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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圖書情報學 研究方法 假設檢驗 實證研究 規范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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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吸引外資和對外貿易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種種新的經濟現象不斷出現,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這兩項不可分割的經濟活動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不僅為決策者提供了可靠合理和操作性強的對策建議,同時富有科學性、學術性、時代性,為該領域的學術研究開拓新的空間,提供新的素材。它的系統研究有以下特點:
第一,視角獨特,立論新穎。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會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盡述。該書選取并緊緊圍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這一主線,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作了深入探究。在理論層面上,作者深入研究了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競爭力提升、外貿方式轉變及其出口增長的作用機理;在實證層面上,分析驗證了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內資企業出口擴張、我國外貿競爭力和外貿方式優化之間的關聯度。
第二,邏輯清晰,表述系統。
首先,作者對國內外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基礎上明確該書的研究計劃。其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和我國對外貿易的特征進行了歸納,為后續研究作了鋪墊。接著作者重點研究了:(1)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內資企業的出口溢出效應。構建了外商投資企業影響我國內資企業出口傾向的計量模型,并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協整檢驗得出了基本結論,為長短期對策提供理論依據;(2)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包括我國外貿競爭力的現狀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影響的理論分析,以及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3)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方式的影響。通過計量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并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類型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得出比較結論。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政策建議,并指出今后有待研究的問題。
第三,方法多樣,科學嚴謹。
從宏觀角度上,該書采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具體方法上來講,該書最令人矚目的是大量采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工具進行實證研究,如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協整檢驗、面板數據模型等。空洞的理論往往不易讓人接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而計量方法的使用能顯著增強觀點的說服力,增強了科學性和實證性。
可見,我國學者所說的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具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其一,都是強調對法律現象作經驗的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借鑒使用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上的個案觀察、實地與問卷調查、實驗等技術方法。正因為其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性,其所作的研究往往針對個別現象或問題,而非針對整個法體系。其二,都強調此種研究方法與傳統法學研究方法不同,是改造法學傳統研究模式的一種方式;而作為被改造對象的傳統法學研究方法,除了法哲學、法理學等抽象思辨性方法外,主要是指“規范學”或“法律解釋學和規范法學”,也即通常所說之法教義學。于此,產生一意義重大之問題:上述實證研究方法與法教義學在民法研究中各自的定位與關系如何?
從研究對象上看,法教義學是一種針對現行法的理論。此處所謂現行法,就大陸法系國家而言,主要是制定法,但實際上也可能包括甚至更為側重法官法。
法教義學之任務主要在于揭示現行法規范整體之內容與關聯,包括:(1)闡釋對于現行法至關重要的基本價值、基本原理、基本規則與問題解決方案,既包括制定法所規定的、可以通過解釋而獲得的原則或規則等,也包括公認的、司法與法學必須為制定法規則所添補的原則或規則等。對此,法教義學主要是以個案檢驗的方式,依據不同的個案以及個案所提供的經驗來調整概念、建構規則。(2)由于法秩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逐漸增長,逐漸復雜混亂、不無抵牾矛盾之處,因此必須以理性的說服力并訴諸于公認的基本價值(價值信念)來解釋、協調現行法,力圖使法秩序成為一個無矛盾的統一體。以此而言,法教義學是法秩序的內在體系在學術上的體現。法秩序之體系對于概念之解釋和具體規則之建構又具有指引性的意義。因此法教義學之核心任務,是由法學與司法對現行法作體系化的闡述、加工與續造,在具體的、現實存在的法規范之關聯中去發現其體系,以把握相應領域法律規則之整體,最終以此種方式洞察法秩序之結構,對法作“概念―體系”上的貫穿。因此,法教義學的思維方法被等同于體系方法,體系方法在法教義學中占有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成文法系精巧復雜的法典結構必然要求各法條、對各問題的解決方案之間不會發生邏輯和價值上的矛盾,否則會有法律適用上的混亂與困難。
就其與法解釋之關系而言,法教義學是法解釋的任務,也是法解釋的產物。就其與法政策之關系而言,法政策是一種需要通過國家制定、貫徹規范來實現的政治決斷,任何法律規范都屬于以規范形式固化下來的法政策。一方面,法教義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此種固化后的法政策,因此至少間接地構成了法政策的產物;另一方面,法教義學又必然受到法政策所包含的價值的影響,也要對法政策上目標的實現負責,因此構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秩序的內在法律骨架,將此種秩序或法政策保存于其中。
此外,對于法律實務,教義學具有如下功能:(1)整理與體系化之功能。(2)穩定功能:一旦被認可為“有效”,則可保證就同樣案件作同樣之裁判。(3)減負功能:教義學提供公認的解決模式,若無教義學之存在,則每次都必須考慮一切可能的解決模式。(4)禁止否定功能:不能無理由地、未經理性論證地否定。若要在實務中作出不同于教義學之裁判,則必須給出“更優之論證”。(5)法律適用上之拘束與革新功能:一方面限制了法律家處理法律文本之自由,對于法律適用與法之續造具有拘束效力;另一方面也通過法解釋和續造使法秩序具有彈性。(6)批判與續造功能:重新檢驗舊的解決模式,提出新的方案。
正因為法教義學之體系性,使其具有體系限定性,即僅關注體系內部之論證、體系內部之自我批判,對體系外之因素或考量僅具有有限開放性。易言之,任何超出現行法規范本身的價值、倫理、效率、實施效果等考量,均為體系外之因素或考量,上述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即為其適例。而此種體系外考量只能通過兩種限定的渠道方能進入法體系:(1)通過影響法政策進而影響立法,但對此尤須注重體系之融合、協調。比如在借鑒外來的法律制度(如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制度等)時,不能徑直決定采用,而是只能以之為立法變動之誘因,只有在經檢驗確保其不會導致體系上之割裂或漏洞后,才能成為實證法所采納的制度。(2)以民法中的一般條款(比如誠實信用、公共秩序等)為媒介,轉化為體系內之考量,進而影響司法。
另一方面,上述法律實證研究方法作為體系外之考量,卻能在體系外檢驗體系之效果,起到發現問題、指出方向、明確價值的作用,從而能夠間接地影響法教義學及其所建構之法體系。此種作用在體系因成熟、固化而日益純粹技術化、僵化之國家或時代尤為重要,耶林、海克之利益法學即為其顯例。
但在體系不成熟、尚未趨于精致細密的法制落后國家,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卻因其針對個別問題的、點對點的零碎研究方式,無法擔負起法律體系建構與融合的任務,相反,其只能為法教義學提供體系建構、融合之素材,進而由法教義學來完成體系化之重任。在此階段,作為使民法學科學化、精密化、走向成熟的主要方法,法教義學往往受到特別之重視。
當前,會計理論研究中存在著兩種主要方法——規范法和實證法。我國傳統的會計理論研究一直是規范法一統天下,并以會計基本理論的研究為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介紹和引進西方會計理論。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的實證會計理論逐漸引起了我國會計學術界的關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我國的會計研究人員也開始嘗試用實證方法研究會計理論。隨著實證研究的興起,會計研究中規范法和實證法并存的格局在我國已經開始形成,會計應用理論研究也逐步成為主流。實證會計研究的引入引起了人們對會計理論研究方法論的關注,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如何選用恰當的研究方法,以及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關系到底如何等。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兩個主要問題。
一、會計理論研究方法
主持人:會計基本理論重要但抽象,對會計實踐的指導比較間接;而會計應用理論具體并能直接指導準則的制定,兩者相得益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談到會計理論,就必然涉及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比起會計科學的原理和得出的結論,方法是一種更為本質的東西。
王華(暨南大學會計系教授、博導):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打個通俗的比喻,中國菜講究色、香、味、型,這樣,就離不開調味品。平時,我們做過菜的都有體會,基本的調料,一樣都不能缺。但并不是有了調料,人人都能成廚師,更重要的是掌握烹制方法,只有熟悉不同菜式的烹飪程序,火候掌握到位,調味品的使用恰到好處,還有刀工、配料等等,才能做出美味佳肴。所以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方法就等于沒有渡河之舟,有再好的想法也無法到達希望的彼岸。
任春艷(廈門大學會計系博士研究生):會計研究方法對會計理論具有重要作用,掌握并且自覺地運用研究方法,有助于會計理論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取得。追溯會計發展歷史,會計理論的歷次重大突破,無不源于采取正確的、新的研究方法。
會計理論研究方法體系應當包括方法論與具體研究方法。哲學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哲學基礎,同時,西方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成分也應當為我所用,它可以看作是在新的環境條件下對哲學作出了合理的拓展,提供了一種看問題的新視角。例如實證會計理論,其方法論來源就是批判理性主義。對于會計的具體研究方法,當前普遍將其劃分為規范法和實證法兩個方法體系,即在基本理論研究方面,較多地使用了規范的方法,而在應用理論方法,則使用實證法的較多。
事實上,由于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會計研究方法與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會計研究廣泛吸收了各種適用于會計研究的方法,如經濟學方法、系統論方法、數學方法、行為科學方法、倫理學方法等。
王華:方法的訓練與運用,不僅對科學理論研究有用,而且對每一個人來說,可以說是受用終生。實際上,方法的訓練,從人一生下來就開始了,一直到一個人生命的終止。方法對人的行為、思維的影響時時處處都存在,但又是潤物無聲的、無形的、潛意識的。人的一輩子都在學習方法,一輩子都在運用方法。方法是表示沿著某種道路進行的意識,也就是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觀念、思維、指南、措施、步驟等手段的總和。它既包括我們處理某一問題所采取的具體方法,以及我們面臨某一特定情況所運用的系統知識;同時還包括我們形成一種理論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我們認識整個世界、人生的哲學觀念。因此,方法的概念是結構性的、分層次的,即方法分為解決具體問題的手段、處理某一特定領域問題的學科知識指南、形成一門學問的理論研究方法、認識世界及人生的思想觀念等。而其中,解決具體問題的手段是步驟性的,學科知識是指南性的,理論研究方法是思維性的,哲學是觀念性的。
由此可見,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對從事會計研究不僅重要,而且必要,它是進入會計研究領域的第一道門坎。前面我也提到,方法的學習是一輩子的事,不是一、二門課就能徹底解決的,需要在長期的科研實踐活動中不斷學習、掌握、運用。
主持人:剛才兩位談到了方法的重要和方法體系,研究中的邏輯方法一般分為歸納與演繹兩種,就此內容請大家談一談。
石本仁(暨南大學會計系教授、博士):我認為在研究方法中要注意三個問題,這和理論的形成主要涉及的三對范疇緊密相關,即:一是歸納和演繹;二是實證和規范;三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第一對范疇是回答理論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對范疇是解決形成什么樣的理論;第三對范疇是處理理論形成的理性和價值選擇問題。
“范式”的形成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它是由美國科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的。但卻沒有明確的定義,他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學共同體和外部自然之間的,有一定層次、結構和功能的獨立系統的思想。按照陳向明的解讀,“范式”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科學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因此,可以把范式理解為某一領域中研究者所遵守的具有凝聚力和組織力的并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研究成就的科學研究規則、典型或模型。它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遵守它的研究者;二是一套規則、典范;三是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有了這三個構件,便可構成一個范式。
教育研究作為一門具體科學,它的研究范式是指教育科學的研究群體對本群體所從事的教育研究活動的基本規范和結構式的框架的共同認識。
教育研究范式的歷史演變
在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存在著三種研究方式,即哲學研究范式、定量研究范式、定性研究范式,它們分別對應著人類認識發展的不同時期,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論取向,實現著不同的理論建構方式。
(一)哲學研究范式
哲學研究范式是最古老的一種研究范式,它是以哲學思辨的方式,對教育現象進行思考,并著重于依據一定的哲學觀勾畫教育的理想或應然狀態。哲學研究范式對教育的把握,有兩種不同的途徑:一是從某種特定的哲學觀點出發,演繹出相應的教育思想;二是從個別的教育問題入手,上溯至某種哲學框架,從而建構教育理念的框架。但無論哪種途徑,它們思考的一般都是教育的目的、價值、規范等有終極意義的問題,試圖從根本上把握教育的總體畫面。
盡管在定量研究盛極一時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仍產生了進步主義教育、要素主義教育等哲學研究范式下的教育理論,但是傳統的哲學范式仍有兩個極大的缺陷。第一,單一化的終極價值取向。第二,容易流于哲學本身所容易犯的虛玄而脫離教育實際。正是因為哲學范式的自身的這些缺陷,所以,隨著自然科學的節節勝利和實證主義哲學的興起,這一研究范式逐漸為一些人所鄙棄。而以“科學”為承諾的定量研究范式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青睞。
(二)定量研究范式
定量研究范式亦即實證研究范式,是以教育事實為研究對象,借助數學工具,以求發現教育規律的研究范式。與哲學范式相比,它“不是根據一定的理想和規范去考察教育,而是對教育事實做客觀的、無價值的記載、解釋,探究各種事實相互間的規律關系”。這種研究范式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和認識背景。
實證研究范式的廣泛運用,使教育研究從最初哲學思辨的研究范式中矯枉過正,走到了科學主義的極端。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對教育現象量化的同時,也失去了有價值的信息,無法透視現象背后蘊含的本質;其次,一味強調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大量移植,使教育研究喪失了自身的特性;第三,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應用還處于較低層次的生搬硬套上,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但它在教育科學研究方法的科學化道路上大大地邁進了一步。這一切引起了人們的反思、批判,為克服這些弊端,從定量研究范式向定性研究范式的轉換勢所必然。
(三)定性研究范式
定性研究范式亦稱質的研究范式,是崛起于20世紀中期的一種研究范式。它是從對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中,作為對定量研究范式的糾正而成長起來的,因此,理解定性研究范式離不開對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所以有學者將定性研究范式統稱為人本主義研究范式。胡森認為,教育研究的人本主義范式至少有三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德國的文化哲學家狄爾泰的精神科學,認為“理解”構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學“解釋”的人文科學獨特的方法論的核心。第二個來源是胡塞爾的“現象哲學”,不僅把理解當作一種思維方式,而且是一種存在方式。第三個來源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哲學,認為教育研究不應只注重教育事實的描述、解釋、預測與檢驗,而忽略了對教育事實及其社會條件的批判。
總之,定性研究范式是在批判實證研究范式在社會人文科學研究中的局限的基礎上提出的,但在批判實證研究范式缺陷的同時,卻也丟棄了實證研究范式的精華部分,仍帶有極大的局限性:第一,對“當事人”意義解釋的過分注重勢必導致相對主義;第二,由于研究者本人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因而,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直接受到研究者個人品質的制約。與實證研究范式的注重事實世界相反,它表達的是對價值世界的關注,但兩者都是以事實與價值分離為前提的,因此,對每一種范式的片面推崇都是不足取的。
教育研究范式的整合
針對我國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除了加強對各種類型范式的理解、掌握和運用,還應在教育研究中體現出各種研究范式之間的整合。整合,有時也稱綜合或融合,從深層意義上講,都代表了一種更高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辯證性、綜合性等優點。
(一)科學和人文相結合
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構成了現代教育思想的時代精神,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遵循了一般的“合、分、更高級的合”的規律。因此,在研究中應當體現出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價值取向。
第一,要分別加強教育科學研究和人文研究,追求自己應有的品質。科學以追求精確性、客觀性、邏輯的嚴密性等為基本特征,其具體方法主要有觀察法、實驗法、統計法、調查法等。教育經驗的客觀性盡管沒有自然事實的客觀性強,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運用科學方法進行量化研究,尋找因果關系。教育過程中的事實層面,如客觀物質條件,學生的身心發展 水平以及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等,只能用教育科學研究來加以認識。人文范式研究主要通過思辨、直覺、體驗等方式來追問人生的意義,不斷提高人的生命境界,它具有個體性、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因而人文范式研究應針對教育活動中的價值層面,力圖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教育事實背后的價值底蘊,從而為實踐主體指明行進的方向。
第二,要注重教育科學范式和人文范式之間的互動和對話,防止將兩者對立起來。所謂互動和對話,就是指在進行教育科學研究時始終要自覺地進行價值上的認識,并以哲學研究成果為指導,使教育科學研究的整個過程從對象的確立到結果的分析都奠基于明晰的價值標準之上,這樣的科學探討才是富有成效的。同樣,人文研究范式也要密切關注教育科學所提供的事實依據,從事實出發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這樣才能不失之武斷或流于空想,對意義的追求才具有實際意義。
(二)歷史與邏輯相結合
教育研究中存在著歷史與邏輯相脫離的現象:有的缺乏歷史意識,有的一味挖掘教育歷史材料,忽視教育歷史的邏輯必然性等。教育學研究中把握二者的結合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從充分發展的教育現實形態出發。對教育研究中的各種問題,都要從發展著的教育現實形態出發。只有占有了這些充分發展了的具體,才能通過概念、判斷和推理等邏輯形式把握事物的整體過程,這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基本要求。
第二,既研究教育現實的邏輯聯系,又研究教育現實的形成歷史。融同時態和歷時態為一體,理論思維的邏輯進程既要展現對象的邏輯制約關系,又要展現對象的形態歷史。只有邏輯聯系或者只有形成歷史,都是不能全面深刻理解事物的。
第三,把握教育這一社會事物整體中的支配關系。要把握教育整體中的支配關系,找到教育整體中的邏輯聯系。以此為綱,統攝教育整體中的一切因素,研究由這個支配關系所規定的各種具體從屬的東西。
(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教育研究范式要從實踐出發,并走向教育實踐,這是教育研究范式整合的最高境界。
關鍵詞:DEA;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3000803
1引言
醫藥行業關系國計民生,是國家重點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當前,我國醫藥企業面臨市場需求快速增長的戰略機遇與研發創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現實困難,迫切需要依托研發創新以推動我國醫藥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而研發資源是研發創新活動的物質基礎,是進行新藥創制和技術改造的前提。所以,積極進行醫藥研發資源的配置效率評價研究,將有助于優化醫藥研發資源配置,促進資源的開放共享和綜合利用,支撐醫藥科技管理決策,提高醫藥研發創新能力,促進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
2研究現狀
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就是基于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比較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使用價值和效率,進而做出選擇的過程。目前對于資源配置評價的研究主要從投入和產出的關系上進行評價,研究的思路一般為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實證研究以分析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從而評價各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
資源配置評價研究根據研究對象、目標和重點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各有側重。資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面板數據分析法(例如:李建華、劉玲利的《我國區域研發資源配置效率測度實證研究》)、DEA(數據包絡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如:藍天立,楊志江等的《廣西科技投入與科技產出的灰色關聯優勢分析》)、BSC法(Balance Score Card,平衡計分卡法,如:徐建中,關守成的《基于 BSC 的企業信息資源配置效率評價》)、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等。由于DEA分析方法既可以對截面數據(如:崔棟的《我國區域科技資源配置評價及優化研究》),也可以對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如:黃宇、王曉軍等的《城市科技資源配置體系的構建與評價——杭州實證研究》),以及具備不受評價指標量綱的限制、同時處理多輸入變量與輸出變量問題等優點,所以應用最為廣泛。資源配置的研究對象范圍比較廣泛,在各種領域、地域、行業上都有體現,但是細分到醫藥研發資源領域配置效率評價的研究卻非常少。
3基于DEA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模型
(1)DEA方法與評價步驟介紹。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稱數據包絡分析,它是一種相對效率評價方法,最初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提出,目前常被作為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應用于管理科學和系統工程等領域。DEA模型主要有兩種模式,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為規模報酬不變模型,主要用于綜合效率評價,而BCC 為規模報酬可變模型,主要用于技術效率評價。DEA效率評價的主要思路與步驟為:確定評價對象選擇決策單元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選擇DEA模型并進行評價輸出結果。
(2)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評價模型構建。
區域醫藥研發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其實質是提高醫藥研發資源的利用率。因此,可以通過醫藥研發資源利用效率評價的方法來分析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配置情況。
醫藥研發資源利用效率=醫藥研發活動成果(產出)/醫藥研發資源消耗(投入)。
所謂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實現各種醫藥研發投入要素的最佳組合,可以將中國區域醫藥研發系統(同一時間的不同區域的指標數值)看成是DEA方法中的一個決策單元,它具有特定的輸入變量和輸出變量,在將輸入變量轉化為輸出變量的過程中,努力實現系統優化的目標——提高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采用DEA方法及模型可以評價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的效率,同時在評價的基礎上,還可以為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進一步的信息。
4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
只有按照系統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動態性的原則選取評價指標,才能保證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結果的全面、客觀和準確。雖然,醫藥研發資源涵蓋了醫藥研發活動中所需要投入的人、財、物等各種要素,但是不管是物力資源,還是信息資源等,這些都可以由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來反應,也就是說,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是研發活動中最為重要和基本的資源,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和意義。基于此,本文主要從醫藥研發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方面選擇指標進行運算分析,具體指標選擇如下:
醫藥研發投入指標:醫藥研發活動人員數、醫藥研究人員數、醫藥研發經費支出額、醫藥研發費用占醫藥制造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
醫藥研發產出指標:醫藥專利申請數、醫藥新產品產值、醫藥新產品出口額。
根據上述指標,構建我國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
圖1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5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投入、產出的原始數據
本文選擇了2011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藥學年鑒》中31個省、市、自治區的醫藥研發資源投入產出相關指標的數據進行DEA評價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的相對有效性。具體方法為:以前文建立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為依據,選取的輸入指標為:X1醫藥R&D活動人員數(人)、X2醫藥研究人員數(人)、X3醫藥研發經費支出額(萬元)、X4醫藥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選取的輸出指標為:Y1專利申請數(項)、Y2新產品產值(萬元)、Y3新產品出口額(萬元)。各評價指標原始數據如表1:
【關鍵詞】認知理據多義詞習得
一.研究背景
英語詞匯普遍存在一詞多義現象,由于受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影響,多義詞的習得對外語學習者來說,一直是一大難題。多義詞義項之間的關系被看成是無理可據,缺乏系統的(Csabi, 2004;Tyler&Evans,2004;Tyler,2008)。對于多義詞的習得,傳統詞匯教學多要求學習者死記硬背各個義項或鼓勵他們根據語境去推測義項。然而,死記硬背耗時、低效;語境推測也不十分有效,且不能提高長期記憶(Mondria & Wit-Boer, 1991; Laufer, 1997)。
隨著認知語言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多義詞的語義是有系統的語義網絡,其義項之間通過隱喻、轉喻、概括化、意象圖式轉換等認知原則而相互聯系。目前國內外對詞匯多義性的研究以思辨性研究為主,實證研究偏少;以探討單個理論在多義詞學習和教學中的應用為主,缺乏多義詞習得模式的系統研究,鑒于此,本研究以認知語言學的隱喻,轉喻、意象圖式和原型范疇理論為基礎,嘗試構建多義詞習得的認知模式,旨在探索培養學生詞匯習得能力的有效途徑。
二. 研究設計
1) 研究目的與設計
該研究的目的是在認知視角下構建英語多義詞教學的新模式,通過對新的詞匯教學模式的構建,旨在探索提高學習者詞匯習得能力的有效途徑。
本研究擬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采取定量的方法,制定多義詞習得問卷,調查學習者多義詞義項系統習得的狀況,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和遇到的困難,在認知語言學相關理論的框架下,構建多義詞教學的新模式。第二階段: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將該模式應用到學習者多義詞習得的實踐中,進行實證研究,測試該模式在多義詞習得實踐中的效果。
2) 研究問題與假設
研究問題:基于認知視角的詞匯教學模式能否促進學習者詞匯習的能力的提高。
研究假設:新的詞匯教學模式能夠提高學習者詞匯習得能力。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我校59名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班級的英語專業大二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這些學生是從英語專業2012級四個教學班隨機挑選的。他們被選作研究對象,因為 他們同屬一個年級,語言水平相當,已有一年多的大學學習經歷,較大一新生對詞匯學習的策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和掌握,且人數相近(一個班30人,一個班29)。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有兩個,一是多義詞習得調查問卷,內容涉及:學習者在多義詞習得過程中所使用的具體方法和策略;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是否了解多義詞義項聯系的認知理據。另一個是用來測試學生對詞匯掌握情況的試題,測試的分數全部輸入spss數據庫,運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處理。
3) 研究資料
本研究的資料主要通過以下兩種途徑獲得的:一、用于調查學生多義詞習得狀況的問卷;二、用于測試學生對詞匯掌握情況的試題。
4)研究過程
首先對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獲取有關詞匯習得狀況的信息,分析其詞匯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遇到的困難;然后,構建認知視角下詞匯教學的新模式;由筆者分別分別對實驗班和控制班采取不同講授方法,最后對新的詞匯教學模式進行效果測試。對測試的結果運用spass進行處理。
四.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問卷調查結果
問卷調查主要獲取學生在多義詞習得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策略,及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問卷采取無記名的形式,共有20個選擇題,和一個開放式題目組成,每個小題,選擇題要求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期中最符合的一項,開放式題目主要用來獲取學生在詞匯學習的時候期待從老師那里獲得怎樣的期待。問卷調查對象分別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兩個班的學生,發下59份,回收57份。
調查結果顯示54%的學生在學習多義詞的時候多靠反復背誦來記憶多義詞的各個義項,32%的學生表示經常通過語境來推測多義詞的特定含義,9%的學生通過聯想把多義詞各個義項連接起來,5%的學生表示通過核心義項來理解其他義項,而不刻意去反復記憶。而他們認為的最有效的多義詞學習方法和他們在多義詞的學習過程中所用的方法基本一致,他們在學習多義詞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多義詞義項比較多,記憶起來有困難,而且如果不經常使用常常又會忘記,費時低效。對是否了解多義詞聯系的認知理據的調查顯示,有少數同學認為多義詞義項之間是有聯系的,至于具體如何聯系起來的并不清楚。對于老師的期待,只有部分同學答了該部分,從現有的答案看,學生期待老師能用合適的方法幫他們提高多義詞習得的效果。
4.2 實驗結果
本實驗在筆者的正常上課時間進行,筆者所帶課程為英語詞匯學,在學習第六章有關一詞多義的時候,筆者對實驗班采取認知教學法,詳細分析和解釋了目標詞義項之間的聯系和認知理據,并通過舉例聯系讓學生共同討論分析多義詞義項之間的聯系,然后以練習的形式,考查學生對目標詞在不同的語境下意義的掌握情況,期中有翻譯和選擇兩種形式,最后讓學生上交練習。筆者在控制班上課的時候,只對目標詞簡單講解各義項的意義,然后輔以例句,并未對多義詞義項之間的聯系作過多的分析和講解。之后,讓學生做同樣的練習,最后回收練習。
實驗后,筆者對兩個班的習題進行了評定,對翻譯部分的評分標準是學生能準確翻譯出目標詞的義項即為正確,對其他詞語和句子的翻譯是否正確忽略不計,每題設定兩分。實驗班和控制班的spass(11.5)數據分析結果如下:
如表所示,實驗班的平均(87.52)得分要高于控制班(81.26),兩班成績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差異(t=6.793,p=.000
當然,本實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樣本較少,用于測試的目標詞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試驗是在針對目標詞隨后進行的測試,只能說明基于認知的詞匯教學方法有助于學生對多義詞短時習得,而對多義詞長時習得狀況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并未進行這方面的實驗,因此,未來的研究中還應進一步深入。
結語
本研究通過問卷對學生多義詞習得狀況的調查發現,多數同學對多義詞的習得采取死記硬背和語境推測的學習方法和策略,多義詞習得的過程中,學生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提高多義詞習得的效率。實驗數據表明,基于認知的詞匯學習方法,優于機械重復的方法,對多義詞義項聯系的認知理據的了解和掌握,有助于提高學生多義詞習得的效果和詞匯產出能力。因此,在進行多義詞教學的時候,英語教師應著重分析詞匯義項之間聯系的認知理解,使學生掌握這種方法,從而提高他們的詞匯習得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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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自2007年以來,國內債券市場迅速擴容,其中信用產品發展更為迅速。截至2009年8月末,在中國債券登記公司托管的短期融資券(以下簡稱短融或CP)、中期票據及企業公司債等信用產品總額1.94萬億元,是2006年末的3.5倍,占債券總托管量的比例也由2006年末的5.95%提升到11.99%。在信用產品迅速擴容的背景下,作為信用產品一級市場發行和二級市場交易的重要定價依據,信用利差受到了投資者廣泛的關注。
國外對信用利差的研究較多,對信用利差來源的研究多基于Merton(1976)開創的結構化模型。目前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信用利差由預期違約損失、稅收因素、流動性因素和系統性風險等因素決定,其中預期違約損失僅能解釋實際觀測信用利差的很小一部分。Delianedis和Geske(2001)發現預期違約損失僅能解釋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券不足20ao的信用利差。Eltonetal.(2001)發現預期違約損失對美國債券市場實際信用利差的解釋程度隨債券期限的縮短、信用級別的提高而降低。Collin-Dufresne和Goldstein(2001)認為本地債券市場的供給需求沖擊是信用利差最主要的來源。MHattori,KKoyama和TYonetani(2001)及SOhyama和TSugimoto(2007)對日本公司債券的研究發現違約風險和市場環境是信用利差的主要決定因素。Frino(2007)的研究表明利率及流動性因素僅可解釋澳大利亞A以上級別債券5070的信用利差變化。MJayadev和JoshyJacob(2006)認為印度公司債券市場的信用利差的大部分變化并非來自信用風險。
相比之下,國內對信用利差的研究較少,現有研究主要側重于理論綜述和模型介紹,如劉國光和王慧敏(2005)、馮宗憲和孫克(2006;2007)等。由于數據可得性較差,國內原本就很少的實證研究多側重于具體個券的分析,如謝赤(2006)、周孝坤(2006)、陸文磊(2008)和田明(2008)等。上述研究雖然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實證結論,但卻無法整體把握國內信用債券市場信用利差的決定因素及變化趨勢。
我國內上述研究向前推進有兩種方法:或引入更多的個券樣本,或采用非個券的研究方法。本文擬采用第二種方法對國內短融信用利差進行實證研究,具體方法是:首先將國內短融市場按照發行人的外部主體評級分為AAA、AA+、AA、AA-和A+五個模擬組合;然后以Collin-Dufresne和Goldstein(2001)模型為原型對五個級別的短融信用利差進行回歸;最后,通過對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得出若干結論和和政策建議。
二、模型及數據
本文實證模型原型為C011in-Dufresne和Goldstein(2001)模型。在該模型中,信用利差的解釋變量包括無風險利率、利率期限結構斜率、財務杠桿、股票或股票指數波動率、公司價值的跳躍、流動性因素、稅收因素及其它宏觀指標等。由于國內短融信用利差一般定義為短融收益率與同期限央票收益率之差,因此稅收因素可以忽略。財務杠桿是研究個券信用利差必須考慮的指標,在組合層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此在模型中不予考慮。2008年江銅債的暴跌雖然表明公司價值的向下跳躍或預期確實會對信用利差產生巨大影響,但在國內尚無法找到合適的衡量指標。因此,本文將用無風險利率、期限結構斜率、股票或股指波動率、流動性因素作為信用利差的解釋變量,其中前三者為結構化模型變量。各解釋變量對信用利差變化的期望符號及回歸方程參見表l。
本文樣本數據選用2007年4月13日至2009年8月31日的日數據。將2007年4月13日作為數據起始日,主要考慮到銀行間債券市場從這一天開始對企業主體評級進行明確的區分,因此本文樣本是當前基于外部主體評級可研究的最大樣本。
信用利差Cs1、無風險利率Lev1、期限結構斜率Slp,均基于Wind的每日各指數中債估值收益率數據。波動率ViX使用滬深300指數64天移動平均波動率,采用64天作為移動窗口長度的原因是機構投資者調整資產配置策略的頻率一般為季度。由于國內銀行間交易市場與股票市場的節假日休市時間不完全相同,銀行間市場交易日較多,因此股票市場波動率采用線性插值方法補足虛點。
國外常用的流動性指標包括買賣價差、交易量、交易頻率和報價規模等,然而由于國內銀行間市場的雙邊報價稀疏,有報價的個券報價規模也遠小于當日交易量,因此擬采用以交易量為基礎的指標衡量債券流動性,交易量數據使用北方之星提供的各級別短融和央票的歷史成交數據。選取的指標包括相對交易量V01+1、絕對換手率Absturn1、相對換手率Relturn1和對數交易量Lnvol1等,其中相對交易量V011是首選指標。
三、實證結果
從相關系數矩陣來看,除Lev和Slp之間相關系數高于50%(達67%)外,其它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30%,下文我們將對Lev+和Slpt的高度相關帶來的多重共線性對模型影響進行分析。對數據的平穩性檢驗表明等時間序列均平穩,因此可以按照方程(l)直接進行回歸。
表2上半部分列出了具體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來看:
1.利率指標Lev+和Slp,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并多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表1預期的符號相同。上述結果表明當國債收益率上升時,短融信用利差趨于縮小,也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利率風險依然是國內短融市場最主要的風險來源,與當前短融的投資實踐吻合。
2.波動率指標Vix+回歸系數多數為正值,正值系數均在1%水平顯著,與表1預期的符號相符。然而,回歸系數均落在0-0.03區間范圍內,數值很小表明滬深300指數的波動率對各級別信用利差的影響很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作為銀行間市場的主力機構,國內銀行的投資決策很少直接考慮股票市場的波動率。
3.流動性指標V01.1回歸系數均為正值,多數回歸參數在1%水平顯著,與表1預期的符號截然相反,這一結果與理論和投資者認識相悖。我們將相對交易量更換為絕對換手率、相對換手率和交易量對數時,回歸結果依然沒有改善(參見表2陰影部分)。國內債券投資者的同買同賣以及樣本期間70%以上時間短融處于下跌狀態可能是主要原因。
4.調整R2由AAA25.3%依次提高到A+的64%,表明利率、波動率、流動性等指標對信用利差的解釋程度隨信用級別的降低而提高,這一結果與國外實證是吻合的。雖然Levt和SIpt高度相關產生的多重共線性會對調整R2產生影響,但由于我們關注的是調整R2的序數關系而非絕對值,因此模型的多重共線性不影響上述結論。
四、結論
關鍵詞:盈余管理;審計收費;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2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9-0090-03
一、問題提出
審計定價(Adit Pricing)是注冊會計師審計機制在具體運行過程中的重要環節,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競爭行為和審計執業行為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審計定價在審計學術和實務研究中有著重要地位。通常國外會計理論、實務界將審計收費(Audit Fees)作為審計定價的替代變量。2001年2月5日,美國證券委員會(SEC)要求美國上市公司公開批露審計及相關服務費用,從此西方對審計服務價格的研究掀起了。2001年12月24日,中國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公布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該規定為實證研究中國審計收費影響因素提供了契機。縱觀國內外有關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多集中于公司財務指標,研究成果也較成熟。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發展,學者們已不僅僅停留在諸如客戶規模、客戶復雜性、客戶風險等財務指標上,許多專業人士還正在探索審計師會不會考慮到公司治理內部行為特征,如高管層實施的盈余管理行為所蘊藏的審計風險有沒有反應在審計收費中?若反映在審計收費中,那么盈余管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審計收費呢?
二、文獻回顧
盈余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已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盈余管理是通過會計政策選擇使企業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安妮?布魯金,2002)。可見,經理人員調整盈余的動機是為了使公司和經理財富最大化。國外研究認為,這些動機是建立在一系列基于報告盈余的合約(如債務契約)基礎上的。多數盈余管理的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動機的研究之上。從國外的盈余管理文獻中,可以發現兩個重要動機。其一,管理者通過應計利潤來掩蓋不良業績,將一部分業績提前確認;其二,增加財務報表的凈利潤,促使公司的股票價格增加以增加公司的市場價值(Kellogg,1991)。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烈,會計師事務所面臨的訴訟風險越大,若事務所考慮了盈余管理的這種風險,則審計收費就高。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過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應計項目金額(discretionary items),結果發現,可操控應計項目金額越高,審計師面臨的訴訟風險越大,為此會增加審計收費。
盈余管理行為是一種操縱、粉飾利潤的手段,盈余管理度量的指標多種多樣,在國內關于盈余管理對審計收費影響的研究中,曾使用過的指標有:凈資產收益率、非主營業務利潤比重、非經常性損益、可操控性應計項目等。近年來通過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度量盈余管理的研究更被學術界所接受,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宋衍蘅、殷德全(2005)以變更事務所的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了可操控應計項目與審計收費的關系,發現繼任注冊會計師對于不同類型公司的審計收費標準不一。對于盈余管理動機強烈的公司,繼任注冊會計師傾向于以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來衡量審計風險,為此要求較高的回報,審計收費增加;對于財務狀況惡化的公司,繼任注冊會計師會根據公司的財務狀況和支付能力,降低審計收費。另外,朱小平、郭志英(2006)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盈余操控與審計收費的增加顯著相關。
三、研究設計
(一)盈余管理的衡量
本文通過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盈余管理的度量指標。該方法的理論基礎是:由于確認基礎不同,會計盈余和經營現金流之間通常存在差異,但只要生產經營狀況沒有發生重大改變,兩者關系在各個年度之間是穩定的。如果會計盈余與經營現金流之間的差異出現異常變化,則表明企業應計利潤存在縱的可能。(Healy,1985;Jones,1991;Dechow and Sloan,1991)認為,國外盛行于財務、會計學界的盈余管理研究正是基于對應計利潤的操縱展開的,而中國學者也普遍接受通過測度應計利潤來檢驗盈余管理存在性的方法(陳小悅等,2001)。具體方法:衡量盈余管理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A)等于總應計利潤(TA)減去非可操縱性應計利潤(NDA)(注:實際上就是把總應計利潤分為操控性應計利潤和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其中總應計利潤(TA)=凈利潤(NI)-經營現金流量凈額(CFO),即TA=NI-CFO。修正的Jones模型表達式為:
=αi+β1,i+β2,i+εi,t(1)
=αi+β1,t+β2,i (2)
式中,NDAi,t為i公司t年非操控性應計利潤;Ai,t-1為i公司t-1年期末總資產;REVi,t為i公司t年主營業務收入變化,REVi,t=REVi,t-REVi,t-1;RECi,t為i公司t年應收賬款變化,RECi,t=RECi,t-RECi,t-1;PPEi,t為i公司t年固定資產原值;εi,t為殘差,即以總資產衡量的i公司的t年的操控性應計利潤。
利用樣本數據,通過模型回歸,可以直接得到殘差項,即為所求的操控性應計利潤。Francis、Maydew 和 Sparks 認為,在不能明確預測盈余管理是將利潤調高還是調低時,使用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衡量盈余管理更為合適,因此本文就使用了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來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程度。
(二)研究假設
從國外的盈余管理文獻中,可以發現兩個重要動機。首先,管理者通過應計利潤來掩蓋不良業績,將一部分收益提前確認;或將一部分優良業績遞延到未來的年份,將未來的費用提前確認(Defond and Jiambalvo,1994)。其次,增加財務報表的凈利潤,促使公司的股票價格增加以增加公司的市場價值 (Kellogg,1991 )。從中國的盈余管理行為來看,無論是發行股票、配股還是特殊處理,都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為,主要表現為虛假確認收入和費用,利用關聯方交易、利用非經常性收益和變更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魏明海,2000)。從審計風險的角度來看,由于盈余管理比財務報表中的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確定性,并且它們較難審計和容易縱,在國外,盈余管理一般被視為高固有風險。在中國,固有風險因素包括管理人員的品行和能力,行業所處環境,業務性質,容易產生錯報的會計報表項目等,盈余管理在中國也存在高固有風險的問題;同時,在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中,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普遍存在,這將會引起注冊會計師在審計的過程中對固有風險和控制風險評估為高水平。在某一審計風險水平下,注冊會計師要把審計風險降低到某個合理的水平就必須增加實質性測試的范圍和時間,以降低檢查風險,這就會增加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努力,注冊會計師在審計的過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數量來識別盈余管理行為。相應地,注冊會計師投入更多的審計努力和時間,搜集更多的審計證據,由此導致較高的審計費用來補償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成本。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設:公司高層的盈余管理行為與審計收費之間有正相關關系。
(三)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1.樣本選擇。本文樣本全部來自2007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對所有A股上市公司遵循如下剔除原則:(1)按照權責發生制披露年度財務審計費用,而不是根據收付實現制的原則披露。如有的上市公司僅說明了預計審計費用為多少,并未明確說明是否已經支付了審計費用,故將該樣本剔除;(2)由于金融類上市公司與其他行業上市公司無論在所適用的會計制度,還是業務性質方面,均有較大差異,從而可能對審計收費造成影響,因而剔除金融單位;(3)由于數據缺失和信息披露不完整,因而剔除諸如未披露審計收費、未披露連續年限、未披露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發生變更等不規范、不完整的上市公司;(4)剔除當年度新上市(距年度報告日上市時間不到一年)的公司。剔除這些公司的原因是,研究需要用到上年財務指標以計算公司操縱性應計利潤,而新上市公司上年財務數據會引起操縱性應計利潤計算的誤差;(5)剔除未按規定時間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依據上述原則,最終篩選了2007年的603家上市公司有效樣本。
2.數據來源。年度審計費用、年末總資產、年末存貨余額、年末應收賬款余額、年末負責總額、會計師事務所類型、主營業務收入、固定資產原值、凈利潤、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等數據來自《CCER一般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控制變量所需財務數據以及度量盈余管理的操控性應計利潤數據依據該數據庫計算而來。需要說明的是:CCER數據庫中缺失的數據直接來自上市公司年報。
(四)檢驗模型和變量說明
本文借鑒Simunic的審計收費模型,用多元回歸的方法,對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結合中國審計市場的特點,建立如下模型:
LNFEE=β0 + β1LNASSET + β2CH + β3YSZK + β4ZCFZ + β5ASIZE + β6DA+ε
模型中各變量的含義:(1)因變量。LNFEE 審計收費的自然對數。(2)測試變量。本文選取可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盈余管理的替代變量。DA 可操控性應計利潤。(3)控制變量。LNASSET 上市公司年末資產總額的對數;CH 年末存貨在總資產中所占比重;YSZK 年末應收賬款在總資產中所占比重;ZCFZ 資產負債率;ASIZE 事務所特征,國際“四大”=1,其他=0。
四、實證結果
(一) 樣本變量描述性統計
就總體而言,2007年603個綜合樣本中,最低350元,最高為11 860 000元,最高審計收費是最低審計收費的33 885.71倍。盈余管理度量指標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A)的均值0.5623,標準差0.8236,說明分布大致對稱,但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別較大。下頁表1給出了樣本公司中的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
(二)審計收費的回歸分析
將2007年數據代入審計收費的回歸方程,運用SPSS13.0軟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得到回歸結果(見表2):
表2是對檢驗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Adjusted R2為0.299,模型的顯著水平為0.000,說明模型擬合較好,所有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2,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從表2可以看出,在控制資產規模、存貨與資產之比、應收賬款與資產之比、資產負債率、事務所規模變量的影響后,盈余管理與審計收費負相關,且不顯著,說明假設檢驗沒有通過檢驗。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上述模型的多元回歸分析,盈余管理與審計收費之間負相關,但不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及提出的假設檢驗是不符的。對這一回歸結果,可能的合理解釋是:一方面,在中國上司公司對高質量審計需求普遍匱乏的情況下,審計定價的主導權更多掌握在上市公司的手中,客戶財務狀況與盈余管理跡象所蘊藏的審計風險主要表現在審計意見中,而對盈余管理跡象所表現出來的審計風險反應不足;另一方面,中國事務所的審計風險常與政府的監管政策緊密聯系在一起,審計收費的多少一定程度上與政府的監管有關;再者,在樣本的選取中加入了ST、PT類公司,事實上,對于像ST、TP類財務狀況不佳或惡化的公司,審計師會根據此類公司的財務狀況和支付能力,降低審計收費。
從多元回歸結果可知,中國審計收費的影響因素主要是資產規模、事務所自身特征及財務風險等,本次回歸結果盈余管理與審計收費之間雖不顯著相關,但并不能說明我們不必重視高管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因為本文樣本基本來自CCER財務數據庫,而且也僅僅篩選了2007年的603個樣本,這些樣本也未必能說明中國整個上市公司的全貌;因此可對盈余管理與審計收費之間關系的研究做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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