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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家務勞動;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務勞動是為直接滿足本家庭成員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勞動。這種通常由家庭成員在家庭內部從事的未支付報酬的勞動,主要包括下列活動:煮飯、清潔、整理房間、洗衣物、購物、修理和維護住房、照顧家庭成員、從事園藝、寵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傳統經濟學家認為家務勞動只在家庭內部有價值,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分工越來越細,家務勞動作為人類勞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一種需要成本、能產生收益,具有社會價值的勞動。夫妻間從事家務勞動的通常是女性。通過立法承認夫妻家務勞動具有的價值是法律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了對女性的保護,有助于實現男女實質平等,被譽為是對經濟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婦的“自卑治療劑”。
一、夫妻家務勞動的成本構成分析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從事家務勞動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務勞動的精力成本及機會成本。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隱性成本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一)夫妻家務勞動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時間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在某種勞動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則投人到另外一種勞動或其他活動的時間就會減少。以全職夫婦為例,在夫妻工作時間相同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越長,自由支配時間就越少。而自由時間可以用來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可以用于“勞動者體力的恢復,智力的提高和個性的和諧發展’。非家務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時間休息,可以促使其體力的恢復,產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場投人方面具有較大的精力優勢。家務勞動方,因在工作之余從事家務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該方就會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時間恢復其體力,影響其市場投人的精力,在市場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優勢。當從事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時,從事家務勞動的精力強度大于閑暇時間的精力強度,故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往往選擇精力強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長期從事家務勞動而根本無精力投人社會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會工作。而從事社會勞動的精力成本往往與工資水平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由于家務勞動主要由女方承擔,在已婚男女參與同樣的社會工作時,女性的社會收人往往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較之婚前在市場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因而可能會減少對自身人力資本的投資。在一切資本中,只有對人的投資才是最有價值的資本。對特殊的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與花費在該項活動上的時間正相關,“當家庭部門用的時間更多時,主要提高家庭生產率的資本投資的積極性會更大一些;而當工作時間更多時,對主要提高市場生產率的資本投資積極性會更強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時間是從事家務,其對社會工作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會勞動精力投資較男性更少,自然會降低他們的社會收人,而低收人反過來進一步減少他們投人市場的精力及對市場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大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成本。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不是價值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勞動和勞動結果相統一,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勞動解放的標志。
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同屬于人類勞動方式之一,只是勞動地點及勞動內容等存在差異,屬于不同的勞動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務勞動這種精力成本進行投資而不能分享該投資的收益,會造成對女性的系統性剝奪,既違背了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的利益分享規則,也會減弱該方投資家務勞動的積極性,對家庭這一經濟組織體也可能造成破壞(導致解體)。如果不對夫妻一方的家務勞動成本給予回報,家務勞動方在夫妻時間配置博弈中處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體時也會削減該方在離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個經濟組織體,但其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家庭成員之間具有顯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間可能會因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較優勢而放棄社會工作選擇家務勞動,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動承擔主要家務勞動,“夫妻一方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同時,另一種更有價值的活動被放棄了”,因而家務勞動存在機會成本。由于從事家務勞動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投人,在時間總數不變的情況,家務勞動者就只能通過改變時間分配的方式以承擔家務勞動,如通過不斷減少參與社會活動的時間或者減少甚至放棄參與其他社會工作的時間等方式以保證有足夠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因此,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越多、年限越長,其機會成本就越大。
夫妻從事家務勞動的選擇取決于家務勞動的邊際效用價值,“價值并不是商品內在的客觀屬性,它不過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滿足這種欲望的能力的關系,即人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效用是價值的源泉,效用大則價值大,反之,價值則小。邊際效用價值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物品所引起總效用價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遞減規律。如果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比從事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大,其就會選擇從事家務勞動,反之就會選擇從事社會勞動,而且只有當家務勞動的邊際效用為正時夫妻才會選擇從事家務勞動。如果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相等時,則無論從事社會勞動和家務勞動都無區別。因此,理性人假設下,夫妻從事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應當大于從事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且其邊際效用價值為正,而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越大,表明家務勞動方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
總之,家庭“這一生產單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場產品,而是家庭成員的時間,特別是傳統家庭中妻子的家務勞動。貝克爾認為,家庭是由多個人組成的生產單位,家庭中每一成員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賴下盡其所能,自覺履行投人義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務勞動具有精力成本和機會成本,是對婚姻的一種投資。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則意味著該投資是有效益的,就會鼓勵投資者繼續投資。反之,該方就會減少投資,甚至不再投人而寧愿選擇經濟組織體的解體。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資、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才能實現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長久維持婚姻關系。
二、夫妻家務勞動產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務勞動所創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務勞動的分擔如家庭安排、照顧子女等可以減輕非家務勞動方精神上的壓力,帶來清閑的享受,而有些活動如清潔、整理房間、清洗衣物等,則本身可以為家庭成員帶來精神方面的愉悅。物質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務勞動帶來的分工收益、家務勞動使得家庭經營成本的降低、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及非家務勞動方在家務勞動時間內獲得的人力資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純屬主觀感受,難以客觀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質性收益。
(一)比較優勢分工帶來的收益
夫妻之間如何發揮各自的優勢,實行勞動分工,以增加家庭的產出?通常認為,女性在家務勞動方面具有相對的優勢,而男性在社會勞動方面能產生較高的生產力。男女只有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能增加家庭的產出,實現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為一種社會機構保持下來,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經濟化效能,而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進了勞動的分工,取得了來自專業化的收益。家庭通過丈夫在勞動市場從事專職工作,妻子在家從事家務勞動這種互補活動的專業化而促進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間根據各自的優勢實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產出,提高家庭的經濟效益。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機會成本較低的配偶專于家庭生產。由于女性的工資普遍較男性低,其機會成本相對較低,這樣現實生活中從事家務勞動的任務就主要由妻子承擔,丈夫則利用其在社會勞動方面的優勢參與更多的社會勞動。婦女的時間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門,男性的時間主要分配在市場部門的分工模式被認為是獲得家庭福利目標函數最大化的一種有效途徑。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據各自的優勢進行分工由一方從事家務勞動,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場的優勢參與社會勞動,夫婦雙方通過共同努力,實現家庭產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據夫妻的比較優勢,發揮各自所長的結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勞動都應具有相應的價值。
(二)家庭經營成本的降低(防止積極財產流出)
在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下,許多已婚妻子擔當著從事家務勞動的主要責任。妻子從事的家務勞動自然可以減少家庭中雇傭保姆的費用,降低家庭經營成本,防止家庭中積極財產外流。“妻為家事勞動,則不須支付對價于他人,家計費用即可減少,則其減少部分,對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勞動的價值。家事勞動之防止家庭中的積極財產流出之功能,即為其獲得評價之主要根據。由于降低家庭經營成本是通過投人家務勞動的方式實現的,該降低的成本則為家務勞動的收益之一。
(三)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
雖然家務勞動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換價值,但通過夫妻之間的資源交換以及“置換”方式,仍然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
1.理性人假設中夫妻之間的資源交換
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從事經濟活動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們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圖以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最大經濟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會考慮婚姻的成本及從婚姻中獲取的收益。家庭是一個資源交換的場所,只不過這種交換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質的交換,也包括物質上的交換。現實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動物,而社會生活是要求互惠關系的,人們的選擇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獎賞和最少的代價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潤或最好的結果。在家庭中,需要通過家庭成員共同投人共同經營,彼此分享家庭收益,獲得對方經濟上的供養及情感方面的愛與呵護。家庭成員應當共同投資于家庭,以獲取投資的收益以分享,這樣才有利于實現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進家庭幸福。家務勞動是對婚姻非物質性的投資,對該投資除了精神與情感方面的回報,尚需要換取其投資應得的經濟收益,此種收益是通過家務勞動換取非家務勞動方的社會勞動價值實現的。
2.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
核算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以薩伊的生產要素理論為基礎核算國民生產總值和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的計算方法。這兩種計算方法都未將家務勞動價值核算在國民生產總值內。而現代經濟學家認為,家務勞動實際也具有交換價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過家庭這種生產單位生產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傳統的商品。“忙于撫養孩子的妻子用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換得’丈夫在市場上的工作,而丈夫則‘購買’妻子照顧他們共同的子女。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妻子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對于此,家務勞動雖然沒有直接的交換價值,但其通過“置換”方式仍然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事實上,家務勞動價值對準確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有關資料資示,僅一項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價值就約占國民收入總值的10--35%。
(四)非家務勞動方獲得的人力資本
夫妻獲得的收益除了經濟上的現實利益,還包括一種并非直接以金錢形式體現的資本收益,即人力資本收益。“人力資本是一個人擁有的從事具有經濟價值的活動的能力、知識和技能,它主要靠學習、訓練和經歷來獲取和積累,是決定勞動生產率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過程中,由于夫妻經濟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對家務勞動的分擔,使得非家務勞動方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訓中,積極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質和技能,而這些素質和技能使得人力資本投人方在將來的生活和工作中終身受益。“學校教育通過提供知識、技能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提高了人們的收人水平和生產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與教育和其他培訓的不平等之間有著正相關關系……失業與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在這些資本投資過程中,夫妻對人力資本在金錢方面的共同投資,極易獲得夫妻及世人所認可。但夫妻在人力資本獲得方身上投人的機會成本和精力成本這些隱性成本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在婚姻期間夫妻雙方共同分享該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而一旦夫妻離婚,非人力資本方就不能分享該人力資本帶來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體的收益分享理論,此種情況下,此種人力資本一定范圍的收益應當作為夫妻的共同投資所得。
三、夫妻家務勞動成本的分擔與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關立法
家務勞動是一種需要成本、能創造收益、具有價值的勞動,這種承認應體現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國婚姻家庭法應從以下方面考慮由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勞動成本,共同分享家務勞動的收益。
(一)準確界定夫妻家務勞動收益的范圍
我國婚姻法規定,除另有約定外,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收人為夫妻共同財產,但現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將知識產權的財產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識產權和繼續性使用的知識產權后期使用的財產性收益)納人夫妻共同財產范圍,也未規定夫妻之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獲得的管理技能、專業技能、執照、文憑、資格等人力資本收益。我國現行婚姻家庭法的規定實際上縮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圍,減少了家務勞動的投資回報。因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間創造知識產權或獲得人力資本的過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經濟投人,家務勞動方在履行協助義務、撫養子女、照料老人等行為中通常也存在機會成本及精力成本。離婚時如果不對家務勞動方的這些成本給予回報,必然會損害其經濟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評價,也不符合家庭經濟單位的利益分享規則。因此,我國婚姻法應明確知識產權的財產期待利益為夫妻共同收益。同時,宜借鑒經濟學中對管理技能、專業技能等人力資本的估算方法,規定夫妻婚姻期間獲得的人力資本在離婚后一定年限內的收益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設夫妻家務勞動價值的量化方法
關于家務勞動的計算方法,國外實踐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則和機會成本法則等進行計算。在從事家務勞動一方的機會成本能夠確定的情況,借鑒機會成本法則計算夫妻家務勞動的價值較為合理。如果能確定家務勞動方因從事家務勞動而失去從事社會工作的機會,宜以該喪失的機會作為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如果機會成本的確立存在難度,則需要考慮相關因素,宜參照替代法則計算,但不宜采取簡單的使用家政服務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家務勞動的價值(目前我國有學者提出用家政服務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家務勞動價值的主張),因為此種計算方法在很多情況下會降低家務勞動的價值。
對于知識產權財產性收益,經濟學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價法等進行評估。對人力資本價值的評價,在穩健、可行和公允的情況較多采用對未來收益進行折現的收益現值法或凈現值法進行計算。雖然這些計算方法還無法達到精確的程度,但不失為經濟學計算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領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鑒性。
(三)增加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考慮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務勞動價值時,應增設具體的考慮因素,包括非家務勞動方從家務勞動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續時間等因素衡量家務勞動的價值。
在評估人力資本價值時,應考慮以下因素:首先應考慮對人力資本方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的年齡,因為該年齡決定了人力資本投資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長短;其次應考慮人力資本的折舊現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資本的投人,該投資并非總是一勞永逸的;最后應考慮人力資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資、社會其他方面投資、人力資本獲得方的主觀努力及實現人力資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納收益現值法或凈現值法進行人力資本價值估價時,宜確定一定年限內人力資本的收益作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圍,而不是所有的現值折算為夫妻共同收益。對此,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對高級管理人員離職后競業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認為該期限與相關人員在前企業積累的人力資本或知悉的經營信息等相關)的規定,確定夫妻離婚后一定期限內獲得的人力資本收益為夫妻共同收益。筆者認為,結合人力資本的上述特點,宜以人力資本持有人未來3-5年時間的預期收益折現為夫妻共同收益,對非人力資本獲得方給予相應價值的補償。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08A-
0016-02
品德課課程標準明確指出:“品德與生活課程是以兒童的生活為基礎,以培養品德良好、樂于探究、熱愛生活的兒童為目標的活動型綜合課程。”課程標準倡導教育回歸生活,強調以兒童現實生活作為課程基礎。那么,如何讓思品課真正生活化呢?本人從“課堂上創造性使用教材,在教學中注意發現、創造活動,注重課外實踐的感悟升華”這三個方面進行了探索。
一、創造性使用教材,在教學上回歸生活
1.創設情境,知理導行。我國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認為:“從生活與教育的關系上說,是生活決定教育。從效力上說,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在思品課教學中,模擬現實生活中的情境可以使課堂教學更接近現實生活,使學生如身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加強感知,激發思維,它比單純的語言講授效果更好。例如,在教學人教版教材“愛護集體的榮譽”內容時,筆者在課堂上預先設置好這樣一個場面:幾支粉筆和一塊板刷掉在了地上;一把椅子倒在地上;窗戶開著,鉤子卻沒有鉤上。上課時,筆者先采用擬人化的故事,講述為什么要愛護學校公物的道理,又以拍手歌的形式告訴學生愛護公物的行為要求。最后,筆者問:“小朋友們,你們知道了應該怎樣去愛護學校的財物。現在,請你們仔細觀察一下教室,看看有沒有愛護公物的事需要做呢?”學生頓時活躍起來,個個都認真仔細地觀察。沒過多久,就有幾名學生高高地舉起了小手。筆者請他們依次找出需要做的愛護公物的事。學生有的撿起了粉筆、板刷,有的扶起了椅子,有的把窗戶的鉤子鉤上……筆者問:“你們為什么這么做呀?”學生有的答:“鉤子不鉤上就會使窗玻璃容易打碎。”有的答:“椅子倒在地上會被人踩壞。”……可見,教師根據教材靈活創設生活情境,既加深了學生對道德知識的理解,也有利于學生掌握現實生活中的行為要求,達到曉之以理、導之以行的目的。
2.由靜到動,體驗情感。教材是靜態的,而現實生活是動態的,要把教材上“靜”的教學內容變成“動”的學習內容,需要教師在充分了解教材的基礎上創設條件,進而使學生的情感體驗被充分激發出來。例如,一年級上冊第四單元《我愛我的家》,這篇課文由兩個主題活動構成:“我的家”和“我是家里的小主人”,在主題二第2課時還安排了“我愛做家務勞動”這一內容。教材中只有幾幅學生做家務勞動的圖片,是靜態的,而現在的孩子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缺少觀察,根本體會不到父母勞動的辛苦。怎么樣讓學生體會到父母的辛苦并產生做家務勞動的愿望與行動呢?筆者補充了一組錄像,播放爸爸媽媽下班回家急急忙忙買菜、燒飯、掃地、洗衣服等情節。學生觀看之后,聯系生活實際,在腦海中回想起日常生活的片段,在此基礎上,筆者再讓他們談談自己的感受。學生從父母的滿頭大汗中受到震撼,體驗到了父母操持家務的辛苦,萌發了“我也是家庭一員,要多做家務勞動”的愿望。這一與家庭生活密切聯系起來的補充內容充分激起了學生的情感體驗,培養了學生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
3.巧用事件,升華教育。有時候,如果教師善于利用課堂上的一些“意外”事件,往往能使之變為課堂生成資源,為教學服務。例如,在教學《我們的大家庭》這一課時,筆者精心設計了教學活動。學生在筆者的引導下爭先恐后地訴說著自己對“大家庭”的喜歡:“我喜歡前面的大黑板,老師在上面寫,讓我們學到很多知識”“我喜歡班里的小朋友,下課了可以一起玩,可開心了”……突然有一名學生把手舉得高高的,筆者以為他要回答問題,于是叫了他。“老師,劉遠(化名)流鼻血了……”這位學生著急地說道。筆者一聽愣了一下,定神一看,真的有一位學生在流鼻血。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筆者忽然想到: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教學素材嗎?本課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體驗“班集體是我們的大家庭”,要達成這一教學目標,教師正好可以借助這一突發事件來加深學生的體驗感悟。想到這,筆者及時肯定并表揚了這位學生對同學的關心,并快步走到這位流鼻血的學生身邊,扶住他,請他抬起頭,防止鼻血再流下來,然后焦急地問全班學生:“孩子們,劉遠同學流鼻血了,我們應該怎么辦呢?”其他同學看見老師的關切之情流露,也都焦急地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并且很快達成共識:“請劉遠的好朋友蒙小超(化名)扶著他到醫務室去。”這一突發事件的處理使全班學生和流鼻血的學生之間產生一種愛的情感的碰撞,也使學生感受到老師真的把每一個同學都放在心上,從而使學生間互相關心、幫助的溫暖感受油然而生,真正感受到“我們的大家庭”帶來的溫暖,體驗到在教室中的學習就是一種真實的生活。這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真教育是心心相通的活動,唯獨從心里發出去的,才能打到心的深處。”反之,如果筆者簡單處理這一突發事件,即刻帶這位學生到醫務室去而讓其他學生留在教室自習,也就激發不了學生內心深處的情感,更別說觸及學生的心靈了,這樣的教育無疑是蒼白無力的。
二、讓學生在活動中體驗生活
陶行知先生倡導“教學做合一”,而在品德與生活課中,活動成了教和學共同的中介。品德與生活課屬于活動型綜合課程,它的定位側重于兒童發展的角度,立足于兒童在活動中獲得經驗和形成體驗。教材中豐富多彩的話題和圖例都是在兒童的日常生活范圍內,其活動方式極為豐富,而且涉及面廣。這些活動的設計啟示著教師在教學時要圍繞教學目標,認真地研讀教材,根據本班的實際,很好地利用這些活動。
1.從學生生活中發現活動題材。新課改理念倡導教育回歸生活,強調以兒童的現實生活為課程基礎。作為教師,應在課前對教材進行正確把握,并了解學生的生活現狀及思想動態,發現、提煉活動的題材。在品德與生活教材中,關于交通安全知識只安排了《遵守交通規則,安安全全上學》一課,因此本課的教學內容涵蓋面較廣,不僅要學生知道有關的交通小常識,而且要學生懂得不遵守交通規則會給自己、家人帶來的傷害,還把認識常見的交通標志放在最后。為了讓一年級的孩子對這些模糊不清的交通標志認識得更加清晰,在課堂上筆者打破現有的教材體系,把筆者用相機拍攝的交通標志一一貼在黑板上,開展了“請讓我來告訴你”活動。通過運用擬人化的語言描述標志的含義,學生興致盎然地了解了各交通標志的含義,教學效果良好。
2.創造學生喜愛的活動形式。課堂教學活動應是師生積極、有效和高質量的多向互動。作為教師應有目的、有計劃地安排教學事件、情境,以喚起、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并推動學生進行有效學習。教學《我愛做家務勞動》一課時,筆者根據一年級小學生的特點,設計了唱一唱(唱《好媽媽》)、看一看(看父母做家務的錄像)、說一說(說說自己的感受)、學一學(學小老師做家務的好方法)、比一比(誰的小手最能干)等一系列學生樂于接受的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學生在活動過程中,感受到父母做家務的辛苦,激發了“我要做家務”的愿望,逐步養成愛勞動的好習慣。在這個活動過程中,學生與學生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生活經驗得到激活、豐富和提升,情感得到豐富、細膩和純化。
3.把活動做細。課堂教學活動不是為活動而活動,更不是作為課堂景觀來點綴教學過程的。活動并不是越多越好,我們應把每個活動潛在的教育資源挖掘出來,注重過程、反饋,通過教師的引領,使活動做細,真正促進學生的發展。同時,還要重視活動的生成性。就如筆者前面舉的學生流鼻血這一事例,如果筆者只顧按預先設計好的步驟一步一步走下去,而不善于捕捉這個新的生長點的話,教學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因此,教師一定要善于經營活動,用活動的真實進程不斷豐富和推進課堂教學的進行,使課堂生活成為一種快樂、積極有意義的生活。
三、注重課外實踐,在生活中感悟升華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的形成不是一節課兩節課能夠完成的。陶行知先生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課程標準在“知行統一”原則里,特別強調:“要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學校、家庭和社區的實踐活動,在活動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思品課要提高實效,必須向課外拓展,與多種德育途徑相結合,形成教育合力。筆者認為這種拓展主要在課前與課后進行。
1.課前開展實踐活動,充實課堂教學。一節成功的品德與生活課,課前大量的準備必不可少。教師應圍繞課堂教學內容,在課前開展相應的實踐活動,以縮短教學內容與學生生活實際的距離,為課堂教學積累直觀的感性材料,促使學生在課堂上能較輕易地感悟、理解教學內容,激發道德情感,提高道德認識。如教學“變化中的社區”這一內容時,課前筆者組織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調查改革開放以來家鄉發生的變化。學生有的請爺爺、奶奶講社區日新月異的變化,有的用筆畫下了美麗富饒的家鄉,有的寫出了內容豐富的作文……這樣,學生不僅感受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還進一步增強了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的情感,教學目標的達成水到渠成。
2.課后開展實踐活動,深化課堂教學。道德教育是一個循序漸進、反復訓練、螺旋上升的過程,單靠某一課的教學就想達到目的,無疑是不現實的。因此,教材中留存有大量的實踐空白,讓學生課后操作、延伸,鞏固深化教學內容。如學了“我愛做家務勞動”內容后,筆者讓學生回家堅持做家務勞動,并讓家長在家務勞動卡上做出評價,一段時間后在班中開展“我是能干的小主人”評比活動。這些課后活動很好地把陶行知先生倡導的“教、學、做”有機結合起來,是“教、學、做合一”教育思想的最好實踐。
關鍵詞:彝族婦女;家庭經濟貢獻;分析對策
中圖分類號:B84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5-0255-04
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我國的少數民族婦女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真正得以形成。而少數民族婦女對婦女的發展進步具有重要作用,重視少數民族女性問題研究,通過了解節數民族婦女在家庭經濟中的貢獻,可以為我們制定有關少數民族婦女發展政策提供可靠的現實參考和理論依據,有助于保護婦女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家庭是組成社會的細胞。在少數民族婦女的聚居區域,少數民族婦女既是家庭物質資料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傳宗接代人類自身生產的主要承擔者。了解了少數民族婦女對于各自家庭經濟的貢獻,我們就會很明了地發現少數民族婦女在其所處社會組織中的生存和發展現狀。本著這一初衷,2014年8月初,本課題組一行4人,奔赴云南省武定縣開展實地調研活動。我們走進云南省武定縣貓街鎮,走進當地彝族婦女的50個家庭,通過對50名(15―75歲)彝族婦女的訪談,以“家庭日常生產生活中的彝族婦女”為切入點,以多對一、面對面進行訪談的形式展開調研,并通過錄音輔以筆記的方式進行記錄,通過搜集數據,量化分析當地彝族婦女對家庭經濟的貢獻。通過管窺一個個彝族婦女及其家庭,對彝族婦女在家庭經濟中的貢獻作量化分析,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有助于彝族婦女發展的意見、建議和對策。
一、調查對象及調查內容概況
(一)調查對象
作為本次調研目的地武定縣,位于滇中高原北部,云貴高原西側,楚雄彝族自治州東部。武定縣全縣常住人口27.69萬人,其中彝族占比高達31.24%,―是調研彝族婦女非常典型的目標和對象。其中,武定縣貓街鎮作為該縣的“五個之最”,即少數民族最多、國土總面積最大、交通區位屬最優、礦產資源最豐富、森林覆蓋率最大,在反映該縣的經濟、政治、文化現狀上具有獨特的代表性。這為調研當下貓街鎮彝族婦女生存發展現狀,特別是山區農業環境下的彝族婦女日常生產生活狀況及其對家庭經濟的實際貢獻提供了很好的數據來源和研究基礎。
針對偏遠山地的語言、文化水平、信息交流方式與調研主題,本次實踐主要采取深度訪談的方式,即在記錄的同時提取錄音以備后續整理,這一方面有利于使被采訪對象充分理解調研問題,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充分地獲取被訪問對象的信息。我們圍繞研究主題對當地村政府和村干部進行訪談,從而獲取當地彝族婦女在家庭中日常生產生活的普遍現狀。在50個被調查對象中,選取7個從事商品經營的彝族婦女進行訪談,選取43個從事農業生產的彝族婦女進行訪談。內容涉及個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員、家庭收入、收入來源、支出數量與分布結構等方面,以客觀反映當地彝族婦女對家庭經濟貢獻狀況,見表1。
在50個被采訪者中,從事商品經營的7個被采訪者其對家庭經濟主要貢獻為自營店收入,且收入不單獨計出;有從事農業生產經歷的43個被采訪者,其對家庭經濟主要貢獻方式包括養殖、種植、上山采摘、打工等渠道,其中在農閑時外出打工的有40個,其余3個則在農閑時節料理家務和飼養家禽家畜。在50個被調查者中僅外出打工的40人的收入有明確度量。普遍來看,當地彝族婦女在家庭中的經濟貢獻是隱性的,尚不被視為主要貢獻,而只被視為家庭經濟的一種補充。她們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瑣碎且多為體力精力付出,很多無法用金錢數量徇,其對家庭經濟的貢獻被自然融入到家庭消耗里,加之男權觀念的影響,當地彝族婦女對于家庭經濟的貢獻被普遍低估,同時,彝族婦女對于家庭經濟貢獻的傳統落后方式,也反映出彝族婦女的生產方式落后,她們的生產技能、家庭地位和自身價值還有待提升。
如表1所示,50位有效受訪對象中,外出打工為當地彝族婦女最普遍收入方式,主要分布在15―50歲年齡段,而50―75歲的婦女依然存有外出打工的意向;從事商品經營的婦女主要分布在50―75歲年齡段,她們在家中為子女看店或與配偶共同經營店鋪,收入較為穩定;25―50歲的則以經營流動攤鋪為生,收入波動大;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彝族女性已完全成為家庭生產的無償勞力,其收入完全計入家庭總收入,只能通過勞動種類、對應時間與強度、協作程度等計量,這是一種隱性的、容易被忽略的貢獻。
(二)調查情況匯總
通過對調研收集信息的整理分析,我們梳理出四個大的方面,即武定縣貓街鎮當地彝族婦女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文化水平與健康狀況、家庭境況以及子女受教育情況。我們從這四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著手,客觀真實地還原當地彝族婦女的現狀,并通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研究,找出有效提升當地彝族婦女在其家庭中地位、作用和價值的途徑。
1.家庭經濟貢獻
彝族婦女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有隱形經濟貢獻與顯性經濟貢獻兩種,這兩種家庭經濟貢獻者大概可分為家務、下地種田、外出打工和個體經營四大類。
(1)家務。根據我們的調查,武定縣貓街鎮當地居民家庭中家務主要由女性承擔,根據我們的整理,當地彝族女性承擔的家務勞動主要包括照看孩子老人、洗衣做飯、清潔打掃、喂養家禽牲畜、采摘蔬菜以及收集松樹汁等事項。
(2)下地種田。此次調研地屬于少數民族地區中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縣鎮,因此,不少家庭仍舊依靠種地為生。調查結果顯示,通常被我們視為重體力活的下地勞動在當地并非都由青壯年男性承擔,這其中女性承擔了很大一部分勞動任務;甚至在不少家庭中,下地干活完全由家庭中的中老年婦女承擔,而男性則在家照顧店鋪。所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有玉米、土豆、小麥、白豆等,勞作非常辛苦。
(3)外出打工。隨著當地交通條件的日益改善,除了種地與養殖,更多家庭的彝族女性希望走出去尋找其他生計以維持和改善生活。有半數的受訪家庭中有20-58歲的女性外出務工,具體工作包括在建筑工地做工,在葡萄基地打工,在工廠打工,打雜等,務工地點包括四川、山西、山東、浙江等地。
(4)個體經營。在受訪家庭中,有一部分家庭婦女通過個體經營的方式補貼家用,例如,開燒餌塊店、文具店、服裝店、小賣鋪、農機站、擺攤賣苗藥、繡品攤等。大多數店鋪日常的打理、進貨都由婦女獨自承擔。
2.文化水平與健康狀況
受訪的50戶家庭中的彝族女性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大多數婦女文化水平僅為小學程度,甚至是文盲,初高中畢業的女性屬于鳳毛麟角。其身體健康狀況同樣令人擔憂,由于衛生保健知識少,生活方式落后,調研訪談過程中,下至中青年婦女,上到耄耋老人,都向我們反映身體患有常年咳嗽、腰痛、肩周炎、風濕、胃病等,對身體不好的女性來說,常年吃藥打針帶來的醫療支出為本就拮據的家庭收入雪上加霜,甚至抵消其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甚至成為家庭的累贅。
3.家庭環境
在家庭規模上面,多數家庭是三代同堂,一家有5―7口人,極少數家庭是3口之家,四世同堂的情況也較少見。在家庭經濟收支方面,大多數家庭表示家中經濟時常入不敷出,僅僅處于勉強維持生活的狀態。一小部分家庭收入相對較高,年均家庭總收入為6萬―8萬元,受采訪的家庭中沒有特別富裕的。在養老問題方面,當地彝族人多以家庭養老為主,根據當地風俗,家中最小的兒子一般和老人一起生活,負有照看雙親的責任,其他子女則不定期前來探望,并給予一部分養老幫助或費用。
4.子女受教育情況
在子女人數方面,50個受訪對象家庭沒有獨生子女的情況,多數在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育有2―3個孩子,15歲以下的兒童全部都在接受國家的義務教育,費用方面只需向學校繳納書本費和保險費以及一些雜費。受訪家庭孩子學齡前教育基本空白,屬于自然成長狀態。孩子入校學習后,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女孩較男孩子明顯輟學早,升入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
(三)調查情況分析研究
從家庭的日常生產生活出發來研究婦女在家庭經濟中的貢獻必然會涉及量化分析方法,而量化分析的核心在于將一些不具體、模糊的因素用具體的數據來表示,從而達到分析比較的目的。此次調研主要采取訪談的方式來搜集數據,然而由于問題本身的特殊性、所需信息的采集難度、所采集的信息的可信度等等原因,后期的量化分析工作便尤為重要。
1.量化分析所需要的經濟學原理
(1)貢獻率。貢獻率是統計分析中常用的一個指標,用于衡量有效或有用成果數量與資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產出量與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與所費量之比。其計算公式如下:
貢獻率(%)=貢獻量(產出量,所得量)/投入量(消耗量,占用量)×100%
家庭經濟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系統,現實生活中,家庭成員往往共同勞作,尤其是農村家庭,按標準的貢獻率公式去尋找數據是不現實的,沒有可操作性。但參照貢獻率公式來粗略評估婦女對家庭經濟的投入,以及家庭經濟的產出(純收入),了解婦女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在其家庭經濟中所占的比例,通過詳細的調查、分析是可以實現的。
除此以外,考慮到家庭生產活動的特殊性和搜集數據的便利,本課題組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以年為單位,調研地點選在云南省少數民族聚居地,經濟情況變化幅度不大,以年為單位得到的數據是比較全面,而且具有代表性。
(2)無酬勞動的統計。 無酬勞動是指個人在家庭和社區從事的、為滿足最終消費所提供的、無直接貨幣回報的服務活動,主要包括家務勞動,對老人、兒童和病人的照料以及志愿活動,無酬勞動卻不屬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范圍內的生產活動,不被計入GDP之中。[1]調查顯示:婦女是無酬勞動最主要的承擔者。
時間利用統計,是考察婦女的家庭勞動的價值的有效方法。
(3)家務勞動。家務勞動是包含所有家務工作在內的一種勞動形式,它也創造使用價值。家務勞動有3個主要特點:一是勞動者和勞動產品的消費者的直接同一性;二是勞動的極端非專業性;三是封閉性。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有3個方面:家務勞動是社會勞動的前提和基礎,家務勞動是社會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最終得以實現的起始環節、終端環節,家務勞動最直接地關系到人的價值。”[2]
家務勞動是創造家庭剩余產品的一種特殊形式,但是,由于家務勞動自身的特點,家務勞動的產出在核算理論和方法上存在不足,但是,家務勞動是婦女對家庭經濟貢獻的中要方面之一。“具體地說家務勞動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為成年人自身生活服務的勞動;二是為家庭中的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生活服務的勞動;三是生育下一代的勞動;四是人們生存、發展、享受需要的勞動。”[3]
由于調查對象的特殊性,家務勞動的投入主要采取時間統計,而家務勞動的產出則采取替代法和實物統計相結合的方式。
2.量化分析的數據需求
產出,即家庭年收入是本次搜集數據的重點,婦女在家庭經濟貢獻中的分母。家庭年收入具體應該包括以下幾項,這同時也是本次調查所需數據的重要方面,見圖1。
圖1
婦女在家庭經濟中的投入則主要包括:家務勞動的時間、公共勞動的時間、家禽和牲畜的市場價值,有的還要包括外出務工時的收入、經營買賣的收入。
云南省武定縣屬于國家級貧困縣,一個家庭的年收入僅在一萬五千元左右。武定縣貓街鎮屬于山區,這里的人民除了種植水稻的經濟作物以外,還會種植煙草、豆子等經濟作物創收,農閑時期還會外出務工,這3項成為了一個家庭的年收入的主要來源。此外,依托豐富的自然資源,在每年的雨季到來時,上山摘野生菌、草藥也成為了農民創收的一個手段,同時,養殖家禽、牲畜也是一項收入來源,這部分工作大多由家里的女性承擔。
在接受那我們采訪的家庭婦女中,有32人只具有不到小學文化水平,甚至小學沒畢業,17位只是初中畢業,只有一位接受過超過12年的教育,然而由于家庭貧困,最終也被迫輟學。
在家務農的婦女占受訪者的絕大多數,有七成的女性會外出打工賺錢,六成婦女做點小買賣補貼家用。當地外出務工的女性的月工資與當地男性的收入相比存在500―2 000元的差距,當地外出務工女性的月工資水平在1 500―3 000元左右,從事的多為家政、制造、餐飲服務等行業。
通過調查我們了解到,在一個家庭中,土地的所有權集中在男性家庭成員身上(除去男性入贅的情況),不女沒有地或者地很少,通過訪談,我們初步推斷婦女平均每天除了參與農事生產以外,平均每天要做240分鐘左右的家務勞動,而且日常的家務勞動基本由婦女承擔了。而與此相對的是,在重大家庭事項的決定權上,農業生產上,女性的話語權占64%左右,建房、土地事項上,男女的話語權基本對等,家中的重大事項上,女性的意見和建議多被采納。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地彝族婦女在家庭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綜合考慮家務勞動、農業生產、家庭的收入等因素,當地彝族婦女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是超過五成的,而長期以來,由于社會的性別分工,彝族婦女的這一重要地位在當地民眾中一直沒有得到肯定和重視。
二、問題分析及對策建議
(一)問題分析
在實地調研結束后,本課題組成員對調研結果進行了多次分析和討論,結合調研的親身感受,我們將所發現的問題歸為以下三點。
1.信息閉塞與經濟發展落后形成惡性循環
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調研地的道路、房屋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同當地居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都反映出本地區貧困化這一問題。有受訪女性向我們表示,近些年當地的自然氣候變化較大,過多的雨水導致不少農戶的農田被淹,經濟作物損失嚴重。辛苦一年的勞動成果經常因為一場天災付之東流,靠天吃飯的生活具有太多不確定性,考慮到補貼家用,不少家庭婦女選擇外出打工,但沒有一技之長的她們在外界務工創收的道路舉步維艱,僅能靠親戚或熟人介紹在外地做工,勞動強度大但收入卻不高,平均1 500―2 500元/月。
2.家庭經濟入不敷出致使女性負擔過重
此次受訪的50戶家庭經濟條件都屬于中等偏下水平,同時女性在賺取家庭收入方面還承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少家庭中老年女性甚至是家庭經濟的“頂梁柱”,下地種田、喂養牲畜、操持家務,農閑時外出打工樣樣不缺。子女上學、老人養老、家人看病、吃飯穿衣……諸多花費造成三日之入不敷一日之出的經濟困窘局面,當地女性普遍生活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但由于多數受訪女性沒有一技之長,受教育水平又偏低,只能選擇用做苦力或手工活的方式補貼家用,平均每天勞動時間在10―16小時不等,也因此使身體健康遭受損害。例如,一位受訪的民間手工藝人表示,她每天6:00―22:00都在干活,除了下地種田,操持家務,還在空閑時間繡繡品以賣錢。但是繡繡品很費眼睛,對肩周、腰椎損傷也很大,導致她經常頭暈,每個月都要去村醫處就診治療。
3.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妨礙她們改變現狀
在目睹了調研當地彝族女性的生活現狀后,我們小組討論分析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我們認為,除了當地整體經濟發展落后,信息閉塞之外,就女性自身綜合素質來看,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沒有一技之長是女性轉業無門、增收困難的主要瓶頸。就我們調查的50戶家庭中外出打工的女性來說,她們從事的多是一些依靠體力或低附加值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共同點在于勞動時間長,勞動量大且收入較低,制約她們對于家庭經濟的貢獻效率,很難徹底改變她們家庭經濟的困窘狀況。
(二)對策建議
1.制定政策扶助發展
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云貴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全國范圍來說相對落后,財政自給率不高,縣鄉財政政府經濟負擔沉重,無法有效提供當地居民需要的各類生產生活資料。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和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帶動,堅持“先輸血后造血”的原則開展反貧困工作。例如,上級政府給予適當政策傾斜,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資金、技術與信息扶持力度,發展教育、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優惠政策引導等,使貧困地區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幫助少數民族地區擺脫貧困化帽子。
2.開辦就業創業培訓
婦女作為一支重要的人力資源,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貧困地區在解決貧困問題時,也應該為女性承擔社會責任和工作提供機會與幫助。在實地調研中,有受訪者反映由縣政府牽頭組織的刺繡技能學習班為村里很多婦女提供了一個學習手藝、賺錢養家的門道,效果顯著,對大家改善家庭經濟幫助很大。這也給了我們小組成員一些啟發,如果能由政府出面組織,將有意愿學習一技之長的女性集中起來,有針對性地開辦培訓班,為需要就業轉業的婦女提供就業市場信息和專業技能培訓,并向有需要創業的女性提供專家輔導,對創業計劃提供建議同時一并提供一定金額的有償貸款,就會從根本上改變當地彝族婦女村的生存狀況,使她們有能力、有機會通過知識改變命運。
3.利用互聯網的力量
在這個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代,獲取及時有效的信息意味著機遇與可能。為了改善少數民族農村地區信息較為閉塞的現狀,我們小組討論認為需要為少數民族當地居民開辟一條能夠及時獲取致富信息和專業知識的途徑,這樣才能夠為她們改變自身狀況提供可能。因此,我們建議由鄉政府牽頭,在各村設立村圖書館或閱覽室,免費提供農業種植、動植物養殖和刺繡工藝等各方面專業技能的培訓圖書,并定時更新。特別要著重利用互聯網的功能,建立微機室,免費為當地彝族婦女提供信息服務,從而開闊她們的眼界,了解市場動態,快捷方便地獲取于她們有益的信息,推動當地彝族婦女勞動能力的增長。
4.重視女性教育問題
由于貧困地區地方財政薄弱和因高考不斷向發達地區輸送人才而形成地方教育資源不斷流失,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嚴重缺乏經費保障。貧困地區人才資源短缺,人力資本存量不足,進一步阻礙了農業科技的推廣,加大了產業轉型的難度;同時,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影響農民駕馭市場的能力,從而在根本上阻礙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受思想觀念和民族風俗習慣的影響,少數民族地區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較普通農村地區更低,這無疑是少數民族女性改變自身社會地位最大的障礙。如何使農村貧困婦女擺脫貧困,使她們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條件有所改善,使她們同樣有發展機會和相應的享受性支出的能力,即如何實現農村貧困婦女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是當今世界不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從女性自身的發展角度來看,重視農村女性的受教育問題,不僅能從根本上解決女性就業問題,為她們今后的謀生手段提供多種選擇,也可以改變少數民族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使她們的價值得以更充分的展現。
參考文獻:
[1] 安新莉,董曉媛.中國無酬勞動總價值的測算及其政策含義[J].中國婦運,2012,(7).
平等的概念不單單意味著以同樣方式對待所有的人。給不同處境的人以同等的待遇只會使不公平長期存在下去,而不會使之消失。只有努力解決并糾正這些處境上的不平衡,才會產生真正的平等。正是這種更廣闊的平等觀念在爭取婦女人權得到承認和接受的斗爭中成了指導原則和最終目標。(注: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編,《對婦女的歧視問題:公約和委員會》導言第三段,2001年版。)
婦女的財產權利是婦女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婦女行使其他權利的基礎。財產權的不平等使婦女總體上在婚姻家庭關系和社區中處于較低的經濟地位,也是導致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國際人權法,特別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通過制定國際社會認可的標準和保障機制,成為各國審視其國內法的現有規定、挑戰婦女所面臨的不平等財產權狀況的有力工具。
目前中國法律所規定的離婚財產均等分割方法,沒有充分考慮在經濟轉型期間婦女所面臨的經濟地位的劣勢和離婚婦女在傳統文化和習俗中所遭遇的特有困難。同時,對婦女所從事的家務勞動對其家庭發展、對包括丈夫在內的家庭成員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和由此給婦女自身發展所造成的制約作用,均未能得到應有的評估和重視。因此,我們應當在國際人權的框架下,對中國的離婚財產分割方法重新予以審視。
一、婦女的經濟地位與離婚婦女的貧困化
隨著我國離婚率的逐年遞增,離婚婦女的人群正在擴大。盡管社會已逐漸視離婚為一種常態的家庭結構或生活方式,不再歧視離婚婦女,但我們不應忽視她們所面臨的問題和生存狀態。
與中國封建社會以“出妻”為標志的男性專權離婚相比,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代女性終于沖破了傳統觀念的藩籬,不僅在法律層面上而且在社會輿論與道德評價方面享有了與男性平等的離婚自由權。無論國際還是國內的統計,離婚案件中女性原告均占70%左右,顯示了女性在離婚問題上所享有的自主權。但享有平等的離婚權并不能掩蓋已離婚婦女在離婚后所面臨的尷尬和困境。最近的一份名為《關注單親女性》的調查報告暴露了離婚婦女生活困境的冰山一角。該調查用分層多階段概率抽樣方法對上海50個居民委員會440個單親家庭和500個雙親家庭進行的入戶調查顯示:單親女性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9%,其中離異女性是離異男性的81%。對于離婚后撫養子女的母親來說,即使加上孩子父親給付的子女撫養費,其家庭人均年收入仍僅為雙親家庭的55%。有44%的離異女性表示物質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顯下降(注:參見徐安琪著:《關注單親女性》,《中國婦女報》2003年4月29日。)。這一結果與外國學者的類似調查結果相同。美國學者魏茲曼的調查發現:離婚后一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降低了73%。她認為,法官根據男女平等原則錯誤地推斷婦女在離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獲得同樣多的經濟收入,其結果是剝奪了離婚婦女特別是老年家庭主婦及有低齡子女婦女在婚姻中應享有的經濟利益。(注:參見夏吟蘭著:《美國現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頁。)
根據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在全國31個省會、自治區首府和直轄市對年齡介于18—69歲的當地市區居民的調查,我國目前城市中男女市民在權利、財富和機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女性在職業、社會階層、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主要方面和男性相比仍處于劣勢。從事收入較低的半技術勞動工人、服務性行業以及處于下崗、失業、待業的女性明顯高于男性,而每月收入5001元以上的女性則大大低于男性,僅占14.4%,女性接受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比男性低5.5個百分點。(注:參見《性別公平狀況調查》,《中國婦女報》2003年3月 31日。)2001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城鎮在業婦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在高收入人群中,女性的比例僅有 33.5%,而男性則高達66.5%,在最低收入人群中,這一分布則呈相反的態勢。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時,盡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學)分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無一例外地明顯低于男性。調查還顯示,近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男女兩性的收入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務勞動對收入的影響是負值。由于傳統的社會分工模式的影響,女性在業者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將近是男性的兩倍(女性為173.69分鐘/天,男性為74.68分鐘/天)。家務勞動對女性在業者的影響存在一個互動的過程,家務勞動時間長會影響在業者勞動投入的質量和數量,同時,對女性勞動價值的低估也會帶給女性勞動者負面的反饋,使其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家庭。結果,只能使女性的勞動就業能力更為降低,收入也會隨之下降。(注:參見蔣永萍著:《中國城鎮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及原因分析》,載《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7頁。)
而這種整體經濟地位低于男性的狀況不可能在離婚后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因此,離婚婦女生活貧困化是由婦女整體經濟實力相對低下的狀況所決定的,大多數婦女在離婚后如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障,其生活水平與其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相比必然要顯著下降。
同時,離婚后子女特別是低幼年齡子女隨母生活較多,已離異母親大多是家庭事業雙肩挑,既要做好母親,照料子女生活,支撐整個家庭,又要做好工作,甚至要做兼職工作,以提高子女的生活水平。許多人不僅經濟捉襟見肘,體力和精力也嚴重透支。而人到中年的已離異女性,不少人沒有較好的教育背景,缺乏經濟資源,更要面臨再婚困難。
由此可見,在保障離婚自由的同時,只有對婚姻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和撫養子女的一方(主要是女方)切實地提供法律救濟手段和保障機制,才能夠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和對弱者的人文關懷,體現我國法律扶弱濟貧、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人權理念與精神,也才能夠真正實現離婚自由對人性解放的真諦。
二、離婚均等分割財產原則不能達到結果正義
依照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夫妻婚后所得的共同財產離婚時適用均等分割原則,以及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照顧無過錯方等原則。這一規定是我國男女平等原則和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原則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規定中的體現。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規定過于抽象,且沒有充分考慮婚姻關系中處于弱勢一方的利益。因此,這些貌似公平的原則,在具體實施中所引致的后果常常使當事人感覺不公平,違背正義的理念。
關于什么是正義,著名的哲學大師羅爾斯教授在《正義論》中提出:一個正義的社會,應當符合兩項原則:一是自由的原則,二是差異的原則。社會的公正應當這樣分配:在保證每一個人享受平等自由權利的前提下,強者有義務給予弱者以各種最基本的補償,使弱者能夠像強者一樣有機會參與社會的競爭。(注
:參見[美]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等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 頁。)保護弱者的正義觀歷來是法律的重要價值理念。因此,保護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以保證婚姻的社會價值和家庭的社會職能的正常實現是婚姻家庭立法的正義所在。而離婚法的正義就是要在保障離婚自由的前提下,通過對離婚當事人中弱者的利益予以救濟,對其所受的損害予以補償,最終達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夫妻財產制度及其離婚時分割方法的演進反映了在世界范圍內婦女地位的不斷提高和社會正義理念的逐步實現。從妻子離婚后一無所有的“財產并吞制”到可以拿回部分嫁妝價金的“統一財產制”、從夫妻各自所有的分別財產制到離婚時有權獲得一半財產的共同財產制,直至結婚后實行分別財產制,離婚時有權分享增值部分的分享財產制,更多的國家接受了婚姻是伙伴關系的理論,對家務勞動給予與職業勞動等同價值的評價。無論夫妻雙方是否均外出工作,是否有經濟收入,對家庭所做的貢獻應視為相同。因此,即使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實行分別財產制,根據離婚時公平財產分割法,一方仍有權分得對方的財產。
公平分割財產的機制,就是要在離婚時主要不考慮婚姻期間財產的狀況和財產的來源,而重點考慮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以達到和實現結果正義。因此,各方面條件處于弱勢的一方,不僅可以分割一半共有財產或分享對方增值的財產,而且還可能獲得比一半更多的比例,甚至全部。惟此,才符合公平正義的理念。
美國學者認為,為了實現讓離婚后的婦女與丈夫在經濟地位上平等的結果,許多婦女需要獲得比傳統平均分割財產所能得到的更多的財產。傳統財產分割按照傳統上認為合理的、狹義的方法定義婚姻財產,并在分割時適用嚴格的平等概念。在這方面,男女兩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規則的勝利一直是以實際上犧牲公平正義為代價的。(注:蘭吉塔。西爾娃。艾爾維斯編:《美國的離婚及其經濟后果》,婦女權益保護專門工作組會議資料,第129頁,2004年8月。)對夫妻共同財產分割適用均等原則,隱含著保護無社會工作、主要承擔家務勞動一方利益的理念,但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家務勞動的價值,對家務勞動的付出予以回報。對于既承擔社會工作,又承擔家務勞動一方的家務勞動價值,以及因從事家務勞動遭受貶損的人力資本及其預期利益的價值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評估和補償,這種所謂均等的規定實際上是以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
在我國婦女經濟地位仍然落后于男性,離婚后未成年子女多數由母親撫養的情況下,以均等分割作為離婚時共同財產分割原則的結果是造成實際后果的不公平,它是導致離婚婦女生活貧困化的重要和直接原因之一。因此,應當以公平分割原則取代均等分割原則,即在離婚時,對于夫妻共同財產可以均等分割,也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具體情況,為了達到公平正義的目的,對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多分割財產,甚至分割全部財產,而不僅僅是絕對的均等,各自獲得50%。
為了保證法官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真正保護弱勢一方的利益,法律規定還必須盡可能地具體化,即對公平分割的原則做出具體量化的標準,綜合各國的規定,離婚時公平分割財產應考慮的因素主要有:(1)夫妻雙方各自的就業能力,商業機會;(2)夫妻雙方各自的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3)夫妻雙方各自的身體狀況、年齡差異;(4)個人財產的數量和質量;(5)婚姻持續的時間和各自對家庭的貢獻。有些國家還會考慮一方的過錯以及因過錯給對方造成的損害。
三、充分評估家務勞動對夫妻各自的人力資本及其預期利益的影響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6條規定,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系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并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h)配偶雙方在財產的所有、取得、經營、管理、享有、處置方面,不論是無償的或是收取價值酬報的,都具有相同的權利。家務勞動是無償勞動,但它對配偶一方(主要是男方)的發展、對家庭的發展、對社會的發展都是有重大意義的,因此,《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特別規定了從事無償勞動與從事有償勞動者在婚姻財產權利上平等。
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對于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各自人力資本的評估及其預期利益的分割在各國的立法和司法中均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所謂人力資本,指的是工作機會、勞動技能等能夠帶來經濟收益的能力,是無形財產。婚姻關系是伙伴關系,結婚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結婚者有理由相信,配偶一方的發展就是整個家庭的發展,自己也必然分享因發展所獲得的成果。一方犧牲自己提高人力資本的機會從事家務勞動或為對方提高人力資本在經濟上和生活上予以支持,是因為他(她)確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可以分享因對方提高的人力資本而帶來的利益。盡管在婚姻關系這種親密的關系當中,利他主義可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將來的可期待的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做出這些犧牲的一個強大的動力。(注: AllenM.Parkman,The ALI Principles and Marital Quality,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Spring/Summer,2001.)如果夫妻有合理的理由確信他們在將來能夠得到回報的話,那么他們就很有可能愿意做出這些犧牲。反過來,如果因犧牲而導致的自己的人力資本的減少以及對方基于自己的犧牲而導致的其人力資本的增加,在離婚時得不到肯定和合理的分配,那么就會出現夫妻任何一方都不會愿意為家庭做出犧牲甚或不愿意結婚的情形。因此,法律對人力資本所產生的預期利益的忽視不符合離婚的正義理念,也不利于促進婚姻家庭關系的發展。
從理論上講,夫妻雙方中為家庭付出較多的一方有可能是男方,也有可能是女方,但放眼現實,盡管婦女解放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了這么多年,但是在我國以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里,婚姻家庭生活中往往都是妻子為撫育子女,承擔家務而放棄了個人的事業追求,以其自己獨特的方式和途徑對丈夫的成就和地位進行投資。(注:蘇力:《冷眼看婚姻》,李銀河、馬憶南主編:《婚姻法修改論爭》,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
根據《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在85%以上的家庭里,做飯、洗碗、洗衣、打掃衛生等日常家務勞動主要由妻子承擔,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達4.01小時。不可否認,在丈夫所獲得的這些能為其帶來可觀收益的成就和地位中是包含著妻子所做的貢獻和犧牲的。反過來,妻子在做出這些犧牲旨在成就丈夫的同時,也放棄了發展自己的機會,從而阻礙了自身人力資本的正常增加。如果婚姻不中斷,那么妻子的這些犧牲將在未來的婚姻生活中因分享丈夫的收益、從丈夫和孩子身上得到感情的慰藉以及擁有一個穩定的婚姻和家庭而得到平衡。但是,一旦要離婚,那么這些以做出犧牲為代價的可期待利益將化為泡影。毫無疑問,這對于妻子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一些國家的司法實踐中,一般將家務勞動的貢獻作為分割財產時的考慮因素,即對于在婚姻中因照顧子女,承擔家務而無收入或收入較低的一方在離婚分割財產時可以照顧,適當多分。我國婚姻法在離婚財產分割的規定中也規定了照顧子女和女方利益的原則,但沒有對此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同時,法律也試圖以離婚經濟幫助的方法解決離婚婦女生活困難的問題。如果一方配偶在離婚時經濟困難,不足以維持當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如果有負擔能力,應該給予一定的經濟上的幫助。其他國家也有許多類似于此的在分割財產之外的救濟方式,試圖更好
地保護弱者的利益。但是,這種看似向弱者利益傾斜的制度構建實質上卻隱含著對做出犧牲一方的不公平。首先,如果一方(大多是丈夫)因另一方(大多是妻子)的犧牲而獲得的成就和地位已經轉化為有形的物質財富,那么依據上述思路,做出犧牲的一方有可能會在離婚時得到一筆財產。從表面上看,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贊許的結果,但是,這使得原本對屬于自己的財產的取成了對方對自己的憐憫和施舍,且照顧的數額也難以真正體現公平。如筆者對北京市某中院2001年5月至 2002年12月審結的1032件離婚案件的調查顯示,僅有63例案件做出了準予經濟幫助的判決,其中,離婚時提供住房予以經濟幫助的共計有9例,占14.2%。其余均為金錢幫助,且在數額上與請求幫助的數額相比也普遍偏低,大多集中在2萬元以下。3000元以下的占15.8%,3000—10000元的占32%,10000—20000元占19%,2萬以上的占19.1%。這說明,在離婚時,既未解決無房居住者的住房困難,金錢幫助的數額也偏低,無法體現公平。
其次,如果一方因另一方的犧牲而獲得的成就和地位沒有轉化為有形的物質財富,這種不公平就更加明顯了。例如妻子負擔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并以自己的收入支持丈夫接受教育和培訓,而丈夫卻在畢業或者獲得學位、職業資格后提出離婚的情形。根據傳統的對婚內財產的界定,此時丈夫所取得的能夠帶來高收入的人力資本還尚未轉化為有形財產,不能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入離婚財產的分割。同時,由于做出犧牲的一方往往還將原本大多由自己的勞動所產生的共同財產拿出來支付另一方學習和培訓的費用,使得在離婚時她(他)們可分割的共同財產更是微乎其微。那么在這種情形下離婚,即使將共同財產全部判歸做出犧牲的一方所有也將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合理的。
關鍵詞 技術素養 勞技教育 家庭教育
中圖分類號:G6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17-0007-02
勞技教育是以學生獲得積極的勞動體驗,形成良好技術素養為基本目標,以操作性學習為基本特征的教育。作為我國社會未來的勞動者,學生的素質對未來的現代化建設事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現狀分析
進入80年代以后,我國社會上陸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家庭,獨生子女的絕對數量在兒童、青少年中的比例與日俱增。獨生子女家庭日益普遍,一方面大大減輕了父母生活方面的負擔,而相應地在子女的培養教育上,可投入更多的精力,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功夫,提供更豐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全家以孩子為中心,這使得當前有些中學生在行為習慣上存在一些毛病,如:嬌氣、驕傲、生活自理能力差、獨占欲強、不愛勞動等,上述這些缺點,不僅有社會的因素,也有家庭和學校的因素。
二、調查研究
本次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結合觀察、訪問和座談等方法進行。問卷調查是對某校初一3個班的學生和家長進行無記名方式的問卷調查。調查內容為家庭中學生技術素養的實際情況、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關系、勞技教學在培養學生的技術素養中所起的作用。問卷調查分為自測和他測兩種,自測由被測者依據自身實際情況填寫,他測由被測者的家長填寫。
三、研究結果
本次研究結合勞技教學調查學生在家庭中的技術素養情況。自測表調查結果顯示:98.3%的學生認為自己能在教師的指導下獨立或與他人合作完成工藝小制作,1.7%的學生表示不能;在將課堂所學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22.6%的學生表示能自覺地運用,57.4%的學生表示偶爾能運用,20%的學生不能運用;在課余搞小制作過程中遇到問題能否處理方面,53%的學生表示能,47%的學生偶爾能;在信息意識方面,98.3%的學生能獨立地搜集信息,只有1.7%的學生表示不能;信息的來源主要是報紙書本、教師、同學朋友、電視媒體等,大部分同學都能對搜集的信息進行篩選、分類、歸納。
他測表調查顯示:有57.5%的家長曾與孩子合作做過小制作;在怎樣看待孩子制作的工藝品問題上,74.5%的家長鼓勵贊揚,13.2%的家長無所謂,7.6%的家長覺得是浪費時間;在幫助孩子搜集相關信息上, 77%的家長給予孩子幫助,33%的家長讓孩子自己搜集;在孩子運用所學知識或感興趣地進行日用品的小維修時,80.2%的家長很支持,9.4%的家長叫孩子不要修了,6.6%的家長覺得這樣浪費時間,還有3.8%的家長無所謂。
學是為了用,如果學而不用或學而不會用則是教育的一大悲哀。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很多學生學到了知識,卻不能或沒有意識將之運用到生活中,在遇到問題時,還有近一半的學生只是偶爾能處理,這說明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造能力還有待提高,學生的技術素養有待加強。
四、反思與對策
1.在勞技教育中加強教育
《勞動與技術課程綱要》在課程目標中對孩子的技術素養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初步掌握現代生活和現代生產所必備的技術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一定的技術創新能力,以及終身進行技術學習的能力等。要達到課程目標的要求,勞技教師必須精心組織學習內容,尋找那些對學生終身發展有益、現實生活有用、與現代科技有關的課程資源,并通過一定的加工與改造,使之成為勞動與技術課程的內容。教師必須要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核心,建構體現技術學科特點的教學方法體系,使學生樂于學習,主動探究,從而通過勞動與技術課程的學習提高學生的技術素養。
不少老師認為:教育孩子在家適當從事家務勞動,是家長的責任,這話非常有道理。但學生的向師性、學校教育在學生心中的權威性,往往是家庭教育代替不了的。關于學生的家務勞動,學校應主要負責思想教育,家長應主要負責提供機會、指導操作,當然也要寓教于做。隨著年齡的增長,初中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意識不斷增強。家庭生活中的購物、整理、洗滌、資料查詢、簡單的小維修等都是富有勞動與技術教育意義的活動,教師要多要求孩子認真參與,從而培養孩子獨立從事簡單家務勞動及基本的技術實踐能力。
2.在家庭教育中加強教育
家庭教育是教育大廈的基石,是個體發展最自然、最重要的場所。目前,家長評判子女好壞的標準失衡的情況在部分家長中還十分突出,“孩子成績好”,一“好”遮百丑之類的想法還不少。故家長要更新觀念,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孩子技術素養的培養。
在家庭中,家長要多鼓勵或有意識地引導孩子將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生活中。家中簡單的日用品,如孩子的玩具、家中的鐘、水籠頭、小型電器等小維修,鼓勵孩子多動手實踐,孩子在維修的過程中遇到了問題,家長要給予幫助,孩子在學習中遇到困難,家長應盡可能地給予方法的指導。
3.加強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聯系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啟蒙老師,讓父母首先懂得教育孩子的基本原理,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質,是教育好孩子的關鍵。故引導和教育家長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刻不容緩,正確的教育觀,就是使每個家長具有全面而長遠的素質教育,特別注意孩子品德和能力的培養。
學校可利用家長學校、教師家訪、家長會、家長到校交流等各種形式的指導,使家庭在教育孩子的思想方法和水平上有一定的提高。作為勞技教師,與家長多溝通,引導家長重視孩子技術素養的培養,創造機會多讓孩子把課堂上學到的技能應用到生活中來。
目前,教育體制改革正在深入發展。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轉軌,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只有將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提高學生的技術素養。
參考文獻:
一、成人教育與校本教材相結合
內容:1.《生命成長教育手冊》;2.《班級建設生命成長記錄冊》;3.《中學生生命成長教育實踐活動手冊》;4.《成長花絮》(期刊說明附后);5.《“三常規”實施手則》;6.每位學生自備16開軟皮日記本一本,統一用名《青春碎語》。
操作方法:1.《生命成長教育手冊》(用作主題班會、德育主題系列活動、德育道德講堂等策劃、設計、實施的參考教材,是指導班主任對學生進行成人成長教育的理論范本)。2.《班級建設生命成長記錄冊》(此手冊是班主任工作紀實考評手冊,一年內完成,內容分上、下學期)。3.《中學生生命成長教育實踐活動手冊》(此手冊為學生的成人成長綜合素質評定手冊,高中兩年內完成,初中三年內完成)。4.《成長花絮》(此手冊為學生的德育文學期刊,稿件欄目及要求另附說明)。5.《“三常規”實施手則》(此守則分為“日常規”、“周常規”、“月常規”,希望班主任要不定期地就常規要求及內容認真、詳實地對文本內涵作以解讀,以此推進“三常規”在學生成人成長中的內化作用,為學生終生健康愉悅的發展奠基)。6.《青春碎語》(此文本為學生的成長日記,一年內完成)。
二、成人教育與主題系列相結合
內容:1.主題系列教育:三月份,文明禮儀月;四月份,革命傳統月;五月份,安全法制月;六月份,理想感恩月;九月份,尊師重教月;十月份,熱愛祖國月;十一月份,誠實守信月;十二月份,生命成長月。2.節日系列教育:3月份,學習雷鋒紀念日、國際勞動婦女節、國際尊嚴尊敬日;4月份,世界衛生日、清明節、世界地球日……
操作方法:1.主題系列教育:要求班主任依據上述規定的內容,在不脫離活動主題核心的前提下,結合本班實情,對活動形式、活動內容可做個性化的設計與編排,要形成書面文本記錄。2.節日系列教育:依據本班實情,對本學期的重大節日,班主任可做有選擇性的教育。
三、德育教育與人生規劃相結合
內容:中學階段“人生規劃”教育特指高中時期針對中學生的“人生規劃”教育,主要包括學業規劃、職業規劃等。學業規劃是實現職業規劃的基礎,職業規劃是學業規劃的具體方向。初中、高一主要撰寫自我的學業規劃;高二、高三學年可在原有學業規劃的基礎上,預設增補完成自我的職業規劃。
操作方法:閱讀《中學生生命成長教育實踐活動手冊》指導篇中的內容,明確規劃人生在自我成長中的目的、意義、作用,提高認識,樹立意識,明確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完成成長規劃設計中“第五部分”自我規劃藍圖展望部分的三年遠景規劃,并按要求按月完成本學期的學期規劃。
四、德育教育與實踐活動相結合(社會實踐、社區服務、家務體驗)
內容:1.強化推進學年、班級社區、鄉鄰的長期服務機制,建立雙休日、節假日助人、幫困的班級志愿服務小組,要有計劃、有記錄、有總結,參加志愿服務的公益性活動總時數一學期不能少于100小時。2.設立班級“成人節”或“成人宣誓日”,制作成人紀念卡,編寫班級富于個性的班級誓詞、成長紀念冊、成人歌曲等,豐富成人宣誓儀式的內容。3.繼續強化、豐富、完善軍訓、升旗、祭奠先烈、環境衛生我有責、班級自制周管理等提升學生自我成長意識的實踐活動。
操作方法:閱讀《中學生生命成長教育實踐活動手冊》中有關學生社會實踐概況簡述內容,認識中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和意義,熟悉社區服務與社會實踐的基本目標和主要內容,樹立中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有益于自我成長的益處。在此基礎上,初一、初二、高一學年每學期要求完成《中學生生命成長教育實踐活動手冊》中的:①參加學校、家庭、社區勞動記錄各一次;②家務勞動記錄案例一次。初三、高二學年每學期除了要求完成“①參加學校、家庭、社區勞動記錄各一次;②家務勞動記錄案例一次”外,還需完成“③社會實踐活動調查報告;④學生社團活動記錄案例;⑤學生社區服務活動記錄案例;⑥社會實踐活動記錄案例;⑦中學生社會實踐的調查報告案例”等項目各一次。
五、德育教育與班級參與意識的培養相結合
內容:班級小檔案的六點創設:①班名設計與解讀;②班風、班訓;③班歌(歌詞設計,曲調可借用流行的通俗歌曲);④班級形象設計(含學生的儀表、班級衛生要求及班級室內的環境布置);⑤班徽設計與解讀;⑥班旗設計與解讀。
摘 要:作者認為目前中國涉及性別和女性主義研究的文章,有關婦女家庭狀況的調查研究多,但理論闡釋少;對問題的描述多,但系統分析少;關于性別的意識形態呼吁多,但把女性主義研究放到一個廣泛的社會系統中研究少;在分析中,對文化規范注重得多,但與制度因素相關的理論解釋少。有鑒于此,本文從五個方面闡述了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貢獻,并闡釋了研究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對中國性別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中圖分類號:C91.03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4―2563(2007)01―0053―06
一、引言
在中國,隨著婦女兒童權益保障事業的發展,女性主義研究對中國性別研究的影響力日益增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論著逐漸增多。許多學者借用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概念來分析中國社會的問題,或作為意識形態因素來推進爭取婦女權力的努力。但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向兩個方面發展:一是注重研究中國實際存在的問題,如婦女地位、婦女權益保護等。這類研究或許會借用一些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認為女權理論主要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現狀和價值觀,對于分析中國婦女的地位意義不大。二是介紹各派女性主義理論的觀點,諸如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的女性主義、激進主義、生態主義女性主義,等等。然而,如何把理論介紹和實踐研究這兩方面統一起來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要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就要探討女性主義理論的方法論意義,并用這些方法去分析實際問題。事實上,盡管人們在性別研究中承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價值,但由于對這些理論的理解常常流于表面,因此其對于分析中國社會的作用和意義往往被低估了。由此,本文由三部分構成:首先,本文將對女性主義的研究領域和研究重點作個概覽,以使人們深入地理解女性主義理論的方法論;其次,本文將評估女性主義在研究性別規范和社會體制方面的理論貢獻;最后,本文討論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對中國婦女問題研究的意義。通過這些研究,本文將把握女性主義論爭的焦點,幫助人們理解女性主義研究對探討中國社會婦女、家庭、兒童等現實問題的價值。
二、女性主義的研究焦點
女性主義的研究可以從多個角度和領域進行。它可以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婦女群體的社會地位,也可以從文化角度研究性別規范的內容和形成背景:在實踐問題中,它可以從社會服務角度研究養老和兒童照顧問題,從社會工作領域研究犯、家庭暴力等問題,也可以從社會政策領域研究母親津貼和兒童津貼等等。面對如此廣闊的研究領域和如此多樣的研究方向,我們究竟該如何把握西方女性主義研究的主線和核心,進而理解女性主義的整體視野和基調呢?我們該如何把這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統一起來,使理論研究對分析實踐問題有益,并把實踐問題的分析引申進理論研究中去呢?為此,我們將從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入手來進行分析。通過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涵蓋從社會結構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分析層次,超越但也包含了女性主義各流派的爭論,從而為人們了解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論提供一個較為全面的概覽。在本節中,我們將從以下5個方面來闡述西方女性主義的研究焦點。
第一,西方女性主義者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對社會分工和婦女社會地位的研究,并把這一研究放到廣闊的社會結構和功能分析的框架中進行。
在經濟地位方面,他們比較各國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參與率,認為婦女的高市場參與率與婦女的高經濟地位相關。例如北歐婦女的高經濟獨立性與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高就業率相關,而南歐社會中婦女相對低的勞動就業率增加了她們對丈夫的經濟依賴程度。在政治地位的研究中,女權學者常用婦女在政府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作為反映婦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指征。例如安東尼強調,北歐國家婦女參政程度很高說明在這些社會中婦女的政治力量很強。類似的研究也體現在女性在企業管理層中所占比重的比較分析中。在對各國婦女經濟政治地位差異的原因闡釋中,一些學者把它歸之為各國工業化程度的不同,也有些學者運用功能分析方法,認為工業化的發展使婦女就業成為必要。另外一些學者則強調民主制的運作增加了婦女參政的機會。還有學者指出國家的社會政策制訂對婦女解放的重要意義。
第二,關于社會生活和社會規范的研究
在女性主義的研究中,學者常常批評傳統的研究強調市場勞動的作用而貶低婦女家庭照顧和家務勞動的意義,把婦女和兒童問題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與此相反,女性問題研究者則把關注點放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層面,倡導從家庭生活這一角度去研究國家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關系。正如森斯伯瑞所說,傳統的社會分析注重國家和階級階層的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而他們則從公民社會(社會基礎)的角度出發,分析家庭作為研究市民社會的基本單位與政府、社區和其他社會組織間復雜的制度關系。由此,他們研究婦女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的性別角色、角色認定、角色互動等問題,進而闡釋婦女的家庭地位與社會地位是如何互相影響的。更進一步,他們通過跨國比較,研究婦女在家庭經濟生活中與男性成員的分工情況。例如與勞動力就業情況相聯系,學者研究“單職工”和“雙職工”模式(one/or two breadwinner model)對婦女地位和規范的影響,并探討一定的家庭模式在該社會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他們不僅僅描述婦女在“雙職工”模式中的家庭地位要比在“單職工”模式中高這一現象,而且闡釋為什么這一模式能在這些社會流行,而另一模式則在另一些社會占主導地位。
第三,對福利服務的研究
因為婦女在社會人口再生產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女權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很多就與老年和兒童照顧問題密切相關。因此,當傳統的社會研究把市場和勞動放到第一位時,女性問題研究者則把服務放到第一位,使兒童看護、老人照顧和兒童教育(以及與此相關的幼兒園、醫院、學校等)這些問題成為中心話題。例如一些學者通過考察兒童的托保率和老人在養老院的看護比率,來比較不同的家庭照顧模式。而且,因為家務勞動限制了婦女的社會參與,女權學者就倡導發展公共福利服務,并把它看作是衡量婦女解放程度的標志之一。再者,養老和托兒等方面服務的制度化水平也反映了社會對福利服務的供給機制、組織程度和國家的福利責任,從而反映出國家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在北歐,福利國家為了幫助女性參與公共生活和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在看護兒童等方面承擔了許多責任。這些國家的政府不僅為兒童看護提供津貼,也為兒童服務提供支持,并形成了“公共父母親”這樣的觀念。
第四,關于婦女社會問題的研究
女性主義研究也涉及到以婦女保護為核心的一
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家庭暴力,對青少年離異行為的控制,家庭對離異行為的規范,以及艾滋病的預防等。在這些方面,女性主義活動家做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去爭取社會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反對家庭暴力、和性騷擾。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涉及到家庭中的男女平等、家庭權利的分配模式、代際沖突、家長對青少年和兒童成長過程中所擔負的責任等問題。另外,在對婦女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研究中,兒童照顧和兒童福利權利以及與此相關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女權學者從社會工作角度來研究婦女問題時常涉及的內容。他們的工作對于解決具體的家庭社會問題和女性權利的保護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五,對家庭政策的研究
女性主義理論倡導國家通過社會政策的制定,特別是通過家庭政策的制定來保護婦女的利益。這些家庭政策包括兒童津貼、產哺假、母親照顧兒童的津貼,也包括對兒童和老人照顧等方面的政策。這方面的研究中,卡默曼和卡恩的著作回顧了各國家庭政策的發展過程,并描述了這些國家家庭政策的晚近發展。蕾拉對各國兒童津貼的給付進行了比較研究,哈欽斯和萊塔比爾比較了歐洲各國的家庭政策。在這類研究中,米勒和沃曼的比較研究值得特別注意,他們的研究報告描述了歐洲福利國家的結婚離婚率、家庭政策的類型,并分析了歐洲各國的家庭規范。這些研究深化了人們對家庭婦女、兒童/青少年問題的理論探討,強調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要考慮到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利益。
女性主義研究者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提出了新的研究問題。他們從獨特的視角透視社會生活,關注婦女兒童在社會中的發展。對于性別研究而言,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這些貢獻可以從三個方面概括:第一,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倡導關于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實際政策問題的研究:第二,深入研究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角色規范、生活方式和地位;第三,它強化了女權理論的意識形態功能。然而,他們的工作不僅僅對性別研究做出了貢獻,而且對社會分析和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他們提出的許多觀點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將評估女權研究對于婦女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從而來考察如何把女權研究的觀點運用到對實踐問題的分析中。
三、女性主義的理論貢獻
女性主義研究在理論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們研究婦女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從而擴展了女性主義的研究領域,并對傳統的社會學和社會政策理論提出了挑戰
他們認為,傳統的社會分析注重對市場勞動和階級進行分析,而女權學者則要求把眼光投到勞動力市場外的社會群體(如婦女兒童)的分析中。這樣,他們要求把婦女研究的關注點從階級階層結構、政治經濟權力這些問題拉向對生活方式的分析。他們認為,如果社會科學把研究的重點狹隘地放在社會生產體制上,那么它就無形中暗示了男性比女性擁有更強的社會權力,因為在生產體系中,男性占支配地位。即使女性主義者可以倡導提高婦女就業率,但這也是用男性的視野來看待女性地位,將男性的標準運用于女性。因此,女性主義者主張社會科學對女性地位的研究要放在社會再生產體系上,強調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體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女性在社會再生產體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她們能從中獲得其獨特的活動領域。只有從這一角度來看待婦女的地位,婦女才能真正被尊重。
其次,女性主義注重發揮市民社會的權力和強調社會民主,倡導婦女的政治參與
他們支持民主政治的政策制定模式,因為這一模式可以使婦女、老人、退休者都有權力影響國家的社會政策制訂過程。同時,女性主義也采用大眾參與的社會行動模式,強調在社會基層進行社會互動和社會運動的必要性,主張婦女要形成自己的社會組織和利益集團,以便在社會生活中施加影響力。在社區活動中,他們主張婦女積極地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解決婦女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并使婦女組織成為市民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這樣,通過對國家政策和基層社會活動兩方面的影響來提升婦女的地位。
第三,女性主義研究深入探討了福利國家制度與婦女解放的關系,認為福利國家制度對婦女解放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女性主義者呼吁國家通過社會政策的制定來保障婦女權益,強調發展制度性的社會服務,以便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由此,他們支持福利國家體制的擴張,主張發展社會福利公共部門和制度化的社會服務。因為在公共福利領域(特別是在醫院這些部門被雇用的大多是婦女),婦女具有很強的制度化權力,而公共服務部門的擴張,則會使更多的婦女在這些公共服務部門就業。由此,女權研究者例如普弗拉-愛費格等人認為福利國家是一個有助于婦女進步、婦女發展的工具,但他們也批評福利國家在制度化的社會服務方面發展得還不夠,并認為現有社會仍存在著性別角色不平等的社會結構。
第四,女性主義研究把家庭制度和社會制度聯系起來
例如斯姆在研究中強調,福利國家的發展使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空間融為一體。因此在考察婦女地位時不僅要考察她們在社會公共活動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經濟中所具有的地位),也要考慮他們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地位,因為婦女的社會地位高不能說明婦女的家庭地位高。只有同時關注社會和家庭兩個方面,才能真正提高婦女的地位。為此,許多學者采取比較的方法研究家庭類型和婦女在其中的地位。例如特羅斯特討論家庭理論和比較社會制度,哈欽斯和萊塔比爾對家庭模式進行了類型學研究,而林卡和阮塔拉湖的研究涉及家庭政策類型與社會體制背景的相關性。通過這些研究,女性主義者把婦女問題的研究和家庭體系和對社會體系的分析聯系起來,并試圖尋找家庭政策制定的依據。這樣,對婦女問題的研究就涉及家庭政策的分析以及與此相應的社會政治背景的分析,并強調要通過國家的家庭政策制訂去保護婦女兒童和支持家庭照顧。
第五,女性主義研究也具有意識形態的意義
從最直接的意義上說,女性主義反對父權主義的權威,批判父權主義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并希望通過爭取平等的性別權利來促進社會平等。在社會政策的制定上,女性主義支持國家干預。她們不贊同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對家庭生活的干預越少越好這種看法,而支持社會民主主義的普遍主義的政策觀念,因為普遍主義的社會政策有助于保障婦女兒童的權益。他們認為國家有義務為婦女兒童提供基本的保障。由此,在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普遍主義的福利觀念支持了女性主義發展,而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又反過來支持了這一福利體制模式。
再者,女性主義倡導社會服務的意識形態,強調家庭政策對社會服務理念的支持。女權研究者強調公民權和婦女兒童的福利權力。例如赫內斯等人把馬歇爾(Marshall)的公民的一般福利權力理論擴展
到婦女和兒童的福利權力,并進而提出了北歐“公民權國家”(citizenship state)的概念。他們也倡導兒童權力的理念,強調兒童津貼的社會意義。在她們看來,國家給兒童提供社會津貼是基于保障兒童作為未來的國家公民所具有的權力,因為兒童既不具有影響政策制定的政治權力,也不是勞動力。這樣,女性主義者通過研究婦女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地位這一問題,探討了福利國家制度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系,強調福利制度對于婦女解放所起到的積極促進作用。他們這些研究所提供的視野、角度和觀點,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婦女問題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四、對中國性別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鑒于中國的公共福利服務體系尚不發達,婦女的家務勞動和福利照顧很少得到公共機構的支持這一情況。第一,女性主義理論向我們提出了發展社會公共服務的要求,以便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女性主義者強調家務勞動、兒童看護、老年照顧這些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相關的婦女工作的價值,認為婦女的家務工作應該得到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支持。他們強調由于婦女承擔了生產和再生產領域中勞動的雙重任務,因而她們付出比男人更多的勞動。國家應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特別是家庭政策)來補償婦女所從事的社會再生產工作。他們認為,男人在市場上勞動可以獲得工資回報,而婦女卻得不到社會的補償,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這樣,女性主義者要求我們從社會再生產這一角度去評估女性作用,國家也要對婦女的再生產工作予以政策上的支持。我們有必要考慮在中國發展家庭政策的可能性,盡管中國目前在這一領域中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是空白(除了與獨生子女相關的家庭政策)。
第二,婦女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也是性別研究的中心問題。在中國,婦女問題是與國家的制度建設和體制特征相關的。這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女性就業和工資水平是由黨和國家的力量來保證的,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上,國家通過政治運動和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婦女組織起來,并使用“低工資、廣就業”政策,使中國女性成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在婦女保護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實施女工保護制度和生育保障制度等。即使這樣,婦女作為一個特定的利益群體,它的政治力量仍然很弱。因此,如何發展婦女的利益群體,推動婦女參加基層社會活動,維護婦女利益,并進而影響國家的政策制訂,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在這些方面,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借鑒。這些理論論及公共領域與私權領域的關聯,把市場、國家和家庭聯系起來考察,并涉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在這一意義上。女性主義理論為中國的性別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野。它引導性別研究從狹窄的婦女保護問題擴展到對國家體制和政治力量的研究。在此,女性主義的研究對中國通過政策制定提高婦女地位具有意義。
第三,女性主義者批評至今為止人們對婦女地位的認識還是從男性的視野出發,即把婦女簡單地理解為勞動力,并從這個角度來界定婦女的地位。他們提出要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重新評估婦女的地位和婦女家務工作的重要性。這種觀點給中國的性別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即去研究中國社會再生產體系的性質、特點及其對婦女解放的限制作用。事實上,在社會再生產體系中,中國婦女地位已經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在社會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現象仍然廣泛地存在著,人們在觀念上對女性的歧視仍時常顯現。導致這些現象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對社會再生產制度缺乏研究(甚至是忽視),從而低估了婦女所從事的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價值和意義。把握了這個關鍵點,我們就容易理解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女性主義在中國從來都沒有真正流行過,而婦女對于爭取自己的權利的努力也沒有得到社會充分地評估這些現象。
第四,在意識形態上,女性主義者倡導公民權理念,支持國家干預的社會政策,主張發展普及主義的、平等的、普遍的公民權的理念。他們批評父權主義的觀點,主張重設家庭與社會界限,強調公共組織對家庭干預的必要性。因此,當自由主義者批評福利國家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工具時,女性主義者則認為社會政策的制定不應該屈服于市場的力量,社會政策不應該屈服于經濟政策。女性主義者強調福利服務的市場化使人們依賴家庭福利和自我保護,這種觀念不利于提升婦女的社會權利。因此,他們認為婦女地位提高的關鍵在于制度的擴張以及國家家庭政策的保護。在這方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在婦女觀的影響下給女性職工提供了生育保障制度,包含女性職工的產假制度、哺乳制度,以及農村婦女的生育補助制度等等,但中國目前對非勞動群體(例如家庭主婦)的保護問題則很少關注。這反映了在中國,生育保障還沒有成為一種普遍的婦女權利,而這一狀況也反映在家庭服務方面缺乏公共服務系統的支持。在此,女性主義理論為我們發展保障婦女權益的觀念,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家庭政策和服務政策,提供了思考。
五、總結
[關鍵詞] 強化 自我服務
我國教育家陳鶴琴先生說:“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讓他自己去做。”這不僅對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自理能力很重要,更培養了孩子的責任感,使孩子能對自己的生活、行為負責。
現代的孩子勞動情況普遍較差,一方面因為他們自己缺乏主動勞動的精神,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家長對孩子教育上普遍存在重智輕德的傾向。有些家長對孩子很溺愛,許多孩子原來自己應該和可以去做的事,他們卻自己包辦代替了。如:某天早上接孩子入園的時候,我發現天天小朋友忘記帶書包了,當問起她為什么沒把書包背來時,她很無辜地看著站在一邊的媽媽,她媽媽居然說:“糟了,我忘記拿了,還在車上。”在這件事里,孩子絲毫沒有意識到忘記帶書包是自己的事,還怪到她媽媽的頭上。還有更甚者,奶奶幫忙拿書包,爺爺背著“小太子”來上學,快到幼兒園門口時,才把“小太子”放下來……此等行為還有很多。其實,對孩子來說,背書包走路上幼兒園完全是孩子自己的事,但很多家長缺乏這方面的教育意識,只會一味地操辦孩子的大小瑣事,這怎么能培養起孩子獨立自理的能力呢?
兒童心理學研究表明:幼兒期心理活動的主動性明顯增加,凡事喜歡說“我能”、“我自己來”喜歡自己去嘗試體驗。我認為成人要珍視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吃飯、睡覺、穿衣、疊被、系鞋帶、整理玩具等。注意從孩子力所能及的事開始培養孩子的獨立自理的能力。如何培養孩子的自理能力?
一、幫助孩子樹立自我服務的觀念,知道自己的事自己做,強化孩子的自理意識
前不久,在電視上看到一組有趣的畫面,在日本的大街上,不論大人、小孩都背著一個包,甚至一個剛會走路的幼兒也不例外,里面裝著他的奶瓶還有尿布,當時覺得有趣,細想頗有感觸。近日,又在一份家教報上讀到東就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長越淑江女士的文章,題為《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再聯系這節目才明白,這是日本家庭培養孩子自立能力的一種方式。該文說,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家長就給其灌輸一種思想:“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強化這種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孩子知道,自己的事情凡是能做的,就要自己做,盡量不要麻煩別人(包括父母)添麻煩。結合實際生活,教師可以通過故事、兒歌、歌曲的方式;來引導孩子知道勞動最光榮,自己的事要自己做。如:在學過歌曲《小蜜蜂》后,可以組織孩子進行討論“小蜜蜂為什么愛勞動?你喜歡它嗎?為什么喜歡?”讓孩子明白勤勞的人最可愛,從而激發孩子自我服務的愿望,為培養孩子的自理能力奠定基礎。
二、根據孩子的年齡特點,提供豐富的自我服務內容
小班孩子年齡小,小肌肉動作發展不靈活,為此教師可以設定一些簡單的、實用的內容。如:入廁、吃飯、睡覺、洗臉、穿衣、整理玩具等等。也可以是趣味性的、創造性的,如:游戲,它是孩子最喜愛的活動,也是我們培養孩子自理興趣和能力的有效途徑。我們可以創造條件,讓孩子盡情游戲,并讓他們自己確定游戲主題和內容,自己動手游戲材料;遇到問題時,鼓勵孩子自己去尋找解決的方法,讓孩子體會自己解決問題的愉悅。并且時常更換花樣,這樣孩子的勞動興趣會更濃厚。簡單而富有創造力的自我服務內容,便于孩子獲得成功感和自信心。
三、鼓勵孩子承擔簡單的家務勞動
孩子雖小,也能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事。例如:飯前擺放碗筷、擦桌椅、掃地、扔垃圾、洗自己的小毛巾。為了培養孩子的獨立性,我們可以引導孩子從身邊小事做起,由易到難,逐步擴大孩子的自理范圍。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打掃房間、一起收拾碗筷等。父母和孩子一起勞動可以提高孩子的勞動興趣,融洽家庭氣氛,密切親自感情,還能培養孩子的協作精神。與孩子一起勞動時,父母應以身作則,并用自己的熱情來感染孩子,給孩子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同時,教師和家長還應該多交流多聯系,針對每個孩子特有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使每個孩子在原有水平上自理能力獲得較快的提高。
四、引導孩子養成自我服務勞動的良好習慣
自我服務勞動是孩子照料自己的生活、保持環境整潔衛生的勞動。作為小班的孩子自我服務勞動的要求是:學會洗手、洗臉、進廁等;能初步搞好個人衛生;能穿脫衣服,穿鞋子;學會放好自己的書包;能對自己的學習用品進行分類整理和保管。在幼兒園里,我結合日常生活的教育,鼓勵孩子學習自己穿鞋襪,而孩子們畢竟年齡小,老師的要求一提出,有些孩子就馬上拿著鞋子哭了,當時的我很想馬上蹲下來給孩子穿鞋子,但我還是忍住了,我輕輕的說:“老師知道你是很能干的哦,一定可以自己穿鞋子的。”經過每一天的引導與鼓勵,終于,孩子們都可以自己穿鞋襪了。當時我好激動,一種幸福的成就感涌上心頭:我讓孩子覺得自己在所處環境中是有價值、受喜愛和優秀的,從而建立起高度的自尊與信心。
五、對孩子的進步給予表揚和鼓勵
對孩子的進步給予表揚和鼓勵是一種正面強化。孩子十分希望自己的進步能得到成人的承認和肯定,教師應及時肯定孩子的點滴進步,保護孩子的自理能力積極性。但是由于孩子能力有限,做的事情往往不能盡善盡美,有的時候甚至還會好心辦壞事,對此,教師一定不能嘲笑或呵斥,而應在表揚的基礎上提出改進的要求。如“今天你的衣服穿得很快,就是扣子扣錯了,下次你一定能把衣服穿得又快又好。”對于孩子表揚和鼓勵以精神為主,也不排斥適當的物質獎勵,一件孩子喜歡的禮物,一本好看的書,都會使孩子進一步體(下轉第89頁)會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帶來的快樂。但是,物質獎勵不可濫用,用多了就會失去吸引力,而且物質獎勵不要許諾在自我服務之前,而應放在自我服務之后,這樣就不至于使孩子覺得是為得到某一種東西才干活的,他們對自我服務的義務感就不會削弱。
當然,孩子自理能力的獲得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對于孩子來說,在他成長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得付出代價,我們對他的成長必須有足夠的耐心。作為父母,在引導孩子學習自理的過程中切忌操之過急,應耐心細致地教孩子,鼓勵孩子不斷地實踐,嘗試孩子的點滴進步,使孩子體驗到親自動手操作的樂趣,享受成功的快樂。
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提倡兒童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其旨意不是在于為自己及他人乃至社會提供多少服務、創造多少價值,而是在于通過勞動培養全面發展的社會人。由于幼兒做事堅持性差,在培養“自己的事自己做”方面需要老師和家長經常提醒,適時鼓勵,增強幼兒學習做事的興趣,使孩子初步養成做事有始有終、負責到底的良好習慣。
家長們,放手吧,讓孩子們去動手吧,只有良好的家園教育,才能更好地教孩子學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僅能培養孩子的獨立性,還能培養孩子愛勞動的品質,這對他們的成長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立足于學生的生活經驗進行寫作是作文當前教學的需要。從教學對象來看,學生虛假作文的現象很嚴重,仿寫、甚至抄襲現象還較普遍,從文中所反映的學生認識生活的水平與能力還較弱;從作文教學過程來看,教學過程與學生生活脫節,缺少活生生的生活氣息。為了使學生能寫自己豐富多彩的生活,能及時的把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表達出來,我們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教會學生觀察生活
作文訓練中的即興觀察或有意觀察,都是認識生活、獲取作文材料的常用方法。平時我們要教給學生觀察方法并有意引導學生去觀察周圍美好的人和事。如觀察鄉村、街道的重大建設與細微變化,觀察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工作表現,觀察大自然的樹木花草、日月星空……
通過觀察,激起學生的作文興趣,幫助學生積累寫作素材,陶冶學生的情操。
2.組織學生參與生活
有意識組織活動,使學生有可能積累較典型的寫作材料。這不僅關系到作文教學的成功與否,也關系到能否在引導學生認識生活的過程中,深化作文主題。如組織學生開展“他真行”等演講形式的主題活動,配合重大節日組織學生舉辦聯歡會,平時組織學生郊游、參觀工廠、深入農村,定期舉行校園文化藝術節……這樣,可以激起學生表達的欲望,產生作文興趣。
3.引導學生體驗生活
實踐出真知。我們從作文訓練的需要出發,有計劃地引導學生為積累作文材料而進行社會生活實踐。如種植花草樹木,讓他們了解植物的生長過程;飼養蟲魚鳥獸,了解動物的生活習性;參與家務勞動及公益勞動,體驗勞動的滋味;考察鄉生態環境的變化,從而懂得保護環境……在實踐過程中,我們要注重引導學生體會實踐的感受,引導學生善于把這一切所見所感裝進自己的“素材庫”。
4.指導學生描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