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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引述不難看到,在見證人類歷史與文化的史料中,“文獻”是1種具有經典性、權威性和歷史價值的證據。具有文獻性的藝術作品同樣可以見證藝術發展的歷史,同時也可以見證人類認識自身的歷史。由此,以“文獻”來命名1個藝術展,便成了衡量藝術作品經典性、學術性和審美價值的尺度。世界著名的藝術文獻展是5年1度的“卡塞爾文獻展”,它與威尼斯雙年展和圣保羅雙年展并稱為世界最重要的3大當代藝術展。半個世紀以來,“卡塞爾文獻展”以“文獻”而享有美譽,它展示了當代藝術的發展,在世界范圍內激發了藝術家和策展人的熱情和理念,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了西方社會的政治和社會思潮。“文獻展”通常具有經典、學術、前沿等特性,其目的往往是本著回顧、研究歷史(包括剛剛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當代史),以面向未來,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因而文獻展這1展覽模式,既具備史學的意義,又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
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在商業浪潮的席卷下,從1個政治社會邁向了商業社會。這種始料不及的社會的轉型,使1向被政治意識所左右的中國人逐步轉向了商業意識。商業的沖擊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人的生存觀念,也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曾1向以清高為榮的藝術家們,現在也大都成了商業社會的順民。藝術不再如以往那樣崇高,被視為1種無價的純精神載體,而是降格為可以換錢的商品。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已形成1個無法抗拒的浪潮,幾乎所有成名的、未成名的藝術家都被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其中。如果說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藝術市場還只青睞那些已故的或未故的中國畫名家,那么,近兩年,中國當代藝術已經越來越多地受到市場的關注,這個轉向,表明中國當代藝術的商業價值已開始被市場所認可。于是,1些藝術家被市場看好,轉眼間成了商業社會的寵兒、投機者追逐的對象。而另1些藝術家由于市場的興起使作品有了出路,從而程度不同地改善了他們的生存境遇,也激活了他們的創作熱情,不能不說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說,市場的支持,是比任何其他的支持更為實惠、更為持久也更靠得住的支持,包括那些反對商業傾向的藝術家在內,市場的誘惑也在時時提醒他們不可放棄任何1個商業機會,在現代條件下,不與市場打交道的藝術家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問題只在于,能否對市場的誘導保持高度警惕,能否清醒地提防止自己游離學術軌道,落入市場的陷阱。
面對市場,不只藝術家,批評家也同樣經受著考驗。坦率講,批評家、策展人多是1些不懂經濟、缺少商業頭腦的文化理想主義者。910年代初,1些批評家曾熱衷于參與藝術市場的創建工作,但卻不切實際地急于把當代藝術推向市場,1廂情愿地將學術強加于市場,最終因為操作失控不得不放棄初衷。批評家與投資者常因相互求愛而結合,又因同床異夢而不歡而散。批評家在穩定市場秩序、給畫家以學術定位中起著重要作用,但他們對于多數在商業上得寵的藝術家卻不屑1顧。他們保持沉默也并非沒有道理,那就是這些藝術家的藝術太顧及公眾的趣味。由于批評家總是本能地關注那些獨辟蹊徑的和具有藝術史意義的藝術家,因而對于那些迎合公眾趣味的商業傾向(不管它在商業上取得多大成功)均不以為然。因為在他們來看,1個藝術家1旦為市場所趨,他所具有的開創意義也就不復存在。因為市場所需要的,就是不斷重復自己。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藝術行為都難以避開商業的浸染,但真正的藝術創造的原始趨動力卻是藝術家的內在需要而非市場需要,它絕對應該是非功利的。因此,就這個意義看,批評家永遠不會成為市場的同路人。批評家雖然也非常希望那些精神漂泊、生活處于流浪狀態的前衛藝術家能夠在經濟上得以改善,但是他們卻不愿目睹這些藝術家變成市場的獵獲對象。
藝術批評家和藝術策展人作為群體,應是學術的體現者。嚴格講,他們的學術活動本應與市場無關,為了保持學術的純正和獨立,他們必須警惕來自商業的侵蝕和政治的掌控。然而在中國,學術活動最大的難題是,還沒有基金會這樣不求回報、不干預學術的經濟后援。任何藝術投資,都要求以回報作為其前提。在這種情況下,策展人就不得不對1定程度的市場操作做出妥協。但這種妥協1定是有原則的妥協,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既定的,那就是要讓市場逐漸理解、適應和接受我們的學術判斷,以實現我們的學術目標。雖然這樣1些想法也還只是批評家的良好愿望,雖然我們的學術努力在市場中能發揮多大的作用還是1個未知數,雖然在今天,多數學術活動還仍然不得不拖著1個商業的尾巴,但批評家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學術使命,他們仍會繼續努力,直到真正影響市場。
【關鍵詞】李洱;女性知識分子;愛情;迷茫;孤寂
作為從80年代就開始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李洱秉承了先鋒文學的特質,對創作進行著不斷的探索。當中國許多新生代作家把創作目光集中在宏大的敘事結構上時,李洱卻把創作目光集中到了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里。
社會的不斷進步使得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現代社會讓女性真正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社會人,她們能夠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越來越多的女性渴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來不斷積累科學文化知識及實用技術,提高自身的社會適應能力,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從而在社會和生活中占據主動權。用知識武裝自己的女性更加開放地享受著自由、真實的生活,通過參與社會工作,獲得一種精神和人格的獨立。女性獲得了同男性一樣的工作空間,也承受著一樣的工作壓力,而家庭的壓力還同時存在,女性脆弱的內心開始難以承擔這樣的重荷,她們試圖逃避,可是時代的傾軋使得她們的靈魂異常的痛楚,難以撫平。女性被封塵已久的靈魂開始游走。新生代作家李洱對知識女性這一弱勢群體表現了一種博大的道德關懷,下面我們從《暗啞的聲音》和《朋友之妻》中窺探女性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情感生活困境。
一、迷霧中的紅玫瑰
在《朋友之妻》中描述了劉蓓在一天中經歷的心理變化,作為研究符號學的知識分子,她善于通過動作捕捉信息,由于和丈夫的通電話過程中她聽到了床板發出的咯吱聲,她懷疑丈夫出軌了。專業常識把生活分析得很透徹,她決定去上海證實自己的猜測,最后卻莫名地把機會讓給了丈夫的前妻,而促使她讓出機會的原因竟然只是丈夫的朋友對丈夫前妻的愛戀。在特殊的氛圍下她消解了自己的合法身份,向丈夫的前妻示好、懺悔,兩個曾共同分享一個男人的女人促膝長談,在過一程中劉蓓的知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片刻的利益共同體使氣氛變得如此融洽。最后劉蓓甚至認為即使丈夫和前妻發生關系也沒關系,因為那一定是最后一次了。當她決定主動把丈夫的前妻送到丈夫的身旁后,她懷疑自己上了丈夫的當了,因為“有知識的人”身份使劉蓓不能按照自己的內心想法去言說、行動,知識在這個時候成了禁錮她的枷鎖,使她如吞了黃連一樣暗暗叫苦。她仿佛被知識架上云霄一樣,懸浮于空中,身心都沒有了著落。不知道她是為了報復丈夫還是為身體找個寄存處,她竟然和丈夫的朋友發生了關系。整個過程沒有任何前兆,沒有任何語言和情感的交流,只是肉體的碰撞,是肉體和意識的分離,一切都在無聲狀態下開始也在無聲狀態下結束。第二天劉蓓逃也似得離開了,去繼續自己的生活,而那深深的厭惡感也會被日常生活所消釋。丈夫的真正目的一直是個迷,而劉蓓自己也在迷一樣的動機里進行了一次肉體出軌,對此作者沒有給出任何答案,只是流露出惆悵、迷茫和悲傷。張鈞曾說:“可以說眼下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是以喜劇的方式表現了悲劇,寫日常生活,實際上還隱含著一個基本的主題,即個人存在的真實性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存在的真實性受到了威脅,日常生活是個人、權力和歷史相交錯的最真實的地帶。”[1]
二、寂寞百合花的凋謝
平靜、和諧的家庭生活是每個女性孜孜追求的,但有時候恰恰是這份平靜使一部分女性對生活厭倦,她們渴望新鮮血液的注入來豐富那已經干涸的內心世界。《暗啞的聲音》中女主人公鄧林作為情感熱線的女主持人有著一份體面的工作,憑借那獨特的聲音她得到了聽眾的認可,她用“工作中的聲音”給聽眾排除情感困惑,給聽眾以心靈的慰藉,可她卻無法解決自己的情感問題,無法排解自己內心深處的孤寂,這份孤寂源于那個她不厭惡可也沒給她幸福的丈夫。懷揣對幸福虔誠的追求與向往,她開始了與孫良的。兩個原本陌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男女,帶著各自的目的,開始了一場與愛情無關的性游戲。一次次的出軌不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進行的心靈溝通,而僅僅是為了消除內心的懸浮感和靈魂的無歸宿感。知識已經不能給她們帶來充實和幸福感,工作中的肯定也不能帶給她們成就感。內心情感的細微懸浮使得她們拼命想尋求愛情這劑良藥來填充空虛的靈魂。可是“圍墻外的愛情”對于已婚人士猶如海市蜃樓,虛無縹緲的背后剩下的只是性,性在她們與他們之間不是愛情的升華而是寂寞生活的一劑強心針,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苦惱。建立在欺騙基礎上的婚外情就像一樣,片刻的鎮痛后是長久的痛苦。鄧林最后突然的哭泣是對嘗試失敗的宣判,也是對道德淪喪的反思和懺悔。她所追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就像一只追求幸福的小狗,孜孜不倦得追求長在尾巴上的幸福,結果只是原地打圈,使得自己身心疲憊卻徒勞無功。她們所做的一切既不能和別人傾訴也得不到別人的理解,即使是她們與情人之間也不能相互理解,連她們自己都無法理解自己,這注定了她們的悲劇人生和尷尬境遇。文本的用《暗啞的聲音》命名,用“暗啞”來修飾“聲音”這種帶有矛盾性的修辭體現了文本中充斥著種種糾纏在一起而又相互對立的矛盾。
單純的是與非已經不能用來衡量這些人的行為,他們在不同的場合帶著不同的面具,在尋求幸福、追求個性解放的路上游走在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作者對這些人被社會、被時代壓抑而做出的怪異行為,既沒有大肆渲染也沒有極力壓制,而只是帶著復雜的心態,懷著博大的寬容走進生活真實,走進人物內心,探索個人化的情感困境,與人物非常態的心理、錯位的倫理觀念進行零距離的接觸。評論家張檸曾這樣評價李洱的小說:“如果說海明威的小說有十分之三浮在海面,李洱的小說只有十分之一,其余的全趴在水底下,事實上我們讀到的只不過是些水底泛起的泡泡。”[2]
縱觀李洱的創作過程,我們發現他在知識分子日常生活這個相對狹小的空間里,挖掘出了大容量的創作空間。我們看到李洱一直在以自己的獨辟蹊徑的創作尋找著與眾不同的話語方式,并堅信“在困難中表達困難,在寫作中寫出寫不出來的,既是寫作的意義,也是寫作者的宿命”。⑶他運用獨特方式深刻的剖析了知識分子的困境,道出了知識分子的無能為力,消解了知識分子高雅的身份,再現了知識分子遍地狼藉的生活,使得知識分子這個神話世界在讀者面前倒塌。
參考文獻:
[1]張鈞:《小說的立場―新生代作家訪談錄》,廣西:廣西師范人學出版社,2002:423.
[2]張檸:《寫作的誡命與方法―當代新作家個案分析之二:李洱》,《作家》1998-6 10.
[3]李洱:《寫作困難與懷疑的時代》《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林建法徐連源主編,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31.
關鍵詞 苦難 成長 儀式感 品格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1在苦難中成長的主人公
人類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苦難的歷史,在各個不同時代,人類總是要經歷各種不同的苦難。作為作家,曹文軒兼有的學者身份讓他把自己的許多理念都實踐于創作中。“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兒童文學是讓兒童快樂的一種文學。我一開始就不贊成這種看法。快樂并不是一個人的最佳品質。并且,一味的快樂,會使一個人滑向輕浮與輕飄,失去應有的莊嚴與深刻。”因此,在曹文軒的小說中,成長路上的少年總是要歷經許多苦難。
《草房子》里的杜小康,本來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人家,可是突然的變故讓他的家庭急劇衰敗,欠下了一屁股債。這一段近乎殘酷的經歷讓杜小康得到了成長。
到《根鳥》中,這一在苦難中成長的故得更為完整。之前少年通過一次苦難走向成熟的經歷,在這里轉變為在多次苦難中排除萬難,抵達目的地。他一次次在他人的幫助下再上路,從而完成少年向成年的轉變。這種轉變首先在生理上,根鳥從一個單薄的少年變成了一個結實、眼神都透露冷峭之氣的英俊小伙,這是成長所給予他的。其次是心理上,根鳥逐漸對異性產生了朦朧的情感。無論是秋蔓還是金枝,曹文軒用優美的筆調展現了少年的情感問題,這反而更貼近少年成長的現實。最后是精神上,根鳥這一路,遭受了多次信念上的搖擺。他多次中斷行程,但總有人在適當的時候予以他指引,助他克服精神危機。這都使他得到磨礪與蛻變,從而脫離了童年的天真。
小說是由一個個單元組成的,這些單元也組成了小說的場面。在《根鳥》中,根鳥到達的每一個地方就是這一個又一個場面。少年以這些苦難為單元構建自己完整的成長體系,他們走出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在更廣闊的天地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曹文軒通過他對兒童成長中苦難的書寫,追尋到了他所認為的在苦難降臨之際那種有對抗力量的兒童的快樂。這種快樂對于兒童來說,才是更為永恒的。
2具有儀式感的成長模式嵌套
作為一個兒童文學的作家,曹文軒有他對于善與美的追求。他認為,“必須承認固有的人性遠非那么可愛與美麗”,所以我們更應該在文學中“高揚道義的旗幟,與其它精神形式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人性之惡,并不斷使人性得到改善。”而“美感的力量絕不亞于思想的力量”,基于這兩點,曹文軒在他的小說創作中總是把目光投向他理想的、想要營造的那個美的世界。從這點來說,他是一個帶有浪漫主義傾向的作家。
“當下中國,浪漫主義一脈的文字幾乎蕩然無存,而成長中的少年其天性就是傾向浪漫的。”并且“流浪是浪漫主義者的大情趣……浪漫主義者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加偏愛流浪。”這指向了曹文軒心底的一個念頭:少年的成長也應當在流浪中完成。早在16世紀中葉,流浪漢小說就已經成為了西班牙文學的重要一支。而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當中,也有許多作品塑造了這一人物形象。其中有一類“流浪是因為對現實狀況的不滿,而產生‘逃亡沖動’,企圖去尋覓美好的世界。”這種流浪像一種自我放逐,是出于自己對于未知的渴望而選擇的流浪。從現代心理學來說,少年成長的心理狀態也似乎可以為這一流浪模式做出一點說明。因為“成長是少年生命存在的本質狀態,成長是他們的內在生命渴求。少年兒童的心理動力,向著‘生長’的方向,而不是留戀于童年狀態,他們有內在的成長的渴望。”這種對于成長的渴望促使少年走出家門面對外面的世界,也是出于這種渴望,根鳥放逐了少年的自己,開始了他的流浪。
根鳥的流浪由菊坡開始。先是到達青塔,然后到達鬼谷。由于長久的禁錮,在終于逃離長腳等人控制之后的根鳥克制不住對家的思念再次回到菊坡。家中已經奄奄一息的父親嗔怪他半途而廢,于是根鳥半夜一把火燒了他的家,再次上路。父親的死亡與這一把火,象征著根鳥與家之間紐帶的最終斷裂。同時“父親的缺失,無論是死亡還是疏離,常常象征或伴隨著主人公家族信仰與價值判斷的空缺,并不可避免地導致主人公去尋求替代的父親或信條。”也是這樣,根鳥才能以尋找為目的重新上路。于是根鳥來到了米溪,這里的美好與安逸給了他類似家的感覺,以致他再次忘記前行的目的。還好不久他就驚醒,再次出發。曹文軒認為“流浪是人類史前的一種深刻記憶,一種固有的本能,一種培養已久的欲望,一種――借用榮格的一個概念說――‘集體無意識’。”中國人的觀念中早有“安土重遷”“落葉歸根”一說,家鄉早就深刻印于我們的意識中。在遭遇挫折之時,人們總懷念家的溫暖,渴望回到家的懷抱;在無依無靠之際,只有家是永遠可以停泊的港灣。所以,家在這與流浪成為了矛盾的對立雙方,流浪者一旦選擇了家,就代表著流浪的終止,反之,就必須克服離家的失落與不幸之感。而根鳥,就幾次在這二者代表著的穩定與漂泊,舒適與苦難間不斷搖擺。在這樣的搖擺與沖突中,故事本身也具有了更大的張力和更豐富的涵義。根鳥在這一流浪的過程中體悟到社會更加真實的一面,他歷經一路孤獨,最終顛覆了自己舊有的價值理念,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社會的青年人。
“作為一個專門的術語,儀式這個詞語出現于19世紀,其原意是指‘手段與目的并非直接相關的一套標準化行為’”儀式通常代表一種象征的體系,曹文軒這種流浪模式的儀式感,首先來源于流浪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在《根鳥》的序中,曹文軒說:“路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這里的路不僅指我們足跡遍布過的土地,更代表了少年的尋夢歷程和成長歷程。根鳥一路抵達,一路遇險,正象征著少年在成長的探索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困難與迷茫。他在戰勝自我的過程中最終也追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其次,這種儀式感還在于整個流浪過程所散發的神圣性。儀式往往與宗教緊密相關,同樣是在序中,曹文軒寫到:“用高雅、神圣的筆調去寫,使這本書能有一種近乎宗教經典的感召力。” 曹文軒喜歡給他小說的主人公設置“異境”,他認為“這種空間的一大標志就是它的孤立。它遠離人類社會,并且似乎在它以外也就不存在其他空間。”百合花峽谷顯然就是一個天堂般的所在,它是始終支持根鳥前進的動力與信念,也最終予以根鳥解脫和救贖。最后,這種儀式感還體現在這種流浪模式帶有的程序性。根鳥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在經歷各種關鍵事件以后,才得到生命的一次次升華。
3這種成長書寫的意義及一點追問
“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兒童作為民族的未來,什么樣的創作能給予他們感動和啟迪是曹文軒一直追尋的命題。“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處境,都一如以前”所以,“能感動他們的無非也還是那些東西――生離死別、游駐聚散、悲憫情懷、厄運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獨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脈脈溫馨和殷殷情愛……”“感動他們的,應是道義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這一切是永恒存在的。”基于這樣的觀點,曹文軒的少年成長小說更有他特殊的意義。
“現代人在痛苦面前缺乏先人們那樣的風度。我們將這種感覺傳到了孩子那里,使他們變得十分脆弱,并且極容易在痛苦面前畏縮不前。”所以曹文軒對苦難的描寫其實有助于兒童正視苦難,塑造他們堅韌的品格,畢竟兒童是我們民族未來之所在。除此,曹文軒還向我們形容了一個無夢的可怖世界。這也是在鼓勵成長中的少年,要不懼艱難,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與信念。
此外,曹文軒也有他自己的美學追求。他一直強調美一種可以感化人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小說中,我們隨時隨地也都能感受到美。《根鳥》中根鳥生活的菊坡首先就是一個風景秀美的地方,“青塔”、“鬼谷”、“米溪”、“鶯店”這些地點擁有詩意的名字。其次,出現在故事中的人也都富有人情美。無論是鼓勵根鳥前行的父親還是幫助過根鳥的板金先生,他們都能及時在根鳥需要的時候出現,讓根鳥在孤獨的旅程中感受到人性的溫情。因此,曹文軒執著于構建具有人情美感的文學世界,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法,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最后,這篇小說中的意象也極其美好。從開滿百合花的峽谷到誘惑根鳥的紅果,一切景物都有著懾人的美感。他一再強調審美在今天社會語境中的缺失,“美的力量絕對不亞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時過境遷都可能成為常識,而美卻是永恒的。曹文軒在追求美的同時,并沒有放棄對人性的探尋。可以說,他很好地游走在古典與現代之間,試圖通過古典的美與悲憫情懷,來喚醒人心中真摯的情感,從而對抗丑惡的現實。
但是,《根鳥》仍留給了我們一個還待解決的問題――在這一個夢想達成之后,下一步我們又將去往何方呢?小說中留給根鳥的無非是兩個結局,一是和秋蔓的父親一樣,在流浪之后最終選擇一處可以棲息的地方,由此繁衍,生生不息;一是繼續流浪,前往下一個未知的目的地。如果選擇了前者,那此前的流浪除了帶給一個少年成長以外別無他物,我們甚至可以下個結論,流浪是為了換一個地方棲息,那么這一命題就消解了流浪所能蘊含的更為崇高的意義。如果是后者,那么流浪的目的最終指向的是一個類似于“烏托邦”的無法抵達,流浪者將永遠在“出發”與“歸來”兩種感覺中搖擺不定,那么這會不會指向一種終極的虛無主義呢?“以田園為家園,是幾乎所有的浪漫主義流浪者的共同特征。浪漫主義者終于失去了對人類社會的耐心,并且徹底失望,認定在人類社會永不可能尋找到他們稱心如意的歸宿,于是對自然表現出了如癡如迷、如醉如狂的愛戀。與對現實采取冷視或不正經態度但畢竟還死盯著現實的現代主義相比,浪漫主義者又顯出了他們的軟弱,而與心和目皆正視現實、鍥而不舍地欲要改變現實的現實主義相比,浪漫主義者更顯出了他們的軟弱。”我當然不希望看到根鳥的最終歸宿只能指向虛幻,但是,這種執著對于家園的找尋,從反面來說,不也證實現實中對于理想家園的求而不得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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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作為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的大學語文,在高等教育中擁有獨特的育人功能。近年的相關文件與會議中,大學語文課程多次被強調,獲得廣泛關注。而對部分高校大學語文教學情況的調查顯現出大學語文教學仍存在諸多問題。大學語文需要改革與創新,可以從明確其文化素養教育的目的;按需調整,取諸教材之長,增加學生熟悉并關注的內容;開展文化專題教學模式,革新教學方法;開設人文通修課程,創設良好文化氛圍四個方面進行。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中傳統的人文素質綜合課程,大學語文所具有的獨特育人功能是其他課程所無法比擬的,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大學語文教學大綱》中指出的,“在全日制高校設置大學語文課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發揮語文學科的人文性和基礎性特點,適應當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日益交叉滲透的發展趨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具有全面素質的高質量人才。”大學語文自1978年由時任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和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先生倡導,并率先在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開設以來,取得了豐碩的教學成果,但作為一門發展中的關鍵課程,就大學語文在高校實際開設情況來說,存在著課程邊緣化、教學模式單一、教學方法陳舊等諸多問題,與課程設置的初衷和期望還有很大距離。
2006年9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明確提出:“高等學校要創造條件,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這就對高校大學語文課程設置提出了明確的要求。2006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開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希望高校結合實際,積極創造條件,重視加強大學語文課程改革和建設。其后,一些高校響應號召,將大學語文列為必修課。大學語文,又以矯健之英姿,重新嶄露頭角,受到了應有的關注。但是,關注是否轉化為行動?必修是否解決題?大學語文課程是否取得預期效果?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給予確定的回答。作為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大學語文教學團隊成員,筆者從實際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人手,展開調查,并試圖在對大學語文實際教學情況分析的基礎上,立足于教學實踐經驗,提出了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策略與方法。
一、大學語文教學情況調查與分析
出于對大學語文教學的整體關注,研究者對南京部分高校大學語文教學狀況展開了調查。本調查主要采用問卷發放與訪談兩種方法:共隨機發放調查問卷240份,回收218份,有效回收率為90.8%;并與7名大學語文教師、19位學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訪談。
1.大學語文地位
就大學語文課程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而言,被調查者中,喜歡大學語文課程的僅占26.6%,認同大學語文被設為必修課的學生占被調查學生總數的39.4% ,而認為大學語文課程對自己有幫助的學生比例則達到了67.5%。在其后的訪談中,作為有著12年教齡的高校大學語文教師A在提到大學語文課程教學時就感慨道:“大學語文課程幾經變化,必修變選修,選修變必修,學生卻是越來越淡漠,學習興趣和學習態度是一屆不如一屆!”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大學語文課程,但是對大學語文的學習興趣與學習熱情都處于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單純的將其設置為必修課程以此來要求大學生學習,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大學語文教材與師資
大學語文教材并無指定的材,調查中我們發現,高校使用教材不一,除了常見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編的《大學語文》;王步高主編,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學語文》等版本,還有一些學校自編的教材或不確定教材,由教師自主選擇教學內容。在對教材滿意度的調查中,對教材很不滿意的學生比例為5%,不是很滿意的占47.7%,一般滿意的為39.4%,非常滿意的為10.6%。在針對大學語文師資的訪談調查中,一些高校的大學語文課時縮減,大學語文課程處于一個邊緣的地位。大部分高校仍不會安排專職的大學語文教師,經常是由相關專業的專業課教師兼任,并且時常會安排剛工作的年輕教師來任課。如此無序的教材與師資,必然會給大學語文課程的實際教學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3.大學語文課堂教學現狀
在大學語文教學現狀的調查中,對大學語文授課現狀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學生比例為31.6%。在大學語文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上,高達82.5%的學生選擇了“需要改革”,而在加強教學改革最迫切的問題中選擇改革教學方法、創新教學模式的學生比例為55.1 %。某高校電子類專業學生,在談到大學語文教學時說:“我們需要的大學語文不是枯燥的高中語文教學的延續,也不是讀課件式的講解,我們期望大學語文的課堂是豐富、生動、吸引人的、有啟發的!”確實,在大學語文教學中,單一的教學模式與缺乏新意的教學方法容易讓學生產生疲憊感,以至于大學語文課堂上經常會出現老師講老師的,學生做和課程無關事情的情況。
盡管,在調查中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大學語文課程的重要性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認識,但是,顯示的種種結果都指向一個事實:大學語文教學仍然存在問題,情況不容樂觀!高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尤其是教學模式與教學方法的改革重要而迫切,大學語文教學依然任重而道遠!
二、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策略與方法
如何緊跟時代的步伐,切實進行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究與創新,讓作為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的大學語文在高等教育中充分發揮其獨特的人文素養教育優勢,是擺在大學語文教學與研究者面前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對癥方能下藥,筆者們聯系調查結果,從實際教學經驗人手,在對大學語文課程存在的問題進行闡述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的策略與方法。
1明確大學語文“文化素質教育”的教學目的,解決課程認識錯位的問題
大學語文究竟教什么?這是課程教學首先必須明確的。“語文”二字對于學生來說非常熟悉,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學一直在強調。大學語文是否只是過去語文學習的延續?是否還要繼續掌握字詞、分析文章、理解中心思想與藝術特點、背誦記憶相關段落?一直以來,對于大學語文教學目的的理解是莫衷一是、眾說紛紜。教師與學生都普遍存在認識錯位的問題,一般大學生尤其是理工類學生對于已持續多年的語文學習早己興味索然,對于枯燥的字詞句強調與中心思想及藝術特色分析早已疲憊不堪,而在教學中,時常會有教師將它變成學生口中的“高四”語文。如果只是在重復和延續,大學語文的存在似乎就沒有了意義。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先生所說,大學語文不能完全順著中學語文的路子來開,必須要有提升;也不宜講成一般文學鑒賞或者文化史那種類型的課。要做到讓大學語文立于必修課的“不敗”地位,就要把學生們在多年語文學習中被打消了的對語文的興趣重新建立起來,立足于培育學生的語文素養,讓學生對語文與中國文化有感性和系統的了解,學會欣賞文學與文化精品,不斷豐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養成高品位的閱讀和寫作習慣。
確實,通常理解下的語文學習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是提供語言交際工具,二是加強文化素養。如果大學語文依然只是重復強調語言交際工具的學習,無疑是不可行的。在現代功利文化大背景的沖擊下,在學生的心目中,英語、計算機的工具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大學語文;且專業的細分常常會使學生漠視大學語文的學習,不屑于花時間糾纏在看似與求職、就業無關的課程上。但是,文化素養的教育卻是沒有專業的,它強調文化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人綜合實力的表現。故而,課程教學伊始,作為教學主導者的教師與作為接受者和參與者的學生都應該明確大學語文課程“文化素養教育”的教學目的:通過文學經典的閱讀,接受審美熏陶,感受傳統文化底蘊,提升綜合文化素養。唯有如此,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教師革新大學語文傳統教學模式,讓大學語文以新的面貌重現于課堂。
2.按需調整,博采諸種教材之長,適當增加學生熟悉并關注的內容
當前的大學語文教材版本眾多,“1000種,這是我國目前關于‘大學語文’的專著數量。正在使用的大學語文教材在100種左右。”現有的這些大學語文教材,品種雖多,但良蕎不齊,有的甚至只是在其他版本上的重復。許多教材,更多的是以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來編選篇目,而不是從學生的實際需要出發,與中學語文教材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復,且在篇目的編排選取上也各有千秋、難以以一應全。以曾被推薦為“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影響較大的徐中玉、齊森華和王步高、丁帆主編的兩本教材為例,徐中玉主編的《大學語文》編排體例根據文章內容來歸類,按以民為本、心懷天下等主題分為十二個單元,選文增加了現當代文學作品及外國文學作品的分量,書末附有“中國文學史概述”“古代詩詞格律常識”等內容,考慮較為全面。但是,此版本對寫作知識的忽視是其不可回避的缺點,而且“編排方式值得商榷,因為每篇文章自有其內容主旨,但又未必只有一端的意義,必然會有交叉的現象。按時間順序編排的體例符合人們普遍的接受心理,脫離接受的基礎,不利于教師的授課和學生的學習。”王步高主編本按作品時代先后為順序,兼顧文體、專題知識,附錄部分內容豐富,可供學生選擇的面廣,集評、匯評等部分具有一定的理論水準和學術前沿性,但是缺乏外國文學作品部分,且有的部分比重不盡合理。
在教材選用上,過于依賴其一,不如按需調整,取眾之所長,適當增加學生熟悉與關注的內容。比如筆者在實際教學中,就采用王步高本的文學史發展脈絡,加以徐中玉的專題模式,在講授中唐詩時,以“登臨寄贈”為專題,串起相關的中唐作品,其中突出李賀的詩歌,同時為加強對李賀其人其作的理解,增加了對現代詩人洛夫的《與李賀共飲》的賞析。再如,在課程內容上加人通俗文學作品部分,引導學生正確理解其喜聞樂道的武俠與言情小說。在武俠小說部分重點探討武俠小說的源流、江湖文化、金庸小說中忠義愛情的展示等內容;在言情小說部分則側重愛情小說的發展脈絡、瓊瑤與中國古典文學、席娟的“冰淇淋”模式等的分析,讓學生普遍接觸閱讀的通俗文學作品更好的發揮其文學文化作用。
3.開展文化專題講授模式,革新傳統教學方法
講授模式的單一、方法的低效與缺乏新意是大學語文教學的大忌。長期以來,大學語文遵循傳統的“傳遞—接受”的教學理論、“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釋題、作者生平簡介、寫作背景、主要內容、字詞講解、主題與藝術特點一已成為大學語文課堂教學的固定范式,而講授法的運用更是貫穿課堂始終,PPT課件的運用時常會演變成讀課件式的講授。大學語文教學要改革,就要摒棄此種單一教學模式的運用,杜絕出現“老師一講到底,學生愛聽不聽”的局面。
在教學中,為聯系學生實際,筆者試圖開展文化專題的講授模式,在文學史脈絡映照之下,課程內容由一個個文化專題組成,每個專題中以經典篇目為主線,輔以豐富的文史資料、大時代背景下的作家生平軼事、歷來述評及淵源延續等內容,讓學生從文學、史學、美學等多方面去感受文學文化的魅力,使其對人生、對社會、對生活有更深切更正確的感悟,使課程教學在突出“文化素養教育”目的的同時,變得多彩多姿。在教學方法上,對最常用的“講授加課件”的方式進行改革,借鑒《百家講壇》視頻的動態模式,課程設計中截取視頻或自主設計,將枯燥的文學知識做成可感的動態圖文。同時,為將學生融人到課堂,增強其參與性,課程中采用課堂分組討論、辯論等方式,促動學生主動學習;并安排一定的課外延伸拓展題,給出一定的參考書目,促使學生去查閱、整理、分析資料,以論文、演講、情景展示等多種方式輸出自己的感受。這樣,一方面讓學生對文學文化的理解更為深刻,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在組織協作、資料查閱、論文撰寫、語言表達方面的能力,為以后的獨立研究及解決問題做好準備。如此,必然能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課堂參與意識的同時,鍛煉增強學生的綜合能力,將人文素質教育真正落到實處。
4.開設人文公選課程,創設良好校園人文氛圍,與大學語文教學形成良好互動
大學語文教學改革需要相關人文課程的支撐,需要良好校園人文氛圍的支持。在課程設置上,除大學語文課程外,還需要開設相關的一系列人文公選課程,如“社交禮儀”“文學名著鑒賞”“演講與口才”“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寫作”“民俗學”等,讓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進行選修,如此必然對大學語文教學起到極好的支持與延伸作用,加深學生對大學語文課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