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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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關鍵詞：人文地理；教學；世界遺產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學正式增設世界遺產這一課程，隨后多所高校均開設此課程。此后，對世界遺產的研究成為教育領域中的熱點。對近幾年的研究成果總結發現，在教育領域中，世界文化遺產的功能以及其實現的途徑主要源于對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遺產來講，綜合性較強是其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其與多門學科存在聯系，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與旅游產業的聯系最為緊密，所以對旅游教育這一學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學科中，對世界遺產在學科的作用研究相對較弱。就世界遺產這一素材而言，其與世界接軌，其在教育領域中的研究將直接影響部分學科是否發生改變。
就整體以及個體的世界遺產、空間分布以及景觀特征來講，地理學與世界遺產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系。分析兩者的內容以及廣泛性來講，兩者同樣存在很多相同之處。就世界遺產來講，按照定義，在地理研究領域中，世界遺產是極端性非常強的研究內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評選世界遺產時，需要全球最為權威的部門以及最權威的專家進行考證，然后給予批準獲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遺產相似內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這就要求人們在地理教學的過程中與世界遺產相互結合，進行教育的開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與世界遺產相似的知識為基礎對人文地理在教學中世界遺產的作用以及發展方向進行具體探究，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以及提高學者對世界遺產的重視程度。
一、世界遺產在人文方面的表現
1、文化景觀、雙重遺產以及世界文化遺產
在《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中將世界遺產分為兩大類，分別是自然遺產以及文化遺產。就后者來講，其主要涵蓋建筑群、遺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內容。如果世界遺產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與《公約》中的相關標準相符合，那么就稱其為雙重標準。
為了將自然環境以及人類文化之間的和諧凸顯出來，世界文化遺產增設了“文化景觀”。就本質而言，世界文化遺產涵蓋絕大部分文化景觀，剩余的則為雙重遺產。換而言之，文化景觀是雙重遺產以及世界文化遺產的一種。因此，為了避免出現重復，在《世界遺產名錄》中，除了雙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觀將會被重新列出。就當前世界文化遺產來講，大部分屬于文化遺產。在2012年之前，963項世界文化遺產中，涵蓋28項雙重遺產，725項文化遺產。
2、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
在《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里不涵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聯合國相關部門出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對于《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來講， 其涵蓋的內容同樣屬于文化遺產的范疇。
二、人文地理學與世界遺產在知識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遺產組成的闡述
在2011年，《世界遺產與年輕人》出版之后，國內出現多個有關的書目，主要有《世界遺產》、《世界遺產學》等多個書目。這些書目的出刊主要是為了更好的滿足中學所學的《世界文化遺產薈萃》的科目，為學生的學習奠定扎實的基礎。對以上著作進行總體歸納發現，他們在內容框架方面主要涵蓋概述、分類的介紹、具體的例子、如何保護等多個方面，下面進行具體分析。
概述。就概述內容而言，其主要涵蓋《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來源以及本書大致內容的介紹。
分類以及舉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將世界遺產進行類型的劃分，并通過具體例子進行介紹，主要包括文化景觀、世界自然遺產等類型。
介紹及舉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基本內容進行具體介紹，在介紹的過程中選取合適的案例。
保護以及利用的具體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對世界遺產當前所遇問題以及如何保護利用進行具體分析。就世界文化遺產來講，物質類的遺產類型主要涵蓋皇宮、廣場、園林、當代都市、鄉村等多個方面。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列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頭傳說的，也包括社會風俗、表演藝術、傳統手藝等方面的內容。
2、人文地理與世界遺產在知識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對象具有互相涵蓋的性質
在各種類型的遺產中，除了雙重遺產具備文化遺產的文化要素標準之外，大部分的物質文化遺產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作品都屬于文化遺產的范疇。分析上述的分類可知，在世界文化遺產中，基本上涵蓋了所有非物質以及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要素。因此，對于人文地理來講，其研究對象為多種人文現象。對于當前已經出版的有關人文地理的教材來講，其在人文要素方面主要涵蓋地名、語言、聚落、民俗等多個方面。這些內容與世界遺產中的很多類型都相同，但是兩者也有不同之處。那就是在歷史長河中，世界文化遺產屬于人類自身創造的一種文化現象。但是對于人文地理來講，其對當前主流的一種文化現象更加注重。對于前者而言，其要求在文化現象中，具有最豐富、最優質的內涵，但是對于后者來講，其主要對實際的使用價值更為注重。
第2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漢語國際教育系是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下設的三個專業（中國語言文學、漢語國際教育和戲劇影視文學）之一。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是學校最早設立的專業之一，1955年開始招生，1980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七五”期間被評為山東高校重點系;“八五”“九五”期間，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被評為山東省重點學科;“十五”至“十二五”期間，古代文學被評為山東高校強化建設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被評為山東省重點學科;2003年，古代文學學科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2004年被確定為山東省古代文學專業中唯一設立“泰山學者”崗位的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專業2005年獲得國家碩士一級學科授予點，2007年榮列教育部八個國家級首批特色專業之一，2009年成功申報博士后流動站，同年，漢語國際教育學科獲得了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2011年，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被評為山東省高校“十二五”重點學科，是山東省唯一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重點學科。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的設置，與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舉措相匹配，是中國文化與學術“走出去”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增強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重要途徑。由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是一個新事物，因而在“教什么”“如何教”和“什么人教”方面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擁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位授予權的高校應該采用劃一的統編教材、課程設置和育人模式，還是應該從實際出發，突出地域特色，發揮傳統文化優勢，走出特色育人之路？
目前，多數高校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尚未真正探索出人才培養的特色道路。國內各高校以華東師范大學和北京語言大學為代表，形成了南北兩派，他們的共同點是：側重于語言教學和案例分析，這也是他們的教學研究重點。但是，這樣的育人模式以“應用語言學”教法為基底，沒有形成特色，更沒有以“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者”這一使命自任。因而，現行的漢語國際教育育人目標和教學模式有本末倒置之嫌。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國外的第二語言教育大都突出地域特色，這方面以美國最為著名。其中南伊利諾伊州卡本代爾大學、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紐約大學、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分校、普林斯頓美國大學等，其研究生第二語言教學TESFL課程設置與教學研究，及其以語言為載體進行文化傳播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我們的目的，就是借鑒美國語言/文化傳播的經驗，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的育人方案，力圖為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做出自己的貢獻。
失去傳統，何來底氣？沒有特色，焉能出新！我們進行漢語國際教學，首先，要有文化自信：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支，無論是軸心時代、中世紀還是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都具有重要價值。其次，若想把漢語國際教育做好，就必須勇于創新，不能一味因襲傳統的做法，更不能簡單地將應用語言學的教法復制、移植到漢語國際教育中來。再次，應當側重于文化教育，以期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中國外文局《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3》顯示：多數國際民眾認可中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形象，61%的海外民眾樂于了解中國文化，約有三分之一的國際民眾表示對學習漢語有興趣;同時，越來越多的漢語學習者不僅渴望學習基本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而且渴望能夠深入了解中國文化。①但目前的漢語教學普遍存在重語言而輕文化的現象，而且漢語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許多語言障礙的形成都與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不足有關。因此，在語言知識教學的同時加入傳統文化成分，是勢在必行的教材建設工作。因此，我們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的培養，重點不應放在語言學知識的教育上，因為語言只是載體，而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才是本專業的重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應當承擔起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瑰麗，各地高校應從實際出發，將具有區位特色與傳統優勢的文化教育，落實到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培養當中，進而走出各自的特色道路。
曲阜師范大學設學于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家鄉;孔子思想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其“和為貴”“人為本”的人道主義和諧觀，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對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和深遠的人文價值。因而，曲阜師范大學自招收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以來，堅持“傳統性與師范性”的特色，深入挖掘孔子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資源，以學生的從師素質養成為抓手，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方面進行了一些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漢語國際教育專業2011年獲批山東省“十二五”重點學科，這是該專業在山東省高校中唯一的重點學科;2012年3月初，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舉辦的“孔子學院杯”國際漢語教學資源編寫大賽評選揭曉，曲阜師范大學與北京大學等5所大學榮獲“優秀組織獎”，我校李敏紅老師榮獲“優秀指導教師獎”，卞晴晴、于婧超、曹曦三位研究生的四件作品分獲一二三等獎;張喜梅等同學在加拿大、泰國等國家任志愿者期間，將龍文化、春聯、書法、剪紙等中國文化符號與中華才藝運用于教學中，深受當地學生的喜愛;在我們近年指導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中，有些同學在教學實踐的基礎上選擇了《HSK四級教學“孔子故事”特色課程設計》《兒歌教學法在初級漢語國際教學中的運用》等，都將語言教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地域特色文化運用于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些成績說明我們的特色育人之路是正確而有效的。
于是，我們將本專業完成的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漢語國際教育：發揮傳統文化優勢，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結題成果整理出版，一方面是總結和完善育人經驗，努力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育人模型;另一方面也旨在為國內同行提供借鑒，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從而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做出更大貢獻。
《漢語國際教育：中華文化精神的源流、繼承與傳播》②一書由我和同事共同完成，它包括四編。這四部分實際上也是本專業為學生設立的四門專業特色課程，旨在為解決“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教什么”和“如何教”等問題提供個案參考。
第一編《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生傳統文化素質摭論》包括以下四個專題：
王國彪副教授的《“孔子文章四海宗”――朝鮮半島古代漢詩中的〈論語〉元素》認為：朝鮮半島古代漢詩蘊藏著諸多《論語》元素，主要包括對《論語》的不同稱謂、引用和評述。朝鮮詩人將《論語》中的名言警句、經典情境視為典故來引用，提升了詩歌的表達效果，也充分見證了《論語》的魅力。古代漢詩對《論語》的大量援引，既是《論語》在古代朝鮮半島廣泛傳播的重要證據和豐碩成果，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播方式和詩歌生產方式。對這種文化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意識。
曹春茹副教授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國際交流大文章――以韓國古代漢詩中的泰山文化研究與利用為例》認為：泰山風光雄奇壯美，泰山文化悠久燦爛，又與儒家文化聯系密切，因此，受到韓國古代詩人的青睞。在現存韓國古代漢語詩歌中，保存著大量有關泰山的文化資源，其中既有“泰山巖巖”“泰山云雨”“秦松漢柏”等關于泰山自然景觀的文化典故，也有孔子等文化名人與泰山、泰山封禪與刻石、泰山神靈與東岳廟等關于泰山人文景觀的記載和傳說。對韓國、朝鮮以及漢字文化圈中其他國家的游客和中華文化的愛好者來說，這些詩歌是泰山的最好代言，有利于拉近他們與泰山及泰山文化的距離。通過漢語國際教育、學術交流、與韓國合作開發旅游項目等途徑，有效利用韓國漢詩中的泰山文化資源，將對泰山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傳播和拓展發揮重要作用，還能為研究、開發和利用日本、東南亞國家漢詩中的泰山文化資源提供借鑒。此項研究也正是“一山一水一圣人”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內容之一。
劉富偉副教授的《“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論林語堂重編〈中國傳奇〉的策略》認為：《中國傳奇》是面向西方讀者的精神消費品，當林語堂進行選編和改寫時，慎重考慮到西方文化語境的接受問題，他與陳季同一樣在編選過程中“刪節那些無用的詳述部分和多余的次要部分，去掉那些本該存留的地方。因此，人們將要讀到的與其說是一個地道的譯本，還不如說是一個改編本”。林語堂更是把《中國傳奇》放在西方文化的平臺上進行觀照，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會采取順應西方語境想像的運作策略，選編并重寫《中國傳奇》。林語堂的策略對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材編寫和教案設計具有較大的啟示價值。
王恩旭博士曾到俄羅斯任教一年，對漢語國際教師的跨文化溝通素質有自己的體認與看法，他的《做一個推動世界和諧發展的文化使者――論國際漢語教師的跨文化溝通素質》認為：溝通不暢是造成漢語教師難以適應海外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增強溝通能力，最大程度地減少溝通問題，是當前國際漢語教師在培養、培訓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而解決溝通問題的關鍵，在于幫助漢語教師端正溝通態度、增強異域文化修養和進行實踐歷練，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文章結合具體案例，對這三個方面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
第二編《孔子?〈論語〉?儒墨哲學比較》共四講，前三講由王曰美教授承擔，第四講由王恩旭博士承擔。王曰美教授長期擔任校本課程《孔子與〈論語〉》的教學工作，曾于2012～2013年在韓國平澤大學擔任漢語教師一年。《孔子與〈論語〉》也是她在韓國講學時的部分內容，主要包括孔子生平、《論語》及其核心思想、孔子的主要弟子及成就等。關于孔子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棟，如何化繁為簡，既給人一個清晰的線索，又能深入淺出地介紹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這需要有大思維、大手筆。王曰美教授駕輕就熟，做起來得心應手，讓人受益匪淺。而王恩旭博士的《儒墨哲學比較》則將儒學與軸心期平民哲學家墨子的思想進行了比較，有利于人們了解儒墨的異同共殊。
第三編《齊魯文化與山東當代鄉土文學》四講由李鈞教授完成。李鈞教授是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兼任漢語國際教育系主任，是山東省“十二五”重點學科“漢語國際教育”學科帶頭人。本書也是李鈞主持的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漢語國際教育：發揮傳統文化優勢，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結題成果。第三編四講旨在使研究生從地域文化與中國文學的角度理解齊魯文化與山東精神，掌握山東“鄉土文學”傳統的流變線索;并通過對臧克家、郭澄清、莫言、閔凡利等幾位山東籍作家的解讀，使研究生了解當代山東作家群的創作狀況。此外，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山東文學最重要的代表，因而這個專題值得好好講。
第四編《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法舉例》四講，由秦海燕副教授主講。秦海燕老師是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教研室主任，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語用學、普通話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她曾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赴韓國平澤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并分別于2009、2010、2013參加漢辦舉行的教學法、跨文化交際課程培訓。秦老師先后主持省部級項目4項，公開出版專著1部，主編教材1部，發表核心論文若干。她對于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法既有理論探討又有實踐經驗，所以她的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法舉例具有較高的應用推廣價值。第四編第一講《功能教學法》，第二講《任務型教學法》，第三講《控制式語言教學法》，第四講《體演文化教學法》。之所以選擇這四種教學法，主要是因為“功能教學法”目前影響最大，“任務型教學法”爭議最大，“控制式語言教學法”最具操作性，而“體演文化教學法”對語言與文化關系處理最有創造性。而且到目前為止，《控制式語言教學法》和《體演文化教學法》都是漢辦培訓班介紹來的新型教學法，國內公開介紹和研究的很少，所以，第三四講更多一些原則性和綱領性的東西。
當然，我們的探索才剛剛開始，如果想構建一個較為系統且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廣價值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培養模式，還需要國內同仁的共同努力和逐步完善。希望我們這本小書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我們要特別感謝北京語言大學原副校長崔永華教授，他長期擔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現擔任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漢語教材總編審，是漢語國際教育教學與研究的奠基人和推動者。他不嫌本書簡陋，撥冗賜序，鼓勵我們在“漢語國際教育特色育人道路”上走下去，給了我們繼續前行的莫大動力！
感謝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張健總編輯，他接納了這本書并將其納入出版計劃。感謝責任編輯王宇明，是他的認真負責與真誠溝通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
注釋：
①《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3》，《京華時報》，2014年2
月23日。
②李鈞、王曰美主編：《漢語國際教育：中華文化精神的源流、繼
第3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不同于單向度的現代大眾文化傳播方式，網絡文化構建后現代雙向溝通模式，兼具小眾與大眾傳媒功能。人類從單一狹窄的“媒體-受眾時代”，迅速躍入“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新媒介生態環境。這就是說，一元化、中心化、霸權化的現代主義文化邏輯被顛覆了。正如比爾•蓋茨所說:“信息高速公路將打破國界，并有可能推動一種世界文化的發展。”網絡生態環境是一個天然適合民主意識培養和民主機制運作的環境。縱觀計算機發展的歷史進程，由最初的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機轉變為家庭化的個人電腦，本身就是一個從“集權”不斷走向于“分權”的過程。互聯網的崛起則進一步打破信息壟斷與集權控制。“計算機帶回真正的個人權利。賽博網絡幫助坐在電腦終端的思想一致的激進者結成同盟，他們使用郵件和網頁來散布消息與組織戰斗。通過這種分析，計算機很明顯的服務于一種進步的民主的和去中心化的趨勢。”事實上，在網絡生態系統中，主體因子、信息因子、環境因子之間的所有關系都是雙向可逆的，都具有“來而不往非禮也”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美國傳播學家戈夫曼在《公眾的關系》一書的前言中，曾極有遠見地建議使用“互動生態學”(interactionecology)來指稱傳播行為在微觀語境和互動結構中的意義和構成研究。網絡文化傳播媒介作為社會的一個具有自組織結構的子系統，它自身的各種微觀層面構成要素之間，它與中觀層面其他媒介系統以及宏觀層面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均存在著彼此牽連、相互制約的能量交換與互動關系，維持著網絡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中國學者邵培仁提出:“與以往不同，我們主張確立的媒介生態互動觀，在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考察與認識上，不僅反對人與自然相對立的‘二元論’觀點，而且質疑‘人定勝天’的合理性;傾向于人與自然是一體的‘一元論’思想，相信‘人天雙贏’的可行性，主張媒介與媒介、媒介與社會、社會與環境和諧協調、攜手并進。”這就是說，整體平衡與循環互動構成網絡文化生態性建構的基本原則。回瞥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恰恰存在著極為豐富的強調整體性、綜合性而否棄獨斷論價值霸權的生態性思想資源與思維方式:認同人與自然的一體，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作為儒家群經之首的《周易》講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三者有機統一的整體世界觀。
《周易•乾卦•文言》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這里講的就是以“與天地合其德”的理想來表達“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們的—切行為都要以遵從自然規律、符合自然現律為前提，才能獲得成功，這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與自然無所違。”《莊子•齊物論》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儒道兩家明確主張的“天人合一”與佛家的“依正不二”在根本思想原則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依正”二字，是“依報”、“正報”的略稱。正報，指眾生乃至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體;依報，指生命主體所依止的國土，即生存環境。不二，亦作“無二”，大致有兩層意義，首先是指矛盾、對立的雙方并非只是水火不容的敵對關系，而是互相關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其次是指矛盾、對立的雙方體性是一，在其深層或就其終極本質而言，本無矛盾對立，本無差別。從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觀念出發，中國佛寺素有育林護山、綠化環境的優良傳統，至今尚可見寺院也多是林木扶疏、景色怡人。可見，中華民族很早就擁有自己的生態文化和生態思維。東方民族，尤其是中華民族，邁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獨特的。我們的祖先生存在封閉或半封閉的自然環境之中，周圍足以河谷為主體的地貌結構，這種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態環境規定了他們以治水為、以農業立國的生存方式。同時，由于原始氏族內部的血緣宗法關系保留著“人和”的習性、于是保留了人與自然流動變化的節律及社會生活秩序和睦相處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滲透著許多帶有古樸而神秘的色彩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態直覺。這種生態直覺又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凝練化、抽象化為一種相對穩定的與西方文化迥異的思維模式。季羨林先生指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區別，隨處可見。它既表現在物質文化上，也表現在精神文化上。具體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是，我個人認為，兩大文化體系的根本區別來源于思維模式之不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說得再抽象一點: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特點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系;而西方分析思維模式正相反……‘天人合一’這個命題正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當然，今天關注和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天人合一”為代表的生態文明因素，并不是要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要通過創造性地發掘和闡釋，為當代中國特色網絡文化建設注入新的思想活力與精神動力。格里芬所言極是:“后現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現代的傳統主義，它只是恢復了人們對過去的關注和敬意。”也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會將任何前現代的東西說成后現代的。但從某個角度看，后現代思想從前現代思想中受益非淺。中國傳統思想對于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們不能簡單地回到它。它需要通過認真對待科學和重視已經發生的社會變革來更新自己。”毋庸諱言，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帶有某些前現代神秘主義甚至迷信色彩的東西，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那里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要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性思想資源進行理性揚棄與闡釋，在現代文明平臺上深刻把握前現代傳統文化與后現代網絡文化的隱秘關聯乃至某些方面的深層契合，使作為中華民族獨特思想貢獻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網絡時代重新煥發生機。
二、網絡文化全球化與傳統文化地方性知識的價值互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指出，因特網的興起和普及，已成為當今全球傳播的利器。傳統的國際傳播是國與國之間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網和衛星技術的全球傳播則從根本上跨越了國家界限，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因特網構成全球化進程的急先鋒和推進器。現在的問題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嗎?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觀點仍帶有歐洲中心論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現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認為它“不僅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這種蔓延過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全球化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過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羅伯森則強調，“全球化本身產生變異和多樣性，從許多方面來看，多樣性是全球化的一個基本方面……強調重點轉向了……在一致性中尋求獨特性，而不是在多樣性中尋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與特殊的同時性。”這就是說，全球化應當具有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雙重面相，網絡全球傳播吹響的不是同質化的號角，而應奏響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歡歌，各民族傳統文化所包蘊的地方性知識的文化生態價值理應得到高度重視。從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態系統平衡的角度說，作為當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網絡文化面臨危機。一方面當代自然科學和高端科技的飛速發展，往往掩蓋了地方性生態知識的光輝;另一方面，網絡傳播并不能從根本上消弭信息鴻溝、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極具生態文明價值的地方性知識在現實生活中經常被忽視、歪曲，甚至是詆毀。因此，基于維護人類文化生態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從文化生態人類學角度重審中國傳統文化地方性知識的無可替代的生態價值。從哲學傳統上說，西方人的認識路線是“主客二分”，即把客體看成是外在的被認識者，主體是內在的認識者，兩者彼此外在;中國人則把人與世界的關系視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換言之，人在認識萬物之先，早已與世間萬物融為一體，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動的世界萬物之中，不能將世界萬物與人同它們打交道的活動過程分割開來。
歷史地看，人類對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關系的認識，經歷了第一階段農業文明的“主客渾然一體階段”，第二階段現代工業文明的“主客體兩分對立階段”，當前正處在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即后現代生態文明的“主客體辯證統一階段”的轉化進程中。中國傳統的主客一體、天人合一的理念，對于當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體辯證統一”思維方式顯然富于巨大參照價值。誠然，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實現“主客體渾然一體”向“主客體兩分對立”的轉化———這一歷史任務由西方現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國傳統智慧闡揚的人與自然的一體觀、人與人和諧統一的觀念、協和萬邦的和諧世界理念對于糾正工業革命以來人與自然二元對立導致的種種弊病，特別是校正當前網絡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價值霸權和價值殖民傾向無疑具有巨大糾偏、解毒作用。國際互聯網是全球化的物質載體，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邊界的概念、國家的概念受到了沖擊，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縮小，世界成為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但是，麥克盧漢“地球村”的美好設想遠未實現，而網絡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蘊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農業文明想象，而現存的全球網絡生態體系遠未達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狀態。無論從技術手段上，還是從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上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網絡媒體集團占有絕對的優勢，處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區、核心地帶，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全球都市”的邊緣地帶，它們在融入這個“全球都市”體系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發達國家控制著當今世界信息生產和傳播，有數據顯示，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傳播系統中還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衡，存在著少數傳播大國和多數傳播弱國之間的控制與被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系。以網絡為推進器的全球化不僅是一個物質生產的過程，更是一個精神生產的過程。目前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其對發達國家的信息資源和信息技術依賴，正面臨遭受“信息霸權”(informationhegemo-ny)和“電子殖民主義”(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奪的威脅。正如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樣，文化多樣性也是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維持文化生態平衡的關鍵。沒有文化多樣性，就失去了資源共享的前提;沒有資源共享的需求，最終將導致網絡文化的萎縮，危及網絡生態系統的平衡與再生產。網絡文化中的西方價值霸權與價值殖民的實質是價值專制，與多元互動、眾生喧嘩的網絡精神格格不入，與強調整體、循環、平衡的后現代生態文明原則背道而馳。暫時拋開政治、經濟、社會等復雜原因不談，其思想根源與誤區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奪式思維方式與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價值判斷習慣。人類的網絡生態系統是一個多元價值共生的體系，這一體系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的惡性膨脹與價值霸權必將影響其與其他諸價值子系統之間的協調，乃至影響整個網絡生態系統的穩定發展。“文明生態的深層結構是價值生態，文明的合理性，是價值生態的合理性;價值生態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機體的整體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個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當今網絡全球傳播語境下，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價值霸權，重建網絡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地方性知識的對話關系，實現生態價值互動，很有緊迫性和必要性。
三、當代中國特色網絡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協同進化
在生態學中，協同進化(coevolution)是指兩個相互作用的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發展的相互適應的共同進化。它是一種進化結果，更是一種進化機制。這一機制能夠促進物種的共同適應，維持生物群落的穩定性。舉例說來，獵物-捕食關系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互惠共生的協同進化關系。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在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被捕食者要加快奔跑速度才能逃脫追捕，而捕食者則必須加快奔跑速度才能捕獲獵物。這一生物界的由生存本能驅動的協同進化現象，對于重審由文化創新驅動的當代中國特色網絡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生態性關聯不無啟迪意義。人們往往普遍地認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實，從生態文明視角看，人和社會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過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復雜的生物———人類的行為和他們組成的更為復雜的系統的規律。也就是說，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際上是同一個自然界在不同層次上呈現出來的特征和規律，它們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對于當代中國特色網絡文化建構而言，傳統文化不是沉默矗立的博物館、紀念碑，更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的源泉、活的主體。用黑格爾的話說，“傳統并不僅僅是一個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過來的忠實地保存著，然后毫不改變地保持著并傳給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網絡文化與傳統文化應該也應當實現文化生態意義上的協同進化。數千年文明史鑄就的傳統文化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化根基，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根本立足點。在網絡文化所產生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多元化的前提下，更要明確網絡文化必須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美國是因特網的故鄉，但因特網屬于全世界。中國特色網絡文化基于我國網絡空間，源于我國網絡實踐，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說，當代中國網絡文化不是西方網絡文化的簡單橫向移植，而是一種具有本土氣質、中國風范、中國氣派的新媒介文化。因此，我們既要積極融人世界文明之中，又必須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充分實現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獨特性與完整性，否則將不可避免地被世界文化一體化的激流所淹沒。
第4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在現代社會中，公益廣告作為關注公眾利益和倡導公序良俗的有效途徑，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一定程度上，公益廣告乃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像，因而不同國家的公益廣告體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個性。在美國，公益廣告被認為是旨在通過改變公眾的態度及行為來緩和或幫助人們解決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的廣告活動;在中國，公益廣告則“是由政府、廣告公司、團體或大眾傳媒為了建立新的風俗習慣、規范道德行為、維護社會秩序而發起的非營利性的廣告活動。”［2］5由此可見，雖然中美對公益廣告的認識有所差異，但卻無一能夠繞過公益廣告中所包含的文化因子。公益廣告具有特殊功能，而這些功能則正是依賴于其中的文化因子才能發揮作用。首先，通過譴責不良行為、積極倡導社會文明，公益廣告具有規范道德行為、引領社會價值觀的功能。其次，公益廣告有助于公眾不斷地獲得新知識，形成對社會問題的新見解。再次，通過特定的公益廣告，公眾可以繼承和發揚文化傳統，相關的組織、公司及其他社會團體也可以建立良好的公眾形象以獲得一定的經濟效益。最后，通過強調人類整體的進步與發展而不只是利益的追逐，公益廣告還對商業廣告形成一定的制約作用。這些獨特的功能特點讓公益廣告成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傳達的思想和寓意也促進良好道德風俗的形成與和諧社會的發展。既然公益廣告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那么，對公益廣告進行分析就成為探索社會價值觀的一個重要途徑。公眾對公益的態度是由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經驗決定的，具有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人對同一公益問題則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見解。本文嘗試以霍夫斯泰德的五維文化辨識模型來比較中美公益廣告，進而嘗試對國內公益廣告的改進和發展提出可行性建議。
二、中美公益廣告中的文化差異
(一)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霍夫斯泰德以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尺度來衡量個體融入集體的程度。個人主義“意味著將追求并保護自身利益置于社會共同目標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之上”［3］。在個人主義文化環境中，人們強調個體思想的重要性，注重個性表現，追求自由與多樣性。然而集體主義文化則強調團體的重要性，更加關注集體幸福感，人們通過互相照顧以獲得忠誠、信任及一致的價值觀。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國家，以下兩則公益廣告較為典型地印證了這一點。(1)愛我中華，捐我熱血。［4］(2)手拉手，創造美好環境;心連心，創建生態校園。［5］上述兩例強調的是“中華”、“校園”、“國”等集體主義概念。第一則廣告旨在說明每一個具有愛國主義熱情的公民都應該無償獻血。愛一個國家，就要在她的公民急需鮮血的時候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種社會文化提倡舍小家為大家的集體主義精神。第二則廣告旨在說明建設和諧生態校園需要同學們互相幫助，共同完成使命。相比之下，美國人更推崇個人主義。霍夫斯泰德的調研發現，美國人的個體指數在全體參與調查的國家中高居首位。美國人崇尚自由、平等、獨立，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強調“我”而非“我們”。因此，他們主張不懈的個體努力和最終結果的個體受益，有下列兩則公益廣告為證:(1)Hereducationisinyourhand．Don’ttakeawaythejoyoflearningfromthegirlchild．［2］72(2)Youdon’thavetobeperfecttobeaperfectparent;therearethousandsofteensinfostercarewhowouldlovetoputupwithyou．［6］在上述兩則公益廣告中，“you”(你)的使用傳遞出一種強烈的個人主義意識，體現著對個體能力與社會角色的肯定。女孩的教育掌控在“你”的手中;“你……能成為一位最出色的父/母親”以圓流浪兒童的回家夢。兩則廣告無一不在強調“you”(你)這一個體的重要性。
(二)不確定規避性
在霍氏五維文化差異辨識體系中，不確定規避性是第二個維度。它主要研究人們在模糊或不確定狀況下感受威脅或不舒適的強弱程度。在不確定規避性較低的文化環境中，人們更容易接受不確定性，他們無懼風險，崇尚自主、靈活、不拘小節。反之，在不確定規避性較高的文化環境中，人們則易于擔心不確定的環境，傾向于追求嚴格的形式和教條，依賴現有的制度和法律來尋求安全感。霍夫斯泰德認為，美國是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低的社會，而中國則是不確定性避免程度較高的國家。下列兩則中美公益廣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兩國文化在這一維度上的差異:(1)不要讓最后一滴水變成我們的眼淚。［7］(2)It’seasybeinggreen．Theearthwillloveyouforit!［8］例(1)是一則中國公益廣告，它告誡公眾地球上存在著水資源枯竭的危險;為避免未來悲劇的發生，人類應該從現在做起，對水資源加以珍惜并采取積極措施，準備好應對水資源危機。這則廣告口吻嚴肅，格調低沉，給人以危機漸近的緊迫感。例(2)是一則美國公益廣告，它使用了相對輕松、溫和的格調來向公眾宣傳紙資源再利用的意義，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是一種溫馨暖意與自由舒暢。
(三)權力距離
權力距離也是霍氏理論中的維度之一，表示人們對組織中權力分配不平等情況的接受程度。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人們對權力距離大小的認可度有所不同。在權力距離較大的國家，權力集中在少數上層人手里，而社會底層則只能聽從社會上層的決定。相反，在權力距離較小的文化中，權力則較為平均地分散在社會成員手中［9］。霍夫斯泰德的調研表明，所有被調研國家的平均權力距離指數為55，其中中國為80，而美國為40［1］80。顯然，中國文化中的權力距離遠大于美國，原因在于中國歷史上曾經經歷過漫長的集權社會，傳統上十分講究君臣、父子、夫妻、長幼及朋友等五種基本權力關系［10］。因此中國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養成了尊崇權威的文化心理傾向。他們往往認為權威所傳遞的信息和思想比較可靠。下列中國公益廣告可說明這個問題:(1)目前全球沙化土壤正以每年5到7萬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有10億以上的人、40%以上的陸地表面正受到荒漠化的影響。保護我們的家園，從現在做起。［11］(2)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20世紀以來，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己有30%的土地因人類的活動遭致退化。全世界每年有數千萬噸的石油，重金屬和生活垃圾流入大海。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約2500萬人死亡。全球每年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約有230億噸，全世界森林面積以每年約1700萬公頃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種生物消亡。所有這一切都在向人類發出警示，保護環境，關愛生命，善待地球。［2］65這兩則廣告比較典型地揭示了中國文化崇尚權威的文化定勢。為達到呼吁人們控制沙漠化進程、加強環境保護的目的，第一則廣告選擇了以精確的權威數字來打動人心的策略。之所以如此，便是因為帶有權威數據的事實陳述易于被中國人所接受。第二則廣告則引用了國務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相關要求。但美國人并不完全信任和服從于高層權威，他們適當地接受地位和等級差別，這對發明創新十分有益。這里也有一例［12］(見圖1)可以說明問題:上面這則公益廣告說明酗酒給人們帶來的不良影響。該廣告并沒有直接逐一闡述酗酒帶來的危害，也沒有引用權威數據，而是以給人印象深刻的圖片加以說明:一個熱衷踢球的球員被酒杯困住而不能踢球。巨大的酒杯是一個亮點，喝酒時我們可以隨意控制酒杯，然而酒杯卻能在如此重要的時刻讓飲酒者寸步難行，這足以讓酗酒者們警醒。
(四)剛性/柔性傾向
剛性/柔性傾向，又稱男性化/女性化傾向，是指社會中兩性社會角色差別的清晰程度。在剛性/男性化社會中，社會性別分工十分明確，男人應該自信、果敢、剛毅，女性則應該溫柔、謙遜、關注生活質量。在柔性/女性文化環境中，社會性別分工呈現交疊狀態，無論男女，均謙遜、柔順、注重生活質量。中美廣告實例分析表明，中美文化在這一價值維度上并未顯現出明顯的差異，反而在措辭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類同。舉例而言，“她/she”在兩種文化中都用來指代自然。這說明中美文化都十分關注生活質量，有著柔性的一面，例如下面的例子:(1)一條剪不斷的綠色臍帶，連接母親，從源頭，蜿蜒著城市的血脈。［13］(2)Keepyourmotherearthcleanandgreen．［14］
(五)長期觀/短期觀
長期觀/短期觀主要考量處于某一種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對未來的關注程度和為未來儲蓄的意愿強弱程度。長期觀注重未來，講求節儉與毅力，主要特點包括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對美德需求的尊重與關注等等。短期觀尊重傳統、關注當下，強調對此時此地社會責任的履行及其意義，具有低儲蓄率、快速結果導向性和關注對真理的尋求等特質。霍夫斯泰德對一些國家(地區)的長期傾向性指數加以統計，從中發現中國的長期傾向性相對較強，而美國則相對較弱(見表1)。通過對中國人價值觀(CVS)的調查，霍氏與邦德等人［16］發現，體現著東亞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具有追求道德而非真理的特點，這與西方文化傳統中真理依存于宗教倫理的現象迥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在過去的五千年中，中國一直受儒家文化影響，推崇“仁”與“禮”。受此傳統影響，中國公益廣告把傳統道德與現代創作相結合，傾向于倡導勤儉節約、博愛等傳統美德。中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的中國夢”主題系列公益廣告中的以下兩圖(圖2［17］，圖3［18］)則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然而，美國公益廣告則體現了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念。美國文化深受基督教影響，形成了短期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取向即使在下列寥寥幾句廣告語中，也能略顯端倪:Actor:Howfarwouldyougotoprotectourplanet?God:IwanttobuildanARK．Maybethereisan-otherway．Actor:People，thefloodisimminent．這段公益廣告取自美國電影EvanAlmighty(《冒牌天神》)中的電影臺詞。該故事講述了一位頗似諾亞(Noah)者力圖拯救地球的經歷。諾亞出自圣經，被西方人視為救星。他從上帝那里獲悉洪災將至，便制作了一艘巨大的方舟以使其家人和動物免遭大劫。這則公益廣告告訴人們，每個公民都應該像諾亞一樣做一名拯救世界的英雄，其目的就是要激勵人們即刻采取行動，抵制全球變暖。
三、對中國公益廣告未來走向的文化思考和建議
第5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針對大學生英語表達地方文化的“失能”現狀，提出了以地方文化為內容依托的英語口語教學模式，探討了地方文化融入英語口語教學的基本原則、實施方案、自主學習的著力點以及教學評價的方式方法，以期對我國外語教學中的母語文化導入研究與實踐起到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教學
0引言
《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2000)、《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7)、《高等職業教育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2010)強調英語教學應注重學習者綜合文化素養的培育，這“不僅表現在訓練學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上，而且表現在培養其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能力上”［1］。然而，我國英語教學長期以來過分注重“目的語文化”的導入，學習者中國文化輸出的“缺失”現象非常嚴重，他們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很弱，尤其不能用英語流利表達那些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且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傳統文化。大學生英語表達地方特色文化的失能，不利于國際交流中文化自信心的樹立，不利于擴大對外文化交流，不利于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近年來，國內學者就中國文化的英語教學研究形成了以下觀點:把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教育貫穿到各層次英語教學之中，并對教學內容進行合理配置［2］;明確教學大綱中中國文化教學的相關細則，實施教學、評估一體化［3］;增開中國文化英語選修課，完善中國文化英語教材建設［4，5］;將中國文化內容納入考試體系［6］等。國外沒有對中國文化英語教學進行研究的文獻，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專家學者針對外語學習者中的文化邊緣化現象(marginalization)提出外語教學中應適時、適當、適度地導入本國文化［7］，目的語文化和本族語文化間的對比分析［8］等策略，對我國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研究與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然而，現有研究對地方文化融入大學英語口語教學的成功案例總結較少，對大學生英語表達地方文化能力的培養重視不夠。本文嘗試將地方文化融入到大學英語口語教學中，旨在通過口語教學、文化體驗、自主練習等多種形式，完善大學生對地方文化的英語認知建構，增強大學生用英語弘揚中國文明與地方文化的意識和能力，促進中國優秀地方文化的對外傳播。
1地方文化融入英語口語課堂的原則
將地方文化融入英語口語課堂的目的是讓學生在親歷、感受和實踐地方文化的情境中，實現“英語語言知識與能力”和“本土文化素養”的全面提高，為此，地方文化的英語口語教學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1．1教學實施的綜合性原則
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實踐類課程，內容涉及文學、美術、音樂、建筑、戲劇等多個領域。因此，在教學實施中，應打破學科界限，綜合運用語言學、翻譯學、社會文化學等學科知識，提高學生的綜合文化素養。但同時教學實施中又不能脫離“口語”這個主線，不能把課程上成文化課、翻譯課，或者說是其他的課程，而把口語能力提高置之于不顧，或者是僅有形式僅有熱鬧，而達不到口語教學目標。
1．2教學過程的開放性原則
教學過程的開放性是指地方文化的英語口語教學要改變只重結果不重過程的觀念，重視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情感體驗、能力形成與習慣養成;注重開展以體驗、實踐為主要形式的口語第二課堂;鼓勵學生對地方文化進行開放式英語表達，引導學生主動發起文化交流的話題，并積極參與話題討論;著重培養學生在圍繞地方文化的練、說、唱、演、錄、玩等多模態開放式的小組活動中，互相配合、互相幫助，在友好平等的氛圍下提高地方文化的英語口頭表達水平。
1．3教學活動的學生主體性原則
圍繞地方文化的英語口語教學應當以學生語言能力的提高與文化素養的形成為旨歸，學生的發展是整個教育教學活動的核心。因此，應遵循學生的認知心理、知識發展及學習活動本身的基本規律組織教學，應始終強調學生是言語實踐與文化體驗的主體，教師只是課堂教學活動的設計者與學生自主學習活動的引導者。
2以地方文化為內容依托的英語口語教學設計
2．1教學資源的開發與整合
教學資源是教育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元素，完善教學資源的開發、建設、管理及合理應用，將極大促進教學活動的開展和教學效果的提高［9］。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教學資源的建設，首先要多渠道網羅收集地方文化的英語資料，這些渠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外事辦、旅游局、文化館等部門的門戶網站，以及國內外專注于中國地方文化介紹與宣傳的權威網站、報刊、書籍與雜志等;然后根據英語口語的教學規律及大學生的學習特點，對上述資料進行科學的整理和有效的歸類。以獨立的文化專題為主要內容，將其分成若干個教學單元，每個單元根據教學需要設計句法操練、回答問題、朗讀、口頭翻譯、角色扮演、游戲、采訪、討論、文化體驗等活動。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文化音視頻資料的數字化處理是教學資源建設的一個關鍵環節，需要口語教師和技術人員的緊密合作才能完成。如，待口語教師視聽并確定好音視頻資料的有效性及難易度后，然后由技術人員按照需求裁減成時間長度不等的若干片段，利用編輯和轉化工具將其轉化為“．flv”格式的教學用音視頻。
2．2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安排
地方文化的英語口語教學以專題活動的形式進行，其主要目的是通過口語練習和文化體驗，逐步培養和提高學生用英語表達地方文化的能力。因此，教學活動的設計要體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教學過程中力求每一個學生的主動參與，尊重每一個學生的獨特體驗，讓學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形成對地方文化的獨特判斷，提高審美能力。
1)口語技能訓練。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教學中，可通過下列活動來訓練學生的語言基本功，培養語感:播放地方文化的英語音視頻材料供學生欣賞，并要求仿讀、背誦，使其掌握正確的語音語調;針對材料中的常用表達方式進行誦讀訓練，引導學生通過圖文聲并茂的材料輸入，熟記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句型;當學生掌握了一些基本句式以后，創造條件引導學生活用所學句型進行地方文化的英語復述，教師根據學生表現給予點評和指導，并記錄成績。
2)專題討論。提高地方文化英語口頭表達水平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對地方文化內涵的深入理解與準確把握。通過專題討論，有助于學生加深對地方文化背景和生活習俗的了解，有助于學會在具體語境中進行正確得體的英語口頭交際。比如，進行“南通歷史(TalkingabouttheHistoryofNantong)”專題教學時，在學生學習完相關視聽材料后，可安排“我眼中的南通”、“南通與‘中國近代第一城’”等討論話題，鼓勵學生用英語發言，并做好記錄。
3)文化體驗。地方文化是某一地區所特有的文化，其內容、典故和風格意境與該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條件顯著相關。因此，為了能夠讓學生準確得體地用英語將本地文化介紹給他人，親歷親為的文化體驗或考察活動便成為教學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比如，在進行“南通工藝(TalkingabouttheCraftsofNantong)”這一專題教學時，可安排學生參觀南通風箏博物館、南通藍印花布藝術館、南通沈繡博物館，或開展學做風箏或者是染藍印花布活動。唯有親自參與，才能將地方文化講好、講活、講深。
3以地方文化為內容依托的英語口語自主學習
學生圍繞地方文化進行英語口語的自主學習，需要找準著力點、掌握恰當的學習方法，并進行持之以恒地刻苦練習，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自己的口語水平與文化素養。
3．1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的語音語調練習
基于地方文化的英語口語學習，最終目的是對外交流，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推介出去，倘若發音錯誤或不夠標準，則很可能會引發交流的不暢，從而影響到推介效果。因此，在圍繞地方文化進行英語口語自主學習時，第一個著力點應放在語音學習和語調完善上，力求將體現地方文化內涵的每一個英語單詞都能熟練而準確地讀出來，并要細心觀察和認真模仿英語本族語者的純正發音。
3．2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的詞匯量積累
詞匯是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正如著名語言學家威爾金斯所說，“沒有詞匯，人們則無法表達任何東西”。在圍繞地方文化進行英語口語自主學習時，第二個著力點應放在地方文化英語名稱、概念、術語等專有詞匯的積累上。地方文化的英語介紹中，專屬于某一文化項目的特色詞匯不在少數，對于那些已被中外讀者廣為接受的詞匯，如“藍印花布”(bluecalico)、“盆景”(bonsai)等，應通過學習與體驗將其作為積極詞匯納入到心理詞庫中去。對于那些由于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而產生多個英語名稱的文化項目，如“城隍廟”的英語表達就有“CityTemple”、“ChenghuangTemple”、“TownGod’sTemple”三個不同版本，學習者應多方查證，找到最權威、最恰當和最為英語讀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表達方法。
3．3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的句型句式操練
強化句型句式操練是提高大學生英語口語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僅有助于提高語速，而且有助于增強口頭表達的流利性與準確性。在圍繞地方文化進行英語口語自主學習時，第三個著力點應放在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的句型句式的記憶和操練上。這樣，對于那些英語基礎不是很扎實的大學生而言，在用英語表達地方文化時更加胸有成竹，心理壓力小，一串串貼切、簡單而實用的蘊涵地方文化信息的英語精句便可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有利于樹立對外交流中的文化自信。
3．4地方文化內涵的準確把握
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的最終目的是將文化項目的濃郁地方特色及深厚的內涵積淀用英語忠實地推介給讀者或聽眾，因此，在圍繞地方文化進行英語口語自主學習時，除盡可能多地掌握語言知識、補充大量的專業詞匯和句型句式外，還應將著力點放在加強文化和審美方面的修養上，努力提高對地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與理解深度，這樣才能通過準確的英文將地方文化的深厚內涵及獨特魅力表現出來，才不會使受眾接受錯誤的信息，誤解中國優秀的地方文化。
4以地方文化為內容依托的英語口語教學評價
4．1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教學的評價原則
地方文化與英語口語教學的融合需要地方政府的外事、文化及教育部門等多個主體的參與，因此教學效果的評價需要上述各方積極參與進來，評價的維度應該多元化，不僅關注學生口頭表達能力的提高與自主學習習慣的養成，關注學生通過學習是否全面地認識了家鄉、深入地了解了家鄉，是否養成了熱愛家鄉、推介家鄉的思想感情，關注學生在家鄉文化的對外交流中是否更加自信、是否能夠積極作為，還要看教學實施產生了多大的社會效益，教學成果的推廣與應用是否對改善地方文化的外宣環境產生了積極影響。
4．2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教學的評價方法
地方文化英語口語教學評價以過程性評價為主，評價方法是靈活多變的，不同的教學專題、不同的活動方式應有不同的評價方法。舉例而言，地方文化的英語視聽活動可以采用選編、朗讀、背誦、復述等形式考核學生的鑒賞與領悟能力;地方文化的體驗與考察活動可以采用匯報、表演等形式考核學生對文化內涵的理解與把握程度;學生英語表達地方文化的綜合能力可采用量化和質化相結合的方法從詞匯、句法及文化意象的傳遞等方面進行評價。詞匯和句法能力的測量運用Wolfe-Quintero等人提出的三個參數，即流利性(指和本族語者說話一樣快)、復雜性(指能夠運用多種且難度指數高的結構或詞匯)和準確性(指所用語言中無錯誤)。文化意象傳遞能力的測量通過觀察學習者對地方文化英語表達策略的選擇以及解析聽眾的理解和反應兩個方面進行。
5結束語
本文對地方文化融入英語口語教學的基本原則、教學設計、自主學習方法以及教學評價進行了一定的思考，但尚不完美，還僅僅停留在理論說教層面。地方文化與英語口語教學的成功融合及其最大效益的產生還有待于更多的專家學者在今后具體的教學實施中深入研究，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并實際落實好這些措施。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培養出能夠用準確而流利的英語弘揚中國優秀地方文化的人才。
作者：張成國 單位：江蘇城市職業學院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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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一、理論基礎
――黑格爾宏闊視野的話語
從理論發展的意義上講，當今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史涉及到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在西方音樂史研究中如何實現單一的西方話語體系范式向多元話語體系范式的轉變。本文以為，構筑“中國視野”是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模式之一。從學術意義層面看，構筑“中國視野”的理論基礎，以黑格爾給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一段闡述的理論為參照系，顯然最為合適。他說：
“路德讓圣經說德語，您讓荷馬說德語，這是對一個民族所作的最大貢獻，因為，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秀的東西，那么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現在我想說，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遠也難于在語言上貌似深奧了。”陶德麟教授認為，黑格爾說的“教給哲學說德語”，讓哲學“學會說德語”，正是為了使那些并非產生于德國的哲學德國化，成為德國的財富。
黑格爾的這一論述作為“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史的理論依據，它既符合了多元與寬容的時代精神，又順應了西方學者的觀念意識。同時也進一步說明，理論研究又是跨國界的――一種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權話語的、具有本土文化意義的話語，也即“中國話語”。中國學者的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建構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對“話語權”的關注。當中國的話語融入至西方音樂史研究中時，“話語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范疇，相反，話語成為連接眾多問題的軸心”。以此為基點，展開對西方音樂歷史的再認識。在這樣的一個理論架構中，不僅是使“中國視野”觀念研究西方音樂史具有了原創特點，而且也為中國學者在西方音樂史研究中，找到一種新的理論增長點。同時它既有效地保留了中國學者發揮其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也彌補了西方學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評力度和解構力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學者的西方音樂史研究，首先應該破除一切盲從與迷信；其次，要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論立場，實現西方音樂史學科價值的增值；并以謙遜、開放的心態和中國學者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不斷地從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探尋和審視西方音樂。這無論是在音樂內涵的社會歷史研究的層面上，還是在音樂本體研究的層面上，都將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樂史的獨樹一幟的理論架構和理論品格，進而匯人多元化的、性質各異的西方音樂史學理論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樂史學界中占據一個難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觀條件――獨特的文化體系
構成獨特的理論視域
構建“中國視野”的客觀條件，正是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季羨林認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閃族一伊斯蘭文化體系和希臘一羅馬文化體系。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這四種文化系統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同時，我也考慮是否可以簡化一點，就分作東西兩大體系：西，即希臘――羅馬文化；東，即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閃族――伊斯蘭文化。”中國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其主體是禪宗、老莊哲學、孔儒思想和魏晉玄學。它們無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的發展，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發展的特點，這種影響和獨特的文化品質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中國視野”理論皆可從中國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系中找到祖型與軌跡。當然，在西方音樂史研究中，運用“中國視野”不能抽象論之，必須切入西方音樂實踐，根據研究對象做出選擇。筆者在此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為例。
如對20世紀西方兩次重大轉折時期“新音樂”創新的局限性中的極端化現象進行剖析時，即可以“中庸思想”作為理論的立足點和美學批評尺度。“中庸思想”的“執其兩端用其中”(《禮記?中庸》)、“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允執其中”(《論語?堯日》)等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準則和行為規范之一。“中庸”是孔子哲學的基本原則，也是他的美學批評尺度，“在美和藝術中處處都應當把各種對立的因素、成分和諧地統一起來，不要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對立因素的統一，每一因素發展的適度，這就是孔子的作為美學批評尺度的‘中庸’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來，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藝術作品，其情感的表現應是適度的。”“中庸”之道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形成了一種精神特質與批評方式。其思維方式與研究對象力求較為清晰地層現出理論與實踐雙向互動的邏輯關系。“中庸思想”作為中國視域，它對西方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新音樂”創新的局限性所做的剖析，對“新音樂”中的極端性現象的批評，不僅超越了傳統的哲學思維層面，而且又顯現出強烈的現代品質，成為中國學者研究問題時不可缺少的理論視域。這一嘗試為中國視域研究西方音樂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為真正實現中西更深層次的對話打開了一個新的思維空間。
又比如：葉秀山教授曾嘗試用老子的“功遂身退”思想作為理解海德格爾“提前進入死的狀態”這一說法的參考，雖不能完全吻合，但對理解這個“狀態”，還是有幫助的。比較而言，我們的說法很平易近人，所以成了千古名言，但如僅作一般道德修養格言來理解，就失之膚淺；然而海氏的說法又顯得笨拙而過于玄奧，容易引起誤解，此時老子的話，有匡正之功。其實，在形而上的層次來看，他們說的都是事物“從有到無”和“從無到有”，是“同一過程”這個意思。“生”、“死”、“有”、“無”，是“同一過程”的不同說法，老子說是 “同出而異名”。這方面，老子說得很清楚，以此來理解海德格爾，沒有多少抵牾。葉秀山教授舉的這一例子，作為當下話題的參考，對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史，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
三、主觀意識――“中國視野”
觀念的提出與實踐的嘗試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中，“中國視野”觀念的提出，主要是受文藝理論家譚元亨的經歷所啟發。香港中文大學黃維梁教授也認為，當今的西方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美國文論泰斗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論述20世紀的文論潮流和主義時，列舉了、心理分析、俄國形式主義、基型論(又譯原型論)、新批評、現象學、風格學、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解構學、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讀者反應論、接受美學、記號學、言語行動理論、對話批評、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等將近二十種，卻沒有一種來自華夏之邦。
可見，中國學者用西方范式研究西方問題，其背后潛伏的永遠是西方文化的學術邏輯，是很難被西方學者認同的，最終只能導致主體地位的喪失。由此人們開始意識到，西方哲學研究、西方文論研究、西方美學研究、西方文學研究、西方音樂研究也應該以中國人的理解方式來創立自己的學說，運用中國的視域去探討它。在主觀上，盡可能地避免以往這種單一的研究方式或者單方面地將所閱讀到的文本完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語境之中的現象。
為此，筆者認為應該建構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的中國視角，指出“西方音樂研究是否也有本土化的問題?如何掙脫西方研究的模式的束縛，將之與中國研究者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建構自己的方法體系，用中國人自己的眼光來看西方音樂，用中國人的認識方法來認識、研究西方音樂，應成為我們思考的重點，并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進行探索，形成各自的特色。”其核心問題是：面對西方人的專利，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史是否存在著不同于西方學者研究西方音樂史范式的選擇?從學術淵源上講，中國學者何時才能有充分足夠的能力在西方音樂研究的學術層面上與西方學者進行有效的對話?
之后，又進一步提出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應該“在學科研究方法特色上以音樂學分析為中心，在追求中國學者研究特色上以中、西視野為兩翼，在追求學科發展上以理論創新為原動力，并以揭示西方音樂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為目的，同哲學、美學、藝術、宗教等文化相結合。力求構成以揭示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國化發展的內在邏輯為主要特色、進而產生由對史學研究對象的統一性認識走向多元性理解的開放性的學科研究方向。”提出以“中西視野”研究西方音樂史，其主旨是對單一視野(中國視野或西方視野)的補充或超越，更是對狹窄視野和單向度思維模式背后的偏失問題的糾偏，進而在理論創新上為我國學者的西方音樂史研究贏得傾聽者與對話者。
楊燕迪、姚亞平等學者，也相繼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中國視野”，進一步推動了這一理論的進展。其他學科的專家學者在不同的時間內，不約而同地對“中國視野”在西方哲學、文學、文論和美學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進行了闡述，如趙敦華、葉秀山、金惠敏、湯一介、胡偉希、童慶炳、孫紹振的論著。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對西方哲學、西方文論、西方文學、西方美學和西方音樂藝術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立場上的觀點。由此可見，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文化正在展開一個十分廣闊的前景，如較為自覺地把“中國視野”作為理論視域探索的作品除筆者的兩部拙著外，還有葉朗的《從中國美學的眼光看當代西方美學的若干熱點問題》(載《文藝研究》2009年第11期)、吳澤霖的《托爾斯泰藝術情感說的中國文化闡釋》(載《文藝研究》2007年第5期)、趙敦華的《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基督教哲學》(載《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孫紹振的《從西方文論的獨自到中西文論對話》(載《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等。
上述論著不僅明確指出要用中國人眼光看西方文化，并在相應學科做出了獨特的解讀。葉朗從植根于中國美學的這種基本觀點出發，對當代西方美學中的自然美、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分、“藝術的終結”及“日常生活審美化”等熱點問題進行深刻的闡述。其間，“中國話語”占據了顯赫的位置，這種凸顯“中國話語”達到的效果甚至顯而不彰，既深刻又富有特色。對中國學者當有很大的啟示。同樣，亦可以從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出發，對外國文學及作家做研究。如吳澤霖對列夫?托爾斯泰的獨特的藝術審美情懷做出了適合中國特殊語境的個性化解讀，為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情感說”屢遭人們的指責與批評作了辯護，讀者從中體會到“中國視野”研究范式不僅具有新意，而且也依然頗有深意。
有的學者還對中國眼光研究西方文化提出具體要求：認為我們不只是重復外國人的觀點，也不只是翻譯介紹外國人的著作。中國人需要做的創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國人的思想和語言來理解基督教哲學的觀念，創造為人們喜聞樂見的表達形式；按中國文化建設的需要來選擇、組織素材，使基督教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可比性凸顯出來；按照中國人的眼光，重新評估和解釋一些基督教哲學的理論，使之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發生“價值轉換”的作用等。
孫紹振進一步提出“中西文論要真正平等對話”，“不能從西方文論成功的地方開始接過話題，應該從西方文論跌倒的、失落的、遺漏的、混亂的地方開始，促使西方文論在某些根本價值取向上發生變異，向中國傳統發生交融，產生出新的話語或者派生新的范疇來。”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命題和包含在話題中的方法和價值觀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們就只能像中學生那樣解難題，永遠不會像《東方主義》的作者那樣提出問題來刁難一下西方學者。挑戰不僅僅是為了洞察對手，而且是為了：在與‘他者’的對話之中更為深刻地了解我們的本質……我們的文化特點只有在與‘他者’對話中才能發現。”這一富有民族獨創性的提法，為中國學者擺脫作為“西方文論”研究的附庸角色，打破以往單純從西方語境人手詮釋“西方文論”的趨向，提供了一種途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學者認知西方文論的角度，大大豐富了中國學者研究“西方文論”的研究基礎與學科內涵，也從方法上拓展了對“西方文論”的探索邊界；特別對學界如何掙脫以往在異文化研究中僵化的研究方式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以中國視域研究西方哲學、文論、文學、美學和音樂藝術，也是中國學者在異文化研究上的貢獻。正如巴赫金在闡述外位性思想時說道：“我們給別人的文化提出他們自己提不出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的文化中尋求對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于是別人的文化給我們以答案，在我們面前展現出自己新的層面，新的深層含義。倘若不提出自己的問題，便不能創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東西。”
由此可見，中國視野是被許多學者認同了的理論視域。當然，對此亦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不同意“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認為“不對西方文化傳統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僅僅靠一種想當然的‘中國人視野……’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并舉例約翰?凱奇的創作作品用中國的易經，很難被中國人認同，以此為由，進而否定“中國視野”。從理論層面上來講，中國視野從內涵到外延均屬于張力型概念，并非傳統概念所能界定，如前所言，它屬于方法層面、價值層面和理論層面上的主體意識呈現。因此，將西方音樂作品內含中國題材內容，視為中國視野，這里實際有一個理解誤區。約翰?凱奇作品采用中國的易經為題材，這是西方音樂創作中的中國因素，如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中的“茉莉花”就是很有特點的例子。這與“中國視野”不是一回事。我們所提的“中國視野”，其主體是中國研究者，而西方音樂作品中采用中國因素，不屬于這個范疇，這種將作品內容與研究視域的混淆，將會誤導人們對中國視野的正確理解。即便將西方音樂中內含“中國因素”視為“中國視野”，也不能就因為約翰?凱奇作品中采用了易經為題材而引發爭議，就全盤加以否定之。按此邏輯推理，譬如，畢明輝的博士論文《20世紀西方現代音樂中的中國因素》中，所舉的所有作品的例子，甚至對畢明輝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其中的“精品佳作”，是否也要加以全盤否定?
西方音樂史研究雖然是產生于西方“語境”中的學問，但它又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西方音樂史研究也不是秘傳暗語，它也具有超越國度狀態的學術效應。當然，或許在部分有識之士看來，“西方音樂研究在西方以外地區，也應以西方分析者的音樂觀念為尺度，反對以他國音樂觀念對西方音樂創作進行評析。但是在今天，任何一門人文學科的研究，企圖以單一視角對客體進行評析終將被各種視角的交織所顛覆。況且。音樂作為‘國際性的語言’早已被國內外大多學者所認同，音樂也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綜合象征。‘國際性的語言’這一音樂觀念，也蘊含著被各國各取所需的多種含義。從這個意義出發，西方音樂具有被他國聽眾無所不在的‘聽’與無所不在的‘評’所制約的特性。”否則，西方音樂史上的大師作品就不可能成為人類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只有弄清這一道理，我們才能理解在西方音樂史研究中，“中國視野”的可行性之特點。
四、踐行“中國視野”
――還須討論與之相關的
“誤讀”理論之內涵
雖然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史已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肯定，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歷史時空的時代性差異，“中國視野”作為一種理論視域、價值層面等問題，也不可能排除在西方音樂研究中有“誤讀”的現象產生。對此，必須討論“誤讀”的內涵是什么?究竟如何來認識這一問題?這與當下西方音樂史研究中運用“中國視野”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根據解構主義理論視域說，美國著名的誤讀理論專家哈羅德?布魯姆已經較為完整地概括了“誤讀”這一理論內涵。他認為，閱讀總是一種“延遲”行為，因而實際上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解構主義認為，“文學的文本是語言的文本，而語言的意義是不確定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存在固定的對應關系，只有能指之間永無止境的意義轉換、播撤、延遲，而這一切只發生在閱讀過程中。因此，文本意義是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寫作文本時的意圖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總是一種延遲行為和意義偏轉的結果。所以，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閱讀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寫作，就是創造意義。”
如果“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觀點不能被大家所認同，那么，今天作曲家創作的作品就應該由作曲家自己為自己的作品加注，這樣也就無須后輩理論家再去找尋今天作曲家創作的蹤跡與文本創作的意圖，那么，也就沒有評論家、歷史學家的立足之地了。
如果“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觀點不能被大家所認同，對于西方音樂研究中的某一問題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種模式、一種標準?是否就不能有不同的理解?是否從不同的視域對某一文本進行閱讀時，其答案也只能是一種?
如果“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觀點不能被大家所認同，我們又如何去解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孫紹振所指出的：“同一對象在藝術家看來，其主要特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變異的。如果不同藝術家看待同一個對象，像科學家那樣看到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就是藝術的毀滅了。如果面前橫著一條大江，在李后主看來其主要特征是溢滿了憂愁的，而在坡面前，其主要特征則是時間永恒地淘汰著英雄，浪濤中有豪邁的壯志和生命苦短的心靈搏斗。可以設想，同樣是這條江，橫在辛棄疾面前則應有辛棄疾式恢復中原的慷慨，如果橫在柳永面前則應該有柔情似水的特征。如果所有四位詩人都像地理學家那樣用一副標準的面孔關照這條大江，可以想象，必然是藝術形象轉化為概念。”
大多數學者認同西方音樂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音樂作品的內涵與意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更不能把它作為是對唯一結論、統一模式的追求，如果它是唯一的結論、統一的模式，則可能意味著是拾人牙慧。因為“理解就不只是一種復制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對音樂作品理解的價值旨歸，究竟是以概念為先還是以主體對藝術形象的獨特理解為重?這個重大理論問題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誤讀自然被看作是從自身角度出發對交流對象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和操縱，是以用‘他者’的‘有’來彌補自身的匱乏，或者借助他者之境，從不同角度觀察自身。”這也體現了對西方音樂文本進行多元解讀的可能性。
如果從解構主義理論視域還不能說服“誤讀”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們不妨也了解一下后現代解釋學理論對誤讀的理解。
第7篇：傳統文化現象舉例及分析范文
一、“西方經濟學”教學案例本土化研究現狀
在“西方經濟學”的學習上，理論是具有一般意義的，即通用的，其本土化內容在于理論指導實踐方面，要將學科理論與我國經濟發展中現實存在的事物結合起來，更清晰地認識理解經濟現象，遵循經濟規律進而促進經濟發展。這也是我們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因此，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案例本土化至關重要，關系到對學科理論、意義的理解和掌握，也關系到學生學以致用的分析問題能力的培養。
當前，很多經濟學學者和高校一線教師都關注到了“西方經濟學”教材中的案例脫離中國國情的問題，并對“西方經濟學”案例本土化現狀進行了分析，同時給出探索性的建議。如崔繼紅（2014）認為國內當前經濟學本土化案例資源匱乏，多是生搬硬套的國外經濟發展中的實例。她對本土化案例教學改革提出了兩點建議，分別是課堂舉例與綜合案例相結合以及小組案例討論與個人案例分析報告相結合[1]；楊國才等（2013）在分析了案例教學的特點之后，指出“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本土案例重視程度不足，并提出了三點本土化案例資源開發途徑，包括從傳統文化典籍中挖掘、在經濟實踐中提煉和在經濟理論創新中提煉[2]；付泳等（2005）探討了“西方經濟學”本土化案例教學的客觀必然性，提出課堂講授與課外教學實踐活動相結合的本土化案例教學的對策建議[3]。學者們普遍認為當前國內的“西方經濟學”教學大多重視理論教學而輕視案例教學，而案例教學仍然是以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案例為主，本土化案例顯得不足。他們分析了案例教學的必要性，提出了案例教學實施的環節、步驟，方法等，很多學者也提供了本土化教學案例搜集、獲取的可行渠道[4-6]。目前推廣本土化教學案例的觀點基本被一致認可，但是理論上的探討比較多，鮮見具體的本土化案例的詳細分析，在實踐操作中的經驗總結比較少，似乎在方法的貫徹實施方面不夠充分，抑或是需要假以時日。其實，任何一種教學改革都需要實實在在落實到教學實踐中去，否則再深入的方法理論探討都僅僅是紙上談兵，沒有任何意義。
二、“西方經濟學”本土化案例剖析
（一）機會成本的本土化案例
機會成本概念是“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成本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生產者所放棄的使用相同的生產要素在其他生產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7]，可
以理解成是生產者做出了當前選擇而付出的代價。在更加廣闊的視角下，經濟主體對任何經濟活動進行選擇都存在相應的機會成本。以本校學生選擇讀大學的機會成本為例，計算該機會成本需要學生考慮讀大學付出的代價是什么，學生們基本都會想到的是學費，以大連財經學院當前每年1.5萬元的學費計算，4年就需要6萬。除此之外，讀大學付出的其他代價還有什么，有的學生會想到還需要繳納一定數額的住宿費和生活費用，然而，這些費用并非是上大學帶來的，也就是說，如果不讀大學選擇去工作，也需要住宿費用和生活費用，因此不能被認定為讀大學所付出的代價。其實，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機會成本內容，這是大多數學生考慮不到的，即如果高中畢業選擇工作而不是繼續讀大學，就會獲得相應的工資報酬。假設高中畢業生可以選擇的工作有三種：一是公司文秘，月薪2000元；二是賓館服務員，月薪3000元；三是快遞派送員，月薪4000元。則三種工作四年里可獲得的收入分別為9.6萬元、14.4萬元、19.2萬元，我們計算機會成本時計算的是所放棄的所有選擇中代價最高的一個，也就是從事快遞派送員工作所收入的19.2萬元。這筆收入由于我們選擇了讀大學而沒有得到，因此是為讀大學而付出的代價，應該計入讀大學的機會成本中。由此，讀大學的機會成本總計應該為6+19.2=25.2萬元。
（二）企業總收益與商品價格彈性關系的本土化案例
企業總收益等于商品單價與銷售數量的乘積，如果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大于1的，則降價對于企業而言可以增加其總收益。在當今網絡化的社會，互聯網影響并改變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購物以便捷、實惠等優勢成為被廣大消費者喜愛的消費方式。對于網絡上商品的價格，消費者是非常的敏感和關注，在電商降價促銷時，會出現各種搶購風潮。根據需求定理，商品的價格與需求量之間是反向變動的關系，價格如果下降，需求量就會增加。在一年一度的雙“十一”活動中，各大商家通過降價促銷，都獲得比平日翻倍甚至更高的銷售數量。如天貓商城在2016年雙“十一”的訂單總量達到了5.31億，交易額達到首次突破千億的1207億元[8]，賺得缽滿盆滿。由于電商銷售的多為服裝、家電等需求價格彈性大于1的商品，根據企業總收益與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關系，商品價格下降帶來了銷量更大幅度的增加，企業的總收益是增加的，利潤在此期間必然伴隨著銷量的暴漲而提升。因此，在短期來看，電商降價促銷使消費者得實惠，廠商獲利，實屬是一種雙贏的銷售策略，這也是眾多電商參與雙“十一”促銷活動趨之若鶩的原因所在。如果電商降價是一種長期策略，則價格必然形成穩定趨勢，就不可能出現一定時期內的降價刺激，無須搶購，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也趨于理性，對于商品的需求量的變化遵循需求定理在合理的幅度內調整，雖然企業的收益也會增加，但是長期來看，利潤空間是要下降的。所以，電商更喜歡的是在短期內將大范圍商品價格不同程度的降低，期限一過即恢復原價，以此來刺激銷量和利潤的增長。
（三）總需求、總供給與均衡產出的本土化案例
宏觀經濟學中，全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共同決定了社會的均衡產出，如果兩者之一發生變化，均衡產出隨之變化。全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通常以國內生產總值，即GDP來衡量。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發展的新常態，GDP增長率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在2015年降為6.9%。究其原因，國內以往長期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產等需求相繼出現歷史峰值，國外對中國產品的高需求也由于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的上升而難以為繼，因此總需求的增速回落。雖然供給側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速度遠不及總需求回落的速度，于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即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沒有實現理想的社會均衡產出。供需不匹配導致企業產品沒有銷路，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其中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行業過剩最為嚴重，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在這種情況下，在刺激總需求增長的同時，供給側的改革是極為必要的。供給側改革就是要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改善當前企業產能過剩、利潤為負的現狀，也要迎合消費者的需求，生產出真正被消費者需要的商品，平衡供需關系。具體而言要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通渠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大力度的減產能，加快產業升級轉型，關閉“僵尸企業”，淘汰低效、落后產能企業。同時將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引進來，培育創新環境，強化創新機制，提升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多樣性，生產出消費者滿意的多樣化質優產品，從供給側角度推進總需求增加。
三、推進“西方經濟學”教學案例本土化改革的建議
（一）建立、維護本土化案例庫
一個成熟的案例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信手拈來的，而是需要經過搜集、整理、分析、校驗的全部過程。因此，課堂上使用的案例一定要有前期的儲備，如果能夠建立“西方經濟學”本土化的案例庫，就會為課堂上案例的使用提供極大的方便。案例的來源可以有多種渠道，一方面教師要在平時的備課及生活中積累適合的案例，經過反復斟酌、討論、完善后納入到案例庫中備用。另一方面，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根據某一理論布置相應的案例分析作業，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發揮眾人的力量搜集案例材料，課上一起進行分析和討論，課后教師將比較好的案例重點整理納入案例庫。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建立案例庫不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案例庫中的案例應該處于一種不斷更新的狀態，要根據經濟發展狀況的變化進行修改，補充進最新、淘汰出過時的案例，吐陳納新，使案例庫始終處于與時俱進的狀態，具備時效性，保證其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
課堂教學中案例能否講解得生動，分析得透徹，真正起到輔助學生更好地掌握理論、活學活用的目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取決于教師本身的講授水平。只有教師對案例理解得清晰深入，才能夠準確地將信息傳遞給學生。而有的教師備課只備書本，基礎理論以外的東西就一知半解，對于經濟發展時局的關注度也不夠，本身就缺乏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這樣如何能夠引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所以，當前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師任務艱巨而繁重，不僅要吃透書本中的理論精髓，同時還要時刻關注全球、國家以及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動態，保持敏銳的經濟洞察力，有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現象的能力。這就要求教師在平時一方面要注重理論的學習，另一方面要多讀、多看，多思考，多切磋，通過報刊、網絡等媒體上的經濟專欄汲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與同行們溝通意見、交換心得，不斷提升自身的知識儲備和專業素養，使自己能夠勝任新時期教學崗位的要求，做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師。
（三）改變教學方式，融入本土案例
本土化案例使用的最根本目的是使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知識，因此，最重要的環節依然是課堂傳授。如何將理論更好地灌輸給學生，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是每個“西方經濟學”一線教師都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就目前的現狀來看，大多數的高校依然是教師在課堂上以理論講授為主，填鴨式教學，枯燥乏味，教材中的案例幾乎都是歐美等國家20世紀的國情分析，時間的久遠和地域的遙遠令學生們覺得遙不可及，與自己的生活完全沒有交集，就有一種事不關己的心理，故而缺乏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果在授課過程中，從學生們身邊的事情入手進行分析，效果則大為不同。學生們會對與自身息息相關的事情格外關注，大多數學生對于家鄉、學校所在地區乃至國家的整體經濟形勢都非常的感興趣和關心。教學中若融入我國或本地區的本土案例講授，必然會調動學生聽講的興致，同時充分鼓勵學生參與討論，鼓勵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在這樣的狀態下，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傳授的知識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也就達到了預想的教學效果。
（四）總結經驗，不斷改進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從產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本土化案例教學也要經過不斷探索、總結、改進，最終才能夠完善。案例的使用從最初的搜集資料，到案例的分析整理，再到課堂講授和討論，這一過程的每個環節都需要精心安排、設計，最終的實施效果通過課堂上學生們的反饋得到檢驗。教師應該認真總結每一個案例的使用效果，是否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了相關理論，是否增強了學生們分析問題的能力，是否調動了他們對“西方經濟學”學科的學習興趣，等等。對于效果不太理想的案例，要分析其原因何在，是案例本身不符合教學要求，還是課堂教學環節設計上對于引入案例的時機、案例分析的展開等需要調整，這些都需要教師在實踐中不斷的總結經驗。一線教師們可以利用每周三的教研時間進行切磋，或成立案例庫小組定期總結匯報，也可以在網絡上建立案例庫經驗交流群與校內外乃至不同地區的同行們互通有無，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推進案例庫的建設和案例教學改革，使本土化案例越來越成熟和完善，案例教學也能夠更好地開展，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教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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