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隨筆簡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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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培根隨筆簡介范文

關鍵詞：德育；文學；滲透

德育是以一定的社會要求，進行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教育，在一般的學校教育中，更主要的是指進行道德的教育。哲學家如羅爾斯、哈貝馬斯等持道德普遍主義者認為道德是不能依賴于文化而存在的，道德是人類的共享，存在于不同文化下的道德具有共性。的確如此。

（一）

那么，在中西方文化中，何謂“道”？何謂“德”呢？

“道”在中文中主要有三種意義。其本義是供人行走的路，如：

道，所行道也。（《說文》）一達謂之道。（《爾雅》）道坦坦。（《易?履》）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老子》五十三章） 道聽而途說。（《論語?陽貨》）

“道”后來引申為“道德、道義、正義”之義，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孫丑下》） 伐無道，誅暴秦。（《史記?陳涉世家》）

“道”還可指宇宙的本體及其規律，如：道而貳，則天不能禍。（《荀子?天論》） 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莊子?秋水》）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韓愈《師說》）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莊子?養生主》）

“德”主要指道德，品行之意，如：德，德行。（《篇海類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周禮?地官》注）德何如可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三國志?諸葛亮傳》）無德不貴，無能不官。（《荀子?王制》）

“道”“德”兩字如上文中各例所說，是單獨使用體現之義。在中國的典籍中，也有比鄰而用的。我國古代重要的哲學著作《道德經》（又名《老子》）中就有“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孔子在《論語?學而》中也說“志于道，據于德”，“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在中國文學中，“道德”兩字連用始于荀子《勸學篇》：“故學而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道德”兩字如今人所指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則始見于唐代韓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中的“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此處的“道德之歸”即指人們有共同的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

在西方文化中，關于道德教育的論述由來已久。道德（Morale 或Morality）一詞起源于拉丁文的Mores，意為風俗和習慣。道德和文化傳統有密切關系，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風俗習慣往往相去甚遠。在西方，Morality有單復數之分。復數的品德，在古希臘意為對 “節制、勇敢、智慧、公正”的追求。

西方第一個試圖研究和倡導道德的人是畢達哥拉斯。他認為，靈魂是不朽的東西，身體是靈魂的墳墓或囚籠，靈魂與肉體可以結合，也可以分離。人在世時，靈魂被束縛在身體里，人死后，靈魂輪回轉世為別的人或別的生物。為了使人死后超生、靈魂凈化，必須節欲清心，遵循一定的清規戒律。其理想的有道德的人是“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智者派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命題，針對當時流行的“神意觀”提出了質疑，強調人的作用。這標志著古希臘人開始從神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從“半人半神”的狀態轉向了“人”的狀態。

《理想國》雖是柏拉圖思想成熟時期的一部對話錄，但言語暢達生動，說理多用類比隱喻，在看似散漫的論題中主要論述了正義及其與幸福的關系。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指出，人的靈魂具有理性、意志和三個等級，相應地形成由金質做成的、通曉善的理念與治國術的哲學家或哲學王，其為智慧有道之人，是人類的統治者；由銀質做成的武士或軍人，其道德是勇敢，是國家的保衛者；由鐵質做成的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含平民），其道德是節制克己，職責是從事生產，供養前兩類人。

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的“德性論”中指出德性是一種決定我們的情感和行動的品質，德性是合乎正確理性的品質。他認為人是物質和精神的結合體，是復雜性、矛盾性和不純粹的，人的本性在于優于一般動物的理性。人既是理性動物，也是政治動物；所以人既有“理性智慧”，也有“實踐智慧”；在道德上表現為“知德”（使“人”成為“極完善的人”）與“行德”（使人成為“良好的公民”）。

英國十七世紀初期的杰出散文家，有“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之稱的弗蘭西斯?培根，在他那著名的《隨筆集》里發表了58篇文章，涉及國家、人生的各個方面。其中也有涉及到德育的文字，如第十三篇“談善與性善”。在此文中，培根認為“善”是造福于人類的意向（即一種道德修養），“善”是習慣使然，“性善”則是人的傾向。

（二）

培根特別強調習慣對行為的作用，而為了養成良好的習慣，德育的教育就顯得特別重要。他在三十九篇《談習慣與教育》中說：

人們的思想大多取決于自己的愿望，他們的言論取決于自己的學識和接受的見解，然而他們的行為依照的則是他們的習慣……毫無疑問，從幼年開始的好習慣是最完美的，我們把這叫做“教育”，因為教育其實就是一種早年開始的習慣……

如果說單獨的習慣勢力強大，那么聯合的習慣勢力就更加強大了。因為那里有榜樣教導，有同伴助長，有競爭加速，有榮耀激發，因此在這種地方，習慣勢力可算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

培根此處所指的能夠聯合培養“習慣勢力”的地方，無疑就是學校。學校是進行道德教育的理想場所，是形成道德共性的天然講壇。學生所生活于其中的學校的環境對學生的道德養成能起到其他的環境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杜威認為“環境的無意識的影響”其效果最為顯著的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語言習慣。第二，儀表。第三，美感和美的欣賞。不經思考的習慣，恰恰是我們在和別人日常的授受關系中形成的。[2]

學校教學中有不同的科目，各種科目其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不盡相同，但都程度不同地承擔著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的責任，都能夠進行德育的滲透。因為我們認識到“道德原理與其他力量一樣在相同的意義上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內在于社區生活和個體的足以對付工作的結構之中。根據這種信心行事的教師將發現一切學科、每一種教學方法、學校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孕育著道德可能性。”[3]

文學的定義可以有很多種。對此，著名英國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在他所著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一書的“導言”中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此處恕不贅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文學是人學。文學（一般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在英語專業有英美文學等）作為大學中的一門課程，其目的不僅僅是幫助學生提高其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更主要的是對學生進行德育的熏陶，如有人就認為“在教學目的上注入新內容――英美文學課也是德育課”[4]。張中載先生早在2003年就指出“當前的外語教育中， 功用主義的一面強調得多， 研討得多， 而人文主義的一面聲音微弱。”[5] 要改變這種現狀，作為外語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外國文學的教學自是責無旁貸。

（三）

中國文學自古就重視“文以載道”，西方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文學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收錄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公元前11世紀到前6世紀中）約五百余年的詩歌共305篇。如果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學從公元前11世紀算起，到現在則有3100多年的歷史了。繼《詩三百》后，中國文學有先秦散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無不彪炳文學史冊。中國文學盡管時代各異、文體有別，但在精神特質上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即人文精神，主要體現在鄉國情懷、親情主題和人生感悟等方面。

中國人歷來重視用文章記載、闡發道理或思想。姚亞平教授認為“‘修辭立其誠’這個命題是中國修辭傳統的靈魂所在”。[6] 在中國，“修辭”一詞最早見于《易? 乾?文言》，原文是“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業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對此，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他主編的《五經正義》中說：“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

西方文學從古希臘文學開始，迄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西方文學有三個源頭：古希臘文學，羅馬文學，早期基督教文學。古希臘文學中積極健康的思想、優美多姿的藝術形象和變化多樣的藝術經驗，為后來西方文學中豐富的道德內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形象生動雋永；埃斯庫羅斯、維吉爾、但丁，名垂久遠。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作品中蘊含了具有普世性質的德育因素，即或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一定的社會要求，對世人進行了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教育，即便到了今天，仍具有這方面的作用。

荷馬（約公元前八、九世紀）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被后世稱為“英雄史詩”，以簡潔鮮明的筆觸勾勒出了一系列為普通讀者所熟悉的英雄形象。貫穿這兩部史詩的共同思想是對人間現實生活的熱愛，對人類奮斗精神的肯定，對人生積極態度的強調。從兩部史詩中可以看出，在人與神的關系上，人絕不是神的奴隸，僅僅會依附于神，而是得靠自己的雙手去爭取榮譽、建立功業。史詩中的英雄們把現實寄托在現實和人間，在他們看來，生命、戰斗、勞動才是人活在世間最大的價值、最大的意義。

公元前五世紀是希臘悲劇的繁榮時期，涌現出大批的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是其中的佼佼者。“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戲劇藝術的荷馬”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這些作品風格各異：埃斯庫羅斯的悲壯、雄渾、自豪而又充滿信心，索福克勒斯的悲憤、迷惘而又上下求索，歐里庇得斯的悲痛、憎恨而又尋找出路；但它們也有共同之處：都以人與命運的斗爭為主題。在這些“命運悲劇”的背后，實際上反映的是人與外界環境、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反映了當時的人對世界的道德認知：盡管命運難以解釋、難以捉摸、難以抗拒，但埃斯庫羅斯強調了人的意志的作用，索福克勒斯強調了人對命運的反抗和堅強的意志，而歐里庇得斯則認為命運在人的本身，強調事在人為，強調命運靠自己掌握。

被恩格斯稱之為“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的但丁生活在13世紀后期和14世紀初期的意大利，是中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但丁的代表作是他苦心孤詣、歷時十四年之久所創作的《神曲》。《神曲》分為《地獄》《煉獄》和《天堂》三部，采用中世紀流行的夢幻文學的形式，描寫了一個詩人幻游地域、煉獄、天堂三界的故事。地獄分為九層，生前罪行愈大者愈在下層；煉獄也是九層（包括煉獄外的山腳和山頂上的樂園），犯有較輕罪過并且已經悔悟的人在其中的七層里懺悔；天堂分為九重，生前為善、德行佳被的人在這里享福，九重天境界莊嚴、光輝耀眼，充滿歡樂和仁愛，是但丁理想的天堂所在。但丁通過《神曲》，給人類指出了一條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具有濃郁的德育意蘊。對迷路、地獄、煉獄、天堂等的描寫，象征著人類經過迷惘和錯誤、經過苦難和考驗，最終走向光明與至善的歷程。《神曲》表面上以基督教神學世界觀為基礎，實際上讀者從書中也能讀出人文主義思想的內涵，如對蒙昧主義的反對，對文化知識的肯定，提倡追求真理，贊美人的才能與智慧等。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代表是莎士比亞，他的很多作品至今依然深入人心，人們耳熟能詳的四大悲劇，優秀喜劇，厚重的歷史劇，還有他那睿智的十四行詩。他的創作反映了英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風俗和習慣。莎士比亞早期的喜劇，正面宣揚了人文主義的生活理想，如個性解放、愛情自由等，力圖幫助人們擺脫宗教禁欲主義和封建倫理道德的束縛。

杰出的作家、杰出的作品，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文學教學中能有意識地進行德育的滲透。

近些年來，由于社會上對實用性課程的偏重，對于某些復合型專業的偏好，文學課的教學狀況令人憂心。究其因，功利之心、實用主義固然難托干系，然而，文學課教學過程中德育滲透不夠也難辭其咎。事實上，文學課教學很能體現三種價值：“一種是文化的價值，一種是知識的價值，還有一種是訓練的價值。” “這些價值只是從三個方面對社會進行解釋。只有在它能表現社會生活背景中的材料的明確形象和概念的范圍內，知識才是真實的或具有教育意義。只有當它體現了知識對個體自己的能力的反應，從而使他得以出于社會的目的考慮而控制自己的能力時，訓練才的確具有教育意義。假如文化真正富有教育意義而不是表面的裝飾或虛假的粉飾，它就象征著知識和訓練的有機結合。它標志著個體的人生觀的社會化。”[7] 文學教學中德育滲透的理據也就在此。

參考文獻：

[1] 培根.培根隨筆[M].蒲隆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170-171.

[2] 杜威.教育是社會的職能[A].道德教育原理[C].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38-39.

[3] 杜威.教育中的道德原理[A].道德教育原理[C].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29-30.

[4] 杜維平.論高校英美文學教學和跨世紀的人才培養[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5）：75-76

[5] 張中載.外語教育中的功用主義和人文主義[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3（6）：453-457

[6] 姚亞平.當代中國修辭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