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有耕田者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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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宋人有耕田者范文

1、韓非子寓言故事。

2、原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出自《韓非子?五蠹》

3、譯文。

4、宋國有個農民，他的田地中有一截樹樁。一天，一只跑得飛快的野兔撞在了樹樁上，扭斷了脖子死了。于是，農民便放下他的農具日日夜夜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能再得到一只兔子。然而野兔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而他自己也被后人所恥笑。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宋人有耕田者范文

領導的理想很豐滿，然而現實往往很骨感。怕上火，喝王老吉還是加多寶？半年之前，大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王老吉，可是現如今，除了廣東省試問還有多少人會堅持王老吉？新浪網針對18萬人的大調查數據顯示，63%的人怕上火喝加多寶，61%的人認為廣藥經營不好王老吉。就算你想喝王老吉，試問列位看官，在你家附近的超市、餐館，能隨時買到王老吉嗎？

筆者曾在5月底撰文《看加多寶活用36計PK廣藥》，指出加多寶通過活用36計中“偷梁換柱、暗渡陳倉、遠交近攻、釜底抽薪、反客為主”這些計策，成功獲得消費者支持。近半年來，加多寶與廣藥之間的戰斗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面對曠日持久的涼茶之爭，筆者如骨硬在喉，不吐不快。廣藥雖然贏得了“王老吉”商標，然而其近半年來的市場表現卻已儼然輸給加多寶，堪稱扶不起的阿斗！現列舉其幾大病癥，與列位看官交流。

1、夜郎自大。《史記西南夷列傳》：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廣藥集團自恃國企背景，全然不把加多寶放在眼里，先是野蠻地要收回商標使用權，以為贏了官司就萬事大吉，就能穩坐加多寶打下的江山。然后是搞什么大健康產業，欲掏空王老吉品牌資產，除了現有的紅罐、綠盒涼茶，還要搞綠豆爽和固元粥健康食品，未來甚至會出現王老吉牌化妝品和運動器械。面對強敵加多寶，廣藥如此輕敵，且不顧王老吉之去火涼茶定位，貿然品牌延伸，似已埋下隱患之火種。看楚漢相爭、官渡之戰、國共爭雄，無不是驕兵必敗。

2、蕭規曹隨。《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加多寶時代，王老吉的廣告為“怕上火喝王老吉”；及至廣藥接盤王老吉，加多寶輸掉官司，果斷啟用新廣告語“怕上火，現在喝加多寶！還是原來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進行狂轟濫炸，而廣藥所用的廣告語仍為“怕上火喝王老吉”，全不懂時移世易、與時俱進之理，以致錯失良機，使一部分消費者面對兩個雷同的廣告發生思維錯亂難以抉擇，最終在加多寶強大的攻勢面前倒戈。

3、守株待兔。《韓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加多寶在涼茶大戰中市場反應及其迅速，在官司之初即確定了“去王老吉化”的策略思路，圍繞這一核心策略，先是在包裝上做文章，在紅罐盒子的一面印上加多寶三個大字，其次打出“正宗牌”——“怕上火喝正宗涼茶”，在受到一定的質疑后又果斷打出“改名牌”——“全國銷量領先的紅罐涼茶改名加多寶”。奧運期間“紅動倫敦”的互動小游戲吸引了許多人參與，如今再接再厲斥資6000萬贊助《中國好聲音》節目，“加多寶”三個字對于許多消費者而言也再不發生。

面對加多寶的種種舉措，廣藥靜觀其變，不僅反應遲緩，而且毫無應對之策，多次錯失反攻的絕佳良機，從而其涼茶市場也不斷被加多寶蠶食。

加多寶開始啟用的廣告語“怕上火喝正宗涼茶”有致命的問題，一者“正宗”二字難有明確的標準，二者就算講“正宗”起碼王老吉比后來者加多寶正宗，廣藥未能予以針對性打擊，實為加多寶之幸。而現在加多寶在全國電視、報紙、網絡、戶外媒體大肆投放的廣告，直接將廣藥王老吉置于死地，且看：“怕上火，現在喝加多寶！”（雖然原來一直喝王老吉，現在開始喝加多寶，為什么呢？）“全國銷量領先的紅罐涼茶改名加多寶”（因為王老吉改名了！哦，原來如此）“還是原來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哦，只是名字改了，配方和味道都沒變）。加多寶的這個廣告同樣有致命的問題，“改名”之說實為一家之言自說自話，且市場上王老吉商標的涼茶仍在合法公開銷售，從未改名，但廣藥顯然沒有抓住又一次的反擊機會。非但沒有反擊，就連廣告聲勢也遠遠不及加多寶。現在在央視和多個地方電視臺，加多寶廣告此起彼伏，甚至在有的電視臺，王老吉紅罐的廣告剛一出現，加多寶緊接著就來個紅罐改名的廣告，咄咄逼人，爭鋒相對，王老吉明顯處于下風！

難道加多寶不知“改名廣告”所存在的法律漏洞？非也。正所謂兵不厭詐，而且當謊言說了100次就可能成為真理。加多寶的“改名廣告”也只是其階段策略，待到大部分消費者都認為王老吉改名為加多寶了，而廣藥又通過打官司證明王老吉沒有改名之時，加多寶再也不會用改名廣告了，而大部分消費者怕上火也不喝王老吉了，到那時廣藥只不過是又多贏了一場官司而已。

加多寶與廣藥圍繞涼茶的爭斗，一個是游擊戰、運動戰，一個是教條戰、本本戰。加多寶在不停地廣藥的底線，不斷地進攻，而廣藥守株待兔錯失多次反擊良機。

4、不預則廢。《禮記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自古交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商場如戰場，概莫能外。怕上火喝王老吉？去哪里喝呢？現實是，在很多消費者身邊的超市、餐館里，看不到、買不到王老吉。雖然廣藥一直對外宣稱已經與多家食品生產企業、原料和包材供應企業簽訂生產合作協議，然而其產能究竟何時才能跟上市場需求？這就好比十年前健力寶推出子品牌“第五季”，不惜3100萬元投得2002世界杯“央視標王”，名噪一時，然而當消費者滿心歡喜地走進超市時卻買不到第五季，康師傅、統一的產品已牢牢占據終端。

第3篇：宋人有耕田者范文

這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為人類提供了多元多樣的生業選擇，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經濟形態。本區大致可再分為幾個亞自然地理單元(亞生態區域):西拉木倫河中下游沖積平原(科爾沁沙地)，大興安嶺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與遼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區南部的黃土苔塬、丘陵谷地等。這些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氣候又有明顯的差異，區域內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也各有所別。現今的科爾沁沙地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擴張與收縮和農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區以牧業為主，其間斑點狀分布著一些農耕區。七老圖山脈以東、努魯爾虎山以北、大興安嶺山前山地和西拉木倫河以南地區廣布著黃土地貌。黃土可耕作性強，在適宜的氣候條件下，適合旱作農業。燕北西遼河地區的黃土地貌以黃土丘陵、臺地為主，黃土地貌起伏和緩。這樣的地貌比黃土高原更適宜發展旱作農業，這也是該地歷史上農業出現多次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農區，以山地旱作農業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種雜糧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灘種植水稻、小麥等。現今的燕北西遼河地區為典型農牧交錯區，大體說來，北部西北部草場與牧業占較大比重，而南部和東南部耕地較多，農業占主導地位。其中，有許多地區農牧相間，或同一地區兼營農牧業。

從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遼河地區位于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以及后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必然受到三種文化的影響，經濟形態兼具農耕、漁獵、游牧是自然而然的。遠自史前時代，東北地區就以漁獵文化著稱，由于地理上的近緣關系，這種漁獵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響到周圍地區，特別是漁獵資源較為豐富的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樣的原因，這些文化北上西遼河流域，影響和推動著燕北地區農業的發展。考古研究發現，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深刻變化，來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蘇秉琦與郭大順先生均有論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農業，明顯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乃是后岡二期文化與當地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繼承者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系統的因素組合融匯而成［。稍晚時期，西部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文化興起后，逐漸向東擴及西遼河流域，使這里進入農牧交互演替或農牧并重的時代。可見，正是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遼河地區容易受到周緣經濟文化的影響，并與其自身環境特征相結合，形成了“混合”經濟形態。從生態文化學角度看，混合經濟形態是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適應，在各種經濟活動比例適當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可減輕對某類自然要素的壓力，從而緩解人類生存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從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約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燕北西遼河地區的經濟形態兼有采集、漁獵、原始農業，以及處于早期階段的家畜飼養業，盡管其比重也有變動，但多樣性始終為這一階段經濟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對均衡的多樣化經濟形態沒有對當地環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擾動，沒有發生后來那種因大幅度農業開發而導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發展的基礎才得以保持，從而出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歷時很長的史前文化發展高峰。

從長時段來看，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演變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它的易變性或不穩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發達的農業，但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距今約3000～2300年)，本區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畜牧比重明顯增大。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創造者即文獻記載中的山戎。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武器及牛羊骨骼、馬具和馬車等，說明該文化存在著相當比重的畜牧經濟。《史記•匈奴列傳》載:“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蠻，隨畜牧而遷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這反映了山戎以畜養馬、牛、羊為主，其活動有一定的流動性。自山戎至遼代以前，游牧業一直是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導生業。遼金兩朝，農業又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過，有學者研究發現，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的核心區域經歷了數次變動，遼初來自中原與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遼上京為核心的地區從事農業開墾，并形成遼王朝的經濟中心。這一經濟中心地位維持了近100年，至遼中期有10余萬農業人口從遼上京地區遷往遼中京地區，并推動著經濟中心與農業開發的核心區遷移到這里。遼中京農業開發核心區的地位維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興中府轉移。遼金以后，本區農業再度衰落。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是蒙古族，他們從事游牧活動，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其棲居地被稱為蒙地)。自明末清初，內地漢人開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墾殖，逐漸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到20世紀初，燕北西遼河地區成為一個典型的農牧并存、農牧交錯分布的地區①。對于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演變的上述特征，可以從氣候變遷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會政治因素等幾個方面給出解釋。綜合學界已有研究結論，總體上看，燕北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為全新世氣候宜人期①，此間該地溫濕度和水熱條件較好，適合采集漁獵和原始農業。據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區距今8000～3500年間為全新世大暖期，從植被帶變化與水熱因子的關系推測，與現今相比，當時年均氣溫高2℃，1月氣溫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間的氣候發生了幾次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對人類生產活動造成了很大影響，并直接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變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區發生一次降溫事件。這次降溫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了很大壓力，迫使其加大農業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強降溫事件，自此本區氣候明顯轉向溫干，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遼西氣候明顯干涼。氣候變遷對應著紅山文化的消失，說明兩者是有關連的。距今約4000～3000年間，西遼河流域為暖濕氣候。以此為前提，加之技術的進步和來自南部農耕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出現了史前農業的第一次繁榮。

距今約3000年前后，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降溫期，氣候日趨干冷，溫性森林減少，草原面積擴大。距今3000年后本區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此段孢粉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優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干。距今2800年以來，本區氣候整體上處于大暖期后的波動降溫階段，降水量較前期減少。氣候干冷使得西遼河地區的水熱條件愈來愈不適合農業，這導致人們在經濟上日益增加對干冷的草原環境有一定適應力的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依賴。這樣，從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開始，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以畜牧業為主的時期。從距今約3000年至10世紀之前，我國的氣候(主要指溫濕度)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在燕北地區表現得更明顯。從匈奴稱雄北方廣袤草原的秦漢時期開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均以狩獵、游牧為主要生業，從事游牧經濟，同時兼具少量農業。根據文獻記載③，綜合學界已有研究，我們大致可把遼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氣候等自然環境狀況概括如下:遼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紀)氣候較溫暖濕潤，水系較發達，植被較好。《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和《遼史》等歷史文獻提供了不少信息。這在公元10世紀使遼的胡嶠所記中也有所反映。遼代后期(主要在11世紀)以后氣候轉向冷干，11世紀宋人使遼對此多有記載，宋人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多處提及遼地的寒冷氣候和沙地景觀。遼代前期，以暖濕氣候為前提，加之遼王朝統治者的積極推動，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農業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區的氣候以低溫干燥著稱，元明兩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農業基本不見。到了清代，伴隨大量漢族移民的到來和蒙墾運動，西遼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農業發展的高峰。由上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史前及歷史時期經濟形態的變動多以氣候變遷為背景，這說明經濟形態的演變與氣候變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西遼河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帶，其生態系統很容易因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或人為因素的擾動而發生劇烈變化，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進而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很大影響。西遼河地區的生態脆弱性體現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爾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很典型。科爾沁沙地屬沙質土壤，腐殖質少、黏土含量較低，容易發生風蝕，干旱氣候條件下尤為明顯。史前和歷史時期，科爾沁沙地曾有過多次擴張。伴隨著沙地的擴張和收縮，其經濟形態也經歷了農耕和游牧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赤峰南部和東南部黃土丘陵地帶的土壤非常脆弱。黃土土質疏松，濕陷性強，遇水后易溶蝕。這一地區植被稀疏，易發干旱、多風，加上過度耕作，都易導致水土流失。西遼河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變率大，風沙天氣多，蒸發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這易導致地表徑流和地下水儲量減少，進而加劇水資源的匱乏。西遼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屬沙質土壤，植被根系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極易發生退化。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抗干擾能力較差，每遇重大氣候變遷，其經濟形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動。除了氣候、自然環境變遷外，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動與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意識和政策選擇也有關聯。以歷史時期為例，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至遼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等，這些民族向來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據有西遼河流域之后，自然會將其傳統的經濟文化擴及這里。遼代雖然農業經濟也很發達，但其農業主要由漢人、渤海國人經營，遼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業。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們在這一地區長期從事游牧經濟。統治者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生業方式的結構與類型，遼清兩代就是典型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西遼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于王朝的政策選擇。

通過對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特征、歷史演變及其成因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一般而言，環境決定生業，有什么樣的自然富源，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業結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會尤其如此。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漁獵資源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漁獵經濟在西遼河流域長期居有重要地位，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生業。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燕北西遼河很多地區是一個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動物活躍的地方，歷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遼澤”等稱謂，反映了這里植被和水系的發達。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其漁獵經濟才經久不衰。西遼河流域擁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黃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與緩坡、河谷與河漫灘等，在適當和適宜的氣候條件下，也適合發展旱作農業。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這里就興起了旱作農業，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遼河流域很多地區，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點狀的疏林草原、灌叢草原及山林草原等，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都曾成為北方民族從事游牧經濟的樂園。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從而造就了當地史前和歷史時期多元“混合”的經濟形態特征。

經濟形態因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這也是環境決定生業的重要表現。由于燕北西遼河地區屬草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不穩定性或易變性，這使得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時期可能較中原黃河流域更突出，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壓力也更大，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類不斷調整其生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本地旱作農業的起源可能就是這樣的機理。趙志軍認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過渡性與脆弱性兩大特點，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的趨向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人們將食物種類的選擇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因素影響下，人類開始把目光轉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來不適宜食用但卻大量分布的動植物種類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對脆弱多變的環境有較強適應能力、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這兩種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們首選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學為此提供了不少證據。進入全新世以后，本區氣候波動劇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遼河地區曾發生過兩次強降溫事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景觀帶南移到燕山－努魯爾虎山一線。這樣大幅度的降溫，肯定對這個地區古人類的生業模式產生過重大影響，迫使人類拓展生業途徑。

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我們也看到，人類在自然面前能夠選擇。一個特定的生態區域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給人類提供發展多種生業方式、經濟類型的可能，人類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進行選擇。比如遼金時期和清代，出于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和解決社會問題等諸方面的考慮，遼王朝和清朝的統治者在發展牧業的同時，做出了鼓勵和促進農業的政策決定，由此出現了本區歷史時期的兩次農業發展高峰。除了因社會緣由做出的選擇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選擇，即環境壓力下的選擇。以紅山文化為例，距今5500年左右，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降溫干旱事件，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依靠技術積累和生產進步，做出了加大農業比重的選擇，將紅山文化的農業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因此，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取決于自然和社會兩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環境決定生業模式，經濟形態隨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另一方面，人類對經濟活動能夠主動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著經濟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向。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會，自然環境對生業模式的影響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會，經濟形態更多地決定于人文和社會因素。紅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區采集、漁獵、原始農業并存的經濟形態，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資源的稟賦特征;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遼金及其以后，經濟形態的結構更多地取決于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每當北方草原民族成為該地區的主體居民時，游牧經濟往往居主導地位，而當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及農耕文化北上之時，本區的農耕成分則明顯上升。人類的生產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與人類對經濟形態的選擇及經濟活動的強度有很大關系。順應自然環境特點的選擇能夠減輕和降低人類對自然的干擾與破壞，違背自然規律的選擇會導致環境退化，削弱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燕北西遼河地區屬生態脆弱帶，其經濟活動方式的選擇尤須慎重，這是有歷史教訓的。一般而言，相對于采集、漁獵和游牧經濟，農業對自然的干擾強度更大，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也更嚴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農業墾殖，這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遼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農業相當發達，無論農業生產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種類、發現的粟黍等作物遺存和儲藏糧食的窖穴、耕作面積、遺址密度和數量、人口規模等方面，都反映出這是一支以發達農業為基礎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區，其村落密度甚至超過了現代。過渡的農業墾殖以及由此導致的環境惡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遼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農業開發，同樣加重了環境的壓力，遼晚期和金代，其生態環境出現惡化趨勢。經過元明兩代的恢復，至明末清初，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自然環境重現生機。清代民國時期，來自內地的民眾在西遼河地區進行農業墾殖，將大片草場和荒地辟為農田;為建造房屋、燒飯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被，進而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或生活環境，造成水土侵蝕和沙漠化加重，導致風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增多，這一切反過來又危及當地農牧經濟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形成了惡性循環。清代以來燕北蒙地農業多為粗放式生產方式，具有短期掠奪性特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尤為嚴重。在漢人影響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實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導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轉營農業，并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自然環境的載荷。明清以來，我國的氣候迎來一個新的干冷期，這種干冷變化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是比較明顯的。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疊加了人類不合理的、過度的農業開發，結果導致這一地區內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