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消費趨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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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關鍵詞：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結構變動度

中圖分類號：F127.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1-0101-04

甘肅省地處我國西部，經濟較為落后。2007年人口為2 617.26萬人，其中68.41%的居民生活在農村，消費結構不合理，消費水平不僅低于甘肅省城鎮居民，而且也低于中、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因此，分析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現狀及變動趨勢，對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優化消費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進行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 用時間序列分析法分析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現狀

1990～2007年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及消費支出構成情況見表1。

1.1 食品支出結構呈下降趨勢，膳食結構趨于合理

甘肅省農村居民食品支出結構由1990年的60.49%下降到2007年的46.80%，支出總額由1990年的205.22元上升到2007年的944.05元，17年間農村居民食品方面的支出額增長了3.6倍，年平均增長43.46元，平均每年遞增1.094%。恩格爾定律指出，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隨收入增加呈下降趨勢時，說明居民生活水平呈上升趨勢。2000年以前，恩格爾系數均在50％以上；2000年之后，恩格爾系數明顯下降；2000~2007年間基本穩定在46%左右。由恩格爾系數的絕對水平和變化趨勢得出，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從溫飽型消費向小康型消費緩慢轉變。盡管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偏低，消費結構變化相對緩慢，但縱向比較，其食品結構正不斷發生變化。

查閱有關資料，得出甘肅省1990～2007年農村居民食品支出結構圖（如圖1所示）。由圖1得出，食品消費結構中的主食支出比重逐年下降；副食支出比重緩慢上升，其中以植物油、動物性食品、水果及其制品的消費量上升，表明農村居民膳食結構發生了變化，食品營養正向科學合理的方向轉變。在外飲食支出的逐年上升，表明農村居民膳食消費結構也在發生變化。

1.2 衣著支出逐年下降，呈現成衣化

甘肅省農村居民衣著消費支出由1990年的8.96％下降至2007年5.56％；支出額由1990年的30.38元上升到2007年的112.2元，是1990年的3.69倍。隨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雖然衣著支出總額有所增加，但支出比重呈下降趨勢，由（表1）可以得出：1990年到2007年17年間甘肅省農村居民衣著支出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但1996年以前下降較為明顯，1996～2007年間下降不很明顯。通過問卷調查表明，雖然衣著消費由自己制作轉變為購買成衣，但卻以中低檔服裝為主，說明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較低。

1.3 住房支出和住房面積逐年增加，居住條件逐步改善

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費支出由1990年的7.01%上升到2007年的14.64%，增長了7.63個百分點，支出總額由1990年的23.79元上升到2007年的295.23元，增長了11.41倍；農村居民平均年末使用住房面積由1990年的15.11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21.16平方米。其中反映建房質量的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住房面積，2007年分別達到戶均31..23平方米和5.15平方米，占戶均住房面積的30.22％和5.82％，而1995年甘肅省農村居民的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僅為0.77平方米和0.19平方米，占戶均住房面積的15.7％和0.41％。表明甘肅省農村居民住房面積和住房質量都有了提高，但2007年新建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面積和新建樓房結構的戶均建房面積所占年內戶均新建房面積比重僅為25.12％和16.13％，說明甘肅省農村居民的住房條件和住房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反映出甘肅省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仍然較低。

1.4 文教娛樂和交通通訊支出增長較快，精神生活明顯改善

甘肅省農村居民文教娛樂消費支出由1990年的4.36%上升到2007年的10.36%，增加了6百分點；支出總額由1990年的28元增加到2007年的208.90元，年平均增長12.55%，年平均增加10.64元。文教娛樂支出成為僅次于食品消費支出、居住消費支出的第三項支出。支出的顯著增長表明人們在不斷滿足物質消費需求的同時，對文化教育娛樂服務需求也在不斷提高。這種變化一方面體現了農村居民對文化素質提高、技能培訓和生活質量改進的重視。另一方面體現了由于受教育體制改革的影響，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農村居民教育支出大幅增加［1］。

甘肅省農村居民交通通訊消費支出增長很快，從1990年的1.26％增加到2007年的9.23％；2007年人均交通通訊費用支出186.17.00元，比1990年的7.6元增長23.50倍，年平均增長20.70%，年平均增加10.5元。2000年起農村居民交通通訊支出增長很快，年平均增長17.23元，是支出項目中增長最快的部分，表明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說明農村居民收入方式、來源和交通通訊消費的增長相互促進。同時也反映出近年來農村基礎設施明顯改善，農村居民與外界的交流日益擴大。

1.5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支出基本穩定，變化不明顯

甘肅省農村居民家庭用品及服務支出由1990年7.7%下降到2007年的4.28%，總額由26.12元上漲到2007年的86.34元。由于1997年以來甘肅省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從而影響家庭用品及服務消費的增長，所以從1997年起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支出基本保持在4%左右，出現了徘徊的局面，有些年份出現了負增長。受收入的制約，農村居民家庭用品及服務支出徘徊不前成為必然，反映出甘肅省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較低。

1.6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緩慢上升，健康問題逐漸得到重視

甘肅省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由1990年3.2%上升到2007年的7.43%，支出總額由1990年的21.32元增長到2007年的149.82元，支出結構和支出總額總體上處于緩慢上升趨勢。一方面說明農村居民越來越重視身體健康，過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現象有了較大改變［2］。另一方面說明隨著藥品價格和醫療服務價格上漲，使農村居民醫療衛生保健用品支出和醫療服務費用逐年增加。表明農村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還處于低水平。

2.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趨勢分析

根據表1資料，運用結構變動度分析法計算出1990～2007年的年度結構變動度和各項目的貢獻率（如表2所示）。

2.1 消費結構變動度

結構變動度是用來考察平均每年消費結構變動程度，結構變動度越大說明消費結構的變動程度越大。將結構變動值除以觀察期年數即為平均每年結構變動度，計算公式如下［3］：

結構變動度=∑ni=2Xi1-Xi0

表2 1990~2007年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度和貢獻率

單位：%

項目1990-19951995-20002000-20071990-2007

年均結構

變動度貢獻率年均結構

變動度貢獻率年均結構

變動度貢獻率年均結構變動度貢獻率

食品2.0934.554.5043.590.2412.690.8133.83

衣著0.8013.190.121.180.0020.150.208.40

居住0.6911.342.4423.660.168.850.4518.85

家庭設備0.8614.280.101.010.063.000.208.45

醫療保健0.6711.010.666.430.137.080.145.88

交通通訊0.152.510.514.960.7439.920.4117.30

文教娛樂0.559.081.6515.990.4222.390.156.4

其他商品0.254.070.323.180.115.920.020.9

合計6.0510010.321001.861002.38100

1990～2007年，消費結構總變動度為40.47%，年平均變動為2.38%，結構變動度最快的是食品，年平均變化0.81%，最慢的是其他商品，年平均變化0.02%。為更清楚地說明結構變動度，可將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0～1995年，消費結構總變動度為30.25%，年平均變動為6.05%。消費結構變動度最快的是食品，年平均變化2.09%，最慢的是交通通訊，年平均變化0.15%。

第二階段，1995～2000年，消費結構總變動度為51.6%，年平均變動為10.32%。消費結構變動最快的是食品4.5%，變動最慢的是家庭設備及服務為0.10%。

第三階段，2000～2007年，消費結構總變動度為13.00%，年平均變動為1.86%。消費結構變動最快的是交通通訊0.74%，變動最慢的是衣著0.002%。

交通通訊結構變動度由第一階段變動最慢到第三階段變動最快，變化最大。總體上，食品結構變動最快，結構變動度在第三階段只位列第三，其余均位列在第一；醫療保健結構變動較慢，第三階段結構變動度最慢。

上述結果反映了1990年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甘肅省農村居民收入不斷增加，其消費支出結構正向合理的方向轉變。

2.2 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率

從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率來看，1990～2007年食品、交通通訊、居住貢獻率都在10%以上，超過其他各項的貢獻率。為更清楚地說明結構變動度貢獻率，也將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0～1995年主要貢獻率是食品34.55%、家庭設備及服務14.28%、衣著13.19%、居住11.34%，四項對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率達73.36%。

第二階段，1995～2000年主要貢獻率是食品43.59%、居住23.67%、文教娛樂15.99%，三項對消費結構變動的貢獻率達到83.25%。

第三階段，2000～2007年主要貢獻率是交通通訊39.92%、文教娛樂22.39%、食品12.69%。三項對消費結構變動的貢獻率達到75%。

食品和衣著對結構變動度的貢獻率分別從第一階段的34.55%、13.19%下降到第三階段的12.69%、0.15%；交通通訊對結構變動度的貢獻率從第一階段的2.51％上升到第三階段的39.92％，其貢獻率已超過居住和食品，躍居第一；文化娛樂用品及服務對結構變動度的貢獻率也較高，從第一階段的9.08％上升到第二階段的15.99％，然后又上升到第三階段的22.39％，趨于穩定，表明文教娛樂服務消費結構正轉向合理。從各項消費支出對消費結構變動度的貢獻得出，食品、衣著等生存型資料呈下降趨勢，而交通通訊、文教娛樂、居住和醫療保健等享受型資料呈上升趨勢，表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正由不合理向合理緩慢轉變。

3.優化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對策

通過上述分析，甘肅省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點主要在居住、交通通訊、醫療以及文教娛樂等方面，但吃、住等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費支出的大項，表明甘肅省農村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導［4］。

3.1 增加農民收入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阻礙農村消費結構優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實現農村消費結構升級。

首先，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積極發展特色農產品，從甘肅省實際情況出發，擴大馬鈴薯、蘋果、啤酒大麥、洋蔥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面積；加快中藥材的發展，進一步擴大當歸、黨參、紅黃芪、甘草、大黃等種植規模；大力發展蔬菜產業，甘肅省已成為全國重要的“高原夏菜”基地和西北地區重要的冬春淡季蔬菜生產供應中心。

其次，發展規模化養殖業，加快發展畜牧業。甘肅省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根據自身特點應加快發展畜牧業。加強對人員的培訓，為畜牧業的充分發展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加快飼料基地的建設，搞好飼草優良品種的引進與培育，同時要加強乳制品、肉牛、肉羊和特色畜禽基地建設，發展規模化養殖，加快建設現代畜牧業生產經營體系的進程。

再次，加強小城鎮建設，努力開拓就業空間。結合甘肅省實際，制定小城鎮的戶籍、土地、社會保障、農村安置等政策、制度改革措施，解除其對小城鎮發展的制約，健全人口、資金、技術、項目向小城鎮集中的市場化機制，增強市場經濟條件下小城鎮自我集聚發展的能力，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

3.2 優化農村消費環境

農村消費環境落后已經成為制約農村消費結構優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必須優化農村軟硬消費環境,擴大農村居民的現實購買力。

首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投資重點應用于實現農村居民的自來水化、電氣化和農村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投入可以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縮小城鄉差距。電力欠缺的地區，道路不暢等問題還很嚴重，應加大對這些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改善其生活質量。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可以促進當地特色農產品、旅游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

其次，疏通流通環節，加強農村流通渠道建設。針對農村居民居住分散，分布范圍廣，交通不便，農村經銷終端多，但規模較小，流通不暢等情況，解決的途徑為：減少中間渠道環節。以縣城為主要批發地和立足點，形成“企業―縣級批發商―村級零售商”的通路；與中間商聯合。除可與中間商合建渠道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對商業的援助力度，如派員協作、派車送貨、售后服務等；聯合農村供銷社網點。供銷社長期服務于農村市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網點多，分布廣，形成了獨特的優勢。

3.3 改進農村金融服務

發展消費信貸是現階段經濟發展和消費結構性升級的必然要求。

首先，加快推動金融產品創新，推動競爭性信貸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依托農村經濟發展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創新貸款擔保方式，完善利率定價機制，拓展農村消費信貸領域，信貸產品要跟進產業鏈，不斷滿足“三農”多層次金融服務需求［5］。

其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勵和吸引金融機構投身農村經濟。建立相應的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盡快推出農民急需的旱、澇、風、雹以及病蟲害等自然災害險，應組建覆蓋全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盡快推行存款保險制度，暢通中小銀行業金融機構退出渠道。建立農戶和農村小企業貸款擔保機制，積極探索動產不動產抵押、倉單抵押、權益抵押等多種擔保形式，拓寬涉農貸款風險補償渠道；出臺鼓勵金融機構支農的優惠財稅政策。考慮農業信貸風險較高的實際，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應以稅收減免、財政貼息或置換不良資產等方式予以補償；為金融機構更好地支農創建寬松的環境。

4.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范圍

甘肅省農村居民收入低，生活條件比較惡劣，農村社會保障機制整體上嚴重滯后于城鎮水平，因此，要重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工作。

首先，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確定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標準要能保障農村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明確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來源，應以政府為主，社會捐贈可補助一點，另外國家給政策，通過發行彩票籌集一部分資金；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對象，保障對象要以通過最大勞動努力，仍然達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線為標準，包括生活困難的家庭、無勞動能力和無生活來源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殘疾人等；同時，要逐步建立農村社會福利制度，解決孤寡、殘疾的社會保障問題。

其次，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為主，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要建立適合甘肅省農民適當補貼的養老保險機制，調動農民參與社會保險的積極性，解決農民的養老之憂。引導農民在年輕、自身有收入時就開始積累養老金，同時探索農村養老基金積累、補貼方式創新。同時，進一步深化醫療體制改革和機制改革，進一步健全農村衛生保健體系，因地制宜確定農村醫療保障方式，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如合作醫療、醫療保險、醫療補貼和大病統籌等形式。

基金項目：甘肅省社科聯項目《甘肅農村最低生活機制的研究》的部分成果內容。

參考文獻：

［1］尹世杰，蔡德容.消費經濟學原理［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232-260.

［2］項本武，俞偉悅.我國農村消費結構的變遷實證［J］.統計與決策. 2004，（10）：81-82.

［3］李子奈.計量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26-331.

［4］孫慧君.中國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7，(3) ：81-86.

［5］桂黃寶.河南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問題探討［J］.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04，（4）：15-17.

第2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一)消費需求穩步增長

地震重災區消費需求回升,農村市場消費增勢明顯。首先,當地居民的消費觀念正在轉變。其次,地震后,全國擴大內需投資4萬億資金啟動,災后重建項目開工、加速以及災后重建加快的影響,災區旅游經濟的興起,形成了新的產業鏈。當地飲食服務業、建筑業、室內裝飾、運輸業、保險等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為重災區的富裕勞動力就業創造了大量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消費水平。

(二)農村消費觀念正在轉變

“5.12大地震”和接踵而來的次生災害不僅改變了當地的山川地貌,也悄無聲息地改變了居民的消費觀念。地震損壞了家里的房子和電器,很多人變得一無所有。“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觀念影響著很大一部分的重災區居民群眾。居民家庭從原來的舍不得花錢到現在的主動消費,災區居民的消費意識在發生著變化。人們的消費欲望空前強烈,努力掙錢,學會享受,學會“花錢”、“多花錢 ”、“敢花明天的錢”。

(三)縣級及以下消費市場發展速度加快

縣級以下市場發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消費品零售市場正較快開拓和發展。隨著災后恢復發展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商業基礎設施投入的加大,為重災區消費品市場的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商品日益豐富、選擇余地大,使縣級以下消費品零售市場發展速度加快。以阿壩州為例:2009年第一季度,縣級市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267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0.6%,增幅比去年同期高1.5個百分點,占全社會零售總額的份額達66.1%,比去年同期高1個百分點。而縣以下市場僅僅低5.2個百分點。說明消費品零售市場中,縣級及以下市場發展潛力大、速度快。

二、地震災區居民家庭消費中存在的問題

(一)消費觀念的轉變略顯盲目

“5.12大地震”及接踵而來的次生災害不僅改變了山川地貌,也悄無聲息地改變了當地居民的消費觀念:從“勤儉節約”到“花錢”、“多花錢”、“敢花明天的錢”。一般情況下,消費觀念是指人們對待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導思想和態度以及對商品價值追求的取向,是消費者主體在進行或準備進行消費活動時對消費對象、消費行為方式、消費過程、消費趨勢的總體認識評價與價值判斷。

如果“轉變消費觀念”的含義僅僅停留在“花錢”、“多花錢”、“敢花明天的錢”等膚淺的層面上,消費觀念的轉變也就略顯得盲目。 “轉變消費觀念”是要從根本上轉變那些深深根植于人們思想意識之中的阻礙消費的觀念,或者說其價值觀,驅動力等。應該是從我國的具體情況,社會發展的階段出發,而非突發事件誘導,使其發生突然的轉變。應當進行適當的引導,使其朝向正面的、長遠的方向發展。

(二)許多農村家庭借貸甚巨、經濟壓力大

本研究隨機選取二十幾個村的農房重建樣本,并進行一對一走訪調查。共計300戶的數據統計顯示:其中264戶有借款或者貸款,達到總數的88%。銀行或信用社貸款達到2萬元以上的219戶,約總數的73%,借、貸款總額達到5萬元的戶數有127戶,達到總數的42%。根據我國銀行貸款利息率,貸款的重建戶僅每年所要承擔的貸款利息已上千元。根據300農戶反映的家庭年收入統計,償還利息后,除去日常消費、兒女教育費用、老人贍養費用、家庭醫療費用(調查數據還展示:農村家庭婦女醫療費用普遍偏高)、人際交往花費等,家庭收入已經所剩無幾,償還貸款的難度可見一斑。

(三)不適當的節省消費等問題導致部分房屋建筑存在嚴重質量問題

不適當的節省消費等問題導致了部分房屋建筑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就如平時買一臺電視甚至需要花費一個農村家庭幾年的積蓄。有一部分人因為無房居住仍然住在窩棚內,甚至因無錢建房用本已殘破的舊屋材料,勉強搭建一間房屋居住,無建筑質量可言。部分修建樓房的家庭為了節省錢仍然采取舊辦法;一些磚瓦廠不具備正常開辦資格或者為了趕工將未燒好的磚賣出,不懂行的主人砌好墻后,發現磚層層掉皮。諸如此類,表明部分房屋建筑質量有待改進。

(四)部分居民存在較嚴重的“等”、“要”、“靠”思想

部分城鎮居民,包含下崗職工,失業或失去土地后失去了原本的經濟的來源。大多數人消費的模式既已形成,在當今物價指數較高的情況下,生活更加困難。住在政府為其搭建的板房內,對現有的條件感到非常不滿,又對改變現狀感到十分無力。對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感到沒有信心,也不愿意去做工地上的臟活、累活。因此,只好寄希望于政府、國家,存在較嚴重的“等”、“要”、“靠”思想。

三、對地震重災區農村家庭的消費進行正確的引導

(一)引導和調整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

政府應當致力于尋找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生產力進步的切入點,進而引導與調整災區的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堅持可持續發展,提倡理性消費,從根本上轉變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在刺激需求,擴大內需的同時考慮到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平衡、紓解其來自各方面的消費壓力。塑造一種有益于個人身心健康、個人發展,豐富家庭生活,有益于家庭的長遠發展,有益于社會的理性消費。

(二)提倡文化消費

近年來,文化消費作為社會、經濟運行機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和驅動力漸為社會各界所重視。文化消費的數量、質量和消費方式決定于人們所具有的消費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著人們未來所具有的消費能力。消費水平逐漸提高,使審美需求和其他精神享受需求,逐漸從基本的物質需求中分離出來。一方面,人們要適應社會的發展,適應生存環境的動態變化,適應激烈的競爭必須充實自身。例如新的“讀書熱”――“電腦熱”、“家政禮儀熱”、“汽車技工熱”等技術性甚至知識性的教育熱潮。引導人們認識到增強知識、技能、認知社會人生是值得投資的。另一方面,文化消費(包括旅游等)作為一種新的娛樂和消遣可被農村年輕人所接受。

(三)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好的消費環境

第3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關鍵詞] 河北省 農村居民 消費結構 變動趨勢

近幾年河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本文通過河北省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狀況，研究21世紀河北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趨勢。以便更好地了解河北省農民居民生活現狀，進而采取相應的農業對策，進一步改善農村消費結構，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從根本上解決河北省的三農問題。

一、河北省農村居民消費情況

圖1：近年河北省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狀況（單位：元）

注：柱形顏色從下往上分別代表食品、衣著、家用、醫保、交通、文教、居住、其他。

表2：河北農村年度消費結構 （單位%）

注：資料來源于《河北農村統計年鑒》

二、河北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趨勢分析

1.農村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消費支出整體不斷增加。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104.30元，2002年增長到1476.42元，而2006年則增長到2495.33元，比2002年增長1018.91元。相對各項消費支出也成全面增長態勢。僅2006年食品消費比前年增長3.1%，而居住則增長了33.3% 其他幾項整體也是增長局面。從中可以看出在經濟的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我省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整體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2.恩格爾系數相對下降。一般，恩格爾系數界限為:0.6以上絕對貧困，0.5～0.6溫飽，0.4～0.49小康，0.3～0.39富裕。按此標準2001年～2005年河北省農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水平，。2001年河北省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9.72%，到2002年下降到38.92%，雖然2003年、2004年、2005年恩格爾系數有回升趨勢，但2006年河北省農民生活水平己達到富裕，恩格爾系為36.69%。

3.消費結構日趨優化，出現新的消費趨勢。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結構向著生存性消費比重逐漸下降、享受和發展性消費比重不斷提高。農村居民食品、衣著、家用支出比重相對下降，而其他幾項在消費支出中所占比例則不斷上升，尤其是居住和交通增加幅度較快。消費結構開始從以生存資料為主向生存、發展、享受資料并重發展，居民消費層次分化日益明顯，由最初基本生活消費階段向方便生活消費階段發展。

總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河北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迅速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優化。食物支出在總消費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消費結構開始從以生存資料為主向生存、發展、享受資料并重發展，居民消費層次分化日益明顯。

三、擴大農村居民消費的對策

1.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消費結構升級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斷增加居民的收入。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保證農業生產的穩定增民，調整農業結構，發展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增加農村進城就業的機會，減少農民負擔，加快城鎮化進程，加快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等途徑來實現。從而為農村消費結構的升級提供持久的動力。

2.加大教育力度，更新農村居民消費觀念。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和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的前提下，居民消費觀念也要不斷更新。居民在選擇消費時，不要把價格作為消費的惟一決定因素，而要統籌考慮價格、質量、服務、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并應以綠色、健康、環保消費為時尚消費的主題，也要更加重視旅游、文化、教育等精神消費。

3.增加基礎設施投入，改善農村消費環境。2003年，全省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515.9億元，而農村僅完成705.2億元，僅增長7.6%，增速比全省低15.3個百分點。農村公共投入嚴重不足，農村基礎設施不能適應農村經濟市場發展的需要，限制了消費的增長和消費結構的優化。因此必須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不斷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保障。

4.倡導新的消費方式。信用消費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但由于我國的特殊狀況，信貸消費基本被人遺忘，目前，應提倡新的消費方式發展個人信貸消費。同時不斷促使農村消費向多樣化消費轉變，通過對居民消費觀念、消費行為，消費方式上的教育，引導、提高居民的消費意識，使農民能夠適度消費、科學消費，引導農民改善消費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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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省2004、2005、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河北省統計局

[3]河北省商務廳:河北省居民消費現狀和發展預期分析.省略,2005年12月

第4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關鍵詞：消費需求 消費結構 農村居民

中圖分類號：F2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6-143-02

山西省是我國中部地區的省份之一，2013年全省農村人口為1722.07萬人，占總人口的47.44%，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省，擁有較大的農村消費群體。對山西省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進行分析，掌握其消費規律及消費發展趨勢，對培養新的消費潛力，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山西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變動分析

1.基本消費情況。恩格爾系數是指食品消費支出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用來反映居民收入水平對居民生活消費的影響。人均消費支出可以用來衡量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的基本指標，而人均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主要因素。圖1是2000～2012年三者的變化情況。

從圖1可以看出，山西省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整體呈下降趨勢。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在經歷了貧困、溫飽、小康階段之后，現正處于富裕階段，且消費正由生存型消費逐漸轉變為發展型消費。另外，人均收入與人均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且人均收入的增長幅度大于人均支出的增長。但是，由于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現實性，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上還有較大的差距，2000年，山西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為3941.9元，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3.43倍；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24.1元，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48倍。2012年，山西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2.19倍，收入水平是農村居民的3.21倍。結果表明，山西省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依然很大，且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更為緩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消費水平。

2.平均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費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2000～2012年，山西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明顯增加，從2000年的1149元增至2012年的5566元。從平均消費傾向來看，2012年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為0.88，比2000年提高了0.28，且一直呈穩步提高的態勢。而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在2000～2012年間整體呈下降趨勢，13年共下降了0.23個百分點。這種差異說明，農村居民更注重于即期消費，這會導致居民手中的積蓄減少，應付緊急支出的能力有所減弱。

二、山西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分析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分類方法，居民家庭消費支出可分為八類：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其他商品和服務，每類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即為其消費結構。

2000～2012年，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類生活消費支出額也在不斷增加，消費結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其消費結構變動趨勢如圖3所示。

食品是山西農村居民的首要開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其比重整體上呈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48.64%逐步降至2012年的33.42%。

居住支出在各項消費中的排名有所波動，但其比例仍隨收入的增加在不斷提高，這表明農村居民對居住的需求不斷增強，對居住環境和居住條件的要求逐漸提高。

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2000～2006年消費比例從11.78%增加到15.08%，而后從逐步降至8.95%，其排名由2000年的第三名下降至第五名。之所以呈現這種變化，是由于在2006年9月起我國實行了九年義務教育免費，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在該方面的負擔。

衣著支出所占比重變化不大，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在各項消費中的排名從2000年排名第四下降至2010年的第六位，但最近兩年又有所反彈，上升至第四位。說明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仍然偏低，還停留在吃穿住的消費模式中。

隨著農村交通設施的不斷完善和通訊設施的不斷發展，農村居民交通通訊消費支出明顯增加，該項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從2000年的4.25%大幅增加到2012年的11.25%，排名也由第六名穩步上升至第三名。

2000～2012年，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醫療保健支出從5.25%上升至8.81%，出現該結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農村醫療衛生保障體系還不完善，收費制度不合理，另一方面（下轉第145頁）（上接第143頁）是居民提高了健康意識。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變化不大，整體呈現上升趨勢：2012年比重為5.36%，比2005年增加了1.69%。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山西省農村居民的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被制約，平均消費傾向趨于上升，消費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1.2000～2012年，山西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人均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與城鎮居民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尤其是收入增長緩慢，制約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居民收入是決定消費水平的根本因素，只有提高收入，拓寬農村居民收入渠道，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

2.居住支出及交通通訊支出占總消費支出比例不斷增加。應加快建立住房保障體系，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滿足多層次的市場需求，開拓農村市場，順應農村居民的消費熱點。

3.醫療保健支出比重雖有所上升，2012年達到8.8%，但與全國的11%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因此應當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進一步減輕農民的負擔。

4.2012年山西農村居民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比全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0.4%。應當發展農村商業經濟，建立購物網點，同時加大金融支持，建立具有針對性的消費信貸政策，擴展農村耐用消費品市場。

5.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培養農村居民的消費信心，發展農村居民新的消費熱點，提高消費意愿，拓寬消費領域，優化消費結構。

參考文獻：

[1] 齊福全，陳孟平.京津滬農村居民消費需求變動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5（3）

[2] 賈瓊，李振東.欠發達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因素分析――以甘肅省為例[J].開發研究，2014（4）

第5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關鍵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消費結構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8-0415-02

一、引言

消費需求是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關鍵，而消費結構是消費內容和消費質量的具體體現。對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研究，近年來一直備受眾多學者的關注。筆者以1978年-2012年統計數據為基礎，對重慶市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進行定量分析。為重慶市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優化，建言獻策。

二、重慶市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實證分析

截止2012年末重慶市總人口為3343.4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2026.19萬人，占總人口的60.60%。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26.01元，增長到2012年的7383.27元，年均增長率為12.72%，僅占2012年重慶市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2968.14元的32.15%，且比2012年的全國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7916.60元少533.33元。人均生活性消費支出從1985年的275.81元，增長到2012年的5018.64元，年均增長率為11.34%，僅為2012年重慶市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費支出16573.14元的30.28%，且比2012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費支出5890.00元少871.36元。雖然重慶市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由饑寒到貧困，由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較之重慶市城鎮居民及全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恩格爾系數分析

由圖1可知，改革開放34年以來，重慶市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除少數年份有所波動外，大體呈下降趨勢。其中1978年-1979年，分別為74%、72.9%，居民生活處于饑寒狀態。1980年-1999年在60%-70%之間波動，最終降為1999年的60.7%，這20年農村居民的生活一直處于貧困階段。2000年-2008年在50%-60%之間波動，人民生活處于溫飽階段。2009年-2012年期間，從2009年的49.1%遞減到2012年的44.2%，居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但就2012年與全國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39.3%及重慶市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41.5%（2007年-2011年在37.2%N39.6%之間進行波動）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從各項消費的比重來分析

對居民的消費結構進行動態的分析，可以了解居民消費的基本特征和變化趨勢，為提高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提供決策依據。本節選取自重慶市直轄（1997年）以來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類消費支出中除食品支出比重下降，其他均有所增加，但就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各自的消費序次卻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變化，且與城鎮居民相比存在顯著差異。

1.1997年-2012年居民食品支出占比和其他商品與服務支出占比序次分別為第一和第八。雖然由1997年的65.8%下降至2012年的44.2%，但與重慶市城鎮居民41.5%（2007年-201 1年在37.2%N39.6%之間進行波動），及全國農村居民食品支出占比39.3%還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2.1997年-2012年期間（除2005年居住支出占比排名落后于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占比）居住支出占比僅此于食品支出占比，排名第二。就人均住房面積來說，從1997年的24.74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40.99平方米，比2012年重慶市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32.17平方米（1997年為8.65平方米）還要大8.81平方米。但就居住質量來說，無論是建筑設計、建筑質量還是內部裝潢以及配套設施，農村居民的居住環境都要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

3.1997年-2006年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占比除2005年（排名第二）外，其余年份均排第三，2007年-2008年排名第四，2009年排名第五，2010年-2012年排名第六。相比，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一直是城鎮居民的第二大支出，所以說明文教娛樂消費在農村居民中普遍不是很受重視。

4.雖然衣著支出的絕對量呈逐年遞增趨勢，并且支出占比大體也呈遞增趨勢，但是占比序次除1997年和1999年排第四，1998年排名第五，2000年和2004年排名四六外，其余年份均排名第七。而城鎮居民的衣著消費支出占比序次多年來一直位居第二或第三，僅此于食品支出和教育娛樂文化支出。從而說明農村居民對衣著方面的消費沒有城鎮居民那么注重。

5.交通和通訊支出占比排名一直呈上升趨勢，其中1997年-1999年排名第七，2000年排名第六，2001年排名第五，2002年-2006年均排名第四，2007年-2012年均排名第三。與2012年城鎮居民相比在消費序次上市相同的，但在支出占比上農村居民的9.7%比城鎮居民為11.48%還是有一定差距。

6.醫療保健支出占比在1997年-1999年期間及2005年序次為第六，2002年-2008年期間除2005年外均為第五，2000年-2001年和2009年-2012年均為第四。所占比重呈逐年增加的趨勢，說明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醫療保健意識的增強，對于醫療支出也相應有所增加。但由于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相比城鎮居民還很不完善。2012年城鎮居民在醫療保健消費支出1101.56元，序次僅為第七，所占比重6.65%，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支出482.24元僅為城鎮居民在醫療保健消費支出1101.56元的43.78%，與城鎮居民存在一定差距。

7.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占比序次浮動較大，其中1998年排名第四，2001年-2003年和2006年-2009年第六，其余年份：1997年、1999年-2000年、2010年-2012年第五。2012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年末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分別為：家用汽車3.17輛，冰箱78.28臺，洗衣機63.17臺，彩電107.78臺，微波爐12.72臺，家用電腦14.50臺，空調28.94臺，分別僅為城鎮居民的27.86%、62.11%、67.57%、71.94%、18.31%、18.35%、17.04%。從而可以看出農村居民在耐用品消費支出呈逐年遞增趨勢，但目前仍然與城鎮居民存在較大差距。

三、優化重慶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促進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重慶市農村居民收入及消費水平雖然呈遞增趨勢，但與城鎮居民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并且消費結構中存在明顯的偏向：食品、居住類消費占總支出近60%，而對于文教娛樂、醫療保健、衣著等的消費雖有所增加，但從消費序次上來看，受重視程度較弱。

根據凱恩斯絕對收入消費理論，消費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優化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就必須增加農村居民的創收，增收的渠道，使得居民有充足的消費能力。在此基礎上還應該從消費觀念進行引導，優化其消費結構。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首先，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活躍農村勞動力市場，為農村居民創造更好的就業、創業、創新的機會，彌補農村稟賦先天的不足；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如創業資助、減免稅、優惠信貸等。

其次，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機制，解決農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問題。政府應建立健全農村醫療保障服務、基礎設施服務機制，以便農村居民有著比較穩定的預期收入，為居民消費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改變農村居民消費觀念。加快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事業發展，促進居民文化娛樂消費。

參考文獻：

[1]陳建.重慶市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分析[J].當代經濟（區域經濟），2013（16）.

第6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關鍵詞：耐用消費品 消費行為 跨期消費模型 流動性約束模型 不確定性模型

問題的提出

我國農村住戶約2.34億戶，如果農村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提高1個百分點，耐用消費品需求量會增加234萬臺，這將極大解決我國工業品過剩的困境，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促進就業提供有力的發展機遇。我國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具有典型的家庭消費特征。在消費行為上，以家庭收入為前提，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在家庭消費內容的層次上，生存型、享受型和發展型耐用消費品用于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對于不同發展階段家庭，耐用消費品消費擴散過程各不相同。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呈現獨特的社會需求特征。根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有2.26億個家庭，是全社會最大的消費群體，耐用消費品消費總量潛力巨大。同時不同地區、城鄉之間以及不同收入群體之間，農村居民消費行為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分撒性和功能性特點。

本文根據西方新古典消費理論，選用耐用消費品跨期消費理論模型、流動性約束理論模型和不確定性的理論模型框架，并結合農村家庭對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的實際情況構建綜合理論模型，優化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的策略。

我國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結構變化

（一）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支出穩中趨降

在農村總體消費結構中，耐用消費品消費支出的變化幅度不大，呈現穩中趨降的趨勢。1980年耐用消費品占消費性支出的比例為3.57%，1985-1999年一直保持在5.1%-5.8%之間，2000年開始下降，到2010年下降為4.47%，總體變化幅度較小。

（二）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地區消費結構和不同收入水平農村居民家庭之間耐用消費品支出呈不同變化趨勢

在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中，城鎮居民耐用消費品支出一直高于農村，但是城鎮的下降速度明顯快于農村。在地區消費結構中，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支出差距較小，總體呈現東部略高于中部，中部略高于西部的發展趨勢。2010年東部地區農村居民家庭設備用品支出比重為4.69%，中部地區為4.54%，西部地區為4.35%，差距較小。總體呈現出東部略高于中西部地區的趨勢。在不同收入水平農村居民家庭之間，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支出差距較小。從低收入戶到高收入戶家庭設備用品支出總體呈現由低到高的趨勢。

（三）我國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升級趨勢模型研究

按照消費經濟學的消費行為升級理論解釋，消費行為升級是社會消費需求由代表低一級消費時代的主流商品到代表高一級消費時代的主流商品的變革過程。消費品的升級次序，將呈現如下的變化規律：

一是長期需求成長曲線是短期需求成長曲線的包絡線。假定Ci（i=1，2，3，4……）為主流商品的成長過程，Cd為主流商品的升級過程。Xi（i=1，2，3，4……），即X1、X2、X3、X4依次為主流商品升級的鼎盛時期，此時i主流商品的邊際消費成長等于長期需求邊際成長，即MCi=MCd；在Xi左側，MCi>MCd，處于主流商品消費升級的導入期、成長期和成熟期，消費需求旺盛；在Xi右側，MCi

二是消費升級的時間間隔越來越長。從圖1中可以看到，X4-X3>X3-X2>X2-X1。這是因為隨著消費升級，消費投入也越來越大，所以需要較長的積累時間（見圖1）。依據以上消費升級模型，并且對應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過程，耐用消費品進入農村家庭的次序呈現出連續的倒“U”升級趨勢。

農村耐用消費品消費行為特征模型

（一） 耐用消費品跨期消費的理論模型

歐文?費雪提出的跨期消費理論其觀點是：一個相對理性、具有前瞻性的消費者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將其一生的收入在不同時期進行消費和儲蓄的選擇。消費問題的核心變為：在跨時預算約束條件下，消費者通過分配一生的收入來規劃一生的消費，以實現預期生命周期內效用的最大化。在利率不變以及生命為T個時期的情形下，個人預算約束為：

（1）

假定瞬時效用函數為不變相對風險厭惡形式[]，效用函數為：

（2）

根據歐拉方程，在任一時點t，最優消費路徑是使相鄰兩個時期消費的邊際效用的現值相等。即，整理得到：

（3）

因此，在這些假設條件下，消費者現期消費的最優水平為：

（4）

其中，ρ為時間貼現率，θ為相對風險厭惡系數（各期替代彈性的倒數），r為實際利率。

由此上式可知，在確定性條件下，不考慮流動性約束，跨期消費最優選擇的消費水平由資產存量、收入水平和利率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假定利率服從正態分布，資產存量、收入和消費變量的對數服從正態分布，則，

（5）

（6）

因此，消費跨期最優選擇的經驗模型可以近似表示為模型一：

（7）

通過模型一，驗證耐用消費品跨期消費的特征。

（二）流動性約束的理論模型

如果消費者在其預算約束的范圍內不能夠自由貸出和借入資金，消費只能由當前收入決定，而不是一生的財富來決定，這樣消費就受到了流動性約束。此時，消費者無法通過正常借貸實現理想的消費計劃，無法實現收入的自由跨期轉移，無法進行消費在不同時期的平滑。所以，居民儲蓄的動機是預防流動性約束。流動性約束理論是從驗證霍爾的隨機游走假說開始的，變換方程式（3），假定利率等于r=ρ，則Ct+1=Ct+et，就是霍爾的隨機游走假說。即消費時服從隨機游走的，從而使不可預測的。如果r≠ρ，令，則：

（8）

方程（8）表示，除了利率以外，其他變量對消費的增長不起顯著影響。消費增長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取決于跨時替代彈性值的大小。

然而，驗證消費對同期收入的變動非常敏感，具有過渡敏感性，能夠更好地解釋消費的增長。對于流動性約束的預測，把絕對收入假說和理性預期生命周期假說模型合并加以綜合研究。其核心內容是將消費者分為兩部分，即ΔCt=ΔC1,t+ΔC2,t。部分消費者由于受到流動性約束，僅僅花費其現期收入，其行為遵循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ΔC2,t部分的消費者不受流動性約束，花費其持久收入，其行為遵循理性預期生命周期假說。服從絕對收入假說的消費者：ΔC1,t=λΔYt；服從理性預期生命周期的消費者：ΔC2,t=+rt。全部消費者：ΔCt=ΔC1,t+ΔC2,t=+λΔYt+rt。因此，消費增長取決于收入變化和利率跨時替代彈性。利用以上結論建立模型二：

ΔCt=+λΔYt+rt （9）

通過模型二驗證流動性約束對耐用消費品的影響程度。其中，λ是受到流動性約束農戶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表示過度敏感性系數或流動性約束系數；是利率跨時替代彈性。

（三）不確定性的理論模型

預防性儲蓄理論是以理性消費和效用最大化為基礎，通過引入不確定來最優化消費者的跨期最優消費選擇，是理性預期生命周期理論的補充和擴展。利蘭德（Leland）提出消費者面對不確定性的謹慎行為的必要條件是效用函數的三階導數大于零，即邊際效用函數為遞增的凸函數，（即滿足）。因而，消費者預期未來消費大于當前消費E(Ct+1)>Ct。由于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使消費者選擇減少當期消費而增加儲蓄。

參照方程式（3）：，

令，ηt+1為t+1期的消費增長率，加入不確定因素，通過二階泰勒在處展開，得到如下方程的不確定性理論模型：

（10）

進一步整理，得出模型三：

（11）

通過模型三驗證不確性對耐用消費品消費的影響程度。其中，α0= -θ- 1ρ,σ=θ-1，α1=(θ+1)/2，UN=η2t+1。σ表示利率對消費的影響（跨期替代彈性），α1表示不確定性對消費的影響。借鑒卡羅爾（Carroll，1996），在研究預防性儲蓄時的思想，即能夠預測未來消費變化和消費增長率變化的指標體現不確定性變動程度。本研究采用的樣本收入增長率與預期增長率的平方，作為衡量不確定性指標的方法。

（四）綜合理論模型

綜合以上三個模型，我們假定經驗模型四：

（12）

通過模型四綜合驗證跨期消費、流動性約束、不確定性對耐用消費品消費的綜合影響。其中，Ct為耐用消費品消費，At-1為資產存量，ΔYt為當期收入變化量，UN為不確定性，(Yt-1-Ct-1)代表上期收入與消費的長期均衡關系，rt為實際利率。其中，

α1檢驗資產對消費的影響，α2檢驗本期收入變動對消費變動的影響，反映流動性約束大小；α3檢驗預防性儲蓄動機對消費變動的影響，反映不確定性的存在狀況；α4檢驗上期儲蓄與本期消費變動的關系，反映生命周期特征；α5反映消費的跨期替代意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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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賀菊煌.消費函數分析[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

第7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內容摘要:文章首先基于和諧理論,構建我國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矩陣,然后計算和諧度,進行和諧度評價分析,最后通過結構差異的顯著性評價、格蘭杰因果檢驗、擴展線性支出模型的建立,進行和諧度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呈現存在差距、趨勢相同、逐步和諧的特征。

關鍵詞:居民消費結構 產業結構 農村 城鎮 和諧度

問題提出

消費結構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包括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和社會集團)在消費過程中所消費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資料(包括勞務)的比例關系。產業結構,亦稱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包括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消費結構變化是引導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力量,消費結構升級為產業升級、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產業結構升級為消費結構升級提供有力保證。產業結構決定了消費結構的變動方向;反過來,消費結構的變動將通過產業間的關聯這一傳導機制在產業間擴散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

我國目前已有文獻對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關系問題的研究甚多。已有研究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對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相互關系進行理論性分析,如黃麗馨將經濟增長作為中介變量引入,認為經濟增長促進居民收入影響消費結構,進而影響產業結構,最終達到經濟進一步增長;馬鉑鈞認為兩者的評價標準相統一,消費結構優化是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標準。二是對兩者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如王俊構建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VAR模型,發現消費結構會影響第二產業結構的轉換。另外,文啟湘對河南省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進行測定,認為需要努力調整生產結構,適應消費需要結構的變化,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

和諧理論基本模型

(一)和諧理論基本思想

和諧理論的核心基礎是任何系統之間及系統內部的各種要素都是相關的,且存在一種系統目的意義下的和諧機制。和諧機制在最大程度上與效率是一致的。在現實生活中,不和諧態的存在是絕對的,而和諧則是相對的,和諧管理的目的即是使系統由不和諧逐步趨近和諧的狀態。和諧理論追求管理的“完美”(和諧態),并認為和諧是可以測度的。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是指消費結構系統和產業結構系統是否形成了相互促進、充分發揮兩個系統的能動性和積極性的條件和環境,以及兩個系統是否具有總體協調性。

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和諧性,建立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和諧性度量模型,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居民消費構成的各項目均與產業構成的各項目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狀況相關;

假設2:根據和諧理論,對系統優化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系統接近或達到一種理想的或標準的和諧狀態,因此假定存在一種標準的居民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和諧的狀態。

(二)和諧模型構建

在上述假設的基礎上,根據和諧理論,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度測定的步驟如下:

1.確定指標體系,橫向列各產業,縱向列各消費項目,以消費結構各消費項目人均消費與各產業的人均GDP之比作為基本指標,構建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評價的指標體系。

2.量化處理,確定標準的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比例關系,對實際指標進行量化處理,得出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矩陣。

由于指標是反映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度的參數,為了正確體現反映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關系,需要根據標準的消費支出項目與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對實際指標進行處理。具體處理方法如下(以食品消費為例,其他消費支出項目以此類推):

設標準的食品支出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分別為F1`、F2`、 F3`,若Fi>Fi`,則有fi=1-(Fi-Fi`)/Fi`;否則,fi=Fi/Fi`,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指標在處理后不會大于1,因為根據和諧理論,和諧度在[0,1]之間。這也意味著有些實際指標可能超過標準指標,超過會產生負效應,因此,也是一種不和諧。

3.確立指標權重。一是確定每一消費項目人均消費與各產業人均GDP之比的權重:主觀賦權法,如兩兩評分法、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等;客觀賦權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多目標規劃法等。二是確定各消費項目與整體產業之比的權重:一般可以用各消費項目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例。

4.和諧度的計算。一是各消費支出項目與產業結構關系的和諧度計算。以食品消費項目為例,食品消費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計算公式為:hf=∑wifi,其中fi表示經過標準化后的食品消費與第i個產業的比,wi為食品消費對第i產業的權重。二是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總的和諧度計算。H=∑wjhj,其中H為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總體和諧度,hj為第j個消費項目與整個產業結構的和諧度,其中j=(f,d,j,n,c,e,s,o),wj為權重。

5.和諧性評價。和諧度取值在0-1之間,和諧度越大,說明系統越和諧,最大的和諧度是1,表示整個系統處于完全和諧的狀態,也是一種理想狀態。H=1,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處于完全和諧狀態;H=[0.8,1],系統處于較好的和諧狀態,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相互之間和諧運轉良好,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互相促進; H=[0.6,0.8],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處于基本和諧狀態,但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必須有所調整;H=[0,0.6],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處于不和諧狀態,需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以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

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度的測定

(一)數據來源及整理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2009)提供的數據,運用上述和諧度計算方法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進行和諧性分析。根據每年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的值,可以計算出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人均GDP。進而計算出2000-2008年城鎮、農村居民各人均消費項目與第i(i=1,2,3)個產業的人均GDP之比,得到各年城鎮和農村的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指標實際值。

(二)標準指標體系的確定

根據假設2,存在著一種標準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和諧狀態。2008年我國人均GDP達22698元,以當年的匯率6.948∶1計算,人均GDP達3266.85美元,因此本文選取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GDP3000美元水平的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平均值(見表1)以及產業部門比重的平均值(第一產業9.8%,第二產業38.9%,第三產業48.7%)作為評價我國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時的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性的標準。

以2000-2008年各年的全國人均GDP、城鎮及農村居民人均總消費支出為基礎,結合上述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GDP3000美元水平的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平均比重,錢納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人均GDP3000美元的三次產業比重,計算各人均消費項目與第 產業的人均GDP之比,得出各年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指標的標準值。按照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度測定的步驟,對實際指標進行量化處理,得到2000-2008年各年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矩陣。

(三)和諧度計算

根據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特點,采用定量賦值比較困難,因此本文選取文啟湘相關研究成果中的賦值作為權重。在上述和諧矩陣以及指標權重的基礎上,根據和諧度計算公式,分別對我國2000-2008年各年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進行測定。

(四)和諧度評價

根據上述測算結果,2000-2008年間我國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在[0.6,0.8],2008年分別達0.7092、0.6658,處于基本和諧、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必須有所調整的狀態(見圖1),可以概括為趨勢相同、存在差距、逐步和諧的狀態。

1.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發展方向一致。由圖1可以看出,2000-2008年間我國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整體向和諧方向發展,兩者和諧度的曲線走向相同,有共同的發展趨勢,其相關系數達0.95。一方面與城鎮、農村居民消費構成有關,以2008年為例,城鎮、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中都是食品項目所占比重最高,雜項商品與服務項目支出比重最低,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度的高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正在逐步適應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其和諧度逐漸提高。

2.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高于農村。2000-2008年間,我國城鎮居民和諧度普遍高于農村,兩者之間的差距呈現擴大―縮小―擴大的發展趨勢。首先,城鎮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費支出相對較多,以2008年為例,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11242.85元,而同期的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3660.68元,占城鎮的比重僅為32.56%。其次,就兩者的支出結構而言,農村居民各消費項目支出分布比較集中,2008年農村食品消費所占比重為0.44,幾乎占全部支出的一半;而城鎮居民消費項目支出分布相對均勻,且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GDP3000美元的消費支出構成相比,有較大的相似性。最后,雖然和諧度的差距無明顯的發展趨勢,但就分析的期初、期末而言,2008年和諧度之差小于2000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國家收入分配政策的改善。

3.農村和諧度波動提高。我國農村居民2000-2008年間和諧度呈波動提高的趨勢。從消費支出構成來看,食品和諧度在0.8以上,處于較好的和諧狀態,食品支出在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中所占比重也最大。衣著和諧度在0.5左右,處于不和諧狀態,從各年的數據來看,我國農村衣著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不足6%,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GDP3000美元的衣著消費比重為9.68%,我國農村消費水平低、消費市場不完善是導致不和諧的主要原因。居住和諧度相對較高,但呈現降低趨勢,由2000年的0.87下降至2008年的0.78,隨著收入的增長,農民用于居住的支出增加,居住消費比重自2000年的15%升至2008年的18.5%,離標準的13.52%越來越遠。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和諧度在0.5左右,處于不和諧狀態,但從2004年之后和諧度在逐漸提高,一方面是因為農村消費的大多是中低檔耐用消費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啟動農村消費如家電下鄉等政策的效應逐步顯現。

農村居民醫療保健和諧度逐步降低,2008年下降至0.54,處于不和諧狀態。近年來,由于人口結構老化、人們保健意識增強,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消費支出比重持續上升,存在畸形擴大趨勢,已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交通通信和諧度有明顯的增加趨勢,2008年達到0.81,達到較好的和諧狀態,近年來,交通通信業發展較快,消費支出也逐漸增加,產業結構的發展正在逐步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呈現和諧的發展趨勢,2008年和諧度增加至0.7,農村教、娛支出增長較快,且大于標準值,一方面與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農民收入微薄,其消費支出的大部分用于教育。

4.城鎮和諧度呈現和諧―不和諧―和諧發展趨勢。我國城鎮居民2000-2008年間和諧度呈現和諧―不和諧―和諧發展趨勢。從各消費項目來看,食品消費和諧度最高,且呈增加趨勢,2008年為0.93,達到更高層次的和諧。衣著和諧度在[0.8,0.86]范圍內,處于較好的和諧狀態,與農村相比,城鎮居民用于衣著的消費支出所占比例較大,和諧度相對較高。居住和諧度在0.67左右,明顯低于農村,且城鎮居民居住支出比重低于標準值,這種現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城市的“炒房熱”哄抬房價有關。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和諧度高于農村,但呈逐步降低趨勢,說明該項目相關產品及服務的供給不能滿足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轉變。醫療保健和諧度在0.5左右,低于農村,處于不和諧狀態,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支出比重大于標準值,可以說旺盛的醫療保健消費需求與落后的醫療保健服務呈現不和諧狀態。交通通信和諧度在0.8左右,基本和諧,但呈現和諧―不和諧的發展趨勢,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交通通信消費支出增長較快,2008年遠高于標準值。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和諧度0.2左右,處于嚴重的不和諧狀態,近年來我國的教育規模迅速擴大,教育服務價格連年上升,使得家庭教育支出大幅增加,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

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和諧度評價分析

我國城鎮、農村2000-2008年間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雖然逐漸增加,但存在一定差距,本節對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構成進行結構差異的顯著性評價,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影響關系,并建立擴展線性支出模型分析城鎮、農村居民各消費項目的邊際消費傾向,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結構差異的顯著性評價

根據和諧度計算公式,和諧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與標準的選擇有關,因此文章運用χ檢驗分別對2008年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標準指標進行結構差異的顯著性評價。

首先,產業結構差異的顯著性評價。H0:2008年我國產業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的產業結構不存在明顯差異;H1:2008年我國產業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的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差異, 顯著性水平α=0.05,計算χ2統計量,查χ2分布表,χ2(0.05,2)=5.991>χ2=4.19,因此,接受H0。

其次,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消費結構的顯著性評價。H0:兩組比重數不存在明顯差異;H1:兩組比重數存在明顯差異,χ2=10.20

最后, 2008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消費結構的顯著性評價。H0:兩組比重數不存在明顯差異;H1:兩組比重數存在明顯差異,χ2=16.64>χ2(0.05,6)=12.592,因此,拒絕H0,接受H1。

在95%的置信概率下,即有95%的把握認為,2008年我國產業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的產業結構不存在顯著差異,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與人均GDP3000美元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消費結構不存在顯著差異,而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標準指標存在顯著差異。

(二)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了著重分析居民消費結構演進的特點,用恩格爾系數作為變量,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比重、第三產業比重作為變量,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相互作用是通過居民的收入水平傳導的,所以選取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中間傳導機制的替代變量。數據的時間長度為1990-2008年。

從結果來看,至少在90%置信水平下,第二產業變動是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原因,消費結構與農民人均收入之間互為因果關系,第二產業與農民人均收入間互為因果關系,第三產業是農民人均收入變動的原因;第二產業變動是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原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引起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原因,第三產業變動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變動的原因。即,第三產業變動通過城鄉居民收入進而影響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第二產業變動直接決定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

(三)擴展線性支出模型

通過2000-2008年我國農村、城鎮居民消費與可支配收入,構建擴展線性支出模型(見表2),基本通過檢驗,且擬合度較高,通過對比邊際消費傾向β發現:農村整體消費傾向大于城鎮,可能的解釋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城鎮居民隨著收入的增長,邊際消費傾向逐漸降低,而小于農村;城鄉居民食品邊際消費傾向都排在各自首位,這說明我國城鄉居民在收入增加后,考慮較多的還是提高飲食質量的問題,同時也說明了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還處于比較低級的階段;農村居民居住邊際傾向高于城鎮,這是因為農村居民普遍擁有土地,收入稍微增加,就會考慮建住房;在城鎮,排第三位的是教育文化娛樂,且高于農村,這是因為城鎮居民更加重視享受和發展型生活資料的支出,對于教育的重視和投資及娛樂的追求,特別是旅游等的愿望都要大于農村;由于大部分農村居民缺乏醫療保險,其醫療保健消費傾向要高于城鎮;在衣著的邊際消費傾向上,城鎮也高于農村,城鄉居民衣著消費觀念存在差距,大多數農民對衣著的要求普遍停留在穿暖階段,注重衣著的實用性,而城鎮居民則更注重衣著的款式、質地、品牌等較高層次的追求;在家庭設備、雜項商品方面,城鄉居民消費傾向比較相似,相對較低。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認為要促進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提升,提高和諧度,一方面,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千方百計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促進消費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進而調整生產結構,以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需要。

參考文獻:

1.黃麗馨.廣西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關聯的實證分析[J].改革與戰略,2000.4

2.馬鉑鈞.消費結構優化是衡量產業結構優化的標準[J].消費經濟,2003.6

3.王俊.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演進與產業結構轉換[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7

4.文啟湘,冉凈斐.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和諧性及其測度[J].中國工業經濟,2005.8

5.黃丹,席酉民.和諧管理理論基礎:和諧的詮釋[J].管理工程學報,2001.3

6.益陽市統計局.拓展消費空間 推進全面小康[EB/OL].hntj.省略/sxfx/yiyfx/200309030024.htm,2003.9

7.西蒙•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M].商務印書館,1985

8.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2009

作者簡介:

第8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論文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收入差距，消費需求

 

我國目前所呈現出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總體態勢，根源在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所造成的居民消費能力的制約，即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明顯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按照經濟學的理論，在正常條件下，消費需求數量變化首要的受制因素是收入水平。我國居民總體消費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經濟結構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整體收入水平低下造成的。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了較大的提高，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水平在不斷擴大（詳見圖1、圖2）。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

圖1 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狀況圖(1978—2009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

圖2 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1】圖(1978—2009年)

可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已經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鄉收入曲線都在迅速上升，但城鎮居民收入曲線上升的速度明顯快于農村居民收入曲線上升的速度。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大致經歷了一個縮小-擴大-縮小-擴大的演變過程，呈現出階段性的態勢。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4年，城鄉差距逐步縮小。這時期，隨著的推行和農產品收購價格幾次調整提高，農業生產有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農民收入有了較快較大的增加，其增長速度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經濟論文，城鄉差距在逐步縮小。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高達2.57，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57倍。1978年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到1983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1.82，是1978-1984年期間最小的一年。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這時期，我國改革的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較快。而在農村，由于聯產承包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量釋放完畢，再加之因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升幅度大于農產品帶來的農業貿易條件惡化、農業比較利益下降等因素的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導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很快越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1985-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趨于擴大，到1994年達到最高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2.86。

1995-1997年，城鄉收入差距短期內縮小。縮小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城鎮中下崗職工增加，他們的收入減少所致。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2.86，到1997年縮小到2.47。1995-1997年期間，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差距仍然偏大，且沒有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縮小的趨勢。

1998年至今，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1998年的自然災害和1999年城鎮職工的普遍加薪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繼續擴大趨勢的主要原因，且在這一時期由于教育、醫療、保障等各種福利方面的差距顯露出來，進一步拉大了城鄉間的收入差距。自1998年以來除了個別年份略有起伏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一路攀升，由1998年的2.51擴大到2001年的2.90，2007年更是上升到了3.33，為歷年之最，2009年仍保持在3.33。

二、二元經濟結構下城鄉居民的消費差異比較

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收入階層，也因此形成了城鄉兩種不同的消費階層和消費市場，從而造成城鄉居民在消費水平、消費結構、人均消費性支出等方面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1、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較

與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相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也經過了縮小、擴大，短暫的縮小后進一步擴大的過程。圖3表明，1978年，城鄉消費水平比【2】是2.9，1983、1984、1985年縮小到2.2經濟論文，1995年擴大到3.8，短暫的縮小后，1999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一直維持在3.6以上，2003年和2004年更是高達3.8。2009年，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為4021元，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為15025元，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相當于3.7個農民的消費水平。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相當于20世紀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水平，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比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大約落后15年左右。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

圖3 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比率圖(1978—2009年)

2、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比較

統計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還是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都呈現出逐步增加的趨勢。1990年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為585元，2008年增加到3661元，2008年比1990年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增加了3076元；1990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為1279元，2008年增加到11243元，2008年比1990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增加了9964元。與此同時，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支出差距在擴大。1985年城鎮消費支出是農村消費支出的2.3倍，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此后，城鄉之間的消費支出差距逐漸加大，到2008年城鄉之間的支出比高達3.6，即目前我國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相當于3.6個農民的消費支出。“三個農民抵一個市民”是當前農村低消費的真實寫照。

3、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比較

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差異較大。首先，城鎮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比農村居民相對比例小，并隨收入增加呈下降趨勢，即恩格爾系數下降，表明城鎮居民的消費已從以食品類消費為主的生存性消費加速向質量型消費過渡。其次，衣著、家庭設備用品等的支出，在城市基本趨于飽和，但因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未形成新的消費熱點，當城鎮居民消費向空調、攝像機、家用電腦等新一代高檔耐用消費品轉移的時候，農村居民的消費仍停留在以生存為主的消費水準上。再次，城鎮居民用于交通通訊、文化、娛樂教育等的支出有增長趨勢，城鎮居民將來的消費熱點將是住房、汽車、現代化的通訊設備及教育，但城市新消費熱點產品在農村的消費量還相當少，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的擁用量僅相當于城鎮居民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水平(見表1)。

表1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對比 單位：%

 

指標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7年

2009年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食品

58.80

54.25

58.62

50.09

49.13

39.44

43.08

36.29

41.0

36.5

衣著

7.77

13.36

6.85

13.55

5.75

10.01

6.00

10.42

5.8

10.5

居住

17.34

6.98

13.91

8.02

15.47

11.31

17.80

9.83

20.2

10.0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

5.29

10.14

5.23

7.44

4.52

7.49

4.63

6.02

5.1

6.4

醫療保健

3.25

2.01

3.24

3.11

5.24

6.36

6.52

6.99

7.2

7.0

交通通信

1.44

1.20

2.58

5.18

5.58

8.54

10.19

13.58

10.1

13.7

教育文化

娛樂服務

5.37

11.12

7.81

9.36

11.18

13.40

9.48

13.29

8.5

12.0

其他商品

及服務

0.74

0.94

1.76

3.25

3.14

3.44

2.30

3.58

第9篇：農村消費趨勢范文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現狀分析

農民的消費支出構成是衡量農民消費結構的重要指標。在通常情況下，研究農民的各項生活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重點包括食物消費支出、交通通訊支出、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和醫療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農民生活現代化的水平。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水平偏低，這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活動人口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1978—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有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與城市相比較，仍然較高，相應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個百分點。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低層次的食物、衣著消費支出在逐漸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個百分點，較高層次消費支出在逐年增長，如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分別增長了3.13、5.52、6.09個百分點。2001年以來，在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快速增長的同時，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而文教娛樂、交通通訊和醫療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態勢，其中正向變動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訊消費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文教娛樂、交通及通訊、醫療保健所占比重分別為45.5%、5.8%、14.5%、4.4%、11.6%、9.6%、6.6%、2.1%。這說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在逐漸優化，生活質量也繼續改善，已開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質量、注重健康等方向發展。

可見，農民消費結構在逐漸升級，向合理化的趨勢發展。合理的農民消費結構應當是同該地區物質生產發展水平，同消費品和服務的供給結構，以及同農民自然需求結構相適應的消費結構。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現存問題及其成因

（一）我國農民消費結構存在的問題

與城市居民相比較，農民收入水平偏低，而且與城市收入差距以及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有逐漸拉大的趨勢。農民消費現存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恩格爾系數偏高。農戶的生活消費可以分為食品、衣著、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費品支出以及對生活服務、文化服務等服務的消費。消費經濟學有關理論證明，農戶收入水平的增長與生活消費支出增長正相關。實踐證明，各種消費增長是不同步的。一般情況下，隨收入增加，需求彈性較大的消費品（如耐用品和文化娛樂消費品）增長較快，而需求彈性較小的消費品（如食品）增長相對較慢。1980-2005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有所降低。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由1980年的61.77%下降到2005年的45.5%，下降了16.27個百分點。下降速度出現了增快趨勢。這說明農村居民的生活狀況在逐步改善。但是城鄉居民的生活水準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1年以來，城鄉恩格爾系數之差仍在8.5%—9.5%之間徘徊。

農民高層次消費明顯低于城鎮。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農民衣著、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費品支出以及對生活服務、文化服務等服務的消費生活現代化程度低。即發展型消費品較少，生存型消費特點較為明顯。這種狀況將嚴重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導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偏高、消費層次低級的原因

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在一般情況下，農民收入狀況決定著消費規模、消費水平。我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導致農民消費規模、消費水平比較低。如果將農戶按收入五等分分組，也體現出高收入高消費的特征。在實際生活中，收入水平高的農戶增加享受型和發展型生活資料的可能性比較大。農民傳統消費觀念的存在。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是滯后的。滯后的消費觀念導致滯后的消費行為，即除了收入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之外，農村居民相對滯后的消費觀也是導致農民消費結構低級化的一個原因。

我國農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對策

基本理論認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重要環節。作為需求的一個因素，消費對于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作用與反作用。擴大內需的一個政策取向就是擴大農村消費市場。而對農村消費結構的認識與調整是擴大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路徑。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期，農民結構調整應該著重促使農民的潛在消費需求向現實市場需求的轉化和促進農民消費結構升級。

（一）促使潛在消費需求向現實市場需求的轉化

在觀念層次，要激勵廠商重視農民的潛在消費需求。廠商要把握農民的發展動態，在人口發展數量變化、結構變動的過程中尋求市場機會；在營銷過程中杜絕欺騙農村消費者的短期行為，對于每一個農村消費者要有誠信，以穩定現實的顧客群體，同時為吸引更多的潛在消費者變為現實的消費者創造條件。農村消費者也要樹立合理的消費觀念，尤其要減少滯后消費。這對于農村居民個人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有益處的。

在政策層面，要為農村消費創造良好的環境。政府和廠商要加強農村消費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消費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應放在鄉村集貿市場和商業網點以及信息體系建設。政府要加快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業務。加大對農村消費信貸的投入力度；圍繞農村經濟社會綜合發展的目標，積極辦理農業生產與經營所需的消費貸款，積極支持農民購買冰箱、彩電等中高檔耐用消費品，大力支持農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試辦助學貸款，積極發放農村建（購）房貸款，以支持農民改善居住條件；針對農村消費信貸風險較大的狀況，金融機構可以在貸款農戶中建立信用機制，對于較大額度的消費貸款，需完善抵押擔保手續。

（二）促進農民消費結構升級

鼓勵農民樹立現代消費觀。增加家庭設備用品的購置及服務消費，特別是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等耐用品的消費，以提升家庭生活的質量；增加交通費支出和通訊消費，以增強獲得信息和對外交往的能力；增加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以提升文化素質；增加醫療保健消費，以提高自身的身體素質和抵抗疾病風險能力。同時，要適當壓縮攀比性消費、減少超前消費、集中消費，同時，要減少規避性的住房消費，這是減少宅基地擴大對耕地占用增多的狀況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