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風險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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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一、我國社會醫療保險概述

自從1998年開始我國就建立了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建立了醫療保險體系的框架，改善了我國醫療保險體制，但至今為止仍存在醫療保險過度上漲和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制定有效的保險制度和保險措施，導致我國醫療保險事業發展缺乏機動性，備受外界因素的制約?，F代化社會民生工程中逐步推廣了醫療費用的使用人群，對于醫療費用增長過快的問題，也正在積極深入研究，目前導致社會醫療保險費用增加的原因一共有兩個，一是道德風險，二是實際醫療費用增加，因為社會保障制度從本質上還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以及非排他性，道德風險引起的不良現象，進一步明確實際發展情況制定相應的改進措施，才有利于解決各種道德風險行為引起導致的不合理價格增長，將醫療價格維持在穩定范圍內。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理想狀況下醫療保險不應該隨著發生概率和醫療費用變化而改變，保險人的行為不影響事件發生概率以及增加醫療費用，但實際生活中醫療費用不完全由個體決定，還取決于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所提供的保險服務，依據臨床實驗證實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也是醫療機構所面臨的重要風險，醫療保險一方面為患者醫療服務提供醫保動機和激勵機制，另一方面也為醫療機構過度供給提供條件，因而引發出“道德風險”問題。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需要得到有效抑制，才能提高對醫療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阻滯醫療衛生資源的過渡消耗，達到資源的合理利用。

二、社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和費用控制問題

社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概念被應用到各個經濟領域中，道德風險指的是一方為實現利益最大化下所導致的風險，在社會醫療保險領域中道德風險普遍存在，醫療衛生體制存在較多的影響，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具有較大影響力，做好道德風險的防范和約束，是控制好醫療費用的關鍵。費用控制既要順從價格的合理增長，又要規避不合理醫療費用消耗，防范好道德風險是控制費用的主要途徑，對于保險體系而言，道德風險和費用控制是兩大研究主題。市場經濟存在則道德風險不可避免，市場經濟效應和作用中必定會出現不作為行為，保險本身也是經濟制度之一，也會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投保后人們對健康和醫療費用支出控制明顯減少，所以道德風險是不可避免的，產生道德風險的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是疾病的不確定。疾病不確定則治療也會不確定，診斷界限模糊，為醫療服務者的道德風險提供了依據，為增加治療的確定性，減少醫療技術事故，醫生會采用“高、精、尖”醫療設備，患者出于安全考慮也會同意，也因此從就診開始增加了費用支出。二是醫療保險基金籌集不合理。目前醫療保險基金的籌集標準越來越高，加之目前的醫療保險覆蓋問題頻繁出現，人們為減少費用支出，就會用身邊人的處方，導致參保人在滿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同時，還會出現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導致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均衡，導致社會整體利益受損。三是醫療服務需求不受重視。目前醫療資源以及醫療費用都是直接由醫療服務供給方確定，服務需求方則不受重視，健康問題參保后，參保人認為自己擁有保險，則會放松對自身健康安全的要求，對于一些自己可以防范的問題不采取預防，慢性病的診斷也比較滯后，缺乏疾病的風險意識，需求方不珍惜國家的醫療保健事業優惠，也會導致醫療資源浪費，難以將資源運用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使用別人那份保險利益且浪費了自身的保險利益，進而制約了整個社會保險事業的發展。

三、社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與費用控制策略

道德風險的防范要從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存在形式和實際情況入手，基于社會道德和法律法規，采取與醫療保障相關的措施，盡快促進社會醫療保險改革，積極提升醫療保險資源和醫療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更好地發揮醫療保障制度，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監督機制和提高醫療保險隊伍綜合素質和費用審核機制，保障醫療費用支出處于合理范圍之內，更好地發揮醫療保障制度的作用。第一，健全市場監督機制，將合理的競爭機制應用到醫療機構中，進一步完善依靠保障制度，構建符合醫療保險事業發展的醫療服務開放系統，衛生和社會保障部門要定期對醫療機構的服務進行審核，并對醫療結構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的審核報告，并對價值信息質量和藥品使用規范性進行公布，保證醫療服務能讓更多地了解和使用，患者在就診和醫療服務選擇中，也具有更多的知情權和醫療常規知識。第二，要依據患者需求建立醫療機構評價機制，基于患者對醫療機構服務、價格及行為的評價，對醫療機構進行審核和考評，提高群眾對醫療機構的監督作用，發揮醫療服務對象的監督作用，降低醫療機構對患者消費蒙騙，進一步實現醫療機構服務和價格的規范化。第三，要從基本藥物目錄入手，針對以藥養醫的行為進行全方位的審批，對各種醫療處方藥以及費用建立完善的文件審批機制，保證醫療機構派藥都是在監督下進行。醫療保險隊伍綜合素質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加強對人員的監管和培訓，保證醫療人員處于完善的監管和監督體系之下，能得到有效的培訓和鍛煉，達到優良治理和全面監管的目的。醫療機構要依據自身實際情況開展多層次和多形式的學習活動，組織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培訓，以提高醫療保險隊伍的專業水平，并借助風險教育活動提高其風險意識和敬業精神。保證醫療保險隊伍人員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將全民醫療保險監管事情辦好，激勵保險人員提高自身的職業能力，積極應對時代帶來的風險問題和保險事業挑戰，承擔起醫療保險資源合理配置的職責，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民醫療保險治理中，推動社會醫療保險事業可持續發展。樹立大衛生概念，依托社區實現醫療保險和衛生服務的宣傳。為提高群眾的衛生保健意識，需要加強教育和宣傳力度，營造誠信文明的文化環境，做好醫療服務的規劃布局，深入結合醫療改革逐步推廣健康教育，做好健康預防工作。基于群眾的逐利動機和醫療消費趨高心理，需要針對參保人員的健康意識展開教育，從參保人員不合理就醫行為導致的醫療費用增長案例和動機展開教育，對群眾做好合理就業的指引與宣傳，抑制參保患者逐利動機，減少參保人員的消費趨高心理，宣傳教育中需格外強調健康和經濟兩方面的內容，從健康角度端正患者就醫態度，從經濟不合理消費提高群眾對自身利益的關注，醫療保險費用償付機制的行為管理和風險控制兩大功能，激勵參?；颊咝〔　⒊Ｒ姴〔怀錾鐓^，實現合理就醫。

四、結語

第2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1.1融資決策之中的道德風險

我國股市雖然只有15年的歷史，但發展很快，已成為世界第股市。截止2006年10月，我國證券市場的上市公司達到1391家，總市值為5.3萬億人民幣。許多上市公司沒有融資成本的概念，只是想從流通股東那里大肆圈錢，或者透支上市公司的信用，利用上市公司的資產或者信用從銀行大量借貸。股權融資成本大大低于投資者要求的回報率將直接導致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和圈錢沖動，因為外部投資者處于從屬性股東，股東權益無法在融資成本上表現出來。在極端的情形下，當公司控制者和決策者僅僅把對貨幣現金的控制權和支配權價值作為其唯一的行為目標的時候，股權融資對他們來說就是零成本的融資渠道。這正是中國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進行大規模圈錢運動的原始動力。這里按照實際控制人的不同，將其分成委托人的道德風險和人的道德風險：

（1）委托人的道德風險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狀況是：“一股獨大”，國有上市公司如此，民營上市公司也克隆這一形態，大股東控制了公司的大部分投票權，選舉并控制了公司的大多數董事，能夠決定公司各項決議的投票結果，也就有了損害小股東的權益而使自己受益的能力。股權高度集中的直接后果是董事會由大股東或內部人控制。內部董事即在上市公司經理層中擔任實際職務的執行董事占董事會成員數的比例，達到100%的上市公司約占20%，該比例大于50%的上市公司幾乎占到了80%。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有73.3%的董事具有國有股（占27.9%）和國有法人股（占45.5%）的背景，即董事會中控股大股東成員占了七成三的比例。這些數據表明，大股東擁有絕對控制權，為借助上市公司進行惡意融資提供了可能。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的殼資源，不斷攫取上市公司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

（2）人道德風險

人的道德風險是指人在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效用時會做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人首先要服從于實際委托人的意愿（通常為第一大股東），因為只有大股東才能對他們的任免擁有絕對的發言權。就人自身來說，他們也有內在的融資擴張沖動。一般而言，公司的總資產和凈資產越多，可供人支配的資源也就越多。如果人的任免權僅僅控制在大股東手中，而業績并不是大股東所關注的首要目標，人的灰色收入和在職消費的規模傾向于擴大。由于人基本沒有利潤壓力，股權融資也就成為其融資方式的首選。

1.2投資過程中的道德風險

上市公司隨意更改募集資金的投向，近年則達到了，任意變更募集資金投向的上市公司迅速增加，同時變更投向的資金規模也在迅速上升。據統計，2000年來,已有22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變更了募集資金投向,其中近90家上市公司是再融資公司。以2000年上半年上市，增發以及配股的公司為樣本，至年底平均只投出了所募資金的46.15%。而2001年上半年有122家上市公司變更了募資投向，其中變更新發，配股的公司比例分別為63%，36%。有數據表明，更改募集資金投向的公司業績一般要下滑，84家樣本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降低20%的有5家，凈資產收益率下降10%~20%的有11家，凈資產收益率下降10%以內的有35家。總共有51家上市公司（65%）2000年比1999年凈資產率有下降，說明募集資金變更后的使用效果較差。

部分公司在募集資金成功后急忙改變投向，顯然是有利用原有項目包裝招股說明書以達到盡快將資金順利募集到手的目的。實際上，大部分公司在招股說明書中都會對募集資金投向做一番描繪，包括前景，回報率等等，當中就出現一些單純為了得到發行或獲取配股資格而進行包裝的現象。由于客觀上對項目的了解并不深刻，或者主觀上另有企圖，就會造成一旦資金到手，再謀劃新的投向，或出現了目前資金閑置，委托投資及更改募集資金投向的現象。

1.3控制權交易中的道德風險

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還有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在控制權的交易上存在很大的道德風險。國有人往往越權轉讓國有控制權，而市場投機者對控制權進行爭奪，一旦有了控制權即按照慣例去侵犯和掠奪中小股民，然后再通過夸張的甚至虛假的資產重組實現再融資，進一步借助證券市場的泡沫實現對財富的再掠奪。

收購方看重的是控制權而非剩余控制權，直接掠奪顯然比享有剩余索取權要有利的。因為直接掠奪是真實的財富獲得，風險很低，而剩余索取權則還有賴于剩余本身和分享比例，充滿風險，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效地行使剩余控制權，需要付出很高的行使成本。此外，通過直接掠奪來獲取財富在數量上和速度上也要遠大于和遠快于通過分享剩余索取權來取得正?；貓笠垣@得財富。因此，有理性的新東家不會也無需期盼對企業剩余的分享，剩余索取權亦不再重要。若企業是通過提供虛假信息才得以上市的，原本“體質”就虛，大股東就更有動力去進行直接掠奪了。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認識到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重組題材或管理層的收購等產權爭奪中，財務不透明，會計作假，監管缺位，使道德風險加大。

2上市公司人道德風險治理

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任何人，花別人的錢都不會像花自己的錢那樣認真仔細，那樣負責任。醫治道德風險不能靠良心發現和道德水準的提高。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在花別人錢的時候，需要建立相應的公司治理機制來制衡。公司治理機制就是股東與董事會，董事會與經理之間的委托—關系。委托—關系是一種契約，“在這種契約下，一個人或更多的人聘用另一人代表他們來履行某些服務，包括把若干決策權托付給人”。完善企業家的選聘，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一套能把投資者要求的回報率傳導到融資成本上的動力機制，改變融資軟約束和投資軟約束，是防范上市公司控制人道德風險行為的關鍵措施。道德風險是一個事后的概念，但要防范道德風險，卻必須要從事前和事中入手。

2.1企業家的界定

“企業家”是一個與時間狀態相依存的概念，對于今天的中國投資者市場，企業家的最基本特征是：既是所有者，同時又是管理者，同時擁有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國有企業的廠長和經理在邏輯上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上市公司的經營者大多數不是企業家，也非職業經理人。企業家精神至關重要，主要包括“創新精神”，“合作精神”和“敬業精神”。

2.2企業家的選擇

股權高度集中于國有股的情況，一方面會導致政府在行政上對企業管理層干預過多，管得過死，企業目標政治化，偏離市場經濟原則，無法實現企業運作機制的轉換；另一方面，由于國家股股東主體不明確，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國有股股東的代表往往就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的選舉往往形成總經理自己選自己的情況。這樣一來，治理結構中董事會作為股東代表對高級管理人員的事后監督也就落空了。進一步而言，由于公司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依然由國家任命，上市公司這種內部人控制狀況事實上是把對高級管理人員的事前篩選和事后監督交給了國家及其代表機構。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不論是上市公司的董事會還是高級管理層，都沒有受到有效市場監督的約束。股權的過度集中不利于經理階層在更大的范圍內接受多元化產權主體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監督和約束，極有可能使小股東的利益受損。

解決國有股的所有者問題，選擇的路徑之一是降低國有股的比重，從股權上切斷國有資產代表對經理層的話語通道，逐步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公司控制權市場，讓真正的委托人來選擇企業家或職業經理。

2.3企業家的監督

為了防止企業家的道德風險，采取事中的監督是必不可少的。監督有兩種：①內部監督，即股東，債權人等其他利益關聯方，運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形成的股份制公司制度來制衡上市公司內部機構，對企業家的道德風險行為提出異議而予以反對，或通過“用腳投票”，法律訴訟行為來限制其行為；②外部監管，即證券監督機構包括證監會，證券交易所，中介機構，媒體等對企業家的道德風險予以監督。

在我國，股東大會雖然是最高權利機構，然而，小股東卻很少通過股東大會的機制實施監督。股東對企業家的監督是一種集體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任何人都有“搭便車”或不勞而獲的傾向。在股東大會中對“搭便車”問題找不到最優解的情況下，只能尋求次優解，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小股東的權益。如實施累積投票制度，規范公司的財務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表決權制度，構建網上投票表決系統，建立股東訴訟賠償制度等。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外部監督最有效的還是來自媒體的監督。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開放證券媒體市場，形成競爭性的財經信息市場，從而建立起對上市公司業績和企業家綜合素質的社會評價體系。但是這種信息披露機制的實施，不僅需要相應的機構來監督，更需要通過新聞，媒體誠實公正的報道來達到。

由于企業家道德風險行為損害中小股東的權利，因此除了依賴公共執法和到媒體上曝光以外，受到損害的中小股東還應享有民事權。由于上市公司組織活動的復雜性，上市公司侵權行為的訴訟成本很高，多數情況下，單個投資者出于訴訟成本的考慮，不愿意。建立一套“搭便車”的集團訴訟機制有助于維護市場公正和穩定，廣大投資者可以通過行使民事訴訟權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并參與對市場的監管。民事賠償制度的跟進可以讓投資者因證券欺詐行為而導致的損失依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濟，一旦民事賠償機制建立，欺詐者就不得不反復權衡道德風險的成本了，從而有利于約束企業家道德風險行為。

結論

第3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基本醫療保險 道德風險 控制對策

道德風險是在上世紀80年代由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一個經濟哲學概念。道德風險也被稱為道德危機，是經濟領域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社會保障領域是道德風險高發區，表現在道德風險發生的頻率最高，分布最廣，造成的損失也最嚴重。而在社會保障領域，基本醫療保險涉及多方利益群體，關系更為復雜，再加上醫療服務產品的異質性、不可逆性、及其提供的專業性，醫療保險市場中道德風險問題就表現得尤為突出和嚴重。

一、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分析

1.現行醫療保險制度存在缺陷

這種制度的缺陷，具體來說，是指個人投保以后，就醫費用大部分是由第三方付費。由于“第三方支付”制度的存在，患者普遍存在“過度消費”和“免費醫療”的心理傾向。比如，一般情況下，患者在就醫時，面對不同的方案，會選擇性價比最高的，而在“第三方支付”的誘導下，一般會選擇最昂貴的治療方案。同時，醫生在為患者提供服務時，不會考慮患者的支付能力，往往推薦價格高昂的藥品和保健服務項目，這不免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保險機構的支付危機。

2. 醫療衛生管理體制存在漏洞，且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難以監管

首先，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分頭管理現象仍然存在，比如，衛生行政部門只負責行業管理，財政部門負責藥品的監督和管理，發改委、物價部門負責醫療和藥品價格的制定與監管。在對醫院的監督管理上，并不是每一部門都會積極配合，這就為管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障礙。另外，我國現在雖然有一些相關的規章制度來保障居民醫保的有效實施，但并不完善，不能很好地發揮監管作用。

3. 疾病治療的不確定性是道德風險產生的另一原因

疾病治療的不確定性包括患者身體的個體差異性、治療手段的差異性和治療結果的不確定性。疾病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人們對醫療服務和產品的消費不可能像對其他商品的消費那樣可以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并且，治療結果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醫生為了減少醫療技術事故的發生，也為了避免自己陷入醫療糾紛之中，通常都會建議患者做“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檢查，同時在治療方案的選擇上，醫生也會傾向于選擇治療費用高昂一些的方案，在用藥上醫生也會多開好藥、貴藥。

二、醫療保險中規避道德風險的策略

1. 推進醫療體制改革，完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

醫生和醫療機構在社會醫療道德風險中居于主導地位，所以，要控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就必須從源頭上入手。從現實來看，醫藥分離是當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做法，實踐證明這種分離制度對發展和提高醫療技術水平、保證合理用藥、控制醫藥費用不合理增長是行之有效的。從根源上切斷醫院、醫生與藥品經營者三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保證醫生對癥下藥，不濫開藥。這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必然道路。同時也要改變現行報銷制度，需要社會醫療保險機構派遣專業的工作小組進駐醫院，在患者繳費之前先由工作小組對患者所需醫藥品進行核算，區分哪些為合理費用，對于不合理費用不予報銷，合理費用先由患者去醫院繳清自費部分，剩余的部分由社會醫療保險機構直接向醫院支付。

2.制定醫療保險法律法規，健全監督機制

（1）制定醫療保險法律法規。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關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法律法規，這就使得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在執行監管職能時無據可依。少了法律的授權，社會醫療保險機構在履行其相應的職能時就會顯得非常無力。我國現在急需一部有關社會醫療的專門法律來保障醫保管理機構的監管地位和職權，這樣才能保證其有效發揮職能。

（2）建立一套科學、嚴密、高效的醫療保險機構內部監督機制。健全對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審查工作制度，對醫療保險工作人員實行目標管理，對的工作人員要嚴厲懲罰。社會醫療保險管理機構要對醫療機構進行事前、事中、事后的“一條龍”監管。同時，對道德風險有關行為的監管涉及到多個部門的綜合管理，所涉及到的部門應該加強合作，形成監管合力。

3.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道德建設，尤其是要進行醫德建設

所謂醫德，從實質上講，就是通過醫務人員的努力，醫治好疾病，提高社會生產力，為人類的身體健康、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由于對醫生的行為進行監督困難很大，所以要想有效控制醫生道德風險就應該從醫德教育方面入手。在進行正面宣傳的同時也要注重負面懲罰，可以建立相應的醫德評估制度，定期對醫務人員的綜合表現進行考評，對優秀者予以一定獎勵，對不合格者要有比較嚴格的懲罰措施。只有獎懲結合，才能引導醫生遵守醫德。

4.應加大政府對公立醫療的投資力度，弱化公立醫院對醫藥品創收的依賴

政府對公立醫院補貼所占比重正在逐年減少，同時政府又想要降低醫療機構藥品價格，公立醫院為了完成政府下達的各項公益性任務，同時還要承擔籌集資金的職能，這就從機制上引導醫院從公益走向了市場。醫院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必然會想盡辦法從患者那里謀得利益，這是公立醫院與政府博弈下的必然結果。因此，政府應解決好醫院資金來源的問題，加大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資力度，弱化公立醫院對醫藥品和醫療服務創收的依賴。

三、總結

醫療保險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所以我國必須加快醫療保險的改革進程。然而，在醫療市場中普遍存在著道德風險的問題，要有效解決道德風險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某一方面的努力，而必須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形成風險規避機制。我國必須加快有關醫療保險的立法進程，完善相關機制，加大對公立醫院的投資力度，引入競爭，以控制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

參考文獻：

[1]趙曼.社會醫療保險費用約束機制與道德風險規避[J].財經貿易，2003，（2）：54.

第4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信息不對稱 道德風險 營銷渠道 激勵 管理政策

在訂單驅動的“拉式”生產模式下，營銷是企業的核心，而營銷渠道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實踐證明，營銷渠道的好壞幾乎決定企業的成敗，營銷渠道常常被看成是制造商的關鍵性戰略資產。營銷渠道往往介于生產經營企業和最終用戶之間。通常制造、、批發、零售機構及其整合便形成了營銷渠道。營銷渠道就是一系列相互依賴的組織，致力于促使一項產品或服務能夠被使用或消費的過程。因此，營銷渠道的選擇、設計、激勵及其管理政策的優化與完善，對企業特別重要。

委托理論與激勵理論

（一） 委托理論

委托理論是契約理論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它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經濟學家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委托理論的中心任務是研究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來激勵人。理論中廣義的關系泛指承擔風險的委托人授予人某些決策權并與之訂立合約。狹義的關系則是專指公司的治理結構，即作為委托人的出資人授予人在合約中明確規定的權利。委托人就是邀約人，即提供合約的一方；人是受約方，即接受合約的一方，合約在國內常被稱為“合同”。委托的三大問題就是研究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信號傳遞問題。

道德風險。在道德風險境況下，委托人不能觀察到人的行為（行動或決策），即人行為不能被委托人所觀察，或者即使可以被委托人所觀察，它也是不可證實的，這一不對稱信息問題被稱為道德風險。即使最后能看到合同方是否努力這一結果，但在過程中，合同方的決策不能被委托人所觀察或證實，就算最后知道結果也于事無補，所謂努力不可證實意味著它不能被包含在合同的條款中。激勵的基本思想在于將激勵內化，實現支付與實施效果的掛鉤。

逆向選擇。在合同簽訂前，人就意識到某種委托人未知的相關信息，逆向選擇就出現了。也就是當合同關系開始之前，人就保有私人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委托人可以核實人的行為，但是最優決策或者這項決策的成本，取決于人的類型（G型［好］或B型［差］），也就是說，取決于人為唯一知情方的生產過程的特征，這是簽約之前不對稱信息的博弈。逆向選擇不僅出現在人的信息優勢涉及他自己個人特征的時候，而且出現在存在有關合同關系任何變量的不對稱信息時。逆向選擇境況下，激勵的基本思想在于提供若干可供選擇的合同，人在這些合同中做出選擇，從而披露他的私人信息。

（二） 激勵理論

在營銷渠道管理中，企業往往面臨道德風險問題。激勵簡單地說就是激發積極性，因為同一個人在通過充分激勵后所發揮的作用相當于激勵前的3-4倍。從一般意義上說，激勵是指影響人們內在需求或動機，從而加強、引導和維持行為的活動或過程，由效用和期望值共同決定。激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激勵往往指現代企業中的經營者激勵，即“設計如何監督和獎勵的結構”；而廣義的激勵已成為經濟學核心問題。委托關系的實質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備，委托人不得不對人的行為后果承擔相關責任。營銷渠道激勵就是通過激勵手段，調動委托人和人的積極性，兼顧合作雙方的共同利益，消除信息不對稱和敗德行為帶來的風險，實現共贏目標。激勵機制是在組織系統中，激勵主體通過激勵因素與激勵對象之間的相互作用方式。簡單地說，激勵是在組織中用于調動其成員積極性的所有制度的總和。激勵機制包括激勵者、激勵對象、激勵目標、激勵測評、激勵方式等內容。

營銷渠道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問題

假定雙方簽訂的是對稱信息合同，在固定支付框架中，人會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選擇將努力最小化，即 （U為保留效用，e為努力，w為支付）。在人愿意接受合同的約束下，委托人將使其合約關系的剩余最大化，這個約束條件被稱為參與條件。對稱信息條件下委托人問題可表示如下：

（1）

公式（1）為參與條件，Pi(e)為概率，w(xi)為工資，B(.)為效用。

在復雜的渠道中，則構成更為復雜的委托關系，并且各方將演繹出一些復雜的博弈關系。如果任務的邊界不清晰，則不僅因依賴而弱化自己的努力，而且努力將更加難以證實。因此，在基本實施系統和擴大了的實施系統中都存在信息不對稱，存在努力不可證實和道德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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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尹啟華 道德風險境況下的合同設計

在基本實施系統中，委托關系相對簡單，可以作為研究的基礎。為了研究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關于努力的最優合同，需要形式化地定義道德風險問題?；诘赖嘛L險的博弈關系，其自然解的概念屬于子博弈完備均衡。該博弈的第一階段是制造商設計合同，預期商的行為；該博弈的第二階段是給定商將付出的努力和合同的條款，商決定是否接受企業提出的合同；該博弈的最后階段，作為道德風險問題的基本點，就是人會選擇付出的努力形式化，則作為委托人的企業要求推出的合同就是以下問題的解：

公式（2）為參與約束或個體理性條件；公式（3）為激勵約束或激勵相容約束。求解這一問題會存在一定困難，需要采用折衷辦法。激勵相容合同最初是以它的一階條件來替代而得以克服的，這一程序被稱為一階方法。其思想是用公式（4）來替代公式（3），即：

當一階方法是正確的時候，作為委托人的企業最大化問題的解就是上述形式化模型的簡化形式：

令λ為參與約束的乘數，μ為激勵相容約束的乘數，解得拉格朗日方程關于工資w(xi)的一階條件為：-pi(e)+λpi(e)u`(w(xi))+μp`i(e)u`(w(xi))=0，這是最優合同必須滿足的必要條件。因為海賽矩陣在滿足該條件的點上是負數，改寫一階條件得到如下方程：

當μ>0，即存在一個真正的道德風險問題時，對稱信息情況下的最優風險分布條件就不再被滿足了。工資將取決于得到的結果，工資對結果的依賴程度取決于函數p`i(e)/pi(e)的形式。最優努力必須滿足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拉格朗日方程關于e的一階條件：

事實上，可以直接從拉格朗日方程解得最優努力必須獲得的必要條件：

（8）

第5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摘 要 運用文獻資料、專家訪談等方法通過分析信息不對稱理論，剖析中超聯賽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理清中超聯賽中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之間的關系，以期對中超聯賽的良好的發展有所幫助。

關鍵詞 中超聯賽 道德風險 逆向選擇

一、前言

中超聯賽在運行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參與各方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此造成了體育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進而中超市場不可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嚴重破壞了中超聯賽的職業化環境。

二、概念界定

中超聯賽：中國足球超級聯賽（Chinese Super League，簡稱為CSL）是由中國足球協會組織的，中國最優秀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參加的全國最高水平的足球職業聯賽，仿照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簡稱為中超聯賽。

中超聯賽體育道德風險：中超聯賽某些相關工作人員為獲得自身利益，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做出不利于他人或其他團體的行為。

逆向選擇：逆向選擇來源于信息不對稱，交易雙方中的某一方擁有另一方不知道的私下信息，從而使交易市場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

三、中超聯賽出現體育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背景

體育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運動員從事競技體育要面臨的機會成本巨大。運動員進入低迷期的中國足球更是如此。首先，梯隊選撥模式下，在少體校學習的隊員缺失了“德智美”全面教育的機會。其次，足球運動技能的復雜性和訓練的專業性，使運動員必須犧牲同齡人休閑娛樂的時間和樂趣。最后，高淘汰率以及運動傷病也屬于進入足球領域非常大的機會成本因素。被淘汰或因傷病無法繼續參賽的運動員錯過了其掌握他生存技能黃金時期。由此看來，在社會保障不完善的今天，足球行業成為了機會成本巨大的高危行業[1]。中超聯賽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此產生。

四、中超聯賽信息不對稱的類型

（一）中超聯賽服務產品質量的信息不對稱

體育產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其具有無形性、非儲藏性和生產與消費同時性等特性，這使得消費者不能對體育產品預先試用。球迷在購買中超聯賽球票時，由于球迷與參賽球隊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球迷只能根據球隊廣告、球隊的知名度、參賽球員的號召力、球隊本賽季成績以及自己對球隊的喜好度來決定購票。但在實際比賽過程中，球員是否盡了全力，裁判是否完全公正，球迷或者此真是信息中明顯處于劣勢[2]。

（二）中超聯賽生產者能力的信息不對稱

中超聯賽俱樂部在選拔運動員、教練員和裁判員的過程中，存在選拔者與被選拔者信息不對稱。盡管運動員的技能水平、足球意識能夠通過比賽得出，但其團隊合作意識、敬業精神等素質極少能夠全面知曉。盡管中超聯賽對運動員、教練員及裁判員的注冊有嚴格規定，但在實際過程中，仍然會存在有虛假身份的人員。致使運動員、教練員或裁判員利用其模糊信息賺取最大利益。

（三）中超聯賽生產人員行為選擇的信息不對稱

比賽中，教練員、運動員或者裁判員為了自身利益，進行違反體育道德的私下交易，從而造成球場假球黑哨現象。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足球運動每場比賽得分較少，偶然性強等因素。此種現象對社會安定及足球的長足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五、中超聯賽中的逆向選擇

發生在交易之前的信息不對稱稱之為逆向選擇。由于影響球賽的因素比較多，包括俱樂部對比賽的定位，教練員統籌規劃整個中超聯賽賽程，球員的敬業程度，球員的狀態，還有中超聯賽的各個環節是否出現私下交易等情況。這些隱藏信息，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使得球迷在購買球票的時面臨著逆向選擇。球迷只能根據已知信息判斷是否購買球票。在購買的過程中，就有可能高價買到低質量比賽球票，此種不對稱的交易，導致的直接后果是，球迷對中超聯賽市場失望。

職業足球俱樂部在涉及球隊組建的時候同樣也會面臨著逆向選擇問題。由于俱樂部管理層在選擇綜合水平高的運動員過程中，往往不能全面了解。因此，管理者在招聘優秀運動員的過程中，在待遇方面往往其期望值，從而造成部分優秀教練員和運動員的流失。而較低素質的教練員與運動員由于得到的薪資待遇高于他們的期望，很容易接受管理者的要求，從而使得中超聯賽的招聘市場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3]。

六、中超聯賽中的道德風險

發生在交易之后的信息不對稱，稱為道德風險。自1994年建立中國職業化足球聯賽以來，中國足球取得了長足進步。從總體上看，中國足球聯賽的發展是健康的，關心、觀看足球比賽的人數不斷增加[4]。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漸深入，尤其是從2004年中國足球甲A聯賽改制為中國足球超級聯賽之后，由于個人私利的驅動，管理體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了中超聯賽各領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占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就可能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從事一些有損于信息劣勢一方利益的行為，即產生了中超聯賽道德風險[5]。

七、結語

中國足球市場的不景氣和中超聯賽的高準入性造成球員進入中超聯賽的巨大機會成本，從而使得中國足球行業成為高危行業。筆者對中超聯賽中信息不對稱理論和中超聯賽生產人員行為選擇的信息不對稱分類，中超聯賽的逆向選擇選擇分類，中超聯賽的道德風險分類進而清晰剖析了中超足球聯賽的現狀。繼而對今后的職業足球聯賽良好發展提供理論借鑒。

參考文獻：

[1]陳淑奇，龔正偉.競技體育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行為分析——基于博弈理論[J].上海商學院學報，2008（3）：37-39.

[2]楊年松.職業競技體育市場逆向選擇、道德風險與對策構想[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04（3）：10-14.

[3]丁林梅.對我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融資次序的審視[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05（05）.

第6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征地制度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工業反哺農業與城鄉協調發展戰略研究”(05&ZD032)的階段性成果。本文亦受寧波市傳媒與文化產業研究基地資助。

作者簡介：申其輝(1966－)，男，江西南康人，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人員，主要從事產業經濟學和媒介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323.2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106－04　收稿日期：2007－01－20

制度性因素是“三農”問題最深層的誘因。轉型時期農民的貧困主要是制度性貧困。地方政府在與中央政府的制度變遷的博弈中，道德風險問題相當普遍。從核心制度的績效來看，征地制度掠奪了農民兩萬多億元的資產，已經成為農民資產流失的最大渠道，它對農民的掠奪已經超過了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剪刀差”。地方政府道德風險造成征地制度生態環境惡化，引起社會動蕩，危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如何防范和減少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使“三農”制度變遷有利于農民，是當前的重大課題。

轉型時期的市場經濟存在各種各樣的人的道德風險問題，但這些部屬于低層次的市場交易類道德風險，其危害也多數是局部的。而真正危害既深又廣的道德風險是制度變遷中地方政府的問題，它比食業管理中的道德風險的危害要大得多。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在“三農”制度變遷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不僅要剖析征地制度本身存在的局限，還要分析“三農”制度的生態環境，并要充分考慮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理論研究才能得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本文即是對這種研究思路的一個嘗試。文章在系統地述評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理論的基礎上，試圖從更深層次來分析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有關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文獻回顧

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兩個核心問題是因事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逆向選擇和因事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也譯作敗德行為)?，F代經濟學意義的道德風險是指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監督的不完全，人所付出的努力小于他從委托人那里所得到的報酬。道德風險問題最早起源于保險行業，現在已經廣泛地延伸到現實社會中，凡是涉及到契約的各個領域都存在。由于研究道德風險的文獻眾多，根據本文的主題，以下集中綜述有關政府道德風險問題的研究。

1．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定義

本文所說的地方政府道德風險主要指一種經濟行為。地方政府產生道德風險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缺乏通常意義上的道德，而是指地方政府缺乏相應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委托關系?！爱斘腥速x予某個人一定的權利，那么關系就建立起來了(思拉恩?埃格特森，1996)?！鞭D型時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經常不一致，它們之間存在部分利益沖突，也有組織的效用函數和風險態度等的差異(Hirshleifer J．and John G．Riley，1992)。由于信息不對稱，中央很難掌握地方政府的實際行為。地方政府采取中央所無法觀測和臨督的隱藏性行動，為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非為中央和農民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動，導致了“三農”制度變遷中“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中央如果想防范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關鍵問題是如何獲得更多的關于地方政府的信息，并采取相應的對策來激勵與約束地方政府。

2．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表現

地方政府道德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偷懶行為，如不全力以赴，或稱為努力不足，即所付出的努力不足以匹配所獲得的報酬；二是機會主義，即地方政府作出的決策足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充分考慮到中央政府及農民的利益。例如過度投資；采取守成策略，使自己處于牢固地位；牟取私利，自我交易增加自己的收益(J．Tirde，2001)等。地方政府在制度變遷中很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因為地方政府既具有雙向的功能，又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同時在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具有信息優勢。因此，地方政府必然會利用自己的優勢，使“三農”制度變遷的路徑朝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偏離甚至違背中央的意圖和農民的利益。

3．影響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因素

影響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因素主要有誠實履約的正常收益、道德風險行為被發現和查處的概率、貼現因子、道德風險行為的額外收益以及道德風險行為被發現后的次優收益(羅慧等，2005)。以下從信息優勢和自由裁量權兩個角度來具體分析。(1)地方政府擁有信息優勢。作為主要決策者的中央政府與作為主要執行者的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擁有轄區內更多的信息。地方政府更接近信息源，中央政府所需的信息大多數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如中央政府的統計、審計、財政和新聞媒介等部門所需的信息大部分來自地方政府。處于信息源地位的地方政府便能夠控制信息的流量和真實程度。在“三農”制度變遷中，地方政府與中央、農民相比，擁有更多的關于制度變遷績效的信息，中央無法及時和準確地了解“三農”制度實施的真實結果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不足造成的，還是由于地方政府所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2)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轉型時期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不斷增加。我國行政領域存在多級的關系，隨著行政授權層次增加，授權的模糊性也不斷增加，基層政府很難知道確切授權者。在“三農”制度變遷中，中央政府有時只規定原則性政策，而由地方政府負責制訂各種實施細則。地方政府實際上控制了許多“三農”資源，能夠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取私利。很顯然，自由裁量權也是道德風險的重要誘因。

4．主流經濟學中的政府道德風險研究

從斯蒂格利茨等經濟學家構建了信息經濟學之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核心概念成了政策討論的主要內容。在有關政府道德風險的文獻中，應該特別關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榮獲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證明了他的理論貢獻，擔任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使他深入了解政府的實際運作機制，理論與實務在他這里得到了較好的結合。斯蒂格利茨考察了政府行為問題，詳細論述了競爭和非競爭環境下的道德風險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斯蒂格利茨與阿諾特已經對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下的隨意性進行了討論。《遞增風險：定義》(1970)對風險的傳統定義進行了總結，并提出

了新的定義方法，成為論述風險問題的經典文獻?！哆f增風險：經濟影響》(1971)進一步對遞增風險的經濟影響及其具體應用進行了論述。此外，他還有與阿諾特合著的《對道德風險的基本分析》(1988)、《道德風險與非市場制度》(1991)等文獻。斯蒂格利茨和Weiss(1992)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信息不對稱廣泛存在，可能同時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均衡可以是完全混同也可以是部分混同。他在《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中把信息不對稱理論應用于分析政府行為。他認為，當存在道德風險時，無差異曲線和機會集合不具有通常的凸性。風險中性的地方政府官員會根據所能獲得的長期效用來選擇是否從事道德風險活動。分權與集權理論等當代財政學理論為研究地方政府道德風險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也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觀點。例如，有關分稅制與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研究。分稅制改革的弊端使得基層政府背負著越來越沉重的政策性負擔，這是導致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重要原因。財權與事權的分配不合理降低了中央查處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問題的可能性。由于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活動缺乏有效的監督途徑和手段，地方政府實際上具有很大的財政自(劉尚希，2004)。在既無風險分擔機制，又沒有健全的監控手段的條件下，勢必會引發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導致惡化全國財政風險狀況。

二、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對征地制度的影響

我國的征地制度已有系統的法律基礎和政策基礎。一般認為，征地的法律和政策的出發點是社會福利最大化。目前征地補償問題主要是具體制度安排和操作環節存在缺陷。我們以征地制度的內容和特征為切入點，來分析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對征地制度的影響。征地制度的主要內容和特征是：(1)征地的運作模式：征地一補償一批租；(2)征地目的和范圍。法律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依法征用土地；(3)征地補償標準的確定。根據產值數倍法，法定的補償標準最高不得超過30倍；(4)征地補償金的分配。土地補償費歸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一般是先發到集體經濟組織中，再按一定比例分配到農戶中；(5)征地安置。目前征地制度及行為有五個顯著特征：行政性壟斷和強制性；征地和用地的隨意性及彈性都很大；行政成本低，社會成本高；一次性貨幣補償為主要方式；普遍實行低標準的補償。

1．征地制度的缺陷

征地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補償標準太低。農民在征地博弈中資產流失嚴重，其自身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在分析征地制度的缺陷中，有兩個方面值得深入研究，一是征地制度的法律缺陷；二是對“產值倍數法”補償標準的檢討。目前征地的法律制度存在諸多問題，除了最主要的補償標準過低外，還包括征地范圍已遠遠突破“公共利益”的界限；征地程序存在著農地轉用審批和征地審批等行政審批程序違法操作、對失地農民的公開性和參與性嚴重欠缺；征地后跟蹤檢查程序缺失，并由此導致土地征收權失控；征地補償范圍過窄；分配制度不完善，分配比例不合理；安置方式單一；解決征地糾紛的機制不健全；缺失行政法律救濟的有效途徑等。《土地管理法》是征地制度體系中的核心制度。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兩個配套法規，對征地制度進行了重要改革。政府繼續擁有獨家征地權，農地轉為非農業用地首先必須通過政府征收，使之完成從農地集體所有制向國有制的轉變。國家的土地所有權得到r進一步強化。雖然2003年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確認了保護農戶的農地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原則，界定了農戶土地轉讓權，但并沒有確認和保護農地用于非農業用途時的承包經營權。在上述征地制度的缺陷中，最受質疑的是補償標準過低，即對“產值倍數法”補償標準的檢討?，F行的征地補償標準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特征；沒有考慮到土地的級差地租；確定征地補償標準的基本邏輯存在謬誤；對被征土地本身的補償標準并不能體現土地的全部價值，殘留地與相鄰土地損害賠償常被忽視；沒有重視農地的正外部性。

2．征地制度的危害

我國在解決征地補償問題上進行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征地問題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仍令人堪憂，不合理的征地補償制度造成了許多危害。(1)它是當今社會動蕩的主要根源。違法占用土地問題占部門接待量的70％以上，征地糾紛已成為當前農民最多的領域，容易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2)它是農民資產流失最嚴重的渠道，對農民的損害大于“剪刀差”。因征地標準過低對于失地農民所造成的損害，不僅在金額上大于工農產品“剪刀差”，而且征地制度掠奪農民財富的效率也超過了“剪刀差”。20多年來，農民因土地被征至少蒙受了20000億元的損失，遠遠超過了農民因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被剝削的6000億～8000億元的水平(王海明，2003)。(3)征地補償費遠低于失地農民維持正常生活的費用?，F行保障性的安置補償存在的問題很多。從實際情況看，現行征地補償標準不足以使失地農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4)影響土地資源配置效率，造成耕地大量流失，嚴重威脅糧食安全。由于征地補償標準由各級地方政府制定，沒有真實地反映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較低的征地費用為降低出讓金提供了較大的空間。一些用地單位低價格拿到用地權之后，卻長期征而不用，致使土地資源嚴重浪費。

3．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破壞了征地制度的生態環境

“劣幣”制度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尋租，而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又助長了“劣幣”制度橫行，因此陷入了惡性循環的困境。“劣幣”制度不斷地自我強化，嚴重破壞了“三農”制度的生態環境，影響其他制度(如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信用社等)的演變。這樣，好的制度不僅要變壞，而且要“壞”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在“三農”制度體系中生存。征地制度很不合理，但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因為有適合它生存和發展的制度生態環境。征地制度是“三農”制度體系中的核心制度，通過對它的分析，說明了一個嚴峻的事實：“三農”制度的生態環境存在嚴重缺陷。某種制度本身有多少缺陷，并不是它能否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某種“三農”制度是否對農民有利，并不是它能否在“三農”中得到延續和完善的決定性因素。地方政府作為制度的主要執行者存在的道德風險極易形成畸形的偏好，它偏好“劣幣”制度，導致“三農”制度中“劣幣”制度不斷驅逐“良幣”制度。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使制度變遷的路徑發生了偏離。諾思(1991)認為，“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傲訋拧敝贫却嬖谥鴪蟪赀f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不僅導致“三農”制度體系中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使“三農”制度的整體含金量下降，而且破壞了“三農”制度的生態環境，導致“三農”制度體系中的優良者不能生存，妨礙“三農”制度結構的良性發展。在修改制度或新建制度過程中，好的制度不得不向“劣幣”制度效仿，使制度的含金量越來越低，鄉村陷入大面積貧困之中。這種以犧牲農

民利益為代價的制度變遷方式，使農民的貧困出現了制度性的代際傳遞。還有，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使改革的過程中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力求鞏固既得利益。目前的制度生態環境非但不能完善“三農”制度，反而會影響制度供給者的素質。

4．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主導征地制度變遷的方向和進程

行為經濟學認為，利益主體的偏好對其經濟決策起著決定作用。地方政府已經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它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偏好來影響制度變遷。補償制度的變遷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轉型時期我國的個人利益、組織利益、政府利益、社會利益構成了一個結構整體。從理論上來說，政府不應該濫用行政權來偏袒少數人的利益而損害大多數人的福利，從而影響社會公平和穩定。但在實務中，政府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尤其是在現行的分權制的行政治理結構中，地方政府已經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它會理性地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三農”制度。在實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后，各級地方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對行使法定的壟斷性征地權具有強烈的偏好。法律性缺陷嚴重的征地制度安排激勵了政府利用行政權力進行強制性征地的沖動。盡管中央政府為保證實現征地政策目標可以采取選擇性激勵制度，但由于征地政策執行合約存在一定的不完全性，地方政府會因此理性地利用政策漏洞謀取自身的利益，對征地政策作出符合本地政府利益偏好的變遷。強勢的征地主體之間的合謀，虹吸了弱勢農民的利益。政府部門在非公共利益目的范圍內征地，實際上充當了經營性項目開發商的合謀者。一些地方政府以征地和販地作為重要的工作內容，通過混合交易模式的上地資源運作，以地發財，利用不斷增大的“土地價格剪刀差”來掠奪更多的征地租金。這種現象不僅在經濟落后地區存在，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也存在。目前地方政府主導的征地制度變遷偏離了農民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理念，但仍還是在法律框架內運行。這說明，政治理念與法律實踐存在較大距離。農地產權的保障程度太低，不足以支持農民與實力強大的地方政府進行土地利益博弈。近10年的實踐表明，每次征地都注定了農民從一開始就是博弈的弱者。征地補償標準由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來規定，農民在法律上失去了討價還價的博弈機會。

三、治理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優化征地制度

地方政府在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安排，是一定行政區域內合法壟斷著強制力的制度安排。因此，解決農民的制度性貧困，必須從地方政府人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三農”問題都是中國最基本的問題。因“三農”問題而引起的矛盾是當今社會動蕩的主要因素，它還有擴大化的可能性。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城市化和工業化已是政府發展戰略的既定偏好，征地現象會長期存在。征地制度仍然像一根巨大的吸血管，吞吸著身體虛弱的農民血液。因此，必須盡快找到防范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優化征地制度的對策，營造適合“良幣”制度生存的生態環境，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1.多級委托下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征地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多級委托契約，這表現在多個方面。例如，全國人民、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地級政府、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之間存在著一個多級委托鏈條。由于信息不對稱，各級別的人都存在道德風險。中央政府在主導征地制度變遷時，必須考慮這種特殊性，即我國政府體制是基于等級結構的多級委托關系，存在雙向道德風險。從多級委托的理論看，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根源在于行政權力的委托機制的缺陷，使得道德風險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規制激勵理論認為，防范地方政府道德風險的關鍵在于能否設計出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地方政府行為符合中央和農民的利益。由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利益目標函數不一致、信息不對稱等各種原因，征地制度變遷中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道德風險問題，對它的激勵與約束也就成為焦點問題。中央在構建多級委托下的激勵機制時，著重點應是讓征地制度的主要消費者(農民)享有更多的權力，同時壯大農民尤其是農民工的博弈能力。

2．給予征地制度的主要消費者(農民)更多的權力

目前對地方政府道德風險沒有形成有效的約束與激勵機制。中國農民處于散沙化狀態，對地方政府缺乏約束力；而中央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監督和懲罰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橡皮圖章”的人大式權力制衡更是極其有限。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在不斷擴大，機會主義行為就右能不斷地損害農民的利益。因此，要在體制內的權力系統之外尋求監督者，引入公眾參與機制。直接的監督、平等的監督和聲譽都對防范道德風險起著重要作用。農民對地方政府的監督屬于直接監督。農民參與監督地方政府有很多比較優勢。農民作為鄉村利益的最密切相關者，更有動力和能力去監督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

各種征地制度是政府供給的公共產品，征地制度的主要消費者是農民。福利經濟學認為，政府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其基本職能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豪斯曼(Jerry．A．Haus－man，2002)認為，消費者利益應該是政府政策的目標。市場化改革是中央政府的偏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效用函數目標應該是在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前提下追求政府效用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中，消費者總是對的。在征地制度變遷中，中央政府的職能是保護農民的利益。地方政府會設法使征地制度的變遷符合自己的利益偏好。長期以來，征地制度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執行的，而不論農民是否愿意接受和消費。如果讓農民分享更多的權力，就有利于約束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

3．農民工力量的壯大是新希望

第7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醫療保險；道德風險；風險防范

一、引言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使它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穩定擔負著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醫療保險，政府以各種形式來組建、完善和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療保險的提供不應改變被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醫療費用的變化，也就是說，保險當事人的行為不應該影響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條件是很難滿足的。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并不是完全由個體所患疾病來決定的，它還受個體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等因素的影響。大量的事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的提供，它為患者提供了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也給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創造了更多機會和條件。即通常會引發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

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風險，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如何減少道德風險，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卻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

二、道德風險及表現形式

在保險領域里，道德風險是任何一個保險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風險。國家實行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使醫療機構和患者都成為“經濟人”，而“經濟人”在做決策時就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其出發點。我國的基本社會醫療制度推出時間較晚，醫療衛生體制也存在諸多的缺陷，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在我國就更為嚴重。如何對其加以有效的防范與控制顯得極為迫切。

（一）道德風險的概念及其影響

道德風險最早源自于保險業，現在已經被廣泛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面，成為微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道德風險亦可稱之為“敗德行為”，一般是指一種無形的人為損害或危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形式。泛指市場交易中一方難以觀測或監督另外一方的行為而導致的風險。[1]在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是指一方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

在經濟活動中，道德風險問題相當普遍。獲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15%。按常理，這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該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這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防范措施明顯減少。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采取了對自行車安全防范的不作為行為。而這種不作為的行為，就是道德風險?？梢哉f，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風險

1、從時間的角度分析道德風險。道德風險來自于個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機會主義傾向假設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2]是指人們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傾向。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以發生時間上的先后為依據，可以將道德風險分為事前的道德風險和事后的道德風險。事前的道德風險與事后的道德風險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1）事前道德風險。保險可能會影響被保險人的防災、防損措施，改變被保險人的行為，個體通過選擇不同預防措施會影響自身疾病發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風險會對被保險人疾病發生的概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增加保險人在醫療費用方面的支出，給醫療資源帶來更多的消耗。

心理風險是與人的心理狀態有關的一種無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關心、僥幸或存在依賴保險的心理，以致增加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和損失幅度的因素。如企業或個人投保了財產保險后放松對保險財產的保護措施；投保人身保險后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等。逆向選擇是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現象。逆向選擇是說一個制度的實施非但沒有把好的對象選出來，反而使比較差的入選了，逆向選擇的存在說明此項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是有待改進的。利用制度缺陷而獲得額外利益的行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選擇使社會承擔的風險隨著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風險直接影響個體的逆向選擇，也影響事后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個體的心理活動必須通過其行動來實現其目的，但心理風險是個體的心理活動，法律無法對其加以控制，只能通過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對其具體行動進行約束來減少心理風險。事前道德風險的發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現象。

（2）事后道德風險。個體在患病后相應的治療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從便宜到昂貴的各種治療方案中進行選擇。實際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昂貴越好。由于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更大，因此，在醫療保險中，事后道德風險的防范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道德風險的發生與疾病費用的價格彈性有關，價格彈性大的醫療服務可能產生更大的道德風險。在這種道德風險的作用下，享受醫療保險待遇相對較高的個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風險來解決不能享受醫療保險或享受待遇較低的家屬及親戚朋友的看病吃藥等問題。[3]因此，在經濟學中，將道德風險看作是人們醫療保健服務價格的需求彈性造成的經濟激勵機制的理性反應。

2、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根據道德風險中不同主體在微觀上的表現，可以將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為患者的過度消費引起的道德風險和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風險。

（1）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颊咴谕侗Ｖ?，其實際承擔的醫療費用下降導致其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現象。由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提供減免了個體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用，造成個體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會比沒有醫療保險時的需求量大，從而導致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利用。

（2）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醫療服務人員利用其信息優勢誘導患者接受過度醫療服務的現象。在誘導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醫療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醫療服務人員激發出來的。醫生兼具醫療服務的指導者和提供者的雙重身份，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又存在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醫生對誘導需求產生強烈的愿望和動機。他們就會通過增加服務量和提高服務價格來實現自己目的。

三、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分析

醫療服務具有準公共性及專業性的特點，決定了其在提供服務價格和數量時，可能偏離市場的實際需求水平，造成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經濟學對醫療服務的觀念，在于強調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強調醫療服務是消費者用于生產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受傷害，而且還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幸福的完好狀態。由于疾病風險的不確定性，醫療服務又具有高度專業性，這導致消費者和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之間的信息嚴重不對稱。信息不對稱使得醫療服務的供給方缺少內在的成本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給方的誘導性需求，必然使醫療費用上漲的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

確立醫療保險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風險，減少因醫療費用開支過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從而保障公眾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但是，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客觀上提高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對醫療衛生資源的消耗。我們必須看到，醫療保險制度在其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費者的道德風險意識，使得人們對醫療服務產生過度消費，進而導致全社會醫療費用開支不合理的過快上漲。

醫療保險領域所涉及的醫院（醫生）、患者、醫療保險機構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會盡量維護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博弈關系，于是，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在醫療保險運行過程當中，無論是醫療機構還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錢，而是由第三方來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風險的概率就大大增強。

四、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

探討如何防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必須首先對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進行分析，才能對如何防范道德風險提出有針對性建議。醫療保險市場與普通的市場相比有它的特殊性，醫療保險市場實際上存在三個主體，即：保險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也來自這三個方面，即：一是被保險人（患者）；二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三是保險人（醫療保險機構），醫療保險機構的職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規規定的，因而其實質上屬于醫療衛生體制范疇。在我國，由于體制原因而給醫療保險帶來的道德風險更為嚴重。

（一）患者的道德風險

作為醫療保險的需求方，患者就診時醫藥費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醫療保險機構）來支付，患者的醫療消費需求可能會無限膨脹，出現小病大養、門診改為住院等現象。在參加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人們將面臨較低的醫療價格，當消費者只需支付其醫療費用的一小部分，且他們的消費行為又難以觀察時，過度消費醫療服務的需求就不可避免。這種因醫療服務的提供使社會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而形成的過度使用醫療服務資源的道德風險與醫療保險的目標相沖突，不利于醫療風險的完全徹底轉移。而且會嚴重破壞醫療保險系統的正常運行，造成醫療保險機構支出增加，甚至虧損，正常運行難以為繼，進而導致醫療保險市場萎縮。患者對醫療服務需求的膨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預防的忽視從而增加疾病發生概率。眾所周知，良好的生活習慣、合理的飲食結構、自我保健行為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減輕疾病造成的危害。參加醫療保險后，被保險人往往認為自己參加了保險，患病時醫藥費可以報銷，不需要自己掏錢，對如何避免風險的工作可能就會較少去做，如吸煙、不太注意飲食和不太注意鍛煉身體等等；個人減少了健康預防措施，從而改變疾病發生的概率，增加了醫療費用的支出，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內雖然無法觀察到，從長期上看卻增加了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

2、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參加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后，患者就診時不需要自己付費或付費很少，部分患者會提出要求給予過度檢查及選擇昂貴治療方案?！斑^度消費”的心理傾向很普遍，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多多益善”的消費動機。許多患者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治療方案的選擇可以有多種，使用其中任何一種治療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復健康，而使用何種方案取決于醫生的偏好和患者個人的意愿，在提供社會醫療保險的條件下，患者相互之間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療的患者會覺得自己吃虧，因此往往會放棄“便宜”的治療方案而選擇“昂貴”的治療方案，出現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現象，從而影響醫療保險機構的成本控制。

（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

在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醫、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患者對醫療知識的匱乏，使患者缺乏對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進行事先判斷的知識和能力，缺乏對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務的質與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準確信息。國家不允許其他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醫療行業具有較高的壟斷性，造成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是各類道德風險中最為嚴重的。

1、醫療機構對醫療服務的壟斷性。醫生在其提供醫療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掌握著主動權，對醫療技術又擁有足夠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療時不能討價還價，難以控制衛生消費的種類與數量，加上疾病具有突發性和需求缺乏彈性的特點，患者的被動地位非常明顯。病人在接受醫療衛生服務時，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購買一般物品那樣可以通過比較的方式來進行選擇。醫生則可以通過抬高醫療費用，或降低收治標準或分解住院套取結算單元等方式增加醫療機構收入。在醫療衛生市場，病人獲得的信息是相當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醫療衛生的服務質量，醫生的工作資質與技術水平等幾乎找不到客觀真實的鑒別資料。尤其對要支付的價格具有不可預測性，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更沒有選擇余地，一直要到醫療服務提供結束后才能知道。醫療衛生市場存在的這些信息障礙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運轉。

2、醫療服務的過度供給創造了需求。較高的專業性使醫療服務常常處于壟斷地位，醫院具有醫療服務供給的排異特權，不允許外行提供醫療服務。在信息不對稱嚴重存在的情況下，醫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檢查，吃什么藥，病人只能唯命是從。一方面，醫生為了保護自己，減少醫療事故發生的風險，存在著不適當服務現象，醫務人員從最大限度減少自身利益損失的角度出發，要求患者做“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檢查，甚至在病情已確定的情況下，仍然建議患者做這些檢查。另一方面，來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表現為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過度供給”行為，也就是在傳統的按服務付費制度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方因為其提供服務越多，得到的收益就會越大，醫生的收入與其提供服務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這種經濟利益上的好處往往鼓勵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過多的或昂貴的醫療服務，從而誘發了需求。并且醫院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時，在利益驅動下，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等就成了一種必然出現的現象。由于醫療行業的特殊性，通過更換不同劑量的藥品，提高用藥檔次，將過去價廉、療效高、實用的藥品變為價格昂貴的藥品。這就是所謂的醫療服務領域的“薩伊定律”：醫療供給創造醫療需求。[4]

（三）醫療衛生體制造成的道德風險

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下的醫療衛生體制，也使我國醫療衛生領域道德風險更具有復雜性。實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對基本醫療保險政府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醫療衛生服務不創造經濟效益，為減少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而把醫療衛生事業市場化、產業化，許多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設計有關，醫療服務的費用不是由被保險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這種“第三方支付”的特點和結果是：（1）患者（被保險人）和醫生（醫療服務機構）在“交易”過程中的感覺是“免費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盡管醫療費用在交易過程中金額可能很大，但他們雙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都面臨著“零”成本；由于醫療服務的需求者并沒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結果必將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背離。（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醫生事實上是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這兩個委托人共同的人，在這復雜的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醫療機構、保險機構、患者三方之間信息不通暢，加之健康的標準和治療的效果與其他服務相比很難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這個標準就難以寫進合同之中，更何況一種疾病存在著多種治療方案，不同個體之間在體質上也存在差異，采取哪一種為最佳就更難以明文規定了。由于醫、保、患三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醫務人員和投保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聯合起來對付保險機構。[5]

2、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

我國對衛生資源的配置過多地集中在東部地區、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在醫療上，而不是公共衛生和廣大農村基層，造成了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受市場經濟作用的影響，衛生資源的重復配置所形成的閑置和浪費，加上醫療機構基礎設施的改造、醫療補償機制不完善所引發的誘導需求等因素。[6]

表1

衛生總費用

年份衛生總費用

(億元)衛生總費用構成

(%)城鄉衛生費用

(億元)衛生

總費

用占

GDP%

合計政府預

算衛生

支出社會

衛生

支出個人現

金衛生

支出政府

預算

衛生

支出社會

衛生

支出個人

現金

衛生

支出城市農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調整后的測算數；②按當年價格計算；③2001年起衛生總費用不含高等醫學教育經費。

數據來源：衛生部《2005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3年，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則上升為4.7%，特別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見表1）。衛生總費用的籌資渠道不外乎三種：即政府、社會和家庭。政府財政預算中用于衛生的總費用在全國的衛生費用支出中所占比重從1982年最高時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時的15.5%。家庭籌資卻從1978年20.4%上升為2001年60.0%，并且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不斷地大幅度減少，個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現為個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國家相對減少對衛生事業的投資和撥款，又對集資加以限制，鼓勵衛生醫療機構廣開財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醫藥費收入與醫院利益掛鉤，把醫療衛生事業作為一個產業來經營，這一切都具有促使衛生保健系統進入市場，或使其逐步適應商品化的傾向。醫療機構對資源的利用極不合理，存在極大的浪費。

3、醫療保險覆蓋范圍太窄。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非常低（見表2），承保范圍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實行的基本醫療保險也沒有為職工家屬和學生提供保障，在實際運作中更沒有覆蓋城鎮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從表2中我們可以發現，截至2003年底，基本醫療保險僅覆蓋城鎮職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鎮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0.81%（不包括全國農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過窄，造成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藥，一卡多用（醫療保險卡）等中國特有的風險問題。

表2

我國城鎮社會醫療保險發展概況

年份參保職工

人數

(萬人)離退休人員

(萬人)基金收入

（億元)基金支出

（億元）參保人數占城鎮

就業人口%參保人數占城鎮

總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數據來源：根據各年度“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有關資料匯總

4、醫療制度不完善

具體表現為政府制定的“以藥養醫”政策，使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院）必須依靠銷售藥品實現自己的生存，并且還要從藥品的銷售中獲利，醫務人員的收入也與開出藥品價值的多少相聯系。醫生的工資獎金與醫院的經濟收入掛鉤，想方設法從病人身上創收就成了醫生的本能選擇。部分地區出現平時不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身體出現不適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職業者身份去參加醫療保險，出院后就停止繳費。也是制度上的缺陷。

常寧市中醫院的“經濟管理方案”，就是一種“以藥養醫”政策的具體體現。這種制度的存在更促使醫療機構想方設法從患者身上創收，并且這種制度并未觸犯現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聲稱，經濟管理方案符合《勞動法》第47條和國家三部委2000年31號文件，具有明確的政策法律依據。[7]這種“不給錢給政策”的方式已經成為主管部門縱容醫院亂收費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勵衛生行業去講究經濟效益，財政自給，這就相對地轉移開了對“預防為主”政策的關注，因為預防和保健在經濟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現了整個社會對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事業越來越不重視的傾向，從而給未來的健康和醫療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湖南等地幾乎滅絕的血吸蟲病又有復發抬頭的跡象，就是忽視預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惡果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國家體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風險的防范

以上分析了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風險給多方的利益帶來了損失，是各方主體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約束軟化而導致的一些不符合社會道德和法規的社會現象。加強對道德風險的防范也是勢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風險自然應從其產生的根源著手。

（一）對被保險人的防范措施

1、適當提高醫療保險自負的比例。提高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勵參加保險的患者參與成本管理，監督醫療供方道德風險并防止其與醫生合謀。但是，患者在醫療服務市場上處于劣勢，醫生對醫療費用的影響力遠遠強于患者，且患者的過度消費也必須通過醫生的配合才能實現[8]。由此可見，這種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種方法必須與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醫療保險實行全民覆蓋。當前，我國應取消二元社會，不應該像現在這樣搞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管治，通過戶籍管理制度強化社會等級身份等歧視性的制度，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真正實現廣覆蓋。如果全社會中每個公民都享有基本的衛生醫療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會出現中國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用別人的醫療保險卡來冒名頂替的現象。國家應強制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均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不允許“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钡默F象。

3、提高全民的衛生保健意識。參加醫療保險后，參保人認為自己擁有保險，患病不需自己付醫藥費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會放松對自己的衛生保健工作。針對此種情況，可以采取經醫療機構診斷，因患者吸煙、酗酒等不良衛生習慣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對很少患病的參保者則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費體檢等方法作為一種獎勵。鼓勵大家加強自我保健，增強體質，減少疾病的發生。城市以社區、農村以村莊為單位，定期舉辦衛生保健知識講座，提高人民的衛生保健意識。

（二）醫療服務機構道德風險的防范與控制

醫療機構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患雙方的信息存在嚴重不對稱，現行的“以藥養醫”的醫療服務價格補償機制，醫務人員的個人收入與醫務人員為醫院創造的經濟效益掛鉤，也推動了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醫療服務機構的管理部門。當前我國醫療機構的管理機關是各級衛生部門，而保險機構作為“第三方支付”者，沒有對醫療機構的管理權，起不到監督作用。應對衛生醫療體制進行改革，將醫療機構的管理權交給保險機構，衛生部門則監督醫療機構和保險機構相互之間業務往來關系，對醫療機構提供技術上的指導。

2、行使對醫療機構的檢查權。醫療保險機構要定期對病人的付費單據對照病歷、處方等進行核對檢查。要建立和加強醫療服務質量的評審和鑒定制度。社會醫療保險機構、企業和病人對醫院服務質量、費用等有權進行監督，包括對不合理的醫療服務拒絕支付醫藥費，索取賠償直至解除醫療保險合同。[9]也可以參照商業保險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規定時間內，必須向醫療保險機構報案，否則，醫療費用將要被保險機構扣除一定的比例，醫療保險機構則應及時派人員到醫院進行實地檢查，予以核實。在患者治療過程還應不定期進行巡查。

3、切斷“以藥養醫”的渠道。政府及有關管理機構應該加大藥品市場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醫藥產品生產結構的改革，規定醫療機構采取招標采購，提高采購的透明度避免眾廠家競相向醫療機構推銷藥品，暗地給付醫生回扣，導致醫藥價格嚴重偏離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實行醫藥分離，即醫生只擁有處方權，醫院只提供診療服務，除備有急救所需藥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藥品，患者憑醫生的處方在定點藥店購買藥品。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醫院和醫生不直接涉及藥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醫藥費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

現存的許多醫療道德風險從表面上看是醫院和患者兩方造成的。筆者卻認為，其實許多問題都是政府在體制上沒有理順，各職能部門沒有負起應承擔的責任而引起的。必須對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進行改革。

1、改革藥品生產和流通模式。藥品由藥品生產企業流通到消費者身上時，是通過層層加價的方式進行的。我國生產藥品的企業有5千多家，存在藥品生產企業重復建設多、規模小、水平低，競爭激烈，藥品超額利潤多數被藥品經銷商所賺取，企業在銷售領域投入的經費過大，銷售成本過高，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對現有的藥品生產企業進行兼并，減少企業數量，提高規模生產能力。藥品營銷企業更有1萬7千多家，同樣存在小而多的現象，相互之間為生存，不斷進行著惡性的競爭，經銷商為了使自己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能推銷出去，采取給醫生藥品回扣、對招標方或醫療機構的人員進行商業賄賂等方式，成為醫療界的一個毒瘤?？梢詫嵭杏伤幤飞a企業直接參與投標，減少中間環節。也可以采取藥店直接由醫療保險機構經營，藥品生產企業只需要通過競標的方式與社會醫療保險定點藥店之間產生業務往來，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2、將事后按服務項目后付制改為按病種預付制。按病種預付制，就是根據病人的年齡、性別、住院天數、臨床診斷、病癥、手術、疾病嚴懲程度等因素，將病人歸入不同組，每個分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癥和適用相似治療方案的病例。再根據疾病輕重程度及有無合并癥、并發癥等將每組分為若干級，對每一組及其不同級別都制定相應的支付標準。[10]借鑒國外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按病種預付制強化了醫院降低成本的動機，使醫療服務提供者承擔了部分醫療成本風險，同時考慮不同病種和不同醫院的級別，議定各項服務的合理收費標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實施按病種定額預付制后，在促進醫院努力提高醫療服務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按病種預付制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竭力推薦的一種支付方式。

3、提高國家在衛生費用方面的投入。盡管衛生費用的總額增長較快，但衛生事業本身的發展卻趕不上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且這種增長是在國家投入不斷減少，個人支出不斷增長，個人在衛生費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實現的。只要多數百姓自費就醫，看病貴就永遠是制度難解之痛；只要多數醫院還要直接向病人賺取維持運轉的費用，看病貴就是社會揮之不去的陰霾。不從根本上改革現行的醫療衛生籌資機制，不從分配制度上兌現憲法的承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因此，提高國家對衛生事業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強疾病的預防和保健工作。國家對預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忽視，也體現了這種重眼前而忽視長遠的社會哲學。今天忽視了對慢性病發生和擴散的主要危險因素的預防，如吸煙、高血壓、食物構成、環境污染等，今后將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更何況健康方面的損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銀行1992年的一個研究報告預測，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狀況發展下去，衛生健康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將由今天的3.4%增長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強預防，提高現有的醫學水平和服務效率，這個比例到2030年則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僅僅是預防本身就可以把這個比例降低15%?？梢婎A防對整個國民經濟是一種效益極高的投資，它對中國未來的健康衛生狀況、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建議將基層的衛生醫療機構改為保健康復機構，為本社區的居民提供醫療保健及預防知識。

六、結語

本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進一步老齡化，對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雙重的壓力。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與公平性差等問題，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應對經濟轉型和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國醫療保險制度進一步改革的關鍵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醫療服務資源利用的效率，同時強化政府在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為弱勢群體提供最后醫療保障等方面所肩負的職責。

表面上看，患者、醫療機構存在的道德風險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與政策體制不符合醫療衛生事業。只有國家改變認識，改革目前的醫療制度，才能改變目前的狀況。不管是從社會效益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國家都應該更加重視醫療保健事業，應該把預防疾病和公共衛生事業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變成國家行政和財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預防為主，免除后患。曾被聯合國稱贊的初級衛生保健網和公共衛生網是中國的長處，是中國能在短期內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寶，應該保持和發揚。應該使公共衛生事業制度化、規范化、群眾化。當前，我國醫療保健的重點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預防和治療慢性?。徊辉賰H僅是婦幼保健問題，而是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問題；不再僅僅是飲食和水的衛生問題，而是綜合的環境污染和生活方式變遷所帶來的健康問題。

健康是人類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應該享有平等的受治療的權利，醫療衛生服務不論從經濟，還是從醫療的角度，均應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國家理應實現全民醫保，不要再讓“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只是一句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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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文璧、黃丞：“道德風險與醫療保險風險控制”，《經濟問題探索》，2005第2期，第62頁。

第8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一、商業銀行披露低質量信息所導致的問題

商業銀行進行信息披露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銀行所處的特殊地位，使得一般公眾很難獲得商業銀行的各種重要的信息，這就是所謂的信息的非對稱性。而在這種非對稱性當中，商業銀行處于信息優勢，監管機構和一般公眾處于信息劣勢，它們之間的這種關系，將會使得商業銀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將會損害到監管機構和公眾的利益，從而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下面我們將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來研究商業銀行披露低質量信息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在介紹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之前讓我們先明確幾個概念。

信息披露是指消息的公布傳播，使其被公眾了解。信息之所以重要，在于未來的不確定性，獲得信息就可以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果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掌握著充分的信息，并且能夠根據新的情況及時調整決策，就能提高決策的準確性，減少決策失誤可能帶來的損失。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信息質量的高低只有在事后我們才能作出判斷。

非對稱信息指的是某些參與人擁有但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對稱性可以從兩個角度劃分：一是非對稱發生的時間，二是非對稱發生信息的內容。從非對稱發生的時間看，非對稱性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分別稱為事前非對稱和事后非對稱。研究事前非對稱信息博弈的模型稱為逆向選擇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非對稱信息的模型稱為道德風險模型（moral hazard）。

所謂逆向選擇模型（adverse selection），是指自然選擇人的類型；人知道自己的類型，委托人不知道（因而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和人簽訂合同。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賣者和買者的關系：賣者（人）對產品的質量比買者（委托人）有更多的知識。

而道德風險模型（moral hazard），是指簽約時信息是對稱的；簽約后經濟人為了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作出損害委托人或其他人效用的行為。

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都將使得均衡的交易水平難以實現，嚴重時甚至會破壞市場價格機制。

（一）道德風險

商業銀行作為金融中介，可以解決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其本質是通過提供更好的信息，減輕交易成本，調節借貸雙方之間的收益和風險。簡而言之，金融業是能夠提供優質信息的產業。但是金融信息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其信息產品市場通常是低效率的，金融機構作為信息的加工者，如果缺乏政府監管，其提供的特定信息數量將明顯地少于最優資源配置所需要的信息數量。因此，商業銀行在解決了借貸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信息不對稱，即存款人與商業銀行、商業銀行與貸款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大，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問題就越嚴重，金融市場的有效性就越差。

1981年，斯蒂格里茨和魏斯建立了一個模型，闡述了銀行信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我們也可借用這個模型來描述關于商業銀行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模型假設金融市場上有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由于某項業務缺乏資金，需要向金融市場借款。金融市場資金供給者能夠根據平均收益區分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但不能確定由于信息不對稱引起的每一個商業銀行的風險。不過可以肯定，對某類商業銀行中的任一銀行來說，必有一個可能的收益分布F（R，θ），R是某類銀行的平均收益，θ是該類銀行的風險測度（θ越大，風險損失越大）；銀行以利率γ取得總量為B的融資后，只有當運用資金的收益R與擔保價值C之和不能抵償借款本息時，才會違約、拖欠本息B（1+γ）。所以，資金供給者向銀行提供融資的收益P，至少要等于B（1+γ）和R+C的最小者，即：

P（R，γ）=min[R+C，B（1+γ）]（3.1）

對一個給定商業銀行的利率γ，相應地存在一個風險損失的臨界價值θ*。如θ>θ*，商業銀行才會借款，就是說，若銀行風險θ大于該類商業銀行平均風險θ*，則銀行的預期利潤π將大于借款成本γ。在θ=θ*時，商業銀行的預期利潤π為0。即：

π（γ，θ*）=■max[R-B（1+γ），-C]dF（γ，θ*）=0

（3.2）

對式（3.2）微分，得到：

■=■>0（3.3）

式（3.3）意味著商業銀行的風險臨界值θ*隨著利率γ的增加而增加，即γ越高，商業銀行的風險θ越大。這是因為商業銀行籌資成本增加，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必須增大而風險將會提高。因此，在風險θ*以下的商業銀行只好退出籌資市場，余下的全部是那些高風險和高預期收益的商業銀行。同時，籌資利率高，明知運用籌措資金進行原定業務的預期凈收益很小，商業銀行在取得資金后極可能不進行預定的業務，而從事其他風險更大的項目投資或投機，這就導致了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銀行業的道德風險問題在大銀行中更為突出。由于大銀行在銀行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銀行監管者自然不愿意讓大銀行倒閉，使得股東和存款者蒙受損失。但“大銀行難以倒閉”政策帶來的問題之一是增加了大銀行道德風險的動機。因為當股東和儲戶知道銀行太大而不會倒閉時，他們就失去了監督銀行的動力，當銀行經營風險過大時，他們也不會采取相應措施。而大銀行知道如果發生經營風險時，監管當局會予以救助，不會讓其倒閉，那么他們從事高風險業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兩方面的因素相加導致了大銀行更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加大了大銀行發生風險的可能性，從而倒閉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二）逆向選擇

商業銀行的逆向選擇問題使得風險率高的商業銀行更愿意借款或吸收存款，這迫使投資者和存款者提高利率回報要求，結果籌資的商業銀行中包含了更多風險更大的銀行，導致低質銀行驅逐優質銀行的現象發生。我們以銀行吸收存款為例說明商業銀行的逆向選擇的后果。

首先，我們把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行為看成是商業銀行對外發行信用憑證，存款人是否存款看成是存款人是否購買商業銀行的信用憑證。

其次，我們假定金融市場中商業銀行被分為兩類，一類是高風險的商業銀行，一類是低風險的商業銀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高風險的商業銀行必然以較高的利率才能吸引存款人存款，我們把這類商業銀行發行的信用憑證看成是高風險的信用憑證；而低風險的商業銀行則可以以較低的利率吸引存款，我們把這類商業銀行發行的信用憑證看成是低風險的信用憑證。再假定存款人和商業銀行都知道哪一家商業銀行是高風險的，哪一家商業銀行是低風險的。這樣就會像圖3.1a和b所顯示的那樣有兩個市場。

圖3.1 商業銀行存款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

在a圖中，SH是高風險信用憑證的供給曲線，DH是需求曲線。同樣，在b圖中，SL是低風險信用憑證的供給曲線，DL是需求曲線。在任何給定的利率γ下，SH高于SL，這是因為高風險的商業銀行要獲得存款必須以高于低風險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來吸引存款人。同樣，DH高于DL，這是因為存款者只有得到較高的利率補償才會把錢存入高風險的商業銀行。如果這個市場信息是對稱的，即存款人和商業銀行都知道商業銀行把資金運用于高風險投資還是運用于低風險投資，那么這兩個市場將會達到均衡，高風險的存款得到高的存款利息，低風險的存款得到低的存款利息。如圖所示，高風險的信用憑證的市場利率為1.5%，低風險的信用憑證的市場利率為0.5%。每種信用憑證購買金額為500萬元。

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商業銀行往往比存款者更了解自己的經營情況，更清楚自己所從事的是高風險還是低風險的業務。那么，讓我們來考慮當商業銀行知道自己的經營情況而存款者不知道的時候會發生什么情況。起初，存款者可能會想，他們購買的信用憑證是低風險的可能性為50%。（理由是，如果商業銀行和存款者都知道風險狀況，每種信用憑證的購買金額為500萬元。）因此，在存款時，存款者會把所有的信用憑證都看成是風險中等的。在圖3.1中，對中等風險的信用憑證的需求用DM表示，它低于DH但高于DL?，F在將有較少的低風險信用憑證和較多的高風險信用憑證售出。這時存款利率將介于高風險市場利率與低風險市場利率之間。但是這個中間利率只有高風險的銀行愿意以這個利率吸收存款，低風險的商業銀行不太能夠接受這個市場利率。這樣市場上將會有較少的低風險信用憑證和較多的高風險信用憑證售出。

在購買了高風險的信用憑證之后，存款者知道了其購買的信用憑證是高風險的，當市場上成交的存款多數由高風險的存款組成時，存款人對存款風險的猜測也會提高，即會認為存款的風險是中高水平的。結果，需求曲線進一步向上移動，新的需求曲線可能是DHM，它意味著，平均來說，存款是中高風險的，存款者所要求的利率補償自然也要高一些。在新的利率水平下，低風險的商業銀行更不愿意吸收存款。這一移動會持續下去，直到低風險的商業銀行全部退出存款市場，僅留下高風險的商業銀行。在這一點上，存款利率太高而使得低風險的商業銀行不愿進入市場吸收存款。因此，存款者正確的假定，他們的存款都是高風險的，而需求曲線就將是DH。

圖3.1中的情況是極端的。市場可能在至少有一些低風險的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情況下達到均衡。但是，低風險存款的比例要比存款者事先知道存款風險的情況下要少。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高風險商業銀行把低風險商業銀行逐出市場。

類似的情況也存在于商業銀行發行股票和債券的時候。商業銀行發行債券的情況與上述發行信用憑證的分析相同。在商業銀行發行股票的情況下，當投資者不能識別有較高預期收益和低風險的優良銀行和有較低預期收益和高風險的銀行時，他們只愿意支付反映發行股票的銀行平均質量的價格，該價格介于高風險銀行股票價值與優良銀行股票價值之間。結果優良銀行不愿意按照投資者的出價發行股票，愿意向投資者發行股票的只有那些高風險銀行，導致在銀行股票市場上，籌資的商業銀行大多為高風險的，這就是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高風險銀行驅逐低風險銀行，使市場出現失靈。

二、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減少風險的發生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非對稱信息的作用，將會使商業銀行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導致商業銀行在增進自身利益的同時，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其后果將是，一方面投資者為避免因為商業銀行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維護其自身利益，選擇少發生甚至不發生融出資金的行為，從而導致金融市場萎縮；另一方面，一旦銀行經營出現問題，在銀行與存款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存款人將對自己的預期收益產生懷疑。此時，存款人的最優選擇就是趕緊提款，這將導致擠兌現象。而且各銀行之間由于拆借和支付系統的關系，很可能導致連鎖反應，引發更大規模的擠兌風潮，引發金融恐慌和銀行危機。

第9篇：道德風險的概念范文

內容摘要：淘寶是C2C電子商務的典型代表，淘寶模式中，網商具有物流選擇權和物流委托權，從而使網商可以選擇物流商和分割買家支付，而物流的低效率不會帶來網商收益的降低，從而產生由網商導致的眾多物流問題?，F有的模式下，可以通過提高買家支付、建立更有效率的C2C交易平臺、把物流效率納入網商的評價體系等途徑來消除網商對物流的不利影響。

關鍵詞：淘寶 電子商務 物流

淘寶模式中電子商務物流價值的實現流程

根據電子商務的一般理論，按照參與電子商務交易的主體可以把電子商務分為如下三種典型模式：B2B（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對企業）、B2C（Business to Customer，企業對消費者）和C2C（Customerto Customer，消費者對消費者）模式。其中的C2C的概念在最早出現時是表示消費者之間開展的交易行為，但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C2C迅速突破了其最初的定義。從C2C最初定義中可以看到，C2C買家、C2C網商、C2C電子交易平臺是形成C2C電子商務的必需要素，而其中電子交易平臺是C2C模式中整個商務活動的核心，從而導致人們把對C2C電子交易平臺的認識和C2C電子商務混為一談?；诖?，人們把在C2C平臺上進行的電子商務統稱為C2C電子商務，即形成了實踐中的C2C電子商務。本文的研究基于C2C電子商務的實踐定義。

目前，從國內C2C電子商務的實踐來看，基于物流價值實現的角度，可以把具有典型性的淘寶網交易流程用圖1來表示。

如圖1所示，在淘寶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支持下的電子商務物流價值實現流程步驟包括：第一步，買家利用網商提供的服務，進行選擇，并與相應的網商達成協議，生成訂單；第二步，賣方確認訂單，買方進行支付，支付中包括商品價值和物流價值；第三步，賣方將物流價值轉移給物流商；第四步，物流商向買家提供物流服務，實現物流價值；第五步，買家根據交易結果，進行反饋。

物流價值首先來源于客戶，包括貨幣收益和無形收益兩部分。從交易流程中可以看到，其貨幣價值從買家發出經過網商，然后在到達物流商；而無形收益也同樣由網商接受。在這個過程中，網商有著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物流貨幣價值的多少，另一方面他可以決定是否把物流商的無形收益轉移給物流商。下文的研究，將從網商的這種特殊地位出發來進行分析。

淘寶網商在物流價值實現中的道德風險

（一）網商的道德風險行為描述

根據委托理論，網商在物流時有可能產生不能使買家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有兩種：一個是物流成本非最小化，另一種是物流委托的逆向選擇。物流成本的非最小化指在交易過程中夸大商品的物流費用；物流委托的逆向選擇即在選擇物流人的過程中，網商出于自身的利益，不選擇最好的物流人，而選擇報價最低的物流人。

從目前淘寶電子商務的價值鏈實現流程看，網商的道德風險產生根源是C2C電子商務價值鏈中物流價值的實現機制。首先，買家在物流完成之前，沒有商品的具體信息，特別是有關物流費用衡量方面的特征，如物理體積，包裝要求等，所以在物流費用的確定上買家占據強勢。由于競爭的激烈，網商有壓低商品價格吸引買家和夸大物流費用彌補收益損失的動機。其次，網商在尋找物流人時，由于物流的效率最終由買家受益，而且出現問題是大可以把責任推給物流商，但現有的網商信用評價機制一般不支持由于物流引起的對于網商的差評，所以作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會導致物流委托的逆向選擇，對于買家來講也屬于網商的道德風險問題。

（二）淘寶網商的物流道德風險模型

在網商的道德風險問題中，買家是委托人而網商是人，委托人與人對風險的態度是各不相同的。買家作為交易的發起者，最終希望是能順利地完成交易，獲得自己選擇的商品。如果交易中出現意外的問題，或者是交易完成效率低下，那么相對于傳統購物方式，電子商務給買家帶來的便利就會消失。所以，可以認為買家是風險厭惡者。而網商相對買家來講，面對的是隨機的、不斷發生的與不同買家間的交易，可以認為其收益是分散化組合，因此可以認為其風險是中性的。買家和網商各自不同的風險態度意味著，如果有不確定因素，買家愿意付出平均水平之上的更多的價值，即網商將會獲得平均水平以上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說，買家支付的物流價值可能會被網商在委托物流的過程中扣留一部分。下面本文建立網商的道德風險模型：

設買家支付給網商的價值是w，人網商努力水平a（表示其如實地把物流價值轉移給物流商的程度），C（a）是網商的努力成本函數，即轉移給物流商的價值，則網商的效用函數為：

U（w，a）=w-C（a）

假定C′＞0，C″＞0，C（0）=0。

假定a只取a=0（不努力，即扣留一部分物流價值）和a=1（努力，即不扣留物流價值）兩個數值。

現實中，買家只能通過直接發現網商的扣留行為來確認網商努力水平偏低，不能通過其它方式做到這一點，因為由物流的結果不能直接推出網商的努力程度，物流效率是由物流商總體的成本所決定的，難以與具體的一項交易直接對應。根據委托的一般理論，此時買家只能提高支付來解決道德風險，而沒有辦法設置獎勵來實現激勵，根據前文的風險偏好分析，事實也是如此。

設P是在網商不努力時，買家能發現網商不努力的概率。當網商努力時，支付為w，努力成本為C（1），效用為U（w，1）=w-C（1）。當網商不努力的時候，一旦被發現會被買家解除交易，效用就是保留效用w0，即U（w0，0）=w0；若不努力又不被發現，效用為U（w，0）=w。故網商選擇不努力的時候，期望效用為Pw0+（1-P）w。

當且僅當如下條件成立的時候，網商選擇努力工作：

w-C（1）≥Pw0+（1-P）w

得

如果買家能完全監督網商，則參與約束是等式成立，有w=w0+C（1）。于是，上式指出在買家不能對網商行為進行完全的監督時（P＜1），為使網商努力工作，買家就要給網商開出大于保留收益與努力成本之和的支付水平。當監督愈困難時，P愈小，買家支付就愈高。當P=0，完全不能監督，則任何支付率都不能使買家努力工作，令ΔP=w+C（1）/P-[w+C（1）]=C（1）（1-P）/P，則ΔP就是在不能完全監督時，買家為誘使網商努力工作而在支付中加入的“賄賂”。

淘寶網商物流道德風險的治理

根據上文對網商道德風險的分析，網商道德風險主要來源于其具有的雙重身份。那么，消除其道德風險可以從打破其雙重身份出發尋找解決方法；進一步設想，如果需要繼續維持其雙重身份，需要采取什么方法。

打破網商的雙重身份意味著買家與網商之間只保留與商品相關的活動，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物流價值的問題，相應地與物流相關的道德風險自然消失。這也意味著淘寶交易流程的改變，最直接的改變方式就是由買家自己選擇物流商，并親自與物流商商定物流協議。這些活動都會相應地增加買家成本，因此在淘寶電子商務系統中的其它條件沒有改變時，買家還是會傾向于由網商物流委托，并如上節的結論，給予其相應的“賄賂”，期望其努力完成物流活動。

下面考慮在既有的雙重身份前提上，如何應對網商的道德風險。繼續前面的假設，分析如何提高物流商受監督的程度。設P是在網商不努力時，買家能發現網商不努力的概率。

考察物流商不努力被發現的概率P的決定。假設買家投入一定資源加強對網商的監督，顯然，這時P就增大。比如買家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網商溝通有關的物流問題，P就會提高。

假定發現不努力的概率P對應的投入成本為M（P），且M′（P）＞0，M″（P）＞0，M（0）=0，M（0）=∞。這樣，成本就包含有“賄賂金”ΔP和監督成本M（P）兩個部分。如果提高P，則ΔP將下降，但會增大監督成本。于是，最優的P應使總成本AC（P）最小化，其中：

一階條件為：

即圖2所示。在圖2中，C（1）/P2是 P增大時的邊際賄賂金節約，即邊際收益，而且M′（P）是P提高時的邊際監督成本，P*是最優監督概率。當C（1）上升時，P*也會上升；也就是說，當網商可以截留的物流價值越高，被發現的概率也就會增高。這時物流的實際效果與買家的物流支出差距太大，買家會更多地關注物流，從而提高對網商的監督程度，降低道德風險。

另外，總成本包含有“賄賂金”ΔP和監督成本M（P）兩個部分。當總成本一定時，如果提高P，則ΔP將下降，但會增大監督成本；反之，監督成本降低（如C2C交易平臺運營商引入新的技術，使得網商的行為更容易被買家獲知），賄賂ΔP就會上升，也能夠降低網商的道德風險程度。

引入網商聲譽的治理。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如果物流低效率，現有的淘寶交易模式不支持對網商的不良評價，即不影響網商聲譽?，F在，考慮把物流效率納入網商的評價體系，模型擴展如下：

設a是網商的努力水平，a=1表示努力，即不截留物流價值；a=0表示不努力，即截留物流價值。用w表示網商正常收益水平，網商保留收益w0，物流價值截留帶來的額外收入為R（λ），λ是網商截留物流價值程度。設P是不努力被發現的概率，一旦被發現不努力，要被給予不良評價F。假設有R′（λ）＞0，即截留程度越大，額外收入越多。網商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為：

P（W0-F）+（1-P）[W+R（λ）]

所以，網商選擇努力的條件是：

W≥P（W0-F）+（1-P）[W+R（λ）]

得：

即當給定W0、λ和P（P＜1）時，懲罰F越大，即網商受到的不良評價越大，則要使他選擇努力需要的支出水平 就可能越小?？梢姡盐锪餍首鳛榫W商評價標準是降低網商道德風險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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