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差異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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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中圖分類號：G726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培訓需求分析是在規劃每一項培訓活動之前，通過對需要培訓的人員、培訓目標及培訓人員的知識、技能等方面進行系統鑒別。培訓需求分析是確認培訓目標、設計培訓方案的前提，也是進行培訓效果評估的基礎，是保障整個培訓活動針對性和實效性的關鍵。McGhee與Thayer于1961年在其著作《工商業培訓》中提出了OTP培訓需求分析模型，是目前企業培訓需求分析的常用模型。Latham進一步指出，當基于組織未來目標來識別培訓需求時，縮小員工技術水平差異已經成為組織的責任，于是他在OTP框架中增加了一個新的成分：人口統計分析，特別關注不同年齡、不同管理級別、不同性別以及不同種族員工群體之間在培訓需求上的差異。
行業繼續教育的培訓需求分析是以企業培訓需求分析模型（OTP模型）為基礎的。但是，進行氣象行業繼續教育培訓需求分析時發現，行業特點使經典的培訓需求分析模型不能滿足行業培訓需求分析的要求。因此，研究者在經典培訓需求分析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區域差異分析模塊，能更好地囊括培訓需求，而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二、區域差異分析的必要性
區域差異分析是基于組織培訓需求、崗位培訓需求和個人培訓需求分析，以及人口統計分析等結果，對培訓對象所在單位和上級單位及其所處的社會經濟背景、業務類型及其發展程度以及培訓對象崗位能力素質水平等方面的了解，獲得更有效的培訓需求信息。區域差異分析在培訓需求分析中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行業的業務及其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分布差異
許多行業在全國各個角度的業務及其水平都不是一致的，如氣象、地震、測繪等這些專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大多數行業業務類型及其業務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因此，行業培訓需求具有區域差異性。我國不同地區的天氣和氣候特征不同，我國氣象業務類型及其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分布差異。例如我國華南區域夏季經常遭受臺風等天氣現象的影響，西北、東北區域就很少受臺風影響，東北區域的預報員參加預報業務培訓時，對臺風預報的興趣和需求明顯很低，西北地區的預報員對干旱預報的培訓需求明顯較高。經過試點培訓和多輪需求調查后，全國氣象部門地市級預報員輪訓采用了分華北、東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南和西北七個區域選調預報員參訓的方式，針對不同地區氣象預報業盞牟鉅焐杓屏瞬煌的課程內容，培訓效果調查結果顯示，分區培訓受到了學員和教師的歡迎，顯著提高了培訓的滿意度和針對性。
（二）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對培訓需求的影響呈現空間分布的差異性
基于湖北77個區縣的數據，中南民族大學柳勁松教授研究發現，不同圈層區縣經濟聯系緊密程度與培訓需求表現出很顯著的差異性，城市圈內與中心城市經濟聯系緊密度越大的區縣，培訓需求更旺盛，即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的差異，會對培訓需求產生顯著影響，往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培訓需求更為旺盛而多樣化。在全國氣象部門縣局長綜合素質輪訓中發現，在富裕的東部地區的學員對浙江德清縣氣象為農服務模式的案例課就比較認同，認為對本地區工作有參考價值，然而經濟發展水平稍低的西部和中部地區的縣局長則認為，德清模式的成功得益于經費充足，德清模式很難在貧困的中西部地區獲得推廣和借鑒，并提議選取案例應考慮縣局在業務和經濟狀況的區域差異，擴大案例覆蓋范圍，不論成敗、動靜態的案例均可用，案例選擇要考慮來自不同地區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三）干部教育培訓要發揮推進地區協調發展的作用決定了區域差異分析的必要性
中央一貫強調培訓推進不同地區的交流互助合作、共同協調發展的作用。《2006-2010年全國干部x教育培訓規劃》中提出，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支持力度，推進不同地區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協調發展。”氣象行業十分重視教育培訓在推進地區協調發展和縮小區域差距的作用，在氣象培訓項目頂層設計和需求分析中，注重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學員的互動。全國氣象部門縣局長綜合素質輪訓的培訓后效果評估結果顯示，縣局長在參訓后，增進了縣局互動訪問，如江蘇省丹陽市氣象局、內蒙古四王子旗氣象局專程帶隊到保定市氣象局、涿州市氣象局、滿城縣氣象局考察學習；培訓進一步促進了援疆工作中結成對子的共建單位的溝通，推動欠發達地區事業發展。
三、OTP培訓需求分析模型的應用與擴展
結合行業繼續教育特點，以OTP框架為基礎，加上Latham提出的人口統計分析，尤其是區域差異分析，建立了拓展的培訓需求分析模型（見圖1）。組織分析主要是從黨與國家、部門的實際需求出發，判斷組織環境變化、組織目標、組織資源對培訓的要求和限制。任務分析主要是從培訓對象的崗位職責，界定理想狀況下工作任務的要求，明確各個崗位所包括的工作任務及執行標準和特定崗位工作人員所需要的技能，這是崗位培訓的目標和重要的衡量標準，要立足崗位當前的突出問題和難題以及未來的發展形勢和任務。人員分析是從員工的實施狀況出發，分析員工知識、技能、態度等方面的現有狀況與理想狀況之間的差距，以及員工自我實現的需求。人口統計分析的內容主要在于培訓對象群體的人口特征，如年齡、性別和民族等因素所帶來的不同培訓需求。區域差異分析主要在于培訓對象所在區域的社會經濟狀況、社會文化背景與氣象業務類型及其發展水平等方面所決定的培訓需求。通過五個方面評價結果的比較和綜合，得到培訓目標和內容。
四、展望與建議
（一）擴展的培訓需求分析模型的應用前景
擴展的培訓需求分析模型，可以運用于管理干部培訓，也可以運用于業務技術培訓；模型適用于如安全、海關、國稅、外匯、糧食、煤礦安全監察、地震、氣象、測繪、出入境檢查檢驗、煙草、郵政、物資儲備、海事、銀行、證監、保監、銀監、電監等中央垂直管理部門，也適用于如工商、地稅、土地管理、質量技術監督、食品藥品監督等省垂直管理部門，新模型對這些行業培訓的創新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下一步完善模型的建議
進一步完善培訓需求分析框架，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培訓需求，是提高培訓針對性的基礎。培訓項目的相關者除了設計者、培訓對象、培訓對象所在本級和上級組織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群體――培訓師。本研究關注了培訓對象、及其所在上級和本級組織單位的需求，培訓師對揭示培訓需求的補充作用未納入模型。就氣象行業培訓而言，培訓對象絕大部分來自行業職工，培訓師經多年教學掌握了培訓群體信息，如何規范地納入培訓需求分析模型，形成反饋機制，為培訓項目設計所用，是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模型從而構建全要素培訓需求分析模型的切入點。
座談、訪談、問卷調查等多種方式綜合獲取培訓需求分析是培訓設計通常的手段，大多數在培訓項目設計之初進行。在培訓對象群體相對穩定，具備輪訓條件時，為了系統、完整地揭示培訓需求，在培訓組織實施過程中，進行培訓中、培訓后的培訓需求調查，動態關注培訓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和范圍，跟蹤培訓需求的變化，以構建全過程培訓需求分析模型。
參考文獻
[1]Moore&Dutton.Training Needs Analysis： Review and Critiqu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uly 1978.
[2]Taylor，P.，O’Driscoll，M.P.，and Binning J.E.A new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raining needs analysi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1998（2）.
第2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比重是指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用于物流的費用總支出與GDP的比率。這一比例的大小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物流效率高低的重要標準。
從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關于組織實施<社會物流統計制度及核算表式(試行)>的通知》([2004]2409號)中可以看到關于社會物流成本的指標和計算方法。計算公式為：
社會物流總費用=運輸費用+保管費用+管理費用
運輸費用=鐵路運費+公路運費+水上運費+航空運費+管道運費+裝卸搬運及其他運費
國際上普遍以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物流發展水平，比重越低，說明其物流效率越高。據2005年《物流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從1991年至2004年來，我國物流成本與GDP比重下降了2.7個百分點，相當于降低成本2400億元。根據2004年的核算，中國物流成本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就可以新增1300億元左右的社會經濟效益。如果我國物流成本與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即降低約10個百分點，則可新增效益13000億元，這一數字相當于2004年GDP的新增水平。
2006年，全國社會物流總費用38414億元，按現價計算同比增長13.5%，增速比2005年上升0.6個百分點；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8.3%，比2005年下降0.2個百分點。
二、我國物流成本的區域差異化衡量
1.區域基本劃分。中國的經濟區域從大的方面分，一般可劃分為三大經濟區域板塊，即東部、中部、西部。東部地區包括12個省、市、自治區，中部地區包括9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區包括10個省、市、自治區。東部又可進一步分為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其他。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差別比較大，東部創造出比中部和西部總和還多的GDP。從產業結構來看，僅有東部地區第三產業平均比重達到40%以上。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各地對物流業務的需求量會逐漸加大，要求也越來越高。
2.區域物流發展的作用比較。在東部地區，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個地區的物流發展起了帶動作用。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近年來，其物流發展處于中國現代物流發展的最前列。珠三角經濟的高速增長為物流產業提供了需求的基礎，珠三角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為發展現代物流提供了必要條件和有利保障。京津冀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和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工業密集區，是重工業與新興產業基地，高速增長的區域經濟創造了巨大的物流需求。
在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之間，中部地區起著橋梁、紐帶和支援腹地的服務作用。中部地區的崛起和城市化進程，也對物流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現代農業物流、高效散裝貨物流、制造業物流、城市消費物流的需求有較大的空間。
西部大開發也給物流產業以巨大的發展空間，但西部經濟和物流發展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有較大差距。
3.區域物流發展的水平比較。制造業物流是我國物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中國物流信息中心統計，2006年，我國工業品物流總額同比增長25.1%，占全國社會物流總額的比重高達86.7%。這個調查將成為我們對區域物流發展水平比較指標體系設計的一個依據。
我們要構造的第一個指標是：GDP/貨運量，顯然這個指標數值越大，說明物流效率越高，物流成本越低，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可得到如下結果：
從第一個指標中可以看出，物流效率的高低排序是：珠三角、長三角、東部其他地區、京津冀、中部和西部區域。
我們要構造的第二個指標是：第二產業GDP/貨運量，顯然這個指標數值越大，說明物流效率越高，物流成本越低，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可得到如下結果：
從第二個指標中可以看出，物流效率的高低排序是：珠三角、長三角、東部其他地區、京津冀、中部和西部區域。
我們要構造的第三個指標是：貨物周轉量/GDP，顯然這個指標在通常意義下數值越小，說明物流效率越高，物流成本越低，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可得到如下結果：
這個結果直接排序將偏離現實，這個指標在說明物流效率時，也許應該有一個分界值，經濟發展水平在達到某一個水平時，該數值越小越好；而當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時，該指標數值低，反而說明物流水平低、市場水平低。
我們要構造的第四個指標是：運輸線路里程/GDP。顯然這個指標數值越小，說明物流效率越高，鐵路和公路的利用效率高，物流成本就低。
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可得到如下結果：
第四個指標反映了東部地區的鐵路和公路的充分利用率很高，而中西部的交通路線利用率則比東部地區低很多。而東部沿海地區又有水路可以利用，港口已經成為東部地區發展現代物流最重要的工具。
三、物流成本區域化差異的原因與發展對策
(一)原因
1.經濟發展的差異。區域經濟的發展將最終決定區域物流產業的發展程度，也是區域物流發展的源動力。很明顯，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有很大差別。靠近東部沿海的地區，由于其地理優勢和發達的經濟，物流行業發展的程度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物流半徑過大，運行成本高，同時又存在缺乏規模和成本優勢的問題。
2.流通業的差距。流通業在物流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我國各地區流通業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差別從而對各地的物流發展產生影響。從交易市場來看，東、中、西部發展不均衡現象很明顯，東部地區商品交易成交額占全國的79.2%，而中部和西部分別僅占13.1%和7.1%。
3.基礎設施的差距。交通基礎設施的好壞，直接影響著產品在路上的流通時間長短，從而影響著物流成本。據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調查，在高速公路方面，西南地區每公里造價一般在8千萬元左右，而東部地區僅為3千萬元至4千萬元，因此西南地區的道路收費一直高居不下。公路收費極大地提高了中西部地區的全社會物流成本，而中部地區產品結構以農產品、原材料、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物流成本對利潤侵蝕嚴重。
(二)對策
1.發展區域物流。大力發展區域物流，能對本地區經濟繁榮發展起到極大的支撐作用。東部應充分發揮空地、海運優勢，以及先進的物流業管理理念與技術裝備；西部地區應發揮口岸優勢，大力發展對外貿易。西部與多個國家相接，正處于整個歐亞大陸中心，是連接海岸與內陸地區的橋梁。中部地區要加強長江航運以及公路、鐵路的建設。
2.發展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指生產經營企業為了集中精力搞好主業，把原來屬于自己處理的物流活動，以合同的方式委托給專業物流服務企業，同時通過信息系統與物流企業保持密切聯系，以達到對物流全程的管理和控制的一種物流運作與管理方式。第四方物流有能力提供一整套完善的供應鏈解決方案，能有效適應需求多樣化和復雜化的需求，集中所有資源完善解決問題，從而縮小各地區間的差別，使整個物流市場趨于完善化。
3.借助資本市場推動物流業的發展。現代物流巨大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發展前景，也吸引著上市公司的積極介入。迄今為止上市公司涉足物流行業超過了50家，主要集中在以公路、水運、港口、空運等主營業務為主的企業中。它們利用資金、技術、管理、設備等優勢，積極拓展現代物流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第3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關鍵詞：海洋經濟；現狀特征；區域差異；美國
中圖分類號：F55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美國是世界上海洋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經濟大國之一[1]。1974年，在為美國商務部確定海洋對國民生產總值（GNP）的貢獻中，負責國民收入和產品賬戶管理的經濟分析局，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在生產過程中利用海洋資源”和“某些源于海洋的特性生產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活動”。利用1972年的經濟和人口普查數據對海洋總產值進行了估算，發表了《涉海活動的總產值》的研究報告。其建立了海洋和經濟的關系，為海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000年，美國啟動了國家海洋經濟計劃NOEP（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根據該計劃，海洋經濟是指來自海洋（或五大湖）及其資源為某種經濟直接或間接地提品和（或）服務[2-3]。
網絡文獻搜索顯示，對美國的海洋經濟進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Kildow和Colgan S[4]評估了加利福尼亞州海洋經濟的6個海洋產業在1990年～2000年間的經濟影響；Mark S.Henry[5]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南卡羅萊納州8個沿海縣的經濟活動增長情況進行評估，同時對經濟和人口的趨海性進行了研究；NOEP研究了佛羅里達的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經濟構成[6]；由于缺少對美國全國海洋經濟的學術研究內容，從而使本文在研究美國海洋經濟時缺少佐證材料。為此，本文把滯后發表的有關內容作為了解美國海洋經濟的概況，其中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NOAA）在2009年的《美國國家海洋和海岸帶經濟報告2009》[7]，報道了2004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總產值和海洋產業構成以及有關海洋產業的情況，2014年的《美國國家海洋和海岸帶經濟報告2014》[8]中，報道了2010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總產值和海洋產業構成及有關海洋產業情況；2015年，由Booz Allen Hamilton完成NOAA有關美國海洋與五大湖經濟的報告[9]，主要是涉及2012年美國海洋經濟的總體狀況。這些美國海洋經濟的報告，提出的時間比報告期均滯后3-5年，通過它們可以了解美國海洋經濟的發展一般概況。
國內學者對美國海洋經濟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美國海洋經濟報告的基礎上進行，如宋炳林研究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經驗[10]；董偉分析了美國海洋經濟相關理論與方法[11]；韓立民分析了金融危機后美國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趨勢[12]；趙銳在美國海洋經濟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過程[13]。
本文通過美國2014年由官方的最新海洋經濟數據庫中的有關海洋GDP（2005-2012）與海洋產業增加值等的數據進行分析。并在分析時應用變差系數、基尼系數、錫爾系數等方法，定量分析了美國海洋經濟的現狀特征與區域海洋經濟的差異特征。并根據經濟區劃的原理，將美國8個海洋地區，劃分為三大海洋經濟區并對美國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特征進行了重點分析。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取自2014年由美國官方的最新海洋經濟數據庫（NOEP）數據庫中的ENOW（Economics National Ocean Watch）數據（2005～20l2）[14]，該數據庫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啟動的全國海洋經濟計劃（NOEP）提供，從2000年起，NOAA的沿海服務中心又依托“數字海岸”項目成立了“國家海洋經濟監測”系統（ENOW），逐步建立起了官方的全國海洋經濟統計體系。近年來，美國海洋經濟統計體系不斷完善，該數據庫主要包括6個依托于海洋和五大湖的海洋產業，主要包括海洋生物資源業、海洋建筑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礦業、船舶和舟艇建造及修理業、海洋旅游和休閑業。
1.2 研究方法
隨著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研究區域差異的統計方法也越來越多，目前常用于測度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的統計方法主要有洛倫茲曲線和集中化指數（基尼系數）[15]、變差系數[16]、錫爾系數[17]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2）洛倫茲曲線和集中化指數（基尼系數）用于刻畫空間差異狀況，并可進行空間差異的對比，是研究離散區域分布的方法之一。根據各地海洋產業的分布繪制反映各海洋產業偏離對角線遠近的洛倫茲曲線圖，并計算其集中化指數：
式中，I為集中化指數，A為實際數據的累計百分比總和，M為集中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R為均勻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集中化指數取值范圍為0-1（集中化指數I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I1，產業集聚，I0，產業分布趨于均勻）。
（3）a爾（Theil）系數。錫爾系數的意義在于把整體差異劃分為組內和組間差異的特性，以此來比較不同分類地區對區域總差異的貢獻和影響。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區域（部門）個數，yi為i地區（部門）經濟總值占全區（各部門總計）的份額，pi為i地區（部門）占全區（各部門總計）的份額。錫爾系數越大，就表示海洋經濟的地區差異越大，反之，錫爾系數越小，就表示海洋經濟地區差異趨向于均衡。
2 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特征
2.1 海洋經濟持續增長
美國海洋經濟增加值在近40年中持續增長。1972年為306億美元，1987年即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達到1090億美元；2012年增長到3068.98億美元。海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85%，歷年海洋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8%～2.0%之間變動（表1）。
2.2 海洋產業構成
（1）海洋產業部門構成
海洋產業部門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6個海洋產業部門中，2012年排在前三位的產業依次是旅游與休閑、運輸、礦產（主要為油氣業）。2004年旅游業比重從50%下降為2012年的30%，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礦產（主要是油氣業）在2012年占40.1%，比2004年的14.2%，增長了約26個百分點（表2）。
（2）海洋三次產業部門構成
2012年，美國海洋經濟三次產業構成為2.1∶47.2∶50.7。到2014年，第三產業大幅增加，比重達到70.3%，短短兩年間就提高了約20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均出現明顯下降，美國海洋產業出現第三產業化趨勢（表3）。
2.3 海洋經濟差異特征
根據公式（1）、（2）、（3）計算美國海洋經濟的區域差異可得表4。美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變差系數年際之間的變化，由2005年的0.8431，逐漸下降到2008年的0.8164，到2012年又上升到0.9109，其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12]。從美國海洋產業分布的集聚狀況來看，海洋產業集中化指數多數在0.40～0.60，但海洋礦業集中化指數達0.9以上，高度集聚；海洋旅游集中化指數僅0.3左右。從繪制的海洋產業洛倫茲曲線圖中可以看出各海洋產業集聚的程度（圖1）。從錫爾系數來看，美國洋經濟的地區總差異在0.4～0.5之間，沿海區域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3 美國區域海洋經濟特征
3.1 經濟區劃分的依據
美國現代地理學家愛得華?塔弗（Edward J. Taaffe）所強調的空間組織（spatial organization），已經為觀察社會不同層次的地理區劃分問題提供了有用觀點。地理區劃（或類型區劃）是以內在的一致性作為劃分基礎[18]。地理區劃是地理學對區域分異規律理論認識的反映，在考慮海洋經濟類型（區）劃分時，要考慮地理區劃中“類型區劃與區域區劃的區別”。地理區劃分為類型區劃和區域區劃，類型區劃和區域區劃的結果都體現為地理空間單元系統，通過地理空間信息單元理論則可以將類型單元和區劃單元聯系起來。關于區域區劃每一單位在地域上是相鄰的，具有空間不可重復性。類型區劃的每一單位允許相互隔離，空間上可以重復。海洋區域同陸域同樣為空間單元，同樣可劃分出區域海洋經濟類型。為此在劃分美國海洋經濟類型區時，需要考慮上述思想[19]。
3.2 海洋經濟區的劃分
根據杜德斌主編的《世界經濟地理》著作中，將美國全國劃分為西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和南部經濟區三大經濟區[20]。根據海洋經濟區的分區理論，把美國沿海8個海洋經濟地區歸并到三大經濟區中，形成美國東、南、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圖2）。在西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西部沿海地區、東北太平洋、太平洋3個地區；東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五大湖、東北太平洋、大西洋中部3個地區；南部海洋經濟區中，包括大西洋東南地區、墨西哥灣2個地區。美國的海洋經濟區在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區海洋經濟區的性質。
3.3 美國各海洋經濟區之間差異分析
美國三大海洋經濟區區際之間海洋經濟產值和海洋產業存在一定差異，南部海洋經濟區的海洋經濟總值達1500億美元，占全國海洋經濟總值49.2%。而西部和東部經濟區的海洋經濟總值各占25%左右。南部海洋經濟區的產值為北部和西部2個經濟區之和（表5）。
在美國海洋經濟區中，有7個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共計超過2300億美元，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75.0%。其中南部海洋經濟區中的德克薩斯、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3州，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高達45.8%，西部海洋經濟區內的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和阿拉斯加州3個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22.2%，東部海洋經濟區內紐約州的海洋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海洋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7.0%。
4 Y論與討論
美國是世界經濟大國，盡管按海洋GDP計算，美國從2011年起已成為低于中國的海洋經濟體，海洋經濟增加值占美GDP不到2%，但其海洋GDP仍居世界前位。尤其美國西部廣闊太平洋的專屬經濟區，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有待進一步開發。近40年中，美國海洋經濟持續增長，2012年達到3068.9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85%。其中，旅游與休閑、運輸、礦產三大產業部門占主要部分。2014年，美國海洋經濟第三產業化，服務業占比達到70.3%。
根據海洋經濟區的分區，將美國沿海經濟區劃分為東、南、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其中南部海洋經濟區占全國海洋GDP比重最大，達49.2%。東部經濟區對經濟區內部差距的貢獻率則次于西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包括五大湖地區、東北地區和大西洋中部地區。
我國已成為世界頭號海洋經濟體，但海洋產業的實力與美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發展海洋經濟的經驗提示我們，應當充分重視海洋服務業，包括海洋旅游、海洋運輸等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耀光，劉|，王圣云，等. 中國和美國海洋經濟和海洋產業結構特征對比一一基于海洋GDP中國超過美國的實證分析[J]. 地理科學，2016，36（11）：1615-1621.
[2] NathanAssociates. Gross Product Originating from 0cean-Related tivitie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R]. Washington D C，1974.
[3] Charles S. Colgan. Measurement of the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y： Theory and Methods[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 2003.http：//.
[4] Kildow J T， Colgan C S. The California Ocean Economy 1990-2000[R].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Sacramento，C A.，2004.
[5] Henry Mark S， Barkley David L.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astal to the South Carolina Economy： Agriculture[R]. Clemson Univers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boratory， Clemson，SC.2002.
[6] NOEP.Florida’s oceans and coasts： An economic and cluster analysis[EB/OL]. Florida oceans Alliance. http//Ocean ，2013.
[7] Judith T Kildow， Charles S Colgan， Jason Scorse. State of the U. S.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es 2009[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2010.
[8] Judith T Kildow， Charles S Colgan， Jason Scorse. State of the U. S.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es 2014[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2014.
[9] Booz Allen Hamilton. NOAA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eat Lakes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R]. ENOW Final Economic Report.2012. http：///Market/ocean/aboutDataPop.aspx
[10] 宋炳林. 美海洋經濟發展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J]. 港口經濟，2012（1）：50-52.
[11] 董偉. 美國海洋經濟相關理論和方法[J]. 海洋信息，2005（4）：11-13.
[12] 韓立民，李大海. 美國海洋經濟概況及發展趨勢一分析金融危機對美國海洋經濟的影響[J]. 經濟研究參考，2013（51）：59-64
[13] 趟銳. 美國海洋經濟研究[J]. 海洋經濟， 2014（2）：53-62
[14] NOAA.ENOW_Sectors_Multi_Region_States_2005_2012_.csv / XLS[EB/OL]. http：///Market/ocean/aboutDataPop.aspx
[15] 梁進社，孔健. 基尼系數和變差系數對區域不平衡性度量的差異[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34（3）：409-413.
[16] 陳紅霞，李國平. 中國生產業集聚的空間特征及經濟影[J]. 經濟地理，2016，36（8）：113-119.
[17] 張紅霞，王學真. 山東省地區經濟差距的地帶與產業來源分解[J]. 地理科學，2014，34（8）：955-962.
[18] Susan Hanson. Ten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M].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1997.
第4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關鍵詞】 通用航空產業 區域差異原因 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市場經濟體制運行近三十年來，各地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東西部地區產業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中西部地區的通用航空產業在一系列利好消息和政策鼓舞下，獲得了快速發展，但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差距還很大。2012年7月國務院《“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構建通用航空產業體系。作為戰略新興產業，通用航空業引起包括遼寧、天津、上海、福州、陜西、山東、江西、湖南等省市在內的地方政府的高度關注，紛紛設立航空工業園區，進行新一輪的招商引資競賽，期望這些航空工業園區成為本地新的經濟增長極。通用航空產業包括現代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業，是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橫跨航空制造業和航空運輸業的一個產業，其均衡發展對推進我國航空工業和航空運輸業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我國各地的資源狀況、技術水平與社會經濟指標差異巨大，可能使得區域間通用航空產業發展不平衡。所以，評估各地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水平，分析差距因素，對推進我國通用航空產業的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圍繞通用航空產業發展的研究不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從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模式（劉功仕，2010;高啟明，2013）、發展策略（許天牧，2005;陳蓓蓓，2012）、競爭力（朱煜明，2012;楊瑾，2013）、產業鏈（陳蓓蓓，2012）的角度來探討，缺乏從區域差異的角度探討通用航空產業的文獻。從研究方法上來看，主要以定性描述和比較的方法為主，運用定量方法研究的不多。就主成分方法而言，已有研究將其用于航空公司的競爭力分析（謝曉敏，2011）和航空裝備業的績效分析（劉春英，2013），未見到用主成分方法分析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水平差異的文獻。所以，運用主成分方法分析我國通用航空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狀況及原因，是對該領域研究的一個補充。以鉆石模型理論為指導，運用主成分方法對一個產業發展水平進行評價是產業研究中比較常見的一種做法，如儲昭P（2012），杜軍（2014）等。
二、中國通用航空產業差異的現狀描述
1、指標體系的建立
指標體系（見表1）由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構成，一級指標反映鉆石模型的五個方面（不含機遇因素）：通用航空產業的生產要素水映在人力資源狀況、資本狀況、生產設施設備狀況上。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國民經濟中第三產業比重反映通用航空產業的市場需求條件。影響通用航空產業發展的相關與支持產業包括其上下游產業，覆蓋了通用航空器研發制造、航空機載電子設備產品及零部件的制造、提供通用航空飛行服務的運營、航空器的維修、飛行保障、機場服務、飛行培訓等生產與服務環節。由于我國的通用航空器的生產銷售由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一家國有公司高度壟斷，企業的戰略、結構與同業競爭用企業國有化比率可以衡量。機遇因素不容易量化，在此不考慮進入指標體系。政府對產業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關鍵要素”的引導和促進上，給產業內企業創造有利的經營環境，用私有經濟活動程度和外貿依存度來反映政府努力的程度。
二級指標為具體指標。選取通用航空作業時間（小時）、機場個數作為衡量各地通用航空下游產業的發展規模的指標;選取民航業增加值（萬元）和民航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萬元）作為通用航空產業上游產業的指標;選取居民消費水平（元）、城鎮人口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作為反映通用航空產業市場需求的指標;選取科技人員數量、資本形成總額、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人）、就業人口人均GDP（萬元/人）作為反映通用航空產業生產要素的指標，其中就業人口人均GDP代表勞動生產率，科技人員數量和在校生數代表熟練勞動力，資本形成總額代表資本要素;選取私有企業數量占比（%）、市場化指數、外商投資企業法人占比（%）、私人企業法人占比（%）、外貿依存度（%）這四個指標代表政府的作用。
2、數據來源及說明
考慮二級指標數據的完整，本文只選取了17個樣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陜西、甘肅。城鎮人口比重、居民消費水平、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科技人員數量、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人）、地方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資本形成總額、就業人口人均GDP（萬元/人）來源于國研網數據庫。其中就業人口人均GDP、城鎮人口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地方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由計算得到。民航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民航業增加值、通航企業非國有比率來源于《中國民航工業統計年鑒》，其中通航企業非國有比率由計算得到。機場個數、各地通航作業時間來源于中國交通年鑒，市場化指數來源于《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
3、通用航空產業區域差異的描述
計算各指標的變異系數，得到表2。
由表2可見，我國通用航空產業發展在幾個二級指標上區域差異較大。反映相關與支持產業的幾個指標如通用航空作業時間、民航工業增加值、民航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均大于1，反映市場結構的指標通航企業國有比率為1.07，反映政府作用的幾個指標如外商投資企業法人占比、外貿依存度也大于1。變異系數最大的是通用航空作業時間，反映出通用航空產業規模，排名最靠前的四川占全部樣本總量的52.41%，約為排名最后的吉林的447倍;其次是民航工業增加值，排名第一的陜西為排名最后的甘肅的135倍。
三、中國通用航空產業差異的實證分析
1、主成分分析的適宜性判斷
首先判斷原始變量是否適合作主成分分析，對原始變量作巴特萊球形檢驗，得到卡方值為583.48，P值接近于0，拒絕了原假設，認為原始變量適合作主成分分析。
2、主成分提取
對17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發現前四個主成份的特征值均大于1，可以提取4個主成分，這4個主成分所包含的信息占全部信息的80%以上，代表了絕大部分的指標信息，運算結果見表3。
3、主成分命名
由主成分運算得到因子載荷矩陣見表4。從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Comp1在居民消費水平、城鎮人口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私人企業法人占比、市場化指數、外商投資企業法人數占比、外貿依存度上的載荷值很大，這些指標屬于產業需求條件和政府的作用兩個一級指標范疇，可視為反映地區通用航空產業內外部需求條件和營商環境的主成分。其中營商環境的好壞反映了政府在產業成長過程的作用大小。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力度越小，市場化程度越高，外商投資企業法人占比和私人企業法人占比越高，這三個指標體現了企業經營的外在環境。城鎮人口比重越高，居民消費水平越高，則對通航服務的市場需求越大。外貿依存度則反映經濟的開放程度，外貿依存度越高，地區經濟的國際化程度越高，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活動愈少，地方企業經營的環境越好。第二主成分Comp2在科技人員數量、資本形成總額、地方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就業人口人均GDP上有較大的載荷值，這些指標屬于生產要素條件的范疇，可視為反映通用航空產業要素稟賦的主成分。其中科技人員數量和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反映熟練勞動力的多少，資本形成總額反映資本豐裕程度，地方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反映基礎設施條件好壞，因為地方財政支出主要投向公共產品，就業人口人均GDP反映全員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第三主成分（Comp3）在通用航空作業時間、民航工業增加值、民航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機場個數上有較大的載荷值，這些指標屬于相關與支持產業的范疇，可視為反映通航上下游產業狀況的主成分。其中通用航空作業時間越長，機場越多，則通航產業下游的運營規模越大;民航工業增加值、民航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越多，則通航產業上游越發達，對通航運營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第三主成分也可視為反映通航產業規模的主成分。第四主成分僅在通航企業國有比率上有非常高的載荷值，這一指標屬于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范疇。由于當前通航產業從生產到運營由國企壟斷，國有化比率可以較好地反映企業競爭狀況與市場結構。
4、樣本主成分得分及綜合得分
對各樣本的主成分計算綜合得分及排名得到表5，對各樣本的單個主成分計算得分得到表6，兩張表合并分析。
由各地區主成分綜合得分及排名，發現排名比較靠前的有：上海、江蘇、廣東、山東、天津、北京等地區;排名比較靠后的有：甘肅、山西、黑龍江、陜西、吉林、湖北等地區。
從內外部因素來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收入水平高，基礎設施完備，資源稟賦充裕，市場化程度和國際化程度較高，對于通用航空產業的資源投入和需求總量也會相對比較多，產業鏈比較完備，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能調節經濟和產業走向的能力比較強，綜合因素使得這些地方的通用航空產業發展迅速。中西部地區在這些方面不如東部沿海地區，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水平不高。
從第一、二主成分來看，綜合得分排名后6位的地區普遍得分較高，而排名前6位的地區得分普遍較低，從第三、四主成分來看，綜合得分排名后6位的地區和排名前6位的地區得分有高有低。第一、二主成分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58.5%，對綜合得分有顯著影響，說明內外部需求和經營環境、要素稟賦是決定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再看個別情形。綜合排名第一的上海的第一主成分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但第二主成分卻低于北京、山東、江蘇等省份，甚至低于綜合排名比較靠后的陜西省，在第三主成分上得分靠前，在第四主成分上得分中等。這說明上海通用航空產業的需求條件和經營環境、產業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省份，但在要素稟賦上低于其他省份。綜合排名第三的廣東在四個主成分上的得分都比較靠前，位于前6之內，說明廣東在通航產業的內外部需求條件與經營環境、要素稟賦、相關支持產業、企業競爭方面都擁有比較良好的基礎和條件，并且四個方面的優勢條件比較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在內外部需求和經營環境上得分倒數第三的陜西，要素稟賦上排位第13，產業規模排在第2位，這說明即使一個地方的產業生產需求條件較差，只要政策措施得力，一樣可以使產業發展形勢良好。
四、縮小通用航空產業區域差異的對策建議
以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我國各地區的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國內的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水平存在區域性差異，區域差異的原因來源于各省市在市場需求、要素稟賦、相關與支持產業、企業結構與競爭、政府作用方面的差距。為縮小差距、協調發展，中西部地區通用航空產業可重點采取如下對策。
1、增加生產要素供給
為改善熟練勞動力匱乏的狀況，可以創辦各類航空類職業院校，開展通用航空類專業教育，培養產業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甚至研發人員，也可以人才引進，提供各種便利的生活條件，競爭性薪酬，解決專業技術人才入職后的各種后顧之憂，重點吸引航空制造和運營類的高端技術與管理人才。
中西部地區普遍存在資本不足的問題，融資瓶頸的存在，加劇了產業發展的困難。目前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門檻都比較高，間接融資往往時間不滿足產業資本的需求，最好的辦法是利用直接投資，即通過通航產業類的招商引資，利用特定區位優勢，吸引境外資本，搭建產業鏈條，形成產業集聚。
中西部地區要想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技術引進是最便捷的途徑。在當前航空工業國際化分工和產業轉移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要獲得良性發展，必須融入世界航空工業產業鏈條，利用世界航空產品制造巨頭外包的機會，在產業鏈高端環節尋求代工，進行國際生產合作，依靠代工培養技術管理人才，獲得技術開發經驗，最終從模仿走向技術創新，從航空工業價值鏈條的末端向高端攀升，提高核心競爭力。技術層面上的差距縮小最終會消彌產業規模與水平上的差距。
2、完善相關與支持產業
中西部地區通用航空產業鏈條不完整，存在斷鏈和孤鏈，必須在相關與支持產業方面下功夫，形成產業鏈集聚效應。目前國內通用航空器發動機的制造能力與維修能力都很薄弱，航空發動機需從國外進口，維修也大多只能由境外廠商負責，比如GE公司、羅羅公司和普惠公司這三大航空發動機生產巨頭。中西部地區的通用航空制造與維修企業如果能集中資源與能力采取研發創新或引進技術與外資的辦法打通某些斷鏈，形成關鍵生產與維修能力，彌補本地乃至國內的技術空白，將極大地促進本地產業繁榮。
作為通用航空制造業的相關與支持產業的通航運營業中，傳統的公益類飛行是當前國內通航運營企業的主要收入來源，運動娛樂類、公務類、旅游類、商務類的飛行占比很少。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這部分通航活動將會是未來最有發展前景的服務領域。中西部地區的普遍消費水平和人均GDP比較低，但是包括運動娛樂類、公務類、旅游類的飛行需要特定的自然資源條件，而這些自然資源依附于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存在，無可替代，中西部可以利用本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將國內外的飛行需求吸引過來。因此，可以考慮圍繞這類通航飛行運營設施的投資建設，引進經營這類飛行項目的企業，開發這類高端飛行市場。
3、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
中西部地區如甘肅、山西、黑龍江、陜西、吉林、湖北等地綜合排名總體靠后，這些地區在收入水平、基礎設施、資源稟賦、相關支持產業、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方面和東部沿海地區存在差距是事實，但是政府完全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例如改善基礎設施、增加通用航空機場和起降點;規范市場經濟行為，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效率，努力提高政策透明度，尊重國際慣例和商業法則，降低內外資企業經營的法律制度成本;撤除行業壁壘，打破國有企業對通航產業的壟斷，建立一個有利于私有企業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此外，還可以使用導向性的產業政策，鼓勵通用航空產業向基礎條件比較好的航空工業園集聚，形成內外部規模效應。
（注：本文系珠海市金灣區社科聯課題《珠海通用航空產業鏈研究》（項目編號：20130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劉功仕：美國通用航空模式不是中國通用航空的未來[J].中國民用航空，2010（12）.
[2] 高啟明、金乾生：我國通用航空產業發展特征、關鍵問題及模式選擇[J].經濟縱橫，2013（4）.
[3] 許天牧：東北地區通用航空發展對策研究[D].東北大學，2005.
[4] 陳蓓蓓、曾小舟、閻雷：國際通用航空發展比較及我國通用航空發展策略[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
[5] 朱煜明等：基于GE矩陣的陜西航空產業集群子產業評價與選擇研究[J].航空制造技術，2012（15）.
[6] 楊瑾、王文苑：陜西省航空產業集群績效關鍵影響因素研究[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
[7] 陳蓓蓓、程凱：基于AHP方法的我國通用航空發展產業鏈分析[A].江蘇省航空航天學會第九屆長三角科技論壇――航空航天科技創新與長三角經濟轉型發展分論壇論文集[C].2012.
[8] 謝曉敏：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國內航空公司競爭力評價研究[D].哈爾濱工業大學，2011.
[9] 劉春英、余青青：我國航空裝備業自主創新能力與績效間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數據[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3（7）.
[10] 儲昭防等：我國運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實證分析[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2（5）.
第5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Abstract:To Shandong Province 1978-2006 year average per person GDP, the average per person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the average per person city and countryside personal savings deposit and the average per person social commodity total volume of retail sales and so on four target's region differences carry on the Gini's coefficient measure analysis, reflected the internal diversity assumes the reduction tendency. Since using the Theile coefficient nesting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he Shandong Province regional economies difference, indicated finally, east Shandong Province, west in three region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difference is biggest, between the region the difference next, east, west the region forms developed, owes developed two to hasten with the club, in the prefecture the difference polarization is obvious.
關鍵詞：山東省 區域經濟差異 基尼系數 錫爾系數
Key words: Shangdong Province；regional economy inequality；Gini index；Theil index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編號：08DJGJ20），魯東大學科技創新基金（D8LD04）
一、引言
1978~2006年，山東GDP年均增長12%。進入21 世紀以來，年均增長達17.74%，被稱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1]。但是山東省區域差異是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集中在差距分析、成因剖析和戰略對策等方面[1-8]。本文擬采用基尼系數和錫爾系數二階嵌套分解方法，用人均GDP、人均農業總產值、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和人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等4項指標，對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的區域總差異和地區間差異演變過程進行對比分析。
二、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思路和資料來源
在區域上，分兩種地理區域概念作為基礎分析：一是以山東省現有的17個地市作為區域經濟差異格局演變分析的基本單元；二是將山東省分為東、中、西部三個經濟帶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東部經濟地帶包括煙臺、威海、青島、濰坊和日照市，中部經濟地帶包括淄博、東營、濟南、泰安、萊蕪和臨沂市，西部經濟地帶包括濱州、濟寧、棗莊、菏澤、德州和聊城市。
在時序段上，選擇1978―2006年連續時間序列，以減少短期波動影響，準確反映區域差異的演變規律。為使面積、人口不等的地理區間具有可比性，采用地理區域的人均變量指標來衡量區域差異狀況。
所有數據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二） 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實證研究中廣泛采用的一種度量方法。它不是取區域指標平均值的偏離值，而是把所有區域的指標值取差，然后加總所有的絕對差距。區域差異是“兩兩區域之間差異”的加總，再通過除以所有區域的個數（區域總數）和區域指標的平均值，從而得出基尼系數。其計算公式為
式（1）中：G為基尼系數，Pi為每一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Wi為每組指標占總指標比重，Qi為從第一組到第i組的累計數據比重。基尼系數越大，表明區域之間的差異越大。
2、 錫爾系數及其分解方法
錫爾(Theil) 系數又稱錫爾熵，最早由Theil and Henri 于1967 年提出，包括錫爾T 和錫爾L 兩種算法，其中錫爾T 以GDP 比重加權,錫爾L 以人口比重加權，下面的錫爾系數計算與分解公式只就錫爾T 在本文的運用展開。錫爾T 的計算公式為
式（2）中，n 為區域個數，yi 為i 區域GDP 占全省的比重，pi 為i 地區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錫爾T 越大，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以山東省17 地市為基本空間單元，對錫爾T 進行一階分解，可將山東省總體差異( Td ) 分解為東、中、西三個地帶內差異( TWR ) 和三個地帶間差異( TBR ) ，公式為：
以縣市區為基本空間單元，對錫爾T 進行二階嵌套分解，可將山東省總體差異分解為地市內差異( TWP)、地市間差異( TBP) 和地帶間差異( TBR ) ，公式如下：
式（5）中，Y 為全省GDP，Yi 為第i 地帶GDP， Yij 為第i 地帶第j 地市的GDP， Yijk 為第i 地帶第j 地市第k 縣(市區) GDP； P 為全省總人口，Pi 第i 地帶總人口，Pij 為第i 地帶第j 地市的人口,，Pijk 為第i 地帶第j 地市第k 縣(市區) 人口[4]。
3、 變量指標的選取
本文在生產方面選取了人均GDP和人均農業總產值兩個指標，在生活水平方面選取了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和人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兩個指標，運用基尼系數和錫爾系數二階嵌套分解方法對這些指標進行測度。
三、 山東省區域差異測度
（一） 區域差異的基尼系數測度
根據公式（1）計算出1978――2006年山東省人均GDP、人均農業總產值、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四項指標的基尼系數值（圖1）。
圖1 山東省人均GDP、人均農業總產值、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四項指標的基尼系數
由圖1可以看出，山東省人均GDP、人均農業總產值、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四項指標的基尼系數的總體變化態勢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4年，4項指標的基尼系數基本處于平穩不變狀態。第二階段，1985―2006年，四項指標的基尼系數變化平緩并呈下降趨勢。
就單個指標而言，首先從人均GDP指標來看，其基尼系數呈總體下降趨勢，但不同時期的下降幅度不同。1978――1989年基尼系數基本保持不變，1989――2006年呈快速下降趨勢，表明山東省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注重縮小區域間的經濟差異。
山東省各地區的耕作方式基本相同，本文基于1978――2006年農業生產總值統計資料對山東省農業生產差異進行測度，發現在研究時段內人均農業生產總值的基尼系數整體呈下降趨勢，表明山東省人均農業生產總值差異較小。
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是反映區域生活水平差異的重要指標之一，研究時段內其基尼系數總體呈下降趨勢，表明山東省內生活水平差異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縮小。但2006年的數值為0.6057，依然超過境界線。
人均商品零售總額是衡量區域生活水平差異的另一指標，運用基尼系數的方法對該指標1978―2006年進行測度，雖整體呈現出下降趨勢，但較其它三項指標，下降速度最為緩慢。其2006年數值也是四項指標中最大的，為0.9045。
（二） 區域差異的錫爾系數測度
根據公式（5），以地市為基本空間單元對山東省東、中、西部1978――2006年人口、GDP 數據進行錫爾系數一階分解(圖2)。
圖2 山東省東、中、西部1978―2006年人口、GDP 數據進行錫爾系數
從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趨勢來看，1978―2006年間山東省區域差異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以1984 和1993 年為分界點劃出的1978―1983、1984―1992 和1993―2006年3 個階段呈現時段內差異縮小、時段間差異逐年增大的趨勢，三時段的錫爾T 均值分別由0. 039 增長到0. 045、0. 065。可見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有階段式突增、階段內逐年減少的特點。若考慮到經濟軟著陸成功對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以1990年為分界點，可發現1990 年之前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趨于降，1990年后則呈上升趨勢。
從三大地帶錫爾系數分解來看，中部地帶內差異占主導是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的主要特點，1978～2006 年對總體差異平均貢獻率達46. 58 % ，且呈現減少趨勢。地帶間差異位居其次,平均貢獻率為31. 96 % ,總體呈增長趨勢，自1995 年開始趕上并超過中部成為影響山東總體差異的主導因素。 東部和西部區域經濟差異一直在擴大，但比中部要緩和一些，對總體差異的影響相對較小。若從俱樂部趨同的角度，東西部分別形成了發達和欠發達俱樂部，而中部正處于分化或向其他兩部靠攏的過渡階段。
四、結論
1、山東省人均GDP、人均農業總產值、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四項指標的基尼系數，1978―1984年基本處于平穩不變狀態，1985―2006年變化平緩并呈下降趨勢。說明山東省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經濟差距呈縮小的趨勢，表明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快。
2、從錫爾系數的變化看，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有階段式突增、階段內逐年減少的特點。1990 年之前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趨于降，1990 年后則呈上升趨勢。1984、1993年為兩個臨界點，宏觀經濟政策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3、中部地帶內差異占主導是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的主要特點，東部和西部區域經濟差異一直在擴大，但比中部要緩和一些，對總體差異的影響相對較小。東西部分別形成了發達和欠發達趨同俱樂部，而中部正處于分化或向其他兩部靠攏的過渡階段。
4、山東省應注重加強區際協調發展，促進東中西三大地帶之間的產業、產品、投資、人員來往和技術交流，推進經濟互補的同時，增強經濟的融合性。東中部尤其是東部在強化經濟優勢的同時，應加強對西部的輻射帶動；此外，全省要積極推動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逐步優化區域發展的空間結構，縮小區域差異，實現區域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 鄭國,趙群毅.城市經濟區與山東省區域經濟空間組織研究[J].經濟地理,2004,24(1) :8-12.
[2] 徐曉鷹,劉澤.貢獻系數及在山東省區域經濟評價中的應用[J].華東經濟管理.2003,17(1):16~18.
[3] 陳培安.山東省東西部經濟協調發展研究[J].人文地理.2000,15(2):16~17,27.
[4] 張文信,劉春艷,殷昭國.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的二階段嵌套錫爾系數分解分析[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22(2):104~106.
[5] 袁忠香,武晉一. 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分析[J].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8,30(3):102~105.
[6] 孫希華,張淑敏.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分析與協調發展研究[J].經濟地理.2003,23(5):611~614,620.
第6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關鍵詞]地方財政教育支出；區域差異；泰爾指數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068
1引言
近年來，我國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斷加大投入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教育保障方面，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入加大，自2012年以來，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持續保持在4%以上。不斷擴大中西部地區及農村貧困地區的招生力度，2014年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比2013年增加114%，圓滿完成《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10%以上的目標。
雖然我國政府對國民教育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教育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尤其是教育不公平，教育資源配置與結構布局不盡合理，城鄉、區域教育發展不平衡。本文采用泰爾指數方法分析來測算地方財政教育支出區域間的差異和不平等度。
2基于泰爾指數測算方法的我國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區域差異分析
現運用泰爾指數的測算方法，來研究我國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異程度。設E、M、W分別表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IE、IM、IW分別為表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的泰爾指數，代表三個地區的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異，根據泰爾指數的定義及公式，得到：
分別為東部、中部、西部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這三者總和即為區域內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SX（]I2[]IT[SX）]為區域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貢獻率的大小表明了該因素對總體差異的影響程度。
根據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爾指數公式，按照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對我國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爾指數來源分布的地區差異進行分解，結果如表1所示，由于各個省份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地方財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比例作為相對指標衡量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更合適一些。
地區內差異。2002―2013年中部地區內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整體趨于平穩。在東部地區內，2002年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泰爾指數為02263，說明東部地區內的地方教育支出水平地區分布差異較大，到2004年泰爾指數下降4182%，說明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不均衡有所緩解，2006年同2004年相比，上升了1478%，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水平差異有所擴大。2006―2008年，東部地區內差異呈現一定幅度的下降趨勢，2009年、2010年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差異出現短暫的上升，2011―2013年，東部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差異呈現下降趨勢，盡管2013年相對2012年差異稍微有所上升。西部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差異總體呈現較大幅度的波動，2002年的泰爾指數為02577，到2005年上升了2472%。2006年相比前一年下降了778%。2007―2009年西部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差異呈現較小幅度的上升，2010―2013年西部地區內財政教育支出差異呈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分別上升了668%和下降了2556%。整體上分析，地方財政教育支出西部地區內差異大于東部地區內差異，中部地區內差異最小。
總體差異及差異分解。2002―2013年，地區內差異與地區間差異二者的泰爾指數趨勢變化基本一致。其中2002―2005年，地區內差異呈上升變化，上升了16054%。2006―2008年，地區內差異下降，2008年同2002年相比，上升了11026%。2009―2013年間，地區內差異下降。2009―2013年，地區間差異逐漸在縮小，2013年同2002年相比，增長幅度為48767%。整體上分析，地區內的差異明顯大于地區間的差異，說明全國地區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總體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地區內的差異，同時從差異貢獻率來看，地區內明顯大于地區間。
3結論
本文采用泰爾指數測算方法，分析了2002―2013年間我國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區域差異，并對總體財政教育支出水平差異進行分解，得到了以下的基本結論：
第一，地方財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作為衡量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地區內部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異顯然大于地區間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異，即我國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地區內部的差異，地區間差異只構成總體差異的小部分。在地區內差異中，西部地區差異大于東部地區差異，中部地區差異最小。
第二，在總體差異的貢獻率中，地區內的差異貢獻率遠大于地區間的差異貢獻率。地區內的差異貢獻率基本在90%以上，這也表明了全國地方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異來源于地區內部的差異。在地區內的差異貢獻率中，東部地區差異貢獻率變化趨勢與西部地區差異貢獻率變化趨勢呈相反的態勢。中部地區差異貢獻率最小，基本處于10%以下。
參考文獻：
第7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近年來河南省經濟發展較快，到2008年底全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18408億元，占全國的比重為6.1%，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僅次于廣東、山東、江蘇、浙江，位居第5位。但由于資源稟賦、經濟基礎、區位條件等因素的影響，省內各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存在著明顯的不均衡現象。這種不均衡現象，不僅直接影響到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對中部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準確評價和分析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狀況，不僅對縮小河南省區域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中部地區乃至全國縮小區域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都有借鑒意義。本文以18個省轄市為區域分析單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運用SPSS19.0統計分析軟件，較系統、客觀地分析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及差異程度，并提出了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二、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情況，不僅要考察經濟發展狀況，還應考察社會發展狀況，因為社會發展狀況是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結果，社會發展狀況反過來會影響經濟發展狀況。這就需要一種綜合評價的方法。另外，通過綜合評價還有助于我們發現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影響總體發展水平的因素，為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提供一些理論依據。
一個地區的發展差異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和社會發展水平差異上。為此，本文依據可獲取性原則、綜合性原則、功能性原則、非重疊性原則、層次性原則、可比性原則、科學性原則，選取反映經濟發展實力水平、經濟發展潛力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的3大類共 17個單項指標， 構建了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見表1)。所用原始數據均來自《河南省統計年鑒(2009)》。
三、實證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過程
整個分析過程借助 SPSS19.0 軟件完成。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 從略)， 求 R 的特征值以及貢獻率。根據變量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大于1，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提取主成分作為初始因子。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大于1，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主成分有3個，累計貢獻率達到85.776%。可見，選擇的3個主成分，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能比較充分地解釋并提供原始數據所能表達的信息。同時，因子方差在0.785-0.989之間，說明全體變量能較好地被3個主成分解釋，選擇3個主成分的信息能比較充分地反映和代表區域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的高低。
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目的不僅在于找出主成分，更重要的是知道每個主成分的意義，以便對實際問題進行分析。由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可知，第一主成分在經濟發展指標X1、X2、X3、X4、X5、X6、X7、X8、X9、X10等幾個指標上有較大的載荷，可以把第一主成分F1命名為經濟發展因子，其貢獻率為47.446%；第二主成分在經濟發展潛力指標X11、X12、X13、X14、X15上有較大的載荷，可以把第二主成分F2命名為經濟發展潛力因子，其貢獻率為30.739%；第三主成分在社會發展指標X16、X17上有較大的載荷，可以把主成分F3命名為社會發展因子，其貢獻率為7.591%。
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中的系數可以得出因子得分函數如下：
F1=0.945X1+0.856X2+…………+0.161X11+0.421X12
F2=-0.184X1+0.462X2+………+0.198X11+0.474X12
F3=-0.0567X1-0.184X2-……… +0.935X11-0.652X12
由因子得分函數利用 SPSS19.0進行計算得到各市的3個因子變量得分。由于選取的3個主因子對各區域綜合發展水平所能解釋的能力不同，即它們對區域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的貢獻率各不相同，因此，為了求得一個能夠綜合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的分數，以其方差貢獻率作為權數，建立描述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綜合評價模型如下：
F=F1*0.47446+F2*0.30739+F3*0.07591 轉貼于
由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綜合評價模型利用 SPSS19.0計算得到了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綜合得分結果 (見表2)。
（二）結論分析
綜合得分值的意義，綜合得分大于0，說明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大于全省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小于0，說明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全省經濟發展水平，絕對值越大，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從綜合評價表可以看到，綜合得分位居第1位的鄭州市和位居最后1位的周口市相差6.33。綜合得分為正值的區域有鄭州市（5.19）、洛陽市（1.16）、濟源市（0.65）、焦作市（0.61）、安陽市（0.11）、新鄉市（0.08）6個省轄市，這說明河南省18個省轄市中經濟發展綜合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上的區域不足一半。其中，這6個省轄市，也有很大的差異，位居第1位的鄭州市和位居第2位的洛陽市相差4.03。
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和基本思路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河南省內各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主要反映在經濟發展方面，制約了全省經濟的健康、穩定、快速的發展，因此應該采取措施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一）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支持力度和投資
省政府應通過政策支持、財政傾斜、社會資助等手段加大對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的投入，完善落后地區的管道、通信、交通、電力、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快落后地區高速公路的建設，盡快與周圍地區形成暢通的交通網絡。還應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教育投資，特別是加大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落后地區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同時，在落后地區推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穩定科技人員，發揮他們在本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還可以通過設“獎勵基金”，對有突出貢獻的各類人才進行獎勵，吸引在經濟發達地區懂技術、有管理能力的人才，鼓勵學有成就的名牌高校畢業生和高學歷高職稱的科技人才回本地區工作。
（二）優化各區域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
不斷優化投資環境，提高投資水平和投資率，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承接東部向中西部產業轉移創造優越的投資環境。加快發展教育事業，注重人力資本的投入。民營經濟、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國有經濟在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因此，政府部門應加快轉變職能，改變管理經濟、社會的方式和手段，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推進管理體制創新，建設和完善要素市場，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掃除行政壁壘障礙，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同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取消一切限制民間資本投資的不合理規定，給予各市場主體以均等的投資機會，鼓勵和支持各地區的金融機構改革，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第8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筆者以住房價格變動對居民消費支出、消費水平、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開發商住房投資的影響途徑為基礎，通過對2000年～2011年中國省級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發現：除了房地產開發商的住房投資對住房價格變動在東、中、西部都表現出一致的持續正向響應以外，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對住房價格變動在東、中、西部都表現出不同的響應過程。因此，地方政府要結合地區實際分析房價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有效發揮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關鍵詞：住房；價格變動；宏觀經濟；區域差異；動態影響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97307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573066）；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12233）
作者簡介：趙華平（1979-），女，山西昔陽人，山西財經大學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不動產評估研究；張所地（1955-），男，山西太原人，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不動產評估與管理決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4）02-0025-07收稿日期：2013-06-13
一、學術回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住房市場激烈變動，住房價格變動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日本泡沫經濟、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因此，住房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效應研究成為全球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梁云芳（2006）、段忠東（2007）、丁珊（2007）、唐志軍（2010）通過對中國房價與GDP的實證研究發現，房價上漲對GDP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況偉大（2011）利用中國35個大中城市的數據分析發現，房價上升會使居民的住房消費面積減少、非住房消費增加。朱新玲（2006）通過對中國35個大中城市的研究發現，房價上漲對居民消費有明顯的擠出效應。劉旦（2007）基于中國的房價與消費數據分析發現，不同類型的住房價格波動對消費有不同的影響，表現為高檔住房價格波動對居民消費具有正向影響，而經濟適用房和普通住房價格波動對居民消費具有負向影響。李玉山（2006）通過對中國的研究發現，房價變動對消費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有影響，只是短期內表現為負效應，長期來看具有正效應。這些研究分析了房價變動對GDP和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但是，關于住房價格變動對經濟、消費和投資的區域差異性比較及其原因研究方面還非常有限。張紅（2005）指出房價變動對消費的作用程度存在區域差異性，但是并沒有對區域差異性的原因作進一步的解釋。孔憲麗（2011）利用聚類分析方法研究了房價變動對不同區域的影響差異，但是只考慮了消費支出，并沒有分析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住房價格變動對居民消費支出、消費水平、開發商住房投資、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響分析，研究房價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通過中國東、中、西部的比較，分析這種影響的區域差異。
二、住房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影響的途徑分析
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住房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途徑如圖1所示。由圖1可以看出：1.住房價格變動會通過“財富效應”、“替代效應”、“流動約束效應”、作用于居民的消費，產生對消費支出的影響。2.住房價格變動會影響房地產開發商和消費者對未來房價變動的預期，消費者在預期作用下會改變對住房的需求，開發商在價格預期和住房市場需求改變的雙重作用下會通過調整住房供給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從而影響房地產開發商對住房的投資。3.消費和投資作為拉動國民經濟的兩駕馬車，住房價格變動會通過居民消費支出和開發商住房投資的變動作用到國民經濟的變動中，表現出住房價格變動對人均GDP的影響。4.住房價格變動會影響房地產稅負發生變動，在人均GDP和房地產稅負的作用下會產生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響。5.住房價格變動會引起商品物價發生變動，在物價和居民消費支出發生改變的條件下，住房價格變動會形成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
三、住房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樣本數據和變量說明
不同的區域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房價水平不同、經濟水平不同、住宅需求類型不同，住房價格變動對地區宏觀經濟的影響存在差異。為了驗證這種觀點，本文從住房價格變動對經濟、消費和投資三方面進行分析，選擇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0年～20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對東、中、西部地區進行比較研究，其中，東部地區樣本包括12個省、市、自治區，中部地區樣本包括9個省、市、自治區，西部地區樣本包括10個省、市、自治區。
由于商品住宅價格更能體現市場機制作用下住房價格的真實水平，所以，住房價格指標選擇商品住宅銷售價格（CHP）。考慮到中國的商品住宅市場集中在城市（鎮），為了能夠保證指標之間的對應關系，所以，本文在指標選擇時盡可能以城鎮居民的對應值作為樣本。按照上面的理論分析，經濟方面選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城鎮居民消費水平（HCL）、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HCE）、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住宅完成投資（RI）、人均地區生產總值（PGDP）進行實證。這些指標的統計數據均來源于2001年～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通過地區生產總值（GDP）和地區年均人口數（POP）計算得到。同時，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利用相應省、市、自治區的1999年為基期的CPI定基指數對PGDP、PDI、HCL、HCE、RI指標序列進行了平減。
圖1 住房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途徑
（二）住房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影響的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
首先，針對東、中、西三個樣本分別對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與代表經濟、消費、住宅投資的五個變量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然后，分析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在同階單整的條件下構建面板VAR模型。
1.面板單位根檢驗
為了避免因檢驗方法本身的局限而對檢驗結果帶來的負面影響，本文同時采用了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這四種方法對CHP、PDI、HCL、HCE、RI、PGDP進行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除了中部地區的HCE以外的變量都不能完全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變量是非平穩的，而當對這六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值進行檢驗時，基本上可以認為顯著的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CHP、PDI、HCL、HCE、RI、PGDP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面板協整檢驗
在面板單位根檢驗的基礎上進行面板協整檢驗，以檢驗CHP與PDI、HCL、HCE、RI、PGDP五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里選擇建立在Engle and Granger兩步法基礎上的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①東部地區：PDI-CHP、HCL-CHP、HCE-CHP、RI-CHP沒有通過Panel rho、Group rho兩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PGDP-CHP沒有通過Panel v、Panel rho、Group rho三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②中部地區：PDI-CHP只通過Panel ADF、Group ADF兩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HCL-CHP、HCE-CHP、RI-CHP都通過了包含Panel ADF和Group ADF的四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且四個關系均通過了Kao檢驗；PGDP-CHP只通過Panel v、Panel ADF兩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且Kao檢驗接受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③西部地區：PDI-CHP只通過Panel pp、Group ADF兩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HCE-CHP只通過Panel ADF、Group ADF、Panel pp三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HCL-CHP、RI-CHP、PGDP-CHP沒有通過Panel rho、Group rho兩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且RI-CHP沒有通過Kao檢驗。但是，Pedroni（1999）的Monte Carlo模擬實驗結果表明，在小樣本條件下，Panel ADF和Group ADF統計量較其他統計量有著更好的性質，Panel PP和Group PP統計量次之，其他則最差，所以，Panel v、Panel rho、Group rho統計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對變量之間存在面板協整關系的結論沒有影響，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除中部地區的PGDP-CHP變量組合之外的所有變量組合都存在面板協整關系。而中部地區的PGDP-CHP由于通過了Panel v、Panel ADF兩個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也可認為基本上存在面板協整關系。因此，東部、中部和西部的五個變量組合都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
3.面板VAR模型的建立與結果分析
為了研究PDI、HCL、HCE、RI、PGDP與CHP之間的長期動態作用機制，借助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分析。由于本文所選擇的樣本為大N小T的面板，所以，可以采用GMM方法進行估計。由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東、中、西部的CHP、PDI、HCL、HCE、RI、PGDP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根據恩德斯（2006）的建議用T1/3作為最大滯后期，同時根據相關經驗和脈沖響應函數的收斂情況，本文確定HCE-CHP、RI-CHP、PGDP-CHP、PDI-CHP、HCL-CHP五個變量組合對應的P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分別為1、1、2、2、1，利用GMM方法對PVAR模型進行了估計，估計結果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①商品住宅價格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在中、西部均不顯著，在東部表現為滯后一期的商品住宅價格對居民消費支出有顯著的負影響。②商品住宅價格對開發商住宅投資完成額的影響在東部不顯著，而滯后一期的商品住宅價格對中、西部的住宅投資完成額有顯著的正影響。③商品住宅價格對人均GDP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各不相同。東部表現為滯后兩期的商品住宅價格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負；中部表現為滯后一期的商品住宅價格對人均GDP的影響為正，滯后兩期的商品住宅價格對人均GDP的影響為負；而西部商品住宅價格對人均GDP的影響不顯著。④商品住宅價格對東部和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顯著的負影響，而對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響不顯著。同時，對東部的影響表現為滯后一期商品住宅價格產生的負效應，而對中部的影響表現為滯后兩期商品住宅價格產生的負效應。⑤商品住宅價格對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地區有明顯不同。滯后一期的商品住宅價格對東部的居民消費水平有顯著的負影響，對西部的居民消費水平有顯著的正影響，而對中部的居民消費水平影響不顯著。
（三）住房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動態影響分析
PVAR模型估計系數只能反映變量之間的局部關系，為了分析內生變量在接受到某種沖擊后對其他變量的動態影響路徑，需要進一步研究脈沖響應函數（IRF）。IRF是用來衡量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其他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軌跡，能比較直觀地刻畫出變量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和效應，并從動態反應中判斷變量間的時滯關系。本文通過給予變量CHP一個標準差的沖擊，使用Monte Carlo模擬了500次得到了東、中、西部地區的五個PVAR模型對應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如圖1至圖5所示，其中每個圖的中間線條為IRF點估計值序列，上下兩條線分別表示95%的置信區間的上下界。
1.住房價格變動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動態影響
由圖2可以看出，給CHP一個標準差的沖擊，東、中、西部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表現出完全不同的響應過程。西部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基本保持不變；東部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在當期就表現出下降，且這種負向影響一直持續；而中部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在當期就表現出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很小，且這種影響在第4期至第6期呈現逐步下降，基本回復到波動之前的消費支出水平。這種不同的響應過程是由于：東部經濟相對發達，居民消費處于較高水平，在商品住宅價格接受到一個正的沖擊后，財富效應表現的并不明顯，而替代效應和流動約束效應在
一定程度上對消費起到了抑制的作用，所以，東部表現出了居民消費支出的下降；而中西部居民的消費水平相對偏低，在商品住宅價格接受到一個正的沖擊后，住房價格對居民消費影響的財富效應顯著，即對消費有促進作用，所以，中部表現出了居民消費支出的小幅增加；西部由于房價基礎水平較低，盡管財富效應顯著，但是增加的財富值較小，再加上習慣性消費（低消費支出）的影響，使得居民表現出了穩定的消費支出，即西部在商品住宅價格接受到一個正的沖擊后，消費支出基本不受影響。
2.住房價格變動對住房投資完成額的動態影響
由圖3可以看出，給CHP一個標準差的沖擊，東、中、西部的住宅投資完成額表現出基本相同的響應過程，即住宅投資完成額在受到一個正的商品住宅價格沖擊后在當期就表現出大幅度的正向影響，且這種正向影響具有持續效應，只是東部和中部的住宅投資完成額在第4期響應值末達到最大，而西部的住宅投資完成額在第2期響應值末達到最大。這種響應過程是由于：商品住宅價格在接受到一個正的沖擊后表現出快速的上漲，房地產開發商為了能夠獲取更多的利潤，會加大力度進行住宅的開發，促使住宅投資完成額不斷增加，表現出對商品住宅價格波動的正向響應。至于西部住宅投資完成額最大響應值的發生時間早于東中部最大響應值的發生時間，主要是由于西部的住宅需求更多為剛性需求，所以，房地產開發商只能短期內增加投資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如果長期一味地增加投資和供給，會形成住宅市場供過于求的局面，導致住宅價格向下波動，降低開發利潤。相對于西部而言，東部和中部的經濟較發達，對居民生活、就業的吸引力較大，自然會增加居民對住宅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投資和投機需求的增加，使得房地產開發商投資的最大響應值發生時間晚于西部。
3.住房價格變動對人均GDP的動態影響
圖4可以看出，給CHP一個標準差的沖擊，東、中、西部的人均GDP會產生不同的響應。東部的人均GDP最初會產生較劇烈的正向響應，并在第1期末響應值達到最大，隨后的第2、3期影響程度大幅度減少，在第4期至第6期處于基本平穩狀態且響應值接近于0，說明商品住宅價格變動對東部的經濟總體上有著正向促進作用，但影響不具有持續效應；中部的人均GDP與東部有類似的響應過程，只是在第4期至第6期基本平穩的過程中仍表現為較大的正響應值，說明商品住宅價格變動對中部的經濟發展有著長期的促進作用；西部的人均GDP在第1期至第6期沒有受到影響，說明商品住宅價格變動對西部的經濟沒有影響。其原因在于：①東部的房價上漲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支出，但是由于投資和投機性需求使得房地產開發商加大了住房的投資力度，在消費與投資的雙重作用下，經濟表現出了正向響應。但是，盡管房地產投資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但由于東部房價本身處于較高水平，所以房價的上漲可能會使房價脫離真實價值，出現泡沫，這樣經濟只能在短期內呈現正向響應，泡沫的發生會使經濟再度下滑，回復到原來的均衡狀態，所以，商品住宅價格變動對東部的經濟只有短期的正向促進作用。②中部房價上漲對居民消費和住房投資都有正向促進作用，所以，在消費和投資的雙重作用下，經濟表現出了對房價上漲的正向響應。同時，由于中部的房價比東部相對偏低，房價的上漲不會積
圖3 住宅投資完成額對商品住宅價格的脈沖響應函數
圖4 人均GDP對商品住宅價格的脈沖響應函數
聚到房地產泡沫的產生，所以，房價的上漲對中部的經濟發展有著長期的促進作用。③西部的房價上漲對居民的消費基本沒有影響，對房地產開發商的住房投資有一定的短期促進作用，在消費和投資的雙重作用下，應該對經濟有短期的促進作用，但由于西部的經濟落后，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不夠，所以，住房投資的增加可能是以犧牲其他投資為代價的，也就是說，盡管住房投資短期內有所增加，但其他投資可能有所減少，就總投資而言可能保持不變。這樣，消費和投資作用下的國民經濟也不會受到影響。因此，西部表現出了在商品住宅價格接受到一個正的沖擊后經濟沒有變化的現象。
4.住房價格變動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動態影響
由圖5可以看出，給CHP一個標準差的沖擊，東部和中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會產生較小的負影響，只是東部的這種負影響在當期立刻表現出來，而中部在第3期才開始逐漸顯現，而西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不受影響。這種不同的響應過程是由于：①東部的經濟盡管在受到一個正的商品住宅價格沖擊后表現出短期的促進作用，人均GDP有所上升，但是高額的房價會導致房地產稅負的上漲高于人均GDP的上漲，其結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當期表現出負向影響，而且由于人均GDP的正向影響在第1期末達到最大，之后開始逐漸減弱，第4期至第6期保持平穩，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負向影響在第1期至第2期逐漸增強，第4期至第6期保持基本平穩狀態。②中部的房價比東部的房價相對偏低，當人均GDP在受到一個正的商品住宅價格沖擊后表現出較劇烈的正向影響時，人均GDP的增長基本上能夠抵消房價上漲所形成的房地產稅負的上漲，所以，中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第1、2期沒有受到影響。但是，當人均GDP的正向影響在逐步減弱的過程中達到第3期的程度時，房地產稅負的上漲高于人均GDP的上漲，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負向響應開始逐步顯現。只是由于房地產稅畢竟只占收入的很小一部分，所以，東部和中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負向影響程度較小。③西部由于房價較低，當商品住宅價格受到一個正的沖擊后，房地產稅負的增長幅度較小，而人均GDP不受影響，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基本不受影響。
圖5 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商品住宅價格的脈沖響應函數
圖6 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對商品住宅價格的脈沖響應函數
第9篇：區域差異分析范文
（新疆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摘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焦點。文章運用脫鉤理論及脫鉤分析模型，探討了西北五省區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二者之間脫鉤關系的時間和空間演變態勢。研究結果表明：時間上，2003－2012年期間，西北五省區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具體表現為“擴張負脫鉤—弱脫鉤—擴張連接—弱脫鉤—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的無周期性變化特征，與實現強脫鉤的理想狀態還有一定的差距。空間上，2005年碳排放與經濟脫鉤空間格局較為分散，而2009年、2012年脫鉤空間呈現集聚的態勢。脫鉤程度區域差異顯著，甘肅在2005年、2009脫鉤狀態最佳，而其余省份脫鉤態勢未發生明顯的改善。引入中間變量（能源消費總量），得出西北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與以能源消費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相對落后的減排技術發展有關。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
關鍵詞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區域經濟增長；脫鉤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14BJL050）。
［作者簡介］劉曉婷（1988－），男，山西長治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學理論與政策；陳聞君（1969－），女，江蘇張家港人，教授，中亞經貿研究院兼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理論與政策、資源環境與中亞經貿問題。
一、引言
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能源消費的日益提升，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已經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大問題。因此，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控制能源碳排放，使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西北五省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但大量依賴能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僅造成了能源的浪費，而且也使環境壓力急劇增加。在當前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當今國際社會倡導低排放、低能耗、低物耗、高效率“四位一體”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背景下，對西北五省區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的脫鉤狀態進行探討，不僅是響應和配合國家“低碳經濟”的戰略部署，更是西北五省區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關于“脫鉤”，在各類組織和學者之間尚未形成統一的概念，但“脫鉤”的核心表現為物質消耗與經濟增長不同步變化的實質。近年來，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關系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國外學者利用脫鉤理論對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例如，Juknys采用OECD模型，從初級脫鉤和次級脫鉤的視角出發，研究了立陶宛的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的脫鉤現象［1］；Lu等運用日本、韓國、德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的交通行業數據，比較分析了1990－2002年經濟增長與能源需求及碳排放的脫鉤關系［2］；Kaneko等通過“脫鉤”理論分析了巴西的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情況，研究結果表明：能源消費結構和碳排放強度是碳減排的決定因素［3］。
目前，國內學者關于脫鉤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環境兩個方面。例如，趙一平，段寧等根據“脫鉤”理論，對我國能源消費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關系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從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一直處于弱脫鉤狀態［4］。王虹等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過程，采用脫鉤理論，分析經濟發展與我國能源消耗和環境壓力的變動關系，觀察其是否存在“脫鉤”與“復鉤”現象［5］。彭佳雯，黃賢金等基于脫鉤理論的脫鉤分析模型與Tapio等的研究成果研究了我國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及程度，結果顯示：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在1980－2008年間（除2000－2005外）基本呈現弱脫鉤狀態，與實現強脫鉤還有差距，未來一定時期內弱脫鉤趨勢仍將持續［6］。李忠民，慶東瑞運用脫鉤理論對山西省工業經濟的增長與二氧化碳脫鉤關系進行測度，發現山西省工業整體呈現GDP與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間呈現擴張連接狀態，遠未達到理想的脫鉤狀態［7］。蓋美等采用Tapio提出的彈性分析方法，探討了遼寧沿海經濟帶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與演變趨勢［8］。
通過對現有文獻梳理發現，關于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處于理論研究階段，且大多學者的研究是基于國家宏觀層面和省際層面，而系統運用脫鉤理論對某一區域的實證研究還較為缺乏，尤其是基于時間演變與空間差異的角度去測度、監測、預測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和程度的研究還很不足。鑒于此，筆者基于時間演變和空間差異視角，對西北五省區2003－2012年的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關系進行研究，分析碳排放與西北五省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程度與態勢變化原因，以期為制定合理的碳減排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據。
二、脫鉤理論與脫鉤分析模型
（一）脫鉤理論
脫鉤理論最早是由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基于環境壓力和經濟發展的比值在一段時期的變化而提出的，實際反映了經濟增長與環境沖擊、資源消耗的非同步變化狀況。在某個時期，當環境壓力的增長比它的經濟驅動因素的增長慢時，就是環境退化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并把脫鉤分為相對脫鉤與絕對脫鉤［9］，其中，相對脫鉤又稱弱脫鉤，是指環境變量的變化率和經濟增長率均為正值但經濟增長率大于環境變量的變化率的現象；絕對脫鉤則指經濟增長的同時與之對應的環境變量保持不變或下降的情形，又稱為強脫鉤。根據EKC（環境庫茲涅茨）假說：經濟的增長一般會帶來環境壓力和資源消耗的增大，但當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和新的技術時，就能以較低的環境壓力和資源消耗換來同樣甚至更加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過程被稱為脫鉤［10］。脫鉤研究思路在環境領域的應用較為廣泛，其脫鉤指標設計是基于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反應框架（DPSIR），主要反映前兩者的關系也就是驅動力（GDP增長）與壓力（環境污染）在同一時期的增長彈性變化情況［11］。
（二）脫鉤分析模型
目前，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分析模型主要有兩種，分別為基于增長彈性變化的Tapio脫鉤分析模型和基于期初值與期末值的OECD脫鉤指數模型。本文借鑒Tapio的交通運輸量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脫鉤模型，并參考國內學者彭佳雯等（2011）、蓋美等（2014）人的研究將脫鉤狀態劃分為8種（如表1所示）。其中，強脫鉤是實現區域經濟低碳發展的最理想狀態，相應地強負脫鉤為最不利狀態。
為了進一步了解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的原因，筆者引入能源消費總量（用TCE表示）這個中間變量。能源碳排放（C）、能源消費總量（TCE）、GDP的各類彈性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E（C，G）代表能源碳排放的GDP彈性，E（C，T）代表能源碳排放的能源消費彈性，E（T，G）代表能源消費的GDP彈性。
（三）能源碳排放的測算
目前，我國還沒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監測數據，而且關于碳排放量的計算學術界也沒有統一的標準，故本文根據徐國泉等人提出的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來估算碳排放量［13］。
碳排放估算公式為：
其中，E為總的碳排放量，a為煤炭消費的碳排放轉換系數，Ec為煤炭消費量；B為石油消費的碳排放轉換系數，EO為石油消費量；r為天然氣消費的碳排放轉換系數，Et為天然氣消費量。三、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選取“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西北五省（新疆、甘肅、青海、寧夏、陜西）作為研究對象，并對這五省的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進行了時間演變和空間差異的脫鉤分析。為了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本文選取2003－2012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空間尺度方面，由于存在能源消費量和經濟增長變化的滯后關系，因此本文空間差異分析選用2005年、2009年、2012年三個時期進行比較。
GDP（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費總量、煤炭消費量、石油消費量、天然氣消費量的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新疆統計年鑒（2004－2014年）》、2004－2013年《甘肅統計年鑒》、《青海統計年鑒》、《寧夏統計年鑒》、《陜西統計年鑒》以及《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其中，采用經零售商品價格指數（以1978年為基期）調整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來反映經濟增長。對數據的計算與分析主要運用Excel2007、Mapinfo7．0和ArcGIS9．3。
四、結果與分析
（一）脫鉤時間演變分析
根據碳排放估算公式（4）及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表2）對西北五省2003－2012年的碳排放量進行計算，并對其能源消費總量與GDP加以計算整理，得出2003－2012年碳排放總量、能源消費總量與GDP變化趨勢圖（圖1）。從圖1看出，西北五省的碳排放總體變化趨勢呈現上升趨勢，從2003年9756．85萬噸增長到2012年的24102．05萬噸。2003－2008年碳排放增長幅度較小，而2009－2012年碳排放增長幅度明顯增大。這與西北地區為響應和配合國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而過于追求經濟增長有關。西北地區是能源依賴性很強的地區，過度依賴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相對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碳排放。能源消費總量與碳排放量的變動態勢相似，但能源消費總量均大于碳排放量，2009－2012年能源消費總量與碳排放量差距逐漸增大，表明西北地區整體碳減排技術成效不明顯，因此，要想配合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響應“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及實現碳減排新目標，應當重點加強減排技術，比如加大投資力度，引進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等。依據公式（1）、（2）、（3）對各類彈性指數進行計算得到表3，由表3脫鉤分析結果可知：2004－2012年期間，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除2004年、2006年、2011年、2012年外的其他年份均處于弱脫鉤狀態，說明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但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小于經濟增長的幅度。2004年、2011年由于大量依賴能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及過于追求GDP增長，導致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呈現擴張負脫鉤狀態，即經濟增長的同時，碳排放也在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大于經濟增長的幅度。而2006年與2012年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處于擴張連接狀態，說明能源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大于或相當于經濟增長的幅度。
結合中間變量（能源消費總量）來看，能源消費的GDP彈性值與碳排放的能源消費彈性值非常接近，表現在圖形上（圖2）兩者的變化態勢基本一致且重合，這說明西北地區的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主要是由能源消費與經濟脫鉤引起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費彈性除2006年、2011年外彈性值均在1左右，表明目前西部地區碳減排技術水平對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的貢獻作用尚未顯現，這與西北地區長期以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以及相對落后的減排技術發展有關。
總體而言，2003－2012年西北五省區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整體處于弱脫鉤狀態，脫鉤程度隨著國家整體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調控變化波動較大，與實現理想狀態的強脫鉤還有一定差距，節能減排技術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二）脫鉤空間差異分析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分析結果（如表3、圖3所示）表明，2005年表現出強脫鉤、弱脫鉤、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四種狀態。其中，甘肅表現為強脫鉤，彈性值為－1．0828，達到了區域經濟低碳發展的理想狀態，新疆落在弱脫鉤區域，寧夏表現為擴張連接，彈性值為0．8986，青海、陜西表現最為嚴重，落在擴張負脫鉤區域，且大于西北地區的整體水平，其中脫鉤程度最低的為陜西，其能源碳排放的GDP彈性達到1．5567，這主要是由于陜西經濟結構的“重型化”發展和在新能源開發領域的不足，導致煤炭在總體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主體地位不斷上升，進而造成碳排放的增長速度大于經濟增長的速度。2009年主要表現為強脫鉤、弱脫鉤、擴張連接三種狀態，青海、陜西、寧夏落在弱脫鉤區域，新疆表現為擴張連接，彈性值為0．9344，甘肅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最為顯著，達到了經濟發展的理想狀態，這主要得益于2009年國家對甘肅政策扶持（甘肅省循環經濟發展總體規劃）。2012年，主要呈現弱脫鉤和擴張負脫鉤兩種態勢，而且脫鉤呈現了一定程度的集聚，新疆與青海脫鉤狀態相對其他三省較為明顯，都呈現弱脫鉤（圖3）。甘肅、陜西、寧夏則都落在了擴張負脫鉤區域。
從西北五省兩項彈性值的時期（2005年、2009年、2012年）對比來看（如圖4、圖5所示），碳排放的GDP彈性方面，西北五省區都表現為后期脫鉤狀態比前期更為顯著的特點。其中，碳排放的能源消費彈性與碳排放的GDP彈性的地區變化態勢基本一致，說明省際層面上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同樣由能源消費與經濟脫鉤所引起。對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費彈性，西北五省區前后期彈性值變化較小，區域差異也相對較小，2005年，彈性值最高為青海（1．9138），最低為甘肅（－1．0898），2009年最高為新疆（1．1731），最低為甘肅（－0．0014），2012年最高為青海（1．6657），最低仍然為甘肅（0．6649）。并且2009年、2012年五省區碳排放的GDP彈性明顯低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費彈性，表明西北五省碳排放技術效應不明顯，其對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關系貢獻不明顯，碳減排技術水平有待提高。2005年、2009年西北五省區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費脫鉤區域差異不明顯（如圖6所示），但2012年，相對于2005年和2009年而言，開始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空間集聚，甘肅、寧夏、陜西落在0．4－0．8之間，新疆單獨落在0．8－1．2之間，而青海則落在大于1．2的區間。總體而言，2005、2009、2012年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顯著的省份主要是甘肅和陜西，這可能是由于國家對其節能減排的政策扶持及該省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節能減排、能源消費結構升級等方面的資金投入和改善，因此比新疆、寧夏、青海具有相對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從而實現了相對較高程度的脫鉤發展。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1．從脫鉤時間演變分析來看
（1）2003－2012年，西北五省區碳排放與經濟增長整體呈現弱脫鉤狀態，經歷“擴張脫鉤—弱脫鉤—擴張連接—弱脫鉤—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的無周期性的變化特征，脫鉤程度隨國家整體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調控變化波動較大，且脫鉤狀態沒有一定的規律。
（2）2003－2012年西北五省區的GDP與能源消費總量呈現穩定的增長態勢，且能源消費量始終大于GDP總量，在2010年以后，由于受國家政策的扶持及國際市場的影響，經濟的增速明顯大于能源消費增速，但碳排放的增速至2012年接近GDP同期增速，這表明西北五省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于能源消費且將在近期持續下去，其未來碳減排不容樂觀。
（3）從碳排放源來看，2010年以后，西北五省區對煤炭的需求比較穩定，但由于受國際市場及國際能源價格的影響，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變動較大，但對煤炭的影響較小，因此，2010年以后，碳排放主要來自煤炭消費。
綜上所述，并結合西北五省區實際情況可知，目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西北五省區實現弱脫鉤的主要原因，但其并不能抵消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增長幅度，因此，在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西北五省地區的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引起的碳排放脫鉤態勢仍將持續，與實現強脫鉤的理想狀態還有較大差距且不確定性較強。
2．從脫鉤空間差異分析來看
（1）2005年西北五省主要表現為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弱脫鉤、強脫鉤四種狀態。其中，寧夏落在擴張連接的區域，新疆落在弱脫鉤區域，甘肅達到了理想的強脫鉤狀態，而青海與陜西則落在相對不利的擴張負脫鉤區域。2009年主要表現為擴張連接、弱脫鉤、強脫鉤三種狀態。除新疆與甘肅外均都落在弱脫鉤區域，相對于2005年西北五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較為明顯，這主要得益于國家對西北省區的政策扶持、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但相對于中東部發達地區而言，西北五省的能源消費與碳排放量仍然較高，節能減排的技術還較為落后。2012年表現為擴張負脫鉤與弱脫鉤兩種狀態。甘肅、寧夏、陜西均落在弱脫鉤區域，相對于2005年、2009年，實現弱脫鉤的省域數量上升較快，寧夏與陜西后期較前期脫鉤更為顯著，而新疆與甘肅則呈現與其相反的變化態勢，青海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變化不顯著。
（2）2005年，碳排放與經濟脫鉤空間格局較為分散，脫鉤程度具有較大的區域差異，具體呈現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弱脫鉤、強脫鉤四種狀態。2009、2012年脫鉤呈現空間集聚態勢，尤其是2012年，主要呈現弱脫鉤與擴張負脫鉤兩種狀態，區域差異明顯縮小。碳排放與能源消費脫鉤空間格局和能源消費與經濟脫鉤基本一致，碳排放與能源消費脫鉤區域差異不明顯，但后期相比前期呈現一定程度的空間集聚。甘肅、寧夏、陜西相對于新疆和青海脫鉤狀態更為顯著，這對下一步制定碳減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無論是西北地區整體層面還是省際層面上，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主要是由能源消費與經濟脫鉤而引發的，其中主要由產業結構升級、節能減排技術進步等從而推動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致。西北五省地區碳排放技術水平較低，技術發展相對滯后，對碳排放與經濟脫鉤貢獻較小。因此，西北五省區未來脫鉤發展措施的重點方向應為基于節能技術、產業結構升級，著重發展碳減排技術，同時逐步改善能源消費結構。
（二）政策建議
1．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能源利用率。要以中東部及國外的先進生產技術為支撐，建立由企業主導，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參與的產、學、研相結合的產業技術創新聯盟，開展低碳節能技術、清潔煤技術、低碳管理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通過自主開發、招標引資的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充分發揮資源優勢、政策優勢，依靠企業現有的基礎，瞄準市場潛力大的高新技術產品，加大技術的自主開發創新能力，開發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的專利產品。新疆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核心區，再加上“十九省市對口援疆”的優惠政策，故新疆具有發展新興環保產業的有利條件，可以實現節能減排，低碳技術的滾動式發展。同時，青海、甘肅、寧夏、陜西都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省份，也理應引進先進技術，堅持“引進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鼓勵自主創新技術產品的推廣目錄和政府招標采購產品目錄，繼續加快西部大開放的實施力度，進而實現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的理想狀態。
2．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推動低能耗產業的發展。西部五省應充分發揮本地自然資源豐富、依托內地企業的管理、人才、資金、技術優勢，抓住高耗能行業產能相對過剩的有利時機，加快淘汰落后產業，大力發展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撐的低能耗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努力提高第三產業所占的比例，大力發展教育、文化、旅游等生活型服務業與金融、信息等生產型服務業，使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進而降低能源的消耗。
3．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力度，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化石能源在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過度依賴化石能源的消費結構嚴重制約了減排技術對碳排放和經濟脫鉤的貢獻，能源結構的升級是西北地區個別省份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呈現弱脫鉤、強脫鉤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力度和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就顯的非常重要。西北地區擁有豐裕的太陽能、風能等清潔新能源，在當前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新一輪“西部大開放”戰略實施的新形勢下，西北五省區應充分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與資源優勢，加大對新能源的開發力度，研究和完善生物能等清潔能源的定價和分攤機制，逐步降低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的過度依賴，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從而逐步實現更集約、更清潔、多元化的能源消費結構。
4．西北五省區的各級政府要加大各個省能源結構調整的規劃，不斷促進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加強政府對能源碳排放方面的控制力度，對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非重要產業提高稅率，進而限制其發展規模，而對能源消耗低利用率高的企業增加補貼。依托國家各項優惠政策，突破性的發展以風力發電、太陽能光伏、節能裝備、電力環保等為重點的能源，并針對性的培育和發展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于西北五省而言，冬季取暖一直是能源消耗的重要領域，尤其是煤炭資源的消耗，因此，應推進集中供熱清潔轉型，減少煤炭的供熱比例，增大相對低碳的石油、天然氣的供熱比例，加大清潔能源的使用力度，建立和完善高效清潔的城市供熱體系。
除此之外，還應加強低碳宣傳的力度，提高居民、企業等的節能減排的意識。節能減排體現在生活中的各個領域，西北五省區應強強聯合大力宣傳低碳生產、低碳消費、低碳經營的理念，從身邊做起，提高節能減排意識，只有每個人低碳意識的增強，才能夠帶動整個西北地區低碳技術的發展，進而實現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強脫鉤的理想狀態。
參考文獻
［1］JuknysR．TransitionperiodinLithuania－Dowemovetosustainability？［J］．EnvironmentalResearch，EngineeringandManagement，2003，4（26）：4－9．
［2］LuIJ，LinSueJ，LewisC．DecompositionanddecouplingeffectsofcarbondioxideemissionfromhighwayTransportationinTaiwan，Germany，JapanandSouthKo－rea［J］．Energypolicy，2007，35（6）：3226－3235．
［3］De－FreitasLC，KanekoS．DecomposingthedecouplingofCO2emissionandeconomicgrowthinBrazil［J］．EcologicalEconomics，2011，70（8）：1459－1469．
［4］趙一平，孫啟宏，段寧．中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響應關系研究——基于相對“脫鉤”與“復鉤”理論的實證研究［J］．科研管理，2006（5）：129－133．
［5］王虹，王建強，趙濤．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環境的“脫鉤”“復鉤”軌跡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9，（17）：113－115．
［6］彭佳雯，黃賢金，鐘太洋，趙雲泰．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碳排放的脫鉤研究［J］．資源科學，2011，33（4）：626－633．
［7］李忠民，慶東瑞．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脫鉤實證研究——以山西省為例［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2）：67－72．
［8］蓋美，曹桂艷，田成詩，柯麗娜．遼寧沿海經濟帶能源消費碳排放與區域經濟增長脫鉤分析［J］．資源科學，2014，36（6）：1267－1277．
［9］AntonJ．DecouplingAConceptualOverview［R］．Paris：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2001．
［10］馬軍，鞏芳．西部地區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比較研究［J］．生態經濟，2013，（2）：53．
［11］OECD．Indicatorstomeasuredecouplingofenvironmentalpressuresfromeconomicgrowth［R］．Paris：OECD，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