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語言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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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一、澳大利亞多元化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
澳大利亞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體現了澳大利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和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特征：最初，澳大利亞政府對土著民及非英語少數族裔實行歧視政策，將其排除于正常的教育系統之外；此后，試圖通過同化教育，使其放棄自身的文化身份，融入白人社會；同化政策的失敗促使澳政府實行了靈活的多元化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為了更好地貫徹實施多元化的民族教育政策，澳大利亞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首先，政府建立了各個層次的相關國家機構，設置專人專崗負責少數民族教育的實施和監督工作，如：總理直接領導下的多元文化事務辦公室和土著人事務辦公室、移民與多元化事務部、土著人與托雷斯海峽島嶼辦公室。這些機構在一些民間團體的配合下進行工作。其次，政府在少數族裔的語言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財力，如：為確保非英語背景的澳大利亞人有機會學習英語，創辦了適合成人和兒童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項目，同時還實施LOTE（LanguageOtherthanEnglish）項目，給移民提供在澳大利亞學習本族語言的機會。[5]此外，政府為各州各地區開展民族教育活動提供了充足的經費。不僅出資贊助為當地外來族裔提供相關培訓，為其爭取教育機會和權利、增強其歸屬感和身份認同，[6]同時也在本地族裔中展開系列活動教育人們尊重容忍外來文化。澳大利亞政府在少數族裔的語言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及基礎教育方面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以確保少數民族教育質量。
高等教育對少數民族有很多照顧。首先通過《全民享有的公平機會》的聲明保證來自不同國家和群體的澳大利亞人都有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同時，提供專項撥款給學校或其他高等教育社會公共機構開展相關課程和跨文化的專業培訓。[7]聯邦政府設立土著民資助金，致力于提高土著人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和成果機會的各種活動。[8]充分考慮移民多元化的背景與語言情況后，政府還采取了諸多職業教育政策措施保證外來移民的就業。如：工作培訓、橋梁培訓等。工業關系部更是針對移民，通過獎勵改革的項目為調研非英語工作者的需求、編寫培訓材料和翻譯改革材料提供經費。此外，成立于1989年的海外技能認可國家辦公室負責制訂標準進行職業認證，以確保海外移民的技能和職稱能在澳洲勞動市場受到和當地居民同樣的認可、對待。為了讓更多的兒童接受教育，政府要求不僅在普通公立與私立學校招收土著兒童，而且在土著民社區成立專門學校。該類學校的基礎設施、教學內容和方法盡量適應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風俗習慣；教學模式上采用“土著教學輔助員制”，即聘用土著民作為教學輔導員，與有經驗的非土著民教師同時任教，促進師生、生生交流；在教學語言和內容上，采用“雙語與雙文化”的方式，讓學生在逐步掌握英語的同時能保留自己本族的文化和語言，從而增強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提高民族榮譽感。此外，為了解決居住于偏遠的中西部地區原住民的教育問題，澳政府建立了以網絡為基礎的遠程教學系統和虛擬校區，將人員、信息和資料通過信息技術吸納入遠程教學平臺。通過該平臺，位處偏遠地區的學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場所完成進行過獨特設計的較為彈性的課程。[9]
二、少數民族教育立法
在多元化政策實行的數十年間，澳大利亞政府逐步意識到少數民族教育對于整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性，在加大對少數民族的教育投入后，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僅僅靠多投入資金很難全面解決澳大利亞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問題。由此，政府制訂了很多法律條文，把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目標、方法、策略、途徑、責任制等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相關法律的制訂以多元化民族政策為基礎，以保證少數民族的受教育權力為前提。實施多年的情況證明，多元化的教育政策不僅有效解決了澳大利亞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還積極促進了民族團結，有力促進了澳大利亞經濟、文化的發展。澳大利亞少數民族教育立法中以促進土著人教育的法律法規尤為突出。如：影響未來教育的《21世紀澳大利亞學校教育國家目標》中有數條與土著民族教育相關的法律法規，強調包括種族、宗教、性別、文化、語言、殘疾以及學生的經濟和地理位置背景在內的因素都不應該影響教育結果；所有的學生應理解并認可多元文化和語言多樣性的價值。另外，《澳大利亞土著民族教育法案2000》更加具體地規定了方法和問責制度，同時，該法案將土著民族的學前教育入學率、職業教育培訓人數等納入部長年度績效考核指標。除此以外，澳洲政府還通過《高等教育資助法案》來保證聯邦政府設立的土著基金可以安全有效地用在土著居民教育上。2000年設立的《土著民教育法案》也規定要為土著民教育戰略行動規劃提供經費資助。州和地方也制訂了一些法律法規提高土著居民在教育決策中的參與程度。其中有很多是為了增加雇傭參與教育的土著民人數，其中包括教師（助教、研究人員）、課程咨詢人員、社區聯絡人員、文化歷史、社會、原住民語言的教育人員等等。讓少數民族的畢業生能夠參與到少數民族教育的過程中不僅有利于解決土著人就業，而且土著人參與土著人的教育能夠結合民族特征更好地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輔導。
三、澳大利亞少數民族教育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澳大利亞的少數民族教育曾被認為是幾大發達多民族國家中進行得最為成功的，它既抵御了同化力量，拓寬了對本民族的了解，又延續了自己的民族遺產、培養了人們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生活的能力，超越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我國在今后的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方面可以借鑒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中適合我國的政策和措施，推動具有我國特色的和諧的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
首先，避免民族極端主義，發展多元文化教育。從澳大利亞初期對待少數民族尤其是土著人的政策可以看到民族極端主義的可怕，事實證明一味追求主要民族的單一發展，扼殺少數民族受教育的權力將導致社會的動蕩，也同樣遏制了社會的發展。以多元文化為核心建立教育政策，尊重所有民族的傳統文化，根據民族特點進行多元化的教育不僅提高了少數民族的整體受教育程度，而且在促進整個國家的和諧與進步上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應該汲取澳大利亞早期的教訓，極力避免走上民族極端主義的道路。
其次，加快民族教育立法進程，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澳大利亞少數民族教育的經驗說明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我國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大力發展少數民族教育事業，采取了多種的措施，出臺了多項政策，然而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沒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我國應盡早確立相關法律法規，促進民族教育發展，從根本上改變現狀，切實提高少數民族教育質量。
第三，繼續加大投入，保證資金落實到位。澳大利亞政府為了能使少數民族教育達到良好的效果不惜投入重金。事實也證明，經費的保證是澳大利亞少數民族尤其是土著民教育發展的堅實基礎。我國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比東部發達地區落后很多，隨著世界一體化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平均教育水平不高的少數民族地區競爭劣勢更加明顯。有必要加大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費投入，從而促進少數民族教育的快速發展，同時需要更好地保證專款專用。
第2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新形勢下中職學生思想狀況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戰。中職學生呈現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學習方式多樣化、思維方式的多樣性、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的特點，致使他們思想意識的開放性與盲目性共存、自主意識與生存能力脆弱共存、理想遠大與信念模糊軟弱并存、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與道德觀念偏差共存、思想成熟與精神幼稚以及心理自卑并存，表現在現實行為上，重視個人價值與追求集體主義之間，強烈的成才愿望與現實的校園生活之間，理想的人生規劃和激烈的就業競爭之間出現一些困惑。
二、新時期加強民族地區中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對策
（一）完善機制，整合資源，構建“德育育人、管理育人、示范育人、教育育人”，“全員管理、全程管理、全面管理”的大德育體系。民族地區中職學校教職員工都負有育人職責，一切工作都要圍繞維護統一、人才培養來展開。學校要高度重視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領導小組，定期專題研究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斷優化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體制機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充分調動各部門和全體師生員工的積極性，逐步健全和完善全員育人的網絡系統和工作機制。
（二）堅持“以人為本，求真務實”的工作理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轉型時期的中職學校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新的本體理解，需要面向生活現實，需要關注學生的生存和體驗方式的轉型，尊重和鼓勵學生作為主體的道德生活實踐;重視他們情感的發展和培育，重視溝通、對話和爭辯論理，給學生充分的人文關懷和情感支撐;傾聽學生心聲，滿足學生的正當需求，真正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價值。
（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中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學校要特別重視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隊伍建設，建立機制，明確政策，按照提高素質、優化結構、專兼結合、功能互補、相對穩定的要求，著力培養和造就一支具有先進教育理念、良好職業道德和扎實業務基礎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師隊伍。要充分發揮政治理論課教學在學生思想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學校要結合實際情況，從制度上努力為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保證他們有足夠的精力投入到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上;支持和組織思想政治教育者開展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研究，定期組織培訓班、研討會，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論水平和業務素質。
（四）注重發揮專業教學的德育功能，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道德教育在本質上是完整的、發展的教育，不能脫離諸育而獨立存在，而應以諸育為載體，尤其要以學科專業教育為載體。因此，學校要引導教師堅持人文、科學、創新的統一，立足科學教育，但是要超越科學教育，把科學當作文化來教，把對學生科學精神的培養滲透到學科專業教學中，在師生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努力把學生培養成為在高尚的人文精神和良好的科學素養基礎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一代新人。
（五）建設高品位的校園文化，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校園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社區文化，是學校師生在特定的環境中創造出的與社會、時代密切相關，又具有個性特色的人文氛圍、校園精神和生存環境，它是校園建設、辦學成果、校園師生風貌等多方面的體現，是學校歷史文化底蘊的精華積淀和重要體現。學校要重視豐富校園文化的內容，促進校園文化的發展，孕育一種以艱苦奮斗、自強成才為基礎，以職業道德為核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內核，以愛國主義為精髓的獨立且具有韌性的人文精神。
（六）做好就業推薦、貧困生資助、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解決學生的實際困難。思想政治教育要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同解決學生思想與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相結合，既講道理又辦實事，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
第3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少數民族；語言；保護；理論
一、費什曼的理論模式
世界著名的社會語言學家費什曼認為，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更有助于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他呼吁少數民族語言活動家能夠“看見民族文化的美（不僅只是本族文化，而是所有少數民族文化），是人類價值觀的概述，應該得到培養和促進，而不只是木乃伊式的封存”（Joshua Fishman，1991）。費什曼有以下三個價值立場：1）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與創新是自愿的；2）“少數民族群體的權利不應該受到多數民族的侵犯”；3）“雙語教學是大家都收益的”。
費什曼假定了語言消失的八個連續性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為動態生存階段，而第八階段則趨向消亡。由于美國政府多年來的竭力壓制，許多美國印第安民族語言，如蒙大納的撒利希族語和庫特納語已處于第八階段，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老人能說本民族語言。這些少數民族語言已瀕臨消亡。第七階段，只有超過生育年齡的成年人能說本民族語言。第六階段，家庭模式下，民族語言在兩代間使用。第五階段中，本民族語言仍具有活力，能在少數民族社區中使用，有的甚至在學校中教授。根據費什曼所述：“第八階段到第五階段，是少數民族語言復興所需環境最小的階段。這幾個階段中，語言的復興所需的費用較低，也不需要與語言占優勢地位的民族合作。”
第四階段中，少數民族語言擁有合法的地位，能在學校，工作場所和政府中使用。此舉激起多數人的反響，如“只有英語”運動（Crawford，1992）。這個階段中，在小學階段就開始教授少數民族語言（這比把少數民族語言作為第二語言更為重要）。第三階段中，雇傭者使用少數民族語言（不包括管理者）。第二階段，少數民族語言為官員使用的語言。第一階段，少數民族語言為更高一級的官方語言。費什曼指出，對全球各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可以告訴我們如何把民族語言的使用從次一級推向高一級。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從第五階段到第四階段的推進。
費什曼認為，否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相當于分裂主流社會的道德構建，亦即否認公民權利。然而，公民權利強調的是個人權利，而文化權利則強調民族文化團體的權利。這些團體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認同。西方民主思想包括當權者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反對派的思想，二者都預言文化差異的消失和無所不包的“現代無產階級”文化的誕生。（p.70）所以，承認“文化民主”是一般民主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應該認清保護少數民族語言也是一種社會改革，能夠引導我們欣賞其它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同時也把自己的文化傳播出去。他還強調少數民主語言的復興應該具有“可行性和推進性”而不應該具有“強制性和懲罰性”。應該認識到雙語制是不同文化間的橋梁，能夠讓文化更加豐富多彩。柯林?貝克在談及凱爾特語在不列顛群島復興的強制性和自愿性中也對費什曼的觀點表示贊同。
費什曼指出成功維護少數民主語言的幾個重要因素有：犧牲、自我救助、自我調適和語言使用權威的樹立。他認為保護少數民族語言的關鍵在于家庭中語言的代際使用，而不是單靠政府頒布的法律和政策。里特貝爾（Littlebear，1990）也進一步強調了家庭參與在保護民族語言方面的重要性，認為“沒有語言代際延續性的社會必將走向消亡。”他告誡說不要太過依賴媒體、學校和政府。像1990年頒布的《美國本族語言法案》，原著民語言電臺能夠營造一種比較友善的語言環境，但不能代替家庭使用語言這一根本。
除了家庭內部使用外，一些早教兒童中心也會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比如毛利和夏威夷語言巢在產前產后年輕母親中的使用也非常重要。在社區中，合作市場、雇傭中心、娛樂中心、法律援助部門、信用合作社等等也較普遍的使用少數民族語言。費什曼還指出，能夠用少數民族語言教授學科課程的老師非常短缺，同時這些老師要能接受和包容各種不同的方言口音。費什曼強調說“想要強制實行書面語的統一標準是得不償失的，更別說口語，特別是在堅決抵觸說民族語的社區。”最后，必須發展出特定的、能夠使用民族語言的社會區域，這樣有利于民族語言在傳統家庭和社會活動中發揮其獨特作用。
二、語言政策的影響
認識到本地語言所承載的積極意義，少數民族部落自身和國家層面都試圖通過法律、法規和聲明的形式對民族語的復興給予積極支持。在過去的幾年里，少數民族部落一直不遺余力的為保護本民族語言做努力，其中開啟先河的是北猶他族部落。1984年該部落事物委員會通過了84-96決議。這項決議要求猶他語的教學從學前教育一直貫穿到12年紀；鼓勵就猶他語教學理論和方法論對教師進行職前培訓；要求在職不滿一年的教師進行在職培訓，并能取得三個學分。（Northern Ute Tribe 1985）
另一項部落語言政策是帕斯夸雅基族部落理事會在1984年通過的。這項政策的基本觀點是“古語是我們文化和精神遺產的根基”，并聲稱“教育的每個方面都應該反映出雅基語言的美，文化和價值觀”（Pascua，1984，）。同年，居住在國家最大保留區上的納瓦霍人通過了一部教育法典，當中認可了學習與復興納瓦霍語的重要性。
第4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廣西地區 瀕危語言 語言保護
語言消失的現象在歷史上一貫存在,但是在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極大加劇了文化和語言之間的接觸和影響,強勢語言對弱勢語言的滲透和影響也前所未有的加大,從而導致部分語言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語言消失的范圍也在不斷地擴大,這引起了語言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等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哲學系Anderew Woodfield教授曾感嘆道,“沒有人愿意看到這么多語言死亡,但是它們好像注定要死亡。”目前,語言瀕危現象已經成為語言學界熱烈探討的主題之一。
一、廣西地區民族語言狀況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多、語言多、文字多。除漢族外,共有55個少數民族。據有關專家統計,目前擁有將近130種語言。但是其中很多少數民族語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微。
廣西地處華南,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語言尤為豐富。據《廣西通志•少數民族語言志》記載,廣西地區少數民族眾多,各民族語種不同,包括:壯語、苗語、侗語、水語、彝語、仫佬語、毛南語、仡佬語、京語等。
語言,尤其是沒有書面形式的語言,離開了使用者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條件,就好像植物離開了土壤一樣。日本語言學家Yamamoto說過,單純的人口數字不是語言形式的準確標志。但是,使用人數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夠說明問題的。因此,使用者的數字是它的瀕危形式的一個直接標志。
在廣西地區的各個少數民族語言中,各個語種都存在著使用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以其中的仡佬語和仫佬語為例,仡佬語有布流、哈給、多羅三種方言,其中,布流方言的使用者有800多人,哈給方言的使用者有300多人,多羅方言的使用者已經降至幾十人。并且仡佬族沒有本民族文字,是以漢字為本民族的共同文字,目前也只有少數老人懂仡佬語。而仫佬語面臨的情況更為嚴峻,目前僅有兩位80多歲的老人會講,已經是名副其實的瀕危語言。
二、少數民族瀕危語言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語言平等一直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體現了我國各個民族的平等。我們知道,語言文字不僅僅是人們的交際工具,同時還是民族的重要標志,是民族的象征,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表示對少數民族的尊重。在少數民族地區,民族語言文字是維系民族地區人民的感情紐帶,尊重他們的語言文字,就意味著尊重少數民族的人格。從這個角度來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功能,就能看出其在調節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維護民族地區社會穩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其次,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語言不僅是思維的工具,是社會文化的載體,同時還是維系民族感情的紐帶,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義外,還有許多不可取代的社會功能。它是少數民族人民的交際工具和少數民族民族的重要標志,更是各個民族文化的載體。各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傳統,通過語言文字的使用對其文化進行傳承。廣西地區存在著多種民族語言,正因為這些語言的存在,才讓我國的語言園地呈現出多樣性,也才使我國的民族文化更為繁榮,廣西地區的多民族文化并存發展,各具特色,在發展過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和諧共生,這為文化歷史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等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研究材料。
第三,語言既是文化的產物,又是一種自然現象,它既豐富又復雜。如果把世界語言比作一個花園,每一種語言都是花園中的花卉,那么任何一種語言的消失都將使花園失去一種風景,都將是人類文明的巨大損失。另外,從語言自身來講,語言也需要多樣性的存在,正如生態環境具有多樣性、人類與環境才能和諧健康地共同發展一樣。語言也是寶貴的智慧財富,每一種語言都提供了對事物的不同看法。不同的詞類、不同的語義范疇、不同的詞匯對比等等,都啟發了語言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發展。對廣西地區瀕危語言的研究除了具有語言文化遺產保護、保存的普遍意義之外,還具有語言類型轉換研究、語言接觸與混合語問題研究以及歷史語言學研究等多方面的價值(限于文章篇幅,暫不贅述)。
三、瀕危語言生存和發展的幾點思考
1.語言政策確保瀕危語言生存環境
建國以后,我國實行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政策。在《憲法》中,對我國的語言政策作了這樣的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區域自治法也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證本地方各組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這從法律上確保了各民族語言文字享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了各民族有選擇使用符合自己需要的語言文字的平等權利,這從根本上體現了我國各民族平等的民族關系,也體現了我國對于語言多樣性和生態性發展的支持。
我國十分關心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致力于推行建立良好的民族語言發展環境。廣西地區是我國最大的壯族自治區,如在1992年的《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在壯族聚居的地方,政府部門要根據需要配備壯文翻譯,使用壯文參加考試與漢語具有同等效力、在執行職務時力爭做到同時使用壯、漢兩種語言文字等。同時還提出加強對壯語文的新聞宣傳,各壯族聚居地要積極轉播廣西人民廣播電臺的壯語廣播節目,根據當地需要辦好壯語節目,要進一步辦好民族報刊、出版民族圖書,等等。
因此可以說,國家政策上的支持,是民族語言發展的基本保障。
另外,針對廣西地區民族復雜的語言情況,我國在20世紀多次開展在廣西地區的民族語言調查,主要有30年代以李方桂為代表的西南邊民語言調查,50年代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組織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80年代以來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以及廣西民族學院組織的西南民族語言調查。這些調查為我國進一步制定語言政策提供了可靠翔實的依據。
2.民族聚居為瀕危語言的生存和發展創造環境
漢語是我國的民族共同語,大多數的人在大部分公共場合使用這種語言。盡管從整體上看,廣西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處在不平衡的雙語語言環境中,是弱勢語言,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在民族聚居之地,民族語言又是可以與漢語并用的交際語言,甚至在一些場合是主要的并且具有鮮明排他性的交際語言,如在少數民族家庭內部,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公共場所,在歌會、婚喪嫁娶等一些大型的社會活動上等。
在廣西地區,各少數民族普遍聚居,境內有壯族自治縣、瑤族自治縣、苗族自治縣、仫佬族自治縣等少數民族世居的地方。這是瀕危語言生存的基本要素,因此,維護少數民族相對聚居的生活環境對于保護瀕危語言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覆蓋面較小、使用人數較少的語言來說,使用者群體聚居一地是保證語言傳統延續下去的一個重要條件,因為這樣可以保持語言結構的獨立性和穩定性。由于居住在共同的地域環境中,有共同的社會文化基礎,有共同的語言交際內容,使用者彼此之間使用民族語言交際的頻率較高,這樣對長期保持語言結構的高度一致性起著重要作用。很多調查結果均顯示,聚居的環境利于少數民族群眾使用本民族語言。
另外,民族聚居環境也有利于減少語言內部差異,使民族語言的使用者感受到使用民族語言交際的便利性,增加交際信心。另一方面,在現在這樣多語共存的社會環境中,同一語言的使用者之間還可以增強群體的認同感。如在象州縣聚居的壯族,原是當地的土著民族,由于具有較強的封閉性,與外界的交往甚少,長時期在內部通行壯語,因此能保持自己的語言習慣,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說法。他們在族群內部極為重視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族群內的長者認識到了并利用壯語在日常行為規范中的作用,不僅本民族的社會規范、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通過壯語的使用得以傳承,加強了民族意識和凝聚力,而且也加強了對壯語的保護和傳承。
3.使用群體的內心認同是瀕危語言生存發展的動力
廣西地區的各少數民族是愿意學習和使用別的民族語言,在語言使用上具有開放性,雙語現象非常普遍。隨著地區間、民族間交往的頻繁和深入,除了本民族聚居區內的極個別老年人和一部分兒童外,絕大多數都是使用雙語進行交際的。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市場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體現在少數民族對語言的選擇上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除了精通本民族語言之外,還必須至少掌握全民共同語――漢語,這是適應社會交際的需要,同時也是獲得最新的科學文化知識的需要,因為絕大部分的科學知識是通過漢語進行傳播的。但是,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帶來了語言使用的一些問題。語言發展過程也會受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影響。戴慶廈教授曾指出,語言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具有雙重價值:一種是實用價值,即語言自身蘊含的可以實際應用的價值;一種是情感價值,即本民族人對語言所傾注的豐富的民族感情。在市場經濟實用主義的導向下,有很多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者為了擺脫貧困與落后,選擇了有利于他們自身發展的語言文字,不愿繼續使用、人為地放棄了民族語言,僅僅使用通用語――漢語進行交流交際,造成了本民族語言的衰退。很多語言的衰變,都是因為本族群人自己的放棄。
我們認為,語言使用群體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對于語言前景至關重要。如果使用者群體對自己的語言缺乏熱情和信心,僅僅依靠外界的努力,是完全沒有作用的。無論有多少的政策保護、多少的措施施行,最重要的還在于人,也就是瀕危語言的使用者,不要丟失本民族的語言。所有的語言在文化價值上是平等的,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如果簡單地把本族群落后的原因歸結在語言上,這是極其錯誤的觀點。如果能增強全社會的文化意識,珍惜本民族的傳統語言文化,重視我國豐富的語言資源,一些語言就不會這么快地衰退,也不用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挽救。
另外,不同語言使用者群體之間的相互理解也非常重要。在多語言多文化共存的社會環境中,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接觸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沖突也會時有發生。但是,任何一種語言都是寶貴的智慧財富,“不同語言之間只有使用者群體規模大小的不同,交際職能分工的不同,而不存在結構優劣之分。”任何人都應該像珍愛自己的語言文化一樣去珍愛周邊兄弟民族的語言文化,做到相互尊重、互相理解,才能夠營造出一個良好、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才能實現各語言和文化的共同發展。
四、小結
戴慶廈教授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物種的消失,只讓我們失去一種動人的風景;一種語言的消失,卻讓我們永久失去一種美麗的文化。”民族語言承載著民族歷史和文化,蘊藏著豐富的文化現象,是這種語言使用群體傳統文化和傳統經驗最直接、最集中的體現。如壯族的《人祖起源》、《創世紀》、《谷物起源》等民間文學,主要是口頭流傳的方式傳承,如果作為主要傳承工具的壯語消失,那么這些美麗的文化也將不復存在。“對于文化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說,每一種語言都積存和蘊藏著豐富的文化現象,是該語言使用者傳統文化、傳統經驗最直接、最集中的具體體現,他們千百年來所創造和積累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包括他們和自然界作斗爭的知識和經驗,都保存在語言里,并依賴語言代代相傳,并得以超越時間和空間加以傳播。因此,一種語言的消亡就意味著當地人民世代相傳的那種交際和思維工具及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永遠喪失,科學家們也就無法探索人類尚不清楚的語言文化現象。”
印度安達曼群島上老婦波阿的去世,導致了擁有65000年歷史的古老語言的徹底滅絕,同時也導致了一個古老文明的滅絕。這給所有的人都敲響了警鐘。正如美國瀕危語言基金會的創立聲明中所提到的:“語言消亡貫穿歷史,但是從來沒有過我們當前所遇到的威脅世界語言的大規模滅絕。作為語言專業人員,我們面臨著嚴峻的現實:我們研究的很多成果對后代沒有用;很多民族的文化遺產正在我們的眼前逐漸消失。我們愿意承擔旁觀和無所作為的譴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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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語言民族事務干群關系
【中圖分類號】C95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10)02-0044-02
據現有資料統計,“我國56個民族,使用的語言有80多種,使用的文字也有好幾十種”,[注1]在基層實際工作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由于語言交流而產生的問題,特別是民族事務中由語言交流不暢引起的干群關系問題,已成為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地方穩定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語言在民族事務中的關鍵作用
1.語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交流工具
對于一個民族而言,語言作為一個交際工具決不等同于人作用于自然的工具,它適用于人與人之間,在這個民族的歷史和現實中起著溝通情感、交流思想的作用,深入到民族精神生活之中,成為民族同一性的符號和民族儀式、民族成員資格以及民族團結一致的象征,因而獲得了一種高度抽象的意義。換言之,本民族的語言除了族內交流外還承載著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體現。因此少數民族自身語言必須得到足夠重視和保護。
2.語言在民族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民族間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交流,都離不開作為基本手段的語言。在我國,歷史上形成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關系,因而決定了我國的民族語言及民族文化關系呈現多向互動式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使一些原本相對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迎來了社會、經濟的大發展,與外界、與其它民族更廣泛的交流成為大勢所趨。因此,語言在民族交往、甚至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更加凸現出來。
3.語言在民族事務干群關系中的重要性
民族事務干部的特殊身份要求其能充分地了解所轄區域各民族群眾的切身利益和意愿需求,這就要求我們的民族事務干部要能夠發揚基層民主的精神,深入到各民族群眾當中。而真正做到參與式民主,平等的語言交流是互信、深入溝通的基礎。這也為少數民族地區民族事務干部提出了更高、更有難度的命題。
二、民族事務干群關系中語言交流現狀
1.一些地區的少數民族群眾只通曉本族語言,無法更廣泛地與外界接觸。
建國以來,我國實行對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政策,但由于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域仍比較偏遠、落后,導致一些少數民族群眾、特別是缺乏現代教育的老人仍然不掌握漢語,主動地對外交流有困難。而這些老人又是族群中權威的象征,是至關重要的群體,本應是與包括政府干部在內的與外族人進行交流和溝通的主力軍。這就造成了一些最能代表少數民族群眾利益、最有話語權的群眾無法直接與當地非本民族干部交流的這樣一個嚴峻問題。
2.內地干部促進當地發展,卻較難融入當地語言環境。
隨著中央對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政策上的傾斜,大批的內地干部被補充到這些地區。但這些來自內地的干部很少有人通曉當地少數民族語言,在幾年的任期內也很難再學習一門語言。因此這就使他們無法近距離的和一些不通漢語的基層群眾交流,成為干群之間溝通交往的一道障礙。
3.民族交往日益密切,但有時會因為語言問題引起一些矛盾。
隨著我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也日益頻繁。在人口頻繁的交往中,由于不同民族間在文化、風俗習慣、,特別是語言上的差異,往往發生矛盾沖突,甚至有可能演化為。如少數民族到漢族人口多的城鎮后,他們對當地情況不熟悉,對政策法規不了解、風俗習慣和有所差異,容易引起各類糾紛,嚴重影響當地的安定團結。
三、民族事務干群關系中語言交流障礙的原因
1.少數民族語言種類繁多,很難規范統一。
在長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由于自身和外在客觀原因,雖然一些少數民族語言自身在逐漸消亡,或者弱化,但我國56個民族中目前使用的語言仍有129種。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可能同時流通著數種語言,即使是某一少數民族干部也很難掌握全部當地流通的其它民族語言。因此,在一些相對閉塞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存在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給當地干部,特別是漢族干部和外地吸納干部系統性地學習他們的語言帶來了困難。
2.部分干部依賴翻譯,對與少數民族群眾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從干部自身來看,一方面,很多前往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干部在初入所轄區時會配有翻譯,加之他們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一般是暫時性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漢族干部對翻譯的依賴,使得缺乏學習當地語言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另一方面,個別干部不夠深入群眾,或對與少數民族群眾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使他們把工作的重心更多傾向了和民族語言關系不大的事務上,對語言學習的動力減少。
3.部分地區對干部的雙語培訓重視程度不夠
雖然少數民族地區在政策上一般都是鼓勵漢族干部學習當地民族語言,但一些地方對此工作的重視程度還不夠,缺乏有效的系統制度和外部監督機制來保證各民族干部學習當地其它民族語言。
四、對于改善民族事務中語言交流問題的應對措施
1.增進雙語教學力度,尤其注重對干部的語言培訓。
當今,雙語教育是語言保護最好的途徑。截止到2008年,僅新疆在校的少數民族學生就有236萬多人,其中接受雙語教學的有60多萬人,占少數民族學生總數的25.4%。可以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干部每日一句話、每周一課、民漢干部“一幫一結對子”“一幫多”、“多幫一”等形式多樣的學習活動,有效地促進了干部的“雙語”效果。例如,新疆額敏縣長期開設雙語培訓主體班次,漢族干部學習哈薩克語言、少數民族干部學習漢語言,培訓方式以實行脫產集中學習與到村隊掛職工作學習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以達到實踐促學習,學習促工作的效果。
2.完善組織、加強培訓,尤其是加強對漢族干部的學習要求。
要通過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完善、健全的少數民族語言學習制度;加大培訓力度,力爭不留死角,不應只滿足于會說“你好”、“再見”等極為簡單的用語。因此,要編印好適合漢族干部學習的教材,同時錄制配套音像設備,免費發放到漢族干部手中,豐富培訓的內容、靈活學習的方式方法,使語言學習不成為干部的負擔,突出培訓質量;舉辦學說競賽活動,建立考核制度,與干部的政績掛鉤,評選表彰語言活動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激發學習熱情。
3.鼓勵內地干部與基層群眾交流,更好地學習少數民族語言。
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為鼓勵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交流,國家應該出臺相應規定,建立漢族干部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的考核標準,對于能流利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漢族干部給予相應的津貼和政策性傾斜。
第6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語言使用；語言態度；少數民族語言
【基金項目】本文為昌吉學院研究生啟動基金項目（2013SSQD010）
1國外研究
Greenfield （1972） 在研究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使用時，第一次分析了語域理論。他對紐約市的波多黎各社區進行了研究。本研究采用了問卷調查法，結果發現西班牙語在非正式語域中會被用到，比如說 “家庭”和“朋友之間”。英語被用在正式語域或人們的身份地位不同時，如“宗教”、“教育”和“職業”。雖然他的實驗驗證了語域概念的理論，但我們在實踐中由于不會分類語域而不懂如何辨別不同語域。他認為不同語言社區之間的語域是不同的。
Colin?Baker（1992）在《態度和語言》一書中對語言態度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回顧并探索了一些實際問題。這本書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1）對態度的本質，定位進行了闡釋。
2）少數民族語言態度、雙語態度的理論問題進行了修正。他認為對語言態度的先前研究局限在他們對個別語言態度的研究上（比如說，對法語的態度（加拿大）和對威爾士的態度等）。然而對雙語的調查顯然被忽視了。先前的研究把對少數民族語言態度的研究和對雙語態度的研究弄混淆了。他重新明確了雙語態度和單語態度的不同之處。
3）語言態度的改變和語言政策、語言規劃的關系問題。在社會學領域語言態度的變化被第一次提出來了。一種語言瀕危時，這種語言和文化將會通過教育政策被公開性的保護。通常意義上來講，一種語言態度的變化趨勢將會從根本上決定一種語言保持的成功與否。盡管有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但其潛在的部分問題是語言態度改變的關鍵。
4）通過問卷對威爾士語言態度的調查。
陳淑嬌（1992）在她的博士論文《費城華語社區語言保持和語言轉變》中對費城華裔美國人的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進行了一次有趣的調查。參與者共有32 個孩子和39個成年人。這篇論文探索了在人類學和社會語言學視角下城市和郊區兩代華裔家庭人之間對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語言保持和轉變的相同點和不同點。研究發現英語和漢語的使用頻率和語言態度與他們的身份認同，語言運用能力，語言保持和語言轉變有密切聯系；在語言環境不同時，如在華語社區和美國學校，語言功能和語言態度有一定關系。
徐大明和陳松岑（2005）在新加坡的華人社區通過問卷法和觀察法對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進行了調查。共有三大發現：第一點就是華人在英語、漢語普通話和方言的使用過程中是有差異的。第二點就是大多數新加坡華人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會使用一種語言與對話者進行交談。最后一點是在解釋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時，教育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另外一些社會因素，如性別，年齡，職業，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家庭條件只能在某些方面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托馬斯和羅伯特（2011）通過問卷法和觀察法在北威爾士少數民族語言課堂內外對雙語學生的語言使用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他們對雙語持肯定態度，使用英語的趨勢清晰。
2國內研究
自從這些年對語言使用的研究成為熱門話題以來，許多研究者都開始研究人們對漢語普通話和少數民族語言的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進行研究。以下部分將一一回顧。
戴慶廈是中央民族大學是最早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人之一。他進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漢藏語系語言和社會語言學方面。從1958年到現在，他寫的關于少數民族語言的有27部作品和超過280篇論文， 他的作品涵蓋少數民族語言的多種研究范圍， 如語音學、語言保持、詞典編纂、語言政策和規劃、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問題、雙語和雙語教育的類型學等。他的大部分作品是關于語言現狀，包括語言使用和一些關注語言態度的論文。例如，戴慶廈和張弼弘 （1990）在“論仫佬族的語言觀念”中對仫佬人進行了研究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的研究。結果表明，比起采取積極態度學習其他語言來說，仫佬人更喜歡使用仫佬語。戴慶廈和陳衛東（1997）發表的“論普米族的語言觀念”中做了關于普米族人語言態度的研究。他們發現人們對普米族漢語和母語采取了開放的態度。戴慶廈（2010）詳細闡述了語言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未來研究的可能的趨勢。應該還指出在2010年，戴慶廈還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書。這些書在中國不僅代表描述語言現狀的寶貴經驗，對于社會語言學家而言，也有助于深化他們的研究并拓展他們的觀點。
萬明鋼和王鑒（1997）使用問卷調查和實地考察的方法，對生活在的藏族雙語人的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這些藏族雙語人對藏語有深深的感情并傾向于把它保持下來。他們對漢語持有理性的態度，認為這是一種交流工具。
王遠新（2008）在“湖南省城步縣長安營村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調查”中對苗族和侗族對漢語普通話和其他在村子中使用的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和態度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他們對語言的評價具有先后順：：他們高度贊揚漢語普通話和長安營語，其次是苗族語言和侗族語言。
衛煒（2008）在“甘洛縣彝族的語言使用情況與語言態度”中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法研究了在四川甘洛縣的彝族語言的使用和態度。結果表明：在村子里彝族語言是最首選語言；彝-漢雙語人很常見；彝族語言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王遠新（2009） 在“河北省撫寧縣朝鮮族村的語言使用狀況和雙語教學”中對河北撫寧朝鮮族的語言使用和雙語教育進行了研究。他使用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法。客觀地說，朝鮮語的群體團結性比漢語普通話高；人們對漢語普通話采取積極的態度，認為它的社會地位和功能高于朝鮮語。這一結果與當地語言使用的狀況一致。
包桂花（2010）在“阜蒙蒙古族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中經研究結果表明：老年人傾向于使用蒙古語；25歲以下的年輕人傾向于使用漢語；25-70歲大多為掌握蒙古語和漢語的雙語人。大部分蒙古族有使用漢語的傾向。一些社會因素如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也會影響他們的語言使用和態度。
【參考文獻】
[1] 陳松岑.（1999）.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J]. 語言教學與研究，（1） 15-20.
[2] 戴慶廈.（2008）. 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問題[ R]. 應用語言學講座，（1）20-25.
[3] 王遠新.（2008）.加強人口較少民族語言的調查及弱勢和瀕危語言的保護[J]. 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111-119.
[4] 趙鳳珠.（2010）. 景洪市嘎灑鎮傣族語言文字使用現狀及其演變 （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研究從書，戴慶廈總主編） [M]. 北京：商務出版社.
第7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少數民族語言學；21世紀的新發展；語言學史
中圖分類號：H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16）05-0083-08
21世紀以來的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學研究在前期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研究內容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少數民族語言的描寫研究
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描寫研究一直是我國少數民族民族語言研究的重點，21世紀以來這個傳統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新世紀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描寫研究主要是從三個層面進行的：
（一）新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
對特定的少數民族語言作全方位的描寫研究，尤其是對新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孫宏開自1992年立項主持“新發現語言調查研究”課題以來，主編的《中國新發現語言研究系列叢書》陸續出版，目前已經出版了四十多本，21世紀以來出版的主要有《拉基語研究》、《莫語研究》《柔若語研究》、《阿儂語研究》①等，它們都是對新發現語言的描寫性研究，系統地描寫了這些語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面貌，還分析和介紹了它們的系屬問題等。
2.《民族語文》等期刊在21世紀以來也陸續發表了不少新發現的語言的概況，主要有《阿儂語概況》《業隆語概況》《賽德語概況》《茶洞語概況》《巴那語概況》《莽語概況》《克木語概況》《扎話概況》《唐郎語概況》《他留語概況》《布興語概況》《苦聰語概況》《康家語概況》《蔡家話概況》《克蔑語概況》《戶語概況》等。這些對新發現語言的描寫對語言學研究有著特殊的價值，它可以讓我們了解這些語言的面貌，從而為少數民族語言的共時對比和歷時比較提供必要而充足的材料。
3.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是對我國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全面描寫研究的重要成果，用57本的篇幅描寫了我國59種少數民族語言。隨著新世紀以來對新發現語言的研究，這套叢書在2009年重新修訂出版，主要增加了新發現語言的介紹和描寫[1]。
除了對新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的描寫研究成果，21世紀以來還對一些原來已經發現的單一少數民族語言作了比較全面深入的描寫研究，成果主要有：
（1）趙杰《新疆蒙古族語言研究：以博州察哈爾蒙古語為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2）鐘進文《西部裕固語描寫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3）倪大白編著《侗臺語概論》（民族出版社，2010）
（4）曲木鐵西《彝語義諾話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5）鄭宗澤編寫《江華勉語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等。
（二）特定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
對特定的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語音和詞匯系統進行局部的描寫研究，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某種特定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系統的描寫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專著的形式出現。2009年到201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由戴慶廈主持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參考語法系列”叢書，主要有時建《梁河阿昌語參考語法》、D.O.朝克《鄂溫克語參考語法》、蔣光友《基諾語參考語法》、韋景云編、戴慶廈譯《燕齊壯語參考語法》、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語參考語法》、常俊之《元江苦聰語參考語法》、康忠德《居都仡佬語參考語法》、趙燕珍《趙莊白語參考語法》、戴慶廈《景頗語參考語法》②等。所謂“參考語法”，其實就是描寫語法的一種，它專門描寫某種單一語言的共時語言特征，它的目的是為某種語言的語法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提供比較充足、可靠的語言依據。它和其它描寫語法的區別在于，它是系統地、盡可能詳盡地描寫語言的語法，從而能夠更充分地滿足語法理論研究和語法比較的需要，它也能為語言應用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
2.關于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專題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出現，動詞的語法范疇是新世紀以來語法專題研究的一個熱點，主要成果有：
（1）徐世璇《緬彝語言的體范疇研究》（《民族語文》，2000，3），此文通過多種語言的綜合分析，提出緬彝語的體存在著動貌和情貌兩種不同的類別；
（2）黃成龍《羌語的存在動詞》（《民族語文》，2000，4），此文著重分析了羌語的存在動詞的人稱、數、時、體、態、式等語法范疇；
（3）許伊娜《阿爾泰諸語句法類型及副動詞范疇》（《民族語文》，2001，1），此文通過對阿爾泰三種語言副動詞范疇的語義功能和句法結構特點的對比，分析了這幾種語言的結構類型特征；
（4）胡素華《彝語動詞的體貌范疇》（《民族語文》，2001，4），此文分析了彝語體、貌范疇的不同類別及不同類別詞的表現手法和虛化特征；
（5）鐘進文《西部裕固語使動態的主要特點》（《民族語文》，2012，3），此文對西部裕固語使動態的主要特點作了分析和研究。
結構類型和結構特點是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語言語法專題研究的另一個熱點，主要成果有：
（1）戴慶廈、邱月合著《 OV型藏緬語連動結構的類型學特征》（《漢語學報》，2008，2）；
（2）余金枝《湘西苗語述賓結構中的一種特殊類別：“形容詞+名詞”結構分析》（《語言研究》，2009，1）；
（3）戴慶廈、聞靜合著《漢藏語的“的”字結構》（《漢語學報》，2011，4）；
（4）李春風《拉祜語的連謂結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2，1）。
總之，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研究比過去更加深入了，而且既有對語法的描寫，也有對語法的解釋。
3.關于少數民族語言語音系統的描寫研究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實驗語音學的普及和完善，對少數民族語言語音系統的描寫研究進入了一個更為科學的歷史階段。這個方面的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對整個語音系統做全面描寫研究的論文或著作，如：
（1）石德富《排燒苗語的語音特點》（《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6）；
（2）寶玉柱、孟和寶音合著《現代蒙古語正藍旗土語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此書使用實驗語音學方法，對現代蒙古語正藍旗土語音系進行了客觀、細致的描寫和分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其次要提到的是那些對少數民族語言中一些特殊的語音現象做專題描寫研究的論文或著作，如：
（1）關辛秋《關于滿文輔音字母的探討》上、下兩期（見《滿語研究》2007年第二期和2008年第一期）；
（2）戴慶廈、朱艷華合著《瑯南塔克木語濁塞音、濁塞擦音的死灰復燃》（《語言研究》，2012，1）等。
特別是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南開大學召開的第九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PCC2010）”，將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語音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次會議由中國語言學會語音學分會、中國中文信息學會語音信息專業委員會及中國聲學學會語言、聽覺和音樂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會議主題為：“面向語言學、采用新方法的語音研究”。這次會議的《會議論文集》中收錄了許多有價值的專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語音方面的論文，主要有：
（1）包桂蘭、呼和、哈斯其木格合著《蒙古語清擦音實驗研究》；
（2）丁思志《送氣擦音的語音特點――以黔東南黃平苗語為例》；
（3）周學文《鄂溫克語重疊輔音及協同發音研究》；
（4）黃蓓《彝語中清濁塞音對聲調的影響》；
（5）艾斯卡爾?艾木都拉《維吾爾語鼻音的聲學特征分析》等。
總的來說，新世紀以來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描寫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還有不少少數民族語言并未得到充分的描寫和研究，尤其是詞匯的描寫研究更待加強。
二、少數民族語言的共時對比研究
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語言的共時對比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方面是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對比，另一方面是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對比。
（一）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對比
關于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對比，研究成果主要有：
1.戴慶廈《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語法比較》（民族出版社，2006），此書運用語言比較的理論和方法，對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進行了比較研究。此書的內容除了論述語言比較研究的理論方法外，還包括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在述補結構、述賓結構、被動結構、語序、句式、量詞、四音格詞等方面的語法比較。涉及到漢語、藏緬語族、苗瑤語族、壯侗語族、突厥語族、蒙古語族等幾十種語言。此書的研究成果對于語言類型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建設以及雙語教學實踐都有一定的價值。[2]
2.武金峰《漢哈語言對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此書在深入調研和充分吸收國內外有關跨語言對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對比語言學的方法，把漢語和哈薩克語這兩種并無親屬關系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三個系統，細分為語音、詞匯、詞類、短語、句子成分、句型、復句、緊縮句和隱語等九個方面進行對比研究，指出這兩種語言之間的共性和不同之處，使漢語和哈薩克語的對比研究更為深入，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3]
3.張洋《新疆漢語方言與維吾爾語比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此書是將新疆當地的漢語方言與維吾爾語進行語音、詞匯以及語法上的比較。[4]
4.駱小所《云南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的語言文化比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此書主要是從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學科出發，采用多學科和多方位的角度，比較云南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在語言結構、語言運用、語言習慣、語言心理和語言文化等方面的趨同性與差異性，比較不同民族語言中體現出來的政治經濟、物質文化、道德規范、思維方式、心理觀念等方面的異同。此書研究的重點是不同民族在語言運用上的特點，特別是少數民族使用的中介語――漢語的特點。[5]
5.戴慶廈《古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古漢語研究》，2008，4），此文的最大特點是將古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聯系起來，論述了古漢語研究結合少數民族語言的必要性及其難點，還對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分析。[6]
6.戴慶廈、朱艷華《藏緬語、漢語選擇疑問句比較研究》（《語言研究》，2010，4），此文是在梳理藏緬語28種選擇疑問句特點的基礎上，將它們與漢語選擇疑問句進行對比，分析二者的共時特點和歷時演變特點，此文還進一步討論了漢語選擇疑問句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分析了制約選擇疑問句句法結構演變的因素。[7]
（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對比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中屬于同一語族或語支的親屬語言的比較、以及同一范疇的不同語言的比較。主要成果有：
1.胡素華《彝語與彝語支親屬語言的結構助詞比較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6），此文分析了彝語與其他同語支的語言結構助詞的共同點和不同點，如結構助詞的豐富性、多功能性、多義性、后起性和發展過程的相似性，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表現在結構助詞次類中的諸多不同特點；[8]
2.黃曉琴《淺析朝鮮語數詞與阿爾泰語系的關系》（《語言與翻譯》，2001，4），此文將朝鮮語與維吾爾語、以西部裕固語為代表的突厥語數詞做比較；[9]
3.高娃《滿語蒙古語比較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此書較為全面系統地比較分析了滿語和蒙語的語音和詞法，找出它們之間的異同點以及語音對應關系。[10]
三、少數民族語言的歷時比較研究
少數民族語言的歷時比較研究一直是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新世紀以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漢藏語系屬問題的研究
由于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起步較晚、研究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導致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共時描寫研究相對薄弱，相應地使得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也有一點先天不足，比如至今都未能很好解決漢藏語系的系屬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體現。
漢藏語系的系屬問題，是我國語言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長期困擾語言學研究者的、非常棘手的難題。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漢語和壯侗語的系屬問題，也就是漢臺語是否同源的問題。長期以來，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直僵持著。
一方堅持漢臺語同源，以丁邦新為代表，他在《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中國語文》，2000，6）一文中，提出了對漢藏系語言研究方法的看法，他分析了近年來跟關系詞研究有關的幾種說法――“語言聯盟說”、“深層對應法”及“語言影響論”，他認為應該把語音對應和基本詞匯結合起來，仔細尋求有語音對應的基本詞匯，從而找出系統的對應規律，只有這樣才能討論語言之間的親屬關系。他認為漢臺語有系統的對應規律，所以是同源的。[11]
另一方認為漢臺語不同源，以梁敏、張均如代表，他們在《從漢臺語言的數詞是否同源說起》（《民族語文》，2004，2）一文中，主要是從數詞是否同源這個角度來考查漢臺是否同源。他們認為，壯傣、侗水兩個語支語言的數詞都借自古平話，與漢語數詞不是同源關系，因而認為漢臺語不具有同源關系。[12]
雖然他們雙方目前還沒有形成統一意見，但是經過雙方不斷地探討與爭論，雙方終于都在對漢藏語關系的認識上有所深化。
漢臺語親屬關系問題之所以一直都未能解決，主要是因為學術界沒有區分同源詞與借詞的界限。所以在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語言學家們在區分同源詞和借詞的研究上作了很多工作。
為了區分同源詞和借詞的界限，學者們認為必須區分漢臺語之間關系詞的歷史層次，要把漢臺語之間紛繁復雜的關系詞區分為不同的類別，這樣才能搞清楚同源詞和借詞的界限。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曾曉渝《論壯傣侗水語古漢語借詞的調類對應――兼論侗臺語漢語的接觸及其語源關系》（《民族語文》，2003，1），此文在論述漢語侗臺語聲調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分析了壯傣侗水語里漢語老借詞為什么調類對應一致的原因，并由此展開了對侗臺語與漢語接觸及語源問題的分析討論，他認為漢語與侗臺語之間的歷史關系應理解為同源――分化――接觸；[13]
2.藍慶元《壯漢同源詞借詞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此書運用歷史層次分析法對漢語和壯語的關系作了分析，認為同源詞和借詞的甄別應該限制在上古層的有限范圍之內，指出侗臺語與漢語不僅有接觸關系，還有同源關系。[14]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論文，如：龔群虎《漢泰上古關系詞》（《民族語文》，2000，2），藍慶元《白土壯語中的漢語山攝對應詞的歷史層次》（《民族語文》，2000，6）以及《壯語中古漢語借詞及漢越語與平話的關系》（《民族語文》，2001，3）等。
漢語與藏緬語的同源關系雖然沒有多大分歧，但是它們的關系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科學論證。所以進入21世紀以后，不少研究者在漢語與藏緬語同源關系的論證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出版或發表了一些成果，主要有：
1.楊光榮《藏語漢語同源詞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此書是國內較早研究藏語漢語同源詞的一部著作。
2.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一）――漢藏語研究的歷史回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此書集結了有關漢藏語研究歷史沿革、參考文獻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漢藏語研究的論文。
3.施向東《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此書是漢藏比較研究領域的一部力作，由于采用了邢公畹先生的同源體系比較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漢藏同源詞的研究方面獲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15]
4.2001年10月26日在昆明舉行了第34屆漢藏語國際會議，在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少數民族研究所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合作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課題，該課題分為30個子課題，將從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出發研究，尋找漢藏語系不同層次的同源詞，研究不同層次的語音演變和語音對應規律，為各語言、各語族乃至語族之間建立同源關系提供科學依據。該課題以歷史比較法為研究原則、以具體語言為研究對象，探索適合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此后多種有關漢藏語系系屬問題研究的著作就不斷出版，其中很多著作在理論、方法以及語料上都有不小的進步，如：
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此書試圖從新的角度觀察、探討漢藏語的系屬和分類，構擬了漢藏語100個同源詞。此書運用人類學、考古學成果論述漢藏語言各族群之間的文化淵源關系，為語言的源流關系提供文化歷史背景，對一些語言的演變和歷史來源做了解釋。[16]
進入21世紀以后，學術界對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也作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1.瞿靄堂、勁松《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民族語文》，2000，2），此文從類型學、發生學、語音學、語法學和方言學等五個方面，探討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此文比較深入地討論了類型分類的綜合性和描寫性標準、語言歷史類型的構擬、語言發生的多源性和多層性、音節化和韻律化特征、語言分析的歷史原則、功能原則和動態原則，還討論了聲調學、語法策略和語言識別、方言劃分的“非等量原則”等方面的問題，指出漢語是漢藏語言同源鏈上苗瑤、壯侗語言和藏緬語言之間的橋梁。[17]
2.江荻《漢藏語言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此書以漢藏語為對象全面分析和討論了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書中還特別強調了語言演變的過程，認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視事物的狀態和存在。[18]
（二）漢藏語原始共同語的構擬研究
為了證實漢藏語原始共同語的存在，學術界有些學者一直在做不同層次不同問題的原始共同語的構擬研究。進入21世紀以后，漢藏語原始共同語的構擬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主要成果有：
1.江荻《論漢藏語言歷史比較詞表的確定》（《民族語文》，2000，3）；
2.吳安其《黎語的古音構擬》（《民族語文》，2000，5）；
3.孫宏開《原始漢藏語輔音系統中的一些問題》（《民族語文》，2001，1）；
4.孫宏開《原始漢藏語中的介音問題》（《民族語文》，2001，6）。
四、少數民族瀕危語言的搶救保護性研究
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很多少數民族逐漸放棄了他們原有的語言而改用當地的強勢語言。這是一個民族融合的大趨勢和世界潮流，并不只是我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大趨勢下，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語言，就逐漸處于邊緣化和即將面臨消亡的危險境地。目前，我國已經有二十多種語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處于瀕臨消亡的邊緣，如赫哲族語、滿語、仙島語、木佬語、土家語等。國際語言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重視瀕危語言的研究，而我國則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重視瀕危語言研究的。
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召開了我國第一次以“瀕危語言”為主題的研討會，它標志著我國學術界已經開始意識到保護瀕危語言的緊迫性。緊接著在2001年，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和《民族語文》雜志社又聯合召開了“中國瀕危語言問題研討會”。從此以后，我國對瀕危語言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
1.徐世璇《瀕危語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此書對語言消亡的歷史和當前情況、對語言消亡的具體現象進行了描述，還對導致語言瀕危的原因和發生的過程進行了分析，指出本族語的保存有利于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有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19]
2.戴慶廈主編《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此書約有45萬字，是國家“十五”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成果。主要匯集了土家語、仙島語、赫哲語、滿語、仡佬語五種瀕危語言的個案調查材料，對它們的瀕危現象、瀕危趨勢以及造成語言瀕危的各種因素進行了分析。[20]
此外，劉輝強《拯救羌語支瀕危語言――爾蘇語、納木依語、貴瓊語、扎巴語資料的記錄和保存》和趙阿平《瀕危語言――滿語、赫哲語演變比較研究》也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了保護瀕危語言的重要性。
在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第十屆學術研討會上，范俊軍教授作了《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有聲語檔建設初探》的發言，指出：搶救和保護我們國家語言資源的當務之急是開展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有聲語檔的建設，從而掀起了后來我國研究瀕危語言的一股潮流。
進入21世紀以來，有些少數民族語言也隨著社會的發展進入了“瀕危語言”的行列，并正在向消亡的方向發展，如東干語。我國瀕危語言的數量正在不斷上升，所以對于它們的搶救保護性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除了要隨時調查更新語言的近況之外，有的學者還從保護語言文化多樣性和語言資源的角度，提出可以對瀕危語言所承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記錄和搶救性保護研究，向社會宣傳瀕危語言保護工作，并向社會提供瀕危語言相關信息的查詢功能，這是最近瀕危語言研究的一個新趨勢。
五、少數民族的雙語教學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少數民族的雙語教學研究比過去獲得了更突出的成果。首先，連續召開了多次全國性的雙語教學研究會議，主要有：
1.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暨首屆國際雙語教學研討會。此次會議共收到論文100多篇，研究領域涉及：在雙語教育中的語言觀、雙語政策、西方的雙語理論與實踐、雙語與雙文化、兒童的雙語獲得的基本條件、學童雙語教育中的跨文化適應問題等，會議就上述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
2.第二屆雙語學國際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是華語社區雙語研究，分為6個專題進行研討：第二語言學習與使用；語言習得與語言對比；語言教學；語法研究；少數民族雙語研究；雙語社會的語言問題。此次會議還設了華語社區的語言規劃問題、兒童語言能力的發展2個專題的圓桌討論。此次會議涉及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及研究的文論主要有：戴慶廈、關辛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語法“空缺”》和《西部開發與雙語教育》、曲木爾且《試談雙語能力培訓的原則》、鄧成倫《論涼山彝族社區教育發展與雙語教學的關系》、斯琴《城市化進程與雙語變遷》、張洋《新疆多語種雙語現象的源和流》、董艷《中國跨境民族雙語教育研究》、何俊芳《從個案調查看隴川戶撒阿昌族的雙語類型轉變情況》等。
3.第三屆雙語學國際研討會。此次會議收到論文42篇，會議的宗旨是為從事雙語學研究的人員提供交流經驗、分享實際工作心得、加強合作研究的機會、促使雙語學這一新興學科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4.第四屆雙語學國際研討會。此次會議于2005年在廣州召開，收到論文近70篇，涉及雙語教育研究、語言比較研究、語言習得研究、教材詞典編寫等領域。
還有此后的諸多會議，如：第五屆至第八屆的雙語學國際研討會、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第十次全國學術研討會、第七屆至第十屆的雙語雙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由此可見國內外學術界對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的重視。
其次，21世紀以來發表或出版了大量的有關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的論文或著作，主要有：《雙語學研究》第二輯（民族出版社，2004）、《雙語學研究》第三輯（民族出版社，2011）、方曉華《少數民族雙語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學苑出版社，2010）、黃崇嶺《雙語教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等。
從21世紀以來召開的全國性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討會的會議次數和發表或出版的相關論文或著作的數量來看，我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在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的地位還是很高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六、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研究
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研究一直是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出現了新的特點，如：（1）形勢的發展對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時期不斷涌現的新詞術語需要翻譯工作者們能夠及時地消化和吸收；（2）少數民族語言翻譯與社會和諧的關系更為密切，不正確不到位的翻譯會使人產生誤解，影響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只有科學的翻譯才能夠有助于民族團結；（3）大批傳統文化遺產中與文字、口傳史實有關的文獻需要翻譯等等。
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工作的實際需要給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的內容主要是把少數民族語言翻譯成漢語和把漢語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翻譯。新世紀以來發表或出版的有關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研究問題的論文或著作相對于實際翻譯成果來講數量要少些，涉及的內容主要有關于具體語言互譯的研究和討論，還有普遍的翻譯理論和翻譯方法的研究等，主要成果如：巴達瑪敖德斯爾《面向機器翻譯的漢蒙短語轉換規則研究》（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根恒卓瑪、李玉蓮《青海少數民族語言與翻譯論略》（《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11，5）等。
總的來說，21世紀以來的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學研究，在少數民族語言的描寫研究、共時對比研究、歷時比較研究、瀕危語言研究、雙語教學研究和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研究等六個方面，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急待今后加強研究。
注釋：
①包括李云兵《拉基語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 楊通銀《莫語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孫宏開、黃成龍、周毛草《柔若語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孫宏開、劉光坤《阿儂語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5）。
②幾種著作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2009年到2012年出版，主要有時建《梁河阿
昌語參考語法》（2009）；D.O.朝克《鄂溫克語參考語法》（2009）；蔣光友《基諾語參考語法》（2010）；韋景云編、戴慶廈譯《燕齊壯語參考語法》（2011）；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語參考語法》（2011）；常俊之《元江苦聰話參考語法》（2011）；康忠德《居都仡佬語參考語法》（2011）；趙燕珍《趙莊白語參考語法》（2012）；戴慶廈《景頗語參考語法》（2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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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民族語言 彝文 發展
目前彝文已在彝族地區的生產、生活、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廣泛使用，更可喜的是彝文正式進入了更多的學校。規范彝文的推行，彝漢雙語教學的實施，推動了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從小學教育到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彝漢雙語教育體系。
現馬邊彝族自治縣境內已在少數學校開設了彝語文課。校園內傳出的瑯瑯彝語讀書聲，是這美麗獨特的民族畫卷最美妙的配音。據不少學校反映，彝族學生先學彝語文，再用彝漢雙語文對照教學，比直接學漢語文的效果好。因為這樣的教學會使彝族學生容易理解漢語文的意思，同時也容易增強彝族學生學習漢語文的信心。
我們大竹堡鄉是一個民族聚居鄉，彝族人口占全鄉總人口的70%；全鄉學生中有90%都是彝生。我們學校從2003年8月起就實行了從一至六年級邊遠學生住校就讀的試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自從“兩基”工作開展以來，學生人數不斷增多，況且低年級彝生居多，漢生寥寥無幾，又沒辦學前班和幼兒園。學生進校后，接觸到的多數都是漢族教師，接受的是漢語教學。我們覺得彝文是表音文字，常用字只有500個左右，具有字數少、筆畫簡單、易認易寫的特點。針對這樣的歷史條件和客觀原因，我們開展了課外彝語教學。
民族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社會交際工具，一般就決定了民族學校在初級教育階段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進行教學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彝族聚居的中心校，首先應該從一年級就開設彝語文課。這是因為母語教學適應彝族學生的心理特點，是發展彝族學生智力的有效途徑。彝文教學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在啟蒙教育階段學習彝語文，既有利于發展本民族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又能提高學習漢語文的能力；彝族學生在校學習和使用的語言，與本民族社會交際的語言一致，消除了教學用語與社會交際相脫離的矛盾，學用一致，有利于所學知識的鞏固，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民族語言在用來表達民族情感上最為豐富和強烈，師生的情感最易于融洽，易于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而且在教學中使用學生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語言，就能很快地在頭腦中出現具體事物的形象和抽象概念，從而進行抽象的思維、聯想、推理等思維過程。
本期我校結合彝生多，漢族教師多的特點，在教師中進行了彝族日常用語訓練的活動。實行平常交流練習與專題講座的形式相結合，漢族教師幾乎都做好了筆記，用漢語同音或近音字作代替、譯音。通過反復練習，增強了漢族師生與彝族師生之間的親切感、幽默感和和諧感，對教學起到了一定的輔助作用。雖然我校沒有將彝文課列入正式的課程中，是以每周課外興趣活動的形式來開展，但一直都有一至六年級的學生參加了課外彝文課的學習與培訓，并且學習積極性非常高，興趣濃，對學生各項素質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當前，在彝族語言文字的教育上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解決，以適應民族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
首先，進一步加強領導。各級黨政和有關部門以及學校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在民族地區以普及與提高的形式加以開展。
第二、制定切實可行的規劃措施。比如，純彝區與雜居區、預期目的與效果、評估辦法與激勵機制等等。
第三、從現在抓起，從小抓起。這是因為，任何母語的掌握都離不開學齡前期。心理學研究證明，學齡前期是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所以從兒童伊呀學語時起，就要進行民族語言的教育，這是真正掌握本民族語言的最初階段，這一階段抓得好，今后的學習才能順利進行。
我們有必要把“雙語”學習放在突出位置，搞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普及工作。一是正確對待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民族語文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時期，也是各民族語言文字共同發展繁榮的時期。一方面，將隨著社會的發展，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學習水平的不斷提高，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另一方面，語言文字融合是個漫長的自然發展的歷史過程，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步實現。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各民族的語言文字都將在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圍內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彝區實際來看，彝語文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也越來越普遍。我們要順應歷史潮流，尊重語言文字發展規律，正確處理好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彝語文之間的關系。在聚居地區，要針對彝族小學生不會說漢語這一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大張旗鼓地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鼓勵彝族學生學好用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努力提高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大力發展“雙語”教學，幫助彝族學生在掌握民族語文的基礎上更快更好地學習漢語文。現行的彝漢“雙語”教學體制，為彝族少年兒童通過母語起步學習通用語言文字提供了良好平臺。要不斷鞏固和發展“雙語”教學，讓“雙語”教學在彝族聚居區發揮其應有作用。三是用好“雙語”人才，為各民族學習“雙語”做好政策導向。
參考文獻：
第9篇：民族語言政策范文
【關鍵詞】雙語教學；基礎特性；時代要求
1.雙語教學的基礎特性
雙語教學是少數民族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內容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形成的良好結合”，它不同與單純的漢語或少數民族語文教學，也不同于兩者屬性的簡單相加，它具有兩種屬性有機結合而產生的新的特性，我們研究并認識這些特性，有助于建立和完善“雙語教學”新的教學體制，有利于掌握實行這一教學體制的主動權和指導權，更有利于是少數民族教育逐步走向正規，并在各項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的效益，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建設及文化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雙語現象更是少數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相互交流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抗拒的趨勢，鑒于我國國情，一般情況下講的雙語主要是指民族語言與各民族通用語—漢語文，正如語言依存于社會一樣，它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又伴隨著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
2.對雙語教學的時代要求
隨著西部地區的開發，更多的少數民族同胞，走出地區，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文化發展的社會需要，它要求教育上培養的民族學生，除了掌握好本民族語言文字外，還須掌握我過個民族共同交際通用的語言工具，即漢語文字成為民族語文，漢語文兼語的雙語者，這是形勢的逼人，更是時代的要求的我國當代對雙語教學研究，就是隨改革開放的形勢的發展而真正確立和蓬勃發展起的，西部民族邊緣地區的民族語與通用語（漢語文）的雙語熱，與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過程中的學習外語熱，形成一幅令人欣喜地風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