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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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FDI區位；資本輸出；FDI目標國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三十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人均GDP從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增加到2006年的35萬億人民幣，人均存款近3萬元。按照鄧寧的發展水平理論，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注：根據鄧寧的發展理論，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在其中的第三個階段，本國對外投資規模快速增加，并逐漸超過引入外資的規模。人均GDP達到2000-4750美元間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筆者注。)，即本國對外投資快速增加，并將最終超過引入外資額的階段。這一點已經明顯地在我國經濟中表現出來。從對外投資的情況看，在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較重視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區位選擇戰略時，應該從多重角度，通盤考慮。
理論界至今還未形成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一般理論，但很多主流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包含了區位選擇的思想，這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對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區位選擇理論有較為完整的闡述。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FDI的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不長，與國外豐富的理論成果相比，中國學者更多地從經驗角度對FDI區位理論進行了深化，從東道國區位因素、投資主體、投資動機等角度研究了中國企業FDI的區位選擇，雖然驗證方法不盡相同，但缺乏對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綜合研究框架。本文在總結現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企業FDI情況進行了回顧分析，對我國FDI區位選擇戰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從理論角度上，提出結論。
二、理論研究匯總
（一）FDI區位選擇理論沿革
對FDI區位選擇最早的論述見于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由Hymer（1960）提出，后經Kindleberger 和Caves 發展形成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從投資動因角度分析FDI行為。[1]從中不難推論，擁有壟斷優勢的發達國家是FDI輸出國，而不具有以上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則是FDI輸入國。R. Vernon在壟斷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該理論認為，產品在市場上呈現周期特性，經歷了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的新產品從最初生產該產品的發達國家，依次向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國家轉移，在不同的階段，企業應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20世紀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內部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現代跨國公司是市場內部化過程的產物。正是內部化的動機，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就是在國際間實行市場內部化的過程，交易成本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變量，跨國公司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Caves（1971）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
Dunning（1973）在總結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吸收區位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將區位因素納入了FDI理論分析的范疇。他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區位優勢則是其充分條件。[2]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企業優勢的微觀基礎上，對FDI的動因及區位從宏觀角度做出了解釋。
Kojima根據日本國情，發展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提出比較優勢論。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從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其結果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的影響。
隨著跨國公司活動的全球化，除了傳統的區位因素（自然資源、市場規模、基礎設施、貿易壁壘等），集聚經濟已成為FDI區位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跨國公司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機構的區位選擇在與其具有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上下游企業集聚區，以利用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集聚效應。一個產業的空間集聚會形成產業特定的溢出效應和規模經濟。在產業集聚地區，基礎設施發達，熟練勞動力充足，產業配套條件較好，知識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性較強，便于外國企業開展專業化分工協作。Luger & Shetty（1985）通過其對產業的研究，驗證了集聚經濟對公司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Porter（1990）認為，產業集聚能加強該產業的競爭優勢。[3]
（二）發展中國家FDI區位選擇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FDI活動的急劇增加，對其區位選擇的理論研究也是FDI理論的重要方面。前蘇聯學者阿勃利茲若伊利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采用較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同時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使產業在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經濟組織形式上產生差距，使產業間的聯系減弱。同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在供給和需求上的低彈性，無法對現代工業部門提供的經濟發展機會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使產業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在遠遠未到規模效益要求的情況下，出現了結構性供給過剩乃至個別行業或企業的相對過度資本積累或相對資金富余，于是對外投資就成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該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FDI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在于：（1）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具有優勢。（3）低價產品營銷戰略。該理論指出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4]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其投資，因此，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適宜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
Lall（1983）通過分析印度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盡管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并不是被動地模仿和復制引進的技術，而是對其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技術地方化理論更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引進技術的再生過程，按照該理論，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投資區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針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現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提出了技術創新升級理論。[5]依據該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受“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的影響，其FDI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即首先在周邊國家投資，然后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擴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開始生產高科技產品。同時，向發達國家投資以獲取更先進的制造業技術。Dunning（1998）指出，無形資產在FDI區位選擇中的影響越來越大，FDI區位的決定因素日益綜合化。
小澤輝智（1992）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跨國投資的模式選擇應能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將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跨國直接投資作為互相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分析。他認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轉變成向海外投資，并把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海外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貿易支持型向技術支持型的對外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
（三）其他文獻研究
很多學者應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F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稅率這一變量，研究了財政政策對投資者的影響。Nigh（1985）證明了穩定的政局對投資的正面影響。Contractor（1991）證明了政府政策對FDI投向的影響。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變量和非政策變量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他們發現東道國實際稅率對FDI顯著正相關，準入門檻對FDI進入有顯著負相關效應。[6]一些非政策性變量，如政局穩定、自然距離、人均GDP和基礎設施對FDI流向也有顯著正效應。
通過分析美國對OPEC國家的FDI數據，Olibe & Crumbley（1997）發現，政府資本性支出為顯著正影響因素，而人口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7]Mudambi（1999）運用理論，分析了政府投資機構在吸引投資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對不同國家FDI流量及特點進行了綜合分析，發現FDI更多地流向發達國家。另外，也有研究關注FDI初次進入市場的情況，而不是對FDI進行動態監測。但從FDI投資路徑上分析，的確存在地域性因素。這種觀點認為隨著東道國社會環境的變化，FDI類型也在發生變化。欠發達國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資源開采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勞動者勞動技能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會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資。當然，公司戰略和其他宏觀經濟因素也會對FDI產生影響。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踐回顧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回顧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最初幾年規模很小，年均投資流量不足4000萬美元。然而，隨著改革的進行，對外投資量迅速擴大。至2006年底，我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在海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共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906.3億美元（見圖1、圖2、圖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大致經歷了產生（1979―1984）、早期繁榮（1985―1991）、穩定發展（1992―1998）、貿易跟隨（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幾個階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開，明確了鼓勵企業“走出去”的產業政策。“走出去”不僅指企業增加出口，也包含企業增加對外投資。這一政策轉變也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我國雖然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但還是缺乏核心競爭力，通過“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國培育更多的優秀企業和優秀品牌，真正參與全球化競爭。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目標國區位分析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遍及世界172個國家或地區，但其區位分布并不平衡。從2006年的投資流量來看，拉丁美洲地區和亞洲是我國的兩大投資地點，分別占非金融類對外投資總量的48%和43.4%。投資流出地區分布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區位分布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從國家（地區）來看，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靠前的國家、地區分別為開曼群島、中國香港、英屬維京群島、俄羅斯、美國、新加坡等。從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來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統計數據，亞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標區域，分別吸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3.9%和26.3%。接下來依次是非洲（3.4%）、歐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國對外投資的區位分布隨時間而變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國投資。至1990年，33%的投資投到了北美。此數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隨后的大多數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與此同時，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則持續上升。相比之下，中國對亞洲的投資則比較穩定，在90年代的多數年份，有30%以上的投資都投向了亞洲。
表2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前十位國家（地區）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間，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總共才投資了355個項目，涉及投資額1.78億美元，只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4%。同一期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吸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5%和60%。我國對兩類國家的投資有三個特點。一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大于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具體講來，在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獲得了24%。這一特點與一般公認的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應主要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大相徑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持續增長，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比例從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隨后的三年分別達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達到83%。[8]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國家之間分布的差異要比在不同地區或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差異大得多。總體而言，我國的海外投資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這三個國家，各分別占中國對外投資的13%、9%和8%。這三國，加上香港、秘魯、泰國、墨西哥、津巴布韋、俄羅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7%。
四、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Dunning，1993a），只有當三類影響條件同時具備時，FDI才可能發生。這三類影響條件分別是：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
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可以抵補企業在別國投資的額外成本，東道國本土企業的優勢也會被削弱。所有權優勢應與東道國的某些區位優勢（如市場容量、資源成本、基礎設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取決于跨國企業本身，而區位優勢則是來自東道國的影響因素。只具備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通過出口、特許銷售、專利轉讓等方式進入該市場。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后，企業就會考慮通過FDI的形式進入該市場，條件就是東道國區位優勢的存在。如此便知，東道國可通過區位影響因素影響FDI。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對FDI東道國的區位因素有著較為深刻的闡述，其將東道國區位因素分為政策性因素、經濟性因素和其他商業性因素三類，并對不同動機的FDI影響因素進行了分門別類的分析（見表3和表4）。
表3 FDI東道國區位因素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類型FDI，經濟性因素的不同影響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從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情況來看，市場導向型投資與資源導向型投資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最為重要的誘因。而對這兩類投資而言，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結構、資源稟賦、消費偏好等因素都會對我國企業FDI產生重要影響。
毋庸諱言，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仍見“貪大求全”、“趕英超美”的觀念(注：如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占24%。)，但客觀衡量企業在“大國”的投資前景后不難想見，發達國家本就是資本輸出大國，其市場已接近飽和，競爭激烈幾近殘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國內，而且其經營管理、技術進步、成本控制、產品創新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我國企業進入后市場拓展空間有限，進入的障礙和進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場空間，會使得我國企業難以發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中國被稱為“中央大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鄰國眾多，這一點不同于美英日。與美國接壤的國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國和日本都是島國，沒有哪個國家與其陸地接壤。而中國則不同，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十四個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磚四國”中的俄羅斯和印度那樣的大國，也不乏經濟發展勢頭很猛的小國，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潛力的國家，那是一片被稱為“新興市場”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以及與之相伴的金融業發展潛力巨大。循著影響因素的思路，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五、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探討
針對我國FDI區位選擇的命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研究。徐滇慶和耿健（2000）[9]指出我國的資本輸出應遵循“快半拍”準則，林毅夫和湯敏（2002）提出了我國對外投資應遵循“早半拍”的原則，同時他們分別進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則的有東歐、中亞等地區。趙春明和何艷（2002）從國際經驗出發，指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其次是前蘇聯的一些國家和地區。[10]楊大楷等（2003）基于對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的回顧和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指出現階段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江心英（2004）認為國際投資區位選擇是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則是雙方經濟交往和合作的基礎，FDI區位選擇最終取決于東道國引資目標與投資主體投資目標相吻合的程度。
馬先仙（2006）運用28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我國企業FDI區位選擇的因素，回歸結果顯示，我國從東道國的進口、建交時間、人均GDP和距離等因素對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11]程惠芳、阮翔（2004）應用引力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對中國企業來說，“引力巨大型”的國家和地區有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澳門。[12]“引力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泰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越南、德國和馬來西亞，主要是東盟和中亞轉型國家，位于中國的周邊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國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處在這一檔次的國家也主要集中在東盟和歐盟國家。“引力不足型”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亞、新西蘭、贊比亞、馬里、南非和巴西。這些研究都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沒有涵蓋影響FDI區位選擇的所有影響因素，也未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國對外FDI區位選擇研究框架。
結合上一部分中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術創新升級理論（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我們在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進行戰略考量時，也應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軌跡，充分利用我國與睦鄰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心理距離短、華人華僑分布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等獨特優勢，實現企業對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結論
第一，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注重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伙伴國時，應該從多重角度，慎重考慮。
第二，理論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早已有之，從Hymer的壟斷優勢理論到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從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技術模型”到對“逆向投資”現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術創新升級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FDI區位選擇非常具有參考意義。
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
第四，FDI區位選擇受到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等三類因素的制約。從我國情況看，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參考文獻：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5] Cantwell, John and Tolentino, Paz Estrell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No.139, 1990.
[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楊德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與理論[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5，(4).
[9]徐滇慶，耿健.中國資本輸出[J].中國投資,2000，(11).
[10]趙春明，何艷.從國際經驗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和區位選擇[J].世界經濟,2002，(5).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母國；產業結構；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國作為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經濟體，產業結構處于轉型升級的攻堅階段，通過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簡稱OFDI），投資國可以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關系的文獻做一個梳理，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線索。
1 典型性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1.1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1965）提出。弗農主要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進行了研究，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
產品處在創新階段時，受美國消費市場需求的影響，所開發創新的產品多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一階段企業較為注重本國市場，因此較少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成熟階段時，產品的質量和樣式趨于穩定，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上升，企業必須考慮降低成本來降低產品價格，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因此，擴大生產規模、獲取規模經濟成為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階段，由于原來的進口國市場勞動力成本較低、仿制品和貿易壁壘相應增加，最終促使美國企業開始關注并向其他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技術已經標準化，技術優勢已經不存在，競爭更趨激烈，成本和價格已成為競爭的焦點，而母國的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導致規模非經濟，同時進口國會進一步加強貿易壁壘，為進口國客戶提供快捷的服務也要求在東道國建立生產設施，因此企業必將在世界范圍內尋找適當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跨國公司經營的產品出發，認為高收入國家引領新產品的開發，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為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使本國長期保持資本與技術密集導向型產品的優勢，將處于標準化期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至次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
1.2 邊際產業擴張論 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ojim，1978）以日本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情況為背景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趨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又稱邊際產業）依次進行，而這些邊際產業是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國的邊際產業由于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場日益狹小的瓶頸，從而在投資國內變成了劣勢產業。邊際產業的轉移可使投資國將資源集中于本國處于優勢的產業，而東道國則可以因為相關適用技術的輸入與其具有的豐裕要素相結合，使原處于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顯現其優勢。邊際產業的轉移有利于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可充分發揮出投資和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和潛在比較優勢。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從產業層次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按照比較優勢及其變動依次進行，從技術差距小，技術易于轉移的產業開始，按次序進行，由此騰出國內稀缺的資源，以利于別的產業的發展，這也含有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國產業的意向。
1.3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早期理論的研究多是立足于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效益最大化理論，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也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威爾教授和其學生托蘭惕諾于1990年共同提出。該理論通過分析日益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得出發展中國家的的產業結構升級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不斷積累提高的結果，而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其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進行技術創新。這從發展中國家以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可見一斑：由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逐步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橫向一體化生產轉移；投資方向遵循由周邊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再向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道。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甚至開始從事高科技領域的生產和研發活動。
該理論著重強調了發展中國家中技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認為技術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并且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技術的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從而促進母國的產業升級，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意義。
2 國內實證研究綜述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以往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行實證研究。
燕敏（2007）選取1978-2006年的相關數據研究中國OFDI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以三次產業所占比重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代表對外直接投資變化，進行Engle-Granger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并建立回歸方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對三次產業所占比重的具體影響程度。得出對OFDI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馮春曉（2009）通過構建測度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的指標，采取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穩健性檢驗以及建立計量回歸模型分析制造業OFDI對其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得出我國制造業對OFDI與其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與高度化相關性較強，制造業OFDI與其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蘭杰原因。但OFDI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認為OFDI可以通過一定的渠道促進母國產業結構優化。通過選取合適的傳導變量、構建計量模型，應用1985-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O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結果顯示，通過OFDI獲取國外先進技術能顯著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燃料和礦產品等自然資源的進口和固定資本的形成能對較小地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就業機會的轉移不利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潘穎，劉輝煌（2010）根據1990-2007年的數據，運用協整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對我國OFDI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OFDI短期內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從長期來看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譚延明，陳麗珍（2011）應用產值結構高度化、資產結構高度化、技術結構高度化和就業結構高度化四個方面代表中國產業結構，根據1996-2009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也即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雙向推動作用。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國OFDI和產業升級的相關省際數據，加入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作為調節變量，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OFDI的產業升級效應，得出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但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會對產業升級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要小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對各省市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產業結構的關系也進行了實證研究。如衣長軍（2010）、盧慧芳（2011）等分別對福建省和廣東省進行了研究。
縱觀以上國內學者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研究，主要區別在于計量方法、模型中變量的選取以及代表產業結構的指標選取，同時這也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提供了指導。雖然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支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 結論
無論是以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邊際產業擴張論，還是以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都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獲取國外先進技術或是騰出資源來進一步進行本國技術創新，從而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并且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持續增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效應也越來越明顯。
參考文獻：
[1]R.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1966.
[2]Cantell，J.and P.E.E.Tolentino，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University of Reading Discussion Pape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J].1990（139）.
[3]小島清.對外貿易論[M].周寶廉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
[4]燕敏.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聯性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5]馮春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8）.
[6]李逢春.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升級效應[J].國際貿易問題，2012（6）.
[7]潘穎，劉輝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0（2）.
[8]王英.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分析[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9（4）.
[9]衣長軍，連旭.福建對外直接投資對省內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8）.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企業逐漸加強實施"走出去"戰略，增強國際競爭力。本文分別從OFDI的動因、區位和投資績效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研究發現，雖然由于選擇的時間、使用的方法、理論框架的不同，導致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但是，研究所指出的中國OFDI的特殊之處，既豐富國際商務理論、也進一步為拓展未來研究指明方向。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動因 區位選擇 投資績效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獲得越來越多的歷史機遇。根據商務部數據，2016年中國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累計投資11299億元人民幣，約合1701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44.1%，是2015年15%增長率的兩倍多。 外管局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對外直接股權投資總量就達到1191億美元。中國OFDI的發展也越發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表現也越發的引人矚目。本文分別從OFDI動因、區位和投資績效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在全面梳理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OFDI實踐，指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和獨特性，這既豐富國際商務理論、也進一步為拓展未來研究指明方向。
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
關于企業OFDI動因的相關研究主要從資源和制度兩個方面進行綜述。首先，基于資源基礎。魏東等（2005）基于鄧寧的投資發展軌跡理論認為中國OFDI動因可分為自然資源、市場、效率、戰略資產和政治五種導向類型。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面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技術、管理方面的競爭優勢的壓力時，會主動或被動地適應變化中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反應，故此會表現出對技術的需求。饒華（2015）就認為中國有獲取高技術水平的動機。李金珊等（2011）基于對Berhmann分類法以及Dunning折衷范式的補充，分析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微觀動因是尋求外部市場和戰略資產。張斌等（2014）指出中國OFDI是為了保障能源和礦產資源類的穩定供給，獲取戰略性資產，從而鞏固和確立競爭優勢。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現有的關于中國企業OFDI動因的研究所得出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結論，主要是因為未將中國的OFDI區分為逆向和順向投資。焦曉松等 （2016）從比較逆順投資的視角出發，發現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順梯度 OFDI是為了獲取資源和市場，而對發達國家的逆梯度 OFDI 呈現為顯著的技術獲取投資動因。
基于制度基礎。中國政府會通過各種政策制定來對OFDI行為施加影響。因此在考察企業的戰略選擇時，要同時考慮其所處的制度環境。一方面，中國企業要善于利用母國各方面的優勢，葛順奇等（2013）就發現新產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和產出、 資本密集度等母公司競爭優勢的因素對OFDI具有促進作用，然而體現競爭劣勢的債務利息率卻阻礙了企業OFDI。我們要利用優勢克服劣勢，林治洪等（2012）就認為中國企業需要利用母國制度優勢來克服競爭性資源占有方面的劣勢，進而實現國際化戰略目標。事物都有矛盾雙方兩方面，所以母國存在的諸如法律保護薄弱、要素市場失靈等這些因素都將制約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因此，新創企業為了避免受到母國制度空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境外投資于利己的環境，以便于企業能更好的融資與發展前景（朱吉慶，2011）。因為通過實施 OFDI 戰略，投資于制度更完善，透明和友好的東道國環境，中國企業不僅可以規避各種制度約束，還能夠積極發展其知識和能力，同時升級其競爭優勢。因此，中國企業若是在國內發展受制于各種消極的制度因素或者在國內發展其獨特競爭力存在困難時，就會通過境外投資來規模自身的劣勢。
綜上所述，OFDI動因研究主要從是從兩方面入手的，一是從母國的推動力，包括有企業優勢和制度優勢。二是東道國的引力，具體包括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自然資源、技術資源和戰略資產等。雖然關注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經濟體OFDI動機差異的越來越多，但仍存有不足之處，比如部分學者所探討的企業對母國制度空缺會產生規避行為，盡管能解釋部分中國OFDI的動機，但無疑忽視了企業自身對環境動態適應的競爭能力的逐步提升ζ涔際化行為的支撐。
二、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
關于國內的O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學者們主要是從企業層面、企業投資動機、所有權以及制度因素分別進行了探討。
基于企業層面因素。陶攀等（2013）利用企業層面數據進行實證探討，認為企業進行 OFDI 對企業生產率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且這種促進作用存在區位差異，在亞洲地區促進作用最為明顯。余官勝（2016）也從微觀層面發現融資約束越大的OFDI企業傾向于選擇GDP規模較小、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以及技術相對落后的東道國。此外還發現在較大的融資約束條件下，企業生產率的高低差異也會影響對東道國的選擇 。
基于企業投資動機。張吉鵬等（2012）研究認為我國技術尋求型企業更青睞于東道國技術裝備、 創新能力水平高的。王恕立等（2015）利用Heckman 兩階段選擇模型和擴展投資引力模型研究發現，我國市場和資源導向型OFDI傾向政治風險高、制度環境較差的發展中國家，而技術和戰略資源導向的則傾向政治風險低、制度環境較好的發達國家。而對于戰略資產獲取型企業來說，戰略資產豐裕的東道國，其具備國際化經驗與否，是OFDI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肖文等，2014）。
基于企業所有權。邱立成（2015）采用logit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國有企業OFDI傾向于進入自然資源豐富、政治風險較高的國家。而民營企業OFDI區位選擇則主要受東道國市場規模和戰略資產影響，且更傾向于進入政治穩定的國家。單娟（2016）也認為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受企業所有制的影響，私有企業傾向于被東道國廣大的市場規模與技術資源所吸引，而國有企業容易受政府政策所影響，更多地投資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
基于制度基礎。有學者探討了雙邊投資協定對中國 OFDI 區位選擇的影響，楊宏恩（2016）研究發現BIT對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而發達國家卻不顯著，且BIT與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環境是顯著替代關系。另有學者從東道國制度視角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因素。蔣冠宏等（2012）發現中國OFDI偏向法制和腐敗控制優于本國的東道國，且東道國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監管質量越好或與本國接近都正向的影響中國OFDI。所以說中國OFDI 更關心的是政府效率、監管質量和腐敗控制，并傾向于避開法律體系嚴格的國家（王永欽，2014）。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不同模型的設定，時間序列選取的差異等都會導致研究結果產生分歧。另外，國內的研究往往側重于某個角度或行業的分析，且對我國企業 OFDI 區位選擇決策依據的研究也較為片面和分散。應該綜合考慮投資主體、投資動因、東道國的客體的情況，將三者關系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使得研究結論具有一般性。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績效研究
目前國內考察企業OFDI的績效主要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和會計研究法。采用事件研究法估算企業實施OFDI所產生的收益的部分學者認為OFDI給企業帶來了負的財富效應，吳松等（2010）就通過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跨國并購公告期前后長期內并沒有給股東帶來財富。陳珍波（2012）也發現跨國并購可能導致主并購方的各方面績效負面影響，不能使企業的績效得到明顯的提升。然而，顧露露（2011）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于企業來說，不管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跨國并購能夠對其產生較為明顯的正向作用。田海峰等（2015）以事件研究法對樣本企業的短期績效進行研究發現：通過跨國并購大多數企業總體呈現出良好的并購績效，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超常收益。
以上是采用基于股價的事件研究法進行的跨國并購市場績效的研究。另有相關學者對跨國并購經營績效的研究是采用基于財務數據上的會計指標法。國內學者大多采用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數據包絡分析法等，其中因子分析法已成為研究跨國并購經營績效主要方法，如：黎平海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對并購前后幾年的績效進行分析，發現跨國并購會導致企業經營業績的下降。學者王海（2007）也是這么認為的，并以聯想跨國并購IBM的PC業務為對象，研究得出了并購后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都是一直下滑的結論。但是也有不少學者持相反結論。郭研（2010）等人研究認為海外并購會使企業經營績效有所提高。左曉慧（2016）等利用DEA 對海外并購績效進行分析，認為跨國并購雖然不能保證公司的財務狀況一定得到改善，但是就總體的變化趨勢而言，對企業的經營績效的影響是積極的。
通過梳理以上文獻發現用事件研究法來研究OFDI績效，具有完善理論和較低操作成本等優點，研究短期績效可首選此法。另外，雖然已有研究強調了新興市場國家企業通過OFDI來實現快速擴張，及其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但對于企業的戰略資產尋求意圖、行為與績效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仍然不足，戰略資產尋求意圖和OFDI行為的匹配程度對績效的影響依然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四、結語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還處于發展階段。通過跟蹤研究OFDI的動因、區位和投資績效三方面發現，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跨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國際化運營經驗與制度環境等和發達經濟體都存在著差距。但是中國OFDI是在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雙重身份下進行的，沒有先例可循，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因此，我們可以對以下的領域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 OFDI的決定因素（企業和政府）有很多，那么決定因素是“為什么”以及“如何”對OFDI產生影響的呢？即決定因素對OFDI產生影響的機制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同，中國企業進行OFDI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所需經驗，但經驗的不足又抑制了境外投資。因此將來我們可以關注下什么因素可以彌補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經驗的不足，什么因素會促進中國企業積極獲取國際化經驗。總之對于企業OFDI問題的研究，既要關注作為投資主體的微觀企業，也不能忽視企業所處的行業環境和制度環境等因素。
參考文獻：
[1]魏東，王Z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析[J].東岳論叢，2005，（5）：88-92.
[2]饒華.技術動因、制度調節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5，（1）66-73.
[3]李金珊，張默含.中國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動因與障礙分析――以比利時為例[J].財貿經濟.2011，（2）.
[4]張斌，楊亞，何艷.全球化視角下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研究[J].財政研究，2014（6）.
[5]焦曉松，劉新宇.基于OFDI差異性投資動因的出口貿易結構效應[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6）.
[6]葛順奇，羅偉. 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母公司競爭優勢[J].管理世界，2013（6）.
[7]林治洪，陳巖，秦學志.中國對外投資決定因素―基于整合資源觀與制度視角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12（8）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關鍵詞：生產率異質性 對外直接投資區位 交互變量
文獻綜述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國內企業一方面要在本土市場進行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也面臨著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目前，國內企業的發展受到國內技術、資金和市場的嚴重制約，為了提升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中國企業必須“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選擇合適的直接投資區位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一直是國外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需求條件和生產條件等區位因素綜合演變的結果。Hirsoh（1976）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發現企業將選擇生產成本和技術轉讓成本都低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Fahy（2002）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會受到資源分布不確定性以及資源難以國際轉移的影響，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時候應該考慮這些特定的因素。
國內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起步較晚，從理論角度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較少，大多數從經驗角度研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項本武（2009）基于2000-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使用動態面板數據方法經驗研究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研究發現東道國市場規模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雙邊貿易聯系及雙邊匯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東道國工資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蔣冠宏和蔣殿春（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國對95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使用引力模型研究發現，距離對中國市場、資源和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地負向影響，東道國制度對中國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國內外經濟學界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甚多，但這些研究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就是在同一個行業內部，各企業的生產率是完全一樣的，即企業生產率同質性。而Melitz（2003）認為不同企業的生產率是不同的，即企業生產率存在異質性，其從理論上論證了生產率最低的企業選擇只在本國出售，而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選擇出口，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Helpman et al.（2004）使用美國的數據經驗研究發現，美國僅在本國銷售的企業的生產率比出口企業的生產率低，而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又比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低，這一結論與Melitz（2003）的理論預測一致。由于中國企業微觀層面數據很難獲取，國內從生產率異質性的角度經驗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甚少。本文試圖使用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研究生產率異質性、市場規模和生產率異質互變量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從而為企業制定正確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決策提供參考。
計量模型
（一）基本模型
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因此本文選擇制造業企業數據進行經驗研究，基本模型如下：
（1）
其中，被解釋變量fdii為企業在東道國i的直接投資，解釋變量tfpi為在東道國i從事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解釋變量tfpi?sizei為東道國i從事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i的市場規模交互變量，控制變量sizei為東道國i的市場規模，控制變量tradei為中國和東道國i的雙邊貿易量，控制變量disi為中國和東道國i的地理距離。
（二）變量和數據來源
1.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由于無法獲得單個企業在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因此使用中國在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代替單個企業在東道國的直接投資流量，這就需要剔除包括同一家企業在不同東道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情形和多個企業在同一個東道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情形。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企業生產率。衡量生產率常用的一個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計算全生產率的方法主要包括參數（比如索洛剩余法等）和非參數（比如數據包絡法）兩種方法，與參數法相比較而言，非參數法對樣本容量要求低，能夠避免模型設定的隨意性而導致的誤差，因此本文使用數據包絡法來測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測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需要用到企業產出和投入數據。在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時候，本文使用工業總產值作為產出的衡量指標，使用企業年末從業人員和年初從業人員的均值來衡量勞動投入，使用企業的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和流動資產年均余額之和作為資本投入指標。生產率水平越高，企業就越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Melitz，2003），工業總產值、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3.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市場規模交互變量。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交互作用也會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高生產率的企業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能夠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充分發揮高生產率優勢（Melitz，2003）。為了減少變量之間共線性影響，參照Aiken和West（1991）的建議，先將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市場規模這兩個變量中心化再相乘得到交互變量。
4.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就越大。本文使用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衡量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數據來源于《2009年國際統計年鑒》。
5.雙邊貿易量。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互補關系，隨著雙邊貿易量的增長，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增長，雙邊貿易量的數據來源于《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
6.地理距離。地理距離衡量了對外直接投資的距離成本，由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常需要運輸原材料或者中間產品，兩個國家地理距離越遠，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運輸成本就越高，對外投資的規模就越小（蔣冠宏、蔣殿春，2012）。本文采用的地理距離為中國首都與東道國首都的距離，數據來源于CEPII網站。
（三）樣本范圍選擇說明
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微觀層面數據很難獲得，本文只使用了2008年的制造業企業截面數據，獲取數據的具體方法如下：首先從中國商務部網站獲取2008年中國境外投資企業名錄；然后把2009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工業企業數據和2008年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結合起來，找到這些境外投資企業的相關信息，包括東道國、資產、勞動力和工業總產值等；最終經過處理后得到2008年中國工業企業向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共31個。
（四）回歸結果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1）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F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在統計上比較可靠；R2為0.65，經過修正后的R2為0.61，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優度比較好，模型相關的變量可以解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60%以上的差異。
解釋變量tfp的系數為正，說明企業生產率越高，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就越大；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生產率水平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確實非常重要。解釋變量tfp?size的系數為正，說明企業生產率水平越高就越傾向于到市場規模越大的區位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只有市場規模充分大，企業才能發揮其高生產率水平優勢，取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如果生產率水平較低的企業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就不能夠很好的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將面臨高生產率的企業強有力地低成本競爭，對于低生產率的企業很不利，這個結論對于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決策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
控制變量size的系數為正，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時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控制變量trade的系數為正，說明貿易和投資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補關系；但并不顯著，說明貿易對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并不是很重要。控制變量dis的系數為負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地理距離會增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于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結論
本文基于2008年中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制造業企業截面數據，使用多元回歸模型經驗研究生產率異質性、市場規模和生產率異質互變量對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影響。在控制市場規模、雙邊貿易量和地理距離影響的情況下，研究發現生產率高的企業將傾向于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原因在于企業可以在市場規模大的區位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從而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得競爭優勢。本文對于企業選擇直接投資區位的參考意義在于：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時候，必須考慮自己的生產率情況。對于高生產率的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應盡可能的選擇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而對于低生產率的企業由于不能在市場規模大的區位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且面臨能夠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高生產率企業的競爭，為了減少競爭，應盡可能地到市場規模小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1.蔣冠宏，蔣殿春.中國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基于投資引力模型的面板數據檢驗[J].世界經濟，2012（9）
2.項本武.東道國特征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7）
3.Aiken LS and West S.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M].New York：Sage，1991
4.Fahy J.A Resource-based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 Global Environment[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2，11（1）
5.Helpman E，Melitz M and Yeaple SR.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1）
6.Hirsch S.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Firm[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128（2）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1．1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
學術界對FDI與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并大范圍地應用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生產范圍也出現了國際化的趨勢，資本的流動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由于自身逐利性的特點，資本流動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會從收益率低的地方向收益率高的地方流動。發達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大大低于發展中國家，因此，資本將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而現實中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大量資本流動，該理論不能很好的解釋這一經濟現象。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下，由于受邊際收益率遞減規律的作用，外國資本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應該是逐漸降低的，而現實卻是FDI不僅僅在短期內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在長期內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存在影響的。因此，在這一理論不能更好地解釋FDI對促進東道國長期經濟增長的經濟現象。根據新經濟增長理論，企業在吸引外商投資的同事也會主動向外部學習技術及管理經驗，這種正效應會在較大程度上抵消企業內部的邊際收益率遞減造成的負增長效應，從而保證經濟增長。顯然，這一理論的解釋符合現實中的經濟現象。DeMello(1997)以新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認為FDI可以通過增加東道國的資本新品種，從而促進其經濟實現增長。
1．2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學者對關于外國資本對國內經濟增長的影響有較多研究。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和斯特勞特于1966年提出“兩缺口”模型能較好的解釋。該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主要受儲蓄和外匯約束。赫爾希曼等學者在該模型的基礎上，結合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和企業家管理等因素的重要性，提出了“三缺口”模型，技術和企業家管理方面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的第三個缺口。1974年，考慮到稅收因素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保羅•斯特里頓進一步提出了“四缺口”理論，將稅收列為第四缺口。外國資本的流入，不僅彌補了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缺陷，還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東道國可以通過對外商投資企業征稅來增加政府稅收。上述理論模型的共同點是：外國資本的流動(僅為貨幣資本方面)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相一致，對東道國經濟發展起到較大的促進作用。
錢納里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外資的使用來逐漸擺脫儲蓄、外匯和技術的約束，增加國民總儲蓄和總投資，彌補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不足，進而擴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外國直接投資活動與東道國經濟發展之間也存在不一致的現象，FDI對經濟發展也可能會帶來損害。海默(1960)、凱夫斯1971)、巴蘭(1973)、詹金斯(1990)等學者先后指出，由于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和東道國中多分布在集中程度最高的產業部門中，且大都是寡頭企業，因此依靠這種對市場的控制力可以長期獲取壟斷理論，還可能會收購、兼并和排擠東道國國家的民族企業進行“逆民族化”的經濟活動。此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幾乎可以不受約束地匯回母國，會造成外匯和儲蓄“缺口”的擴大，使東道國獨立經濟發展能力弱化，對外依附日益加強。
2國內學者的研究綜述
我國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進行的是實證分析，取得的一些研究結論包括：羅云毅(1999)根據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國家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對FDI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進行了研究。他采用的是中國、美國、日本和英國的生產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的經驗數據，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楊俊等(2007)構建一個反映FDI的區位分布與該區域經濟發展情況的結構模型，利用我國跨省份Panel數據進行經驗研究，表明FDI區位分布與該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確實存在正向的影響關系。同時也證實了經濟政策、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對于吸引外資存在較大的影響。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后發優勢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3―0042―05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的對外投資活動日益頻繁，對國際直接投資的研究已成為各國經濟學家和企業界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的國際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格外令人矚目。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研究顯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從1990年的1470億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萬億美元；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正在成長為跨國企業，《財富500強》中發展中國家企業已從1998年的29個增加到2005年的45個。[1]
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競爭一方面向發達國家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提出了新的課題，現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現實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筆者把后發優勢理論應用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領域，認為后發優勢可以對現有的投資理論起到豐富和補充的作用，從而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二、文獻綜述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才初步形成，至今仍無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五種。
(一)小規模技術理論
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用小規模技術理論從技術角度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進行解釋。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發揮其低成本優勢，這種優勢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1)發展中國家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3)低成本產品營銷戰略。
(二)技術地方化理論
拉奧(Lall)在小規模技術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技術地方化理論。拉奧認為，第三世界跨國公司技術的形成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有優勢”。這主要表現在：(1)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下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2)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他們自身的經濟條件和需求，他們的產品能夠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近市場的需要。(3)第三世界企業在新的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4)在產品特征上，第三世界企業能夠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當國內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第三世界的產品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上述優勢還會由于民族的或語言的聯系而得到加強。
(三)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維爾(Cantwell)和托蘭惕諾(Tolentino)主要從技術累積和技術創新的角度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過程是企業技術能力提高的過程，而企業技術能力提高則是不斷積累的結果。同時，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能力提高是國際直接投資累積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1)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2)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3)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四)動態比較優勢理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認為，任何一國的比較優勢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會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發生轉移或自然消失，因此他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當一國的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后，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也隨之變化，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按照這一理論，使本國比較優勢不斷增強從而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外資進入的國家演變成向海外投資的國家的基本原因。小澤輝智把這一階段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階段。(2)外資流入階段向對外投資階段的轉型階段。(3)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向貿易支持型和技術導向型的對外投資過渡階段。(4)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生的階段。
(五)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的幾點評價
從上述四種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可以看出，比較優勢原則是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基本原則或核心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途徑均是各國如何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從而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比較優勢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靜態比較優勢，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一國應該努力尋找各國不同產業或產品之間的差異和比較優勢的所在，再根據比較優勢的分布來確定本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和區位選擇。如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二是動態比較優勢，靜態比較優勢原則無法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格局的長期變化，將其動態化則可以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如小澤輝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從而引導發展中國家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和產業的演進。然而，動態比較優勢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種理論上的論證，靜態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之間如何轉化并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邏輯解釋。
發展中國家FDI理論強調的比較優勢原則對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但發展中國家如果只利用自身已有的優勢進行對外投資，還只是“順梯度投資”的投資方式，即對外投資并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中處于低位的狀況。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想真正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采取適當的方式大力發展逆梯度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動獲得世界最新技術，拓展國際市場并促進國內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有關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影響的實證分析顯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后，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提高，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2]
此外，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從技術演進的角度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尋找比較優勢，強調技術轉移、技術積累以及技
術創新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擴張所起的關鍵性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當今世界經濟中，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已經認識到，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和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選擇，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勵性政策措施。因此，重視制度因素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
三、發展中國家FDI后發優勢分析框架
(一)后發優勢內涵
一般在各項研究中，后發優勢只是籠統地定義為后發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遲緩所形成的有利條件，或存在的各種機遇。后發優勢假說(Gerchenkron，1962)提出之后，一些學者用這一理論來檢驗拉美以及日本、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如赫爾希曼(Helpman，1991)、南亮進(南亮進，1992)等。國內也有學者用它來分析經濟增長過程，如陸德明、李清均、施培公和張偉等。但就整體而言，這一理論假說尚未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重視，國內外對后發優勢假說進行研究與應用的文獻并不多見，專門利用它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也尚未出現。
發展中國家主要有兩種優勢可以利用，一是比較優勢，另一種是后發優勢。目前，學術界大多重視比較優勢的作用，相對忽視后發優勢的作用，而事實上后發優勢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發展和追趕發達國家非常重要。[3]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相比而言，投資規模小，產品技術含量低，缺少名牌產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發優勢，難以實現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發展中國家FDI也難以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因此，把后發優勢假說引入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將其作為現有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的補充，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現有理論的以比較優勢原則為理論核心的不足。靜態的比較優勢容易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而難以自拔，而動態比較優勢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種理論上的論證。把靜態比較優勢轉化為動態比較優勢是合乎邏輯的推理，但其中的轉化機制卻模糊不清。筆者認為，正是后發優勢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轉化器的作用。發展中國家通過發揮后發優勢，促使本國原有的比較劣勢產業轉化為新的比較優勢產業，從而使靜態比較優勢轉化為動態比較優勢，促進本國的FDI的發展。
(二)發展中國家FDI后發優勢的作用機制
1．政府的干預。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經濟進步的。[4]政府的干預與后發優勢的關系可以用圖1表示，圖1中縱軸代表發展中國家FDI的后發優勢，用字母B(Backward Advantage)來表示，橫軸代表政府的干預措施，用G(Government Intervention)表示。從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對外投資的初期，后發優勢通常隨著政府的干預力度的增強而增加。這是由于，投資初期資本市場通常未能得到完整的發育，缺乏投資的有效資本，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和企業家也嚴重缺乏。此時，為了使企業較快地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立足之地，企業力量的弱小和企業家的缺乏可以先由政府替代的方式進行解決。政府可以采用國家組織，或者國家與民間資本結合等方式，使企業迅速形成較強的企業有效資本與管理能力。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達到M點時，潛在的后發優勢已經全部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企業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核心競爭力，政府的干預度已達到最佳。M點之后政府干預所能起到的作用逐步下降，這意味著若政府長期替代資本市場和企業家的功能，則會導致企業依賴政府，缺乏創新精神，企業家因沒有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而難以成長，社會上尋租活動盛行，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也缺乏持久的推動力量。因此，到投資發展的中后期，政府應逐步退出和還原。
2．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由于知識和技術具有溢出效應，學習與借用知識和技術能夠帶來后發利益。發展中國家可以直接從發達國家中獲取已有的知識和技術，大量節省下來的研發費用、創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時間節約和經驗教訓等，就可以看作是發展中國家巨大后發利益的一種表現。[5]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轉換成本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優勢，通常發達國家企業的轉換成本要大大高于發展中國家。由于發達國家大多數企業設備較先進，使用年限不長，固定資產投資尚在回收之中，應用新技術而報廢現有設備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生產設備陳舊，資產存量小，軟系統也不穩定，轉換成本小，采用新技術的阻力小。因此，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盡可能多地采用先進技術，跨越某些發展階段，以比較低的轉換成本形成對發達國家企業的有效追趕。圖2表示了后發優勢與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圖2中B表示后發優勢，T表示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企業在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從t1～t2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企業的技術學習主要以積累和內部化為主，這對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并沒有太大的貢獻；在t2～t2階段，企業對技術的學習導致企業的技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從而迅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t3～t4階段，隨著企業技術的進步，企業通過技術學習所能帶來的后發優勢的邊際效率將逐步減少，企業必須由技術學習階段轉向技術的自我創新。
除模仿創新之外，一個重要的技術的后發優勢就是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即在一定條件下跨越技術發展的某些階段，直接進入技術的前沿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信息化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充分利用先進國家開發的現代信息技術加速后發國家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步伐是新時期發揮技術的后發優勢的一個重要方面。
3．制度學習和制度變遷。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對外直接投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夠減少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資活動的效率，激勵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活動，最終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較大發展。楊小凱認為，制度學習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的根本性手段。發展中國家往往學習技術比較容易，學習制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人或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發展中國家會傾向于技術學習。然而，政府的推動，技術的學習和進步，能夠在發展初期帶來比較好的效果，但如果沒有制度變革作為保證，這種增長很可能是不能長期維持的。
后發優勢理論另一方面也認為，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生產力才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最活躍的成分，制度可帶來的經濟效應只能在既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或是沒有達到適應生產力的狀況下才會發生。而一旦制度已達
到新的均衡，起作用的將不再是制度，而是技術(生產力)。制度學習和制度變遷與后發優勢的關系可以用圖3來表示，圖中橫軸以I表示制度學習和制度變遷，縱橫以B表示后發優勢。如上所述，后發優勢隨著制度的學習和變遷而不斷增加，但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點是由現有的生產力水平線(圖3中的虛線)所決定的。
(三)發展中國家FDI后發優勢的約束條件
后發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并不能自發實現，后發優勢的實現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或者說存在一些障礙。對后發優勢持懷疑態度者過分夸大了這些約束條件的負面影響，有人還針對后發優勢提出后發劣勢。[6]筆者認為，與其說存在后發劣勢，不如說是后發障礙或約束更合適，而且這些障礙或約束并非不可逾越。
1．觀念約束。后發優勢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落后能夠刺激人民的憂患意識，激發企業和國家學習先發國家先進的技術和制度。然而，不同的國家和企業，學習的內在動機的強烈程度也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不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績效的差異。解除觀念束縛的主要措施有：政府應以企業為主體，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提高企業信息化水平，提高企業經營決策效率；完善內部激勵機制，培育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等。
2．先天稟賦約束。企業的先天稟賦主要可以從資本、技術和制度三個方面來看：(1)資本約束。傳統的過剩資本論和壟斷優勢資本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過程中受到極大的挑戰，兩種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FDI行為。目前國內學術界提出的“有效資本”概念彌補了上述理論的缺陷。所謂有效資本是指能夠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跨國性行業增殖鏈的資本[7]。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強調資本的要素整合能力、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和對投資區位優勢的適應性反應能力。其中要素的整合能力和跨國性產業增殖鏈的建構能力是企業開展FDI的必要條件，而對投資區位優勢的適應性反應能力則是充分條件。(2)技術約束。首先，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落后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對國外技術的過度依賴，其內生的科學技術的作用極不顯著……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落后性問題不能視為與發達工業化國家早期發展階段的情況等同的原因。[8]也就是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軌跡并非是同一發展軌道上的前后兩個階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有其獨特性。其次，世界性技術進步有成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和經濟發展阻礙因素的趨勢。發達國家能夠為自我保持的技術和經濟進步提供持續的手段，而這種進步卻超出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財政和技術的能力，這就是窮國與富國之間鴻溝似乎逐年擴長的一個真正潛在的經濟學原因。[9]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走學習型創新道路，建立發展自主技術能力是尋求突破技術約束的最有效的途徑。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有建立發展自主技術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進技術，并在引進技術上加以改進并創造出具有適用技術特征的新技術，從而減少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3)制度約束。如前文所述，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一般比較落后，同時，由于技術模仿比較容易，制度模仿比較困難，發展中國家會從比較容易的技術模仿開始做起，把比較難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從技術模仿開始做起，比較容易在短期內取得資本積累、結構變遷、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比較快，但這樣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制度可能會成為設置長期發展的一個障礙[6]。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最優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內生的。發展中國家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為解決內部制度約束問題而尋求外部制度供給時，更應注重外部制度與自身條件的整合和優化。
3．東道國環境約束。國際投資可能遭遇的風險比國內投資大得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與投資者所熟悉的本國投資環境有很大差異，其變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重大歷史事件的出現、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等，有時為投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有時又極大地妨礙甚至中斷了投資發展的進程。此外，國際投資行為必然包含的其他文化差異對投資也可能產生影響。
[收稿日期]2006―11―20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關鍵詞】產業選擇；直接投資；動因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一體化，利用國內外市場獲取資源和市場，以便降低成本獲得利潤最大化成為國際跨國企業的必然選擇。企業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或者綠地投資，或者跨國并購，特別是2000年以來。全球性的并購浪潮此起彼伏，跨國投資已經滲透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按照鄧寧的國際投資階段理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4000美元的國家就邁入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階段。中國目前就符合這一階段。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開始轉向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外企業出現破產的浪潮，很多國內企業到國外收購企業和品牌。但是在對外投資規模擴大的同時，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不均衡。在中國對外投資行業結構中，資源和采礦業占到較大比重，而制造業的比重相對較低，這與國際社會的投資行業選擇出現偏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特征？如何優化中國對外直接的行業結構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特別是目前中國不斷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如何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來優化國內的產業結構，實現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上升，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梁靜波（2012）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不盡合理，結構失衡嚴重，不利于產業升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是加大資源獲取型行業投資，獲取穩定的資源供給。雷鵬（2012）闡述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安全的關系，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雙目標模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目標，提出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漸進性、多元化和動態性的產業選擇戰略，并具體對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對資源開發型產業、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等的選擇提出了建議。祁春凌、黃曉玲（2012）研究發現這個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多的行業分別是商業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鄭磊（2012）對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產業結構進行分析發現，中國與東盟相關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強，中國對其投資具有較大發展空間。隨后運用灰關聯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國投資東盟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結果顯示中國投資東盟的金融業、交通運輸和郵政業、制造業對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起到較強的推動作用。田堯、楊堅爭（2012）利用偏離系數法構建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量化指標，在構建適當模型的基礎上，以1991-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運用協整理論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實證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之間的關系。協整分析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
為此，本文通過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以及原因，并對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影響因素的探討，提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的對策建議。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現狀和特點
整體上看，不論從流量視角還是從存量看，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商貿服務業一直都是處于絕對領先地位，所占比例較高，采礦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商貿服務業、金融業和采礦業，這三個行業所占比例超過60%。在所有行業之中，制造業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貿服務業一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從規模上看。商貿服務業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320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為44%，存量上為972.46億美元，所占比例為30.66%。從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貿服務業投資出現上升。商貿服務業主要面向消費者。這也有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相對應。我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為了開拓市場和售后服務的需要。必須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但是從投資區域來看出現過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東盟地區，香港所占比例為83.2%，東盟地區接近5.5%。在經營主體上主要是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比較少。
2 采礦業所占比例較高。隨著中國不斷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重工業的發展越來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屬等越來越多，但是相比較巨大的需求，中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但還是難以滿足迅速增長的需求。中國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和礦產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價格期貨化的今天，往往受國際壟斷實力制約，為掌握主導權，減少對國際大供應商的依賴，中國企業加大了對國外礦業的投資，特別是鐵礦石，中國對澳大利亞采礦業的投資就超過100億美元。不僅僅鐵礦石，原油開采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的主要行業，在非洲、中東、中亞等地區，都有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企業的身影。中國企業通過直接投資和跨國并購等，掌握了大量了國外能源和資源的開采。
3 制造業所占比例較低且屬于低層次投資。與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部分屬于制造業不同，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少。2011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占總體投資的比例為6.77%，存量上只占5.61%。這與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國直接投資產業中先進制造業占的比重非常低，這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動機嚴重不符。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先進制造業部門的市場準入壁壘高。阻止了中國對發達國家先進制造業部門的直接投資。預計在未來10年里，由于發達國家接受現實，市場準入壁壘降低，將出現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占比上升趨勢。資源行業，從絕對投資額來說，還會維持一定的上升趨勢，但是所占比例會出現明顯下降。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影響因素
（一）產業結構的變化
產業結構的演進規律來看。從原始社會的狩獵業，再到農業社會，逐步到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這是從大的產業演進規律，從目前的產業結構看，一般分為三次產業結構：農業、制造業和第三產業。發達國家經過工業化的發展。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向服務產業結構為主專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約占70%左右，即使是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服務業產值占GDP得比重也超過45%，而我國服務業所占比例偏低，雖然經過近年的快速發展，我國服務業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目前也僅僅占1/3左右，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特點是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下降，第二產業經過快速上升以后平緩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勢頭最猛。但是整體看，我國在確立工業立國的基礎上，吸引偏向制造業FDI，對服務業FDI設置的壁壘較高，而國際產業結構轉移的趨勢是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化，工業只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才能取得較高的效益，部分先發展起來的新興國家承接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密集型換結構，也把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所以中國工業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產業轉移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但相對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優勢，吸引的制造業FDI還在持續增長。因此，中國的制造業還處在吸納國外直接投資的階段，本身的產業結構還處于升級過程中，對外投資的比例較少。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商貿服務業。這是為了出口的需要而進行的投資。不是發達國家第三產業那種類型的投資。
（二）區位優勢的演變
按照鄧寧的國際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對外直接投資與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沒有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以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資。到了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具備了一定的區位優勢，但是沒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增多。到了第三階段，內部化優勢增強，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但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遠遠小于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現在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三階段，具有區位優勢。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區位優勢在跨國公司競爭優勢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區位優勢的內容和特點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國是人口大國，在制造業和大規模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我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起其他國家有勞動力數量大且廉價，成本低的優勢。中國可以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組裝成成品后再進口。但是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環境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外經濟依賴加深，出現與國際經濟周期的同步性，輸人性的通貨膨脹也時有發生。因此，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快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步伐。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在國際直接投資市場上的地位較低，并滯后于國內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
中國企業還處于對外投資的初期階段。由于國外第三產業進入門檻低，因此，為技術含量少、資本額小的商業資本提供了機會。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流人中國的外資來說，中國的第二產業有吸引力；而對流出中國的資本來說，國外的第三產業更有吸引力。中國現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的商業服務業、金融業和第二產業的采礦業等產業中。中國對外投資從投資主體構成來說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這些小型投資者投資主體數量眾多，資本額比較小，主要活動在第三產業的批發和零售業、旅游餐飲等行業中，對于這些抗風險能力弱的投資主體，投資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是它們更好的選擇。
四、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選擇的對策
當前中國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機遇，在對外直接投資上需要優化投資行業結構。以配合國內的產業升級，這就需要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上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提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層次。
（一）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力度
無論是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還是巴拉薩的外貿優勢轉移假說，一個國家對外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按照階梯狀從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逐步對外進行轉移。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環境成本不斷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業如紡織服裝等產業的生產成本不斷增加，這就需要尋找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這就產生了中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產業方向，還有部分行業如冶煉、化工、醫藥和電子等產業由于投資的潮涌而使得產業過剩。就需要加大對外產業轉移的力度。中國適用性的技術在部分發展中國家還具有優勢。
（二）增加對資源耗費型產業的投資力度
近年中國高耗能產業快速發展，但國內的資源遠遠供應不上，不得不從國外進口，比如鐵礦石產業等，使得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越來越大，為保障國內資源供應，國內企業也加大了對國外礦產開采的投資力度。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對礦產資源開采的投資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資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大部分資源都被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占領，留給中國的相對較少，且大部分處于高風險地區：另外一方面，資源開采后的運輸面臨國際政治軍事的干擾，在國際原油價格飛漲的情況運輸成本增加。再加上為保障資源供應需要中國政府加大對相關國家的投入。當前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大對高耗資源產業的對外投資力度。實現當地化生產，這樣就可以避免被投資國政府的干擾，減少中國對國際資源市場的依賴程度。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對相關變量的選擇具有可計量性的特點，以便引入后來的計量模型。參考國內外實證研究規范，本研究主要考察東道國市場規模、中國對東道國出口、東道國匯率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OFDI表示中國外向的對外直接投資，GDP指接受中國投資的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東道國的市場規模；EXPO指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量，是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聯系的變量；EXCH表示東道國貨幣兌人民幣的匯率；IE代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即考察以上四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的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數據，因此用合成數據(Paneldata)的估計方法是合適的。合成數據(Paneldata)是指不同時刻對截面個體做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能夠綜合利用樣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時減少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問題。模型假定時間序列參數齊性，參數值不隨時間的不同而變化。使用變截距模型，將斜率系數假定為個體和時期恒量，也就是因變量對自變量的相關系數在時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歸檢驗
本研究選擇了接受中國投資的17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樣本期為2004年和2005年。樣本國家每個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為2004年和2005年中國對給定東道國的FDI年度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GDP使用17個東道國2004年和2005年的真實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PO為中國對該17個東道國的年度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CH，本文使用各東道國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匯率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釋變量IE代表的是一國投資環境情況，我們采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加權(各占50％)來做變量。工業生產指數體現了按美元不變價計算的主要產業增加值的變化，代表了一國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人類發展指數是人類發展的一項綜合指標，用以上兩個指標合成可以代表一國的投資環境。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年鑒2006年版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2006年版。
三、結論
從以上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各國的GDP顯著負相關，說明接受投資的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越大，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非市場導向型，東道國所具有的大的市場規模對我國的投資并無吸引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不足，理論也不成熟，因此我國企業不太愿意進入發達國家的大市場。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小市場，由于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有些國家經濟及技術發展水平還不及中國，中國企業進入后會擁有相對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因此會被其市場吸引。
第二，對東道國的出口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正的顯著的決定因素，且邊際影響程度較大。我國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越多，對其直接投資也越大。從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不明顯，更可能是出口導向型。由于先期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使我國的企業在該東道國市場積累了更多地經營及管理經驗，對該東道國市場及相關經濟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從而降低了投資的風險，因此更愿意對其進行直接投資。
第三，東道國的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匯率反向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這一結論驗證了前面所說的強勢貨幣的購買力優勢，人民幣的升值將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第四，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正向顯著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可見好的投資環境和良好的東道國治理基礎對我國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個實證結論與之前的研究結論一致。我國表現出對投資環境較敏感，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在變得越來越規范，資金正在越來越多地流向能夠產生更多經濟效益的投資環境中去。第五，通過仔細研究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發現中國對拉丁美洲的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投資額很大，如2005年分別為51.6275億美元和12.2608億美元，這在該年中國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這兩個地區并不是獨立的國家，因此沒有被選擇在我們的樣本范圍內。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所以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鎮之地，是因為這兩個地區都是免稅地，是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避稅天堂。由此可見，東道國的稅制能夠影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低稅率和有利的稅賦政策是吸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的決定因素。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對外直接投資；動態GMM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The impact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GARCH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in the long term， the RMB exchange rate， whether it is the exchange rate or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has an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en RMB appreciates，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s；the greater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the increase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wordsRMB exchange rat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ynamic GMM
1引言及文獻綜述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根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7%，企業“走出去”步伐明顯加快.另一方面，在過去一年，中國投向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上年增長2.4倍，投向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105.9%.這使得無論是國家的綜合經濟實力還是企業的世界范圍的影響力和競爭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而在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很多因素中，匯率不僅決定了國內外商品的相對價格和相對生產成本，更重要的是對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和流向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大背景之下，本文對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及實證研究，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匯率變動對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從兩個方面考察：一個是匯率的水平變動，也就是說匯率的升值或貶值對OFDI的影響；第二個是匯率波動，即匯率一定程度上下波動幅度或匯率變化的劇烈程度對OFDI的影響.國內外學者通常從這兩個層面出發來研究匯率的變動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
首先是匯率水平變動對OFDI的影響.最早對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關系的提出見解的學者是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金融學家R Aliber（1970）[1]，他認為：由于不同貨幣區域以及貨幣國內國外市場的不完全，匯率會導致對外直接投資地區分布上的差異.當匯率變動時，處于硬通貨區域的企業將獲得有利地位，并且會趨向于向軟通貨地區進行投資.Matthias，Carsten and Signe（2013）[2]實證研究發現固定匯率對發達經濟體的國外直接投資的雙邊流動具有很強并且顯著的效果，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效果不顯著.KunMing Chen，ChiaChing Lin and ShuFei Yang（2015）[3]利用博弈模型進行探究得出，如果母國匯率上升，則東道國相對勞動力成本下降，那么會導致企業生產率較低的生產或研發活動選擇對外直接投資，而高生產率的生產仍然會在國內進行出口.孫廣杰、舒文定（2012）[4]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通過分析得出人民幣匯率將持續升高的預期確實影響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甚至是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陶士貴、相瑞（2012）[5]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人民幣升值將促進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其次是匯率波動對OFDI的影響.Schmidt and Udo （2008）[6]運用美國在1984～2004年間對6個工業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匯率的波動之間呈負相關關系.Lukman and Olalekan（2014）[7]利用尼日利亞1970～2009年石油類和非石油類FDI流入的數據，實證分析得出：在短期，匯率波動和石油投資不存在因果關系，而與非石油投資之間關系并不明確.程瑤和于津平（2009）[8]認為，短期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大將會引起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而在長期內由于匯率風險將會對投資的流入規模產生抑制作用.胡兵和涂春麗（2012）[9]采用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研究表明匯率波動對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響.封福育（2015）[10]考察了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流入我國FDI的影響，結果表明，當匯率波動幅度較小的情況下，匯率波動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而在匯率劇烈波動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波動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之間并無顯著關系.
梳理現有文獻發現學者們的理論研究大多是圍繞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于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討論，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較少，并且，對于中國目前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方式、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是從人民幣匯率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角度出發，對于我國如何正確對待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另外，本文首先以匯率變動影響OFDI的理論為基礎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然后運用系統GMM估計方法進行實證檢驗.并且動態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互關系，克服了傳統靜態分析方法上的局限性.
2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傳導機制
匯率主要是從出口價格、投資成本、國外籌資成本和相對財富以及資本化率4個方面來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傳導機制為：
2.1出口價格
如果本幣升值，意味著在國內企業在東道國市場內的投資生產成本降低，從而吸引了更多的本國企業到國外進行投資生產活動，最終引起本國企業對外國的直接投資增加.
2.2投資成本和國外籌資成本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們可以將貿易商品價格表示為P= eP*，某個國家的財富（資產價格）表示為Wd =eW*d，外國和本國貿易品價格表示為P*和P，以本幣計量的本國財富（資產）表示為Wd ，以外幣為單位表示的本國財富（資產）表示為W*d，最后用e代表兩國名義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如果投資國貨幣升值，那么在東道國市場上用本幣所表示的東道國財富將下降，投資國在東道國市場上購買力上升，這將引起投資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加.
2.3相對財富的變化
如果投資國貨幣升值，那么當地市場上同等價值的商品價格相對降低，國外投資者在當地市場上購買力增強.所以，如果資本流出國貨幣相對于資本流入國貨幣升值時，那么母國跨國公司相對財富增加，從而起到促進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反之，當資本輸出國貨幣相對于資本輸入國貨幣貶值時，結果則相反，外資將大量流出.2.4資本化率的變化.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具有較高資本化率的廠商就會向弱幣持有國進行直接投資.此外，若投資來源國的貨幣較硬，則存在“貨幣升水”的情況.因此，當持硬通貨國的跨國企業以軟通貨國家的通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就很可能在貨幣升值的波動中獲得利益，最終引起強幣持有國的跨國企業向弱幣持有國的直接投資增加.
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分析
自2002年以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保持著持續的增長態勢.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2002年僅為27億美元，但是，在2008年和2009年，中國實現了559.1億美元和565.3億美元的對外投資額，增長率分別為110.9%和110.1%，如圖1所示.尤其是201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2009年的歷史最高位基礎上實現了21.7%的迅猛增長，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國家和地區的流量排名中上升到第5位.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1 16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連續三年位列全球第三，雙向投資首次接衡.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同一時期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
3.5數據來源于：《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8.1%和17.7%.同時隨著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逐漸恢復以及中國對外投資布局的調整，近些年來中國對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投資增長迅速；而非洲地區由于動蕩不安的政局局勢以及比較落后的投資環境，嚴重制約了中國對其投資數量的增加.從長期來看，亞洲仍然是中國投資的重點地區，拉丁美洲、大洋洲、歐洲、北美洲、非洲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4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
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
4.1模型的設定
本文選擇2003～2014年中國OFDI的總量數據進行分析.考慮到經濟發展規模對OFDI的影響，在模型的設定中，加入GDP作為衡量國內經濟發展的標準，同時考慮到OFDI具有時間依賴的動態特征，設定動態實證模型：
LOFDIit=α0+β∑LOFDIi，t-n+α1VEit+
α2LGDPit+α3LREERit+εit.
式中，下標i表示接受中國OFDI的國家，t表示年份，α和β分別表示模型中的估計參數；被解釋變量LOFDI表示中國每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額；LREER、VE、LGDP為解釋變量，分別表示匯率、匯率波動率和國內生產總值.LOFDIi，t-n為被解釋變量N階滯后項，ε為隨機擾動項.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分別對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額、匯率和國內生產總值進行了對數處理.
4.2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對OFDI、REER和GDP的數據選取2003-2014年的年度數據，同時在全世界范圍內挑選出24個國家作為樣本國，選擇的標準主要一方面根據中國主要的貿易國，并且中國對這24個國家的直接投資近十多年來保持穩定且投資量大，同時根據數據的可得性，選取的國家數據更完整，并且避開三大避稅區：中國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最后考慮到非洲地區數字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以及資源戰略性投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干擾性.基于以上標準選擇了：菲律賓、孟加拉國、瑞典、土耳其、巴西、日本、荷蘭、埃及、澳大利亞、法國、泰國、老撾、阿爾及利亞、俄羅斯聯邦、英國、印度尼西亞、德國、贊比亞、尼日利亞、委內瑞拉、意大利、智力、喀麥隆和匈牙利作為24個樣本國，數據具體來源和說明如下：
OFDI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主要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及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REER是人民幣兌24個樣本國的名義匯率，通過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以及這24個樣本國兌美元的名義匯率計算得出，采用直接標價法.本文選取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IFS數據庫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24個樣本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美元計價，數據主要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VE表示人民幣兌24個樣本國匯率的波動幅度.本文中所提及的匯率波動是指匯率波動幅度的大小，本文選取GARCH模型對人民幣兌24個樣本國的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分別進行測算，并得到參數估計值.
4.3實證分析
4.3.1匯率波動率的測算
本文選取其中一個樣本國（j）對時間序列REER取自然對數，然后對時間序列DLREER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得到DLREER 的統計特征，統計結果如圖2所示.
圖2可以看出，偏度值0.864 412>0，峰度值3.611 6663，說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存在明顯的“偏峰后尾”特征，這說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幅度較大.對人民幣匯率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判斷序列是否為平穩序列，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5顯示的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在5%下均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上述變量序列是平穩的，滿足協整檢驗的同階單整條件.我們使用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來考量面板數據的協整性質，結果見表6.其中，在Pedroni檢驗中，panel表示組內統計描述，Group表示組間統計描述.結果顯示，除了v統計量和rho統計量，其他統計量均在1%置信水平下拒絕了不存在面板協整的原假設.Pedroni在研究中表示，小樣本情況下，rho統計量的拒絕度最高，ADF最低，高鐵梅（2009）指出樣本不大的情況下，主要以組間和組內的ADF值作為判斷協整性的標準，考慮到本文使用的樣本數據為時間和截面跨度不大，因而可以認為指標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另據Kao檢驗可以看出，ADF統計量為-5.077 1，且在1%置信水平下可以通過假設檢驗，進一步證明了面板數據間的協整關系.
基于以上實證結果，首先可以看到AR（1）和AR（2）的顯著性概率P值在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中分別為0.000 4、0.805 1、0.000 8、0.441 3，表明原方程的殘差項只存在一階自相關而不存在高階相關，說明動態面板模型的設置是合理的.同時，Wald檢驗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Sargan檢驗在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中的P值分別為0.805 1、0.441 3，不能拒絕工具變量有效的原假設，表明本文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有效，實證估計結果是穩健的.根據實證結果還可以分析出，在差分GMM估計下，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階系數為0.129 8，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LOFDI過去一期決定了當期LOFDI的“起跑線”，也就是說，過去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越多，那么當期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增加.進一步的，通過系統GMM估計的結果，發現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階系數為0.270 2，為正，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進一步說明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對被解釋變量當期有一個正向的作用.這也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和聚集效應即對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企業越多，越能夠吸引新的后續投資積聚于該國或地區.而從表6的估計結果，發現匯率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而在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匯率水平升高，意味著人民幣貶值.因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人民幣升值一方面使得中國企業以東道國貨幣表示的財富增加，另一方面使得被并購企業及相關投資成本減少，因而促進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匯率波動在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下均通過1%的假設檢驗，這說明短期內匯率波動會增加人民幣升值潛力，因而可以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樣本國GDP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顯著為正，說明樣本國市場規模越大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吸引程度越高.
參考文獻
[1]Aliber R. Theo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 P K indleberger[J].The International Corperation， 1970， 1（1）： 40-44.
[2]Matthias B ，Carsten H，Signe 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s[J].Economics Bulletin，2013，33（1）：45-57.
[3]Kunming CHEN，Chiaching LIN，Shufei YANG.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R&D[J].Research in World Economy，2015，1（1）：78-91.
[4]孫廣杰，舒文定.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當代經濟，2012，10（1）：59-63.
[5]陶士貴，相瑞.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匯率影響因素：中國樣本[J].經濟管理，2012，5（1）：10-18.
[6]Schmidi C，Udo B.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risk on US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8， 49（4）： 354-359.
[7]Lukman O，Olalekan Y.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sectoral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in Nigeria（1970-2009）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14，8（2）：296-308.
[8]程瑤，于津平.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9，3（1）： 7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