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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二者并駕齊驅,已經成為21世紀的主導。從國內來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經濟協作水平最好、經濟活力最強的三大經濟圈:珠江三角洲經濟圈、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環渤海灣經濟圈的一體化趨勢也在逐步加強,通過一體化的聚集效應,又進一步強化了它們在國內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近幾年,區域經濟一體化無論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實踐運動中都處于興盛階段,理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實踐運動方興未艾,國內許多地方政府都將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發展區域經濟所實施的一個重要戰略。在此背景下,應當對經濟一體化本身有一個理性的認識。
一、政府間的協調與合作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鍵因素
從國際上看,無論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非洲經濟共同體還是APEC會議,無一不是由一國政府代表本國出面參與各種會議并簽署協議。從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上看,無論是單一商品的經濟一體化(如歐洲煤鋼共同體),還是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全面的經濟聯盟以及完全的政治一體化等,都是由各國政府出面簽訂相互給予對等優惠待遇的有關協議。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經濟一體化就不可能真正能實施起來,也就不可能達到現在這種一體化的程度。從國內來看,現在一體化程度最高的三個經濟區域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也都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由政府出面協調成立的組織。政府的職能之一就是要彌補市場失靈,拋開經濟一體化,政府也仍然要參加經濟管理。實施經濟一體化,就更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參與。政府憑借其強勢地位,通過各種強制性措施,整合制度與規則,迅速獲得社會認同并付諸實施,省去經濟主體為簽訂契約、開展并監督其實施過程的許多交易成本。通過政府間的各種互利的優惠協議的簽署,使民營資本和企業在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地區內進行各項經濟活動時節省大量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提升經濟增長質量,這也就是實施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政府必須參與的原因之一。
二、經濟的一體化必須要以市場經濟為基礎
許多學者在談到經濟一體化時,都注意到了政府對經濟一體化的關鍵作用。有關經濟一體化的各種報道也往往側重于各級政府之間達成的協調機制、各種經濟協調組織成立等,而忽略了一體化中市場的基礎地位。這會給人一種誤導,認為經濟一體化只要政府大力推動就可以實現。其實不然,從國際社會看,目前較為成功的歐盟的經濟一體化,其成員國都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不包括新近加入的前東歐國家,它們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許多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經歷了幾百年的歷史。從我國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追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的自求平衡,產業體系的特征就是大而全、小而全。當時的經濟運作方式完全是有政府全力推動的,市場基本上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但它也屬于一種經濟一體化模式,但由于這種經濟一體化模式缺乏市場基礎,從實際效果來看,它是失敗的。目前經濟一體化水平較高的是長三角經濟區和珠三角經濟區,在我國剛實行改革開放時,這兩個經濟區并未提出經濟一體化,國內學者也沒有提出在這兩個地區實施經濟一體化的主張。但是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發展,近兩年來,有關這兩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研究著述頗多,實際上,主要是由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力量不斷地摧毀著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傳統領域的統治地位,推動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強化專業分工,相互的經濟依賴性也自然隨之增強,經濟一體化的內在要求必然會顯現出來,從而也促成其在理論界的研究和提上政府經濟管理活動的議事日程。
三、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往往滯后于實踐運動
1953年以前,在國際經濟學標題索引中找不到“經濟一體化”一詞。但是現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程卻始于1951年的關于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巴黎條約》。伴隨著歐洲共同體的正式成立,有關經濟一體化的研究才日漸增多,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但是,總體來看,一體化的理論主要是針對西方尤其是西歐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而進行的,以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為研究對象的一體化理論相對較少。而且,其理論也往往是在一體化的實踐運動中出現新現象以后,相關的理論研究才應運而出,而很難做到從理論上提前進行科學的預見。從我們國內看,改革開放前有關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主要源自于前蘇聯的地域生產綜合體,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我們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但更多的理論還是處于要不要市場經濟等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上,對于如何建設市場經濟的討論尚未展開。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如何建設市場經濟的討論風起云涌,但對于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不多,即使有一體化的研究,更多的也是側重于對國外一體化理論的介紹,很少有將國外一體化理論與國內經濟一體化運動相結合的。直到近兩年,隨著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經濟一體化運動的客觀要求,理論界掀起了一股經濟一體化的熱潮,這是可喜可賀的。但是,這種一體化的研究相對于國內經濟一體化的運動來說是滯后的。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應當是:理論源自實踐、高于實踐、指導實踐。無論從國際社會和國內的經濟一體化運動來看,有關一體化的理論總體上是滯后于一體化的實踐,一體化的理論往往是針對已經付諸于實踐的一體化運動進行事后的探討和總結,喪失了理論的前瞻性。如果一體化運動一開始就能夠得到理論上的指導,相信一體化運動會少走彎路,獲得更好的發展。
四、經濟的一體化促進了專業分工,增強了經濟互補性
許多學者都強調實施一體化的區域內部相互之間應當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其實,經濟互補性只是實施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從理論上講,發展中國家缺少資本,資本作為生產的稀缺性要素,如果說資本投放到發展中國家,那么它的投資回報率會很高,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經濟的互補性很高,應當有大量的發達國家的閑置資本投向發展中國家,但實際的結果卻并非如此。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隨之出現了兩種傾向:第一,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第二,產業內貿易大大增多,產業競爭加劇。
對此,傳統的經濟理論并沒有從一體化角度進行解釋,這一方面表明在傳統理論中并不認為經濟互補性是進行經濟一體化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也表明對于經濟互補性和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傳統理論對此并未有較深入的研究。從一體化理論的角度講,這一時期國際經濟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以歐共體的成立為代表的經濟一體化運動的興起,而歐共體的成員國恰恰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根據斯密定律:市場規模限制專業分工。只有當區域實行了經濟一體化以后,由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專業分工會越來越細化,從而經濟的互補性也會越來越凸顯。也就是說,經濟互補性未必是實施一體化的前提條件,但是通過實施經濟一體化以后,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內的經濟互補性會增強。
很多學者在談到經濟一體化時,都強調經濟一體化的各成員單位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必須強。從經濟互補性的角度看,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強調經濟的互補性的目的是為了強調通過實施一體化,使一體化的各成員單位之間加強貿易往來,促進經濟發展。但是,經濟互補性不是決定是否實施經濟一體化的唯一標準。1956年,理查德?李普西和凱爾文?蘭卡斯特總結了前人的理論分析,創立了“次優理論”。即“如果一般均衡體系中存在著某些情況,使得帕累托最優的某個條件遭到破壞,那么即使其他所有的帕累托最優條件都得到滿足,結果也未必是令人滿意的,換句話說,假設帕累托最優所要求的一系列條件中有某些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那么,帕累托最優狀態只有在清除了所有這些得不到滿足的條件之后才能達到”。次優理論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啟示:一個地區在構建一體化的過程中,也許它不如其他進行一體化建設的區域內的各成員單位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強,但是,這決不表明這個地區的一體化建設一定會比那些經濟互補性強的地區差。
五、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一體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度的、動態的概念。從一體化所涵蓋的角度講,一體化可以實現一國內部的地區經濟一體化、跨國界的幾個國家的經濟一體化,也可以是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從一體化程度的高低講,一體化可劃分為五種形式: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一體化和政治經濟一體化。從一體化的實施步驟上看,即可以先從某一產業實施一體化,也可以在所有經濟領域內同時實施一體化。從一體化的推動力量上看,既有以市場化為基礎的政府主導型一體化(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實行這種一體化),又有以計劃體制為基礎的政府主導型一體化。從上述對一體化的分類可以看出,一體化的概念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從一定角度上講,一體化本身是一個概念群,所涉及到的理論也就構成了一個理論群。對于一體化的理解,因當是動態的,作為一種具有多維度特性的一體化概念,對它的理解不能僵化。
六、一體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許多人也認為,通過實施經濟一體化戰略,就能夠為本國或本地區帶來許多經濟利益。例如,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可以用較低的價格獲得投資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獲得國外儲蓄,以及從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輸入觀念、技術和制度等,以幫助其成功繞過一些傳統的實現快速增長的障礙,這樣的理解是片面的、有失偏頗的。加入一體化組織本身并不是一種可以依賴的、能促進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基礎。加入一體化的國家和地區必須在實施一體化戰略的同時采取互補性的、明確的、連貫的政策和制度,才有可能將加入一體化所帶來的潛在的經濟利益變為現實的經濟利益。決定經濟增長的基礎因素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進步,加入一體化只是有助于這些基礎因素的出現。一體化是我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參考文獻:
[1] 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2003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國內及國際區域合作[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地方政府管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1
當前,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不斷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增強了經濟實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發展進程中也產生的問題也異常明顯。地方政府管理機制在行政劃分、職能定位、機構配置和機制運用等方面越來越制約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步伐。只有完善地方政府管理制度,才能徹底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制度制約問題,加強地方政府管理機制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大戰之間的協調性。
一、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發揮著“平衡輪”的作用。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能在于充分發揮自身的制度作用,消除市場、個人和社會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出現的各種治理無效的情況,政府采取公領域、私領域和共同領域之間的明確界定和平衡制約,從而使不同組織、權利之間的發展平衡,從而加強了區域經濟平衡發展。
(二)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發揮著“戰略家”的作用。地方政府依據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規劃目標,制定合乎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計劃,特別是會同有關部門單位制定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制定,注重引導區域經濟發展,努力達到社會、經濟和生態的和諧發展。
(三)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發揮著“服務生”的作用。地方政府部門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積極創造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市場機制,創造一個完善、和諧、開放的經濟發展環境。
(四)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發揮著“協調者”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處理相關區域經濟間產生的問題時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特別是要區域經濟間政府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盡量減少摩擦。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地方政府管理體制的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但是,地區差異、經濟結構、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等區域經濟發展問題異常突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當前地方政府管理機制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不相適應,地方政府管理機制制約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一)行政區域方面
當前實行的行政區域機制下,地方政府一味地追求本地區經濟利益和地方干部為了績效考核成績,常常借助行政權力干涉市場經濟活動,逐漸演變成了我國獨特的“行政區經濟”情形,從而引起了行政區和經濟區域界線不斷融合。另外,我國行政區劃分層次多,跨度小、類型多樣、職能受限等嚴重限制了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促進作用。
(二)行政職能不健全
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嚴重缺乏經濟事務管理的經驗,不善于高效解決區域間經濟事務與政府職能間的問題,缺乏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指導,這些問題說明了地方政府在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中職能不確定,不能很好地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
(三)行政機構設置不到位
地方政府組織體系中并未設置專門負責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部門,區域經濟整體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綜合機制并未建立,涉及到地方政府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行政機構屈指可數。
三、地方政府管理體制創新舉措
(一)整合行政區域,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創造空間
對行政區域進行改革與整合,可以徹底解決目前存在的區域間的地方保護主義,將區域經濟矛盾變化為區內經濟問題加以處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目前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顯著問題。行政區域整合要實行“穩中有變、逐漸推動、實事求是、整體規劃、依法執行”政策,逐漸擴展鄉鎮管轄區域,采取撤鄉并鎮的方針。另外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和現行的行政機制革新實際,因地制宜地調整當前的行政管理幅度,降低管理層次,科學規劃,逐漸形成層次分明、幅度適宜、結構合理、功能齊全的行政區機制,推動區域一體化健康發展,從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創造合理的區域空間。
(二)轉變政府職能,增強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指導
一是地方政府觀念從統治型、強硬型的行政觀念轉變為服務型行政觀念。以前的政府常常加強對政治的統治和市場經濟的干涉,而忽略了對經濟市場秩序的服務和和諧市場經濟氛圍的創造。現代政府理論啟發我們要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深化政府與市場之間合作機制,擯棄狹隘的屬地理念。
二是地方政府管理內容不能只一味重視經濟的發展,而是要強調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全方位和諧發展。處于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下的地方政府不僅要滿足當地群眾公共服務的需求,更要進一步加強與其他地區政府之間的協調溝通。充分利用區域間的資源,達到資源共享,從而促進了資源的使用效率。另外加強對跨區域基礎設施的構建,從而拓展空間,形成跨區域網絡。
三是地方政府管理權限要限制到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理規定。地方政府要不斷放權,積極培養社會自治組織,強化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時地方政府盡量減少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強制管理,實行政企分開,建立健全開放產權機制,引導地區間企業的合作,深化資源的合理配置。
區域經濟一體化現在已經成為了衡量地方政府管理機制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不斷推動地方政府管理機制的革新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不同階段反映出不同的需求和問題,這也是對地方政府管理機制的影響和要求不一樣,這就要求地方政府管理機制革新是一個循循漸進的過程,僅僅只是一時的改革是不行的,必須根基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態不斷革新,這樣才能滿足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需求,從而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地方政府管理機制之間動態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P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OFDI;區位選擇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2月24日
隨著全球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加深,區域經濟一體化也逐漸由淺度一體化發展為深度一體化,各區域內成員國間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雖然國外學者對此部分的研究起步較早,現已形成較成熟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框架,但是國內學者對其關注度仍然不夠。對于OFDI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國內學者大多從制度質量、文化及心理距離等方面進行分析,從區域經濟一體化角度出來進行研究的文獻較少,本文的完成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部分的不足。
一、基于影響因素視角的綜述
市場規模被發現在影響RTA參與國接受FDI時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隨著潛在市場規模的擴大,無論是國內還是來自外國投資者的投資質量都會得到提高。除市場規模之外,國內人口規模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因為它將會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可獲得性。研究發現大部分FDI都會選擇區位于市場規模大和人均資本擁有量高的國家或地區。
Levy and Stein(2003)利用屬于OECD的20個來源國對OECD成員國和非OECD成員國進行投資的FDI存量,分析區域一體化協定(RIAs)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國家固定效應的面板數據分析結果顯示來源國同屬于同一RIA的東道國會增加來自于此來源國的FDI大約27%;由區域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吸引更多的FDI;只有那些屬于RIA,并且可以給來源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整體環境的國家才是最后的贏家,也就是說區域一體化有助于吸引FDI,但是好處是不可能均勻分布的。
Nwosu and Orji(2013)研究區域一體化在FDI區位選擇時所產生的作用。文章利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區域外國家是否會對此區域FDI取決于該地區的宏觀經濟基礎,特別是市場規模和利率。區域內的FDI卻與這些因素關系不大,而是取決于先前投資。這一結果提示東盟區域內國家的FDI更多的受經濟一體化的驅動。
Otieno and Moyi(2013)利用廣義最小二乘法探討區域一體化對東非共同體國家FDI的區位選擇的影響,并指出區域一體化對該地區的FDI流入并沒有產生影響,而政治風險和金融穩定性的影響卻是顯著的。
Jaummotte(2004)探討在眾多決定RIA參與國吸引FDI的因素中,市場規模是否是其中之一。文章從市場規模和其他決定因素出發,對一國接受FDI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市場規模對成員國吸引FDI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人口規模也會對此產生影響,并且并不是所有的成員國都能從一體化中受益。
Chen et ai(2010)測度一個RIA的投資轉移效應,基于一個生產力和收入差異的三國自由資本模型。他發現RIA的施行帶來了強大的投資轉移效應。更多的FDI流入到一體化區域內,但是由于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生產力差異的存在,也有部分FDI流出該區域。當貿易自由化程度更高,成員國和非成員國間的差異進一步擴大,RIA內的FDI總量變得更大。Ornelas(2010)認為貿易轉移效應會使得貿易協定無益于成員國和非成員國。
Blomstrom and Kokko(1997)分析RIA的投資效應以及這種布局如何影響FDI流量。他們的研究結果是FDI對RIA的反應取決于協議所帶來的投資環境的改變和參與國的區位優勢。另外,當RIA與成員國的自由化及經濟穩定相結合時,它的最大經濟影響將會產生。Motta and Norman(1996)在一個擁有三國家的寡頭壟斷模型之上分析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兩個一體化(東道國)國家,同屬于RIA成員國,一個來源國是一體化區域外國家。市場可獲得性(區域內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減少程度)和單個成員國規模的影響效果是顯著的。他們指出經濟一體化通過提高市場可獲得性促使區域外國家投資于一體化區域,形成區域內平臺型FDI,最終導致一體化國家貿易量的增加。
Neary(2002)研究貿易自由化與對內投資。研究結果顯示關稅跳躍動機促使企業合并。他同樣指出當企業認為在一FTA內進行FDI比出口更有利可圖時,企業會接受出口平臺動機。
相反的,Heinrich and Konan(2000)測度最惠貿易協定如何影響跨國公司投資于一體化區域的動機并且發現跨國公司的投資意愿取決于貿易壁壘程度。
Donnenfeld(2003)研究當企業擁有進行FDI的選擇權時,區域集團的形成對區內和區際貿易形式的影響。他發現對于外生給定的外部關稅,并且當企業擁有FDI選擇權時,區域內集團貿易可能會停止競爭性的貿易轉移,取而代之的是FDI投資創造。他同時發現兩個區域集團的形成會提高所有國家的福利水平。
二、基于區域經濟一體化視角的文獻綜述
區域一體化對成員國和非成員國吸引直接投資有重要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大多將注意力放在諸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東南亞國家聯盟等比較典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上,研究其對O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可獲得的實證研究傾向于將區內與區外FDI相結合。對于不同的區域、國家和企業,區域經濟一體化對FDI的影響是不盡相同的,并且國家特性也會成為吸引外國投資的因素。此外,對區域一體化和FDI的關系的研究,不論是區內或者區外FDI,大多從研究歐盟開始。
Egger and Pfaffermayr(2003)研究20世紀90年代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三個事件對歐洲雙邊FDI的影響:單一市場項目、1995年擴張和歐盟與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簽訂歐洲協議。結果顯示,對FDI的預期效應通常會在宣布和正式建立一體化之間產生。在官方宣布進行一體化建設之前,FDI不會增加,但其會隨著一體化的形成逐漸增加。
Clausing and Dorobantu(2005)測度在進行歐盟擴張計劃的第一個十年期間,中東歐國家吸引FDI的能力大小。他們發現市場規模和成本要素是決定跨國公司在區域內進行區位選擇的Q定因素。Rougier等(2016)利用引力模型,通過對1985~2009年歐洲――地中海地區對非洲四個主要接受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進行估計測度區域投資協定是否會增加FDI以及來源國的經濟不穩定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估計結果顯示,FDI對經濟不穩定的反應不會受“北北型”和“南北型”投資協定的影響,但是對“南南型”投資協定的反應是消極的。Dunning(2000)發現自歐洲內部市場計劃(IMP,1985)成立之后,無論是區內FDI還是區外FDI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長。同樣,Pains and Lansburry(1997)指出自IMP成立之后,英國和德國的FDI都得到了增長,他們同樣找到了美國和澳大利亞投資于歐盟內的投資轉移的證據。Bevan et al(2001)同樣發現1994~1998年間,歐盟擴張計劃的宣布直接影響FDI由18個已建立的市場經濟體流向11個轉型經濟體中。
另一方面,Balasubramanyam(2002)通過對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研究,沒有發現REI或RIA對雙邊FDI流量的方向產生影響。相反,經濟體的特征,比如人口、收入、市場規模和距離卻成為主要決定因素。
Buch et al.(2003)發現,在區域擴張時期,區域一體化并沒有促使德國對中東歐國家FDI流量的增加。研究同樣發現現存的FDI流量在中東歐國家的分布也是不均勻的。德國的跨國公司往往基于東道國的要素稟賦、法律制度環境和距離等因素進行區位選擇。
然而,許多近期的研究則更關注北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Blomstrom and Kokko(1997)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描述性分析,指出當區域一體化和成員國國內自由程度及經濟穩定相結合時,其對FDI的積極作用將會產生。他們發現“北北型”一體化協定并沒有引起對加拿大FDI流入的顯著性變化,相反,像NAFTA這樣的“北南型”協定卻給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國內及國外投資者創造了新的投資機會。Feils and Rahman(2009)分析NAFTA對區域內和單個國家FDI流入的影響。文章指出NAFTA的實施使得整個地區成為更具吸引力的FDI投資區位,對區內FDI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這種益處只發生在美國和加拿大NAFTA區域外對區域內的FDI也會有顯著的增加。
Waldkirch(2001)研究NAFTA對墨西哥對內FDI的影響發現其FDI有一個連續性的增加,大部分來自于他的區域伙伴國―美國和加拿大。對于“南南型’一體化協定,那些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協定表現出了對FDI復雜的影響。Jaumotte(2004)發現RTA市場規模對FDI有積極的影響,但是對成員國來說,所接受的FDI是不均衡的。他總結說接受來自于非RTA國家的FDI反映了非RTA國家對RTA國家的投資轉移效應。
但是,Blomstrom and kokko(1997)通過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的研究,指出隨著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投資顯著增加。但事實上,FDI的流入并沒有在所有成員國之間平均分配,阿根廷和巴西接受了大部分的FDI流量。
Bende(2001)探討1970~1996年間東盟最惠貿易協定(APTA)是否顯著影響了FDI流入到本區域。研究結果發現其對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有積極作用,對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影響卻是反方向的。
Mirza and Giroud(2004)關注了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的113個企業,發現流入東盟的FDI增加,特別是簽訂AFTA之后。但是,單個經濟體的經驗卻是不相同的。他們發現許多跨國公司將他們的總部或指揮中心區位于新加坡,研究和發展機構安置在馬來西亞,主要的零部件生產則放在越南和柬埔寨。Kawai and Naknoi(2015)探討ASEAN的貿易和FDI面臨的長期挑戰。計量結果指出:(1)貿易和FDI相互促進。貿易量的增加同時會促進FDI的增加;(2)一體化帶來的市場擴大能夠吸引更多的FDI;(3)自由貿易協定能夠促進FDI流入。
Ismail and Smith(2009)致力于研究AFTA對東盟國家吸引來自成員國和非成員國FDI的吸引力的影響,結果表明一系列協議增加了FDI流入。文章引用1995年東盟成立后的相關數據,利用基于面板數據分析的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東盟5國投資于彼此的投資量遠遠少于他們投資于新東盟國家。區域外FDI的實證結果顯示歐洲國家比其他地區更多的投資于東盟。同時發現美國和日本更傾向于投資東盟5國。
三、國內學者對區域一體化和FDI區位選擇的研究起步較晚,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及研究規模
魯曉東、李榮林(2009)構建了一個具有四國八地區的自由資本模型,通過模擬方法分析了南北型、南南型及北北型區域一體化組織對于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方向、區位分布和流動規模的差異化影響。證明了存在一個二元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國際資本會在區域一體化組織內、成員之間以及成員內部等三個層面產生集聚現象,形成空間分布的不均衡。
東艷、李國學(2006)在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引入經濟一體化協定的政策因素,指出一體化協定通過影響成員國的區位優勢,促進廠商發揮其已有的所有權優勢,同時利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態效應來創造新的所有權優勢,并將其進行內部化,使一體化國家FDI增加。
陳麗麗、余川(2011)以三國自由資本模型為基礎,考察差異化收入水平和生產率條件下區域貿易協定對FDI流向和流量的影響。結果發現大多數情況下,FDI會從區外向區內流動,更多流向區內高收入成員國;當區域自由化程度越高,區內外國家勞動生產率差異越大,或區外國家收入水平越高時,有越多的FDI從區外流向區內。
宗芳宇、路江涌等(2012)建立關于雙邊投資協定等因素對發展中國家企業投資區位選擇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國上市公司2003~2009年對外投資數據,研究發現雙邊投資協定能夠促進企業到簽約國投資;雙邊投資協定能夠彌補東道國制度的缺位,對促進企業到制度環境較差的簽約國進行投資作用更大。
東艷(2006)以古諾數量競爭模型為基礎建立了一個三國模型,指出區內貿易壁壘下降能夠促進跳過關稅型投資和重組型平臺投資。通過對中國、東盟地區1992~2004年FDI影響因素進行檢驗,指出市場規模、進口額、工資水平等對FDI流入有影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通過影響上述因素而提高區位優勢,促進區內FDI流入的整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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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也拉動了周邊國家的發展
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是中國加強和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方式。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給中國提供了加強和周邊國家經濟和貿易關系最有效、最積極的途徑。
比如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首先是2000年以前在和東盟的區域自由貿易化談判的進程中開始的。有人說中國的崛起,是中國大量的貨物向周邊國家傾銷,從而沖擊了這些國家的市場,實際上并非如此。過去幾年以來,中國從周邊國家特別是從東盟國家的進口大幅度地增加。2003年中國從東盟的進口增加了50%;現在中國和東盟十個國家的貿易逆差已經達到170億美元,和馬來西亞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就是85億美元,和泰國已經是50億美元,和日本、韓國的貿易逆差,實質上也在增加。這說明中國的發展為周邊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機會。
中國和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合作的談判當中,首先開始的是關于貨物的關稅談判。比如和泰國在農產品方面有200多個稅號之間的零關稅的談判,并且成功達成了協議。現在的趨勢是在談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不僅僅只局限于貨物貿易,而是擴大到服務貿易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領域,比如關于貿易的促進。所以中國和東盟的談判不僅僅局限在關稅上,更多的是要逐步擴散到服務貿易和其他領域的談判。這個談判是中國和東盟國家進行的第一次體制性的、緊密性協議的談判,將成為中國和東盟地區合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意味著要減少或者最終消除貿易壁壘,實行零關稅。這樣一種談判更多地有利于進口順差的國家,但是中國并沒有因此而不和東盟及其他周邊國家進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中的意義是深遠的。有人提出由于中國的崛起,使很多本來應該流向周邊國家的外資流到了中國,即所謂中國搶走了周邊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由于大的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在中國建立了世界強大的制造業基地,這個制造業基地不僅拉動了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拉動了周邊經濟的發展。
在中國建立汽車制造廠,在中國建立一系列的電子、通信設備制造基地,使得中國周邊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開始大量向中國出口汽車零部件和電子通訊零部件。實際上中國和馬來西亞、泰國之間大量的貿易逆差,并不是因為中國進口了它們的棕櫚油、天然橡膠或者是大米,更多的是因為中國進口了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國家所生產的汽車零部件、電子器械零部件,這一點從貿易數據當中和貿易結構當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認識。在這樣的生產鏈當中,中國經濟的命運和周邊國家的經濟命運已經緊密地聯系起來,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拉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拉動了周邊國家的發展。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不僅對中國有利,也對中國的周邊國家有利,特別是有助于加強中國和周邊國家的經濟和貿易關系。
一體化可加強和周邊國家的整體國家關系
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僅可以促進中國和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而且可以加強和周邊國家的整體國家關系,包括政治和外交關系。如果德國和法國可以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了卻歷史的恩怨,促進它們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發展,為什么中國和日本、日本和韓國不可以這樣呢?
中日關系的前景是樂觀的,因為中國和日本必須建立一個友好的關系,必須從一個戰略的高度來處理中國和日本的關系。要看到中、日兩國的關系不僅有關中日兩國人民的福利和經濟的發展,也是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石。沒有中國和日本更緊密的經濟關系,就沒有亞洲經濟的一體化進程。
目前中日兩國的經貿關系發展不錯,中國和日本互為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而且最近幾年來日本對華的投資有了很大的增加。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表現了國與國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人員和其他資源要素更加有效的流動。這樣的一個流動過程必然會加強國與國之間的了解、溝通,加強大家對于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相互緊密聯系的意識,這對于推動兩國的全面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現在亞洲是處在全球經濟發展當中一個最活躍的地區,亞洲的經濟可能會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在21世紀的發展,所以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和日本應當承擔起自己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責任。
對內應迅速加緊地區經濟的整合
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還有利于加強中國地區經濟的整合。
現在有時候把珠三角的合作也叫區域經濟合作或者區域經濟整合,以后可以改稱地區經濟合作,以便區別于亞洲和歐盟這樣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地區經濟整合的進程,可以從歐洲和其他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學到很多的東西。簡單地說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思考:一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制約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瓶頸之一就是地區的行政區劃。也就是說各個省市之間的行政區劃,已經構成了對于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嚴重阻礙。中國必須打破目前存在的地區保護主義,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二是歐盟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統一了法律規則和政策。
今天在中國推行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當中,包括建立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這樣一個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當中,要統一對中央政策的實施。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做出莊嚴的承諾,就是貿易政策和經濟政策在全國的統一實施。所以必須反對那種各行其是的“土政策”,建立統一的政策,在中央政策的統一協調之下建立統一的大市場。
實際上,這種在中央政策的統一協調之下來建立統一的大市場的進程已經開始了,比如現在大珠三角的“9+2”的合作框架,在中國正在進行的地區經濟整合或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當中是走得最快的,也是相對成功的。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并“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與此同時,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迅速,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環渤海等跨省級經濟區以及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鄭汴一體化、烏昌一體化、西咸一體化等跨市級經濟區發展已初見成效。但是,各經濟區在發展過程中不約而同地都遇到了行政壁壘的制約,“非一體化”行政管理體制嚴重阻礙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以西咸經濟一體化為例,早在2002年兩市就簽訂了《西咸經濟一體化協議書》,兩年后又合作編制了《西咸實施經濟一體化戰略規劃綱要》,按照規劃同籌、交通同網、信息同享、市場同體、產業同布、科教同興、旅游同線、環境同治的“八同”思路,最終實現城市一體化、經濟一體化、交通一體化和環保一體化的目標。應該說西咸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目標和任務是明確的,但是截至目前西咸一體化的進程遠沒有達到預期,與其他經濟區比較步伐緩慢,究其原因很大一方面是受行政管理體制的制約,為此,認清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管理體制的沖突問題所在并探索體制改革與創新,是目前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關于中國區域合作與行政管理沖突的文獻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后。Young(2000)[1]的研究注意到在分權體制下,中國實際上為地方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并認為各項改革推行過程種所遇到的一些問題成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內地區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的重要誘因。NaughtonB(2000)[2]的工作論文發現改革開放后中國省際間貿易以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為主,生產要素、服務和中間產品流動壁壘仍然很大。Yin(2003)[3]運用R&D內生增長模型,分析了區域合作的激勵問題和增長效應,指出區域合作的情況比封閉擁有更高的均衡增長率。林毅夫等(2004)[4]強調中國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這是分權式改革的邏輯延伸。王健等(2004)[5]通過提出“復合行政”的概念,認為造成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尚未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周業安等(2004)[6]通過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認為市場秩序與政府競爭秩序的合理構建對地區經濟發展十分重要。趙永亮,徐勇(2007)[7]在引入地方政府的消費偏好下,構建了兩地區邊界效應模型,檢驗了我國市場分割的程度。他們的研究理論意義重大,但還沒涉及最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本文結合西咸經濟一體化的實際,從面臨的難題入手,建模分析,得出結論。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面臨的難題
從制度上講,地區經濟發展主要來源于政策資源(包括上級政策傾斜、行政管理強度、行政管理方式等)和市場資源(要素豐裕度、市場容量與自由化程度等)兩類。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在起步階段往往表現得如火如荼,這主要歸功于政策資源的釋放和市場資源的松綁,之后進程緩慢,主要面臨以下三個難題:
第一,政策資源的內斂性導致行政壁壘。政策資源的內斂性是說在一個行政區內,以行政力量為中心的政策資源對內的加強與對外的排斥特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體系是垂直運行,地方行政區劃之間基本上沒有自主的經濟聯系,資源配置問題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計劃協調來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實行分權,這對提高經濟運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分權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內部的權力轉移,其次才是政府向企業、市場和社會的還權。政府職能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革,其結果是行政壟斷權的大而化小,政策資源仍然超越市場資源,成為了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強勢資源。由于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局部利益,使政策資源呈現內斂性,不同行政區劃間為爭奪優勢政策資源而相互抵制[8],在沒有相應“秩序”規范情況下,勢必出現不合作的“諸侯經濟”現象。以西咸一體化前的情形為例,咸陽與西安僅一河之隔,由于害怕被西安“吃掉”,咸陽過去長時間不在渭河以南規劃發展工業,而把它列為蔬菜區,以此筑成與西安的“隔離帶”,這種政策壘明顯不利于區域融合。還有比如在招商引資,爭取上級給予的優惠政策等方面兩市也是競爭激烈,互不相讓,必要時以行政壁壘抵制。
第二,市場資源遭遇非平衡經濟增長的沖擊。“自由市場力量的作用使經濟向區域不平衡方向發展是一個內在的趨勢”(繆爾達爾,《經濟理論與欠發展區域》,1974年),“增長極”理論與“中心—”理論也表明,市場力量不足以消除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平衡,短期內甚至會強化這種不平衡,一體化過程中若完全放任自由化的市場,會導致凈優勢資源單方面流動,GDP的變化會牽動各行政區首腦的神經,發達地區政府怕受拖累,欠發達地區政府怕吃虧,為扭轉這種趨勢,各行政區會用政策資源包圍市場資源,行政力抵制市場力。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各地區法治環境與市場制度的梯度差異,增加了法律、政策協調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沒有相應的機制來改善這種不平衡,一體化進程就很難進行下去。[9]政府之間能否達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自動實施的協議,保證“合作博弈”能夠重復,關鍵在于能否給那些落后的伙伴一個良好的前景預期,或者通過非市場的力量在合作中盡快縮小差距,這需要通過特定的資源配置和補償機制來實現,而這種機制正是目前中國缺乏的。
第三,“合作協調人”的缺位和失效。對于打破行政壁壘,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使整體經濟發展,從長期看這應該也是上級政府的施政愿望。但由于跨行政經濟區缺乏與之重疊的行政級別,靠地方平級政府難以合作協調,于是就出現了以上級政府成員為主的合作協調人,但這種合作協調人缺乏權利和法制保障,協調力度大打折扣,加之對各行政區情況缺乏足夠的認識,協調只是成了建議,最后變成“東周諸侯不朝覲”,各行政區表面上看同屬一個經濟區,實際上是各顧各。以西咸一體化為例,兩市時常遇到一些諸如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環保投入等涉及到雙方利益分配與成本分攤的棘手問題,由于缺乏強有力的一體化領導機構來確保實施,往往使很多問題擱淺或遺留。
以上難題表明,由于政策資源的內斂性,以及市場資源遭遇非平衡發展的沖擊,在缺乏合作協調人的情況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管理體制面臨沖突,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
三、模型分析:兩種資源的優化配置
(一)模型假設
假定地區經濟發展手段主要來源于政策資源和市場資源兩類,地方政府對這兩種資源的偏好關系都具有完備性、可傳遞性、連續性、單調性和嚴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情況1:獨立行政區的資源配置
市場資源對政策資源的邊際替代率是它們的價格之比,也是各自的邊際效用之比。實際上,由于資源的邊際效用遞減,犧牲市場資源的利用而單靠政策資源推進的發展模式導致的效用水平是不高的,西部某些地區在實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要避免這種“行政過度”帶來的低效用。
情況2: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不同行政區的資源配置
政府的短期偏好在于使用政策資源,過度的政策資源使用產生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政策資源的邊際效用遞減,政策資源逐漸演變成保護內部“弱市場資源”的行政壁壘;二是對有限政策資源的爭奪,造成兩地相互抵制,互筑行政堡壘,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管理體制沖突由此形成。
四、對沖突的進一步解釋
政策資源和市場資源在此不能達到優化配置,主要在于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表現為以下方面:
(一)單一的政績評估機制和政治晉升中的經濟人行為
目前我國的政績考核依然以經濟建設成績為中心,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主要依據本地區財政稅收、本地就業和GDP增長速度。“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種施政觀可能會導致兩個極端:從時間緯度上,地方政府為實現任期內的跨越式發展往往較少考慮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從空間緯度上,面臨同一經濟區內的行政區劃的邊界時,為了保護本地利益,政府往往采用行政手段干預生產要素的流動,人為制造區間壁壘。
地方官員合作困難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們的政治晉升博弈的性質[10]。同一行政級別的地方官員,在政治晉升博弈中,參與人面臨的是一個“零和博弈”,因為只有有限數目的人可以獲得提升,一個人獲得提升將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機會,一個人所得構成另一人所失。而在當代的經濟競爭過程中,也需要通過合作優勢互補。政治晉升的零和博弈往往會干擾經濟競爭的合作雙贏。
(二)信息不對稱與政府間不信任導致的非合作博弈
即使消除了地方政府經濟人的行為,跨行政經濟區仍然存在政府間的博弈,同級政府在面對不完全信息表現出來的等、靠、推的相互觀望思想本來就很嚴重,加之彼此之間缺乏信任,擔心利益受損,致使非合作博弈的產生,其結果是雙方受損。如下例的靜態非合作博弈,在缺乏互信情況下,即使雙方知道合作雙贏,但不能確定對方是否能采取合理積極的合作措施,于是只從單方面利益最大化出發,導致非最優結果。
(三)區域產業同構化嚴重,缺乏合作的內容即使制止了政府的經濟人行為,克服了信息不對稱,消除了非合作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合作也會面臨新的問題。由于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關注更多地表現為對本地區經濟指標的關注,缺乏對整個區域的產業發展目標進行系統的戰略思考,因此,大多地方政府往往對那些被區域內其它地方政府廣泛關注的“熱線產業”具有強烈的投資沖動,忽視了區間產業互補與合作,其結果帶來的是區域內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11],從而使得區域合作缺乏實質性的內容。例如陜西關中地區的西安、咸陽、寶雞等地區傳統工業產業均以紡織、軍工、醫藥等為主,新興工業產業又都選擇在能源化工、裝備制造、建材等產業內的相同方面,產業同構嚴重,惡性競爭和排斥往往對一體化形成威脅。
(四)區域合作的主體不明,缺乏合作的推手政府與企業在一體化過程中也存在博弈,政府會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下資源在更大區域內的有效配置,因此區域合作主體是企業,而企業會認為,政府不創造良好條件,消除行政壁壘,要素是無法自由流動的,因此區域主體是政府。在主體不明情況下,一體化的進程顯然缺乏推動力,等和靠的思想由此產生。實際上,區域經濟合作的主體應該分前后兩個階段來看,如下圖所示,以行政體制改革為過渡,前期以政府為主,主要進行公共設施建設和規劃統籌工作,發揮政策導向作用,后期以企業為主,完善市場機制,政府要從某些領域退出,為企業提供服務。目前西咸經濟一體化就面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渡階段,如果在這個階段搖擺不定,一體化實施的主體也就不明確,一體化的進程就會受阻。
五、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要構建合理的地區間利益分配、約束和激勵機制,優化行政機構運作方式,具體內容如下:
(一)弱化行政區劃邊界,構建交通信息網絡區域經濟學中的“中心地理論”、“增長極理論”等表明,中心城市和地域對周邊欠發達區有經濟帶動作用,而行政區劃的邊界是兩個中心城市輻射最弱的地區,成為經濟一體化的“隔離墻”,要實現要素的充分流動,就必須弱化行政區劃邊界,在邊界區設置經濟合作的“通道”以促進經濟一體化。西咸共建區就是這一思想的創舉,兩地在城市的邊緣規劃建設40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合理的功能區劃,吸引企業進駐和房產開發,使其成為西咸經濟一體化的突破口。
交通信息網絡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內容,由于屬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決定了需由政府提供,跨行政區只有具備較完善的交通網絡,要素在區間流動才有物質載體,才會減少信息不對稱的障礙。西咸經濟一體化在這方面規劃的早但實施的晚,雖然西咸電話并網開創先河,但兩地的交通銜接頗費周折,咸陽的世紀大道建成后很長一段時間很難與西安同規格公路銜接,群眾反映強烈的直達公交線路也是奇缺,晚晚落后于人們的預期,這是急需改進的。
(二)減少行政區劃管理層次,適當增加管理幅度,消除行政壁壘
通過行政區劃管理層次和幅度的調整,可以直接解決現存的區間行政壁壘問題,將區間經濟矛盾轉化為區內經濟問題加以解決,從而一定程度上解決當前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行政區劃改革要強化經濟中心,規劃區域布局,逐步形成層次合理、幅度適當、結構優化、功能完善的區劃體系,從而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提供適宜的區域地理空間[12]。
在不能完全破除歷史形成的行政區劃前提下,通過部門的融合是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實之舉,它繞開了行政壁壘和法律限制,注重實效,是短期內消除局部矛盾的重要抓手。烏昌一體化在這方面大膽創新,通過合并兩地黨委,在高層實現戰略統一,而西咸一體化這方面比較薄弱,兩地部門歸屬各行政區,多數情況下需要通過各自主管上級間接溝通,但在渭河污染治理上兩市環保部門合作比較積極,為改進渭河支流水質,兩市共同制定了《西安咸陽灃河、氵皂河水污染治理規劃》,協同關閉造紙等污染企業數家,使水質有所改善,為兩地可持續共同發展做好了鋪墊。
(三)完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政績考核制度
要消除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在追求政績時的經濟人行為,須對現行的以經濟增長為單一指標的政績考核制度實施改革,新的考核制度需體現以下幾方面:一是考核指標盡量量化,體現科學性、規范性、可行性。既要有數量、速度指標,更要有經濟增長的質量指標、社會效益指標、環保指標、就業指標、對外影響指標等。二是要建立規范的考核方式,對地方政府及官員的考核應將上級政府的考核與民意考核結合起來,考核程序做到公正、公開和透明。三是考慮外部性,建立獎懲機制,在政績考核中,對于促進本地并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政府和官員予以表揚、獎勵,以達到激勵效果;對于一些只管本地發展而對周邊地區進行市場封鎖、設置要素流動障礙、轉嫁污染等行為予以處罰。
(四)通過法制保障,構建區域協調管理機構
一體化經濟區在面臨共同的發展問題時,由于無法可依,往往表現為同級政府難以干預,上級政府缺少合理干預的手段,一旦干預又成了獨角戲,地方上等、靠、要的思想滋生。可以通過構建法律基礎,各成員進行產權的部分讓渡,并由超越行政區劃的區域協調管理機構來行使由各成員讓渡出來的這部分權力,以制定整體性的合作發展規劃,協調解決成員之間的利益矛盾沖突。國際上依法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的例子很多,歐盟的成長就是一個典范,還有美國的例子,美國為促進跨區域問題的解決、調節各地方政府間關系,于1961年頒布了《地區再開發法》,為此在商務部下設立了地區再開發管理局;1965年頒布了《公共工程和經濟開發法》、《阿巴拉契亞區域開發法》并相應地成立了經濟開發署和阿巴拉契亞區域委員會以及一些州際區域開發委員會。西咸一體化在這方面有所突破難度很大,因為這需要上級相關部門立法或授權,現行的協調領導機構很難依法獨立行使權力,而面對西咸兩市越來越不好解決的難題例如交通、產業的統籌規劃與資金投入,土地指標的統籌等問題都需要省級層面強有力的支持。
(五)財稅體制的靈活性和統籌性
區域經濟中各行政區難以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分配問題,而引導市場經濟行為的財稅分配政策,對市場、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有著關鍵的利益導向作用。然而我國目前的財稅分配制度不盡合理,中央與地方稅收劃分上、轉移支付上、區域惡性競爭的稅收優惠政策上都不利于推進經濟區內行政區劃的合作,因此上級政府要統籌經濟區財稅分制度,完善地方稅收體系,增強政府對地方經濟的調控能力;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實施轉移支付法律化、彈性化、透明化,同時要解決地區之間的發展均衡問題,逐步使單一的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支付向縱向為主,橫向為輔的轉移支付發展;適當下放和監管稅收優惠權限,更好地運用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13]。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國際關系 生產經營 國際貿易 金融資本
一、經濟全球化的本質與進程
經濟全球化,從根本上來說, 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聯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會的農業經濟中, 人類的生產活動是分散的。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后來發育起來的市場經濟,使人類的生產活動具有了一種不斷擴張的本能--追逐利潤以滿足資本增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新興民族國家如雨后春筍般矗立于世。它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 擺脫數百年來殖民主義強加的貧困與落后。然而, 多數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民族獨立, 但在經濟上并沒有擺脫西方的控制,其工業化進程被納入了資本國際循環的軌道。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對于西方戰后的經濟復蘇與發展來說, 可謂是“第二次地理大發現”, 它們引發了西方發達國家產業資本的大規模跨國運動,帶動了資本的國際循環與周轉。
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僅是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而非經濟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資本的跨國運動將世界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連為一體, 但從中產生的經濟利益卻沒有在全球呈正態分布。資本流遍世界, 利潤流向西方。西方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卻在可悲地扮演著輸家的角色。經濟全球化正在制造全球的兩極分化。在資本國際循環過程中, 發達國家憑借在資本、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壟斷優勢, 通過國際間的產品、技術、資金、勞動力、信息的交換獲取巨額利潤。經濟全球化將發展中國家納入資本國際大循環,使之成為西方資本的積累對象。經濟全球化, 即資本國際大循環中的資本積累與不平等交換是造成當今世界范圍內嚴重的貧富分化與南北差距的根本原因, 如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陷入了貧困的泥潭。
二、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新的國家經濟體制,它反映了國際經濟關系領域的一場深刻的變革,這一變革也給當前國際關系帶來全面深刻的影響。
1.促進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系統正在逐步形成。各國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利益錯綜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同時各國對世界市場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爭端和摩擦接連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傳統經濟體制下的零和、輸贏規則已為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非零和及雙輸、雙贏規則取代,要么一損俱損。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經濟實力多么強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國,尤其是各大國,在處理相互關系和國際關系時客觀要求相互溝通。協調與合作正在成為大國關系的主旋律。
2.對南北關系產生雙重影響
南北關系的實質是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剝削與控制,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經濟全球化對南北關系產生了雙重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首先南北關系長期以來的緊張態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過去南方對北方的單向依賴已變成雙方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南北經濟交往的規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強。彼此都認識到,只有保持南北雙方和諧發展,世界經濟才能得以健康地運行。雙方都在處理南北關系時表現出務實性和靈活性,放棄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其次,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新的發展機遇,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南方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國家之間要求加強經濟和科技合作的呼聲很高。
3.推動區域內國家聯合
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各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小國,都希望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又往往力不從心,于是有著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國家就通過區域內國家的聯合,通過地區經濟一體化來加強爭奪市場份額的能力。地區經濟一體化又進一步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一是促進地區范圍內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區化的經濟組織是以承認成員國平等為前提的,發達國家不能對發展中國家頤指氣使,為所欲為,而比較注意尊重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而且,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規范,這就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證,有利于促進南方國家的發展。二是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為了給本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或者為了增強區域集團的實力地位,往往還注重加強其他方面的合作,從而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美洲國家組織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調解了厄瓜多爾和秘魯長達50多年的邊界爭端,兩國議會都表示無條件地接受保證國提出的解決有爭議領土的方案,這是在地區一體化框架內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經濟共同體也成功地化解了長達9年的利比里亞內戰。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來鞏固其成果,這就導致地區經濟一體化逐步向政治一體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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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發展;影響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類型與特點
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指同一區域內的一些國家為了維護共同經濟利益或為了強經濟聯系與合作,通過契約和協定的形勢,在區域內逐步消除成員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進而協調成員國間的社會經濟政策,形成一個跨國界的人員、資本、勞務、商品等自由流通的統一經濟區的組織形式,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有多種多樣的類型。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類型
區域經濟一體化通常采取6種形式。從低到高分別為特惠貿易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和經濟政治同盟。在特惠貿易區中,成員之間實行部分特惠關稅減讓;自由貿易區中成員之間拆除所有關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但每個成員有權對非成員設定各自的關稅稅率;關稅同盟也是自由貿易區,但每個成員對所有非成員采取共同的對外關稅;共同市場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級形式,成員之間除了要解除所有貿易和投資壁壘外,還要允許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經濟同盟和經濟政治同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更高層次的形式。在經濟政治同盟中,區域經濟一體化要求各成員間不僅實現經濟政策的統一,政治政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統一性。我們通常所說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類型主要是指按其一體化水平來劃分的。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1.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通常要求成員之間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讓渡部分,建立負責協調和制定共同政策且管理該組織共同事務的權力機構,經濟同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更高形式。它包括各成員國貨幣、財政等經濟方面政策的一體化。這樣的同盟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國家性質,建立了一套立法、司法、行政的同盟機構,隨著發展的進程甚,至可以形成政治一體化,進而成為最高的形態――經濟政治同盟。
2.發展進程較曲折。早在上世紀40年代末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就已出現,但在以后的一段時期內,大部分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發展較慢,有的甚至停滯不前,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發展趨勢出現重新高漲的形勢,到上世紀90年代,已形成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在全球內壯大起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世界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已達100個之多。在上世紀70年代,還不到30個,80年代時期才30個出頭,90年代中期超過40個。由此可見,60%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在90年代后建立的。一部分的區域經濟組織存在重疊或者相互包含的關系。
3.發展規模不斷壯大。“亞太經合組織”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它包括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盟”兩大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從發展的過程來看,發達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數量不多,但其組建的時間較早,發展較為成熟,特別是發達國家財力雄厚,其形成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影響力往往較大,這就給經濟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形成了一些壓力,感受到無端的排擠甚至威脅。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數量越多,發展越快,對那些尚未參加到區域化一體化組織的國家和地區造成的壓力越大,這也就促使它們花大力氣加入進來,或者,嘗試建立自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新形勢下,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全球貿易和區域各國經濟產生新的不同影響,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影響。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國際貿易發展的積極意義
1.促使全球形成新的國際貿易格局。歐洲、北美、亞太這三大經濟集團的形成和發展,使國際貿絲逐漸呈現出新的格局。這三個大區一體化新形成三個經濟圈;這三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又與除去它們之外其他的大、小區域一體化組織組成一個相互對抗而又相互聯系的世界經濟格局。這種新的格局導致各國對外經濟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即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被區域經濟合作以及區域國際貿易所替代,各國要想在新形勢下發展經濟,必須結合自身所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為依托,進而求得共同發展。這樣的格局也將要求各國更加注重國內經濟發展,只有自身經濟發展良好,才能更好的融入的新的國際貿易格局當中。
2.加速各國經濟全球化發展。自由市場建立之后,必將推動和加劇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外的國際壟斷資本在這一市場的競爭,比如“跨國投資”的興起和跨國公司的大量產生。而“跨國投資”的高速增長,不僅推動了不同國家間資本的滲透和交融,使還使得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優化資源配置,使經濟全球化發展到新時期。
3.提高世界科技發展水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對世界經濟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大,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優勢越發明顯,世界各國均把發展科技擺在突出位置。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之間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進一步提高了全球科技發展水平。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國際貿易發展的消極影響
1.關稅壁壘影響。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不利影響尤為明顯。發達國家之間建立關稅同盟,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組織之外國家或地區無法享受關稅同盟的優惠。未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發展中國家競爭能力本身有限,關稅壁壘的形成導致發展中國家商品或服務的出口面臨很大困難。
2.貿易限制影響。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形成后,國際資本大多在區域性經濟貿易集團內部這一安全的“避風港灣”內流動,突破的只是集團內部的貿易壁壘。然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貿易急需的國際資本沒有辦法引進,這樣就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內資金緊缺等問題的出現,其發展經濟貿易和提高經濟競爭力就無從談起,“南北”差距越來越大。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中國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加快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例如,歐盟的東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都是在這個時期建立。而在1995年1月后,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備案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達206個之多。但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所在東亞地區,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中發展緩慢,不僅沒有形成區域一體化制度,而且貿易環境和投資環境還有惡化的勢頭。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對外貿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到2004年,我國對外貿總額首次躍居世界第三位。同時,中國也是受到非貿易壁壘限制最多的國家之一。作為一個經濟內需不足的出口導向型國家,貿易自由化對中國來說猶為重要,否則很難維持經濟的高速發展。面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要想突破區域經濟集團的限制,就要發展自己所在區域的合作戰略。
21世紀初期,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目標主要在于利用區域內的資源加以整合,提升自身經濟實力,實現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所以,采取的是市場導向型這一策略,然而,市場導向型的區域合作是不穩定的。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且經濟實力達到一定高度的當下,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應該采取市場導向型和政府導向型相結合的“雙保險”策略,有效的約束制度的建立,能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成效。
四、中國與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合作
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要思考的不是應不應該參加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而是如何根據中國國情,順著這一潮流,更好更有效的參加到經濟全球化進程當中,花大力氣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我國既要成為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積極參與者,也要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力推動人。
(一)加強與相鄰國家的聯系與合作
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加強與領國的經貿關系,進而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來,這給我們提供了和相鄰國家發展經濟貿易最方便也最見成效的途徑。
(二)改善與周邊的整體國家關系
以歐洲大陸為例,法、英、德三國在上世紀均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是,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三國已經成為歐洲最緊密的經濟伙伴關系,德、法兩國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化解了戰爭恩怨,不僅促進了外交關系的大大改善,也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樣,出于亞洲大陸的中國和日、韓兩也正朝這樣的方向發展。
(三)加快自身經濟政策調整
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地區行政區劃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各省、市之間的行政計劃已經構成了對生產要素自由組合的嚴重障礙。在歐盟國家通過50年的談判消除了彼此之間的鴻溝,統一了貨幣、貿易政策后,在中國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中,我們更應加大對中央政策的貫徹實施,反對各行其是、條塊分割的老做法,在中央政策的統一指揮下建立更大更好的統一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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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盧忠榮.國際貿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地經濟不斷地在突破國界限制,在全球尋求資源配置,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各地區的之間的經濟關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統一,本文試著分析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關系。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界定,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說法,大部分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行為在全球范圍的大規模活動,生產要素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由流動、合理配置與重組,是世界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相互融合的表現。或者更準確地概括為指參加多邊談判或磋商的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團體,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有關經濟貿易協議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協商原則,實行整體運行的世界性經濟貿易組織或者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復雜的,推動世界經濟總體增長,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資源,促進國際投資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如果處理不當,會為經濟全球化付出代價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相鄰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圍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實現未來的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簽訂某種政府間條約或協定,制定和規范共同的行動準則,協調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國政府一定授權的共同機構,進行長期和穩定的超國家的經濟調節,達成和實現經濟的甚至是政治的聯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區域市場,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另外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各個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區別。經濟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跨國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推動,是市場機制其主導作用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則是通過市場機制把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是國家期主導作用的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把那些愿意參加一體化結盟的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風險是很難規避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風險;而在經濟區域化的狀態下,風險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資源配置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由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的,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經濟全球化刺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形式發展,又不斷地沖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給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驅動力,經濟全球化通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進區域經濟組織間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經濟全球化準備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家分工的深化,加強了區域內部各加盟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各加盟國的經濟發展,再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跨國公司的貿易功能,必然進一步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區域經濟一體化使集團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區域外的國家要想獲得競爭力,就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貿易制度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相比較來說,區域經濟對經濟全球化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歐盟等發展完善。各加盟國對區域經濟依賴性加強,再加上區域對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局面,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經濟也制造了貿易壁壘。如區域經濟組織的排他性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之間就存在隔閡。區域經濟是為了實現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區域內部成員之間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則是為消除全球經濟間的貿易壁壘努力,區域經濟在這一方面與之出現矛盾,區域經濟以地域為名為貿易提供一種新的保護手段,這種保護手段對于區域外的成員來說就是阻礙他們之間相互合作的貿易壁壘。區域經濟強化了其內部產品的競爭力,對區域外的產品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組織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進入。這一行為,滿足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對與經濟全球化來說,則傷害了全球經濟之間平等合作的基礎,加大了國與國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話的難度,妨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長遠利益來,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順利發展。
總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又是對立統一的。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漫長的過渡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會慢慢形成互補。兩者之間雖然實施途徑相異,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為企業創作了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兩者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兩者之間應該加強合作與交流,相輔相成,在全球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最終推動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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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中―天水經濟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協整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17-4244-04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of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and Its Neighboring Provinces
ZHANG 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Fanyi University,Xi’an 710105,China)
Abstrac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n the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tatu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 It will provide objective reference and reasonable advices for gradually building economic zone and making it a developing and opening inland highland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integration;co-integration analysis
2009年國務院通過了關于實施《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和進一步打造西部大開發戰略高地議案,強調在我國西部地區打造關中―天水、成渝和環北部灣三大經濟區為重點區域,輻射帶動西部地區發展,鼓勵其對外進一步開放,為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實現率先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進而實現“以線串點、以點帶面”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發展。
本文以“關中―天水”經濟區為例,考察其與周邊區域經濟間的協同關系,進而分析經濟區與周邊區域的一體化進程狀況,最后為陜西打造內陸型開發開放高地提供合理的建議。
1 理論簡述
新經濟地理強調經濟空間的主要內容為模報酬遞增、空間聚集和路徑依賴。Yong[1]認為區域經濟的集聚可以帶來區域內經濟產業互動,以及由于空間位置的臨近性而帶來的成本節約。空間聚集在企業間相互作用的自組織機制下形成地區經濟格局,導致城市和市場不斷擴大,區域中心逐漸形成,最終實現區域一體化和大都市圈[2]。在地方經濟差異性條件下,地區經濟會獲得某種先發優勢,進而使其在專業化和貿易活動中呈現剛性。同時在區域經濟增長收斂的動態化方面,新經濟地理學強調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市場規模、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對區域內主體經濟活動和財富分配具有重要影響,這種一體化進程將會使區域經濟在更大范圍內聚集,同時擴大中心與的差距[3,4]。因此,空間臨近性和產業協同是區域經濟集聚的重要前提。本文按照地域臨近性圍繞關中―天水經濟區分別找出與其毗鄰的其他地區:河南(hn)、四川(sc)、重慶(cq)、甘肅(gs)、陜西(snx)、內蒙古(nm)、山西(sx)、新疆(xj)、寧夏(nx)。通過截取比較上述區域1992-2012年的GDP數據,同時為了能夠更好地考察區域一體化進程,將時間按照我國“入世”前和“入世”后分成樣本子區間Ⅰ(1992-2001)和樣本子區間Ⅱ(2002-2012)兩個階段[5],數據來源于1992-2012年《國家統計年鑒》。
2 研究方法
2.1 單位根檢驗
如果一個時間序列的均值或自協方差函數隨時間而改變則該序列就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與之相反,平穩序列圍繞一個均值波動且有向其靠攏的趨勢。為了表示序列平穩性,若變量序列是平穩序列則表示為Ⅰ(0);若變量序列經一階差分后變為平穩序列則表示為Ⅰ(1);若變量序列經二階差分后變為平穩序列則表示為Ⅰ(2)。檢驗變量序列是否平穩的方法稱為單位根檢驗,在此運用ADF方法檢驗時間序列變量的穩定關系。
2.2 協整分析
協整關系能夠反映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如果變量序列是非平穩的,則說明變量短期內是發散的,但為了分析變量間是否在長期具有較好的收斂性,就要通過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若其一階差分都是平穩且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說明它們存在協整關系,而且這種協整關系的存在可以通過某一變量的變化來影響另一變量的變化。為此Engle等[3]于1987年提出了兩步檢驗法(EG檢驗)用以檢驗變量xt和yt是否協整,其基本思想是:若序列xt和yt都是d階單整的,即滿足Ⅰ(d)形式,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回歸有yt=α+βxt+εt,式中yt表示因變量;xt表示自變量,α、β表示回歸系數,εt表示隨機誤差項。同時為了確保這種回歸關系的平穩性用ε表示εt的估計量即殘差項,α和β表示回歸系數的估計值,模型殘差估計值為:ε=yt-α-βxt。若回歸方程的殘差平穩,即ε~Ⅰ(0),則yt和xt具有協整關系。
2.3 向量誤差回歸模型(ECM)
為了反映變量在短期波動偏離長期的程度,我們對存在協整關系的變量進一步進行檢驗,采用Davidson等提出的DHSY模型。
yt=β0+β1xt+(β2-1)y-■x+ε (1)
模型解釋了因變量yt的短期波動yt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短期波動xt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ecm,如果yt和xt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則公式可簡化為:
yt=β0+β1xt+λecmt-1+ε(2)
ecm系數反應變量序列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的程度,也稱為均衡誤差。
2.4 Granger因果檢驗
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用Granger的方法建立模型。在此將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并按照Granger的分析步驟可以得到回歸方程(3)和(4)[7],即:
yt=α0+■αixt-i+■βixt-i (3)
yt=α0+■αixt-i+■βiyt-i (4)
式中,α0、αi、βi為回歸系數;i為滯后階數;k為最大滯后階數。式(3)用于估計x是否為引起y變化的Granger原因,式(4)用于估計y是否為引起x變化的Granger原因。
檢驗零假設為:x不是引起y變化的Granger原因,公式表達為:
H0∶β1=β2=…=βk。
并估計無約束回歸模型(5)和有約束回歸模型(6)。
yt=α0+■αiyt-i+■βixt-i (5)
yt=α0+■αiyt-i (6)
式中:p和q表示y和x的滯后階數,然后利用RSS構建檢驗統計量:
F=■~F(q,n-p-q-1) (7)
該統計量為樣本容量n的F分布,其中以n-p-q-1作為分母自由度,q作為分子自由度,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來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如果檢驗、、顯著不為零,則拒絕原假設H0:x不是引起y變化的Granger原因。再將x和y的位置互換進行檢驗零假設H0:y不是引起x變化的Granger原因。
3 實證分析結果
3.1 協整檢驗結果
為了降低數據波動便于數據處理,首先對各省的GDP數據通過取對數在不影響數據屬性的基礎上使數據相對平穩以便于分析。將處理后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利用Eviews6.0軟件對數據序列進行單位根分析(表1),結果得出變量結果均小于ADF臨界值,證明變量序列都是單整的Ⅰ(1),通過平穩性檢驗且具有常數項。
接下來對各地區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為了考察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區域一體化程度,將各省區分別與陜西地區兩兩配對分析(由于該經濟區核心為陜西地區,所以在分析中采取將其他省區與陜西進行協整分析)。通過分析得出其相關各殘差序列的ADF檢驗結果(表2)[8]。
從表2中可以看出,陜西與山西、四川、寧夏、新疆、河南的殘差e通過ADF檢驗,也就是說陜西與這5省具有協整關系,而與重慶、甘肅、內蒙古不具有協整關系。為了考察這種回歸關系中變量在短期偏離長期均衡關系的程度,對協整結果采取誤差修正模型分析,得到相關協整關系的分析結果如下:
ecm=(0.265 051,-0.063 915,-0.181 676,-0.137 918, 0.367 377)
從ecm系數結果可知各地區經濟短期偏離長期均衡關系較弱,模型具有較高的擬合優度。而陜西經濟在波動方向上與山西、河南是同方向波動,而與四川、寧夏、新疆呈反方向波動。
3.2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對于地區間彼此的影響因果關系具體如何,從協整分析結果不能得出。因此還需要進一步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做出分析判斷。本文為了能夠更好地反映關中-天水經濟區與周邊區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體化進程狀況,將數據序列按照“入世”前和“入世”后分別分析,然后再比較其變化過程。
從表3中可以看出,陜西和山西、四川、寧夏、新疆彼此均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只有與河南在子樣本Ⅱ區間內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說明陜西與河南在經濟發展中存在一定的影響因果關系,而與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缺乏關聯性,彼此之間尚未形成分工與協作關系,地區經濟發展呈現出顯著的獨立性特征,區域一體化進程緩慢。
4 結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關中―天水經濟區與其周邊區域山西、四川、寧夏、新疆、河南存有一定的經濟上的聯系性,這一點從協整關系中可以體現出,說明區域周邊這種經濟影響關系是存在的。同時也看出陜西與甘肅、重慶和內蒙古不存在經濟影響關系,而天水作為關中天水經濟區的甘肅部分,能否與陜西形成協同效應,對于經濟區在未來能夠更好地發揮地區經濟聚集效應提出了不小的挑戰。從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來看,在樣本區間Ⅰ和樣本區間Ⅱ中陜西與山西、四川、寧夏、新疆均沒有因果關系,說明這些地區間的經濟發展都是獨立的,地區間的經濟影響缺乏因果關系也說明區域分工與合作沒有實現,區域一體化尚未形成。然而從P值比較來看,樣本Ⅱ比樣本Ⅰ的因果解釋程度正在逐漸增強,說明在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影響下,西部地區彼此的經濟影響因果關系正在逐漸增強,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正在進行中。尤其在子樣本Ⅱ中陜西與河南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說明兩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交往密切,經濟一體化程度正在加深,區域協同性正在加強。
總之,關中―天水經濟區與周邊區域在1992-2012年間的經濟發展階段,基本特征表現為獨立性強于關聯性。空間聚集效應僅僅以省內聚集為主,沒有形成大區域范圍內的產業聚集區、區域經濟中心和都市圈,甚至如四川、重慶與陜西這樣的西部經濟發達地區間的經濟關系也不明顯。較低的區際開放度導致區域內資源流動性低,配置效率不高,地區對周邊輻射能力有限。進而影響到各地區對資源共享、整合的效率,致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很低,各省由于缺乏聚集效應帶來的資源共享,當然也就難于獲得經濟發展中的規模遞增收益。當然,從分析中也看到,伴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和“入世”后各省開放力度的加大,地區間的經濟影響關系正在逐漸加強,尤其是陜西和河南的Granger因果關系的存在說明了區域一體化進程正在由東向西逐步推進。
新時期我國中央政府關于關中―天水經濟區和成”經濟區的規劃和成立,正是希望通過打造我國西部內陸型開發開放高地,突出大區域范圍內經濟中心區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聚集作用,以更強的輻射帶動能力促進地區間經濟融合,增強空間聚集性,促進區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最終實現西部“以線串點,以點帶面”的經濟發展格局,推進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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