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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中指出:幼兒園的教育目標是為了“促進幼兒全面發展。”應為幼兒提供健康,豐富的生活和活動環境,滿足他們多方面發展的需要,使他們在快樂的童年生活中獲得有益于幼兒身心發展的經驗。
蒙氏教學法在幼兒工作時也強調規則,規則是要求幼兒在安靜環境下進行工作,不是班級教師為了維持秩序與環境的完美而制定的,它是站在遵循自然法則的高度來擬定對孩子獨立性的要求。結合《綱要》兩者都是從兒童角度與尊重自然成長的高度制定幼兒教育目標。通過蒙氏教育的學習,也使我真正理解幼兒在教具操作中,通過重復達到理解,產生一定的學習效果。
一、運用蒙氏教具不同特點 營造幼兒操作的良好氛圍
幼兒園日常教育活動很多。在蒙氏教育與傳統教育中尋求平衡,將兩者有機結合,滲透在幼兒園一日活動的各個環節中。找出其相同的地方,確定相同的思路,比如,開展傳統教育活動中可以充分利用蒙氏的區域和材料,而傳統教學活動內容的來源可以是通過蒙氏工作內容的延伸,孩子們感興趣并富有教育價值。比如,在開展區域活動中,孩子們在蒙氏工作日常中學到的穿衣服、扣紐扣等的知識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而區域活動“娃娃家”也在蒙氏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素材,比如切工、縫工,以及各種衣飾框教具等。
將蒙氏理論結合起來,為幼兒創設了一個區域用玩具架分隔開,便于幼兒進區活動和教師觀察。操作性、合作性強的熱鬧區域和安靜區域分隔開,減少了互相干擾。在材料投放方面,我們重視投放豐富性、游戲性、趣味性、知識性強的材料,讓幼兒根據自己的興趣及需要選擇。例如,夾乒乓球、沉浮現象、編花藍等多種操作材料,語言區除了有可以幼兒看的圖書,可以給幼兒提供破舊圖片,自制一些自己喜歡的小畫冊,講述給別的人聽。在科學區,幼兒通過觀察物體在水中的沉浮現象,知道了哪些可以浮到水面,哪些物體是沉到水下面的,并一一做了記錄。
蒙臺梭利的教具有著良好的自我糾錯性,可以使小朋友自行發現錯誤,而且能夠自己改正。每項教具都可以單獨或聯合使用,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孩子了解步驟、重視秩序,及探索獨立學習的精神。例如,構成三角形游戲,是培養注意力和腕部肌肉的控制力,開始是簡單次序擺放,按顏色擺放,然后過渡到尋找生活中哪些圖形是由三角形構成的。再下來孩子就會被引導入自己或與同伴自由游戲的環節(1.為同伴設計不同排列圖形2.自己記錄自己排列的新圖形。)
二、蒙氏教育專業與傳統區域活動結合互補
蒙臺梭利的教育體系中感官教育訓練、運動訓練占有重要地位。感官教育是通過訓練兒童注意、比較、觀察和判斷能力。蒙臺梭利作為一個醫學博士,通過研究幼兒的生理心理曲線開展活動。走蒙氏線活動和安靜練習就是幼兒在蒙氏教育中最首要的做好學習前準備的基本活動,也是蒙氏教育的特色。
走蒙氏線是訓練幼兒在今后蒙氏活動中的專注,平衡協調等能力。通過走蒙氏線的活動可以有效增加幼兒主動地運用各種感官,使自己進入聚精會神的專注狀態。為使幼兒對走蒙氏線感興趣,我們特為孩子們提供了一些走蒙氏線的輔助材料,如讓幼兒頭頂朔料碗、手端盤子,雙手做各種平舉等協調動作,使孩子們的專注力在“表演”的走線游戲中自然而然地進行,為他們進入區域專心活動做好準備。通過蒙氏專業區域互相滲透的特點啟發,將孩子們喜愛的圖書區和美工區也進行互補性結合,讓幼兒能自由在蒙氏資料柜查找自己喜愛的動植物或其他圖片資料,進入美工區進行繪畫或手工制作。幼兒再將美工區的作品進行整理裝訂成冊,投入圖書區作為幼兒自制圖書。蒙氏的生活區與拼插、積塑、益智區中一些活動進行拼合起來,再進行分配活動。使孩子們在這里能自由愉快活動,在活動中有了探索性學習的能力。
三、鞏固幼兒的良好常規對區域活動的輔助
隨著素質教育的發展,幼兒美術教育受到全國的從新審視,蒙氏教育是意大利的女性教育家瑪麗亞·蒙臺梭利的名字命名的,作為幼兒教育最先進、最科學、最完善的學科受到西方乃至世界的推廣被益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思想和世界上一流的幼兒教育”。蒙臺梭利是意大利歐洲新教育運動卓越的教育家,是蒙臺梭利教育理論的提出者,通過她多年的觀察、實驗創立了一整套具有獨特見解和實用價值的幼兒教育理論,改理論被世界各國幼兒較為廣泛學習與見解,蒙臺梭利認為兒童具有與生俱來的潛力,兒童具有吸收性,及兒童具有“形成”性,兒童雖然對外界環境不具備接受能力,不同于成人的心理活動,但可以通過無意識的“吸收”逐漸“形成”意識的心理活動,直到具有記憶理解思維能力。
蒙臺梭利教育思想是比較先進、科學、完善的教育體系簡單總結以下幾方面:一是蒙氏教育非常注重兒童早期智力開發,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反對填鴨式教學。二是充分的教具提供,通過感官教育,提倡一種“不“教”的教育理念,在教具上設計適合孩子的生長環境,誘發兒童主動學習。三是根據不同的成長階段,混齡教育,如0~6歲兒童對不同事物的偏好,科學地把握兒童的“敏感期”教育。四是蒙氏教育還提倡“親子教育”,孩子的教育不知限于學校還有加長及整個社會的教育等。蒙氏教育思想有很多值得我國幼兒教育學習的地方特別是我國幼兒美術教育的學習與借鑒。
二、蒙氏教育思想對我國兒童美術教育的啟示
1. 蒙氏教育提倡兒童為“中心”反填鴨式教學。蒙氏教育思想早在20世紀初就進入我國,隨著全國素質教育改革,全國掀起“蒙熱”。在我國,特別是美術教育深受蒙氏教育思想的影響,學習和借鑒蒙氏教育思想觀念,但是沒有真正理解蒙氏教育的精髓。在我國的兒童美術教育中,學科教學比較單一基本一個模式,填鴨式的教學依然存在,工具性的美術悄然盛行“成人的思維。概念化的表達、整齊劃一的作品、看不到兒童本身的感受及獨特的表現,有人稱中國的兒童美術教育:“兒童不在的兒童畫”。蒙氏原則提出的“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思想在我國的兒童美術教育中由于長期受傳統教育思想的影響教師-教材-幼兒,很少給兒童發展的空間。
2. 教具的教育,提倡“不‘教’”的教育理念。由于我國的兒童家長、老師的關愛經常“協助”兒童做功課等,在我國很多家長和教師都反映兒童動手、創造能力弱,缺乏自主性及獨立性,而為幼兒提供的教具則成為擺設,蒙氏教具采用特殊的排序、比較、分類等方式使兒童在“學習中自行發現錯誤,引導兒童自行糾正錯誤、自我進行教育等,蒙氏教具在教具設計上都是從實際生活創造,教育的基礎而設計如:系衣帶、扣扣子等等讓兒童為以后獨立生活做準備,而我國的美術教育雖然也從中學習和借鑒了蒙氏教具的教法,但很大程度上還是只是模擬沒有真正做到為適應中國兒童美術教育“自由”發展、創新、創造性思維等做合理的設計,而我國較注重墻面擺設,沒有從感官上正確判斷教具的作用,我國幼兒教師無論從量、質上都很欠缺,她還指出教育要同人類學、實驗心理學理論方法及實驗相結合等這種結合應體現在教師身上,用蒙臺梭利教師準則來衡量我國的幼兒教育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反思,專業性的幼兒教師對孩子的心靈情感要有深刻的了解認識,對孩子心理發展的情況了如指掌,才能給予孩子適性、適時的協助與指導。而我國幼兒教師之注重表面的“教”而沒有以學生全面人格發展只是單一的教授。我國兒童美術教育體顯的“無規矩才能成“方圓”強調兒童自然表達自由創造及技巧訓練二者的關系,是發自內心內在需要的自主活動,美術教育真正的目標就是體顯兒童為主自然想象、創作內在的潛力量等,兒童美術教育不等同于其他學科的教育,它是一門開創性、審美性、開智性等藝術學科,真正體現個性發展,讓兒童做主體,給兒童充分自由、創造、熱情引導他們自信表達、創作、感受體驗,使教學達到“不教而教”,讓兒童發自內心的喜歡美術,讓孩子全面真正體現出兒童美術對兒童身心發展所具有的表征價值及促進價值。
3. 兒童的“敏感期”教育。蒙氏思想提出的“敏感期”教養重點,首先尊重還在為有能力的個體,細心觀察敏感期的出現。其次布置豐富的學習環境,鼓勵孩子自由探索、勇敢嘗試。最后適時協助而不干預。如0~6歲的兒童對不同事物的偏好“敏感期”而給予適切的學習。采取混齡式教學,使不同年齡得孩子相互模仿、學習,養成兒童樂于助人的行為。在學具的設計上適合兒童操作,讓兒童成為教育的主體,在我國幼兒美術教育中也嘗試著發覺兒童的“敏感期”,由于幼師及家長忽略周圍環境中細小的事物,會影響兒童心智運作和心理反應,甚至會產生好惡或感受,我國的幼兒教育理念、教學方法還是重模仿、輕創作;重形似,輕神似;重技巧,輕構思;重結果,輕過程;教學方法比較單一,往往忽視兒童在藝術教育活動中的積極性、創造性、審美性、表現性及個性發展等,背離了兒童階段美術教育的真正意義。
4. 蒙氏思想提倡親子教育。蒙氏教育提倡親子教育,主張“能者為師,互助尊重,堅持真理,尊重科學和整理。親子教育提倡父母可以同兒童一起上課,不僅能增加親子感情,還能使家長學習到先進的教育理念及教學方式。我國的幼兒教育雖也再實施親子教育,但過分的溺愛使得幼兒依賴性強,缺少獨立性思考,阻礙了兒童自主個性發展等,親子教育并不是替代孩子成長,而是父母自身素質的提高及完善,幫助父母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以積極主動、平等的態度與孩子溝通、互助等,有助于兒童健康成長及發展。
【關鍵詞】蒙臺梭利教學法 內在潛力 感覺教育 秩序感 有準備的環境
【中圖分類號】G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11-0244-01
近年來,蒙氏班、蒙氏幼兒園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建立。家長們在對這一新的教學模式好奇的同時,也深深被其特有的教育理念和教學環境所吸引。在望子成龍的主導思想影響下,讓孩子進入最好的幼兒園、接受蒙氏教育成為很多父母的奮斗目標。但是由于受到蒙氏教育個別教學和硬件設施要求高的局限,目前國內的蒙氏園遠不能滿足幼兒入園的需要。因此,正確認識蒙臺梭利教學法,將蒙氏教學的理念和精髓引入家庭成為很多家長的必由之路。
1.什么是蒙臺梭利教學法
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是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幼兒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她于1907年在意大利以“貧窮、黑暗”著稱的羅馬圣羅倫佐貧民區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所“兒童之家”,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幼兒教育理論和方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一)具有內在潛力的兒童
蒙臺梭利提出兒童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內在生命力”。教育的任務就是激發和促進兒童的“內在潛力”的發展,并按其自身規律獲得自然和自由的發展。
(二)紀律教育
蒙臺梭利批評傳統教育理論把紀律僅僅看作是“維持教育和教學的外部秩序的手段”。她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獨立、自主”精神和善于工作的人,真正的紀律應該是積極的、主動的、內在的和持久的,而不是消極的、被動的、外表的和暫時的。
(三)混齡班
將不同年齡的孩子集中在一個教室里就如進入了一個小型社會,在這個社會圈子里他們要學會和不同年齡階段的孩子打交道,如何向哥哥姐姐學習,如何關照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如何面對分離,如何珍惜相聚。社會性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最大化的發展。
二、將蒙臺梭利教學法的理念運用于家庭中
(一)相信孩子、尊重孩子
“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的一切”這句話已經成為家長進行家庭教育不變的法則,我們不防把幼兒比作腳,教育比作鞋。鞋要適應腳,教育要滿足孩子的需要。鞋舒不舒服,腳最清楚,教育得不得法,孩子最有發言權。
父母應該打破傳統的教育觀念,相信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具有自我教育的取向,只要在一個有準備的環境里,孩子的探索欲望得到激發,那么成人的存在就變得可有可無。所以我們不難看到一些孩子游戲的場所里,在專注于游戲的孩子眼中,家長從引導者變成了干擾者。因此,家長可以在幼兒游戲之前充分了解幼兒的內在需要,以冷靜、客觀的眼光為他們選擇玩具、創設環境;在游戲進行中,家長要充分尊重孩子的選擇,把自己內隱成一根“時隱時現的拐杖”,在孩子需要的時候及時給予幫助,在他們專注于活動時絕不去打擾,即使是觀察也盡量不要被發覺。
在日常生活中,讓孩子參與家庭事務的管理,培養孩子的責任意識,多使用“可以嗎”、“行嗎”、“你覺得呢”、“你有什么意見”等問句,讓孩子感覺到被尊重。
(二)努力營造“秩序性、單一性、自由性”的家庭環境
蒙臺梭利教學法倡導讓幼兒在有準備的環境中“自由”成長。這中間幼兒在適應環境的同時開始展開與父母、與環境的互動。
“秩序性”的環境可以教會孩子懂得“紀律”,學會尊重他人。秩序是孩子適應環境的一個重要原則,當它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真正的快樂。首先,父母可以在家中給孩子規定生活區和游戲區,玩具只能在游戲區使用,不能帶到其他地方;讓幼兒參與玩具的擺放、清潔和整理,從而感受到珍惜和物歸原處的重要性。其次,家長從一開始就要讓孩子知道家庭生活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嚴格禁止的,讓這些規則成為他們成長中的一部分,從外部規則向內部規則轉化。
“單一性”的環境教會孩子懂得等待和忍耐。蒙氏教室里的每一種操作教具都只會擺放一套,幼兒要想操作就必須等其他幼兒將教具送回教具柜后才能取用,在這中間不能干擾別人的活動,更不能爭搶。在等待和忍耐中強化了幼兒的紀律意識。在家庭中,家長也可以將“單一性”的理念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自由性”的環境是要教會孩子懂得“分享”,對自己和他人負責。在秩序要求的范圍內孩子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選擇玩具,自由安排時間,自己決定游戲伙伴,自己發現錯誤,自己糾正錯誤。在蒙氏教室里,孩子最大的感受就是快樂,因為他是這個環境中的主人,擁有絕對的自由和尊重,快樂地成為他自己。蒙臺梭利教學法給孩子的最大收獲并不在于掌握了這種工具的用法及知識,而是孩子有了主動學習的欲望。家庭中,家長必須要努力克制自己,把“自由”真正的還給孩子。
(三)讓孩子在有準備的環境中做中學
幼兒處于直覺行動思維,對世界的認知主要依賴于對真實的感知,感官成為他們最有效的工具。家長可以盡量讓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穿衣服、洗臉、吃飯、掃地等。在做之前,成人要以步驟清晰和放慢的動作向孩子展示每件事情的正確做法,并相應地為孩子提供他易于使用的物品,這樣孩子便會很好的模仿。為孩子購買的玩具要有益智性、可操作性和創造性。盡可能動用孩子多方面的感官參與到生活中、游戲中,讓孩子形成對周圍事物最真實、最準確的認識。
(四)鼓勵孩子的社會交往
蒙臺梭利重視群體生活對人格的培養。現代社會要求人們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創新意識和合作意識,這就要求豐富與不同人往的社會經驗。家長應該為孩子打開家門,鼓勵他們走出去交朋友,歡迎他們把朋友領進來。盡可能創造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家長可以定期和朋友進行聯誼活動,朋友之間聯絡感情,孩子之間變成玩伴,同時,長輩之間的交往模式直接會成為孩子們學習的有利榜樣。要相信孩子具有自己解決交往問題的能力,家長可以選擇時機給予建議,盡量避免支配、左右孩子的人際交往,畢竟那是他們的人生,需要他們自己去經營和努力。
關鍵詞:古典課程 書法 教育
三、古典書法課程教育的發展
毋庸置疑,現代學科與課程教育的優勢是注重科學方法和知識體系,但也存在忽略人文素養的缺點,傳統的古典教育則關注受教育者的人文素養。因此,梳理和研究古典書法課程教育,平衡、整合古典教育的人文性和現代教育的科學性,對基礎教育階段書法課程建設的研究與探索,大有裨益。
(一)古典書法課程教育的目的:通仕之階
中國古典書法課程教育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和功利性。從兒童階段的識字、書寫,發展到科考任官時要求的“楷法遒美”,書寫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讀書人仕途。
西周時期,已經確立了文字之學,造字之法。“養國子以道,教之眾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教,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書”包括“字學”和“書寫”雙重含義,“書”以“字學”為根本,教化是從識字習書開始,并作為“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大事。
秦漢時期,漢字書寫和功名利祿直接掛鉤,已成為一種制度,引導人們重視研究文字學和書寫技巧。西漢政權建立后,丞相蕭何又捃摭秦朝法律,取其適宜于當代者,制定了漢律九章 ,其中《尉律》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類似的制度,至唐代有了明顯的發展。“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擇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實。四才,謂身、言、書、判。其優長者,有可取焉。”說明唐代考察、選拔人才,主要看四方面:身、言、書、判。 而對于“書”即漢字書法水平,有明確的標準和嚴格的要求,那就是“楷法遒美”,就連武官在謀文職時,也要取精于書寫者。唐代“以書取士”的做法,大概是基于書法的筆力、技巧、風骨、格調,能反映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處世態度和價值旨求,是考察人基本素養的重要指標。這種做法,對唐以后的影響極為深遠。
有宋以后亦如此。宋代“自真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乃特詔曰:‘詳核吏治,念其或淹常選,而以四事程其能。騰承統緒,循用舊典,爰命從臣,精加詳考。其令翰林學士李諮與吏部流內銓以成資闕為差擬。’于是咸得遷官,率以為常。”明朝時,“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翰林考試經、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一等入國子監,二等達中都,不中者遣還,提調教官罰停廩祿。”可以說, 宋以后為適應于科舉需要而出現的“館閣體”,是漢字書寫的實用性和功利性的集中反映。
重視書法教育,不僅是歷代延續的一種制度,更成為了古代士大夫的共識。朱長文《續書斷》“自秦變六體,漢興章草,英儒承承,故得不廢,寢興于西京曹魏之際,而極盛于晉、宋、隋、唐之間,窮精殫妍,變態百出,無以尚矣。當彼之時,士以不工書為恥。”可見,漢字書法的優劣能衡量一個人的修養高低,既是古人的一種意識,也是古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二)古典書法課程教育的內容:文字之學
古典書法課程教育,一般程序為教授、臨摹、練習和考核,不僅有重要的教育內容,也有相對完整的系統教材,即所謂漢字書寫的啟蒙教材——習字蒙書,主要是為了對兒童進行文字、知識、德行的教育。先秦至六朝,字書因書體演變而頻繁更替;唐以后,書體演變的基本穩定,新字書的出現大為減少。
漢字以象形為基本特征,是古老而又經過多種形體演變的文字,至今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一般以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秦小篆為漢字的古文字系統;秦漢時期出現并流行的隸書,是漢字今文字系統的開始;至東漢楷、行、草書體的出現并在社會上廣泛使用,標志漢字完成了字體重大演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古典書法課程教育是一直伴隨著漢字變體而演進的,其教育內容不僅包括識字多寡、寫字好壞,而且還包含著古今文字的演變軌跡,這構成了古典書法課程教育的內容——文字之學。
文字之學在古代雖稱為“小學”,而地位極高。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
先秦和漢代用以識字習書的字書,如《漢書》所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間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可見,先秦到漢出現了一系列的字書,其出現是由書體的演變所致。漢代兒童書法學習的第一階段,主要是進行漢字的識、讀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除了上述字書以外,還包括《廣倉》、《無尚》、《飛龍》等字書;到第二階段,除加強對漢字的書法教育,提高識字的數量和寫字的技巧外,重點進入專經學習,使用《孝經》、《論語》等教材,培養學生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東漢末年,漢靈帝設置的鴻都門學,實際上是一個進行書寫教育、交流的場所。鴻都門學的教學中就有專門漢字書寫教育的內容,當時流行的《熹平石經》,從內容上講是一本標準經書,而實際上是一部政府倡導的漢字書寫標準字帖。
三國至六朝,蒙學字書教材頗多。唐代所使用的蒙學字書教材主要有《開蒙要訓》、《太公家教》等。其實相關的書籍遠不止這些,《新唐書》記載小學類的書籍有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可見數量、內容之龐雜。當時對書法課程教育的內容、時間、標準、評價有嚴格要求:“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 在科舉考試中,對書法也有明確的標準:“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宋元流行的兒童蒙學字書教材主要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童蒙訓》、《性理字訓》、《訓蒙詩》、《訓蒙記》等。宋代書學的教學管理采取“三合法"和考試測評法,《宋會要》大司成劉嗣明等言:近除小學條制,小學生八歲能誦一大經,日書寫字二百,補小學內舍下等;誦二經,一大一小,書字三百,補小學內舍上等。十歲加一大經,字一百,補小學上舍下等。十二歲以上,加一大經,字二百,補上舍上等。即年末及而能書誦及等者,隨所及等補。反映出宋代小學階段書法教育的靈活性,這樣對不同年齡的學生采取不同的教學要求和不同的學習進度,表現出對小學書法教育中教學管理和考核方式的探索和創新。元代的書法教育還制定了較為詳細的教學計劃,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禮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私人講學內容多數不出程氏所列的課程,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其影響之遠及元明清三朝學校教育,迄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應該指出的是,從教材內容看,宋元以后,對兒童蒙學字書逐漸偏重理學德行的教育。
明清大體沿用宋元的格局,書法課程教育以識字為主,多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詩》、《小兒語》、《續小兒語》、《弟子規》、《龍文鞭影》等為識字教材。明代的學校體制非常完備,“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學校對學生的漢字書寫有嚴格要求,“每日習書二百馀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 清朝監生也以臨摹晉、唐法帖數百字為日課。學業的考核以一年為限,每月一小試,采取積分法,擇優錄用。“常課外,月試一等與一分,二等半分,二等以下無分。有五經兼通,全史精熟,或善摹鍾、王諸帖,雖文不及格,亦與一分。積滿八分為及格。”文章欠佳但書寫優者也可得分,這對學習書法的監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激勵。
可以這么說,古典書法課程教育與漢字演變緊密聯系,教育內容充實,體系完備,書寫要求和標準明確,教授、臨摹、練習和考核程序規范。古典書法課程教育不僅是文字學的教學,而且還是知識和德行的教育,是實用性、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這一點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探索和借鑒。
(三)古典書法課程教育的啟示
顯然,古典書法教育建立在古人對漢字有高度認識的基礎之上,隨著漢字字體的不斷演變而逐漸發展的,并促使漢字書寫成為漢字書法藝術。古人對漢字書寫有獨到的共識,即漢字書寫是一個人必備的基本素質,書寫水平是衡量一個人修養高低的標準,是為官升遷的條件,在有些朝代更把它當作制度來推行。以文字演變為核心的文字學是古典書法課程教育的基本內容,它包括識字、書寫為基礎的訓詁學、音韻學等方面的知識,并構建了相對獨立的漢字書法課程教育體系,制定了完整的書寫要求和考核標準,編寫了內容豐富、適應時展需要的識字書寫蒙學教材。在古典書法課程教育過程中,不僅完成了文字書寫教育和相關知識的傳授,而且融入了人的道德教育內容,把書寫技巧、知識傳播和德行修養有機結合在一起。——這對當下的書法課程建設有重要啟示。(未完待續)
——本文為2012年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編號:12JCWH11YB)和紹興市教育科學2013年度規劃課題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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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宋)歐陽修 宋祁 《新唐書·選舉志》[M] 卷四十九 中華書局 1975
[ 12 ](宋)歐陽修 宋祁 《新唐書·選舉志》[M] 卷四十九 中華書局 1975
關于《三字經》作者的歸屬,一直是個學術和歷史“公案”,歷來說法不一,具有權威性的《詞源》《辭海》和《漢語大辭典》等辭書在基本采信王應麟著說的同時,也保留了不同意見。目前,學界關于《三字經》的作者總括而論有三種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是宋王應麟(1223-1296,浙江人)。持此觀點者指出清代王相在《三字經訓詁》原序中說:“宋儒王伯厚(王應麟,字伯厚)作《三字經》以課家塾,言簡義長,詞明理晰,淹貫三才,出入經史,誠蒙求之津逮,大學之濫觴也。”[5]清代夏之翰為王應麟的《小學紺珠》作序時云:“吾就塾時讀三言之文,不知誰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也賅也。”[5]清代賀興思在《三字經注解備要》的原敘中說:“宋儒王伯厚《三字經》一出,海內誨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5]戴松岳認為《三字經》的作者必須是博學多才的大家,同時又是一個非常熱愛兒童教育的教育家。而王應麟正是南宋學問淵博的通儒大家,且是宋代最重視教育特別是兒童教育的學者。他也指出宋以前的童蒙教材都是四言,至南宋時才在蒙學發達地區出現三字句的兒童教材,但都很短或不便傳授。只有《三字經》才全篇以三字為句,一氣呵成,縱排橫列,形成一種深受兒童歡迎的新型文體。而這種特有的文體是王應麟所擅長的,因而王應麟才是《三字經》的作者。[6]鄭建軍將《三字經》與王應麟的《小學紺珠》作了比較研究,認為兩書思想內容完全一致,互為表里,只是表達方式略有不同,至于兩書中的原則性、概念性差異則是由于口傳手抄之誤或歷代好事者對《三字經》的修改、增刪導致。同時,指出《三字經》押的韻是宋代官韻,而王應麟對官韻很有研究。新發現的王應麟的三言韻文,也進一步佐證了《三字經》作者應是王應麟。[7]有的學者認為是宋末區適子(廣東人)。持此觀點者認為明代黃佐在《廣州人物志》卷十《元登洲先生區公(適)》提出:“區適,字正叔,南海人……今訓蒙《三字經》,適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周興嗣《千字文》并行云。”[5]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其著作《廣東新語》卷十一“三字經”條目中清楚地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8]清代凌揚藻的《蠡勺篇》(清同治二年(1863)則號譚瑩校粵雅堂刻本)中有“今蒙童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中亦多葉韻語。”[5]李健明認為作為宋代屈指可數且官居高位的學者,若王應麟果真編過《三字經》,他或其門生甚至后人都應在有關文獻中列出此書,至少地方文獻也應有所記載,但是鄞縣和寧波有關志乘和王應麟的傳記,均無任何關于王應麟與《三字經》有關的文字記載。而據他考證,明清民國時期的《順德縣志》、佛山市及廣東增城逕頭村的《平陽(區氏)族譜》、順德陳村登洲的殘存資料都記錄著區適子撰述《三字經》一事。因此,他認為王應麟著述《三字經》之說并不成立,而區適子才是《三字經》的真正作者。[9]李良品指出,王應麟確實具有撰寫《三字經》的眾多條件,但《三字經》里敘述史實有幾處錯誤,少數地方行文不嚴密,與王應麟博學而嚴謹的風格不合。他認為清代李文田編輯的《三字經句釋》,其封面上的“區適子手著”是《三字經》的作者是廣東順德人區適子的最好佐證。因此,他也認為《三字經》并非王應麟所作,而應是區適子。[5]有的學者認為是明代黎貞(1355-?,廣東人)。持此觀點者指出清代著名學者《四庫全書》館史部主持人邵晉涵曾有“讀得黎貞《三字訓》”的詩句,并自注說,“《三字經》,南海黎貞所撰”。[5]當然,也有學者有其他看法。如陸林并不認可王說或區說,反而更偏向認為《三字經》是明前期無名氏所作。[3]
關于《三字經》的不同版本
《三字經》歷經了幾百年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經過了歷代諸多學者的研究和增補,形成了眾多的注釋本、訂補本和仿制本。在注釋本中,學術界基本公認明趙南星所撰《三字經注》是現存最早的《三字經》注釋本,也即現存可見的最早刻本,而影響最大的注釋本則為清乾隆年間王相訓詁本校刊的《三字經訓詁》和道光年間賀興思的《三字經注解備要》。在訂補本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前期平鼎賁《三字經》,清代后期許印芳的《增訂啟蒙三字經》、民國初年章炳麟的《重訂三字經》等。在仿制本中,有《女三字經》《歷史三字經》《輿地三字經》《佛教三字經》《道教三字經》《天方三字經》《醫學三字經》和“革命《三字經》”等。[10]同時,《三字經》在少數民族中受到廣泛推崇,在清代出現了《三字經》滿、蒙文本,如京都二槐堂梓行《滿漢合璧三字經注解》(1795)、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書坊板藏《滿蒙合璧三字經注解》(1832)等。此外,隨著中國門戶漸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晚清時期《三字經》更是出現了不少外文譯文(本),有英國傳教士馬禮遜載《中國春秋》英文版(1812,倫敦的C.Stower,Hackney出版)的英譯《三字經》、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載TheChineseRepository(漢譯《中國叢報》,1835)的英譯《三字經》、和英國外交官、漢學家翟理斯的英譯載《兩首中國詩》英文版(1873,上海的迪卡瓦荷公司出版)的英譯《三字經》,德裔英籍傳教士歐德理載ChinaReview(漢譯《中國評論》,1893)的英譯《三字經》等,也出現了一些外文的仿制本,如1904年,英國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為宣傳基督教教義模仿《三字經》三言韻語而撰寫的耶教仿本《三字經》(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的學者對《三字經》不同版本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剖析,以期了解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增修者的觀念。李健明對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館館藏的《訓蒙三字經》、國家圖書館古籍部藏的明趙南星《三字經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經訓詁》三個版本內容進行比較,勾勒出《三字經》在幾百年間流傳過程的主要增修狀況。他認為敘述歷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斷早期版本《三字經》的重要標志之一,《訓蒙三字經》與文獻記載古老版本述說歷史內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應是最接近文獻記載的最古《三字經》版本,并指出從古老的《訓蒙三字經》、趙南星的《三字經注》到王相的《三字經訓詁》共有28處修改或文字添加。[11]有的學者對《三字經》滿、蒙文本、英譯本和各種仿制本進行了分析研究,以期了解《三字經》在文化教育史和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肖朗就《三字經》滿、蒙文本、基督教《三字經》仿制本、《三字經》仿制本、醫學版《三字經》仿制本和傳入日本的《三字經》及其仿制本作進行了初步的整理考察,揭示了《三字經》在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交流以及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所發揮的不可忽視的作用。[12]鄒穎文就香港圖書館所得見的《三字經》四種英譯本和傳教士麥都思的耶教仿本《三字經》,概述了《三字經》翻譯緣起、所據版本、翻譯格式及仿本版式。[13]鄭志明詳細分析了晚清時期的馬禮遜譯本、裨治文譯本、歐德理譯本與翟理斯譯本四種主要英文(譯文)譯本的版本特點與翻譯特色。[14]
關于《三字經》的啟蒙教育功能
《三字經》是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沃土上的一朵奇葩,它用最簡單的語句,最凝練的方式,把中國漫長的傳統社會所集聚下來的最重要的道德、知識,匯聚在里邊。自問世以來,以其豐富的思想內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很快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被人們譽為“袖里通鑒綱目”“千古一奇書”,堪稱中國古代教育的基石。[5]有的學者研究了《三字經》的識字功能。對于中國兒童而言,教育是從識字開始的,識字乃是讀書和學問的基礎,沒有初步的識字教學,就難以進行正規教育。蔡若蓮指出根據王相注本正文,加上近人在歷史部分的增補統計,全文共有384句,1152字,除去重復的字,共用了541個不同的字。[15]這541個字,其中見于香港小學用字表的約427個,這些字至少覆蓋了漢字基礎知識詞量中的80%,對于幼童或其他初學漢語的成人,有重要參考價值。[16]有的學者研究了《三字經》的歷史教育和技術知識教育功能。《三字經》用了約四分之一的篇幅概述了自三皇五帝以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介紹了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和歷史人物知識。白壽彝指出,“《三字經》基本上是一種進行歷史教育的書,其中包括歷史知識方面的教育。”[17]霍林東認為《三字經》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歷史文化知識的讀本”。[18]張顯傳認為“經過歷代不斷增補的《三字經》,從內容到形式更加適合歷史教育發展的需要。”[19]金春蘭認為《三字經》雖然以識字教育為主要目的,但同時也包含了廣博豐富的技術知識教育的成份。[20]有的學者研究了《三字經》的德育功能。王殿卿認為《三字經》是童蒙教育的經典,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當今學校德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21]顧靜(金良年)先生認為,通過《三字經》對蒙童給予教育,傳統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22]劉弘毅認為《三字經》是一部教育專著,而傳統教育是道德倫理型的教育。[23]錢文忠認為《三字經》把道德教育和知識教育糅在一起,讓孩子在學知識的同時學道德。他指出《三字經》講愛、講對長輩的尊敬、兄弟之間的友愛,這是一種普世的價值、永恒的價值。[24]《三字經》作為中小學課本的爭議,朱維錚認為《三字經》不是經,只是平民的識字課本,算不得是儒學里面最為普及的讀物,不能稱之為國學。[25]鮑鵬山則認為《三字經》是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創造出來的,受到時代環境和作者自身價值觀的影響,不適合進入中小學作為教材。[26]黎鳴的言辭則最為激烈,黎先生認為誦《三字經》是對中國兒童的“犯罪”,《三字經》扼殺了兒童智慧的天賦。[27]正因為學者們的不同觀點,《三字經》等經典書籍在進入中小學課本的同時,也引發了相關爭議。如湖北省很多中小學都開展了《三字經》《弟子規》等誦讀活動,但因為認為國學經典中也有一些不科學或與時展相悖的東西,一些學校給學生推薦的是刪節版的國學內容。山東省教育廳基教處處長關延平認為,傳統文化作品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不能隨便拿來就用,比如《三字經》中就有宣揚宿命論、順民思想等封建禮教和迷信思想的內容,必須加以揚棄,不能不加選擇地灌輸給中小學生。[28]
結論
近年來,眾多學者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對《三字經》進行了研究探討,取得了許多階段性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有利于我們正確地認識和了解《三字經》這部傳統經典著作,有利于我們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但學者們對《三字經》研究的范圍和視野還有待進一步開闊,對《三字經》的教育思想的研究還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和尚待突破的領域。
其一,對《三字經》成書年代、作者的理解,還存在分歧。認為《三字經》成書于宋末元初的學者占大多數,但也有少數學者存在異議。關于《三字經》的作者,王應麟著說在學術界一直占主導地位,時下出版的《三字經》多標明“宋王應麟著”,但區適子著說也有一定的支持力量。盡管這種分歧不是原則性的,但這種爭論也將會對《三字經》寫作背景及內容的深入理解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們還需要對存在的分歧進行進一步科學系統的研討,如考察《三字經》的成書年代,既要考察早期的文獻記載,又要考察其與其它蒙學讀物之間存在的間接或直接的因承關系;考證《三字經》的作者,要以文獻資料為支撐,但文獻資料也需要進一步考證,力求在成書年代及作者問題上盡可能地達成共識。
其二,《三字經》的教育思想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學者們對《三字經》的啟蒙教育功能進行了大量研究,對《三字經》所反映的儒家教育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但在如何評價《三字經》的道德教育功能方面,還存在一些爭議。大多數學者肯定了《三字經》的倫理道德教育理念和功能,但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其中包含很多封建禮教思想,不宜傳播。因此,我們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唯物觀點去分析《三字經》的教育思想問題,增強研究成果的信服力。此外,對《三字經》蘊含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途徑的研究,還比較少,需要學者們加大研究力度。
【關鍵詞】《三字經》;內在結構
中圖分類號:I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3-0269-02
《三字經》的結構劃分有六分法之說,這種六分法角度不同。一種六分法是從教育的角度來解讀《三字經》,即把《三字經》定位成一本教育專著――中國傳統教育的綱要。其結構可以分為簡單明晰的六個部分――教育目的、教育原則、教育責任,傳統教育的內容體系、學習法與勸學(沈立,2012)。另外一種六分法是:第一部分從“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學,不知義”,講述教育和學習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從“為人子,方少時”至“首孝悌,次見聞”強調兒童要懂禮儀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即要孝悌;第三部分從“知某數,識某文”到“此十義,人所同”介紹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識;第四部分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介紹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兒童讀書的程序;第五部分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講述的是朝代變革;第六部分從“口而誦,心而惟”至“戒之哉,宜勉力”強調學習要勤奮刻苦、孜孜不倦。
《三字經》的結構劃分還有“四分法”之說,從勸學的角度解構,將其分為學習的重要性、學習的內涵、學習的典范、學習的目的四部分(輝,2008)。
不論四分法還是六分法都是或從教育的角度或者勸學的角度來結構《三字經》的。他們的分析可謂是各位研究者的獨特見解,每種分法也包含著作者努力凝練各部分的心血。但是,他們未能做到“就地取材”概括每一部分的意義,也就是沒能按住《三字經》的經脈,而是自己的聲音,而非《三字經》的聲音,這樣讓讀者難以把握《三字經》的內在邏輯關系。
基于六分法的兩點不足,這里將《三字經》分成五部分:教道論,教學論,孝悌論,見聞論和教子論。
一、教道論
首先《三字經》以教道論開頭,強調教育的前提是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并且指出教育的關鍵(教之道)在于“專”,即專心、專業和堅持。同時本部分中暗含著習慣對于教育過程非常重要的觀點,正所謂習慣可以成就一個人。這部分從“人之初,性本善”到“教之道,貴以專”。
二、教學論
其次,《三字經》的教學論,闡述了教與學的辯證關系。這種關系分兩部分,一部分為“教”:首先從孟母教子開始,強調環境對于教育很重要(昔孟母,擇鄰處),然后借用竇燕山教子有方(教五子,名俱揚),說明教育方法的重要性。緊隨而至的是教育責任的問題,教育是父母之責(養不教,父之過);并且,教師應當從嚴治教(教不嚴,師之惰)。另外一部分為“學”:強調“學”的重要性(幼不學,老何為,人不學,不知義)。第二部分從“昔孟母,擇鄰處”到“人不學,不知義”。
三、孝悌論
然后,《三字經》將孝悌問題單獨列章,即孝悌論。這一章分為為人之道:從小(為人子,方少時)就要學習“親師友,習禮儀”,這是孝悌的總論和基礎,然后以黃香溫席的故事講述“孝”的意義,以孔融讓梨的故事講述“悌”的意義。本部分短小精悍,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分量。另外,這部分將孝論置于悌論前面,暗指“百善孝當先”的中國文化理念。這部分從“為人子,方少時”到“悌于長,宜先知”。
四、見聞論
再次,“首孝悌,次見聞”緊緊承接上文,直指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孝悌論,其次才是“知數、識文”的見聞論。孝悌應該先于見聞,意思是一個人首先應該學會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其次才是知識的拓展。這一點的邏輯非常重要。第四部分從“首孝悌,次見聞”到“有為者,亦若是”。
見聞論這一部分分為兩大部分:知數篇和識文篇。所謂知數,并非只是數字和數學,而是更廣范圍的知識,包括常識和規律性的東西。知數篇基本按照數字的順序排布:從數字一開始,一直到十,中間只是未提及二。一(一至萬),三(三才、三綱),四(四時、四方),五(五行、五常),六(六谷、六畜),七(七情),八(八音),九(九族),十(十義)。
識文篇的內容非常全面,涵蓋經、子、史、集四大部分,構成了《三字經》最龐雜的組成部分。經部包括四書、五經(六經)、孝經。子部含五子(荀子,揚子,文中子,老子和莊子),史部包括中國各個歷史朝代的存況(治亂興衰)和更迭。需要注明的是《三字經》因各個版本產生的朝代不同,所以這部分差異較大,但是《三字經》史部都從“三皇”開始,歷經各朝,有二十二史之說,也有二十四史之說,各個版本不同,里面的內容亦有不同。除此之外,《三字經》還明確提出了讀史書的要略“考實錄”,和讀史書的目標“通古今,若親目”。集部包括歷代作家的散文、駢文、詩、詞、曲等集子和文學評論著作等。此部分包含了各朝代的典型勵志人物達17位之多,分別為“圣賢”仲尼,“既仕”的趙中令,“無書”的路溫舒和公孫弘,“不教”的孫敬和蘇秦,“家貧”車胤和孫康,“身勞”的朱買臣和李密,“既老”的蘇老泉,“既成”的梁灝,“穎悟”的祖瑩和李泌,“女子”蔡文姬和謝道韞,“雖幼已仕”的劉晏等等。他們分屬不同境況,各個階層,范圍廣泛,代表性極強。
識文篇的內容按照經子史集的方法和順序分類,提綱挈領地指明了人們應該具備的文學文化知識,內容高度概括。經部提到了四書、五經和孝經等。例如:四書具體到書目《論語》、《孟子》、《中庸》和《大學》,并指明其各自的特點。《論語》的篇數為二十和內容為“善言”,為“群弟子”所記。《孟子》一共七篇,內容為“講道德,說仁義”。《中庸》的作者為子思,核心思想即是闡述“中”和“庸”。《大學》的作者“乃曾子”,論述“修齊”“平治”的道理。經部結束之后按照“經既明,方讀子”的原則提出諸子中的“五子”(荀子,揚子,文中子,老子和莊子)。之后,再按照“經子通,讀諸史”的建議開始介紹各個朝代的歷史。集位列最后。經部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有左氏,有谷梁”,子部從“經既明,方讀子”到“文中子,及老莊”,史部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集部從“口而誦,心而惟”到“有為者亦若是”。
五、教子論
最后是《三字經》的壓軸部分教子論。這部分教育孩子從類比物類起頭,拿犬、雞、蠶和蜂作比較(犬守夜,雞司晨和蠶吐絲,蜂釀蜜),說這些動物尚能為人類做出貢獻,人更應如此,否則“曷為人,不如物”。接著教育孩子“學和行”能產生重要影響一則可以“上致君,下澤民”,二則可以“揚名聲,顯父母”三則可以“光于前,裕于后”。然后指明很多父母留給孩子“金滿盈”的短視,強調“惟一經”對于教育子嗣的重要作用,提升《三字經》的教育意義。結語讓人們謹記“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第五部分從“犬守夜,雞司晨”到“戒之哉,宜勉力”。
六、結束語
《三字經》五分法的結構可以簡單闡述為:教道論、教學論、孝悌論、見聞論和教子論。見聞論乃《三字經》的核心,包括知數篇和識文篇兩部分。識文篇包含經、子、史、集四部分。
解構《三字經》于那些對其感興趣的人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因為《三字經》的結構層次清楚,對于誦讀《三字經》的人們有直接幫助記憶和便于理解的功能。“若能句句知詮解,子史經書一貫通”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現實。
其次,《三字經》的結構能幫助翻譯工作者厘清其脈絡,進而準確地進行《三字經》的翻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有著積極的作用。
還有,此次解構《三字經》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愛好者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傳統文學、史學和文化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例如見聞論下的識文篇中的史部就如“袖里通鑒綱目”,宛如資治通鑒的袖珍版,眾多重要歷史事件歷歷在目。
最后,用“教道論”、“教學論”、“孝悌論”、“見聞論”和“教子論”來概括《三字經》的五個部分,不僅僅屬于“就地取材”,還是其根據其內在的邏輯順序“順勢而為”。“教道”、“教學”、“孝悌”、“見聞”和“教子”實乃《三字經》的內部詞語:教道來源于“教之道,貴以專”;“教學”是從“昔孟母,擇鄰處”到“人不學,不知義”中提煉而來的,其中,曾經多次提到“教”和“學”;“孝悌”和“見聞”取于“首孝悌,次見聞”,并且嚴格按照先孝悌論后見聞論的邏輯;“教子”來源于“我教子,惟一經”。所以,用“教道論”、“教學論”、“孝悌論”、“見聞論”和“教子論”來概括《三字經》的五個部分是切了《三字經》的根脈,是對其內容高度準確的凝練。
參考文獻:
[1]沈立.三字經學教入門[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2.
[2]輝.《三字經》的勸學主題與宋代勸學文化生態[J].教育評論,2008(5).
作者簡介:
陳俊玉,華北理工大學講師,澳大利亞英語教育碩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語教育與文化;
[關鍵詞]蒙臺梭利 學前教育 環境育人 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8-0096-01
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是20世紀初最偉大的幼兒教育家之一,與德國教育家福祿培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bel)同為近代歐洲學前教育理論的奠基者,她宣傳個性自由,強調發揮幼兒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其自主和自覺的精神,“呼吁通過教育改造世界,促進世界和平”①,培養具有完備健康人格的青年。1907年在羅馬開辦“兒童之家”(Casa Dai Bambini),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其環境育人②思想及實踐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新教育運動和幼兒教育的發展。
一、社會環境育人思想
蒙臺梭利十分重視社會環境對于兒童成長的影響,她認為教育本身的目的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生物目的,即培育個體的自然成長;其二是社會目的,即鍛煉兒童適應和利用社會環境的能力。這兩個根本目的的完美結合才稱得上是理想的教育,而理想的教育應該在“有準備的環境”(Prepared Environment)中去開發兒童的潛在能量,使其得到自由的發展和充分的發揮。蒙臺梭利首次提出“有準備的環境”的概念,這與我們目前常用的“構造環境”的概念大體一致,同屬于社會環境范疇之一。因為社會環境中最主要的是“構造環境”,是人化的自然,這對于感官(或稱感覺)發達而思維相對較弱的兒童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兒童對周圍的環境的模仿能力極強,雖然他們可能不知道這是什么,或者為什么要模仿,為此,教育者必須提供井然有序的生活環境,美觀舒適的生活設備,實用安全的教學教具,構成一個真實,充滿自由、愛、營養、快樂和便利的兒童身心發展所需的環境,讓兒童有機會獨立、循序漸進地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
二、學校環境育人思想
蒙臺梭利認為,兒童的潛力應以一種自發的沖動表現出來,任何壓抑這種沖動的教育方式都是必須摒棄的。她猛烈抨擊傳統教育中用懲罰和獎勵逼迫和誘惑兒童屈從的做法,認為這是學校長久以來形成的看似光鮮,實則極為失敗的教育方式之一。而真正科學的教育的根本原則是給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允許其按其本性去表現自己。在“兒童之家”中,蒙臺梭利鼓勵兒童自由活動,她認為只有手腦結合、身心協調的科學的訓練,才能令兒童全面而健康地發展,而學校正應是為兒童創造這種條件的育人環境處所。教育者要充分發揮學校環境的育人功能,讓兒童學會創造性地完成自我希望達成的“作業”,而后逐步修正和改進自己,進而內化為自身的能力和素質,完成一種質的提升。蒙臺梭利與福祿培爾一樣,都受到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思想的影響,她竭力反對學校對兒童的身心的束縛,主張以兒童為主體,強調順其自然和兒童的自我教育,“老師必須去引導孩子,但不能讓孩子感到老師無處不在”,應“隨時準備提供孩子所需的幫助,但永遠不要成為孩子及其實踐之間的障礙”。當然,她在關注學校環境育人功能的同時,過于重視學校環境的客觀作用,否定了創造性游戲在幼兒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完全忽視教師說理在幼兒教育中的價值,未免有“環境決定論”之嫌。
三、家庭環境育人思想
蒙臺梭利的家庭環境育人思想受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麥獨孤(William McDougall)等人的影響,她提出兒童的心理發展有四個彼此密切聯系的特點:其一是具有獨特的心理胚胎期。蒙臺梭利認為人類的成長要經歷兩個“胚胎”期,一個是在母體內成長的“生理的胚胎期”,另一個是在后天環境中成長的“心理的(或稱精神的)胚胎期”;其二是心理具有吸收力。她認為兒童具有與生俱來的,對外界環境感知的特殊的鑒別能力,即“吸收心理”(Absorbent Mind),兒童可以從與環境互動和情感聯系獲取印象和文化,不斷發現和塑造自己;其三是發展具有敏感期。她將兒童的敏感期分為感覺敏感期(0~5歲)、秩序敏感期(1~4歲)、語言敏感期(2個月~8歲)、動作敏感期(0~6歲)四個層次,并逐一論述了其不同的特點;其四是發展具有階段性。她認為兒童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均有其特定的身心特點,第一階段(0~6歲)、第二階段(6~12歲)、第三階段(12~18歲)。更重要的是,兒童上述心理發展的全部時期,家庭作為第一維度的教育環境一直貫穿其中,所以,蒙臺梭利特別強調家庭環境對于兒童成長的重要意義,她主張“教育應始于誕生”,遺傳、家庭環境、教育等因素必須統一起來,而父母就是兒童的決不可替代的啟蒙者。父母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習慣、言行舉止都會潛移默化的在兒童的感官和心理上發生作用,因而,家庭教育必須改變單純關注孩子的生活所需的觀念,更多的關注“改善孩子健康狀況和拯救孩子生命這一積極探索的精神……加強孩子的思想生活,并使其從中獲益”。因為思想生活才是真正的人類的生活。
注釋:
【關鍵詞】倪瓚 王蒙 山水畫 圖式
倪瓚的山水畫圖式極為簡括,大多只作一個開合,近處坡岸上有幾株稀疏的枯樹,旁邊有一個空無一人的草亭,中間是大片留白,遠景用淡墨勾勒出平緩的山坡,畫面虛實相生,整幅作品給人以靜謐、蕭索的感受。而王蒙的畫以緊密、繁復、多變見長,多畫崇山大嶺,茂林清流,在取景布勢上多是重巒疊嶂,用筆精整工細,作品見筆見墨,蒼郁潤秀。倪瓚和王蒙的山水畫在圖式上可以說是兩個極端,倪瓚的畫極簡疏,王蒙的畫則極繁密。
那么,倪瓚與王蒙山水畫中的這種圖式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呢?筆者試從兩位畫家的生活情境、師承、個性、價值取向四個方面追索答案。
一、生活情境
王蒙出身于書畫世家,外祖父是趙孟頫。倪瓚則出身于鄉紳富豪,其兄倪昭奎為道教的上層人物。這樣的家世,都為兩人在青年時代提供了文化熏陶上的可能。那時的倪瓚和王蒙都是朝氣蓬勃、滿懷抱負的青年,但生不逢時。元朝是蒙古人統治的社會,種族壓迫十分嚴重,再加上元朝初年基本上取消了科舉,士人們也就失去了晉升之階。王蒙在青年時期得到過功名,但為官的時間不長,后因仕途不順辭官隱居于黃鶴山,那時他不滿40歲,終日芒鞋竹杖,臥青山,看白云,在山中度過了30個春秋。正是這種深隱黃鶴山的生活造就了王蒙濃郁深致的圖式。王蒙山水畫全景式的構思布局,讓人感覺到是對自然界沒有斧鑿過的原始痕跡的寫生,也真實地反映了元朝的文人高士理想的隱逸環境,或許這也是王蒙自己的人生寫照。
倪瓚早期一直過著衣食無憂的富家公子生活。受其兄影響,倪瓚不問世事,埋頭讀書,養成其清高孤傲的特性。后來由于兄長去世,倪瓚不得不接過支持家道的重擔。倪瓚不擅交際,難以持家。而且當時的元朝社會動蕩不安,倪瓚自知富庶的家境會招來災禍,于是變賣了家產,攜家隱居,抱著“不事富貴事作詩”的態度,隱居于太湖之畔,達20年之久。雖然和王蒙相同,同是在中晚年隱居山野,但太湖特有的平緩山丘、三五株枯樹、一片湖泊的地貌特征,使倪瓚找到了理想繪畫圖式的自然原型。“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它一經和倪瓚悲涼孤苦的漂泊心境相契合,便產生了一種荒寒古寂、平淡自然的藝術境界。
二、對傳統的師承
元初山水畫壇,董源的畫風成為了文人學習的典范,董源山水畫多寫江南的山水實景,構圖簡練,意境深遠。從倪瓚的山水畫圖式中可以看出董源對他是有一定影響的。另外,李成的筆法對倪瓚也有一定影響。李成的枯樹畫法透出悲愴的氣氛,枝干下垂,如蟹爪。倪瓚的枯樹畫法即源于李成。倪瓚把董源的茂樹和李成的寒林經過筆墨凝練,化作了挺秀的疏林枯木。據《清河書畫舫》等記載,倪瓚家藏作品中便有董源的代表作《瀟湘圖》、李成的《茂林遠岫圖》。能在家中整日心摩手追,對于董源和李成山水畫精髓的領悟,自然能得其一二。隨著藝術修養的逐漸提高,倪瓚對早期作品的圖式風格進行了改造,而這種改造也起因于吳鎮的“一河兩岸”式的圖式。吳鎮中晚期的作品《漁父圖》《洞庭漁隱圖》等,基本上都是“一河兩岸”式的,近景和遠岸靠得較攏。倪瓚較為明顯的“三段式”圖式出現在1345年至1355年之間,在倪瓚這種圖式出現之前,吳鎮的作品中早就有了。
許多后人在評論王蒙的畫時往往稱其“詩文書畫盡有家法”。王蒙早年的繪畫確實有著許多外家的遺風,但他很早就開始嘗試學習前代畫家所開創的各種構圖方法與筆墨風格,并力圖形成自我的新風格。王蒙早年的作品每幅面貌各不相同,或學董源,或似南宋的小景山水,或師米氏云山,這說明王蒙確是從早年就開始對各家的畫法進行了研究,這對其后來形成的深邃悠遠、緊密繁復的圖式,無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王蒙所師從的諸多名家中,值得注意的是王維。王蒙在圖式上接受、融合并轉化了王維的山水畫圖式。王蒙這一時期的構圖以庭院景致為主,草堂、院落在畫面中占的空間比例較大,空間布局以平遠、闊遠為主。到了中期,王蒙的山水畫圖式開始由早期的一重山、一層人家向數層山、數層人家過渡,畫面逐漸變得幽深靜謐了。在這種圖式的轉變過程中,黃公望對王蒙是有一定影響的。黃公望與王蒙在繪畫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在圖式上都是以密體山水畫的形式出現,只是黃公望相對趨于簡逸,而王蒙中后期的作品愈漸繁密。黃公望曾從學于趙孟頫門下,自稱為“松雪齋中小學生”,并且與王蒙之父王國器也有交往,因此與王蒙的關系也很密切。有研究者認為王蒙是直接師從于黃公望,是黃公望的學生,雖這種說法無以為據,但黃公望極有可能指點過王蒙作畫。這在王蒙自題《竹趣圖》中有過說明。在構圖的基本方法上,王蒙是追隨黃公望開創的新法,在形狀特別的水面上安置靈動、皴擦重重的造型。王蒙中后期一些作品的圖式中山石多置平臺,這種畫法在黃公望的作品中就時常出現。如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圖》和《夏山高隱圖》中,都能看到用筆較實、仔細刻畫的平臺,而這樣的圖式語言在黃公望的《天池石壁圖》《九峰雪霽圖》和《水閣清幽圖》中就出現過。
三、個性
關于倪瓚個性的記載很多。周南老在《元處士云林先生墓志銘》中提到倪瓚“性雅潔”,而王賓的《元處士云林倪先生旅葬墓志銘》中寫得就更具體一些:“性好潔,齋閣前后樹石常洗拭。懼俗士,避去如恐浼。”張端在《云林倪先生墓表》中也提及了倪瓚的潔癖。周南老、王賓及張端與倪瓚多有交往,對倪瓚的生活習性甚是熟稔,因此他們三人寫的墓志銘有一定的憑信度。另外還有一幅畫《張雨題倪瓚像》也說明了倪瓚有愛干凈的習慣,這幅畫完成于1330年,畫家情況不詳,但他一定是倪瓚認為夠格的文人雅士,否則以倪瓚孤傲清高的脾性是不會讓“俗士”為他畫像的。在這幅畫中,倪瓚白面素服,婢女和童子立于兩側,婢女右手提著水瓶,左手拿著鉤子,手臂上還搭著一條白毛巾;而童子則雙手攏袖,持一把拂塵。他們手上的器物似乎與灑掃庭院不無關系。就這一點而言,畫家應該是深諳倪瓚的潔癖之性的。后來的許多美術史書,在論及倪瓚時無不提及他的潔癖,但大都只是將其作為軼聞趣事來描述以增加文章的可讀性,而把它與倪瓚的繪畫圖式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的人還較少。筆者認為,倪瓚山水畫作品中呈現出的那種去繁就簡、恬淡素凈的圖式與他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潔癖習性有很大的關系。首先,我們來分析倪瓚山水畫中出現的亭子。倪瓚每畫山水,多置空亭,他有“亭下不逢人,夕陽淡秋影”的名句。楚默在研究倪瓚時指出:“倪瓚繪畫中的空亭有象征意義。”以亭的空無一物,象征人的胸無一塵。第二,倪瓚的作品中時常出現的兩種圖式語言——枯樹與翠竹。有學者認為倪瓚是以枯樹的挺拔比喻人的正直不屈,以翠竹的清幽比喻人的雅逸清高。但筆者認為倪瓚多用枯樹與翠竹除了創造意境之外,與他的潔癖不無關系。因為一般來說,枯樹是不會掉葉的,翠竹也很少會掉葉。在王賓寫倪瓚的墓志銘中說:倪瓚為了保持庭院里一片碧綠整齊的青苔,遇有樹葉落下,他不用掃帚去掃,只用針綁在竹竿上將葉片輕輕挑去,不使青苔弄壞。從這里可以看出倪瓚不喜落葉的心理。正是由于倪瓚這種潔癖的習性,使得他創作的山水畫圖式更加蕭疏潔凈。
相較之下,王蒙的個性就不如倪瓚那么單純。王蒙祖上和外祖家皆是朝廷大官,這使他常常留戀這種地位。他過于周密地考慮個人地位和利益,忽而出任小官,忽而棄官隱居山中,形勢略好又出山做官。為了個人興趣,也為了個人得失,他不僅到處結交文人畫家,還喜歡和掌權的大官僚接觸。王蒙這種個性也同時反映在其山水畫圖式中,他的畫繁密多變,完全不像倪瓚的畫那樣單純簡潔。王蒙的山水畫總是以造型多變的山體為主,只在谷中水口的狹小空間中安置兩三間象征隱士居所的簡單屋舍,像是在訴說亂世之中對寧靜生活的無奈追求,他的畫面構圖緊湊,皴法繁復,似乎也顯示出他急欲投身的心境。
四、價值取向
倪瓚與王蒙風格迥異的圖式的形成,與他們的生活環境、性格等因素密不可分,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兩人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
倪瓚與王蒙從小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傳統教育,儒家主張積極入世和進取。但是元朝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導致很多文人的政治抱負難以實現。因此,懷才不遇的文人們由信于儒轉變為依于道,他們希望通過道家思想的“無為”擺脫濁世的困擾,進入一個自由境界,以求精神的解脫。
倪瓚受其兄長的影響,時常去玄文館會友論道。他走進了本真的大自然,流連萬象之際,感于物而會于心,其畫面所傳達出的寂靜、空靈也正是道家之“虛”“靜”。到了晚年,倪瓚還喜歡住宿僧寺,結交和尚,佛學進一步對倪瓚山水畫圖式的空疏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禪宗強調“頓悟”,這種對禪語的領悟被倪瓚轉化為山水畫中“意在象外”的藝術境界。也就是佛家所說的“空寂”。佛家認為“空寂”并非什么都沒有,其中須蘊含靈動的“有”才算圓滿。倪瓚完成了這一升華。參禪者追求的那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境界,在繪畫中表現為以極少的筆墨表現豐富的內涵,這在倪瓚的山水畫圖式中得到了反映。倪瓚山水畫筆墨的簡約凝練,寓充實于空靈,寓無限的景象于有限的畫面正體現了這一點。
與倪瓚有所不同,王蒙對政治生活始終都抱有希望,一直徘徊于儒教立身進取與逃避社會歸隱的矛盾之間,他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無法實現其“成林者爽氣重榮”的企望,所以就傾訴于胸中丘壑,紙上煙霞,用筆墨把千山萬壑、密樹重巖描繪得茂密而蒼翠。他是在表現自己對理想生活的渴望,曲折地傳達出對當時世道的不滿及對命運的不平。如果說倪瓚山水畫圖式中的冷雋疏簡流露出的是對現實的無奈與遠離的話,那么王蒙繁密豐茂的圖式則反映了一個懷有入世情懷的文人內心深處對人世間的眷戀與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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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科院校 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 探索實踐
就業是民生之本,創業是就業之源[1]。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鼓勵多渠道多形式就業,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工作”。以創業帶動就業、以創業教育推動創業是辦好讓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服務于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培養一批又一批適應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的需要[2,3]。高校作為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基地[4],應主動承擔這份責任,為黨和國家培養一批優秀的創新創業型人才。
在國家關于大力促進大學生創新創業工作有關精神的指引下,華南農業大學堅持以“立德樹人,守正創新”為工作理念,立足農業大學的學科特色和專業特色,以創新促創業,以創業帶就業,從頂層設計、建章立制、改革創新、政策支持等方面著手,把創新創業教育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逐漸形成了以“立體式、鏈條式、遞升式”為特色的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工作模式。本文旨在為其他高校提供經驗借鑒與參考的同時,談談對促進我國高校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加快發展的進一步思考。
一、華南農業大學創新創業教育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績
(一)創業帶動就業初見成效。
據統計,目前已有200多個創業團隊先后在華南農業大學創業孵化基地和創客空間孵化,其中一半以上已經正式注冊,帶動了近千人就業。2012年至今,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團隊共獲得風險投資達數千萬元。其中,僅廣州迅睿科技有限公司、廣州微豆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廣州萬物生健康產業有限公司、廣州貴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廣州唯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12個公司便獲得風險投資達3000多萬。
(二)社會影響力正逐步形成。
學生創業團隊獲獎頻頻。據統計,2013年以來,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團隊獲省部級以上獎項近200余項,其中一等獎獲獎數量高達77項(國際級一等獎1項、國家級一等獎34項、省級一等獎42項),代表性的獎項主要有:2013年獲國際青年成就中國部“金字塔底端的創新”青年創業培養項目全國十強,第三期全國大學生創業基金總評審全國三等獎;2014年獲首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全國銅獎,“創青春?挑戰杯”全國大學生創業大賽金獎、銀獎各1個;2015年獲第十四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特等獎1個、二等獎2個、三等獎3個等。
創業教育工作屢獲肯定。2013年,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被u為“廣州市大學生創業(孵化)示范基地”;2014年,學校被評為全國就業工作50強單位;2015年,入選廣東省首批創新創業示范學校;2016年,牽頭成立“廣東省高校創新創業聯盟”,并擔任第一屆理事長單位。
新聞媒體給予廣泛關注。2013年以來,華南農業大學創新創業教育工作被人民日報[5]、光明日報[6]、廣州日報[7]、廣東科技報[8]等多家新聞媒體先后報道,華南農大黨委副書記、創新創業學院院長陳少雄的文章《價值引領精神培育協同行動提升創業教育實效需要多維發力》于2016年1月25日在《人民日報》第7版刊登[9],該文從理論層面對高校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進行深入總結和剖析。
眾多高校到訪參觀交流。三年建設期間,已有包括浙江大學、浙江理工大學、五邑大學、內蒙古農業大學、江西農業大學、溫州大學城市學院、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中山職業技術學院、天河區政府在內的眾多院校和地方政府先后到訪華南農大就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創新創業教育體系、創業孵化基地建設等進行交流。
二、華南農業大學創新創業教育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經驗
華南農業大學黨政領導高度重視大學生創新創業工作,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2015〕36號)、《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意見》(粵府〔2015〕28號)等有關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堅持從頂層設計上開始布局謀篇,并在建章立制、改革創新、政策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
(一)頂層設計,科學謀劃。
1.成立大學生創新創業工作指導委員會。
為給大學生提供創新素質訓練、創新能力培養、創業教育、創業培訓、創業輔導、創業咨詢、項目論證、法律咨詢、市場開發、人才推薦、資金扶持、項目孵化與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務,華南農業大學于2015年7月成立了大學生創新創業工作指導委員會。主任由校黨委書記和校長擔任,副主任由1名校黨委副書記和2名副校長擔任,主要負責統籌、規劃全校創新創業教育有關工作,整合全校各部門資源,對全校創新創業教育工作進行宏觀管理和指導,形成創新創業教育整體優勢。工作指導委員會是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工作最高的行政決策與統籌協調機構,在整項工作推進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成立創新創業學院。
為整合、組織、協調全校創新創業資源,全面開展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實踐活動,華南農業大學于2014年10月成立了創新創業學院――由校黨委副書記任院長,招生就業處、學生處、發展規劃處和校團委四部門負責人任副院長,各學院黨委副書記為創新創業學院成員,并配備專職人員進行實體化運作。創新創業學院的主要職責為開展創新創業實踐活動、統籌指導大學生創新創業孵化基地建設及加強師資隊伍和教學團隊建設。四年來,通過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目前華南農業大學已形成了層層落實全程跟進的運作體系和全方位配合齊抓共管的管理體系。
3.成立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管理委員會。
基地管理委員會設主任1名,由校黨政領導擔任,成員包括招生就業處、學生工作處、教務處、校團委、后勤處、教育發展基金會等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委員會主要負責創業孵化基地的建設與管理工作,審核創業基地的發展規劃,籌措和管理創業基金,指導創業服務工作和入駐企業的創業活動,研究和幫助解決入駐創業基地企業在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幫助協調入駐企業與地方工商財稅各有關部門的關系等。
(二)建章立制,實質運作。
1.建設大學生創新創業孵化基地。
為給大學生創業者提供“試驗田”,充分發揮平臺建設的示范帶動作用,通過開展合作,華南農業大學先后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和廣州科創節能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合作,投資600多萬元,共建了華南農業大學―中國移動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和華農科創創客空間,總面積達10000多平方米。在孵化基地和創客空間,華南農業大學為入駐企業(團隊)配備了座椅、網絡等辦公基礎設施(備)。
2.成立大學生創新創業專家指導團。
為給大學生提供技術、智力、政策咨詢、法律援助等創新創業方面專業化的指導和跟蹤服務,提高大學生的創業能力和創業成功率,華南農業大學實施“思想+創新+創業”三導師制計劃,通過校內選配和校外聘請,選聘了一批富有創業經驗與創業能力的專業教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企業家、創業成功人士作為學校大學生創新創業導師,其總人數300余人。
3.設立標準化、精細化創新創業課程。
為培養學生的創新創業精神,提高其綜合實踐和研究創新能力,華南農業大學在學校人才培養方案中專門設立了48學時、3學分的“就業與創業”課程教育模塊,面向全體學生開設創業教育必修課程,啟發其創業思維。不僅如此,華南農業大學還定期舉辦創響課堂、創新創業論壇、創業指導講座、SYB創業培訓班和阿里巴巴電商人才培訓班等。
4.制定大學生創新創業管理制度。
為形成科學合理的長效工作機制,保障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較快發展,華南農業大學先后制定了創業訓練計劃管理、創業基地管理、創業基金管理、創業導師管理、創業項目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充分發揮了技術、場地、資金、專業指導等資源的作用,為大學生創新研究和自主創業提供了支撐。
(三)改革創新,齊心協力。
1.校院聯動,共推大學生創新創業工作。
學院是實施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的主體。華南農業大學各學院均成立有“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工作小組,由學院領導、相關人員和學院大學生科學技術協會主席組成,具體負責學院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實施細則的制定,組織實施本學院學生的項目申報、項目的初選、導師配備、各資助項目資金的使用管理、項目進展情況監控、業務指導、聯系企業等工作,確保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項目的順利實施。
2.政校企合作,共建“立體式”協作平臺。
為大力推動天河區、廣州市乃至廣東省創業創新發展,華南農業大學聯合廣州市天河區政府、天河科技園等單位,以天河區創新創業服務平臺“天英匯”為載體,推動成立政校企合作聯盟――“廣東省高校創新創業聯盟”。依托聯盟,擬通過整合各高校創業服務機構、眾創空間、產業園區等服務資源和科技創新平臺,加強信息交流、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促進創業企業和團隊交流合作,營造良好的區域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打造區域創業創新服務品牌。
(四)政策支持,加大投入。
1.設立大學生創業基金。
通過整合校企在資金、科技、產業、平臺等方面資源,用市場化手段推動華南農業大學創新創業教育發展,提高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加速大學科研成果轉化,促進大學與產業、經濟、社會的緊密結合,培養一支適應新時期的創新人才隊伍。華南農業大學與中科招商投資集團、昆吾九鼎投資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由中科招商、昆吾九鼎兩家投資公司分別發起設立10億元(人民幣)創業基金,用于華南農業大學師生創新創業、項目孵化、成果轉化等。
2.減免各類物管稅費。
為減輕大學生的創業經濟負擔,華南農業大學給予入駐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的創業實體(團隊)以下扶持:一是創新創業實體(團隊)自入駐之日起2年內,免繳物管費、衛生費等管理性費用;場地費用實行“一免一減”(即第一年免收,第二年減半收取);水電費用給予40%補貼。二是由創業孵化基地提供免費工商注冊、稅務登記等服務,按規定享受工商注冊資本金分期到位優惠政策。
3.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務。
華南農業大學通過與天河區工商局、稅務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合作,在學校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和創客空間設立辦公點,在工商注冊、稅務登記和優惠政策申領等方面為大學生創業提供一站式、一條龍服務,減少工作環節,方便大學生創業。
4.給予師生相應獎勵。
為充分發揮各方積極性,調動各方資源,華南農業大學制定了有關管理辦法對全校師生創新創業工作分別給予相應獎勵(華南農辦〔2012〕58號)。對學生的獎勵包括:(1)對通^結題驗收的項目負責人及參加者,學校頒發結題證書并記相應創新學分;(2)學校擇優推薦參加省級及以上各類大學生創新創業競賽項目,獲獎者按《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生參加各類比賽成績管理規定》進行獎勵;(3)對于優秀的結題項目,其成員在免試保送研究生時同等條件下優先推薦;(4)對于畢業年級的結題項目如產生重要知識產權(發明專利、在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高水平論文等)經指導教師同意可等同于畢業論文。對指導教師的獎勵包含:(1)學院對于指導教師在年終考核時給予一定工作量補貼;(2)每年評選一次優秀指導教師,對精心指導、認真負責且成績突出的教師,進行表彰獎勵并頒發證書。
三、促進高校創新創業教育加快發展的進一步思考
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工作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因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整體起步較晚,時間較短,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創新創業教育理論研究缺乏,創新創業氛圍不濃、創業實踐與科研成果結合不夠、國際交流與合作較少等。為此,以華南農業大學為引,筆者針對這些方面提出促進我國高校創新創業教育加快發展的進一步思考。
(一)加強創業教育理論研究,實現創業教育發展壯大。
創業教育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研究課題[10-12],其理論研究是保證工作順利推進的重要前提。為全面有效地開展創新創業教育,使創新創業教育實踐沿著正確的軌道推進,有關理論研究工作不可或缺。學校應當加強創新創業教育機制(激勵機制、考核機制、管理機制、項目傳承機制等)、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創業教育與專業教育耦合、創業教育實踐基地類型及其作用等方面的理論研究,通過研究獲得有價值的理論成果,并實現理論研究成果的“本校化”,從而不斷發展、壯大學校創新創業教育。
(二)加強校園創業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氛圍。
良好的創新創業氛圍,不僅有利于激發大學生創新創業意識和愿望[13],而且有利于教師開展創業教育理論研究和課堂教學活動。因此,如何加強校園創業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創業氛圍,是我們需要關注、探究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可結合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建設,大力開展大學生創業競賽、科技作品競賽,以及舉辦創業論壇、建立創業社團、組織經驗交流、事跡報告等活動,促進學生創業群體的溝通和交流,激發學生的創業熱情,引導學生在創業活動中受磨煉、增知識、長才干、作貢獻。另一方面,可通^學校報刊、廣播、網絡等宣傳陣地,積極宣傳國家和地方促進創業的政策措施,宣傳學校加強創業基地建設、扶持學生自主創業的新辦法、新舉措,宣傳大學生自主創業的先進典型,積極營造濃厚的校園大學生創業輿論氛圍。再者,培育和扶持創業典型,以項目為依托,努力挖掘培植一批大學生自主創業典型,對他們及其創業導師和所在學院進行表彰和獎勵,以不斷激發學生的創業熱情,開發創業潛能,引導更多的學生勇于創業、樂于創業、善于創業,最終實現成功創業。
(三)利用高校的科研實力,善用成果指導創業實踐。
強勁的科研實力,在創新創業教育的開展方面擁有良好的基礎。以“技術促發展,以科研促創新”是國外創新創業教育知名高校的成功密碼。硅谷的發展史就印證了這一點,正是由于有了斯坦福大學無線電工程專業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所提出的“將學術與產業結成伙伴關系”的創意及斯坦福大學自身雄厚的科研實力,經過不斷發展、壯大才有了今天的美國硅谷。我國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應當充分發揮科技、學科、專業、人才等優勢,在自身優勢明顯的領域大力發展創新創業教育,倡導依托學科、專業、科技、人才優勢,大力開展創新創業教育實踐。基于動物科學專業強勁的科研實力、雄厚的師資力量、良好的校企合作基礎,華南農業大學與溫氏集團共建的華南農大溫氏班就是將學校自身科研實力與學生創新創業教育相結合的典型案例,該班旨在培養在動科專業領域從事教學、科研、企業管理和自主創業等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領軍人才。今后,類似的創業教育實踐應該越多越好。
(四)加強與國際交流及合作,推動創業教育快速發展。
國外高校的創新創業教育,例如美國,歷經五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在教學、研究、管理與輔導等方面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結構[14]。為推動創新創業教育加快發展,縮小國內外差距,建議將“走出去”與“引進來”有機結合。一方面選派高校教師、創新創業導師赴國外進修或攻讀相關碩士或博士學位,選派優秀學生到國外知名高校進行考察、學習與培訓,另一方面聘請國外創業教育專家、知名企業家、校友來校講學或學術交流,引進國外先進的人才培養模式、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管理方法、課程設置、創業教育培訓課程等。
(五)利用網絡資源開展教學,拓寬學生創新創業思維。
創新創業教育有別于傳統教育,倡導以實踐為主、以能力培養為主。當下,網絡、電視等媒體資源十分發達,建議提倡學好第一課堂學習內容外,鼓勵學生通過網絡、電視等媒體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時間學習創新創業相關的知識講座或視頻教學,而學校及教師則為其提供便利。比如,學校圖書館選購《全球大學生創新創業教學與研究視頻數據庫》、優米視頻資源庫、《愛迪科森就業培訓數據庫》、《職業全能培訓庫》等能提供大學生創業培訓視頻的教學資源,作為對第一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或者構建本校大學生歷年創新創業視頻集,為后面的大學生創新創業提供借鑒與參考。
(六)發揮創業導師引領作用,提高學生創新創業能力。
經驗不足、政策了解不夠、人脈和機會缺少是影響大學生創新創業的重要因素,創新創業導師有責任、有義務幫助他們解決這些現實困難。崗位創業實習是創業實踐教育最經濟有效的路徑。借鑒國際先進經驗,高校創新創業導師應注重與公司或企業的經常性聯系,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源、影響力充分發揮引領帶頭作用,讓學生有機會深入公司或企業一線觀摩、考察和學習,甚至幫助學生帶著創業方案到某個公司或者企業進行實踐,如此,不斷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強化學生的創業意識,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培養學生的創業技能,幫助學生在體驗和實踐中鍛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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