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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低速穩定增長,經濟快速持續發展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增長速度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的影響。進入新世紀,江蘇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人口再生產始終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達7549.5萬人,自然增長率為2.28‰,人口總量占全國5.7%。與上年相比,總人口增長1%,自然增長率上升0.07個千分點,人口總量占全國比重保持不變。而同期江蘇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1548.36億元,比上年增長14.9%。經濟總量占全國10.3%,比上年提升0.3個百分點。按常住人口計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達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長16.80%。
2008-2012年,江蘇人口增長2.65%,不足上一個10年增長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國平均增長速度(2.99%)。而這一時期,江蘇經濟增長則達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經濟增幅分別達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遞增13.6%,高出全國同期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2012年,又創出14.9%的新增速,經濟增長步入一個新的快速穩定增長期。從人口經濟密度來看,1997年為5.9人/萬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萬元,2012年繼續減少到0.35人/萬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江蘇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關,處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國家水平之間水平,標志著江蘇人口與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年齡結構趨于優化,勞動力資源豐富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從而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據我國科學家研究表明:在我國改革開放頭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加的貢獻份額達到24%、人力資本積累(即素質的提高)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份額為21%;而同期,約有1/4的人均GDP增長是靠撫養比下降帶來的。
江蘇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調整優化,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2000年以來,全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和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達5609.27萬人,占常住人口74.3%,與上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103.56萬人,比重上升0.64個百分點。與2000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385.2萬人,比重上升2.78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僅為江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給江蘇帶來“勞動力人口增加,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的“人口紅利”現象。2012年,全省人口總撫養比為34.48%,其中,少兒人口撫養比為19.74%,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4.74%。與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總撫養比下降5.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江蘇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3962.54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上升8.8個百分點;全社會人口總撫養比則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與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減少了18人。
(三)教育發展優先,人口素質提高
優先發展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提供更多優質教育資源,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和重要任務。近年來,江蘇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成效顯著。九年制義務教育不斷鞏固,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學在校生人數從2000年718.55萬人下降到2012年455.75萬人;初中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93.5%。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結構比例趨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眾化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大學本專科生年招生人數從2000年的18.2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萬人,畢業生人數從2000年8.01萬人增加到25.73萬人。農村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全部免除。
隨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江蘇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89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9.25年。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達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萬人擁有大學(含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萬人增加到0.69萬人,增加0.3萬人,擁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別為3.79萬人和1.46萬人,分別增加0.15萬人和0.15萬人,小學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萬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也為社會全面進步,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基礎。
(四)勞動力轉移加快,人口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聚集
關鍵詞:公路交通;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
交通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是指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要與現行社會經濟水平相符,其所承載的運輸量要與社會生產力相一致。換言之,交通運輸實現產品的“供需平衡”,能夠滿足社會經濟增長所派生出來的運輸需求,但又不存在大量交通運輸設備長期閑置的情況。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主要表現在規律性、階段性和可持續性。構建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的評價指標,是確保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筆者結合多年來的工作經驗,對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提出了幾點思考。拋磚引玉,旨在為我國社會經濟和交通運輸的進一步發展進上綿薄之力。
一、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概況
研究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國公路交通建設現狀,確定今后公路交通發展前景及其力度,為公路網發展規劃制定提供科學技術。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兩者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決定了公路交通發展狀況,為公路交通發展提供了經濟、技術支撐。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公路交通的服務水平、建設質量有著不同的要求??梢哉f,社會經濟對交通運輸的需求,直接影響著公路交通發展的速度。而公路交通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構成成分,對緩解我國經濟運輸壓力,提高我國運輸潛在能力,促進區域間經濟發展,實效經濟一體化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二、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分析
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問題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從國內研究報告可以知道,其適應性是指公路交通的規模、空間布局、等級結構及其所投放的建設資金,要與社會經濟發展所派生出來的公路交通需求相符,要確保其服務水平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主要體現在規律性、階段性和持續性三個方面。
(一)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性
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是指兩者的互動關系,主要體現在交通運輸對社會經濟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社會經濟水平的提升會帶動公路交通的改善和發展,兩者發展呈正面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加大對公路交通的資金投入,改善交通運輸狀況,創建良好的交通運輸條件,能夠降低運輸的成本費用,進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益,促進企業生產規模及其市場范圍的擴大。第二,公路運輸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其運行服務過程中會創造一定的就業崗位和機會,有利于緩解了現如今就業難的形勢,增加就業率。而公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帶動土建工程、鋼材器件、工業等領域發展,有利于拉動社會經濟增長,帶動社會經濟的進步。
(二)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公路交通建設和發展的進程和狀況,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甚至在不同的地區,人們對公路交通的運輸需求、結構質量等方面有著差異和不同,也即是說,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階段性。根據相關資料可以看出,交通運輸歷程經歷了“水運-鐵路-公路、航空、管道-鐵路等五種運輸方式協調運作”四個發展階段。其中,水運為主的運輸階段為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鐵路為主階段是在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而公路、航空和管道為主的三種運輸方式時期為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五種運輸相協調運作是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F階段,社會經濟對交通運輸的需求越來越突出,其中,公路運輸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顯著。
(三)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資源的投入和使用,建立節約型公路交通系統。公路交通與資源的投入緊密聯系,充足的資源投入是公路運輸發展的物質基礎。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指要以最低的投入產出最大的建設效益,在滿足社會經濟對交通運輸需求的同時,實現資源投入的最小化。而資源的使用是指要盡可能的確保公路等運輸設備出于運作狀態,避免出現大量運輸設施長期閑置的現象發生,即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第二,環境友好型公路交通的建設。公路交通作為交通運輸的一種,其運輸過程往往伴隨著一定污染的產生,對道路通行者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要減輕公路交通的污染物,降低對環境的破壞性。另外,“適應性”還包括減少公路交通的安全事故,消除其運作的風險隱患,提高交通運輸的安全性、可靠性。
三、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的評價指標分析
(一)評價指標選取的原則
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的評價指標是否科學、合理,直接影響著人們對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兩者關系的認識,及其解決兩者存在問題和長足發展。因此,要合理有效的選取評價指標,遵循以下三個原則:第一,評價目標一致性。所選取的指標不僅能夠反映公路交通的現狀,而且能夠體現兩者內在的互動關系。反映出兩者的適應程度。第二,定性和定量相結合。所選擇的指標除了包含能夠從宏觀上反映兩者適應性的指標,還應當具有從微觀上體現兩者適應性的指標,能夠將“適應性”具體化、量化,進而全面反映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現狀。第三,可操作性。所選擇的指標要具有可操作性,能夠讓人們清晰的理解其物理和經濟意義,能快速地獲取數據、資料,并通過分析計算,得出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兩者適應性的結論。
(二)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公路交通與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的評價指標建設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就公路交通而言,其系統就存在多目標、多層次等特點。因此,在遵循評價目標一致性、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可操作性等評價原則之外,為了充分反映和了解兩者適應的現狀、程度,還應當構建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公路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筆者認為在評價指標體系建設過程中,除了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運輸總量、服務水平、管理現狀之外,還應著重突出兩者在環境發展、可持續和安全性等內容??紤]到信息時代的發展要求,根據“木桶理論”在公路交通和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分析的運營,還應當考察評價公路網建設發展與社會經濟水平的適應性等等。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要明確側重點,合理劃分為主指標和一般指標,提高主指標的評價比重,一般指標作為主指標的補充,要確保其全面性、真實行等。
四、結語
交通運輸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前提,交通運輸作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強化區域經濟聯系,克服空間距離阻礙,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現如今,交通運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已經滲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探究其交通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是交通運輸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推動交通運輸長足發展的必然舉措。作為一名工作研究人員,在是工作中,要重視交通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研究工作,不斷學習、參考國外發達國家的研究成果,提高適應性研究工作的成效,為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上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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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問題是我國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所面對的重要問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主旋律的把握,是新聞傳媒與社會經濟之間相互促進的必經之路。[1]發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要素,經濟的和諧發展是發展國家經濟效益的保障性因素。市場經濟的活躍度是社會發展情況的主要衡量指標。市場經濟的分配不均是公民之間利益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與人有關的因素成為了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要素。從科學發展觀的有關內容來看,全面協調可持續成為了我國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則。和諧社會的經濟發展目標是從多方面入手進行建設和完善,是促進經濟環境、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發展的重要措施。科學發展觀的全面性和協調性要求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過程中,要對各個方面的發展進行協調。發展的可持續性可以被看作是經濟發展模式的合理性的主要表現。高污染、高能耗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適合國家未來的發展需求。[2]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新聞媒體需要對現代社會的真實情況進行反映。信息宣傳和傳播任務是新聞傳媒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承擔的主要任務,對和諧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從新聞傳媒的發展情況來看,維護公平正義、堅守社會道德,是新聞宣傳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二、和諧社會經濟發展與新聞宣傳的共生關系
(一)和諧社會經濟發展對新聞宣傳工作的支撐作用
新聞傳媒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重要連接紐帶。新聞傳媒的宣傳導向作用對我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有著較為重要的作用。在新聞宣傳工作的開展過程中,新聞傳媒需要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重要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信息進行播報。[3]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在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環境下,新聞媒體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互聯網行業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已經成為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載體。和諧的社會發展環境可以為新聞傳媒的資金因素和資源要素提供一定的保障。信息產業的蓬勃發展,也可以為新聞傳播工作提供更為廣闊的信息發展渠道。因而,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對新聞宣傳工作的支撐作用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和社會大環境方面。
(二)社會經濟對新聞宣傳工作發展的制約作用和引導作用
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是傳媒業的整體水平的主要影響因素。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與新聞傳媒業的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一種正相關性的關系。[4]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生產力水平是新聞傳媒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規模的主要影響因素。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可以為新聞媒體和新聞宣傳工作的開展提供一定的基本條件。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分工的細化和生產部門之間聯系的強化,讓人們開始對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信息進行關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讓信息加工條件和信息采集條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為了使產品的生產成本、交換成本和流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工廠開始向道路交通較為便利的地區集中,這就為工業城市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對新聞傳播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從我國新聞傳媒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受眾市場、資本市場、廣告市場和新聞來源市場在相關報紙媒體的新聞宣傳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5]從社會的發展歷程來看,市民階層是在社會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個社會階層,他們可以為報紙媒體提供一個廣闊的讀者市場;市場經濟繁榮,可以為新聞媒體提廣告市場;城市生活所表現出來的豐富和多元化特點,為社會新聞、文體娛樂新聞提供了來源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則為新聞傳媒提供了投資市場。于是,新聞來源、讀者群體和投資市場成為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要素。這樣,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成為了新聞傳媒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大小的主要影響因素。改革開放來,我國專業財經媒體的紛紛創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改革開放初期創刊的《市場報》可以被看作是我國當代財經類傳媒的開端。20世紀80年代末創刊的《中華工商時報》等刊物則是國家出于經濟體制的改革需要而創建的財經傳媒,其后《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國際商報》等報紙和廣播電視財經頻道的出現,讓財經媒體在專業信息傳播中的作用得到了進一步強化。進入新世紀后,《21世紀經濟報道》《經濟觀察報》《第一財經》和在互聯網興起以后所出現的一些門戶網站、新聞網站中的財經證券頻道,成為了宣傳財經新聞的重要載體。傳媒的產生與發展,是市場經濟全面推進的產物,也是在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產生的。
(三)新聞傳媒及宣傳對社會經濟進步的主要影響
新聞傳媒自身具有一定的價值。由于新聞宣傳工作的功能與社會經濟現象傳播過程中的輿論導向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因而對新聞宣傳工作經濟價值的量化分析工作并不是對其最終價值進行衡量的有效方式。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熱點問題、焦點問題和社會大眾的需求聲音是新聞媒體關注的三大重要內容。新聞媒體對一些熱點事件的持續關注,可以讓這一事件得到有關部門的妥善處理。新聞宣傳工作是對居民生活需求進行轉播的重要方式,可以讓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范圍得到有效提升和拓展,從而發揮新聞媒體的引導作用。新聞傳媒的廣告傳播行為可以為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這就讓新聞宣傳工作給企業帶來的積極影響成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產業的角度來看,新聞傳媒業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行業。社會民眾對傳媒產品的消費情況和企業廣告的支出情況也可以被看作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因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傳媒產業經濟的繁榮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傳媒產業經濟的繁榮也會讓新聞宣傳工作表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在現代經濟領域,廣告可以被看作是傳媒產業發展狀況的反映。因此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新聞媒體的廣告總額也表現出了高速增長的特點。信息溝通在社會經濟系統的整合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財經新聞宣傳對經濟信息的傳播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它可以在經濟領域對市場經濟所涉及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要素產生積極影響。新聞宣傳機制對社會經濟的熱點和焦點的傳播工作有著積極的影響。一些與社會熱點有著密切聯系的經濟報道是促進傳媒經濟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當前人民群眾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新聞宣傳工作中,只要新聞媒體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新聞宣傳工作往往可以達到相對較好的傳播效果。針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敏感問題,新聞媒體的新聞傳播工作可以發揮出信息預警的功能。在新聞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企業也可以對經濟活動的未來進行了解和預判,進而在對自身發展戰略進行調整的基礎上,提升經濟效益。傳媒產業與地域經濟系統之間的融合,可以為某一區域的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幫助。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聞宣傳有關的傳媒組織和一些與新聞媒體相關聯的創意組織已經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表現出了集群現象。從我國新聞宣傳工作的開展情況來看,這種集群趨勢在我國也已經有所體現。對于與新聞宣傳有關的傳媒業和文化產業而言,信息流、人才流、資金流和物資流之間的交叉和滲透,是這些產業進行自主創新的動力因素?;诘鼐壱蛩氐男畔Ⅲw系與知識因素和資源要素之間的融合,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文化產業而言,區域內各個產業相關要素之間的不斷作用與融合的過程,是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關鍵。傳媒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融合,既可以為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一定的幫助,也可以在對區域空間的契合度進行提升的基礎上,推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6]
三、新聞宣傳推動和諧社會經濟發展的策略
(一)對新聞傳媒發展模式進行創新
新聞傳媒發展模式的創新主要設計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新聞宣傳硬件設備的更新;二是新聞宣傳內容的創新;三是新聞傳播方式的創新。新聞宣傳工作中,媒體的硬件設施設備的更新,可以讓新聞信息的宣傳質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對和諧社會的經濟傳播要求進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讓新聞宣傳在時展要求下進行內容和形式的不斷轉變。值得重視的是,新聞傳播形式是推動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是新時期新聞傳媒的重要傳播媒介,應加以有效利用和善于利用。
(二)對新聞宣傳的自身價值進行重視
新聞價值是新聞傳播活動中的重要價值。和諧的社會聲音可以為和諧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輿論保障。新聞宣傳就是發揮這一保障作用的重要方式。從新聞傳媒的宣傳價值來看,它可以在借助新聞宣傳向人們傳遞多方面信息的基礎上,發揮出對普通百姓的思想進行引導和保障的作用。在對我國媒體行業的現狀進行探究以后,我們可以發現,對新聞傳媒自身價值的重視,可以讓新聞宣傳成為對各種價值進行協調的工具,這就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在遵循國家政策要求的基礎上,關注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就成為了新時期新聞宣傳中所要遵循的原則。[7]
(三)對平民情懷進行展示
在新聞媒體領域,平民情懷主要指的是新聞媒體在對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進行關注的基礎上,對廣大普通民眾所表現出來的人文關懷。在新聞宣傳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平民情懷是新聞媒體從業人必須秉持的工作態度。在自身利益的影響下,不同階層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會表現出差異性的特點。在新聞宣傳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對不同階層人民的聲音的傾聽,可以讓國家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更好地維護人民群眾的自身利益。新聞傳媒是對平民階層的信息進行傳遞的重要機構,新聞宣傳工作也是對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進行展示的主要方式。平民情懷的展示,對新聞傳媒的長遠發展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結語
維護人民的利益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出發點。新聞宣傳在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礎上,推動社會主義建設,讓人民群眾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在充分了解新聞傳媒及宣傳工作與和諧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基礎上開展新聞宣傳工作,對和諧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構建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作者:謝國勇 單位:萬州區廣播電視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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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熵值法和耦合協調模型耦合是復雜系統通過各子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與影響,促進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并且決定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2]。耦合度反映區域各子系統或要素協調程度,它刻畫了某一時點區域系統之間、系統各要素之間交互脅迫、交互依存關系的演進趨勢[9]。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積極和迫切;而由于生態系統支持能力的有限,反過來制約社會經濟超速發展。生態經濟協調論指出,一定區域發展的實質就是區域生態支持系統與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相互脅迫、相互作用、由低級協調共生向高級協調演進的過程。耦合協調模型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層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夠深刻地反映出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其給出的指標權重值比層次分析法和專家經驗評估法更具可信度,適合對多元指標進行綜合評價[10]。因此,選用熵值法確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耦合協調模型的各指標權重。
1.2指標體系和評判標準根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區域特色,參考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國學者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以及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2-11],確定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表1)。評判標準是衡量區域自然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尺度參考。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消耗自然資源,給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壓力,但這并不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破壞自然生態支持能力為代價。高水平社會經濟可以通過發展新技術,開發新能源等,減輕對生態環境的依賴,更可以對自然生態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和修復。因此在兩大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的劃分中,既要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也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兩大系統的耦合關系和發展水平,以生態支持能力綜合指數(F)、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G)和耦合發展度(D)為基礎,提出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表2)
2結果分析
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整體呈波動減弱趨勢(圖1),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近13a,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值為0.494,2000年生態指數最大,為0.655,最小值出現在2009年,僅為0.290,極差0.365,進一步表明處于干旱區的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環境脆弱,穩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變化,大致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4年生態支持能力緩慢減弱,主要原因為研究區降水量下降和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增加;第2階段:2005—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快速減弱,生態支持指數平均每年減小0.07,遠高于近13a的平均減少速率,且R2=0.92,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出現極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該年研究區的廢氣排放量劇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氣候的變暖趨勢,影響區域降水,增加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進一步擴大該段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第3階段:2009—2012年先增強后緩慢減弱。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不斷提高(圖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0—2007年社會經濟相對低速發展,研究區該時間段人均GDP、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和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由3240元、66億元和72億元上升到9077元、304億元和193億元;第二階段:2008—2012年社會經濟相對快速發展,年增長速率(0.05)較上階段的0.01增加了4倍。該時段人均GDP則突破了萬元大關,增長至31199元,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也達到了1105萬億元。
2.2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
2.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演變由圖2可以看出,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整體不斷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盡管該區域的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不斷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僅達到低水平協調發展標準。按表2的評判標準,研究區2000—2012年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經歷了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7年嚴重失調發展階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屬于經濟損益型,即經濟發展滯后,勉強保持在生態承載力閾值內;第2階段:2008—2009年輕度失調發展階段,g(y)/f(x)小于0.8,屬于經濟滯后型;第3階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協調發展階段,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屬于經濟發展與生態同步低水平協調發展型,其他年份仍屬于經濟滯后型。
2.2.2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空間分布對f(x),g(y)和D,g(y)/f(x)值進行分析,可將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耦合發展類型劃分為4類: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圖3)。其中,甘肅省蘭州、武威和定西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耦合度D分別為0.56,0.56和0.58。這些地區人口較多,經濟發展超過了自然生態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相對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不調和,系統落后,如果長此發展,該地區經濟和生態必將走上惡性循環的道路;甘肅省酒泉和平涼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雖然整體發展緩慢,但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支持能力處于相互適應磨合的調整階段,短時間內可以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甘肅省張掖和陜西省的咸陽、西安地區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態壓力不大,社會經濟發展尚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二者處于低水平協調狀態;而天水市和寶雞市則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低。經濟發展滯后,基本保持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生態環境壓力小,社會經濟發展仍有較大空間??傮w來看,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不斷下降,且耦合協調類型多數為生態損益或滯后型,表明該段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快速工業發展模式,給該段經濟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3討論
生態文明建設不只是生態、環境領域一項重大研究課題,而是人與自然、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協調、發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環的理論與實踐,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區,尤其是承擔復興西部經濟發展,解決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更是重中之重。從絲綢之路東段現實情況出發,當前最緊要的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強化第一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適當調控第二產業;實現由主要靠物質(資金、資源、環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識和技術進步加快發展的轉變;調整優化經濟區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態功能區確立發展方向、重點;堅持經濟、社會、環境、資源、民生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對絲綢之路東段的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進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標準來進行剛性劃分耦合基本模式評判標準的方法,勢必會帶來一定誤差[12]。另一方面,由于個別數據為插值以及數據標準化的原因,計算結果具有一定的相對性[13],因而在反映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的協調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結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差異,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特征及其差異性隨之成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1-5]。長期以來中外學者不斷通過對東西方共同經驗的總結與遴選,根據中國國情展開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不少學者把區域經濟發展特征歸納為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總量、增長速度等方面或是經濟在總量、增長速度、經濟結構等所有方面的特征,從而在測度區域經濟發展特征的指標選取上也存在單項與復合性指標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斷由省域、三大地帶的中觀尺度轉向縣鄉區域單元的微觀尺度上;中外學者從區域角度來探討區域政策、經濟發展基礎、產業結構、投資規模、區位條件和政府作為等復合因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普遍認為1990年以來無論是省份之間還是四大地區之間區域差異都不斷趨于拉大,并且經濟在幾大都市圈地區集聚的趨勢加強,不存在顯著的收斂趨勢,導致中國欠發達地區與相對發達地區并存的格局[8]。
鑒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內(際)、三大地帶之間的發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國西部省際之間縣域單元發展研究較少,對于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征與內部差異的深層次研究更為不足,本文試圖對目前全國經濟格局下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問題:理論上,空間極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也是地區內部發展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區空間極化發展現狀如何?增長極與所導致的地區內部差異呈現何種格局,其影響因素是什么,今后發展趨勢怎樣及應該采取的發展策略。
二、數據采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采集。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是指日月山以東,西秦嶺末端以北,屈吳山以西,達坂山、烏鞘嶺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肅省所在地區;屬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氣候以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為主。行政區劃包括青海省的西寧市、海東地區,甘肅省的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除漳縣、岷縣)、臨夏回族自治州等6個地級行政單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貴德兩縣,區域面積8.36×104km2,占甘青兩省土地總面積的7.11%。2007年底,密集區總人口1.39×107人,占兩省總人口的44.09%。本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8×10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為我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
本文選取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31個縣級行政單元(包括市轄區、縣、縣級市,以下簡稱“縣”)為研究單元,利用2008年的統計年鑒,統一選取22個統計指標,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財政收入(元)(X4)、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萬元)(X5)、農民人均純收入(元)(X6)、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7)、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人)(X8)、萬人中學生數(人)(X9)、GDP增長率(%)(X10)、第一產業產值(萬元)(X11)、化肥施用折純量(T)(X12)、農作物總播種面積(hm2)(X13)、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人均耕地面積(hm2)(X15)、農村用電量(萬KWH)(X16)、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7)、社會銷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18)、年末電話用戶數(戶)(X19)、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人)(X20)、人均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元)(X21)、城鎮建成區面積(km2)(X22)等。在指標的選取上,在考慮數據可獲得性的基礎上,注重指標的科學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夠從社會經濟實力、結構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態。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會經濟發展時,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每個主因子對各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各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指數值,以此作為依據比較評價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再運用斷列點模型分析各縣與社會經濟發展輻射范圍,運用方差分析評價縣域之間及其內部發展差異特征。
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計算
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選取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設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極大法旋轉,把因子得分作為新變量保存在數據文件中,得到經濟社會主因子載荷矩陣。結果顯示:KMO值為0.728,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給出的標準,KMO值大于0.6,說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小,適宜進行因子分析[9]。經過方差極大法旋轉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是79.591%,包含了22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載荷矩陣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與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較大的正相關,根據其意義判斷出是經濟發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與X11、X12、X13、X14、X15、X16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一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與X17、X18、X19、X20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與X21、X22有較大的正相關,是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決了原有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有較大相關性的問題,得出的4個主因子涵蓋了約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個主因子對31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后4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以此作為依據分析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分析與評價
(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中心城市為強增長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為了便于與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相比較,以22個指標為基礎,加入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構成34個縣市,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各縣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以此僅作為第4節第1小節的評價依據),利用斷裂點模型[10]求各縣市社會經濟輻射圈,輻射圈的大小代表了縣市發展水平強弱。
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的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均在其它縣域的2倍以上,輻射范圍是其它縣域的4倍以上。其中,蘭州市區的輻射范圍是實力最強縣域紅古的11.75倍,其與紅古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差異是縣域之間最大差距7.87倍,蘭州市區成為密集區發展的強力增長極,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兩種產業的產值占到密集區工業總產值的41.08%。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有紅古、永登、平川等17個縣,占縣域總數的54.84%。從社會經濟輻射圈來看,17個縣的輻射圈半徑變化于14.02km―24.28km之間,輻射圈面積變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間;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變化于14.8%―356.8%之間,平均比重為60.7%;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比重最高的是紅古,是唯一輻射圈面積超過縣域土地面積的縣域。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有隴西、貴德、會寧等14個縣,占縣域總數的45.16%。14個縣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都小于13.25km,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平均僅為16.53%,比發展水平較高縣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業主導縣域經濟發展的地位缺失。通過因子分析,發現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幾個主因子是經濟、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等,第二產業發展水平沒能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實際上,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發展以第一產業為主,絕大多數縣域為農業大縣;第三產業則以基本的貿易、服務行業為主,發展層次較低;第二產業基礎較弱,起步較晚、水平較低[11]。這與崔權醴、崔向陽分別把甘青兩省列為“前工業化社會”[12]和“工業化不發達社會”[13]的結論是相符的。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二三次產業發展滯后,沒能主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是本區處于城鎮密集區初級發展階段[14]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縣域之間社會經濟水平和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嚴重失衡。通過對標準化后數據的方差和極值比分析來說明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方差和極值比越大,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越嚴重。結果顯示: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人均GDP等8個影響縣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的極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縣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較嚴重。而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指標的方差和極值比都是最大,說明工業發展狀況是導致縣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從31個縣來看,各縣各指標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減一個標準差),紅古、平川、永登這3個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各指標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普遍失衡,而縣域發展水平越高,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大;縣域發展水平越低,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兩點與三次產業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結合,可以得出: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工業發展整體水平雖然較低,但其在部分縣域的快速發展已是影響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層結構遞減。與蘭州市相鄰的縣域有紅古、永登、榆中、皋蘭、臨洮、永靖6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1、2、6、12、13、17;與西寧市相鄰的縣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4、5、7、8、14;與白銀市相鄰的縣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遠、皋蘭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圍的縣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如離白銀市較遠的會寧,離西寧市較遠的循化、化隆,如離臨夏市較遠的廣河、康樂等,這些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線沿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境內鐵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個縣;境內高速公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個縣。由此可見,交通干線沿線縣域發展水平較高。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中,廣河、和政、康樂、積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縣境內既沒有國道,也沒有鐵路,更沒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線的欠缺是這些發展水平較低縣域的一個共同特征。
(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教育發展水平相關性較強。對各縣萬人中學生比重(萬人中學生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與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進行回歸,發現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與‘萬人中學生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比重’呈現較強的負相關,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學生比重大于教師比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域學生比重小于教師比重。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教學水平與質量相對較高,選拔教師的要求高,吸引來就學的學生多,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低;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受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學齡少年失學嚴重;另外,這些縣域多處于相對地廣人稀的地區,學校和班級的學生規模較小,教師平均負擔學生數量較少[15],共同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高。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評價,總體看來,除去中心城市對縣域評價更能反映區域發展特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縣域自一些增長中心向外擴延,逐步形成鐵路和高速公路經濟增長軸。這種經濟空間擴散現象印證了“增長極”和增長“中心地理論”中的擴散效應,以及據此引伸的“點-軸”發展模式[16]。具體而言,第一產業發展水平是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子,非農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直接導致縣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固定資產投資成為主因子表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外延增長的依賴性高,促進了部分縣域工業的快速發展,增強了工業對縣域發展的影響。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縣域中學布局分散,學校規模小,競爭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師數量相對富足,需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實施集中辦學,提高辦學效益。
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區“點-軸系統”發展模式還未完全形成,還處在“點-軸系統”模式的初級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呈強增長極態勢,與各縣域產業發展關聯效應差,缺乏有效的承接與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體的“孤島式”發展[17],導致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總體水平較低。
對于密集區未來的發展,需要做到如下幾點。①中心城市應改變物質性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增強R&D產業、信息產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等現代產業發展力度,通過三產引導經濟增長。②各縣域加強政府主導,優化公共資源環境,培育新興增長空間,以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為主提高工業化水平和就業保障能力[18],實現二產引導區域增長。③全區域需要實施以通道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化建設,提高通道等級和不同通道的協作聯動性,加快生產力自由流動和生產要素地域分異,促進中心城市長期積累的生產力優勢向周邊輻射與傳遞和高級要素向高級城鎮集中,通過新區開發、城鎮體系調整以及與區域外部空間相互關系作用的變化[19]等共同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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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of an area.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can decrease indexes, and can cut the losing amount of initial data, greatly simplify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 determine objectively the weight, which avoids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t can apprais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of an area and the gap with other areas.
關鍵詞: 主成分分析;指標;地區綜合實力;子區域
Key words: principal compoents;index;reg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sub area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36-0160-02
0 引言
地區綜合實力是綜合國力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一個地區資源、經濟、科技、教育實力和地區發展戰略、政府組織管理能力與辦事效率、社會文化建設諸種要素組成的各種實力的綜合反映,是一個地區的整體實力[1]。它不等同于綜合經濟實力,它是評價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是本地區范圍內改造客觀世界,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效能、影響和作用的綜合能力。正確認識和評價地區綜合實力,對制定地區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長遠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正確進行地區綜合實力及其構成要素的比較分析,以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地區間的協調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增強地區綜合實力等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個地區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地區綜合實力應當由許多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子系統組成,形成一個具有一定功能的總體。研究地區綜合實力必須考慮到影響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指標因素。這些指標因子的數量比較多,用人為的方法給每一個因子給定一個權數,無法突出主要指標的作用,不能對多變量系統進行最佳的綜合與簡化,不僅增強了主觀隨意性,而且加大了評價的工作量,還會使大量的有用數據丟失,減小評價的準確度。主成分分析法正好能避免這些問題的出現,因而是評價地區綜合實力的一種有效方法。為此,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地區綜合綜合實力進行評價,以便客觀而準確地衡量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
1 主成分分析法
如果記原來的變量指標為x1,x2,x3…xn,主成分分析后的綜合指標——新變量指標為z1,z2,z3…,zm,他們是x1,x2,x3…,xn的線形組合(m≤n)。新變量z1,z2,z3…,zm構成的坐標系是原坐標系經過平移和正較旋轉后得到的,稱z1,z2,z3…,zm構成的空間為m維主超平面。在主超平面上,第1主成分z1,對應于數據變異(貢獻率ei)最大的方向,對于z2,z3…,zm,依次有e2≥e3≥…≥em。主成分分析法的具體步驟如下:
①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x■■=(x■-■■)/?滓■(i=1,2,…,n;j=1,2,…p)。
②根據標準化數據表(x■■)■,計算相關系數矩陣R=(rij)■,其中:rij=■■(xki-■■)(x■-■■)/?滓■?滓■
③計算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根據特征方程R-?姿I=0,計算特征根?姿i,并使其從大到小排列:?姿1?叟?姿2?叟…?叟?姿n,同時可得對應的特征向量u1,u2,…,un。它們標準正交,u1,u2,…,un稱為主軸。
④計算貢獻率ei=?姿i/■?姿i和累計貢獻率Ej■?姿j/■?姿i
⑤計算主成分Zj=■■uijx■■
⑥綜合分析。一個m維主超平面究竟以多大的精度來近似代替原始變量系統,才能確保盡可能多的原始數據信息?這可以通過求累計貢獻率Ej來判斷。一般取大于80%的最小m(m>n)即可。
2 青海東部地區綜合實力分析與評價
地區綜合實力反映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此應該全面的從各個領域去選擇評價指標。本文選擇了以下24個指標:x1人均耕地面積(hm2),x2有效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重(%),x3人均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元),x4勞均農用機械總動力(w),x5勞均農村用電量(kwh),x6每公頃耕地化肥施用量(kg),x7國內生產總值(萬元),x8地方財政收入(萬元),x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x10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元),x11人均各項稅金(元),x12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x13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x14每百萬人中中學生數(人),x15每個教師負擔學生數(人),x16每萬人口擁有的醫院、衛生院床位數(張),x17人均儲蓄余額(元),x18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19職工平均工資(元),x20多年年平均氣溫,x21政府駐地海拔高程(m),x22年平均降水量(mm),x23旅游總收入(萬元),x24旅游人數(人)。以青海省的西寧市區,以及所屬西寧市的三個縣和海東6縣為評價區域,進行主成分分析。
①對10個地區的24個指標共240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標準化數據表(x*ij)(i=1,2,…24;j=1,2,…10)。
②根據(x*ij)24×24,計算得到相關系數矩陣R=(rij)24×24。
③用雅可比方法求解R的特征值λi和特征向量ui。得到特征值矩陣(表1)。
④根據λi可得貢獻率ei和累計貢獻率Ej(表1)。
⑤得出主成分因子得分系數載荷矩陣(表2)。
⑥從表1累計貢獻率一列可以看出,前4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為84.61%>80%。所以只選用前4個主成分就可以了。因為損失的數據信息只占原來的15.39%進一步計算得到主成分zj(表3)。表3中列出了第1、第2、第3、第4主成分。
⑦從表1累計貢獻率一列可以看出,前9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為100%,代替了原始因子所代表的全部信息,使數據結構大為簡化。在第1主成分中含蓋了55.143%的信息,主要反映國內生產總值,旅游人數,勞均農用機械總動力,每公頃耕地化肥施用量,每萬人擁有的醫院、衛生院床位數,旅游收入,地方財政收入等指標。在第2主成分中含蓋了14.584%的信息,主要反映多年平均降水量、多年平均氣溫和政府駐地海拔高程等指標,可以歸結為自然條件指標。主成分3反映了人均儲蓄余額和職工平均工資兩項指標。主成分4、5、6、7、8、9所包含的百分數很小。通過以上分析,根據主成分z1,z2,z3,z4和對應的客觀權數e1,e2,e3,e4之積Z1-4=■eizi計算,得到各區域的綜合主成分Z1-4及其排名(表3)。從表3可以看出,西寧市和大通縣的綜合實力最強,分別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民和縣的綜合實力最弱,排在最后一位。
3 結論
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確定地區綜合實力的一條有效途徑,通過主成分分析,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各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及其差距。②通過分析得出,在區域綜合實力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起著致關重要的作用。③可以看出,民和縣和樂都縣區域綜合實力落后,其中樂都的第一產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民和的區域優勢、門戶優勢也沒有充分發揮。④對區域綜合實力而言,子區域經濟的不和諧發展會滯后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和提高,并對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產生阻礙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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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馮利華.地區綜合實力的ANN分析.經濟地理,2003,23,(01).
[3]張超,楊秉庚.計量地理學基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5,145-153.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水資源管理水利規劃量化研究方法
0引言
隨著社會的發展,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沙掷m發展作為“解決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唯一出路”已成為世界各國之共識。水是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日益增長,在世界許多地區產生了水資源污染、水資源短缺等嚴重問題。如何使有限的水資源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水要求,同時又不導致水質惡化呢?這就給研究水資源的學術界提出了一個十分嚴峻又富有挑戰性的課題。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水文計劃工作組將“可持續水資源管理”定義為“支撐從現在到未來社會及其福利而不破壞它們賴以生存的水文循環及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水的管理與使用”。這是針對現行水資源管理提出的新的思路,即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但是,如何去量化研究它?以及如何在定量上來尋找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的水資源規劃與管理決策?還是一個難題。
本文從量化的角度,提出一套定量研究方法,主要內容包括: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水利規劃與管理的量化研究方法以及水資源優化配置模型;并給出在可持續發展思路指導下的水利規劃研究方法步驟;最后給出一個具體應用實例。
1水利規劃應該以可持續發展為基本指導思想
1.1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與內涵
關于“可持續發展”這一術語的定義,目前有許多種。最常被引用的定義仍是1987年brundtland夫人等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上提出的定義,即可持續發展是指“人類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能源開發中,以確保它滿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壞未來發展需求的能力”[7]。
綜觀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和論述,可以把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想概括為:⑴可持續發展鼓勵經濟增長,但可持續發展所鼓勵的經濟增長決不是以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而是力求減少消耗、避免浪費、減小對環境的壓力。⑵促進社會進步是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可持續發展鼓勵經濟增長,但短期的經濟增長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的,提高生活質量、促進社會進步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⑶可持續發展以資源、環境為基礎,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必須同資源環境可承載能力相協調。⑷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以適宜的政策和法律體系為條件,必須有全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
1.2可持續發展——水資源~生態環境狀況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
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水利規劃目標,是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提供源源不斷的水資源。實現水資源在當代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以及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公平合理的分配。因此,水利規劃研究的對象系統應該界定在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環境復合系統上。在這個復合系統中,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環境三大子系統相互作用與影響,構成了有機的整體。
(1)生態環境系統和水資源系統是社會經濟系統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們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持續不斷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
(2)社會經濟系統在發展的同時,一方面通過消耗資源和排放廢物對生態環境和水資源進行污染破壞,降低它們的承載能力;另一方面又通過環境治理和水利投資對生態環境和水資源進行恢復補償,以提高它們的承載能力。
(3)水資源系統在社會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之間起到一條紐帶作用。它置身于生態環境系統之中,是組成和影響生態環境的重要因子。同時它又是自然和人工的復合系統,一方面靠流域水文循環過程產生其物質性;另一方面靠水利工程設施實現其資源性。
1.3現行水利規劃面臨的挑戰
就現行的水利規劃而言,主要考慮的是:經濟效益(economicbenefit)、技術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和實施的可靠性(performancereliability)。盡管它們仍然被應用,但已經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從《21世紀議程》要求的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高度,已迫切需要逐步轉變到新的行為準則。需要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研究和制定水利規劃。具體地說,現行水利規劃面臨以下挑戰:(1)不僅需要考慮經濟效益,而且迫切需要考慮社會效益、環境效益;(2)需要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考慮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考慮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協調;(3)不僅需要研究水資源、水利工程建設等問題,而且要研究社會經濟系統發展變化以及與水資源-生態環境間的協調問題。(4)不僅僅要考慮水資源的供需平衡,而且要考慮不同區域、不同時代人(現代與后代)用水間的平衡。以謀求社會經濟持續協調發展。
2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水利規劃方法量化研究
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使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在文[1]中,作者曾對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進行了度量,引進了發展綜合指標測度dd。它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標eg與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標li的集成,計算式如下:
它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兩大方面、且在社會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耦合系統中運行、滿足一定約束條件、要求總體效益最大的優化模型。該模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多階段非線性優化模型,其求解比較困難。對此,作者在文[3]介紹了采用計算機模擬技術的方法,求得模型的近似最優解。這樣可以大大減少計算工作量。
3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水利規劃研究思路與技術路線
基本的研究思路和過程介紹如下:
(1)根據研究區的具體實際,制定水利規劃的依據、具體任務、目標和指導思想。重點要體現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2)了解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建立社會經濟主要指標的發展預測模型,對未來不同規劃水平年的發展狀況進行科學預測;
(3)分析研究區水資源量和可供水資源量,并建立水量模型,以作為研究的基礎模型;
(4)綜合社會經濟系統和水資源與環境系統之間的聯系,建立“水資源與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耦合模型”。作為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優化配置模型的基礎模型;
(5)研究可持續發展的量化方法,并建立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優化配置模型;
(6)通過優化模型的求解和優化方案的尋找,來制定水利規劃的具體內容。
4應用實例——新疆博斯騰湖流域水利規劃與水資源管理研究
博斯騰湖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是目前我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泊。它既是開都河的尾閭,又是孔雀河的源頭,兼有開都河來水的水資源調控、孔雀河流域農田灌溉、工業及城鄉生活用水、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向塔里木河中下游緊急調水等多種功能。在水資源十分珍貴的新疆南部地區,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流入博斯騰湖的常年性河流只有開都河。開都河發源于西部積雪的高山(天山中部),由冰雪融水補給,也是天山南坡水量豐富的河流之一。在寶浪蘇木處,該河流又分為東、西兩支,東支注入博斯騰湖大湖,西支注入博斯騰湖小湖。以開都河為界(寶浪蘇木分水樞紐以下,以東支為界),把開都河流域分成左、右兩個灌區。灌區從開都河引水進行農田灌溉,并不斷向大、小湖排水(鹽)。經過博斯騰湖的調節,從大湖出口——西泵站、小湖出口——達吾提閘匯入到孔雀河,肩負著孔雀河流域農田灌溉、工業及城鄉生活用水等重擔。
如何協調該區工業、農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如何協調上游灌區(即開都河灌區)發展規模與下游灌區(即孔雀河灌區)發展規模的關系?目前該區發展態勢如何?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保證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等等。這些都是急待回答的問題。
由于在博斯騰湖流域,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水資源,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保證該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作者與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水利局合作,開展了《博斯騰湖流域可持續水資源管理應用研究》。
首先,進行水文學、生態學基礎研究、社會經濟系統動態變化系統研究,得到全流域水量水質生態耦合系統模型和社會經濟發展預測模型;
論文關鍵詞:土地生態,分區,生態經濟
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當前國土資源開發與保護的主要內容,土地生態環境安全是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基礎。本文以江蘇阜寧縣為例,根據當地的自然生態特征、土地利用狀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對全縣的土地生態情況進行綜合評價,并根據不同生態環境條件提出不同的生態經濟發展類型,旨在為阜寧發展生態經濟提供參考。
阜寧縣地處江淮腹地,位于江蘇省鹽阜平原北部,南北長52.5千米,東西寬48千米,總面積1439.33平方千米,西枕黃河故道,與淮安市的漣水縣隔河相望,東瀕射陽縣,南北分別與建湖縣、濱??h接壤,地處東經119°27’~119°58’,北緯33°26’~33°59’。田園秀美,溝河縱橫,素有“江淮樂地“的美稱。阜寧縣現有20個鎮,1個開發區,全縣共有人口106.66萬人,土地總面積143933.7公頃,人口密度為741人/平方千米。
1評價與分區方法
1.1評價指標體系
本研究將土地生態環境評價因素分為生態負荷、污染負荷、生態敏感性、經濟發展狀況等四類要素,在各評價因素下面又分不同的子指標來表征,見表1
表1土地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因 素
權 重
子指標
權 重
生態負荷
0.33
生態綠地比例
0.63
耕地比例
0.37
污染負荷
0.15
土壤鹽漬
0.41
土壤侵蝕
0.59
生態敏感性
0.32
弱質生態空間(規劃)比例
1
經濟發展狀況
0.2
建設用地比例
0.35
1水生態承載力研究概述
20世紀70年代末,人口、經濟、水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不斷加劇,水環境承載力、水資源承載力、水生態承載力的研究應運而生。國外大都將水生態承載力的研究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結合,很少對其進行單獨研究,通常將水生態承載力用作衡量可持續發展的標準。我國對水生態承載力的相關研究于20世紀80年代末由新疆水資源軟科學課題研究組率先開展。2004年,高吉喜在《可持續發展理論探索———生態承載力理論、方法與應用》一書中詳細敘述了生態承載力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2009年,李靖等將系統動力學模型與隸屬度相結合,綜合運用構建的水生態承載力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分析模擬了葉爾羌河流域不同方案下的水生態承載力;2011年,李新等建立了洱海流域水環境承載力多目標優化模型,并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不同指標對研究區水環境承載力的權重。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差異性,導致國內外對水生態承載力的研究至今仍未形成一個較為科學、系統的理論體系。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深入,水生態承載力涉及到了很多領域,其研究方法也在不斷完善和創新。但迄今為止,能夠綜合描述水生態承載力復雜性和動態性的模型還比較缺乏,也沒有專門研究水生態承載力的方法和模型。由于水生態承載力與水資源承載力、水環境承載力、生態承載力間聯系緊密,因此,可以借鑒其方法和模型對水生態承載力進行評價研究。目前,水生態承載力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標優化模型法、系統動力學法、常規趨勢法等。
主成分分析法是將多個復雜的相關變量轉化為少數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的統計方法,可以在數據信息最大保留的情況下,將多個指標科學合理地轉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并客觀地給出各指標的權重,極大程度地避免了人的主觀隨意性,較為符合水生態承載力的評價原則;多目標優化法不追求單個目標的最優化,而追求水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整體最優,通過模型確定區域水資源的承載能力。在處理社會經濟系統一類的復雜的多目標群決策問題上比較適用,但是該模型方法在求解技術、規劃目標的選取上還存在一定的難度;系統動力學法是一種計算機實驗仿真法,可以對水生態承載力進行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的分析,適合對系統的結構及其動態行為進行分析,但在模擬長期發展狀況時的參變量難以掌握,容易產生不合理的結論,因而,其多用于模擬事件的中短期發展;常規趨勢法計算簡單且直觀,可以估算某些承載力因子潛力的大小,但是其不能夠很好地考慮到各承載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只能從供水量和需水量方面對供需平衡作簡單的分析,不能很好地反映水生態承載力。由于水資源、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間關系復雜,且影響因子較多,因此,水生態承載力的各種方法均存在不足之處,還需對其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本文在權衡各個研究方法后,選取主成分分析法對晉西北水生態承載力進行研究。
2研究區概況
右玉縣位于山西省西北端,隸屬于山西省朔州市,境內四周環山,南高北低,主要有蒼頭河、源子河兩大河流。蒼頭河屬于黃河水系,是右玉境內最大的一條河流,主流全長95.5km,流域面積2103km2,多年平均徑流量為9.23×107m3,清水流量0.3m3/s;源子河屬海河水系,是位于右玉縣南部的一條季節性河流,河長110km,流域面積為2083km2,多年平均徑流量為1.756×107m3,清水流量為0.2m3/s。右玉縣具有半干旱氣候特征,屬于典型的大陸性季風氣候,全縣多年(1957—2010年)平均降水量420.15mm,降水多集中在7,8,9月,由于研究區降水集中且強度相對較大,而且徑流快,導致區域水土流失嚴重,該縣降水量不僅在空間上分布不均勻,在豐、平、枯水年也有較大差異,一年內差異懸殊。右玉縣農業發展較快,屬于全國的小雜糧基地縣之一,2011年,全縣人口總數達到了112782人,其中,農村人口大約為62281人,大約占總人口的1/2以上。右玉縣具有“國家水土保持生態文明縣”的稱號,多年來,全縣大力開展退耕還林還草,不僅促進了林草業發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3研究方法
水生態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應用水生態承載力理論,必須對其開展量化研究??偨Y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應該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數學理論和方法找出影響水生態承載力的各個因素間的關系,以便對特定時間的水生態承載力進行定量分析。水生態承載力的研究涉及到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因此,其影響因素也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水資源的儲量、質量及開發利用的水平;科技發展水平;生產力及消費水平;人口和勞動力水平;政策、法律法規和其他資源的開發利用潛力等方面。水生態承載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是一個相當龐大的體系,它不僅是評價水生態承載力大小的依據,同時也是水生態承載力的決策工具[25]。所以,建立水生態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應遵循以下原則:(1)水生態評價指標體系應該既能夠很好地反映水生態承載力的理論內涵,又能夠度量水生態承載力的大??;(2)水生態承載力的指標體系應該在避免指標之間重疊的基礎上,對系統的總體特征有一個全面的概括;(3)水生態承載力指標體系須易于操作,體系中的評價指標應該盡可能地簡化,并且數據容易獲得,對于準確數據較難獲得的,可以用能夠間接反映其特性的綜合指標來代替;(4)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應盡可能地合理、清晰。
4結果與分析
4.1水生態承載力的主成分分析在整理了右玉縣水利局提供的數據資料的基礎上,查閱《朔州市水資源公報》、《右玉統計年鑒》得到人口、水資源及社會經濟狀況等相關數據,根據計算和研究需要對其中的部分數據進行相應的處理。選取右玉縣水生態承載力17個指標,其相應數值如表1所示。運用SPSS21.0軟件對右玉縣水生態承載力評價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得到驅動因子的相關系數矩陣(表2)、水生態承載力評價指標的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貢獻率(表3)。從表2可以看出,選取的17個水生態承載力指標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并且許多指標間都具有高度相關,這是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條件,也表明了進行主成分分析非常必要。由表3可知,根據累計貢獻率達到85%的原則,前3個主成分累計貢獻率達88.89%,超過了85%,認為3個主成分可以較好地反映右玉縣水生態承載力變化的驅動因子,基本可以代表全部因子對右玉縣水生態承載力的影響,因此,選擇前3個主成分進行分析。主成分載荷表示主成分與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右玉縣水生態承載力主成分載荷矩陣如表4所示。第一主成分主要與總人口、國內生產總值GDP、工業產值、農業產值、工業用水量、農業用水量、城鎮生活用水量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與地表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和地表供水量之間具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第1主成分基本包含了人口、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地表水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的主要因子;第2主成分主要與地下水供水量和地下水資源開發利用率有較強的正相關,可以認為第2主成分主要代表地下水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可見地下水開發利用水平也是影響右玉縣水生態承載力的關鍵因子之一,因此,應提高地下水的開發利用水平;第3主成分主要與工業產值用水量有較大正相關關系,可以代表工業用水效率。3個主成分包含了需水主體、供水和用水等主要指標,能較好地代表晉西北右玉縣的水生態承載力驅動因子。隨著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水資源的需求量也急劇增加,同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大量污水,對水生態承載力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的出現使得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率大大增加,污水處理及回用能力也得到增強,這些發展和進步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研究區的水生態承載力。2003—2011年右玉縣人口呈現出持續穩定增長的狀態,對生活用水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同時人口的增加又加劇了水污染程度,對水生態承載力產生很大的影響。
4.2主成分綜合得分分析根據各主成分貢獻率和主成分得分對2003—2011年的水生態承載力進行了綜合評價,計算可以得出各年水生態承載力綜合得分,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對于水生態承載力的綜合得分而言,其綜合得分值越大,說明水生態承載狀況相對越好,反之承載狀況較差,綜合得分出現波動狀態可以展現水生態承載力的動態變化情況。由圖1可知,2003—2007年水生態承載力存在明顯的波動變化,對表1中右玉縣水資源統計數據加以分析得出,統計年份中2004年總用水量最大,且農村生活用水量明顯高出其他年份2倍左右,而研究區2007年地下水開發利用率和地下水總供水量在所有統計年份中最低,對水生態承載力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2004,2007年水生態承載力出現明顯的降低;2008—2011年研究區水資源承載力基本呈現逐漸增長的態勢,由數據資料可知,右玉縣的人口和經濟逐年增長,但其總用水量明顯低于前5a,說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大大增加。
5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