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碳排放管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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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經過多年發展,碳交易市場漸趨成熟,參與國地理范圍不斷擴展、市場結構向多層次深化和財務復雜度也不可同日而語。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預測,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2012年間,市場規模每年可達600億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未來20年中國對能源的需求量將增加一倍以上,越來越多的依賴從非洲、中東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原油進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顯示,目前中國提供的二氧化碳減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場的1/3左右,預計到2012年,中國將占聯合國發放全部排放指標的41%。

而現實中,碳交易市場建設的滯后已經使中國喪失了在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權和主動權。雖然有專家預測,到2012年,全球的碳交易總額將高達1500億美元,超過石油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中國有望在其中占據3成以上的份額,但有關數據顯示,中國碳交易的價格每噸要比印度少2～3歐元,更不及歐洲二級市場價格的一半。

近日,中國74個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正面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的“特別審查”。這意味著,這些來自中國的CDM項目將被區別對待,面臨比正常審批流程更復雜的審查程序。事實上,這已是近幾個月來,中國的CDM項目在EB第二次受阻。就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夕,10個已經進入有條件注冊狀態的中國風電CDM項目被EB拒絕通過。

展望碳交易的美好未來,在眾多外部不利因素的沖擊作用下,中國碳交易前景何去何從還是未知數。有專家分解,“碳交易”之所以能夠融入金融經濟生產交換領域,其根本屬性在于,把一直游離在資產負債表外的氣候因素重新納入企業考慮因素,并改變了其收支結構。而其市場的存在又為碳資產的定價和流通創造了條件。

因此我們不能否認,“碳交易”是利用市場機制引領低碳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正是這其中的一份子,如何發掘適合國情的碳交易之路,是擺在中國環保產業面前的一大難題。

第2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關鍵詞]綠色就業；動力機制；約束機制；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5 ― 0108 ― 02

十三五規劃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步入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實施低碳化改造成為產業轉型與升級的重要趨勢，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融合成為可能，經濟發展趨勢與經濟新常態的雙重作用使就業綠色轉型成為就業的戰略選擇。

一、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基本動力機制

低碳經濟實質是謀求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安全為一體的經濟模式，經濟新常態為就業戰略轉型創造時間窗口，實現低碳經濟模式下的就業模式“綠”化成為協調經濟結構調整與生態安全的戰略選擇。

綠色就業戰略轉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要求。隨著中國逐步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支持社會經濟發展的環境承載力已經無法滿足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環境零價值形成的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降低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凈福利，根據世界銀行的結論，1997年的環境惡化使中國每年付出600多億美元的代價，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8%〔1〕，為此，中國確立了2020年低碳經濟的發展目標：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40%-60%，單位GDP的CO2排放降低50%左右。降低宏觀經濟發展成本，與就業是民生之本的話語結合，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需要植入環境與就業兩個重要的發展要素，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將社會勞動力與環境進行結合，逐步實現就業的綠色轉型不僅可以解決就業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修復與維護就業與環境之間的平衡，而且為正處于倒“U”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爬坡階段〔2〕的社會發展尋找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綠色就業戰略轉型是就業質量提升的內在動力。隨著技術進步提高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速度，造成了低就業率的經濟增長；同時，中國就業人口長期存在的供大于求的失衡狀態形成了依靠勞動力的低成本配置培育了人口紅利和經濟的發展，而勞動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提升其發展地位，就業質量包含的就業性質、就業條件、就業環境、社會保險和勞動關系，與現實的“強資本、弱勞動”產生了沖突，根據統計，截至2014年底，全國累計報告職業病86萬902例。其中2010-2014年，每年報告職業病病例均超過2萬6000例，塵肺病占總報告病例的87% ～ 90%，苯、鉛及其化合物和砷及其化合物為每年引起慢性職業中毒事故最多的化學物質〔3〕；同時，勞動者報酬增長落后于經濟增長、勞動者人均報酬增長落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企業與勞動者分配關系不協調、勞動收入負擔的增長快于勞動報酬的增長〔4〕，綠色就業戰略轉型可以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實現，解決就業總量的增加和就業質量的提升雙重任務，使關系到中國長期面臨的不斷擴大就業規模與提高就業質量問題得到解決。

綠色就業戰略轉型是迎接危機挑戰的外在動力。2015年全年GDP增長6.9%，城鎮新增就業1312萬人，同比減少1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4.05%，就業人員7.75億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04億人。部分老工業基地、資源型省份、重點群體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非全日制、短期、兼職、待崗等就業方式增多，就業質量有所下降〔5〕。根據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環境研究所課題組對林業、電力行業、鋼鐵行業等與氣候變化密切相關的重點部門的測算表明，2005-2020年間，中國主要行業實施低碳發展，至少可創造3000多萬個直接與間接的綠色就業崗位；僅2020年中國將至少提供450萬的綠色就業機會，而隨后幾年將提供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同時，根據《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顯示，2014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為29.5%，第三產業就業比例為40.6%，勞動力的產業分布的調整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實行綠色就業戰略轉型將創造就業機會，包括研究開發、環境管理、生態服務、科普教育等相關的服務業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有力地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減少單位產出的碳排放水平，改善環境質量和就業質量，實現環境質量和就業質量的動態累積性增加。

二、中國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結構性約束機制

（1）經濟結構缺陷。工業化中期的發展階段需要產業升級與轉型，綠色增長還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發展模式，綠色就業崗位的創造和生產的空間仍然無法有效打開。同時，新興戰略性產業的成熟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高新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因其知識密集型的特征而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導致綠色就業的緩慢增長，并不能夠迅速地實現就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因金融危機的沖擊成為受損害的行業，但是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仍然是維持經濟競爭力的重要基礎，承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的重要職能，但是在缺乏有效低碳技術的支持下，即使進入經濟復蘇階段只能是傳統發展道路的復制，因此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低碳升級與轉型引發的綠色就業崗位仍然無法有效創造。

（2）就業結構缺陷。由于供給側結構改革形成的失業人口、新增勞動力、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以及復員人口使勞動力供應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適應經濟新常態條件下的就業供求結構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同時勞動人口中低技能或無技能過剩，高技能勞動人口短缺導致低端就業與高端就業失衡，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2015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各技術等級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均大于1。其中技師、高級技師、高級工程師、高級工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較大，分別為2.0、1.94、1.81、1.77，就業人口數量與質量的結構性失衡仍將長期存在；由于新興產業仍然處于培育期，阻礙了傳統高碳產業的勞動力的轉移，從而抑制了綠色就業的充分就業狀態的形成；承擔國計民生的國有經濟由于技術進步導致綠色就業崗位創造失靈，而中小企業在吸收并創造綠色就業崗位的主體地位沒有形成，綠色就業戰略轉型還沒有成為企業構建核心競爭力的內在動力，國有經濟與中小企業在創造綠色就業崗位方面表現出吸納就業主體失衡。

（3）制度接軌缺陷。首先，由于缺乏碳交易市場，以碳交易為中心的價格改革沒有進入企業運營機制，建立市場機制下的減排激勵機制僅依靠政府的規范和強制性的措施根本無法產生綠色就業轉型的持久動力。第二，碳排放測試系統建設由于理論、技術流程、計算方法、行業差異、排放監管權限等各種因素的存在，測試體系建設處于起步階段，符合國際標準，方便企業測試和評價的碳排放量標準遠沒有確立，導致政府監管困難，企業創造綠色就業崗位的動力不足。第三，碳稅制度體系目前主要針對二氧化碳，涉及碳稅核心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相互結合的稅率設計還處于理論探討階段，因此，支持綠色就業崗位創造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生態補償制度、產品支持認證體系、政府價格補貼和采購制度都存在著完善的空間，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經驗，并轉化為驅動綠色就業幅度的提升的制度還需要時間的累積。

三、中國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基本路徑

（1）產業結構調整。以產業結構低碳化調整為契機，完善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技術政策，創造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空間。通過能耗效率管制重新規劃產業鏈條中的碳排放，控制高碳行業過快增長，限制高碳產業的市場準入，縮短高碳產業鏈條，降低高碳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包含低碳農業、低碳工業、低碳服務業在內的完善的低碳經濟體系，建立和完善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產業基礎；建立高碳產業低碳化就業補償機制，明確產業轉型與環境保護的綠色就業指標，運用政策工具鼓勵轉型產業開發綠色就業崗位以容納合理的人力資源量，鼓勵自主綠色創業，實施綠色就業援助，降低綠色就業戰略轉型成本；通過國內清潔技術開發與國外先進技術的整合推動技術進步，推進低碳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的發展，加強節能技術和清潔能源技術研究的投入，發展循環經濟技術和低碳前沿技術，在信息、環保、先進制造等領域形成具有低碳經濟特征的技術產業群和服務群，為綠色就業戰略轉型創造新興產業技術支持。

（2）政府管理創新。首先將低碳管理思想嵌入政府管理系統，對低碳經濟戰略轉型與就業戰略轉型進行頂層設計，制定科學的階段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行動方案，通過低碳經濟轉型促進綠色就業戰略轉型；其次，建立多元的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治理機制，在發揮政府為綠色就業戰略轉型主導作用的基礎上，鼓勵企業低碳生產和社會公眾低碳消費，形成政府主導、與市場和公民社會開展多元合作的治理機制；第三，綜合運用包含政府管制、碳稅、財政補貼、碳基金、碳排放權交易、標簽計劃、生態工業園規劃等在內各種控制性工具以及經濟性工具，完善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公共政策體系，為綠色就業戰略轉型創造良好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實現綠色就業戰略轉型政策體系的市場化。第四，將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納入政府績效管理，根據效率與公平并重、效率與民主兼顧、經濟增長與社會同步發展的價值標準為指導，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績評估指標體系，把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就業轉型擺在同等地位，用全面的指標評價政府績效。

（3）人力資本再造。人力資本再造，提升就業能力是實現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的關鍵，是人口就業壓力轉化為科技進步與產業轉型的動力。運用勞動預備制度對基礎行業和高碳產業分離出的勞動力實施針對性教育培訓，為綠色就業創造知識與技能基礎；加快高等院校專業調整步伐，建立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共同培養機制，重視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專業發展，培養實踐性高端人才，滿足經濟低碳轉型的人才需求；建立綠色人才培訓和科技資源公共服務平臺，構建創新投入、技術研發、人才資源開發、信息服務、知識產權服務、人才保障服務等高效共享的服務體系，為綠色就業戰略轉型提供技術支撐、培養載體和服務保障；培育新興產業與綠色就業戰略轉型相結合，建立項目、人才、資本、政策四位一體的互動機制，形成綠色就業的集群效應，并以集群效應促進經濟低碳化轉型。

〔參 考 文 獻〕

〔1〕李侃如.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2〕莊貴陽.低碳經濟：氣候變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之路〔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7.

〔3〕招嘉虹.圖解我國2010―2014年職業病報告〔J〕.現代職業安全，2016，（02）.

第3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中外對話》向國家發改委數位政策人士求證，得到的答復為：不必過度解讀。“其實還沒最后決策。”中國國家氣候戰略研究與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對《中外對話》說，“但中國政府和專家走低碳道路的迫切心情可見一斑。”

峰值何時來？

2030年是此前中國學界和政策研究領域對中國排放峰值時間的基本預期。

此次報道提及，發改委正在積極研究，促使溫室氣體排放峰值提早出現，預計是2025年。中國對自身達到排放峰值的時間，似乎有了更樂觀的估計。

這是否與即將舉行的氣候談判有關？是不是某種預熱？

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楊富強對《中外對話》說，“至少有一點可以看出：政府在加強研究，原先設定的2030年峰值目標，應該重新研究。它只是可能的情境之一。”

鄒驥認為：“指標如果離實際太遠，無論是冒進還是保守，都損傷政府公信力和權威；另外，需要把這個指標和承諾談判的語境適當分離，它們的指向有所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一直傾向于發出更為保守的聲音。

在潘家華看來，大規模的結構調整變化，應該在2020年以后。那時工業、原材料、制造業產能趨近頂峰，不可能大幅再增，在這一水平上保持一段時間，更多的投資逐漸轉向服務業，轉向提高能效、改進技術的相關產業，到2035年前后，第三產業比重可以達到55%～64%。

鄒驥對《中外對話》說，不管峰值何時到來，之后是持續的平臺特征還是迅速下降，取決于那個時候的能源結構、產業和產品結構、出口結構、消費特征（特別是交通和建筑方面的能耗）、各主要部門的效率和關鍵技術應用狀況。“今天一定要把十多年或二十多年后的事情確切地定量描述，我不覺得國內外學界已經有了這樣的能力。但政府逐步進入峰值管理階段是必要的。”

面對令不少人感到鼓舞的2025年峰值目標，他認為：中國在“2030年之后達到峰值相對有把握，為此尚需努力并付出代價”。

“碳稅”PK“碳市場”

碳排總量控制對于新興的中國碳市場意義非凡，支持者表示，如果沒有這一制度，自愿碳交易只能是黃粱美夢。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解振華的講話再次強調了低碳省市及其他各類低碳試點工作。

自2010年中國啟動首批低碳省市試點，第一批試點省市還在陸續完成規劃編制，后來的有些申報城市，已經明確寫出自己的峰值目標。在這次談話中，解振華說：“東部經濟發達地區要在全國低碳發展中發揮帶頭示范作用，爭取率先出現碳排放峰值。”

對于碳市場而言，只要不具備總量控制這個前提，自愿交易只能意味著對低碳理念的象征性宣揚，而不具有真實的經濟價值。因此，總量控制的實施對于推進碳市場意義重大。

國家發改委積極推動碳市場試點的同時，中國財政部正在努力推進碳稅。2013年中國全國兩會之前，即有一則來自財政部某匿名官員的消息，稱碳稅機制在中國呼之欲出。事實上對于碳稅，“財政部積極，環保部同意，關鍵就在發改委。”楊富強如此引述某財政部人士的話。顯而易見的是，發改委在各級政策、文件、會議中明顯強調對碳市場、碳交易試點的重視，較少提及碳稅。發改委與世界銀行、歐盟都有碳市場方面的項目合作，額度頗大。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碳稅和碳市場，分別成為中國財政部和發改委所代言的不同市場手段，難以避免地被卷入部門博弈。進一步的博弈結果還有待觀察。

楊富強認為，碳稅和碳市場兩種工具有沖突，但并非不可以并存。目前更適用于中國的，還是碳稅。

吃不準的GDP

另一個問題則是政府該如何把握碳排量的上限。

如果經濟增長不會大起大落、增長率大體恒定在一個幅度內，憑排放強度即可推算出總量指標的范圍。所以，“‘十二五’有了非約束能源總量指標，‘十三五’借此提出總量指標也沒什么難的。”鄒驥對《中外對話》說。

楊富強表達了同樣的意思：GDP、碳強度和碳排放總量這三個指標中只要兩個是固定的，另一個就是可以推算出來的。中國已經在“十二五”規劃中確立了碳強度的指標，而經濟水平差異巨大的中國不同區域，將總體GDP增幅壓在8%以內，明顯是不現實的。可以以此要求中部地區，但對上海這樣的地區，就將明顯不適用。在今天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各地差異巨大的GDP水平，已經是“吃不準、也無法控制的”。

第4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AMD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技術官Mark Papermaster表示：“創造低能耗、高能效的產品是我們業務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我們正與客戶進行緊密合作，在不斷提升性能的同時減少技術帶來的環境排放。針對AMD 最新APU開展的碳足跡研究結果也展示出我們幫助消費者和企業不斷提升能源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降低運營成本的承諾。”

如果一個企業客戶能夠將10萬臺使用上代AMD處理器的個人電腦升級為第六代AMD A系列APU的話，在為期三年的產品使用周期內該客戶將能節省大約490萬千瓦時的電量，并減少3350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于為461個家庭供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2014年，AMD宣布了一個宏偉目標：到2020年，公司移動式APU的標準應用能源效率要達到2014年的25倍。要想實現這一25x20目標，就必須使用全新的電源管理功能和創新設計來加快能效提升的步伐。實現這一目標所要提升的能源效率要比摩爾定律預測的歷史能效趨勢高出至少70% 4。這意味著，到2020年，一臺計算機完成一項任務所需的時間將是2014年的五分之一，然而平均耗電量還不到2014年的五分之一。如果拿汽車作比喻的話，這種能源效率提升速度就像在六年的時間里，將一輛每30英里耗油一加侖的100馬力汽車，改裝為一輛每150英里耗油一加侖的500馬力汽車。

第5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摘 要：文章基于城市化視角，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實證了1995-2013年浙江省碳排放與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出口貿易的現實關系。研究表明：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貿易開放對浙江省碳排放存在長期正向關系。因果關系上，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是引起碳排放變化的Granger 原因，但碳排放不是引起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變化的Granger 原因。文章對實證結果逐一進行了解釋并提出了相應對策建議

關鍵詞 ：浙江 碳排放 城市化 實證分析

基金項目：2013CDM贈款項目“基于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約束下的浙江轉型發展對策研究（2013058）”。

1、引言

人類活動影響是造成20世紀中葉以來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 [1]。城市是人類生產和消費活動重要場所，占世界面積2% 的城市排出了世界75% 的CO2[2]。而城市化不僅是個世界性的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據聯合國人居署預測，2030 年世界城市化率將達到60%，2050 年將達到70%[3]，屆時城市化帶來的碳排放比例將進一步增加。

關于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間關系，已有研究成果大致有城市化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4]、城市化增加碳排放[5]、城市化對碳排放影響不顯著[6]三種觀點。城市化對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規模、經濟水平、技術進步、對外貿易等，如Zha 等研究認為人口的增加無論對城市或農村均導致碳排放的增加[7]，Dong等研究提出碳排放增長因GDP的增長而增長[8]，Stern認為以能源強度下降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是推進碳排放降低的主要原因[9]，張友國研究提出貿易規模的增長使我國成為碳凈輸出國[10]。

浙江作為我國沿海發達省份，目前正處于全面提升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水平的關鍵時期，能源資源需求和碳排放仍將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增加。根據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我國要實現“在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的控碳目標，采取更加嚴格的減碳措施勢在必然。2013年，浙江省萬元GDP能耗為0.53噸標準煤居全國前列[11]，進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壓力巨大。因此，在日趨嚴格的減碳形勢下，開展城市化進程中碳排放驅動因素研究，不僅能為浙江轉型發展探尋有效對策措施，也可為沿海發達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積累有益經驗。

2、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2.1 模型設定

為探討城市化、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貿易開發水平對浙江省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借鑒Dietz 等在IPAT 模型基礎上建立并得到廣泛應用的STIRPAT模型[12]，構建如下模型：

為消除各變量的異方差對方程進行自然對數處理，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

上式中，PCO2為人均碳排放量，EC為能源消費強度代表技術進步，PGDP為人均GDP代表經濟發展水平，EX為進出口總額占GDP比例以表示貿易開放水平，UR表示城市化水平；δ為常數項，α1、α2、α3、α4為估計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t為年份。

2.2 數據來源與處理方法

本文樣本區間為1995-2013年。GDP、人口和進出口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省統計年鑒》，其中，為消除價格因素帶來的誤差，本文把歷年GDP數據折算成1995 年價；為真實反映浙江作為我國吸納外來人口大省的客觀實際，在計算人均碳排放量、人均能源消耗、人均GDP時采用常住人口；進出口數據用同期的美元匯率進行折算，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由于官方統計機構還沒有碳排放的數據，本文采用《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所提供的參考方法和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數據對浙江碳排放進行估算。具體方法為，先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公布的八種化石能源(包括煤炭、柴油、汽油、煤油、原油、燃料油、焦炭、天然氣) 的折標煤系數將各種能源消費量折算成標準統計量，再乘以《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提供的碳排放系數，得到八種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加總后即為浙江碳排放總量。

本文所使用的計量分析軟件為Eviews 6.0。

3、浙江省城市化和碳排放的特點分析

3.1 城市化發展特點

浙江城市化進程自1995年以來持續快速推進，城市化率從1995年的32.6%增長到2013年的64.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3.73%的10.27個百分點，年均提高約3.82個百分點。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功能不斷得到發揮，城市化發展已進入從中期加速階段向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后期階段，城市在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顯著。

圖1描述了1995-2013年浙江省城市化發展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1995-2005年是浙江省城市化快速提升階段，城市化率從32.6%提升至55.0%，年均提高5.98%；2006-2010年城市化持續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從55.0%提升到61.6%，年均提高2.29%；2011年后，仍以每年接近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

3.2 碳排放特點

圖2描述了浙江省1995-2013年人均碳排放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浙江省人均碳排放總體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年均增長6.9%。從不同時間看，人均碳排放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95-2003年人均碳排放緩慢增長階段，年均增長5.6%；第二階段2004-2011年人均碳排放快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11.0%；第三階段2012-2013人均碳排放呈現下降趨勢，這一現象是否說明浙江省的人均碳排放開始拐點性下降，仍需進一步分析探討。

4、實證研究

4.1 單位根檢驗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一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可能存在虛假回歸或偽回歸現象。本文構建的是面板數據模型，包含時間序列數據。為避免偽回歸現象的發生，確保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必須對各面板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為提高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對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各序列的平穩性。根據變量序列的折線圖，本文選擇檢測方程類型包括常數項和趨勢項，得到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檢驗結果表明，浙江碳排放量、人均GDP、能源強度、城市化和外貿開放的水平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均存在單位根，不是穩定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的服從I (1)過程，滿足構建協整模型必要條件。

4.2 協整檢驗

本文涉及多個變量之間協整關系的檢驗，因此采用 Johansen 檢驗法。Johansen 協整檢驗是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檢驗，檢驗之前必須確定 VAR 模型的結構，最為重要的是確定最優滯后期。本文就lnPEC、lnPGDP 、lnUR、lnEX對lnPCO2檢驗并進行判斷，并依據 AIC 最小值原則，最終確定 VAR 模型的最優滯后期為 2。在此基礎上，得到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采用跡統計量檢驗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變量間存在 2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由此可判斷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中一個協整方程為：

lnPCO2=1.58956lnEC-0.83376lnUR+0.933642lnPGDP+ 0.390417lnEX

標準誤差=（0.07156） （0.10542） （0.01937） （0.04542）

從協整方程看，能源強度系數為正且最大，說明浙江省能源消費是刺激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一結論與周葵等[6]、董美辰[13]的研究結論一致。本文認為，這與浙江長期以來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特點相吻合。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從1995年至2013年浙江省碳排放系數最大的煤炭長期占一次能源消費的60%以上，其中2003年之前更是維持在65%以上的高位。同時，浙江省能源效率雖然居我國前列，但能源強度卻是同期德、日、韓、美等發達國家的1.73~4.63倍，能源效率仍需進一步提升。

城市化水平系數為負，說明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與碳排放呈現均衡的負相關，趙紅和陳雨蒙研究一致[14]。這可能與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形成了環境保護規模效應，有利于建立起對環境保護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碳排放水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有關。

人均GDP系數為正，說明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均衡的正向關系。根據統計年鑒計算，浙江省在研究期內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長率為9.98%，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為6.95%，兩者相差3.03個百分點，說明浙江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呈現 “弱脫鉤”的發展特點，這與劉其濤[15]、員開奇和董捷[16]等的研究結論一致。

貿易開放水平的系數為正值，說明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均衡的正向關系，這與張友國研究結論一致[10]，也與浙江出口以紡織、家具、服裝、機電等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和進口以原材料資源性商品為主，以及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比較低端的加工環節的客觀實際相符。

4.3 Granger因果檢驗

在確定上述變量之間均衡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用Granger 因果檢驗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用“≯”表示符號前面的變量，不是引起符號后面變量變化的Granger 原因。檢驗結果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能源強度、貿易開放、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是引起碳排放變化的Granger 原因，但碳排放不是引起能源強度、城市化水平、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變化的Granger 原因。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根據1995-2013 年間的統計數據，通過協整分析與Granger因果檢驗，對浙江省城市化進程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觀察。經研究發現，浙江省碳排放（被解釋變量）與能源強度、人均GDP、貿易開放等四個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均衡的正向相關，而與城市化水平存在均衡的負相關。從Granger因果檢驗看，能源強度、城市化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是引起浙江省碳排放變化的Granger原因，且僅存在單向影響機制。

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在能源方面，針對浙江現階段能源結構不盡合理和使用效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的特點，要實施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推進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積極開發海洋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發展核電，推進一次能源結構、電力裝機結構清潔化、低碳化。同時，加大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構建低碳技術評價認定體系，形成低碳技術遴選、示范和推廣動態管理機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從源頭上控制因能源結構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不高引起的碳排放。

在經濟發展方面，盡管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呈現一定程度的“弱脫鉤”現象，但經濟增長依然是推進碳排放增長的重要因素，尚未實現碳排放負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強脫鉤”，因此，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下，要發展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物聯網、新材料、海洋新興以及核電關聯產業等碳排放強度低、產業帶動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同時嚴格控制高碳行業發展，加快淘汰落后產能，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減少生產過程碳排放。

在城市化發展方面，要實現《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2011-2020）》提出的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為72%左右目標，浙江在2020年前每年需提升城市化率1.14個以上百分點，繼續推進城市化仍將是今后的重點任務。因此，盡管城市化水平是浙江省碳排放的負向驅動因素，但在今后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要繼續以新型城市化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為指導，構筑以省域中心城市建成區為中心、縣城和中心鎮為節點、綜合交通為骨架的城市空間形態，深入推進城鎮結構的低碳化。同時，要在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建設方面堅持綠色低碳理念，推廣綠色建筑，優化交通組織，提高城市建設質量，進一步減少城市碳排放。

在貿易開放方面，盡管對外貿易是浙江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但這并不意味著盲目地控制出口規模的增長來減少出口含碳量。“兩頭”在外是浙江經濟的先天基礎，外貿在促進浙江快速發展和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不管是當前和將來，強化對外貿易仍是浙江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和擴大國際影響的重要途徑。因此，理性對策應是轉變出口增長模式，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通過出口產品結構變化控制碳輸出，其中，重點是要鼓勵出口附加價值率高而能源強度較低的產品或服務，并對能源強度高的產品通過適當的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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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6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關鍵詞：碳金融；發展體系；構建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一、我國碳金融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定價權缺失，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中處于被動地位。我國碳排放資源居全球第二，市場前景廣闊。作為未來國際碳市場產業鏈上最有潛力的賣方，卻沒有實際掌握定價權。主要原因是不具備CDM定價權，因此中國處于國際碳市場及碳價值鏈的低端，導致中國在全球碳金融交易體系中沒有話語權。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慣性和2012年承擔全球節能減排責任的日益臨近，我國很有可能從碳交易的賣方變成買方，定價話語權的缺失必將嚴重影響我國的國家核心利益。

（二）我國現有碳交易中心功能單一，尚未形成統一的碳金融交易市場體系。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多個地方性的碳交易所，但由于這些碳交易所規模有限，其功能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項目交易，而不是標準化的交易合約。目前，這些交易所只能進行節能減排技術及其設備的轉讓，尚不能轉讓CDM項目中最關鍵的核定減排量（CERs）。這就導致我國缺乏有效的統一的碳交易平臺，沒有形成標準化的碳交易產品和核心技術，使企業碳交易的成本增加，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碳金融交易體系。而且由于歐盟在全球的單一最大買家地位，使得CDM市場在長期傾向于一種買方市場，這就導致了我國以CDM項目為核心的碳金融交易市場面臨嚴重的發展困境。

（三）我國碳金融外部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目前，我國對于碳金融的發展缺乏一整套完整的發展、財政、監管、風險承擔等政策支持體系和法律支持體系，現行的有關行業要求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國內的專業中介機構尚處于起步階段，難以開發或者消化大量的項目，同時缺乏專業的技術咨詢體系來幫助金融機構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信息披露、尤其是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尚不健全，大量環保信息并未進入征信管理系統，目前信息采集成本較高；缺乏碳金融相關業務的自主行業準則、業務標準，缺乏專業人才儲備，熟悉碳金融業務的本土組織機構和專業人才十分短缺。

二、構建我國碳金融發展體系設想

（一）建立符合國情的碳金融發展框架，為我國碳金融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應當將碳金融發展納入國家氣候變化、防災減災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框架，使碳金融成為節能減排和推動我國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重要政策工具。應當進一步完善碳金融支持政策，營造較為寬松的碳金融發展環境。第二，政府和相關部門應當盡快制定投資、稅收、信貸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引導社會資本向低碳產業聚集。在財政扶持方面，應當通過財政撥款成立專項基金，為CDM項目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在貨幣政策方面，應當對節能減排項目等給予信貸傾斜。在監管方面，可以采取擴大CDM項目貸款利率浮動范圍、降低CDM項目貸款資本金要求等差異化措施。另外，在資本市場融資方面，也應當優先發展低碳經濟企業的上市融資需求，支持企業發行債券融資。在稅收方面，應當通過降低CDM項目有關稅率、適當延長免稅期，提高項目經濟強度；對金融機構開展碳金融業務的收入實行稅收優惠。此外，還應積極推進人民幣在碳交易計價中的國際化進程。

（二）健全我國碳交易市場體系，構建完善的交易平臺。我國應當借鑒國際碳交易機制經驗，通過建立環境產權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等多元化、多層次碳交易平臺，為碳排放權供需雙方搭建溝通和議價場所，實現定價公平合理；盡快制定碳市場交易規則，建立類似于歐盟排放交易機制下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進一步探索排放配額制度，發展排放配額交易市場，有效配置環境資源；促使我國逐步擁有碳市場定價權。定價權決定了銀行在這一新興市場上的話語權和主動地位。CDM項目往往需要兩個甚至多個國家的金融機構之間密切合作，中國的商業銀行可以借此提高參與國際業務的議價技巧，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不斷積累國際化經營的經驗。雖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沒有減排義務不能參與排放貿易，但目前CDM和歐盟排放貿易體系（EUETS）等市場的交易規則并不排斥發展中國家直接參與高級市場交易。我國商業銀行則可以拓展業務，通過申請歐洲交易所席位或委托在交易所擁有固定席位的經紀公司直接進行CER二級市場交易。

（三）進一步創新碳金融參與模式，拓展多樣化服務，建立不同模式以滿足不同需要。我國應當借鑒國內外碳交易發達銀行的先進做法和模式，應以滿足業主需要，風險可控原則為基礎創建適合我國實際的模式，積極將CDM項目要求和金融工具聯系起來。同時，CDM項目中蘊含著對金融中介服務巨大的需求。目前，國內CDM市場十分混亂，各類中介機構魚龍混雜，甚至可能隱藏著國際騙子。由商業銀行來從事這項中間業務，對于國內企業來說更為可信而穩妥。比如，銀行可以與一些國際大公司聯合，幫助國內企業聯系國際買家。另外，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提供資金賬戶管理、融資租賃、財務顧問、基金托管等業務拓寬中間業務收入來源，逐步優化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如，開發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聯合國際專業機構，提供CDM項目開發、交易和管理的“一站式”金融服務；開展以CDM項目現金流為主要還款來源的CDM項目融資；利用所屬金融租賃中心，為CDM項目提供設備融資或融資租賃服務；憑借信息優勢，為CDM項目業主提供合理CER報價等咨詢顧問服務；商業銀行還可以借助其海外分行推薦買方，進而帶動銀行的海外業務發展。不斷探索建立為碳管理服務和低碳技術投資的碳基金，開展碳掉期交易、碳期貨、碳證券、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

（四）規范碳金融風險防控機制，防范可能的風險。應當建立相應的人才培養機制以加強CDM項目風險識別、衡量與控制。CDM金融產品除了具有其他金融產品的基礎風險（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風險，即政策性風險。因為，后京都時代，國際上具體的制度安排，如我國在全球碳金融領域中的角色、定位都不確定。這些政策風險將直接影響我國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的積極性。國內銀行可以通過簽訂免責合同條款保障自身利益。金融機構要健全風險防控機制，通過銀團貸款、分期投入資金等方式，降低信用風險；實行套期保值，防范匯率風險；完善合同條款，轉移政策風險；通過聘請國際化律師，規避法律風險。此外，應當由監管部門與環保部門合作建立碳金融業務操作指導目錄、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設置金融準入門檻，建立銀環信息共享平臺和溝通機制，將環保信息作為金融支持的重要參考指標。由監管部門出臺相關風險控制標準，開展風險監測和現場檢查，督促金融機構依法合規開展碳金融業務。

（作者單位：1.河北金融學院；2.保定二中分校）

主要參考文獻：

[1]Jose Salazar.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J].Slovakia，1998.

第7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關鍵詞：綠色物流；運輸體系；優化

中圖分類號：F5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綠色物流是指在物流過程中抑制物流對環境造成危害的同時，實現對物流環境的凈化，使物流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綠色物流是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減少資源消耗為目標，利用先進物流技術，規劃和實施運輸、儲存、包裝、裝卸、流通加工等物流活動，其實質就是追求環境與人類和諧生存和發展。在物流運作過程中，運輸成本所占比重最大，運輸成本占了物流總成本中的40%～50%，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作業過程。從世界范圍看，交通運輸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領域之一。我國是當今世界第一交通增長國，目前我國交通運輸費用占GDP的比重高于發達國家，運輸是影響環境的最重要因素，樹立綠色物流思想，優化運輸體系刻不容緩，關系到人與環境的和諧生存與發展。

二、現代物流運輸體系的構成及特點

按照運輸設備、運輸工具及線路的不同，物流運輸方式主要分為公路運輸、鐵路運輸、水路運輸、航空運輸。其特點如下：

1、鐵路運輸。鐵路運輸是陸地長距離運輸的方式，其優點主要是穩定、安全、節能，對環境污染小。據測量，鐵路運輸中二氧化碳每公里排放量是公路運輸的一半、是短途航空的四分之一，可以說鐵路是運輸方式中當之無愧的低碳綠色交通；其缺點是不能進行門到門服務，貨物滯留時間長，不適宜緊急運輸。

2、公路運輸。公路運輸一般使用汽車，目前我國貨運汽車仍然保持大型貨車和小型貨車相結合的汽車運輸體系。其優點是靈活、便捷，已成為物流運輸中不可缺少、且越來越重要的運輸方式，公路貨運越來越成為現代物流系統中的支柱性運輸方式；其缺點是能量消耗高、廢氣排放高、運輸利用率低，是各種運輸方式中最不環保的一種運輸方式。

3、水路運輸。航運被認為是最具低碳效率的一種運輸方式，其優點是水運能耗少，污染小。據國際油輪獨立船東協會的研究報告，航運業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6%，并且在大批量和長距離的運輸中價格便宜，可以運送大型超重對象；但缺點是航行速度比較慢，貨物裝卸搬運費用比較高，無法實現“門到門”運輸。

4、航空運輸。航空運輸的貨物多為高價、急需物資，其優點主要是速度快、時間短；但缺點是運輸費用高，運輸重量小，而且航空運輸消耗大量的石油，造成的巨大噪音困擾著機場附近的居民，同時其排出的大量廢氣直接對大氣造成很大的污染。

三、綠色物流思想下運輸體系優化的措施

為降低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惡性后果，涉及交通運輸的各方均應積極地尋找對策。在我國，運輸成本占物流成本的50%以上，因此尋求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效益（包括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的物流運輸體系，對物流活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1、建立和規劃高效低碳交通系統。為了減少因交通造成的碳排放，建立和規劃高效低碳交通系統，加強物流園區的開發，公路、鐵路、民航、港務等各部門都要統一協調規劃，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通過高層次的物流園區統籌規劃，實現區域內物流園區的協調發展。

2、物流運作與節能管理相結合。實現低碳物流策略不僅需要技術創新，而且需要管理創新，盡量實施聯合一貫制運輸。在選擇運輸方式時，必須對運輸方式所具有的特性進行綜合評價。通常是在保持運輸安全、環保的前提下，盡量實施聯合一貫制運輸，通過運輸方式的轉換可削減總行車量，包括轉向鐵路、海上和航空運輸。聯合一貫制運輸是物流現代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3、開發高級智能交通管理系統。高級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可以將通信、計算機、物流技術融為一體，網上車、貨的動態信息，使貨主通過因特網方便地查詢拖運貨物的動態信息，還能夠與企業現有的調度、財務和倉儲等系統集成，實現物流管理一體化。

4、加大對綠色運輸工具的開發與生產，重視物流裝備的低碳化。綠色運輸工具是綠色物流的基礎，運輸業使用燃料所釋放的氣體是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交通運輸領域應大力發展電力機車，研發利用太陽能和電力相結合的混合動力機車等；在物流設備方面，設備的省力化、清潔化技術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在包裝材料及包裝方式的處理上，要進一步提高材料的可重用性、可降解性。

毫無疑問，絕對的綠色運輸是不可能實現的，偏愛公路運輸和空運的運輸產業發展和環境的可持續性之間的矛盾幾乎不可調和。然而，在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下，發展綠色運輸也是大勢所趨，可以相信，通過各方的努力，綠色運輸的前景依舊光明。

（作者單位：江西藍天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夏春玉，李健生.綠色物流[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2005.8.

第8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關鍵詞 低碳消費；低碳化；路徑選擇；實現機制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673－0461（2011）02－0012－05

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助推了低碳消費時代的來臨。中國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前夕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實現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低碳消費作為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現低碳經濟的重要環節，是指以消費低能耗產品（勞務）和低排放（主要是CO2）、低污染為特征的消費行為。它是繼綠色消費、生態消費、可持續消費之后提出的新的消費理念和消費方式，是人類消費方式的高級形態，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和諧共生、協調發展的最佳形式，也是應付全球氣候變暖的迫切要求。低碳消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低碳消費是指低碳生活消費，廣義的低碳消費包括低碳生產性消費和低碳生活消費，這里指狹義的低碳消費。本文試對低碳消費的路徑選擇進行探討。

一、低碳消費的路徑選擇

從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來看，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也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人的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對能源消耗[1]和CO2排放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大力推動低碳消費，對于實現低碳經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最終消費包括居民的個人消費和社會性消費，而居民的消費包括衣、食、住、行、用、娛樂等基本形式，因此，低碳消費的路徑選擇包括居民穿衣、飲食、居住、出行、家用、娛樂休閑和辦公低碳化等多種途徑。

1. 穿衣低碳化

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不僅購買服裝的數量增加，而且服裝制作加工的工序也增加，從而生產服裝伴隨的碳排放也隨之增加。首先，從服裝的面料來看，棉、麻等天然織物消耗的能源和產生的污染物相對較少，而化纖面料的服裝因需從原油中裂解、提煉、加工而成，耗能較多。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研究表明，大麻布料對生態的影響比棉布少50%，用竹纖維和亞麻做的布料也比棉布在生產過程中更節省水和農藥。其次，從生產過程到使用過程來看，一件衣服從原材料的生產到制作、運輸、使用再到廢棄后的處理，都在排放CO2。根據環境資源管理公司的計算，一條約400克重的滌綸褲，假設它在中國臺灣生產原料，在印度尼西亞制作成衣，最后運到英國銷售。預定其使用壽命為兩年，共用50℃溫水的洗衣機洗滌過92次，洗后用烘干機烘干，再平均花兩分鐘熨燙。這樣算來，它“一生”所消耗的能量大約是200千瓦時，相當于排放47千克CO2，是其自身重量的117倍。據英國劍橋大學制造研究所的研究，一件250克重的純棉

T恤在其“一生”中大約排放7千克CO2，是其自身重量的28倍[2]。研究表明，一件衣服60%的“能量”在清洗和晾干過程中釋放。因此，實現穿衣低碳化，一是要多穿天然面料少穿化纖面料的服裝；二是要用溫水而不要用熱水洗衣服，而且一定要把洗衣機塞滿再洗，衣服洗凈后，盡量讓其自然晾干，這樣可以減少90%的CO2排放量[3]；三是要少買新衣，改造舊衣，多穿可循環利用的服裝；四是解下領帶，應季穿衣。

2.飲食低碳化

中華傳統飲食文化鼓勵吃五谷雜糧，多吃果蔬、豆腐,輔之肉蛋的飲食結構，不僅有利于身體健康，而且有利于飲食的低碳化。但是，隨著農業結構的調整，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出現了粗糧越吃越少，動物性蛋白和油的攝入量越來越多的趨勢[4]。這種飲食結構的變化，蘊含著飲食的高碳化發展趨勢。研究表明：人吃1千克牛肉后，所排放的CO2為36.5千克；而吃同等分量的果蔬后，所排放的CO2量僅為該數值的1/9[5]。因此，如果改吃蔬菜不吃肉，每人每天就可以減少4.1千克的CO2，等于180棵～360棵樹一天的CO2吸收量。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報告：全球10.5億只牛，是溫室效應氣體的最大元兇，牛群排的氣和排泄物所排出的CO2，占全球總排放量約20%。牛群排的氣和排泄物會排出100多種污染氣體，其中氨的排放量就占全球總量的65%；其熱能上升效應是CO2的296倍，而氨正是導致酸雨的原因。養牛業，在牧草種植、肥料制造、運輸處理等過程中，釋放的CO2又占了9%，較汽車、船舶、甚至飛機等的總排放量還多，畜牧業排放的溫室氣體占比高于交通部門的13%和工業部門的19.5%[6]。因此，在飲食結構上，應提倡多吃素食少吃葷食。另外，應提倡吃粗加工或不加工的食品，如多吃新鮮水果，少吃果汁和碳酸飲料，因為，把水果制作成果汁，撇開果汁含量不說，從果實到工廠處理、灌裝、運輸、銷售，消耗了很多不必要的能源，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容器還可能是不可降解，造成污染。

3. 居住低碳化

從茅草屋到土坯房再到現代大都市高樓大廈的變遷，折射出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和居住條件的極大改善，但同時也伴隨著CO2排放量的增加。據聯合國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統計，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約釋放出800千克CO2[6]，而且越是現代建筑，耗能水平越高。比如100多年前建的清華學堂，一年每平方米能耗34度電；20世紀90年代初建的中央機關辦公樓，每平方米能耗113度電，增加了3倍；上海金茂大廈，每平方米能耗215度電；美國辦公樓每平方米能耗356度電[7]。目前中國城鄉民用建筑面積約為400億立方米，建筑能耗占總能耗20.7%。

與國外建筑相比，我國建筑的保溫能力較差，造成大量能量損失。中科院院士吳碩賢指出，如果推行生態住宅設計，一棟節能建筑和不節能建筑相比，空調能耗差4倍～5倍。建筑若合理采用節能設計，可獲得50%~60%的節能效果。按生態住宅標準建造的節能建筑，可讓一個三口之家一年節能58%，節水25%。因此，如果從現在開始嚴格推行生態住宅標準，預計20年后，在總建筑面積增加150億平方米的情況下，與不搞生態住宅相比，可節約建筑用電3，500億度，相當于4個三峽電站的年發電量[8]。實現居住低碳化，應從住房的設計開始，按生態住宅標準進行設計、建造和管理。

4. 出行低碳化

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帶來了交通的大發展和人們出行的極大方便，但是，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車消耗大量液體燃料，不僅加劇了寶貴石油資源的快速消耗，而且帶來了CO2大量排放。根據有關資料：汽車平均每燃燒1升汽油，要釋放出2.2千克CO2；公共汽車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是小汽車的8.4%，電車是小汽車的3.4%～4%，地鐵是小汽車的5%[9]。可見，目前中國3，501.39萬輛私人小汽車是交通運輸業中的能耗大戶。統計資料表明：中國交通運輸石油消耗量占全國的48%，而中國50%的石油依靠進口，相當于全部進口的石油，特別是石油、煤油、柴油都用于交通運輸。據測算，交通運輸一輛車一公里的能耗，公路是鐵路的18倍，集裝箱卡車高速公路運輸是鐵路的18倍，是水路的22倍[7]。因此，出行低碳化的方向是大力發展鐵路和水路交通，城市要大力發展公交和輕軌，要嚴格限制小汽車的發展規模。

5. 家用低碳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的普及到升級換代再到個人電腦、手機的普及，家用電器消費出現了電器化、智能化、網絡化的趨勢，但這一趨勢的背后伴隨著用電量和能源消耗、CO2排放的大幅增加。據統計，家庭中75%的用電都耗在電視、電腦和音響等保持待機狀態上。如果一臺電腦每天使用4小時，其他時間關閉，那么每年能節省約500元人民幣，且能減少83%的CO2排放量；因為電器關機不拔插頭而導致全國每年待機電量浪費高達180億度，相當于3個大亞灣核電站年發電量。在同等條件下，節能燈的發光效率大約是普通白熾燈的3.5倍～4倍，假如全國都不使用白熾燈，改為使用高效照明產品，那么，一年可節電600多億度，接近于三峽電站現在一年的發電量；全國減少10%的塑料袋，可節省生產塑料袋的能耗約為1，200萬千克標煤，減排31，000萬千克CO2；用傳統的發條式鬧鐘代替電子鐘，每天可以減少48克的CO2排放量；不用洗衣機甩干衣服，可減少2.3千克的CO2排放量[10]；用傳統牙刷替代電動牙刷可減少48克CO2排放量；把在電動跑步機上45分鐘的鍛煉改為到附近公園慢跑，可以減少將近1千克的CO2排放量；改用節水型沐浴噴頭，不僅可以節水，還可以把3分鐘熱水沐浴所導致的CO2排放量減少一半[11]。家庭節能有很大的潛能，因此家庭消費品低碳化勢在必行。

6. 娛樂低碳化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娛樂休閑的需求也不斷地增加。但是，娛樂休閑的許多項目卻是高耗能的，如網吧、KTV、酒吧、迪吧都是高耗能的場所，洗浴、足療等則是高耗水的場所，因此，開發低碳娛樂休閑項目，是娛樂低碳化的發展方向。

7. 辦公低碳化

從普通的辦公到辦公自動化，從油印、鉛印公文到針式打印機再到個人電腦、激光打印機的普及，從辦公用紙少量消耗到大量消耗，從全國各地進京開會到電視電話會議再到互聯網辦公，應該說，隨著科技的進步，辦公條件不斷改善，辦公效率不斷提高，但同時辦公用紙和用電也在不斷攀升。因此，多用電子郵件、MSN等即時通訊工具，少用打印機和傳真機；在午餐休息時和下班后關閉電腦及顯示器，可將這些電器的CO2排放量減少1/3。夏天空調設定溫度升2度，可以節省不少電；用過的打印紙背面重復使用，可以減少樹木和草的砍伐（割）量，進而可以吸收更多的CO2。辦公低碳化要從點滴做起。

二、低碳消費的實現機制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居民的消費是基于工業化的成果，即產品的生產主要建立在高碳能源消耗基礎上，產品的消費又帶來CO2的大量排放，因此，要實現高碳消費方式向低碳消費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巨大的復雜工程，也是一項長期的重大任務，需要政府、市場、行業協會、企業、居民共同努力，發揮宏觀調控機制、自發調節機制、協會自律機制、低碳消費品生產機制和低碳消費文化引導機制的積極作用（見圖1）。

1. 市場自發調節機制

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和交換關系的總和，不僅低碳消費品（產品、勞務）的獲得需要通過市場，居民對低碳消費品的需求也是通過市場傳遞給生產企業的，因此，市場是低碳消費品的交換場所和低碳消費需求的媒介，市場機制通過需求誘導、價格導向、競爭助推來調節低碳消費。（1）需求誘導。居民的低碳消費需求屬于最終需

求，最終需求會派生出中間需求，因此，人類需要什么種類和需要多少低碳消費品，決定了企業生產什么樣和生產多少低碳消費品。換句話說，人們對低碳消費品的需求結構決定著低碳消費品的生產結構。隨著人們對低碳消費品需求的增加，生產結構必然隨之發生改變。（2）價格導向。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礎，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都要通過市場來配置，所有的低碳消費品也要通過市場來實現“驚險的跳躍”，而價格是引導資源配置和低碳消費品流動的方向標，哪個行業需要資源，哪個地區、哪種低碳消費品供不應求，則該要素或低碳消費品的價格就上揚，反之則下跌。要素或低碳消費品價格的這種變化引導要素或低碳消費品的流動。（3）競爭助推。競爭有利于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在競爭中，高能耗、高排放的企業將會被淘汰，因而市場競爭對企業形成壓力，不斷推動企業開發出低碳技術和低碳消費品。

2. 政府宏觀調控機制

市場機制本身有缺陷，因此，大力發展低碳消費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彌補，而在當前人們習慣于工業化時期高碳生產與高碳消費的條件下，推動低碳消費的主要動力和主要責任落在政府身上。從圖1可以看出，政府宏觀調控實際上是對生產行為、交易行為和消費行為進行控制，以實現低碳消費。為此，政府宏觀調控機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1）制定低碳消費的扶持政策。一是對購買低碳消費品的消費者給予財政補貼，針對目前市場上低碳消費品比相同功能的普通消費品價格要高出許多的現實，政府應出臺低碳消費品的補貼政策，使得消費者更愿意購買低碳消費品；二是對生產低碳消費品的企業給予減免稅收政策優惠，并鼓勵企業進行規模化生產，從而降低低碳消費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使低碳消費品在市場上有競爭力；三是建立低碳技術研發基金，支持企業開發低碳技術，突破低碳生產的瓶頸。（2）實施懲罰性措施。一是對排放CO2企業或個人征收碳排放稅，碳排放稅實行從量計征，多排放多交稅；二是實行差別化的能源稅，對能耗大的企業征收較高的能源稅，以降低能耗；三是實行階梯電價制度。對不同用電量實行不同的價格，用電量越多，價格越高。（3）建立有序的低碳消費市場規則。建立包括低碳消費品的國家標準和認證制度、高碳消費品的退市制度等，嚴禁高碳產品進入市場，同時要加強市場監管。（4）構建良好的低碳消費環境。良好的消費環境有利于擴大低碳消費，為此，政府應著重抓好以下幾件事：一是抓好生態環境治理，嚴控環境污染，大力發展生態產業；二是大力發展低碳物流，促進低碳消費；三是抓好低碳消費制度體系建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營造誠信的低碳消費氛圍；四是抓好低碳基礎設施建設。

3. 行業協會自律機制

行業協會屬于中間組織，是除了政府、市場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它能夠做政府不能做、做不好而企業又無能力做的事情，對于彌補市場與政府雙失靈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行業協會的自律作用表現在：一是制定行業規范。通過制定低碳行業公約、行業標準、行業規則或慣例等規范企業行為，實現低碳生產。二是進行行業監督。通過成立監督機構，及時進行行業性的檢查、驗收、認證、資質審查，定期和不定期地開展質量檢查與抽查，督促企業節能減排，嚴厲打擊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行為，限制企業生產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三是保護消費者利益。通過消費者協會來保護消費者低碳消費的合法權益。

4. 低碳消費品生產機制

企業是低碳消費品的生產者和提供者，低碳消費能否真正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能否生產并提供滿足消費者需要的低碳產品。低碳生產的實質，是貫徹節能減排和循環再利用原則，從生產設計、原材料選用、工藝技術與設備維護管理等社會生產和服務的各個環節實行全過程低碳化控制，從生產源頭減少能源消費和CO2排放，促進資源循環利用。企業低碳生產機制包括低碳設計、低碳工藝、低碳生產、低碳包裝和資源回收利用五個方面。低碳產品設計是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從產品設計階段就考慮產品生產時如何節約原料和能源,少用昂貴和稀缺的原料，在產品使用過程中和使用后如何做到節約能源和減少CO2排放，以及如何有利于產品使用后的回收、重復使用和再生；低碳工藝是在產品生產前預先設計好節能的工藝流程與設備，選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選用節能原材料，以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和CO2排放；低碳生產是在生產過程中盡量減少各種危險性因素,如高溫、高壓、低溫、低壓、易燃、易爆、強噪聲、強振動等；低碳包裝是在保證商品安全和美觀的條件下，盡量節省包裝材料或者使用可回收利用的包裝材料；資源回收利用是對生產過程中的廢水、廢渣、廢氣及余熱的回收利用和利用回收材料作為原材料，以節約資源投入。因此，通過實施生產全過程的低碳化控制，從生產源頭和生產各環節減少能源消耗和CO2排放。

5. 低碳消費文化引導機制

低碳消費文化是只看不見的手，它通過建立低碳消費的價值觀體系、低碳消費的行為規則和低碳消費物質文化（文化標識、口號等）來引導人們實現低碳消費。

（1）樹立低碳消費的價值觀。首先，樹立低碳消費是一種高級消費的理念。從原始社會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態消費，到農業社會的傳統消費，再到工業社會的高碳消費，人們的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內容不斷豐富，消費能力不斷增強。但在工業社會，人們更注重物質形態的消費和消費的便捷性。這種消費方式，一方面造成了化石能源的加速消耗和CO2的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另一方面，大量消費工業品造成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進而對人類自身造成傷害，使消費質量大打折扣，因此，可持續消費、綠色消費和低碳消費理念應運而生。從本質上講，可持續消費、綠色消費和低碳消費都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都是以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為目的，都是高級的消費形式，不過，低碳消費是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可持續消費、綠色消費理念基礎上提出的新的消費理念。它不僅要求消費上實現代際之間和代內之間的公平，而且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關鍵是提出了減少有限的化石能源消耗和CO2的排放，具有更好地可操作性。其次，樹立低碳消費是一種美德的理念。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歷來是中華民族的高尚美德。從某種意義上說，低碳消費是一種節約型的消費，是一種美德。當然，低碳消費提倡適度、節儉和清潔的消費，反對“面子消費”、“奢侈消費”，并不是說要降低生活質量和水平，而是要通過改變消費結構來提高生活質量。

（2）自覺養成低碳消費的行為習慣。生活中的小事，看似不起眼，但卻在不經意間浪費大量的能源，并直接或間接地排放大量的CO2。因此，實現低碳消費，需自覺養成節約能源的良好習慣，從小事一點一滴做起。

（3）積極宣傳倡導。要通過各種媒體，廣泛宣傳低碳消費的意義和方式，培育民眾的低碳消費意識，做生態文明的使者，做低碳消費的實踐者。同時，通過各種標識、徽章、口號來提醒民眾的消費，形成低碳消費的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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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吳曉江.轉向低碳經濟的生活方式[J].社會觀察，2008（6）：19-22.

第9篇：高級碳排放管理范文

2011年底，國務院了《“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加快構建國家、地方、企業三級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工作體系，實行重點企業直接報送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消費數據制度”等要求。造紙和紙制品業是中國的能耗大戶，涉及能源活動、工業生產過程、廢水厭氧處理等多類溫室氣體排放機理，因此必將成為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及碳排放交易的重要參與行業。

在國家發改委的組織下，清華大學與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合作，開發了《中國造紙和紙制品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是我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中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對合理分配企業的碳排放權、保證市場的公平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方法學的技術概要

（一）核算邊界

本方法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邊界，是以造紙和紙制品生產為主營業務的獨立法人企業或視同法人單位。

（二）排放源

企業核算邊界內的關鍵溫室氣體排放源包括：

1、燃料燃燒排放：煤炭、燃氣、柴油等燃料在各種類型的固定或移動燃燒設備（如鍋爐、窯爐、內燃機等）中與氧氣充分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過程排放：指工業生產活動中，除能源的使用以外所發生的物理變化或化學反應，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造紙和紙制品生產企業所涉及的過程排放主要是部分企業外購并消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為碳酸鈣）發生分解反應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3、廢水厭氧處理的甲烷排放：制漿造紙企業產生工業廢水，采用厭氧技術處理高濃度有機廢水時會產生甲烷排放。

4、凈購入電力和熱力產生的排放：指企業凈購入電力和凈購入熱力所隱含的燃料燃燒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此類排放實際發生在其他企業所控制的發電和供熱設施上。

（三）量化計算方法

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其各項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按公式（1）計算。

EM = ΣEMi （1）

式中：EM―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總量；EMi―企業核算邊界內某項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i―排放源類型，包括燃料燃燒、過程排放、廢水厭氧處理、外購電力和外購熱力等。按照以下內容核算各類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1、燃料燃燒排放

燃料燃燒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業核算和報告年度內各種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總，按公式（2）計算：

■ （2）

式中：

E燃燒―核算和報告年度內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單位為噸二氧化碳（tCO2）；ADi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第i種化石燃料的活動數據，單位為百萬千焦（GJ）；EFi ―第i種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單位為噸二氧化碳/百萬千焦（tCO2/GJ）；i―化石燃料類型代號。

燃料燃燒的活動數據是核算和報告年度內各種燃料的消耗量與平均低位發熱量的乘積，按公式（3）計算：

ADi=NCVi×FCi （3）

式中：

ADi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第i種化石燃料的活動數據，單位為百萬千焦（GJ）；

NCVi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第i種燃料的平均低位發熱量，采用本指南附錄二所提供的推薦值；對固體或液體燃料，單位為百萬千焦/噸（GJ/t）；對氣體燃料，單位為百萬千焦/萬立方米（GJ/萬Nm3）；具備條件的企業可遵循《GB/T 213煤的發熱量測定方法》、《GB/T 384石油產品熱值測定法》、《GB/T 22723天然氣能量的測定》等相關指南，開展實測；

FCi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第i種燃料的凈消耗量，采用企業計量數據，相關計量器具應符合《GB17167用能單位能源計量器具配備和管理通則》要求；對固體或液體燃料，單位為噸（t）；對氣體燃料，單位為萬立方米（萬Nm3）。

燃料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計算：

■ （4）

式中：

EFi ―第i種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單位為噸二氧化碳/百萬千焦（tCO2/GJ）；CCi ― 第i種燃料的單位熱值含碳量，單位為噸碳/百萬千焦（tC/GJ），宜參考附錄二表1；OFi ―第i種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宜參考附錄二表1；■―二氧化碳與碳的分子量之比。

2、過程排放

過程排放量是企業外購并消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為碳酸鈣）發生分解反應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5）計算。

E過程 = L × EF石灰 （5）

式中：E過程―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的過程排放量，單位為噸二氧化碳（tCO2）；L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的石灰石原料消耗量，采用企業計量數據，單位為噸（t）；EF石灰―煅燒石灰石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單位為噸二氧化碳/噸石灰石（tCO2/t石灰石），采用推薦值0.405噸二氧化碳/噸石灰石。

3、凈購入電力產生的排放

企業購入的電力消費所對應的電力生產環節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6）計算：

E電=AD電×EF電 （6）

式中：E電 ―購入的電力所對應的電力生產環節二氧化碳排放量，單位為噸二氧化碳（tCO2）；AD電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的凈外購電量，單位為兆瓦時（MWh），是企業購買的總電量扣減企業外銷的電量，活動數據以企業的電表記錄的讀數為準，也可采用供應商提供的電費發票或者結算單等結算憑證上的數據；EF電 ―根據企業生產地及目前的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西北、南方電網劃分，選用國家主管部門最近年份公布的相應區域電網排放因子，單位為噸二氧化碳/兆瓦時（tCO2/MWh）。

4、凈購入熱力產生的排放

企業購入的熱力消費所對應的熱力生產環節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7）計算。

E熱=AD熱×EF熱 （7）

式中：E熱 ―購入的熱力所對應的熱力生產環節二氧化碳排放量，單位為噸二氧化碳（tCO2）；AD熱 ―核算和報告年度內的凈外購熱力，單位為百萬千焦（GJ），是企業購買的總熱力扣減企業外銷的熱力，活動數據以企業的熱力表記錄的讀數為準，也可采用供應商提供的熱力費發票或者結算單等結算憑證上的數據；EF熱 ―年平均供熱排放因子，單位為噸二氧化碳/百萬千焦（tCO2/GJ），可取推薦值0.11tCO2/GJ，也可采用政府主管部門的官方數據。

5、廢水厭氧處理的排放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水經厭氧處理導致的甲烷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

■（8）

式中，EGHG_廢水―廢水厭氧處理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單位為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甲烷的全球變暖潛勢（GWP）值，根據《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試行）》，取21。

■ （9）

式中：■―廢水厭氧處理過程甲烷排放量（千克）；TOW―廢水厭氧處理去除的有機物總量（千克COD）；S―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機物總量（千克COD）；EF―甲烷排放因子（千克甲烷/千克COD）；R―甲烷回收量（千克甲烷）；活動水平數據包括廢水厭氧處理去除的有機物總量（TOW）、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機物總量（S）以及甲烷回收量（R）。

（1）廢水厭氧處理去除的有機物總量（TOW）數據獲取

如果企業有廢水厭氧處理系統去除的COD統計，可直接作為TOW的數據。如果沒有去除的COD統計數據，則采用公式（10）計算：

■（10）

式中：W―厭氧處理過程產生的廢水量（立方米），采用企業計量數據；CODin ―厭氧處理系統進口廢水中的化學需氧量濃度（千克COD/立方米），采用企業檢測值的平均值；CODout ―厭氧處理系統出口廢水中的化學需氧量濃度（千克COD/立方米），采用企業檢測值的平均值。

（2）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機物總量（S）數據獲取

采用企業計量數據。若企業無法統計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機物總量，可使用缺省值為零。

（3）甲烷回收量（R）數據獲取

采用企業計量數據，或根據企業臺賬、統計報表來確定。采用公式（11）計算排放因子：

EF=Bo*MCF （11）

對于廢水厭氧處理系統的甲烷最大生產能力Bo，優先使用國家最新公布的數據，如果沒有，則采用本指南的推薦值0.25千克甲烷/千克COD。對于甲烷修正因子MCF，具備條件的企業可開展實測，或委托有資質的專業機構進行檢測，或采用本指南的推薦值0.5。

三、關鍵問題及解決

（一）中國造紙和紙制品生產企業是否涉及碳酸鈉分解的排放

國外可能有少量堿法制漿企業采用純堿（碳酸鈉）作為原料，發生碳酸鹽分解反應，排放二氧化碳，因此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監測報告與核查指令中包括了這種排放類別。但我國的堿法制漿企業基本不采用碳酸鈉作為原料，在生產工藝和原料方面與國外存在較大差別，不會導致此類過程排放。

（二）如何考慮廢水處理所導致的氧化亞氮排放

造紙和紙制品生產企業廢水處理所導致的氧化亞氮排放不足企業總排放量的1%，因此本方法予以忽略。

（三）本指南所提供的石灰石分解排放因子推薦值為何略低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歐盟缺省值

IPCC和歐盟缺省值為石灰石原料純度和分解率均為100%情況下的理論值；但經企業調研和專家咨詢，了解到我國石灰石原料純度和分解率達不到100%，企業生產記錄數據在95%左右，因此本指南根據我國實際生產情況進行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