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社會經濟狀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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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漢初年社會經濟狀況范文

關鍵詞：統治思想；君人南面；陽儒陰法

中圖分類號：B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054-03

春秋末年戰國初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也是中國帝王統治的開端，作為帝王，如何治理國家，對全國的臣民進行統治是一種技術也是一門藝術。而春秋戰國時期與漢代卻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統治方法。這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問題。君人南面之術向陽儒陰法思想的轉變反映了統治者統治方式的變化，也體現了統治者思想的進步。

一、君人南面之術的產生和發展

君人南面之術也叫人君南面之術，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提到：“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所謂“君人南面之術”，即治國之術，政治哲學。又說：“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夫扎學，兼棄仁義，日獨任清虛可以為治。①

我國大部分在地球的中低緯度提取，并且在地勢上看西高東低，所以古人建房子都是南北朝向，房子的大門朝著南面。這樣一來權力、輩分或者年長的人都面對著大門坐在中間，其他人面向北方，這樣就形成了“以南為尊”的習慣。古帝王以坐北朝南為尊，古人南面稱王也。所謂“君人南面之術”，即治國之術，政治哲學。②

人君南面術是繼承了古代老子的思想，核心內容是“清靜”和“無為”，具體來說就是清心寡欲、謙虛禮讓，這里的“無為”不是說天天什么是都不做，而是指“任人而不任智”，有什么問題先找下屬，問問他們怎么辦，讓他們來解決，實在不行再自己想辦法，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效果。

有人好奇這樣君王不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嗎？天天就會無所事事。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君王可以不關心具體的事情了。但他要做的就是“求賢才”，找到好的下屬和幫手。《荀子?大略篇》說：“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說：“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逸于治官”；《呂氏春秋》也說：“賢主勞于求人，逸于治事”，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君人南面思想源于老子的“無為而治”，其中很多思想與其《道德經》中觀點相類似。都主張社會的自由發展，作為君王盡量少干涉國家的各方面發展。“無為而治”不是說君王對天下百姓的事不管不問。任其自由發展。“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就是說要制定一定程度的峻法，讓百姓不敢鋌而走險去干壞事。不但是這種思想在春秋戰國之前只是剛剛產生，并沒有得到君王的重視和發展。

戰國末期，由于多年的戰亂，各個諸侯國都無人力和財力支持戰爭。沒有了資源，君人南面的修養生息政策才顯得尤為重要。到了漢代情況更是如此。“漢初，民力凋殘，天下疲憊，將相或乘牛車，天子不能具鈞駟。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統治者不得不采取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③

西方近代自由主義認為：對人民干涉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自由的政策環境能保證人民的較快發展，從而保證國家的富強。這樣一來人員也會擁護這樣的政府，政府的執政地位才能長久。施行“君人南面之術”與西方近代自由政府主義想類似，就是希望百姓的生活不要禁錮在政府干預的枷鎖中，能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生存和生活環境，保證君王的統治權力。

二、陽儒陰法思想的形成

“陽儒陰法”就是表面實行的“仁政”，儒家提倡仁政，所以是表儒，而其制度則是用的“刑法”，由于法家與刑有關系，所以必是里法。這種政策表面上看是人治的觀點，其實質卻是法制。這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誘導人民的支持，但一旦進入這個思想就會發現還是很嚴格的峻法。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儒學是最有利于鞏固統治者的統治的。儒家文化的精髓，“表現在哲學心態和思維方式上，就是重人生，務實用，看重群體關系，強調倫理道德，注重個人對社會發展的義務，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④

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在秦前是兩個不沾邊甚至有些相對立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重視倫理道德，強調個人對社會發的義務，儒家倡言仁政，稱性本善。法家，顧名思義，主張“以法治國”，法家奉行法治。說性本惡。講究誠敬、正直的儒家思想是向陽的、明朗的；玩弄權、術、勢的法家思想是陰暗的、陰險的，二者好象水火不相容。

作為封建君王必須找到一種學說既能維持政治上的專制，又使得人不反對自己。于是，一種混合的做法就產生了：“陽儒陰法，儒法并用”。這就在思想上用仁義道德來蒙蔽百姓，獲得人民的支持，在思想行為規范上規定了范圍。但是在具體做法上用法家的法律來進行統治，規范人的具體行為。

孔孟儒學的精神實質是“血親至上”，在沖突情況下不惜為了維護“父子有親”放棄“君臣有義”。這一點從孔子主張“父子相隱”高于“忠于葉公”、孟子強調“事親為大”等論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先秦法家的精神實質是“忠君至上”，為了維護“君臣有義”放棄“父子有親”――也就是所謂的“大義滅親”。《慎子?外篇》說“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商君書?開塞》說“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都指出了法家與儒家在這一點上的鮮明對照。⑤

如果大家都遵循孔孟儒家的“血親至上”精神，就沒人愿意為君主賣命了。所以，盡管他們總是講“君君臣臣”、“無君禽獸”，聰明的諸侯們卻始終不肯長久重用他們。荀子是孟子的學生，荀子看到這個問題，因此才修正孔孟儒學，轉而主張“禮莫大于圣王”（《非相》），提出“隆禮重法”。

“禮義”在古代的作用之一就是“教化”，“小人”只有經過“化性起偽”這種思想的改造才能成為“君子”，刑法的作用是強制實施，已達到對不聽教化人的控制。所以，“隆禮重法則國常有”禮和法都是治國所必不可少的。荀子將禮的原則法律化，使之有法的性質。隆禮重法對秦漢以后的正統法律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開了儒法合流之先河，被改造成為維護官僚等級制的新禮。

三、陽儒陰法思想的發展

漢武帝親政時已經立國70多年，這時已經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君王的威望也已經形成。而漢武帝本人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希望有所作為的帝王。“武帝治國，一改前代恭儉謹厚之風。對外，屢行撻伐之師，北逐匈奴，南平閩粵，連通西域，拓土開疆，使漢朝聲威遠播；對內，則表彰六經，號令文章，修制度，改正朔，興太學，訂禮樂，掀起了一股政治變革的熱潮，從根本上改變了文景以來的政治風氣。”⑥

在歷史上漢武帝一直是以為善于實用策略和方式來處理問題和政治改革的君王。在思想上興太學、尊儒術，用儒家思想來教化人心，但在具體做法上對董仲舒這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卻棄而遠之，任用大量的法家思想人物，用“法、術、勢”思想來治理官吏，打擊社會不法分子。

漢武帝所倡導的“陽儒陰法”只是一種存在表面現象上的模式，也就是說只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表面上的結合，其結果也是證明了這種結合所帶來的影響是有限的、效果是不大的。漢武帝強調儒學，僅僅是為了教化人民，維護思想上的統治，在實施上也僅僅停留在宣傳上。儒家的輕徭薄賦、仁者愛人等思想都沒有實施。在實際統治者大量的使用了法家的思想來治理國家，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先后任用14位丞相，其中，5位因罪處死，4位死于獄中或自殺，宰相如此，百官自是一體。⑦

漢代治國策略走向成熟的標志是漢武帝以后的漢宣帝提出了“霸、王道雜而用之”口號。其中“霸”就是是采用法家主張，“王”是采用儒家主張。《漢書?元帝本紀》中提到，漢宣帝本人特別提倡用法制來治理國家，其朝著的大臣也多少支持法家思想的一派。太子漢元帝對漢宣帝的做法不滿。他對宣帝說，陛下用刑過于嚴峻，用人也是文法之士，這樣不好，應當多多任用儒生。漢宣帝怒斥太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果然不出宣帝所料，“柔仁好儒”的漢元帝即位之后，重用蕭望之、周堪等提倡儒家思想的大臣。但出現很多問題，由于缺少強有力的法律，結果政策無法實施，效率底下，導致超綱大亂。

漢宣帝被史家稱為西漢的中興之主，《漢書》稱贊他當政的時代，“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后嗣，可謂中興”。漢宣帝開始，“陽儒陰法”有了真正的發展，儒家的“柔”與法家的“剛”相互彌補、相互配合，形成了有效的互補。這也成就了漢宣帝時期的國家興旺。而到了漢元帝時期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下降，正是由于背棄了“陽儒陰法”這一治國策略導致的。

四、兩種統治思想的分析總結

戰國末年和漢初的君人南面的無為思想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國家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同時大大提高了自己國家的國力，可以說是一種和諧發展的統治技巧。

但是我們也看到其統治方式在歷史上也是短暫的，不可否認君人南面思想帶來的發展成果。但當這一政策長久運行時，國家會不會產生腐敗問題、機構效率低下問題等都是需要考慮的。

為什么說漢武帝開始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年的“陽儒陰法”是一種成熟的治國思想呢？其原因有三個方面。第一，“陽儒陰法”防止中國古代單純使用儒家思想統治導致的預付柔弱，也避免了單純使用法家思想統治導致的嚴刑峻法，形成了一種柔和的、兼容的政治態度。第二，提出“陽儒”這種思想就說明了那個時候的統治者已經注意到思想意識形態的統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統治了思想也就統治了人民，“誅心”比“誅形”更加重要。證明了我國漢代時的治國技巧已經相當的成熟。第三，重視“陰法”就說明了法家和發展思想在政治中的不可或缺性，法家思想是真實的、現實的，比儒家思想上的教化要實用，證明了當時君王政治的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⑧

在我們現代社會，關于實行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學習這一時期的思想。單純的人治必然導致社會中腐敗問題的發生，而單純的法治則不利于靈活的和諧社會的建立，社會沒有發展的活力。通過分析戰國和漢代的治國思想，我們可以認識到當前社會也必然是人治法治并存且共同發展的社會，在經濟放任其發展，在政治上加強法制化，這才是良好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參考文獻：

①葛榮晉.法家“的無為而治”與“君人南面之術”[J].理論學刊，2008，（1）.

②郝虹.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識形態化與漢末流弊[J].大連大學學報，2007，（4）.

③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現代化[J].北京社會科學，1986，（3）.

④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J].南開學報，1989，（4）.

⑤李宗桂.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M].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396-403.

⑥劉澤華.論漢代獨尊儒術與思想多元的變態發展[M].學林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