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的思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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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一、吉視鄉村頻道可供制播分離的基本資源

吉林電視臺鄉村頻道自2001年開辦以來,一直受到各級領導的關懷指導與大力扶持,經過多年努力,逐步建立起一支政治立場堅定、業務水平精湛、諳熟三農情況的高素質采、編、制、播人員隊伍,他們諳熟“三農”政策,了解“三農”新聞傳播規律,掌握過硬的新聞采編技能,能打硬仗、善打硬仗,這是鄉村頻道部分欄目試行制播分離的人才資源。

鄉村頻道通過多種方式,更新改造采編制作設備,努力改善節目制作的硬件條件,使節目拍攝制作水平不斷提高。此外,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鄉村頻道采取了微波傳送與有線傳輸相結合的覆蓋方式,實現了雙網無縫覆蓋,鄉村頻道的電視節目不僅能夠覆蓋吉林省的所有地市,而且黑龍江、遼寧、內蒙古等鄰近地區也能夠接收到,先進的技術設備、全面的信號覆蓋是鄉村頻道推進制播分離工作的重要物質資源。

8年來,鄉村頻道創建了一批在觀眾心中知名度、美譽度較高的節目品牌,如《鄉村四季12316新聞眼》《我是農民》《農村俱樂部》《二人轉總動員》等欄目,節目類型包括新聞資訊、人物訪談、民間曲藝等,積累了一大批寶貴的節目資源,先后獲得數十項全國及省級電視節目大獎。這為制播分離提供了節目與品牌資源。

近年來,頻道自辦節目比重不斷上升,節目樣態日益豐富,節目編排更加合理,節目知名度、頻道美譽度和整體影響力不斷攀升,廣告收入連創新高,頻道排名位次不斷前移,以二人轉為主的自辦綜藝類節目、以《鄉村四季12316新聞眼》為代表的自辦新聞節目和以《先鋒劇場》為代表的電視劇場在全省各地擁有一大批的鐵桿忠實觀眾群體,先后有多家有實力的企業多次主動上門商談,尋求以冠名播出、合辦節目等形式合作。廣大受眾對鄉村頻道的高忠實度和高滿意度、社會各界對于鄉村頻道發展前景的看好和加強合作的迫切愿望為鄉村頻道實施制播分離提供了收視資源。

截至2009年上半年,鄉村頻道在吉林省網的收視份額排名已經躍升至所有頻道的第4名,實現了吉林省廣電局、吉林電視臺領導制定的“把鄉村頻道建設成第三大頻道的目標”。吉視鄉村頻道排名位次和社會影響力的大幅提升,為鄉村頻道吸引社會資金合作開辦節目試行制播分離奠定了初步基礎。

二、鄉村頻道實施制播分離的主要做法

吉視鄉村頻道領導班子根據吉林省廣電局和吉林電視臺領導的指示,認真研究國家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編制的《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研究報告》,認為推進制播分離的關鍵在于對外整合資源和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而鄉村頻道通過近幾年卓有成效的改革,與社會單位密切合作,在資源整合、聯合和合作方面,在頻道內部管理制度建設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其中,整合資源是前提和基礎,走向聯合是紐帶,建立合作關系是目標,管理制度建設是保障。

(一)整合:民間曲藝資源的發掘和利用

早在2006年,鄉村頻道領導班子就把深度挖掘、整合以二人轉藝術為代表的東北民間曲藝文化資源作為重點工作之一,下大力氣以電視傳媒的力量整合、挖掘、引導和規范二人轉藝術,調動、引導社會資源配合節目生產和制作,用現代技術手段進行節目精細包裝,嘗試邁出“制播分離”工作的第一步。首先,對原《鄉村戲苑》欄目進行大幅改版,把長春市當時最為火爆的三家民營演出劇場的所謂“原生態”二人轉移植到電視屏幕,既尊重了當時市場客觀規律,又推動了二人轉事業的發展,極大豐富和滿足了廣大電視觀眾的文化需求,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競爭最為激烈的晚間黃金時段,展現出獨特的優勢。其次,鄉村頻道2007年趁熱打鐵,借勢造勢,舉辦了帶有公益性質的吉林省首屆二人轉大賽,本次活動為挖掘整合民間二人轉藝術、普及二人轉知識,調動群眾參與二人轉的積極性,挖掘二人轉新星、豐富農村百姓業余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2007年9月,吉林省二人轉專業劇團節目匯演在白城舉行,鄉村頻道全程參與,精心錄制、編輯了大量優秀二人轉節目,并和專業劇團的二人轉創作人員、演員建立了聯系,共同探討利用電視等現代傳媒手段,推廣、普及二人轉藝術,達成合作意向。至此,鄉村頻道與活躍在吉林省二人轉藝術界的三支力量(即民營商業劇場、專業劇團和二人轉愛好者)全部建立了聯系,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互惠合作并形成了系統化、專業化和規模化,吉林省豐富的二人轉資源以積極、健康的全新形象通過電視媒介的整合贏得新的發展機遇和良好的社會評價,與這些演出單位良好關系的建立也為鄉村頻道下一步的市場化發展運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聯合:與社會錄制資源的合作

在節目資源初步整合的基礎上,2008年7月,鄉村頻道與吉林省二人轉協會聯合舉辦了“吉林省首屆二人轉頒獎暨認證大型文藝晚會”。借助此次大型電視活動,鄉村頻道獲益良多。首先,大大提高了鄉村頻道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促進鄉村頻道競爭力的提升;其次,穩固了鄉村頻道在二人轉藝術界和“轉迷”中的獨特地位,建立了深系,形成了二人轉節目品牌;第三,以此活動為契機,衍生創建了新的曲藝品牌欄目《二人轉大賽》,豐富了鄉村頻道欄目架構;第四,在電視活動的合作社會化和運作市場化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首屆大賽之后,不斷有商家主動上門尋求合作,經過仔細甄選,擇定了一家藝術培訓學校作為合作方,對方提供包括冠名贊助等優厚條件,支持鄉村頻道《二人轉總動員》欄目組舉辦吉林省第二屆二人轉大賽,現正在進行中,已經吸引了來自吉林、遼寧、黑龍江、河北、內蒙古等地的選手自發自費前來報名參賽,成為區域性品牌節目。以二人轉大賽獲獎簽約選手和省內其他知名曲藝演員為骨干,鄉村頻道《農村俱樂部》欄目組開展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系列下鄉演出活動,節目收視效果良好,受到實力商家的關注,投入大筆資金贊助。現在,鄉村頻道僅《二人轉總動員》和《農村俱樂部》兩個欄目組就吸引了總額超過300萬元的商家贊助節目制作播出,使欄目組獲得了充足的資金來源,為節目質量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了物質保障。

(三)融合:引進社會資本

在深入發掘整合東北民間曲藝資源的基礎上,2009年吉視鄉村頻道與吉林本土有豐富農村生活積淀且具有敏銳時代感的編劇合作,由鄉村頻道多年深入農村基層采訪的記者提供鮮活素材,以真人實事為基礎,編劇為鄉村頻道量身創作出《樂呵屯里的樂呵事》電視欄目劇本,鄉村頻道獨家買斷劇本版權。鄉村頻道與北京共和智力文化傳媒公司合作,對方提供拍攝資金,鄉村頻道提供劇本、導演和部分演員(由鄉村頻道部分節目主持人、二人轉大賽獲獎選手和鄉村頻道簽約演員以及本土影視明星組成),雙方共享版權和收益,現在首部30集正在鄉村頻道熱播,觀眾和業界專家反響熱烈,評價良好。本部欄目劇的運作方式,體現了鄉村頻道制播分離思路的大膽嘗試,實現了節目制作成本最低化和生產效益最大化。

現在,鄉村頻道通過幾年來對吉林省二人轉藝術資源有計劃、有步驟的挖掘、整合和規范,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二人轉曲藝節目品牌,同時引領、完善和保護了二人轉這一歷史悠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滿足了觀眾的收視需求,擴大了鄉村頻道影響力,吸引了眾多優質廣告客戶,促進了二人轉藝術的健康發展,實現了多方共贏。目前,鄉村頻道制作的二人轉節目除在本頻道播出,還以可觀價格外銷到黑龍江電視臺公共頻道等電視媒體,同時也與沈陽、河北、安徽等地的電視臺達成節目銷售意向,具體細節正在洽談中。鄉村頻道外銷節目的收益基本可以彌補節目的拍攝編輯制作費用,初步建立了“以節目養欄目”的良性循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鄉村頻道這一成績的取得,正是在以趙本山為代表的遼寧電視臺曲藝節目銷售與收視火爆、吉林電視臺和長春電視臺部分頻道紛紛購買的情況下獲得的,也充分表明鄉村頻道經過幾年扎扎實實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二人轉節目品牌和節目研發運營機制,具有良好的前景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和部分方面初步具備了和省外同類節目抗衡并取得優勢的競爭實力。

(四)考核:點成本制度建設

在推進制播分離改革進程中,建立節目成本監控機制是重要的一環,鄉村頻道在這方面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

早在2008年,為促進頻道各欄目組增強競爭意識,經頻道班子研究決定,針對頻道各自辦欄目和電視劇場開始試行“點成本”考核制度,2009年根據執行情況做出適當修正。實施點成本考核的數據是依據臺總編室提供的各欄目及各劇場在2007年度和2008年度省網及市網的全年平均值并根據新調整的播出時段和播出密度等情況適當修正,在現有的四個數據中選取三個,分別是省網的收視份額、市網的收視份額及收視率。以各欄目組2008年1月份報賬總額為基數(不含設備、磁帶及辦公用品),在公布的三項數據中如有一項沒達標,不獎不罰;二項沒達標,扣5%;如三項均未達標,扣10%。如三項數據均達標,則獎勵總額的10%。同時對人員變動、獎金分配、交通工具使用等情況作了明確規定。根據點成本考核制度規定,《鄉村戲苑》欄目組連續多個月三項考核指標均不達標,已經被“末位淘汰”。新調整完善的《鄉村頻道點成本考核實施細則》實施以來,各欄目組的收視率意識和競爭意識進一步加強,自辦欄目和電視劇場的競爭能力獲得不同程度的提升。收視部門統計,2009年上半年,鄉村頻道全天時段省網收視份額排名所有頻道第四,對比去年同期排名提升明顯;其他各項收視數據和排名也有不同幅度的提升。

通過“點成本”考核制度近兩年的運行,鄉村頻道各欄目組在策劃制作節目時,大大增強了成本意識,增收節支、整合資源、協辦節目在頻道內部蔚然成風,這也為下一步運行“制播分離”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礎。

三、開展制播分離的主要體會與思考

經過合作拍攝欄目劇試行制播分離的嘗試,鄉村頻道積累了一些經驗,對于這一機制有了粗淺的感性認識和體會。

一是制播分離是當代電視業發展的方向和潮流

制播分離代表著電視業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廳主任朱虹表示,制播分離改革主要是為了提高節目質量,降低節目成本,豐富節目內容,轉換運營機制,增強發展活力,調動社會力量制作節目,改變各臺自制自播節目的模式。展望未來,制播分離不僅將提升電視臺自身已有的頻道品牌, 還將逐步以規模化、多元化的實力,逐步為更多的媒體平臺渠道提供節目。

制播分離,在現代媒體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有著特殊的意義,可以說代表著電視界發展的趨勢。這一體制能夠促進電視節目生產和經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能夠有效降低節目生產制作運營成本,大大提高節目生產制作效率。以試行制播分離的《樂呵屯里的樂呵事》欄目劇拍攝為例,劇組僅僅在35天內就完成全部30集的拍攝任務,這在過去由電視臺單獨自行組織拍攝時是難以想象的。

二是制播分離是深化電視體制改革的重要體現

新一輪廣電改革正在穩步推進之中,此番改革的引人關注在于醞釀多時的制播分離體制正式進入實施階段。通過試行制播分離體制的央視《歡樂家庭》、湖北衛視《天生我財》等欄目的成功實踐證明,制播分離體制能夠實現充分整合社會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和組合,促進電視節目投入主體多元化,降低電視節目市場風險,能夠推進電視行業人事制度改革,可以得出結論:制播分離體制符合電視體制改革的潮流,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

綜合研究央視以及其他兄弟電視臺成功開展制播分離實踐的經驗教訓,結合吉視鄉村頻道開展制播分離工作的實踐,我們對于實施這一體制的相關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

1. 穩定且適度寬松的政策是保障制播分離改革進程順利推進的重要因素

在我國,廣電界提出制播分離問題已有多年歷史,但在全國范圍內的實踐層面組織實施落實卻延至近期。究其原因,還是在政策制定方面。從一些較早開展制播分離嘗試的頻道和欄目的情況來看,政府管理部門和廣電媒體自身為實施制播分離的欄目制定一個適度寬松且保持相對穩定的政策是確保這一改革順利推進的重要因素。鑒于我國廣電媒體雙重屬性的特殊國情,實施制播分離尚屬新鮮事物,并無成熟經驗可資借鑒,為激勵欄目組大膽創新,勇于實踐,應在管理政策、廣告創收等方面給予適度寬松的保護、扶持和鼓勵政策并保持相對的穩定。央視《歡樂家庭》欄目組曾經就由于政策的反復變化直接影響了節目制作經費和節目的生產與播出。

2. 在制播分離實施中,應把握好節奏、導向、政策、資源

目前,國內廣電媒體制播分離改革的實踐形式多樣,但總體上來看正經歷從欄目參股合作拍攝到組建公司、從單個欄目到欄目群乃至全頻道整體運作過程, 其制播分離改革尚處于起步階段。

為確保順利實施推進,可以考慮采取“先開窗戶,再開大門”的辦法,循序漸進, 確保穩妥、安全。廣電媒體必須始終堅持把握正確導向,即確保節目終審權和節目播出權掌控在手。這是個核心問題,要始終堅持掌握政策。改革進程和步驟必須依章合規,即嚴格將制播分離限制在規定范圍內,凡涉及新聞時政類、訪談類節目的頻道和欄目一律不納入全頻道制播分離改革,其余類型節目可以適當放開。必須始終堅持掌控資源,保值增值,即確保廣電媒體的資源所有權、資產控制權占據主導地位,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

3. 必須尊重經濟規律,走市場化運作道路

按照北京大學學者顧宜凡的觀點,制播分離是“指將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從廣播電視播出機構中以某種形式分離出來的一種市場化導向的節目交易機制”。作為一種“交易機制”,就必須恪守經濟規律,必須按照市場化的方式進行運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明確“制”“播”雙方的責、權、利劃分,明確雙方的平等地位,建立雙方都認可的科學節目評價體系。同時,合作雙方應共同打造和推行欄目經營理念,通過各種方式充分開發利用自身資源,影視產品不再是一次性產品,可以被多次開發利用,達到多次盈利。例如在本臺本頻道內播出形成一次收益,賣給外臺外頻道形成二次收益,做成音像制品形成三次收益,制做相關商品或相關娛樂項目的衍生制成品形成四次收益,甚至可以組建欄目俱樂部、欄目連鎖酒吧并提供各種相關服務形成五次收益。這樣的話,電視欄目就可以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實現多元化的贏利模式。這方面,韓國影視文化產業的成功運作是很好的榜樣。

4 .不斷創新激勵機制

“人”的因素對于任何事業的發展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為調動參與制播分離改革的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廣電媒體應該注意制定必要的激勵機制:可以考慮在不違背廣電行業行政管理制度和事業發展辦法、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前提下,用活一切有利于節目生產制作、降低節目成本、提高節目質量的政策,必要時也可以考慮實行制播分離團隊管理層持股等激勵機制。目的就是“獎勤罰懶、獎優汰劣”,讓多做貢獻者多得,不做貢獻者不得。同時必須建立合法、規范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嚴格堅持執行《勞動合同法》,杜絕節目制作者的后顧之憂。

第2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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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一、國家與社會：混沌中的強弱勢糾纏

20世紀末，因社會轉型而加劇的“三農”問題突出，鄉村治理遭遇新的挑戰。在此過程中，稅費征收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它以農民負擔成為影響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為表述特征[1]，引發政學兩界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中，《小鎮喧囂》選取了最能代表這一歷史時刻特征的一組故事來展示底層政治的實態。這些故事細致繁復，曲折生動，卻又鑲嵌著始終為學界所關注的問題，即現代國家治理中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從而讓這部以解釋見長的“小敘事”作品承載了許多人力圖在大視角下探討的問題。

進入“小鎮”這一“鄉域政治”的場景，我們發現作者所呈現給我們的幾乎處處是理不清剪還亂的權力“倒置”圖景：

征收讓基層政權成為討要者，而農民則成了施舍者，所謂“要錢的成了孫子，欠錢的是大爺”。既然孫子向大爺要錢，干部除了自我矮化和套近乎，幾乎找不到制度化的征收辦法。[2]（p.608）這種奇特現象出現的背景在于國家為了政治形象的塑造而三令五申不準強制征收，這樣，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圍繞征收而建立起來的日常互動的主動權轉向農民，制度結構上的強者（基層政府）轉化為微觀鄉域政治行動場景中的“弱者”。

農業結構調整讓“政府”成了“包工頭”，農業結構調整本來是基層組織積極引導農業經濟轉型的利民措施，但是當這一利民措施成為上級考核指標與各級領導的升遷掛鉤，就轉變為一項所有風險都須由政府來承擔的行政“工程”，政府由引導者變成了“包工頭”。諸如小鎮的藠頭種植：鄉鎮政府承包了所有花費，保證所有風險都由政府承擔，在鄉村干部多次動員，工作做足的前提下，藠頭下種了，一年轉眼而過，結果仍然延續“工程”的“宿命”：大部分的村莊顆粒無收。農民的反應很“合理”：一年的收成沒有了，咱只有找“非”要咱種的“政府”，“政府”不解決就要鬧到區里。小鎮“政府”雖然認為責任不能全怪在自己，不愿意賠償，但是又害怕問題鬧大，只好賠償了農民的全部損失，“賠了夫人又折兵”。積極行政的政府要為農民的不配合和所有風險兜底，這幾乎成為農業結構調整的必然前提，效果好自然皆大歡喜，出現問題“政府”就是必然的“冤大頭”，——政府因為強勢和主動要為弱勢和消極買單。

農民與基層政府的強弱勢糾纏是中國“社會”的某種常態：一方面，農民從無數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教訓得出的一個顛撲不滅的真理，“民不與官斗”，自認弱勢；另一方面，他們也從弱勢的角度出發，發展出的一系列日常權力技術—抗爭術，講“理”不講“法”。“反正我沒有錢，就這么了，看你們能把握怎么樣？”這里“不講理就是講理”，你又能怎么辦呢？基層的強勢權力在自認弱勢者面前失去了“暴力化”的合法性，暴露出其對弱勢者“耍賴”的相對無奈。這種糾纏使得諸如“依法治理”和“送法下鄉”等作為國家政權建設一部分的治理活動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沒法進行。當基層組織的正式治理技術失效，農民再進一步借助國家大政策“以弱逼強”，基層政府捉襟見肘就不難理解。但是這種表面上“官權退—民權進”的農民反制現象，并不意味著“民權”真的進了，“社會”真的強了，而是農民在當前特定“社會”條件下，以自認弱勢為前提對制度裂隙與政策不接軌的利用[2]，相應的，只要基層政府做出適當調整，放下身段，當當“青皮手”，農民在爭取到一定利益之后還是要配合的。

在小鎮開發過程中，上述邏輯表現的尤為突出：

當前政策規定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但是實際上村級組織根本沒有能力在土地開發中集合全體村民意見，代表他們與開發商談判，而單個農民與開發商談判成本太高，所以鄉鎮政府進入成為了主導者，成為介于開發商和農民之間的真正主角。由此在各種經濟開發的利益分配中由政府掌握主動，呈現出政府得大頭、農民得中頭，村莊得小頭的利益分配格局[2]。農民可以對土地出讓過程中自己利益沒有得到最大化不滿，但是只有找到合適的政策借口才能跟政府“耍賴”，政府適當讓步之后就完全可以對“無理取鬧”者置之不理，他們自然會散去。

石場老板和基層政府的土地糾紛故事中，尤其能夠感受基層政府對“青皮”手段的運用。糾紛發生于一群合法經營的采石場業主與從事土地開發的區、鎮政府之間。政府原來出于發展經濟的角度支持采石，后來發現土地出讓利益更大，采石破壞了開發區的生態環境，影響到土地出讓，遂由原來的支持采石轉為關閉石場，并屢次反復。最后政府下定決心真正執行時，石場老板感覺投資過大關閉又不合情理，政府也不愿意承擔賠償責任，遂致糾紛。石場老板們也知道依靠訴訟會失敗，就聯合起來通過上訪來使問題擴大化，自然政府也是應對有方。當石場老板上訪有理、有節，依據“規則”來進行時，政府進行了適當讓步；當老板們一再反悔，希望分次滿足自己的利益，并“撕破臉皮”上訪時，政府變得強硬，憑借其背后的制度支撐，與老板們較勁，一方面不斷地說服教育，表明早關閉有獎勵，晚了就強行拆除，概不賠償，另一方面分化精英集團，優厚精英代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最終得以瓦解老板聯盟。

可見，基層政府在化解當下諸多內外矛盾時被逼從原來的“權力持有者”轉換為“權力經營者”[3]角色，所謂的權力關系的“倒置”實際上并不存在，“倒置”言論只是某種理論譜系固化的思維模式下對角色和行為反差不理解的表現[2]（p.614）。當小鎮的農民和政府官員已經直面現實生活，發展出新的權力運作方式，我們很多理論工作者還出于理論高度而斷言權力關系出現“倒置”。事實上，誠如小鎮作者所言，農民的權力并沒有增強，只是基層的治理能力在減弱，由此而出現了新的權力格局和運作模式。

這種局面的形成與國家政治治理內含的中央-基層-農民的三角關系有關，從權力角度而言，三者的強弱關系是順序的，中央最強，基層政府次之，農民最弱；從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而言，農民最強，中央次之，基層政府最弱。上述兩種強弱關系的糾纏制造了稅費改革中的各種倒置現象。稅費改革意味著中央政府轉變治理策略，以政治合法性訴求替代了原來具體的財政目標，相應的基層角色逐漸要從原來壓力體制下的一級政府轉變為服務體制下的一級機關。被剝奪了“暴力執法”的權力基礎之后，基層政府“自然的”對強勢的中央表示出“弱者”姿態，對中央的“倒逼”式改革進行“反倒逼”，通過“訴苦”、抱怨、欺瞞、變通、推諉、得過且過、“能撈一把就撈一把”、執行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消極對待改革、盡量減少或不向農民提供公共服務[4]。基層政府使用本來屬于農民的“弱者武器”[5][1]，其前提是權力關系上對中央政府的弱勢，正如農民對基層政府的弱勢一樣；不同的是，新時代的農民出于對中央政策宣傳的敏感，還利用了稅費改革中對政治合法性的重視，以上訪等方式“以弱逼強”，讓基層進退失據；面對權力關系相對中央的弱勢和合法性方面的絕對弱勢，基層政府只能以“青皮”待之，以對中央的示弱來消解權力的緊張，以對農民的自我矮化來消解合法性的緊張，以此為基礎利用各種手段來包裝相對農民的權力強勢，以此來應對稅費改革所造成的上下擠壓。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變強只是擁有了更多的道義資源，從權力關系上并沒有根本性的變革，但是基層政府的在權力的暴力性和合法性方面被雙重削弱之后，治理能力的下降是顯而易見的，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利用有限的權力和合法性來謀取稅費改革后難以為繼的自身組織運作。

市場因素的進入為上述權力關系運作開辟了新的空間。中央對經濟發展的認定，基層對運作經費的渴求和農民對生活改善的需求，使得市場利益關系成為新的權力運作核心。稅費改革破壞了原有的權力平衡，中央、基層與農民都在重新定位強弱糾纏，市場因素的進入更加劇了這種混亂。原來在稅費征收中的反復談判開始轉移戰場，而經濟開發關鍵性因素——“土地”、“石場”的集體所有制使這種“談判”有了廣闊的運作空間。鄉官、老板和鄉民都希望在如土地開發中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小鎮也成了圍繞利益進行權力博弈的競技場，行政建制的機構成為各方利益談判的最好平臺，基層政府終于獲得了新的生存基礎。市場化因素進入之后，以經濟發展為最高目標，原有壓力體制下的全能“國家”被迫讓出一部分利益空間交給“社會”來運作，而集體所有制讓小農和村官們失去了與各級老板的談判資格。在這個國家與社會的“空隙”中，小鎮政府的介入就成為必然，又由于基層政府受制于上面談到的“糾纏”關系，農民的反制技術也就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無論基層政府、農民還是老板，其實都沒有土地等物的最終所有權，所以他們爭吵的真正目標只能在于利用原有“國家”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這個過程中，基層政權治理效績的削弱，社區公共利益的犧牲，其實都不難理解。在國家與社會難分難解的混沌狀態中，被真正顧及的只有利益平衡，在公共目標上，政權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陷入了一種雙輸的循環中[2]（p.610）。“強國家–強社會”的互動與雙贏的目標在這里演變成了“弱國家—弱社會”的排斥與雙輸的局面。

以宏大的“國家—社會”的結構性框架，很難真正呈現國家與社會混沌狀態中強弱勢糾纏人物的生動表演，只有以“事件—過程”的分析把國家與社會的實體轉化為具體的官員，國家與社會才可以出現其具體的原型[6]。通過作者這種具體的安放回溯，底層政治的真實得以展現，很多停留在表層的宏大話語被最終解構，我們看到了國家與社會混沌狀態中，底層政治所受的侵蝕與混亂，官不官、民不民，“禮崩樂壞”的準“叢林”境地[2]（p.629），國家政權建設的最終目標任重道遠。

二、政權建設：發生中的權力文化網絡重建

源于歐洲近代經驗的國家政權建設概念，意指多中心的、割據性的權威體系逐漸轉變為一個以現代國家組織為中心的權威結構過程。實際上，國家建設始終貫穿于整個20世紀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之中，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化是圍繞著國家建設這樣一項主題展開的。傳統上人們也總是傾向于用國家權力不斷深入基層這個視角來解釋建國后基層治理的變化，但是，上述理論對當下基層治理現狀的解讀總顯得有些隔靴搔癢。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方法論上“事件—過程”分析策略的引入[7]，以及對鄉村治理社會基礎的深入研究[8]，我們發現基層政權并未按照現代國家政權建構的規則治理鄉村，基層在治理中凸現的是一種鄉土性和地方性。張靜則認為國家只注重目標和結果，并不特意闡發一種不同于地方的治理原則，一切由地方創造——這種做法使得基層政權除了利用國家合法化之外，并未真正共享一種治理原則[9](p.294)。無論如何闡釋，當下基層治理與國家政權建設的張力成為大家公認的一個事實。

從歷史發展來看，西方社會的治理經歷了一個從基督教牧師權力的發展到圍繞國家理性治理術的轉變，之所以可以實現這種轉變，源于西方社會的自主法律傳統系統化推進，并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知識和制度系統，治理的展開亦以此為基礎。市民社會的逐步發育，型構了國家與社會的兩分，治理的形式理性邏輯在這種兩分的前提下得以推進[10]。傳統的中國社會則處于一種“皇權不下縣”的集權體制下，對于分散的小農而言，“天高皇帝遠”是常態。為使權威滲透于鄉土社會內部，在帝國的體制下形成了“士紳社會”，成為國家治理的基層秩序基礎[11]。基層士紳多出身于鄉土社會內，面對的也是一個熟人社會，管治方式繞不開“鄉里鄉親”的面子，法律相對失效。鄉村內部日常事務的處理成為地方士紳的“俗務”，官方甚至可以不去顧及這些瑣事，國家與地方形成了一種相對分割的管轄權力。與國家體制若即若離的士紳階層，主要依靠熟人社會中形成的威望來治理鄉村，社會秩序主要由、家族條規、鄉村規約等地方文化支撐，帝國既依靠這些文化網絡，又讓其處于自身合法性體系之下，塑造了一種國家與地方士紳社會的分合系統。

建國后，尤其在時期，以現代民族國家為指向的政權建設急速行進，舊有的權力文化網絡被打破，直接的政治權力無孔不入，整個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20世紀的中國政治也從傳統的權威主義系統轉變為全能主義系統[12]。從空間上看，這一過程往往表現為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滲透和改造，原有的權力文化網絡被拆解，新的以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權力文化網絡強勢伸張。但是，全能型政治體制的種種弊端很難以相對簡單的意識形態化權力文化網絡支撐，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中政治體系的自我調整，全能主義政治體制及其權力文化網絡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鄉鎮政府逐漸成為國家在鄉村的人并獲得正式的體制化權力，正是在全能主義體制逐步改革的過程中發生的。20世紀90年代村民自治的推行，是國家希望在現行體制下完善對鄉村治理的新舉措。有學者認為，村民自治是國家政權重建鄉村社會的一種嘗試，是國家有意識地利用、開發鄉村傳統資源，恢復鄉村“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努力，冀望在其基礎上重建政權合法性來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和整合[13]。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隨著全能主義國家權力從農村社會的部分撤退，國家在農村的權力弱化，農村基層組織出現了大面積的癱瘓，在基層政治中出現了普遍的“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用”的現象，如稅費收取中的軟硬兼施，鄉村訴訟案中的“炕上開庭”。在對這種現象進行解釋時，學者們認為，基層官員通過對正式權力之外的民間權力資源的巧妙運用強化了國家權力，從而強化了國家政權在農村中的權力效用[14]。這些分析傾向于強調國家權力雖然受到削弱，卻仍然在不斷下沉中利用各種“文化網絡”自我強化，國家政權建設中的“強國家—弱社會”的邏輯仍在推進之中。

《小鎮》則通過一些故事的深度敘述與分析給我們描摹了另一種圖景，隨著新世紀之初稅費改革的深入，國家政權建設中“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用”似乎呈現出“弱國家—弱社會”的新邏輯。試看以下比較：稅費改革前，“干部進了屋，數字一公布，大人嚇得篩，小伢嚇得哭，有錢就把錢，無錢就撮谷”；稅費改革之后，“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給錢就收，不給就走”[2]。作者認為場景內涵的改變，表明在這場權力博弈游戲中政府和村組織是被牽著鼻子走的，干部在面對一些“打不濕，曬不干”的“油抹布”時，陷入了一種權力運作失效的境地[2]。權力的“非正式運作”意味著公共權力的去公共化過程，意味著公共權力治理權威的自動放棄或喪失[2]（p.101）。這種“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在這里并不是強化了國家權力，而是一種無奈的放棄。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稅費改革使鄉鎮基層政府陷入了新時期正式權力與權力文化網絡的雙重困境。從正式權力的角度而言，基層由原來全能體制下的一級政府轉變為服務體制下的一級機關，失去了“暴力”合法性的唯一根源；從權力文化網絡的角度而言，稅費改革中鄉鎮基層是承擔道義責任的唯一載體，得不到任何同情，“自我矮化”是唯一的出路，有何可以支撐權力運作的文化網絡資源可言？

過往的很多研究者都將政權建設被削弱的全盤責任歸于基層政權，而鄉鎮政府在工作中面臨的權力困境多被忽視，基層政府處于一種“失聲”與“消失”的境地，這對于政權建設的正常發育是非常不利的。要理清鄉鎮的治理邏輯，就要去思考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和境遇的真實性[2]（p.86）。

抱持此種姿態，我們對小鎮“開發”中的種種作為就會有更清晰的認知。在以“土地征收”為主的開發過程中，各種不軌行為似乎來了一次總爆發：鄉鎮干部希望不斷壓低農民的補償，自己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農民們也不甘示弱，他們以“種房”來賭開發——利益博弈的喧囂仿佛成為唯一的聲音，公共利益的犧牲成為必然，治理能力被削弱，圍繞利益的非正式權力運作成為主流。對此，小鎮作者提醒我們不僅要注意到底層政治邁向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世俗化過程，更要注意到其中政權建設的新內涵。

稅費改革完成后，作為國家一級政府的權力機構必須重新尋找正式權力和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合法性來源。小鎮政府已不再具有全能政治時期所具有的強制權力，國家的支持難以彌補稅費取消農業稅中損失的資源，在問題實在難以解決時，小鎮政府尋求正式權力資源和權力的文化網絡支持成為必然出路。搞開發、結構調整等經濟發展，構成了小鎮正式權力的合法性基礎，而以此為導向，權力的文化網絡則無所不用。對農民的“點發”，對石場老板的“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甚至包括對灰色勢力的利用……“這些人一出現，農民立馬就規矩了”[2](p.717）。

對此，我們可以認為新形勢下政權建設過程中權力文化網絡的重建正在發生，雖然灰色化肯定不應該成為其方向，但是對此的深入分析能夠昭示出政權建設新的可能性。以往國家政權建設學說遮蔽了基層政權自身建構的治理邏輯，基層其實在不斷的按照鄉土社會的邏輯規則與自身的生存理念進行治理技術的重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適應底層政治環境中的生存邏輯。在這個意義上，取消農業稅并不能真正解決治理危機，只是提出了新形勢下政權建設的新問題，同時也催生出政權建設的新方向和新思路。

總之，現代的科層體制在面對龐大而分散的小農時，要達到一體化的治理目標成本極高，目前國家政權建設中的基層治理，不借用底層的權力文化網絡資源就難以達成任何目標，但是，過于依賴底層，尤其是“蠻”和“橫”的底層文化，也許就會使各種灰色勢力有機可乘，并最終改變政權建設的方向。對此，國家如何應對？是聽任鄉鎮及底層文化自我浮沉還是逐步將其引入更加規范的發展軌道？正在發生權力文化網絡重建的小鎮還會有什么樣的故事？這些故事如何延續？仍然是值得我們記錄和思考的問題。

余論：小鎮的故事還會繼續，基層政治的前途仍然在徘徊中前行，也許如蘇力所言：歷史究竟如何發展，究竟會形成什么樣的制度，如何形成，這類問題對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且有一點反思能力的當代人來說，大約總有某種無能為力之感[15]。但作品對治理過程的具體描敘，無疑使研究者推進了對當下鄉村治理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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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參考孫立平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輯，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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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鄒儻：《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13]吳理財：《：村民自治與國家政權建設》，《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1期。

第4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一、問卷設計與結果統計

本次調查，根據城鄉居民的特點，分別設計了城市問卷和鄉村問卷，但都按環境認知評價、環境行為、環境意愿等模塊，并結合城市和鄉村實際，設計了相關問題，以了解城鄉居民在“知”“行”“意”方面的環境素質狀況。城市問卷以主城九區樣本為主，鄉村問卷以渝東北的萬州區、開州區、城口縣、云陽縣和渝東南的黔江區、武隆區、秀山縣等區縣為主。共發放問卷900份，回收有效問卷865份，回收率96.1%。其中，收回城市問卷443份，鄉村問卷422份，樣本人群類別分布情況見表1。城市樣本分布：性別均衡，中青年、受過高等教育、公職人員和企業職工均占絕大多數，中高收入者近一半。故樣本人群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映問卷涉及問題的真實狀況，具有較好的代表性。鄉村樣本分布：性別、年齡分布接近于城市樣本，但學歷、行業身份、收入分布均略優于城市樣本，這與鄉村問卷調查是通過農村電商營銷網絡渠道開展有關，但樣本人群長期工作生活在農村，對鄉村環境治理情況體驗深切且綜合素質較高，所以更有利于客觀地反映問卷涉及問題的真實狀況，故鄉村樣本人群具有代表性。

二、調查結論分析

（一）環境認知。1.普遍具有參與環境治理的意識。城鄉居民普遍都關注環境問題，認為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方式、氣候變暖、人類健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等緊密相關，治理污染非常必要。分別有68.6%和65.7%的市民對我市實施機動車限號和垃圾分類政策非常看好。對治理環境的主要動力的認識，排在首位的是企業改革與自律（250人次），其次是政府引導及法制健全（224人次）、社會組織及公眾力量（223人次），人數分布較為均勻。顯然，大多數居民認為治理環境不光是政府的責任。2.環境認知不夠全面準確。總體看，城鄉居民對環境知識的了解不夠全面準確，對環境治理的權力、義務和參與方式不夠明確。城市問卷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對城市四大環境污染的認知準確率為52.4%，對PM2.5平均值標準值的認知準確率為54%；12369電話平均知曉率為69.1%。城市和鄉村問卷總體分析表明：相較于偷排偷放、機動車尾氣、化肥農藥污染、噪聲污染等，57.6%的城鄉居民認為當前重慶最突出的環境問題是垃圾污染；8.9%的居民表示“了解并參與過環境影響評價”，但不少市民認為影響評價就是個人對周圍環境狀況好壞的評價。這充分表明，城鄉居民整體環境認知還不夠全面和深入。3.對環保社會組織認知度不高。443份城市問卷中，對“你所了解的我市民間環保組織”的調查，選擇較多的是重慶市渝中區巴渝公益發展中心（83人次）、重慶兩江志愿服務發展中心（43人次）和重慶市九龍坡區綠山墻志愿服務中心（41人次），還有15.2%的城市居民表示沒接觸過、不清楚。可見，城鄉居民甚至城市居民對環保社會組織的認知度還不夠高。（二）環境行為。1.了解環境信息大多選擇官方渠道。城市問卷分析顯示：市民獲取環境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且通過大眾傳媒（電視廣播、網絡）的獲取頻率高于從各種環保宣教活動、宣傳單等途徑獲取的頻率；選擇政府環保信息網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電視新聞等官方平臺的人次明顯高于選擇論壇、熱搜、個人微信、個人微博等非官方平臺的人次，而對于參加過環境教育培訓的選擇最少，僅為11人次。2.對參與環境治理的信心不強。63.4%的城鄉居民認為，治理環境征求公眾意見重要且必要。在城市問卷中，對“愿意以哪種角色參與環境治理”，選擇頻率最高的是環境污染監督員（257人次），其次是環境決策民意代表（241人次）、環境信息宣傳員（195人次），表明“前端”參與及“過程”參與的意愿強烈。對“參加環境保護、維護自身環境權益面臨的困難”，選擇頻率最高的是環境信息掌握不夠（303人次），其次是居民缺乏與政府、企業對話的力量（255人次）、沒有合適的表達途徑（195人次）。3.參與環境治理的行動力不足。分析顯示：對身邊最突出的環境問題排序垃圾污染排第一位，大多數城鄉居民都認為開展垃圾分類很有必要，但實際參與垃圾分類的行動力卻不足。調查結果是實際參與過垃圾分類的市民僅82人次。鄉村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顯示：村民對秸稈采用焚燒處理的為33.1%，對農業生產中地膜使用的處理作為垃圾單獨處理的為39.3%。環境監督方面，面對身邊環境問題撥打過12369電話的村民為31.2%，對周邊存在環境污染及隱患的企業，18.2%的鄉村居民認為“自己沒辦法管”，11.1%的城市居民選擇“忍一忍或繞行避開”。（三）環境意愿與滿意度。1.對政府推動環境治理滿意度較高。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城鄉居民對我市環境改善充滿信心，81.0%的城鄉居民認為我市環境將進一步改善。對城鄉居民了解并認可的環境治理措施（多選），選擇頻率最高的是“碧水、藍天、綠地、田園、寧靜”五大行動（298人次），其次是河長制（260人次）、湖長制（219人次）、山長制（176人次）。2.城市居民對周邊環境的滿意度高于鄉村居民。調查結果分析對比發現，大部分城市居民對周邊環境表示滿意（非常滿意為54.9%，比較滿意為24.8%），接近一半的鄉村居民對周邊環境表示不滿意（不太滿意的為31.5%，很不滿意的為12.8%）。3.對環保維權的途徑與方式了解不多。城市問卷中，對身邊環境問題，187人次選擇向環保部門投訴，82人次選擇向環保組織求助，43人次選擇無視。這與相關法律法規對于環保社會組織或公眾參與環境維權、環境訴訟多為原則性規定，對具體的參與方式、程序未作規定，對社會組織管理和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缺乏引導有關[1]。4.具有積極的環境治理支付意愿。對“個人支付污染治理費用”，城市問卷中，分別有53.7%和34.1%的城市居民愿意承擔因治理污染導致的個人消費支出5%以內和10%以內的增加；鄉村問卷中，對于增加鄉村環境治理資金，61.9%的鄉村居民更傾向于通過增加財政補貼的方式實現環境污染治理。

三、思考與建議

第5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4289(2012)07－0058－03

“如何成為一名好教師”是近年來教育界的一個熱點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從實踐中發現優秀教師的“真面目”。為此，筆者走進了農村學校的特崗教師，以期為“如何成為一名好教師”的問題尋求一些答案。下文我們以對特崗教師小華的觀察與訪談為例來對此說明。

一、無奈的教師職業選擇

人征服自然的欲望，促使人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繁榮。與此同時，物質財富的分配伴隨產生的是階層，于是就有了“城里人”與“鄉下人”的區別。生活在貧困鄉下的孩子，盼望著到城里人的生活，因為城里不僅僅代表著富有還代表著高貴與文明。因此不難理解壓制人性的高考在農村看不到對它的反抗，無數的鄉下學生無怨無悔地接受壓制，因為他們深知這是他們過上城里人生活的唯一渠道。在追逐“高貴生活”的過程中，只有少數的人考上了大學，進入了他們夢想的城里。

本文中關注的對象小華是幸運的，因為小華正是這里提到的鄉村精英學子。通過不斷的努力，小華幸運地考上了當地高校。考上大學的時候，小華是信心十足的。他說到：“想當年，我是非常自信的，優等生的榮譽一直保持到大學畢業，只是沒有想到會有現在的境遇”。從小華的此翻言語中無法讀到自信，更多的是失落、無奈與對自信的懷念。

從小學到高中，小華的優秀是不難理解的，這種優秀主要體現在其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中取得的良好成績。可是這種評價方式在小華升入大學期間發生了變化，作為評價的標準不再只是考試成績，還有更多的是一些隱性的社會資本，例如學生的家庭出身等。因為決定學生是否優秀更多的是在畢業時的就業層次。在應屆畢業生就業中，除了學生的能力、獲獎證書以外還有家庭背景,有的研究甚至認為，“家庭背景已經決定了勞動者進入的是主要勞動力市場還是次要勞動力市場”[1]。小華也談到了這點，“剛畢業的時候，一個人跑招聘會，很多單位根本不看你的成績。主要是看實習經歷，那些大的實習單位除了家里推薦，像我們這樣的普通大學生很少有人能進。”但小華不服輸，他覺得以他的成績和實力完全可以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相信是金子就能發光”，他這樣說道。可是現實往往不隨人愿，小華始終沒找到滿意的工作。畢業前的那段時間，他一直是憂郁的。他不服，這一路走來為了追求城里人的生活，大學畢業后不甘心像父輩那樣艱苦的工作。直到看到特崗教師的宣傳，他似乎再次看到了希望。“我在網上看到消息后，覺得看到了希望，服務期后，不僅可以考研、考公務員加分，還可以為以后的發展積累社會資本。很多名人都是從西部支教開始的。”

就這樣，小華選擇特崗教師，其目的也并不是我們想象的為農村教育服務，這對小華來說這只不過是在成為城里人欲望的驅動下，追求“夢想”的過程。但是作為新教師，這種欲望驅使下的行動并不是被動的，小華把主動學習精神帶到了他的教育事業中。他“相信只要不斷地努力，成績肯定會得到認可，這也是為以后的其他工作做準備。”從這可以看出小華的進取精神及其很強的反思能力。但小華忽視了在其行動背后，早就存在一個強大的權力網在向其慢慢張開。他將面臨這張權力網的一系列規訓，并且將始終無法擺脫這張無形的權力網。正如福柯所說的權力無處不在規訓著它想規訓的人們，“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2]。

二、夾縫中生存的教師

在學校的選擇方面，小華選擇了家鄉的初中。理由很簡單，“農村成就了我，以后只要有機會，我會回報家鄉，這也是我一直以來所做的努力”。后面的事情都順利，正常的畢業、辦相關手續，然后等到任教學校的開學。小華后來的經歷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的話那就是異化。異化在馬克思的研究中表明的是勞動者在勞動中感受不到幸福，體會的只是精神的摧殘。這種勞動對于勞動者來說就是異化的，“只要肉體的強制或者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像逃避鼠疫一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3]。之所以選擇用異化，就在于初入職的小華將面臨一系列制度化的培訓，從上級的入職培訓、學校的新教師培訓以及經驗豐富的教師的指導等等。“遇到這些，簡直是累死人，但又不得不去接受，我雖然對教書不排斥，但討厭這些沒有實效的培訓，很多培訓只是紙上談兵。”小華雖然討厭，卻不得不直面這些規訓活動并且力圖取得優異的成績。小華一心只想著怎樣通過三年的特崗教師服務期為自己日后的擇業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同時，他想改變像父輩那樣的生活狀態。所以他寧愿選擇放棄自我，因為對于學校來說，重要的只是你在這場培訓活動中是否符合規定標準并取得優異的成績而不是你的思想。對小華來說，重要的不是受到何種權力的規訓，而是對農村的逃離。

在這一系列的培訓中，小華不僅感受到了這些培訓的虛假存在，更意識到了農村教師思想的欠缺。這加劇了他的逃脫欲望，但是要成功地逃脫必須先認真地接受、習慣這種境況，并且要力圖做到最好。我們無法體會這種內心的掙扎，因為沒有經歷過就無法去做評價。但小華的話讓我震驚了，“晚上夢見自己去殺了培訓老師，好痛快。但白天培訓的時候還是笑臉相迎，并且做出虛心請教的姿態。”如果不是跟小華的深入交流，我無法相信這是一名優秀的特崗教師說出來的話語。但小華畢竟是具有農村背景的教師，就像前面所說的，他內心中還是存在著對這片土地的熱愛，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回報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習慣了這樣的培訓、慢慢習慣了鄉村教師思想的麻木。他努力地去學習那些能取得更高升學率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他甚至學會了對學生體罰。要知道，他上學的時候由于經常受到老師的體罰而反感這樣的教育方式。或許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如果不深入地去分析，你也許會對他這種前后的變化感到驚訝。就連他本人也說到，“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變成現在這樣，或許是時間的作用吧。”這是小華的解釋，但我們知道，時間本身沒有任何作用，起作用的是外在的力量在時間的流逝中改變了這個人。在這里，我們所提的外在力量就是國家的意志和鄉村的教育邏輯。國家認為一名好的教師需要掌握一系列技巧與標準，所以有了培訓；鄉村的實踐邏輯認為，不打不成材，體罰是為了學生能升學。所以是這些真正影響了小華，而不是時間的作用。之所以這兩股力量在學校中能起到作用，恰恰是利用了小華想脫離農村生活的欲望的結果。他們似乎在告訴小華，只有成為這兩類力量期望的好教師標準才能為離開積累更好的社會資本。

三、學校、鄉村的獎賞與滿足

要想成為一名好的教師，通過小華的案例，我們知道需要做到符合國家的意志與教育的實踐邏輯。小華是幸運的，通過他的持續忍耐與學習，他很快接受、掌握并運用了這些規訓策略。毫無疑問，結果自然是讓人滿意但同時又讓人失望的。小華的努力取得了學校的一致認可，校長認為小華是“年輕有為，以后一定會成為學校的頂梁柱”，縣級的培訓領導也認為他在培訓時的表現非常好，并做了優秀的鑒定。最重要的是，小華的努力是讓鄉親感激的，在鄉村使自己的子女升學是對父母最好的獎勵。這連他自己也承認，“看著這些孩子一個個考上好的高中，我的內心無比的滿足與自豪，我甚至有時候覺得自己真的喜歡上了做農村教師。”這些點滴的改變讓小華漸漸地成為了他之前討厭的鄉村教師，他漸漸地失去但未完全失去自己的夢想。在選擇去留的時候，他做了讓學校、鄉村滿意的選擇。他決定留在學校，繼續從事能給他精神獎勵的教育事業。

如果要解釋這樣的行動，最合適的還是一系列物質與精神獎賞讓小華的內心得到了暫時的滿足，最后導致小華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恰恰是國家和作為國家代表的學校期望的。因為有了小華這樣的優秀教師在農村學校，是解決教育矛盾的最好辦法。對像小華這樣農村精英學子，在面對強大的社會結構的時候,需要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一個能提供其實現發展的機會。可是現實并沒有給他提供這樣的機會，而是讓他在農村埋葬了自己的夢想。

就像前面說的，雖然選擇了留下，但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夢想。只不過是把夢想埋藏在自己內在深處。這種情況直到一次同學聚會。那天對于聚會的同學來說是興奮的，但是這對于小華來說在興奮之余更多的是傷感。昔日同學的發展狀況讓他無法自如地面對與回憶。對他來說，當初選擇的意義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他明白這么多年，在鄉村學校他付出的艱辛與淚水。也深知這么多年自己的收獲。如果按照“成本—收益”的經濟學范式來計算，那小華絕對是“虧本”的。努力進修、培訓都只為了上好每一堂課。看著一屆又一屆窮苦孩子取得優異的成績，小華心里是滿足的。可是回到生活中，面對好友的不解，他內心在掙扎、流淚。他就像踏上了一艘駛向教育天堂的船，無法回頭。他只能接受船上的規矩認真地走下去，同時為了家人、朋友的安心，他努力做到更好。或許這就是生活的邏輯，因為從你選擇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你無法回頭。

四、結論與反思：治理的藝術

或許有人說，我們應該讓更多的特崗教師向小華學習，成為小華那樣優秀的教師。但這里并不想這么做。因為對小華的理解、對特崗教師的理解讓我選擇從另外的角度去讓人們走近小華、走近特崗教師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內心無時無刻在吶喊，可是外界嘈雜的聲音實在是太大，以至于我們無法聽見他們的吶喊。這種視角不是告訴教師應該怎么做，而是走近特崗教師，揭示特崗教師背后受到的規訓及其后果。也就是說，我們這里談的不是怎樣成為一名好教師的技藝，而是在揭示國家和教育實踐怎樣讓人成為他們想要的好教師。

這里的規訓其實本質上來說只不過是國家對教育的一種治理術。“治理”問題的系統闡述主要歸功于福柯先生，他在一系列的演講中對治理術做了系統的闡述。其基本含義是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統治技術的總和。這里的治理術只是一個過程的概念，因為隨著時代的不同，會呈現不同的治理術。同樣運用到教育上，為了實現特定的目的，國家對教育的治理也會采取一定的方式，前面提到的對于“好教師”的標準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

教師在面對國家對教育的治理術的過程中，需要做的不僅僅是因為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而導致的消極應對或無反思地接受。有人或許認為，這種接受只是一種暫時的策略。但本研究的小華告訴我們這是一條有了方向的教育大船，起航了便不能回頭。所以本文認為教師在處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的時候應該做到尋求一種超越原有狀態的“自我”而不僅僅是接受并利用這種治理術。這種自我的尋求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反思的過程。在被治理的情況下抽離出來的自我，將會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去思考并感知周圍的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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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華中科技大學，武漢430074)

內容提要：分稅制改革深刻影響了政府間關系及其行為邏輯，同時也深刻影響了鄉村治理邏輯和面貌。當前國家越來越傾向于采取“項目制”的方式向下輸入資源，以解決農村公共品的需要。現行關于項目制的研究，對于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之間的關系缺少足夠的關注，沒有能夠注意到項目制本身的競爭性特征及其運作，具有將國家下鄉資源轉化為私人資源的環節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項目制不僅很難實現預期的目標，而且往往會造成很多的意外和異化結果，滋養了不斷膨脹的新鄉村利益共同體，造成鄉村治理內卷化。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項目體制和基層組織進行一定的改良和建設，以更好地滿足國家與農民的實際需要。

關鍵詞 ：分稅制項目體制鄉村治理內卷化

中圖分類號：F327/F8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544(2015)06-0068-08

一、導言

改革開放后，財稅包干和行政分權改革導致地方政府職能及其行為方式變遷。地方政府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促成丁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先前改革所造成的弊端也不容忽視，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兩個比重”極不協調，從而最終促成分稅制改革出臺。分稅制改革進一步改變了中央與地方關系，使地方經濟的發展面臨財政收入來源的基礎性約束。預算內收入空間的收緊，促使地方政府開始向非預算收入和預算外收入轉移，地方政府在受約束的同時卻獲得更大的自主性空間。由于“逆向軟預算約束”機制和發展主義沖動，分別造成了汲取農業稅費規模的加大和城市經營中的“大興土木”。

這種實質上賦予了地方政府較強自主性的財政體制，促成了分稅制后中國經濟社會的繼續高速發展。但這種不受約束的地方收入模式也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在以農業稅費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由于“鄉村利益共同體”的普遍出現，越發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的不斷抗爭和官、學、媒的積極參與，引起廣泛關注。三農問題成為社會焦點，嚴重影響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從而“反倒逼”中央政府做出回應，促使了農業稅費體制改革及其后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鄉村治理步人后稅費時代。

取消農業稅及其配套改革，極大地增強了農民群體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認同，實現了預期的政治目標。但由于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消解行政”邏輯，不僅使基層政權背負了惡名，面臨正當性危機——比如，“中央都是好人，基層都是壞人”、“上面的好經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等，也導致國家政策實質性地削弱了基層政權的治權，空前地減少了基層政權的治理資源，并連帶性地極大壓縮了村民自治制度的運作空間。在后稅費時代，那些在此之前以農業稅費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基層組織，頃刻間陷入空殼化的尷尬境地。這些與千家萬戶農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層組織，在資源和行動能力上捉襟見肘，甚至連自身的運轉都成問題，因而更缺乏為當地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基礎條件。

為了彌補這一空缺，中央政府啟動新農村建設戰略，加大對基層社會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但由于國家采取項目制的方式，通過部門（條條）的渠道向下輸入資源，并成為啟動地方土地資本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始積累。“吃飯靠財政，建設靠土地”，成為了絕大多數地方政府的生存狀態和運作模式。由于其獨特的比較優勢和相應的支持體系，項目制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進行組織和動員的體制機制，構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學現象，深刻影響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方面。

當前，學界對項目制的研究十分豐富，積累了大量的成果。由于涉農項目的最終對象是村莊和農民，因此，項目制必然也會對農村社會及鄉村治理產生重要的影響。通過整理既有的文獻發現，盡管有所涉及、但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項目制對宏觀的國家治理體制和對鄉鎮基層政權組織的影響，而對于項目制與鄉村治理之間關系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空間，這構成了本文的問題意識來源，也是本文的主要思考方向。

二、項目制：一個研究綜述

折曉葉等認為，在國家財政制度從包稅制改為分稅制后，在財政收入愈加集權的體制下，資金的分配出現了依靠“條線”體制另行運作的情形，“項目”是特指中央對地方或地方對基層的財政轉移支付的一種運作和管理方式。周飛舟指出，在政府間的轉移資金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政府部門指定了專門用途、戴上了各種“項目”的帽子，以期嚴格體現資金撥付部門的意志，因此是一種“專項化”了或“項目化”了的財政資金。渠敬東認為“項目制”不僅是一種體制，也是一種能夠使體制運轉起來的機制，而且還可以擴展成為一種個體或組織的思維方式或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全新的時代精神和社會習俗。

周飛舟對農業稅費改革前后農村義務教育資金投入體制進行研究后發現，在國家財稅體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不相匹配的情況下，為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地方政府將有限的資金“專項化”，再通過“項目化”的方式向下供給。渠敬東(2012)認為，還應該從項目制作為一種具有治理意義的體制機制上看形成項目制的結構要件。他與周飛舟等人曾經提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體現出了一種從“總體支配”向“技術治理”的演變邏輯。但項目制卻是要打破這種常規的行政程序和科層邏輯，實現對社會關系的生成和社會資源的動員。因此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項目制既具有科層的特點，同時也具有反科層制層面。對此，渠敬東從制度變遷的歷史視野分析指出，項目制體現出一種“新雙軌制”。

但渠敬東也意識到，由于項目制實際上是通過與原有的單位科層體制相互嵌套而發生作用的，因此這種雙軌制改革的增量邏輯從理論上看是要在行政體制內再造一種增量。項目制能否在有效克服市場機制弊病的同時，還能夠抑制原有科層體制的弊病而不至于被后者所吸納呢？渠敬東發現：當項目制這種“新條條”試圖限制“舊塊塊”的擴張時，不僅使部門系統本身形成了“新塊塊”，同時也促使“舊塊塊”用全新的辦法迅速組建“新塊塊”來培植自己的領地。這段論述極具“社會學想象力”，深刻描畫了項目制下政府行為變遷。陳家建研究成都市“三社互動”項目發現，作為項目主導方的溫江區民政局，在推進這一項目進展時，另行組建項目工作組，并繞開政府體系內的層級管理，直接管理項目試點單位工作人員，試點社區單位反而相當于民政局的一個“派出機構”，證實了“條條的塊塊化”判斷。

折曉葉等(2011)提出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即國家部門的“發包”機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機制和村莊的“抓包”機制。盡管不同主體的意圖在項目制中都有所實現，但項目在實際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偏差”或“異化”。首先項目“發包”設計，科層管理和“一項目一政策”可能導致部門“特權”和對基層行政資源的“擠占”。其次由于絕大多數縣（市）級政府還處于經濟發展而難以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階段，“項目”能夠為地方政府提供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政策合法性，因此地方政府通過積極運作項目，實現自己的意圖和目標。最后“項目進村”既存在自上而下的篩選機制，也存在自下而上的爭取機制，這就使那些具有能動性的村莊能夠更好地接應項目，而那些能動性不足的村莊難以有效接應項目，從而造成了項目對村莊的影響表現出一種“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效果。

項目制的這些不良后果，究竟是技術失誤還是價值失誤？前述學者將此作為“意外后果”，屬技術失誤；而黃宗智等則從實踐層面出發，將這種國家美好意圖的異化稱為“變態的后果”，即是價值失誤。后者認為，導致這一后果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資本和村莊精英等強勢主體形成的利益結盟，他們一起“共謀”吸吮了國家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的財政資源。實際上，項目運作的復雜性和中國社會的非均衡性足以使上述兩種判斷都能在現實中找到依據和素材。本文接續上述討論，研究這些“意外后果”或“變態后果”在村莊層面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以及項目體制對我國的鄉村治理模式產生了什么樣作用和效果。

三、財稅體制變革下的鄉村變遷

新世紀初，國家取消農業稅，深刻改變了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權與事權的關系配置模式。與此同時，國家還進行了配套稅費改革的鄉村基層體制改革，主要包括拆并鄉鎮、合村并組、精簡機構、減員分流等措施。有些地方甚至撤消了村民小組長，并采取“市場購買服務”方式，將“七站八所”等推向市場，鄉村社會從此進入“后稅費時代”。

（一）農村的區域差異及其分化

不同農村之間存在分化。按照農村所處的地區，可以將農村分為“發達地區農村”和“不發達地區農村”。發達地區農村主要受到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作用，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組織化程度比較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比較高，市場效益好，農民的收益也比較高。但這種類型的農村所占比重較小，對整體性的農村情況不具有影響力和代表性。不發達地區農村則是指發達地區農村以外的廣大農村，這些農村構成了中國農村的絕大多數。

按照農村的貧富狀況，可以將農村分為富裕村、中等村和貧困村。由于發達地區的農村基礎條件比較好，一般都是富裕村。盡管在其內部也存在具體的貧富上的差異，但相對于不發達地區農村來說，由于具有先天的和結構性的優勢，發達地區的農村基本上都屬于富裕村的行列。而在不發達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種植結構、土地資源稟賦、社會結構及社會資源儲量、農民的行動能力、村情村貌等多方面的差異，導致不同農村也出現了經濟水平上的差別。那些具有行動能力而表現出超出一般農村的自主性的村莊一般屬于富裕村；而那些社會結構松散，農民一盤散沙的村，則往往因為無法通過合作達成一致行動而陷入貧困。

（二）基層政府的角色

改革開放不久，發達地區鄉村普遍出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主要也就是指這些發達地區集體經濟的崛起。自此，農業基本上不再是當地農民普遍關注的領域，非農產業構成了發達地區農村之所以發達的重要支柱。對于這樣的地區，基層政權的角色和行為同樣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轉變，受到廣泛的關注。戴慕珍提出“地方法團主義”理論，認為財稅包干制和農業非集體化是促使地方政府扮演了企業家的角色，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洪銀勇等也認為地方政府實際上扮演了市場行動者的角色。林南則將以家族親屬關系為主的地方網絡（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本）納入到地方法團主義理論之中，形成了“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魏德昂則認為是行政層級影響了組織效率，財政包干體制刺激了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市場謀求經濟發展。彭玉生也提出并使用定量數據檢驗了“村鎮政府即公司”理論。楊善華等提出在市場轉型中基層政府從“型政權經營者”向“謀利型政權經營者”轉變，突出基層政府的自利性特點。裴小林認為，上述研究成果都沒有能夠超出“市場一國家”二分法的范疇，對于鄉鎮企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要么強調市場作用（如戴慕珍），要么強調國家作用（如魏德昂）；其實，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影響了鄉鎮企業資源配置模式和效率，對中國經濟轉軌和農村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既有研究均是以發達地區鄉村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對于不發達地區的農村變遷缺少關注。而后者恰恰是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農村類型。溫鐵軍認為，“財政包干制”實際上體現的是中央政府在通過人民公社體制汲取農村剩余獲得原始積累并完成基本的國家工業化之后，將地方工業化和鄉村公共品的供給等任務以“甩包袱”的形式交給鄉村自行承擔。在“中央政府退出”以后，地方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支出，基本上都是由農民自己解決，從而造成了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化。財政分權使區位優越地區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進而弱化了中央政府的稅收汲取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造成了“諸侯經濟”現象，危及中央基本權威和基礎能力。于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應運而生。分稅制改革深刻而又全面地改變了國家的財政體制和治理體制，理順和規范了中央與地方關系，快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確保了國家的基礎能力和基本權威。

（三）分稅制后的基層組織

“分稅制”改革對中西部地區即不發達地區的縣鄉財政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由于事權與財權極不匹配，造成基層政權收入來源困難和緊張，使這些地區陷入了嚴重的公共財政危機，也進一步拉大了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與發達地區依靠“城市經營”獲取財政收入來源不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只能通過增加農業稅費的方式向農民轉嫁支出壓力。一方面由于基層政府和農民確實缺少資源和收益，愈加沉重的稅費任務增加了汲取難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壓力型體制作用，鄉村兩級組織很快結成了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通過稅費征繳和村莊各項建設過程中謀求私人利益，從而進一步加重了農民負擔。

農民的反抗和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減負，通過鄉村利益共同體這個轉化機制，變成了更加沉重的稅費任務和愈益嚴重的“三農問題”，甚至威脅到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因而受到中央的高度關切。最終迫使中央不得不下定決心最終徹底取消了農業稅。農業稅的取消一方面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會。基層政權不再具有向農村汲取資源的合法性，因此也不再與農民經常性地打交道。基層政權維持基本運轉和發揮基本職能的經費都時常陷入困境，基層治理與管理面臨嚴峻困境。在此時，國家啟動了新農村建設戰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大量的國家資源以項目的方式向下輸入，于是基層政權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積極競爭項目上，使鄉村關系進入到了一個全新階段。

（四）后稅費時代的鄉村治理

農業稅費改革深刻地影響了村干部的角色和行為及鄉村關系。周飛舟(2006)發現，農業稅費改革之后，基層政權從過去依靠收農業稅費來維持運轉變為爭取上級轉移支付，從“要錢、要糧”變為“跑錢”和借債，致使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松散而“懸浮”。在農業稅費改革以前，在壓力性體制下，基層政權需要村干部幫忙收取稅費，且村干部的工資也主要是從農業稅費中獲取，此時村干部對于農民來說還具有一定的“保護型經紀”特點。但在取消農業稅以后，基層政權不再需要村干部完成硬性任務，而村干部的工資來源是財政資金。村干部逐漸朝向正式或半正式化的方向轉變，此時村干部對于基層政權具有了比較強的依附性，行政化更加明顯，與農民關系也懸浮化和形式化。

農業稅的取消深刻影響了基層政權的經濟行為。對于不發達地區來說，取消農業稅相當于取消了基層政權的內生經濟基礎。盡管國家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滿足了基層政權運轉的基本需要，但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內容的考核和晉升體制，依舊給地方政府以強勁的發展經濟的刺激。這時候，利用土地作為地方政府信用的載體，全國普遍出現了一輪又一輪的招商引資。但由于不發達地區土地資本化程度本來就不高，經濟活力有限，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政府往往需要向資本提供極其優惠的稅收政策、極其寬松的監管措施（如環保、用工等）和極其廉價的土地資源。“土地”成為推動地方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工具，城郊的土地快速地被納入城市版圖。

與此同時，基于保護耕地目的，為了貫徹基本國策，中央政府采取了偏緊的土地供給，這便大大增強了地方政府的土地稀缺感，抬高了土地資源在招商引資競爭中的重要性和價值。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出臺，誘導地方政府向偏遠農村獲得建設用地指標，從而又掀起了基層政府在偏遠地區開展“遷村騰地”、讓“農民上樓”的運動，這項運動同樣引發了重大的社會穩定問題和文化危機感，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這一切都是以項目制的方式推進的，從而也引起了人們對于項目制的關注和重視。

四、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的內卷化

村莊分化、基層政府或地方政府行為邏輯變遷、以及鄉村關系的變遷等等，構成了村莊治理變遷的背景。那么，項目進村究竟對村莊治理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一般農村不僅比不上發達地區的農村，也比不上城郊地區的富裕農村，亟需項目資金的幫助解決資源匱乏的問題。但是，項目制本身的特點，采取“抓兩頭”的工作方法，使得比重占絕大多數的“中間村”想要項目而不得。而那些本來沒有實力承接項目資源的貧困村，則因為政治或政績等因素而被強制性地輸入了項目，“想躲也躲不掉”。而富裕村則通過私人運作不斷地爭取項目，而且是越爭取就越有，越有就越能夠爭取更多。

項目制對鄉村治理結構進行了重構。對于“中間村”，由于爭取不到項目，使得村組干部進一步缺乏權威和正當性。農民在與其他村莊的比較中，越來越懷疑自己村莊干部的能力和威望。而對于“貧困村”，項目資源的輸入改善了處境，但由于并非出于公共政策因素而是“辦點”政治因素的考慮，從而導致這種項目資金的投入消解了自治，瓦解了農民自己商量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即造成所謂的“資源消解自治”。村干部的權威主要來源于外部上級政府，而不是來自于農民自下而上的認可，從而導致村組集體成為了上級政府辦點的工具；一旦官僚主義發作，試點村的農民不僅可能得不到好處，反而造成極大的災難——一這是因為貧困村本來就很脆弱，經不起折騰。

（一）項目體制與村莊公共關系的“私人化”

項目制的實踐邏輯改造了村莊權威的生成和再生產。由于項目需要鄉村干部精英個體積極向外爭取才能夠得到，其中個人努力與公共責任的邊界十分模糊，很容易使項目資源的爭取者獲得較大的運作空間，并賦予這些資源以十分私人化的特征。

l預目公共資源的私人化。由于項目具有競爭性，在競爭過程中需要具備一定的能力和個人稟賦。因此，一旦項目爭取到手，這種本來是國家公共資源的項目，便打上了私人的烙印。普通村民往往會認為，村干部能夠憑借自己的私人關系爭取到國家項目，這是個人有本事的表現。農民說：“干部能夠從外面弄到項目，那是干部個人有本事的表現。現在競爭項目那么激烈，干部也不容易。假若要到100萬，要是能夠有20萬用于村莊修路和建設，那么他就是村里的大恩人了，大家會絕對地擁護他。至于其他的錢，他爭取項目總要打點關系吧？而且，關鍵是他自己總要有點油水才會有積極性去爭取這些項目吧？”公共資源被轉化為私人資源，這是項目制進村的一個十分關鍵的轉化過程。項目進村以后，農民不認為這個資金是具有公共性質的資金，從而對于這筆資金如何配置和使用缺乏積極性和參與熱情。而這些項目資金只要有一點點落實到村莊公共建設和服務上來，便都構成了村干部對全體村民的恩惠和情誼。“有比沒有好”、“殘羹剩菜也是賺的”、“能帶來項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便成為了項目制下很多普通村民的共識。

2．村莊公共權力結構的固化及私人化。對于那些能夠爭取到項目的村莊精英，由于其獨特的社會關系網絡和運作能力，使得作為其潛在的競爭對手的其他村莊精英可能難以具備相應的社會資本和能力。正所謂“戲好唱、茬難接”——“梅蘭芳在臺上唱完了戲，誰還敢接著他來唱？”，一旦某個村莊精英具有超強的運作上級政府或部門給項目的能力，其潛在的村莊內部的競爭者便往往會自覺地退出村莊政治舞臺。“現任干部弄到這么多的項目，他的潛在的竟爭對手要想參加競選，首先就要自己掂量掂量能不能向對手一樣也爭取到那樣多的項目”，“沒有這樣的本事的人出來競選就會鬧笑話”。更巧妙的是，村莊中的絕大多數民眾作為“搭便車”的既得利益者，十分支持和希望出現這樣一種比較確定的村莊權力結構局面，從而能夠讓村莊更好地承接和落實項目。這就造成了村莊權力結構的實際上和預期上的雙重固化傾向。潛在的挑戰者消失的同時，也是村莊政治的被消解過程。這時，村莊里面“無政治的人”越來越多，絕大多數人的政治效能感越來越低，村莊權力高度集中在某些個別人手上——這實際上對村民自治構成了一種極大的挑戰和威脅。

3鄉村兩級組織間關系的私人化。由于鄉鎮一級并不一定在爭取資源上對村莊有多少幫助，而且其自身也面臨著積極爭取項目以發展經濟和獲得政績的壓力和沖動。這時，對于那些能夠跨級爭取項目的村莊精英來說，為村莊爭得項目的同時也意味著為鄉鎮干部爭得了政績。從而在具體的鄉村關系中，鄉鎮一級反而有可能對這些村莊精英形成一種逆向的依附關系，通過感情、面子等非正式的手段拉攏村莊精英，從而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管理。因此，在項目中的村莊運作中，項目資金的私人化轉化，不僅使自下而上的村民參與性大大弱化，而且造成了橫向的體制外精英制約均衡被打破，同時還可能造成逆向的鄉村依附關系，從而使作為項目聚焦點的精英個體的權力得到極大強化。

（二）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的“內卷化”

項目制同樣也會對城郊農村產生巨大的影響。由于基層政府當前的主要經濟行為集中在土地經營上，因此，城郊農村作為新增土地的主要來源，成為了“利益密集型地區”。利益密集型地區的首要特征是土地的增值，以及圍繞著土地而進行的利益博弈。可以說，正是項目制的作用機制增大了這個利益博弈過程的復雜性。

按照折曉葉等(2011)的研究，公共項目資金首先是被縣鄉政府“打包”后轉化為用于經濟發展的建設資金，構成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始積累，并以項目提供的合法性，啟動了城市土地經營這臺超強機器。城郊農村是這臺超強機器的對象。通過土地征收、金融、財政的循環，不斷推進城市化和T業化的發展。城郊農村作為利益密集型村莊，各種不同的邊緣群體都要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利益爭奪，從而造成了征地拆遷矛盾的不斷涌現。隨著基層治權的弱化，基層政權“不出事”邏輯盛行，鄉村基層政權缺乏治理這些釘子戶（邊緣群體）的正式資源和手段，因此轉而借助于地方勢力進行治理。黑社會組織等地方勢力的引入，有效地解決了征地拆遷中的釘子戶問題，但是卻也造成了極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而且地方勢力也有可能與基層官員、甚至釘子戶復雜聯盟，共同瓜分土地非農轉用后的巨大增值收益，從而蠶食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投資和回報，造成了“新鄉村利益共同體”不斷發育和壯大。這種“新鄉村利益共同體”的出現，與一般農村中的村莊權力結構的固化一起，將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項月資源的滋潤下成長成為“分利集團”，最終將造成“鄉村治理內卷化”。在這個新的結構里，鄉村精英、村莊邊緣人紛紛借此謀取私人利益，瓦解了項目政策的公共性和目標，將造成鄉村治理的再次危機。

需要注意的是，與之前農業稅費時期出現的“鄉村利益共同體”不同，這種新的利益共同體不是向下汲取農民的資源，而是向上截留國家投向農村的資源，從而成為了一個橫亙在國家與農民之間的“腫瘤”。而這個腫瘤得以不斷成長的原料正是自上而下的項目資源。項目及其資金滯留在城市下不了鄉，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到鄉村打了個轉，然后很快就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回流到城市、政府和資本。農民得到的實惠少之又少。

由于中國是一個正不斷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必然要為基層和村莊承擔與其財力相匹配的責任。因此，國家不可能停止或減少向農村輸入資源的進程，反而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必然還要向農村輸入更多的資源。這時候，項目資源越多，將使這個腫瘤成長得越快、越大，侵蝕國家公共資源的能力也就越強。這不僅會讓公共政策的執行出現執行偏差，而且還可能因為基層各種強勢力量的結盟，使農民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引起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國家投入的資源越多，合法性喪失得越快越劇烈，這將使國家面臨進退兩難的結構性困境。

五、結論與建議：重建下鄉資源的公共性

新世紀初以來，國家采取自上而下地向鄉村輸入資源，主要的目標是要解決“鄉村公共品供給的內在條件不足”問題。但是，這種鄉村公共品供給的內在條件不足，本質上是在稅費改革之后基層治理體制變遷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之一。因此，國家供給資源的方式，同樣面臨著解決基層治理的需要問題。項目制是國家財政體制變遷背景下的一種路徑探索和制度創新，也是一種結構性的道路選擇，體現出了新形勢下國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體制變遷的追求和內涵。但是在實際中，項目制沒有能夠有效地回應這種基層治理困境及其需要。

就村莊層面來說，以項目制的方式提供農村公共品，缺乏有效的應對“委托一”問題和“監督一激勵”問題這一雙重困境的基礎條件和制度基礎。當項目在村莊門外徘徊時，具有很強的競爭性和部門性特點。而一旦項目進村之后，便會因為其競爭性特點而很快地轉化為具有高度私人性的外來資源，排斥了普通村民、其他精村莊英和鄉村基層組織的參與和監督，實質性的賦予了項目爭取者個人或其利益團體極大的自主權和能動性，使得國家下鄉資源或項目的公共性極大地喪失，公共目標的實現大打折扣、偏差嚴重。這是造成項目制在村莊范圍內運作產生問題的關鍵環節。項目到了基層政府部門以后，應盡量避免競爭性和私人化傾向，是改善現行項目制運行機制的重要內容。因此，重建下鄉項目資源的村莊公共性，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針對性。筆者以為，采取“民主化的公共品供給”體制，將能夠有效地避免項目資源的私人化傾向，保障項目資源在村莊的公共性和普惠性特點。

首先，國家應該繼續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力度，更大規模地向農村輸入資源，使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人、財、物大量流失的客觀背景下，通過第三只手的作用和機制優勢，形成一種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工業化和城市資源的回流渠道和機制，積極發揮政府作用，真正實現城鄉關系的統籌和協調。

其次，理順央地關系、條塊關系。在縣這一級政權以上，項目體制本身是一種很好的監督機制，可以納入考慮范圍。項目從中央部委或省政府出發，需要經過一些鏈條。要充分采用最新、最好的技術手段監控項目在縣級及其以上各個鏈條中的運作和傳遞，爭取在項目到達縣政府這個平臺的過程中降低成本損耗。與此同時，當項目資源到達縣一級政府以后，可以采取綜合考慮人口、土地、區位、發展狀況、目標等多種因素，對轄區范圍內的項目資源進行民主化或普惠式的分配，從而避免在項目爭取中出現的競爭性和私人關系對項目資源配置的影響等問題。充分發揮縣一級政權的“打包”作用，增加項目資金的瞄準度。同時，還需要采取措施對縣政府的“打包”過程進行嚴格監督和制衡，降低私人運作的空間。

第7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一、概述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從哈丁“公地地悲劇”（1968）、Dawes等人的“囚徒理論”（1973，1975）和奧爾森“集體行動邏輯”（1965）等理論模型出發進行分析和探討，同時從小規模公共池塘資源問題入手，通過考察了托拜爾和瑞士等擁有社群土地的村莊、日本有大量公共土地的村莊自主治理的成功案例以及土耳其和加利福利亞等地失敗案例，提煉出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資源管理的方法，闡述了運用非國家（集權式）或非市場（私有化）的解決方案解決公共事務的可能性，形成自主組織理論，開發了自主組織和治理公共事務的創新制度理論，為面臨“公地選擇悲劇”的人們開辟了新的途徑，為避免公共事務退化、保護公共事務、可持續利用公共事務從而增進人類的集體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礎。

二、一個例子：公共池塘的低效

閱讀本書的案例時，我就在想，為什么有些村落對公共資源的管理高效而低成本，有些卻低效甚至陷入癱瘓？甚至于在同一村落對某項公共資源的治理很成功，而同一群人對另一項公共資源的治理卻低效呢？

在安徽省巢湖市廬江縣的一個村莊，村東頭一個大池塘面積約五畝，每年產魚四百斤左右。如果技術適當，像這種最普通的增氧受限、不能沖水的池塘每畝也能產魚350斤左右，該村這么大的池塘應該能捕魚1500斤，可現在才400斤！資源的浪費是驚人的。而產魚為何如此少？除了缺乏一定的技術，主要原因是“集體困境”-常年偷偷捕魚的人不在少數。村民就算知道了有人偷魚也不會去向隊長報告，因為“得罪人”的成本很高，而且偷盜者侵犯的是集體利益，分攤到自己頭上的利益損失很小。可是一旦一些偷盜者偷魚成功，其他村民也會針鋒相對地去偷，因為他們會覺得如果他們不那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吃虧 ，結果所有的農民都會這么想，而且由于信息不對稱，他們總是會有“其他偷盜者‘偷盜’得更多”的想法，于是行為更加變本加厲。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偷魚―不舉報―偷的更多―魚更少―更沒人管……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理性的農民之間并沒有有效合作已達到公共資源的有效利用，政府和農民也沒有效配合和分工，以致基本沒有擺脫“公地悲劇”。

在農村，池塘是典型的公共之物，沒有明確的責任主體。盡管名義上池塘屬于全體村民，但由于“心理上的遙遠感”，“公物”變成“他物”，沒有人愿意去舉報偷魚人，更不愿意花費精力去提高池塘的產量。安徽乃至全國這樣的村莊都很多，因為治理困境浪費了寶貴的資源。那么如何充分利用這些公共資源才能使農民的福利最大化？

三、我的思考：農村公共資源的治理之道

奧斯特羅姆經過廣泛調查調查發現現實并不總是陷入困境，還是存在著一些治理之道。根據我國特殊國情以及奧斯特羅姆的理論經驗，我也認真思考了農村治理困境的解決辦法。

（一）提高鄉村政府的管理。在農村，由于沒有市場對農村公共資源的管理，一般經驗是只能依靠政府，而農民對政府是敬畏的，期望也最高。哈丁在提出著名的“公地悲劇”一案后又說，“在一個雜亂的世界上，如果想要避免毀滅，人民就必須對外在于他們個人心靈的制力，用霍布斯的術語來說就是‘利維坦’，表示臣服”(Hardin，1978)。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是政府是萬能的，他信息準確、監督力強、制裁可靠、行政費用為零等，其通過自身的力量使社會福利最大化。可是現實生活中政府遠遠不是萬能的，尤其是在農村，本身官員素質就不高，一般就高中文化，缺乏專業技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有時候還要兼顧自家利益。

所以我認為提高鄉村政府的管理能力依然是提高農村公共資源利用效率的一個重要手段。近幾年施行的“大學生村官”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目前全國還有很多的農村沒有大學生去落腳，很多有用的資源在無知中被浪費。

（二）引進市場機制。因為私有化也只適合一些可以分割利用的資源，例如月形村的森林都是一小片的劃分為私人所有。像池塘、道路、水庫這些公共資源只有當做一個整體才有意義，也就沒有辦法通過“縮小局人”的方式進行管理。這一類公共資源可以引進市場機制，通過拍賣的方式將池塘的所有權拍賣給某個“出價最高”的局人。這里的出價包括該局人的相關技能，擁有池塘后分給其他局人的利益。

第8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關鍵詞：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困境；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項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農村社會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對策研究”（114572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杜勝利（1970-），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管理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農村社會發展問題。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社區日益分化，這給村莊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只有不斷創新村莊治理機制,探索村莊治理新模式,才能實現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科學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

一、農村社區分化及其特點

1.農村社區的界定。社區是相對獨立的有領導、有組織的地域性社會，是由一定數量、具有共同意識、相同習俗和規范的社會群體結合而成的生活共同體，有著相對獨立的社會管理系統和服務設施。在我國，對農村社區的定位較為復雜，理論界還存在分歧，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村莊、鄉、集鎮或鄉鎮、縣城等。但是，根據我國現有的實踐操作，不論是江西、青島，還是湖北秭歸，都將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看來不論如何爭論，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是最有實踐操作性的。因為，中國農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而結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個基本單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擁有土地的基礎上一起生產、生活而形成的擁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的群體。這種形成過程具有自然和歷史的特征，并非是一個人為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團體，它的這種特征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考驗和熏陶。所以，農村社區，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為單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帶周圍零星的小村莊”。[1]

2.農村社區分化的特點。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由于受資源、環境、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原來同構性的農村社區逐漸分化，這種分化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農村社區類型日益多樣化。從同構性農村社區分離出的多種類型的村莊，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類村莊并存和發展的新型農村社會格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慧根據5大類31個指標，采用多層次空間聚類對全國農村地區進行地域類型劃分，將全國農村社區分為6大類型：現代化農村、發達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較快農村、中等發達農村、欠發達農村、不發達農村。[2]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根據各地鄉村工業化水平及社區集體化程度把農村社區分為4種類型，即高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低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高工業化低集體化類型和高工業化高集體化類型。江麗根據勞動力就業結構、村莊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農村社區分為經濟發達的工業村、商業村、穩速前進的外出務工村和經濟落后的資源依賴村4種類型。[3]盧福營以非農化的方式和水平為標準進行分類，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莊主要有城村、鎮村、工業村和農業村。[4]二是農村社區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學師生2006年5月的社會調查報告表明：我國的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同質化極高的整體，而是出現了明顯的村莊分化，其程度并不亞于城鄉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調查組將我國現階段農村社會分成“三個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村莊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為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村莊，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村莊，被劃為“第三世界”。在這項調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蘇省華西村，達到18820元，而陜西省的南泥灣僅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見，農村社區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村莊治理面臨的困境

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具有雙重影響。判斷社區分化是否有利于村莊治理，進而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其關鍵在于社區分化過程中，村莊治理模式是否越來越制度化、科學

化，落后社區的比重是否越來越小。應當說，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有利于農村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競爭的壓力，從而彌補了在工業主義發展相對不足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治理的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從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分化的狀況來看，分化速度越來越快，分化程度越來越大，已使村莊治理面臨巨大困境。

1.村莊差距的擴大造成社會流動失序，加大了治理難度。村莊分化使人口流動呈現單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發達村莊流向發達村莊。這種單向的人口流動是一種失序的社會流動，容易滋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村莊治理帶來困難。一方面，對落后村莊而言，一是隨著農村人口持續流出，鄉村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造成了村莊治理的困難。農村遷出的主體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村莊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這樣的鄉村社會結構變化不但造成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效，而且還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老人贍養、兒童教育等問題。二是單向的人口流動造成落后村莊人才流失嚴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莊人才更加匱乏。這種情況不利于落后村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拉大了落后村莊與發達村莊的差距。三是單向流動造成了村莊自治弱化。由于大量黨員外出務工，村黨員對村黨支部的監督更加弱化，支部的運作及對村級事務的管理主要取決于少數幾個支部委員；村民外流對村委會的產生和運作也產生了類似的消極影響。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為年輕力壯、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留在家里的勞動力既要處理瑣碎家務，又要負責農活，無暇關注、參與和監督村莊公共事務，致使村莊自治名存實亡。四是人地分離導致村治權力的運作難以達致治理對象。由于戶口在家鄉，流動的農民仍然屬于家鄉的村治對象。而農民流動使得家鄉村治權力難以發揮作用，給鄉村治理帶來了困難。如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由于缺人、缺錢、協調不易等原因實施難度增大。另一方面，對富裕村莊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給村莊治理帶來了極大壓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隨意性，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動人口與流入地的不適應。又由于一些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勞動技能，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加大了治理難度。化會影響村莊穩定，增大社會風險。其一，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會導致落后村莊不穩定。農村社區過度分化會使落后村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社會心理學認為，“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人們沒有獲得他們認為應得之物的心理狀態。當個人將自己的處境與其參照群體中的人相比較并發現自己處于劣勢時，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剝奪。這種剝奪因人們不是與某一絕對的或永恒的標準相比，而是與某一變量相比，因此是相對的，這個變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體，也可以是自己的過去。有時，即使某一群體本身的處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參照群體的改善程度，相對剝奪感也會產生。這種感覺會產生消極情緒，可以表現為憤怒、怨恨或不滿。在現實中，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莊“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莊在改革開放中脫貧致富，而一些村莊發展卻相當遲緩，落后的經濟、文化生活與富裕村莊相比差距明顯，這必然會導致落后村莊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無人耕種，礦產無人開采，治安無人管理，人心不穩，并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引起社會不穩定，從而加大村莊治理難度。其二，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導致村莊之間隔閡。村莊間的非均衡發展雖可以成為村莊發展的動力，但當村莊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鄰村之間的差距過于明顯時，先進村莊就會產生優越感，落后村莊則極端消極低沉，從而直接加深富裕村莊與貧窮村莊的隔閡。特別是富裕村莊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落后村莊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當落后村莊面對巨大的地區差距而感到無能為力時，發展動力就會異化為對富裕村莊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莊對貧窮村莊的鄙視，還是貧窮村莊由于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對富裕村莊的仇視，都會加劇人們對貧富分化現實的不滿，進而會影響社區

、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3.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模式創新提出了挑戰。一是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的村莊治理提出了挑戰。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為政府農村治理制度創新設置了難度。農村社區分化表明村莊自主意識增強，民主覺悟不斷提高，其對國家制度的選擇更加積極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農村治理制度設計來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就對國家的村莊治理體制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農村社區的過度分化導致村莊之間相互適應性越來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難以適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體性特征缺失而難以推廣。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對政府的農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戰。農村社區分化在本質上表現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會產生利益沖突。對于國家政治發展來說，農村社區分化就是一個利益整合的過程。所以，國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體的權力和利益得到保證，又能夠促進社會整體穩定和發展等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陽慶祖鎮西辛莊村要建“村級市”，[6]希望能夠得到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權力。因此，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政治整合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二是農村社區分化使鄉鎮政府的村莊治理面臨新的矛盾。隨著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模式也在由權力集中逐步向“鄉政村治”模式轉變。鄉鎮政府是國家權力的基層代表，對村莊治理具有直接的影響力。但是，一方面，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政府失去了對人、財、物的統一調控權，進而使其統一指揮失效，導致鄉鎮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漸失去了對村莊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使村莊獨立自主能力逐漸增強，民主意識不斷強化，村莊自治越來越深入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鄉鎮政府對村莊治理的控制力，對鄉鎮政府治理的穩定性產生了沖擊。而鄉鎮政府也會在農村社區急劇分化的時候，出于對自身行動合法性基礎的考慮，對村莊治理的控制逐漸減弱。鑒此，鄉鎮政府既要退出領導權，站在法律規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動員力和影響力弱化的情況下實現有效的村莊治理，保持農村社會的有序性，這就構成了鄉鎮政府村莊治理的矛盾。

三是農村社區分化成為鄉村自治的障礙。盡管村莊自治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從中國鄉村社會的現實來看，各農村社區分化現象明顯，政治體制環境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決定了自治模式具體實施上的復雜性。自治本身是一個過程，需要各個方面的條件支持，這些條件不僅包括國家政治統治的情形，更多的則是地方或者社區本身的客觀現實，比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觀念習俗等。而我國的鄉村社會現實情況十分復雜，當國家試圖以統一標準規劃治理結構或者是落后地區不顧本身的客觀現實而將自己的治理選擇建立在“理想國”上時，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預期效果。以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為例，一個村莊實施自治，其本身必須能夠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質與文化條件，而中國絕大多數的鄉村社區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村莊自治受到了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路徑選擇

我國農村社區分化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村莊治理路徑的選擇也必須符合這樣的現實，既要強調國家宏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又要重視農村微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只有加強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農村社區的合理分化與有效治理，最終實現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1.國家要從宏觀上引導農村社區合理分化。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較大的村莊差距。因此，我國既不能像當今西方國家那樣實行發展后的公平型戰略，也不能像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那樣實行效率型戰略，國家對村莊治理的影響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則，既強調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為此，政府要從宏觀上把握和控制農村社區分化問題，引導農村社區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社區發展差異問題。加大區域經濟支持力度，對外出務工村、商品性農業村等發展較慢的村莊給予政策支持，幫助他們發展經濟，縮小村莊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斷加大對貧困農村的幫扶力度，通過技術培訓、結對幫扶等方式，幫助貧困村莊發展生產，脫貧致富，縮小村莊之間的貧富差距。二是正確協調流動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機制，形成一個公平開放的人口管理機制。不斷調整政策，促進流動農民的政治參與，重視流動人口的

社會資本，鼓勵農民精英參與村莊的治理。還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制度，防止土地荒蕪，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莊內部治理制度的創新。對村莊治理進行制度上的創新，必須考慮憲法選擇原則、村莊操作規則與村莊集體選擇規則的綜合運用，促進村莊治理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政府組織和村莊自治組織要以科學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認同的治理目標，通過協商與合作，實施對村莊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莊治理者與其地位相適應的參與、決策、執行、管理和監督等權力的實施，并使村莊治理者之間的治理權力適當分離，互相約束，互相制衡。各村莊治理者都應是獨立、平等的主體，是平等、自愿與合作的關系。要保障每一個村莊治理參與者的合法權利，實現它們之間的正常溝通與協調，形成科學、合理、和諧、發展的村莊治理理念與治理制度體系。一是培育多元村莊治理主體。積極培育村莊自治組織，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加強政府部門與村莊自治組織、村民的合作。二是構建多元互動的網絡型政府權力運作方式。改革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方式，建立政府、村莊正式組織、民間組織和村民之間的多元互動運作模式。以村莊共識和認同為基礎，形成充分調動村莊能動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機制。三是為村民參與提供制度保障。增強村民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健全村莊管理制度與組織體制，為村民參與村莊治理提供制度途徑。四是在治理結構上，改變傳統的治理結構，使村莊內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資源向村莊集中，突出村莊的主體作用。五是在治理主體上，村委會要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積極主動地參與公共治理，村莊中的其他自治組織和普通村民也將參與治理。各治理主體要不斷更新治理觀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強化村莊管理轉變為以服務村莊為主，更加注重通過契約和法律手段來履行權利和義務，實現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的各村莊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六是在治理內容上，劃清鄉鎮政府與村委會在村莊治理中的權責關系，明確村委會在村民自治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其村莊治理功能。[7]

3.不斷探索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新模式。村莊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涉整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選擇要結合各個村莊的傳統和實際情況，根據農村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針對地區差異性區別對待，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不應強求同一。

一是先進村莊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進村莊從整體而言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內部利益結構分化和組織分化越來越充分，農民自治意識和素質不斷提高，這都為農村自治提供了先決條件。村莊自治組織要真正成為村莊治理的主體，真正成為承擔村莊公共事務管理與決策的自治性組織。政府與村莊自治組織共同為村莊提供資源，共同提高村莊吸收社會資源的能力。隨著村莊的民主政治不斷發展，村莊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征逐漸成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選舉、民主治理以及民主決策。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整個村莊成為一種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組織體系，在該體系內各種組織組成的資源不斷進行互補同時信息互通。政府通過法律、制度為村莊組織的發展提供保障的同時對其進行監督和管理。

二是中間村莊采取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由于中間村莊自治能力相對較強，村莊自治組織的治理能力和作用體現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村莊的民主政治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民民主意識逐步增強，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能力，所以，中間村莊可以實行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是國家政權力量與村莊自我治理力量通過一定的制度體系，共同治理村莊的一種模式。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對村莊進行宏觀和間接的干預，由政府、地方、村莊自治組織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組成村莊治理機構，村莊以自治為主。政府從宏觀上負責對村莊事務和治理進行科學規劃和指導，確保村莊治理方向的正確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進性。政府通過授權把權力移轉給村莊自治組織，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對于村莊治理資源的投入，主要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村莊各自治組織投入為輔，同時鼓勵村民不斷增加對村莊治理資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的實施是符合中間村莊實際情況的，“這種模式的治理主體由二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轉變為多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村

區組織、其他非營利性組織、轄區單位、農村居民），治理過程由行政控制轉變為民主協商，治理體系由垂直結構轉變為橫向結構，治理關系由依附與庇護關系逐步轉變為信任與互惠關系。”[7]

三是落后村莊采取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在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中，基層政權組織是村莊治理的主體，承擔治理的主要責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會資源的主要手段，基層政權充分組織和協調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并通過有效控制村莊治理資源達到村莊合理治理與村莊和諧發展的目的。同時國家主導還可使科學、有效、合理的村莊治理模式迅速推廣，并在實施過程中得到不斷的校正與創新。落后村莊的經濟發展相對遲緩，自主能力相對不足，民主政治發展相對滯后。在這樣的地區，如果沒有能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獲得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并縮小與發達村莊的差距，是非常困難的。為此，此類村莊治理過程中，要強調行政的主動性發揮與村莊自身的能動性創造。另外，落后村莊由于社會結構簡單，人口同質性強，其治理還要依靠風俗、習慣、道德、社會輿論等非正式社會控制，如鄉規民約等。

參考文獻：

[1]李培林.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m].商務印書館，2004.

[2]劉慧.我國農村發展地域差異及類型劃分[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2002,(4).

[3]江麗.現代村莊治理模式探析[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8,(6).

[4]盧福營.非農化與中國農村社會分化[db/ol].國公網,2008-07-21.

[5]李松濤,南京大學新農村調查組.鄉土中國分成三個世界：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n].中國青年報,2006-07-31.

第9篇：鄉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關鍵詞】水庫 整治 病害 整治加固

鄉村水庫的治理目前的確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面臨這些問題，找到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然后再用科學的手段進行分析，之后再進行對數據分析的處理，找到一個用科技手段解決問題的方法，才能夠讓鄉村水庫發揮出它真正的價值。本文將對目前鄉村水庫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分析，針對這些問題找到原因，最后再根據原因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

一、水庫存在病害的原因

（一）久遠的建造原因

水庫在構建時，可能會受到當時的科技手段或者是技術人員能力的限制，水庫的構造方式沒有那么地科學，在構建時，當地政府有很多關心力度不夠大，這就會導致沒有上級的一些審批方式，也沒有有效的歷史記錄資料，這個時候，后人想要挖清楚水庫的構建原理就會很困難了，于是，很多安全隱患都從這之中引發出來。

（二）當地的獨特地質原因

由于很多的地區水庫構建在人們定居較少的地方，很多地質層呈現為不等厚互層關系，因為會受到例如天氣、氣候導致的地塊受不同的強烈影響、節理發育的不同、水的性能不同導致了壩基的透水能力過強，有源源不斷的水從水庫中滲漏出來，因此影響了水庫的效率問題。

（三）工程老化的原因

很多水庫到現在已經構建了幾十年甚至接近百年，由此可以看出水庫有不同程度的老化，許多建筑材料已經被風化，灰縫也存在著嚴重的老化問題，灰漿滲漏出來，很多的管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就會出現細菌增生的現象。

（四）工程設計的原因

在水庫建成的時候沒有專業的建筑師、設計師，工程設計不合理，比如，很常見的溢洪道的泄洪能力不足導致積水存在于某個地方不能夠及時排出，積水堵塞在某個地方，他出不去其他的水也進不來，這種情況下，水庫的本身作用也喪失了。還有一個設計問題是關于壩體的設計不夠合理，通常情況下，壩體經常會出現斷面過小，下游坡過陡的現象，土質流失嚴重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水庫的實際應用功能，這些問題也亟待解決。

（五）工程質量的原因

由于很多的水庫都是在鄉村城鎮中建成的，施工隊伍很可能不夠規范化，所購建筑所需用品的質量也得不到保證，在這些影響因素下，施工質量就很難說了，水庫的應用價值也會因此大打折扣。

（六）工程管理的原因

因為水庫建在了鄉村，很多部門結構不夠完善，缺乏正確專業的管理體制來運行，很多水庫甚至只有一兩個人來定期的進行放水工作，也沒有相應的詳細的放水記錄，也沒有相應的水位變化檢測記錄，水壩現在的狀態實際上是一種自我運行結構，因此，水壩不能夠得到及時的合理的維修保養，水庫本身的作用也無從發揮。

二、水庫災害的整治方法

（一）水庫的加固整治

水庫加固的原則是壩坡要更加穩定，壩基滲漏要減少到最低從這些角度出發，就很容易想到以下幾點：

（1）將壩體進行加厚處理。將壩體進行加厚處理，主要是主壩下游坡進行加厚處理，這樣能夠提高壩坡的穩定性，同時也能減少壩體水的泄漏，使邊坡的穩定性增加不少。

（2）將壩頂的公路進行加寬處理。加寬壩頂的公路，是因為壩頂公路是用于運輸防汛工具的主要道路，要加寬道路才能夠盡量減少壩頂遭到破壞。

（3）壩體材料的選擇。壩體材料要選擇一些穩定性較好的土質，因為，如果選用一些粘壤土的話，會導致土層在受到水的沖刷作用下，導致的壩后大面積浸散，堤壩的作用就不再像原來那樣穩固了。現在有很多新型的技術手段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例如實現壩體的充填灌漿。它是將選擇好的一些泥漿通過強大的壓力作用下灌入壩體內部，通過一系列的步驟使得壩體能夠與填入的泥漿充分結合成一體，這樣的構建方式節約了不少的成本，能夠得到預期的結果。

（二）溢流壩的整治

溢流壩的作用是有效的減少積水，使得積水的體積能夠得到及時的減少，因此，要有效的加寬溢洪道來解決這一問題。溢洪道的加寬能有效地增加溢流壩的泄洪能力，對于水庫的改革不失為一條妙計。

（三）安全系統的檢測

在過去，許多水壩出現問題都是因為缺少有效的監控機制，要派有經驗的技術工人對水壩的情況進行實時的監控，從根本上杜絕問題的發生，做到早發現早治理。

三、小結

水庫的安全運行，關系到每一個環節，要將每一個環節都抓在心中，進行有效的監控，防止問題的發生。因為水庫建在了鄉村地區，缺少科學的技術手段來解決問題，因此，要引進一部分的技術工人來生深入鄉村，對這些問題給予現場有效的指導。現如今水庫問題中最嚴峻的莫過于是病險問題，而疾病的傳播無非分為產生、傳播、接受三個過程，要想扼殺住疾病的傳播，最重要的莫過于在源頭上梳理清楚水的來源，做到對細菌的有效清除。只有水庫正常健康的運作起來，才能夠得到良好的經濟收益。

參考文獻：

[1]鄧豐昌.以村莊整治為重點精確瞄準精準扶持建設水庫移民美麗家園[J].老區建設，2014.

[2]劉芳.汾河水庫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調研與思考[J].山西化工，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