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主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自由貿易主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當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大多由外商投資所主導，2009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順差高達2228億美元，相當于當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順差的1.1倍，2010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出口970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的83.9%，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形成對加工貿易的實際控制。事實上，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諸多隱憂，這些隱憂正逐漸成為加工貿易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和制約。
隱憂一：豐產不豐收
雖然從數據上看，我國外貿順差基本來自于加工貿易，但正如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所形容的中國加工制造業是“豐收的貧困”，也就是說，中國加工貿易巨額順差卻沒有帶來豐厚的利潤，處于“貧困化增長”狀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原因是：第一，主要是因為當前我國加工貿易從事主體是外商投資企業，其在中國所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出口值算在中國頭上，而創造的利潤卻歸外商所有，中國的實際收益微乎其微。數據顯示，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6003.1億美元，占全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53.8%。同時，加工貿易主要是外資企業順差，如從2000年開始到2009年，外資企業占加工貿易順差比重從64%提升到84%。因此，巨額順差計在中國頭上，而實惠卻由西方發達國家所獲。
第二，內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為外商做代工，為爭取訂單大打“價格戰”。加工貿易企業對外簽訂加工貿易合同的目的就是通過加工使進口料件增值，從中賺取加工費，因此加工增值含量的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狀況。尤其在當前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漲價的情況下，大多加工貿易企業僅僅在微利狀態下運轉，陷入了豐產不豐收的狀態，據統計，目前代工企業的毛利潤率一般在5%左右。據權威市場調查機構iSupply的報告顯示，“一款售價499美元的iPad，其平均成本為260美元左右。其中蘋果開發的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為29.5美元。最貴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觸摸顯示屏，由韓國LG公司制造，每個95美元。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僅僅是每臺11.2美元的組裝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代工巨頭臺資企業富士康也不過如此，更別說國內眾多的中小加工企業了。
第三，加工貿易出口退稅政策使很多企業即使虧損也要生產。目前我國為了鼓勵出口，對加工貿易生產實行出口退稅政策，這使得加工貿易企業有了降價的資本，很多企業一再壓低加工費，甚至靠出口退稅過日子，而把真正的利潤讓給了外商，也就是說，我們用中國人的錢補貼了外國人的腰包。
隱憂二：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內涵，其一是指加工貿易主體由以外資企業為主向以本土企業為主的轉型，其二是指由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轉型，其三是指向最關鍵的上游技術研發和下游銷售渠道轉型升級。這是因為只有更多的本土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配套、加工、生產，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的國內采購，延長加工貿易的產業鏈，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中國，只有本土企業從事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制造，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附加值，只有本土企業具有了自主品牌和研發基地，在市場上才能夠取得主動權和競爭優勢。
目前，雖然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但這種轉型升級依然表現出一定的微弱性和不確定性，外商投資企業依然是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并控制著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主要從事來料加工貿易，收取加工費，在研發和市場銷售兩大環節上，嚴重依賴跨國公司，在進料加工中，僅有8%的貿易額是由內資企業控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外資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體，外資主要是利用我們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來進行勞動密集型生產謀取利潤，并不把供貨渠道、技術開發、產品營銷等經營環節帶到我國，而是牢牢把握在跨國公司內部。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大多是在為洋品牌做貼牌生產，無須進行研發，也沒有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產品銷售完全依賴外資企業，因此轉型又談何容易？
另外，國內加工貿易企業走的是以“多快好省”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這種模式雖然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但也存在利潤過低、易受外部變化影響、抗風險能力弱等缺陷。而自主研發和創立品牌是需要大量時間、資金、人才和技術支持的“慢工出細活”之路，在當前加工企業極低的利潤率之下，要想迅速轉型首當其沖的遇到了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瓶頸。因而中小型內資加工企業無力轉型，即使是一些有能力進行研發和市場銷售的大企業也由于對成本和風險的考慮而不愿轉型，畢竟“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銅”。以上諸多現實原因導致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隱憂三：環境成本外部化與能源消耗
發展加工貿易之初，為解決我國技術、資本極度缺乏的狀況，國家制定了包括低價使用土地、水、電力等資源的一系列針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其價格并未反映由于使用環境資源而造成環境資源減少的環境成本。一些外資正是基于我國的環境偏好低，環境標準相對寬松等方面考慮，傾向于選擇勞動密集度高、技術含量較低、占用土地多、能耗物耗高、環境污染重等產業轉移至我國。據統計，近年來我國外商投資的生產企業中屬污染型的占30%左右，在污染型企業中嚴重污染企業占40%以上。中國加工貿易發展中，存在著“產品出口了、污染留國內”的問題。2008年2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就公布了第一批“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名錄，共涉及6個行業的141種“雙高”產品。
環境保護部公布的《2010年全國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2010年，四大海區中，東海近岸海域海水為重度污染。9個重要海灣中，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為重度污染。全國酸雨集中分布于長江以南的浙江、福建、及長江、珠江三角洲等加工貿易發達地區。另外，加工貿易重點聚集地區環境污染狀況堪憂。我國加工貿易最為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廣東省98%的加工貿易業務集中在這里，其環境污染尤為突出。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珠三角佛山、深圳、東莞、廣州和中山五市工業污染源占全省比例為65.2%。《廣東省海洋環境質量公報》自2001年起已經連續7年將該地區列為“嚴重污染區域”。
工業在中國所有產業中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強度均為最高，其中又以制造業為高。2006-2009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3202億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業。2010年，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機電產品5906億美元，增長26.6%，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9.8%。另外，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服裝及衣著附件，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鞋類，家具，玩具和箱包等6大類商品637.2億美元，增長12.7%。這里面都包含著大量能源消耗，可以這樣說，隨著大量“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中國等于是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這種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環境污染，沒有全部或者沒有計入商品價格中通過市場來補償，而是大量地被外部化，透支了未來的發展空間。
隱憂四：國際分工中固化在全球產業鏈底端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勢下，跨國公司往往是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入我國，導致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被置于全球產業鏈的底端，根據隆國強的研究，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加工貿易企業仍然從事著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而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的發展非但對我國其他企業和地區的輻射作用不大，很難帶動我國相關工業的發展及實現產業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反而使國內的粗放型經濟模式有進一步固化的危險，使我國的工業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產業結構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樣的經濟發展路徑下，即使已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無非是“世界加工廠”而已，整體經濟被固化在全球產業鏈的底端。
另外，自1992年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下，各地政府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投資項目是否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很少予以考慮，乃至出現了“引進、過時，再引進、再過時”的現象，而即便外資帶來了先進技術，其關鍵技術也是由外商牢牢掌控，嚴格保密，很少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導致了今天“市場讓出去了，技術卻沒有換來”的尷尬局面，同時也阻礙技術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步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19個行業的銷售額超過30%以上，超過了20%的國際警戒線，影響我國的獨立經濟決策，威脅我國的產業安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在當今國際分工主導權被跨國公司掌握的情況下，我國不過是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條上的“打工者”，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中優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增加了我國擺脫在國際分工中被低端“鎖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難度。
隱憂五 ：加劇貿易摩擦和爭端
以外資為主導的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在給中國帶來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資源和環境受到污染，甚至威脅人民健康，這也給一些國家采取反傾銷等貿易壁壘政策提供了借口。從1995年-2009年，在世界遭受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排行榜上,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名列第一。商務部的《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11》顯示，2010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6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71.4億美元，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已經從單一產品向某一產業領域乃至整個產業鏈延伸。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337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調查總數及涉華案件總數均達歷史新高。
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雙邊貿易不平衡，而我國的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據統計局公報顯示，我國2010年全年貨物出口15779億美元，貨物進口13948億美元，順差1831億美元。全年一般貿易存在逆差，而加工貿易出口7403億美元，進口4174億美元，順差3229億美元，比全國外貿順差高出1398億美元。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雙邊貿易不平衡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的大額順差，但由于外資企業是加工貿易的最大經營主體，外資才是順差的主要獲利者，我國實際僅賺取了少量加工費。所以，加工貿易的迅速增長，實際上已成為導致我國遭受國際貿易摩擦的潛在誘因。
盡管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以上隱憂，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而是應該謀求突破困境之良策。針對以上隱憂，筆者以為我們應在以下方面下工夫：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進料加工貿易，延長加工貿易產業鏈，改變當前以外資為主導的格局；改善加工貿易的收益現狀，鼓勵具有足夠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核心技術自主研發、自創品牌、開拓國外市場，占據微笑曲線高增值的兩端，鼓勵沒有相應實力的企業為有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配套、貼牌加工，即為國內品牌企業代工生產，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如能抱團打天下，共謀發展，將會創造巨大的利潤空間，將利潤留在國內，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鼓勵國內企業通過國際合作，打造具有競爭實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建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嚴格界定外資準入的行業及規模，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加工貿易的發展，適當抑制加工貿易順差，了解WTO規則和貿易投資壁壘的相關知識，增強維權意識，建立應對貿易摩擦和爭端的有效機制。
參考文獻：
[1] 鄭曉舟.蘋果與“偉大”漸行漸遠[N].上海證券報,2010-05-28.
[2] 唐濤等.加工貿易實務[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
第2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自主；競爭力
一、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背景
進入21世紀后，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形成，世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推動全球經濟化將世界大部分的國家和民族都被卷入它的潮流。全球化的經濟就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時刻存在著，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而貿易自由化使得我國各行業都面對各式各樣的壓力，一些企業倒閉，新的企業又誕生，競爭非常大。中國加入WTO預示著中國經濟已經真正融入世界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份子，必不可少。權利和義務是同時存在的，作為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中國在享受其權利的同時，也必須履行其承諾和義務。在新經濟環境下，我國汽車市場全面開放，中國汽車產業面臨巨大的國際挑戰。2008年由最開始美國引起的經濟危機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經濟受到強烈的打擊。那時中國的對外貿易量迅速下降。在這樣狀況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汽車行業要與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的汽車行業進行競爭，由此給中國汽車行業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2010年國際經濟開始復蘇，中國汽車行業也跟著升溫了。
二、貿易自由化下分析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意義
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經濟政策30年的“快跑” ，汽車行業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但與國際上那些發達國家汽車企業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分析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對眼前我國汽車行業具有重大意義，這對中國車市進入全球經濟市場并迅速有效的奪得一席之地有很大的幫助。首先，國際競爭力對企業、公司進入不同的市場有幫助，它會成為企業、公司擴大經營的能力基礎。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公司，它比其他同類企業、公司更有優勢，更能快速有效的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利潤最大化，擴大企業規模，擴大企業經營能力。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的貢獻是實現消費者最為在乎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再只是一些普通的、短暫的好處。我們只有牢牢套住消費者的愛好以及實現價格才能擠進世界經濟市場。外貌可以復制和模仿，公司的國際競爭力是難以被競爭對手復制和模仿的。競爭對手無法生產公司的產品，這才能使企業長時期處于領先地位，立于不敗之城。
三、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現狀
1.國際競爭力含義及其衡量
世界貿易自由化的意義看，一個國家要對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的進口所采取的限制要逐步減少，并且為進口商品和服務提供優惠待遇。但是，縱觀歷史，在金融危機下，完全的貿易自由化并非存在，每一個國家都采取了各式各樣的措施來限制貿易自由化。因此我們只能在現有貿易條件下分析研究汽車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什么又是國際競爭力呢？目前美國官方所采用的是一個國家能夠經得起國際市場考驗的產品和服務，并同時保證國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能力。它是指一個國家長期的競爭能力，包括該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以及該國經濟結構及出口結構能夠隨國際市場需求不斷變革的能力。
2.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現狀
2010年我國汽車銷量繼續穩居全世界第一，達到1900萬輛，比去年增長34.37%；汽車產量為1856.47萬輛，增長了33.44%。中國繼續成為世界第一汽車銷售大國。其中，乘用車產量為1420.71萬輛，增長了35.83%；而銷量為1377.78萬輛，增長34.17%。商用車產量為439.76萬輛，同比增長29.19%；銷量435.41萬輛，同比增長30.9%。中國汽車協會預測，2011年我國汽車產銷增速將達10%-15%。中國汽車銷售呈現持續增長趨勢，事實卻實如此。并且很多顧客要提前一個月到半年不等的時間預付款訂貨。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無論是汽車銷售量絕對值還是增長速度，中國均遙遙領先。
四、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存在的問題
我國近幾年來在汽車行業取得了飛速的進步。但是相對于國外的汽車產業的競爭還是處于一定的劣勢，在技術以及附加產業值等方面要明顯落后于外資車，導致這種狀況出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的原因。
1.技術研發能力薄弱
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國自主轎車不論是從技術還是從產量都相對于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總體上還和國外的汽車在技術上存在較大的差距，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國在汽車研發這方面的積累的經驗較少，其次我國在這方面研發的人才以及力量都比較大的薄弱。相對于汽車制造我國在汽車研發上與國外汽車之間的差距要明顯大于制造業之間的差距。這是目前我國汽車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導導致這種難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造成這種情況最為主要的原因是對汽車研發重視不足造成的，并且我國在該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比較晚，基礎相對較差，很多企業只顧及眼前的利益而采用引進國外汽車的戰略而忽視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培養。另外我國很多的汽車產業在該方面的投入也不足，這是導致我國自主品牌汽車水平不高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因。這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國家層面在汽車研發這一方面投入的資金不足，使得我國汽車整個研發的水平始終處于較低的位置。一般來講我國汽車企業的規模都比較下所以難以承擔高額的研發的費用所以這也是造成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此外國家層面缺乏相應的對于汽車研發的鼓勵的政策也使得我國的汽車研發技術遲遲沒有取得較大的進步。
2.總體競爭力不強
我國自主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較弱不僅體現在市場份額上的不穩定而且還體現在汽車整體的科技水平以及工業設計等水平和國外汽車明顯的差距，既沒有相對的價格的優勢也沒用品牌的影響力，這是我國汽車行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最為切實際的體現。
3.產品的附加值低
另外我國汽車產品的附加值處于較低的水平包括智力方面的附加值以及加工和設備制造等等多個方面的附加值，這些附加值的部分不僅包括制造環節而且包括汽車的流通環節等。我國的汽車制造業僅僅局限在對于國外的零件進行組裝的水平上沒有任何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而對于汽車生產過程中各種具有較高附加值的各種零件以及模塊卻沒有能力進行研發這也是導致我國汽車行業長期處于一個低附加值生產的過程。
4.汽車零部件工業發展滯后
我國生產汽車零部件的水平以及規模都處于較低的水平上。在分工以及零件生產的技術上都處于較低的水平僅能夠生產一些附加值較低沒有多少智慧附加值的產品。造成這種情況具有我國汽車企業自身方面的原因，而我國在該方面的言語權也是影響我國汽車零部件水平較低一個重要的因素。由于整個汽車行業的整體競爭力的弱勢，使其直接制約了我國汽車零部件的發展，汽車零部件產業的相對滯后又進一步影響了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
5.售后服務相對比較弱
與國外汽車所提供的服務相比我國的汽車服務業和售后和國外也存在較大的差別。不僅體現在服務的網點較少，甚至很多的縣市都沒有相應的保修點，如果汽車出現了問題那么就要將車運輸到較大的城市去維修。維修的周期有時候拖得很長甚至達到幾個月。在很多時候維修的質量也得不到保障，很多時候抱著希望去修車換來的結果卻是令車主失望的。并且及時出現問題在后續的維權過程也顯得比較困難。
五、提高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我國汽車領域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本文根據上述的問題，提出了應對上述問題我國汽車行業發展的一些策略，以期為我國的汽車行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1.加強新能源汽車的研發
石油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能源，隨著油價的不斷攀升以及經濟危機所導致的人們的消費理性的增加，使得人們的消費更加的理性希望買到更加經濟省油的車，操控性較好的較小的緊湊車型成為了人們的首選。隨著石油能源的進一步的減少，新能源汽車會成為未來汽車的發展的一大趨勢，在這方面比亞迪汽車生產了電動的汽車，這種新型能源的汽車不僅降低了汽車污染而且對于日益短缺的能源也是一種代替。雖然該車還沒有達到一個較好的銷售業績。但是可以遇見的是雖然石油資源的日益的枯竭，未來這種新能源的汽車一定會在汽車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2.政府應積極出臺各種政策和加大購車補貼
（1）加快新能源汽車戰略的頂層設計，搶占國際競爭力的制高點
制定國家層面的能源發展的新戰略，確定發展的技術路線，將以新能源和清潔發動機為核心的技術作為發展的目標以及階段性的任務，然后通過國家層面的組織使得政府層面提供支持、企業方面自主的研發，高校方面介入研究等方式。
（2）通過減稅以及銀行貸款等各種手段來促進汽車相關技術的研發以及應用的產業化
政府不僅要在引進國外的汽車方面努力最為重要的是在引進國外的汽車技術方面努力，同時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手段來鼓勵企業的研發。推進汽車的技術創新，可以從國外引進相關的技術，將這種技術國產化然后國家可以給與一定的政策支持與資金的補貼。
（3）大力推進汽車產業戰略重組，提升產業集群水平
目前我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多以橫向的粗放式的形式發展，主要是通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并購來實現資源的重新整合。在國家層面來講應該采取一定的政策來對兼并以及企業的重組等方式進行鼓勵；同時鼓勵社會各個行業的資本進入到汽車行業來對汽車行業進行注資以及重組等；在制度上甚至允許民營產業參與汽車產業的股份并允許其控股；對目前常見的國有企業通過不斷的減持自身的股份來實現股權的優化配置；然而對于知名企業或者是國企之間的并購合作國家層面要嚴格對其進行審核避免壟斷情況的出現。在進行產業組合的時候還要考慮到汽車產業如何退出的機制。不僅要對汽車產業進行重組還要大力發展汽車產業的集群式發展。
3.提升中國汽車的外觀設計
由于目前我國相對缺乏汽車產業相對的核心技術，所以國內的汽車行業如果要想有所建樹，外部的工業設計以及內部的實在的技術上的提升都是至關重要的。根據目前的一項某個知名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車的外觀也就是車的整體的工業設計是影響汽車消費者進行消費的很關鍵的一個因素。調查的時間在2009年調查的對象是具有購車意向的購車者參與調查的人數有5000人。通過調查分析與統計大約有25%的汽車消費者在選購汽車的時候會將外觀作為第一考慮的因素。
4.加大自主研發力度，塑造自主品牌
我國汽車行業的民族自主品牌正在不斷的發展，其中發展較為優秀的包括奇瑞以及長城的哈佛系列等等，但是這些自主品牌相對于一些知名品牌如奔馳、奧迪、寶馬、甚至是日本的豐田等系系列車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汽車知名的品牌首先較少其次相對也缺乏競爭力。由于研發的相對滯后使得無法做出一款較好的產品。所以如果要塑造自主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要加強自主研發的能力，如果要實現自主汽車品牌的崛起就需要在研發上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國家層面還要制定相關的政策對這種自主研發進行鼓勵，以促進我國整個汽車行業的發展。
5.加快零部件等配套產業的發展，優化汽車產業供應鏈
我國汽車對于國外汽車零部件的依賴性非常強，一般國內的生產某合資或者知名品牌的汽車都是從國外來進口零配件然后在國內的汽車制造企業進行組裝，而國內的汽車制造企業就獲得不了任何的零部件加工后的附加值。更為突出的是很多購買進口車的車主苦于汽車某個零部件壞掉之后需要將汽車返回到國外進行返廠維修或者是要從國外來進口汽車零部件等待維修，這種情在目前我國的汽車行業來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針對目前我國汽車零部件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來增強我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的實力：大力提高我國在汽車零部件行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國家層面要鼓勵汽車自主生產研發汽車的零部件而不是過分的依賴于進口，只有將進口轉化為自主研發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成本這種運輸以及關稅層面的成本要遠遠高于自主研發的成本。而且國家要對這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零部件的生產企業給予資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通過企業自身的努力以及國家層面的支持來提高汽車零部件企業自主創新與自主研發的能力。
六、結論
第3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政治、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第4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301
【原刊頁號】64～69
【分 類 號】f52
【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3
【 標 題】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的貿易與環境問題
【 作 者】郎平
第5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關鍵詞：人文貿易 增長方式 可持續發展模式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疑；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
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參看文獻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美］馬克a盧茲.經濟學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第6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關鍵詞】寧波；離岸金融中心；建設與發展
一、國際離岸金融中心發展歷程及監管經驗借鑒
發達國家的離岸金融市場建立歷史悠久，最早的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而現今全球共形成了三種類型國際離岸金融中心，分別為倫敦-香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紐約-日本型離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型離岸金融中心。由于每個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異，所以三個國際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路徑是有區別的。即使中國國情有所差異，但是多樣化的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都能給寧波離岸金融的發展提供借鑒。
（一）倫敦-香港型離岸金融中心
倫敦離岸金融市場和香港離岸金融市場是屬于內外混合式模型，即通過國內已經存在的金融系統來開辦離岸金融業務，進行離岸融資活動。這種模式把國內和國際金融業務相混合，銀行和企業可以在該離岸金融市場可以通過一個賬戶同時辦理國內業務和離岸業務，因此也稱其為“自然形成”的市場。倫敦離岸市場在20世紀50年代末建立，混合經營銀行業務和證券業務。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建于2004年，由于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際影響力有所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得到鞏固與加強，因此對于在香港建立離岸金融中心具有戰略意義。雖然內外混合式經營的離岸金融市場能開辦國內金融業務，但是卻不受制于國內與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監管體系，從而在該市場的資金流動情況是無法監管到的。從這個層面來說，在倫敦和香港離岸金融市場中，國內資金可以流向國際，而離岸資金可以流向國內金融體系，這種模式極大地提高了資金的流動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資金的流通范圍。但是與此同時該模式也存在很大的風險和投機行為：由于當地政府在該市場中對于流向國內金融體系的離岸資金是無稅收的，也無存款準備金制度，國內金融市場高度開放，因此很容易產生銀行和企業利用這一特點進行非法商業行為的現象。
（二）紐約-日本型離岸金融中心
紐約離岸金融中心和日本離岸金融中心是屬于內外分離式模型。即獨立于國內金融體系之外而創建新的離岸金融中心來開辦離岸金融業務，進行離岸融資活動。這種模式把國內和國際金融業務相分開，銀行和企業不可以在該離岸金融市場同時辦理國內業務和離岸業務，因此也稱其為“人為創設，內外分離”的市場。紐約離岸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建立，其重要形式為美國紐約國際銀行設施，改變了長期以來離岸金融業務經營外國貨幣的現象，因此其只經營銀行業務，而沒有證券業務和期貨業務的辦理。日本離岸市場建于1986年，由于日本在1985年討論了日元國際化問題，因此次年便決定建立離岸金融市場來作為其金融市場國際化中重要的一步。
同倫敦和香港型離岸金融市場類似，紐約和日本離岸金融市場也是沒有要求提前扣除利息稅，沒有存款保險金和法定準備金，同時也不受制于國內金融體系相關的法律法規。該市場金融業務交易對象主要它的主要交易對象是非居民與會員機構，其中非居民主要指國外企業、國外的政府和國外銀行的海外分行等，因此在該模式的離岸市場中籌資只能吸收外國政府、外國銀行和公司的存款，而且貸款不能在本國境內使用。
而與倫敦和香港型離岸金融市場不同的是，在紐約-日本離岸金融市場中辦理離岸金融業務和國內金融業務不能用同一個賬戶，具體來說就是要設立離岸業務和國內業務兩個賬戶，實行內外分離。雖然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資金的流通效率，減慢本幣國際化的進程，但是其大大地增加了交易主體使用資金的安全性，降低金融危機的風險，并且也有利于政府對其實施有效的監管。
（三）新加坡型離岸金融中心
新加坡型離岸金融中心是介于倫敦-香港式離岸金融中心和紐約-日本式離岸金融中心之間的又一種模式，既有內外混合式的特點，又有內外分離式的影子，因此又稱為滲透型模式。該模式的分離特點具體表現在交易主體必須要設立國內業務和離岸業務兩個賬戶，混和特點表現在這兩個賬戶是相互聯系并相互滲透的，即交易主體的資金可以在離岸賬戶和國內賬戶中相互轉移。
與前二者離岸金融模式相似的是新加坡離岸中心的政府也實施了一系列市場優惠政策，例如扣除了利息稅等，這極大地吸引了來自國內國外的資金流入，又由于其相互滲透的特點，使得資金在該市場的流通取得了很大的便利。在許多國家中由于受到外匯管制，企業無法將國內貨幣與外國貨幣進行自由兌換，而這種滲透式離岸金融中心便實現了國內賬戶與離岸賬戶的雙向滲透，因此新加坡采取這種模式對其本國貨幣國際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上海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發展歷程經驗借鑒
隨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的不斷發展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進步的同時，也給寧波離岸金融的建設與發展帶來深刻的借鑒意義。上海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的建設歷程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定位準確
上海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中心是中國大陸首次建設成功的離岸金融中心，因此其在中國國內具有領頭羊的作用，帶領著未來中國其他地區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同時隨著上海自貿區的成立，上海己然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將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其金融的發展也刻不容緩。從以上英國、日本、美國和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可知道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與發展是該國走出去并邁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
相關專家裴長洪表示，沒有離岸金融業務的上海自貿區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比較困難的。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幣在各國投資貿易活動中將越來越受到各國人民的歡迎。因此不斷完善修改離岸金融相關法律法規和業務管理不論對國家的經濟層面還是政策層面上都至關重要。國家可以增加國內銀行辦理離岸金融的業務點的同時，增加國外的金融機構在本國合法開辦離岸金融的業務點，使得上海自貿區的離岸金融業務立足于國內國外全面發展。
（二）立足國情
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異。
從經濟上看，中國經濟雖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發展，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尤其在金融方面。中國的金融市場起步較晚，而且金融體系尚不健全，基本上處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現狀，因此上海自由貿易區的離岸金融建設必須要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
從政治方面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人口基數大，因此在中國建設離岸金融中心將會由巨大的市場空間，同時也將伴隨更大的風險，因此與發達國家的由多個國家或者國際監管機構不同，上海自由貿易區的離岸金融市場建設將會加大對市場監管的力度并由本國政府及監管機構控制。
從優惠政策來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離岸金融中心是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和上海城市當地的發展需要制定的，由于其設在中國大陸范圍內，所以并不享有其他國家的優惠政策。
從法律上看，中國制定的與金融相關的法律條文尚不健全，甚至出現許多漏洞，給投機者進行違法的商業行為的機會。因此上海自貿區的離岸金融建設必定要加強政府的監管，增強對違法的懲處，同時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三）分階段實施戰略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離岸金融建設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在建立之初則采用紐約-日本離岸金融中心的模式，即實行嚴格的內外分離制度；在成熟階段則將放寬對賬戶分離的限制，模仿倫敦-香港離岸金融中心的模式，實行國內賬戶與離岸賬戶一體化的措施。
宏觀上政府要注意監管的力度，即在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初建階段主要通過政府的鼓勵政策推動，隨著其不斷發展并能獨自面向國際市場時，政府將會減少干預，讓市場自由發展。
微觀上上海自由貿易區對交易幣種進行了限制，并且只限于銀行業務的辦理，并不對證券業務和期貨業務放開，直到其逐漸成熟，才擴展到債券、基金和保險等相關業務的辦理。這樣能有效地降低風險同時促進離岸金融的發展。
三、寧波離岸金融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類型定位
與上海自貿區成立離岸金融中心的條件相比，寧波作為二級城市的經濟實力偏弱，金融體系不完善，而且缺乏政策戰略上的支持，因此其建立與發展離岸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將較為困難。但改革開放以來，寧波也在搭乘政策的順風車飛速發展著，產業不斷轉型升級，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國內城市前列，地處長江三角洲，瀕臨東海，地理位置良好，因此促進其離岸金融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另外外貿出口是寧波的傳統優勢產業。統計顯示：去年寧波完成外貿進出口總額1047億美元，同比增長4.4%。其中出口731.1億美元，同比增長11.3%，分別高于浙江省和全國1.4和5.2個百分點。利用外資呈現新亮點。去年寧波市新批外商投資項目468個，合同利用外資70.2億美元。由此看來，寧波對外貿易取得了非常令人矚目的成績，與此同時，就必須加快其金融的建設與發展，使得金融與貿易齊頭并進。
根據寧波自身發展現狀，在給寧波離岸金融的發展定位時要綜合考量其優勢和劣勢，充分發揮其優勢的同時摒棄其劣勢。在借鑒國外發展較好的離岸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經驗后，作者認為寧波的離岸金融中心建設應該參考紐約-日本型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和發展之路，即加大對離岸金融業務的監管力度，對國內賬戶與離岸業務進行分離，降低金融業務辦理的風險。
（二）具體措施
1.風險控制
與國際金融市場相伴發展的是金融風險，風險管理和市場監管收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將會面臨更大的通貨膨脹風險，但是為了規避經濟危機，發達國家通常也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增加該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使得國內通貨膨脹的風險不斷增加。因此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應該增加對風險的控制，增加對風險較低的產品的投資。原油、金屬、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需求強勁、金融市場總體流動性較充裕的情況下有較大幅度的上漲。全球異常氣候越來越多、部分地區政治社會局勢動蕩使得一些大宗商品的供給受到限制，主要大宗商品價格保持高位運行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出現較大的波動。
2.市場一體化
一體化的市場主要是指股票市場、匯票市場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市場在全球化過程中一體化的表現。國際金融市場中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受到的風險源偏向一致。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各種壁壘越來越少，在業務活動中各種交易工具、結算匯兌、貨幣種類等呈現較大趨同性，比如在金融市場、機構、工具乃至貨幣的一體化。各國銀行和金融機構跨國經營形成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鏈條，促進了各國市場間的交易量的增長。除此之外，全球不同國家的金融市場表現出利率之間交叉影響，具體表現為不同的金融市場上具有相同的金融工具且其價格十分相近。
3.創新業務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球金融創新浪潮和金融工程理論、信息技術的完善，國際金融市場業務創新層出不窮，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蓬勃發展。遠期匯率協議、外匯期貨、外匯期權、貨幣互換、信用衍生產品等被世界各國和企業廣泛使用，有巨大市場前景。
因此離岸金融的自由化為金融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具體表現在隨著離岸金融的設立，涌現了許多衍生金融工具。因而許多銀行應該把握好時機，減少對傳統的同業拆借的依賴，通過衍生金融產品實現業務量的增長。但是與此同時，隨著各大銀行企業開始進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的交易時，容易出現衍生金融產品同質化的現象，因此銀行要注意以人民幣離岸產品為主線的衍生產品創新，避免出現同業價格競爭的情況，不僅對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有巨大的幫助，而且更有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第7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一、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與WTO規則的一致
無論是在GATT的建立上，還是在GATT的前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的進行中，甚至是沒有獲得成功的“千年回合”，美國的影響力和推動力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是為保護國內產業服務的，因而是以保護主義為特點的。1934年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發生改變的關鍵性一年。這一年，美國《互惠貿易協定法》建立，它標志著自由貿易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也是美國走向多邊貿易體制的起點。該法案宣布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減讓關稅，并提出了“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條款，規定美國政府與任一國簽訂的關稅減讓協定，均自動地適用于其他與美國訂有互惠貿易協定的國家。而降低關稅壁壘和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日后成為了關貿總協定的基石。
戰后初期，美國為了稱霸世界，積極策劃在世界經濟、政治領域中建立霸權地位，從國際金融、投資和貿易各方面進行對外擴張。為此，美國提出“貿易自由化”口號，首先倡議建立國際貿易組織（簡稱ITO），把它作為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并重的，專門協調對外貿易政策和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的國際性組織。1946年2月，經美國提議召開的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開始籌建該組織，并于1947年4月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二次籌備會議上通過了《國際貿易組織》草案。在《國際貿易組織》起草的同時，同樣是在美國的提議下，1947年4月至10月舉行了由23個國家參加的關稅減讓談判，達成了關稅減讓協議及制訂了減讓表，共涉及45000項商品。為了盡快獲得關稅減讓的好處，參加國把這些協議與國際貿易草案中有關貿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
從GATT的建立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輪多邊貿易談判
GATT建立以來，從1947年到1979年先后進行了7次多邊貿易談判，通過談判促使締約方的進口稅率不斷下降，也集中體現了美國當時在全球積極推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產業結構從資源密集型轉向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服務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GATT的前七輪談判的影響下，不斷擴大的貨物貿易自由化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美國迫切地需要將自由貿易的一般原則從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1986年9月總協定締約方在烏拉圭埃斯特角城召開了部長級會議，決定發起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稱為“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開始極力推行服務貿易自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應運而生。GATS首次確定了有關服務貿易規則和原則的多邊法律框架，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服務貿易更進一步的發展。1999年，美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均為世界第一。其中進口額為1823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額的13.7％；出口額為2517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18.8％，服務貿易順差達649億美元。
3.失敗的“千年回合”
WTO從成立的那天起，就醞釀著新一輪談判的準備工作。在1998年于日內瓦舉行的WTO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中，各成員方開始就如何發動未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展開討論。當時，美國由總統克林頓親自督陣，向會議派出了包括10位部長級官員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團。克林頓發表了長篇演講，為新一輪談判提出框架，并為21世紀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方向定下基調。美國希望借助西雅圖會議在美國舉行的天時地利，主導WTO的會議進程，增加對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有利的新議題，如貿易與勞工標準、貿易與環境、貿易與競爭政策、貿易與商業腐敗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圖會議召開，啟動關于貿易自由化的新一輪談判，稱為“千年回合”。美國力圖把新議題的重點放在美國最具有優勢的領域，希望將談判重點放在農業和服務業上，特別是對其具有較大優勢的基礎電訊和金融服務領域更為關注。此外，美國還對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環境、電子商務和WTO的體制等問題表示極大興趣，而對投資和競爭政策反應冷淡，甚至反對談判競爭政策問題，只是希望WTO繼續研究。雖然，西雅圖會議最終在抗議的聲浪中黯然結束，計劃中的新一輪談判也以流產而告終。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來世界貿易的某些發展趨勢，美國的建議更是表達了它要領導新一輪貿易談判的意圖。
二、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寫WTO規則的背離
美國貿易思想和政策在對以GATT／WTO原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規則產生影響的同時，也固守其獨有的特色，這些特色與WTO的貿易規則并不完全吻合。
戰后初期的一段時間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其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當時它所需要的是用貿易自由化來打開他國市場的大門。可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和迅速發展，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崛起，美國所建立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世界逐漸向美、歐、日三足鼎立的多極世界演變，美國在國內外市場上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1971年，美國終于在維持了80多年的貿易順差之后出現逆差，受到進口打擊的有關行業強烈要求美國政府采取保護措施，代表相應地區和產業利益的國會議員也不斷向國會和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雖然在政策指導思想上仍然強調戰后一直奉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實際行動上則采取了對國內部分產業給予保護的措施。這期間通過的兩個貿易法案，即1974年《貿易改革法》和1979年《貿易協定法》，為美國實行貿易保護奠定了法律基礎。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一個迅速增長時期。在此期間，美國貿易逆差增長了582％。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美國頒布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
美國1974年《貿易改革法》、1979年《貿易協定法》以及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中的一些內容可以被看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和局部的勝利。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從全球多邊主義轉向了雙邊互惠主義，加強有針對性的雙邊貿易談判，以解決貿易爭端與沖突；同時尋求建立區域性貿易集團，來獲取更大的貿易與經濟利益。從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到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正在醞釀之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都證實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這一轉變。其次是從倡導“自由貿易”轉向所謂的“公平貿易”，強調對等的互惠待遇，強化其貿易法的自我保護性和主動性。事實上，美國判斷國際貿易是否公平的標準是看自身的競爭優勢是否能夠充分體現。在競爭優勢能夠充分體現的領域，“公平貿易”就等于“自由貿易”，在實力不對稱的領域“公平貿易”則被作為保護主義的借口。
美國的這種與WTO規則不符的貿易政策集中體現在其國內立法中。
l.不公平貿易法
包括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下面僅以反傾銷法進行說明：
GATT的第六條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反傾銷條款。其對傾銷的定義是：將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辦法擠入另一國市場，并因此對該國領土內已經確立的某項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構成嚴重損害的威脅，或者對該國某一產業的興建產生嚴重的阻礙，即構成傾銷。進口國可以對傾銷的商品征收數量不超過該產品傾銷差額的反傾銷稅。然而，美國的反傾銷法的定義與其并不一致，根據美國商業部的定義，當商品以低于公平價值（Less-than-fair-value）銷售時，傾銷就發生了。這里對公正價值的確定與GATT／WTO中的正常價值的確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進口產品在美國國內的任何一個單一價格被認定是小于公正價值，就可以被判定為傾銷，而作為參考的出口國的市場價格必須是平均價格。例如，出口國國內平均價格是95美元，產品在美國的價格為從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價格為95美元）。依照美國法律，仍有一半（價格在95美元以下的）產品可以被認定為以低價在美國傾銷。
其次，對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美國認為該類國家的國內價格是不具可比性的，應找第三國作為參考。例如在對中國實行反傾銷時，美國通常選用印度作為參考國。印度的產品在特性上、質量上和成本上均不同于中國產品。這種替代國的做法無疑有利于美國任意使用它的反傾銷技術。
2.201條款
201條款，即“保障條款”或“進口救濟法案”。按照美國的201條款，如果國內行業受到由于進口增多而造成的實質性損害或威脅，可以要求國際貿易委員會實施補救性措施。國際貿易委員會負責確認進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損害。如果委員會得出了肯定性的結論，就會向總統推薦實施緊急性的補救措施。美國總統決定是否實施補救性措施。201條款比美國通常使用的反傾銷法、反補貼法在運用上更具有隨意性，因為它不必顧及出口國方面，不用調查出口國的貿易活動是否公平正當。例如，在運用反傾銷法時，美國需要證明出口國的產品其國內價格高于對美的出口價格，而如果使用201條款，就沒必要進行類似的調查，只要美國國內聲明受到了損害，國際貿易委員會能夠確認損害是由于進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這更加體現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中的單邊主義色彩。
2002年3月20日，美國限制鋼鐵進口的“201條款”正式啟動。按其規定，美國將對鋼材、長板等進口的主要鋼鐵品種實施為期3年的關稅配額限制或加征高達8%至30%不等的關稅。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進口鋼鐵施加的最嚴重的一次貿易限制，也是對WTO貿易政策一次新的背離。
3.301條款
301條款正式成文于1974年《貿易改革法》。此后，該條款又歷經1979年《貿易協定法》、1984年《貿易和關稅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以及1994年WTO協定正式生效前國會修正案所作的多次修改。因此，目前所談及的“301條款”，作為一個整體，實際上指的是經修改后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第1301-1310節的全部內容。301條款包括一般301條款、特別301條款以及超級301條款，后兩個部分是一般301條款的變種。301條款的核心內容是：如果美國貿易代表確信，美國依據任何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遭到否定，或者外國的某項立法、政策或做法違反貿易協定并給美國商業造成了負擔和限制，則美國代表必須采取行動，以實現美國依照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影響。就其核心而言，301條款下的措施完全是基于美國對外國有關貿易立法和做法的單方面評價，所采取的行動完全不考慮業已達成的雙邊或多邊協定，嚴重地違反了WTO規則。雖然WTO規則的完善有利于遏制301條款的實施，如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第23條“加強多邊體制”明確禁止包括美國在內的成員方，就他方是否違反WTO下的各協定義務或者減損本方應享有的權益，尋求爭端解決機制以外的確認或救濟。然而，從目前的實踐來看，美國無意放棄這一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武器，更不會因為WTO的規定而將此條款予以廢棄。
三、小結
總之，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在同WTO貿易規則保持一致的同時，又保留了自己的特點，產生了同WTO規則的背離。美國不僅在同WTO規則保持一致時獲得經濟利益，也在與WTO規則發生背離時獲得了它期得的經濟利益。例如，2002年5月13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農產品補貼法案，決定未來的6年內將農產品補貼增加67％，對農產品的津貼增加金額多達190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WTO規定的最高限額。美國原本就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再增加補貼，美國農產品的價格將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其他各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雖然美國最近連續出臺了幾項帶有濃厚保護主義的國際貿易政策，如鋼鐵限制措施和新農產品補貼法，固執地對WTO規則采取了背離的態度，但它們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總的趨勢。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主導思想仍然是自由貿易，這是與WTO規則相一致的。從美國稱霸全球的戰略來看，單邊主義和保護貿易不可能成為控制政府決策的主導思想。而且，單邊主義的主張與國際經濟合作日益擴大的客觀趨勢相炸，其極端利己性已引起其他國家的嚴重不滿。在世界經濟和市場日益全球化、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時代，美國經濟已經完全與世界經濟聯結在一起，美國的貿易政策不可能完全“向后轉”，回到孤立的軌道上去。所以，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對WTO規則的背離是暫時的，從長遠來看，兩者必將保持一致。
四、思考與啟示
1.正確認識WTO
半個世紀前，當GATT剛剛生效時，在23個締約方中只有8個發展中國家，約占締約方總數的1／3.隨著多邊貿易體制的不斷加強，到1995年WTO成立時，已有52個發展中國家成為WTO首批成員，到WTO首屆部長級會議召開時，發展中國家已達96家，占所有成員總數的4／5.因此，我們不應簡單地把WTO看作是發達國家的工具和“富人俱樂部”。從一定意義上來說，WTO是中性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中國家如何運用WTO規則為自己說話。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GATh就開始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及其與發達國家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發展差距。目前WTO已有135個成員國（地區），其中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這是一股正在形成和壯大的力量。1999年底WTO西雅圖會議受挫，“千年回合”夭折再次證明，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會議的失敗也為富國敲響了警鐘，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必須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2.積極參與WTO
任何一個國家都在努力謀求本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最大利益，這一點上，美國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沒有人相信，在美國揮舞301大棒，要求對方單方面開放市場的時候，美國是出于利他的理由。歷次多邊談判的歷史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出于擔心自己處于更加不利的境況而被動參與談判進程的。“被多邊貿易體制裹挾著前行”應當是對發展中國家狀態的一個較為準確的描述。因此，被動的政策選擇顯然不能等同于主動的政策導向，而且二者是否已經發生轉化或者發生轉化的條件更是需要深入考察的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要學會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在WTO體系中積極地參與并且表達自己的貿易主張。
3.充分利用WTO
第8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王國平等（2007）針對“早期收獲”計劃，具體分析了云南—東盟農產品貿易。他們從研究“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產品與東盟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業造成的影響，進而研究云南農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標、政策措施，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陳俊偉（2006）主要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域分工進行了研究并著重討論了廣西的應對策略。他指出：“東盟是熱帶農業、林業資源豐富的地方，橡膠、棕櫚油、椰子等都可成為各種工業原料。中南半島幾條大河：紅河、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質肥沃的三角洲，是東南亞的“糧倉”。在進行農業合作與農產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機。泰國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國。在木薯生產上泰國與中國廣西開展技術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國可以對泰國開展技術輸出型合作。緬甸的各種林產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經濟林產品有松脂、桂皮、八角，這些與我國廣西的林產品恰好雷同。對此可進行技術交流合作。”鄭一省(2002)提出：“農業方面將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合作的重要領域。”其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雙方都重視農業發展，相互之間互補性明顯，合作潛力很大”，但是沒有做更加具體的分析研究。孫林(2003)研究表明雖然中國在一部分農產品上和東盟國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兩者的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為主。朱允衛（2005）對中泰兩國1996—2003年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分析表明，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貿易結構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
二、關于影響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廣(2002)等對中國與東盟在經濟雙向開放與國際合作中的農業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都不是很發達，都面臨著歐美加澳新（新西蘭）等國發達農業的沖擊。因此，中國與東盟有必要加強合作，共同面對外部競爭。孫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數、需求反應度指數以及貿易分散度指數分別從產品和市場的角度分析和比較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出口結構。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三國的農產品貿易無論在市場結構還是在產品結構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對世界需求反應程度方面，中國的產品結構反應水平高于東盟三國，但是市場結構反應水平低于東盟三國，反映出中國農產品出口開拓市場的能力不足等問題。彭茵（2006）分析了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優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獲計劃。通過對早期收獲計劃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和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并提出了應對措施。她認為應該加強雙方在農產品貿易的經濟合作，取得共贏。在研究農產品貿易方面運用比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場份額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簡稱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對中國1980－1996年農產品出口競爭力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在此研究時期出現了下降趨勢，而政府農產品貿易政策改革加劇了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國外還有不少研究涉及到東亞和中國農產品貿易問題，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側重分析國家和區域之間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變化的研究。在針對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雙邊貿易關系實證研究不斷增多的前提下，能夠發現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在1998年之后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并且利用CMS模型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波動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文獻還是不多的。
三、關于CAFTA建設對農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推動了廣西對東盟貿易的發展。從2004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的農產品關稅開始下調后，廣西與東盟各國的貿易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增幅大都超過20%，增長幅度最大的文萊甚至高達167%。與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貿易的增幅都超過30%。“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進一步挖掘潛力。盧肖平（2006）對中國東盟十國農業具體的現狀貿易方案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應的政策建議。韋紅（2006）運用區域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的理論：指出了CAFTA對中國南方農產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農產品的觀點。吳士存、朱華友（2006）具體分析了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五國的經濟現狀，指出了具體農產品種類的互補性和競爭性，并簡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國應采取的對策。劉仁伍（2006）具體分析了2006年東南亞經濟運行情況，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國農業的出口機會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呂玲麗（2004）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中國和東盟各國農產品的出口比較優勢進行對比，認為：隨著CAFTA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規模將不斷擴大，貿易的種類將呈現多元化；中國與東盟主要農產品比較優勢呈現互補;盡管中國在農業上的比較優勢不及東盟主要國家，但在農產品加工方面卻顯示出了非常強大的比較優勢。孫雨嘉（2007）認為：中國與東南亞發展農業合作潛力巨大，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已處于起步階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加強雙邊的農業合作可以通過加強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現有資源來進行。
參考文獻：
[1]王國平，李見明，馬騰飛.“早期收獲”計劃與云南——東盟農產品貿易.東南亞，2007，（1）.
[2]陳俊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域分工研究——兼論廣西的應對策略.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鄭一省.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當代亞太，2002，（1）.
[4]孫林，李岳云.中國與東盟主要國家農產品的貿易、競爭關系分折.世界經濟研究，2003，（8）.
[5]朱允衛.中泰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農業經濟問題，2005，（7）.
[6]李欣廣等著.中國——東盟經濟雙向開放與國際經濟合作.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2.
[7]孫笑丹.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出口結構比較研究.當代財經，2003，（3）.
[8]彭茵.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問題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9]周建明，俸克昭，朱漢文.21世紀廣西與東盟貿易發展趨勢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10]盧肖平.中國——東盟農業合作.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1）.
[11]韋紅.地區主義視野下的中國——東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12]吳士存,朱華友.五國經濟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13]劉仁伍.東南亞經濟運行報告（200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4]呂玲麗.中國與東盟農產品比較優勢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4，9.
第9篇：自由貿易主義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本科教學； 哲學線索； 歷史線索。
對于經濟論文" target="_blank">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參考文獻：
［1］文娟。《國際經濟學》課堂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 經濟師，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經［m］。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強。 計量經濟分析能夠“發現”理論嗎？ ［j］。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張伯偉。 國際經濟學（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論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