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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民幣目前在進出口貿易的應用狀況分析,其并沒有發揮出自身在國際貿易當中的貨幣性作用,人民幣跨境結算問題較為突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失衡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失衡是當前人民幣跨境結算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1對外貿易支付大于收入
目前,我國對外貿易實際結算經常會出現進口企業用人民幣進行貨款支付,但出口企業所獲得的支付貨款則是美元,這種交易行為上的貨幣差異,使我國進出口方面的人民幣支出極為不對稱,雖然近年來我國進出口人民幣交易絕對差額在逐漸縮小,但其仍以“億元”為計算單位,這種情況不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發展。
1.1.2收付失衡帶來的外匯儲備過多
人民幣在進出口貿易上的收復失衡,為我國帶來了龐大的外匯儲備。目前我國實行出口結匯制和進口用匯審批制,在這種制度下,國內企業可以在不用去外匯管理去申請進口用匯的情況下,利用人民幣進行對外支付,導致我國外匯管理當局手中的外匯無法流出。
1.2人民幣跨境結算流通性差
人民幣跨境結算流通渠道不通暢,使得人民幣的跨境流通性過差,這在客觀上影響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發展。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國內限制人民幣資本性流通和未形成有效的市場化匯率和利率。其中前者是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管制較為嚴格,人民幣的流出途徑只能依靠對外貿易,這使得人民幣未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展現其影響力。
1.3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不健全
人民幣跨境清算系統作為人民幣跨境結算的主要途徑,仍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具體表現有:
(1)操作行為上有缺陷
例如各商業銀行對人民幣跨境流通所采取的清算系統不一致;
(2)安全隱患
例如人民幣清算需要SWIFT系統來實現,但此過程必須要通過美國、荷蘭所建立起的數據運行中心完成,這使得我國跨境人民幣數據毫無保留地呈現給外國,這給我國金融信息的安全性帶來隱患。
2提升人民幣跨境結算水平的對策
想要改變人民幣跨境結算存在的問題,就必須要做好對人民幣流通性的拓寬,改善進出口收付失衡情況,為此我們需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2.1改善人民幣進出口收付失衡情況
改善人民幣進出口收付失衡情況的途徑主要有以下3方面。
2.1.1擴大貨幣互換規模
增加人民幣的海外存量為此我國需與貿易國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建立相應制度,為人民幣進出口貿易流通提供條件。
2.1.2進一步加速匯率市場改革
將一籃子模式更為深入、透徹地應用到進出口貿易當中,提升人民幣在市場當中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還要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的上下浮動范圍,以便將市場機制在人民幣匯率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出來。
2.2拓寬人民幣進出口雙向流通渠道
在拓寬人民幣進出口雙向流通渠道策略方面,可以通過以下兩方面內容實現。
2.2.1擴大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擴大
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是實現人民幣進出口雙向流通的重要途徑。為此可以通過在股票市場上開放“國際板”,以人民幣為計價方式,為境內企業、股民提供持有外國股票的機會,增強人民幣的國際貨幣職能發揮。
2.2.2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從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發展現狀來看,想要提升人民幣的跨境結算效果,就必須要先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將國內市場產品價格關系理清,從而解決金融產品價格扭曲情況。
2.3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清算系統
為了能夠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清算系統,可以在模式上借鑒美元、歐元的跨境清算系統經驗,設置專門的獨立機構來負責跨境清算工作,同時要確立跨境資金清算的獨立性,實現對金融風險的有效隔離。并實現境外資金的清算境內化,建立起以我國金融機構為中心的跨境清算體系,為我國金融業提供更多收益。在此基礎上,還要實現對跨境清算系統功能性的進一步提升,加大跨境清算的信息監督與安全保障,建立起以人民幣為核心的跨境清算運營模式,提升人民幣在進出口當中的地位,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打好基礎。
3結語
一、青海省經濟對外開放發展現狀
1.進出口貿易發展概況
2004年青海省進出口貿易躍上新臺階,全年海關進出口總額5.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9.7%,是1992年的5倍之多。其中出口額為4.5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6.0%,是1992年的5倍;進口額1.2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85.0%,是1992年的9倍。從出口的商品種類看,1992年主要是附加值和技術含量較低的工礦產品和農副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65.21%和28.95%。而在2004年的出口商品種類中,農副產品和初級礦產品已大幅下降,加工、制造業等工業制成品的比重大幅上升,達82.54%。同時,作為青海省出口主導產品的27種傳統骨干商品的份額也逐年加大,2004年為95.23%。出口產品單一性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進口商品的種類也由過去單一的生產資料性和機器設備比重高達81%,轉變為向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生產、加工、制造、汽車、船舶、醫療、電子設備和零部件等方面的引進。從出口市場看,1992年出口的35個國家(地區)主要是亞洲的香港、日本、新加坡和朝鮮等國家(地區)歐美市場主要是意大利、德國、英國、俄羅斯、比利時和美國等國(地區)。二者占出口市場的比重和為87.88%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和集中。2004年出,口的國家(地區)增加到80個,是1992年的2倍之多,遍及全球五大洲,而且各洲相應的國家數量也大幅增加。以上的資料表明,青海省能抓住機遇,適時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和產業鏈,使進出口貿易商品種類,呈多元化。在市場開拓方面,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在鞏固和發展東南亞、日本、韓國和美國等傳統出口市場的同時,以鎂系列產品、藏毯、高耗電等產品為載體,開拓了歐盟、拉美、東歐、非洲等出口新市場。有力地促進了青海省進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
2.招商引資發展規模
招商引資數額大幅增加。“八五”實際利用省外資金6.7億元,在外埠設立分廠、開辦窗口415家,與外省41個地、市、縣建立對口支援關系;實際利用外資合計3.6億美元,登記注冊三資企業100余家。“九五”累計利用外資總額2.96億美元,橫向經濟聯合領域拓寬,吸收省外投資大幅增加。2000年以后,青海省通過建立“青海投資促進網”和參加“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中國投資貿易洽談會”、“東部企業參與西部結構調整投資貿易洽談會”和“青海省畜產品交易及貿易洽談會”等一系列招商引資活動,使招商引資取得顯著效果。2000年利用省外資金45億元,簽訂經濟技術合作意向、協議1020項,有480項得到落實和實施;吸引外商投資項目40個,直接投資1.102億美元。2001年外商投資的項目增加到47個,其中大項目明顯增多,1000萬美元以上的有9個,外商投資的平均合同外資額422萬美元,同比提高72%。2004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項目52個,比1992年增加40個。其中農、林、牧、漁6個,采礦業6個,制造業16個,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5個,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3個,房地產9個,居民服務和其它服務業3個,投資領域比1992年更加廣泛。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3.53億美元,是1992年的86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2.2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3.0%,是1992年的16倍。2004年還引進省外資金到位73.75億元,比上年增長30.8%。可見,青海省能積極轉變觀念,主動出擊,同時,在宣傳、改善投資環境和制定優惠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使得招商引資取得了顯著效果,擴大了青海省的投資需求,促進了青海省的經濟快速發展。
二、青海省經濟對外開放度的分析
對外開放度又稱對外依存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對外開放或融入國際經濟的程度。它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程度的重要標志。關于對外開放度的測度指標,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建立了一些相應的指標體系。但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主要體現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兩大領域,其變動趨勢是貿易投資一體化。從日前我國和省區的對外開放實際出發,結合指標的可比性、連續性及資料易于收集和量化等原則,本文將對外開放度簡化為用經濟外向度和外資依存度來表示。經濟外向度是指某年該國或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同期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融入國際市場的程度。而外資依存度則是指某年該國或地區所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占同期GDP的比率。它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直接投資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本文選取1991-2004年的相應年份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計算出青海省在1991-2004年對外開放度的變化情況(見表1)。
資料來源:根據《青海省統計年鑒》(1992-2005)數據計算而得: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價由《中國統計年鑒》相應年份(1991年按1:4.78,1992年按1:5.51,1993年按1:5.76,1994年按1:8.62,1996年按1:8131,1997年按1:8.29,1998年后按1:8.28)換算而得。
表1充分表明:在時間變化上青海省對外開放度在總體上呈現如下特點:自1991年來青海省對外開放度有了較明顯的提高,對外開放度由1991年的5.52%上升到2004年的16.51%,上升了近11個百分點。具體而言,青海省對外開放度在90年代初上升很快呈快速發展的趨勢,但在后期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自2000年以來,隨著金融危機慣性作用的減弱和國家對外開放進一步提高的推動下,青海省的對外開放度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2004年的對外開放度是2000年的2倍。2004年進出口總額和外資利用額分別為5.76億美元和3.53億美元,是1992年的5.5.倍和88.5倍。這充分說明,青海省積極以優勢資源為依托,大力發展精、優、特、稀為特點的產品,努力創建地方品牌,擴大了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不斷拓展出口發展空間,增強了
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使青海省對外開放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三、青海省經濟對外放存在的主要問題
1.商品進出口總量小,結構不盡合理,經濟外向度較低
從全國范圍看,2004年青海省商品進出口總額為57551萬美元,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05%,在西部地區和西北五省的比重也很小,分別為1.57%和4.60%;商品進出口額僅高于,在西北地區則位居最后。可見,青海省商品進出口額不僅在全國,而且在西部和西北地區都很小。從商品出口種類上看,2004年青海省仍以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在青海省出口總額中,農副產品的平均比重為8.57%;農副加工產品的平均比重為8.89 %;工礦品占82.54%。在工礦制成品中,僅按原料制成的初級工業制成品就達67%,精加工制成品占21.4%,其它雜項制成品占11.6%,出口產品均為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商品結構的不合理,使青海省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占有率普遍很低。這種結構的不合理,也必然造成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不利于青海省經濟可持續發展。就經濟外向度而言,經濟外向度也是較低的。2004年青海省的經濟外向度為10.23%,與全國的水平差距很大,也低于西部地區和西北地區的平均水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計算而得。
2.外商投資規模小,引進外資方式單一,經濟效益不理想
直接利用外資能力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吸收、融合運用國際資本的能力,是國家或地區經濟開放度、市場發展潛力、產業政策導向、勞動成本、人才集中度、政策法律保障體系等投資環境因素的綜合反映。2004年青海省引進外資35330萬美元,分別僅占全國、西部和西北省區的0.12%、2.36%和9.17%,引進外資總額僅僅高于貴州和兩省區,外商投資規模較小。就引資結構和方式而言,青海省的外商投資主要以港臺及其它亞洲少數國家和地區為主,占43.81%。其次,北美洲投資也占相當部分,占37.15%。歐洲國家投資額和項目較少,占6.62%。大洋州為0.023%,其它地區為12.18%。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外商在青海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能源開發型的加工項目。2004年外商投資的52項目中,第二產業占了22個,農業只有6個。同時,外商在青海的投資方式仍局限于獨資、合資、合作三種基本形式(見表3)。
資料來源:根據《青海省統計年鑒》(2005)數據計算而得。
在東部地區已出現的BOT(BOT即建設―運營―移交,也稱特許權融資,是由政府為項目的建設和運營提供特許權作為融資基礎,由中標者單位成立項目公司來安排融資,承擔風險,開發建設項目,并在有限的時間內經營項目,獲取商業利潤,最后根據協議將項目轉讓給政府機構。)、TOT(TOT即移交―運營―移交,是BOT方式的擴展形式即將存量資產一定期限內的特許經營權出售,期滿后無償收回。)、外商投資股份制公司在青海還沒有嘗試。投資規模和方式的單一性,阻礙了青海省外商投資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四、提高青海省經濟對外開放度的主要對策
1.加快產業升級,調整進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
青海省應立足比較優勢。大力引進國外高新技術和東部地區成熟技術及裝備,改造青海出口優勢企業,包括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改造,促進企業技術和產品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遏制“以廉取勝”粗放擴張方式的蔓延,實現出口產品的穩定增長。要以科技創新為動力,進一步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大力促進機電產品出口和高新技術附加值產品出口,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科技創新機制,不斷增強技術開發能力。選擇一批重點出口產品和出口優勢企業,予以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扶持,爭取創出青海特色的出口商品,提高出口市場競爭力,爭取每年有3―6個新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利用高新技術改造青海省特色的冶金、有色金屬、鹽化、高原特色農產品、藏藥等優勢產業,提高傳統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更加優惠的商貿政策,促進青海省與國內外開展區域經濟技術合作。此外,積極爭取國家在外貿發展基金使用、出口配額、出口信貸和出口退稅等方面對西部省份資金和政策的扶持。
2.多渠道引進外資,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效益
進一步拓寬利用外資渠道,充分利用國家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鼓勵和允許一些產業的企業,通過轉讓經營權、出讓股權和兼并重組等方式吸引外資,以加快國有企業改造步伐,實現企業資產重組,盤活存量資產,推動企業產品結構調整,促進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企業運行機制。青海省作為利用外資后發地區,一方面要學習借鑒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要越過人家走過的彎路,實現局部跨越式的創新發展。積極探索利用新的投融資工具,如中外合資產業基金、各類股權、債務融資、租賃等,為投融資活動不斷注入活力。
在招商引資方式上,應重點突出專業化、高效率。積極探索專業性較強的高科技招商,嘗試利用信譽和知名度較高的中介機構進行委托招商,組織對海外熱點地區對口招商,與此同時,還可采取虛擬招商會、參會招商和上門推介招商等形式,提高招商引資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國家在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貸款、贈款、國外商業貸款等指標安排上,爭取中央的更多支持,重點用于青海省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建設和環保項目上。此外,積極鼓勵和引導外商投資開發生態農業、生態林業、生產綠色有機食品、種草、植樹及相關產品深度開發的項目。這樣不僅可以改造青海省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而且還有利于青海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效益。
3.進一步擴大青海省對外開放領域,改善投資環境
青海省除了在農業、水利、生態、交通、能源、環保、礦產等基礎建設和資源開發領域方面開放以外,還應加快青海省服務貿易的對外開放。允許國內外投資者在青海依照有關規定投資市政公用設施、商業、礦產、電信、保險、旅游、鐵路和公路貨運等方面。興辦中外合資會計師事務所和工程設計公司等。通過服務貿易的開放,引進先進服務產品、服務方式及服務企業,帶動青海省滯后的第三產業發展。同時,要改善投資環境。在“硬環境”方面,重點抓好公路、鐵路、民航等交通建設和固定通信網、移動通信網、支撐網、接入網等信息網絡的建設,強化市政設施建設。“軟環境”方面,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使企業自完全到位。加快生產型及高新技術企業進出口權登記步伐,減少審批事項,改變審批內容,簡化審批程序,提高政府辦事的透明度和依法行政水平。盡快建立高層次、有權威、多領域統一對外的中介機構,為外資的進入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經濟環境、財務環境和市場環境。通過軟硬兩方面,達到改善青海省的整體投資環境。
4.積極培養、引進外經貿人才提高對外貿易工作水平:
【關鍵字】低碳經濟 國際貿易規則 關稅壁壘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低碳經濟為國際貿易結構性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低碳經濟發展為國際市場開放提供了相當大的推動力、但是由于大國的主導作用隨之帶來的新的關稅壁壘使得削減貿易與投資壁壘,重構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有所影響;同時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呈現出發達國家主導的諸邊化特征,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權重歸美歐掌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壓力和嚴峻挑戰。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發展以及國際貿易規則變化的分析,探究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下,以實現低耗能、低碳排放產品生產狀態,同時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為出發點的“低碳經濟”,在國際貿易新規則重構的關鍵時期對國際貿易規則的影響的問題。
一、低碳經濟概述
“低碳經濟”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國《我們未來的能源一一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中出現的。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產生的,最初低碳經濟的提出是出于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的考慮。后來英國提出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低碳經濟概念引發了各國以低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興趣,各國各級政府提出了無數的低碳舉措。
低碳經濟是指一種經濟發展形態,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實現盡可能地減少高碳能源消耗,減少高碳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的同時兼顧生態環境保護,主要手段是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然而對于低碳經濟究竟是一種經濟形態還是發展狀態,在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沒有出現較為明確的定義。“低碳排放”和“階段性特征”是低碳經濟的核心特征。從低碳經濟的實質來看,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強調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低和較高的效率效益,以最少污染排放獲得整個社會最大產出的“綠色經濟”,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實現低碳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經濟增長。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發展目標應該是絕對的低碳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則著眼于首先實現相對的低碳發展。宏觀上來看實現低碳經濟,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狀態下首先實現低碳,降低高含碳氣體排放,其次逐步實現經濟的更穩步的發展,阻斷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的聯系。也就是說實現低碳經濟是為了實現公約的最終目標一一“把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威脅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是要尋求長期的全球范圍共同的可持續發展。
二、低碳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低碳經濟對高碳排放和低碳排放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會有一定的影響。
低碳經濟,實施碳排放治理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會迫使生產高耗能、高碳排放型產品的企業承擔其造成的負外部成本,使負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削弱其低價競爭優勢。另外,低碳減排規制的強制實施還會促使該類企業主動淘汰高碳排放的原材料和生產技術設備,甚至縮小像水泥、粗鋼等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重化工型產品的生產規模,從而使得這些產品的進出口規模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相對清潔的低碳排放的出口商品在對外貿易結構中的幣種將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低碳排放的企業在獲得政策優勢的同時將增強自主創新的科研力度,并引進先進的節能減排治理技術,采用技術改造升級等手段,增強商品的低碳競爭力。由此,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將會影響到各國的進出口貿易結構一一更多的資源、能源或者勞動密集型的進出口產品貿易將會被更加先進,更加現代的資本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的進出口商品所替代,從而改變了各國進出口貿易商品結構。
低碳經濟發展對各國進出口規模和各國出口競爭力有一定影響。
在全球實行低碳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相繼出臺國際貿易相關政策。例如歐盟國家和美國所出臺的“碳關稅”的碳排放交易商品關稅政策。碳關稅就是指國家或地區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別關稅。課稅范圍主要是一國,沒有承擔《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污染物減排標準的國家,出口到其他國家的高耗能產品。如,鋁、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
“碳關稅”作為貿易主體國家借“環境保護”的名義削弱競爭對手的競爭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所推行的稅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國進出口狀況。一方面,實施“碳關稅”間接增加了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出口產品的成本,在短時間內會縮小此類商品的出口規模,長期來看就會迫使該類企業進行技術設備或者是材料的改進,并且由于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加會抬高價格,對貿易強國來說就會實現出口產品“優質優價”的貿易發展模式,也就是說低碳相關技術進步造成的價格抬高所帶來的本國出口貿易規模的下降并不會使出口企業的利益受損,反而會提升其獲利能力,甚至會推動出口貿易規模實現低碳條件下的新的規模擴張。對貿易弱國來說則不盡然。另一方面,由于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比較緩慢,“碳關稅”對出口國施加的壓力使得出口國的國際競爭力降低。但從長期來看,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以及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等則會對出口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國際貿易規則
所謂國際貿易規則也就是在國際范圍內約束不同的國際貿易行為主體(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企業或個人)活動的規范。在國際貿易規則的形成中存在著結構性權力,結構性權力指“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機構的權力”,世界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個結構里活動。結構性權力充分體現了貿易體系中強國權力的影響力,由此看來貿易規則反映的是最強大國家的利益和討價還價的力量。
國際貿易規則在不同的國際關系格局中會呈現不同的形式。一種情況是在國際經濟格局當中霸權國家(國際貿易強國)要提供相應的包括貿易規則在內的國際機制用以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形成霸權國家在國際貿易等方面對這些遵從統一國際機制的國家形成絕對優勢控制,或者是說霸權統治。霸權國家提供的國際規則重點在于體系中居支配地位的國家或集團的價值或利益。霸權國家出于維護國家自身利益和通過國際規則的制定來控制其他國家,獲取財富和利益的目的,愿意提供這種作為公共產品的國際規則;另一種情況是發達國家間能夠通過合作建立規則,由雙方或多方共同承擔規則制定的成本,并且從規則中獲得收益;另外,國際組織作為國際規則的重要生產者和執行者,有完全正當的責任義務提供國際貿易規則。
貿易規則的變化并非是在貿易國聯合組成的國際組織中各貿易國之間通過協商所形成的一種制度安排變化。從本質上講,貿易規則的變化其實是最強大國家的利益和討價還價力量較量的結果。就拿世界貿易組織本來舉例,在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主持的每次多邊貿易談判中,一般相關問題的談判會由美、歐、日等一些發達國家之間一般都會就相關問題主導先進行內部談判達成共識,然后再提交進行全面的集體討論,迫使發展中國家遵從。再拿“碳關稅”的例子來說,推行“碳關稅”的那些因為掌握著先進能源技術已經形成相對較完備的低耗能、低碳排放的產品貿易市場的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合作機制就低碳能源技術的開發利用以及溫室氣體減排而開展合作,并就能源效率及其行業標準達成共識,由此在其內部形成相對完整的低碳經濟體系,也就是說發達國家聯合推出像“碳關稅”這樣的國際貿易保護政策,將主要國家和經濟體聯系起來,再進一步將有利于該體系的貿易政策框架延伸到其他國家,打壓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從而對今后的國際貿易規則產生重大影響。
四、低碳經濟對國際貿易規則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新格局形成,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挑戰
發展低碳經濟,實現低耗減排高效,其最首要的基礎和保障就是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那么發達國家或貿易強國就有充分的優勢盡早穩健的實現技術的完善和低碳經濟的實現,更進一步實現其在國際貿易當中的主導地位。
首先,處于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使得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領域不斷拓展,“碳關稅”等新的貿易壁壘將應運而生。像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目前已經開始把碳排放管制與貿易和投資相關聯,進行有關“碳關稅”的立法活動,以碳減排名義新設貿易壁壘,把貿易與低碳相掛鉤對發展中國家或者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進行道德綁架,征收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出口商品的關稅。一方面將此成為發達國家獲取收益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保護本國或本地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可能會以低碳經濟為借口,減少對自由貿易的供給,從非歧視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上退縮,以這種投機的方式贏取暴利。
另外,發達國家加快把環境與貿易相掛鉤的步伐,環境保護將成為國際貿易規則框架的主導。
(二)促進國際專業化分工,增強資源配置效率
在國際商品貿易格局方面,一些傳統能源和資源型商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比重將呈現出一個上升的態勢。在生產消費過程中,高碳產品將逐步減少甚至消失,低碳商品則不斷增加和更新。另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差異催生并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與技術轉讓,并在該國際貿易領域中存在著競爭與合作的態勢。
(三)國際服務貿易的內涵拓寬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出現了一個金融概念:碳金融。“碳金融”的興起源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這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氣候政策的變化。碳金融也就是碳融資和碳物質的買賣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活動,用于服務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項目和技術的碳權交易、銀行貸款和直接投融資等金融活動。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低碳經濟為國際貿易結構性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低碳經濟發展為國際市場開放提供了相當大的推動力、但是由于大國的主導作用隨之帶來的新的關稅壁壘使得削減貿易與投資壁壘,重構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有所影響;同時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呈現出發達國家主導的諸邊化特征,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權重歸美歐掌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壓力和嚴峻挑戰。
1.1我國國際收支的順差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國際收支的主要項目是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一直呈持續較快增長的趨勢。經常項目的順差具有雙重影響。在為我國帶來了巨大的外匯儲備的同時,也成為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動因之一。
1.2我國經濟增長快速
由于我國經濟增長快,經濟實力逐漸增強,進而使外匯市場上的參與者增強了對人民幣的信心,促使我國人民幣匯價上升。同樣,伴隨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會給國際投資者較穩定或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從而可以增加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外資,進而使匯率上升。
1.3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盡管近些年我國出口貿易額一直在快速增長,但是主要出口產品仍然是一些附加值不高的產品,出口產品層次較低,我國實際得到的貿易利益或收益卻十分有限,根本無法與增長指標所反映的成績相匹配,所以促進出口貿易結構轉變迫在眉睫。
2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出口的影響分析
2.1積極影響
(1)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推動我國貿易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人民幣的升值,有利于東部的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或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淘汰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企業。從長遠看,這有助于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改善出口商品結構,提升產業層次,優化資源配置,從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實現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進一步向貿易強國邁進。同時由貨幣升值引起的行業競爭更加劇烈,也將會極大地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激情,因為,只有那些富于創新,有競爭力的企業才會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在國際市場上表現的更加強大。
(2)有利于更多的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
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將下降,同時國內直接投資成本相對上升。由此所帶來的成本壓力將使國內企業向海外尋找更為廉價的資源,以降低企業的制造成本。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德國等國的企業都是在本國貨幣升值的過程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從1986年至1993年,日元兌美元升值幅度為37.6%。日本企業加速了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發展中國家,將美國保護程度較高的汽車等制造業向美國國內轉移。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的成本下降,可以較低成本獲取外國當地的資源,就降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鼓勵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2.2消極影響
(1)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進一步吸引外資。
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外商在華投資建廠、購置設備的成本,提高外商在華的勞動力成本,在華外國企業的經營目前已逐步進入成熟發展期,外資利潤匯出的要求也在逐年增大,人民幣升值將提高其利潤的外匯收益,并可能因此加大資本外流規模,對國際收支平衡將產生壓力。這些都會進一步影響到外商投資企業及利潤再投資的規模與產業本地化的進程,不利于我國加工貿易產業的持續發展和升級。
(2)增大企業投融資風險。
人民幣持續升值使得國內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不斷攀升,宏觀調控政策趨緊,國外企業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成本會提高,因此可能使我國企業的外幣權益性融資減少,相應地,負債融資可能會有所增加,進而影響我國企業的資本結構和籌資成本,在增強財務杠桿效應的同時,如果控制不當,將增加企業的財務費用。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增大國內企業的運行成本,而且會誘導部分企業盲目擴張,最終造成產能過剩。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或衰退的信號又會造成資本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這必然增大了國內企業投融資的難度。
3我國貿易出口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對策
3.1積極促進對外貿易結構的升級
由于目前我國出口產品中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占比較大,且出口依存度高,特別集中,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和高新技術產品的自主研發和創新比例還不是很高,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增幅比較明顯。人民幣升值會減弱這些企業的勞動成本優勢,降低利潤空問,形成對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所以應在出口方面積極促進貿易結構。國家應積極鼓勵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及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出口,通過促進高新技術發展與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相結合,大力引進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以改造傳統出口產業。企業應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品牌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根本上提高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3.2貿易出口企業應增強規避匯率風險的意識和能力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腳步的加快,出口企業必然需要與國際市場進一步接軌。但是,目前我國許多出口企業缺乏匯率風險意識和有效的風險規避機制,國內金融制度創新、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滯后于市場需求,因此,需要加強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和指導,培養和提高企業自身的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和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企業應該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增加結算幣種,學會利用金融機構提供的風險管理工具。如期貨、期權、掉期等業務,規避匯率浮動帶來的風險,從而保護企業的利益。這就需要選擇合理的結匯幣種,在出口的時候盡可能多的選用人民幣結匯;當出口企業無法選擇幣值的時候,可以采用套期保值等手段;另外要盡量縮短收回時間,防范并規避由于人民幣升值而帶來的風險。
一 引言
我國自入世以來,獲得了比以往更為便利和平等的參與對外貿易條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使我國加工貿易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并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由2001年的5096億美元發展到2013年的41600億美元,順差額由2001年的225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2592億美元,增長了近10倍。這一龐大的貨物貿易規模表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貨物貿易大國。
而在我國貨物貿易飛速發展長期順差的同時,作為貨物貿易引致需求的運輸服務貿易卻一直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短板。我國運輸服務貿易總額雖不斷增加,貿易逆差也不斷擴大。2009年之前,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逆差額一直大于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2007年甚至達到服務貿易逆差額的157.2%。2009年首次小于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占比78%。此后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逆差在服務貿易差額中占比逐年下降。盡管如此,運輸服務貿易仍是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長期增長的逆差給我國貨物貿易帶來巨大壓力。因此,探討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逆差不斷增長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對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顯得十分重要。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進出口具體數據見表1。
二 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逆差增長的原因
(一)貨物貿易迅猛增長,運輸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運力供應明顯不足
2001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5096.51億美元,入世后貨物貿易顯著增長,到2013年已達41600.09億美元,增長了716.24%,年均增長率達到60%。貨物貿易的迅速增長必然引起運輸服務需求的大幅增加。我國外貿貨物運輸的90%以上由海運完成。近十幾年來我國港口投入資金多、基礎設施建設快、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迅速提升、吞吐量增長迅猛。截止2012年底我國沿海主要規模以上港口碼頭泊位數5715個,較2001年底1772個增長了222.5%,年均增長率22.23%,其中萬噸級以上泊位數由2001年底的527個增長到2013年底的1453個,增加了926個,年均增長率16%。2001年沿海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142634萬噸,2012年達665245萬噸,年均增長率33.3%。2012年底我國擁有機動船158309艘,凈載重量21879萬噸,駁船20282艘,凈載重量969萬噸。2001-2012年我國船隊凈載重量年均增長率29%。運力的增長遠不及貨物貿易規模的增長,由此反映出我國貨物貿易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運輸服務的進口實現的。
我國運力供給相對不足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國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投資不足,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集中于港口、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二是大型運輸工具及基礎設施的建造建設周期長,成本投入大,運力的增長存在較長時滯,運力供給的增加短期內難見效果。由此,造成了運力的供給缺口,必須靠運輸服務的進口來彌補,這是造成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逆差增長的一大因素。
(二)運輸服務市場開放程度高,航運業競爭激烈
我國服務市場的對外開放度在我國正式加入WTO后基本保持逐年上升的態勢,尤其是海運服務業。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就取消貨載保留制度,并隨后承諾開放國際海上運輸服務。目前,我國航運市場開放度已超發達國家水平。貨物貿易飛速發展引起的巨大運輸服務需求吸引了來自全球的運輸服務企業。外國班輪公司和貨代迅速進入我國航運市場,給我國本土運輸服務企業造成巨大沖擊。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我國交通運輸業共接受10494家外商投資企業注冊登記,投資總額達1078億美元。目前從事進出中國港口的班輪運輸業務的境外公司數量占2/3。
航空運輸領域,我國的對外開放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雖然無明顯差別,但較之發展中國家仍然很高,這對本處于劣勢地位的我國航空業非常不利。總之,由于目前我國交通運輸業國際競爭力較低,尚處于成長壯大階段,過高的對外開放度不利于本國運輸服務業的發展,給本國運輸服務企業帶來巨大威脅。
(三)外貿企業大量按照FOB條款出口、CIF條款進口
我國集裝箱貨物進出口貿易中80%以上按FOB條款出口,以CIF或CFR條款進口,這種貿易形式將貨物的國際運輸權拱手讓給外方。國外企業采用自有船舶或外資班輪公司承運,我國承運人承運比例只有15%-20%,嚴重影響了本國運輸服務業的市場份額,造成我國運輸服務貿易的大量進口。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第一,我國運輸服務業服務水平不能很好的滿足外貿企業的需要。外國船公司提供的服務到位,網絡健全,外國貨運的服務及組織能力甚至比船公司更勝一籌,可以有效整合船舶、火車、飛機等多種運輸方式,提供“門到門”服務,而中國卻少有貨代企業能做到。第二,我國全面對外資開放運輸服務業后,國外有實力的運輸企業紛紛進入中國市場。第三,一些外貿企業主觀上認為采用FOB出口和CIF進口,由對方負責運輸事宜,可以規避運費波動及運輸過程的風險,也可以減少自己的合同義務,簡化進出口流程。事實上,FOB與CIF同屬于裝運條款,風險劃分都是以裝運港船上為界,并沒有明顯的差別。第四,我國運輸企業、外貿企業缺乏合作及保護本國運輸服務市場的意識。
(四)重要進口物資享受不到“國貨國運”的待遇
“國貨國運”是一國為了保護本國航運業的發展,以立法形式規定進出口貿易貨物,必須全部或部分由本國承運人承運或優先承運,是政府通過為本國承運人提供穩定貨源以提高本國承運人市場份額的貿易保護措施。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均不同程度地推行“國貨國運”政策。美國法律明文規定,凡涉及國防軍用物資、國家進出口銀行提供信貸的貿易物資必須有本國籍船運輸,對外援助物資的3/4、政府采購物資一半以上必須由本國承運。世界各國對鐵礦石的外貿運輸基本控制在進口方手中。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航運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如與本國鋼鐵企業簽訂長期運輸協議進行戰略合作,將鐵礦石運輸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歐洲國家進口鐵礦石的95%以上由本國企業承運。
我國是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運輸權卻基本控制在出口方,國輪承運比例不到30%。我國企業每年僅支付鐵礦石航運費就高達100多億美元。同樣,石油運輸的狀況也不容樂觀。我國從1993年起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原油進口量逐年攀升,從2000年的7 027萬噸增長到2012年的25 378萬噸,年均增長率達20%左右,2013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58.1%。我國90%以上的進口石油是通過海運完成的,在每年的進口石油海上運輸中,自主運輸的比重只有不到40%。本國承運量少,一方面源于我國自主運力較弱,與需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國石油進口企業與運輸方缺乏戰略合作意識,許多石油進口企業沒有固定的合作船隊。
(五)國內航運業缺少保護政策致使本國航企稅負重、成本高
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和韓國不完全取消補貼政策的時候,我國已取消各種形式的補貼政策。稅收方面,外國投資企業在我國不但可以享受國民待遇,還享受更低的稅率;港口、碼頭的投資經營方面外商也有多種優惠;造船方面,我國給予外國船公司出口信貸優惠,而本國船公司在國內造船卻沒有補貼;海運業的政府補貼在各國都非常普遍,如美國政府從90年代開始,每年至少補貼1億美元給本國籍船公司。日本對本國船隊也采取大力保護政策,在船舶制造方面給予補貼和貸款優惠,本國商社租用本國船隊享受稅費減免。日本油輪船隊是由船公司、銀行、石油公司、造船廠多方合作發展的。船公司只有在與石油公司簽下長期合作協議的前提下方可取得銀行貸款。日本油船隊幾乎都采取期租方式租賃給石油進口商,租賃期長達 10-20年。反觀我國政府已不為國內船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財政補貼。
三、擴大我國運輸服務貿易出口的對策
第一,加大我國交通運輸業的資本投入,增加運力供給。貨運量的增加必然對船舶、飛機等大型運輸工具和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配套提出更高要求,這些首先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因此,運輸服務企業應廣開籌資渠道,擴大資本規模,為提高競爭力創造良好的硬件條件。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1)政府投資。政府方面要加大財政支出,健全交通網絡。(2)吸引外資。我國交通運輸業外商實際直接投資額從2001年的9.09億美元連年增加到2008年的28.51億美元,2009年小幅下滑,2012年又增至34.74億美元。盡管外商投資規模近幾年明顯增加,但仍無法滿足我國交通運輸業發展的需求。我國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引進外資,幫助解決現階段我國交通運輸業投資不足的問題。吸引外資同時,要注意監管外資的使用、監督優惠政策的合法運用,并適當保護內資企業,以促進國內市場的公平競爭。(3)民間投資。可以通過發行政府貼息的交通運輸建設債券、設立交通運輸業投融資基金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增加融資渠道。
第二,遵循適度開放原則,對國內運輸服務企業尤其是海運服務企業適當保護。首先GATTS允許發展中國家在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敏感政策上采取保留和例外,這為我國海運服務貿易逐步開放提供了有利條件。我國應該充分利用WTO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的保護性條款,科學制定對外開放程序,使開放程度與現階段我國交通運輸業的實際發展水平相吻合,達到合理保護的目的,以使我國交通運輸業在公平競爭基礎上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其次,政府應充分利用我國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海運大國的優勢,與大型企業聯合,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活動和相關規則制定,明確自身立場,充分發揮話語權維護自身利益,盡力為本國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三,提高國貨國運比例。首先,我國進出口企業要建立國際物流管理理念,在對外貿易談判中,本著服務于本國市場的原則,盡量采用CIF或CFR條款出口、FOB條款進口,給國輪爭取更多的外貿承運份額。這便要求船東與貨主加強戰略合作,航運企業和貨主間密切配合。我國可以學習日本的經驗,通過船公司與貨主達成長期包運合同等形式,實現運貿一體化,以運促貿,以貿拉運。其次,政府應該學習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將軍用物資、戰略物資、政府采購物資、對外援助物資的國際運輸保留給我國承運企業。加強國貨國運政策的透明度,明確規定國輪承運的比例,發揮政府在保護本國運輸服務業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力發展石油、礦石資源型船隊。我國作為石油進口大國,且這種局面短期內無法改變的情況下,石油運輸事關重大。目前我國石油運輸服務主要靠進口的現狀很大程度上威脅到我國經濟安全。我國必須全力組建大型石油、礦石等資源型船隊,提高我國石油、礦產資源運輸能力,從根本上掌握海上運輸環節,掌握我國的經濟命脈。對現有船舶可優化其結構,推動船舶更新換代,提高船舶技術水平,形成梯次合理的船隊結構。
參考文獻:
[1]韓超.我國運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研究.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12月.
關鍵詞:民辦高職;國際金融;教學現狀;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2)10-0102-02
鐘山職業技術學院是一所民辦高職院校,學生的整體素質不高,學習自主能力較弱,而且學院的教學側重于實踐,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所以,《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對象、課程性質和教學目標與普通本科院校都不同。目前,各高校廣泛適用的教學目標、教學方法和考核方法等幾乎都不適用于鐘山職業技術學院。筆者擬根據民辦院校的實際特點,以鐘山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就民辦高職院校《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改革進行初步探討。
課程性質
《國際金融》是教育部確定的高等院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一門核心專業基礎課程,是一門涉及面廣、綜合性強、時代特點突出的應用理論課程。鐘山職業技術學院的《國際金融》課程是國際貿易實務和國際商務兩個專業的核心專業基礎課程,總學時為32學時,共計2學分,在高等數學、西方經濟學和國際貿易實務等相關課程的基礎上開設。課程以外貿業務崗位的實際要求為標準設計教學目標,以外貿業務流程為主線安排教學內容。本著“必需,夠用”的教育理念,通過本課程的學習,讓學生能夠掌握國際收支、外匯與匯率等基本理論;掌握進出口報價、匯率換算、出口收匯、結匯、外匯風險防范等實際操作知識;掌握國際貿易融資、外匯交易和國際結算的基本技能以及防范外匯風險、利率風險的技巧。
教學現狀
學生的學習興趣高,但數學、經濟學基礎薄弱 由于國際金融與世界經濟密切相關,國內的電視、廣播、網站、報刊雜志都會報道一些與國際金融有關的信息,學生對于國際金融事件都能達到耳熟能詳的地步,所以,當課程中碰到相關理論和事件的時候,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比較高。但是,鐘山學院這類民辦高職院校學生本身又存在學習主動性、自覺性較差,學習方法不得當,學習的持久性、耐性弱等特質。特別是在《國際金融》的前導課程高等數學和西方經濟學掌握狀況較差的前提下,遇到要運用前導知識理解存在困難時,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積累起來的學習興趣就會立刻喪失殆盡。而且,國際金融本身又是一門難度較大,綜合性較強的學科,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就形成了越是困難就越是不想學的這樣一種惡性循環。
教學目的和要求偏離應用型人才培養要求 作為民辦高職院校,對于學生的培養目標強調的是應用型人才。雖然在現有教學中所采用的教材明確指出是高職高專的適用教材,但是這些教材往往都是普通本科教材的壓縮,仍然強調并突出完整的理論體系,并沒有特別針對高職高專學生的技能特點,沒有根據外貿業務崗位的實際能力要求做出相應的調整。雖然現有的教學目標和教學過程中強調了像進出口報價、外匯風險防范這類實踐內容的教學,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目前的教材大部分都是偏重于理論,沒有系統的實踐應用能力的指導,加上學生理解方面的困難和教師本身實踐缺乏等因素的共同影響,在《國際金融》的教學過程中往往還是側重于理論教學。
理論與實踐脫節 在現有的課堂教學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學生學會了基本理論,但是不會分析現實的金融問題;學生學會了基本理論,但是不會具體操作。很簡單的基礎理論知識,在課堂上都能聽明白,但是到了實際運用的時候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更別提綜合運用了。這是因為在日常的教學中基本上是純理論教學,缺乏實踐環節,導致學生課堂學習的知識與實際的工作環境和崗位要求相距甚遠。我們既沒有能夠與相關商業銀行合作安排學生的現場實習,也沒有校內的仿真模擬實驗室。即使在課堂上教師通過多媒體手段等方法模擬金融交易環境,學生由于對前期知識掌握較差,理解存在困難,導致配合度低,效果不好。
教師缺乏實踐經驗,教學方法、教學手段落后 現有的《國際金融》教師都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進入教學崗位的,既沒有工作經驗,也沒有到實際工作崗位掛職鍛煉的培訓,缺乏實踐經驗。加上課堂教學又是以理論教學為主,往往就形成了教師是絕對的主體,學生只能處于靜靜聽的被動地位。教師在課堂上講外匯匯率、進出口報價、外匯交易和外匯風險的防范這類知識時也都基本上是紙上談兵,沒有實踐為基礎,講不出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件,調動不起學生的積極性。即使是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也僅僅是教師陳述案例的內容,在對學生進行啟發時,學生的配合度低,很少有學生能夠深入思考。即使在教學中廣泛采用了多媒體的教學手段,但也基本上是將書本上的內容重新翻版,并沒有能夠通過聲音、視頻的形式更好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改革措施
[關鍵詞]金磚國家 廣東與南非 經貿合作現狀 合作前景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5-0052-04
隨著中國與南非經貿合作的深入發展,近年來,廣東與南非的貿易往來呈現出大幅增長趨勢。本文在金磚五國合作的背景下,分析中國與南非的合作進展,梳理廣東與南非的貿易往來、商貿交流及企業投資等經貿合作的現狀,指出雙方作為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開放型經濟體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新能源、基礎設施、通訊、高科技等領域可成為兩地未來的重點合作方向。
一、廣東與南非經貿合作現狀
(一)南非在廣東與非洲貿易中占重要比重
南非是非洲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亦是非洲大陸面向全球的一個貿易窗口。2010年,南非占非洲對粵貿易總額比重近四成,同比上升11個百分點。其中,廣東對南非出口貿易額27億美元,同比增長50%;對南非進口貿易額44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可見,在非洲國家與廣東日益密切的貿易往來背景下,南非在廣東與非洲的經貿關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且呈現出迅猛的合作發展勢頭。據中國海關的數據統計,2011年廣東與南非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65.9億美元,同比增長135.6%。其中,廣東對南非的貿易出口額為30.4億美元,進口額為135.5億美元。這個進出口總額,甚至高于廣東對印度、俄羅斯這些金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
同時,可以發現,南非對粵的出口額僅占非洲對粵出口額的22%,但廣東從南非的進口貿易額則達到廣東對非進口貿易額的70%。這一方面顯示南非作為非洲國家貿易出口的跳板作用非常顯著,另一方面也說明廣東市場對南非的資源產品需求較大。
(二)商貿交流不斷深化
在良好的外貿勢頭推動下,廣東與南非的商貿交流也日益頻繁。2012年的廣東一南非貿洽會中,廣東派出了由40多家企業、80多名成員組成的代表團赴南非,旨在礦業、能源、文化和旅游等領域進一步擴大經貿合作。作為中外企業商貿交流的重要平臺,越來越多的南非客商利用廣交會進入中國市場。據統計,在2009年的第106屆廣交會上,參展的南非客商達1367人,采購金額超過5.8億美元。珠三角各地政府對于推動當地與南非的貿易關系亦非常積極。2011年11月,廣州市組織汽車、摩托車、機械工業、電子電器、輕工產品、日用百貨和皮革皮具等18個行業的50多家企業,赴南非推介廣州的商機,與南非的企業進行業務洽談,并在南非成立廣州市貿促會駐南非聯絡處,建立了廣州與南非長期合作的長效機制和交流合作平臺。目前南非已成為深圳第六大貿易伙伴,2011年兩地貿易總額占到中國與南非貿易額的22.83%。
二、廣東與南非經貿合作的互補關系
(一)廣東是非洲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渠道
廣東不僅具有全國領先的經濟規模,更是一個外向型經濟特色相當明顯的區域。發達的交通網絡、毗鄰港澳的地域優勢,構成了發展對外經貿的優越條件。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易是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2010年,廣東進出口總額、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實際利用外資水平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6.4%、27.1%、19.2%,并保持穩步較快增長。
廣東的外向型經濟主要體現在珠三角區域較高的市場開放度。珠三角是廣東外商投資活動最頻繁的區域之一。2010年,該區域實際外商投資為183億美元(約占全省的90%),外貿進出口總額為7513億美元(約占全省的96%),其中,深圳、東莞和廣州三個城市進出口值占全省進出口總值的72.8%。在經濟的外向性特征方面,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悠久歷史所形成的國際生產銷售網絡,以及對外開放的商業文化,將促使珠三角經濟未來的對外開放程度更高。而在對外交流合作的態度方面,珠三角具有外向型經濟傳統,無論地方政府或是企業,對于對外交流合作都相當開放和支持。這些外向型經濟特征無疑為非洲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了便利通道。
目前,珠三角的家用電器、紡織服裝、輕工食品、建材、造紙、中藥等一批傳統產業發展已經相當成熟,部分行業已開始了對外投資,或轉移到國內其他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而一些現代的服務行業和高科技的、先進的制造業行業,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已開始了迅猛的發展(龔峰,2011)。因此,廣東需要尋求新的合作方向,向勞動力、資源密集型區域轉移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并開展與其他區域的技術合作,這是廣東未來的發展方向。
(二)南非成為“廣東制造”的重要新興市場
廣東與非洲的經貿關系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在進入非洲市場的初期,廣東以出口傳統工業制成品為主。2004年,廣東的機電產品在非洲占有較大市場份額,出口額占廣東對非洲出口的六成以上,其中原電池、摩托車、錄像機、電扇、彩電等出口額均超過千萬美元;而廣東的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非洲也擁有比較廣闊的市場,其中紡織服裝制品、鞋類、塑料制品、家用陶瓷、箱包等商品出口額也超過千萬美元。直至2012年,廣東出口非洲的產品已廣泛深入到家用電器、電子產品、五金建材、禮品及贈品、家居用品、流行服飾配件、服裝及面料、太陽能及節能產品等新興行業領域。
隨著市場需求的多元化發展,廣東制造業產品在南非市場的占有量不斷增加。與南非當地有實力的企業聯合、打造自身專業優勢,是促成廣東企業順利進駐南非市場必不可少的條件。
近年來非洲大陸與廣東合作水平持續升溫,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粵企開始前往南非投資經商。數據顯示,南非已經成為“廣東制造”的重要新興市場和粵企“走出去”的理想選擇。
(三)廣東市場對南非原材料需求旺盛
南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源出口大國之一,煤炭、鐵礦、錳礦等都是南非位列前五的主要出口產品。近年來,礦產資源是南非對外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2003~2010年,南非出口錳礦年均增長率近90%、鐵礦年均增長率高于40%。而煤炭是南非出口產值最高的產品,2003~2010年,南非出口煤炭年均價值3408百萬美元,遠高于礦產、原油等其他出口產品。據悉,亞洲是南非出口煤炭的主要市場,僅2012年3月,南非對中國單月出口煤炭量達130萬噸,同期增長35%。
廣東產業市場規模龐大、經濟發展水平領先,因此對原材料及貴金屬市場都具有穩步上升的剛性需求。以鉆石市場為例,廣東是我國重要的鉆石加工基地。近年來,廣東逐步形成了綜合型的鉆石鑲嵌和鉆石加工的產業集群優勢。如位于廣州番禺和從化地區的沙灣珠寶產業園、鉆匯珠寶采購中心和從化旗桿鉆石生產基地等特色園區。同時,廣東又是我國對鉆石需求最大的市場之一。歐盟、南非是廣東重要的鉆石來源地,但由于歐盟進口市場乏力,近年,南非鉆石進口市場比重逐步加大。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五大鉆石生產國,南非向廣東出口鉆石近年快速增長。廣東與南非的鉆石貿易也是雙方貿易互補性的重要內容。
三、合作前景與對策
(一)合作前景分析
2006年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非雙方的經濟合作以貿易、投資為主,涉及金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及旅游合作等多個領域。2012年,第五屆中非合作論壇,再次確定了雙方合作的重點領域,包括投融資領域合作、技術援助合作、職業培訓、醫療衛生合作、基礎設施建設、民間團體交流合作、學術研究合作、軍備建設、安全合作等。中國對非洲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定位,對兩地經貿合作的方向產生重要影響,也為廣東與南非未來的產業合作指明了方向。
首先,廣東與南非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貿易往來仍將占重要地位。機械設備和電氣設備等機電產品是南非進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其中包括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推土機、發動機等機械設備,手機、電話、變壓器、發電機等電氣設備。廣東與南非在機電產品領域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此外,雙方在汽車零部件、五金、塑料制品等傳統領域的貿易也具有較大的合作空間。
其次,兩地礦產資源、新能源上的合作潛力巨大。隨著傳統能源的日漸衰竭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新能源合作將成為未來的主流發展趨勢。2011年,南非進一步修訂了能源發展戰略,計劃在國內外市場投人120億美元,同時投資新能源發電技術。此外,南非將提高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應用比例(林躍勤、周文,2012)。對廣東而言,隨著未來經濟發展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的急劇增長,為了保證可靠的資源供給和可持續利用,在開拓南非資源市場的同時,還將加強新能源開發上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可見,未來資源類開發項目將成為雙方投資合作的優先領域。
再次,基礎設施工程領域的合作前景廣闊。目前,非洲不少區域性基礎設施項目都被納入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例如,東非經濟共同體的鐵路系統建設規劃、東非地區的通訊工程,都是促進地區發展的重要項目。而南非各省不乏鼓勵投資的措施,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需求大。因此,廣東企業在幫助南非建設鐵路等基礎設施方面有很大空間,而南非的地區性基礎設施網絡項目,將成為珠三角企業尋求國際投資項目的關注點。
目前,南非與外資合作的行業主要有:電信和信息技術,能源和石化,機電產品、汽車和零配件等,此外還包括貴金屬、醫藥用品、航天器、食品、飲料和煙草,交通及交通設備,采礦,化工、塑料和橡膠制品,飯店、休閑和賭博,金屬制品等其它部門。在南非對外國投資優先名單中,中國企業已廣泛進入金屬冶煉、采礦、生物燃料、汽車、電信、化工等重點領域。可見,廣東與南非未來的合作潛力將不僅限于基礎設施建設、農業開發、教育、初級產品加工和醫藥衛生等傳統領域,而且在信息通訊、生物技術、旅游服務、金融服務和生態環境,空間技術和航天等新興產業也有合作機會。
(二)合作對策建議
廣東與南非的貿易互補性較強,同時又具有一定相似性,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著競爭。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廣東與南非應積極發揮雙邊經濟互補優勢以及政治優勢,發掘經貿合作潛力,提高貿易結合度。推動雙方經貿合作向更大規模、更寬領域和更高水平邁進。應繼續改善合作環境,進一步相互開放市場,消除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障礙,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
第一,加強信息交流。廣東與南非相隔遙遠,雖然有良好的政治關系,但是民間和企業間的相互了解尚不夠,對各自市場的了解缺乏將會阻礙經貿關系進一步發展。廣東與南非雙方都有加強經濟信息溝通的強烈愿望。而發展官方和民間的南非經濟咨詢服務,對更有效地開展兩地的商貿活動將起關鍵作用。
第二,改進合作方式。南非市場經濟自由度高,同時又有許多鼓勵對外合作的政策,這為進駐南非的企業創造了有利的投資環境,尤其是中小企業、私營企業,與南非在經貿方面有較大的合作空間。但南非的高技能技工短缺,勞工成本高等不利因素構成了外資進人的障礙(吳丹紅,2004)。因此,對于不熟悉當地市場的國外投資企業來說,可以在合作方式上嘗試與當地企業合資,將有助于打開銷路,形成利益共同體。
第三,加強次區域組織的發展和區域性發展項目的開拓,對促進雙方的貿易、投資和其他合作領域的開拓至關重要,將為兩地合作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空間。為進一步加強雙邊經貿合作,需要確定區域內開發的重點領域和策略目標,使廣東與南非的經貿關系由雙邊到區域,再到整個大陸,逐步擴大其合作區域及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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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也稱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是指在國際貿易過程中以人民幣報關并且進出口貿易均以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居民可以向非居民支付人民幣,也允許非居民持有人民幣存款賬戶,其業務種類包括進出口信用證、托收、匯款等多種結算方式。一直以來,我國在國際貿易中主要使用美元、歐元和日元等外幣進行跨境貿易結算。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和對外貿易量逐年增長,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大貿易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我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國的地位和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使貿易大國和貨幣小國的矛盾得到越來越深的激化,這種矛盾不利于我國企業尤其是外貿企業的健康發展。特別是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國際結算貨幣匯率的劇烈波動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了很大的風險,而人民幣匯率在此次危機中保持了較小的波動幅度,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企業競爭能力的不斷提升,未來人民幣的需求將逐漸增大,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也充滿了信心,要求跨境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呼聲便隨之越來越高。為保持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水平穩定發展,200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和銀監會聯合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標志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正式啟動。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際運作,試點工作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多家跨國銀行開始敦促企業客戶在與中國的貿易交易中使用人民幣而非美元。據中國人民銀行初步統計,截至2010年5月底,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445.52億元,較2009年底大幅增長十余倍之多?201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委又聯合了《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擴大到20個省,不再限制境外地域。到目前為止,2011年前4個月跨境貿易結算總量已達到5300億,超過2010年全年的總量5000億,占總的進出口貿易量的2%左右,并且人民幣結算量現在以每月新增1500億至1600億元的態勢繼續增長。而在2010年下半年的時候,美國、歐盟和日本等部分發達國家競相通過維持低利率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引導本幣貶值,就中國而言,美國政府加大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力度,激化了中美之間的貨幣糾紛。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將有助于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對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我國外貿企業財務的影響
(一)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 (1)對營業收入的影響。在傳統結算方式下國際結算貨幣匯率的劇烈波動會給我國外貿企業帶來巨大的匯率風險。如若一家外貿企業采用美元計價與境外客戶簽訂了一個5400萬元人民幣的訂單,當時匯率為$1=¥7.50,在貨到付款銷售方式下,該企業在會計上應增加720萬美元的應收賬款,而當貨物驗收合格入庫時,匯率變為$1=¥7.40,此時這家外貿企業就只能收到5328萬元人民幣的貨款,那么該企業在這筆交易中就整整損失掉了72萬元人民幣的營業收入,由此看出,結算貨幣匯率的變動那怕是微小的變動對我國進出口企業來說可能都是致命的,企業會因此而不敢貿然接單,進而影響了我國對外貿易額。在采用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結算后,不管其他貨幣匯率如何波動,我國外貿企業將不再承擔匯率風險,這將有助于我國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穩定和便利外貿企業的對外出口,最終使營業收入總額得到提升。(2)對成本費用的影響。首先,規避了匯率風險。采用人民幣結算可為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減少匯兌損失,降低財務成本,同時還會減少由于匯率變化所帶來的定價成本,企業可以在貿易談判中一次性鎖定價格。當然,如果企業自身出口收匯量可滿足對外付匯需求,則不需承擔匯兌損失,企業可根據收付匯情況對財務進行管理,此時若采用人民幣結算,將會對企業財務產生影響。其次,降低了出口成本。以出口信用證為例,一般銀行開信用證需支付1.5個點,結匯需支付1個點,此外,對外匯進行套期保值,還要另行支付成本。據研究表明,對出口企業而言,用人民幣結算大致可以節約3%-5%左右的出口成本,從而增加了企業的出口數量和出口金額,擴大了對外貿易量。再次,節省了部分匯兌成本。在傳統結算方式下,對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跨境貿易的雙方來說,由于使用的是第三方貨幣,就存在著各自本幣兌換為第三方貨幣再進行結算的兩次兌換成本,境內母公司與境外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跨境貿易結算亦是如此,當跨境貿易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后可以減少其中的一次兌換并節省部分的匯兌成本,從而可以增強外貿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競爭能力。最后,節省了進行外幣衍生產品交易的有關費用。當采用外幣進行結算時,為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通常會委托銀行進行衍生產品交易,而外資銀行對衍生產品交易的收費普遍要比中資銀行收費高。根據調研,委托銀行進行衍生產品交易約占企業營業收入的2%-3%,在使用人民幣結算后可以減少在這些交易中發生的有關費用,并且企業的成本利潤可以用人民幣清晰的固定下來,有助于企業進行財務核算。由以上分析可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將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和產生更大的現金流,利潤總額的增加能提高銷售利潤率、成本費用利潤率等指標。在資產變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還能使凈資產收益率和總資產報酬率得到提高。除此之外,對盈余現金保障倍數和EVA率等指標也有所改善。
(二)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 (1)對企業籌資投資的影響。跨境貿易采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提高了境外機構獲取和運用人民幣的渠道,使境內企業能更加便利的使用海外資本,降低了企業籌集資本的成本,提高了投融資的效率,促進了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發展。(2)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隨著人民幣在境外流通性的加強,人民幣結算偏好程度的增加,我國金融市場越來越發達,外匯管理制度越來越完善,我國外貿企業將能更輕松更便利的進行對外投資和對內籌資,這將有助于企業對資本結構進行合理的調整,有助于企業有效的運用財務杠桿的作用進行生產經營和對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帶動對外第三產業發展。同時,由于我國外貿企業對外出口的產品大都是低附加值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不失為國內外貿企業轉型的大好機會,企業可以通過自主研發和技術革新來促使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提高科技含量和生產效率來加大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例,從而帶動企業更好更快的發展。通過分析可以看出,采用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結算后,企業能更靈活的進行籌資和融資,能使企業將資本結構調整到更合理的狀態,有助于管理層對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現金流動負債比等財務指標向著有利于自身發展方向進行靈活的調整。
(三)對企業營運能力的影響 (1)對資金使用效率的影響。在外幣結算制度下,出口企業需要去外匯管理局領取核銷單,出口后還需要等待核銷才能結匯。當采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時,不需要納入外債額度管理和外匯核銷管理,進出口時也不需要提交核銷單,而且減少了外幣定價、結售匯等環節,這樣在節省費用的同時還能縮短兌現時間,使企業進出口的便利性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同時,對外貿易中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企業的外匯核銷手續和進出口業務流程都得到了很大的簡化,并且貨幣匯兌次數由兩次變為一次縮短了資金流動環節和結算過程,進而可以加快資金周轉速度,提高企業資金的結算效率和使用效率。(2)對資金管理的影響。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時,生產用資金和貿易用資金幣種相同,企業運營貨幣和合同計價貨幣幣種也相同,企業在合同簽約前就能切實的了解收入和交易成本,從而可以提高企業決策的有效性,有利于企業更有效地進行現金等資金管理,便于企業制定長期規劃,增強企業應對國際經濟變化的能力。通過分析可以看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有助于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資金得到更好的管理,從指標上來看就是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和總資產周轉率等財務指標將會得到提高,不良資產比率會有所降低。
(四)對企業發展能力的影響 (1)對企業貿易合作關系的影響。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有利于加強國內外貿企業與貿易伙伴,特別是周邊貿易國家和地區的企業的貿易關系,有利于促進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的發展,同時也為企業開拓新市場創造了條件。(2)對企業外貿發展的影響。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有利于我國外貿企業改善貿易條件,促進企業從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有利于促進企業拓展海外市場,部署全球發展戰略,有利于促進我國周邊貿易的發展和提高我國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緩解國際貿易摩擦壓力,創造和保持平穩的貿易環境,對提高企業總資產增長率、資本保值增值率和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等財務指標有較大促進作用。
三、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我國外貿企業財務影響的案例研究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根據新聞中心的2010中國家電企業排行榜,選取了7家在出口額和利稅總額均名列前茅的國內知名家電企業作為本文的分析樣本,其中有2家被列入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企業的名單內。案例分析中所用的數據,除權重數據是運用層次分析法計算得出的以外,其他數據均來自巨潮網中各家企業的半年度財務報表和季度財務報表。
(二)具體案例分析 由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是從2009年7月初正式啟動的,本文將運用層次分析法分別對每家企業2009年上半年和2009年第三季度兩個時間段的財務綜合水平進行定量分析,然后對財務綜合值進行單位化,在消除時間因素的影響下再進行比較。與上文的分析相對應,此處仍將從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營運能力和發展能力四個方面著手,根據客觀性、重要性、綜合性和代表性原則,在能衡量這四種能力的財務指標中,各選取了3項指標來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綜合評價,層次結構如圖1所示。按照圖1三個層次關系,利用層次分析法對層次結構中各層次相關元素的相關程度賦值并經過一系列計算后,得出該12項財務指標在企業財務綜合評價分析中的權重數據按上圖從左至右的排列順序分別為0.087、0.022、0.022、0.038、0.008、0.022、0.080、0.080、0.241、0.044、0.124和0.233(因篇幅原因詳細計算過程略)。同時,根據企業對外公布的半年度報表和季度報表的財務數據計算出的每家企業2009年上半年和2009年第三季度的各項財務指標結果如表1所示。然后根據每項指標的數據結果和對應的權重數據計算出各企業2009年上半年和第三季度的財務綜合評價值,這樣各企業之間可以進行橫向比較,為了使各企業能進行縱向比較,需消除時間因素的影響。本文以ST春蘭的財務綜合值為基數,即視ST春蘭2009年上半年和第三季度的財務綜合評價值均為單位1,分別計算出其他各企業財務綜合值的單位化值,最后用各企業第三季度與上半年單位化值進行縱向比較,計算出各自的降低幅度,具體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三)分析結論 根據表2中的數據結果分析可知,當以一家企業的財務綜合值為基準(本案例以春蘭為基準)進行比較分析時,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外的四家家電企業(青島海爾、美的電器、四川長虹和青島海信)的財務綜合值降低幅度均接近于80%,而對外貿易結算方式由外幣結算改為人民幣結算的兩家試點內企業(深圳康佳和廣州國光)財務綜合值降低幅度略為70%,明顯低于試點外企業財務綜合值的降幅,而這還僅僅只是經過了一個季度所產生的財務綜合水平差距,如果時間越長,預期所產生的差距會越大,這說明對外貿易結算方式的改變對企業財務綜合水平確實帶來了很大的正面影響。同時,從表1中各項財務指標計算結果來看,不管是用來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凈資產收益率和總資產報酬率,還是用來衡量償債能力的速動比率和現金流動負債比,還是用來衡量營運能力和發展能力的其他財務指標,從整體上而言試點內企業要比試點外企業上升幅度大,這進一步印證了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由于精力和數據獲取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僅選用了七家公司作為案例樣本,在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并驗證時還存在不足之處,希望可以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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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東方重工、浙江新世紀等先行者之后,2010年9月8日,中國第四大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正式證券交易所,賺足了資本市場的眼球。兩個月之后,熔盛重工也宣布重啟IPO,在香港進行投資者路演。航運企業在資本市場的接連動作,標志著航運業已再現復蘇跡象,在新船價格觸底回升的推動下,船舶融資市場感受到一絲暖意。
一份來自國外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2010年上半年中國的船舶完工量達到801.4148萬CGT(標準貨船換算噸數),韓國(747.0889萬 CGT)位居第二。這是中國首次在半年建造量上成為了世界第一,同時這也是韓國自2003年在船舶三大指標方面超越日本成為全球首位后,第一次被超越。
據了解,當前中國外貿海運需求近幾年以年均12.3%的高速增長,遠遠高于世界海運量年均3.6%的增速,中國因素已然成為世界海運需求的主導力量,使世界航運中心正向中國轉移。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進出口貿易量的快速增長催生了我國造船業和航運業的蓬勃發展,中資背景船東和航運公司產生了巨大的船舶融資業務需求。
船運業屬于資金密集型行業,在基礎設施建設、船舶制造、航運管理與交易等各方面均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同時貨物貿易的背后實際是國際間資金流動的過程。因此船運和金融與生俱來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且金融服務業對航運業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撐作用。航運金融通常是指航運企業運作過程中發生的融資、貨幣保管、兌換、結算、融通等經濟活動而產生的一系列與此相關業務的總稱。航運金融不僅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對國際航運市場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不過當前中國的船舶融資卻成為制約造船業發展的短板。在中國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正亟需資金為其推波助瀾。根據挪威銀行提供的數據顯示,在全球市場當中船舶融資缺口將高達3000億美元到3500億美元,另據業內人士透露,中國的船舶融資缺口將達600億美元,占全球市場船舶融資的1/5。針對當前船舶融資市場,《首席財務官》雜志記者分別走訪了,挪威銀行(中國)副總裁周茜、民生銀行貿易金融部船舶融資主管汪春寧、招商銀行離岸業務部總經理林大水,試圖為讀者深入的剖析當前中國航運業發展和船舶融資市場的前景。
我國也需要船舶融資!
事實上,船舶融資在國外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然而在金融服務業當中,一方面由于船舶融資業務資金需求量較大,提供貸款的期限長,受船運業市場波動性和國際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較大;另一方面,船舶融資領域需要銀行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所以在國際船舶融資領域一直缺乏中資銀行的身影。
中資銀行的缺失,與正在崛起的中國造船業成為制約中國船運業發展的特有“矛盾”。對此周茜認為,船運企業在一個國家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像中國出口型的拉動國家經濟來說,海運運輸道路的暢通是非常重要的。“在上個世紀60年代〜70年代,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得益于出口型經濟策略,而日本銀行為日本造船傳動提供了充足的貸款和融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騰飛。”
二戰后,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作為亞洲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代表性國家,他們最大的共性在于以外向型經濟作為主導。可以說,以外向型經濟作為主導的驅使下,船運業無疑是最需要大力發展的產業,因此以上三國均作為世界船運業大國。
“可以說這些國家在當時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天時,就是整個經濟都是往上拉動的形式,地利就是國家經濟是以出口為主導,人和即國家有能力,有技術去造船。”周茜表示。
當前的中國也正處于這樣一個發展實際。周茜笑談,“在歷史上很少能看到有哪一個國家有這么好的經濟發展機遇,并在政策、政策及技術等各方面的條件都會非常的齊備。”
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造船業的發達得益于其完善的船舶融資配備。日本的瑞穗實業銀行、三菱銀行船舶融資業務曾一度居于世界銀行榜單的前五位之列,而新加坡海事信托基金模式成為船舶股權基金最有代表性的模式。同樣,韓國的船舶保險業,出口保險公社(KEIC)以及相應的KEXIM銀行也被其他國家所借鑒。
對此林大水表示,“從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歐美、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造船強大一定會導致本國船東強大、本國船東強大也同樣會帶來本國銀行融資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中資銀行入主船舶融資
2008年金融危機中,伴隨外資銀行囿于流動性緊張,無法滿足船舶融資市場的巨大需求,中資銀行逐漸正式進軍這片優質“藍海”。一些歐洲的外資銀行受到重創紛紛撤資,因此船舶融資的重心開始向亞洲轉移。2009年初,全球銀團貸款的榜單上就有亞洲多家銀行進入前10名,而歐洲銀行所占份額迅速下降。汪春寧分析,船運市場萎縮和歐美各國銀行不能自保成為外資銀行暫停業務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機期間,由于中資銀行提供買方信貸,使得國內船廠承接了不少新船訂單,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等一時間在全球船舶融資市場中迅速崛起,很多歐美船東爭相與中資銀行接洽貸款事宜。如今,中資銀行已向西方國家船東發放了數十億美元貸款。當然這與中國鼓勵金融機構支持造船業振興和實力雄厚的中資銀行與有意進入船舶融資這個長期被西方銀行占據的領域密不可分。周茜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資銀行開辟船舶融資業務帶來了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對于中資銀行發展船舶融資業務,林大水指出,當前中國船舶融資市場的潛力非常巨大,中資銀行目前提供的船舶融資業務是目前全球船舶融資業務量的5%左右,市場份額較少,這與我國作為一個造船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
汪春寧認為,盡管當前中資銀行已經開始步入船舶業務,但尚屬于起步階段。“船舶融資業務在國外金融領域是一項相對成熟的業務,但是在中國除了進出口銀行較早開展此項業務外,其他銀行都對此業務涉足不深,基本屬于同一起跑線。”
實際上中資銀行開展船舶融資業務涉入不深的原因主要在于銀行對船運業專業性了解不足,對船運市場的把握力度不夠。從船型上看,船舶建造是非常復雜的,而且船型種類非常多,包括諸如油船、散貨船、集裝箱船、液化氣體船等等14大類。其中每一類船型又分很多種,這需要花費很長時間來掌握這些知識。對市場的了解更為復雜,掌握船價波動規律需要漫長的時間來作經驗積累。林大水表示,這些都會為中資銀行開展船舶融資業務帶來挑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數中資銀行是以抵押貸款方式對船廠融資,而非真正意義上通過買方信貸對船東進行融資。盡管中資銀行船舶融資處于起步階段,但中資銀行仍通過各種方式在這一巨大的市場中搶到各自的份額。其中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構立足于本國造船業,在今年上半年均完成了多宗涉外大額交易,對緩解歐洲船東的資金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在管理架構和商業模式上推出一系列重大創新的民生銀行,正集中資源重點發展船舶融資等特色業務。民生銀行主要以優質民營企業作為船舶融資業務的核心客戶,并把3〜10萬噸載重的散貨船作為其提供融資的主力船型。其船型主要集中在靈便型散貨船和巴拿馬型散貨船。
汪春寧表示,以散貨船作為市場定位的考慮主要是源于散貨船廣闊的市場前景和良好的流動性,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物流業的快速發展注定了散貨船市場剛性需求的長盛不衰,另外3萬噸到10萬噸之間的散貨船,對不同貨物批號的適載性較強,對不同航道適應性較強。”
據悉,民生銀行貿易金融部從2006年開始發展船舶融資業務,共為36家船廠及大型貿易企業建造的120艘船舶提供授信支持,共計360億元人民幣。其中開立預付款還款保函共計240億元人民幣,其他授信品種共計120億元人民幣。船東融資方面,共為四家民營船東建造的16艘船舶提供了總金額為20億元人民幣的授信支持。
與民生銀行一直強調做特色船舶融資相比,招商銀行也在根據自身特色發展船舶融資業務。招商銀行在1989年經人民銀行批準率先開展離岸金融業務。到目前為止招商銀行的離岸金融在中資銀行中的主要指標如存款余額、資產總額、 國際結算量及利潤總額均排名第一。由于航運企業在自身管理和運營上的獨特性,中資背景的船東往往選擇將單船公司注冊在境外,而作為非居民服務而存在的招商銀行離岸業務恰恰契合了中資船東非居民身份的需求。在金融危機中,外資銀行暫時退出船舶融資市場的局面下,非居民的身份給一些船東尋求中資銀行的融資帶來了很大困難。招商銀行離岸業務在此過程中把握時機,推進離岸船舶、航運金融業務。
林大水表示,目前許多中資銀行都在開展船舶融資業務,主要的形式是通過金融租賃公司開展船舶融資租賃業務,通過國內分支機構買方信貸業務以及通過其在境外分行,主要是香港或新加坡分行開展的境外船舶融資業務。“招商銀行離岸船舶融資業務在一定意義上來講更接近于中資海外機構開展的船舶融資業務,但又有自己的特點,即境內機構續做境外標準船舶融資業務,更了解客戶,更貼近市場,溝通交流更加便利。”
而在客戶選擇方面,招商銀行主要以中遠集團等實力雄厚的中資背景企業,憑借離、在岸聯動營銷優勢和產品優勢,利用對其境內股東背景的了解,積極發展離岸船舶融資業務。其次,以船舶融資帶動船舶保函、船舶交易賬戶監管、船舶買賣資金和租金交割結算、船員工資等金融服務。據招商銀行透露,截至今年上半年,招商銀行離岸業務部已收到的船舶融資需求便達到了50多條船舶、金額超過20億美元。
群雄逐鹿
船舶融資一直是外資銀行壟斷的“自留地”,挪威、德國、希臘等國的銀行基本壟斷了船舶融資市場。就在中資銀行開始試水船舶融資業務之時,外資銀行也已經紛紛進駐中國進行布局。
與國際化的大型外資銀行相比,盡管挪威銀行綜合實力相對不強,但是作為三大主業之一,船舶融資業務一直在世界排行榜中位列前五位,在2010年的最新排行榜中更是位列世界銀行榜首。與其他一些傾向支持本國企業的外資銀行不同,挪威銀行更側重服務于世界各國一流航運公司。同時挪威銀行也是在2006年最早針對中國籍船舶開展融資業務的外資銀行,且開業當日即與上海時代航運簽訂兩艘干散貨船融資項目。挪威銀行是迄今為止惟一一家在中國專門擁有船舶融資專業隊伍的外資銀行,也是為數不多的為中國籍船舶提供融資的外資銀行。今年6月,挪威銀行獲準在我國境內開展人民幣結算的融資業務。
緊隨挪威銀行之后,RBS、HSBS等國際銀行紛紛靠近中國船舶融資市場。2007年,法國外貿銀行就已經投身中國船舶融資市場,并于當年年底與上海浦遠船舶有限公司簽訂了一份新造船融資協議。2008年,澳大利亞新西蘭銀行表示對中國船舶融資市場相當重視,同時宣布已經審批了幾家企業的船舶融資計劃。
此外,為了更好地實施船舶融資本土化策略,法國外貿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法國興業銀行等外資銀行紛紛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設立分行,負責相關業務。早在2006年的一次船舶融資會議上,某外資銀行高管就預計未來五年,將有20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開展船舶融資業務。如今,隨著外資銀行的涌入,這一預言即將成為現實。
伴隨中資銀行的強勢介入,中國的船舶融資市場呈現出群雄逐鹿的格局,不過對于這種市場格局,中外資銀行的態度卻顯得十分平靜和積極,希望能尋求一種共贏的發展態勢。
在周茜看來,中資銀行最大的優勢在于強大的網絡分布,對本地市場非常了解,而且“不差錢”,充沛的資金流動性讓其可以有能力做貸款。但她同時也表示,相對于外資銀行而言,中資銀行對國際航運信息的分析深度和航運市場變化的敏銳程度稍顯不足。
挪威銀行在世界各航運中心幾乎都建立了服務網點,擁有豐富的船東資料。其借助歐美地區完善的船舶保險、船舶經紀和船舶買賣等航運服務體系,可以迅速完成客戶資質評估,及時進行船舶買賣估價,隨時提供船舶咨詢服務,合理安排船舶保險,制定個性化的融資方案。周茜認為,船運業是一個國際化的行業,因此作為一個開展船舶融資業務的銀行必須要有全球化的視野。
基于外資銀行的先進經驗,汪春寧表示,民生銀行非常重視與同業的交流互補,也將積極借鑒外資銀行船舶融資業務中的先進經驗和成熟業務模式。汪春寧認為,中資銀行可以憑借自身對國內船舶企業的了解和外資銀行先進經驗共同開辟國內市場,并可以彼此優勢互補。
今年10月,總理訪問希臘時,曾宣布將設立“中國希臘船舶發展專項資金”,為希臘船東采購中國船舶提供一攬子資金支持。之后不久,希臘的兩家船東就獲得中國進出口銀行所提供的融資。更值得一提的是,為這兩家船東的牽頭行也正是挪威銀行。
周茜認為,船舶融資是一個很大的項目,資金需求量大,所以在開展銀團貸款時,需要一個牽頭行。牽頭行必須對客戶有著比較深刻的了解,既要了解這個客戶的發展戰略,還要了解這個客戶所需要的產品。這樣牽頭銀行才可以安排整個融資結構,并邀請其他銀行參與,“我們很希望和中資銀行展開互動,相互合作。”
呼吁政策后盾
伴隨中國航運業的大發展,國家政策也正逐漸“松綁”:2008年國務院提出“國油國運、國貨國運和國輪國造”的發展政策,同時要求加快高附加值船舶和大型先進工程船舶及船用配套裝備的研發制造;2009年國務院發文,要求在2020年將上海打造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同年年終,總規模200億元的船舶投資基金在天津投入運營,這也是我國第一只船舶產業投資基金,船舶產業基金將集合社會資金為我國航運業發展提供金融支持。
不過受訪者一致認為,國家政策的扶持力度還遠遠不夠。
從歷史上看,其世界典型國際航運中心均是以面向海洋、航運業發達的國際大都市作為依托,并與國際經濟、貿易中心密切相關。目前,世界主要國際航運中心城市為倫敦、紐約、鹿特丹、新加坡、香港等。這些國際航運中心城市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擁有一個發達的國際航運市場;二、強大的腹地經濟;三、充沛的集裝箱物流;四、國家或區域性進出口貿易的航運樞紐;五、良好的港口條件和一流的港口設施;六、具有完善的后方集疏運系統;七、積極扶植的政策和良好的法律環境。目前上海在以上各方面的條件都已基本成熟。
除以上幾點之外,建設國際航運中心還必須伴隨著航運金融的建設和發展,一個高效發達的航運投融資體系與航運衍生產品服務體系對于確立和鞏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至關重要。
軟件方面的配套也十分重要。“中國建造國際航運中心,相應的配套設施都要跟上,比如船舶保險,評估機構,透明、高效的法律體系,還有要擁有了解海事法的律師事務所和法官。”周茜分析說。
汪春寧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所占比重的迅速增加,航運業對中國這樣一個進出口大國將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國貨國運,國油國運”已成為保障經濟命脈暢通的必行措施。國家必須鼓勵發展多種類的金融配套服務來滿足航運業的巨額資金需求。
雖然國家在政策上積極推進中國船運業的發展,但在實際的造船過程中,由于稅收成本和船舶登記制度使船東選擇離岸登記融資,稅收優惠的缺失降低了境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此外,國家在離岸業務的管制也影響了國內金融機構在船舶融資業務上的發展。周茜表示,在海外貸款比在境內貸款要有優勢,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稅收成本比境外高資金流動受到限制,使得資金使用效率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