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第2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關鍵詞 會計規范研究 方法 發展歷程 認識 分析 回歸
一、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是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規范研究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會計規范研究工作起源于經濟學者凱恩斯對于經濟價值判斷的研究，經濟學界將凱恩斯關于經濟研究中是否以價值判斷為經濟政策衡量依據作為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劃分點，繼而美國經濟學者弗里德曼也針對實證經濟學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并在其《實證經濟學論文集》等文章中論述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間的區別，這促進了實證科學和規范科學的劃分。
20世紀60年代，在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研究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積極開展了關于會計規范研究和會計實證研究等工作，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并重，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在會計學界不斷得到應用，西方學者將原來的傳統會計研究方法稱為規范研究方法，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由此產生。我國的會計實證研究工作始于20世紀80年代左右，會計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工作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并成為會計理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內容，會計規范研究范圍并由此不斷延伸。
二、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認識的簡要分析
根據上述內容可知，會計規范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傳統的會計研究法方法，由相關的定義和概念可知，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是處理經濟問題和會計問題的重要依據，也是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標準。會計規范研究方法需要將一定的價值判斷作為分析和研究基礎，并根據價值判斷來提出相關的行為準則，分析并探討相關的行為措施，以便使其符合這些標準的要求。同時，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與演繹推理等方法相結合，以便為實際工作或者應用提供參考原則。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不受現實實物的影響，其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回答“應該是什么”，而不是闡述實物的本來特性。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從邏輯和演繹推理等方式闡述會計實務的本質，進而為會計實務的順利開展起到導向作用，提高會計實務的規范性和科學性。
會計規范性研究的現實性目的之一是為制定會計準則服務，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抽象性思維模式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規范研究過程兼具主觀性和邏輯性，有利于完善規范會計理論研究。其次，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受到研究主體的先驗價值觀影響，從而降低了會計規范性理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不利于規范會計理論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簡要剖析和回歸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受到個人先驗價值觀的影響，不受現實實物的影響，沒有與實證定量分析相結合，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與一般的規范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區別。
（一）會計規范研究的涵義比較明確
會計研究主要分為對會計工作、會計環境、會計相關理論、會計思想發展歷程和會計知識教育和普及等內容，會計研究方法主要有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和會計實證研究方法。
規范性研究是與實證性研究相對應的一種研究方法，中文對規范的定義主要是指一種約定俗成的標準或者是明文的規定，簡而言之，規范就是一種標準、準則、規定或者是衡量尺度。從不同的方面來看，規范具有不同的涵義。如果是從會計理論角度分析，會計規范研究主要是一種對會計法規、會計制度、會計職業道德、會計慣例、會計操作模式等的研究。根據目前較多的會計規范研究工作情況可知，各種有關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定義中的會計規范實際指會計人員在會計行為中應該遵守的標準；部分理論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定義是對實施會計規范后會計行為和會計實物表現達到的會計規范的研究。
從不同的角度或者目的出發，對會計規范研究的定義是不同的。筆者認為，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包括對會計規范的研究和應用會計規范時采用的方法。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對會計規范和會計規范應用范圍的研究，會計規范的內容是多樣化的，因此會計規范研究工作是會計界的重要組成內容。此外，由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可知，該類方法僅僅只用于會計規范應用工作之中，并不適用于會計實證研究方法外的研究范圍。因此，部分會計研究理論對規范研究方法的認識存在偏差，沒有明確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深刻涵義。
（二）會計規范研究需要具備一定先驗價值觀
人無完人，無論是規范研究分析還是實證研究分析，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就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而言，其要求研究主體具備一定的價值取向，這一標準有助于明確會計規范研究目的，從而對會計行為提高導向性作用，對會計規范研究工作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在一般的規范性研究工作中，個體價值觀會影響分析結果，研究人員容易在沒有實證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由以往的經驗或者先驗價值觀入手，直接作出符合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直覺的結論。這樣就會大大降低規范研究工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規范研究工作比較脆弱，難以經得起縝密的邏輯推敲，嚴重的甚至會喪失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意義。
會計規范研究工作離不開先驗價值觀，先驗價值觀將有利于會計研究人員明確命題，理清會計理論前提和相關假設，并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價值判斷。
（三）會計規范研究與定量分析結合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以一定的價值觀判斷為基礎，其屬于定性研究方式，主要回答“應該怎么做”，會計規范研究方法主要探討會計準則和實行的方法。以往的規范研究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也不采用數學建模和統計分析方法，并沒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規范研究主要回答規范性問題，沒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而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主要內容是傳統的會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演繹法和歸納法等科學方法，可以從普遍性的理論向個性進行推理和演進，同時可以從一般性的實物中歸納出一般規律，從抽象思維的角度分析問題，指導實務。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開展定性研究，并根據研究的實際情況去強調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間的統一。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的要求，同樣可以側重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會計規范分析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從研究命題的提出到研究結論的得出，都有基本理論和專業理論為依據。我們要重視會計規范方法，需要將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一般認識過渡到普遍認識，揭示其本質，分析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特點，積極構建完善的會計規范研究系統，提高會計分析工作質量，健全會計分析理論。
（作者單位為四川省南充中等專業學校）
參考文獻
[1] 方軍雄.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方法基礎：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融合[J].會計之友（下），2009（04）.
[2] 張自巧.析實證會計研究與規范會計研究相結合的理論基礎[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08（09）.
第3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一、科學方法論
什么是科學方法論?有的學者認為,科學方法論,狹義的僅指自然科學方法論,即研究自然科學的一般方法,如觀察法、數學方法等;廣義的則指哲學方法論,即研究一切科學的最普遍的方法。
科學方法論是對客觀事物本質和規律(客觀的)進行證實和證偽(可錯的)的一般認識原則或學問(理論的),其可以劃分為理論層次的科學方法論和經驗的科學方法論。理論認識層次即實現知識的系統化,形成具體領域的理論體系的科學思維活動階段,對于這個科學認識層次的研究,可以稱之為理論層次的科學方法論。經驗的科學方法論是對各種事物在經驗積累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概括、綜合、分析、實證,從而獲得適用于實際目的的經驗規律的理論。無論如何,科學方法論都只能是一種針對世界的某一個側面、某一個層次的研究[1]。
在經濟學的領域內,方法論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經濟學方法論是指論證經濟學理論正確的某種原則,如現代經濟學廣泛流行的實證主義,廣義上的經濟學方法論則包含著什么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創新的方法論[2]。作為應用經濟學的分支,金融經濟學所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基于市場主體決策行為的金融市場運行狀況以及對金融資產的財務和資產定價問題。現代金融經濟學由公司定價兩個部分組成,其研究內容包括資產管理和資產價值評估,而科學方法始終貫穿于金融研究的全過程。
二、金融經濟學中運用的三個科學方法
科學是隨著實踐的需要而產生,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金融經濟學是代表人類對金融領域的最為“理性”的認識,是對金融現實進行理性思考的基本框架。從金融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如市場有效假說、隨機漫步理論及泡沫不存在理論等在思維方法的邏輯創新,到以《非理性繁榮》一書名動天下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在2003年2月提出建立惠及更多社會階層和國家的全球金融新秩序來為風險提供金融工具以規避宏觀、微觀金融風險的觀點,金融經濟學的思維方式遵循著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驗證解答的邏輯過程,其思維過程仍然還是那種:“歸納現實,從特殊到一般提出理論;再演繹一般原則,從一般到特殊來驗證理論的過程”[3]。縱觀金融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其中主要運用了以下三個方法:
(一)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是正確反映客觀事物本質,逐次形成概念、范疇、規律及一般原理的認識過程,是從經驗到理論,從舊理論到新理論的必由之路[4]。
科學抽象是認知主體的能動活動,具體表現為認知主體分析能力、綜合能力的正確運用。科學抽象的進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認知主體運用其分析能力先將多樣性統一的事物整體分解為各個部分和方面,然后從中排除其非本質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質規定。馬克思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5]。在第二階段,認知主體運用其綜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質規定的內在聯系,將它們連接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達到思維中的具體。馬克思將這一過程稱之為“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6]。
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馬科維茨首先抽象出單個資產的預期收益率為某收益率出現的概率,風險可以用收益率的變動幅度(即方差)表示,這就是從感性上的具體上升到抽象。針對用馬科維茨模型選擇資產組合需要進行大量繁復的計算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單指數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在無效性的投資組合與其他個別證券的風險與收益條件下,資本市場線很難對其收益與風險進行衡量。為此,證券市場線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場均衡狀態下,風險證券或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與市場組合收益的協方差(風險)的線性函數。由于人們習慣于以市場組合作為衡量風險的標準,在市場均衡狀態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下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貝塔(證券或組合的協方差相對于市場組合方差的倍數)的線性函數,從而解決了證券的定價問題。這充分體現了從抽象的規定上升到思維中的具體。
(二)實證法
實證法又稱實證分析,是規范分析的對稱。實證分析一般要經過理論實證分析和經驗實證分析兩個主要階段。理論實證研究的一般過程可概括為四個步驟:第一,提出理論假設的有關條件;第二,建立理論假設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第三,理論假設模型的經驗檢驗;第四,驗證理論假設,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經驗實證分析即以觀察到的事實來論證因果關系。經驗檢驗是依據模型對經驗數據的處理,以驗證所提出的命題。
最初的Black-Scholes模型是針對歐式股票期權而設計,且不考慮股利,但現實證明不考慮股利的期權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期權定價的正確性,不久之后,Black與Scholes在模型中又添入股利的成分。1976年,FischerBlack稍微修改模型,借以評估期貨期權的價值。1983年,MarkGarman與StevenKohlhagen又做了一些修改,使該模型也適用于外匯期權等。發展到今天,Black-Scholes型可以說是一個通用的期權定價模型,即可以用在歐式期權,也可以用在美式期權,即可以用在外匯期權,也可以用在期貨期權等的定價上。可見,Black-Scholes模型的發展也是經過假設、分析、檢驗、修改等循環的過程逐步完善的。
(三)數學分析法
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表明,數學已經成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人們在研究中逐漸發現,有的時候并不是不存在問題,而是缺少解決問題的工具。這就導致在金融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數學工具的使用變得越來越前沿,金融經濟學研究也隨之開始變得越來越抽象。這也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RichardStone所說的那樣,在社會科學中使用數學已被廣泛接受了,只有少數頑固抵制的領域除外。
數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由于社會科學的許多分支定量似或是被迫定量化;其次,雖然社會科學的理論是用文字表達的,但借助數學形式來分析和比較會為其帶來很大的幫助;再次,對于一些主題比較模糊、甚至很難得到確切信息的概念,數學可以提供一種領會手段;最后,由于社會科學關注的不只是描述發生了什么,還有隱藏于其背后的有效或是無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數學方式來表述和分析,這也使我們的決策可以較多地依賴于知識而不是僅憑推測。
金融數學模型的建立,對金融市場風險分析、預測與監控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馬科維茨的投資組合的均值-方差理論與Sharpe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開創了金融數學理論的先河,他們的理論引發了所謂的第一次“華爾街革命”[7]。第二次“華爾街革命”是由Black和Scholes于1973年提出的衍生證券定價理論。正是這二次“革命”構成了蓬勃發展的新學科———金融數學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研究新型衍生證券設計的新學科———金融工程的理論基礎。
三、科學方法論對我國金融經濟學發展建設的指導
在我國,金融經濟學的發展歷史更短,方法論的研究更是遠遠不足,導致在金融經濟學的研究上出現以下方面的問題:
(一)由于我國現代金融業的發展歷史不長,可供研究的資料不夠充分,抽象分析無法說明對象本身,據此進行規范研究,很難得出正確的“應當怎樣”,從而導致了大量存在的具體問題難以得到正確的理解解釋,使理論與實踐脫節。
(二)很多學者囿于一些西方經典作家的某些結論,忽視我國的特殊國情,僅從簡單的抽象對比中來論證金融現象的規律性和特征。
第4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在中國，統計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于2011 年成為一級學科，這標志中國的統計學正進入一個新的全面發展階段。與此同時，不少人對統計學的一些分支，特別是經濟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和數理統計學這些學科的定位、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與發展前景的認識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認識誤區，甚至將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發展對立起來。這些認識誤區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因素的影響。但是，這不利于統計學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厘清統計學科內部分支，特別是經濟統計學、數理統計學、計量經濟學與經濟理論等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統計學與經濟學統一的視角，論述統計學各個分支，特別是數理統計學、經濟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和經濟理論( 包括數理經濟學) 各自的學科定位、作用，以及這些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本文的分析表明，作為現代統計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數理統計學在中國正在迅速興起。在經濟學中，經濟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由于與經濟理論的密切結合，在量化描述經濟現象并透過現象揭示內在經濟規律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兩者一起構成了經濟研究特別是實證研究完整的方法論，其中經濟統計學作為測度方法論是經濟實證研究與計量經濟學的前提條件與基礎，有其深厚的學科根基以及廣闊的發展前景，不可替代。
作為統計推斷的一般方法論，數理統計學的發展不會弱化經濟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方法論作用，相反地，隨著這些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經濟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將得到迅速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實證研究的水平與科學性。本文的結構如下: 第二部分分析并論述統計學、概率論、數理統計學、經濟統計學、計量經濟學以及經濟理論( 包括數理經濟學) 等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它們的區別與聯系。第三部分討論經濟統計學的主要特點，以及其在經濟研究與經濟管理中發揮的基礎性作用。第四部分討論發展經濟統計學的主要途徑。第五節是結論。
二、經濟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相互關系
統計學是一門關于數據的科學，是關于數據的搜集、整理、加工、表示、刻畫及分析的一般方法論。統計學就其研究范疇來說，包括描述統計學(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與推斷統計學兩大領域。描述統計學主要是數據搜集、整理、加工、表示、刻畫和分析等，包括概括性的數據處理與分析; 而推斷統計學則是基于樣本信息，對產生樣本數據的母體或系統進行推斷的方法論科學。現代統計學的迅速發展有兩個主要歷史原因，一是各個國家、政府和社會部門基于管理目的搜集社會經濟信息的客觀需要; 二是數學學科中的概率論的發展。在人類社會中，數據搜集的歷史非常悠久，描述統計學特別是數據搜集、整理、描述、刻畫與分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數據的搜集及數據質量本身是任何有意義的數據分析的基礎與前提。沒有高質量的數據，任何數據分析及其結論將毫無意義。在當今信息爆炸時代，如何用簡潔、方便、易于解釋的方式，從大量復雜數據中概括其最有價值的信息，也是描述統計學的一個重要作用。
但是，現代統計學的發展及其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中很多領域的應用，主要是由概率論的產生與發展推動的。概率論的產生最初主要是對賭博研究的需要，后來成為研究不確定性現象最主要的數學工具，廣泛地應用于自然、工程、社會、經濟等各個領域。在統計應用中，人們一般無法獲得整個母體的信息，而只能搜集到母體的一部分信息，即樣本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因為獲取整個母體信息的成本太高、時間太長或者因為客觀原因而無法獲得。因此，人們只能從有限的樣本信息推斷母體的規律特征。在這個推斷過程中，概率論對描述樣本信息與母體規律特征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數學工具; 更重要的是，它對基于樣本數據的統計推斷所獲得的結論能夠給出某種可靠性描述。這奠定了推斷統計學的科學基礎，也是統計推斷區別于其他形式的推斷( 如命理師根據手相或面相等樣本信息推斷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的最為顯著的特點。
因為這些原因，概率論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推斷統計學的發展，特別地，概率論提供了很多數學概率模型，可用于對母體的概率分布進行建模。因此，統計推斷就轉化為從樣本數據推斷數學概論模型參數值以及其他重要特征等信息。這樣，推斷統計學就主要表現為數理統計學的形式。數理統計學有兩個主要內容，一個是模型參數的估計，另一個是參數假設的檢驗。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數理統計學發明了很多推斷理論、方法與工具。這些推斷理論、方法與工具能夠從樣本信息推斷母體特征、性質與規律，并提供所獲結論的可靠性判斷。由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大多是從實驗數據或觀測數據推斷所研究的系統或過程的內在規律，因此，數理統計學被廣泛而迅速地應用于各個學科和領域的實證研究。數理統計學之所以成為現代統計學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就是因為它作為一門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論，符合人類科學探索的過程與需要，即從有限樣本信息推斷系統或過程的性質與規律。隨著中國科學的發展與研究水平的提高，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各個學科，對實證研究的方法論的需要將與日俱增。
因此，統計學特別是數理統計學今后將得到日益廣泛的應用與迅速的發展。描述統計學幾十年來也有長足的進展，在包括實驗或調查方案設計，數據的搜集、整理以及分析，無論在方法論、調查手段還是工具方面，都有極大改進。數據挖掘作為一門關于數據分析方法與技術的新興學科，可視為描述統計學的范疇。在描述統計學和推斷統計學之間，描述統計學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因為描述統計學牽涉到數據的搜集、解釋、整理、測度、表示、刻畫與分析，而數據及其質量是推斷統計學結論科學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描述統計學在刻畫數據特征時所使用的一些統計方法與統計量，也是推斷統計學的基礎工具。與描述統計學相對應，經濟統計學是對經濟系統中各個主體、部門、變量和各種經濟現象的一種數量描述。經濟統計學的本質是經濟測度學。經濟統計學可視為描述統計學的一個分支，但不是描述統計學在經濟學領域的簡單應用，而是描述統計學和經濟理論的有機結合。前蘇聯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統計，特別是部門統計，就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和實踐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隨著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模式轉為市場經濟模式，部門統計乃至計劃統計越來越不適用于描述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經濟統計學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這其實是著名經濟統計學家錢伯海( 1997)在他的晚年將精力從研究經濟統計學轉向研究社會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原因，因為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已經落后于中國經濟轉型以及中國經濟統計學發展的需要。經濟統計學主要是在描述統計學和經濟理論兩者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統計學與經濟學雙重學科屬性。
由于研究對象經濟系統的復雜性，經濟統計學中量化描述經濟現象與測度經濟變量的理論、方法與工具，比描述統計學標準教科書所介紹的理論、方法與工具要豐富和復雜得多。這也是經濟統計學的魅力所在。同經濟學可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一樣，經濟統計學也可劃分為宏觀經濟統計學、中觀經濟統計學和微觀經濟統計學。所謂宏觀經濟統計學就是國民經濟統計學，主要是搜集和整理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全過程的所有數據信息，對包括存量與流量、總量與結構、國內與國外，靜態與動態等各種方面進行量化描述與分析。
微觀經濟統計學也稱為企業經濟統計學，主要是對企業本身各種經濟活動、經濟行為、經濟現象進行量化描述。以企業財務為主要對象的會計學，在某種意義上是微觀經濟統計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企業財務統計學。所謂中觀經濟統計學，是指對介于整個國民經濟與企業之間的中觀部門，如政府部門、產業部門，不同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進行以數據為基礎的量化描述。與經濟統計學密切相關的一門學科是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假設經濟系統是一個隨機過程，服從某一客觀運行規律; 任何觀測經濟數據，都是從這個隨機經濟系統產生出來的。計量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基于觀測經濟數據，以經濟理論為指導，利用統計推斷的方法，識別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揭示經濟運行規律。有關計量經濟學的學科定位與方法論作用，可參看洪永淼( 2007，2011)，李子奈和齊良書( 2010)。
可以說，計量經濟學是推斷統計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但并不是簡單的應用，而是統計推斷理論和經濟理論的有機結合。
首先，在數理統計學中，統計推斷是通過數學概率模型對樣本數據建模。在計量經濟學中，計量經濟模型不僅僅是數學概率模型，其模型設定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 如選擇哪些經濟解釋變量) 。
其次，數理統計學的一些方法論并不能直接用于對經濟數據的統計推斷，因為經濟數據有其特殊性。比如很多高頻金融數據，有所謂的波動聚類現象( volatility clustering) ; 在勞動經濟學中，很多數據存在所謂的內生性，這種內生性對識別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造成很大困擾。另外，一些計量經濟模型，如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的動態資產資本定價模型( Hansen、Singleton，1982)，是通過歐拉方程條件矩刻畫的，其中經濟理論( 如理性預期理論) 并沒有假設相關經濟變量的概率分布已知。因此，數理統計學沒有現成的方法可用于估計、檢驗這個模型。這就是為什么2013 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Hansen( 1982)提出廣義矩( GMM) 估計方法的原因。
第三，使用什么樣的計量經濟模型，要由所研究的經濟問題來決定。什么時候需要用回歸模型，什么時候需要用波動模型，什么時候需要用整個概率分布模型，這并不是由研究者個人隨其偏好而定，而是取決于所研究的經濟問題的本質。例如，用歷史數據研究市場有效率理論以及資產收益率的可預測性時，合適的計量經濟模型是時間序列回歸模型( 即條件均值模型) 。這是因為預期收益率可由條件期望來刻畫( 陳燈塔和洪永淼，2003)。
第四，計量經濟學是經濟計量模型的推斷方法論，包括如何估計參數和進行檢驗參數假設，判斷模型是否正確設定，以及如何進行經濟解釋。參數假設與原始的經濟假說既密切相關又有區別。經濟學家關心的是經濟理論、經濟假說的正確與否，為此必須首先將經濟理論和經濟假說轉化為可檢驗的計量經濟模型的參數假設，然后利用經濟數據進行參數假設檢驗，并解釋參數假設檢驗結果的經濟含義。計量經濟學建立在經濟觀測數據的基礎上，即建立在經濟統計學的基礎上。經濟統計學對經濟變量和經濟現象進行量化測度，這些測度首先表現為經濟數據。經濟數據是計量經濟學實證研究的原材料。計量經濟學的推斷結論的科學性很大程度取決于原材料即經濟數據的質量優劣。
絕大多數經濟數據是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觀測數據，不能用可控的實驗方法獲得，因此經濟數據的測度具有巨大的挑戰性。同時，由于經濟觀測數據的不可實驗性，計量經濟學需要一些基本假設，如假設經濟系統是一個隨機過程，經濟觀測數據是經濟隨機系統的一個( 偶然) 實現，經濟隨機系統滿足某種平穩性或同質性條件，等等。這些假設是否符合客觀經濟現實也會影響計量經濟實證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對經濟變量、經濟現象的準確測度，是經濟實證研究的先決條件與基礎。沒有高質量的經濟數據，任何經濟實證分析及其結論將毫無意義。
與此同時，經濟統計學可以揭示、刻畫重要經濟變量的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也就是通常說的典型經驗特征。這些典型經驗特征實際上是經濟實證研究與經濟理論創新的重要基礎與出發點。測度與刻畫經濟變量的數據特征，包括它們之間數量關系的特征，是經濟統計學的范疇。如何更進一步地揭示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內在規律，則需要經濟理論與統計推斷。經濟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概率論一樣，可以指導對經濟現象的建模。因此，在經驗典型特征事實基礎上，以經濟理論為指導，對經濟現象進行建模( 所建模型即為計量經濟模型) ，并基于經濟觀測數據對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統計推斷，從中找出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及經濟運行規律，并解釋經驗典型特征事實。這是計量經濟學的范疇。可以看出，計量經濟學是經濟統計學、經濟理論( 包括數理經濟學) 與數理統計學三者的有機結合，是一個交叉學科。正如著名計量經濟學家Goldberger( 1964)指出的，計量經濟學可以定義為這樣的社會科學: 它把經濟理論、數學和統計推斷作為工具，應用于經濟現象的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學研究從定性分析為主轉為定量分析為主，特別是轉為實證研究為主，可以預計，計量經濟學作為實證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論，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綜上所述，經濟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經濟統計學是對各種經濟現象、經濟行為和經濟主體的一種量化描述，其本質是經濟測度學。而計量經濟學是在觀測經濟數據的基礎上以經濟理論為指導進行計量經濟學建模與統計推斷，從而檢驗經濟理論和經濟假說的有效性與正確性，并揭示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和內在經濟運行規律。
很明顯，經濟統計學是計量經濟學的重要前提與基礎。經濟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兩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經濟實證研究的完整的方法論。經濟統計學是經濟研究的基礎方法論，是整個經濟研究過程中的一個前置環節。計量經濟學的推斷方法，包括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構建( 由經濟理論指導) ，模型參數的估計、檢驗及其經濟解釋，是經濟實證研究的主要內容。1970 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森曾說過，計量經濟學可以定義為實際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這種分析基于理論與觀測的并行發展，而理論與觀測又是通過適當的推斷方法得以聯系。換言之，計量經濟學是建立在經濟理論和經濟測度兩者基礎上的，而經濟理論和經濟觀測又是通過統計推斷方法，即通過數理統計學而聯系在一起。與經濟統計學一樣，計量經濟學同樣具有統計學與經濟學兩種學科屬性，并不是數理統計學的一個分支。以上各個相關學科之間的關系，可用圖1 表示。
三、經濟統計學的地位與作用
前文分析指出，經濟統計學是對經濟現象的量化描述與對經濟變量的測度，而計量經濟學則是在觀測經濟數據的基礎上，以經濟理論為指導，結合統計推斷，揭示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與經濟運行規律。經濟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一起，構成經濟實證研究完整的方法論，其中，經濟統計學是經濟實證研究與計量經濟學的重要方法論前提，它起著一種基礎性方法論的作用。那么，經濟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管理和經濟研究中具體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
首先，作為經濟測度學，經濟統計學用數字描繪經濟系統的各種經濟現象、各個經濟主體、各個經濟部門、各個經濟層面在不同時間的動態立體圖景。Samuelson 和Nordhaus( 2000)指出，雖然GDP 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是20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如同人造衛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況的整體圖形。這種對經濟現象的數字描述，為經濟學者、政府官員、企業家以及社會公眾了解整個經濟現狀以及進行相關的經濟決策，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可以說，在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是經濟理論的基礎，而在經濟統計學中，國民經濟統計學是宏觀經濟學的統計版本，企業經濟統計學則是微觀經濟學的統計版本。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的理論描述，而宏觀經濟統計學和企業經濟統計學是對經濟系統的一種現實描述，以數量的形式描繪了整個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
第二，統計學有一個重要思想，是通過構造簡單、方便、易于解釋但又具有科學性的統計方法與統計工具，從大量數據中概括其最主要特征與最有價值信息。經濟統計通過收集每時每刻都在產生的大量經濟數據并且進行分析，從中獲取最有價值的信息，這是經濟統計的最主要任務與最主要功能。在信息爆炸時代，從海量數據中總結有價值的信息，并及時地以簡單、方便、易于解釋的方式將信息傳遞給政府官員、經濟學者、企業家、社會公眾，這些重要經濟信息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與決策、企業微觀管理與決策及社會公眾了解社會經濟現象的重要基礎。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各國中央銀行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根據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趨勢，及時調整央行的貨幣政策，而通貨膨脹率，主要是CPI 的測度，其有效性、精確性與科學性是央行制定政策的依據。第二個例子是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是政府進行宏觀經濟決策與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如何測算GDP 是一個重要問題。第三個例子是如何測算中國的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這也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公眾對官方的經濟統計數字經常表示質疑，這種質疑一方面表明，中國經濟統計學家與經濟統計工作者還需要做大量的解釋工作和改進工作，另一方面也表明經濟統計學知識在中國的普及勢在必行。
第三，經濟統計學是經濟研究特別是實證研究的前提與基礎。經濟統計學提供的數據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實證研究結論的科學性。眾所周知，經濟學研究的最主要任務是通過對所觀察到的各種經濟現象進行理論思維與理論創新，揭示經濟運行規律。經濟統計學可以從觀測經濟數據中找出重要的經濟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這些數量關系構成經驗典型特征事實。經驗典型特征事實是對復雜經濟現象的一種概括性刻畫，是經濟學實證研究與理論創新的重要基礎。在宏觀經濟學中， Phillips( 1958)從英國宏觀經濟數據中發現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這后來被轉化為刻畫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并稱為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曲線作為宏觀經濟學的一個經驗典型特征事實，構成了凱恩斯以后宏觀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基礎。所有宏觀經濟理論都必須能夠解釋為什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上個世紀70 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陷入了滯漲階段，菲利普斯曲線變為正斜率，這個新的經驗典型特征事實推動了后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另一個例子，是由Mehra 和Prescott( 1985)提出的所謂證劵風險溢價之謎( equityrisk premium puzzle) ，即美國證券市場收益率遠高于無風險債券市場收益率。這一經驗典型特征事實，對宏觀經濟學與金融學領域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微觀經濟學中，有所謂的恩格爾曲線，即一個家庭消費所占的比例隨收入的增加而逐漸減少。這是恩格爾通過微觀經濟統計數據發現的經驗典型特征事實。在金融學方面，早在1960 年代，金融經濟學家就發現，股票市場存在波動聚類現象，即今天一個大的波動，明天常常伴隨另一個大的波動; 今天一個小的波動，明天常常會伴隨一個小的波動，這兩種變化交替進行，而不是大小波動均勻分布。2003 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Engle( 1982)提出的著名的ARCH 波動模型之所以流行，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可以解釋金融市場波動聚類這個重要經驗典型特征。在中國，引起中國經濟學者、政府官員和社會公眾關注的很多重要經濟問題，其實都有經濟統計學的貢獻。
例如，經濟學家在分析中國經濟統計數據過程中發現，勞動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在過去近20年中逐步降低。這個經驗典型特征事實成為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學者的熱門研究課題。中國經濟研究特別是實證研究水平的提升，關鍵就是要能夠在細致、準確地搜集與分析中國經濟數據的基礎上，總結反映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的經驗典型特征事實，在此基礎上提出經濟轉型理論解釋中國經濟的運行及發展趨勢，并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驗證經濟理論的有效性。如果中國經濟學能夠遵照這種研究范式，那么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水平將得到很大提升，并對經濟轉型理論做出自己創新性的貢獻。但是，目前中國經濟統計學家、計量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經濟經驗典型特征事實方面，做得還很不夠，對重要經驗典型特征事實在經濟研究與理論創新過程中的作用與重要性，也認識不足。
第四，經濟測度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科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首先，經濟測度的質量決定了計量經濟學實證分析結論的科學性。其次，經濟數據，特別是經濟數據的類型，對計量經濟學學科發展影響巨大。舉幾個例子: 首先是經濟數據觀測的誤差( measurement errors) ，對計量經濟學的推斷，包括參數估計和參數假設檢驗，有很大的影響，如導致不一致的參數估計。為了研究測度誤差的影響，計量經濟學很早就有了一個分支，即變量誤差的計量經濟學。當然，變量誤差也可能由其他因素而非測度誤差引起。第二個例子是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的發展。Nelson 和Plosser( 1982)在一個實證研究中發現，絕大部分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包括GDP、CPI和股票價格，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這對當時以平穩時間序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提出了挑戰，因為平穩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不適用于分析非平穩時間序列。
后來的單位根和協整等現代時間序列經濟學理論，就是為了研究非平穩時間序列而發展起來的。第三個例子是不完全識別計量經濟學( partialidentification econometrics) 。在微觀經濟數據中，有一些經濟變量不能獲得精確測度，比如在美國問卷調查一個人或家庭收入時，因各種原因只能調查收入處于哪個區間，不能獲得一個精確測度。這種不精確經濟測度，對計量經濟學實證研究造成了很大影響。特別地，在估計計量經濟模型參數值時，不能獲得點估計，只能得到區間估計。這種統計推斷的方法催生了一個新的計量經濟學分支，即部分或不完全識別計量經濟學。第四個例子，在大數據時代，各種以前沒辦法獲得的數據，現在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可以得到，比如在金融市場，可以獲得每筆交易數據，即tick by tick data，每次交易的價格、交易量以及交易的時間點，都可以完整地記錄下來。這種新型的交易數據，包含很多交易行為和市場微觀結構的信息。除金融市場外，超級市場或商店通過信用卡完成的交易，其交易以及交易者的信息，也同樣可以獲得。對這種實時交易數據進行計量經濟學建模及推斷，產生了一個新的計量經濟學分支超高頻數據計量經濟學( econometrics ofultra-high frequency data ) 。更多討論參見Engle( 2000)和Engle Russell( 1998)。
最后一個例子是面板數據。以前大部分經濟數據，要么是時間序列數據，要么是橫截面數據。現在，越來越多的二維數據，即對每個橫截面單位( 如個人、家庭、國家等) ，可以在不同時期跟蹤并測度。這種二維數據稱為面板數據。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是美國密歇根大學PSID 調查數據。這個數據庫調查了很多美國的個人和家庭，而且在不同時期跟蹤測度，對研究美國勞動力市場與收入分配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數據推動了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實際上，不僅是面板數據，現在也可每天觀測到一個曲線，如IBM 股票價格每天從開盤到收盤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又如不同城市每天溫度隨時間變化的曲線，這些在統計學上稱為函數數據，有相應的統計模型，更多討論參見Ramsey 和Silvema ( 2005)。上面幾個例子表明，數據的類型，即經濟測度的類型，在很多方面都推動了計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這其實是經濟統計學對計量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和重要貢獻。第五，一個多世紀前，有一位美國學者說過，統計思想與統計思維總有一天會和要求一個人能夠讀、寫一樣，是一個人在現代社會中所具備的基本能力。培養大量具有經過系統訓練的經濟統計人才，對完善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提高治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經濟統計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培養大量高素質、具有系統的經濟統計學訓練的專門人才，推動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提高宏觀與微觀經濟管理水平，提高國家社會治理水平。尤其是，現代社會是信息爆炸的社會，需要培養大量懂得搜集數據、分析數據、解釋數據、基于數據進行決策與管理的經濟統計人才
四、如何推動經濟統計學的發展
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升與發展經濟統計學?第一，堅持經濟統計學是經濟測度學這個基本學科定位。經濟統計學用數字描繪各種經濟現象、各種經濟主體、各個經濟部門和各個不同層次在不同時間的動態全景圖像。經濟統計學的最主要任務是經濟測度方法論的創新，發展能夠更精確地測度經濟現象、經濟行為和經濟變量的理論方法與工具，并應用于實踐。這個基本定位將保證經濟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基礎地位，從而不會受到包括數理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在內的其他相關學科在中國興起的可能沖擊與影響。一些學者曾提出廣義經濟統計學的建議，將作為推斷方法論的計量經濟學作為其中一部分。
這種想法符合統計學的范疇定義，即如統計學分為描述統計學和推斷統計學那樣，經濟統計學也可分為經濟測度學和計量經濟學。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計量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在國外已有80 多年歷史，在中國也有30 多年發展歷史。如果將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統計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可能會出現計量經濟學取代經濟統計學的情形。因此，堅持經濟測度學的基本定位可以更加明確經濟統計學的學科特色，有利于經濟統計學的長遠發展。在這方面，邱東( 2013)對國民經濟統計學科的定義與內涵、外延發展，做了精確闡述。
事實上，在國外，經濟統計學主要也是定位在經濟測度學方面。第二，發展經濟統計學必須立足本土化。在中國，經濟統計，特別是現代統計學意義上的經濟統計，歷史不是很長。中國地大物博、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與不同群體或階層之間差異巨大，經濟統計不但水平較低，而且面臨的挑戰與困難也特別巨大。這種基本國情為在中國發展經濟統計學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空間，比如，關于宏觀經濟數據的構建，一個重要問題是處理季節性因素。在西方的經濟統計工作中，季節性因素對經濟變量的影響，比如感恩節、圣誕節、元旦等等，其處理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并不完全適合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季節性因素。比如中國的端午節、中秋節、春節，都是根據中國農歷而定，而不是根據西方公歷而定的季節性因素。這些季節性因素的處理方法將與國外季節性因素的處理方法有所不同，這是中國特色。
又如，中國在過去30 多年，成功地從計劃經濟模式轉為市場經濟模式。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程度還比較低。中國經濟統計學家能否提出一套刻畫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成熟程度的指標，以測度中國市場經濟完善的程度? 還有，中國過去30 多年，以要素投入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面臨一個轉折點。中國經濟必須經濟轉型，以確保持續穩定發展。對中國過去30 多年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所帶來的一些不可持續的因素制約，如對環境污染的經濟成本，在統計方法上還沒有一個系統的、有說服力的量化描述與估計。最后，中國正處于實現以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夢過程中，對中國夢的量化指標的構建，包括對人民幸福感指數的構建，也是中國經濟統計學家，計量經濟學家與經濟學家可以做的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的研究工作。總之，立足本土、立足國情、服務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將使經濟統計學煥發出巨大的發展活力。第三，大力促進學科交叉與融合，通過學科交叉與融合，推動中國經濟統計學的發展與現代化。上文在描述經濟統計學的重要作用時，討論了經濟統計學對發展其他學科，特別是計量經濟學的重要作用。同樣地，包括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在內的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對發展經濟統計學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前面提及，著名經濟統計學家錢伯海在他的晚年，集中精力從事社會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他從經濟統計學研究中深深感受到要發展經濟統計學，特別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核算體系，必須有新的經濟理論作為指導。作為經濟測度學，經濟統計學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統計抽樣調查。
在這方面，數理統計學特別是抽樣理論的最新發展可以提供很大幫助。在國民經濟統計學中，對宏觀經濟變量的測度，以及對宏觀經濟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描述及解釋，也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宏觀經濟變量是微觀經濟變量在一定時期內的加總( aggregation) 。由于微觀個體的異質性，加總以后的宏觀經濟變量的性質，以及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與原始的微觀經濟變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微觀經濟學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需求函數，即微觀個體需求與個體收入之間的關系，如果對微觀層面個體的需求函數加總，所獲得的總需求與總收入之間的關系與原來個體的需求函數將有所不同，除非微觀個體消費者的效用函數滿足所謂的hypathetic utility function 假設。由此可以看出，對宏觀經濟變量的測度( 類似加總) 之后，如何理解宏觀經濟變量的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需要有微觀基礎，而這就涉及到經濟理論。另一方面，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對理解宏觀經濟變量的性質也是很有助益的。例如，Granger( 1980)討論了微觀消費函數的加總問題。他假設個體之間的邊際消費傾向系數有所不同，而且微觀個體的邊際交易傾向的數值可視為是從 分布中產生的實現。
加總以后的宏觀消費變量與原始個體消費變量的統計性質將出現本質區別: 雖然微觀個體的消費是一個短記憶的時間序列，但是加總以后的宏觀消費變量將具有長記憶( longmemory) 的時間特性。總之，推動各個統計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將促進各個學科的發展，包括經濟統計學。不管是計量經濟學、經濟統計學或是數理統計學，這些相關學科都有它們共同的基礎，即統計思想與統計思維。因此這些學科完全能夠在互相交叉融合中不斷完善。同時，也有可能因此產生一些新的交叉學科。例如，實驗產生的數據與現實觀測經濟數據有很多不同特點。特別地，經濟觀測數據是各種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而且具有不可實驗性( 即不能通過重復實驗獲得) ，因此一般情況下沒有辦法將其中某一或某些因素所產生的經濟后果準確地分離測度出來。而實驗經濟學則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通過控制實驗條件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從而可以較精確地測度所關注因素所產生的后果。實驗經濟學實質上是通過可控實驗改進經濟測度，從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經濟行為與經濟規律，包括經濟因果關系。
事實上，實驗經濟學與經濟測度學及計量經濟學的交叉與融合，正在產生一個新的交叉學科，即實驗計量學( experimetrics)。第四，為了發展經濟統計學，必須大力推動國際化，通過國際化推動經濟統計學的發展。在中國，經濟統計的歷史相比西方國家短得多，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只有30 幾年歷史，而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歷史，我們在統計資料搜集、統計方法與工具等各個方面，還有較大差距。上個世紀70、80 年代，中國國家統計局和廈門大學合作，提出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是西方經濟統計學、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一個范例。今天中國的經濟統計學同樣可以從國外相關學科學到很多有益于自己學科發展的知識。例如，眾所周知，GDP 大體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社會財富水平。但是GDP 作為描述經濟發展的指標，有很多缺陷，既不能精確地反映總量，也不能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與效益，更不能反映經濟結構、社會分配、民生改善、以及對環境破壞的程度等等。
認識到GDP 的種種缺陷，國外學者，包括經濟統計學家、經濟學家，過去幾十年提出各種指標，試圖修正GDP 的缺陷，比如Nordhaus 和Tobin( 1972)提出了去除環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等成本的凈經濟福利指標; Repetto等( 1989)提出了扣除資源損耗成本的國內生產凈值; Daly、Cobb( 1989)提出了將財務分配狀況、社會成本等因素計算在內的所謂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 Pinter、Hard( 1995)提出可持續發展指數; VonWeizsacker 等( 1997)提出了綠色GDP 概念，等等。這些對構建適合刻畫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與發展水平的指標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第五，必須順應時展潮流，與時俱進地發展經濟統計學。我們正處于一個大數據的時代，大數據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信息。如何有效地獲取大數據中的有用信息，統計學無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理論與工具。與此同時，大數據也為包括經濟統計學在內的統計學等分支學科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廣闊空間。例如，包括跨境電商在內的電子商務，正在中國蓬勃興起，深刻地影響了貿易、購物、消費乃至生產形態。如何統計電子商務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經濟統計問題，這也為經濟統計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又如，大數據使得以較高頻率測度宏觀經濟變量成為可能。目前絕大多數的宏觀經濟變量( 如CPI) 最高頻率只有月度數據，在大數據條件下，完全有可能獲得更高頻( 如每周) 的宏觀經濟數據，這樣可更及時反映客觀經濟運行情況。第六，加速經濟統計學教材更新換代，盡可能地全面反映幾十年來中國乃至世界上經濟統計學和現代統計學的研究成果。在國外，不論是統計學還是經濟學相關專業，大都沒有經濟統計學課程設置，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教材。這與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其他經濟學課程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國經濟統計學教育必須更加注重教材建設，在明確學科定位的基礎上，總結國內外各個相關學科以及經濟統計的理論與實踐，盡量汲收國內外所有有用的研究成果與經驗，爭取使經濟統計學的研究與教育不但成為中國經濟學教育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成為引領世界前沿研究的國際化學科。
五、結論
本文從統計學和經濟學統一的視角出發，分析論述了現代統計學若干分支，特別是概率論、統計學、描述統計學、數理統計學、經濟統計學、計量經濟學以及經濟理論( 包括數理經濟學) 之間的內在聯系，包括它們的區別與聯系，以及發展前景。分析表明，統計學的這些相關學科，各自定位非常清晰，在各自學科發展方面，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發展空間。其中，經濟統計學既是統計學的分支，也是經濟學的分支，是統計學與經濟學結合的交叉學科，具有統計學和經濟學雙重學科身份。經濟統計學本質是經濟測度學，是經濟測度的方法論，是經濟學實證研究的前提與基礎。這是經濟學其他任何相關學科，包括計量經濟學，經濟理論，數理經濟學等無法替代的;也是統計學的其他相關學科，包括數理統計學無法替代的。
隨著中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作為推斷方法論的數理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因為有日益增加的需求而得到迅速發展。作為從樣本數據推斷母體特征的一般方法論，數理統計學因為符合科學研究與探索的過程與需求而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很多領域有廣泛的應用。作為經濟實證研究的推斷方法論，計量經濟學在中國過去30 多年來有了巨大的發展。在《經濟研究》、《統計研究》、《管理世界》等國內頂尖學術期刊，可以看到大量應用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實證研究，而專門研究經濟測度的經濟統計學的文章的數量則相對減少，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實證研究對推斷方法論日益增加的需求。計量經濟學方法的大量使用，顯著地提升了中國經濟實證研究水平與規范程度。
第5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經濟學和理財學是實證會計的基礎。經濟學對實證會計的基礎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即方法上和思想上。在方法上，實證經濟學的方法對實證會計有著重大的影響。在數理統計發展的前提下，經濟學家紛紛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數量模型研究成為當代經濟研究的主流學派。
在思想上，經濟理論對實證會計起著理論支撐作用。特別是1978年以后，實證會計進人發展的第二階段，主要研究會計政策選擇，這主要是建立在分紅計劃、債務契約和政治成本三大假設基礎之上。這些都是以經濟理論尤其是企業理論為基礎的。對實證會計有著重大影響的經濟學理論有以下兩種:
1、企業理論。1937年Coase的著作《企業的性質》奠定了現代企業理論的基礎。該文指出，市場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企業是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節約交易費用。Coase提出交易費用這一概念，不僅為企業理論奠定了基礎，對今后的實證會計理論研究也有深遠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以后，理論興起。Jensen和Meckling將關系定義為一種契約。理論認為，委托人和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人不會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動。這就產生了成本。成本是委托人的監督成本、人的保證支出和剩余損失的總和。這時經理會借助自我約束和監督契約的簽定來降低成本。財務報告的一項功能是約束管理者，便其從股東利益出發。在早期選擇實證會計中，往往借助于理論中委托人和人都是經濟理性人的假設，假設經理有機會主義傾向，其選擇會計政策是為了使其預期效用最大化。通常使用債務契約和報酬契約、政治過程來解釋和預測會計選擇。
盡管成本及與政治過程相聯系的、信息和其他契約成本形成了經驗性會計研究的三大假設(即分紅假設、負債權益比率假設、政治成本假設)，但許多契約也可能解釋組織選擇(包括會計選擇)，使得人們采用契約成本概念。在契約理論中，企業可以看作是契約的聯結，包括與雇員、供應商、資本提供者等的契約。契約成本產生于市場交易、企業內部交易、政治過程交易。它包括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協商成本和破產成本。企業要減少這些契約相聯系的成本。企業中的契約大都與會計變量有關，會計是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契約的組成部分、大量的契約訂立和監督是建立在各契約方所接受的會計數據的基礎上，會計政策選擇是為了降低契約成本，實現有效的公司治理。
契約成本的存在對企業組織和會計選擇模型都很重要。可以說，沒有契約成本就沒有會計存在。契約成本的相對大小影響著會計政策選擇。Alchain認為，不同制度的競爭導致最有效地提品和勞務的形式存在下來。Fama和Jensen認為，組織形式——可供選擇的契約結構因其決策體系和權益而異——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生存是因為契約成本的優勢。會計方法影響企業的組織成本，因而保留下來的會計方法是類似經濟均衡的結果。實證會計理論中，認為管理當局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是為了減少契約成本，從而將契約理論與會計政策選擇聯系起來。
2、公共選擇理論與管制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是由Buchanan提出的。這種理論以傳統經濟學假設(即所有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前提，依據自由市場交換能使雙方都獲利的經濟學原理，分析政策決策行為、民眾公共選擇行為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其特點是根據人們是在經濟市場還是在政治市場活動，采取不同方式處理人類決定的過程。公共選擇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是公共物品。所謂公共物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享用的物品，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享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導致了“搭便車”現象。所謂搭便車現象，是指如果由個人來表示他對某種公共物品愿意支付的代價，個人會隱瞞自己的偏好，慌報自己愿意支付的意愿，以便從他人的支出或生產中得到好處。公共物品不能像私人物品一樣通過市場機制有效地供給，而必須通過集體選擇來決定其生產和供給。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會計信息是一種公共物品，佯在搭便車現象，因而企業就不愿過多披露其信息，政府必須對會計信息披露進行必要的規范。將會計信息當作一種公共物品，就可以對其需求和供給進行分析。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會計政策選擇是公共選擇的結果，應以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為原則。
另一種研究會計選擇規范的思路是借鑒管制理論。早期的管制理論認為：①管理當局會獨占信息而不向外部使用考披露；②投資者是幼稚的，缺乏對會計數據的理解；③投資者不能分辨會計盈余的變動是否由于會計方法的改變，即功能鎖定現象；④會計數據是不同計量屬性混合計算的結果，缺乏意義；⑤可供選擇的會計方法過多，便會計數據含義不清；⑥會計數據計算過程中包括會計方法的選擇及估計的使用，便會計數據缺乏客觀性。在接受了有效市場假說后，由于會計信息的外部性、信息不對稱性和投機性，一些人提出了市場失靈來解釋會計管制。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如考慮契約成本，則外部性、信息不對稱性和投機性可能不會導致市場失靈；認為管制是政治家和官員盡可能擴大其自身利益目標的過程。他們認為，管制的價值是一個經驗性問題，運用非零值信息成本假設，對會計政策選擇、會計準則制定中的政治活動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經驗性檢驗，從而促進了實證會計的發展。
二、實證會計的理財學基礎
理財學對實證會計的影響主要是有效市場假說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有效市場包括弱式、半強式、強式三種。一般采用半強式有效。所謂半強式有效，是指一旦新的信息可公開獲得，市場價格將依據新信息迅速做出調整，投資者不論通過何種方法，都可分析公開信
息以獲取超額收益。有效市場假說認為，會計盈余并非毫無用處。它導致了一大批研究會計盈余與股票價格的關系、會計方法變化與股票價格的關系的經驗性研究。在有效市場下，如果會計信息是具有信息含量的，股票價格將在信息公布時迅速做出調整，為此，只要檢驗特定信息前后的超額收益即可。
第6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歷史；流派；研究方法；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2-010-01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第7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經濟學;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91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凱恩斯學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凱恩斯學派是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凱恩斯主義者力圖通過復興古典經濟學傳統來推進“凱恩斯革命”,進而掀起反對新古典經濟思想回潮的“反邊際主義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論運動中形成的。這一學派從一開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鮮明特征。
第一,他們拒絕抽象的、原子式的經濟人假設,代之以具有特定社會內涵的組合行為主體。經濟學如何刻畫和設定“人”這一行為主體,始終是一個爭議未決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將人視為脫離外部社會、歷史環境的簡單、抽象、均質的行為人,這遭到后凱恩斯學派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人并非是一種抽象物,現實中的人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結構背景之下,這種社會結構包含了制度、慣例、階級和國家等等因素,而處于不同社會結構背景下的人們的行為方式將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這些因素,將難以揭示人的行為方式的本質特征。不僅如此,人還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經濟活動總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只有在這種相互關聯的行為當中,才能準確地把握個體的行為規律與特征。所以,對于行為主體不能采用個人主義方法論,也不能采用簡單的集體主義方法論,而應當堅持“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則。
第二,他們擯棄理假設,代之以“慣例”、“經驗”等行為規則。理是主流派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假設,其分析體系往往從理性假設出發,推導出人們在各種經濟環境下的基本行為規則,諸如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進而運用數學優化方法論證實現這種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條件。可以說,理性假設是貫穿主流派經濟思想體系中的一條“紅線”。然而,后凱恩斯學派對此卻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這一假說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為能力,人們不可能總是經過謹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斷、準確的預期和精確的計算,做出最佳的經濟決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經濟是一種處于歷史時間中的過程,其未來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無法為人們所完全認識和把握。所以理性規則沒有用,現實中人們往往依據經驗規則(rules of thumb)、慣例(convention)、常規習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氣沖動(animal spirits)等等來行事。這些程序看似與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實際上恰是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明智選擇,它反映了一種“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復經濟學的現實性品格,就必須用“慣例”、“經驗”的行為規則或者程序理性假說來取代完全理假說。
第三,他們堅持以生產、供給為重心,反對市場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謂以生產和供給為重心,就是不再把經濟學視為以研究市場交換和資源配置為中心的科學,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邊際分析的優化方法來確定價格決定、收入分配等問題,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簡單地推廣到宏觀層面,而是著重從生產和供給方面來研究這些問題。正是基于這種不同的分析視角,使凱恩斯經濟學家對于現代經濟的運行描繪出了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資本主義不是單純的交換經濟,而是一種以貨幣為媒介的生產經濟(monetary production),這一經濟不可能有靜態的資源最優配置,它總是動態、單向地向前發展的,并且這種特點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一切不確定性的根源。再如:經濟主體的角色主要表現為生產當事人,或者是工資勞動者,或者是資產所有者和投資者,他們之間在生產領域的關系決定了收入分配。這種分配關系既通過加成機制決定了微觀相對價格,也通過工資談判機制影響一般價格水平,而生產的部門結構關系會同時決定實際總產出及其分配格局。這樣,無論是傳統的馬歇爾剪刀式的定價模型,還是流行的總供求模型,就都無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們堅持從現實出發的方法論原則。盡管沒有哪一派學者公開否認經濟研究應該緊密聯系現實這一原則,但是在實際的經濟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能夠始終一貫地堅持現實主義的方法論。羅賓遜夫人曾指出,主流經濟學傳統中產生了“一些壞習慣”,“總是習慣于建立模擬的代表現實的模型”,而不考慮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現實相符合,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競爭模型。與此不同,后凱恩斯學派堅持從現實出發,不回避現實中的矛盾和難題,不屑于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對稱性而犧牲其現實性。當然,他們并不反對理論抽象。“經濟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著簡化”,1∶1的地圖對于旅客是沒用的。問題在于抽象要有科學限度,即必須保留現實的本質特征,像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關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論之所以缺乏現實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這些特征,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而犧牲了太多的現實因素,從而犯了抽象過度的毛病。
第五,他們反對將數學式的演繹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應用于經濟分析。應該說,后凱恩斯學派一般地并不反對在經濟研究中使用數學方法,他們在自己的理論建構中也常常采用他們認為是適當的數學方法,無論是早期的卡萊斯基、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還是后來的許多學者,都是如此。他們這樣運用數學方法實際上是把它作為對復雜現實進行適當抽象分析的一種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學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會否認適當運用數學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們所反對的是什么呢?他們反對的是濫用數學,即把數學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們認為,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無歷史、無時間、無貨幣的所謂一般競爭均衡模型,它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數學游戲,沒有包含任何有價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凱恩斯學派在反邊際主義的旗幟下所形成的基本傾向,它們構成了這一學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礎。當然,其內部不同學者由于思想背景與研究視角不盡相同,也存在著具體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的區別。雖然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兩方面的內容,但是他們在時間視角方面的著重點卻不一樣。美國的后凱恩斯學派,即所謂凱恩斯學派中的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萊斯基羅賓遜等人發展起來的理論體系,基本上屬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為復興古典傳統所從事的理論建構則主要屬于長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對于經濟運行的波動性、不穩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狀態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襲古典學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傳統,注重探討經濟在恒常的穩定狀態下所可能有的各種性質與特征。其二,關于貨幣的經濟作用評價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十分強調貨幣的重要性,認為貨幣是現代社會中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長期分析的學者則不大重視貨幣的作用與職能分析。在他們看來,在引力中心的狀態下,貨幣對于商品自然價格的決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對于預期因素的關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必然要重視預期因素的作用,因為在這里經濟主體的決策離不開預期。這就需要研究預期的形成機制、經驗、慣例、未來不確定性與預期的相互影響,血氣沖動與創造性等等因素對預期的影響。而在長期分析的體系中,經濟具有自動趨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預期因素的作用空間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來方法論思想的主要發展與演進
總體來說,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凱恩斯學者尚缺乏對于方法論的系統探討。由此使得他們盡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鮮明特征,卻難以將其提升至方法論的高度,而其內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也難以實現統一。這就導致后凱恩斯學派始終難以形成統一完備的理論體系來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衡。
近年來,第二三代后凱恩斯學者開始重視關于統一的方法論的探討。他們認為,新古典主流派學者擁有統一的方法論,即實證主義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凱恩斯學派還缺乏自己的一套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所以,要真正實現經濟學變革,后凱恩斯學派就必須要闡明自己獨特的方法論原則是什么,它與新古典的方法論原則有何不同,它又對觀察經濟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視角。在這種認識的推動下,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研究在近年來便有了長足的進步。
(一)提出了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
這是后凱恩斯學派在統一方法論探討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統闡述。Davidson認為,如果將后凱恩斯學派不同學者關于現實的觀點加以概括提煉,形成一種基本的經濟世界觀,那么就應當引入“非遍歷”(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經濟世界視為一種非遍歷體系,以此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所謂非遍歷是與遍歷(ergodicity)相對而言的。遍歷的概念本身源自統計力學,而遍歷理論則是隨著隨機過程理論而發展起來的。遍歷指的是這樣一種性質:對于一個無限次的觀測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數據收集過程的時空平均數都是同一的。這意味著,由過去的結果得出的平均數所反映出來的客觀概率分布支配著當前和未來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過去顯示了未來,時間的流動并未影響支配現實過程的聯合概率法則,歷史絕對是無關緊要的。換言之,在這里歷史時間被等同于邏輯時間。而非遍歷概念的含義正好與上述相反,它指的是過去不能準確顯示未來,從而過去的平均數不能準確顯示未來的概率分布這樣一種場景。這時,現實過程將是不可逆的,歷史時間也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它將導致結構的變化。
Davidson借鑒自然科學中關于遍歷過程與非遍歷過程的技術區分的思想,提出非遍歷的經濟系統的重要觀點,旨在與主流派的經濟世界觀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個理論體系,實際上隱含著遍歷的世界觀,不論是凱恩斯主義主流派,還是推行理性預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凱恩斯學派的各種經濟理念如果歸結到一點,則都屬于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他們都是以此為基點來展開理論演繹的。雖然現實中的某些經濟關系也許是遍歷的,但是經濟社會的基本運行過程肯定是非遍歷的。至于導致非遍歷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將其歸于創造性的關鍵決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這一概念源自奧地利學者Shackle,指的是在歷史時間中發生的非常規決策,它通常包括大規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這實質是表明經濟世界的非遍歷性質乃來源于人類創造性活動本身。后來,圍繞著有關復雜性理論和混沌理論的發展,Davidson又重新闡述了非遍歷經濟觀。他將經濟過程區分為永恒不變的(immutable)過程與可以嬗變的(transmutable)過程兩類。前者包含了遍歷和排序的公理,在這里歷史是前定的,并無真正意義上的選擇。后者則涉及到歷史的創造性和突發性,在這種環境中選擇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選擇。他強調,關于經濟過程可嬗變性的概念從基本方法論的角度凸顯了后凱恩斯學派在有關經濟過程的理論與模型建構方面與其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根本區別。
在Davidson看來,這種非遍歷的經濟觀可以在方法論層面對主流經濟學提出挑戰,它提出了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與眾不同的新觀點。在非遍歷的環境中,以均衡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個傳統重要命題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預期;二是中性貨幣;三是總替代定理。因為這時,從過去抽樣將毫無意義,即使行為人有能力組合與占有關于先前結果的所有相關信息,未來的事件也不會自動地顯示出來。而貨幣作為人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工具,不但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其影響之大簡直不可估量。此外,這時不僅跨時的替代或理性選擇不可能,而且現時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將是非理性、貨幣非中性、總互補定理三個新命題。
(二)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原則
如果說非遍歷觀主要是針對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論而進行的一種新的方法論建構,那么明確地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其方法論原則將意味著要根本顛覆主流派所奉行的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故而其挑戰意義更為重大。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是指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發展成熟起來的一種新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實在論(realism)是一種本體論哲學學說,本體論(ontology)哲學是探討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質這樣一種思想體系,它與認識論、實踐論分屬于哲學研究的不同層面。作為本體論學說的一個分支,實在論強調存在的本質乃在于其客觀真實性。實在論又有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與超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屬于傳統的實在論,強調經驗層面的存在的意義,認為現實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們對于事件的感覺經驗所組成;后者則是由英國哲學家RBhskar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論,它試圖超越經驗主義的淺層次,去探討潛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層實在。根據超驗實在論,實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對事件的經驗感覺所構成,而是有結構、分層次(stratified)的復雜實體。從本體論的視角看,可將實在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經驗域,包括經驗與印象;二是實際域,包括經驗、事件及事態;三是真實域,它除了經驗、事件以外還要包括結構、機制、趨勢等。經驗域屬于最淺層次,它是憑感官可以覺察到的。實際域是較深的層次,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覺到。真實域則是最深層次,這里的機制是完全感覺不到的。傳統的經驗實在論完全以經驗來界定實在,僅僅承認前兩個層次,而忽略了最深層的真實域中的機制,這是錯誤的。因為認識的真正意義就在于揭示這種隱藏于深層結構之內的機制的作用,僅僅拘泥于表象或依賴經驗主義的評價,將使科學喪失其存在的價值。
Bhskar將這種超驗實在論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便產生了一種新的名為“批判自然主義”(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會科學哲學,也就是“批判實在論”。所謂自然主義是指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研究社會這樣一種傳統的實證主義觀念。批判自然主義雖然不否認自然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強調由于社會對象與自然對象的不同,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自然主義的形式與方法。Bhskar指出,每種社會結構與當事者都是突現的分層(emergent strata),它們相互之間不能歸約(irreducible)。社會結構的這種突現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結構:一方面,社會結構與人類活動相互影響、互為依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對這一系統的研究不能采用傳統認識論中要么個體論、要么整體論的單一視角,而應當采取個體與整體相融合的分析視角。特別地,由于在這里基本上不能夠進行控制性實驗,社會科學家就只能從社會實踐以及社會結構中獲取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來作為替補,再以這些先入之見為前提去對那些產生這些先入之見的“深層”社會結構進行理論假說的建構。這種從先入之見到深層社會結構的思維過程,被稱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類比和隱喻,從表象回溯到深層結構并揭示其作用機制,因而不同于實證主義的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以TLawson為首的一批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進一步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基本思想及其對于經濟學的意義。Lawson指出,批判實在論的根本要義就在于通過強調客觀實在的結構性與縱深性,揭示出社會過程不同于自然過程的復雜性。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個不可控實驗的開放系統,在這里人類思想、社會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正是這種互動才使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并存續,并呈現出動態、開放的特征。面對這樣的過程,那種基于休謨的傳統經驗實在論的演繹主義方法,即按照“只要X(類型)事件發生,就會有Y(類型)事件發生”的方式進行推理的模式將不再有效[1]。而批判實在論則開辟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實在論強調科學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聯系,而是去分辨與解析那些左右或促發經驗事件的深層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為此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實證主義的思維方法,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類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體來說,人們關于結構和機制的認識只能通過前述所謂“先入之見”的知識來獲得,這些知識對象包括事實、觀察、理論、假設、猜想、預感、直覺、沉思等等,它們促進了社會科學實踐,同時通過社會科學實踐也在不斷地被改變。這種方法反映的是從表面現象到深層因果聯系的認識運動。
Lawson進一步論述了批判實在論這種方法論思想對于經濟學研究所具有的啟示意義。首先,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決不是預測事件,而是認識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結構與機制及其所產生的趨勢。如果說承認預測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預測事件的趨勢,而決不是事件的恒常聯系。其次,為了認識這種隱藏在事件背后的結構與機制,需要發現某些粗略的經驗事實或不完全的經驗規律。廣泛的事件恒常聯系在社會領域中極少見,但這并不妨礙在某些有限的時空區域存在著局部或“半規則”(demiregs)式的事件聯系,它們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將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機制所在。再次,考慮到經濟系統的變化特性,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必定是受到時空條件限制或具有時空依賴性的,這表明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的、地理的特征,從而經濟學的所有分析都將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研究興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斷地加以深究。最后,關于經濟學的政策含義及其社會使命,如果說傳統的實證主義經濟分析將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狀態作為重要目標的話,那么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則強調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人類解放,其含義是要不斷改變社會結構以拓寬人類潛力得以實現的范圍和機會。
顯然,這些啟示的直接含義是,主流經濟學所長期奉行的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借用來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特別是它的演繹主義,以及熱衷于確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等的所謂科學主義原則,應當從經濟學領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將是非實證主義的、非演繹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維法則。據此,Lawson等人認為批判實在論開創了一種新的本體論研究思路,同時又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并回答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使命與方法論原則等重大問題。它從根本上動搖了正統派的方法論基礎,因而可以被視為 20世紀末期社會科學哲學的重要變革。正因為如此,它也可以成為一直以來堅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的方法論基礎。盡管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不同學者之間在分析視角等方面存在著較多差異,但是在本體論以及認識論層面上,他們是可以統一于批判實在論的。因此他倡導,應當將后凱恩斯經濟學在實質上作為一種批判實在論的研究計劃,以此來實現其內部的統一連貫性。
當然,也有后凱恩斯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批判實在論尚不足以完全涵蓋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因為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也有側重采取演繹主義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如此,這樣做還可能使后凱恩斯經濟學與其他非主流學派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故而,他們對于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仍持有異議或保留的態度。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論,且批判實在論自身也包含著許多有待于深入細化的問題,但是這一新的社會科學哲學顯然在近年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對于修補后凱恩斯學派在方法論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進后凱恩斯經濟學嚴謹一致的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巴比倫思想模式的探討
所謂巴比倫思想模式,指的是這樣一種知識建構原則:將復雜的現實整體分解為各個片斷來分別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對于復雜現實給出完整解釋的理論建構。“巴比倫式”這個術語曾經為凱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頓并非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倫式的人物。物理學家Feynman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談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其含義是從多個出發點進行論證,形成對于物理規律的多重推導。他認為,與將所有論證都維系于一套公理的歐幾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倫式的方法對于物理學更合適。經濟學家MStohs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巴比倫思想方式引入經濟學當中,他指出,根據巴比倫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單一的從公理到定理的邏輯鏈條,所有的只是若干個相互平行、相互糾纏又相互加強的邏輯鏈條的集合,從而沒有哪一個具體的公理能夠作為邏輯上的基本公理。后凱恩斯學者SDow 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一步明確闡釋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性質與含義,以便使人們加深理解后凱恩斯學派與主流派之間在方法論上的差異[2]。
Dow 等人在與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對比分析中進一步論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特點及其經濟學意義。Dow指出,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點是依據單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構封閉的邏輯體系,它為了獲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實際問題。巴比倫式的思想方法與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種開放的現實體系。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預先規定好的,未知的東西則被假定為隨機變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則不然,這里既有穩定性,也存在著發生創造性移動的空間。封閉型的體系具有二元論和原子論兩個重要特征。二元論體現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兩大范疇:變量分為內生與外生,價值分為完全確知與完全未知,關系分為因果性的與隨機性的,經濟當事人則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論則是指,在最小的單位基礎上建立理論體系,這些單位既彼此相互獨立,又與包含它們的整體相獨立,它們在經濟學中便是所謂理性經濟人[3]。而巴比倫思想方法則沒有這些特征。在這里,變量與范疇的劃分是不確定的。在一個擁有多種多樣相互無法通約的論證線索的思想體系中,在一種線索上是內生變量的東西到了另一種線索上卻會成為外生變量。而知識一般來說總是被人們以某種不確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須指向不確定程度。此外,某些論證線索是與個人相關,而另一些線索則涉及團體層面,因為因果關系的作用力可以沿著不同的方向起作用。這表明個人不是獨立的,他們的行為也將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制度與慣例的功能則在于,為處于不確定環境中的人們的決策提供一種穩定性條件。簡言之,按照巴比倫思想方法,社會將被理解為一種有機體系。
Dow認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則,顯然是與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風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這一方法論原則來概括后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方法論,而所謂笛卡爾/歐幾里得主義則可以用來概括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派批判對象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這樣,后凱恩斯經濟學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論上獲得一種與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論支撐。因而,引入巴比倫的方法論思想模式補充并豐富了后凱恩斯經濟學的體系。不僅如此,巴比倫思想模式也為后凱恩斯經濟學內部方法論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還是具體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為,如果現實世界被理解為有機結構,不受統一規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會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集合。巴比倫思想模式特別強調,應該針對不同的推理鏈條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組合。當然,為了保持可操作意義,這種方法論的多元化必然是適度的,它將與特定的開放思想體系相呼應。也就是說,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方式決定了特定的方法論選擇,進而決定了具體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圍。它并不是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純粹多元論,而是一種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構的多元論。
(四)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其他研究進展
除了上面所述關于基本方法論的研究以外,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還在較為具體的層面上對以往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學研究應當采取的一些具體操作方法、研究策略與實際步驟等問題。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離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為后凱恩斯學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學者,Pasinetti曾經對后凱恩斯經濟學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功頗感遺憾。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論策略的失當。Pasinetti指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種新的生產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取代流行的交換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這是一項艱巨的理論任務。過去后凱恩斯學者關于生產范式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統地整合。而要推進這種系統的理論整合就必須采取“兩步走”的方法,即所謂“分離定理”。第一步是“純理論”建構,即抽象層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論為基礎,提供一種基本的經濟理論。它與阿羅―德布魯體系屬于同一層次,但實質卻不相同,它是開放的體系,可以闡明基本的客觀聯系,但存在多個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體層面分析,引入各種現實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個人或社會行為將被納入分析。不過,與主流派范式不同,這里不僅不局限于“市場體制”一種制度,也不拘泥于“個人理性”一種行為,而是涉及到諸如貨幣、廠商、工會、工資安排等等多種制度安排。可以感覺到,Pasinetti提出的這種兩階段研究方法與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的創作中所使用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頗有相似之處。而著名后凱恩斯學者Harcourt則高度評價這種研究計劃,認為它可以為從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斯拉法以及卡爾多等后凱恩斯學者的著述提供一個綜合的新理論框架。
第二,ESLee 論述了所謂“根基理論”(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國的新一代重要后凱恩斯學者,他認為無論是批判實在論還是巴比倫模式,都還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論可以成為更富有實際意義的具體原則。根基理論是與所謂“整體主義”(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結構焦點比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參與觀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體是指經濟學家直接從資料中發展理論和建構體系這樣一種過程。在這里,資料收集、理論分析與理論建構同時進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擁有前定的觀點與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斷地收集、理解、評估與比較其感興趣的資料。其次,匯集可比的經濟事件資料,從中提煉出特定的范疇、概念、相關特性,進而識別其相互關系。最后,從這些范疇、概念中識別出核心的東西來,并以核心的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一種具有復雜的分析性解釋的理論,這一理論應該能夠解釋資料中所代表的各種經濟事件的序列為什么以及是怎樣發生的。研究者不能為了使理論簡化而拒絕特定的資料,而是應抓住資料的復雜性,根據經驗建立起許多不同的次級概念與關系,將它們與核心概念環繞在一起,納入結構與因果機制當中。這將保證所建構的理論具有因果的解釋力。篩選中心概念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會使人們發現次級概念與關系,而它們需要進一步的經驗支撐,此外,純粹分析性的概念與關系若要納入理論之中,也需要經驗支撐。這樣,便完成了有關社會經濟過程的一種獨立的實質性(substantive)理論的建構。這樣的理論并不是對于資料的一般化推廣,而僅僅是來源于資料,即它并不妄稱所謂的普遍性。一種獨立性的實質理論只解釋一種中心因果機制,各個實質理論的組合所形成的正規(formal)理論則可以解釋經濟過程的多個方面、多種因果機制。正像獨立的實質性理論必須植根于經驗資料一樣,正規化的理論也是歷史性地狀態依賴型的,其分析性解釋絕不是經驗外推。并且,由于經濟世界是非靜態的,一種正規的理論永遠也達不到完成狀態,總要經歷不斷的修正。不僅如此,這種根基理論還承認研究者事前的知識背景會對資料收集與篩選識別過程進而理論結果產生影響,以及理論結果的不可證偽性。不過它也強調,通過不斷地發現新資料,總會在各種相競爭的理論中區別出優劣來。
第三,重新審視計量經濟學的經濟研究功能。
計量經濟學自從誕生以來,就一直成為主流經濟學驗證理論假說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應手的工具。與此相反,后凱恩斯學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計量經濟學的任何積極意義的。首先,是由于他們受到凱恩斯本人影響的緣故。凱恩斯當年曾經對丁伯根在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中使用統計計量分析技術提出懷疑,他指出計量經濟學只能對已知的、已經定性的經濟關系給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類行為的變化無常性,它不可能對經濟的未來走勢提供精確預測。凱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對把經過良好定義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其次,后凱恩斯學者排斥計量經濟學,當然也是與他們反對主流派形式主義的正規化方法論傾向一脈相承的。
然而近年來,一些后凱恩斯學者對計量經濟學作用的認識也出現了新變化,他們開始有限度地承認計量經濟學的積極意義。這里只簡要提及三個方面:其一,SPressman強調了描述性統計分析技術的積極作用。他把統計分析區分為推理的統計學(inferential statistics)與描述的統計學(descriptive statistics)兩大類,前者是主流派所慣常采用的那種,后者則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謂經濟內在機制或規律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圖準確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時點或幾個時點的圖景。采用描述性的統計學,首先要實際地收集數據,其次是需要描述數據的性質,進而來分析導致這些差別的可能原因。這種統計分析技術完全可以應用于經驗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種理論驗證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從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應該如何建設性地利用計量分析工具的問題[6]。Downward指出,主流派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對于闡釋所謂事件規則的理論模型的證明,從而使它成為一種推理工具。但實際上,計量經濟分析提供的證據往往起不到這種作用。以關于定價的經驗分析為例,即使利用同樣的數據,不同學者得出的有關價格決定影響因素的結論也不一致。這表明完全根據計量經濟學結果來篩選和識別理論是行不通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對于經濟學理論就全無用處。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借鑒凱恩斯關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進行計量分析時應當將作為主觀“先入之見”的理論與作為“客觀因素”的事實證據結合起來,實現理論與證據的互動(interaction),通過對于計量經濟學的結果不斷地予以修正和精煉,達到對于深層機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來又指出,計量經濟學將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夠提供“半規則”。這個見解與Pressman關于推理的統計學與描述的統計學劃分的觀點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計量分析技術在揭示深層經濟機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強調要將理論分析與計量分析以互動方式相互促進。
其三,BGerrard的論述[8],他與Downward觀點有些相似,結合近年來計量經濟學的若干新進展,主要是由倫敦經濟學院所發展起來的LSE方法,論述了某些計量經濟學方法可以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謂LSE方法是一種從一般到特殊的計量建模方法,它從形成一個極為一般的模型形式開始,然后通過同時施加理論方面與數據方面的限制條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簡化。LSE方法與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經濟回歸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別:前者將建模過程視為設定問題的過程,后者則給定將要估計的問題使之保持不變;前者將診斷性質較差的情況歸結為模型的規定可能有問題,后者則往往歸之于不適當的估計程序。LSE方法的這種理念與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們以往將計量經濟學或者視為理論驅動型、或者視為數據驅動型的簡單二分法,允許理論與經驗之間的互動,故而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利用計量經濟學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應當怎樣看待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思想
方法論研究是經濟學的基礎問題,不同學派在理論觀點乃至政策主張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差異。方法論研究同時也是經濟學的難點問題,它常常涉及到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等等思辨領域。能否真正形成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是一種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后凱恩斯學派既往的獨特研究方法(盡管尚不統一)曾經在一段時期內有力地支撐了它與主流經濟學的論戰。而其近年來關于方法論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則代表了其經濟思想體系的重要新發展。
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思想的新進展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已經普遍重視方法論研究問題,將方法論建構視為自己獨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建構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滿足于對主流派經濟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批判,而是開始系統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論體系的東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將它們系統地闡述出來的問題。這種轉變既是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對自身理論發展狀況深入反思的結果,也標志著后凱恩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
第二,后凱恩斯學者在方法論研究中,更加注重統一基礎與方法論原則的建構,包括哲學與認識論基礎的探討。他們逐漸認識到,要想與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體系相抗衡,必須從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或基本層面入手,形成一種新的系統一致的方法論基礎,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論基礎,進而取代整個主流經濟學體系。局部的、具體的、淺層次的方法論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無關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凱恩斯學者便潛心于這種深層次的方法論探討。不論是非遍歷的基本經濟觀,還是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都體現了這種方法論研究的主導思路。這些新的方法論原理,有的是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獨創性研究成果,有的則是他們從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鑒過來,然后再加以系統闡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論再造。它們雖然在提法上及論證細節上不盡相同,但是都試圖從最基本的層面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提供一種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應當說,這種努力是有成效的,盡管目前在后凱恩斯學派內部關于究竟何謂自己統一的方法論基礎仍然存有爭議,但是就實質而言,非遍歷觀、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三者所體現的世界觀、認識論及方法論原則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們實際上代表了近年來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方法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凱恩斯經濟學近年來的方法論思想明顯地具有反實證主義的傾向。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基本上是實證主義,在這里價值判斷因素被視為科學研究的障礙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實證主義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觀主義的同義語。所以,盡管老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像羅賓遜、卡爾多等人,也反對主流派的靜態均衡等分析方法,認為其脫離了經濟現實基礎,同時主張采取動態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現實性的方法,但是他們一般卻堅持實證主義。這表明,在早期后凱恩斯學者那里,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關于方法論思想特別是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卻顯示出反實證主義的傾向,這最明顯地體現在批判實在論的理論之中。這種對實證主義討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客觀實在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實在不再被視為簡單的經驗感知的封閉體,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層復雜結構和內在機制的開放系統。于是,實證主義,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經驗實證主義,在這里都變得不可靠了。科學認識可能更多地仰賴于溯因推理一類的抽象、類比等方法。這樣,新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就與老一代不同,他們從堅持現實主義出發,最后達到了基本否定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地步。這是他們對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探討而得出來的一個必然結果。當然,這種反實證主義傾向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的方法論層面上。就具體的研究方法而言,他們似乎也不反對采取實證主義的方法。,比如經驗實證研究,再比如對于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某種運用,乃至于對于數學模型的運用等等。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有什么矛盾,因為第一,具體的研究方法與基本方法論不屬于一個層次,擔負著不同的職能,縱然是以溯因推理為主線,也需要以某些具體的實證方法相輔助。第二,就其倡導的巴比倫思想模式而言,也為具體的實證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提供了空間。
第8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勿庸質疑,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已成為當代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的兩種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兩種研究的支持者們互不相讓,曾掀起一場理論大“論戰”:規范會計研究者們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只注重對細枝末節問題的糾纏不休,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人們已經熟知的既定事實,因而對整個會計理論并無貢獻;實證會計研究者則抨擊規范會計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認為規范會計研究忽視對已有會計理論的檢驗。結果,整個會計理論框架仍擺脫不了“空中樓閣”的尷尬〔1〕〔2〕!而這場論戰也恰恰反映了我國會計研究者對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存在著的普遍模糊認識。進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會計學界已經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這兩種各具特色的會計理論研究〔3〕,本文將結合目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現狀,來客觀地評價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希望能對我國的會計研究有所啟發。
一、名稱考辨關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基本內容,馬克·圖恩曾作過一個簡明扼要而又比較全面的對比分析〔4〕,即:
實證是手段事實現實描述真或假精神的問題解釋分析
規范應該目的價值理想規定好或壞心靈的問題評價政策
我們可以看出,上述的區分涉及語言形態、研究領域、內容性質和作用特征等多個方面,如果具體到會計理論研究中來,多數會計學者首肯實證會計研究主要回答會計“是”什么,認為進行實證會計研究時應該超脫或排斥一切價值判斷,只考慮建立會計信息系統運行之中的會計處理程序之間關系的規律;而規范會計研究一般著重回答會計“應該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價值判斷,需要提出某些準則,作為進行會計處理的標準和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進一步詳細來講,規范會計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會計實務,從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會計實務,并作為日后指導會計實務的標準;(2)規范會計研究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試圖從邏輯性方面指明怎樣才算是良好的會計實務;(3)規范會計研究往往以演繹法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歸納法〔5〕,而恰恰從利用歸納法得到少數基本概念出發,然后演繹出會計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再從中推出與之相適應的會計程序與基本方法,用來指導會計實務。
而對于實證會計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國近年來還處于介紹和初步運用階段,所以對“實證會計研究”不可避免地還存在著一定的模糊認識,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析。關于實證會計研究的“實證”一詞,我國會計學者在引入的過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絕大多數同志從“positive”和“positivism”(實證主義)詞根的相似性入手,從哲學角度探討實證會計研究的哲學基礎,試圖從中概括出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對“實證”一詞最權威的解釋應該來自“實證會計學派”(或稱羅切斯特學派)。按照實證會計學派的代表——瓦茨和齊默爾曼的解釋,“‘實證’一詞來自于實證經濟學,之所以將其研究冠名‘實證會計研究’,主要意圖是為了區別于業已存在的傳統的規范會計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實證”一詞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呢?筆者在查閱了大量相關的經濟學文獻(樊剛,1995;光,1997;張宇燕,1993)和典型的實證會計研究經典文獻(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或階段——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理論實證的目的是用來提供一個基本體系,對現實會計實務本身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論實證過程包括(1)三個基本要素——有關會計問題的基本假設、一套邏輯嚴密的系統化的推理機制和方法以及最終的理論結論;(2)提出理論假設、建立分析模型以及進行邏輯推理和證明三個緊密聯系的步驟。經驗實證是指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進行經驗檢驗的過程。對于經驗實踐和理論結論相符合的部分,就應該當作正確的理論加以運用,直到被經驗證偽為止,而對于被經驗直接所證偽的理論結論,就必須逐漸修改原有的理論假設,再次進行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二、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之比較
1、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分化——一個簡單的回顧。
會計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學科的影響。哲學家、科學家關于方法論的論述(如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科學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都對會計研究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真正對會計學產生直接影響的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和發展。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和變遷對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直到本世紀初以前,經濟學方法論的討論,都主要是圍繞著抽象演繹法和歷史歸納法哪個更適合于經濟分析而展開〔7〕。在此影響下,會計理論研究亦是以這兩種方法為代表,如佩頓(WilliamPaton)、坎寧(Canning)、愛德華茲和玻爾(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繹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爾頓(Littleton)等則極為推崇歸納法——一言以蔽之,該時期的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為主,十分注意會計理論之間的內在邏輯而忽視對既有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的檢驗,我們將之總稱為規范會計理論研究。一般認為,本世紀60年代末期以前,會計理論研究中是規范會計研究占統治地位的時期。規范會計研究的形成,一掃19世紀末期以前會計理論研究混亂、無目的的狀況,在其大力推動下,會計理論體系于19世紀末20世?統醴礁娉醪叫緯傘5詼?從本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的擴大化和廣義化,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滿足于定性的演繹或者歸納推理,而是逐步轉向實證分析。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財務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目前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學者更直接地從財務學中獲得或移植某些科學的研究方法,實質上財務學承擔了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會計理論研究產生影響的“載體”和“催化劑”的作用),一大批年輕的會計學者(以羅切斯特學派為主要代表)逐步豎起實證會計研究這面大旗,并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給會計理論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震撼。(1)1968年,鮑爾和布朗的“會計收益數據的經驗性評價”一文標志著實證會計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羅切斯特學派”代表人物簡森(Jensen)的“關于會計研究現狀及會計管制的評論”一文可視為是向規范會計研究挑戰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齊
默爾曼(Zimmerman)1978年“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導論”、1979年“實證會計研究的供需:一個借口市場”兩篇論文的發表及1986年《實證會計理論》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實證會計研究已逐漸與規范會計研究分庭抗禮。乃至1986年-1989年期間提呈給美國權威會計刊物《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的論文僅有一小部分可歸類為規范研究〔8〕。
2、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優缺點
規范會計研究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作用表現在:(1)規范會計研究對理論的論證具有重要作用,規范會計研究從假設或初始理論命題推導出下一層次的理論命題,并可對某一個理論命題作出演繹證明。這樣,在對理論進行實踐檢驗前,可預先對理論進行檢驗以使理論具有更加嚴密的邏輯性,這在會計基本理論和對整個會計理論體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義。(2)規范會計研究可從理論命題推導出事實命題,也可用來解釋已知的會計理論或會計行為。(3)規范會計研究同時還對已有會計理論進行邏輯檢驗,以發現錯誤理論及現存理論的內部矛盾。但是,規范會計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統性缺陷。這表現在:(1)規范會計研究忽略了對作為演繹邏輯推理起點的假設或前題的判別和檢驗。(2)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忽視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不重視會計主體的行為因素,僅將會計環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團簡化為一個總體來看待。(3)運用規范會計研究得到的結果往往由于缺乏經驗支持而僅代表了“閉門造車”式的個人觀點和論斷。實證會計研究的作用表現在:(1)實證會計研究從評價規范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前提入手,對規范理論賴以依存的前提的現實有效性進行檢驗,進而肯定或否定規范研究成果。(2)運用實證會計研究得到的實證理論不僅對所觀察到的會計實務提供解釋,說明現存會計實務程序、方法在應用程序上存在差異的原因,而且還對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實務和那些雖已發生,但尚未通過數據搜集和分析獲得系統性證據加以證實的現象和實務提供解釋。實證理論不是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而是告訴人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能夠做些什么。可以說,實證會計研究使會計理論研究的目標從理想轉向現實。(3)實證會計研究十分重視對會計主體行為及其動機的研究,并大量引進了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如產權理論、契約理論、企業理論,拓寬了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圍。實證會計研究將市場條件下的企業視為各種“契約關系”的結合體,對各種利益集團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對會計準則呈現出的態度行為進行了大量的經驗分析,得出了許多規范會計研究所不能認識的有益結論。
實證會計研究的局限性表現在:(1)實證會計研究力圖使用有限的事實和現象去證明普遍命題,因而其研究結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實證會計研究過分強調模型化和定量化,經常由于忽略某些想當然是次要的因素,結果有時會導致研究對象過于簡化和研究的系統性偏差。(3)實證會計研究在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完全排除價值判斷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因為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作為“經濟人”的會計研究者,在進行實證會計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個人偏好所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干擾。(4)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如對與具體某項會計準則相關的問題研究總是在會計準則公布之后若干年,確切地說總是等到有足夠的樣本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經驗分析時才能得以實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Watts/Zimmerman在《實證會計理論》一書中認為實證會計理論的作用只在于解釋和預測,而并沒有提及實證會計理論具有對會計實務的指導作用。
3、關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總的評價
(1)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規范會計研究在理論證明和構建會計理論時具有優勢;實證會計研究則具有獲得新知識、新理論的優勢作用。
(2)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在運用時應該相互依賴、互相滲透。規范會計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賴實證會計研究來進行經驗檢驗,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賴規范會計研究。
(3)單純依靠規范會計研究或實證會計研究都有其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統缺陷。如實證會計研究結論的概率或然性質,規范會計研究大前提的來源及正確與否的問題。
(4)規范和實證會計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認識本來就是從特殊到一般,又從一般到特殊的不斷往復的過程,是漸進性和飛躍性,邏輯主義和非邏輯主義的統一。因此,片面強調任何一種方法都是不科學的。
(5)實證會計研究往往適合于對具體的會計理論問題進行證實或證偽,但如若涉及到對整個會計理論框架的研究則無能為力,而此時便必須依賴規范會計研究。
本文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存在著相互結合的必要性,以下將兩者的結合簡稱為規范—實證會計研究。
三、試論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互補性
1、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互補性——會計理論發展模式的啟迪〔9〕
會計理論體系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保持會計基本理論與結構不變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導會計理論研究,對會計理論研究起到規范的作用。同時,它一般經受得住某些“反常”的沖擊、詰難,具有一定的彈性,并通過對理論的局部調整或修改輔前提、假說,把反對轉化為支持,此時會計理論就處于上升時期。但是,任何會計理論總并非盡善盡美,總有其賴以存在的會計環境,一旦其在強大的“反常”面前一籌莫展并不能將其納入自己原有的理論框架之中時,就勢必將會被新的會計理論代替,這時就需重新調整會計理論的內涵及其基本結構。此時,會計理論就處于顯著變動狀態,就強烈需求質變。但是,新的會計理論并非對舊的會計理論的完全拋棄,而是一種“揚棄”。新舊會計理論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包含或對應關系,新理論是對舊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整個會計理論的發展過程是前進的上升運動,是向絕對真理逼近的過程。由此可見會計理論的發展過程是“相對穩定顯著變動相對穩定…”這樣一個不斷往復的過程。這樣,在會計理論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相應的主要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也應有區別:在會計理論體系相對穩定的階段,會計理論表現出對會計研究的指導作用并具備應付反常沖擊的彈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論和思路指導下,主要運用規范會計研究(收斂性思維)繼續進行研究,通過輔命題克服理論的困難,使理論作為規范較好地發揮作用。當會計理論發展進入顯著變動階段后,原有的會計理論如果繼續存在勢必會產生阻礙作用了,因而必須另辟蹊徑,從新的角度解決問題才能克服困難,因而主要采用實證會計研究(發散性思維),持批判的態度從會計實踐、現象的經驗分析中創造出新的會計理論。總而言之,只有在會計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著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進會計理論的發展。但是,需要明確的是在會計理論發展的特定階段,采用某種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時使用另外一種研究方法。我們對會計理論發展階段的劃分是人為的,而事實上,會計理論體系中不同會計理論的各個發展階段又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所以科學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綜合的而非單一的,是各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是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統一。如美國“財務會計概念結構(SFAC)”便是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共同配合、協作成功的范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學研究從問題開始。”會計理論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須從問題著手進行研究。作為會計理論研究起點的問題可以直接來自于會計實踐,也可以來自過去會計實踐的產物——已有會計理論。因此,我們必須重視長期會計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已有會計理論,同時不斷從會計實踐中吸收“營養”,發現新問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絕不允許忽略會計實踐。但是,從實踐中得到的會計知識由于其歸納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須從會計理論高度運用規范會計研究進行演繹推理,以發現其有無邏輯矛盾,得出正確的認識然后上升為會計理論。所以會計理論研究的整個過程可歸納為“會計理論會計實踐新的會計理論…”這一不斷往復、逐漸完善的過程。相應的,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也可歸納為“規范實證規范…”這樣一個循環過程。概括來講,規范—實證會計研究是會計理論研究者根據已有的知識,對會計實踐和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假說,并通過對假說的實踐檢驗、修正,逐漸使假說演變為新的會計理論。
2、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互補的可能性
如果詳細比較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大量會計文獻之后不難發現兩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這些重要方面,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需要互補:
（1）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從少數幾個基本會計概念(會計基本假設或會計目標)出發,主要運用演繹法來推出一套用來指導會計處理的基本原則。而大凡實證會計研究,一般總是先根據大量的會計現象歸納出一個或多個命題,然后利用來源于會計信息市場的若干會計數據來進行經驗檢驗;或者對規范會計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進行證實或證偽。一言以蔽之,規范會計研究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一般到具體的認識,而實證會計研究則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具體到一般的認識。根據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我們對會計現象的認識是由一般到具體和由具體到一般的有機結合,因此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不應有所偏頗。
（2）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從較高的會計理論層面上來把握整個會計理論框架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如對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結果往往會作為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而實證會計研究則往往是針對具體的會計理論如存貨發出的計價在什么情況下采取先進先出法,在什么情況下采取后進先出法等。近年來,實證會計研究的趨向是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小、越來越細致,一些規范會計研究者借此攻擊實證會計研究對整個會計理論體系沒有貢獻。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實際上,實證會計研究是規范會計研究的基礎,因為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會計現象的本質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種會計現象的本質,才能從邏輯高度上來進行探討會計應該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問題;規范會計研究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和終極目的,因為研究會計現象的最終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探討會計是什么,而必須研究會計應該是什么。可以這么來講,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與會計目標系統的層次相關(實際上,Trueblood報告就曾指出,會計目標是一個多層次的系統),會計目標層次越低,其研究的實證性就越強;會計目標的層次越高,越需要對之進行評價,因此其越具有規范性。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是對會計目標不同層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聯系、相互?鉤?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研究整體。
（3）規范會計研究的較高層次性決定了其必然涉及到價值判斷,而實證會計研究則由于側重于在較低會計目標層次上進行研究,則涉及到事實判斷。那么,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關系如何呢?兩者的關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實存在人類經驗認知或判斷事實判斷主觀需求與客觀環境制約價值判斷（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見,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具有相互關聯性的,因此規范會計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實判斷,實證會計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棄價值判斷。此外,按照哲學觀點,“是什么”(事實判斷)先于“應該是什么”(價值判斷),所以實證會計研究是規范會計研究的基礎;但是由于“是什么”總有些捉摸不準的味道(如會計基本假設來自于客觀會計環境,具有客觀性——“是什么”,而會計目標代表了會計信息使用者的主觀需求即“應該是什么”,但是會計界卻并沒有厚此薄彼,而是兩者并重,這是否對我們有所啟發?),所以需要對“應該是什么”進行某些規定,這樣規范會計研究同樣必不可少。
3、小結
（1）會計理論研究之中,“是”與“應該是”,或者“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往往交織在一起,并無明確的界限可以辨別或者有意識地去遵循。
(2)從邏輯上來講,事實的描述先于價值的形成,盡管在現實的會計研究之中,由于會計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總有點捉摸不準的特點。
(3)雖然在會計理論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個人先入為主的干擾,但是追求實證會計研究的“純潔性”,將人為的干擾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種會計研究者所應該具備的科學精神。
(4)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之間并無人為的鴻溝,作為實證會計研究精神的對事實解釋和預測最終必須過渡到規范會計研究的主旨——會計應該是什么上來,換句話來講,實證會計研究應該以規范會計研究的目的為歸宿。
（5）在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由于兩者的互補性,絕對地將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對立起來的態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絕對抹殺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的做法也同樣不可取。
（6）規范會計理論研究由于是從邏輯高度來把握整個會計理論研究過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會計實務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實證會計理論研究則立足于會計實務,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與會計實務中的結果比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這并不能夠說明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孰優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規范會計研究的成果說到底是把會計實務界暫時認識不到的結果展示給會計界,在理論的指導下,我們雖然不能改變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借此改變會計人員的認識格局,并可能最終因此影響他們的選擇。
四、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比較及應用
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的區別大致有二:
（1）實證會計研究以有用事實為基準來檢驗假說,但“有用”并無一確定標準,對某一利益集團有用未必對另一利益集團也有用,因而實證會計研究的檢驗標準實質是以利益為導向并由此制約的社會需求為標準。而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以社會需求確立的課題為出發點,這既是形成會計理論的最終歸宿,也是逆向思維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具體應用。概而論之,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檢驗標準是思維模擬檢驗和社會實踐檢驗的統一,其中思維模擬檢驗大量運用了形象思維,直覺邏輯思維的方式將從會計實踐中抽象出的理性客體蒸發、升華為理想客體,使其既保持了本質特征,又保持了思維過程的邏輯性;社會實踐檢驗則是對假說概念予以具體化,使之具備可度量性,從而將理論性假說轉化為可實踐性假說。
(2)實證會計研究片面強調感性經驗對假說的檢驗,卻忽略了作為會計理論研究主體的研究者的能動認識能力以及其創造性思維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終也未逃出對會計實踐進行描述和解釋的傳統思維的來源。規范—實證會計研究辯證地運用發散性思維和收斂性思維,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及認識活動所應遵循的思維規律,因而具有明顯的綜合及辯證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認識階段調整認識方法和認識手段的內在調節機制。
眾所周知,我國會計準則是按規范(演繹)方法制定的,是準則制定者在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基礎上做出的主觀規定,它代表了規范會計實務的理想準則。但是,我國會計準則的實施環境是一個在經濟體制改革下不斷發展變化的環境,因而對準則的實際效用及預期目的之間關系的檢驗就變得尤其重要。準則制定者必須了解,現有準則的執行是否提高了會計信息的質量,是否強化、規范了企業的財務行為,是否增強了外部利益集團及企業內部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重視程度,而要獲得以上各項認識,既不能依賴研究者的個人主觀判斷,又不能從原有理論中演繹推理而知,而必須展開廣泛的會計實踐,通過調查、征集意見,獲得有關會計準則實施后的反饋信息,才能不斷修改原有準則,使會計準則不斷地發展完善。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吸取了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優點,不僅彌補了傳統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方法論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觸會計實踐,按科學的程序,從會計實踐中獲得對會計準則更深刻的認識。
五、關于進行多樣化會計研究的建議
誠如本文上述,實證會計研究具有時間上的相對滯后性,并不能在會計準則制定之前就為準則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見,因此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也并非盡善盡美。為了克服這個缺陷,筆者建議:
（1）在會計理論研究中大量開展實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盡管這樣做并不一定能夠完全證實和證偽什么,但是卻可以力求在會計準則制定之前對會計實務和會計現象的本質及其矛盾運動過程作出恰當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應該盡量學習美國和臺灣目前應用較好的實驗會計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過建立會計實驗室,模擬與所要研究的會計準則相似的會計環境,對搜集的專家或專業人士的意見進行分類、分析和概括,事前為會計準則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見。
(3)在會計研究之中大量運用數學方法、模型開展量化研究。也許有的同志認為鑒于我國目前證券市場還不太成熟,會計信息失真現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會計數據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質疑,因而提倡在應用數學方法和數學模型進行研究時應該謹慎,并對國外會計文獻中充斥著數學表示擔憂和不理解。筆者認為這些同志混淆了會計研究中數學模型的兩種類型——理論模型和計量模型,前者是用數學符號對會計理論研究過程進行的表述,無須使用來自于會計信息市場的具體會計數據;而后者則必須帶入會計數據,并要設定某些參數。筆者此處主要提倡會計研究的理論模型,因為數學語言表達最為簡潔明了、無歧義,可以加強對會計理論問題的論證力度,邏輯嚴密并且更容易被證實或證偽,因而更符合科學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要求——一門學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馬克思)。此外,筆者也贊成利用恰當的計量模型進行會計研究(實際上,與國外的會計數據相比,我國的會計數據來源也許更加可靠),關鍵在于建立我國自己的大型數據庫,為日后利用計量模型進行大量的會計研究奠定條件。
注釋:（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
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關于市場條件下會計理論與方法的若干基本觀點”,原載于《財會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馬克·圖恩:《自決的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9,第279頁。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劉峰:“實證會計的方法論基礎及批判”,《會計研究》,1997.7。
〔7〕樊剛:“思維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載于《讀書》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
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參考了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玻普爾和拉卡托斯的觀點,如“范式理論”、“證偽主義”和“科學研究綱領理論”,是將上述理論應用于會計理論研究之中并結合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情況后得到的結論。
〔10〕陳秉漳:《價值社會學》,臺北市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0.8第314頁。
主要參考文獻:〔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陳岱孫:“規范經濟學、實證經濟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科學》,1981年第三期。
〔3〕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4〕光:“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載于《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一書。
〔5〕[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黎明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6〕關士續等編:《自然辨證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會計研究方法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
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
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
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場經濟下會計基本理論與
方法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5/13。
〔13〕劉元亮等編著:《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參見俞洪紹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廈門大學會計系的報告稿。
第9篇：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傳媒經濟學研究方法廣告購買指數
根據《2010年：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的相關資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國傳媒產業其總生產值已高達4907.96億元，與2008相比，增加了16.3%個百分點。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怎樣優化傳媒資源日益成為了當下一門顯學，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在傳媒經濟領域的研究理論、方法與對象等框架上的發展也較為多樣化，眾說紛紜，而這種情況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與廣度方面都有待進一步加強，除此之外，隨著當前傳媒行業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出現，而一切問題的出現，都迫使我們必須不斷優化傳媒經濟學理論，以此促進傳媒經濟行業整體發展。
一、傳媒經濟學的相關研究方法
不同類型的學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傳媒經濟學來說，其研究方法則是一般經濟學方法具體在傳媒領域當中的運用手段，且同時將傳媒領域其特殊性引入到當中。一般而言，傳媒經濟學其基本的理論體系與經濟理論形成的過程也是相符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確定經濟變量的定義，且提出相關假設條件。第二，根據這些假設與定義，提出相關假說。且基于相關假說，提出對于未來的相關預測。第三，用事實來證明預測是否合理，如果預測與理論不相符合，那么這種假說就可判定為錯誤，要么進行修改，要么就放棄。
關于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獨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經濟學理論的框架，我們必須要基于一般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從而引入相關的被抽象掉的現象與因素，從而確保理論與現實相貼近。Ramstad基于架構的績效、行為、結構、基本條件以及政策之外，還增加了媒體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費者與廣告、媒體產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銷過程、媒體內容與媒體形態等兩大主要的要素群體，以此勾勒出更具彈性與靈活性的傳媒分析框架。
傳媒經濟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在研究當中的關系。一般而言，實際分析就是將價值判斷摒棄，只對經濟自身的內在邏輯與客觀規律進行關注的一種研究策略，要解決的問題是“是什么”；而規范分析通常是將價值判斷作為基礎，進而提出某些判斷標準作為衡量事物好與壞的標準，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應該是什么”。一般經濟學領域都將規范分析同實證分析分開來進行，但由于傳媒產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實際當中很驗真正將二者區分開來。一般來說，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會發展，而負的外部性則對社會有害。因此，在傳媒經濟理論研究當中，在將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進行有機結合，建立一種基于規范模式之下的一種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合二為一的模式。
二、強化當前國內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具體措施
隨著我國傳媒產業的不斷發展，當前許多高校也已開辦了傳媒經濟理論相關的學位教育，因而，對于我國傳媒經濟學的研究也更趨于規范化，傳媒經濟的發展也將隨之不斷發展。為此，根據作者相關實踐經驗，現總結出以下對策和基本思路來加強加我國當前傳媒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與發展。第一，將傳媒經濟學的研究現狀與發展歷史之間的關系厘清，這也是研究傳媒經濟學的基礎與起點。第二依據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建立傳媒經濟學理論框架。并且將相關的數學研究方法與哲學研究方法與之相融。第三，在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當中，不斷深化對于傳媒經濟學的探索，這也是研究傳媒經濟學必須具有的戰略性高度以及科學化的態度。第四，從我國傳媒產業自身的發展歷程，分析當前傳媒產業所面臨的以下問題，服務于傳媒實踐。首先比如信息傳播去中心化的發展趨勢所帶來的贏利模式與傳媒管理的變化。其次，隨著政府不斷放松的管制與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加強對組織創新與產業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討，尤其是電信與傳媒之間相互融合的問題。基于營銷有效性與傳播認知的有效性之上，對相關的廣告購買的指數進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閱讀率或者是收視率為基礎的當代廣告營銷策略，它的依據就來自于認知的有效性。而從營銷層面上來看，營銷有效性更具意義，因而將傳播營銷的有效性作為基礎的現代廣告購買指數進行分析會具有更為明顯的現實指導意義。第五，加大不同領域學科的整合力度，促進傳媒經濟學健康快速發展步伐步伐。從傳媒經漳學的構成來看，它是一門經濟學與傳播學交叉的學科，對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學、經濟學與傳播學等學科，因此，對傳媒經濟學實行交叉研究極為重要。
總的來講，傳媒經濟學作為一門處于不斷發展與演進的學科，它的框架應該相對較穩定，且其基本結構應該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就當前而言，對傳媒經濟學的研究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各方面還不甚完善。筆者期待我國能夠盡快完善當前的傳媒經濟學理論，不斷推動我國傳媒經濟產業的全面發展，進一步提升傳媒現代化水平。
參考文獻：
[1]商建輝.傳媒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架構研究[J].新聞界，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