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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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政治、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第2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懷揣著實現民富國強的偉大理想，嚴復留學英倫。留學期間，資本主義各種學說已是紛至沓來，為什么嚴復特別選擇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呢?嚴復有很明確的解釋:“晚近歐洲富強之效，識者皆歸功于計學。”［3］在他看來，西方近代的驚人發展，國家的繁榮富強，都是由于經濟學發展的結果。而“計學者，首于亞當•斯密者也”［4］，其所著《原富》一書:“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征，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后世知食貨為專科之學。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為新學之開山也。”［5］不僅如此，“此書的系要書，留心時務、講求經濟者所不可不讀，蓋其中不僅于理財法例及財富情狀開山立學，且于銀號、圜法及工農商諸政，西國成案多所征引。且歐亞互通以來，一切商務情形皆多考列，后世之師，端在于此”［6］。《原富》一書實為資本主義各種學說之開山之作，對西方列強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中國則積貧積弱，飽受列強的欺侮，正是由于不懂得經濟學的緣故。“今日之中國，患不知理財而已，貧非所患。”要想改變這種狀況，中國亟需學習經濟學。“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于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系乎黃種之盛衰。”［7］況且“其書所駁斥者多中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故復當日選譯特選是書，非不知后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8］。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嚴復用5年的時間，精心翻譯了《原富》一書，以啟迪民智，進而實現其民富國強的夢想。為了更好地理解嚴復的思想，我們先簡要介紹亞當•斯密與他的著作。《原富》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經濟學專著，全名為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該書原著于1776年第一次在倫敦出版，書中總結了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1931年郭大力和王亞南改用白話文重譯此書，改名《國富論》，1972年，經過校改的王、郭合譯本再次出版，書名按原著全稱譯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在該書中，亞當•斯密批判了傳統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者的諸多片面觀點，反對政府干涉商業和商業事務，提倡低關稅和自由貿易，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等。這些觀點在整個19世紀對西方國家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在這一系列的經濟思想中，影響最為廣泛的當屬其中的“自由經濟”理論，亞當•斯密認為，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于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爭先加入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在這個過程中，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9］。在這樣的情形下，“利己”與“利他”不期而合地統一在一起，其結果帶來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市場經濟的繁榮。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主義，嚴復深信不移。他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在列國競爭的世界大局中保持了霸主的地位，就是因為采用了亞當•斯密《原富》一書所大力提倡的經濟自由政策。“論者謂考英國計政之所以變，而國勢之所以日臻富強者，雖曰群策，斯密氏此書之功為多。”［10］這是英國采取了“守自由商政(自由貿易)之效也”［11］。他總結說，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凡變革商宗(重商主義)學者之所為，皆大利而無害”［12］。在嚴復看來，自由之政對于經濟發達的英國社會有如此功效，同樣，對于經濟落后的國家也會如此，甚至功效更為顯著:“自由平通之義，不獨能使工商之業自無而為有，自困而為亨也，且能持已傾者使不至于覆，保方衰者使無及于亡。”［13］自由經濟不但能使國家繁榮富強，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巨大功效。對自由之政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嚴復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征。①
二、嚴復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通過理論的學習和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觀察，嚴復認識到市場自有其自己的必然規律:“一國財賦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勢有必至，決非在上者所得強物從我，倒行逆施也。”［14］“民之生計，只宜聽民自謀，上惟無擾，為裨已多。”［15］“政煩者其國之歲殖必退也。”［16］政令煩苛必導致經濟衰退和人民“不得安生樂業”［17］。因此，統治者必須尊重經濟規律，順應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還政于民，聽民自謀，實行自由經濟之策，讓人民在經濟活動中享有充分的自。“蓋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后可。……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狹。”［18］為此，嚴復反對社會對經濟活動隨意干預，如若“設官斡之，強物情，就己意，執不平以為平，則大亂之道也”［19］，而只有采用經濟自由的政策，才會使民富國強。他還征引了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觀點進行論證:“史遷、申老之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又曰，此豈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其丁寧反復之意，可謂至明確矣!”［20］中外先哲的精辟之見讓嚴復深為服膺。為了使觀點能夠具有說服力，嚴復還舉例進行論證，他說歐洲有一座阿爾卑斯山，游客到達沙蒙尼后，就會雇用當地的“山夫”作向導翻越該山。大約20年前，“山夫盡人可為，而聽客之自擇，于是山夫驍捷，馬騾駔駿”。后來法國政府為加強管理，就下令:“凡為山夫，必先由官察驗給憑，始得執業。而其受雇也，以次及之，周而更始。”結果，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山夫健者皆亡，而馬騾亦一無可用者”［21］。此后游客便不再從沙蒙尼翻山，都跑到別處去了。由這樣一個生活中的小故事可以看出，自由競爭能夠激發“山夫”的潛能，而政府的干預，嚴重破壞了自由競爭的條件，滋養了山夫的惰性，最終使當地居民失去了一份謀生的差事。因此，嚴復指出:“此事雖小，而可以推其大者矣。”［22］也就是說，自由經濟能極大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政府干預的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從經濟自由主義出發，嚴復反對官商對商業經濟的壟斷，提倡民辦資本，主張貿易自由。1．鼓勵民辦資本的發展。嚴復認為:“官治之事往往較之民辦費多而事盬，故凡事之可以公司民辦者，宜一切諉之與民，而為上者特謹其無擾足矣。”［23］例如:“道涂河海之大工，厲學設教之要政，皆民之所能自為，而不必為上者代大匠斫也。”嚴復鼓勵民辦資本的發展，其實是針對形成的官僚資本的批判與改革。“包括各個方面的內容，而究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則應首推興辦一系列官辦、官督商辦的軍用和民用企業。”［24］這些官辦、官督商辦民用企業形成的封建官僚資本，具有濃厚的封建官僚色彩，存在諸多問題，諸如:不計盈虧、嚴重浪費、任用私人、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等等，使得所生產的產品競爭力不高。嚴復說:“中國自海通以來，咸同間中興諸公，頗存高瞻遠矚之概。天津、江南之制造局，福州之船廠，其尤著也。顧為之者一而敗之者十，畛域之致嚴，侵蝕之時有，遂使事設三十余年無一失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戰守之具，猶糜無窮之國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無愈此者。”［25］所以嚴復說，《原富》一書“其中所指斥當軸(局)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后而鞭之”［26］。這些問題嚴復深有感觸，這是嚴復清醒而高于同時代人之處!當然，正像亞當•斯密從沒有嚴格排斥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樣，嚴復沒有絕對排斥“官辦”，認為應根據情況采取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例如，他就說以下三種情況可以官辦:“一、其事以民為之而費，以官為之則廉，此如郵政電報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顧私而莫為，此如學校之廩田、制造之獎勵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猶弱，非在上者為之先導，則相顧趑趄。”［27］至于哪種情況適宜官辦，哪些情況適宜民辦，“此則各國互異，而亦隨時不同，為政者必斟酌察度，而后為之得以利耳”［28］。嚴復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態度。2．主張自由貿易。自由經濟必然要求自由貿易。嚴復說:“蓋國之財賦必供諸民，而供諸民者，必其歲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余，而將棄之以為蓋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歲進數均，而備物致用之權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貿易自由。”［29］而自由貿易的關鍵就是提倡公平競爭。他說:“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恣賈商之公平為競，以使物產極于至廉而已。”［30］自由競爭的結果，不僅使百姓將能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更將極大地提高生產能力，豐富人民的生活。“凡日用資生怡情浚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31］這些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富庶。嚴復不僅提倡國內自由貿易，而且在國際貿易中也同樣貫徹自由貿易的主張。這一點，我們留待后文再進一步展開。
三、嚴復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根源
嚴復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之大略已如前所述。在市場經濟發展已到了一定階段的今天，這些觀點似是普通的經濟學常識。然而，在20世紀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中國社會里，甚至可以說直到改革開放以前，嚴復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遠遠超過了時代的發展水平。但若想更深刻地理解嚴復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我們需要進一步追溯嚴復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源與實質。美國學者本杰明•施沃茨所著的《嚴復與西方》，為我們在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頗具啟示和有價值的觀點。施沃茨在《嚴復與西方》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即嚴復認為，“活力”———人的活力潛能之釋放與抑制，是導致西方日富且強、中國日貧且弱之別的根源所在，這是嚴復整個思想的出發點，也是其思想的核心。施沃茨指出，嚴復思想之與以前及同時代人最大的區別在于，他認為造成中西貧弱富強的關鍵性差別，不應僅從武器和技術上去尋找，也不應僅從經濟、政治結構中去尋找，而應該從觀念和價值觀的領域去尋找。［32］他看到:“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3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33］嚴復在英國留學期間，深受達爾文進化論、斯賓塞社會有機體等理論的影響。他認為，人類社會如同生物群體一樣，是一個不斷進化演變的過程。所謂“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這是導致人與人乃至國與國強弱存亡之進化的根本因素。這樣的生存競爭同時也激發了個體的活力和潛能。斯賓塞認為，社會也是一個有機體，社會群體的質量有賴于組成它的個體的質量，而每個個體本身又是稟賦“活力”單元，即體力、智力、道德三位一體。嚴復對此深信不疑。為什么中西方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出現這樣的強弱貧富差距呢?嚴復意識到，關鍵在于中西方迥然相異的社會倫理原則道德觀，決定了個體“活力”的抑制與釋放。他說:“英債雖重，而國終以富強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國自斯密氏所處之世以來，其所以富強之政策眾矣……然自其最有關系者言之，則采是書之言……除護商之大梗，而用自由無沮之通商。”［34］施沃茨指出:“大英帝國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為了鼓勵和解放人們的經濟活力，政府也能夠為了自己的目的發掘這一取之不竭的財源。”［35］在西方，人們強調宇宙中的力量的至上性，以及生物界和人類世界中的活力的沖突，而正是活力、能動性、斗爭、自主以及無畏地實現全部人類潛在可能性，使得西方的進化過程可以不受約束地進行，并最終走向富強。而在中國:“蓋我中國圣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為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茍日開瀹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于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為務者，蓋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寖多，鐫讒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為教，使各安于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36］這種崇尚忍受、寧靜，回避斗爭和沖突，以及絕對地害怕維護人類生命活力的觀念和價值觀，正是造成中西社會發展觀上巨大懸隔的根本所在，它使中國的進化過程凝滯，并終至貧弱。“嗟乎!此真圣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日之命，則圣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37］中國的圣人們千方百計地去限制和禁抑個人的潛在活力，而近代西方卻著力創造和培養了旨在釋放這些活力的制度和思想。施沃茨深刻指出:“嚴復從他(斯賓塞)那里獲得一個意義深長的信念:潛在于個人之中的活力從根本上解釋了西方社會有機體的富裕和強盛，這些活力由于受到正當的利益的驅使而更為有力量。而自由、平等、民主則提供了正當的自利得以表現自己的環境條件。在這種條件下，人類的肉體、理智和道德的潛力得到了實現。”［38］正是從“活力”的釋放與抑制出發，嚴復敏銳地從價值觀上抓住了中西方思想文化差異的基點乃在于自由。中西之間“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39］，“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40］。所有這些政制、風俗、學術思想等各方面的截然相異，皆從“自由不自由異耳”導出。嚴復于是喟嘆:“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數千年來，中國的圣賢統治者們就是以愚民抑民來禁錮人們的活力，束縛他們潛在的無窮的積極性與創作性，以此維持一個低水平的和諧社會，導致中國在世界面前停滯不前。嚴復之所以選擇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不僅因為該書是西方經濟學的智慧之源，更主要的是因為亞當•斯密認為，經濟領域的活力就是個人追逐幸福的活動，利己之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而社會則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受益者。因此，嚴復強調:“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又說:“國之強弱，必以富庶為量，而欲國之富，非民智之開，理財之善，必無由也。”這樣，我們從對嚴復《原富》的研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家的富強只能通過個人的活力和能力(在此情況下特別是經濟)的解放而獲得。”［41］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嚴復以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來審視中西方之間的強弱貧富差距，認為西方列強之所以能戰勝中國，表面上看是由于列強的堅船利炮和強大國力，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蘊藏于個人之中的“活力”(民力、民智、民德)均強于中國，而這些個人“活力”之所以能得到充分釋放和發展，則源于西方信奉彌久的自由主義。因此，嚴復認為，中國要富強，要救國保種，首先應著眼于釋放民眾的活力，只有每個人都能夠充滿活力，才可能實現資本主義的民富國強。為此他堅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是當前刻不容緩的根本任務，并將其畢生奉獻于譯著和教育事業，投入到夢寐以求的國富民強的理想之中。
四、嚴復經濟自由主義與現代開放型經濟
如前所述，提倡自由貿易是嚴復的基本主張，這一原則不僅適用于國內貿易，同樣也應該貫徹到國際貿易。因此，嚴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倡導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并對重商主義提出批評。重商主義的根本癥結是設立“關稅壁壘”，在此問題上，嚴復贊成亞當•斯密提出的“非鎖國門”、“任民自治”的對外自由貿易政策，由此就產生了他關于“弛關稅”的說法。他說:“馳關者，內外平等，不于入口諸貨畸有重征也。”［42］不多征收關稅，要讓各國的經濟主體平等競爭，以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當然，讓各個國家之間的商品進行自由競爭，也可能帶來另一個結果，那就是導致部分民族工業的萎縮，甚至是部分商品完全由外國控制，這恰恰是實行經濟模式轉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他舉例說，在當時的英國，為了保護國內的紡織業的發展，英國政府對法國進口的絲織品都征收了百分五十的關稅，但英國的紡織業最終沒強盛起來。后來，英國政府對法國絲織品不再征收進口稅，英國的紡織業就更衰落了，但是這并不影響英國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嚴復總結說:“(英國)天時地利皆不利蠶桑，而水性風日亦不宜于烘染之事，強而為之，亦終以無利也。”［43］也就是說，在國家經濟競爭的過程中，可以選擇性地放棄一些本國、本地區沒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要著力發展適合于本國國情的產業，以實現經濟的繁榮。重商主義的另一癥結是只看中貿易的順差，將金銀簡單地等同于財富。在當時中國統治階層流行的正是這種只注重貿易順差的“漏卮”論，他們“言通商則徒爭進出之相抵”［44］，“以出口土貨多、進口洋貨少為佳征”［45］，嚴復對這種只重視順差的做法進行了批判，他甚至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所謂保商權、塞漏卮之說，無所是而全非。”［46］進而提出引進外資、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開發鐵路和礦山以擺脫貧困的主張。嚴復不是緊緊揪住當前的得失，而是從長遠的發展著眼。他的這一思想對于今天的開放型經濟仍有其重要的啟示意義。開放型經濟是與封閉型經濟相對立的概念，是一種經濟體制模式。在開放型經濟中，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開放經濟強調把國內經濟和整個國際市場聯系起來，盡可能充分地參加國際分工，同時在國際分工中發揮出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發展開放型經濟已成為各國的主流選擇。在開放型經濟中，既出口，也進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輕的問題，關鍵在于發揮比較優勢，既吸引外資，也對外投資，對資本流動限制較少。開放型經濟的這些特征，正與嚴復對國際自由貿易的思想遙相呼應。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的運作逐漸成熟，開放型經濟的建設也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福建地處東南沿海，眾多的海灣良港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遠在漢代，福建已有對外貿易活動，唐宋以降，一直是我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地區之一。沿海居民“資海為田，浪舶云帆，交于域外”。第一次后，福州、廈門辟為通商口岸，從而揭開了福建對外貿易史新的一頁，奠定了福建對外貿易的根基。如今，在建設開放型經濟的浪潮中，福建省更以主動積極的姿態緊跟時代的步伐。2011年4月30日，《福建日報》刊發福建省“十二五”規劃綱要解讀文章———《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文中指出:“全面提升福建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就必須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大開放戰略，在穩定規模中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在擴大份額中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在調整結構中提升境外投資水平，在創新機制中發揮各類開發區載體作用，在拓展平臺中密切閩港澳僑合作，構建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建設外經貿強省。”［47］文中從宏觀全局的角度，為“十二五”福建省的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五、嚴復對于促進福州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啟示
作為省會城市，福州的文化、政治地位依然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如何抓住經濟開放的機遇真正成為龍頭城市，成為了福州城市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楊岳同志指出:“福州作為海峽西岸省會中心城市，過去的快速發展靠的是開放，未來實現科學發展新跨越更要堅定不移地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只有順應時代潮流，強化開放理念，進一步發揮區位優勢、港口優勢、僑臺優勢，把開放的大門打得更開，把開放的步伐邁得更大，才能再創福州發展新優勢，充分發揮省會中心城市龍頭引領作用。”［48］為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切入點進行思索:
第一，必須深度挖掘閩都文化豐富內涵，大力推進文化強市建設，助推開放型經濟發展。福州地處閩江下游，背山面海的地理條件，天然的便利海港，長期塑造了閩都人民向著海洋謀生的習俗，形成了開放有為的經濟格局。早在漢朝時期，位于閩江口附近的東冶港就是當時對外交流的重要口岸，“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后漢書•鄭弘傳》)，是連接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與中原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唐宋時期，福州港更加壯大繁榮，五代王閩政權時期開鑿了甘棠港，“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畿廛市，匪絕往來”［49］，與新羅、日本、東南亞、印度、大食、西亞及非洲諸國都有貿易往來，極大地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宋元以后，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福州海上交流的進一步繁榮，福州港口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鄭和七下西洋均駐舶福州港伺風起航。明成化十年，福建省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從泉州移到福州，福州港的影響不斷擴大，經濟不斷繁榮。誠如明萬歷時期的林熑在《洪山橋畝記》中所說:“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蓋數千家云。”［50］特別是近現代，福州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海上貿易更是大幅增長，帝國主義勢力集結在倉前山。正如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福州倉前山的經濟在五口通商后從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以商貿、工業和航運為主的商品經濟。自l844年起，先后有英、法、美、荷、葡、德、意、俄、日、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比利時、匈牙利、墨西哥17國在倉前設立領事館。這些國家的商人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下紛紛在倉前山開洋行，創辦工廠，設立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輸入鴉片、工業品等，輸出以茶葉、木材為主的土特產品。一時間閩江南岸貨倉連片，碼頭遍布，江上輪船穿梭如織。［51］光緒《閩縣鄉土志》記載:“八閩物產以茶、木紙為大宗，皆非產自福州。然巨商大賈其營運所及，必以福州為的。”可見當時的繁榮景象。商業的繁榮，思想的解放，造就了以馬尾船政文化為代表的一批改變中國近現展命運的精英人物，他們卓絕的見識，高瞻遠矚的視野，對今天的社會發展依然發揮著作用，散發著智慧的光芒。以嚴復為代表的船政精英們是我們福州人的驕傲，是閩都文化的寶貴財富。在全球化背景下，今天的福州人，特別是領導干部們，更應該有博大的胸襟，國際的視野，才能更好地引領福州，融入國際化的進程之中。
第二，充分利用僑資僑力，促進福州經濟建設。福州自古以來就有非常濃厚的商業傳統，有高度發達的海上貿易。福州商人通過這些發達的海上貿易，將其商業擴散到了世界各地，同時，福州人也借此散居于世界各地。改革開放后，更多的福州人移民境外，據初步統計，目前祖籍福州的海外華僑、華人多達300余萬人，遍布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東南亞，旅居當地的福州人民往往同族、同宗、同鄉聚集一處，形成了眾多的社團和“新福州”，他們有著非常濃厚的家鄉情懷。我們可以充分發揮這一優勢，采取積極行動，為海西建設謀求更加有利的外部條件與資源。目前，福州每年的“6．18”國際招商大會，“世界福州人大會”(即十邑同鄉會)等活動，都大大團結和吸引了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的福州海外鄉親，他們不僅能帶來巨大的外資，又能帶來諸多全新的管理經驗，這些都是促進福州經濟發展的寶貴資源。
第三，充分調動福州當地企業的活力，積極謀求國內國際資源，穩步走向國際市場。在第十四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開幕期間舉辦的首屆“開放型經濟海西發展論壇”上，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建議，福州應重點支持本地的民營企業做強做大，從一定程度上改變如今政府引導招商引資的現狀，使民營企業成為吸引投資的主要力量。如前所述，在競爭的條件下，充分發揮個體的潛能與活力，各企業家要及時抓住海西建設的機遇，利用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敢打敢干，把自身企業做大做強，穩步走進國際市場。比如，現有東南汽車城、馬尾工業園區光電產業已經擁有較好的基礎，可抓住能源結構調整的契機，著力開發綠色產品，進一步深化，打造產業品牌名片。又比如福耀玻璃、香格里拉、世紀金源等等，都是目前福州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為此，我們應該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改變政府以往的管理模式，實行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服務模式，為企業的發展壯大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與資源，幫助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六、結語
第3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諸如環境保護措施、技術認證、安全標準以及反傾銷、保護知識產權等形式存在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對世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格局的最終形成，正常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產生了相當不利的影響。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但新貿易保護主義是在新的全球貿易條件下，尋求以新的形式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實施貿易保護，以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相比，它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隱蔽性、政治上的便利性、技術上的歧視性和實際效果的有效性等特點。中國加入WTO以來，國內市場進一步開放，出口貿易取得較大幅度增長。但與此同時，國外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措施有所增加，一些國家不斷采用反傾銷、保障措施以及質量、技術、環保等標準對中國出口商品設限，導致中國與美、歐等主要貿易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摩擦頻頻發生，而且有進一步升級的趨勢，對我國的經濟和出口貿易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引起國內社會廣泛關注。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分析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發展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競爭加劇，貿易逆差與經濟滯漲隨之出現，美國開始中斷二戰以后一直奉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轉而實行以配額、許可證等非關稅措施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政策，從而掀起了戰后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并延續至今。為了區別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關稅措施為主要保護手段的各種貿易保護主義，人們將這一思潮及其政策表現稱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但新貿易保護主義是在新的全球貿易條件下，尋求以新的形式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實施貿易保護，以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相比，它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隱蔽性、政治上的便利性、技術上的歧視性和實際效果的有效性等特點。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得以發展的原因分析
1.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制度逐步演化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制度，而競爭是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競爭已不再作為單純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變成為國家和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動機，成為實現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國政府不僅在國際競爭中保護自身的產業與貿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一方面，采用進口關稅或出口補貼等保護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國企業的收益和市場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國企業或進口產品危及本國利益時，即使發達國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預的手段。特別是在“就業”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公共品的今天，由進口增加導致的失業問題已經具有了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義。當本國產業和勞工群體受到進口沖擊時，來自公眾的呼聲或其他政治壓力必然使政府傾向于對這些領域實行保護，以排斥競爭的威脅。
第4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國際貿易治理；保護主義
中圖分類號：D99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2）06-0009-08
收稿日期：2012-06-30
基金項目：教育部社科基金后期項目“國際經濟法治”（11JHQ015）
作者簡介：何志鵬，男，黑龍江雙城人，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
美國的次貸危機，不僅觸發了全球的金融風暴，引起了世界范圍的經濟動蕩，而且導致了很多國家的社會問題甚至政治變亂。當然，最核心的影響領域還是在經濟貿易方面。貿易、投資與金融雖然由不同的體系所規制，但是世界經濟各領域之間的敏感度日益提高，貿易、投資和金融的相互影響就形成了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因而，由金融風暴引發的貿易政策變化是相當顯著的現象。準確判斷、正確對待后危機時代的國際貿易體制，并認真思考國際貿易體制應當如何發展，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且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問題。
一、金融危機初起后的保護主義浪潮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各國紛紛采取限制自由貿易的保護主義措施。根據GTA的統計，2008年11月至2010年11月，全球新增692項貿易限制措施；2009年開始，更是每季度新增100余項，與金融危機影響加劇之前的每季度50項形成鮮明對比。2009年，世界商品總出口下降12％，商品總生產下降2.5％，全球GDP下降1.5％，其中美國進口就下降了16％。盡管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報告認為貿易縮減主要是因為需求減少而非貿易限制的影響，但包括歐盟在內的經濟體還是認為保護主義起著主要作用。由此，21世紀之初的國際貿易圖景上就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現象：曾經在20世紀末彌漫于世界的自由主義情緒退縮為保護主義盛行的狀態；多邊貿易體制目標宏偉的貿易談判長期沒有實質進展，單邊保護措施日益增加；美國在金融危機之后更積極采取措施，促動人民幣升值。當前，危機雖有所緩解，貿易保護措施卻沒有明顯回落，保護主義仍然是當今貿易的核心問題之一。
這些國家的行為可以用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予以解釋。現實主義認為，在一個總體上無政府的社會之中，每一個單一的、理性的國家都追求自己的相對收益最大化，以此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存續。因而，國家之間會為了權力而斗爭。在經濟局勢出現危機之后，各國都感覺到其自身的存續與安全面臨著極大的風險，因此設法尋求自保。在尋求自保的過程中，其目標并非絕對收益，而是相對收益。也就是說，他們并不考慮在貿易中是否能夠得到好處、能否遭到損失，而是考慮如何比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遭受更小的損失。為此，最值得選擇的不僅是各家自掃門前雪，而且是損人利己、以鄰為壑。因而，這些國家開始采取保護主義的措施，力爭在貿易關系的博弈中得到更好的利益，讓其他國家去承受損失。通過這種方式，國家會獲得安全感。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都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具體體現，其對于代表國家利益的實力、財富的重視促成了其政策的自我中心特征。現實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個讓人充滿希望的理論，它認為自利的國家之間不會有長期、穩定、可靠的合作，而只可能為了共同的利益、打擊共同的敵人而形成短暫的聯盟。它看不到國際格局進步的跡象，充滿了悲觀情緒。但其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現實”。它是迄今為止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決策者思考問題所遵循的基本思路，體現了國家在世界上的生存邏輯。后危機時代的國際貿易格局特別是國家單邊的保護主義，生動地表現了此種自利追求的現實性。如果大國在經濟關系中利用不對稱的相互依賴結構中的優勢地位，利用小國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采取保護主義措施，則是在經濟上的強權政治。
保護主義措施在短期、局部是可能有好處的，所以很多國家樂于采用。但是，從長遠和整體的向度觀察，就肯定是有害的。因為這種經濟民族主義的表現會使國家之間呈現更多的對立和斗爭，最后導致無人獲利的結果。因而，各國在金融危機時期的保護主義舉措只應當被視為在經濟局勢發生突變之后的一個應激反應。金融風暴引致危機的狀態是一種短暫的非常狀態，有關經濟體在其中的決策與行動類似于法律上的“緊急避險（necessity）”措施，是在危機情況下依本能而采取的手段，其本身未必是正當合理的，而是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此種選擇未必是最優選擇，它具有長期的負效應，因此必須予以限制。
二、回歸自由：國際貿易治理的近期目標
后危機時代是一個自由貿易被遏制、自由貿易的價值被忽視的時代，面臨著很多現實和潛在問題。貿易保護措施不應當也不可能長期有效，在這種短期的危機狀態渡過以后，國際經濟體制還應當呈現出一種開放的、自由的狀態。這也就意味著，需要深刻認識現實并在此基礎上評估未來，發展更可取的國際機制。當前，國際貿易治理的首要任務是恢復自由開放的世界秩序。
盡管在當今的國際經濟學的學術譜系中，有諸多反對自由貿易、進行保護主義的理由，例如一些學者認為自由貿易所依賴的“生產者剩余”由于國內市場失靈可能并不是成本與收益的正確衡量，但人們公認的理論仍是：自由貿易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而且會形成規模經濟，促進企業的學習與革新，避免了限制自由貿易的代價以及保護政策的成本。也就是說，無論對于出口國還是進口國而言，促進貿易的總收益都是大于總損失的。自由貿易所帶來的選擇多樣化、管理學習和競爭是保護主義所難以替代的。因而，自由貿易是總體效率最高的選擇，在危機產生的慌亂平息以后，首先要考慮的是：為了平復危機所帶來的創傷，彌補危機造成的損失，必須恢復和推進自由貿易體制。
從實踐的發展中，我們同樣可以得到印證：首先，近代以來，經濟繁榮、民生幸福的區域都是對外貿易相對發達的區域；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順暢的時候，經濟的總體趨勢也發展良好；而對外貿易的受阻則直接給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各國的經濟發展數據表明，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進出口貿易與GDP正相關。其次，近百年來，各個國家出于理性的選擇，都紛紛加人貿易自由的行列，簽訂雙邊、區域、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來構建一個自由的世界市場。由此表明，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利益被各國所認同和追求。
因此，在后危機時代，國際社會應著眼于構建和強化多邊的自由貿易框架，而不能任由保護主義泛濫。世界各國必須倡導重視和尊重多邊貿易體系所確立的規則，在規則之內行事，保障國家之間合作的成果。從現實的安排上，應當進一步討論強化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在規則層面對國家的行為予以規范，另一方面在規則的事實環節加強監督。
三、邁向發展：國際貿易治理的中長期目標
“貿易與發展”是國際貿易體制關注了很久的問題。這里的發展，主要是指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能夠共享經濟貿易的惠宜。一個自由貿易的體制可能是總體效率最優的體制，但不一定是道德至善的體制，這是因為總體效率最優的觀念只注重物質的層面而沒有注重國際貿易秩序的倫理層面。那么，應當如何理解國際貿易的倫理層面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環節進行考量：
第一，國際貿易應以人的自由發展為最終目標。中世紀以后，哲學家對人與世界的關系進行反思，認為人具有核心的地位。文藝復興時期，彼特拉克（PetTarch）高舉人本主義的旗幟，并被后世的哲學家康德所傳承。人本主義將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目的放到了人自身。馬克思在他所處的時代就已經指出：人的尊嚴、自由、發展和解放是最高的目標。雖然現代環境倫理提出在人之外的動物和無生命體也應當作為關懷的對象甚至價值的主體，但這些觀點都不意味著人的主體資格、人在整個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的喪失。動物解放、荒野倫理歸根結底都是人類對于自身的命運、審美的關懷而賦予人類之外的各種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認識的是：經濟行為的目標并不在于效益自身，而在于為人所利用。密爾的觀點仍然值得重申：社會功利是每個人自由的疊加，而絕非對立。包括貿易法律制度在內的國際經濟體系，既不應當是“物文主義”的，也不應當是“國本主義”的，貿易必須是人本主義的，必須著眼于人的福利的增加。阿馬蒂亞·森從倫理的角度所解釋的經濟行為的目標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以自由看待發展，也就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這與馬克思將哲學的目標看成是人的發展和全面解放是一樣的。自亞當·斯密的時代，經濟行為就不是為了經濟本身，而是為了人民的幸福。也就是說，自由貿易的目標是國家的發展，而國家與社會的富強和發展，其終極目標仍然是人的自由、解放、發展。
第二，在絕大多數時候，自由貿易是正義的，但存在例外。自由貿易所追求的收益最大化，一般來說優于人為干預縮小收益的保護主義。但仍需審視：貿易所創造的收益在人群中是如何分配的？如果采取的是贏家通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分配模式，則其正義性就是負值。只有在同等的情形下同等的分配，并且考慮給處于劣勢的人或群體以更多的機會和收益，才是更符合現代主流正義觀的分配模式，才符合我們前面闡述的人本主義。這就要求我們對于國際貿易的參與者有更加細致的觀察和分類，并按照不同的狀況，在自由貿易的前提下區別對待。
第三，在一個存在強弱大小差異、存在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能力差異的國際體系里，賦予弱小經濟體以更多的機會，不僅符合羅爾斯的正義原則，而且也符合當代世界公認的、在人權領域給予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更優待遇的“積極保護”（positive protection）原則。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當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促進發展能力的提升。考慮到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弱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大國的殖民入侵或掠奪有關，且由此形成了依附關系以及一個不平等世界體系⑤，采用“不平等但公平”或者“不自由但公平”的貿易措施（如關稅優惠、技術與資金援助）是正義的國際貿易體制的必然要求。
在這方面，實際上已經有大量的國際法規范提出了治理的未來構想，只不過這些規范尚處于軟法階段，但由于大國處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不愿承認這些符合“善治”的規范的約束力。在金融危機出現后，發達國家一方面利用其既有的法律規范，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口對本國產業予以保護，另一方面利用金融體系的特征，對發展中國家實行進一步的剝奪。而且，對于原有的賦予發展中國家的、促進其發展能力的特殊差別待遇也通過修改法律逐漸縮小。這些行為雖然在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和政策體制中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符合國際貿易關系的倫理指向。目前的WTO規則雖然有很多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特別例外規定，但是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面。有的學者認為，WTO作為一個促進貿易自由的機構，不應當考慮太多的發展問題。發展問題應當有專門的發展機構予以處理，其中包括UNDP、UNCTAD等等。從職能分工的角度講，這種觀點無可厚非。但是國際貿易法和國際發展法之間的關系值得重新考量。二者不僅相互獨立、相互補充，還相互配合、彼此合作，存在著相互嵌人的可能。正如國際經濟法專家克萊西所指出的：國際經濟法具有福利的維度，而國際發展法就是這樣一個維度。國際社會對于減少或消滅貧窮與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目標都一樣應當予以重視。由此，發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目標，是世界各國共同的關懷。在國際貿易恢復通暢自由的市場之后，就需要將以往促進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的規范更進一步強化，促進世界的公平、持續發展。
四、構建法治：體現國際貿易自由與發展的治理手段
就國際貿易秩序而言，無論是恢復自由還是促進發展，最有效的治理手段都是法治。法治意味著行為體在規范之下，依循規范而行動。作為一個目標，法治是一個類似于物理學中“理想狀態”的幾乎無法達到的結果；而作為過程，它是一個不斷邁向良法善治的進程。國際法治不僅要求設立一套良好的規范，更要求這些規范是以正當的程序確立起來的，能夠被妥善地遵守，為國際組織所有效地實施、嚴格地監督；在行為體違背了規范、侵犯了其他行為體的權利之時，存在著有效的爭端解決程序予以解決。在這方面，國際關系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啟示。該理論主張：在無政府的世界格局之中，國家并非一定注意相對收益，而是可以珍視絕對收益；國家之間并非總是此消彼長甚至你死我活的對立、對抗關系，而可能是共同促進、互利互補的關系。國家之間為了實現優勢互補，就需要穩定的合作；為了促進此種合作，就應當建立制度，以保證合作的條件受到遵循。國際貿易恰恰是國際合作和建立制度的最好例證。諸國出于利己的初衷而采取的保護措施不僅沒有使自己更加得利，反而是彼此都卷入貿易戰的漩渦之中，這正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安全困境”在貿易方面的具體反映，也為世界歷史所反復證明。關稅大戰不僅造成各國經濟受到更大的損失，而且可能導致社會變亂甚至全球戰爭。為了避免此種情況的發生，國家之間必須放棄自立的態度，投入合作。制度化的合作是避免世界因為危機而陷于混亂的最主要途徑。20世紀中葉以后，國際經濟領域沒有出現大的災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了一系列合作制度的結果，是人類智慧和理性傳承與積累的結果。國際制度作為公共物品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種較為穩定的預期，約束了國家自利行為的限度。
20世紀以來，世界治理模式的進步就是不斷邁向法治理想與目標的制度發展與制度建設進步，推動或促進國際貿易治理法治化進程更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例如，作為多邊貿易體制典范的世界貿易組織通過普遍最惠國待遇、關稅許諾及限制和禁止非關稅壁壘來保障一個較為順暢的自由貿易制度，并通過提供貿易政策審議機制來監督各成員的行為，通過爭端解決機制來恢復被扭曲的國際自由貿易體制。世界貿易組織的一系列規則，特別是其較為有效的運作以及爭端解決過程中所積累的一系列雖然在文本上并未被承認，但在實踐中被關注和履行的“判例法”，為國際貿易法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國際貿易合作鋪就了良好的軌道。可以說，人們把世界貿易組織看做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典范，就是因為其初步實現了法治的標準。正是有了一套明晰的原則和規則，一次次的金融風暴、經濟危機才沒有導致關稅或貿易大戰，沒有造成災難性的后果。與此相對，全球治理體制對于金融的干預和規制十分欠缺。其結果就是市場自律，由此形成了國際金融市場極度不穩定的可能。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銀行災難，就是這種放任的結果。
法治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能夠避免災難性事件的發生。未來的國際貿易秩序，需要進一步完善規范，特別注重程序層面的改進和革新。當然，還必須注意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僅針對貿易問題建構法治是不會有很大效果的。因為貿易與金融、投資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經濟問題又與環境問題、人權問題甚至軍事安全問題在很多層面上復雜地相互交織。因而，只有多個領域協同進化，全方位地構建法治，才有可能逐漸減少大國實施保護主義、遏制自由、阻礙發展的現象，才有可能減少國家之間的貿易紛爭，形成和諧共進的經濟秩序，甚至通過金融監管的全球法治化來減少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
國際貿易法治的彼岸遠景目標以大國經濟強權的現實為起點。在現存的國際格局中，很多法律還是存在于政治的夾縫之中，通過政治力量尋求倫理的目標。所以，一蹴而就或者短時間完成的設想都是過于天真的。“建立一個有效率的、真正公平的游戲規則，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可謂任重道遠。”但是，有規則比沒有規則要進步，規則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可能自我發展、完善、強化，形成日益明晰的法治狀態。在現實的情況下，首先可能做的是以大國制衡大國，使既有的規則真正發揮作用；進而使小國團結起來，平衡大國，形成一種結構，推進國際貿易的民主化發展，并建立新的有益的規范。由此逐漸將大國納入到法治的格局之中，最終將遵循貿易法律演化成各國的信念，成為國際社會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國際貿易法治。
第5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 新貿易保護 FTA 美國337條款 社會責任壁壘 貿易救濟
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1.實施主體的全球性和區域性
一方面，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變化，世界各國和地區由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著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常一國對他國采取保護貿易措施，會引起他國“報復”，這樣一來會引發貿易保護“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新貿易保護向雙邊化、集團化和區域化方向發展。為了緩解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利用雙邊協調和FTA，區城性經濟集團，集團成員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實行自由貿易，對外構筑貿易壁壘，以此保護成員國的市場，提高整體競爭力，共同應對外部國家的報復行為。當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使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區城化的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目前，中國迄今共加入了9個自貿協定，同時，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在不斷推動更多FTA的構建。
2.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
一方面，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日趨復雜，其超出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與協議的約束范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由貿易政策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經濟甚至社會政策，主要表現為:要求對方國限制國內商業行為，管制對方國家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妨礙競爭的行為和干預對方國家經濟政策等。此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從傳統工業品和農產品轉向高級工業制成品和勞務，并且開始進人高技術產品領域，以上這些方面也使得我國應對和解決其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新舊貿易保護主義區別的根本點在于舊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關稅壁壘，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手段以非關稅為主。其中新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明顯性的非關稅措施主要是進口許可證制度、自動出口配額、出口補貼和進口配額等，而世貿組織規則對以上這些非關稅措施的約束越來越嚴。在這種情況下，新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更多的采用更為實用的隱蔽性的技術壁壘如技術標準，質量認證，檢驗程序，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等。
3.保護措施表面日趨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WTO規則的約束下，經濟發展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存在一些漏洞，這樣貿易保護主義總是設法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護本國的利益，這就為各國以 “公平貿易”為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騰出了余地。另外，當前，WTO規則保留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此外，各國同樣通過自身立法來繞開WTO規則的規制，如美國337條款，337 條款是美國《1930 年關稅法》第337 節的簡稱， 它主要規范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和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的行為，337條款并不要求實際損害為前提。若ITC 裁決原告勝訴，ITC 可向美國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濟措施，但實踐中，337條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種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經啟動，未等裁決，出口國方面即會規范自身行為以達到相應標準。此外還有以SA8000為代表的社會責任壁壘，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勞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購集團都非常青睞有SA8000認證企業的產品，這促使很多企業去申請與維護這一認證體系，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積極爭取參與如ISO26000等相關規則的制定，以保護本國權利。總之，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表面合法化，可其實質并沒有改變。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主義的發展，全球競爭必然不斷升級，對于中國而言，其工業自1949年后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 自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外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9世紀初英國面對的類似，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市場以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此外，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必須保證極大的海外市場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避免由于發展初期對國內經濟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的現階段國有企業的壟斷對經濟帶來的傷害。當今，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1.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009年我國整體出口市場受到阻礙，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207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貨物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非常明顯。其中，2009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輪胎增收35%進口附加稅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極大的影響了我國輪胎行業產品的出口，還使得我國其他行業出口產品也遭遇到同樣的待遇，總的來說，出口企業訂單直線下降，利潤嚴重下滑，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提高，還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繼輪胎案之后的中國玻璃、無縫鋼管等都遭遇無辜調查，影響惡劣，甚至于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效仿，對我國產品不斷的采取變相抵制措施，這些行為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影響是極為負面的。此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2.我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在我國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影響著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美國對我國實施新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為了調整兩國間的貿易順差，維護其在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美國不僅對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施壓，影響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歐盟也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激化了當地企業與中國相關企業的矛盾，發生了砸店、燒貨等事件，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影響著中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在歐盟各國家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方面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
3.“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由于中國在宏觀管理和調控上存在一些問題，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發達國家提出的“中國”也是中國遭受到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的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來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國的發展及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發達國家希望借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發展其經濟，使其成為其成熟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另外，又擔心中國不斷的發展壯大，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的提高，會使得發達國家自身遭受經濟發展的障礙。如今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三、我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個國家對中國發起19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而回顧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高筑綠色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新貿易壁壘，出現了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限制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能源、金融等領域的投資，甚至把經貿問題政治化。針對以上新情況，我國應在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尋求經濟發展之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1.宏觀層面--政府
(1)我國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必須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應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和對話機制，如聯合國、WTO協商機制、G20峰會，與其他經濟大國進行充分溝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遏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形成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其次，在制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及采取相關的行為中，應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盡可能保護我國企業，帶動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這樣也會在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變得更有力量。最后，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爭取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制度安排，推進符合各國利益與多邊貿易體制的WTO多哈回合談判，通過制定和修改多邊貿易規則來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2)發揮主導作用，盡快調整、制定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國家標準。我國政府應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再者考慮到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種類多、門檻低、不規范，在當前有關法規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中形成的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雖歷史不長，但其比舊貿易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在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還是在技術法規的合理性方面，其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負面影響更為巨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應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完善和提高體制的系統性、規范性和差異性，加強政策的藝術性，進一步地提高技術手段的多樣性。我國應爭取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力促國民經濟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4)加強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與FTA建設。當前，區域性貿易集團使貿易保護措施添上了集團的色彩，其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貿易歧視，不利于區域外國家發展。針對以上情況，我國自身也應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爭取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擴展國家利益的實現范圍和方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另外，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和發展雙邊及多邊FTA，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并獲利。
(5)完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在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訴訟中，應認識到我國貿易保護主義立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而只有我國熟練掌握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及技巧，貿易保護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國家向我國提出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時應對自如，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以便于保護我國涉訴企業的利益。
(6)引導我國企業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我國企業應認識到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最初由發達國家為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而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保護貿易的措施。我國企業應一方面檢討自身的傾銷行為，另一方面應主動參與到貿易保護主義訴訟中，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使得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觀層面—行業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對行業協會的定性決不應僅僅將其定義為政府的“二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獨立性與中立性，這樣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便能更好地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連接企業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充分代表本行業，為規則的制定，行業自身利益的保護和救濟等貢獻力量。
3.微觀層面——企業
(1)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我國企業應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以使在應對和應訴他國企業時，可以避免遭受各種傳統的和現代的貿易壁壘打擊。如今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趨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企業只有通過認識和掌握這些新貿易保護手段和有關貿易調查的相關知識，才能在對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國的保護手段時，在最短的時間內積極應對和應訴，合理、合法的保護自身權益。
(2)優化出口產業結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第一，我國企業應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善自身存在的技術含量低、結構單一、附加值低、產業組織分散、企業規模經濟性差等狀況，改變中國商品低價的形象，并努力創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飛躍，從而占領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端市場。第二，我國企業應該正確的看待新貿易保護主義，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實現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的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從數量為目標向效益為目標的轉變。第三，我國企業應著眼未來，努力拓寬出口途徑、靈活選擇生產和銷售等，在品牌培育、營銷、保護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帶動企業出口及長遠發展。
(3)團結應對和應訴，避免同行業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當前，在我國行業遭受反傾銷指控時，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業能夠積極應訴，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企業若能夠團結應對，做好充分準備，勝訴率也應該會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維護。另外，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加劇，存在一些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低價競銷謀取利潤，而這樣做卻使得進口國找到了借口，向我國整個出口行業提起訴訟，使其遭受嚴重打擊。我國出口行業應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行為、充分發揮各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協調組織作用，避免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惡性競爭”，共同促進行業發展。
綜上所述，對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而言，保護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行為究竟應視為貿易保護還是貿易救濟，由于標準的選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因此對于正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而言，不必太糾纏于他方的貿易保護，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認真的學習并掌握世界游戲規則，積極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以便在這個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里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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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
一、應深刻認識現代絲綢之路建設的核心內涵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和積極響應。但是，受當前國際上復雜政治因素的影響，部分國家心存疑慮，尚在觀望等待；有的則出現誤讀甚至曲解。比如，國外有的學者過度解讀“一帶一路”的政治動機，認為將挑戰現有區域合作機制。特別是，近期有人將“一帶一路”誤讀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甚至有人將其與歷史上的“朝貢體系”掛鉤，曲解其基本內涵。我們認為，應高度重視各方的關切和疑慮，通過深化沿線國家智庫的交流合作，加強溝通協調、對話交流，促進增信釋疑、凝聚共識。尤其是，要以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古絲綢之路精神為基礎，深刻把握并突出彰顯現代絲綢之路“開放、包容、互利和共營”的核心內涵。
第一，開放。這是古絲綢之路的基本精神，也是現代絲綢之路建設的核心理念。這意味著，現代絲綢之路建設，應對世界上所有國家或經濟體、國際組織、區域合作機制和民間機構開放，不能搞封閉小圈子，更不能有排他性。尤其要求推動各參與方努力提高投資與貿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貿易和投資成本，在相互開放中培育可持續增長的市場。
第二，包容。這是區別于其他合作組織或機制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它意味著現代絲綢之路參與方的多元化，即有別于其他合作機制，不針對第三方，不搞封閉性集團，只要是有意愿參與的國家或地區均沒有門檻要求，皆可自愿成為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另一方面，合作方式的多樣化，現代絲綢之路建設沒有嚴格統一的參與規則，各方圍繞擴大經貿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需要，可采用雙邊或多邊、本區域或跨區域、金融或貿易等多樣化、多領域、多層次的合作方式。在具體項目建設中，可廣泛吸納沿線各國當地企業、西方國家企業以及相關國際機構合作開發，構建多方利益共同體。現代絲綢之路建設的包容性決定了其具有兼容并蓄的優勢，不僅不會主動挑戰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反而能與現有各類機制實現良好對接。
第三，互利。這是推進現代絲綢之路建設的根本動力。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項區域合作構想，只有真正實現互利共贏才能具有持久活力和廣闊前景，互利性是一切合作得以出現和延續的動力。因此，推進現代絲綢之路建設，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參與方之間，不搞零和博弈，不搞利益攫取、殖民擴張，更不能打著開放、自由貿易的幌子，搞與鄰為壑的重商主義、產品傾銷。要立足于各參與方優勢互補，實現利益共享、共同發展。
第四，共營。這是保障現代絲綢之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從歷史上看，古絲綢之路雖是由漢朝政府打通并拓展，卻是以民間商旅互通有無為主，并不是由某一國政府主導的，因此，古絲綢之路精神本身蘊含共同營建、共同受益的內涵特征。現代絲綢之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其雖然由中國倡議并積極推進，但它實質上是惠及各參與方的共商共營共建共享項目，不是援助計劃，更不是所謂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無論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等互聯互通的具體機制化安排，還是實現方式、合作內容、階段目標等，都需要各方共同商議，共同參與，共同營建，共同受益，使之成為“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乃至“命運共同體”。
二、共建現代絲綢之路必須深化智庫合作
現代絲綢之路的核心內涵是開放包容，互利共贏。那么，應如何通過現代絲綢之路建設來實現互利？其中，首先必須弄清楚的是，各國需要的“利”是什么？以怎樣的路徑才能做到“互利”？
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智庫的政策溝通作用。各個參與方只有通過深入交流溝通，才能相互了解各自的意圖和愿望，理解各自的利益訴求和面臨的困難，才能準確把握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共同尋找互利共贏的途徑，進而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去解決問題，實現互利共贏。
促進各國政策相通乃至民心相通，智庫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智庫不僅具有專業研究能力及對政府和公眾影響力方面的優勢，而且具有獨立、超脫的地位，是政府與公眾、政策與學術研究之間的橋梁。例如，在區域合作發展較好的歐洲和美洲，各國智庫之間的交流合作非常密切，在政策溝通協調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智庫不僅通過專業研究幫助政府制定政策，還通過各種媒體介紹研究成果，幫助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了解和理解政府政策，在縮小國家間認知差距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推進現代絲綢之路建設，各國智庫通過深化交流合作，能夠在增信釋疑、互學互鑒、政策溝通協調、推動務實合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深化智庫合作是時展的要求。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是各國溝通交流的典范，亞歐人民堪稱知識交流、相互學習的先行者。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在知識交流、政策溝通方面遠遠落后于歐洲和美洲，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亞洲的共同發展。
建設和諧、繁榮和可持續的現代絲綢之路，將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克服困難，戰勝挑戰，增進政府和民眾間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減少疑惑和誤解，促進思路創新、決策咨詢、磋商溝通、方案設計，都需要我們深化智庫合作。
三、深化智庫合作，共建國際智庫合作網絡
在現代絲綢之路建設中，各國智庫之間如何深化合作，開展有實效、可持續的交流與合作，是目前需要認真思考和共同探討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該中心30多年的政策研究經驗表明，智庫間的交流合作為我們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發展經驗提供了重要渠道和支撐。
2014年12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聯合國大會前主席、塞爾維亞前外長耶雷米奇領導的國際關系與可持續發展中心，以及土耳其戰略研究中心、土耳其政治經濟社會研究基金會等機構合作，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辦“共建‘一帶一路’：歷史啟示與時代機遇國際研討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會上提出倡議，希望推進智庫之間、智庫與政府部門、智庫與企業等合作的機制化建設，共建“一帶一路”智庫國際合作網絡。初步考慮，擬建的“一帶一路”智庫合作網絡（SRTN）的基本構架與機制是：
第一，全球開放、多元的交流平臺。SRTN是面向全球所有智庫的開放型國際智庫網絡。歡迎全球所有有興趣、有合作意愿的智庫，共同參與、共同建設，為各國參與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出謀劃策、提供戰略建議。與此同時，SRTN也歡迎中國國內智庫參與。中國各省區都有發展研究中心，他們有很強的參與合作愿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于2014年與中國17個省區市的發展研究中心建立了“一帶一路”研究協作機制，這些省區市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智庫合作網絡的活躍成員和推動務實合作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