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溝旅游市場定位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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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九寨溝旅游市場定位范文
許多地區的政府有關部門在開發旅游資源時，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學論證，評估與規劃，便匆忙開發。特別是新旅游區的開發，開發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論證與總體規劃的條件下，便盲目地進行探索時，粗放式的開發，造成許多不可再生的貴重旅游資源的損害與浪費。如：被譽為“童話世界”的九寨溝，由于不注重對環境的保護，上游和周邊森林遭到大肆的砍伐，使這里湖泊水每年降低6—30厘米。有關部門為了大量攬客，在九寨溝內大量建造賓館，嚴重損壞了景區的自然美。世界上最高、載重量最大的戶外觀光電梯，張家界百龍觀光電梯，其350米的高度比法國埃菲爾鐵塔觀光電梯還要高出233米。它雖然贏得了兩項世界之最，方便了游人，增加了地方稅收。但它對景觀美感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它讓地質、旅游、美學等專家學者扼腕，讓真正懂得美、欣賞美的旅游者痛惜。相對來說國際生態旅游的景區管理更加趨向于可持續性發展，注重自然環境和人類的和諧共生以及公眾的長遠利益。美國政府規定，禁止在國家公園中建造豪華賓館，只允許設立簡易的過夜設施，但保證安全和衛生。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國的國家公園內見不到賓館飯店，有的只是供游人野營的古樸而簡易的基地，高質量的游景道和各種向導性的指示牌。而且就是這些基本設施，也力圖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生態的干擾和影響，并與周圍的自然環境和諧統一。德國阿爾卑斯山國家公園的面積達300多平方公里，公園內并無一條索道，若干條索道都是設在公園之外的。意大利貝瓜帕爾科地質公園在2005年被認定為世界公園之后，就受到來自當地作家，旅游組織和運營商，企業，農場主，大學和研究機構，學校，志愿者以及環境保護組織的大力關注。為了突出其新興地位，公園的管理者設計和實施了新型的可持續發展旅游戰略。該戰略將這一區域所有的旅游利益相關者組織起來，舉行辯論。結論是，將區域經濟的發展和該地區自然景觀，文化遺產，傳統飲食和運動設施以及該地區獨特的地質風貌的總體布局相結合。文化景觀和歷史建筑遺跡與當地飲食結合起來，用以增加產品價值，相關的教育性考察避免旅游高峰期，這一舉措也可以幫助旅游季節性周期的延長。這樣一來，地質旅游在促進地質，文化和區域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為經濟發展和當地區域利益平衡之間找到了替代性的解決方案。
生態旅游環境污染嚴重
生態旅游環境的污染可分為自然生態環境污染和物質主義精神污染。由于我國人口眾多，旅游業發展迅速，而又缺乏規劃和管理，國民的生態意識較差，可以說旅游到哪里，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也就到哪里。風景區內生活污水增多，垃圾廢渣、廢物劇增。馳名世界的泰山、黃山垃圾隨處可見，甚至連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也留下了游客眾多的飲料袋、包裝袋等垃圾，致使那里不得不花費巨資去清除。在經濟大潮的帶動下，很多原本淳樸偏遠地區居民開始不擇手段賺錢，民俗民風喪失原汁原味。例如在珠峰圣潔的雪山下，游客想要和當地藏民合影必須要付錢才可以。
生態旅游規劃滯后
生態旅游不同于其他旅游產品或旅游方式，更加注重經濟、社會和環境多重目標的統一。因此，生態旅游的規劃設計十分重要，只有通過科學的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才能使多重目標協調統一起來。當前，我國生態旅游規劃工作還比較滯后，特別是規劃理念、專業化水平和規劃深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需要進一步借鑒和運用國際上發展生態旅游的先進理念和方法。例如，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在生態旅游規劃方面就很重視。巴西位于塞拉阿州的阿拉里皮世界地質公園，擁有世界上現存的最為重要的化石之一桑塔納化石。2001年起在里約熱內盧的地質服務部門開發了CaminhosGeológicos工程（地質路徑工程）。該項目的目的在于通過專業知識傳播來保護和開發國家地質遺跡。截止到2008年，該項目已經在里約熱內盧地區的26個市級機構設置了67個專家組。這樣，地質路線和地質教育就可以通過小冊子，旅游指南和視聽材料網站在游客，當地社區和地質科學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系。通過這些專業信息來幫助游客提高對于地質遺產和其他自然景觀的認識。
政府在生態旅游中投入不足
發展生態旅游，應當將自然保護區視為保護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的科研基地和公眾教育和生態旅游基地，拒絕商業運作，不以盈利為目的。因此發展生態旅游就需要相應的保護性投入，需要有科研、管理隊伍的跟進，需要建設相應的交通、通信和裝備等保障設施，對環境整治也有特殊的要求。這些方面都需要相應的資金投入。在一些地域偏遠、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支撐發展生態旅游的資源匱乏更為突出，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發達國家，都將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納入社會公益事業，每年由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國家公園內的一切設施，包括道路、野營地、游景道和游客中心等均由政府投資建設。美國總統羅斯福確立了國家公園的發展理念。他曾給《戶外生活》雜志撰稿，在文章中說：“我們不是為了一時，而是為了長遠。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但要想到目前享受極大的繁榮，同時要考慮到這種繁榮是建立在合理運用的基礎上，以保證未來的更大成功。”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州，國家公園局每年預算為1.148億澳元，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撥款和市政稅收，而公園本身經營收入僅0.1億元。但是由于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與西方不一樣，中國多數景點景區是需要自負盈虧的，它們不但要養活自己，也要考慮維護與發展的問題。因此，中國名山大川動輒上百元的門票，被媒體戲稱為世界上門票最貴的國家。而國民收入是我國數倍的美國，“世界遺產”級別的景點，門票更多的時候是按車收費，而不是按人收費。一輛車花費“入門費”10美元到25美元，一個家庭三四個人，買一張票就可以在7天內自由進出景區。
第2篇：九寨溝旅游市場定位范文
關鍵詞：青海湖；旅游圈；SWOT分析；對策
一、環青海湖旅游圈發展的SWOT分析
1.環青海湖旅游圈發展的優勢
（1）資源優勢。環青海湖旅游圈是以高原湖泊風光、綺麗的草原、雪山、沙漠景區和濃郁的多民族風俗風情為景觀特色的旅游區，是一個旅游資源總量大、類型多、組合優良、歷史文化內涵豐富的極具富科研價值的旅游區；同時，其許多資源都具有壟斷性，是青海省旅游業發展的龍頭品牌。青海湖作為全國最大的內陸咸水湖，地處號稱“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之上。位于青海湖西北角、布哈河入湖處的鳥島，作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自然保護區，被列合國《國際重要濕地名錄》，是我國最佳的觀鳥基地之一。青海湖地區匯聚了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道教的古老宗教文化,其中塔爾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蜚聲國內外。環青海湖旅游圈生活著漢、藏、回、蒙古等眾多民族，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輝映的地方。這里有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西海郡城（絲綢之路中道南線重鎮），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伏侯城、尕海古城等遺址。青海湖流域歷史悠久，卡約文化、諾木洪文化是華夏文化的重要支脈，這里又是古代中原地區對外通商要道（包括南絲綢之路）。
（2）區位優勢。環湖旅游圈雖然地處高原腹地，遠離東部，但在青藏高原的區位優勢依然比較明顯。處于青藏、蘭新兩個新興旅游區的交匯處，滇青（云南－－青海），陜青（西安－蘭州－青海），青川（成都－九寨溝－青海）等跨省旅游樞紐干線上，是連接東部農業區和青南牧區的交通要道，又是聯系全省幾大旅游的必經之地。以青海湖為中心，西可輻射和帶動玉樹、果洛藏族風情游覽區、東與西寧、海東景區聯為一體，沿環湖公路可達海北鳥島、原子城、金銀灘、沙島旅游區，向西經過昆侖文化游覽區、祁連山旅游區直達敦煌。
2.環青海湖旅游圈發展的劣勢
（1）國民經濟總量偏低，旅游資源難以有效開發。青海省是西北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發展水平較落后的地方。2006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為641.05億元，僅占全國GDP的0.36%；旅游業總收入為35.69億元，相當于全省GDP的5.5%，僅占全國旅游總收入的0.4%。目前，以青海湖為中心的旅游圈開發利用程度還很低，投資不足導致許多景點的配套設施標準低、缺乏衛生、取暖、娛樂、給排水等設施，不能滿足游客的多種需要，縮短了游客在景點停留的的時間。
（2）旅游管理體制不順，旅游開發觀念落后。青海湖地區隸屬三州一市及部隊管轄，相關旅游企業又分別隸屬于省級有關廳局或有關單位，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管理，旅游市場不規范，使得同一的旅游市場支離破碎，嚴重影響了旅游行業的專業化分工和區域聯動的進程。在青海湖旅游資源開發上，觀念落后，宣傳力度不夠，缺少旅游業發展的規劃與政策，旅游資源的破壞和浪費嚴重；旅游業大發展、大策劃、大投入的氛圍遠遠沒有形成，扶持旅游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完善。
3.環青海湖旅游圈發展的機遇
（1）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迅速發展的中國旅游業、為青海旅游產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2006年，我國旅游總收入達8850億元，青海省旅游業總收入達35.6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9%。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旅游大國。在這個大趨勢下，未來十幾年，以青海湖為中心的環湖旅游圈作為我省王牌景區，旅游發展的前景將會更好。從“九五”計劃開始，全省就把旅游業作為新興產業大力培植和發展；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出“十一五” 期間堅持把旅游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龍頭、新的經濟增長點和重要的特色產業來發展，盡快形成大旅游、大產業、大市場的發展格局。
（2）體育經濟的推動。眾所周知，環湖賽被稱為青海對外宣傳的一個金點子。經過連續六屆環湖賽的成功舉辦，可以說，環湖賽初步達到了展示青海美麗的自然風光和地方民族特色，樹立青海新形象，拉動青海經濟及其他產業發展的效果。借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勢，打好環湖旅游圈的康體旅游這張牌，針對國外觀光者對旅游和奧運雙重需求可以開發“吉祥路線圖”；突出奧運吉祥物的影響和團結親和力打造“奧運吉祥車”……以體育產業推動環湖旅游圈旅游業的發展。
4.環青海湖旅游圈發展的挑戰
（1）周邊競爭壓力與區域協作。青海與周邊同屬青藏高原地域范圍的省（區）比，旅游資源共性突出；而周邊多數省（區） 在旅游資源開發上捷足先登，青海旅游資源的特色淹沒其中。西北五省區、青甘藏等省區區域旅游協作的籌劃與開展，為青海旅游業借助區域協作這個平臺，迅速低成本地提升自身旅游資源價值或其知名度提供了契機。
（2）外來文化等帶來的挑戰。環青海湖旅游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民風較為純樸，這本身就是一種很有吸引力的旅游資源，但隨著旅游業的興起，游客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會與外來文化交融，這種資源優勢將逐漸淡化。如何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保護和發展本地文化又是一種新的挑戰。
二、環青海湖旅游圈旅游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第一，創新觀念，促進環湖旅游圈大發展。當代旅游開發，觀念先行。“大旅游、大產業、大市場”是區域旅游合作的關鍵。樹立大旅游觀念，關鍵是形成“共贏”的思維。在市場經濟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各地都力圖在自己擁有的生產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同地區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勢必涉及到各個地區的經濟利益。因此，加快區域合作進程，一定要破除以我為中心的“獨森思維”，確立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共燕思維”。為此，環湖旅游圈的各級政府、旅游管理部門、旅游企業和廣大從業人員、以及與旅游開發相關的部門都必須樹立大旅游的觀念，加強彼此間的合作。
第二，聯手開拓區域旅游市場，實行區域整體營銷。市場需求是發展旅游業的根本動力。各旅游地、旅游企業必須研究市場結構，明確自己的客源市場目標，以便對自己的產品進行正確的市場定位，以適應客源市場需求多樣化和市場群體細分化的趨勢。總的來說，區域旅游市場的共同開拓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區內客源互送和區外聯合促銷。城市之間共同開展市場調研、制定促銷宣傳方案。由于市場的擴大和改變，具有前后的延續性，因此要以目前市場為依托，穩定老市場，進而開拓新市場，實現市場結構的優化。參加合作各方之間，應取消不正常行政壁壘，互為客源地和目的地，共同培育人們的出游意識，相互宣傳對方，提高出游率。以相互間目標市場群體所關聯的地區作為區域旅游合作的單元，在合作中通過各種有效的手段實現客源的互送。
第三，整體全面促銷，突出區域整體形象。環湖旅游圈塑造區域整體旅游形象，就要打破行政區劃的局限，從大合作區域范圍著眼，在進行外部環境分析和目標市場選擇后，應針對市場的需求，充分利用區域資源優勢，揚長避短，合理設計營銷戰略，以達到最有效地進行市場開發。采取聯合促銷、兵團作戰，是推廣環湖旅游圈形象的重要手段。應借鑒云南省宣傳旅游整體形象的經驗，由政府、企業、各級主管部門以及外事、外宣、招商、宗教、媒體等部門從不同層面進行聯合促銷，多種形式并舉，手段與方法不斷創新。在空間布局上，一方面，加強省內“兩圈兩帶一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積極同周邊兄弟省市合作，做到資源互用、客源互流、產品互補。
第四，實行多種優惠政策，積極爭取各項資金，突破資金短缺限制。青海省經濟基礎薄弱，旅游產業規模小，雖然國家在西部開發中采取了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優先安排建設項目等增加資金投入的政策，但資金短缺仍然是環湖旅游圈發展過程的一大障礙。解決這一重大問題，可嘗試爭取國家給與環湖旅游圈某種形式的特殊開發區待遇，比照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科技示范區、生態建設保護區等所給與的優惠條件，實行向旅游傾斜的產業扶持政策、建立多元化的投資機制等。
第五，提高人才素質，實施顧客滿意戰略。區域旅游發展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培育和吸引各方面特別是高層次跨區域管理人才尤顯重要。針對環湖旅游圈旅游人才素質偏低和人才數量相對不足的矛盾，可從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旅游職業培訓體系，建立區域旅游企業家群體；引進和培育專門的管理、經營人才等方面入手。
作者單位：青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楊紅.青海旅游開發的問題與對策[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6（5）：28-31.
[2]趙宏利.青海湖區旅游景點的等級劃分及綜合評價[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3，9(4)：58-61.
[3]趙浩明.青海湖旅游與環境保護[J]青海環境， 2003，13（1）：14-16.
[4]肖景義.青海湖旅游區生命周期問題探討[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3（1）：88-90.
[5]魯順元.論西部大開發中的青海旅游業.青海社會科學，2000(3):53-55.
[6]馬智芳.特色旅游――青海省旅游產業發展的基本定位[J].攀登，2003,22(4)78-81.
第3篇：九寨溝旅游市場定位范文
1.1 國內外研究現狀
我國在單個目的地的空間結構研究方面已有較多成果，比如：陸林[2](1996)以安徽黃山、九華山和齊云山為例，闡述了山岳風景區旅游者的空間行為，并對比的，了黃山與美國黃石公園旅游者空間行為的共性和個性。而張捷、都金康、周寅康等[3](1999)以九寨溝及比較風景區為例，用游客距離衰減曲線和多種距離累計曲線揭示了觀光旅游地客源市場空間結構整體特征和空間距離分異特征。另外的一些類似研究還包括潘勇[4](1998)對上海市區居民旅游強度、頻度分析及旅游行為模式；朱同林[5](1998)對九華山旅游者的人口學特征；孫玉貞、馬耀峰等[6](1998)對昆明市亞太地區主要旅游客源特征；鄧明艷[7](2000)對成都旅游市場時空分布模式等。
在國外，也有一些關于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場的空間分析和測定，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需求預測及其數學模型的構造；旅游者目的地選擇模型；以及游客流空間結構的研究。在旅游空間模型方面，Wilson[8](1967)對游客空間分布模型的統計進行了研究。Miossec[9](1976)和Gormsen[10](1981)從空間結構和空間動力學角度觀察了目的地旅游演變過程，并將旅游者的行為和類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結合起來考慮；Lundgren[11](1973)和Britton[12](1980)建立了關于游客空間分布和旅游業的核心—邊緣理論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他們強調了邊緣地區對核心地區的依賴。Mitchell and Lovingood[13](1976)從空間關系角度論述了城市公共游憩。
在前蘇聯，地家們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統的概念，來描述旅游空間結構模式（普列奧布拉曾斯基等[14]，1982）。日本學者對旅游空間結構亦曾加以注意，除野信道[15](1985)在其《觀光學》一書中即曾專辟一章“觀光之空間構造”討論旅游空間結構，但其客源市場主要以國外游客作為樣本群。
1.2 研究意義
英國學者Mitchell.L.S[16](1985)在《旅游地理學：綜述與展望》中，就已經預測了美國、加拿大兩國旅游地理學研究今后的方向，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是空間關系的研究將會逐步代替描述性研究（轉自李山，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空間結構研究，1999）。日本學者石井英也[17](1988)在《空間觀光旅游地理學的課題》一文中也提到，日本傳統觀光旅游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旅游空間結構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從實踐意義上講，研究4A級旅游區（點）的空間結構及其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在探索目的地與客源地的關系，其結果不僅可以為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客源市場預測以及定位提供依據，還可以為其他景區的“旅游標準化”建設、新景區開發的市場定位提供標準，為我國旅游業步入正軌化、規范化，為旅游區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技術以及理論上的保障；從理論上講，本文雖屬應用研究，但通過一定標準的樣本群，定量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間結構問題，可以彌補我國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為以后的旅游地理學空間結構研究發展提供基礎。
另外，本研究對國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區（點）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以及以后將要制定的關于旅游城市的評優標準、各種旅游示范區的評定標準，提供了由實踐檢驗獲得的論證和建議。
2 中國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空間結構分析
2.1 國家4A級旅游區（點）空間分布類型的測定
一般說來，我們可以從地圖上直觀的了解某個模型的分布狀況，是聚集的，均勻的或隨機的，但這幾種情況常常會同時呈現出來。“一個能較為準確并客觀地確定布點格局情況的方法就是最近鄰分析法”[18]。
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宏觀上呈點狀分布，因此可以根據點狀要素空間分布類型進行測定。最鄰近距離是表示點狀事物在地理空間中相互鄰近程度的地理指標。測出每個點與其最鄰近點之間的距離r，取這些距離的平均值r，即表示鄰近程度的平均最鄰近距離（簡稱最鄰近距離）。當區域中的點狀分布為隨機型（Poisson分布型）時，其理論上的最鄰近距離可用公式表示為：
r[，E]=1/2(n/A)[1/2]=1/2D[1/2]
(1)
其中r[，E]為最鄰近距離，A為區域面積，n為點數，D為點密度。在均勻分布、隨機分布和凝聚分布三種點狀分布類型中，均勻分布的最鄰近距離最大，隨機分布次之，凝聚分布最小。
最鄰近點指數R定義為實際最鄰近距離與理論最鄰近距離之比：
R=r[，1]/r[，E]=2(D[，r1])[1/2] (2)
當R為1時，說明點狀分布為隨機型；當R＞1時，點狀要素趨于均勻分布；當R＜1時，點狀要素趨于凝聚分布。
表1 4A級景區在分區中的集中分布與均勻分布對比表
Tab.1 Contrast of the centra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equality distribution with 4A tour areas in eight zones
附圖
根據公式(1)，出國家4A級區（點）理想隨機分布的最鄰近距離（領土面積按960萬平方公里計）。
r[，E]=1/2(n/A)[1/2]=1/2(187/9，600，000)[1/2]≈113（公里）
根據計算機測量，得到各4A級旅游區（點）與其最鄰近的4A級旅游區（點）之間的實際最鄰近直線距離值(i=1-137)（位于同一個城市及城市郊區的4A級旅游區（點）歸視為1，得到實際計算點數為137個），由公式(2)求取平均最鄰近距離為74.29公里，小于113公里。
因此，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分布屬于凝聚型。
2.2 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區域空間分布類型的測定
基尼系數(Gini)可以用于刻劃空間要素的分布，也可以對兩個空間要素的分布進行對比，是地中用來描述離散區域空間分布的重要。理論上，基民系數介于0和1之間，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現將4A級景區在全國八個地理分區分布的個數，進行基尼系數，從而判斷其在全國大的地理分區中分布均勻情況。
八個地理分區分別是東北區（東北三省）、華北區（黃河中下游五省二市）、華中區（長江中下游六省一市）、華南區（南部沿海三省一區）、西南區（西南三省）、青藏區（青海、西藏）、蒙甘寧區（北部內陸兩區一省）、新疆區。
H=-∑P[，i]logP[，i]=1.7801
(P=0.0107，0.0428，…，0.2888)
H[，m]=logN=2.0794 (N=8)
G[，ini]=H/H[，m]=0.8561
C=1-G[，ini]=0.1439
所以，基尼系數(G)是0.8561，分布均勻度(C)為0.1439。結果表明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地理分區中呈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勻度很低。
3 中國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客源市場的空間關系
3.1 與客源市場的不均衡指數和地理聯系率
用不均衡指數和地理聯系率可以反映旅游區（點）分布（作為旅游目的地）與人口（作為客源市場）分布之間的均衡、配合程度。根據國家旅游局與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國家統計局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合作，在全國范圍開展的國內旅游調查結果表明，2000年我國居民的國內旅游中，城鎮居民出游人數為3.29億人次，出游花費為678.56元／人次；農民國內旅游人次數為4.15億人次，出游人均花費226.50元／人次。雖然從總值上看，農民旅游的人次多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出游人次率為104.37%，農民出游率為43.99%，我國的國內旅游仍然可以看作以城鎮居民為主。因此，在本次中，仍把城鎮作為主要的旅游客源市場。
現將《中國城市年鑒》[20](2000)中667個城市的分省統計非農業人口數，分別設為P[，1]，P[，2]，…，P[，31]，相對應各省中的4A級旅游區（點）的個數為N[，1]，N[，2]，…，N[，31]，將分省人口數和旅游區（點）的個數換算成百分比，即：
P'[，i]=P[，i]/∑P[，i]×100%
(3)
N'[，i]=N[，i]/∑N[，i]×100%
(4)
P'[，i]為第i個省非農業人口占全國非農業人口的百分比，N'[，i]為第i個省內國家4A級旅游區（點）數占187家旅游區（點）的百分比。根據不均衡指數定義：
I[，d]=1/100∑│N'[，i]-P'[，i]│(n=31)
(5)
得到不均衡指數為0.4426。上，不均衡指數介于0到2之間，不均衡指數越大，表示區（點）分布的不均衡性越大，與城市非農業人口在地域上分布的配合程度越低。
根據地理聯系率定義：
G=100-1/2∑│N'[，i]-P'[，i]│(n=31)
(6)
得到地理聯系率為77.87。理論上地理聯系率介于0-100之間，它與不均衡指數相反，越大則均衡度越高。
以上一組數據表明，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非農業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配合較高，反映了4A級旅游區（點）與客源市場（城市）之間的相距程度呈較高水平。
3.2 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間的“廊道”
3.2.1 分析
旅游者的出游或發生空間位移，是受多種因素和制約的。李山在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的空間結構的中指出，這種制約因素“…從力學的角度可簡單表述為客源地‘推力’（旅游者的‘出游力’）、目的地的‘拉力’（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客源地與目的地間的‘阻力’（可達性）。
廊道(Corridor)是景觀生態學中用來解釋景觀結構模式的基本要素之一（景觀結構模式包括斑塊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質Matrix），這種模式為比較、判別空間要素的結構和功能關系提供了“一種通俗、簡明和可操作的語言”[19]。該語言對于城鄉規劃師在規劃設計、空間結構以及模型分析方法中是可以共通使用的。本研究中，主要該原理定量的研究城市與旅游區（點）之間的數目、空間關系。城市作為旅游區（點）的主要客源地，是研究中的重要對象。在此，客源地(O=Origin)主要指城市，目的地(D=Destination)是國家4A級旅游區（點）。從宏觀角度看，城市和各個旅游區（點）可以抽象為點狀要素，而它們之間的要素可以抽角為線。城市作為對旅游活動的活化“激素”，可以視為“斑塊”，國家4A級旅游區（點）作為城市旅游的活化對象，可視為“基質”，而城市與4A級旅游區（點）之間的交通就是“斑塊”與“基質”之間的“廊道”。通過定量“廊道”的長度，可以從中發現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中等城市之間的距離關系，從而得到這些旅游區（點）在中等城市的地域空間上的分布。
“廊道”具有多種形式，如鐵路、公路、航線、水路等。本研究中將城市與4A級旅游區（點）的交通距離，作為度量其空間結構的尺度，其中的交通方式主要以鐵路、公路為主，有個別旅游區（點）使用水路（如重慶奉節、豐都、巫山小三峽等），計算時由海里折合為公里數。計算方法如圖1所示。
附圖
圖1 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之間的距離計算方法示意圖
Fig.1 sketch map of the distance calculation betweennational 4A tour areas and the cities over 200 thousandspopulation
國家4A級旅游區（點）A和距其最鄰近的各種規模的非農業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C之間的距離為S[，1]+S[，2]。
我國的城市劃分標準是人口在2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20-50萬是“中等城市”，50-200萬的為“大城市”，200萬以上為“特大城市”。該標準中的城市人口是指行政區范圍的人口，包括了城市中、從事農業活動的人口和非農人口。本研究中，針對國內主要出游客源為非農業人口，以及為了的簡化，選擇了302個非農人口在20萬以上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
根據《城市年鑒》(2000)統計，1999年我國非農業人口在2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北京、天津、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上海、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西安共13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共24個，50萬人口以上的有49個，20萬人口以上的有216個。
3.2.2 分析結果
在187家國家4A級旅游區（點）中，本身位于20萬以上非農業人口城市的4A級旅游區（點）共有83個。具體分布如表2。
表2 位于不同等級城市中的4A級旅游區（點）的個數
Tab.2 numbers of the national 4A tour areas located indifferent city grades
城市規模（非農
業人口：萬人）
20-50 50-100 100-200 200以上
4A級區
（點）的個數
16
16
15
36
根據吳必虎、唐俊雅、黃安民等(1997)對城市居民的出游空間進行的表明，“中國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閑出游市場隨距離增加而衰減，其中80%的出游市場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以內的范圍內”[21]。因此可以認為，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客源市場約80%集中在距景點500公里以內的地區范圍內。在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中，有9家（云南的麗江玉龍雪山旅游度假區、中科院林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西藏博物館、布達拉宮、大昭寺、羅布林卡、林芝巴松措旅游區、甘肅的嘉峪關文物景區，青海的格爾木昆侖旅游區）在500公里范圍內沒有非農業人口在20萬以上的城市。因此，在本次統計中沒有將其在內。
表3 131個旅游區（點）與其周邊最近鄰非農業人口20萬以上城市之間的平均距離
Tab.3 The comparison of average traffic distance between131 tour areas and different size of cities over 200thousands population
城市規模（非農業
人口：萬人）
20-50 50-100 100-200 200以上
平均交通距離
（公里）
115.95 350.73
389.92 447.89
4 結論
從國家旅游局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旅游區（點）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22]可以看到，由于本次評級制定標準的目的是促進全國各旅游區（點）的質量、管理水平，評價標準相應的就多為旅游區（點）建設的“硬件”條件評比，比如，旅游區（點）質量等級劃分的依據有：“服務質量與環境質量評價體系”、“景觀質量評價體系”，并要求“游客意見評價體系”。“服務質量與環境質量評價體系”包括旅游交通、游覽、旅游安全、衛生、通訊、旅游購物、綜合管理、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等、八個評價項目。“景觀質量評價體系”包括資源要素價值與景觀市場價值兩大評價項目。因此，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旅游區（點）由于依附于城市或位于城市周邊，“硬件”條件較好，而獲得了4A稱號。一些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由于位置偏遠、交通不夠便捷、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在此次評價中落選。對此，從以上的各項定量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好的應證：
首先，通過空間分布類型和均衡度分析，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全國范圍、全國地理分區范圍兩種尺度的分布測量中都呈不均勻分布（凝聚分布）；和全國667個城市的非農業人口分布配合度很好，表明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之間在地域上的分布關系聯系緊密；
其次，在分析各旅游區（點）與最鄰近的不同規模的城市之間的距離過程中發現，距離國家4A級旅游區（點）最近的城市規模有大有小（見表3），雖然總的趨勢是規模越大的城市與旅游區（點）之間的平均距離越大，但規模在50-100萬人口的城市與規模在100-200萬人口的城市與旅游區（點）之間的平均距離有相似性，與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之間的距離差距也不大。與20-50萬的城市距離明顯低于50萬以上的，因此，從另一方面說，由于20-50萬非農人口的城市數量多，分布密集，它們與各旅游區（點）之間的平均距離得到了大大的縮短；
另外，根據各個旅游區（點）在全國的分布狀況看，每個省的首批4A級旅游區（點）或者以該省的主要交通（鐵路交通或公路交通）干道為軸線呈線狀分布（如江蘇、陜西、貴州等），或者以省會城市為中心成組團形分布（如浙江、四川、廣東、西藏、新疆等）。這也說明城市會對旅游區（點）的基礎設施、管理水平的高低造成；各個旅游區（點）的交通便捷程度是該次評價的重要標準。
從總體上講，在187家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中，就有83家位于中等以上的城市中（見表2），比例占到了44.38%，已經說明了這次的質量評定標準的參考指數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推斷，依賴或靠近于城市的旅游區（點），由于在交通、衛生、管理等方面具有強大的“先天”優勢，其服務、環境質量以及管理水平更易達標。因此，在本次評價結果中，有很多都是的城市人文景觀旅游區（點）。也不難推斷，很多沒有入選的著名景區比如資源更為豐富、國內外比較著名的風景旅游區，在基礎設施、旅游服務等“硬件”標準上尚有較大欠缺，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評價對這些旅游區（點）的“硬件”建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
[1] 國家局.關于批準首批國家AAAA級旅游區（點）并頒發證書和標牌的決定[J].旅游調研，國家旅游局政策法規司，2001，(1):54.
[2] 陸林.山岳風景區旅游者空間行為——兼論黃山與美國黃石公園之比較[J].地報，1996，51(4):315-321.
[3] 張捷，都金康，周寅康，等.觀光旅游地客源市場的空間結構研究：以九寨溝及比較景區為例[J].地理學報，1999，54(4):357-364.
[4] 潘勇.上海市區居民旅游強度、頻度及旅游行為模式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旅游系碩士論文，1998.
[5] 朱同林.九華山旅游者人口學特征及其行為研究[J].安徽師大學報（版），1998，26(3):310-434.
[6] 孫玉貞，馬耀峰，孫根年，吳冰.昆明市亞太地區主要旅游客源及特征分析與預測[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26(1):95-97.
[7] 鄧明艷.成都旅游市場時空分布模式研究[J].國土，2000，(3):41-42.
[8] Wilson A G.A statistical theor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models [J].Transportation Research，1967，(1):253-267.
[9] Miossec J M.Elements pour une orie de l' EscapeTouristique [M].Les Cahiers Du Tourisme，C-3，CHET，Aix-en-Provence，1976.
[10] Gormsen E.The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ofinternational tourism:attempt at a center-periphery model [M].In La Consommation D' espace Par le Tourism et saPreservation， Chet，Aix-en-Provence，1981.150-170.
[11] Lundgren J O J.Tourist impact/island entrepreneurshipin the Caribbean [C].Conference paper quoted in Mathieson，1973.A.，and Wall，G.Tourism:Economic，Physical，and Social Impacts.Longman，1982.
[12] Britton S G.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ourism in aneocolonial economy:A Fiji case study [J].Pacific Viewpoint，1980，21(2):144-65.
[13] Mitchell L S and Lovingood P E.Jr.Public urbanrecreation:An investigation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76，8(1):6-20.
[14] 普列奧布拉曾斯基，V.S.克列沃謝耶夫，V.M.（吳必虎，蔣文莉，等譯）.蘇聯游憩系統地理[M].廣州：華東師范大學旅游專業印行，1989.
[15] 陳野信道.觀光社會經濟學[M].古今書院，1985.
[16] Mitchell L S［英］.Recreational Gegraphy:Inventoryand Prospect [J].Pros.Geogro，1085，37(1):6-15.
[17] 石井英也［日］.空間觀光旅游地理學的課題[J].地理，1988，33(1):72-76.
[18] 斯蒂芬L J史密斯（南開大學旅游學系譯）.旅游決策與分析[M].北京：旅游出版社，1991.137.
[19] 俞孔堅.景觀：文化、生態與感知[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29(1):87.
[20] 中國城市研究會.中國旅游統計年鑒[R].中國城市年鑒社，2000，(16):101-132.
第4篇：九寨溝旅游市場定位范文
旅游經濟發展模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一特定時期旅游發展的總體方式，是對某一類型的旅游經濟系統所做的理論概括和理論抽象。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由于國情或地區情況不同，其旅游發展模式可能完全不同。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不但在調整傳統產業結構、發展多元經濟以及實現互利多贏等方面潛力巨大，也是實現我國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根據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機理和市場化條件下的發展規律，區域發展差距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自動彌合或自均衡的趨勢，但是，市場在區域發展自均衡過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宏觀干預和調控對不發達區域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選擇和相對優勢產業的扶持和培育，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及其關聯的主導產業的選擇必須依據現階段經濟發展周期給定的市場條件和民族地區產業條件來確認，大力發展旅游產業是我國民族地區實現增長和發展的結構轉型的重要途徑。我國民族地區產業總體發展水平弱，產業結構化與高度化水平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受限于其產業結構的發展。具體而言，我國各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整體上起步較晚，屬后發型產業發展類型。由于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程度一般差異不大，所以存在發展特征上的共性。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各民族地區旅游產業存在著由資源、環境及社會歷史發展水平等原因導致的起點、規模和檔次的不平衡性，所以，我國不同民族地區在旅游發展模式上也具有不同的選擇。
2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發展模式的比較
我國少數民族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其中，西南民族地區主要包括、云南、四川、貴州及重慶等省市區，西北民族地區包括寧夏、新疆、青海3個民族省區以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天祝藏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賽哈薩克族自治縣等民族自治地方。由于自然條件、交通、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我國民族地區在旅游發展模式上也具有不同的選擇。對于我國典型的民族地區——西南民族地區和西北民族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模式，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比較。
2．1民族地區旅游開發模式
不同民族地區旅游資源開發具有不同的模式，其中影響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因素主要有民族特色與民族知名度、交通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客源市場和決策者行為等。民族旅游的開發模式從空間角度可分為原地開發模式和異地開發模式。
2．1．1原地開發模式。原地開發模式是在民族文化保留較好的地區或少數民族的居住地直接進行旅游開發。為了便于游客充分了解或體驗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精髓，地方政府或投資者在少數民族居住地區選取合適地段，建設以當地民族文化為主題的民俗村、文化園等。一些經濟比較發達，但少數民族文化特色已經有所淡化的地方，為保留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傳統和便于游客參觀等需要，也多采用這種方式進行民族旅游開發。在我國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區的旅游業發展中，西北民族地區只是利用原生自然式的模式來吸引游客，而在西南民族地區，除了采用原生自然式的開發模式，原地濃縮式也有所運用，如西雙版納州府景洪市內的民族風情園。這種開發方式的優點是能夠使游客在最短的時間內充分了解當地少數民族的特色，人造景觀靠近旅游接待中心或交通便利的地方，服務配套設施較好，既方便了游客進出，也有利于投資者的經營管理。
2．1．2異地開發模式。指在經濟發達，客源市場廣大，旅游需求旺盛，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郊區，將一定地域范圍內的少數民族的建筑、服飾、歌舞等集中于一個主題公園內表現出來。這一模式的優點是可以讓游客用最短的時間、最短的路程領略民族文化。目前在我國民族地區，這種開發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昆明的民族文化村。游客在民族村里，除了能夠欣賞迷人的村寨風光，還能看到驚險的傈僳族“上刀桿”、萬人歡騰的景頗族“目腦縱歌”、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妙趣橫生的大象表演等，只要游覽了這個村寨，就能大致了解云南一些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此外，根據旅游市場的發展趨勢，并綜合考慮云南民族村的開發條件、影響因素等具體實際情況，不斷地增強云南民族村的內在吸引力，實現以度假為主、觀光與度假相結合的項目集群，形成適應旅游市場不斷變化的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體系。然而，這種開發模式在加工和復制過程中，會損失很多原有的民族文化內涵，甚至會歪曲真正的少數民族文化，所以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不適合采取這種開發模式。在我國民族地區的旅游發展中，民族旅游開發應選擇符合當地實際，體現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的適當形式，兼顧少數民族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合理分配所得利益，以保證民族旅游業的長久持續發展。
2．2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的調節機制
從旅游業發展的調節機制出發，旅游經濟發展模式可分為市場型發展模式和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①市場型發展模式。是指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推動旅游業發展的一種發展模式。市場機制對旅游業發展的調節作用主要通過價格、供求和競爭手段來實現，從而實現旅游資源的配置，使旅游供求關系在不均衡一均衡一不均衡和不適應一適應一不適應的矛盾運動中實現。②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是指由政府有關部門制訂各時期的旅游業發展規劃或通過相關產業政策來推進其發展的一種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一般發生在政府干預和控制經濟力度較大的國家或地區，以及需要在短期內推進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這兩種旅游經濟發展模式在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上具有時間承續性。一般來說，旅游業處在發展初期的民族地區常采用政府主導型模式，通過政府與民眾的力量扶持旅游業的發展，如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等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皆屬于政府主導型。在這些地區，政府不僅通過制定有關政策和法規對旅游業的發展進行規范，而且還對旅游業的發展規模、發展速度加以控制。因此，在這個階段，國家產業政策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主要側重于旅游供給。當旅游業發展進入成熟期或穩定期后，作為產業主導力量的政府將逐漸退出，政府的作用更多體現在旅游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安排制定與實施標準和區域旅游形象一般營銷等方向，市場逐漸在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中居于主導地位，如云南麗江、香格里拉，四川九寨溝等民族地區的旅游業都已經發展成市場主導型。在這種模式下，旅游業的發展主要依靠“看不見的手”自覺地發揮作用，政府主要是通過一定的市場參數間接調節。在這個階段，國家政策對旅游產業的影響主要側重于市場需求。事實上，在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模式都普遍存在，只是由于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區在旅游發展階段方面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差異而使它們在存在范圍和程度上有所不同。
2．3對民族地區旅游目的地的影響旅游活動涉及范圍十分廣泛，包括吃、住、行、游、購、娛等多個方面，給旅游目的地帶來多方面的影響，從而促進地區旅游經濟實現多元發展。旅游活動在對民族地區旅游目的地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必然也會對其產生消極影響。除了對當地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之外，也對各方面的發展造成了阻礙。筆者集中從當地文化和當地居民兩個方面來加以論證。
2．3．1對民族地區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影響。隨著旅游活動的開展，旅游者不可避免地會將自己生活地區的文化帶到民族地區旅游目的地，使得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引起文化上的變遷。傳統的民族文化具有傳承性，民族旅游的開發有可能使這種模仿與習得的過程被中斷、扭曲，從而阻礙了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因此，協調好旅游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之間的關系，是實現旅游資源持續利用的前提。在西南民族地區，東巴文化是麗江獨有的高品位世界級旅游資源。它的絕大部分屬于精神文化，對其開發利用與保護難度較物質文化及其他的物質性旅游資源更大，也要更為謹慎。近年來，云南省對東巴文化的開發利用與保護已越來越完善，已經根據東巴文化目前的狀況與特點制定了可持續發展原則、保護性原則、原真性原則和效益原則。東巴文化作為世界級的精品旅游資源，不但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且擁有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因此，在對東巴文化進行開發利用和保護的過程中，除了堅持以保護為核心的原則，還必須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做到既有利于東巴文化的保護，又有利于麗江旅游業及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但我國大部分民族地區，特別是西北廣大民族地區，尚未形成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保護機制，需要在保護的途徑和規劃中做出進一步的工作。
2．3．2對民族地區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影響。發展旅游的目的是為了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而首先是基于當地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也就是說，旅游業只有首先保證當地社區的利益，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對民族地區居民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旅游開發，更重要的是自身得到發展，從而永久地擺脫貧困。在我國，民族旅游發展所產生的收益在參與利益獲得的群體中的分配形式在很多地區是不同的。在我國西南民族地區中，社區參與模式比較成功的是云南瀘沽湖摩梭社區中里格村的租賃經營旅游發展模式。該模式主要是以外地經營者向當地村民租地，并由外來投資者出資籌建不同風格的家庭旅社的方式發展里格村的旅游業。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村民不用承擔還款壓力，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而當租期滿l5年后，旅社和地塊一并歸還村民。這一做法不僅幫助當地脫貧致富，同時，通過聘請外村摩梭人還能帶動整個摩梭社區的共同致富和有利于旅游業的持續發展，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村民的經營能力。但是必須要提高村民教育水平，給村民提供培訓機會，讓他們更好地參與到社區旅游發展的決策當中；要保護摩梭文化在不損害當地民族文化、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傳人與民族文化相適應的先進的管理和經營理念；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從而使當地旅游業往更優的方向發展。西北民族地區的農牧民參與程度較低，在個別地區，廣大農牧民甚至基本上被排斥在旅游產業的發展之外，也有個別地區旅游投資商或企業組織與當地人民群眾在旅游業發展問題中存在利益沖突。對于西北民族地區來說，廣大農牧民是旅游發展的主體及重要的相關利益者。因此，只有讓廣大農牧民在旅游發展過程中充分受益，才能使他們自愿合作，對民族文化資源產生保護意識和開發利用的積極性，從而營造出和諧的旅游軟環境，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好客度，增強游客的體驗度和滿意度，更好地發展當地旅游經濟。
3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透過西南、西北民族地區的旅游業發展可見。雖然我國很多民族地區的旅游發展模式正在逐步完善和成熟，發展速度也越來越快，但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足和缺陷。
3．1旅游市場定位不明確，旅游產品開發緩慢
不考慮環境與社區承載力，對資源進行過度開發的現象在我國民族地區的旅游資源開發中仍然普遍存在。此外，旅游產品開發進展緩慢，產品結構單一，旅游客源市場開發定位仍然比較粗放，客源結構不合理的現象依然比較突出。因此，亟需處理好開發、保護、繼承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明確民族地區旅游市場的定位，延伸其旅游產業鏈，更好地使發展與保護并進，堅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3．2旅游發展的調節機制分工職能混亂
我國民族地區旅游業最初是以政府主導型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在我國目前的民族地區旅游發展中，政府是一種壟斷組織，而壟斷條件下，任何組織都有可能喪失追求成本最小化與效益最大化的動力，因此，政府決策面臨的不完全信息問題可能破壞帕雷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影響整個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前進發展。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地處偏遠的西南、西北等民族地區的旅游市場可能會因管理的缺乏和市場的不完善而受限制。政府、市場和企業等在旅游發展中的分工和作用混亂，尚不能根據具體的發展情況和階段進行合理的分配和布置。
3．3旅游地生態環境管理落后
民族地區多為環境資源區，生態環境較脆弱，加上區域性環境意識相對薄弱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強地域旅游的生態管理就顯得更加重要。旅游業與傳統工業相比，是無污染產業，而一旦旅游活動過于頻繁，人流量過多，導致廢物大量堆積，從而超越了當地自然環境的能力時，旅游活動的污染性質就會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它除了破壞當地自然資源，還會破壞當地的文化資源，從而給當地社會環境帶來消極影響，損害游客的利益。
4結論
4．1實行“局部開發，限制游客”的開發模式
如在一些區域，可以對游客完全開放，允許將民族文化內容包裝成旅游開發產品；同時設定核心區域發揮文化功能，盡可能保持該空間的獨立性和封閉性，限制游客的人數，實施嚴格的民族文化保護管理模式；在封閉區域和開放區域之間設立緩沖地帶，即半開放區域，作為商業文化和原生態文化的過渡區，實行控制性開發，使其基本保持社會生活的原貌。這種模式有效地兼顧了保護與發展兩方面，在我國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實踐中也初見成效。
4．2實施“政府主導一政府規制一市場主導”的產業發展戰略
在產業發展初期，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宏觀經濟調控職能，進行民族地區旅游發展基礎設施條件的建設和改善，協調區域內所有產業和部門，以提供結構合理和完整的旅游服務和產品；當旅游產業發展的各類軟硬件條件和設施都基本具備時，就可以充分發揮微觀組織配置資源的功能，使企業成為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的主體；當企業成為旅游產業發展的主體力量時，應輔之于政府的管理，這就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產業運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