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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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一、引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已于2013年10月正式成立，根據國務院頒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這一中國境內的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貿區”）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包括“在新時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重要使命，是國家戰略需要”等內容。但在全球以美國為主導、構建新自由貿易秩序的背景下，為了適應新的挑戰，并重新確立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上海自貿區”建設的一個關鍵使命便在于“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也只有進一步地推進各領域改革，將自身置于資源配置的全球化進程中去，中國才能從自由貿易和投資所催生的經濟效益[1]中獲利。就此而言，“上海自貿區”建設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乃是，如何通過提高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程度來推進改革，以及促進發展，自貿區只不過是實現這個過程的一個環節而已。不過，問題顯然沒有這么簡單，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固然可以給社會經濟帶來諸多好處，但也存在一些值得爭議的地方，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會不會影響環境的質量，尤其是影響到作為貿易輸出國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質量。

這個問題最初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提出的，那時，正值北美諸國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該協定生效后，有學者觀察到作為協定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的環境質量在自由貿易的推進過程中似乎經歷了一個明顯下滑的階段（Grossman and Krueger），[2]由此，經濟學界揭開了有關自由貿易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歸納出了幾個重要的效應和結論，包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污染者天堂效應及假說（PHE和PHH）。時至今日，隨著發展中國家內部環境問題的加劇，譬如中國近期爆發大規模的空氣污染事件（霧霾），這里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國際貿易上的成因。那么，究竟應該如何審視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同時，站在已經成立的“上海自貿區”的角度，它在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過程中，是否也會對中國的環境質量造成影響？進而，我們是否有可能利用“上海自貿區”的建設來扭轉傳統的發展模式，進而改善環境質量，讓自貿區服務于建設美麗中國的環境保護目標？

二、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理論與實踐

（一）兩種相異的意見

1.自由貿易不利于環境保護

有關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目前國際學術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自由貿易不利于環境保護，其理由在于“在不同的環境管制水平下，商品的國際貿易和流動必然會增加環境風險，并危及環境質量”，[3]以及“國際貿易會加速各種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譬如象牙的貿易危及大象的生存，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則嚴重影響了空氣質量，熱帶雨林地區的木材出口則又導致了森林的不可持續發展”，[4]由此，這個觀點認為自由貿易對于環境質量的最大影響在于，為了在自由貿易中獲得更大的競爭力，各國會傾向于削弱其環境規制水平，進而令其環境加速惡化，這個過程被歸納為“向底線競爭”（Race to the bottom），這里的底線指的便是“環境保護的底線”。

2.自由貿易對環境有改善作用

與上述觀點相異的是，推崇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則認為，自由貿易不僅不會惡化貿易國的生態環境，而且還有改善作用，也就是貿易可以產生“收入溢出效應”，令貿易的福利效應擴散到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諸多領域中。具體到自由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環境質量的影響過程，這個觀點提出了與前一種觀點截然相反的論據，指出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更容易獲得清潔的環保技術，以及在愈加嚴格的環境規制條件下會反過來激勵創新，并使得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相輔相成。[5]就此而言，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并不是“向底線競爭”，而是“向頂端競爭”（Race to the top）。

上述兩種觀點各有側重，都有一定說服力，那么，自由貿易對環境質量究竟有何影響呢？綜合各種研究，總體上，自由貿易的環境影響在效應上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6]而之所以出現不同的結論，其來源也正是與這三種效應的對比關系有關。第一，當自由貿易的規模效應占主導地位時，它對環境質量的負面影響就比較大，因為更大規模的經濟產出必然占用更多的資源。第二，當自由貿易的技術效應占據主導地位時，自由貿易的環境影響就表現為正效應，其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將提高環境的產出效應和保護程度。第三，當自由貿易的結構效應為主時，其結果則未可知，這是由于自由貿易如強化了一國現有資源稟賦的話，那么在環境規制水平較低時將繼續擴大利用低成本的環境資源，從而惡化環境質量，而在環境規制水平較高時，則又會通過提高環境資源的價格，改變其貿易稟賦優勢，進而優化環境質量。

從以上三方面的過程可以看出，自由貿易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環境實則取決于哪種效應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環境質量與貿易的自由化本身并無或正或負的關系，關鍵之處在于，我們在自由貿易的推進過程和自貿區的建設過程中，究竟采取何種發展的路徑或模式及理念，并在此基礎上，是不是揚長避短，主要發揮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各種效應，譬如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等。

（二）發展理念的甄別

1.兩種理念：增長至上與綠色治理

從資源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基于對可持續發展的各種理解，西方在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上曾經有過兩種主要理念，其一是繼續走資源環境密集型的發展道路（稱之為A模式），作為最極端的增長至上論，這條道路在西方發達國家基本已經沒有什么市場，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此，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的環保主義運動催生了第二種發展理念，那就是走“綠色”增長道路（稱之為B模式），其中尤以1988年聯合國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為代表。此后，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基本上認同這個理念，并切實地采取了各種政策與行動，對本國/本地區進行實實在在的“綠色治理”，并取得顯著成效。

到今天，整體上西方國家的環境優于發展中國家，而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條件便是借助于越來越便利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將本國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向外轉移，同時有限制、有選擇地對外輸出本國的“綠色清潔資源（即能源資源環境）”（譬如跨地區貿易一體化協議中對特定地區進行貿易品種類的限定）。盡管從結果來看，這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種要素參與全球分工后使然，但如果所有的貿易都是真正雙向自由流動的話，到目前，發展中國家實則不會接受這么高比例的污染產業，且完全忽略對于清潔產業的引進，而發達國家的環境治理也不會如此順利。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便是全球范圍內，西方發達國家各種形式自貿區的設定過程中，他們如何通過自貿區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來強化技術效應和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結構效應，逐步修正自身的貿易優勢，轉而使發展中國家承擔資源環境的高成本供給。

2.自貿區模式：負面清單與倒逼機制

一方面，自貿區，顧名思義肯定是提高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程度，讓商品和要素通過這個管道真正地在國際市場上流動起來，然后推動本國稟賦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最大程度的回報，這一點基本上是眾所周知的。但這卻并非是自貿區的全部內涵，到今天，我們開始研究所謂的“負面清單管理”，這在3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伊始時，是根本不敢做、也不敢想的事情，那時，擔心的事情是怕沒有外資進來，沒有對外貿易可做。然而，30多年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卻早就為自貿區設定了為數眾多的“負面清單”，對貿易對象和種類進行了諸多的規定，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進行了一次“資源的扭曲配置”，即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政策抬高了某些貿易品的成本，而同時又通過“自貿區”的形式來降低其他貿易品的相對成本，從而創造以及凸顯出某些貿易品所謂的稟賦優勢。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已經明白（或許大部分人還沒有真正明白），這樣的成本本來應該通過國內的價格信號進行還原，不過，要在國內扭轉資源環境等要素的價格信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譬如需要國會、政府、市場進行反復博弈之后才能成行。而如果通過自貿區負面清單的形式來扮演價格信號的作用，那么就會減少很多的社會博弈成本，同時實現對貿易和投資流向的某種掌控。這便是自貿區建設對社會經濟發展模式選擇的第二重意義所在，也可以將之理解為所謂的“倒逼機制”，只不過，更寬泛的理解是，自貿區倒逼的不僅僅是政府、企業等主體，如果政策合理有效的話，它還會直接倒逼“資源環境領域的價格形成”。

就此而言，針對當前已經高度自由流動、并且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的設計中，不僅應該繼續執行原先已經出臺的各種資源環境保護管制政策，而且還應該對此提高約束，讓資源環境要素的流出越來越困難，同時促進這些要素的積極流入。反言之，切忌重復以前的教訓，讓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產業繼續得以在“自由和開放”的名義下透過自貿區這個管道向內涌入。

三、自貿區建設的環境效應分析

（一）適度模式與可持續發展

除了上述A模式和B模式之外，同濟大學的諸大建教授還提出了另外的一種發展模式，即C模式，[7]該模式強調的是“適度的”可持續發展，側重于以擴大經濟增量為主要的途徑來逐步提高國民經濟的綠色性，其實質是建議在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走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取一個“折中值”，認為環保的步伐不可過急，應該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相適應，在主要矛盾仍集中于“發展與落后”的時候，不可將我們的注意力和精力完全轉移到資源環境領域上。應該說，這樣的一種模式（或理論）比較符合中國1978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經驗，那就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來逐步消除市場中的扭曲現象，通過增量來解決存量中的結構性矛盾。

不過，問題在于，從國外的實踐來看，可持續發展的思潮一旦啟蒙，在最初階段就會表現得極為“激進”，譬如美國，環保主義運動開閘之后，一時之間朝野各界無不以“綠色”來標榜自己，以至于任何領域的政策如果與“環?！毕鄾_突便會遭到抵制，其中便包括“自由貿易區”的政策。反過來，也有一些國家，并未真正地啟動可持續發展進程，任由資源環境條件繼續惡化，最終則基本上都慘淡收場。就目前的情況看，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因素刺激，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選擇關口，那就是，在資源環境保護問題上，接下來究竟應該是“勻速”前行，還是“加速”前進？

（二）環保訴求與競爭力提高

客觀上而言，國內的環保領域看起來很熱鬧，但在根本上，我們距離“真正的環保主義啟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沒有到要區分誰是“深綠”、誰是“淺綠”的階段，不得不承認的是，仍有很多的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受到增長至上傳統思維的束縛，希望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應該圍繞經濟增長展開，一切工作的評價也都應以GDP為標準，在此背景下，也很難說，上海自貿區的相關改革就沒有諸如此類的考慮，即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及相關領域的開放來優化資源配置，引入外部資本，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經濟注入新鮮血液，從而繼續做大規模。果真如此的話，那自貿區的開建倒是與上述C模式的發展理念比較契合，一方面，讓經濟繼續加速前進，另一方面，資源環境的利用速度則相對減緩，通過此消彼長的漸進方式來化解當前的資源環境困境。

但實際上，從中央的意愿和部署來看，如果自貿區僅僅停留在這樣的一個目標和階段上，這顯然無法滿足當前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在“調結構、穩增長和促轉型”三者中，結構調整顯然是重中之重，為此，無論是“五位一體”的發展定位，還是“污染的區域聯防聯治”，以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等，都可以看出中央為了順應接下來一個階段里可能出現的新一輪“環保訴求”而在著手開展的各項準備工作，如果自貿區的發展態勢依舊僅僅是促增長的話，那么就會與這樣的努力相抵觸，也不符合中央的施政意圖。

（三）資本高地與一體化發展

自貿區究竟應該如何以自身的發展來輔佐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模式這個目標呢，除了本文第二部分所提的“減負”理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可能便是，通過自貿區的建設來獲得自由貿易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結構效應”，也就是促進要素稟賦的轉變，以自貿區吸引資本，推動中國部分區域形成全球性或地區性的“資本高地”，讓資本逐漸成為我們新的競爭優勢，以更加“廉價”的資本替代相對“便宜”的資源和環境，如此，也可在不強行“減負”（規避污染產業）的情況下，實現社會經濟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的齊頭并進，抑或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基于競爭優勢基礎意義上的“減負”。其實，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要推動金融、貿易、航運等的一體化來對抗外部競爭的關鍵所在。

四、自貿區如何與“建設美麗中國”協同：政策及展望

（一）自貿區建設與“優化資源配置”路徑的打通

從發展模式的選擇來看，在上述A、B和C三種路徑中，可供我們騰挪的戰略空間實際上已經越來越小，即便是走“漸進式可持續發展”的C模式在當下受到了政府的首肯，卻也無法再堅持幾年，這是因為，如其他國家的經驗所表明，環保主義的啟蒙和訴求并非會是一種“漸進式”的發展過程，在日益趨緊的環境惡化形勢下，物極必反的結果是，極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中央到地方掀起聲勢浩大的可持續浪潮，目前至少已經有一些跡象在證明這一點，到了那個時候，所有一切提高效率的戰略、政策及舉措都不得不面對一個挑戰，那就是如何與“建設美麗中國”的內生性相協同。就協同的根本性問題而言，其關鍵在于如何在不同政策之間打通“優化資源配置”這個共同點。

如果要從配置效率的角度出發，“建設美麗中國”的實質是優化資源環境的配置狀況，直接的表現是將被低估了的資源環境價格還原出來。怎么還原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最簡單的方法莫過于通過管制來逐步提高它們的使用價格，一直提高到足以將資源環境的質量恢復到正常水平為止。其實相比于歐美的市場經濟制度，我們在這方面應該有更大的優勢。不過，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不會讓環境管制的努力如愿以償，它會通過自身的力量來抵消政府在環保上的種種努力。譬如，最為典型的便是以“用腳投票”的方式抵制嚴格執行環境管制的國家和地區，也就是形成所謂的“污染天堂”，即產業向“污染管制較輕，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這也正是，30多年來我們屢治環境而卻又無功而返的本質所在。說穿了，就是因為我們的資源環境產品及服務不如歐美發達國家來得貴。體現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便是資源環境要素大規模地從中國流向其他國家，從而造成了內外環境質量的失衡。現在，即便是作為資源環境輸入國的歐美發達國家自身都要出臺政策來反對環境領域的這種失衡（譬如在各種地區貿易一體化協定中專門規定了環境保護）。

由此，結合“建設美麗中國”的需要，解決資源環境領域的內外失衡是當務之急。與此同時，解鈴還需系鈴人。既然國際貿易是造成這種失衡的原因所在，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在強化內部環境管制的基礎上，通過改善貿易條件的努力來扭轉失衡。在此，自貿區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自貿區改革與“建設美麗中國”訴求的協同

1.解決資源環境領域的失衡

同樣，按照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設定“自貿區”的出發點本身就是為了消除內外部的各種區別和失衡，譬如制度成本的內外區別、商品和服務的內外成本區別、資本和技術要素的內外成本區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總體上而言，在大部分商品、要素上，內部的成本都體現為高于外部的成本，但唯獨資源環境領域正好相反。這一點實際上足以給我們為了自貿區發展以及對外多變和雙邊自貿協定的簽訂提供一個重要的啟示，即如何在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自由度、降低貿易投資各種成本的同時，讓我們的資源環境成本和價格逐步與國際水平趨同。也就是說，自貿區和自貿協定能否為解決資源環境領域的失衡進行服務？這實則是“自貿區”改革與“建設美麗中國”訴求相協同的最大結合點。

表面上看，似乎很難做到這一點，但實際上，只要存在長期的失衡（成本和價格的不一致），所有的理論都在告訴我們，市場是可以出清這種失衡的。只是問題在于，我們將如何合理地借助于包括自貿區在內的各種方法來改善我們的貿易條件，并為資源環境要素爭取更加自由和對等的市場基礎。

具體而言，究竟應該如何在自貿區與“建設美麗中國”之間搭建橋梁呢？如果我們可以將自貿區理解為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的某種功能區，那么，這個問題的實質便在于如何正確理解并解決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間的關系問題。如前文所述，兩者之間存在著兩難境地，自由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惡化之間存在一定關聯，尤其是擴大自由貿易、從而引入全球競爭的結果是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所謂的“向底線競爭”的環境管治和約束的放松和質量的下滑，但這并非是自由貿易給環境領域帶來的全部功效，除了以上“惡”的一面之外，自由貿易對于環境還有著積極的一面。

2.帶動資源環境利用的效率

對此也有很多理論予以解釋，包括通過自由貿易帶動經濟增長之后，大大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基礎設施上的投資能力，即提高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自由貿易如果真正實現了要素的自由流動的話，那么，在資源環境要素流出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會幫助發展中國家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引入環保技術和服務。還有，自由貿易所帶動的市場化結果也會從制度層面大大提高發展中國家資源環境利用的效率，即提高環境的生產力。最后，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必將帶動“思想”的流動，其中便包括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理念，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長期的環境治理中尤為重要，事實上，包括“可持續發展”本身在內的發展模式和認知其實就與全球市場的建立與擴大不無相關（19世紀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就曾斷言“A free market of goods corresponds to a free market of ideas” （商品的自由市場必將與思想的自由市場相對應））。[8]現在看來，其中所提的Ideas，既包括非商品的“服務”（譬如環境咨詢），也包括非商品的“理念及認知”。從中可以看出，盡管處于不利地位中的發展中國家因為自由貿易造成了環境污染，但自由貿易與“建設美麗中國”實則仍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不看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充分利用“再開放”的改革契機來改善我們的環境。

3.配置資源環境保護的要素

落實到自貿區，將來要在進一步開放的格局下保護資源環境，那就必須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由貿易積極的一面。一方面，要堅持以市場化的原則來配置資源環境要素，也就是取消各種人為壓制資源環境價格的政策，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提下，把資源環境要素通過金融、貿易等手段放到國際市場上去流通起來，這對于提高我們國內資源環境要素的利用效率或者生產力是極為必要的，同時也有利于讓國際市場的動態性來平衡我們與發達國家在資源環境要素上的價差；另一方面，更加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通過自貿區來發揮它在引入資源環境服務、技術以及知識和理念上的積極作用，也就是以此進一步來推進我們在可持續發展上的能力建設。如此，那就可以與監管“環境污染排放”的“負面清單管理”相結合，真正發揮出自貿區在“建設美麗中國”中應有的影響和作用。

五、結語

中國（上海）自貿區已經在如期開建。就上海而言，實則已經迎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發展契機，即既擔負起深化全國改革開放的重任，又作為身處改革的第一線，享受改革可能帶來的各種紅利。對此，除了從金融、經濟、貿易、體制等角度來探討自貿區建設的種種方面之外，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審視的是，自貿區建設究竟有無可持續發展意義上的某種價值？即，從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將會對我們既定的“五位一體”戰略和“建設美麗中國”目標有何影響？

（一）“增量”與“減負”

首要的問題是，上海自貿區建設肩負的是深化改革開發的歷史使命，那么這樣的一個戰略性舉措究竟是在做“增量”還是做“減負”。就筆者看來，經歷了前面30多年“重量輕質”的快速增長后，時至今日，實際上我們的社會經濟積累了眾多的“負資產”，其中包括過重的產業結構、低效率的體制機制等等，從而帶來了諸如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環境污染嚴重等后果，這些體現為“負能量”的發展在嚴重侵蝕著社會經濟的機體。在此背景下，其實，繼續改革向前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途徑已經明了，那就是“減負”，將一些不利于社會經濟健康全面發展的“負資產”清理掉是時候了，無論是“壯士斷臂”也好，還是“削骨療傷”，只要能讓整個經濟重新輕裝上陣的都值得一試，尤其是能夠真正讓中國在經濟結構上消除弊病的方法。應該說，這才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核心所在，也是選擇并啟動建設上海自貿區的最大背景，如果僅僅是為了重復30多年間所走過的老路，那么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大張旗鼓地建設自貿區。

（二）“從外向內”與“從內向外”

就此而言，要說自貿區在金融、貿易、產業等等方面的政策是一種改革和開發深化的話，那么，與30年前的改革開放以及10多年前的入世（加入WTO）本質上的區別在于，后者屬于強化“從外向內”的流動性開發，而自貿區的意義則將更多是“從內向外”的流動性開放，說穿了，就是在相對比較封閉（從內向外的封閉）的圍墻上，挖一個洞，這個洞的意義不再是所謂的“吸收”，而將是更多的“疏通”，通過這個洞，將內部的“負資產”疏導到外部去，減輕內部的重重負擔，即為國民經濟“減負”。

（三）“投資饑渴癥”與“效率饑渴癥”

如果明白了如上這些，那么就很容易真正讀懂中央對自貿區設定的政策清單，表面上看，都是在做增量，即從制度上和產業上掃清一些障礙，但如果比對先前的政策，到目前為止，仍看不出這些制度和新增的產業還會對國際市場和資本產生多大的“虹吸”效應。而反過來，通過這些政策，眾多的國內資本和產業卻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一個“外流”的途徑，這一點，從政策解讀的一個側面來看，似乎是形成所謂的“倒逼機制”，但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實則是在擠壓國內經營最為粗放的部門、市場和產業以及資本。如果市場對自貿區的政策形成長期預期的話，那么這樣的擠壓程度還將逐步提高。換言之，這樣的“減負”看起來似乎不利于國內的資本積累和效率改進，但從長期來看，“減負”將可以幫助我們擠掉泡沫，治療國內的政府和市場以往所形成的“投資饑渴癥”，改而轉向“效率饑渴癥”。就此而言，自貿區建設帶來的“減負”效應將有利于我們騰出手來真正地從結構出發來改善環境，提高能效，并建設美麗中國。

參考文獻：

[1]袁志剛.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戰略研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2]Grossman，G.M.and A.B.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Mexico-US Free Trade Agreement[M]. P. Garber，MIT Press.1993.

[3]Kevin P. Gallagher.Handbook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0.

[4]Copeland，Taylor.Trade， Growth and 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2，No.1（2004）：7-71.

[5]Porter，van der Linde.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9（1995）：97-118.

[6]Nicolas Korves.Is free Trade Good or Bad for the Environment？New Empirical Evidence，Climate Change-Socioeconomic Effects[M].Janeza Trdine Rijeka， Croatia，2011.

第2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犊撇嫉恰x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币恍┌l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第3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上海自貿區;定位;發展

本文是浙江外國語學院2014年度學生專業應用能力培養立項項目“關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定位與發展研究”（編號：1）;指導老師：錢晨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0月13日

經濟是國家命脈，改革開放將中國經濟推向制高點，隨之而來則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窗口期。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關系日益密切，經濟合作更顯重要，自貿區建設問題顯現。當前，大力推進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是中國加入WTO后在擴大開放方面邁出的更重要一步。作為國內首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自由貿易園區，上海自貿區是一塊試金石，它的發展將直接影響未來自貿區規劃，因此發展與定位成為探究上海自貿區的主要內容。

一、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自貿區建設

（一）背景簡述。自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迅猛增長的態勢，對外貿易和跨國投資快速發展，但撥開現象究其本質，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各種問題日益突出，社會內部矛盾加劇，對外貿易紛爭顯現，為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保持與各國間的友好關系，新一輪改革迫在眉睫，焦點將聚集在我國自貿區建設上。

歷經十來年的發展，我國自貿區建設已取得初步成就，在建自貿區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而其中絕大部分是與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地區）簽訂貿易協定，且相對規則概念陳舊，難以跟上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的大潮流，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2013年9月29日，經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開張，成為國內首個符合國際慣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試驗區范圍涵蓋上海市東外灘保稅區、東外灘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標志著一個新紀元的開端，加速了國際間貿易投資的便利化和自由化，開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新進程。

（二）自貿區一年成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2013年9月29日舉行掛牌儀式，當天首批入駐自貿區的包括25家企業和11家金融機構，經過一年發展，上海自貿區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1、制度創新，提高貿易自由度。從改革開放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固然發展，但社會矛盾加劇，外向型經濟愈演愈烈，區內制度改革有望升級發展模式，提高市場效率?！柏撁媲鍐巍眲撔铝酥袊硟韧顿Y管理模式，將行政重點從審批轉移至監管，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檢驗檢疫新制度開啟行政許可特殊程序，放寬審批條件，降低準入門檻，進一步提升自貿區對外開放程度和貿易便利化水平，諸如醫藥類產業發展前景可觀。

2、金融改革，推動市場國際化。上海金融地位是其主要特色，金融作為國際貿易中不可忽視的部分，其改革備受關注。放開區內人民幣管理制度，方便區內貨幣自由兌換與跨境投資是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逐步將人民幣帶向國際化。除制度創新外，金融服務行業成果顯著，87家有金融牌照的機構和一批金融服務企業入駐區內，同時，面向國際的金融市場平臺建設有序推進，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已批準成立。

（三）研究重點

1、以制度創新倒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現有政治制度根深蒂固，轉變政府職能并非易事。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助力，其中經濟改革就是關鍵動力。其中，經濟改革需要內外雙重催化劑，外部靠經貿環境的倒逼，內部通過自貿區倒逼經濟制度革新。

2、以金融地位區別其他自貿區。上海自貿區成立為天津、廈門等地帶來曙光，未來規劃中的其他自貿區建設規模都遠超上海自貿區。與其他自貿區相比較，上海地位主要體現在金融上，以金融融資等業務彰顯競爭優勢。

二、上海自貿區預期定位

中國自由港、保稅區等建設已有十多年歷史，但上海自貿區是首個自由貿易區，此為一種本質上的創新。在缺乏經驗卻又急需改革的情況下，該大膽舉措能否使中國經濟實現健康穩步發展，將牽引至當下上海自貿區的定位問題研究。

上海自貿區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區，是單個國家圈定其內某一地區供特殊國際經濟交流的區域性經濟特區，就如同大國內藏有一小國，充分體現經貿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理念差異決定固有思想無法用于新一輪自貿區建設，作為改革的試驗田，避免用錯誤的思想定位上海自貿區。

（一）國內定位：試點改革經驗，提升上海金融地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定位著力于中國發展，彰顯中國特色。北京，中國之首都，一國之重地，上海自貿區前冠以“中國”二字，對后續建設的自貿區而言，其地位就如同北京之于中國，上海自貿區作為先行者承起標桿作用，以點到面的發展，改革經驗尤為寶貴。首先，制度改革是主要內容，我國的經濟金融體制對比國際市場經濟機制仍有差距，以上海自貿區為試點，大力開展金融融資等業務，以自貿區定位提升上海金融地位，同時，在投資、貿易、金融方面進行經濟制度改革倒逼政府職能轉變與政治體制改革;其次，上海自貿區的功能定位也將超越傳統自由貿易園區，改變傳統的單一產品貿易流轉模式，促進文化類、技術類等新型貿易流通，如民族文化交流，雖然上海地區沒有對制造業的容納力，但與周邊地區的相互合作和融合是產業布局的關鍵因素。

（二）國際定位：國際金融中心，將人民幣帶向國際化。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國內外媒體評論其為前瞻性的工程。上海自貿區的更高定位必然面向國際，短期內幫助上海建成貿易中心、航運中心、跨國公司投資管理和資金運作中心，最終致力于發展成為與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2010年，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實力得以體現，構建國際金融中心思路開始顯現。上海自貿區在金融領域擴大開放意在與國際接軌，擇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升國家經濟軟實力。中國國際地位雖已強勢不可撼動，但人民幣并未在資本市場形成規模，仍然無法與美元、歐元和英鎊等貨幣抗衡，望以上海自貿區擴大金融開放政策為契機，使人民幣成為世界性貨幣。

上海的目標永遠都是全世界，它的定位與突破決定本質上的區別。

三、上海自貿區對比科隆自貿區：四角度顯兩者差異，取經驗促良性發展

上海自貿區作為東方新秀，仍需探究已成規模的世界知名自由貿易區，以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為例?？坡∽再Q區成立于1948年，位于巴拿馬運河的大西洋入?？谔?，初建面積為49公頃，商品貿易以輕紡、服裝、工藝、日用品和家電產品為主，年貿易額可達三百多億美元，為拉美貿易的集散地、轉口中心，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拉美國家與中國貿易往來日漸密切，巴拿馬是中國在拉美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貿易伙伴，科隆自貿區作為貿易樞紐，值得與上海自貿易進行對比。從四個角度對比上海自貿區與科隆自貿區各自特點：

1、地理位置角度。兩者都占據國家最佳優勢，港口城市，為物流提供最大便利，但從巴拿馬到拉美和加勒比各地區的交通運輸網是任何地區都難以與其媲美的，科隆地理優勢輻射大地域能更大限度地輔助其發展。

2、貿易角度。上海自貿區商品交易同樣以服裝等大宗商品為主，與科隆自貿區商品交易種類極大程度相似，其本質上的區別為上海以出口貿易為主，而科隆以過境貿易為主，兩者間存在貨物流通鏈。

3、政策角度。前者開放政策力度未及后者，免稅收政策是科隆自貿區商業活動最大亮點，金融政策使投資者免于貨幣升貶值之憂，為保安全，上海自貿區各方面政策相對“嚴厲”。

4、功能角度。上海部分致力于金融改革，推進中國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的開放，而科隆部分則以服務拉美全地區為主，其主體功能定位為轉口貿易。

自金融危機以來，科隆自貿區面臨低谷期，經濟低迷、商業模式單一、犯罪問題成為阻礙其發展的主要原因，此類傳統自貿區的被動格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難以快速復蘇，總結其弊端，上海自貿區可規避風險，良性發展。就未來發展而言，上海自貿區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其發展潛力，形成規模將遠超科隆自貿區。

四、上海自貿區未來發展路徑

從計劃到實施，上海自貿區建設實屬不易，當前滯后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敦促了自貿區發展腳步，未來發展路徑將以國內經濟局勢為重，結合國際經驗，打造中國經濟新模式。

（一）安全環境建設。走私是困擾多數自貿區的重要難題，便利的進出口貿易環境不該為非法牟利鋪路，上海自貿區內還需加強法律建設，保障安全，杜絕區內犯罪?，F階段，上海自貿區已吸引全球眼球，為保證綠色健康發展，營造區內安全氛圍，需采取規范工作流程，定期檢查，加強培養教育等措施。

（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國際大都市，上海有堅實的基礎打造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上海自貿區建設的大目標。近年內，區內需繼續聚集大量金融機構和相關服務產業，不斷完善金融制度，構造便利國際資本借貸、外匯交易等服務的大平臺。

（三）國際交流。中國已建自貿區涉及的國家與地區相對落后，均為發展中或欠發達地區，經濟實力較差，故中國貢獻力遠大于對方，這無法有效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上海自貿區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且上海經濟本就繁榮，借此與發達國家或地區合作，建筑溝通橋梁，汲取經驗，利于建設，例如與韓國、新加坡等地建交，以減少諸國恐地位撼動之憂。

通過對上海自貿區進行橫向與縱向綜合分析，符合我國國情的自貿區建設有路可循。外界普遍認為，設立上海自貿區的意義不亞于當年中國在深圳設立特區，由此可見，上海自貿區地位無可取代，現有定位與未來發展至關重要，但輝煌無法復制，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中國經濟影響自成一派。

主要參考文獻：

[1]夏善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理念和功能定位[J].研究與探討，2013.NO.7.

第4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第5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保護

一、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

為了經濟發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目標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國際貿易，兩者之間存在沖突。亞歷山大O基斯說：”在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存在著兩個對立的趨勢：一方面是為了環境保護控制某些國際貿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為了自由貿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的愿望。”所以，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表現為下面兩種具體的形式：

(一)國際貿易對環境保護的限制影響

當代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貿易自由，減少各種各樣的貿易障礙，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和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地利用世界資源。貿易自由化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自由化要力求掃清各種貿易障礙。但貿易自由化的放任自流則會造成生態資源的過度開發，使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發達國家利用大國優勝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推行環境殖民主義，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這是建立在對其國內資源的高強度開發甚至掠奪性開發的基礎上，是用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作高昂代價換來的，而發達國家卻以低于實際資源價格的(即沒有考慮環境資源價值)的市場價格購買初級產品。

其次，新一輪環境侵略將使環境安全面臨新的威脅，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和危害環境的工業，設備，產品和有害廢物，進行環境侵略(也稱生態侵略，生態殖民)。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遭受環境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制約

正是由于貿易自由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所以整個國際社會都試圖在貿易中考慮環境保護，來協調好貿易自由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具體來講，是在貿易規則中考慮相關環境因素，在環境規則中對與環境有關的貿易進行規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國際貿易。這樣，環保措施在實現其環境保護目的的同時，對國際貿易必然構成一定的障礙，其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構成的法律障礙

首先是國際法中與環境有關的貿易規則。這類條約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目的，在規定貿易規則的同時考慮了相關環境因素。最為典型的是GATT第20條。其次是國際法中與貿易有關的環境規則。這類規則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規定了影響環境的有關貿易規則。

2．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設置的經濟障礙

第一，課征環境進口附加稅。進口國以保護環境為理由，對某項產品的出口，除征收一般進口關稅外，還另外加征稅款。第二，綠色壁壘。它是進口國以保護國內的環境，人民和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為目的而采取的各種措施，這些根據WTO，GATT的相關規定的條款制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限制和約束國際貿易的隱蔽壁壘。第三，環境貿易制裁。即一國針對另一國違反國際條約而采取的強制性貿易制裁措施。

3．各國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形成的行政障礙

各國為保護本國環境會制定一系列環境管制措施，環境管制是指為環保目的而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各個國家實施環境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以保護環境為名，征收環境進口附加稅。第二，采用強制性措施，限制或禁止進口，其依據是進口產品的生產制造方法不符合本國的環境要求。第三，推行國際標準，即對未達到國際組織制定的環境標準的產品禁止或限制進出口。第四，政府環境補貼。即政府以政治原因或經濟原因(如因經濟困難商無力支付污染防治費用)而對廠商進行環境補貼。因此，國際組織和各個國家制定的環境法規和貿易規則構成了環境管制的法律基礎和依據。隨著環境貿易政策的增多，環境管制措施日趨多樣化，由此引發的貿易問題也日益增多，從而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實質

(一)利益的沖突

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不能同時達到是一種表面上的沖突，更深層的沖突是南北國家之問的沖突；是南北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環保水平上的差異所造成的沖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利益、環境利益上的沖突。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希望擴大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以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盡管過量開發自然資源可能破壞環境，但這些國家迫于貧困很難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而放棄出口收入。另外，它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還很淡薄，環境法規極不健全，環境標準相對低下，且無力支付改善環境狀況的高昂費用。發達國家已完成工業化過程，環境污染的一度加劇，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迫使這些國家逐步完善其環境法規，在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的各個環節都有相關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措施。所以，環境與貿易之問的沖突其實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環境意識基礎上的不同利益的沖突。

(二)規則的沖突

國際上環境與貿易爭端日益成為焦點，案例之多，種類之多，是空前的。這里還有一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打規則仗，各種各樣的規則為爭論的各方所援引。而規則的模糊性、規則的不協調正是造成沖突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自的環境標準截然不同(其中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相對嚴格)，難以協調，從而導致發達圍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環境保護與追求貿易自由上矛盾更趨尖銳復雜。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保護環境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人趨勢，將環保措施納入到周際貿易的目標和規則中，發達國家的這一行為似乎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發達國家同時又運用各種規則中的例外規定來為自己辯解，規則的原則性、模糊性為其援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這就需要國際社會從全局考慮問題，綜合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以求規則的協調統，減少因規則不協調引起的糾紛，加強規則的可操作性和明確性。

三、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協調

㈠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法律協調途徑：

1．不斷完善國際法

首先，賦予發達國家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圈際環境法上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賦予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上更多的義務和責任。各國負有保護全球環境的共同責任，但存各國之間，豐要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這個責任的分擔不是平均的。一方面，發達國家要對一些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物質的生產、排放進行控制，率先采取相關措施，列出時間表，而適當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的寬限期。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應當在技術、資金上給予發展中國家額外的資助。所幸的是，這些已經在一些國際性的條約、協定中有所體現，也引起了同際社會的共同關注。

其次，標準的協調。我們應當尋求產品標準的協調。產品標準的高低表明一國在制度選擇上是環保優先還是貿易優先。環保優先會阻礙貿易，貿易優先會降低某些國家的環保水平，所以，在全球范圍內，產品標準的協調也顯得尤為重要。

2．國內法與國際法協

調發展，在協調環境與貿易關系上，除了國際法的完善，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也應作相應調整，把國際法、多邊協議的內容以國內法的形式規定下來，履行國際義務。保護環境不能以經濟”零增長”為代價，應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實現發展與環保的雙重目標，所以要完善環境貿易法規，在環境立法中積極考慮外貿行為，在外貿立法中考慮環境管理；推廣”清潔生產”工藝和技術，開發綠色產品，發展環保產業；推廣實施ISO14000國際標準；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資法規：等等。通過這‘系列措施協調好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的關系，達到環保水平和貿易自由的共同提高。

3．完善解決爭端機制，環境與貿易的沖突源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沖突，且這種沖突短時期內不會消失。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環境與貿易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決定了這兩者必然會發生交叉和沖突，并最終協調融為一體，但這個協調過程也是漫長的。所以，現階段，一旦發生沖突，還是要有相對完備的救濟機制，妥善解決環境．貿易糾紛與爭端，促使兩者走上良性循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地球環境，實現全球的共同繁榮和可持續發展。新晨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經濟協調途徑：

首先，廣大發展中國家要立足于本國，加強彼此之間的團結合作，積極開發環境無害技術，環保工業產品，實行傾斜扶持政策，發展綠色經濟，以科學技術為推動力，應用清潔生產技術，資源節約技術等等，來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要抓住機遇，加強與發達國家繁榮交流合作，借鑒吸收其先進技術與經驗，爭取早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改變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只有本著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關系的思想，各國共同努力，調整現行多邊國際貿易制度與多邊環境條約之間的關系，貿易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因此發達國家應從技術，資金，人力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使發展中國家在內外因素的雙重作用，迅速走出生存經濟狀態，提高其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發展中國家要積極參加國際社會有關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會議，爭取與發達國家一起制定公平合理的環境貿易政策，措施，保證其透明度，以免形成新的貿易壁壘，或不利于其本國的環境保護。

最后，尊重各自的國情，區別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之間的沖突在許多場合下，其本質上都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作為發達國家，其已經渡過了發展與積累的階段，在經濟上處了二有利地位，因此，在面臨環境危機時，對環境問題有更多的傾向性措施，甚至不惜減慢發展的速度。而在發展中國家，其正在進入艱苦的發展階段，甚至有些國家還在為國民的溫飽問題苦苦掙扎，因此生存才是其第～要事，面對環境問題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解決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沖突時，要充分尊重不同國家的實際國情，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

第6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異質性企業；出口貿易廣度邊際；CAFTA；“扭曲”的引力模型

基金項目：本文接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1YJC790073）；南京審計學院人才引進項目（NSRC10009）資助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最新發展的異質性貿易理論指出，一國的出口增長是由其出口貿易的深度邊際和廣度邊際增長共同實現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實質上是對出口增長進行結構性分解，這種結構性分解方法對理解一國出口增長的質量、平穩性和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貿易自由化對國際貿易的二元邊際的影響是當前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由于貿易自由化往往與一國的貿易政策密切相關，深入探討貿易自由化對出口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對于一國貿易政策的制定、評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義。

區域貿易協定中雙邊關稅的削減、制度協調安排等機制可以有效降低雙邊貿易中的貿易成本以及相關的不確定性。這些機制被普遍認為是促進國際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不同的區域貿易協定在涵蓋范圍以及自由化程度上存在差異，所以區域貿易協定是否促進了成員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以及程度大小上的經驗研究結論并不一致。Redding（2010）指出，單邊、多邊和優惠貿易協定等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方式對一國的福利效應具有顯著的區別，原因在于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方式會對異質性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Dutt，Mihov and Zandt（2011）利用經典的引力模型實證分析了以多邊貿易自由化與區域貿易自由化對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其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WTO提高了成員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而區域貿易協定則在降低成員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同時提高了其出口貿易的深度邊際，甚至區域貿易協定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負面影響的程度超過了其對出口貿易深度邊際的積極影響。而Foster，Poschl and Stehrer（2010）以經典引力模型為基礎并運用配對技術方法的實證研究結果則顯示，區域貿易協定對成員雙邊貿易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成員間雙邊貿易增長主要是通過廣度邊際實現的。Berthou and Fontagne（2008）以法國企業層面的數據實證研究了歐元區的成立對法國出口廣度邊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錢學鋒等（2010）在Chaney（2008）建立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了中國出口貿易二元邊際及其影響因素。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是中國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研究CAFTA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效應對今后我國新FTA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針對CAFTA對中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影響的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無論是采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還是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大多認為CAFTA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都沒有對中國向CAFTA伙伴國出口的總量增長進行結構性的分解。這就使得它們不能有效解釋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出口增長影響的微觀結構及其福利含義。本文在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框架下，借鑒Chaney（2008）構造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對我國2000～2009年HS-6位數產品出口貿易面板數據進行檢驗，實證分析CAFTA的建設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

二、經驗研究

（一）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測度?；诓煌难芯磕康暮蛿祿目傻眯?，不同學者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定義具有一定的差別。Pacheco and Pierola（2008）綜合地理因素與產品的視角，認為出口廣度邊際主要是指建立起一種新的貿易關系。具體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新產品老市場；二是老產品新市場；三是新產品新市場。Bernard et al.（2009）則根據企業層面的貿易數據，將出口廣度邊際定義為由于企業進入或退出而引致的貿易變化。鑒于本文所使用的數據為2000～2009年HS-6位數的細分產品貿易數據，故采用產品種類的角度來定義出口廣度邊際。同時，考慮到我們研究的是雙邊層次上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因此將“新產品新市場”界定為出口廣度邊際。具體而言，若2000年沒有產品j從中國出口到o國，但在2009年有產品j從中國出口到o國（N■■），那么出口廣度邊際N定義為：N=■N■■。

（二）計量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指出，經典的引力模型假定同質性企業和消費者具有種類偏好，從而使所有產品都能夠進行國際貿易。因而，在經典引力模型中并不存在貿易的廣度邊際。尤其是現有引力模型所估計的國家樣本往往只考慮了雙邊具有正的貿易流量，忽略了零貿易，從而使其估計結果存在偏差。Chaney（2008）構建了一個多邊非對稱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并推導出一個“扭曲”的引力模型：

X■■（?準）＝

?滋h×■×■■×f■■■，0，otherwiseif ?準≥■■（1）

其中，X■■代表i國的h部門向j國的出口量；Y、Yi、Yj分別代表世界、i國和j國的經濟規模；w■代表工人生產率；?子■■、f■■分別代表可變貿易成本和固定貿易成本；?茲■■為多邊阻力項；?滋、?酌、?滓為外生的參數，分別代表消費者對產品h的消費份額、企業異質性參數和產品間的替代彈性。當部門h內的企業生產率水平大于門檻生產率（■■）時，國家i的部門h向國家j的出口量為正，否則出口量為0。

錢學鋒等（2010）把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用企業數量代替，根據式（1）推導出如下出口廣度邊際（Nij）：

Nij＝■■×■f■■×■■ （2）

由式（2）可以看出，企業異質性參數?酌越大（企業間生產率差異質性程度越低），則貿易成本、工人的生產率及多邊貿易阻力的效應越強，即行業內企業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低，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因素的效應越明顯。

我們在式（2）的基礎上加入代表國家間是否達成區域貿易協定的虛擬變量（RTAij）構造如式（3）所示的計量方程：

Nij＝?琢0＋?琢1lnyi+?琢2lnyj＋?琢3lnwi＋?琢4ln?子ij＋?琢5fij＋?琢6ln?茲j＋?琢7RTAij+?著 （3）

式（3）中?著為殘差項；其他變量與式（1）含義相同。

（三）變量與數據

1、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將2000年出口量為0而2009年出口到某個國家的量為正的某種產品作為參照，依次考察2000～2009年各年該產品是否由中國出口到該國，如果出口量為正，則該出口值作為出口的廣度邊際，如果沒有出口，則該值為0。該值以水平值的形式進入回歸方程。

2、經濟規模。本文使用東盟5國GDP總量（GDPj）和中國的GDP總量（GDPc）來衡量其經濟規模，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以對數形式進入回歸方程。預期經濟規模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為正。

3、出口目的國生產率水平（ln PROj）。由于我們難以獲得各國的工人工資率的具體數據，因此我們采用勞動生產率水平來替代工人工資率。以各國每工人的產出代表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根據式（2）其符號預期為負。

4、可變貿易成本（ln DISTij）與固定貿易成本（ln freej）。參照通常的做法，將雙邊地理距離代表可變貿易成本。我們以中國與東盟5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可變貿易成本，數據來源于Winglobe2.1軟件。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負。固定貿易成本，參照錢學鋒等（2010）的做法，使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提供的各國總體得分來衡量東盟5國的固定貿易成本，該得分越高，則該國的固定貿易成本越低。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正。

5、多邊阻力（ln mrj）。參考Kancs（2007）將多邊阻力重新定義為?茲■■■■■（Y■/Y）?準■。假定兩國間存在對稱的貿易成本（?準■＝?準■），并且一國的內部貿易成本為0（?準■=1）。參考Head and Mayer（2004）推導出的貿易自由度計算公式：

?準od=■ （4）

式（4）中E■、E■分別為從o國向d國的總出口和從d國向o國的總出口；E■、E■分別表示o國和d國的國內銷售，等于國內總產出減去其總出口。依據以上多邊阻力的定義和貿易自由度計算公式（4），我們可以計算得到東盟5國的國際貿易多邊阻力值。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正。

6、區域貿易協定（RTAij）。當中國與東盟5個國家間有區域貿易協定時，該變量值為1，否則為0。如前所述，區域貿易協定這一虛擬變量反映了以一國貿易自由化程度得分所代表的固定貿易成本和以地理距離所代表的可變貿易成本之外的如區域貿易協定中的制度協調、關稅削減等制度安排所帶來貿易成本降低的效應。因此，我們預期該變量的系數為正。

（四）估計方法與回歸結果。為研究行業內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對貿易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OECD（2003）根據行業技術水平差異的分類方法，將制造業行業分為高技術行業、中高技術行業、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等四個行業，同時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所提供的企業層面的數據，以企業人均工業增加值代表其勞動生產率水平，分別計算了以上四個大類行業內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以行業內企業間人均工業增加值標準差在2000～2007年平均值的對數表示）。為避免使用引力模型進行貿易流量估計時損失零點貿易數據，通常的做法是采用雙邊貿易流量以ln（1+Tij）形式進入方程，但正如Santos-Silva and Tenreyro（2006）所指出的，這種處理方式在存在異方差的情形下將產生不一致估計的缺陷，因此他們建議采用PPML估計方法以避免不一致估計的問題。我們參照他們的建議，采用PPML方法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表1報告了回歸結果。（表1）

（五）穩健性檢驗。為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重新定義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為：2000年中國沒有向國家o出口產品j，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年內連續有產品j向該國出口。然后，再依次考察2001～2009年各年該產品是否由中國出口到該國，如果出口量為正，則該出口值作為出口的廣度邊際，如果沒有出口，則該值為0。該值以水平值的形式進入回歸方程。按照重新定義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我們仍使用PPML方法對式（3）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

通過重新定義出口貿易廣度邊際，使用相同的方法進行回歸后，我們發現所有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沒有改變，表明表1中的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六）回歸結果分析

第一，與經典的引力模型相同，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規模和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出口廣度邊際有正的影響。其中，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出口廣度邊際受出口目的地經濟規模的影響為正，但其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而中等技術水平行業（包括中高技術水平和中低技術水平）的出口廣度邊際受出口目的地經濟規模影響為正，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具有積極的影響。這一結果與Frankel，Stein and Wei（1995，1996）所指出的“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會引致貿易品種數較大的擴張”的發現相一致。這意味著，我國在選擇貿易伙伴國時，與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簽訂自由協定，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更加有利。

第二，固定貿易成本（以出口目的地經濟自由程度的得分代表）對不同技術水平的行業具有負面影響，即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自由程度越高，則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越大。這可以從以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自由程度得分表示的固定貿易成本的回歸系數為正反映出來。從這一點來看，通過具有約束性的貿易協定安排，降低我國出口企業在出口目的地所面臨的固定成本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三，可變貿易成本（以地理距離代表）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與固定貿易成本相似，其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均具有負面影響。但是，從統計顯著性上看，可變貿易成本對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的影響較為顯著，而對高技術行業及中高技術行業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這反映了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由于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從而可以部分吸收這部分成本有關。從這一結果看，隨著我國制造業技術水平的不斷升級，選擇自由貿易協定伙伴時，可以突破地理臨近的限制，在更廣的范圍內來尋找理想的FTA伙伴國。

第四，多邊阻力項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為正，即出口目的地國家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阻力越大越可能促進與我國之間的貿易。同樣，中等技術水平行業的影響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而高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水平行業的影響則不具有顯著性。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制造業發展階段的現實，同時也提醒我們在建設自由貿易區時實現“深度一體化”以促進我國高技術行業出口的必要性。

第五，高技術水平行業和中高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目的地的生產率水平的回歸系數為正，而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水平行業的該項回歸系數為負。這主要反映了出口目的地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越高則其對高技術水平和中高技術水平產品的需求較多，而對低檔產品需求較少的現實。我們認為與已有的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出口目的地生產率水平與出口廣度邊際負相關”存在差異的原因在于，我們的樣本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四個東盟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生產率水平與我國相差不大，其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而與已有研究中發達國家與我國勞動生產率差異明顯，而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存在差異。

第六，雙邊間是否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均為正，且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這反映了CAFTA在降低我國與其他成員國間雙邊貿易的固定成本、可變成本以及不確定性方面具有顯著的作用，進而對促進我國向其他成員國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

第七，我們通過比較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以及影響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各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可以看出，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大的行業，貿易成本降低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影響程度越弱。這與Chaney（2008）的理論模型的預測一致。

三、結論

本文基于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框架，利用一個“扭曲”的引力模型和PPML估計方法對CAFTA的實證研究發現，不同技術水平的行業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因素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差異。

1、出口國和目的地的經濟規模對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有正的影響，這一正向影響在不同技術水平行業間是一致的。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積極影響則是顯著的，因此，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出口廣度邊際具有積極的影響。

2、固定貿易成本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具有負面作用。固定貿易成本對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負面影響不顯著，而對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影響。固定貿易成本可以被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廠商部分吸收消化，而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由于其附加值較低，而對固定貿易成本反應敏感，其負面影響較為顯著。

3、可變貿易成本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具有負面影響。與固定貿易成本相似，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受可變貿易成本的影響較為顯著。

4、多邊阻力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在不同技術水平行業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出口目的地與其他貿易伙伴間的貿易阻力增大可以較為顯著地促進我國中等技術水平行業產品出口廣度邊際的增長，而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沒有從這一變化中獲得額外的恩惠。

5、出口目的地生產率水平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表現出不同機制。出口目的地的生產率越高越有利于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增長，而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相反。

6、CAFTA無差別地提高了我國向東盟5國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且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就此而言，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覆蓋范圍越廣、合作程度越深，則越有利于降低貿易成本，越便利于商品、要素的跨國流動，從而越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

最后，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高，則貿易成本降低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越弱，這與已有的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模型的結論相一致。

主要參考文獻：

[1]Anderson，J.E.，and E.van Wincoop，2003，Gravity with gravias：A solution to border puzzl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

[2]Berthou A.and L.Fontagne，2008.The euro and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trade：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 level data[C].Working Papers 2008-06，CEPII research center.

[3]Bernard，A.B.，J.B.Jenson，S.J.Redding and P.K.Schott，2009，The Margins of U.S.Trade[C].NBER Working Paper No.14662.

[4]Chaney，T.，2008，“istorted Gravity：The insent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4.

[5]Dutt，P.and Mihov，I.，and Zant，T.V.，2011，Do WTO matter for the extensive and the intensive margins of trade?[C].CEPR Working Paper，February，2011.

[6]Foster，N.，Poschl，J.and Stehrer，R.，2010，The impact of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on th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C].WIIW Working Papers No.70，December，2010.

[7]Frankel，J.，Stein E.and S-J Wei，1995，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s：The natural，the unnatural，and the super-natura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47.

[8]Frankel，J.，Stein E.and S-J Wei，1996，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Natural or Supernatur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86，52-56.

[9]Kancs，d’A.，2007，Trade growth in a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Evidence from South Eastern Europe[J].World Economy，30.

[10]Pacheco，A.A.，Pierola，M.D.，2008，Patter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nsive and Export Margins[C].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4473.

[11]Redding，S.J.，2010，Theory of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C].NBER Working Paper No.16562.

第7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新區域主義；生產關系；制度性依附；不平等

一、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的基本特點

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近年來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趨勢之一。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出現一種新的現象：大國與小國(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一體化合作得到加強。在大國與小國簽訂的貿易協定中，小國自愿對大國單方面作出讓步，換取與大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結盟。最典型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和歐盟陸續接納東歐國家入盟以及諸多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傳統的南北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這種新的區域合作方式被冠之“新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之所以“新”，在于與傳統的區域主義相比，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追求政治經濟多元化。即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不僅是追求貿易和投資收益，還有諸如以政策的捆綁實現穩定、減少非法移民、確保國家政治經濟安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等。二是打破傳統區域一體化的地理界限。信息技術和交通通訊的發展使地理上不相鄰的國家也可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如中國與新西蘭的自由貿易協定等。三是超越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四是對各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的政策干預。如，統一的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環境政策、勞動力政策、產業政策等。

二、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的成因

為什么會出現新區域主義的經濟合作發展模式?原因之一是認為一體化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也有學者強調一體化進程的決定因素包括相對經濟規模、產品的競爭力以及成員之間的談判能力等。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分析依據。

(一)新區域主義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現實要求與結果

強調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的選擇、體制框架的構建及社會的演進都首先受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即“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制關系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制關系不再相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選擇，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因此，新區域主義合作首先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發展區域經濟合作，無論是為獲取市場準入，還是出于安全的需要，或是為發展更密切的一體化關系做準備，其目標都是擴大貿易與投資，促進區域內共同的經濟發展，等等。這本身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要求。另外，應看到，國際經濟關系的演進更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即新區域主義的經濟合作模式取決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各國生產力發展的一體化及區域格局分布。

(二)新區域主義的發展是資本尋求利潤最大化與國家利益相結合的產物

政治經濟學的資本理論為解釋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依據。第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直接動力來自資本的擴張。資本運動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是謀求利潤的無休止運動?！辟Y本家作為資本的代表，就是執行這一職能。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資本擴張主要采取貿易、直接投資等形式。當代資本在區域擴張的載體就是跨國公司。研究表明，跨國公司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存在互動關系，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在區內大量投資，使區內比較優勢上升，從而為推進一體化創造條件?？鐕驹谝粋€區域內投資可促進區內國家比較優勢的提升，趨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基本的規則，深化區內市場?？鐕镜陌l展決定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與水平。因此，同經濟全球化一樣，區域經濟一體化也是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也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區域范圍內的進一步擴張。第二，制度化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水平也取決于資本的需要。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所有者首先通過所有權以及對本國政治的支配確立自己在社會中的優勢，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本國的對外政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制度化的政策選擇首先考慮的是企業或產業發展的需要：減少貿易壁壘以增加企業的出口，減少政府的其他限制以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本實現收益的最大化；而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農產品、紡織品貿易則始終處于被嚴格限制之列。

三、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的實質及其表現

新區域主義的經濟合作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各種收益，但付出的成本與收益是不對等的。關于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模式的實質，判定的唯一基準在于確立獲利主體。

(一)新區域主義成為跨國資本國際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區域主義首先表現為制度化條件下的私人資本在區域的進一步擴張與市場的壟斷。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的發展水平取決于跨國公司的區域經營戰略，區域分工表現為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跨國公司的經營一體化推動了區域經濟宏觀一體化的發展：如果跨國公司在某一區域不斷投資，可以起到促進區域內的要素流動、促進區內國家比較優勢的提升、趨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基本的規則以及深化區內市場等作用。同時，產業集群也是影響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產業集群有助于跨國公司獲得新的投資區位優勢，從而影響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內跨國公司與區域外跨國公司均對本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產生直接影響，但影響范圍和程度取決于本區域在跨國公司全球經營戰略中的地位、功能、相互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戰略選擇。區域經濟合作中的跨國公司與跨國公司戰略中的區域經濟合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二)新區域主義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反映的仍然是不平等的南北關系

國際關系的演進一向遵循弱肉強食的法則，目標始終是強者利益的最大化。所變化的不過是伴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調整而導致主角的更替。在這一進程中，弱者要么被迫接受強者制定的游戲規則，要么被完全置于拋棄的境地。從18世紀開始的殖民主義到20世紀的霸權主義，乃至戰后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莫不如此。20世紀末的新區域主義顯然也沒有擺脫這一限制。歐盟為防止東擴后給自己帶來不利影響，對東歐的入盟國提出各種附加條件。如，為防止失業率“超標”的東歐大量勞動力涌入歐盟原成員國，沖擊勞動力市場，向申請國提出了時間不等的“過渡期”。歐盟對波蘭提出的額外入盟條件就包括大幅度降低甚至取消從歐盟的進口關稅、把能源價格提高到歐盟成員國平均水平、不能給外國投資者提供超過歐盟允許的優惠條件。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代價是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與美國統一。

(三)新區域主義促進了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區域的進一步延伸與擴張

1.發達國家的自由與發展中國家的不自由。20世紀8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又以新的面孔出現，成為世界上占主流的思潮。新自由主義在新區域主義的國際經濟關系領域則表現出自相矛盾，即發展中國家政府力量的削弱與發達國家政府控制能力的加強。新自由主義認為隨著這種最為有效機制的擴散，最不發達的區域也會繁榮起來，即更廣泛的自由化和市場化將為所有地區帶來收益的提高。新區域主義的“包容性”也已把不同體制的國家包容在一起，并宣稱不強求各方面的相似或一致，允許其成員在各方面存在差異。但從其發展進程看則表現為發達國家的自由與發展中國家的不自由。

2.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區域范圍內的進一步擴張。第一，發達國家通過區域的制度性協議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區域主義則把發展中國家全面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除貿易自由化外，資本自由化、減少政府限制始終成為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達到的基本標準，以使自己的資本能順利進入上述地區。第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資本在區域范圍內的擴張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的直接工具。國際經濟關系表現為價值的創造、分配和轉移，背后則是通過資本進行強勢生產關系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區域經濟一體化表現為跨國公司戰略的一體化，不僅制造業進行全面擴張，第三產業也開始加速擴張。第三，內外資本的進一步聯合強化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擴張導致資本的分工與等級劃分，即發達國家資本——勞動力，外圍資本——外圍勞動力。從政治上說，“和依附相聯系的發展”需要掌握這些經濟部門的利益群體之間建構一種相互關系的系統。

四、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的影響

(一)新區域主義經濟一體化導致雙重不對稱

1.各成員方之間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勞爾.普雷維什認為，“發達的資本主義本質上具有向心性、吸收性和統治性。它的擴展是為了利用外圍，而不是為了發展外圍?！毙聟^域主義的主導者是發達國家，其政策目標首先是基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發達國家無疑是這一合作的最大受益者。而發展中國家盡管也獲取了收益，但也付出了相對較高的成本。歐盟制訂的共同就業及勞工政策導致東擴國或經濟相對落后的成員國大多數工人因為失業而導致生活質量絕對惡化。北美自由貿易區對墨西哥經濟的推動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時也給墨經濟帶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墨西哥農業受到相當程度的沖擊、大量外資工廠的涌入對墨西哥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等。

2.區域各成員方內部階層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無論是經濟全球化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都強調要素跨越國界流動帶來的收益最大化，但各要素的收益具有不對等性。所謂要素，按照一般的理解，包括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等，其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是資本和勞動力。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帶來的要素收益不對等性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各國資本收益的不對等性——強勢資本獲取主要收益。同歷史上所有的區域經濟合作一樣，新區域主義的發展仍然基于各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區域國際分工，區別僅在于分工的精細化程度不同(垂直一體化的分工到水平一體化的分工)。在南北貿易集團中，發達國家資本占據價值鏈分工的上游，主要從事研發、設計、核心部件生產等，取得高附加價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則處于價值鏈的中下端，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取得的附加價值較低。二是資本與勞動收益的不對等性。資本的流動是自由的，而勞動力的流動受到限制。歐盟東擴后老成員國為防止大量中東歐地區移民涌入給西歐國家福利體系及就業造成壓力，紛紛設置入境和移民限制；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里，還有許多非貿易條款，如環境條款、勞工條款、知識產權條款，反和墨西哥非法移民等也包括在內。

(二)新區域主義帶來雙重依附的強化：區域依附與勞動對資本的進一步依附

1.加深區域內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新區域主義模式同樣也是建立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差懸殊的國家或地區基礎上的經濟合作，同樣存在依附問題。不過與傳統依附相比，具有新的特點。第一，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區域要素流動導致區域內的依附關系從產業間依附發展為產業間與產業內依附的混合。區域內產業資本的差異導致產業間依附的高級化——從初級產品生產對制造業的依附走向制造業對信息業的依附。區域經濟一體化并不能消除這一差異，而且將進一步拉大?？鐕镜膬炔炕瘜е聟^域產業內依附的深化——中低端生產對高端生產、研發的依附。第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從單純的工業技術依附發展為市場化依附與制度性依附的密切結合。傳統依附論沒有充分考慮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帶來的依附關系的變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根據發展水平可以劃分為特惠關稅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和經濟貨幣同盟等。新區域主義的“南北”貿易集團大部分以自由貿易區的形式出現，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接納東歐國家、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等。從依附角度考查，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模式可歸結為制度性依附——通過自愿的制度約束“固定”依附關系。這種制度性依附具有三個特點：其一，區域經濟發展的制度性依附。區域經濟關系是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區域主義的目標就是通過取消貿易壁壘、消除投資障礙、保護知識產權等措施發展區域經濟合作，形成所謂合理的、有利于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區域分工體系。關于拉美經濟不發達根源，“中心——外圍”理論與“依附發展論”的分歧在于：究竟是外部因素(發達國家的剝削)占主導地位還是內部因素(自身的制度缺陷)占主導地位。不可否認的是，通過一系列制度性框架的約束，新區域主義已把小國的經濟發展捆綁在大國經濟發展的戰略走向上，形成區域的制度性分工合作體系。其二，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制度順從”與制度創新的依附。無論是加入wt0等國際經濟組織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都必須在國家主權方面作出部分讓渡，如削減關稅、減少乃至取消非關稅壁壘、消除阻礙資本資源流動的限制等，實施自由主義的對外經濟政策。而新區域主義合作中的小國必須作出更多的“單方支付”。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作出的單方面讓步包括：接受美國和加拿大的農業自由主義政策，解除對玉米和大豆的保護；糖業保護標準與美國一致；汽車進口自由化；對能源的國內消費價格與出口價格實行無差別定價，等等。東歐諸國為加入歐盟也作出類似的讓步。這種制度性“單方支付”將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小國對大國的“制度順從”，即小國在經濟乃至社會政策方面必須與大國保持一致性，并逐漸擴及政治經濟制度與體制的一致性，成為新自由主義擴張的重要表現。二是小國的制度創新受到大國的約束，任何不利于大國的制度創新都會招致后者的施壓或反對，形成制度捆綁效應，阻礙小國的制度創新。其三，南南合作陣營有瓦解的危險，發達國家將通過對區域的控制來強化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支配。與發達國家進行區域經濟合作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選擇，世界經濟發展的區域化與集團化成為國際潮流之一。世界銀行的官方報告也鼓勵南北國家加強區域經濟合作。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與富裕的鄰居進行一體化可促進產業集聚。從短期看，發展中國家的確從與發達國家結盟中獲取了直接收益。但從長期看，冷落南南經濟合作的結果將導致大國與小國力量的進一步失衡，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不利影響。

2.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從對國內資本的依附擴展到對區域國際資本的依附，加劇勞資關系的不平等與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自從資本主義產生后，就始終存在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在社會關系上表現為勞動者階層對資本家階層的人身依附，差別僅在于依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新區域主義經濟一體化在貿易自由化的基礎上對要素在區域范圍內自由流動進行了不同界定，即資本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勞動力不僅本身存在天然的弱勢，而且其跨國流動嚴格受到移民法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價值鏈的分工使“依附性國家的資本家被迫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在國內與國際資本進行競爭。他們被迫建立一種對勞動力進行超額剝削的生產關系以便在本國和外國的統治者之間分享所創造的經濟盈余。”

五、結論

(一)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動力看，新區域主義經濟合作模式的發展從表面上看是一國主要考慮加入后的凈收益以及凈收益在各成員之間分配的結果，但從根本上看，仍然是生產力發展的現實要求與國際生產力布局改變的結果；而資本為尋求利潤最大化不斷在區域和國際范圍內轉移生產要素，同時也是推動各國政府致力于制度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力量。

第8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將更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一方面對中國產品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高筑貿易的技術壁壘，試圖以苛刻的技術標準來限制中國產品出口，環保標準就是其中嚴厲的措施之一。環境與貿易這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如果統一起來，發展環境貿易，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1.“環境標準”可以成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產品的價格、質量和技術含量作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很少考慮其它標準。隨著環境保護問題的全球化趨勢，進出口產品的環保標準越來越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熱點。發達國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資發展環保產品，實施補貼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法規、環境標志、綠色標準等制度，為其產品樹立良好的形象。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產品的“環保標準”作為競爭力要素，在我國可以產生兩方面的優勢：

其一，環保產品兼有帶動高新技術發展和促進企業改革的雙重特點。它針對有關企業技術水平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經濟效益低等問題，目標明確地要求企業從解決環保問題入手，促使產品生產向技術水平高、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盡可能少、經濟效益好等方面改進，使環保產品的生產成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切入點；

其二，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產品在價格方面的優勢，避免所謂“低價傾銷”或政府補貼之類的無端刁難。按照世界貿易組織修改后的國際補貼與反補貼規則，環保產品的這類補貼屬于不可申訴的補貼范圍。因此，我國既可以名正言順地對環保產品提供專項補貼、低息貸款，又可以進一步發揮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大大提高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我們可以通過“以內需促外貿”的途徑，大力發展環保產品，促使出口產品符合環保標準。要消除那種“產品不外銷就不能促進外貿發展”的錯誤觀念，要讓企業家明晰“綠色壁壘”問題，辨識高增長中的潛在危機和巨大的內需市場的關系，引導我國企業開發比較綠色環保產品，迎接WTO挑戰。據世界銀行1997年一份報告說，中國每年空氣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就相當于GDP的8%，也就是說基本抵消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為此，我國在21世紀初計劃的環保總投資將超過5000億元。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外國企業必將以中國“入世”為契機大舉進入，我國企業如果無動于衷，就會坐失發展的良機。

2.以基地帶動環保產業發展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叫做環境貿易，主要包括環保產品和服務的貿易，以及環保領域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F在，國際上的環境貿易額已經超過5000億美元，其中多半為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所占有，連東南亞國家也達到500多億美元，而我國每年僅有0.2億美元的環保產品出口，發展差距相當大。中國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發展環境貿易，在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僅要拉大，而且國內環保市場還要被發達國家占領。

發展環境貿易的核心是發展環保產業，就產品而言，它可以獨立形成多種符合環保標準以及環境要求的產品類別和體系。在產業發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其它產業已經形成的技術、人才和資金，進而形成自己的產品、營銷和服務。正因為如此，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不惜投入巨資，率先以高科技為動力發展環保產業，亞洲的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也競相大量投資環保產業，并優先加以扶植。我國的環保產業近幾年來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長，產業實體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產值卻不到40億元。究其原因，主要是鄉鎮和私營企業所占的比重很大，生產規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藝技術落后，產品和工程質量不高，難以大規模地形成系統的技術和產品體系。當務之急，

一是要努力尋找主導項目，引進高科技內容，以科技為動力、以項目為紐帶、建立產業集團，盡快地形成產品系列和工業體系，實現規模經營。

二是要積極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轉產、改制，發揮國有企業的優勢和龍頭作用，以此來實行對環保產業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資、降低成本。只有這樣，我國的環保產業才能實現由粗放式向集約化方式的轉變，真正獲得大發展。

發展環保產業的關鍵是找準并確定主導項目后，再根據市場條件建立環境貿易基地，以便進一步實現集約化經營，向國內外推進環境貿易。環境貿易基地應具有帶動周邊經濟、輻射國內外市場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經貿發達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如果沒有產品市場，環境貿易便無法開展。環境貿易基地可以相對集中一些工業實體，形成環保產業的核心內容，有利于按照“清潔生產”的要求生產環保產品。同時，環境貿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眾多的優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對外招商引資，有利于國家實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過市場大規模地籌措資金。總之，能夠集中許多有利條件的環境貿易基地，必然會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應，為環境貿易創造大發展的良機。

二、以“多極化”遏制國際金融霸權

1.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是為了實施金融霸權

所謂金融霸權，就是一個國家或集團利用其業已建立起來的霸權地位，通過強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開別國金融市場，進而利用其貨幣的特權地位、攻擊性的金融投機和國際資本流動來剝削其它國家，干擾乃至控制其經濟。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投機資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權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經確立了金融霸權地位，實現了對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在中國加入WTO問題上，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目的就是有利于實施其金融霸權。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我們就能避其鋒芒、指其要害，采取積極進取的對策。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約有3750億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國每年約獲益150億美元，占其GDP的0.2%。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卻不必對等地或干脆不負責任地償還它們。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既減輕外債負擔，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當美國出現經常賬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時，美國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變化把部分損失轉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量輸出流動資本，通過投機性的運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國際間追逐高額利潤。他們利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以金融自由化為契機，大舉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和房地產之類的市場，造成配套本幣的貶值，誘使本幣升值，造成進入國經常帳戶的逆差。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帶著豐厚的利潤大量抽逃資本，卻給東道國造成短期內無法彌補的資金真空，導致貨幣過度貶值而出現金融危機。

國際游資的投機性運作制造了這樣一種“金融怪圈”：游資利用金融自由化無序地流入一個國家，破壞了其原有的資金平衡，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為抑制通貨膨脹，該國就必須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進一步使國際投機資本趨之若騖。為了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這些國家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并且要接受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苛刻條件。我們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已經看到這種活生生的事實，由發達國家制造的這種“金融怪圈”，不但為他們攫取了大量利潤，而且使3000多億美元的外資由東南亞轉向美國。它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卻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金融危機。

發達國家

還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作為攻擊對象，以利于他們進一步實施金融霸權。從國際貿易初期的“海琴業務”，到現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躍在金融市場上的這類游戲規則都是發達國家利用金融霸權地位制定的，這些規則旨在加強發達國家的金融霸權地位，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內的虛假繁榮。當他們利用游戲規則捅破自己吹起的經濟泡沫后，不但掠取驚人的利潤，制造了金融動蕩，而且乘人之危，以低價收購危機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

2.運用“多極化”來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權國要達到金融侵略和剝削的目的，必須掌握三個基本條件：

一是擁有巨額的國際投機資本；

二是利用金融市場自由化；

三是操縱金融游戲規則。

中國加入WTO后，絕不能像“入世”前那樣被動性地只能執行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而應該積極參與制定或修改有關規則。常言道：“他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多極化”格局和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動進攻的對策：

(1)以“多極平衡體系”化解“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傾向。當今世界存在著“三區三對成三角”的戰略格局。所謂“三區”，就是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大東亞的經濟發展區域；所謂“三對”，就是每兩個經濟發展區域組成相互作用的一對；一對是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東亞構成環太平洋的合作，即亞太經合組織(APEC)；一對是NAFTA與EU構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擬議中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一對是歐盟與東亞構建跨印度洋的亞歐合作，正在通過一年一度的亞歐會議來實現這個目標。以每對為一條邊（或稱一條經濟鏈），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國際經貿“大三角”。在這個大三角體系中，處于一極的美國，正憑借其霸權地位向各國推行其金融霸權，從不對稱的局部發展中攫取較多的利益；處于另一極的歐盟，則通過加強歐洲聯合的努力與美國抗衡；中國處于東亞這個經濟高增長的第三極中，一方面受到來自美國金融霸權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受到歐盟對亞洲新戰略的鼓舞，歐盟在《走向亞洲新戰略》的政策中明確地強調：要發展雙邊和多邊關系，加強投資與金融方面的經濟合作，并特別強調與中國發展全面的合作關系。歐元和日元已經對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戰。日本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但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卻經常被一些變數攪得升降不定；歐元啟動以來持續疲軟，歐洲央行可能會繼續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卻強調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致使歐、美利率調整的趨勢不同，有利于維持美元走強而使歐元失寵。很顯然，歐元、日元必將與美元長期地抗衡下去，其結果必然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而產生一種平衡關系。我們只要注意把握機遇，適時適量地利用這種抗衡關系，就可以促進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技術合作，增加吸收外資、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化解那種“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金融霸權傾向。

(2)以“極坐標的市場體系”撥轉開放金融市場的單方指向。東南亞金融危機表明：陷入危機的國家基本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這些國家卻將其出口導向戰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構成的直角坐標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構成的金融市場最容易遭受國際金融投機的攻擊，進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動蕩的怪圈。

我國的金融結構也存在著矛盾問題，現在，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條件，在處理好現有矛盾的同時如何對外經貿發展進行戰略定位呢？我國應拋開那種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標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點與一條射線構成的“極坐標”來定位。這就是以我國為原點，以中國大市場對外吸引力為“輻射線”，并具體地表現為進出口貿易鏈，形成外經貿的“三圈鏈環”市場來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

“三圈鏈環”只是從地理位置上對我國外經貿活動的形象描述，它的內圈是由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組成的大中華經濟圈；中圈是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圈；外圈則是中國與歐、美等國家組成的貿易鏈。

以極坐標體系建立的“三圈鏈環”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市場關系，其側重點在貿易，注重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在貿易方面，三圈上的國家毫無差別；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國家卻內外有別。同屬于中國經濟圈的內圈，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和地區，而香港又是貿易和金融開放度最大的地區。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完全可以通過互相學習來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場；在中圈上，東亞的一些國家已經飽嘗了金融霸權的苦果，也教會了人們如何認識金融霸權和防范金融風險，所以，將東亞列為金融市場開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國吸取如何開放金融市場的教訓和經驗；對于外圈來說，極坐標賦予的貿易待遇和內圈是等同的，但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度應該有所差別，因為，內圈在國家上是統一的，而外圈上不僅存在著的差異，還存在著金融霸權。除了警惕之外，對于外圈上的國家也要區別對待，我們要珍視同歐盟的金融關系，要進一步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同時要謹慎地與美國發展金融關系，從中吸收對我國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

我們將貿易與金融分開，強調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開放的金融市場，道理很清楚：

首先，WTO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將貿易與金融分開而側重于貿易關系，是無可厚非的；

其次，中國注意到貿易與金融的相互關系，已經讓中國香港極大地開放金融市場，并且正在有選擇地在沿海和內地逐步開放金融領域，說明正在正確而穩妥地運作金融市場，為發展中國經濟積累經驗，進一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謹慎地開放金融市場，并理直氣壯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戲規則，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單方面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

三、以“技術貿易服務”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傾向

金融與貿易原是兩個概念，發達國家為了借貿易之名打開一國的金融市場，便將金融的服務行為納入貿易領域，稱之為“服務貿易”。他們對傳統服務業并不感興趣，只專注于金融、保險、通訊、信息等新興服務業，尤其關注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企圖在中國缺少競爭力的情況下占領我們的市場。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貿易的有關性質和特征與服務貿易不完全相同，技術貿易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創造要素稟賦，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闡明技術貿易作為服務貿易重心的“雙贏”意義，制約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術貿易及其服務就是重要的服務貿易

美國是當今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它在許多服務行業中，特別是在高技術服務行業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美國卻將其中容易被我國吸收和替代的高技術稱為“敏感技術”，千方百計地加以限制，連商業衛星發射這類合作性的服務也受到種種刁難。說來說去，美國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旨在強調其中的“金融服務自由化”，而限制高技術服務自由化。這種失之偏頗的做法，到頭來也限制了美國自己的經貿發展。據統計，美國企業因技術出口管制每年要喪失幾十億美元的對華出口額，在這些技術出口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大量的技術服務，擁有知識產權的技術貿易所創造的價值大大地超過了技術產品的壟斷價值。在這方面美國的波音飛機公司已經嘗到了甜頭，為了與歐洲的“空中客車”競爭，波音公司在我國的天津和廈門建立了飛機修理等服務業，贏得了巨大的商譽和經濟效益。但是，美國國會中一些人卻仍持冷戰思維，他們需要的是金融霸權，迄今為止，美國從總體上仍沒有取消對華技術貿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種被扭曲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技術封閉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術外溢和彌補技術差距的時間正在縮短。雖然美國有很多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但類似的技術同樣可以在其它國家出現，就某一項高技術而言，歐盟、日本、俄羅斯乃至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可能超過美國，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將技術貿易的機會讓給其它國家，有朝一日美國一定會醒悟過來：技術貿易就包含著重要的服務貿易。

2.發展技術貿易的中介服務，真正實現“雙贏”

有關學者運用統計資料作出比較研究后指出：我國在利用FDA（外國直接投資）中，付出的市場代價是巨大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顯然不盡如人意?，F實與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必須對“以市場換技術”這個引資的戰略重新進行審視。通過對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得出的主觀原因大致有：投資方與引資方動因差異，技術轉讓與技術消化、吸收的差異等等；客觀原因大致有：引進技術不合理，我國企業與外國投資公司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我國技術引進的社會、經濟、技術的配套系統不完善，利用外資與技術的政策環境亟待改善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就在于進行技術貿易時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服務措施。

完善技術貿易中的服務措施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大力發展這方面的中介組織，其功能包括：為外商投資提供市場以及生產環境等信息，為技術貿易提供項目投資分析以及經濟效益評估，為引進技術提供法律、法規、政策咨詢服務，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幫助雙方彌合文化差異等等，以縮小投資與引資的主客觀差距，促進技術的迅速轉化和消化。

第9篇：貿易自由化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法治化；國際化；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3-0300-03

一、問題的提出

當今世界，一系列雙邊、多邊國際投資貿易協議談判正在進行。而參與新一輪投資貿易協議的談判，就應當調整我國現有的投資管理制度，與之對接。尤其是TPP，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一項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發起，從2002年開始醞釀的一組多邊關系的自由貿易協定。協議規定：“本組織支持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促進自由化進程，達成自由開放貿易之目的。”①因此，作為對接國際的重要一步，今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投資便利化是總體要求之一；法制環境規范是總體目標之一；把擴大開放與體制改革相結合，把培育功能與政策創新相結合，形成與國際投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是總任務之一；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則是實現上述“三總”的一項具體措施。而“完善法制領域的制度保障”主要措施又對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制度保障問題提出要求，如要求上海市通過地方立法建立與試點要求相適應的試驗區管理制度，再結合方案第三部分“營造相應的監管和稅收制度環境”對投資對接國際的要求，可以得出自貿試驗區要實施“負面清單”（Negative List）管理，法治化是其應有之義。

要實現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法治化，就是要借鑒國際通行規則，通過制度創新保障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因此，如何實現“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法治化的問題，就是如何進行符合我國國情的創新制度設計的問題。

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及其相關聯制度初探

（一）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定義及內涵

負面清單，另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是指列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內對外商投資項目和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采取的與國民待遇等不符的準入措施。制訂負面清單的主要依據是《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下簡稱“目錄”），編制方法是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分為20類共1 069個產業小類，設有190項特別管理措施，占比為17.8%。其中，使用禁止字樣的有38條、限制字樣的為74條。

根據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要求，自貿試驗區內將率先改革投資項目管理、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管理、工商登記等審批環節。同時，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對于試驗區內涉及固定資產投資的內資和外資項目進行備案管理；在3年內，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與“負面清單”實施有沖突的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3部法律的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

“每個人，只要他不違背正義的法律，就應允許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边@是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也正是在以市場經濟為追求的經濟體制中應當奉行的“法無禁止即可為”原則。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制度的核心，即在于建立“法律禁止規定以外即可為”的政府管理理念，并將其推廣到政府對其他領域的管理中。

（二）負面清單與相關聯概念的辨析

1.正面清單與混合清單

與負面清單相對應的，是正面清單。正、負之間，雖只一字之差，卻體現了截然不同的投資管理理念。為了清晰地體現負面清單與正面清單的區別，筆者制表說明。

2.準入前國民待遇

作為“負面清單”首要風險防范的對象，準入前國民待遇是將國民待遇延伸至投資發生和建立前階段，其核心是將對內外資的平等待遇擴大到準入權，并在監管和稅收待遇上一視同仁。目前國際上至少有77個國家采用“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我國開始采用這種模式是適應國際發展趨勢，目的是為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發展。也是此次“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法治化進程的前提。

三、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面臨的法治難題

“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是中國投資體制改革和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的重要實踐，其能否發揮實質性的作用面臨著諸多障礙，其中有四大難題最為突出。

1.負面清單難以擺脫“形式主義”

對于企業，“負面清單”內容是否有突破非常關鍵。經過筆者比對分析發現，負面清單相比全國實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兩者的吻合度接近100%。雖然其中有的分類不能完全對應，也有的目錄沒有全部涵蓋所有對外資的準入限制，但目錄所有的禁止、限制投資產業都體現在了清單里，清單里的禁止、限制投資產業以及管制措施甚至更多。清單過長，無實質突破。

2.負面清單難以達到轉變行政管理方式的目的

負面清單規定，對其之外的領域，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將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這是行政管理方式的轉變。審批制重事前監督，準入時設置門檻；備案制重事中、事后監管和企業自律，這也帶來了準入風險和監測及執法風險。

行政管理方式的轉變，也意味著從以政府管理為主到以政府服務為主的職能轉變。負面清單政策是行政管理的主要實體性依據，行政管理制度是落實外資準入政策的程序性工具。如今負面清單已出，按照其內容完成政府職能轉變，是科學引導、利用外資的關鍵。在我國長期以來的多元普遍審批制度下，商務部門的大量精力被牽扯在逐個項目審批等程序性事務方面。①因此，如何合理配置行政資源以轉變政府職能，是一大難題。

3.負面清單難以保障內資企業的利益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辦法》中規定，清單以外對區內涉及固定資產內、外資項目進行備案管理。但沒有明確規定內資開放模式，即區內內資企業如何審批不明確。且自貿區暫停了三資企業法（以下簡稱“三資法”），而未涉及《公司法》。并且由清單制定時無法完全預見新興產業的發展，外企可能因競爭力強使得內企進入這些行業面臨困難。換言之，根據中國企業現有的競爭力，清單制定者很難窮盡限制領域以保障內資企業利益。

4.負面清單難以規范修改程序

根據“負面清單說明”，清單以“目錄”為主要依據，將根據外商投資法律法規和自貿試驗區發展需要，適時調整。即負面清單是一種將隨改革進度而調整的動態管理模式，這在法的層面上增加了不確定性。而且“目錄”本身自1995年經首次頒布至今共進行了5次修訂。每次修訂均有其特殊背景，如2004年的修訂系為兌現中國入世承諾，2007年的修訂是為防止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此種非制度化、非定期的修訂導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未能及時反映并適應高速發展變動的中國經濟。作為“目錄”修訂主體的商務部和發改委兩者之間亦缺乏制度化的協調機制。本次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是由上海市方面制定的，國家商務部、發改委負責“指導、支持”。由此不難推斷，清單修訂也可能出現“目錄”修改時程序不規范的問題。

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法治化建設的建議

1.“漸進式”修改負面清單

我國是首次制訂負面清單，國內無先例可循，但可參考美國與日本兩個重要發達國家的做法。美國對外資所遵循的原則是“完全放開”，但也通過《?？松?弗羅里奧修正案》、《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等法案針對外資準入涉及的國家安全行業進行限制。此外，對于國計民生的行業及其一些特殊行業，美國也嚴格限制甚至禁入。日本采取 “循序漸進，逐步放開”策略。1950年，在《外匯管理法》的基礎上頒布了《外資法》。從1967年7月到1973年5月，政府用6年、5階段推進資本自由化，向外資開放大部分行業，并允許外資百分之百控股。1992年《外匯管理法》對外資準入進行了重大修改，原則上對外國的直接投資給予自由化。自此，廢除了對外資準入全面審查制，只審查個別行業的準入。美日兩國的外資準入制度改革與兩者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反映了國家對外資的管轄權與對外資的保護兩者之間實現平衡與協調的需求。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處在經濟轉型時期，既需要外國投資適量進入，同時基于國內產業的狀況又應當對外資施加合理限制。因此，我國借鑒日本經驗采取“漸進式”步驟改革相對合適。

2.“清單”內外控審批

根據行政職權法定原則，要確保政府完成管理模式轉變，首先應當完善相關法治建設。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審批制的運用。清單外，只備案不審批；清單內，改革現行審批制。當前可考慮區分不同行業，分層次逐步簡化外資準入的審批流程，如簡化審批層級，限定審批的具體內容；修訂“三資法”及其實施條例、《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等程序性規范中關于準入審批的內容，同時完善各部法律中如審批時限等的不協調之處。另外，上海市一方面應當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實行企業投資項目備案制指導意見的通知》等法律法規建立健全有關備案或者其他登記的規定，最大限度地避免清單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應配合國務院有關部門，構建風險防御體系，完善配套措施。

在審批問題上，美國允許外資按照其各州公司法規定設立公司，無須審批，直接備案；日本在1992年以前實行事前審批制，1992年后改為事后報告制，但對涉及國家安全，妨礙公共秩序、公眾安全的行業，仍實行事前申報、審批制度。在現行投資制度中，日本沒有明確對哪些行業采取禁止、限制或鼓勵，只局限于對行業進行事前申報和事后報告的區分。①不難看出，我國負面清單管理體系的改革更適合參考日本做法。

3.產業保護優化資源配置

首先，制訂者應當完成一項基礎性工作，即國內產業競爭力的調查與評價。其次，應當梳理現行法律中與我國產業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法律、制度創新。在這點上，美國采取內外資一致待遇；日本則強調對本國產業“先保護育成、后開放競爭”的方針。日本政府對準備向外資開放的部門慎重選擇，注重該部門是否具備能夠同外資企業抗衡的綜合競爭力。外資對國家產業安全的沖擊與潛在威脅是一類新型的“市場失靈”。為解決市場失靈，國家需正確處理企業利益、地方政府利益與全局利益的關系，有關部門應實現行政資源的合理配置，做到維護我國產業安全和國家利益并重。

4.修改法律與修改負面清單有機結合

要實現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法治化，應落實國務院《關于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國務院決定的試驗區內暫時停止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中提出的“將及時提出修改完善有關法律規定的建議”，讓負面清單作為未來修改完善外資企業法等法律規定的依據，讓新體制“可復制、可推廣”。

修改程序應定期、嚴格、制度化；修改內容應是清單與目錄有機結合，如可以通過制訂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提升二者的針對性與科學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兩者的修改應是相互聯系的。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在上海自貿區法治建設的大背景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應堅持先行先試，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通過“讓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深入人心”，率先建立符合國際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資規則體系，使試驗區成為我國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沈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外資準入困境與出路――以外商投資企業審批制度為視角[J].湖南商學院學報（雙月刊），2012，（2）.

[2] 李科珍.我國外資準入制度的現狀、問題及其重構[J].北方法學，2011，（1）.

[3] 張學森.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法制環境優化[J].社會科學家，2012，（3）.

[4] 馮佩蓉.試析中國貿易制度改革的目標――建立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制度[J].世界經濟研究，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