南亞。以一體化小三角，帶動經濟大區域。使之成為南中國核心區、東亞的一個重要中心和增長極。在區域內進一步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深度合作?；浉壑g目前建立自貿區仍存在不少障礙，如廣東或珠江三角洲不是單獨關稅區和香港企業的認定問題等。

但是我們可以參照“10+1”談判的一些做法，在某些方面進行創新，如利用香港是自由港的條件，珠三角定為自由貿易的特區，將關稅口岸內移，實現實質的對接，連成粵港澳經濟區。

策略二

中間過度，先建“大珠江三角洲深度緊密經貿合作區”。小范圍先突破，采取變通。小范圍，如可以先建立深港經貿合作區，再到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再到包括整個廣東的粵港澳經濟區。所謂“粵港澳深度緊密經貿合作區”，是指在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總體趨勢下，廣東比全國領先一步和港澳實施更為靈活的措施，單獨作出更為互惠的安排，實現更深層次的產業融合。

“深度緊密經貿合作區”特色是可以參考世界自由貿易區的做法，除了不實行“零關稅協定”外，盡可能進行自由流動、自由貿易的安排。可以簽定互惠協議，可以局部關稅減讓，可以在WTO規則大原則下實行各種靈活措施。深度緊密經貿合作區是一種外松內緊的模式，它對外保持高度的開放度，各自能保持獨立性，而在內容實質上又可以達到融合的目的。

具體建設思路有三：一是局部突破，先進行小區域的實驗。比如先在深港建立類似于自由貿易區的架構。在“放開一線，管住二線”的原則下，直接把深圳特區內辟為保稅區式自由貿易區，與作為單獨關稅區的香港、澳門對接起來，在兩地率先實現人員、資金、商品、資訊上的對接。二是選擇行業突破，先在某些行業開展自由貿易。如參照日本與新加坡商談的自由貿易協議的做法，搞投資協議，而不是整體的關稅減免，主要選擇某些行業，如電子信息產業作為切入點來展開自由貿易，然后逐步擴大到其他方面。三是利用CEPA實施機遇實施專項互惠安排。主要有專項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互惠措施，對于某些有產地來源證的香港生產的產品，實行專項關稅減讓，指定在廣東市場銷售；專項投資的便利化措施，對港澳在廣東投資的企業和機構率先真正實行“國民待遇”；服務貿易的專項互惠措施，擴大金融業開放等等。

策略三

尋求比較優勢，跳出同構陷阱。實現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必須正視競爭壓力，跳出狹窄空間，進行合理的區域大布局。尋求新的產業轉移與分工模式，發展新產業，如服務業、物流業等，迅速實現區域內的產業升級、騰飛。

首先可以著手進行的是利用我國入世后服務領域開放的契機，先探討加速服務業對港澳開放具體方式與領域，粵港合作完全可以作到不受目前戒律過多約束的格局，甚至在文化產業，在傳媒合作、在教育合作上均可以放開，只是在廣東的經營必須跟其他企業一樣，遵守相關的法律，將開放和監管在性質上分開，在監管上統一。

同時利用中國與東盟兩個貿易通道之一的海上通道的發展契機，依托粵港澳港口優勢，積極探索將粵港澳構建成為中國和東盟海上貿易通道的方式與戰略。

策略四

同時抓住兩個機遇，實施西進南拓并舉的戰略?；浉郯牡陌l展應同時利用西部大開發和東盟市場開放的兩個機遇與優勢，創造大三角洲技術、資金與西部資源和東南亞市場有機結合的新模式。

西部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實現“10+1”后，非關稅壁壘的降低、區域內貿易便利化、通關程序的協調簡化等將使資金、技術和商品的流動更為便捷，我國與東盟在服務領域有較大的互補性，雙方在承包工程和勞務、旅游業、文化交流、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等方面的合作會得到有效的促進。

因此，應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勵促進珠三角產品和資金南下，形成產業合作新方式，以實現西進南拓雙重豐收。

策略五

加速加工類企業的轉型。鼓勵企業向東盟投資，力爭使我們的產業結構在整個東盟形成梯次。迅速使區內外發外加工企業轉型為享受國民待遇的一般企業，在中國與東盟零關稅之前先搶占國內市場，建立網絡優勢。同時在合作中堅持開放性，既注重內部整合，又注重不斷延伸合作區域。尤其是加強和臺灣的經濟聯系，讓臺商在大珠江三角洲扮演著重要角色，進而優化整合成兩岸四地經濟圈。

“9+2”是從粵港澳脫胎而來，反映了區域經濟成長的客觀規律。 粵港澳經濟整合的加速和實力的膨脹，出現了一種強烈的外擴沖動，需要尋找新資源、新的市場，擴展腹地。

從粵港澳產業成長的特性來說，粵港澳合作建立了龐大的外向型加工業，為了保持外銷產品的競爭力，需要有大量的原材料、人力資源和能源，只有在充足的、廉價的和高質量的要素的支持下，大珠江三角洲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得于保持。

從產業成長的規律看，粵港澳目前的一些產業、產品或生產環節，需要進行調整，部分生產外遷成必然之勢，只有騰出空間，才能進行高層次產業的引入。產業的梯度轉移，總是要尋找成本或其他環境落差大的地方。

珠三角的加工產業 大部分本來就是在國際產業的梯度轉移中承接港澳等地的轉移而來，隨著產業不斷升級，一些產業鏈必然要伸展出去。建立”泛珠三角”經濟區，可以建立產業族群成長所需要的大平臺，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密集產業的轉移，裝備制造業的配置。無論對粵港澳還是周邊省區，都是極為有利的。同時，周邊省區愿意接受其輻射。

粵港澳服務業比較優勢明顯。港澳服務業經過深圳和廣州的放大，具有強大的輻射和拉動功能。香港、深圳和廣州，由外到內組成一條服務業城市鏈，也是一條增長極疊鏈，這條鏈產生的強大的吸引力，可以帶動整個南中國的經濟增長。

粵港澳具有完善的對外通道優勢。中國各地的經濟，在國家加入WTO、CEPA和10+1等開放措施下，日益顯現外向性；無論從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看，周邊地區以至南中國各省在發展外向型經濟首先選擇大珠江三角洲作為他們急需的暢順的對外通道。根本上來說，從粵港澳擴大到泛珠三角，符合要素互補與效益最大化的共同要求。資源互補要求大范圍的資源整合?；浉郯?002年出口中，成衣和紡織品、鞋、玩具和家用電器是主要產品。

這說明其仍處在資源密集的外發加工作為產業核心的時期。大量的、穩定的、低廉的生產資源的供給，是關鍵環節。由于周邊省份具有豐富經濟資源，尤其是礦產、人力和電力資源，但缺少資金，缺少管理經驗和市場網絡，而大珠江三角洲資本雄厚，融資能力強，相互間可以充分的互補。

既然“9+2”是粵港澳經濟區的擴大，“10+1"進程對珠三角經濟進程的影響也會順理成章的影響到泛珠三角。況且泛珠三角的幾個西南省份本身就和東盟相連，處于中國與東盟陸路連接的板塊上。所以，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將對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戰略與方式產生重要影響。

“10+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也是“泛珠三角”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牽引力量。納入“泛珠三角”的周邊其他省區，都對“10+1”表示了極大關注。正采取有力措施搶抓這一戰略機遇。

對泛珠三角而言，要搶抓“10+1”的機遇，除上述和加快粵港澳融合相類似的策略外，還要關注三點：

一是要通過泛珠三角的要素整合，帶動“泛珠三角”產品和資金南下。泛珠三角省區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實現“10+1”后，非關稅壁壘的降低、區域內貿易便利化、通關程序的協調簡化等將使資金、技術和商品的流動更為便捷，泛珠三角與東盟在服務領域有較大的互補性，雙方在承包工程和勞務、旅游業、文化交流、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等方面的合作會得到有效的促進。

二是要發揮香港在“9+2”和“10+1”的對接中的獨特作用。目前香港在廣東與東盟的出口加工企業之間充當著原材料及半制成品的組織者。近年來，這部分的貿易量每年不低于100億美元，占了廣東與東盟之間的轉口貿易的六成左右。廣東通過香港與東盟的轉口貿易，或東盟通過香港進行的轉口貿易都在逐年上升。原因在于泰國、越南等國家的出口加工業近年有較大的發展，這些國家的出口加工廠將香港作為對北美、東北亞出口的理貨和分銷中心。

第2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關鍵詞 自融雪瀝青路面；目標配合比；生產配合比；用料估算

中圖分類號U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19-0150-02

1 目標配合比設計

1.1材料

集料、礦粉、瀝青采用京港澳路面養護工程料場所用的材料，融雪外加劑采用由長安大學公路科學研究院研發的瀝青路面環保型自融雪外加劑Iceguard。

1.2礦料級配設計

按照AC-13瀝青路面礦料級配范圍及自融雪瀝青混合料特點，通過反復計算、調整，確定礦料配比如下：

1.3配合比設計結論

由室內試驗結果知，采用5.5%油石比，礦料配比石屑45%，3～5mm 7%，5～10mm 21%，10～15mm 25%，礦粉2%，外加劑摻量為混合料質量的5%，各項指標均滿足《公路瀝青路面施工技術規范》（JTGF40―2004）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可以作為目標配合比使用。

2 生產配合比設計

2.1材料

集料采用京港澳路面養護工程料場按目標配合比進入拌合樓除塵篩分后得到的熱料，礦粉、瀝青采用料場提供的材料，融雪外加劑采用由長安大學公路科學研究院研發的瀝青路面環保型自融雪外加劑Iceguard。

2.2礦料級配設計

根據四種除塵集料的篩分結果，結合自融雪瀝青路面目標配合比級配，以及河南地區AC-13瀝青路面礦料級配范圍，調整得到接近目標配合比礦料級配的級配。

2.3配合比設計結論

目標配合比的設計結果為：11mm～16mm玄武巖碎石：7mm～11mm玄武巖碎石：4mm～7mm玄武巖米石：0mm～4mm石灰巖石屑：石灰巖礦粉=23.0%：17.0%：12.0%：45.0%：3.0%。最佳油石比為5.3%，融雪外加劑摻量為5.0%。各項指標均滿足《公路瀝青路面施工技術規范》（JTGF40-2004）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可供生產單位在生產上使用。

2.4拌合樓用量

生產用拌和機型號為GWL―4000型，每盤料定量為3.0t，每盤料中各倉料用量如下：

1號倉（0～4mm）：1139.6kg/盤。2號倉（11～16mm）：655.3kg/盤。3號倉（4～7mm）：370.4 kg/盤。4號倉（7～11mm）：598.3kg/盤。礦粉（石灰巖）：85.5 kg/盤。瀝青（SBS改性瀝青）：151.0kg/盤。外加劑（Iceguard）：150kg/盤（6袋）。其中瀝青采用內摻法投入，其質量記入3.0t/盤中，外加劑采用外摻法從投料口人工投入，不計入每盤計重中。

3 試驗路用料估算

試驗路擬用瀝青路面環保型自融雪外加劑Iceguard 10.6t，按自融雪外加劑的摻量為5.0%計算，所需自融雪瀝青混合料用量為222t，根據室內試驗知自融雪瀝青混合料毛體積密度為2.448g/cm3，試驗路路面上面層厚度為4cm，一個車道寬度為3.75m，計算得到自融雪瀝青路面試驗段可鋪設2267m2，可鋪設一個車道長度為604m。其中1號倉（0mm～4mm）總用量為80.5t，2號倉（11mm～16mm）總用量為46.3t，3號倉（4～7mm）總用量為26.2t，5號倉（7mm～11mm）總用量為42.3t，礦粉總用量為6t，瀝青總用量為10.7t。

4拌和注意事項

1）礦料加熱溫度一般控制在190～220℃之間，瀝青加熱控制在165～170℃之間。

2）混合料在沒有加外加劑前，拌和時間應控制35～45s范圍內，瀝青混合料拌合均勻后人工按要求用量加入外加劑，與瀝青混合料拌和時間控制在5-10s。

3）出料溫度視施工時氣溫的變化（早、中、晚，開工與收工）、攤鋪溫度、道路狀況、運距等情況決定，一般控制在170～190℃范圍內，超過195℃者廢棄。

4）瀝青混合料宜隨拌隨用，若因生產或其它原因需要貯存時，貯存時間不宜超過12h，貯存期間溫降不應超過5℃，且不得發生結合料老化、流淌以及集料顆粒離析的情況。當由于貯存而引起結合料老化、流淌、混合料溫降過大、粗細集料顆粒離析以及其它影響產品質量的情況時，應予廢棄并找出原因，及時采取糾正措施。

5）拌和初期操作手及試驗人員應觀察成品顏色、級配大致比例、拌和料溫度等情況是否滿足要求，以便采取措施改進，但拌和人員無權改變配合比。

5自融雪瀝青路面配合比設計及施工注意事項

1）當Iceguard吸水后開始潮解，顆粒表層開始變軟，逐漸深入，直至潮解完全，整個顆粒變成一個水珠，在潮解的過程中，表面始終有一層乳白色油膜包裹；潮解初期，若烘干，水分可以去除；若潮解時間較長，包裹在顆粒外層的油脂已被破壞，Iceguard基本失去作用能力。Iceguard應采用密封材料密封，放在干燥的環境下，存放鹽化物的地面應放置隔離墊，避免吸收潮氣；搬運和運輸過程中嚴禁用尖銳器物刺扎Iceguard包裝袋。

2）對Iceguard添加量的要求

普通瀝青路面的Iceguard添加劑量按重量計為5%～6%，可按照所需效果、交通流量、道路危險等級、地點的高度和長度加以調節。

3）對馬歇爾試驗空隙率的要求

馬歇爾試驗空隙率必須根據現場實際情況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調整，對于交通量較少或背陰處等路段，空隙率調整范圍在2.0%～3.0%，對于交通量較大或光線較充足的路面，空隙率調整范圍在2.5%～3.5%。由于添加Iceguard面層具有較大的抗變形能力，應把規范允許的空隙率下限作為設計的最終目標。

4）對瀝青用量的要求

添加Iceguard的瀝青混合料較沒使用該材料的混合料壓實后空隙率會增大些，故未添加Iceguard的瀝青混合料空隙率應嚴格要求控制在2.0%～3.0%，空隙率太大，將大大降低路面的使用壽命；同時由于Iceguard比表面積大且多孔，因此要根據實際情況相應的提高瀝青用量，一般情況下，比正常沒添加Iceguard材料的混合料的瀝青用量增加0.2%。

6 自融雪瀝青路面與普通瀝青路面施工區別

6.1目標配合比及生產配合比不同

施工拌合時，要嚴格按照課題組研究人員提供的配合比方案進行自融雪瀝青混合料拌制。

6.2拌合站及施工過程中各環節溫度不同

自融雪瀝青混合料相應環節溫度要比沒有添加外加劑的混合料溫度高5℃～10℃，具體溫度要求如下：

6.3混合料拌合流程不同

自融雪瀝青混合料拌制時，混合料在沒有加外加劑前，拌和時間應控制35s～45s范圍內，需要在瀝青混合料拌合均勻后人工按要求用量加入外加劑，與瀝青混合料拌和時間控制在5s～10s。

6.4攤鋪松鋪系數不同

松鋪系數初定為1.23，松鋪系數可根據現場施工情況實時調整，以達到最佳效果。

6.5碾壓成型方式不同

由于自融雪瀝青混合料比普通同類型混合料集料偏細，故施工碾壓過程中，應該增加復壓的碾壓次數，具體碾壓工藝如下：

初壓：采用13t雙輪鋼筒式壓路機以2km/h～3km/h的速度前靜后振壓三遍。

復壓：采用兩臺26t膠輪壓路機以2km/h～3km/h的速度碾壓四遍。

終壓：采用13t雙輪鋼筒式壓路機以2km/h～3km/h的速度靜壓一遍，以3km/h～6km/h靜壓一遍。

6.6碾壓機械防粘材料不同

對鋼輪可涂刷隔離劑或防粘結劑，但嚴禁刷柴油和噴水。輪胎壓路機開始碾壓階段，可適當烘烤、涂刷少量隔離劑或防粘結劑，也可在輪胎上涂層植物油，并先到高溫區碾壓使輪胎盡快升溫，嚴禁使用噴水設備。

6.7自融雪瀝青路面養護工藝不同

施工完成后的灑水處理。待自融雪瀝青路面冷卻至常溫并且混合料強度形成后，對攤鋪完成后的路面進行灑水，灑水量為第一遍控制在1kg/m2～2kg/m2；第二遍控制在3kg/m2～4kg/m2，灑水的目的是為了降低路面的活性。

7結論

通過對京港澳新鄉至鄭州段路面養護工程自融雪瀝青路面配合比設計研究，從目標配合比設計到生產配合比設計，從拌合料的用料用量到試驗路用估算全過程設計及施工拌和中應注意的事項，可以看出溫拌瀝青混合料的組成設計及施工工藝簡單、宜操作，便于在工程中的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公路瀝青路面施工技術規范JTG F40-2004.

第3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提出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就是要依托中國國情和改革中的實踐經驗，變城鄉對立為統籌城鄉發展，避免走西方國家的城市化老路?！耙惑w化”的“化”，就要“化”掉傳統小農經濟的落后生產方式，“化”掉農民固守農業生產的單一就業途徑，“化”掉城鄉之間在收入和消費上的差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經典作家曾反復強調，未來社會中，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將消失，農業工業結合和城鄉的融合將最終成為現實。因此，可以說，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是經典作家所預言的歷史趨勢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是對改造小農社會、建設現代農村經濟社會道路的全面創新。

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發展較快地區農村變革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集中起來就是：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路，通過農業產業化，創辦工商企業，發展非農產業，把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同農村經濟變革融合在一起，使農村生產力水平得以大幅提高，自身的積累和投資能力大大增強；在改造小農生產和自然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使工業化、城鎮化同促進農村全面發展融合在一起，從根本上逐漸消除城鄉間的界限。

圍繞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推進新農村建設，就是要明確地把實現“一體化”作為處理未來城鄉關系的根本要求和追求目標，作為現實中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真正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農村和農民為主要變革的領域與主體，在解放農村生產力、釋放農村發展活力中尋找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動力源泉，避免傳統城市化模式中農民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和農村不斷被邊緣化的現象；就是要把農村資源的充分利用與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農村和城鎮共同發展格局；就是要構建農村變革和城市化進程相互依存的關系，使一部分農民在依托農村而較少后顧之憂的前提下，向城市和非農產業邁進，逐步經歷由“離土不離鄉”向部分“離土離鄉”和完全“離土離鄉”的過渡，使傳統的城鄉矛盾在國家控制下逐步得到化解，避免大批失地、無業、無資農民盲目涌向城市；就是要正確把握城鎮建設、中小城市發展與大城市之間的關系，既要強化大城市對周邊區域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又要加快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形成中小城市和城鎮對大城市的支撐，避免城市空間和功能上的不合理以及小城鎮建設中的不科學現象。

圍繞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推進新農村建設，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在新農村建設中形成與這一戰略目標相銜接的完善的措施和對策。

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用城鎮化理念統領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必須瞄準城鎮化目標，加強同城市發展的有機融合。在戰略指導思想上，要以化解城鄉矛盾為重點，使農村的發展不斷靠近城鎮化目標，用“城”的定位引導和把握好同“鄉”的建設。

第4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這正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雖然這些年來，我們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改善城鄉關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城鄉差距依然較大，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和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于不利地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城鄉二元結構矛盾遠未破解。

具體表現在，一是城市建設用地規模擴張太快。二是城鄉經濟效率差距較大。目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遠低于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這表明我國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顯著高于農村，城鄉二元結構特征突出。三是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明顯。四是經濟關聯度弱。我國城市與鄉村二元經濟結構之所以明顯，同城鄉之間經濟關聯度弱、產業互動少有較大關系。城市和鄉村資源多是單向流動，沒有實現雙向、平衡的流動，工業和農業之間缺乏顯著相關性。五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文化教育資源分布和居民受教育水平影響著居民未來的就業水平和個人收入水平。就目前我國文化教育資源的分布來看，由于城鄉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城市與鄉村的教育資金投入存在著嚴重的失衡，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城鄉受教育機會不平等。六是社會保障失衡。近年來，國家注重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基本社保服務均等化建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然而，社會保障水平在城鄉之間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城鄉社會保障發展不平衡。七是生態關系問題。城市和鄉村共處于一個生態系統，鄉村污染加重的負面影響需要城市和鄉村共同承擔。

城市與鄉村關系涉及城市和鄉村兩方面，因此，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總體思路在于，繼續保持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提高城市競爭力，增強城市發展潛力；加快鄉村地區的發展，加大城市對鄉村的支持和帶動力度，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解決好城市和鄉村在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實現城鄉的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

第一，構建新型城鄉空間關系。構建新型的城鄉空間關系需要從整體著手，統籌城市與鄉村的空間布局，科學利用土地資源，完善城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合理規劃產業結構，實現城市工業與鄉村農業的融合。比如，尊重地區人文地理條件，從空間資源的整體性和經濟互動的關聯性入手，綜合謀劃城鄉的整體開發，整合土地資源，為城鄉互利發展創造空間便利；完善區域城鎮體系，促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實現協調發展。

第二，構建新型城鄉經濟關系。城市和鄉村的經濟發展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過程。構建新型城鄉經濟關系的重點是，要充分發揮城市對鄉村的輻射帶動效應、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作用，把挖掘農業自身潛力同工業反哺農業結合起來，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產品附加值，擴大農村就業，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多種形式的現代農業，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農業經濟效益；以工促農，利用城市工業的產業優勢和技術力量，對農業實施積極的產業帶動方針，激發農業經濟的內在動力，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實現農業現代化。

第5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關鍵詞：城鄉經濟 二元經濟結構 人均消費水平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影響著社會的協調發展，影響著財政體制和投資體制，導致更多的資源和優惠都偏向了城市。只有從根本上破除產生二元經濟結構的各種制度和非制度基礎，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發展城鎮化，才能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減少城市與農村之間發展的差距，促進城鄉經濟的一體化發展。當前城鄉經濟在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的瓶頸主要反應在以下幾方面：

一、農村產業結構不合理

當前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經濟主體是個體，難于形成規模，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農民種地主要是用來自給自足。即使有個別的個體參與到市場經濟中，他們的規模也較小，承擔各種風險的能力也較差；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較為落后，通信、網絡在農村的普及率較低，阻礙了信息在農村的傳遞導致了農業科技水平落實于社會發展；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不高，農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很多初中沒有畢業就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老人他們種地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他們沒有受到專門的培訓，只知道按照傳統經驗進行生產勞動，這樣的勞作效率低，更不用說讓他們參與到市場經濟中。這樣農業產業結構就自然而然地與城市化的發展拉開了距離。

二、城鎮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空間規劃和城市規劃問題；“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這些問題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而顯現出來。

（一）空間規劃和城市規劃問題

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發展有一定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擴大城市規模，沒有結合當地資源環境承受力去制定一些涉及百姓生活方面的指標。因此這樣的指標往往與實際不符。另外人口過多給城市的發展帶來了交通擁堵、水資源短缺、環境不斷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

（二）“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

一些地方的城鎮化發展就是一個攤煎餅式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城區擴張快，濫占耕地、亂設開發區。同時不合理拆遷，一味地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也造成失地農民的增多。

（三）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

目前，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務工，但他們極大一部分的就業崗位不穩定、流動性強，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完善，就使農民工更加地被邊緣化，成為城中人看不起的對象。

三、突破瓶頸的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途徑

（一）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產業化經營，實現規模經濟

1、農業結構調整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努力開發農業的潛力，重點發展高質量的特色農業，大力發展旅游生態農業，做產業鏈的加工農業以增加創匯；在無公害和綠色產品和食品上下功夫，培育出具有一定品牌的農產品；把農副產品和整個經濟社會建立密切的聯系提高其商品率和附加值。

2、繼續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家庭承包經營的確增加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是他們只是作為生產的主體，并沒有完全的成為市場主體。要想改變當前局面，使農民成為市場經濟主體，就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引導農民參與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向購銷這個體系靠近。

3、推進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實現農業規模經濟

加強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管理可以起到讓加深農產品的加工程度，質量和效益的同步提高，擴大經營規模進而促進農業向現代化方面的轉變。土地得以合理流轉到那些具備規模農業生產的人手里，就可以使農業向集約化、商品化、產銷一體化的現代農業方面轉化，進而改變之前的分散性、自給性、產銷分割和低效率的農業。

（二）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增強城市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1、增強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發揮城市的聚集優勢

城鄉一體化建設就是要使城市真正起到輻射作用，帶動鄉村的全面發展。農村可以在城市的帶動下共享管理的方法和先進的技術，也可以吸引優秀的人才來農村安家落戶，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出謀劃策。這樣城鄉的經濟差距就會逐步縮小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2、妥善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城鄉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勞動力，然而我國目前有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安置是我國城市和農村發展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他們便可以為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創造巨大的財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離不開農村的勞動力。因此中小城市要放開發展的壁壘，規劃和發展小城鎮。由于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需要的勞動力大，各種要求相對來說較低，農民很容易參與其中，這就為小城鎮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為此就要大力發展小城鎮中的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以吸納剩余勞動力。

3、加快小城鎮建設，發揮小城鎮紐帶作用

作為紐帶作用的小城鎮可以吸引城市較為先進的信息技術、管理方法向農村地區的過度。由于農村地區的經濟實體規模較小，農戶多處于較為分散的狀態，如果這些經營主體直接和城市交流，交流面會過于狹窄，程度相對不好，結果也會不太理想。因此小城鎮就可以把分散的規模較小的經濟實體聚集到一起，調節資源的配置，加快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

四、結束語

總之，在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破除有由農村產業結構和城鎮化發展引起的二元經濟結構的這個瓶頸，城鄉的融合度會更高，城鄉的聯系會更緊密，經濟一體化程度會更深。

參考文獻：

[1]吉炳軒.關于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調查與思考[J].求實，2012（1）：20-23

第6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關鍵詞：城鄉統籌 產業融合 城鄉產業分割

重慶是一個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傳統農業與工業同在、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直轄市，是中國國情的縮影。2007年6月，重慶被獲準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為重慶城鄉統籌發展提出了新的目標。圍繞這一目標，重慶市政府提出了七項重要舉措，其中之一就是要著眼于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大力推進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產業是國民經濟的組成結構，城鄉產業配置得當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探討城鄉產業的統籌發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資源有效配置，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推進城鄉產業的轉換升級和協調發展，對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統籌城鄉產業發展與統籌城鄉發展的關系

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中，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它不僅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前提和重要內容，也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突破口，還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通過統籌城鄉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村工業化、實現城鄉互動，工農良性互動，最終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二者的相互關系主要表現在：

1、統籌城鄉發展必須以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為前提。要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必須以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為基礎，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漸推進，因此發展經濟就成為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前提工作，特別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三農”問題的解決，更是要依靠城鄉經濟的發展來解決。而國民經濟是由不同的產業部門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各個產業部門發展的綜合體現，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必須以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為前提。

2、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應有之義，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城鄉產業統籌發展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推動城鎮化，縮小城鄉差別，推動和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從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二、重慶市城鄉產業發展的現狀

（一）城鄉產業發展失衡

由于特殊的體制原因和城市產業傾斜政策，重慶市長期實施“工業優先、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在產業政策上，強調工業優先；在產業空間布局上，強調把工業主要放在城市；在資金流向上，政府通過稅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等方式，把農業剩余積累由農村大量轉入城市。這種城鄉脫節的產業發展政策，致使農村二、三產業發展滯后，基礎設施薄弱，農村經濟發展與城市的差距不斷拉大，形成了嚴重分割對立、非良性互動的城鄉產業關系，主要表現在：農村經濟結構仍以傳統型為主，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程度較低。農產品仍以農戶小規模分散生產經營為主，未形成規模經濟。農產品集約化、規?；?、標準化生產程度低，市場競爭力弱。農產品市場規劃建設滯后，流通主體培育不夠，產品流通不暢。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數量少、規模小、帶動面窄，市場流通中介組織發育不充分，市場專業化服務滯后，銷售服務體系不配套。

（二）城鄉產業脫節

2007年末，重慶市人均GDP已突破2000美元，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產業結構的標準模式，我市已進入工業化的第二個階段。但是，該階段我市城鄉產業發展仍出現比較大的脫節，主要表現在：

1、三次產業內部結構協調性較差。直轄以來，全市產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總體上看產業結構層次已越過“一、二、三”和“二、一、三"”的低級狀態，形成了“二、三、一”的格局，到2007年第二產業占GDP的45.9%，第三產業占GDP的42.4%，第一產業占GDP的11.7%，但整個三次產業內部結構協調性仍然較差、結構不盡合理。一是農業糧食、生豬兩大傳統產業仍然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主要來源；二是工業傳統產業比重偏大；三是第三產業仍以傳統的商貿、餐飲、運輸服務業為主，新興產業如中介服務業、第三方物流、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等發育不足。

2、城鄉產業投資失調，政策支農不足。財政對“三農”的有效投入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不高。2004年我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1609.9億元，農業投資額僅占2.2%，而2007年全年所完成的3161.51億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為59.74億元，僅占1.9%，比起2004年還有所下降。二是金融信貸支農力度不高，農村金融服務主體缺位現象嚴重。由于國有商業銀行網點布局調整、收縮，農村信用社規模、實力有限且歷史包袱沉重，農村正規金融供給不足。金融機構減少，降低了農村地區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部分農村地區因無法獲取正規信貸，民間借貸現象突出。

（三）城鄉產業結構同構

我市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在行業和產業結構上表現出高度的同構。從產值構成上講，我市鄉村工業與建筑業、交通等第三產業在鄉村總產值中的比重與城市基本持平，這一方面使城鄉生產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造成產品生產上的簡單重復和資源的浪費和破壞；另一方面也加劇了低水平的市場競爭，使消費品市場結構性過剩不斷加劇。在產業布局上，目前已呈現出過度分散化現象，突出表現在縣級支柱產業缺位及市縣間產業鏈的缺失。城鄉產業結構趨同，產業布局不合理，嚴重影響了全市產業的發展水平和層次的提升。

三、重慶市城鄉產業分割的原因分析

1、國家初始經濟發展戰略的歷史因素導致城鄉產業分割。建國初期，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為實行趕超型的工業發展戰略，跨越以輕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優先發展重工業，國家不得不通過強化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政策的超經濟手段，靠犧牲農業利益來為工業提供原始積累。重慶與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采取以犧牲農業的利益來優先發展工業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這直接導致了城鄉產業分割。改革開放以后，又由于工農、城鄉發展不同步，使城鄉產業結構的矛盾更加尖銳。

2、國家推行的有關政策和制度框架繼續加劇城鄉產業的分割。建國以來，我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實施了“城市偏向”的分割式發展戰略，在政策和制度等許多方面存在著對農村、農業和農民的歧視，如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使城鄉交換關系長期處于不平等狀態；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過度向城市傾斜，對農村投入太少，使農村資金長期處于“貧血”狀態；嚴格的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導致了市民與農民的天生不平等；對農民的歧視性的勞動就業制度、城鄉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廣大農民享受不到國民待遇等等，這些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重市民輕農民的做法，人為地造成了嚴重的工農分割、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壁壘，阻止了正常的城鄉交流。

3、特殊的歷史因素導致城鄉產業結構矛盾突出。重慶是個重工業城市，建國建市之初所實行的服從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一系列強制性制度安排分割了工農和城鄉關系，導致了以工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發展迅速，而以傳統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發展緩慢?，F代經濟學表明：在工業行業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與農村經濟的關聯度相對最高，但我市長期走的卻是重工業發展路子，農業、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國民經濟重型化，使之連接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城市工業與農村經濟的關聯度十分薄弱。客觀上滯緩了我市城鄉產業結構矛盾的化解。

四、重慶市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的對策措施

統籌城鄉產業發展，就是指各級政府在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時，必須對城市和農村的相關產業統籌考慮，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強城鄉產業之間的聯系，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產業相互融合、良性互動、協調發展。

（一）以政府為主體、以深化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為動力推動城鄉產業統籌發展

由于我市城鄉產業分割的結構性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歷史的政策、體制因素所致，因此，現階段的統籌城鄉產業協調發展，不是市場能夠解決的，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制度創新，構建城鄉平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從而逐漸改變城鄉差距的擴大。具體如下：

1、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采用傾斜的資源配置政策，對農村發展給予扶持。

2、完善農業投融資管理體制。放寬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增加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投入，建立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采取貼息、補助、稅收等措施，發揮財政資金投入的導向作用，鼓勵社會資本積極投資開發農業和建設農村基礎設施。 3、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和創新。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通過向農戶、企業、信用社職工進行增資擴股，建立股份合作制帶社區性的地方金融機構，增大向農村貸款的資金量。建立政府財政與金融機構貸款壞賬分擔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向“三農”提供貸款，增強支農服務能力。創新農村金融組織，發展新的貸款擔保形式，推進誠信管理，探索建立各種類型的小額信貸組織。

（二）推進城鄉產業融合，優化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

統籌城鄉產業發展，必須以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為導向。產業融合發展的關鍵在于培育產業鏈、促進產業集群、扶持一體化。統籌城鄉產業發展，需要強化三次產業的內在聯系、完善

三次產業的布局，形成區域分工合理、特色優勢鮮明的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具體措施為：

1、統籌城鄉產業結構，使城市的產業布局與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合理分工，形成緊密的產業互動鏈條，由城市二三產業帶動農村二三產業，由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推動城市產業層次的提升。

2、充分利用我市人力資源豐富特別是農村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通過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有機融合，促使城鄉產業統籌發展。

3、通過農業與加工工業、服務業的互補性融合，拉長農業產業鏈，使農業生產鏈條不斷向加工、銷售、服務一體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個以市場為導向，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和規范化管理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帶動農業、加工業、服務業的一體化發展。

4、優化城鄉產業空間布局。在產業融合過程中，農業、加工業、流通服務業各個環節會在空間上形成聚集的結點。即是農業、加工業、流通貿易業合理地布局在鄉村、小城鎮、城市這一地域空間上，以產業為紐帶形成城鄉之間的有機經濟聯系，各個產業在空間上的聚集為城鎮體系的發展提供了產業支撐，使產業發展和城鎮體系建設形成良性互動的過程，促使城鎮體系和產業布局的合理化。

（三）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增強城鄉產業關聯度，推進城鄉產業協調發展

城鄉產業協調既包括城鄉產業的空間布局，又涉及城鄉功能配置問題。要在空間布局確立的基礎上，在市場范圍內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協作的城鄉功能結構。要按照大市場原則建立統一的城鄉市場，規范市場行為，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功能互補與最優配置，進而構筑城鄉產業協調發展機制。

1、加速城鄉第二產業對接。目前鄉鎮工業與城市工業在兩個不同的范疇里構筑起兩個工業體系，各自相對封閉運行，重復建設產品同構、資源浪費低水平競爭愈演愈烈。為此，當務之急是推動城鄉工業一體化。

2、新建產業要以城鄉關聯度高的產業為主。在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時，要著眼于城鄉統籌，大力發展城鄉關聯產業。要制定相關優惠政策，扶持和鼓勵社會資金投向城鄉關聯產業。特別應引導城鎮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在新建產業上，以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農用生產資料業等城鄉關聯產業為主。

3、推動城市科技、信息等產業下鄉，對下鄉產業給予政策支持。目前，農村第二產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民急需的科技、信息、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等明顯供給不足，而這些資源大都集中在城市，與農村聯系松散。所以應統籌城鄉產業發展，協調配置城市資源，大力鼓勵和引導城市相關產業下鄉，開拓農村市場，帶動農村發展。

參考文獻

[1]單鵬舉，邢海晶.城鄉統籌發展視角的產業支撐體系研究[J].成都行政學院學報，2007，(2).

[2]黃蔚.直轄市重慶城鄉和諧之路: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J].城市發展研究，2007，(3).

[3]張麗亞.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關系探討[J].農村經濟，2006，(11).

第7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關鍵詞：西安城鄉一體化路徑

城市和鄉村是兩個具有不同內涵的區域，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多差異。在我國，城市人口眾多，擁有現代化的工業，而農村單純發展農業，技術落后，同時為城市服務、為工業服務，這就形成了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的城市經濟和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村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局面。但城市和鄉村在對立與矛盾的同時，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具有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這種城鄉經濟的二元結構與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不適應。在城鄉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今天，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加強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城鄉一體化發展，是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也是逐步改變我國區域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創舉。這既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2009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了《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該規劃明確賦予西安“國際現代化大都市”地位，把西安的發展提升到全國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層面。為著力打造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必須加快推進西安城鄉一體化建設。

一、西安城鄉一體化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西安市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實力顯著增強，1978年生產總值為25.35億元，到2010年增加到3241.69億元，經濟總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西安經濟總量以年均12.1%的高速度增長，比全省平均增幅高1.7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增幅高2.3個百分點。從2001年開始，西安生產總值連續7年保持了13%以上的速度，增長速度明顯加快，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明顯增強。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西安市城鄉二元結構還較為明顯。從農村人口所占的比重看，西安市農村人口所占的比重較大。2010年全市總人口為847.41萬人，其中農業人口405.17萬人，占總人口的47.8%。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來看，西安市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較大，2010年全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22244元，而農民純收入僅為7750元，城鄉相差1.87倍。

總體上來看，隨著西安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居民的收入與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得到了改善，鄉鎮工業等有了一定的發展，說明西安市己經基本具備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物質條件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城鄉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將有利于推進國際性現代化大城市進程，有利于加速提高整個西安的城鎮化水平和小康社會建設進程。

二、西安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近年來西安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為縮小城鄉差距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但是，由于存在城鄉二元體制，導致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不斷擴大，使得西安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

1、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的是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但是，這幾年西安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在不斷擴大（見表1、表2）。從下表可以看出城鄉之間產業發展差距、收入差距基本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只有到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3.5%的漲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17.3%的漲幅。造成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差距較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還沒有完全突破，城市與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沒有建立起內在的有機聯系，致使工業發展與城市建設對農村經濟發展帶動力不強。

2、城鄉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社會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在教育、就業、住房、基礎建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農村遠遠落后于城市。城鄉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這是對農業部門的制度性歧視。二元結構體制一方面是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事實上將城鄉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農民無法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在社會保障體制方面，像教育、就業、基礎建設、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對城市和農村實行區別對待。國家每年為城鎮居民提供上千億元的各類社會保障，而農民生老病死傷殘幾乎沒有任何保障。

3、對農村的歧視性政策依然存在。長期以來，在政策上重視城市，而對農村實行歧視性政策，這種歧視性政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財政投資方面傾向于城市。像投資、教育、醫療、公共設施、社會保障等方面，占人口多數的農村被分配很少的資源。2010年全市固定資產投資3250.56億元，農村投資只有145.64億元，僅占全社會總投資的4.48%；第二，在金融政策方面偏好城市，吝嗇農村。農村金融機構從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發，給優質企業、優良行業、優良產業較多的信貸支持，導致農村的資金大多流向城市金融系統，轉貸到城市和工業，導致農村信貸支持嚴重不足；第三，由于存在工農產品剪刀差，農村創造的一部分價值被轉移到城市，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的差距，也使城鄉發展水平的差距拉大；第四，農村土地的廉征貴賣，農民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4、農村基礎設施比較薄弱。由于長期以來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足，農村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存在功能布局不合理、設施共享性差等問題。農村大多數地區能源、交通、郵電、農田水利、供水供電、商業服務、園林綠化等生產生活條件比較滯后，農業機械化水平低，現有農田水利工程大多嚴重老化；鄉鎮基礎設施如排水設施、垃圾處理等設施嚴重匱乏，造成農村居住環境差，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生活設施落后，雖然公路基本實現了村村通，但約20% 左右的行政村主干道仍然是沙石路面?；A設施不完善，影響了城市和鄉村之間資源的流通，影響了城鄉的良性互動、融合發展。

5、城鄉產業關聯性不強。當前，西安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城鄉產業關聯性不強、融合性差，沒有在城鄉之間形成相互協作、良性互動的產業關系。其原因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農村產業與以知識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為主的城市產業之間難以產生相互依存關系，進而無法形成產業集群。再加上多年來形成的思維定勢和政策慣性，認為在城市發展產業就是發展現代化工業和服務業，在農村就是加快農業產業化，這種片面思維和政策弱化了城鄉產業的關聯性，導致城鄉產業良性互動差，一體化發展難。

三、西安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城鄉一體化建設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須統籌兼顧，針對西安市城鄉一體化中存在的問題，緊密結合國內外發展實際，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有效路徑，實現城市與農村互促互動、協調發展。

1、構建城鄉互動產業格局，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核心是城鄉經濟的一體化，城鄉經濟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的基礎和前提，決定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和實現程度。城鄉經濟一體化就是加強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化合作，實現城鄉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良性互動的關系。應立足本地的資源優勢，更好的發揮城市的極化和擴散效應，使城市帶動周圍的鄉村全面發展，以工支農、以城帶鄉，發揮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用城市比較先進的技術、管理方法帶動周圍農村發展，逐步壯大農村經濟，縮小城鄉發展的差距。同時，城鎮要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探索優勢產業集約發展模式，做強特色板塊，探索區域合作聯動機制，加快融入城市群經濟圈展，探索城鄉互動發展的新路子，增強城鄉經濟發展活力。實踐中，要充分發揮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活力，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產業間自由流動，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

2、城鄉空間結構優化。城市和鄉村空間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城鄉之間發達的城市網絡、健全社會服務網絡和空間組織優化等是城鄉一體化的重要條件和標志。城鎮與鄉村作為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為促使其逐步演變成城鄉有機結合的整體，必須在本區范圍內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和人為的調整，達到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生態以及城鄉空間的融合發展。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在城市規劃觀念上是以城市為中心，空間布局不盡合理，缺乏對城鄉空間的協調安排和城鄉發展的統籌考慮，不利于城市輻射功能的發揮。而且不同區（縣）、市都有自己的規劃，相互之間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空間布局更顯混亂。因此，制定城鄉一體化空間發展戰略規劃，把空間布局和產業布局緊密結合起來，使城鄉空間演變有序進行，引導產業梯度布局和集群發展，發揮城市的輻射功能，逐步形成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相互促進、布局協調的區域空間結構，帶動中小城鎮的發展。

3、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特征。以政府為主導，公平配置公共資源，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縮小城鄉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的差距。針對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科技、公共設施等資源缺乏等現實問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不斷加大對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構建城鄉一體的公共服務平臺，努力實現城鄉社會事業均衡發展。一是完善城鄉一體的基本民生，如社會救助、就業服務、養老保障等。二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如公共文化、科學技術、公共教育、公共衛生、人口控制等。堅持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和偏遠山區傾斜，調整優化城鄉中小學布局，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確保城鄉學生平等的接受優質教育。建立城鄉醫療衛生機構協作機制，提高基層的服務能力，建立城鄉一體的醫療救助制度。加快農業科技推廣與應用；三是完善公益基礎，如公共設施、生態維護、環境保護等，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的投入，加強對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四是建立城鄉一體的公共安全制度，如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治安、國防安全等。發揮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等多方面的作用，形成基本公共服務多元提供的有效模式。

4、城鄉生態環境建設一體化。城鄉生態環境一體化發展，是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的價值趨向和理念。推進城鄉一體化，必須統籌城鄉生態環境建設，建設可持續承載的城鄉生態環境，真正做到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碧水藍天”。生態環境的質量關系到今后的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的質量越來越成為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祛碼。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關注生態環境的質量?？梢哉f，加強城鄉生態環境一體化建設，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不僅可以造福子孫后代，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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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世偉.區域城鄉一體化測度與評價模型[D].天津大學,2006

第8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關鍵詞：城市物流；農村物流；城鄉統籌；一體化；體系框架

伴隨江蘇城鄉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城鄉物資流通需求增長，物流業同樣也面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問題。城鄉物流是城鄉經濟聯系的紐帶，是構成供應鏈、價值鏈的載體和基礎，已成為城鄉經濟共同發展的“加速器”。城鄉物流一體化作為城鄉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對城鄉經濟一體化有重要支撐作用。從城鄉統籌層面考慮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既是江蘇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要求，也是江蘇“兩個率先”戰略實施的重要舉措。

一、 江蘇城鄉物流發展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江蘇區域經濟的整體持續健康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推進，江蘇城市物流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呈現良好發展態勢。很多城市把發展物流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舉措。在江蘇城市物流加速發展的同時，農村物流發展卻相對滯后。因此，江蘇物流業在實現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在結構上卻逐漸呈現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態勢，呈現出城鄉“二元”形態，影響了城鄉一體化的順利推進，礙了城市與農村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1. 農村物流基礎設施滯后。伴隨江蘇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全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為物流業提供了強大市場需求和發展機遇。2012年江蘇省社會物流總額168 567.9億元，同比增長13.6%，占全國的9.5%。省內一些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和經濟開發區，逐漸成為物流集聚的區域，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物流基地（園區）。然而，在江蘇城市物流快速發展過程中，農村物流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占全省社會物流總額比例很低。管理部門對農村地區物流、農產品物流重視程度還不夠，農村物流場站還不完善，相關運輸裝備和技術較為落后，多種運輸方式。儲運環節銜接不暢，物流標準化、信息化等方面需要進一步提高和完善。

2. 農村物流主體發展滯后。近年來，江蘇城市物流主體發展迅速，一批具有現代物流意識的物流企業快速成長，已形成了由多種所有制、不同經營規模和服務模式構成的物流企業群體。相對城市物流來說，農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低，農村物流發展緩慢。農村物流具有參與個體或組織規模小、層次低、離散型強、聯合性差、組織化程度低等特點，使得物流企業將物流網點布置在每個鎮村的難度比較大，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嚴重制約了江蘇農村物流主體的發展。此外，農村物流服務提供商資金、規模、管理、創新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他們資源整合能力不足，難以融入供應鏈全過程管理，難以適應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3. 農村物流技術水平低下。目前，江蘇農村物流體系尚不完善，服務農村物流的生產組織、流通組織和物流企業物流技術裝備水平較為落后，現代物流信息技術、裝備應用較少，物流服務質量和效益普遍較低。在商品儲存和保管方面，用于農產品冷藏設施、制冷設備不足，影響了農產品的高效流通。農村運輸、包裝、流通加工等技術發展相對落后，導致農村配送作業速度緩慢、破損率大、差錯率高。此外，農村物流信息化基礎落后，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在農村物流中幾乎為空白。

4. 農村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目前，農村物流基礎設施落后，物流渠道模式單一，流通環節過多，延長了可控物流時間，使得物流的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農村商品配送的物流成本普遍比全省平均成本高25%左右，同時貨品更新速度慢，使得農村居民難以享受到質優價廉的城市工業品與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流通環節過多，物流損耗嚴重，增加了農產品的流通成本，也使得農產品不能及時投放到城市商貿市場。目前，全省農產品物流環節的損耗平均比例是30%，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為3%、甚至更低。

5. 農村物流與城市物流對接不暢。由于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在組織形式上存在差異，兩者在組織空間、組織時間、組織結構層面存在脫節現象。一方面，農村物流是分散的，城市物流是集中的；另一方面，城市物流需求持續、穩定，而農村物流具有季節性特點，經營風險更大；此外，城市物流經營主體大多規模較大，而經營農村物流的則是供銷社機構和個體經營者，他們規模小、實力弱、技術落后。這些導致了，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組織差異性，進而造成城鄉物流對接不暢。要注重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的有機銜接，發展創新城鄉物流對接模式，密切各環節主體之間的協作，統籌安排好，保證整個物流體系和各環節的順暢。

二、 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的必要性

城市發展離不開農村的支持，農村發展也需要城市的助推，要打破目前的江蘇城鄉“二元”形態、建立城鄉一體化網絡，只有在實現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之后，才能真正起到實質作用。加快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是江蘇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經濟競爭力的戰略舉措，也是推動江蘇早日實現兩個“率先”的重要支撐。

1. 促進江蘇城鄉統籌發展的要求。城鄉一體化發展，統籌謀劃，聯動改革，是一條新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和城市痼疾的根本出路。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江蘇就提出了“以城市為中心、小城鎮為紐帶、農村為基礎，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思路；2007年，江蘇明確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為重點，大力推進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勞動就業“五個一體化”；2010年，更進一步，將城市化戰略拓展為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成為貫穿全省“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靈魂。通過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能有效推動江蘇城鄉統籌發展，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

2. 提高江蘇農業競爭力的手段。江蘇不僅是經濟強省，也是農業大省。2012年江蘇省糧食總產達674.5億斤，超過沿海廣東、福建、浙江、上海4個沿海省市糧食總產之和，繼續保持全國第4位。然而，當前農村物流發展的滯后影響著農業現代戰略的推進，也是制約江蘇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瓶頸”。通過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能暢通農產品、農資的生產流通渠道，推進農業生產與流通的組織創新，提高農產品加工、農資流通技術水平，提升江蘇農業綜合競爭力，力爭在全國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

3. 推進江蘇城鎮化發展的舉措。江蘇城鎮化必須創新發展思路，轉變發展方式，必須把化解“三農”難題作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中之重，把“減少農民、致富農民”作為新型城鎮化的戰略重點，走上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型城鎮化之路。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能推動改造江蘇中小城鎮的工業，有助于加快江蘇城鎮化發展的步伐，也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4. 提高城鄉農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能帶動農村地區物流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鄉商貿的發展，加速農村和城市雙向物資高效便捷流通，有利于形成全面融合、全域覆蓋的城鄉物流體系，適應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保障居民食品安全的需要。

三、 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體系框架設計

1. 建設目標。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是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總體目標根據江蘇城鄉物流資源狀況及城鄉一體化發展要求，基于統籌發展思路，采用現代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技術，破解城市物流與農村物流二元物流之間的分隔、分離，促進城鄉物流資源的有效整合、共享，推動城鄉物流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發揮城鄉全域物流系統的戰略協同效益，以達到物流供求的相對平衡，保障城鄉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需要，真正實現江蘇城鄉經濟共同、協調發展。

2. 總體架構。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要結合江蘇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的特點，分地區、分階段統籌規劃好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發展。一方面依托已有的城市物流基礎設施體系向農村方向擴展，另一方面大力加強農村物流設施建設，與城市物流相對接，進而促進城鄉物流網絡融合，實現物流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發揮城鄉全域物流系統的戰略協同效益，促進統籌城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提高城鄉一體化水平。

四、 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體系建設重點

1. 城鄉物流基礎設施一體化。在推進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過程中，規劃的“龍頭”作用至關重要。要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和江蘇省政府《江蘇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綱要》的要求，從宏觀性、戰略性、前瞻性高度，統籌城鄉物流發展規劃，合理布局城鄉物流網絡；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分步實施、梯度建設的原則，統籌城鄉物流發展，構建有利于推進農村物流業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引導農村物流業可持續發展；加大對農村物流基礎設施的投入，形成市級物流中心、縣級配送中心、鄉（鎮）級配送站、村級聯托運網點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物流四級聯動網絡。

2. 城鄉物流渠道一體化。由于城市與農村經濟活動分布于產供銷網絡及物流體系的不同環節中，因此，要以城鄉物流渠道一體化為紐帶，發揮城市物流對農村物流的輻射與帶動作用，將城鄉間產供銷、產加銷業務各個環節連為一個有機整體。城鄉物流渠道一體化需要重點依托聯盟或供應鏈核心企業，統籌安排好“工業品下鄉與農產品進城”雙向流動，注重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要素合理流動，加大城鄉物流資源的整合、共享和銜接，積極發展創新城鄉物流對接模式，保證整個物流體系和各個環節的順暢，促進城鄉物流之間的合理分工，實現城鄉物流暢通直達、無縫銜接。重點依托各大商貿市場和農副產品生產、加工、配送基地，完善農村物流集散體系和城市物流共同配送體系，促進城鄉物流渠道對接，形成縱橫交織、共生共榮、緊密聯系的網絡化城鄉物流服務體系。

3. 城鄉物流配送一體化。從江蘇城鄉居民生活物流需求來看，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居民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以及綠色消費理念的加快普及，將帶動電子商務、網絡購物、郵政快遞、城鄉配送等新興物流市場需求，生活性物流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因此，因此，要進一步加快農村物流網點建設，引進和發展電子商務、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現代流通方式向農村延伸，大力發展面向城鄉流通企業和消費者的社會化共同配送。深入實施“萬村千鄉市場工程”、“新農村現代流通網絡建設工程”，依托中心城市和供銷等大型綜合商貿流通企業，加快建設多層次城鄉日用消費品和農資配送中心，完善鄉村服務網點，推行連鎖經營。利用遍布城鄉的郵政網點資源，整合農資生產企業、農家店等社會資源，拓展農村郵政物流服務體系。探索建立以“物流企業為龍頭、農村客貨運站場為載體、鄉村農村物流服務站點為節點”的縣、鄉、村一體化的新農村物流網絡，加快推進農產品從產地到銷地的直銷和配送以及農資、農機、日用工業品的配送下鄉，打造便利、快捷、高效的城鄉一體化配送物流體系。

4. 城鄉交通資源一體化。交通設施是城鄉商貿發展的硬件，對城鄉空間布局、產業空間集聚的引導作用。能否加快推進城鄉物流一體化進程，關鍵在于城鄉交通的銜接程度。統一規劃干線、城市道路、鄉鎮公路等的網絡布局是城鄉物流發展的基礎性的工作，也是當前城鄉物流體系建設的主要任務。只有首先實現城鄉空間形態上的一體化，建立有效聯結城市與農村的現代綜合交通體系，才能將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體系建設統一納入物流業發展整體系統之中。城鄉交通資源一體化具體包括交通場站資源整合、交通場站優化布局、運輸方式的銜接、城鄉公共貨運與共同配送的推廣等。

5. 城鄉物流信息一體化。鼓勵和支持城鄉物流企業，廣泛采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地理信息系統（GIS）、條形碼、無線射頻（RF）等技術，構建全程可控、可溯、可視的新型物流配送體系。鼓勵有條件的批發市場、物流中心建設基于電子商務交易平臺，形成覆蓋主要城市、輻射農村的快捷、便利、暢通的智能配送體系。在中心城市引導建立一批以網絡平臺為依托、以第三方物流服務為主體，集信息、交易結算、跟蹤、信用評價等功能于一體的農產品、農資網交易中心。加快城鄉物流供需信息共享，引導物流企業發展一體化、多功能、全流程的物流業務，推廣應用VMI、JIT模式，通過城鄉全域庫存的分級、分類、集約化管理，促進城鄉庫存共享，合理調配安全庫存量，控制庫存水平，提升物流服務質量。

總體而言，當前江蘇城鄉物流“二元”狀態的存在，導致城市物流和農村物流在自我封閉、自我循環的環境里發展，使得大范圍的物流資源配置受到局限。這種發展不平衡，也阻礙了城市與農村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影響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從城鄉統籌發展、雙向流通的視角，加快構建江蘇城鄉物流一體化發展體系，分地區、分步驟、差異化推進城鄉物流基礎設施一體化、物流渠道一體化、物流配送一體化、交通資源一體化、物流信息一體化等重點工程建設，有助于江蘇城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和經濟互融，加速江蘇城鄉一體化的整體推進，保障江蘇“兩個率先”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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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課題（項目號：10EYD031）；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課題（項目號：2012-R2-5）；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加快流通領域現代化問題研究”；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號：2012SJB630006）。

第9篇：城鄉經濟融合范文

關鍵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是發展中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具體表現，而在處于工業后期的國家以及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并不存在明顯的“城市偏向”問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后發優勢”的存在暗示著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制定合適的社會經濟政策，以促進城市工業的快速發展，從而獲取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獲取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術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著“有例可援”的好處。但隨著“城市偏向”戰略的持續性實施，城市現代工業在獲得了廉價資源后卻走上了畸形發展的道路，農村經濟也陷入了惡性循環的困境，幾近崩潰?？梢哉J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偏向”戰略是一種合符理性的選擇，而結果卻與其“趕超戰略”的目標背道而馳。由此可以看出，重新審視“城市偏向”戰略，在我國追求城鄉一體化的今天，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城市偏向戰略的內涵及其背景

發展中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其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出發點，考慮到城市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產生的拉動效應，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傾向于城市現代工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如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價格政策、城鄉二元戶籍政策、財政金融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制度安排，為城市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傮w而言，“城市偏向”戰略以城市現代工業為核心，通過調整工農關系，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理解“城市偏向”戰略的關鍵。首先，農業在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但勞動生產率低下，主要原因是生產技術落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在工業落后，服務業不發達的前提下，社會經濟的發展依賴于農業生產和初級產品程度較高；其次，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最明顯的社會經濟特征，這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過程中，在政府經濟政策的干預下，長期致力于城市現代工業的發展，而農村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生產效率低下；收入水平遠低于城市工人工資；再次，農業部門存在著嚴重的隱性失業問題；最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以及國際上政治經濟地位處于非常不利的境況。由此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工業不發達、農業落后，經濟發展緩慢。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可以通過促進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以拉動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這正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后發優勢”。因此，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具有非常強烈的追趕愿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借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安排，實現快速的工業化。于是“城市偏向”戰略自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首考慮。

二、城市偏向戰略的理論基礎

在城鄉關系的研究方面，學者多在比較城市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經濟活動及其效果后認為，城市工業部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部門，而農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日益下降。如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認為，收益遞減規律支配著農業部門的生產活動，而城市工業則存在收益遞增趨勢(張杰，2007)，W?A?劉易斯(1954)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二元經濟模型對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的途徑在于現代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以不斷吸收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最終實現兩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相等，部門差別消失。費景漢和拉尼斯(1961)則進一步分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的3個階段，但也指出了農業部門的重要性，并強調只有維持兩部門的平衡發展，才能最終完成二元經濟轉化為同質經濟的目標。D?W?喬根森(1961)通過分析農業剩余與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來強調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至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部門就業的過程，M?托達羅(1969)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首先流入城市中“傳統部門”，然后再進入城市“現代部門”，在分析了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微觀機理后指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與城市就業概率的大小是影響農民是否轉移的關鍵因素。

總體而言，二元經濟模型在考慮了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報酬遞減，而城市工業部門的邊際報酬遞增等經濟屬性之后指出，為了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首先發展城市現代工業，以吸收剩余勞動力，并通過提高邊際農業生產率，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的均衡發展。由此不難看出，二元經濟模型正是“城市偏向”戰略的理論基礎，而艾伯特?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長理論對此有清晰的說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障礙就是資金不足，因而要集中有限的資金和資源，發展城市現代工業，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李廣舜，2006)。弗朗索瓦?佩魯從空間經濟研究的角度，也為“城市偏向”戰略提供了理論支持，并進一步說明了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增長極的原因(鄢洪斌、袁媛，2004)。佩魯的增長極理論認為，增長并非以等概率機會出現在各經濟地理區域，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中心城市極核上)。主要原因有：城市工業部門強烈的技術創新愿望及其擴散能力；源于創新的發展而誘致的資本聚集以及隨后的輸出；基于前兩者的作用而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并進一步產生積聚經濟效果。

考慮到城鄉經濟聯系的內在規定性，無論是二元經濟模型，還是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與佩魯的增長極理論，都在強調優先發展城市現代工業的同時，還通過創新擴散而產生的淋下效應，增加農村地區的產品購買、投資增加以及農村居民向城市的非農化轉移等，以提高農村地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消費水平，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論與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李小鍵，2002)。

約翰?弗里德曼(1966)首先基于熊彼特的創新思想建立了其空間極化理論，在意識到創新擴散后，才構建了“核心一”理論。該理論認為，核心區是具有較高創新變革能力的經濟地理區域，區則是與核心區存在著廣泛聯系的、承接創新擴散的經濟地理單元。核心區可位于空間系統的任一網絡結構上，其作用機理主要表現為：核心區通過供給系統、市場系統、行政系統來組織自己的依附區；并向區傳播創新成果；因而核心區增長的

自我強化機制有助于該空間系統的發展；而且隨著系統信息的流動，創新將溢出特定空間系統的承受范圍，誘致空間系統內次級核心區的出現，并形成新的次級區。進一步解釋核心區與區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機理的是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

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基于傳統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認為市場機制能自發調節資源配置，從而使各地區的經濟得到均衡發展。繆爾達爾認為這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事實上，長期信奉市場機制的發達國家也沒有實現地區的均衡發展(鄢洪斌、袁媛，2004)。因而建議采用動態非均衡和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來研究城鄉空間發展問題。正是在此基礎上，繆爾達爾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是繆爾達爾用來解釋城鄉經濟相互作用機理的主要概念。所謂回波效應，是指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并將導致城鄉間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而當城市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其外部經濟效益逐漸變小，經濟增長勢頭趨緩，其時生產要素將向落后地區擴散，從而有助于落后地區的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這就是擴散效應。

綜上所述，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偏向”戰略，不僅得到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支持，而且也獲得了來自于區域經濟理論以及空間經濟研究成果的強力支持。

三、關于城市偏向戰略的討論

毫不諱言，“城市偏向”戰略一方面得到了眾多發展經濟學家的支持，但同時也有學者對此持批判態度，特別是那些關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城鄉差距的學者。有學者指出，從1948年至1960年，發展中國家人均糧食產量平均增長率僅為0.6％，而1960年到1970年，降為0.1％(李廣舜，2006)。由此可以看出，這種“惟工業化”的城市偏向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固化甚至強化了城市與農村之間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擴大而非縮小了城鄉差距。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或城鄉關系都是城市偏向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馬遠軍，張小林等，2006)。

對發展中國家以現代工業為中心的“城市偏向”發展戰略的批評，首先來自于利普頓(Lipton)(景普秋、張復明，2003)。他認為，城鄉關系的惡性循環是不發達國家之所以不發達、窮人之所以窮的根本原因，并指出發展中國家城鄉關系的實質，就在于城市集團利用其自身的政治權力，通過“城市偏向”政策使社會資源更多地流向其利益所在，而農村集團只能獲得更少的發展資源。由此可以看出，城鄉差別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城市集團與農村集團利益上的矛盾與沖突，而政府的“城市偏向”戰略卻強化了兩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其結果便是農民更窮。而科布納基(Corbridge)(1988)認為，“城市偏向”的癥結在于低廉的食物價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農村的價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業的投資戰略及由此引起的鄉村地區技術的缺乏和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的落后?？紤]到利普頓并沒有從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去把握城鄉關系，因而并不同意利普頓基于城鄉政治對立的“城市偏向”分析。

與自上而下的“城市偏向”發展戰略相反，朗迪勒里(Rondiaeli)主張以農村為基礎、自下而上的發展戰略，同時強調城鄉經濟聯系的重要性(馬遠軍，張小林，2006)。這主要是因為，農業剩余產品的市場在城市，大部分的農業投入來自于城市，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釋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許多社會、醫療、教育等服務設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另外，政府應該在相對分散的一些聚居區進行戰略性投資，以便為農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發展的基本條件，同時致力于中小城市和城鎮網絡的建設和完善，以縮小城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斯多爾(stohr)和泰勒(Taylon)進一步指出，自下而上的發展應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資源的最大利用為基礎，以滿足當地居民的基本需求，而且應由下面來發起和控制(鄢洪斌，袁媛，2004)。斯多爾指出，實施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第一要務是建設和完善城鄉之間以及農村內部的交通網絡和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同時在政治上給予農村地區更高程度的社會經濟發展自，調控價格體系使之有利于農村經濟活動的開展，并鼓勵農村經濟的外向型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麥吉(McGee)(1991)從城鄉經濟變遷的角度，探討了既非城市也非鄉村的經濟地理區域Desakota區，為發展中國家改變“城市偏向”戰略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所謂Desakota，主要用以說明在亞洲大城市交通走廊地帶的農村地區所發生的、以勞動密集型工業、服務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迅速增長為特征的、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顯著的發展過程，Desakota既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但同時具有這兩種社會的特征，是城鄉兩大地理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空間形態。該研究從城鄉聯系與城鄉要素流動的角度，研究了經濟變遷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也暗示了可以通過合理的城鄉布局，來改善城鄉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可行性。

國內學者在“城市偏向”戰略方面的討論，以我國城鄉經濟的發展現狀為出發點，大多立足于我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考慮到縮小城鄉差距以及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等現實需要，調整以現代城市工業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探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實施。在中國利學院遞交的國情研究《生存與發展》(1989)以及《城市與鄉村》(1994)中均指出：傳統農業、農村與現代工業、城市之間的二元經濟結構矛盾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且尤為突出，以城市工業為發展重點的戰略帶來的是城市化滯后、現代化受阻和農村貧困化等現象(景普秋、張復明，2003)。在這種背景下，改變“城市偏向”發展戰略，實現城鄉經濟均衡發展就成為了國內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并進一步指出，應該將發展重點向農村傾斜，制定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以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但也有學者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目前實施城鄉經濟均衡發展超越了我國現階段的城鄉關系準則，因而城鄉一體化理論不能作為調整我國城鄉關系的指導思想王圣學(1996)。周加來(2001)也認為，城鄉關系演變的路徑是：鄉村孕育城市－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融合－城鄉一體，而城鄉一體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城市化的最高階段，我國現階段提出城鄉一體化設想是不切實際的。王振亮(2000)城鄉―體化稱作“新烏托邦”，認為城鄉一體化模式的本質就只能是平衡增長，而平衡增長依賴于國家制定統一的經濟發展計劃，其實質是建立壟斷，消除競爭，所以在目前沒有

實際操作的可行性。

在探討城鄉經濟關系方面，不僅有上文所述的“非均衡發展”學派，也有學者持“均衡發展”的觀點。前者以動態的結構主義方法為基礎，以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變遷為對象，而后者立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并沒有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問題，在“均衡派”學者如拉格納?納克斯、哈里斯和托達羅以及芒福德等人(景普秋，張復明，2003)看來，只要市場機制能夠運轉正常，各種生產要素在利潤的驅動下，將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進行合理的流動，因而不會出現城鄉經濟差異的現象，制定“城市偏向”戰略也就不必要了。通過分析發現，“非均衡發展”學派是“城市偏向”戰略的支持者，而“均衡發展”學派則否認“城市偏向”戰略的必要性。

四、城市偏向戰略的評價

以現代城市工業為核心的“城市偏向”戰略，之所以成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選擇，是發展中國家較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然。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強烈的發展自身經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并進而提高其國際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所展示出來的“后發優勢”，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其趕超愿望提供了支持，而更為重要的理論支持如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赫希曼的“空間極化”理論與弗朗索瓦?佩魯的“增長極”理論、約翰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論與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等，則促發了以“唯資本化”、“唯工業化”和“唯計劃化”為主要內容的“城市偏向”戰略的制定及實施。可以認為，“城市偏向”戰略是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其社會經濟條件而做出的理性選擇，也得到了理論研究成果的支持。

不可否認，雖然“城市偏向”戰略與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實相符合，具有客觀而理性的內在邏輯，但‘‘城市偏向”戰略的實施過程及其實施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在考察了城鄉關系后，極力主張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區域統一體，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但劉易斯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沒有考慮到農業部門的發展。費景漢和拉尼斯也只是從保證工業部門擴張的角度闡述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在這一模式中，農業部門始終處于附屬地位，農業只是一個向現代工業提供資本積累和輸送勞動力的被動部門(楊立新、蔡玉勝，2007)。也有學者反其道而行之，如改進后的托達羅模型，不是把農業和農村作為工業化的一個工具，而是視為發展目標。并指出，實現二元經濟結構轉換不是依靠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而是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但模型對現代工業部門增加就業的結果持消極態度，也沒有揭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對于改造傳統農業的重要意義。這種或單獨強調工業，或單獨強調農業，都不是“城市偏向”戰略的應有之義。從經濟聯系的角度看，城市(工業)與鄉村(農業)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空間經濟系統，割裂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片面強調工業或農業，都將不利于城市和鄉村經濟的良性互動及發展，勢必導致發展中國家讓會經濟的畸形發展。而事實上，“城市偏向”戰略是在充分考慮城鄉經濟聯系的基礎上而制定的，否則就不會有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后的城鄉經濟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