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纖維市場規模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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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化學纖維市場規模范文
內容摘要:產業集聚能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但當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尤其經濟非常活躍時,產業集聚的不經濟效應會逐步顯現。本文以浙江省制造業為例,分析其產業集聚的不經濟效應。結果表明,浙江省制造業二位數行業已經出現某種程度的不經濟狀態。
關鍵詞:制造業 產業集聚 擁擠效應
產業集聚的不經濟效應
產業集群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費用的降低,從而帶來遞增收益,但這并不意味著集群越大越好。當集群內的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就會引起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削弱集群的競爭能力。在正常狀態下,集群擴張有一個邊界問題。當集群擴張引致的邊際分工收益等于邊際交易費用時,這就是擴張的邊界。當超過臨界點時,產業集聚所帶給企業的協同效應會被擠壓,就會產生集聚的不經濟效應,企業會向更有擴張優勢的地方遷徙并伴隨著產業的轉移。產業集聚的不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集群產品市場的擁擠效應
集群內企業間競爭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貼近對手的競爭”。每個企業從采購到生產到營銷的全部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手可觀察的、可模仿的。這意味著創新企業獲得的超額利潤會因大量對手的快速模仿而迅速減少,直至消失。這種競爭效應對于維持集群內企業的創新動力是不利的,其另一個后果是集群中不能通過創新獲取利潤的企業,在走投無路時,很可能通過偷工減料、降低產品質量等手段,維持其生存利潤。在買方存在集群品牌忠誠,或買方不能及時發現賣方的機會主義行為的情況下,這種策略對集群中的部分企業有較大的誘惑力。其結果可能是機會主義企業驅逐非機會主義企業。
(二)集群要素市場的擁擠效應
當眾多中小企業聚集在狹窄的地域而形成集群時,必然會形成對各種生產要素相對巨大的需求,而且,隨著新企業的不斷進入,這種需求還會不斷增大。在供給不能保持同等比例增大的情況下,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一般會隨著集群規模的增大而上升,尤其是那些供給缺乏彈性的生產要素,如土地和土地相關的產品如房地產等在企業的生產效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將直接地反映在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中。
(三)集群環境資源的擁擠效應
集群中企業的生產活動往往會產生負環境外部性,這些外部性長期累積的結果必然是集群內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質量不斷惡化。
產業集聚均衡狀態模型
假定有j(j=1,2,3,……j)個地區,每個地區有兩個生產部門(傳統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分為同質的農產品A和差異化的工業制成品M,農業部門滿足瓦爾拉斯條件(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而工業部門則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工業部門的企業具有“游走性”特點,而農業部門的企業則不可流動。要素投入均以勞動力代表,分別為可自由遷徙的工人和不可流動的農民,二者在工作和部門之間不能相互轉換。
假設經濟中的每個人有相同的偏好,效用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數表示:
U=A1-mMm
A和M分別為農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消費量,μ(0
1(i)=F+CMM(i)
F為以勞動量度量的固定投入;CM為邊際投入。農產品可以無成本運輸,但是工業品存在冰山運輸成本,即貨物有一部分從j地運往k地的途中被消耗:
Tjk=e-tdjk
Tjk表示貨物運輸到達的部分,τ(τ>0)表示運輸成本,djk表示j地到k地的距離。CES型生產函數和“冰山運輸成本”決定了每一家廠商面臨的需求彈性均為σ。
代表性廠商在做利潤最大化的決策時,將把價格定在等于邊際成本水平:
其中,Wj表示j地的名義工資,Pij為j地的i產品的價格。Krugman認為,σ直接衡量了價格扭曲程度,并間接衡量了由壟斷力大小導致的市場扭曲程度,從而從反面反映出市場規模經濟;而σ/(σ-1)被認為代表了遞增規模經濟報酬,且和σ呈反向變動關系,即高σ對應低規模報酬,低σ對應高規模報酬。此外,如果農產品支出份額1-μ與中間投入品之間的替代性σ的乘積項σ*(1-μ)>1表示“非黑洞條件”,則表示規模經濟不明顯,或者說,由于在工業品中支出太少,以至于均衡的產業區位選擇僅依賴于運輸成本的大小。
當某一個地區開始有企業集聚時,產業集聚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循環累積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包括與需求有關的市場接近效應以及與成本有關的生活成本效應。這種正反饋機制往往會拉大經濟體之間的差距,但同時在NEG的模型中,也存在著一種與上述集聚力相反的離心力。由于市場的擁擠效應,企業競爭過于激烈,產業傾向于向競爭較為緩和的地區遷移。
該模型的觀點是,產業空間集中是向心力和離心力作用的結果,在集聚早期,向心力遠大于離心力,制造業在不同地區的集中快速越過突變點,進入高速集中時期,而后向心力不斷增大。在支撐點時,向心力和離心力達到動態的平衡,制造業在某地區的集聚達到最高點,之后,制造業集聚開始減弱,產業開始向地區轉移。
浙江制造業產業集聚態勢
文章從浙江省制造業二位數行業的角度分析產業的集聚情況,使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行業集中度CRn來揭示各行業的空間集中程度變化和主要的集中區域。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是一種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它是指一個行業中各市場競爭主體所占行業總收入或總資產百分比的平方和,用來計量市場份額的變化,即市場中廠商規模的離散度:,其中,X表示市場的總規模,Xi表示i企業的規模;HHI值越大表明產業集聚程度越強,反之則越弱。N指數是HHI指數的倒數,反映某一產業在全省平均分布在幾個縣(區)。N指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分布越分散,越小表示產業集聚程度越強。
本文將企業工業總產值作為產出指標,利用浙江2008年統計年鑒數據對2007年浙江制造業各行業計算HHI指數和N指數做測度,這樣可直觀地衡量制造業二位數行業的集聚程度。在制造業30個大類行業中,除了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和煙草制品業這兩個壟斷行業因行業特殊性而顯示出最高的集聚性外,其他28個行業中,集聚程度最高的是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相當于只分布在省內5個縣(區);集聚程度排第二位的是化學纖維制造業,相當于只分布在省內6.3個縣(區);第三位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相當于分布在省內9個縣(區);N指數小于10的還有飲料制造業和橡膠制品業;N指數在10與20之間的有紡織業等11個行業;N指數在20與30之間的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9個行業;集聚程度最低的是塑料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三個行業,N指數都超過30,相當于均勻分布在全省90個縣(區)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縣(區)。
為了解浙江制造業各行業在省內的主要空間分布現狀,以全部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的全年營業收入作為規模指標分別計算制造業各行業的空間集中度CR1(即該行業規模最大的1個縣(區)占全省該行業規模的比重,可稱為一縣(區)集中度)、CR3(三縣(區)集中度)。通過這些空間集中度指標,可以更直觀地看到浙江制造業的集聚程度和具體集聚區域。
從1個縣(區)的集中度(CR1)來看,浙江制造業30個行業中,除了煙草制品業和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兩個壟斷行業的一縣(區)集中度(CR1)分別高達59.7%和81.6%以外,其余28個行業中,CR1最高的是飲料制造業,第一集聚地杭州市江干區在全省的比重達到43.0%;其次是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第一集聚地是臺州市路橋區,其占全省的比重為32.3%。第一集聚地規模超過全省四分之一的還有化學纖維制造業(28.7%)、橡膠制品業(25.5%)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25.2%)三個行業。
從3個縣(區)的集中度(CR3)來看,除了煙草制品業和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兩個壟斷行業的CR3分別高達99.9%和95.8%以外,其余28個行業中,集中度最高的是化學纖維制造業,蕭山區、桐鄉市和紹興縣三縣(區)規模占全省的份額(CR3)達到62.9%;其次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濱江區、江干區和奉化市三縣(區)規模占全省的56.0%;第三位的是飲料制造業,CR3為55.7%。CR3超過50%的還有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
浙江制造業產業集聚效率分析
依據擁擠效應理論,集聚過度現象易發生在集聚較高的行業中。本文選擇了上述非常典型的8個集聚程度非常高的行業,分別是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煙草制品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飲料制造業,橡膠制品業,紡織業。1990-2008年8個行業要素投入產出情況如圖1所示。
由于要素的擁擠效應是一個權重非常大的指標,所以只對要素的擁擠效應做集聚效率的測度。要素的擁擠效應導致生產要素需求的急劇增加,競爭使得要素價格上升,企業的生產成本也隨之上升;在產品市場中,集聚過度會導致更多產品的供給,競爭使得產品價格下降。
從圖1可以看出,在選取的浙江省制造業典型的8個行業中,煙草制造業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資本回報率隨集聚的加強而逐年提高,表明這兩個行業的集聚效率逐年放大,并沒有呈現削弱的態勢;化學纖維制造業、飲料制造業、橡膠制品業、紡織業四個行業的資本投入率增速非常小,接近于臨界的水平,可以判斷這四個行業若再進一步集聚的話,就會產生擁擠效應;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和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的資本投入效率已經開始下降,這意味著這兩個產業的集聚已經達到飽和,并且產生擁擠效應,對集群內的企業產生了一定的負作用。
參考文獻:
1.陳建軍.浙江產業集聚問題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7(9)
2.克魯格曼.空間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第2篇：化學纖維市場規模范文
關鍵詞：尼龍產業；己內酰胺；己二酸；己二胺
中圖分類號：F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1-0045-02
尼龍學名聚酰胺，產品種類多達幾十種，其中以尼龍6和尼龍66為主。聚酰胺可以由二元酸和二元胺制成，如己二酸和己二胺合成尼龍66；也可以由環內酰胺合成，如己內酰胺合成尼龍6。尼龍6和尼龍66可以用來制備纖維，稱為尼龍纖維，也可以用來制備樹脂，稱為尼龍工程塑料（如圖1）。
我國尼龍產業起步于上世紀50年代，當時從德國引進尼龍6和尼龍66聚合紡絲設備，建成北京合成纖維試驗廠和太原化纖廠。上世紀70年代又從法國和日本引進尼龍66技術建成遼陽石油化纖公司和平頂山簾子布廠。之后一個時期，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市場需求增長，國內尼龍產業快速發展狀大。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上半年我國規模以上尼龍企業數量已經達到154家，截止七月底，共實現工業總產值333.95億元，資產總額達到387.60億元，實現主營收入322.83億元，完成利潤總額19.13億元，完成出貨值21.45億元，行業整體從業人數3.19萬人。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尼龍產業總量增長勢頭良好，并為我國經濟、財政、出口和就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從發展趨勢上來看，以中國平煤神馬集團2010年建成投產全球最完整的煤基尼龍化工產業鏈為標志，我國尼龍產業進入量質并舉的高層次發展階段，且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2010年，國內尼龍6下游市場需求在140萬噸左右，其中民用纖維占50％以上，工業纖維占20％左右，其余為工程塑料、薄膜和其他領域用量。尼龍66下游市場需求在37萬噸左右，其中民用纖維占10％左右，工業纖維占20％左右，工程塑料用量占55％以上，其余為薄膜和其他領域用量。
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國際石油價格的高位運行帶動上游原料價格高漲，加之部分尼龍纖維市場不斷被成本更低的滌綸和丙綸所替代，尼龍纖維用量從2000年起開始就逐年減少，裝置開工率一度降到80％以下，在全球化學纖維中所占比例也由1975年的24％下降到2011年的不到10％。但隨著國外產能的關閉中國內市場的發展，2011年前九個月國內尼龍纖維總量達到119.2萬噸，比2010年同期108.8萬噸增長9.6％。另外，隨著改性尼龍工程塑料新產品的不斷問世，應用領域不斷拓展，尼龍工程塑料成為了支撐尼龍產業快速發展的新引擎。
2 三大重要原料發展現狀
己內酰胺、己二酸、己二胺做為尼龍產業的三大重要原料，在國內的發展狀況不盡理想，根據海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60％以上的尼龍原料依賴進口，這已經成為嚴重影響我國尼龍產業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
（1）已內酰胺。2010年世界己內酰胺產能在500萬噸左右，其中我國產能達到47.5 萬噸，生產廠家只有南京帝斯曼（16萬噸）、巴陵石化（14萬噸）、中石化石家莊化纖（16萬噸）和浙江巨化（1.5萬噸）四家。由于市場需求不斷增加，2009 年到2011 年期間，國內尼龍6 下游纖維和工程塑料產能迅速擴張，新增產能達到90 萬噸左右，而己內酰胺產能并沒有隨之增長，進而導致己內酰胺市場供應更加緊張，對外依存度進一步上升，加上不到十年時間內，國家兩次對己內酰胺實施反傾銷措施，己內酰胺企業與下游企業的供求矛盾不斷升級，下游企業迫于原料壓力，不得放慢發展速度，甚至取消擴產計劃。
（2）已二酸。與己內酰胺不同，由于技術的成熟普及和市場的大幅增長，加上己二酸反傾銷措施的實施，近幾年來我國己二酸產能訊速增長，在2007 年僅20.5 萬噸，到了今年，有效產能已經達到70 萬噸左右，年均增長超過40％，主要生產企業有平煤神馬、天利高新、遼陽石化、山東洪業、山東海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美產能關閉或閑置的大背景下，全球未來幾年己二酸擴能計劃均集中在我國，華魯恒升、山西陽煤、江蘇三木、河北開灤等民企和煤企都開始大規模進入己二酸行業，從現在到2015 年，國內企業還將有100 萬噸以上的己二酸新增產能，已經大大超過了國內對于己二酸的市場需求，市場過剩風險加大，惡性競爭勢頭初顯，我國也很快將從己二酸的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
（3）已二胺。同樣做為尼龍66主要原料的己二胺，市場行情相對顯得冷清。國內己二胺產能遲遲得不到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己二胺的主要原料為己二腈，而己二腈技術目前被寡頭壟斷，全球只有四家生產，分別是英威達（90.5萬噸）、首諾（30萬噸）、羅地亞（25萬噸）、旭化成（4萬噸）。這也是國內過剩的己二酸產能為什么不能像己內酰胺一樣，發展下游尼龍66 纖維和尼龍66工程塑料的原因。沒有己二腈生產技術，就無法向尼龍66 聚合方向拓展下游產業鏈。當前國內只有中國平煤神馬集團一家企業擁有己二胺生產技術，產品在滿足自給的基礎上，有少量進入市場，但大多數市場需求還是依賴進口。
3 我國尼龍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尼龍市場和產能逐步亞洲地區轉移。2010 年，我國尼龍產品總產量突破140萬噸，成為世界第一生產國和消費國。分析當前的國際尼龍產業的發展趨勢，可以判斷，我國的尼龍產業未來將向以下幾個方面發展。
（1）工程塑料市場進一步擴大。尼龍工程塑料以良好的機械性能好，耐磨損，更加絕緣，而且便于加工等特點，主要用于汽車零部件、高鐵扣件、電子電器等領域。作為汽車生產大國，隨著汽車行業越來越趨向于用工程塑料取代金屬零部件，實現汽車的輕量化，更加節能環保等，我國對尼龍工程塑料的需求將會逐年大幅增長，預計未來五年可保持每年8％到10％的增長率。
（2）尼龍纖維市場出現新的增長點。這方面表現突出的就是尼龍66 簾子布在子午胎上的應用，尼龍工業絲的傳統產品簾子布主要用于斜交胎，近幾年來，斜交胎市場發展幾乎停滯，導致國內尼龍簾子布需求萎縮。近年來，經過改良的尼龍66 簾子布，強度高，耐沖擊，伸長性好，可以用在子午胎的冠帶層上，這為尼龍纖維的應用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此外，汽車安全氣囊絲的發展，也為尼龍66纖維提升了增長空間，未來3年亞洲地區的輕型汽車產量將增長26％左右，對安全氣囊絲的需求量預計也會大幅增加。另外，尼龍纖維制品在我國民用和軍用領域的應用也在不斷拓展。
（3）長碳尼龍產品增長訊速。除尼龍6和尼龍66以外，我國的其它尼龍制品也在快速發展，煙臺氨綸公司芳綸1313產業化示范生產線年產500噸裝置在2004年投產后，2005年生產能力就迅速擴大到2800噸，2008年又成功擴產到4300噸，成為中國最大的間位芳綸纖維制造與供應商。另外該公司還與中國平煤神馬集團同期進入芳綸1414產品的研究開發，目前已經形成1000噸的生產能力。國際對位芳綸企業中，美國杜邦和日本帝人產能占全球總產能90％以上。中國對位芳綸年需求量5000噸左右，幾乎全部依賴進口，在消費結構上與國際也有明顯差距。隨著對位芳綸國產化的深入，有望開啟國內軍用防彈衣以及高端車用制品的巨大需求，結合光纜需求的平穩增長，保守預測到2015年國內對位芳綸需求量將達到12000噸。
（4）原料國產化進一步加快。由于己內酰胺與其下游企業日益突出的供求矛盾，國內已有多家企業宣布開工建設己內酰胺工廠，但由于國外企業的技術壟斷和國內四家己內酰胺企業合約在身，技術來源成為困擾己內酰胺產能擴長的最大障礙，工程建設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另外對影響己二胺產能擴長和己二酸產能消化的己二腈技術來源問題，也是當前整尼龍產業鏈的發展瓶頸。外資企業通過己二腈和己內酰胺二個關鍵環節，幾乎可以輕易地控制我國的整個尼龍產業鏈，因此，未來幾年，只有突破這兩個原料的技術難題，中國的尼龍產業才能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第3篇：化學纖維市場規模范文
關鍵詞：銻及銻制品；出口貿易；貿易政策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問題分析
收錄日期：2016年12月13日
化學元素銻，是一種呈銀白色、有光澤、硬而脆的金屬，通常呈鱗片狀晶體結構。銻在合金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硬金屬的硬度，可用來制造軍火；而銻化物可阻燃，所以常應用在各式塑料和防火材料中；同時，因銻、鉛的合金耐腐蝕，所以也可用于生產蓄電池極板、化工管道、電纜包皮；除此之外，銻的化合物――銻白，是優良的白色顏料，也常應用于在陶瓷、橡膠、油漆、玻璃、紡織及化工產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銻及銻制品如今已被廣泛應用，但在出口貿易方面卻并不十分景氣。本文就針對銻及銻制品在出口貿易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相關分析，提出一些建議。
一、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貿易現狀
（一）中國銻及銻制品在全球貿易中的情況
1、銻及銻制品全球儲量。銻屬于稀缺礦產，在地殼中含量較少，用途又十分重要。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2016年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全球銻礦產的儲量是200萬噸，其中我國的儲量就達到了95萬噸，占全球銻礦儲量的47.5%，是世界上銻礦產儲量最大的國家。當然，我國也是世界上銻礦產量最大的國家，每年平均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近80%。
2、全球銻及銻制品主要進口國。據海關數據統計，僅2015年全球各國家銻及銻制品進口的總量為9.6萬噸，其中主要出口到：美國2.59萬噸，占進口總量的27%；歐盟2.34萬噸，占進口總量的25%；日本2.59噸，占進口總量的11%。其他則分布于韓國、泰國、墨西哥等國家。由此可以看出，銻及銻制品出口的目標客戶群以歐美國家為主。
3、全球銻及銻制品主要出口國。據2015年中國海關數據統計顯示，銻及銻制品出口總量為7.1萬噸，其中中國的出口量約占世界銻及銻制品出口總量的49.9%，而其他主要出口國還有泰國、墨西哥以及維多利亞（所占比例分別為7%、7%、6%）等一些國家。雖然目前與中國出口量相比還相差較多，但中國的出口量較過去幾年相比還是有了大幅度減少。（圖1，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統計及GTI）
（二）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貿易現狀
1、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數量。中國一直是全球銻及銻制品出口大國，不過近幾年來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數量逐年減少，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出口比例也在逐年下降。從2006年出口數量的7.6f噸，占全球出口量的58%，到2015年出口數量的降至4萬噸以下，占全球出口量的50%，雖然其間有出口量回升的情況出現，不過對于其持續下降的局面也并未有太大的緩解。（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海關統計及GTI）
2、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價格。由于受到國內外銻及銻制品市場需求低迷的影響，中國銻及銻制品的價格在2011年以前迅速上漲，并在2011年達到歷史高位12，306美元/噸以后，就持續下滑，到2015年，價格已跌至6，727美元/噸。（圖2，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海關統計及GTI）
二、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貿易存在的問題
（一）銻及銻制品出口管理具體規定取消，任何企業均可進行出口業務。1993年1月1日，《出口商品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對銻錠和氧化銻實行計劃配額管理政策；1993年5月28日，規定國家銻及銻制品實行計劃管理的文件改為《鎢、銻出口經營管理暫行規定》；而到了2001年1月1日，又改為由《鎢及鎢制品、銻及銻制品出口經營管理暫行辦法》來規定銻及銻制品出口供貨企業資格、出口配額及許可證管理等制度，替代了原文件。除了出口供貨企業資格以外，基本延續至今。而于2001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鎢品、銻品出口供貨企業資格認證暫行辦法》，由于國家一直采取自主經營的方式出口銻礦，引起了眾多國家的不滿，導致貿易摩擦日益增加，最終于2013年底取消。這樣，任何企業都可以進行銻及銻制品的出口貿易，就使得銻及銻制品在管理強度、控制及其他方面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造成市場動蕩。在出口管理方面，較原來松懈了很多，而在配額方面，商務部改為每年以《農產品和工業品出口配額總量公告》的形式公布，配額總量有限，很多企業并無法爭取到足夠的配額，就使得這些企業只能通過一些不法手段進行銻礦出口貿易，從而導致更多的不法分子鉆空子，進行不正當經營，偷逃增值稅和所得稅，擾亂了出口市場，使銻礦出口價格波動巨大，影響了企業和國家的利益。
（二）銻及銻制品出口走私嚴重，擾亂市場正常秩序。雖然國家取消了《鎢品、銻品出口供貨企業資格認證暫行辦法》，開放了銻礦市場，但各相關部門監管力度確未及時跟上，這樣就出現了大量企業進行銻及銻制品走私的現象。以歐盟、美國市場的相關數據為例來看，據海關數據統計，2015年從中國進口未鍛軋銻及銻粉末的數量分別為15，782噸和2，877噸，共計18，659噸。而2015年，我國出口歐盟和美國市場的數量分別是2，003噸和886噸，共計只有2，889噸，兩者之間相差15，770噸。由此不難看出，我國銻及銻制品走私情況相當嚴重，急需引起各級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尤其在銻儲量較豐富的地區，例如湖南、廣西、云南、貴州等省份。
（三）銻相關產品在出口關稅方面無優惠政策，企業的出口成本較大。種種數據顯示，現階段中國銻及銻制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逐漸弱化，原因之一就是銻相關產品的關稅方面相對較高又無任何優惠政策予以支持。以正規渠道出口的硫化銻為例看，出口硫化銻需繳納增值稅17%，而并無出口退稅等一些關稅上的優惠政策。這樣就使得我國銻礦企業出口成本過大，出口價格增高，通過國家海關合法出口的硫化銻的國際競爭力被大大削弱，也導致了通過非正規渠道出口的硫化銻數量增加，而類似的一系列相關銻制品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銻作為稀有礦產，國家不支持生銻出口，設置關稅關卡是為了國家能夠可持續發展，但是對于銻相關加工制品，沒有適當的優惠政策加以支持，不僅不利于我國銻礦企業在國際上的發展，也不利于維護我國銻礦出口貿易的正常秩序。
（四）銻及銻制品冶煉、加工等技術落后，產品競爭優勢減弱。由于多年的過度開采，我國銻礦資源也逐漸匱乏，不僅越來越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甚至出現了我國從其他國家進口銻礦的情況。而反觀我國在開采、加工等方面的技術則發現：中國部分企業在銻冶煉方面還一直在沿用鼓風爐揮發熔煉粗煉、反射爐精煉的傳統工藝，技術裝備水平及生產加工工藝也相對落后，這樣就極大地削弱了我國銻及銻制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僅生產效率低，耗時長，也消耗了大量的勞動力，對于企業本身來說，得到的回報很低，并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由此看來，當下對于我國銻及銻制品出口貿易來說，最為重要的自身問題就是冶煉及加工技術的轉型問題。
（五）銻及銻制品行業利潤整體下滑。從2011年起，銻及銻制品行業的總體收入就在持續走低。到了2015年，我國銻礦產業的工業規模以上主營業務的收入僅有206.20億元，同比下降了32.92%，利潤總額僅8，780萬元，同比下降了93.72%。而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銻的一些成熟的應用領域發展放緩，如酸蓄電池、電力電纜以及化學纖維等領域都出現了下降的趨勢；（2）近幾年來，銻礦行業的環保成本以及人工成本均呈上升態勢；（3）近年來，由于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人們對于自然資源保護的重視，有更多的替代品對于銻行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這樣就都使得原有的銻及銻制品發展路線受到了嚴重阻礙；（4）從產品結構方面看，目前我國銻行業仍以初級產品為主，產品的附加值較低，產品結構仍有待進一步優化。
三、對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貿易的相關建議
（一）制定更加嚴格的銻及銻制品出口管理制度，加強各相關部門的管理。銻及銻制品關于出口供貨企業資格、出口配額及許可證管理等的制度實行幾十年來，在維持銻礦產業出口秩序、保護國內礦產資源等方面均有很重要的意義。而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尚不完善，監管制度也有待改善，為了實現銻礦產業市齬娣痘，相關部門應該盡快制定或修改有關于銻及銻制品出口的管理制度，使其更加嚴謹有效，并加大管理、監察力度。這樣一來，既開放了國家銻礦市場，任何企業都可以進行銻及銻制品的出口經營業務，又可以使市場更加規范化，使更多的銻及銻制品企業能夠更好地遵守銻礦產業的出口規則。同時，這樣一來也可以很好地穩定銻礦市場的價格，不至于使銻及銻制品的出口價格波動過大，從而穩定了銻礦市場，有利于我國銻礦市場長期穩定地發展。
（二）嚴厲打擊出口走私情況，維持市場正常秩序。由于相關規定及處罰措施規定不夠完善，使得相關檢查部門態度松懈，加上國家取消了關于銻及銻制品企業資格的規定，出口走私情況愈加嚴重，造成合法出口的銻礦企業出口難、出口成本高，成交價格持續下降，難以穩定。所以，國家應持續對銻及銻制品出口走私情況進行嚴厲打擊，設置多個檢查站點，對于出口的各個環節都不能放松警惕，大量地投入檢查人員對其進行輪流監管；并且設置監督部門，對檢查部門的工作進行實時監督，對于態度松懈的部門或個人應給予相對應的處罰；與此同時，對于走私情節嚴重的企業，一定要加大處罰力度，一旦發現絕不姑息，以給其他銻礦企業起到警示的作用，這樣才能使我國銻礦出口市場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
（三）適當提高銻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提高我國銻及銻制品國際競爭力。出口關稅已經使得合法出口貨物與走私企業的出口貨物價格相差較大，大大削弱了正規貨物出口的國際價格競爭力，加上監管部門管理力度不足，越來越多的企業以非正規的方式出口銻及銻制品，破壞了出口貿易的正常秩序。而我國對于銻制品沒有任何相關的退稅優惠政策，這就給合法出口的銻礦企業在資金運轉等方面帶來了極大的壓力。所以，這里建議適當提高銻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給予合法企業部分優惠政策，減小相關銻礦企業在運營等方面的壓力，鼓勵精加工后的銻制品出口，這樣既可以以精加工的銻產品來提高我國正規銻及銻制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又可以有效地保證我國合法出口的銻礦企業在激烈競爭中的生存。
（四）提高中國銻及銻制品冶煉及加工技術水平。在加強出口管理和監管的同時，也建議國家重點支持關于銻冶煉生產技術及清潔先進技術的研究，投入大量資金及相關科技人員對于銻礦在冶煉及加工方面進行技術革新，并且在研發投入方面給予稅收優惠，獎勵在技術進步方面有貢獻的機構及個人，提高國家銻礦生產加工技術方面的整體水平。我國需致力于實現科研成果產業化的推廣和商業化的應用，以使得中國銻礦產業在冶煉、加工、清潔等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從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及產品品質，使銻產業逐漸成為高端的工業產業，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提高產品本身的國際競爭力。
（五）銻及銻制品企業普遍實行清潔技術及設備改革，優化產業結構。由于全球都在支持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發掘更為清潔的能源以代替不可再生資源，致力于研究和發現相關的可替代能源，就成為了當今全球的主要趨勢，使得銻及銻制品行業本身的市場規模受到了很大沖擊。加上清潔技術落后使得環保成本及人工增加，這樣也就使得銻礦企業整體利潤下降。所以，建議我國銻及銻制品相關企業實行清潔技術及設備改革，降低環保及人工成本，提高企業利潤率；同時開發更為先進的加工技術，對于銻礦進行精加工，制成回報相對更高的產品再進行出口，優化產業結構，由以初級產品為主的市場轉型為以中高端產品為主的市場，這就需要相關企業單位根據企業自身現狀及特點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創新。
四、結論
經過一系列數據顯示及相關情況的調查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中國銻及銻制品出口存在制度不夠完善、出口管理疏漏、價格不能相對穩定、銻相關產品沒有相關的退稅優惠政策、在冶煉及加工技術方面還有待提高等的問題。這不僅需要中國銻礦企業內部積極地進行改革和創新，甚至是轉型；更需要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監管、支持以及相關政策的調整和完善；同時還需要我國相關科研人員的不斷努力和探索。我們要做到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國家珍貴資源；既要發展新興產業，又要注重傳統產業的改革和調整，相信經過各方面一系列的努力，我國銻礦產業持續衰退的境況必定會有所改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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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化學纖維市場規模范文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產業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變化。國內的相關研究至今未涉及對集聚動態性的考察，特別是從產業動態性的角度研究兩類集聚經濟的相對作用。國外研究盡管已有對相關問題的理論探討，但是實證證據十分有限，特別是利用大量產業較長時間跨度的研究更是不足。這一新的研究視角不僅可以更好地反映產業性質對于“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相對重要性”這一經濟地理學經典問題的影響，同時也能體現集聚經濟在產業維度上的動態特征，有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集聚經濟的性質，從而為我們制定更為合理的產業空間布局政策提供理論基礎。（2）在對兩類集聚經濟的度量方面，本文使用了“市場潛力”型指標，以體現集聚經濟的空間溢出性質以及這一溢出隨地理距離衰減的特征，從而糾正現有文獻中絕大多數使用的絕對數及相對數指標帶來的對于集聚經濟估計的偏誤。（3）本文通過調整對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標準來對文章的基本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這一做法不僅能進一步體現產業生命周期對兩類集聚經濟相對作用大小的影響機制，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因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劃分誤差產生的對基本實證結論的影響。
理論假設
我們依據不同的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分析地方化經濟及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發展的不同作用，進而提出相應的理論假設。同時對于產業生命各階段的討論主要局限于創新強度、創新類型以及競爭類型三個方面。
（一）初創階段
產業初創階段的一個特征是技術不成熟，為了嘗試不同的技術創新可能性，產業的創新強度較高。但是由于技術遠未標準化，所以在技術上存在普遍的非連續性，在這種情況下，Gort和Klep?per［16］認為，關于創新的信息可以來自于各種不同的來源，且主要來自于本產業之外的領域。因此，城市化經濟中的產業間知識溢出對于初創階段的產業而言尤為重要。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產業創新以產品創新為主，城市化經濟中的高技術勞動力、由于多樣化產業結構形成的多樣化知識溢出以及完善的研發及商務服務環境均有利于這一階段企業的創新活動。而本地化經濟中同一產業內企業間的知識溢出以及相關的技術合作也會有利于該階段企業的技術創新，但由于這一階段中企業數量有限，這一機制的效應要明顯小于城市化經濟的作用。產業初創階段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企業間的競爭主要是產品質量的競爭，而非價格競爭，且產業產量較小。因此，地方化經濟的各種生產成本節約機制在這一階段并不發揮重要作用。與此相對應的，在這一階段，由于企業的產量較低，城市化經濟中如租金、工資等各項高生產成本并不會對企業產生重要影響，但同樣的，城市化經濟中的大市場規模對于這一階段的企業而言也不產生作用。然而，大城市中有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費者群體，他們對于價格較高的新產品的接受程度較高，這將有助于該階段中企業的創新及進一步發展。
（二）成長階段
產業成長階段的主要特征是企業進入率急劇上升，而企業退出率極低［17］。有實證研究發現在產業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本產業內企業數量會增加30％以上［18］。在這一環境下，產品呈現多樣化、差別化，企業繼續通過產品差異策略相互競爭［19］。因此，高強度的研發帶來的產品創新在這一階段仍然十分重要。這使得城市化經濟中有利于產品創新的因素在這一階段仍然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在產業的這一生命周期階段中，風險投資、貿易協會、相關配套機構、大學以及專業服務機構開始參與到產業的發展中［20 21］，而上述機構往往坐落于大城市中，因此，城市化經濟在這一方面同樣有利于產業的快速成長。這一階段中，在初期比較成功的企業會進行擴大再生產，這不僅有助于提高本產業的集聚程度，同時有利于成功的經驗在本地復制與擴散［22 23］。通過本產業內企業的集聚，勞動力得以在企業間流動，產業內知識溢出成為可能，從而有利于產業發展。這一事實表明，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在產業的快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正在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們的發展。但由于產業仍然處于早期發展階段，相關的本地資源積累較少，特別是上下游產業網絡還未形成，專業化勞動力儲備不足。另一方面，同一產業內企業數量的急劇上升會使得產業內收益下降，相似地，在同一地點上企業集聚程度的迅速上升也會引起一定的負外部性，比如地租的上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污染問題等［25］?？傮w而言，這一階段地方化經濟對于產業發展的作用仍然不明顯。
（三）成熟階段
在產業的成熟階段，產品同質化程度高，企業進行大規模生產，企業間的競爭從產品競爭轉變為價格競爭，進而突顯出要素成本的重要性。大城市中的各項高成本成為不利因素，相反，地方化經濟中的低勞動力搜尋成本、由于上下游產業的地理接近而降低的中間產品的運輸及庫存成本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同時，流水線式的生產對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減少，因此大城市中的高素質人才供給也不再成為優勢。但是，市場規模對于這一階段的企業而言尤為重要，大城市不僅有較大的本地市場，而且可以通過較好的國際貿易條件幫助企業的產品延伸至海外市場。因此在這一階段，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發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總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確。在這一生命周期階段，研發重點從產品創新轉變為過程創新。過程創新需要專業的、特定的設備、技術以及訣竅（know?how）。這種訣竅通常具有強烈的緘默特征，傳統產業區中的“干中學”以及“模仿”是獲得這種緘默性訣竅的有效途徑［26］。本產業內企業的地理集聚可以通過知識溢出等機制有利于企業間形成共同的語言體系以及技術框架，從而有助于產業價值鏈各環節間的協調及創新。另一方面，成熟階段的產業往往處于大規模生產時期，大量的專業勞動力以及專業化上下游廠商網絡的存在將有效提高生產效率以應對大規模的市場需求。因此，在這一階段，地方化經濟將顯著有利于產業發展。#p#分頁標題#e#
（四）衰退階段
產業生命周期衰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產品價格下降，利潤空間小，有大量的企業退出或倒閉。在這一階段，某些產業甚至會出現高達50 ～80％的企業數量減少。而那些仍然存活的企業將調整已有的企業模式并更加重視采用新的管理理念與戰略。這些新的理念包括地理上的重新選址、產業多元化以及收購兼并。如果這一戰略調整成功，那么產業將會起死回生，重新開始新的生命周期過程。因此，這一階段企業間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對原有生產模式的改造和突破中。
在這一結構調整以及“創造性毀滅”階段，地方化經濟對于企業而言將帶來巨大的負效應。本地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將只能為企業帶來落后的生產技術，并通過勞動力的流動繼續復制落后的生產經營理念，并承擔更高的勞動力成本上下游產業關聯將使得企業鎖定在缺乏競爭力的本地供應鏈網絡中，而這一網絡只能為企業提供低質量高價格的中間產品。產業內的知識溢出則只會給企業帶來過時的、沒有競爭力的技術知識，并通過“鎖出（lock?out）”效應使企業難以獲得新的產業知識。產業衰退階段同初創階段一樣，需要大量的創新以獲得新的產業競爭力，因此城市化經濟的各項要素資源將為企業的產品創新及制度創新提供有利的環境。
綜上所述，本文的理論假設是：在產業的早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對產業發展沒有明顯的作用，而城市化經濟的正向作用明顯；進入產業成熟階段，地方化經濟的正向作用明顯，而城市化經濟對產業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在產業進入衰退階段后，地方化經濟產生明顯的負向作用，而城市化經濟則為產業進入新一輪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我們將上述理論假設總結為表1。
我國制造業部門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
本文實證研究的對象為我國九個制造業部門：紡織業、造紙及紙制品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首先，在選擇研究對象時，我們重點考慮在樣本期內沒有改變類別及范圍的產業以確保長時期數據的一致性。其次，我們分散產業類型，包括了傳統產業及高技術產業，并排除了如石油、煤炭等資源類產業。
目前，國外對于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主要依據以下指標來判斷：產業中企業的進入、退出率；產業內小企業與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強度的比較；產業內小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以上方法均使用微觀數據，鑒于我國數據的可得性，計算上述指標較為困難。國內學者在劃分產業生命周期階段時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一是擬合生長曲線，如邏輯增長曲線、龔伯茲曲線等；二是依據幾個產業指標綜合判斷。使用曲線擬合法的前提假設是產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產出或銷售增長率符合緩慢———快速———緩慢的特點，即呈現出S型曲線規律?，F實中，產業的發展除了遵循上述基本規律之外，還會受到許多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對于多數產業而言并不會表現出經典的S型發展規律，而往往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中交替變化。因此，本文采用產值增長率這一指標來劃分我國制造業部門的生命周期階段。
根據我們計算的產值增長率數據，參照相關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將增長率低于0的年份視為產業的衰退階段；將增長率大于10％的年份視為產業的成長階段；將增長率介于0至10％之間的年份視為產業初創或成熟階段。由于本文樣本時期僅從1986年開始，我國絕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的創立時間都遠遠早于此年份，因此我們將增長率介于0至10％之間的年份視為產業的成熟期，而非初創期。同時，我們僅對連續兩年及以上出現的共同趨勢合并成為一個生命周期階段，對單獨年份出現的異常值做歸并處理。對各產業的生命周期階段劃分如下圖1所示：（略）
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模型設計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估計集聚經濟的作用。由于缺乏各產業各地區的資本數據，勞動是這一生產過程使用的唯一要素。具體形式如下式（1）所示：（略）
其中，Qpit為i產業t年p地區的產值，Lpit為i產業t年p地區的勞動力數量，Tpit為技術項，該項體現了i產業t年p地區的集聚外部性，這里將其具體區分為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兩類。盡管本文中對于資本項的省略存在一定的潛在問題，比如，由于城市中的資本價格較高，因此在城市中使用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成本較高，但轉而使用低資本密集型技術就會產生負效應，從而降低城市化經濟應有的作用。這種對城市化經濟估計的偏誤來自于將資本要素對產業產出的影響不恰當地包含在集聚外部性項中。但是，只要對于α的估計值接近于1，那么這一問題產生的影響就是有限的。因此，本文的計量模型如下式（2）所示：（略）其中，cons為常數項，Localpit為i產業t年p地區的地方化經濟水平，Urbanpt為t年p地區的城市化經濟水平，α、η、λ為待估參數。對于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指標，均采取滯后一年以避免與勞動力數量之間可能的多重共線性及模型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將數據按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分為三組：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并分別進行回歸，檢驗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中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總產值的不同作用。
（二）指標構建及數據來源
1．總產值（Q） 被解釋變量Q具體使用的是各產業各年份的工業總產值。盡管工業增加值是一個更好的度量產業發展的變量，但是由于在早期年份的統計資料中統計的是工業凈產值，因此無法獲得連續的工業增加值數據?？偖a值數據來自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勞動力投入（L） 勞動力投入指標采用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各產業的“全部職工年平均人數”數據。3．地方化經濟水平（Local）與城市化經濟水平（Urban） 對于兩類集聚經濟的度量最早使用的都是絕對數指標，比如某產業的就業人數［37 38］、企業數量［39］、城市總人口［40 41］等。之后，在絕對數指標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一系列相對數指標。在對地方化經濟的度量中，主要有本產業就業人數、企業數在本地區所有就業人數、企業數中所占的比重［42］以及區位商［43］。在對城市化經濟的度量中，以Ciccone和Hall［44］為代表的學者以城市的就業密度來度量城市化經濟水平。盡管相對數指標是在絕對數指標基礎上的進步，但是，上述兩種指標的共同缺陷在于它們只能體現特定區域范圍內的集聚經濟?？臻g溢出是集聚經濟的重要性質之一［1］，為了體現這一特性，近期的研究都采用了“市場潛力”類型的指標來度量集聚經濟，從而使集聚經濟不再受到地理邊界的局限，并能體現這一效應隨地理距離衰減的性質［45］。本文中，具體使用下式（3）及（4）分別對地方化經濟及城市化經濟進行度量：（略）槡π＋ ∑q≠pqEqitd( )pq（3）其中，Localpit為p地區i產業t年的地方化經濟水平，Epit為p地區i產業t年的企業數量。這里使用企業數而非產值數是因為某地區某產業較大的產值數可能是由于單個大企業的存在造成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并不存在集聚經濟，企業數比產值數更好地體現了本產業的地理集聚。Ap為p地區的地理面積，Eqit為除p地區之外其他地區i產業t年的企業數，dpq為p、q兩地之間的地理距離。其中，Urbanpt為p地區t年的城市化經濟水平，Ppt為p地區t年的總人口，Pqt為除p地區以外的其他地區的總人口，Ap以及dpq的定義同上。#p#分頁標題#e#
各產業各年份各地區的企業數數據（Epit）來自于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各年度各地區總人口（Ppt）數據來自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區）土地面積數據來自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各省（市、區）之間的地理距離采用省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需要說明的是1996、1997以及1999年國家并未出版《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同時，由于2005年進行了全國經濟普查，因此當年并未出版《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但是當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04》為我們提供了相關數據。
（三）結果分析及檢驗
1．回歸結果與分析
橫截面回歸的主要計量問題是異方差，特別是成長期以及成熟期的估計中包含的樣本量很大，因此在估計時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主要的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但是由于使用潛力指數的方法來構建地方化經濟以及城市化經濟指標，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們與本地產業勞動力數量的相關性。同時我們對于兩個集聚經濟指數均采取滯后一年處理，進一步減少與當年本地區產業勞動力數量的相關性。最后，在回歸中對模型的VIF值進行檢驗，以定量判斷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三個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回歸結果如下表3所示：（略）從表3中的回歸結果來看，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同時，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模型總體的顯著性水平以及各變量的顯著性均達到較高的水平。
在產業的整個生命周期階段中，城市化經濟對成長期及衰退期產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在產業的成熟階段，城市化經濟對產業發展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地方化經濟僅在產業的成熟階段促進產業發展，而在產業的成長階段以及衰退階段均產生較為明顯的負作用。以上結果與我們之前的理論假設基本一致。
在產業的成長階段，促進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是重大的技術創新，生產規模較小，對于生產成本的考慮較少，因此地方化經濟所提供的一系列降低生產成本的機制對于產業的發展并不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相反，在這一階段由于本產業內企業數量的快速上升，本產業的地理集聚反而可能帶來一定的負外部性。Henderson［46］以及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均指出，新興產業對于創新的要求更高，更偏向于多樣化的經濟環境，因此這些產業的城市化經濟效應通常會強于地方化經濟效應。
處于成熟階段的產業對創新的需求降低，處于大規模生產階段，價格競爭激烈。此時，地方化經濟的作用凸顯。杜凱、周勤［48］對我國18個制造業子行業計算了集聚－競爭力彈性，即地方化經濟水平的提高對于產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結果發現如飲料制造業、煙草加工業等傳統產業的集聚－競爭力彈性較高，而技術密集型和中高技術型產業的該彈性值相對較小。這一結論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結果，因為上述研究中的傳統產業大多都處于成熟階段，而技術密集型產業在我國總體上處于快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對于成熟階段產業的促進作用更大。張卉等［49］分別檢驗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于勞動生產率及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地方化經濟的作用明顯，而對于西部地區，產業間的集聚比產業內的集聚產生更大的作用。在解釋這一差異時，作者認為，東部地區的產業發展較為成熟，可以實現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因而東部地區的產業集聚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多表現為產業內集聚的影響。而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的發展尚不成熟，需要其他產業提供的零部件或中間產品作為支持，所以該地區的產業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產業間集聚為主。這一闡述同樣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結論。
產業的衰退往往是因為代表新的產業領域的替代品的出現，從而使得整個產業面臨被淘汰的可能。這就意味著該產業原有的勞動力以及上下游網絡已經無法為該產業中的企業提供競爭力，同時還阻礙了企業獲得新的競爭力來源。為了使得衰退產業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發達國家對衰退產業一般采取兩種措施：一是進行產業轉移，將其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去，通過開辟新市場使其重新煥發生機；二是對其進行高新技術改造，通過提升其技術含量來創造新的需求［50］。這也進一步說明，衰退產業的重獲新生主要依賴于打破原有的產業內網絡、減少對原有產業內資源的依賴，通過獲得新的技術、資源及市場打破使得產業走向衰退的“慣性”。因此，在產業衰退階段，城市化經濟有利于產業較快進入新的發展周期，而地方化經濟則不利于產業的調整與轉型。本文的實證結果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觀點。從其他研究成果來看，Potter和Watts［51］對馬歇爾發現地方化經濟的謝菲爾德鋼鐵產業集聚區進行了重新考察，發現現階段該產業集聚區中的企業缺乏競爭力，地方化經濟反而降低了企業績效。作者進一步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英國鋼鐵產業進入衰退期，因此認為進入衰退階段的產業專業化集聚只會降低其中企業的經濟績效，并為該產業集聚區帶來大范圍的報酬遞減，從而使謝菲爾德成為了歐洲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綜上所述，兩類集聚經濟隨著產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產生不同作用的原因在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對于空間要素的需求不同，因此集聚這一空間形式只能滿足特定階段產業的發展需求。另外，在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也有所不同，這主要是由于兩類集聚經濟發生作用的微觀基礎不同，而不同產業生命周期階段中產業競爭力的來源也不同，因此在特定產業生命周期階段，某一類集聚經濟的作用機制會比另一類集聚經濟的作用機制更好地促進產業競爭力的形成。具體而言，地方化經濟的微觀基礎有三個：充足的專業勞動力供給、上下游產業的緊密聯系、專業知識溢出［52］。就這三方面的微觀基礎而言，均需要該產業達到一定的規模，這就意味著在該產業的初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還未形成。在產業的衰退階段，該產業的勞動力、知識以及上下游網絡均已喪失競爭力，因此，盡管地方化經濟作用的各項機制仍然存在，但充裕的產業勞動力、產業知識以及產業上下游聯系均只能為產業帶來負向效應，強化產業的衰退因素，加快產業的衰退速度。而在產業的成熟階段，一定的產業規模使得地方化經濟已經形成，地方化經濟的各項作用機制均有利于大規模生產活動、提高生產效率。根據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城市化經濟的微觀基礎是分享、匹配和學習（sharing，matching and learning）。由于這三種作用機制，城市化經濟極其有利于創新，因而對產業的初創階段及衰退階段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城市化經濟的產生依賴于產業所在地區的發展狀況，因此，只要是坐落于大城市地區的產業，即使處于產業形成初期，城市化經濟已經存在并發揮作用。#p#分頁標題#e#
最后，我們將本文的研究結論與我國已有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從而進一步論證上述基本結論。我國學者盡管沒有直接從產業生命周期的角度對兩類集聚經濟的相對作用進行理論與實證探討，但是卻區分了不同的產業和地區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產業層面上，柴志賢、黃祖輝［53］以我國省級19個二位數制造業為對象，研究了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不同產業的作用。結果發現，城市化經濟對如電子通信、儀器儀表與辦公設備制造業等高技術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石靈云、劉修巖［6］也進行了相似的研究，結果發現地方化經濟對如食品制造、家具、化學纖維等傳統制造業產生普遍的正效應。在地區層面上，林秀麗［54］的研究發現，地方化經濟對東部制造業增長的影響為正，對中西部的影響為負。城市化經濟對東、中、西部地區產業增長的影響均為正。張卉等［49］同樣認為地方化經濟對東部地區的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為正，而城市化經濟會對西部地區的產業勞動生產率產生顯著的正效應。從上述研究中有以下幾點發現。首先，在產業層面上，地方化經濟主要對傳統產業的發展起促進作用，而城市化經濟對高技術產業具有正效應。這與本文的基本結論一致，因為傳統產業在我國多數已經進入成熟階段，而高技術產業大多仍處于快速成長階段，從而表明地方化經濟主要作用于成熟階段的產業而城市化經濟對于成長階段產業具有促進作用。其次，在地區層面上，多數研究認為地方化經濟對于我國東部地區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要大于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的作用。城市化經濟對于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的促進作用相對平均。這一結論同樣與本文的基本結論相符?？傮w而言，我國東部地區在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方面都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同時，由于我國的產業發展起步較晚，到目前為止，處于衰退階段的產業較少。因此，東部地區有更多的產業處于成熟階段，而西部地區的產業則較多處于成長階段。因此，地方化經濟主要作用于東部地區的成熟產業，而城市化經濟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快速成長產業具有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本文的主要結論總體上與從不同角度對集聚經濟的檢驗結論一致，從而在文獻方面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結論。但是已有研究從區分不同產業類型、不同地區的角度對兩類集聚經濟的相對作用進行討論，所得到的結論會因為不同的研究產業、不同的時間跨度而不同，因此沒有總結出兩類集聚經濟相對作用的一般規律。本文從產業生命周期這一動態性角度來探討該問題，使得研究結論更具一般性。
2．模型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劃分標準對于回歸結果具有較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基本回歸結果的基礎上，通過調整產業生命周期的劃分標準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具體做法是，將產業“成熟期”的標準提高，從而使得“成熟期”涵蓋的范圍變小，這將使得“成長期”和“衰退期”的產業相似度增大，導致集聚經濟對于“成長期”和“衰退期”產業的作用差異減小，具體變現為“成長期”與“衰退期”本地化經濟指標的參數值差值縮小，對于城市化經濟指標同樣如此。進一步，我們再將“成熟期”的標準降低，從而使其的涵蓋范圍擴大，進一步導致“成長期”與“衰退期”產業差異性擴大，這將使集聚經濟對于“成長期”和“衰退期”產業的作用差異擴大，具體表現為“成長期”與“衰退期”本地化經濟指標的參數值差值擴大，對于城市化經濟指標同樣如此。具體結果如下表4所示（略）。
與表3中的標準回歸結果相比，在提高了“成熟期”的劃分標準之后，成長期與衰退期的本地化經濟參數差異及城市化經濟參數差異變得更小，而在放寬了“成熟期”的劃分標準之后，成長期與衰退期的本地化經濟參數差異及城市化經濟參數差異變得更大，這與我們的理論預期一致，從而較好地證明了模型的穩健性。這使得我們對于隨產業生命周期變化的本地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的估計更具可靠性。
結論與啟示
國內外有大量的文獻度量并檢驗集聚經濟，主要的結論是集聚經濟普遍存在，但是依據作者區分不同的產業類型，集聚經濟的作用有所不同，且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也有所不同。然而，依據對產業類型的靜態劃分方法，我們較難總結出集聚經濟發生作用的一般規律。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集聚經濟的作用會隨著產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一般化的框架來理解集聚經濟的作用規律。本文進一步利用我國九個制造業部門長時期數據檢驗了上述假設，主要得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地方化經濟對于產業的成長階段以及衰退階段均產生顯著的負作用，且在衰退期的負作用程度更大，而對于產業的成熟階段產生較大的正向作用。其次，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的成長及衰退階段都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但在產業的成熟階段并不對產業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形成以上結論的主要原因在于，產業的早期成長階段，革命性技術創新是促進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城市化經濟中的多樣化知識溢出以及各類基礎設施與專業服務更有利于巨大革新的產生，同時城市化經濟能夠為新產品的推廣提供合適的客戶群。而在產業的成熟階段，價格競爭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地方化經濟由于專業化而形成的成本節約對于產業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在進入衰退期后，產業需要新的技術革新與制度變革來使產業重獲新生，因而城市化經濟的作用再一次凸顯，而地方化經濟只能使產業進一步嵌入不再具有競爭力的專業化網絡中，難以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使用調整產業生命周期劃分標準的做法檢驗模型的穩健性，使得本文的基本結論更具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