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研究熱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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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第2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第3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全要素生產率演進
〔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3-0038-07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持續的高速發展。但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經濟中存在的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以及區域經濟內部資源配置效率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等諸多問題，引起學界對我國經濟協調性和持續性的關注和憂慮，并引發了大范圍的討論，蔡、都陽、王美艷，①王小魯、樊綱、劉鵬，②鈔小靜、任保平③等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測度、原因剖析以及路徑選擇等問題進行分析。從新經濟增長理論中能夠看到，區域經濟增長來源于兩部分――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其中，技術進步不僅是發達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泉，而且是落后地區利用后發技術優勢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科技進步對推動我國經濟的協調性和持續性具有積極作用。而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區域科技進步的指標，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
全要素生產率成為解釋我國地區發展差異、收入差異、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異等諸多問題的重要因素。劉國光、李京文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方式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王志剛等認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④在具體測算分析中，舒元利用生產函數法估算了我國1952～1990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得到結論認為在研究時段內，全要素增長率的增長率約為0.02%。⑤王小魯用同樣的方法計算了我國自1953～1999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認為1953～1978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0.17%，而1979年至1999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1.46%。王小魯、樊綱、劉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王志剛等通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和分解發現，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呈現由東部到西部遞減的趨勢，這與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差距相同。而彭國華、李靜、郭慶旺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全要素生產率差異是我國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經濟研究》2005年第6期。此外，在學術研究中，全要素生產率也常用來評價區域經濟的發展質量，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郭慶旺和賈俊雪、林毅夫和任若恩、江春和吳磊等。
縱觀現階段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其在以下幾個層面表現出明顯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對象方面：現階段研究呈現出由整體向微觀發展的趨勢。首先，在初始階段，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時序下我國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算。其次，隨著研究的發展和深入，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開始逐步選擇以板塊、省份作為研究對象。趙偉、馬瑞永對我國自1980～2003年的省域面板數據進行了分析；趙偉、馬瑞永、何元慶：《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分解――基于Malmquist生產力指數的實證分析》，《統計研究》2005年第7期。金相郁對1996～2003年間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以及各省區市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金相郁：《中國區域全要素生產率與決定因素：1996-2003》，《經濟評論》2007年第9期再次，近年來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開始轉向對特定微觀主體的研究，例如特定行業、城市以及城市群等。李丹、胡小娟、陳豐龍和徐康寧對我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王兵、朱寧選擇我國銀行業為研究對象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王兵、朱寧：《不良貸款約束下的中國銀行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研究》，《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第二，在研究時段方面：現階段研究呈現出階段性、選擇性的特點。鑒于數據可得性、研究時段一致性等因素的考慮，當前關于國域或省域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多選擇改革開放后作為研究時段起點，如支道隆、李京文、郭慶旺和賈俊雪、鄭京海和胡鞍鋼、李斌和趙新華等，只有少量的研究以建國以后的整體時域為研究對象，將研究時段的起點選擇至1952年，如舒元、王小魯、張軍和施少華等。但是縱觀這些研究，其所處的年份均較早，而缺乏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這可能與第一點中所論述的關于研究對象及熱點的變化相關，從而導致上述研究的時效性受到影響。
第三，在研究結論方面：現階段研究呈現出一致性與分散性并存的特點。其中，研究結論的一致性表現為現有研究普遍認為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存在以要素投入驅動為主、技術驅動不足的問題，可見張軍、張軍：《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經濟研究》2002年第6期。鄧翔和李建平、鄧翔、李建平：《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傅曉霞和吳利學傅曉霞、吳利學：《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地區差異中的貢獻：兼與彭國華和李靜等商榷》，《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等的研究；而研究結論的分散性表現為在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面。而這些研究結論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可能來自于研究數據處理、研究方法選擇等方面。因此，選擇較低干擾性和較高仿真性的數據處理方法以及盡可能優化的測算方法對于科學、真實的研究結論的獲得具有重要的意義。
通過上述對于現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研究文獻的回顧和梳理可知，在現階段的研究中，對于建國以來整體時間段下我國省域及板塊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數值估算及演進分解的研究較少，且在現有研究中，由于在數據處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導致研究結論存在較大的分散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選擇1952～2012年為研究時段，分別以我國整體、四大板塊以及各省域為研究對象，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增長率，并通過時間及空間雙重視角對其收斂情況進行評判，進而結合宏觀政策演進的視角對存在特征及變動趨勢進行分析，以期為縮小我國區域發展差異，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促進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健康發展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及分解
在現階段對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測度的研究中，常用測度方法有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索羅殘差法以及基于時間序列的生產函數法。而上述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索羅殘差法應建立在完備制度的假設基礎上，生產函數法則難以在分析中包含完備的分析變量。此外，格羅斯科普夫指出上述兩種方法均建立在研究單元完全有效的前提假設之上，其會導致估算結果有偏。Grosskopf， S.， “Some Remarks on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no.20， 1993， pp.459-474.
因此在本文中，將采用承認無效率存在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中的曼奎斯特指數法（Malmquist指數）來測算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該方法通過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解，能夠區分增長來源于技術的進步還是效率的提高，而這樣的分解對于相關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以面板數據進行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的測算能夠提高估算結果的自由度。岳書敬、劉朝明：《人力資本與區域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
本文以1952～2012年為研究周期，利用Malmquist指數對我國28個省在研究范圍方面，綜合考慮數據可獲得性、一致性等因素，本文剔除了、海南的數據，并將1997年成立的重慶市數據劃入四川省進行計算，最終選擇我國28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為研究對象。（市、自治區）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算。計算的數據均來自于各省份統計年鑒，計算過程借助DEAP2.1軟件，計算出1952～2012年各年份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分解測算結果。可知，自1952～2012年，我國總體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為1.1%，就其分解結果來看，技術變化上升了02%，而效率變化上升了1%，其中，純技術效率上升了08%，規模效率上升了0.2%（見圖1），說明我國近年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處在一個上升的趨勢中。
而從時序層面的變化演進來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演進變動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段：第一是1952～1962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明顯下降趨勢。其中，規模效率保持持續增長，主要由于建國初期，國家加大投資力度，大力發展重工業，從而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而在此期間技術水平的低位拉動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階段是1962～1976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波動變化的趨勢，而波動主要來自于規模效率與技術效率的交替變動，其可能的解釋是在等特殊的歷史時期中，政策導向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大，運動式的發展模式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升。第三個階段是1976～2012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平穩上升趨勢。其中，純技術效率變化和技術變化均保持了持續的上升趨勢，而規模效率變化在1990年之前為負增長，這是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以計劃調撥的資源配置形式阻礙了規模效率的提升，而在1990年之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逐步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從而促進了規模效率的提升。此外，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還存在以1998～1999年的變動界線，即在1998年之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保持持續較高位增長，最高的年增長率達到15%，而在1999年之后，則進入了平穩增長期，這與鄭京海、胡鞍鋼、鄭京海、胡鞍鋼：《中國改革時期省際生產率增長變化的實證分析（1979-2001年）》，《經濟學》（季刊）2005年第1期。金相郁金相郁：《中國區域全要素生產率與決定因素：1996-2003》，《經濟評論》2007年第9期。的研究結論相近。
同時計算出我國部分省市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變化情況的結果表明，1952～2012年我國絕大多數省份的全要素生產率都保持了上升的趨勢。其中，上海的年均增長率最高，為6.8%，其次是浙江、北京、天津，增長率分別為5.7%、4.8%、4%。而上述省市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源于技術變化。這說明在我國現階段發展中，已經逐步開始利用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通過各種渠道發揮后發優勢，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省份為甘肅、貴州、陜西、云南、山西、寧夏、內蒙古。縱觀上述省份，除山西省外都位于西部地區。這主要是源泉于歷史發展條件、區位優勢以及國家戰略等因素，使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成為率先發展地區。而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長期以來向東部地區進行了包括勞動力、資本以及科技資源等多層次的要素輸出，影響了本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此外，上述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區域中所包括的山西、陜西以及內蒙古等省份，都是我國的資源大省、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很高。而結合本文的測算結果能夠看到，這些省份在依托資源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能夠代表經濟增長質量及發展潛力的全要素生產率并未表現出上升的趨勢，可能陷入了“資源的詛咒”的困境。
為了更明顯的表現出我國四大板塊之間的差距，下文分別將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部地區作為四個決策單元（DUM），用DEA方法測算1952～2012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情況，結果如表1所示。
第二階段是1979～1999年：在這一階段，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呈發散的趨勢。發散的速度約為00457。這一階段的宏觀政策背景是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并在經濟體制方面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以具有傾斜性的扶持政策鼓勵生產要素集聚。而中西部地區大量的軍工企業及科研單位，由于機制限制，無法對當地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貢獻。致使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出現較大差異，這一階段中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便呈現出發散的趨勢。
第三階段是2000～2012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也呈現出發散的趨勢，但相對于上一階段而言，發散速度有所提高，達到0.0871。在這一階段中，宏觀政策的變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我國已經全面建設完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此，中西部大量非支柱性行業的國有企業退出市場，而東部地區通過要素集聚和規模效應實現了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導致了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發散速度的提高。第二，我國開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自1999年我國出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戰略等一系列板塊化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及以兩江新區、關中――天水經濟區為代表的增長極式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而通過本文的估算能夠得到，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仍處于發散的趨勢，且發散趨勢有所提高。這說明現階段我國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政策扶持下類似于基礎設施建設式的要素投入，屬于外延式、追趕式的發展方式。而要形成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就必須充分發揮落后地區的比較優勢，以促進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突破口，促進實現內涵式和跨越式發展。
2.空間視角下的全要素收斂性分析
為了盡量降低初始發展水平差異對于收斂估算結果的影響，更加清晰的描述不同類型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演進和變動狀況，本文采用俱樂部收斂的研究思路，對我國東、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研究時段中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情況進行分析。
在此，分別對整體研究時段和分階段研究時段兩個層面對上述的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第一，從整體研究時段來看，東、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均未表現出收斂，即呈現為發散狀態。這表明，在四大板塊內部各省份之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在不斷提高。而就發散的速度而言，東部地區發散速度最高，其次分別為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這說明東部地區作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其內部省域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增幅最大，說明東部地區各省域經濟發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差異性。
第二，從分時段來看，在1952～1978年中，東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率最大，而西部地區則呈現收斂狀態，但顯著性水平為12.87%，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在1979～1999年中，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率最大，而中部地區最小；在2000～2012年中，中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率最大，而東北地區則呈現為10%顯著性水平下的收斂趨勢。在上述分時段的估算結果中，雖然中國各板塊的全要素生產率在絕大多數時段中呈現出絕對β收斂，但是在分時段發散速度的演進中仍然存在一些變動規律，即東部和東北地區都呈現出發散速度波動遞減的趨勢，而中西部地區則呈現出發散速度波動提升的趨勢，特別是自2000～2012年間，中西部地區省域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度最高。由于在新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所代表是區域的科技進步，以及更深層次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陶長琪、齊亞偉：《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差異及其成因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對于這一估計結果表示的規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與東北地區作為建國初期在輕工業和重工業方面具有一定基礎的區域，經濟發展起步較早，經過建國六十余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以來的發展，現階段已經逐步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期；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在2000年國家陸續出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中部崛起戰略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一批經濟增長極。但是由于不同區域對于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導致區域全要素生產率差異性的擴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對現階段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的基礎上，首先利用曼奎斯特指數法（Malaquist指數）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變動情況進行了測算，并從技術變化和效率變化兩個層面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解，進而描繪其變動趨勢及特征；其次，分別從時間和空間雙重視角對我國省域及四大板塊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收斂情況進行了測度，并結合宏觀政策背景對可能的產生原因進行了分析。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幾方面的結論及政策建議：
第一，就我國整體而言，從整體研究時段進行分析得出：自1952～2012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分階段進行分析得到：在1952～1962年、1962～1976年以及1976～2012年間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自1952～1962年為規模效率提升期，1962～1976年為規模效率與技術效率交替下的波動期，1976～2012年為技術效率拉動的平穩提升期，但其中存在1990年左右與1998年左右兩個突變節點，這些變動趨勢反映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與經濟體制的變動及宏觀政策的調控相切合，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市場調控范圍和力度的減弱，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第4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關鍵詞：廣西；區域物流；需求預測；一帶一路
一、前言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我國新時期擴大開放的重要戰略，自提出之初就引來全社會的關注。其中西南地區和我國各港口的發展規劃成為研究熱點。
港口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出海門戶，自然成為戰略規劃的研究重點。圍繞著如何充分發揮港口的樞紐優勢，許多學者選取連云港、寧波港等重要港口為研究目標，從區位優勢、產業特色、人文合作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提出相關對策和建議。西南地區東連中部、西接東盟、背靠西部，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成為“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研究的熱點。有學者利用國際區域經濟的合作數據，分析“一帶一路”戰略對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論證西南地區的戰略地位，提出加強西南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對策意見。廣西地處西南地區與東盟的交接處，又擁有西南地區唯一的出海口--北部灣，可見對廣西區域物流發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
廣西物流需求預測作為廣西物流規劃的定量依據和決策前提。從運用灰色理論到組合模型，再到支持向量機。許多學者的研究從模型的改進出發，著重于物流需求預測的精確度。對廣西物流需求的研究主要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卻忽略了類似“一帶一路”戰略這種外部環境的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利用系統動力學構建廣西區域物流預測模型，嘗試定量模擬政策的影響，對“一帶一路”戰略下廣西區域物流需求進行預測。
二、系統動力學模型構建
系統動力學模型構建主要包括系統分析、因果關系圖、系統流圖、模型驗證四個主要步驟。
1.系統分析
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才產生區域物流的需求。區域經濟的發展又帶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物和流業相關人才的增長，而基礎設施和物流人才是區域物流供給能力的支柱。區域物流需求和供給共同構成物流市場，物流市場的繁榮再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這些子塊的相互聯系構成了區域物流系統。但本文的研究重點在于考慮“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下進行物流需求預測，物流政策子塊應重點考慮。因此，廣西區域物流系統應包含區域經濟子塊、基礎設施建設子塊、物流需求子塊、物流供給子塊、物流人才子塊和物流政策子塊。
2.因果關系構建
將系統劃分為不同子塊后，根據各子塊間因果關系進一步細化，便得到因果關系圖。本文的因果關系圖借鑒廣西物流系統動力學相關研究，并在傳統廣西區域物流因果關系圖的基礎上進行改進：
（1）當物流需求與供給保持平衡時，物流市場的交易會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當物流供給跟不上物流需求時，則會產生物流短缺并影響物流市場，從而影響區域經濟。因此選取了物流短缺和物流交易量連接物流市場與區域經濟。
（2）物流需求除了區域經濟發展區域內部需求外，重要樞紐區域的物流量還來源于過境物流。因此，將廣西物流需求劃分為經濟需求帶動的內部物流需求和連接周邊的過境物流。但廣西過境物流相關理論研究空白、數據缺乏，很難定量分析。所以選取廣西對外貿易額間接反應過境物流量。
（3）根據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指出廣西的戰略作用主要在于連接東盟和西部，希望成為我國面向東盟區域的國際通道。可見廣西將成為面向東盟貿易的“橋頭堡”，因此“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廣西物流政策將進一步促進廣西對外貿易額的增加。
通過上述改進可得因果關系圖，如圖1所示。
3.系統流圖構建
由因果關系圖轉化為系統流圖需要先將相關元素根據VensimPLE軟件使用規則轉化為可操作的變量和函數，然后根據各變量之間關系轉化為流圖，見圖2。本文為提高預測精確度，選用《廣西統計年鑒》1989至2013年的相關數據和WDI數據，并選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單位跟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協整分析的方法，驗證各變量之間關系，推到變量關系方程。
4.模型檢驗
檢驗的目的在于考察模型的結構是否正確和牢固，如果輸入不同的數據，觀察仿真數據結果是否符合期望值。改變不同的參數，觀察仿真結果變動反應的敏感度。如過于敏感，則不適合接下來“一帶一路”戰略影響模擬實驗。
（1）結構檢驗
①方程極端條件檢驗
令投資增加量和從業人數的增長系數為0（數據文件名為test extreme，原始數據文件名為Current），結果表明實際發生物流量增速迅速下降，基本為零結果如圖3。
②變函數為常數
令投資效果系數由表函數變為常數0.1（數據文件名為test INVEffect）投資效果系數為常數時和原值有較大的波動，物流需求量、物流供給能力和物流產業產值有了較大的波動，說明物流產業變化受投資影響較為顯著，結果如圖3。
（2）行為檢驗
①參數靈敏度檢驗
從結果上看，無論需求增長速率發生何種突變，各變量的行為均沒有太大差異，只是數值有差別，形狀都與原始狀態相近，對其他參數測試亦如此，可以說明模型的行為對參數變化不敏感。
三、仿真預測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完善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是物流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廣西區政府也將加大物流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廣西與東盟國家也將更加積極推進互聯互通建設，大力開展基礎設施項目，促進廣西對外貿易額增大。隨著物流行業的發展，會吸引大量人才加入，提高物流管理能力，促進物流供給能力。對其相關參數更改后結果如圖5所示。
1.“一帶一路” 是新時期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國家戰略，經貿合作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物流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提升物流供給能力的根本，因此提高廣西省的物流投資比例，對于提升其物流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地域方面，廣東、廣西、云南作為西南地區受到“一路一帶”政策影響的重要省份和自治區，都擁有良好的地域條件。從物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廣東作為國內經濟和物流發展較為發達的省份之一，其2009年至2013年物流投資占GDP的比重平均為3.6%。云南物流投資占GDP的比重平均約為7%，雖然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在物流建設方面投資力度較大。因此以周邊省份投資情況為對比，本文假設廣西在物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保持原來的投資比例為3%，從2014年起增加到3.6%。
投資比例=0.03+STEP（0.006，2014）
2.隨著“一路一帶”政策的頒布，廣西和東盟的進出口貿易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2002-2014年廣西與東盟的貿易額由6.3億美元增長到198.9億美元，年均增長33.4%。由于廣西和東盟貿易額作為其進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假設2014年以后進出口貿易總額較基準情景增加到40%。
policy OBOP=1+STEP（0.4，2014）
3.隨著“一路一帶”政策的頒布實施，廣西省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刺激物流業從業人員的增加。因此為了觀察長期效果，隨著廣西和東盟進出口貿易額的提升比例，假設物流業從業人員增加率由原來的0.52，在2014年以后增加至0.728。動力學方程變為：
從業人員增加速率=0.52*policy employee，
policy employee=1+STEP（0.4，2014）
比較方針前后，物流產業變化：
從數據可以看到，自“一路一帶”政策頒布以來，隨著廣西物流投資比例，進出口貿易，以及物流從業人員的增加，廣西物流業有了較大發展。比較兩場景變化，2015年在“一路一帶”場景下，物流需求量較基準情景提升了13%，物流產業產值較基準情景提升了0.2%。到2020年在“一路一帶”場景下，物流需求量較基準情景提升了15%，物流產業產值較基準情景提升了3%。說明在“一路一帶”政策的拉動下，廣西物流業有了顯著提升。
四、小結與展望
本文運用系統動力學模型結合協整數據，建立了廣西物流需求預測模型。并對模型進行檢驗，確定模型運行穩固性后。通過假設廣西物流基礎設施投資、進出口貿易額、物流人才數量相關參數變化模擬政策影響。實驗表明，自2014年后實際發生物流量以及物流業產值顯著增加，供需比相比于基準情景有接近于0.1左右下降。說明物流需求得到一定滿足，供需趨于平衡，使GDP增長受物流阻礙減小。
針對實驗結果，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將不斷促進廣西區域需求量增長，但物流市場的需求與供給必須保持平衡。隨著東盟自貿區的建設，東盟各國間貿易額不斷增長，會促進廣西物流需求增長，但相關政府更要注重物流基礎設施與物流人才的引進，提升廣西區域物流的供給能力。從而充分發揮廣西物流市場的潛力，促進物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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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關鍵詞】區域創新 創新阻力 創新對策
一、引言
區域創新是指一個地區將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相結合形成新產品的過程，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和科技等眾多領域。對于大多數地區來說，企業是該區域創新的主體，政府是創新的推動力。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和中央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戰略落實，河南省在實施“十二五”計劃的過程中，一直在尋求一條創新發展之路，這在全省農村地區也有一定程度的體現。河南省農村地區一方面在努力脫貧，另一方面也在尋找跨越式發展，無論是脫貧還是謀求更好更快的發展都需要結合全省農村地區實際開展區域創新。
二、河南省農村地區區域創新背景及意義
河南省是中國農業大省，農村居民占全省人口的60%。2011年河南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604.03元，低于全國6977元的平均水平，同樣低于全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194.8元，農村恩格爾系數為36.1%。城鄉差距仍然很大，農村居民的吃穿花費占比高，這些都是省內各地區存在著的事實。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農村地區必須探索區域創新對策。同時，河南省農村地區實施區域創新戰略，對落實中部崛起戰略和更好的實施全省“十二五”計劃具有重要意義。
三、河南省農村地區區域創新阻力
（一）農村有效需求不足，市場范圍較小
河南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城鄉二元結構很明顯。并且對于多數農戶，衣食方面支出占了絕大部分，其他娛樂性支出甚少。河南省農村產品消費對象是農戶自身和周邊縣區居民，國內和海外市場對本地本村某些特色產品的需求，由于信息交流不暢、交通不夠發達、遠距離運輸保鮮技術差等原因不能成為有效需求。
（二）生產要素水平仍需提高
現在河南省多數農村及農業勞動者基本上是靠祖傳及自身積累的勞動經驗從事簡單農業勞動或簡單建筑、搬運勞動。農村地區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仍然偏少，2011年河南省農村地區平均每百戶農民擁有收割機1.43臺，農用機械12.64臺；技術人才的短缺，使農村生產率水平難于提升。
（三）缺乏先進的產業組織
2011年，河南省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512.24億元，占GDP的13%；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為6218.6億元，占全國的7.65%。2011年，河南省的農業勞動力為5353萬人，占全社會勞動力60%以上，過多的農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從事低效的農業；河南省多數農村地區沒有農民創建自己的企業，已有的農村或鄉鎮企業多數都是家族企業，缺乏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河南省農村企業多為小食品加工和簡單的手工制作等初級階段生產組織，缺乏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
（四）軟硬環境有待改善
河南省農村地區的軟硬環境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缺陷，硬環境可以從農村自然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來看，軟環境又包括行政制度、組織方式、法制環境等方面。
從基礎設施方面說，村鎮建設普遍缺乏全面規劃，絕大多數居民住房雜亂無章，鄉鎮道路、廢水垃圾處理、公用文體設施和商業設施等等幾乎都處于無序狀態。同時，農村環境污染嚴重，主要包括使用化肥、農藥而致的土壤污染和生活、生產垃圾亂倒亂放而導致的居住環境污染。
在軟環境上，從行政制度來看，河南省農村基本實行村民自治制度，農民自行改造住房，使得鄉鎮缺乏統一規劃，并且很多村干部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辦事過程中顯現官僚作風。從土地承包制度上來看，缺乏對高度分散的承包農戶的有效組織，農民合作組織、農工商組織未能發揮力量。從社會保障制度上看，河南省農村地區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等已具雛形，但是由于這些制度實行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實施效果不是很理想。從法制環境上來看，多數農村居民迷信守舊，觀念落后，缺乏創新精神和法制觀念。
四、河南省農村地區區域創新對策
河南省農村地區由于存在產品需求、生產要素、產業組織和軟硬環境等方面的阻力，決定了河南省農村的區域創新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在對河南省農村地區實施區域創新的過程中，由于有些地區的特殊條件，需要實行差異化處理。比如，對于大中城市的遠郊農村、小城市的近郊農村以及資源稟賦較好的中心鄉村等重點區域，需實行優先創新。整體來說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找創新對策：
（一）市場需求方面：開發城市和外地需求，擴大農業產品市場范圍
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加農民對當地農產品的需求；優先發展連通城鄉的交通，比如河南省每個鄉村都要保證到達就近市區的公路里程數達到一定標準，政府應該承擔鄉村公路的維護和修繕；積極擴展農產品、農村特色產品、農村手工藝品的外地市場，盯緊離本地區較近的大城市對農產品的需求，生產和及時供應城市居民所需的新鮮農產品和農業休閑服務；在當地和上級政府的支持下，可以舉辦和參展農業、農產品博覽會，及時將具有地域特色的產品和服務推向全國和國際市場。
（二）生產要素方面：培養農業高級技術人員，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水平
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投資，使百戶農民擁有的農用機械數量更多；保證在每個行政村都能夠有就近的技術推廣中心和良種供應合作社等，大量引進國內外成熟的農業技術，引進優良的生物和作物品種；積極發展面向農村和農業的中等職業教育、大專層次的職業教育，全面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質和職業素質，從根本改善農村勞動力質量；鼓勵本土高學歷人才和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為這些創業者提供優惠政策支持。
在重點農村地區率先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和提高這些地區的大學入學率；建立與附近城市的大學、職業技術學院的密切聯系，創辦流動大學，開展高水平文化及新技術的培訓；采取多方出資方式，在新城區率先建立現代農業基地。
（三）產業組織方面：發展特色優勢農村產業和與城市配套的延伸產業
積極發展利用當地資源的加工業，特別是特色農產品、特色中藥材和特色礦產品的深加工，提高本地資源產品附加值；積極發展針對城市居民需要的觀光農業、體驗式農業，根據河南某些農村地區的悠久歷史，開發文化旅游村落或特色鄉鎮；對重點區域，率先全面規劃建設具有中原特色、人文特色、生態特色的新城區。
在重點區域，將已有基礎的特色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做大做強，做精做細，以適應本地、外地、海外的市場需求；同時，積極發展都市農業，為附近的大中城市服務，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建成工廠化農業。主動建立與本地區及外地大中城市的經濟合作關系，發展大中城市主導產業的配套產業，從而形成配套產業集群。
（四）軟硬環境方面：合理規劃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環境；規范農村法治建設，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系統
政府投資建設和改造河南省農村生活用水管道工程，保證農村生活用水安全；進一步改善農村電網、路網改造，使農村居民在用電高峰期不至于拉閘限電；統一規劃鄉村排水、排污設施，建成垃圾處理和污水處理站，改善農村居民生產環境和生活環境；農村一個或多個行政村建設城鎮標準居住小區，配套建設相應的文藝、體育、教育和娛樂設施。
加強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全面提高農村鄉鎮政府的管理權威和管理質量。鼓勵和吸引當地大學生回鄉當村官，增強鄉村干部服務意識，用所學知識為當地尋找創新發展道路，帶領當地農民致富。
建立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養老保障制度、最低生活費保障制度，為村民的生存解除后顧之憂；維護農村治安管理，向村民宣講法律，鼓勵村民樹立法制觀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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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一、廣西上市公司基本情況
由于廣西地處我國西南部，與東部地區相比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顯得相對落后和閉塞，金融市場發展落后，上市公司的發展也顯得滯后，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大方面：
1、上市公司數量少，資源密集，分布集聚。從廣西上市公司的產業分布來看，體現了資源密集性的特點，在24家上市公司中以廣西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為基礎的產業占絕對多數。如，以農藥化工為主業的有5家，以水電運輸開發為主業的有4家，以海洋資源為開發主業的有4家，以蔗糖資源開發為主業的有2家，以旅游資源開發為主業的有1家。
廣西上市公司的地區分布很不均衡，分布在8個地級市，主要聚集在南寧、柳州、桂林和北海4個廣西主要城市，4地相加共有19家，占廣西上市公司總數的79.17%，而防城港市、欽州市、崇左市等3個屬于泛北部灣地區地級市至今還沒有一家上市公司。
2、經營業績差，缺乏再融資能力。企業上市的目的之一是通過再融資不斷籌集資金，而再融資的條件之一是要求公司最近三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能低于6%。廣西上市公司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已由2002年的8.13%下降到2007年的4.34%，降幅達46.62%。15年來，廣西24家上市公司中僅有10家通過二級市場以配股、增發新股、配售發行可轉債、定向增發等方式進行過再融資，再融資能力差，企業難以做強做大。
二、“中國-東盟貿易區”的建立給廣西上市公司帶來的機遇
1、依托區域優勢資源與優勢產業，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區域經濟合作。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的正式生效，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被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廣西與東盟已進入多領域、全方位開放、交流與合作的新階段。上市公司應順應局勢，依托區域優勢資源與優勢產業，充分發揮上市融資在開發區域優勢資源，拓展區域優勢產業，加強區域競爭力。
從優勢產業角度看，在廣西已初步形成的六大優勢產業（機械含汽車、食糖、冶金、有色金屬、電力、石油化工）。其中，汽車、冶金、有色金屬三大產業還沒有上市公司，機械、電力類上市公司數量有3家，石油化工類有5家，占上市公司數量的20.83%。由此可見，石化產業在廣西工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廣西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從優勢資源角度看，廣西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可供發展臨港指向的大型重化工業產業群，具備了發展大型石化項目的必要條件。目前，廣西上市公司立足于開發廣西三大優勢資源（水電與礦產資源、海洋漁業資源和熱帶水果資源）。其中，水電資源開發類公司有兩家，熱帶水果資源開發類公司有2家，但僅僅局限在甘蔗一個品種上，海洋漁業資源開發類有2家，主要集中在北海市，而具有海洋資源豐富的欽州和防城港還沒有一家上市公司。
2、構建高效暢通的物流通道，建立東盟區域物流基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為廣西構建區域物流中心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2008年1～4月，廣西對東盟進出口15.2億美元，增長1.2倍，占同期廣西外貿進出口總值的36.5%，其中進口5.3億美元，出口9.9億美元，分別增長45.6%和1.9倍，貿易順差4.6億美元。東盟是廣西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的順差來源地。
北部灣港灣眾多，是中國西南乃至西北地區最便捷的出海口，其中防城港、欽州、北海等5個港口可停靠萬噸以上船舶。另外，欽州、北海將繼續加快深水泊位建設，年吞吐量都將達到2，000萬噸以上。“十一五”時期，廣西將開發戰略重心定在了北部灣，將建設沿海大型組合港，使北海港吞吐能力達到1，500萬噸。五洲交通是以廣西公路建設和經營為主的上市公司，公司投資11億元建設經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憑祥物流園，預計在2009年全部竣工。隨著廣西提出把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建成國際性區域交通樞紐和物流基地的進程，公司也面臨著很大的發展機遇。這就要求對外要建立連接東盟市場的陸、海、空通道，對內要疏通廣西區內各主要物流通道，溝通西南、華南、中南市場。通過綜合利用現代物流技術，構建東西互動、南北互通、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立體網絡，確保周邊區域的人流、物流大規模進入廣西后，盡快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
3、整合優化具有廣西特色的旅游資源。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推動廣西與東盟共同開發兩地的旅游資源，把旅游產業作大作強。廣西與東盟都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旅游產品互補性很強，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今年上半年，廣西旅游投資超過58.01億元，同比增長15.51%，呈現持續穩步增長趨勢。從上半年旅游投資統計分析顯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泛北部灣等多區域合作和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以及鄰省區無障礙旅游區的建立與推進，使廣西旅游投資環境日趨良好，旅游業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中備受關注的投資熱點。
桂林旅游是廣西唯一一家屬于旅游板塊的上市公司。隨著東盟與廣西的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觀光群體逐步增多，桂林旅游可以運用自身強大的優勢，在原有基礎上，爭取更廣泛的資金投入，尤其要考慮針對東盟國家的游客需求，大力開發新的特色旅游項目，建立“大旅游圈”，加大與東盟旅游業的合作力度，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地提升廣西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旅游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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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關鍵詞】 成渝經濟區 成都發展核心 經濟差異
一、研究背景
區域經濟差異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既能推動經濟的加速發展，又能增大兩極分化、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區域經濟差異一直是區域經濟學關注的熱點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不少學者都展開了對國內各級區域經濟差異的各類研究。但總體而言，對西部較發達的市（區）級地域單元的研究及關注不多，且對其經濟差異的定量分析和空間格局的探討更少。
成渝經濟區于2011年5月獲批通過，它是西部地區綜合實力最強的區域之一，被稱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極，是我國重要的人口、城鎮、產業集聚區，是引領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提升內陸開放水平、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支撐，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中，成都發展核心是成渝經濟區“雙核五帶”空間格局中的兩大核心之一，它主要包括成都市的五城區和龍泉驛、青白江等14個（縣級）市（區、縣），人口眾多，經濟發達。它的發展對充分發揮核心的引領作用、加強成渝經濟區資源整合、優化城市功能、實現錯位發展、打造帶動成渝經濟區發展的引擎和對外開放的門戶城市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以成渝經濟區框架下的成都發展核心作為研究對象，具有重大意義。
二、成都發展核心區經濟差異變化態勢
本文以2000—2010年為研究時段，以人均GDP為測度區域經濟差異的變量指標，采用標準差、變異系數和基尼系數來分析成渝經濟區框架下成都發展核心區域經濟的變化態勢。
1、標準差S
標準差是衡量區域經濟絕對差異的一種常用方法，公式如下：
S=（1）
式（1）中，Yi是各區域的人均GDP，Y是成都核心區人均GDP，n取值為1到19。
2、加權變異系數CV（w）
加權變異系數采用統計學中的標準差和平均值進行計算，反映的是各研究單元人均GDP值相對于平均值的整體離散狀況，其值越大，說明人均GDP值的區域間差異越大。考慮到人口規模的影響，采用人口進行加權，CV（w）是衡量區域經濟相對差異的常用指標。公式如下：
CVw= （2）
式（2）中，X為成都發展核心區的人均GDP，Xi為i區（縣）的人均GDP，Pi為i區（縣）人口，P為成都核心區全區總人口，Pi/P為人口權重。
3、基尼（Gini）系數
基尼系數是聯合國推薦的一種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它的數值越大，表明其差距也越大，它也是常用的區域間經濟差異的判定指標之一。其計算公式為：
G（Y）=（n+1）/n-（2/n）×Uy （3）
式（3）中，Y=（Y1，Y2，…，Yn），Y1
上述3個指標的計算結果見表1。
為了更加直觀地研究成都發展核心區域差異的變化過程，依據表1中的數據繪制圖1和圖2。
圖1、2分別為2000—2010年成都發展核心區人均GDP的標準差（S）和加權變異系數[CV（w）]以及基尼系數的年際動態變化。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標準差S和加權變異系數CV（w）的變動軌跡大體一致，總體呈上升趨勢，期間2004—2007年有一定波動，而后持續上升，S由2000年的5523.8上升到2010年的24505.7，升幅度高達4.4倍，期間2006—2007年有較大幅度的回落，2007年后又持續上升，且增長的速度超過2000—2006年的增長速度；CV（w）呈曲折上升趨勢，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000—2004年的平緩階段，CV（w）值趨于穩定，2004—2007年的劇烈波動階段，經歷了2004—2006年的大幅上升階段和2006—2007年的大幅下降階段，分別上升和下降了37.2%和32.2%，2007—2010年的繼續波動上升階段，增幅為33.8%。同時由圖2可知基尼系數的變化趨勢與S和CV（w）基本趨于一致。可見，成都發展核心區經濟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雖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波動，但總體均呈現擴大趨勢，區域經濟發展和發散現象愈加明顯。
三、成都發展核心區經濟差異現狀分析
1、人均GDP分析
人均GDP是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2010年成都發展核心區各區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2010年成都發展核心區人均GDP均值為44846元，超過該平均值的區縣共有11個，占58%，其中錦江、青羊、金牛等主城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均在7萬元以上，尤其是錦江區，超過了10萬元，遙遙領先于排名第二的青羊區，而彭州、大邑、崇州、邛崍、金堂等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均不足2萬元，區域經濟差異的極差為87077元。可見，成都發展核心區各區縣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差距極大。
2、經濟發展綜合實力分析
為了更好地對成都發展核心區19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綜合實力水平進行差異研究，我們篩選了14個指標來對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成如下：國內生產總值（X1），人均GDP（X2），地區財政收入（X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X4），GDP增長速度（X5）（由于增長速度年度間波動較大，為消除偶然因素的影響，采用2000—2010年的平均增長速度），農業總產值（X6），工業總產值（X7），第三產業產值（X8），最終消費支出（X9），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0），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1），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社會勞動者比重（X12），大專及以上人口數（X13），地區教育經費（X14）。
首先將采集到的266個原始數據錄入計算機，利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根據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驟借助SPSS軟件進行處理，得到3個主成分因子及其貢獻率，并寫出主成分表達式如下：
F1=0.3338X1+0.0809X2+0.3304X3+0.3270X4-0.0403X5+
0.3136X6+0.3304X7+0.3338X8+0.3270X9+0.0877X10-0.1753X11
-0.0641X12+0.3034X13+0.3237X14
F2=-0.0179X1+0.4964X2-0.0419X3+0.0538X4+0.5203X5-
0.1555X6+0.0179X7-0.0718X8-0.1077X9+0.5084X10-0.3828X11
+0.1196X12+0.0359X13-0.1615X14
F3=0.0099X1+0.0891X2+0.0594X3+0.0891X4+0.0495X5-
0.099X6+0.1188X7-0.009X8+0.0693X9-0.1386X10+0.3069X11+
0.9109X12+0.0891X13+0.0198X14
接下來，根據累積貢獻率歸一化原則，計算出3個主因子的權重分別是0.698、0.222和0.080，構造出綜合評價研究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函數模型F=0.698F1+0.222F2+0.080F3。將標準化后的樣本值代入該函數模型，計算出每個地區的經濟水平指數，并根據指數大小進行排序，排名越靠前表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反之為越低。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可以發現，該評價結果與成都發展核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直觀吻合度較好，成都五大主城區均位于前列，且遙遙領先于排名靠后的地區，說明成都發展核心區經濟發展差異確實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與前面我們使用標準差、基尼系數和變異系數等得到的結果是相一致的。按照綜合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我們把成都發展核心區的19個地區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地區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依次是青羊、錦江、武侯、金牛和雙流；第二類地區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依次為成華、龍泉驛、新都和溫江；第三類地區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依次為青白江、郫縣、都江堰、新津和邛崍；第四類地區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依次是彭州、金堂、崇州、大邑和蒲江。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人口加權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和標準差為刻畫指標，描述了2000—2010年成都發展核心區縣域經濟差異的變化，并選取2010年為時間斷面，計量分析了成都發展核心區2010年的綜合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并進行了空間格局分析。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經濟總體特征上，十年間成都發展核心區經濟總量大幅增長，同時區域經濟整體差異在波動中逐漸擴大。第二，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現階段成都發展核心的經濟發展水平兩極分化現象十分嚴重，經濟發展水平處于較低和低的地區對整個成都發展核心區的經濟有較明顯的滯后效應。第三，在空間格局方面，成都發展核心區輻射效應明顯。成都發展核心區的發達區、較發達區主要分布在成都市五大主城區和其周邊地區，表現出以成都主城區為極核的區域空間結構。現發展階段，核心區的極化作用占主導，區域發展兩極分化嚴重，形成中心—結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
區域經濟差異的存在和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了正負雙重影響。在一定程度內，區域經濟差異可以增強各區域發展經濟的主動性和緊迫感，尤其是對欠發達地區而言。但是區域經濟差異的擴大也可能強化各區域的地方意識，助長地方主義，甚至引起社會動蕩。在倡導積極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成都發展核心作為成渝經濟區“雙核五帶”的兩大核心之一，其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對于統籌成渝經濟區協調發展和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有效實施是十分不利的，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在成都發展核心的建設當中，政府應在繼續發展核心區、促使其輻射作用擴大的同時，積極制定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政策，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及特色農業，提升交通、通信、金融、商貿物流等城市綜合服務功能。同時要把成都發展核心著眼到整個成渝經濟區去，統籌區域發展空間布局，依托中心城市和長江黃金水道、主要陸路交通干線，充分發揮引領區域發展的核心作用，實現錯位發展，在努力發揮現有發展軸帶動作用的基礎上，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增長軸線，加快欠發達區的經濟飛躍，改變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現狀，推動成都發展核心區和成渝經濟區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注：基金項目：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編號11SA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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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區域經濟研究熱點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 產業結構 轉型升級 對策建議
當前，我國外對貿易與產業結構調整面臨著重要的機遇，如何才能夠緊緊的抓住新一輪的發展機遇，面臨著迎接新一輪更大的挑戰，這也是未來幾年我國對外經濟發展和生活中的重點和熱點領域的問題。
一、建議進一步開展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步伐
加快推進產業轉移，充分考慮到區位因素、經濟因素、產業因素等諸多環節的嚴重影響，結合我國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借鑒我國沿海地區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和做法，努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帶，帶動其他的地區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發展，承接起更多的產業轉移的任務，實現外貿和外資的多方面的快速健康發展。將工業化后期的實際情況與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有機結合，積極考慮到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的土地的問題、勞動力的問題、成本的問題、水電資源的問題等方面的嚴重緊缺，將產業結構提升到與經濟社會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集中有限的資金和有效的力量，進一步大力發展處于資金技術密集型的新型產業，特別是需要關注新時期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二、建議在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首先進行產業的轉移升級
從工業經濟開始起飛的地區作為產業轉移的承接地，全力推進新形勢下的產業梯度轉移的新的市場化潮流。在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積極的承接來自國際方面的產業轉移，與此同時，需要在區域內部，努力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梯度式的轉移，實現產業結構的雙向優化。進一步加強具有不同典型特點和優點優勢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進行一系列的分類的科學指導，進一步健全完善對外開放的體系和完整布局，積極的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和區域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特別是要注意承接和轉移那些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先進制造業以及現代服務業，努力實現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調整和升級。需要產業結構更加完善，能夠采取更加科學的合理的方式，承接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的地區，需要充分借助和利用已經具有的更加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更加豐富的勞動力和更加廣闊的市場規模，進一步放大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比較優勢。力爭將經濟領域的合作、產業轉移、以及境外資源對外貿易的綜合開發等諸多環節的因素，有機的結合起來。
三、建議充分考慮到我國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進一步擴大
盡力擺脫對于外部經濟的強烈的依賴，特別是對外貿易的片面的保護主義，不斷的增加對外貿易的雙方摩擦，我國的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存在一定風險性和一定的不確定性。例如，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中，伴隨著全球經濟發展水平的衰退，我國的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也相應的受到了一定的較大程度的影響。因此，需要堅持始終從更加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和審視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需要進一步的投入的力度，特別是在人力方面的投入、物力方面的投入，進一步開展全新產品的科技開發、貿易試驗和市場生產等諸多關鍵的環節。采取分步驟實施、有計劃實施的方式和手段，積極的科學的我國的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的戰略。努力將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到高質量加工、多產業鏈條互相延伸、高附加值的發展層面上。
四、建議積極開展更加循序漸進的我國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方式和模式
在新一輪的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浪潮之中，需要更加的緊緊的抓住有利歷史機遇，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能夠有效的為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對外貿易的廣大企業提供更加豐富的對外貿易的機會，以及對外貿易的市場，廣泛的接受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挑戰，更加主動的承接起來自國際和全球產業轉移發展趨勢，進一步促進我國的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健康發展。建議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企業努力破除來自全球和國際上的對外貿易的顯著雙重夾擊，采取產品產異化等行之有效的組織形成，加快構建和形成具有較強品牌競爭優勢的產品和加快實施高質量的名牌發展戰略，不斷的進一步促進企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和升級。在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組織規范方面，進一步維護良好的公平的規范的市場競爭秩序，努力實現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轉型升級。采取政策手段，進一步的加大對于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的研發方面的鼓勵和支持政策，力爭突破對外貿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構和技術領域的瓶頸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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