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教育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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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旅游英語；課程；教學現狀；改革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B 收稿日期：2015-11-26

一、高職“旅游英語”課程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旅游英語”課程設置不合理

“旅游英語”課程設置不合理，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學時較少。學時減少，教學內容也會跟著相應減少。二是未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的差異來設置課程，沒有突出專業英語的特性和行業規范等。三是在進行“旅游英語”課程設置時，沒有充分重視旅游應用文寫作和泛讀課的合理設置。

2.教學內容有待完善和更新

目前，由于學校培養目標和側重專業的不同，其在旅游英語教材選取上呈現多樣化的特征，教學內容也較繁瑣復雜；同時教學內容沒有與時俱進，不能反映當今旅游業發展的實際情況。

3.“旅游英語”課程教學方法單一

“旅游英語”具有實踐性強的特點，必須有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不斷交流，才能提高學生的英語實踐能力。但是，一直以來受傳統英語教育模式的影響，教師在進行旅游英語講解時采用的教學方法和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是以教師的課堂講解為主，向學生重點傳授英語語法和詞匯相關知識，沒有給學生足夠的練習機會，過于注重理論知識講解而忽視培養學生的英語實際應用能力。

4.“旅游英語”課程考核方式不合理

目前“旅游英語”課程考核主要采用期中、期末筆試的方法考察學生的學習成果，重視書面和語法知識的考查，忽視口語教學和聽力訓練，也缺少相應的英語實踐方面的考核。

二、高職“旅游英語”課程教學的改革策略

1.調整旅游英語專業課程體系

在大學基本素質教育的基礎上，開設有針對性的專業基礎課程，根據學生未來就業崗位所需的技能，設置專業技能課程內容，即專門設置一組以提高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為主的技能訓練課程。

2.編寫地方特色教材

第一，編制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英語教材。立足地方旅游業發展，充分利用高職院校的專業師資力量，根據地方旅游的實際情況，共同編制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英語教材。也可以通過加強與其他學校的合作，共同編寫介紹國內著名景點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教材，然后將其應用到高職院校教材中。

第二，進一步細化和豐富教材內容。可以將旅游英語教材分成四大類，即地方導游服務英語、全國導游服務英語、酒店服務英語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這樣就解決了現有旅游英語教材涉及知識面窄的問題，豐富學生的知識結構，不斷提高旅游服務質量。

3.引入情境教學法

在課堂上根據教學內容設置真實情境，在課堂中給學生提供足夠的演練時間，課外組織學生到相關旅游企業去實習，通過真實環境來提高學生運用英語知識的技能水平。

在設置教學情境時，要根據學生今后的工作崗位，以旅游工作中需要的技能和知識為指導，將英語語言知識與旅游專業緊密結合起來設置相關情境。

4.改革課程考核方式

對學生進行考核時，應設置多樣的考核內容，選擇多種考核方式，并合理安排學生的考核時間。在以教材內容為核心、以素質教育和學生發展為宗旨、以提高學生的技能和綜合運用能力為目標的教學體系下，對學生進行綜合評價，結合旅游英語的實際情況和特點，對學生的考核方式進行改進和完善。

一是改革考核內容：包括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階段測試、情景演練、角色扮演、團隊活動、實操訓練、演講比賽、論文答辯等綜合成績。

二是考核的方式：要采用多種考核方式，合理分配筆試和口試得分占比，不斷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水平，更好地進行實踐交流。

三是考核的時間：應該改變靜態的、一次性的終結考核方式，要將過程考核和終結考核緊密結合起來，更加關注學生在平時考核中的表現，加大平常考核的占比和力度，角色扮演、階段測試、口語考核等都要占有一定的分值。

參考文獻：

第2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高血壓；焦慮；抑郁

一、高血壓疾病的流行狀況

原發性高血壓（Essential hypertension）是一種以體循環動脈壓升高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全身性疾病，是一種常見病、多發病。世界衛生組織已經于2007年認定高血壓是心腦血管意外的最主要發病因素[1]。高血壓患病率在全球范圍內呈上升趨勢[2]，全球成年人高血壓患病率介于24～60%之間，青少年高血壓患病率為0.5～9.5%，且發病率及患病率呈不斷增長的趨勢。美國25%的人口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壓，其中18歲以上的成年高血壓患者達6500萬。在美國，高血壓與67%的心肌梗死病例、77%的中風病例和26%的慢性腎衰竭病例有關[3]。而另外一個研究組在中國西部調查得出，高血壓的患者長期治療中平均藥物花銷為467.2美元/年，直接非醫療成本為20.1美元/年，其他成本23.5美元/年，臨終花費為8265.1美元/年，隱形花費為417.4美元/年，其他并發癥治療費用9393.3美元/年[4]。由此可見，高血壓不僅僅是給患者本人生活狀態帶來巨大影響，對家庭及社會更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消耗和浪費。據世界高血壓聯盟估計，至2025年，僅成年人高血壓患病率將達全球人群的1/3之多[5] 。

在全球61個地區（約100萬人，40～89歲）的前瞻性Meta分析中，平均隨訪12年，診室SBP或DBP與腦卒中、冠心病事件的風險呈連續、獨立、直接的正相關關系。血壓從115/75 mm

Hg到185/115 mm Hg，SBP每升高20 mmHg或DBP每升高10 mm Hg，心、腦血管并發癥發生的風險倍增[6]。人群監測數據還顯示，腦卒中的年發病率為250/10萬，冠心病事件的年發病率為50/10萬，腦卒中發病率是冠心病事件發病率的5倍[7]。在臨床治療試驗中，腦卒中/心肌梗死發病比值，在我國高血壓人群約5～8U1，而在西方高血壓人群約1U1。近年來，盡管冠心病事件有上升趨勢，但腦卒中發病率與冠心病事件發病率的差異仍然非常明顯。這提示腦卒中仍是我國高血壓人群最主要的心血管風險，對于制訂更有效的減少我國人群心血管風險的防治策略有重要意義。

在認識到高血壓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基礎上，我國先后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流行病調查及宣教。中國1991年的第三次全國性血壓水平調查結果顯示，高血壓患病率11.26%，其中男性12.15%，女性10.32%。與1980年第二次調查結果相比，高血壓患病率增長了約25%[8]。基本上可以推斷，相比于發達國家中國的患病率相對較低，但增長速度較為迅速。2002年衛生部組織的中國居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9]，中國成年人高血壓患病率為18.8%，全國約有1.6億高血壓患者，與1991年相比，患病率上升了31%。目前，我國高血壓患病率急劇增長，但人群知曉率（30.2%）、治療率（24.7%）、控制率（6.1%）均較低[10]，遠遠低于美國高血壓的控制率（31%）[11]。可見，高血壓已成為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國外研究顯示高血壓已成為導致死亡的第一危險因素，據WHO調查顯示每年約有1700萬人死于高血壓疾病。

隨著社會的日益進步與發展，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老年人構成比和絕對數不斷增長，全球大于60歲的老年人達6億，而我國老年人人口1億，為全球老年人口的1/6之多。中國第三次全國新血壓水平調查顯示，高血壓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增，尤其在35歲之后。在44歲以前，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然而在60歲時，女性則有更高的患病率。陳彤玉[12]在調查社區老年人高血壓中，發現70～74歲老年人高血壓患病率高達74.0%。由于老年人認知能力下降，且對衛生資源知識來源相對匱乏，與普通人群高血壓患病知曉率、治療率、控制率相比之下更低。因此，高血壓作為老年人的高發病，已成為影響老年人生命和生活質量的重要疾病之一。

二、高血壓患者焦慮抑郁情況

除了軀體疾病，高血壓疾病還給患者精神帶來不良影響，其中焦慮抑郁是最常見的負性情緒。由于高血壓目前作為一種終身性、非治愈性疾病，高血壓患者都經歷了血壓不降及血壓波動的過程，治療高血壓需要通過終身用藥和改變生活飲食習慣來穩定血壓，以延緩病情的發展。同時，高血壓患者需長期就醫監測血壓水平，病程遷延，并時常擔心并發癥的出現，由此給家庭造成經濟負擔，生活質量下降，無疑會對患者造成極大的心理負擔，易引發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不僅惡化軀體疾病，兩者之間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使高血壓疾病的預后受到影響。

目前，關于焦慮、抑郁情緒與高血壓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有國外研究資料顯示，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患有較高的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而且存在焦慮抑郁情緒的人群中，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亦會增加。由于高血壓基本上是一終身性疾病，且需要終身藥物治療，隨著患病時間的延長，患者生活質量下降，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加重，再加上藥物引起的副作用等因素，部分患者久而久之便會出現焦慮抑郁情緒，或使原有焦慮抑郁加重，影響了患者的診斷、治療和預后。國外研究表明，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常見于高血壓等器質性心臟病，資料顯示其患病率介于15～50%之間[13]。Wassert等研究顯示，高血壓患者容易引發負性情緒，并且與血壓升高密切相關。國內楊麗等運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AS）對166例高血壓患者焦慮抑郁狀況進行測評，結果顯示高血壓患者的焦慮抑郁分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高血壓患者焦慮的患病率為53.0%，抑郁的患病率為42.2%。袁瑾[14]等應用心理測試量表（HAMA和HAMD）調查了54例老年高血壓病患者，其結果顯示，54例患者中焦慮患病率為38.8%、抑郁的患病率為31.4%。胡大一等[15]對北京十家二、三級醫院心血管門診病人進行調查，在3260例病人中，最常見的疾病為冠心病、高血壓，焦慮發病率分別為45.8%、47.2%，抑郁發病率分別為9.2%、4.9%。宋志麗等使用SAS、SDS對96例原發性高血壓療養員及60例健康療養員進行測量，結果顯示高血壓組焦慮發生率為17.71%，對照組焦慮發生率為3.33%（P

以上研究表明，社會心理因素與高血壓疾病的發生發展有顯著的相關性，據調查顯示老年高血壓患者是焦慮、抑郁的高發群體。鄒揚丹等[17]對中老年高血壓患者合并焦慮、抑郁進行了調查，中年組（年齡40～59歲）抑郁患病率29.7%，老年組（≥60歲）抑郁患病率36.8%。張鈺聰[18]等分析了老年高血壓患者合并抑郁的特點，結果顯示高血壓組抑郁發生率為38.36%，對照組抑郁發生率為11.12%。綜上所述，老年高血壓患者焦慮、抑郁狀況嚴重危害了老年人身心健康。控制和預防老年高血壓引起的焦慮或抑郁情緒，已成為我國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高血壓疾病焦慮抑郁情緒的應對分析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醫療和護理的目的更應注重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高血壓患者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關注。目前，為了應對高血壓疾病帶來的負性反應，改善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國內干預研究的手段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行為干預以及綜合心理干預等方面，效果也得到認可。

國外研究表明，聽音樂可使個體軀體放松，緩解焦躁情緒，心情得到舒緩和平靜。音樂療法被作為一種便利有效的干預手段已廣泛用于精神科患者的臨床護理中，之后一系列的其他臨床科室也得到了認證。Evans[19]通過文獻系統回顧，驗證了在臨床日常護理中，使用音樂療法可減少焦慮緊張狀態，且無副作用，并推薦音樂療法與日常臨床護理實踐相結合。Moon Fai

Chan，Esther Mok等[20]人運用音樂療法對社區老年人抑郁情緒進行為期1個月的干預，以GDS為測量工具，將47位老年人隨機分為音樂治療組（23例）和對照組（23例），結果顯示，音樂組抑郁評分、血壓、心率顯著下降（P

四、小結

音樂療法被作為一種便利有效的干預手段已廣泛用于臨床護理中。音樂治療是心理干預的方法之一，是醫學、音樂美學、心理學及物理學學科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產物，它科學系統地運用音樂特性，通過音樂特質對人產生影響，協助個人在疾病或殘障治療過程中實現心理、生理及情緒整合[22]，達到促進身心康復的目的。因此，在臨床護理過程中，應加強慢性疾病患者的心理治療和護理，改善其不良的心理狀態。大量研究表明[23，24]，音樂療法對人體可產生生理及心理雙重效應，并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各個科室中，改善患者負性情緒、睡眠、生活質量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音樂療法已在國外得到廣泛應用并得到患者人群的認可，國內雖然在各個疾病領域也得到了應用，但針對社區老年高血壓患者的干預研究鮮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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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農村學校，現代教育技術裝，實際出發，素質教育

隨著課程改革的發展、深化，全面提升學生素質，培養各方面發展的人才是當前教育教學的總體目標。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有高素質的教師隊伍，要有完善的教學設施和先進的教學手段。近些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學校的教育投入，同時，各級領導高度重視，使得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農村學校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也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它們擁有了自己的電腦室、多媒體教室、實驗室等現代教育技術裝備。這里的老師們不再拿著幾本教科書給學生上課，讓學生根據課本中的內容進行想象，而是通過學校的網絡等技術裝備，進行交流學習。但有一些農村學校的現狀卻是不盡人意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利用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有些農村學校只是在上級部門檢查時，才會打掃干凈，布置整齊，裝模做樣地運用一下。等檢查完畢，那些現代教育技術裝備就成了一種擺設，全當作“花瓶”。這些做法與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新的課程改革精神是背道而馳。如何提高農村學校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利用率，為農村學校進行素質教育提供良好的平臺呢？本人就這一問題談一談自己膚淺的看法。

一、結合農村學校實際，合理進行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配置

農村學校現代教育技術如何裝備？首先，我們要有完善的裝備理論體系，以便加強宏觀調控，讓學校從被動裝備甚至被迫裝備變成主動裝備，從盲目裝備變成有效裝備。其次，要注意教材與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相輔相成關系。一方面課程標準是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重要的依據，另一方面我們裝備的現代教育技術設施要促進教材的建設、教學方法的改進、教育質量的提高。再次，學校現代教育技術裝備要恰到好處。現代教育技術裝備不應追求量多、先進，應在總體提高裝備水平的基礎上讓學校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與教育特色區別加強，過分強調整齊劃一，就會導致浪費。如：有些學校的部分現代教育技術裝備裝起來后就從未使用過，或根本用不上。最后，現代教育技術裝備要堅持以人為本，力求做到方便師生使用。

二、建立網絡體系，科學管理現代教育技術裝備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特別是在我們農村學校，各個學校都有不同的特點。我們在裝備這些現代教育技術時，要充分地考慮他們的實際，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服務我們的教育教學，推動農村學校素質教育的實施。如何能做到這些呢？我們必須建立現代教育網絡體系，建立裝備資源信息網絡，讓我們的農村學校根據自己學校的現代教育的需要，進行合理的篩選，然后進行有效地裝備。這樣既便于我們各級領導部門查閱相關的裝備信息，又可以讓有些農村學校參照其他兄弟學校的情況進行合理地裝備，達到資源共享。通過這些網絡，不但可以使我們投入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發揮它們的極大的優勢，而且還有利于實現裝備均衡化、投資效益化、管理科學化。

三、農村學校要完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制度，強化管理

眾所周知，各種管理都必須要有一定的制度，制度是管理的根本保障，管理是制度的認真執行。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管理也不例外，只有建立完善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管理制度，才能使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管理落到實處，見到成效。學校領導要帶頭認真執行，加強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安全維護。各種裝備要有真實、詳細的帳目，要有領借、報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同時還要加強各種檔案資料的管理。通過制度建設與應用，使得農村學校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管理工作井井有條，大大提高了設備使用率，提高教師運用現代教育技術裝備進行教育教學的積極性。讓裝備的這些現代教育技術高效地服務于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為提高學生的各方面素質提供服務。

四、提升合理、高效地利用裝備意識，充分發揮裝備的作用

要提高農村學校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利用率，教育主管部門和我們的教師是責無旁貸。首先，教師要更新自己的教育觀念，引導學生改進學習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應根據教材和實際情況靈活地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通過這些手段讓學生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并在運用過程中有意識的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其次，教師應改進教學手段，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效益。將信息技術運用于教學活動中，讓學生能夠從視覺、聽覺等多方面直觀、形象地獲取知識，化難為易，便于學生理解、掌握。再次，教育主管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制定相應的量化評估細則，督促教師使用現代教育技術裝備；領導、專家要深入教學第一線，指導教師使用現代教育技術裝備。通過各種措施來提升教師使用現代教育技術裝備的意識，讓教師自覺用，樂于用。只有這樣，我們的現代教育技術裝備才能發揮它獨特的作用。

五、加強農村學校的現代教育技術的培訓，是有效利用裝備的重要保障

第4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 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焦慮和抑郁；心理干預；治療

[中圖分類號] R54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4（c）-0024-04

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簡稱冠心病）是一種慢性終身疾病，也是目前公認的心身疾病，在其病程中，患者極易產生焦慮、抑郁、緊張、恐懼、孤獨等負性情緒，對冠心病的預后產生極大影響，需引起醫患雙方的重視。在冠心病各類型中，以心絞痛及心肌梗死伴發的最為嚴重，多表現為焦慮與抑郁。文獻表明無論何種類型的冠心病，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均較高[1]。冠心病的治療方針除內科軀體治療外，還需要采用一系列以消除精神心理癥狀、維持療效、穩定病情、促進康復、減少復發為目標的綜合心理干預治療。本文擬從冠心病與焦慮和抑郁的關系、對其預后的影響及其臨床干預治療現狀做一綜述。

1 冠心病伴焦慮、抑郁的發病率

迄今為止，人們對心血管疾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橫、縱斷面研究。心血管疾病可引起或加重抑郁，而焦慮和抑郁又可誘發、加重心血管疾病。在所有心血管疾病中，與焦慮、抑郁關系最密切的就是冠心病。Atoosheh指出在由運動負荷試驗誘發的胸痛患者中42%的患者有焦慮，而31%的患者有抑郁[2]。國內王寬等對314例中國冠心病患者運用中國版的HADS（C-HADS）進行評估后發現有超過1/3的患者出現心理困擾[3]。國內綜合醫院門診冠心病患者存在較多的心理衛生問題，主要是焦慮（78.2%）、抑郁（54.0%）、恐怖（33.3%）、強迫（33.3%）[4]。冠心病不穩定心絞痛患者焦慮發生率為37%，抑郁發生率為43%；不穩定心絞痛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比較，發生抑郁的人數顯著增多[1]。冠心病患者伴有較嚴重的焦慮抑郁情緒甚至是焦慮癥和抑郁癥，但多數以軀體化或行為癥狀為主訴表現，包括胸悶、乏力、食欲減退、恐懼、活動遲鈍等，與冠心病本身癥狀難以區分，是心血管門診一種常見的“心臟神經癥”，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和康復過程。

Pajak對來自22個歐洲國家中因冠心病住院的8580個患者使用醫院焦慮與抑郁量表（HADS）考察至少6個月后指出：男性中抑郁癥的患病率（HADS抑郁評分≥8）的變化范圍為8.2%～35.7%，而女性為10.3%～62.5%；男性中焦慮的患病率（HADS焦慮評分≥8）為12.0%～41.8%，女性為21.5%～63.7%[5]。由此可見女性冠心病患者比男性更容易患抑郁癥。鄧必勇等[6]對中國1083例住院的冠心病患者長期隨訪中，運用Zung氏焦慮自評量表（SAS）和Zung氏抑郁自評量表（SDS）進行心理評估，結果顯示焦慮、抑郁及兩者并有的發病率分別為7.9%、28.3%和14.3%，且女性發病率高于男性，老年高于中年；馬駿等[7]收集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心內科確診的冠心病患者102例，應用特質應對方式量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艾森克人格問卷、焦慮自評量表及抑郁自評量表進行測評并對結果進行分析。結果102例患者中焦慮患者49例，占48.04%；抑郁患者53例，占51.96%；102例患者中同時存在焦慮與抑郁患者46例，占45.10%；男女焦慮及抑郁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女性高于男性。另外有學者報道，女性患者SAS和SDS標準分均顯著高于男性患者（P < 0.01），女性患者抑郁發生率和嚴重程度顯著高于男性患者（P < 0.01和P < 0.05），住院冠心病患者各有約1/4的病例并發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或）抑郁；UA患者更易并發焦慮；女性患者的抑郁發生率高于男性，且抑郁程度相對較重[8]。國內王秀華等[9]在對社區老年[平均（68.3±7.5）歲]冠心病患者發生抑郁的危險因素的研究中發現，在332例（男183例，女149例）研究對象中，老年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P < 0.05），女性文化程度低、日常生活中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增加了患者的抑郁危險性（OR值分別為1.468，95%CI 1.094～2.835；2.154，95%CI 1.094～2.875；8.92，95%CI 3.820～22.172，均P < 0.05）。就其原因可能與女性的社會地位、擔任社會角色上的差異及壓力緩釋途徑少有關。

2 發病的相關性

2.1 冠心病患者伴發焦慮抑郁的發病機制

2.1.1 社會心理機制 國內有調查顯示：冠心病患者伴發焦慮抑郁與疾病程度、職業、文化程度、家庭及經濟情況有關；疾病的嚴重程度是引發焦慮、抑郁的直接因素之一，且腦力勞動者焦慮、抑郁的發生率高于體力勞動者；與文化程度的高低呈正比；與經濟情況好壞呈反比；家庭關系不和諧者的發病率高于家庭關系和諧者[10]。鄧必勇等[6]對冠心病患者焦慮與抑郁發病率的研究中同時發現在住院冠心病患者中，約50%患者并發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或）抑郁癥狀，且與受教育年限不超過9年、合并慢性疾病、睡眠質量差、工作地噪音等有關。再者，冠心病患者對患病給家庭和他人帶來負擔較為敏感。反復的住院易對疾病治療失去信心，產生消極情緒。在心肌梗死早期，患者多需使用心電監護，并嚴格臥床接受治療護理，患者往往自覺無法參與自身的醫療過程，易產生無助及心理防御，直至抑郁的發生。焦慮發生與病情反復、恐懼感、社會地位及生活影響等因素有關。患者由于常有恐懼的體驗，害怕病情的惡化、復發甚至死亡，久病及反復住院后喪失個人獨立性，喪失原有的社會地位、收入及對自我價值的實現，在文化程度高的患者中表現更為突出[11]。調查中發現冠心病患者由于疾病的影響，活動能力受限、社會活動頻度減少，對生活缺乏信心和熱情，這可能妨礙其主觀和客觀上獲取社會支持資源。另外，有的患者由于病程長、生活條件差、文化程度低，為預后擔心，為醫療費所累，長期患病而喪失勞動能力，因而造成嚴重的心理負擔，更易出現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12]。

2.1.2 生理機制 冠心病伴發焦慮抑郁目前考慮其病因如下[13]，（1）冠狀動脈硬化學說：冠狀動脈硬化引起心肌缺血、缺氧，心臟不能向腦部輸送足夠的血液，導致腦組織缺氧，引起腦功能障礙，產生神經、精神癥狀；（2）腦動脈硬化學說：冠狀動脈硬化同時常伴有腦動脈硬化，影響腦的血液供應，出現精神癥狀；（3）血氧含量改變學說：動脈血樣含量及氧飽和度下降，也引起腦缺氧，導致神經、精神癥狀；（4）心臟栓子學說：心肌梗死發生時，可出現血壓下降、血液凝固性增高，引起腦血栓形成；（5）性格特征和心理因素學說：A型行為者以時間緊迫感和敵意感為特征，經常以高度緊張的心理狀態來處理工作與生活，且容易出現焦慮、抑郁、急躁等心理障礙，故A型性格的人易患冠心病。

2.2 焦慮抑郁對冠心病的影響機制

交感神經系統功能亢進（包括心率增快、心率變異性降低、壓力感受器敏感性降低等）；Lederbogen認為應激狀態及精神障礙與冠心病有密切的聯系，急性精神應激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HPA）和交感腎上腺系統激活，進而引起血兒茶酚胺（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水平和皮質醇水平升高，這些神經激素異常導致交感神經系統和副交感神經系統的活性失衡，進而導致血壓和心率急劇上升，心率變異性降低，并增加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風險和畸形冠脈血栓形成的風險。而慢性精神應激可導致上述系統的平衡性破壞[14]。在主要的抑郁觸發機制上，最多的一致證據顯示，發生急性和慢性應激與精神障礙增加的發生率相平行。各種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癥、焦慮癥和精神分裂癥，都與冠心病的危險性增加有關，并且急性及慢性精神應激已被確定為導致急性冠脈綜合征發生的危險因素[15-16]。

炎癥反應與免疫系統激活：除以上提到的神經激素系統支配的皮質醇及兒茶酚胺的分泌失調外，抑郁癥患者多有不良的生活習慣，尤其是男性抑郁癥患者，常采用吸煙、酗酒等方式排解情緒，國內有報道抑郁癥患者存在炎癥標志物（如IL-6、CRP、TNF-α）水平升高以及外周淋巴細胞百分比下降[16]。上述因素均可導致血管內皮損傷，產生炎癥反應，促進炎性細胞因子釋放，加重冠心病血管內皮細胞功能失調。

血小板聚集作用增強：血小板是冠心病病理生理的關鍵組成成分，血小板異常能夠加劇冠心病的形成和進展。Shimbo D等[17]曾報道，抑郁患者較非抑郁患者中5-羥色胺（5-HT）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明顯增加，抑郁患者存在血小板5-HT受體異常，其5-羥色胺2A受體上調和（或）敏感性增加，并增加血小板磷酸肌醇信號系統對5-羥色胺的反應。過去已有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大腦和血小板的5-HT代謝均異常[18]。這些血小板異常可能使血小板容易脫顆粒，引起血栓形成，從而導致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穩定型心絞痛。

其他：國外也有報道失眠可導致急性心肌梗死發病風險[19]。冠心病患者伴發抑郁癥可降低服藥依從性，此外，抑郁癥患者常伴有食欲減退、疲勞感，因而大部分患者活動減少，慣于久坐，體重增加。腹型肥胖通過胰島素抵抗、胰島素分泌缺陷及高甘油三酯/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癥等機制，誘發及加重冠心病[20]。

2.3 焦慮抑郁對冠心病預后的影響

抑郁情緒的存在和心臟病發作往往相互影響及強化。如心臟病患者可出現情緒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睡眠障礙、疑病觀念等；同時抑郁情緒又會對冠心病產生負性影響，增加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病死率。抑郁焦慮患者的順從性差，難以嚴格執行醫師為其病情制定的康復計劃，他們的不良情緒可以嚴重干擾醫患關系，相關的內科醫師也因此不愿意進行積極的隨訪，指導其康復；而且這些抑郁焦慮患者，在社交上更容易處于孤立無援，自我封閉的境地，缺乏必要的社會朋友支持，這些原因都可以促進病情的反復、惡化，影響預后[21]。國內有報道顯示抑郁障礙及焦慮障礙可作為冠心病患者病情及預后的影響因素之一[22]。Doering LV和Moser DK在隨機背景下抽取2325例穩定性缺血性心肌患者，隨訪12個月，進行的前瞻性縱向隊列研究，在3個月后即有608例（61.7%）患者出現持續性焦慮或（和）抑郁癥狀，有379例（42.5%） 患者有持續性焦慮癥狀，1056例（45.4%）患者有持續性抑郁癥狀，而那些具有持續性合并癥狀的患者相比于其他患者有較高的死亡率（P=0.029），提示持續的焦慮和抑郁癥狀顯著增加了缺血性心肌病患者的死亡率[23]。國內蒙濤等[20]將246例冠心病患者分為抑郁癥組和非抑郁癥組，比較兩組患者近期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分析抑郁癥與心血管事件的關系，結果冠心病合并抑郁癥患者心絞痛、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短陣室性心動過速、心室顫動、心臟性死亡事件的發生率分別為75.6%、11.1%、17.8%、26.7%、12.2%、8.9%、7.8%；比例高于無抑郁癥患者，而且預后差、癥狀重、死亡率明顯增高。并且多因素回歸分析示，抑郁癥是上述心血管事件的獨立危險因素。

3 冠心病伴發焦慮抑郁的臨床干預及治療的必要性

冠心病伴發焦慮抑郁在發病過程中既有生物因素也有心理社會因素作用，但由于患者缺乏主觀陳述，使得心理癥狀常常隱匿于軀體疾病癥狀之中，或表現為與病變程度不相稱的癥狀加重，因而不易為臨床醫生發覺，得不到及時治療。雖然有證據顯示焦慮、抑郁是一種消極的情感，可以伴隨各種心理及生理上的主訴，但目前很少有研究考慮焦慮的心理及軀體癥狀分別與冠心病事件的關系。Nabi H等[24]對24 128例年齡20～54歲的患者（9830例男性，14 298例女性）的心理和軀體癥狀進行了隊列研究，隨訪7年，分析冠心病致死性和非致死性事件，得出以下結論：在男性中，冠心病每增加一個單位，軀體癥狀未經調整的風險比的平均值為1.50，而心理癥狀的為1.04；在女性中，相應的未校正的危險比為2.25和1.55。分別校正社會人口學特征、生物行為危險因素、臨床抑郁癥的明顯癥狀，這些協會完全減弱。相應的充分調整后的危險比為1.47和1.24。焦慮的軀體癥狀（如無明顯誘因的心悸，心律不齊，無明顯誘因的出汗，潮紅，肌肉抽搐）與女性冠心病的危險性增加有關。這一發現支持了生理心理因素，特別是焦慮與冠心病之間的關聯途徑，這可能有臨床意義，因為在診斷評估軀體癥狀上，作為自我感知的生理反應是信息處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4]。

3.1 藥物治療

國內劉占豐等[25]于2003年3月～2005年12月選取在吉林省遼源礦業集團總醫院心內科診治的老年冠心病患者，所有患者既往無精神疾病病史，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hion depression scale，HAMD）評價抑郁癥，評分>20分，持續2周以上的診斷為抑郁患者共62例，年齡66～85（72.0±5.0）歲，冠心病伴抑郁患者在常規、擴冠、抗凝營養心肌治療基礎上給予抗抑郁藥物治療，不但能改善抑郁狀態，而且心絞痛、心律失常及心源性猝死發生率明顯降低，心功能有所改善，死亡率下降。劉梅先[26]在觀察抗焦慮抑郁藥對冠心病合并焦慮抑郁癥狀的臨床療效的研究中，將符合入選標準并完成隨訪患者147例，分為對照組49例和抑郁干預組98例，兩組均予冠心病藥物治療和冠狀動脈內支架植入術治療，抑郁干預組加用米氮平（55例）和氟哌噻噸美利曲辛（黛力新）（43例）治療，8周末再次評估兩組患者焦慮抑郁狀態。結果兩組患者臨床癥狀均明顯好轉（P < 0.05）；抑郁干預組的焦慮抑郁與臨床癥狀與對照組比較顯著改善（P < 0.05）。結論冠心病患者一旦合并焦慮抑郁，早期進行抗焦慮藥物治療非常有效。

3.2 心理干預

國內曹春鳳[27]在心理干預對冠心病患者療效、焦慮及抑郁的心理影響的研究中，將120例確診的冠心病患者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干預組采用支持療法、認知干預、個別心理治療等方法進行干預，觀察治療4周后再次用SAS及SDS對兩組患者進行測試，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SAS及SDS的評分情況及療效進行比較發現，120例患者中焦慮、抑郁的發生例數為107例，占89.2%，干預組心理干預后SAS、SDS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 < 0.05），表明對冠心患者在進行藥物治療的同時，通過糾正患者的錯誤認知、支持性的心理治療、行為訓練、冠心病知識的宣傳和個別咨詢，能夠顯著緩解患者的負性情緒，消除焦慮、抑郁等癥狀，改善軀體癥狀，縮短住院時間。開展綜合性心理干預可顯著改善冠心病患者焦慮和抑郁的負性情緒，糾正患者的錯誤認知，使他們能正確的認識并面對疾病所帶來的危害，提高臨床療效和生活質量，有較大臨床價值[28]。

國內有研究表明健康教育干預可幫助患者消除焦慮、抑郁情緒，增加積極的心理因素及適應應對能力，從而幫助患者早日康復。通過與患者交談，鼓勵患者訴說內心壓抑的感受，設身處地幫助患者解決實際問題，并給予理解、同情、安慰，讓患者認識到抑郁對身心健康產生的消極影響，采取積極的生活態度，選擇最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做好家屬的思想工作，指導其在感情上安慰、在生活上照顧患者，讓患者體驗到親人的關愛，使患者處于良好的心理狀態，從而緩解其抑郁、焦慮情緒；鼓勵患者親友探視、陪護，社會的支持可給患者心理安慰，從而減輕其孤獨無助感，建立起治療疾病的信心；向患者講解疾病相關知識，幫助其了解病因、治療及相關保健知識，從而正確對待疾病。本研究也表明冠心病患者通過健康教育干預，其焦慮和抑郁情緒明顯較對照組減少（P < 0.05），說明健康教育干預能改善冠心病患者的心理情緒，從而增加治療依從性，促進病情康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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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200093）

【摘要】從各國公共衛生領域近幾年面臨的宏觀形勢和社會發展來看，突衛事件的發生存在普遍性和難以規避性，公共衛生事件關乎人類的生命安全和整體社會的穩定。鑒于突衛事件的嚴峻性和危機性，我國必須全方位做好提升應對衛生事件的各種準備，建立科學化與合理化的突衛事件應急管理機制，是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社會治安穩定，以及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證。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上海在應對SARS、HIN1、H7N9、手足口傳染疾病等突衛事件中積累了危機處理經驗，提高了衛生非常態化管理的整體能力。

關鍵詞 上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

【課題項目：“上海出版傳媒研究院招標課題研究成果、本成果受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國家骨干校建設項目資助，課題編號：SAZD1407; SAYB1412”。】

一、引言

當下，傳統思維下的輿情引導方法很難適應全媒體時代對輿情引導工作的要求，而做好全媒體時期的輿情引導工作需要我們把握好以下幾個輿情關鍵點：深入了解輿情環境，全面掌握輿情發展態勢：客觀分析輿情發展趨勢，準確把握輿情引導時機；準確把握輿情傳播規律，提前制定輿情引導預案；設立輿情監測中心，形成常態輿情預警機制等，輿情傳播規律視角下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一定的客觀必要性和實際應用價值。

二、上海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本類型

（一）傳染病類

據統計，2008年至2013年，通過衛生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統”，上海市共報告傳染病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51起，涉及病例3365人，其中死亡病例128人。按照事件類型分類，130起傳染病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14起為甲類傳染病疫情，均為個案的霍亂病例，無死亡病例報告；23起為乙類傳染病疫情，涉及病例94人，其中報告死亡病例54人，主要是重癥型甲型HIN1、H7N9流感病例死亡報告；20起為丙類傳染病疫情，涉及病例841人，無死亡病例報告，以流行性腮腺炎暴發疫情為主：83起其他類傳染病疫情，其中79起事件為水痘暴發。按照事件級別分類，140起傳染病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一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15起，未達到國家規定的分類標準的事件25起，沒有較大、重大和特別重大級別的傳染病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

（二）食品中毒類

2008年至2013年，共報告發生集體性食物中毒55起，中毒人數1245人，無死亡報告，每年的集體性食物中毒發病率保持在十萬分之三以下的較低水平。食物中毒發生時間以第二、三季度為主，共發生41起，中毒人數864人，中毒起數和人數占5年間中毒總起數和總人數的74%和67.2%。有39起食物中毒查明病原物質，其中32起為細菌性的，7起為化學性的。有34起食物中毒查明中毒發生原因，絕大部分是由于生熟交叉污染、熟食加工儲存不當、加工人員帶菌操作等不規范操作引起的。

（三）人畜共患傳染病類

上海市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動物疫情，總體基本保持平穩。O型口蹄疫變異株在我國部分地區持續發生和流行；2009年發生一起奶牛A型口蹄疫疫情；2012年國家參考實驗室已經從鄰近省市的活禽交易市場禽群中分離到變異程度較高的H5亞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株。上海市繼續落實以免疫為主的綜合防疫措施，加強疫情監測，強化檢疫監管，重大動物疫病的強制免疫覆蓋率達到100%，免疫抗體合格率均處在高于國家70%的標準。病原學監測方面，監測結果全部為陰性。加強奶牛“兩病”等主要人畜共患病的監測，做到監測面100%，陽性牛無害化處理率100%。

（四）其他突發事件

通過衛生部(2008-2013)“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統”報告的其他類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04起，其中報告職業中毒事件48起，高溫中暑類事件36起，環境因素類事件5起，預防接種反應11起，其他類事件3起。42起職業中毒類事件涉及人數53人，其中死亡病例32人，其中20起為較大級別事件，22起為一般級別事件，1起未達到國家分級標準。職業中毒類事件的致病因素主要有一氧化碳中毒、硫化氫中毒、二氧化碳中毒和氯化氫中毒等。

三、上海市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本做法

（一）建立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健全應急管理體系

2008年以來，上海市有關部門和單位不斷強化組織領導，不斷建立健全突發事件應對指揮體系和工作機制，加強應急值守，強化責任意識，完善應急網絡建設。加強部門間會商機制，每年研討總結上一年度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分析當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趨勢，并向市應急辦報告。

在2009年防控甲型HIN1流感疫情期間，啟用了該應急指揮中心，召集參與甲型HINI流感防控工作的相關政府部門派遣工作人員進駐指揮中心集中辦公，充分利用指揮中心的應急信息化決策支持系統、視頻會商系統、辦公信息化系統等，確保防控H7N9流感疫情的工作部署第一時間得到集中傳達、集中會商、快速響應、及時落實。統籌指導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制定食品安全監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實食品安全監管責任等。進一步完善市、區縣、鎮及村的四級防疫體系，提高市、區縣二級動物疫病診斷檢測能力和動物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水平。在繼續實施市食品安全聯席會議及相關溝通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與兄弟省區市供滬動物及動物產品連防監管和溝通聯系機制。

（二）加強風險評估和監測預警，實現預防工作關口前移

上海市建立快速、規范、有效地開展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機制是早發現、控制危害群眾健康風險隱患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上海市十分重視各自領域內預防預警機制和風險評估工作。啟動以傳染病個案報告為基礎的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報告管理系統，通過網絡直接向衛生部報告傳染病疫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高了報告的及時性、敏感性和準確性，并實現了傳染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的動態統計和分析。

上海市對全市規模養殖場和專業養殖戶按照推薦的免疫程序進行免疫，全市禽流感、牲畜口蹄疫、豬瘟和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等重大動物免疫的強制免疫覆蓋率達到100%，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防預警方面著力健全檢測網絡體系，在各口岸查驗點，港區、海關邊防及相關船舶單位都設立了監測點，形成全覆蓋的檢測網絡，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可在第一時間向檢驗檢疫分支機構業務科報告，在處置突發事件發生后，同步向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衛生監督處和國家局報告，國家局將根據上報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性質、風險等級和分布情況等情形，通報全國各級檢驗檢疫機構做好相應的準備，啟動相應的預案。

第6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9)007-0474-02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7.006

焦慮和抑郁都是腦卒中后常見的情感障礙,雖然二者的發病機制及治療不同,但是又有共性,臨床上常常很難將二者割裂開來。卒中后焦慮抑郁狀態(Post-stroke comorbid anxiety and depression,PSCAD)往往比單純抑郁或單純焦慮更常見[1],對個體的影響更大。本文在北京最大的二級醫院海淀醫院進行了PSCAD的現狀調查。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北京海淀醫院神經內科2007年1月至2008年2月住院的354例腦卒中患者(同期共收治400余例卒中患者,對于昏迷、嚴重癡呆等符合排除標準的病人未入組分析)。其中男202例,女152例;平均年齡69歲;出血性卒中17例,缺血性卒中337例。所有卒中病例均經頭顱CT或MRI證實,符合第4屆全國腦血管病會議診斷標準,入院前2周未服用抗抑郁藥物和維生素,嚴重失語、癡呆、癲癇影響情感表達的患者除外。PSCAD診斷標準:抑郁和焦慮兩組癥狀分別符合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4 版(DSM-IV)中關于抑郁癥和焦慮癥的診斷標準,癥狀持續2周以上。

1.2工具

1.2.1 漢密頓抑郁量表(17項版本)(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2]

該量表包括焦慮或軀體化、體重、認識障礙、阻滯、睡眠障礙5因子。總分

1.2.2漢密頓焦慮量表(14項版本)(14-item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 )[2]

該量表包括軀體性和精神性焦慮2因子。總分7分可能有焦慮,>14分肯定有焦慮。

1.2.3 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China Stroke Scale,CSS)[3]

共8個維度:意識、水平凝視功能、面癱、言語、上肢肌力、手肌力、下肢肌力和步行能力。每個條目根據實際情況賦值0～6分。得分越高表示神經功能缺損越重。

1.2.4長谷川癡呆量表(Hasegawa Dementia Scale ,HDS)[4]

包括常識、識記、記憶、計算、定向5個方面的測試。得分越低表示認知功能損傷越重。

1.2.5 Barthel指數(Barthel Index,BI)[3]

包括10項內容(進食、運動、使用衛生間、自己上廁所、自己洗澡、行走或使用輪椅、上樓梯、穿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得分越高代表獨立程度越高。

1.2.6自制一般情況調查表

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及卒中性質、體重指數、吸煙、飲酒、教育程度、高血壓病史、冠心病史、糖尿病史、吞咽障礙、頭顱CT或核磁、經顱多普勒超聲、頸部血管彩超、治療用藥情況等。

由3位神經科醫師在取得患者或家屬知情同意后進行量表評定(研究前經量表一致性培訓,Kapa值0.85),同時測定血紅蛋白、肌酐、總膽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同型半胱氨酸、葉酸、維生素B12、超敏C反應蛋白水平。

1.3統計方法

采用SPSS11.0軟件,進行卡方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P值以0.10為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歸。

2 結 果

2.1腦卒中患者卒中后焦慮抑郁發生率

354例住院腦卒中患者中,PSCAD患者81例,發生率為22.9%,單純焦慮患者7例,單純抑郁患者61例。無焦慮或抑郁患者205例,占57.9%。

2.2腦卒中后焦慮抑郁患者漢密頓抑郁量表、漢密頓焦慮量表得分情況

PSCAD患者HAMD總分為(15.3±3.2)分,焦慮/軀體化因子(4.8±1.6)分,體重因子(0.5±0.6)分,認識障礙因子(1.5±0.9)分,阻滯因子(3.8±1.5)分,睡眠因子(3.6±1.5)分;HAMA總分為(18.2±2.8)分,軀體性焦慮因子(18.3±2.0)分,精神性焦慮因子(9.9±1.5)分。

2.3卒中后焦慮抑郁狀態相關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

以是否有PSCAD為因變量,對性別、年齡等29個因素進行卡方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以P

3 討 論

有文獻報道腦卒中后抑郁發病率從25%~79%不等,但均未單獨提出PSCAD的發生率[5-7]。本文顯示PSCAD發生率為22.9%,較單純焦慮和單純抑郁多見。比國內李晶等[1]報道PSCAD發生率(31.7%)稍低。因為腦卒中可影響植物神經系統,產生心悸、惡心等不適,所以這時的PSCAD多表現軀體性焦慮癥狀。腦卒中患者的腦動脈硬化、腦萎縮、血源性脫髓鞘等是血管性情感障礙的基礎,多表現為阻滯、計劃、執行、理解能力減退等[8]。女性、合并冠心病和認知功能損害是PSCAD的主要預測因素。性別屬不可變因素,冠心病和認知功能損害可以通過改善供血、抗血小板聚集、腦保護等預防和治療。PSCAD不僅嚴重影響腦卒中的預后,還可加重高血壓、冠心病等合并癥,使抑郁焦慮情緒進一步惡化。早期識別、了解其臨床特點、制定個體化綜合治療方案是阻斷這一惡性循環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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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第2版[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21-126.

[3]全國第四次腦血管病學術會議(1995).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8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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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ntos CO,Caeiro L,Ferro JM,et al.Denial in the first days of acute stroke[J].J Neurol,2006,253:101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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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中圖分類號] R473.72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10（b）-0097-03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pains of patients undergone thyroid operation

WANG Dongmei SU Sha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uhhot 01005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anxiety and pains in patients with thyroid operation. Methods 96 cases undergone thyroid surgical operation i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February 2012 to February 2014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hile routine nursing was performed in 48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48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pain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given nursing， scores of SAS and SDS of study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24.84±2.32） points and （28.62±2.90） points，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34.75±3.53） points and （37.83±3.87） points. 28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experienced 0-level of pains （58.33%） after nursing，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1 cases （22.92%）]， and 8 cases （18.67%） in the study group experienced complications，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3 cases （47.92%）]， the comparativ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ne thyroid operation is of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tients' anxiety and pain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pains of patients and relie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Besides，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ith better effect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 Thyroid gland； Oper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Anxiety； Pains

甲狀腺疾病屬于臨床常見病，患者多因疾病及手術治療等特點嚴重影響治療情緒，即患者易出現焦慮狀況而直接影響治療效果[1]。本文主要對96例甲狀腺行手術治療患者予以不同的護理方案，并根據患者的心理狀態變化及疼痛情況進行回顧性分析，觀察護理方案對臨床治療效果的影響，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2月～2014年2月于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診治的96例甲狀腺行手術治療患者，疾病類型：34例甲狀腺瘤，32例結節性甲狀腺腫；30例甲狀腺亢進癥；學歷：初中及以下21例，高中35例，大專及以上40例。按照隨機雙盲法分為對照組和研究組，每組48例；對照組男女比例26∶22；年齡21～73歲，平均（43.5±5.8）歲；病程2個月～4年，平均（1.2±0.7）年。研究組男女比例25∶23；年齡22～74歲，平均（42.9±6.2）歲；病程3個月～5年，平均（1.5±0.6）年。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等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均經臨床相關檢查并確診為甲狀腺疾病；意識清醒且具有一定的溝通表達能力；均在患者及其家屬知情前提下簽署手術及護理方案同意書[2]。

排除標準：心肝腎等臟器器官嚴重障礙疾病患者；凝血功能障礙者；手術及麻醉藥物禁忌證及過敏史患者；不配合治療方案者；資料不完全者[3]。

1.3 方法

對照組患者予以常規手術護理，即患者入院后介紹醫院及病房環境，提醒術前準備及術后注意事項等[4]。研究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予以護理干預，具體方法為：術前針對患者的具體情況予以檢測，告知患者手術方式及相關知識；觀察患者的心理狀態，并根基患者具體情況予以心理干預及積極交流、安慰及鼓勵；術中指導患者正確的手術，并通過播放音樂等方式緩解患者的心理壓力等；術后根據患者的手術情況予以術后抗感染護理等，并指導患者及其家屬需注意的相關護理事項等，且針對患者的疼痛情況予以相關藥物控制。

1.4 評價標準

采用焦慮量表（SAS）及抑郁量表（SDS）評估兩組患者護理前后的心理狀態；根據WHO制定的疼痛標準評價患者的疼痛情況，其中0級為稍感不適或無痛感，Ⅰ級為輕微疼痛，Ⅱ級為明顯疼痛且可耐受，Ⅲ級劇烈疼痛不可耐受；觀察兩組患者的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手足痙攣、面部抽搐、喉上及喉返神經損傷等[5-6]。

1.5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所有數據均用SPSS 20.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心理狀態變化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護理前焦慮及抑郁情況比較無明顯區別，研究組患者護理后焦慮及抑郁情況明顯緩解，即SAS、SDS評分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術后疼痛情況比較

研究組患者疼痛不適感明顯優于對照組，即0級疼痛患者明顯多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術后疼痛情況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

2.3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研究組出現并發癥8例（18.67%），對照組出現23例（47.92%），研究組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

3 討論

甲狀腺激素為身體發育必需的激素，能有效促進生殖器、腦部及骨骼的生長發育，其發生病變后可對患者機體功能產生各種影響[7-9]。本研究中針對甲狀腺激素病變患者予以手術治療，且在患者及其家屬接受并配合的情況下予以不同的護理方法，結果顯示研究組護理方案對患者的心理狀態具有較為明顯的積極影響，具體表現為研究組患者的焦慮及抑郁等不良情緒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此結果與張青麗等[10]與鄒玉萍等[11]在相關文獻中的表述相類似。分析原因：研究組護理人員在患者入院時予以術前指導，即針對患者對醫院及病房不了解等情況及時予以相關介紹，緩解患者因對陌生環境的不了解產生不良情緒而影響病情及手術效果。同時針對手術患者對手術內容及操作水平不了解而產生焦慮不安情況，可通過介紹手術成功案例及主刀醫師的業務水平等情況，取得患者及其家屬信任的同時，強化患者的治療依從性[12-15]。因此患者在對相關手術操作及注意事項了解的情況下，主動及時配合手術，不僅對手術效果具有積極影響，且能夠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對預后效果也有一定的影響。

本研究中針對手術患者的術后疼痛不適情況予以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的術后疼痛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即研究組患者的0級疼痛患者明顯多于對照組。分析原因：研究組患者在護理人員的精心照料下，及時關注生命體征及情緒變化情況，予以相關止痛方案，且根據患者的具體耐受情況予以調整。患者的物理干預效果相對優于對照組常規護理，且研究組患者在術前指導過程中已經了解到術后可能出現疼痛情況，即在充分的心理準備下能夠相對較好地接受疼痛感，并采取自我調節方式緩解疼痛情況。通過護理人員采用的轉移注意力方案，患者及其家屬積極配合，其術后康復情況也會相應改善，因此在研究結果中顯示研究組患者并未出現疼痛難耐情況，即術后疼痛情況發生后不會影響患者的手術及預后效果，可對患者的術后恢復產生積極影響[16-19]。

第8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小學低年級學生；紀律意識；培養

小學低年級的學生只有六七歲，這些孩子好奇、好動、愛表現、愛模仿，紀律意識較差。對于小學低年級學生自制力的訓練和自覺紀律意識的培養，應貫穿于整個小學低段教學管理的各個環節。本文探討了小學低年級學生的紀律現狀，并提出了培養小學低年級學生紀律意識的策略，供大家參考借鑒。

一、小學低年級學生的紀律現狀

1.注意力集中時間不長。通過課堂觀察，百分之八十的小學低年級學生在課堂上注意力分散，后半節課尤為明顯，容易離開教師的教學內容。有的無所事事，有的做小動作。低年級學生課堂紀律意識不強，百分之六十的學生隨意說話現象嚴重，不認為這有什么不對，或即使知道這樣不對，但是并不能自覺改正。

2.欠缺認真傾聽的習慣。大約百分之七十的低年級學生不會傾聽老師和發言人的發言，許多學生認為認真傾聽就是專心聽老師講課。在隨堂觀察中，我們發現許多學生不善于聽取同伴的發言，著急發表自己的見解，往往喊著“老師我”，有搶答現象。但對于別人說什么并不在意，在小組合作學習時，大部分學生喜歡發表各自的見解，不善于接受別人的意見來修正自己的答案。

3.作業習慣普遍比較差。小學低年級學生做作業的姿勢普遍不端正，需要教師與家長反復提醒。學生不良的姿勢為：頭趴得低，作業本斜放，握筆很低，大拇指壓著食指，“一尺一拳一寸”能做到的學生很少。作業字跡不端正，涂改隨意，不整潔，不能很好地達到字跡勻稱、端正、美觀的要求。

二、培養小學低年級學生紀律意識的策略

1.要加強正面的紀律要求。班主任教師要為每一位小學低年級學生講清楚學校課堂紀律的內涵，要引導他們講文明、懂禮貌、不打架斗毆、不影響他人學習，按時完成作業、認真聽課、認真聽取并尊重他人的課堂發言、積極而主動地思考問題，并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有疑而問，并有目的地訓練他們的自我約束能力，要求他們做守紀律的乖孩子，教給他們自我評價的方法。同時，要讓學生自我評價、樹立榜樣，為他們滲透自覺的紀律意識。教師要在每堂課結束時做一次總結，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注意對孩子們的日常行為和每個學生的自覺紀律表現，并樹立遵守課堂紀律的榜樣，這樣做有利于滲透自覺紀律意識，對于培養他們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意識，培養他們正確認同他人的優點，養成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良好習慣，樹立良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2.要加強對學生的熏陶啟迪。當前小學低年級學生的有意注意較差，隨著計算機科學、信息網絡的開展，學齡兒童通過各大媒體，通過市場經濟可以學到不少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外界環境影響的開放性與家庭教育的感染熏陶，使當代小學生的視野遠超出其年齡范圍，再加上獨生子女嬌生慣養的特殊性，更增添了他們童真中的任性特色。作為小學班主任要具備多方面才能，在課堂教學中要根據教學情境適時地調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創設愉悅的課堂教育教學環境，使學生將無意注意轉化為有意注意，將有意注意的時間延長，并借助兒童已經擁有的知識經驗、興趣愛好，使學生在愉悅中輕松地獲得知識，訓練能力，尋求發展，完成教學任務，并促進其自覺紀律意識的形成與優化，直至變成一種自覺的潛意識。

3.要學會引導學生認真聽講。在教學中，可以適時采用以下幾種方法來引導學生認真聽講。一是采用注視的方式引起該學生集中注意力，以達到控制課堂的目的。二是運用自己的有聲語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課堂上運用兒童化的語言、故事性地講述圖片內容，吸引那些走神學生的興趣。三是運用暗示法，如走近學生輕敲桌子或輕拍學生，暗示其注意。四是運用表揚引導，發現有個別學生上課不認真聽講時，夸一些坐得端正、仔細聽課的學生。低年級的學生，都有想被表揚的心理，所以表揚其他人，也能一定地促進其他學生也想受到同樣的表揚。

4.要優化課堂教學過程及效果。在小學課堂紀律問題上，我們一方面要引導學生遵守課堂紀律，一方面也要提高課堂教學對他們的吸引力，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學習上去，因為良好的課堂紀律不是課堂教學的最終目的，老師最終還好要用課堂教學藝術去吸引學生，用富有童趣的語言，精心設計的問題來啟發學生，注意表情，動作，讓學生產生凝聚力，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因此，在鉆研教材、設計教學過程，以及在課堂教學實踐中，我都用心地去思考、反思，設計適合學生特點的方式引導教學，讓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所創設的數學活動中，讓他們在快樂、有趣、有挑戰性的活動中學到知識。

三、結語

總之，小學低年級班主任要充分認識了解小學低年級學生的紀律現狀，對他們加強正面的紀律要求，強化潛移默化的熏陶啟迪，同時優化課堂教學過程及效果，真正培養學生們的紀律意識，為打造高效教學課堂、提升學生綜合素養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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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雒煥國.引導幼兒自己制定紀律.促進幼兒的道德內化[J].河西學院學報.2003年01期

第9篇：紀律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思想教育；現狀分析

注：作者：張振麗 論文題名〔學校思想教育現狀分析〕2009年12月獲全國中小學教育論文一等獎。

當今教育界中最受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就是如何加強對青少年兒童的思想教育。同志在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中指出：“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不斷提高教育質量和教育水平，并要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紀律教育，法制教育。”這一番話不僅給學校教育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要求，而且進一步強調了學校加強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縱觀近幾年來的學校思想教育的現狀，的確存在一定的問題，尤其是在應試教育的影響下，學校思想教育有所削弱。實踐證明當前學校思想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有如下幾方面：

一、 學校教育思想單一化

從學校思想教育的內容來看，學生在校所接受的教育主要以書面為主，不僅內容單一，其形式也單一，大多是口頭上的教育，缺乏實質性、針對性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方法單一，教育途徑單一。

二、學校教育教書與育人脫節

目前，大多數學校存在的共性問題是重智育輕德育，重知識輕能力，重文化教育輕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由于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學校所追求的智育第一，只注重了教書而忽視了育人。青少年犯罪低齡化的一樁樁案例證實了紀律教育、法制教育是學校思想教育的薄弱環節，也是教書與育人相脫節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三、 學校思想教育與社會實踐教育相脫離

由于學校思想教育與社會實踐教育結合不緊密，而導致學生把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帶進學校，如個別學生品行不端，有小偷小摸現象，臟話穢語，打架斗毆等。同志在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中再次指出：“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錮在書本上和屋子里，要讓他們參加一些社會實踐活動，打開他們的視野，增長他們的社會經驗。”然而從目前學校思想教育狀況來看卻不盡人意。現在的學生發展趨勢是早戀現象、犯罪現象日益突出。在調查中發現他們的世界觀是“家”字，人生觀是“我”字，價值觀是“錢”字。

四、 學校教育與家庭社會教育相隔離

單純的學校教育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同志指出：加強思想教育和改進教育工作，不只是學校和教育部門的事，家庭社會各個方面都要一起關心和支持，只有加強綜合管理，多管齊下，形成一種有利于青少年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年輕一代才能茁壯成長起來。但前些階段學校思想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結合不緊密，因而出現了“十多十少”的現象：好吃懶做的多了，吃苦耐勞的少了；拜金主義多了，馬列主義少了；依賴父母多了，自食其力少了；書本知識多了，社會實踐少了；喜歡表揚多了，接受批評少了犯罪率高了，法制教育少了；自由散漫多了，自覺遵守紀律少了；獨生子女多了，家庭教育少了；關心自己多了，助人為樂少了；課業負擔重了，參加活動少了。從以上問題中不難看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方面都存在相互聯系不足，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沒有做到多管齊下，缺乏綜合管理，沒有形成一種有利于青少年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

五、學校德育組織機構效能發揮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