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污染調研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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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空氣污染調研報告范文

    如室內環境污染、食品污染等。讓學生了解身邊的環境問題,學會保護自己和他人。讓學生了解化學發展的動向。用新的化學方法解決傳統化學工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當今化學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綠色化學又稱“環境友好化學”,其核心就是要利用化學原理從源頭上減少和消除工業生產對環境的污染,生產出對環境無害的化學品,開發出不產生廢物的工藝。綠色化學將使化學工業改變面貌,為子孫后代造福。化學的問題還必須要化學來解決。作為一門課程,在選取教學內容時還要充分考慮到知識的邏輯性、系統性和實用性等方面。為此,本課程在中學化學的基礎上,對化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只作簡單、形象的介紹和描述,重點介紹常見的化學污染與環境問題之間的關系。經過多年的實踐與調整,本課程形成了以下教學內容體系:一、緒論:介紹化學的發展、化學的貢獻以及化學污染與環境問題。二、化學與能源:能源的分類和能量的轉化,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核能等的使用與相關環境問題,化學能源,綠色新能源。許多全球性的環境問題都與能源的使用直接相關,三、化學基本原理:原子結構與元素周期律,化學鍵與分子結構,有機化合物結構。四、化學污染物:概述常見的化學污染物,無機金屬、非金屬污染物,有機污染物,微生物有毒污染物。五、大氣環境與化學:大氣的組成及大氣層,大氣中污染物的遷移和轉化,大氣環境問題(煤煙型污染、光化學煙霧、酸沉降、臭氧層耗損、溫室氣體和溫室效應),大氣污染的防治。六、水環境與化學:水溶液中的化學平衡,天然水的組成、性質,水中污染物及其遷移轉化,水環境污染與治理,包括水體富營養化、水體需氧物質污染、水體中有毒元素污染、有機有毒物污染,水質標準。七、土壤環境與化學、固體廢棄物:土壤的組成和性質,土壤污染過程,重金屬、農藥、化肥、固體廢棄物污染,土壤防治。八、室內空氣污染:室內空氣質量,常見室內空氣污染,室內空氣監測。九、生命現象與化學:生命的元素,生命有機化合物,環境激素,核輻射與基因突變。十、食品化學與食品安全:食品主體成份,食品霉變污染,食品添加劑污染,食品加工污染,防止食品腐敗變質的措施。十一、綠色化學:綠色化學的概念、研究內容、發展趨勢。

    2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由于文理科學生同班上課,除了教學內容上要兼顧外,還要采用合適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實踐中,我們采用靈活多樣、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講授。(1)采用研究型教學方法,向學生推薦閱讀書目,如環保類系列叢書;或讓學生聯系家鄉或自己親歷親見的環境污染問題,與所學的理論知識結合,再查閱相關資料,寫調研報告。(2)借助多媒體、影像資料等,圖文并茂,介紹歷史和當前的重大污染事件。如在學習化學與能源專題時,給學生介紹《石油與戰爭》及相關視頻資料,以更加突出能源的戰略地位,同時在能源的爭奪中,又造成了能源的浪費和環境污染;學習水環境與化學時引用央視的新聞調查《河流與村莊》,以事實講述水污染對人類身體健康的影響。科學的數據、直觀的畫面和視覺效果使學生能夠深刻體會環境給人類健康帶來的危害,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的環保意識。(3)采用案例教學,鼓勵課堂討論。如引入新聞事件,關注新聞熱點。新聞媒體幾乎每天都在報道與環境相關的新聞事件,如近年的紫金礦業含銅廢水污染汀江、墨西哥灣原油泄漏、瀏陽的鎘污染事件、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泄漏、2012年中國大范圍的霧霾天氣等,都可以是課堂上的討論話題。(4)充分利用網絡資源。網絡上有許多關于環境保護的資料,如中國環境教育網(hjjyzz.com)、環境教育網(zhbjy.org.cn/)以及各大網站的環保專題等,學生可以從上面獲得很多相關知識和環境方面的信息。在教學中可以給學生作業的形式讓學生針對相應的專題進行調查、分析、總結,擴大學生的視野。

    3教學效果

    《化學與環境》課程在我校已經開設四年,每期有學100多名學生選修。這些學生的構成包括理科、文科、體育、藝術等各專業學生。通過幾年的實踐,在實踐中不斷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目前學生已能適應本課程的學習,許多學生愿意選該課程。對于化學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部分,理科學生一般很容易理解,而對文科學生來說,往往很基本的理論和概念,也需要多遍講解。學生普遍欣賞與現實結合的研討式的教學模式,少理論,多直觀畫面。采用多種考核方式對學生的學習進行綜合評價,平時每一章都給學生布置作業,作業形式可以是圍繞本章主要概念和術語來命題,也可以是學生自己選題,撰寫專題論文,教師根據學生的課堂表現、問題討論、作業、期末考查等給出綜合成績。經過幾年的實踐,該課程已經形成相對合理實用的教學內容體系,但在教學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如不同專業的學生在一起上課,基礎相差太大,影響教學進度;一些學生對待課程的態度不認真,上課就是為了掙學分;由于課程都是安排在晚上,無法給學生開設實踐課。

第2篇：空氣污染調研報告范文

【關鍵詞】低碳城市;城市綠地;可持續發展

人類在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造成了過載的影響，使得環境污染和能源等問題日益凸顯。以往對于城市綠地的討論主要從城市生態系統中研究綠地資源與環境作用時的各項指標用以評估綠地的性能，并指導城市總體規劃。然而，卻很少關注綠地資源在城市可持續發展上的節能減排的貢獻，更進一步地通過綠地規劃、植物群落和功能延伸上的提升綠地節能減排功用。本文將探討如何在城市綠地中提升城市的節能減排效果，為達成“零碳城市”的目標努力。

1.城市綠地在城市環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城市綠地是城市生態系統的載體，同時也是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在《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將城市環境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體系解析為城市生態水平、城市環境質量、城市協調能力和城市影響能力。就相關性找出影響因子，可以排序出四個因素的影響程度順序：城市協調能力、城市環境質量、城市影響力和城市生態水平。

城市生態水平在城市環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估中所占比重最小。用以衡量城市生態水平的因素包括：人均綠地、城市綠化覆蓋率、生態赤字、人均氧當量、城市供養能力。其中和城市綠地有關的指標中，人均綠地率、城市綠化覆蓋率對城市環境卻有著相當可觀的常態化作用。綠地在以下幾個方面改善了城市環境：樹木通過蒸發作用在經常干燥的城市環境中增加空氣中的水分;大量的植被能降低溫度，在炎熱的季節差不多能降低氣溫1～4℃;光合作用儲存碳并且釋放氧氣;葉子吸收灰塵并固定有毒氣體，減少了空氣污染（1公頃林地每年吸收大約50噸的灰塵）【1】等等。因而城市生態水平直接作用于城市環境，對城市環境質量這一狀態指標的評定起到決定性作用。

城市綠地在節能減排上的貢獻主要基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它是葉綠體在陽光的作用下，利用二氧化碳和水轉變成為葡萄糖作為能量，同時釋放出氧氣。城市綠地這一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氣的功能，對于減少城市C02排放量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2.可持續發展觀與城市綠地

2.1 可持續發展觀的形成

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帶來的自然災害警示著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不可逆轉的影響。在1968年新成立的國際思想庫――羅馬俱樂部，通過一個名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對當時的工業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提出了質疑，并且提出了經濟發展必須兼顧環境保護的觀點。。在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各國首腦在經濟發展和環境問題上達成了一個共識：“既能滿足當前需要，又不損害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這一共識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三個原則：考慮材料的整個生命周期;發展使用天然材料和可再生能源;減少在原來開采、產品使用和廢物銷毀或再生中所使用的材料和能源。會議重點還只是在關注于材料和能源的節約利用上。

為將在里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精神具體到可實施的措施上，1996年召開的京都首腦會議明確了溫室氣體C02的排放標準，并且將溫室氣體C02 的排放量作為能耗指標來衡量各國的能耗水平。這樣的規定帶來了節能觀念上的巨大轉變。它將單純意義上的節約材料和能源的觀念轉化為減少C02排放為導向的節能觀念。隨后，減少C02排放量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手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

2.2 城市綠地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意義

城市綠地對消減城市能耗帶來的C02排放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能耗來源主要以輕工業、城市公共服務、城市交通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為主。這些領域產生了大量的C02，加劇了城市內部的高溫化，造成獨特的地區性氣候現象“熱島效應”。【2】其中植物的減少、大面積的裸地也是“熱島效應”的成因之一。

3.可持續發展觀在城市綠地中的應用

3.1 緩解城市熱島效應的楔形綠地規劃策略

風在通過地表時，會受到地表粗糙程度、濕度和溫度的影響，從而影響空氣中的濕度和溫度。而植物作為地表的覆蓋物能很好地增加地表的濕度和降低溫度，同時能使風穿透，形成 “冷島效應”。但是植物的“冷島效應”十分有限。熱島效應作為城市熱環境變化的代表，成為急欲解決問題。景觀生態學家和城市規劃者大膽地提出了楔形綠地規劃策略。它是通過對城市地表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征分析，建立了一個城市邊界層的能量平衡模式，并用此平衡模式得到城市邊界。【3】通過由邊界引入一個植物帶直接連接到城市內部，形成類似于“楔形”綠地的規劃模式。這樣的綠地規劃模式在北京2008年奧運村周邊被采用，來降低夏季城市熱島效應尤為顯著的特殊時刻。

3.2 增加“碳匯”的植物群落種植方案

植被本身具有“碳匯”的功能，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從而減少該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有關資料表明，森林面積雖然只占陸地總面積的1/3，但森林植被區的碳儲量幾乎占到了陸地碳庫總量的一半。【4】然而，城市中的森林資源有限。為了加強植物碳匯的能力，可采用復層群落式種植，將不同根系種類、根系深度的植物配置在一起，使單位面積植物的固碳量最大化。【5】同時在群落的選擇上也優先選擇吸收二氧化碳能力較強的喬木類型，將二氧化碳吸收量最大化。

3.3 開發城市農業基地

每年向城市市場供應的蔬菜量可以以萬噸來計算。2005上海蔬菜批發市場調研報告中顯示上海當年的蔬菜需求量約為160噸并且這一個數字還在持續上升。其中綠葉蔬菜主要來源于上海市郊，其他蔬菜品種則來自山東等北方一帶。原產地和消費市場之間隔著巨大的空間距離，主要通過陸路交通運輸。運輸過程帶來了巨大的能耗。嘗試在城市中發展城市農業基地是減少運輸過程中能耗的一個方法，同時也能在城市中間形成“冷島效應”，為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一條新的發展思路。

4、結束語

低碳城市是先進生產模式下，平衡環境和發展問題的重要趨勢，也是目前現有技術條件和認識上的巨大挑戰。其中，城市綠地是緩解城市熱環境問題、降低城市能耗所帶來的溫室氣體含量的關鍵著力點，它的利用還有著巨大的空間。

參考文獻：

【1】【法】多米尼克?高辛?米勒?可持續發展的建筑和城市化：概念?技術?實例子[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

【2】顧震弘，韓冬青?低碳節能城市空間規劃策略[J]?低碳生態城市?2013

【3】佟華?北京夏季城市熱島現狀及楔形綠地規劃對緩解城市熱島的作用[J]?應用氣象學報?2005

第3篇：空氣污染調研報告范文

根據__年工作安排，縣人大常委會調研組于4月下旬開始深入新民、周嘉、高安、澄溪、鶴游、坪山等鎮，圍繞畜禽規模養殖與污染科學治理進行了實地調研，并通過組織人大代表、鄉鎮村社干部、養殖場業主等進行專題座談，召開有關部門座談會，認真聽取意見，廣泛了解情況。

一、基本情況

墊江是全國生豬調出大縣，商品瘦肉型豬基地縣，重慶優質出口豬肉項目縣，重慶市安全奶牛奶源基地縣，無規定動物疫病區項目示范縣，畜禽養殖在我縣農業生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來，縣政府堅持發展與治污并重，推動畜牧業向生態、優質、高效、環保、安全型轉變，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一）發展迅速，成效顯著。自__年來，我縣規模化養殖發展迅速，截止2013年3月，全縣有畜禽規模養殖場1067個，其中豬場531個、家禽養殖場438個、奶牛場9個、肉牛場10個、羊場40個、兔場39個，畜禽規模養殖率為46%。養殖業已基本實現了由傳統分散養殖向適度規模養殖、由粗放經營向標準化和商品化經營、由家庭副業向獨立的產業的轉變，走在了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前列，畜牧業已成為我縣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

（二）規劃日趨完善，布局不斷規范。__年出臺了《墊江縣畜禽養殖禁養區限養區劃分方案》，明確了畜禽養殖禁養區、限養區、適養區范圍；20__年縣農委、國土局又聯合編制了《墊江縣“十二五”畜禽養殖用地規劃》。禁養區的規模養殖場正在逐步取締和搬遷，__年投入800余萬元取締和搬遷了桂溪、沙坪、永安、硯臺等鄉鎮禁養區的19個規模養殖場，今年預計投入700萬元，擬取締和搬遷桂溪河、迎春河流域養殖場（戶）34個。

（三）加強了技術培訓，推廣了生態養殖模式。縣農委等部門大力開展規模養殖政策和技術培訓，倡導生態養殖模式。20__年6月以來開展抽糞排渣、動物防疫、生態養殖等培訓15期，參訓925人次。“養-沼-菜（果）”養殖模式在我縣得到了較為廣泛運用，九牧、優科、農福等規模場發展循環農業，新民鎮雙河口村史光紅養雞場采用發酵床零排放技術，效果好。

（四）投入增大，基礎設施明顯好轉。幾年來，全縣財政投入4379.75萬元，對167個規模養殖場的排污設施進行了新建及改擴建，建設沼氣池43708m3、氧化及化糞池5375m3、干糞發酵池（室）1000m3、雨污分離溝13705m；配套建設沼氣服務站73個，配置沼渣沼液抽提泵4臺、槽罐車3輛，鋪設九牧、優科、全余3個養殖場噴灌管網；實施了21個規模養殖場治污減排綜合整治項目；

修建了化尸池500個，20__年5月—2013年3月財政補助140余萬元，處理病死畜禽18246頭（只）。

二、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調研發現，當前主要存在市場波動過大和污染嚴重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市場波動過大。自__年5月以來，短短7年時間已經歷近2個漲跌周期，并且波峰與波谷的價格幾乎相差一倍，超過了養殖戶的承受能力，影響了規模養殖的正常發展和農產品價格穩定。現豬糧比價為5.2：1，跌破了6：1的養豬盈虧線，進入黃色預警區，規模養豬處于普遍虧損，養殖業受到沖擊。第二個問題是養殖與種植不搭配，排泄與消納不平衡，污染物處理不到位，亂排亂放，水體和空氣污染嚴重。溪河塘庫的氮、磷含量高，水質不斷惡化、水體嚴重富營養化，發黑、變臭，喪失了原有水體的功能；大量惡臭氣體（如氨、硫化物、甲烷等）污染養殖場及周圍空氣，群眾反映強烈，養殖場與周圍群眾關系緊張。造成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宣傳引導不夠，環保和風險意識淡薄。對畜禽養殖、污染治理的政策、法規和技術標準宣傳不夠，部分基層干部和養殖場業主對養殖分區、審批事項與流程、技術標準不了解。對養殖市場風險宣傳不足，在市場行情較好時，不少業主一哄而上，盲目擴大生產，造成周期性產能過剩，影響了行業健康發展。

（二）規劃許可滯后，未批先建現象突出。養殖發展規劃滯后，修編不及時，預見性和科學性不強。備案審批滯后，未批先建或先建后批現象突出。全縣規模養殖場僅70余家辦理了規模養殖備案和防疫條件審批；不到20%履行了環評和有關審批手續；僅8家履行了土地備案及審批手續。部門協調有待加強，如跳石水庫養豬場無國土、農委、環保手續，但有工商執照。

（三）資金投入不足，設施設備普遍簡陋。大部分養殖場業主實力差，投入資金偏少，設施設備簡陋，特別是治污設施。財政投入有限，部門間溝通統籌不夠，項目申報、公示機制不完善，多數養殖戶未享受到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補助，也有多次得到國家補助的。融資困難，難以及時獲取貸款。

（四）基層服務體系不健全，指導服務被動。基層畜牧獸醫站是支撐畜牧業發展的重要依托，但基礎設施差、設備落后、管理不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指導服務跟不上發展需要。村級防疫隊伍年齡結構老化，技術落后，作用發揮差，且因歷史原因，可能演變為新的上訪群體。學習考察交流少，對成功的養殖模式總結推廣不夠，標準化養殖示范、推廣有待加強。

（五）宏觀調控乏力，養殖盲目性大。信息不到位，國家只在政府網和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地方幾乎未過養殖信息，養殖戶信息閉塞，生產盲目性大。產銷銜接差，產區與銷區之間、養殖戶與屠宰 企業之間、屠宰企業與批發市場、超市之間未建立產銷合作機制，訂單生產少。我縣尚未設立價格調控基金，缺乏調控手段。

（六）監管執法力度不夠，違法行為未得到有效控制。對違規建場監管不到位，依河建場、靠路建場問題突出，居民點附近建場依然普遍存在。對違規排污監管不到位，部分未建治污設施，直接排放；部分治污設施處理能力不足，運行不正常；部分治污設施長期關停，漏排、偷排現象十分突出。處罰少、力度弱，不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

三、工作建議

（一）注重宣傳引導，加強培訓。廣泛宣傳養殖與污染治理有關法律法規、技術標準、審批項目和程序、治污先進典型，增強依法建場、科學治污自覺性。采用現場會、專題講座、交流座談等方式，開展經常性培訓，提高業主的市場意識、環保意識和科技水平。組織有關人員到先進地區考察學習市場調控、生態循環農業，提升我縣畜禽養殖業發展和管理水平。

（二）科學規劃布局，延伸產業鏈條。按照養殖規模與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的原則，依據排泄物的消納能力制定發展規劃。認真落實國家法律、法規、技術標準和我縣有關規劃，新建規模養殖場均應嚴格履行各項手續。確立產業發展思路，引進和支持大型飼料、畜產品及有機復合肥加工生產企業。

（三）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使用效益。積極包裝項目，提高財政投入總量。定期召開聯系會議，加大項目信息溝通和資金整合力度，將有限財的政資金用于重要部位、關鍵環節扶持。加強項目實施監管，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組建融資平臺，爭取金融部門放寬擔保條件、簡化貸款程序、擴大擔保范圍，解決融資難問題。

（四）健全服務體系，提高服務質量。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推進標準化畜牧獸醫站建設，改革村級畜牧獸醫運行機制。堅持種養結合，支持鼓勵發展“豬-沼-菜（果）”等生態循環模式；跟蹤科研院所、龍頭企業最新成果運用情況，考察學習干式環保零污染養殖技術、發酵床零排放技術等，開展技術總結、引進、示范和推廣。做好雨污分流、干濕分離、沼氣發酵等技術指導。

第4篇：空氣污染調研報告范文

環境問題是指人為引起的生態平衡被破壞或環境因素被改變，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客觀存在的問題。環境問題的出現，其實質在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嚴重的失衡，而圍繞解決環境問題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技術方法和手段，則是環境工程學科所涉及的主要內容。

環境工程專業是一門交叉學科，與許多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目前，由于國內外對工程教育和實賤教育越來越重視。因此，如何使學生在本科四年的學習過程中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又有一技之長，同時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成為了環境工程教育面臨的一大難題。而要培養既有專業素質又掌握一技之長的環境工程本科技術人員，其首要問題就是完善課程體系的建設，這也是人才培養是否符合規范要求和是否具有特色的關鍵所在。

二、國內外環境工程專業創新課程體系研究進展

環境工程是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全球社會、政治動蕩年代興起的。1970年，在新成立的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不懈努力下，環境工程學科的地位得以確立。1970年之前，只有環衛工程師通過建造城市和工業廢水處理廠來實現對環境的保護。到了80年代，經過工程技術培訓的環衛工程師們改名為環境工程師，以便更好地與新環境保護局更廣泛領域的環境職責保持協調。現代環境工程學科在經過20多年的發展歷程后，正處在強勁發展階段，涉及了大量的民用、化工及農業工程等領域。

在過去的20多年中，美國環境科學與環境工程領域的發展極不平衡。環境工程領域的科學研究經費不僅很不穩定，環境工程從業人員也面對著很多不穩定因素的挑戰。有些大學院系內部的相關專業設置數量都在增加，也有些大學，涉及多學科的環境工程專業卻在減少；正在服務于環境工程學科的從業人員都是一些有學術背景的環境科學專家而不是環境工程專家。最近，美國在環境工程領域出現了三種旨在改變目前現狀以求得進一步發展的環境工程學科模式：第一種是以環境科學為基礎的環境工程發展模式；第二種是可持續發展模式;第三種是依靠技術進步的模式。

歐洲環境工程專業的教學計劃尚無統一模式，不同學校大多根據自身傳統學科的特點和優勢及政府機構和市場的需求，將環境工程專業教學納入到傳統專業中或作為主要的專業方向，獨立設置的環境工程專業本科教學計劃在歐洲并不普遍。目前，歐洲的許多高校或研究機構設有環境工程或環境科學碩士學位教學計劃和有關課程，這些教學計劃學制大多為1-2年，面向已獲得學士學位的人員開設或實行5年一貫制的碩士培養方式，學生畢業后可授予環境工程學位或以環境工程為專業方向的傳統工程學科學位，前種情形對高層次的學生更具吸引力。此外，有不少高校設有面向職業工程師的環境工程碩士培訓課程，這與我國目前的工程碩士的培養模式較為相似。

我國環境工程專業的課程設置在教育部頒布的有關環境工程專業規范的指導下，在設置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以及選修課時主要是圍繞“三廢”處理。統一的專業規范對規定基本的教學內容有一定的幫助，但也會導致不同學校之間在培養計劃、課程設置上出現雷同，進而失去自身的特色。縱觀各個高校的環境工程專業，大致由以下三種形式發展而來：第一，以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為代表的傳統的市政工程專業發展而來的環境工程專業；第二，以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為代表的由傳統的化學、化工類專業發展而來的環境工程專業；第三，由其他礦業、石油、冶金、地質、海洋、農業等院校的相關專業發展而來的環境工程專業。

三、環境工程專業創新課程體系建設背景

2008年臨沂師范學院下發了《關于制定2008版本科培養方案的意見》（討論稿）。根據學校的要求，組織教師搜索資料，使其掌握國際上著名學校對環境工程課程體系的設置。研究發現，各大學的課程都是根據該國或者當地實際設置的，因此各有特色、各有所長，并且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臨沂師范學院主要參閱了新加坡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的課程體系。之所以選擇新加坡大學，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中國和新加坡在文化、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相似之處。另外，新加坡國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的課程設置是國際一流的課程設置，而且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認可。他們有的課程，特別是專業基礎課，臨沂師范學院可以直接植入，如：“Airpol-iutionassessmentandcontrol”空氣污染評價與控制）、“Haz-ardousandsolidwaste”（危險固體廢物)等，但是有些課程臨沂師范學院進行了適當調整，如“Environmentalmicrobiology&biotechnology”（環境微生物學與生物工藝學）調整為“環境微生物學”(Environmentalmicrobiology);另外根據臨沂師范學院的專業特點刪除了部分課程，如“Climatechange”（氣候變化），“Energyresources”“conservationandalternatives”（能源保護)等課程。

另外，臨沂師范學院還參考了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耶魯大學環境工程專業以及佛羅里達大學環境工程專業本科生與研究生的課程設置。由于國外大學環境工程專業各有其地域特色，因此簡單照搬照抄是絕對行不通的。

近年來，臨沂師范學院根據教育部高等學校環境工程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制定的《環境工程專業認證標準(試行）與《環境工程本科專業認證補充標準》，并充分結合已經召開的四屆“大學環境類課程報告論壇”的主要精神，同時參考“注冊環評師”、“注冊環保師”以及《環境影響評價崗位培訓教材》的主要內容，臨沂師范學院進行了課程設置和調整。新課程的改革主要依托以下幾方面的實施意見：

(一)指導思想

以應用型人才國際化培養模式改革為契機，積極推進課程體系建設和教學方式方法改革，進一步推進課堂教學模式改革，同時強化課外學習體系建設，重點突出學生能力培養和技能養成，以此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適應性。

(二)完善課程結構體系

在課程體系設計中，進一步加大實賤訓練課程的比重，同時突出學生能力培養，并科學處理講、練關系，按照三個“三分之一”的比例設計課程并組織教學，即把全部課程和課程教學內容按照各“三分之一”的比例設計：三分之一的課程(教學內容)采取講授方式組織教學，三分之一的內容以邊講邊練的方式組織教學，三分之一的內容以訓練方式組織教學。

(三）改革課堂教學模式

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改革課堂教學模式，變灌輸式教學為問題式、啟發式、互動式教學模式，同時改變課堂以講授為主、課內以鞏固提高為主的傳統教學模式，實現理論課與實賤環節的合理分離與有機結合，使課內課外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重點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1.課堂教學改革。

(1)教學內容精心設計課堂教學內容，改變傳統的系統講授模式，使課堂教學內容的設計充分體現出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并與作業布置有機融為一體。一般來說，課堂講授內容一般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重點、難點和新知識點的講授；二是學習方法的指導;三是教學內容的基本線索與基本思路;四是學生預習自學無法完成的部分或需要提高的部分。其余內容均通過學生預習、復習完成，并以作業、測驗、訓練等形式進行檢查。

(2)組織形式改變以教師為主導、以講授為基本形式的傳統課堂教學模式，強調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建立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組織、全校服務的教學模式。課堂教學以問題式、啟發式、探宄式為主要教學方式，并根據教學內容及學生學習需要靈活選用，一般可采取講授、討論、訓練、講練結合等形式。

2.課外學習體系建設

以自學指導、課外訓練、實習實訓為主要內容，以課外作業為基本形式，進一步完善課外學習體系建設，強化學生課外的學習訓練。

(1)強化預習性作業進一步強化預習環節，充分發揮預習環節在教學中的作用。主講教師要精心設計預習作業，并在教學組織前布置給學生。預習性作業一般包括以下三種形式：一是以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基礎性預習，即通過學生自學，使學生掌握通過自學即能夠學會的內容，以便教師減少課堂講授時間。同時，針對教學內容找出問題和難點，以便教師確定課堂講授和輔導答疑的重點;二是以研宄為主要內容的提高性預習，教師針對課程教學內容，以強化學生的思維訓練和提高創新能力為主要目的，布置預習性作業，使學生在某些方面或某個問題上具有一定的研宄基礎，以此為課堂討論準備條件;三是以基本操作為主要內容的實賤性預習作業，使學生通過預習，掌握實驗實訓所需的基本技能或儀器設備的基本操作規范，以此為課堂實驗實訓奠定基礎，提高課堂教學效果。

(2)提高實賤性作業比重為了提高學生的實賤能力以及強化技能培養，提高實賤性作業在作業中的比重顯得尤為重要。實賤性作業一般包括實驗、實習、實訓、觀摩、頂崗、調查等形式，主講教師可根據課堂的性質、特點及學生的實際需要科學確定實賤性作業，并通過實驗報告、實習報告、調研報告等形式進行檢查督促。

(3)增加鞏固提高性作業的數量進一步健全課外學習體系，增加鞏固提高性作業的數量，使學生進一步鞏固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同時增加以研宄、拓展為主要內容的提高性作業數量，并通過習題、讀書筆記、論文、實驗報告、設計說明書等形式進行檢查督促。

通過課程體系的改革，特別是理論教學環節與實驗教學環節的合理分離與有機結合，理論教學課程的門數減少了，但課程的內容卻得到了凝練，教學的重點也更加突出，同時實驗教學課程的門數隨之得到了增加。實驗教學與相關理論教學在內容上緊密結合，成為理論課程教學內容的自然延伸和必要補充，使學生能夠更好地認識、理解和把握理論課程中學到的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

四、環境工程專業創新課程體系的特點

第一，強化理論基礎和工程專業基礎，提升學生的基礎研宄能力。為了提升學生的基礎研宄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競爭力，將環境工程專業的數學課程調整為”高等數學“、”概率統計“、”線性代數“，使學生能夠更為系統地學習數學知識。保留原來的“普通物理學”，并加大課時量。化學課程進行調整，強化學科化學基礎。為強化學生的專業基礎，現對環境工程專業培養計劃中的化學課程進行了課程合并以及對環境工程的化學課程進行了系統優化，現調整后開設的化學課程為：“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同時，加強工程專業基礎，加開“電工學”、“工程力學”、“流體力學”等課程，但保留原來的“計算機輔助工程制圖“和”信息基礎“等課程的主要內容。

第二，對專業基礎和專業課程進行調整，突出環境工程的實用性教育。為了使學生在社會上的競爭力得到提高，在課程設置上，除了傳統的治理技術課程以外，一方面強調現有社會的需求，做到與時倶進，同時強調教學的實用性，擴大知識面，并充分考慮環境工程學習的系統性，環境工程開設的專業課程主要為：”環境監測“、“環境工程微生物”、“環境工程原理”、“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氣污染控制工程”、“環境評價”、“固體廢物的處理與處置”“物理性污染控制”“環境規劃與管理”等。為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培養學生的實賤能力，在專業課程的開設同時開設實驗課程。

第三，結合學校特點，以重點課程建設帶動環境工程專業發展，同時加強拓展學生的知識面，并且以“注冊環評師”“注冊環保師”考試科目作為參考。臨沂師范學院的環境工程專業是在原來的地理專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在開設了“環境土壤學”“室內空氣質量研宄”“清潔生產”“環境信息系統”“儀器分析”“城市環境學”等課程時，還開設了“環境工程名著導讀”“環境專業英語”等課程。

第四，為強化人文社科知識的要求，注重學生能力的全面培養，將“其它選修課”設置為全校公選課，其中包括美術與藝術、經濟管理、中國傳統文化、音樂修養、美術、科學簡史與英語口語等知識。

第五，加強實驗和實習課程。環境工程專業及市場要求學生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知識、寬廣的知識面，同時也要求學生具有較強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訓練則有賴于較多的實驗和實習訓練。對于高校來說，這方面主要的問題還體現在資金方面，如何在現有的實驗室水平上，盡可能多地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增加學生實驗和實習的機會，是各高校面臨的又一問題。實驗課程方面，在現有的實驗室水平基礎上，主要的基礎課、專業課應盡可能多地開設實驗項目。實習方面則分為認識實習和生產實習。認識實習主要是使學生獲得污染物治理工程、工藝、設備方面的感性認識，學生可以參觀考察各個不同工藝的污水、大氣、固廢治理實例;生產實習可以將學生安排在環境監測站、污水處理廠或工廠的污染控制工程，讓學生了解環境污染處理和控制的現狀以及掌握污染控制工程的設計和施工程序等。這樣一方面解決了學校實習場所、器材不夠和落后的現狀，另一方面也讓學生了解到了環境部門的狀況，使學生的專業學習與生產實際緊密相聯。

第六，有組織的環保活動為學生實賤能力的培養開辟了廣闊的空間。環保照片征集、環保課件制作大賽、環保知識競賽、環保進社區、環保演講賽、環保科技論壇等大型活動有效地促進了學生的積極性和環保意識，增強了其在學校及社會的影響力。根據專業培養目標、學科發展趨勢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不斷地進行培養方案的優化和修訂。所有課程基本上實現多媒體教學手段，大部分專業課程設置有實賤課程并設有配套經費。部分課程設置小論文教學、英文文獻閱讀、案例分析討論等互動式教學模式。通過學生參與的交互式教學方式，以期達到拓寬學生思維和提高教學效果的目的。

第5篇：空氣污染調研報告范文

關鍵詞：跨界環境風險；風險沖突與放大；風險溝通；風險合作；復合型風險治理

中圖分類號：D922.68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4）05007808

轉型加速期，伴隨著長三角地區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原本存在于單一行政區的環境風險正不斷地超越其行政管理邊界向周邊地區、整個長三角地區乃至更大的區域范圍擴散，導致長三角地區的各類跨界環境風險由此也進入了高發階段。與此同時，跨界環境風險所引發的風險沖突和，無論在數量與規模上，還是在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方面，亦都呈現出不斷上升和擴大的態勢。跨界環境風險的突發性、高危性、人為制造性、不確定性及其極易引發風險沖突和社會放大效應的獨特性本質，加劇了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風險的復雜性和治理的艱巨性，使其成為區域社會環境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極為嚴峻的挑戰和亟待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

一、跨界環境風險的意涵及主要類型

（一）跨界環境風險的意涵

環境風險通常是指由自發的自然原因和人類活動引起的，通過環境介質傳播的，能對自然環境及人類社會產生破壞、損害乃至毀滅性作用等不良后果的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其后果[1]（P3）。地球生態系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形式同地球生態系統相互關系的實質，就是能量、物質、信息的交換關系，它不會受到任何人為疆界的限制和阻隔。例如，大氣環流作用會使任何一個地方的空氣污染都不可能滯留在一隅之地，而相通水域中的上游的水污染也會對下游的水環境產生重要影響。生態系統的這種整體性和傳導性，使得環境風險具有難以抗拒的“跨界”性。

所謂“跨界”，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主要包括兩層含意：其一是跨越國家之間的地理和政治邊界，如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就使上海地區受到了輕度核污染；其二是跨越國家內部不同行政區的地域和行政管理邊界，如太湖流域就曾多次發生蘇、浙兩省的跨界水污染事件。本文對跨界環境風險的討論，將以長三角地區為例，重點關注的是跨越兩個及以上行政區范圍的人為環境風險 跨界環境風險既發生在跨省級行政區之間，也發生在跨市（縣）級和鄉（鎮）級行政區之間。總體上說，跨省級行政區的環境風險及其引發的社會沖突較為嚴重，治理的難度也比較大。 [ZW）]，亦即源于某一行政區人們的生產、開發與生活等各類活動，對除了本行政區以外的一個（或多個）行政區的當前或未來的環境質量、人類健康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等可能產生的威脅及其后果。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王 芳：沖突與合作：跨界環境風險治理的難題與對策――以長三角地區為例

（二）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風險的主要類型

長三角地區是中國經濟社會最發達、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人口最密集、資源消費最集中、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的區域。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入，不同行政區之間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圖發展已漸成共識。但與此同時，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區域環境風險的一體化，使得區域內跨界環境風險及其引發的風險沖突日益突出。從風險的來源來看，近年來長三角地區面臨的跨界環境風險主要包含以下幾種類型。

其一是上、下游型跨界環境風險。主要是指共享水資源的上、下游不同地區之間的跨界水環境污染風險。長三角地區水網稠密、水資源豐富，但由于江、河、湖、海的分布往往跨行政區域分布，使得區域內跨界水環境污染風險十分突出。以太湖為例，相關資料顯示，太湖流域省界河流32個監測斷面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水質無一斷面達到地表水III級標準。其中，IV類占37.5%，V類占12.5%，劣V類更是占到50.0% 資料來源：太湖流域水資源保護局，2013年4月的第188期《太湖流域及東南諸河省界水體水資源質量狀況通報》，網址：http：//：89/web/index.jsp。 [ZW）]。位于蘇、浙、滬邊界的江蘇昆山、吳中和吳江，浙江的嘉興、嘉善和平湖，以及上海的青浦和松江等交界地區是長三角地區跨界水污染風險與風險沖突事件的重點發生地區。

其二是點源型跨界環境風險。主要是指存在一個或多個潛在污染或事故的來源點，它們威脅到毗鄰的一個（或多個）地區。此類跨界環境風險的來源在一個或若干個清晰明確的位置集中，無論毗鄰還是距離邊界有一段距離，都會引發對該種環境風險的問題意識或成為風險感知的焦點。長三角區域范圍內的垃圾焚燒廠、危險化學品倉庫以及長江沿線密布的各類化工廠等均屬于這一類型跨界環境風險的重要來源。

其三是交互影響型跨界環境風險。這一類型跨界環境風險的產生往往與國家和地區的環境政策、能源與運輸體系、經濟結構和工業生態等諸多因素相關，風險的成因多元、間接，甚至隱秘，所產生的影響比較廣泛和分散，利害關系更趨復雜。近年來頻繁爆發的覆蓋整個長三角地區的霧霾污染是這類跨界環境風險的典型例證。由于地緣關系上的相鄰，蘇浙滬三地不僅大氣污染問題與污染特征趨同，而且彼此間相互影響和相互疊加，形成了交叉型、復合型大氣污染風險。

二、風險沖突與放大：跨界環境風險的本質特征

跨界環境風險作為一種發生在跨邊界區域的環境風險，與一般環境風險相比，既具有某些共性特征，同時也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特征。一方面，無論是水環境污染、大氣污染的風險，還是工業事故的危險、化學危險品和放射性物質的移動而產生的對人體健康的損害等，都不會因不同的行政管轄范圍的存在而有所改變。也就是說，環境風險對人類及其環境的威脅，既不受制于行政管轄權，也不因政治權利而發生改變[2]（P67-68）。從這方面來看，一般環境風險所具有的突發性、高危性、人為制造性和不確定性等共性特征[3]（P117-122），也是跨界環境風險具有的基本特征，亦即這些共性特征在跨界環境風險中均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另一方面，跨界環境風險來源地點的特殊性，即最起碼涉及兩個（或以上）的行政區域，又使得跨界環境風險無論是在對生態環境存在的直接（或潛在）的影響方面，還是在對人類健康和經濟社會存在的影響方面，均表現出與一般環境風險的明顯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特征，這種獨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由于在產生環境風險的地區與暴露在潛在的有害環境影響之下的地區之間存在著空間上的分隔，很可能造成潛在的跨界環境風險一旦爆發，就會導致嚴重的環境風險沖突事件。這主要是因為“邊界附近或邊緣地帶，無論在地理位置上還是社會政治上，都是環境退化以及地方權力部門和管理精英們所實施的遲緩與無效的緩和風險措施的主要促成因素”[4]（P198）。 換言之，行政區邊界附近和邊緣地帶常常是環境風險管理體系不完善、風險應急反應能力不足的地區。這種狀況的存在，極易造成跨界環境風險會在原先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大，甚至會釀成嚴重的“脫域”環境危機。正如貝克在其風險社會理論中所斷言的，“危險越過漠不關心的圍墻，到處肆虐”[5]（P46）。而如果跨界環境風險的輸出與接受地區之間曾經存在歷史沖突，或者正處于關系緊張時期，抑或存在文化差異的話，那么，這些因素都會成為阻礙雙方之間進行環境風險信息溝通的“邊界障礙”，并導致環境風險事件可能會進一步升級，甚而引發雙方之間嚴重的風險沖突。

其二，跨界環境風險事件發生后，常常會與心理、文化、社會、制度等過程相互作用，從而增加（或降低）環境風險的被察覺程度，進而影響到群體和個體的環境風險行為[6]（P57）。這是因為個體和群體的風險經歷與風險行為反應存在著“社會嵌入性”，即個體會根據特定的利益和價值觀的驅使對風險信息進行篩選、加工和傳播，同時個體作為群體或組織的成員進行行動時，遵守的不僅是個人價值模式，還會根據所在群體或組織的文化規范要求來感知和構造風險問題[7]（P251）。而群體和個體的這些行為反應，反過來又會造成二級、三級乃至更多層級的次級社會與經濟后果，亦即形成跨界環境風險的“漣漪效應”，，并且這些后果不僅包含了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的直接影響，同時也包含了一系列重大的間接影響，比如對社會制度信心的喪失、對社會事務的疏離以及對社會價值體系的破壞等。如此一來，即使原本并不太大的跨界環境風險“出口”，經過上述社會過程對風險信號的感知和處理，也可能會引發公眾的擔憂，甚至大規模的集體抗議行動，形成環境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以上、下游地區的跨界水環境污染風險為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太湖流域就開始發生蘇、浙兩省的跨界水污染糾紛事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地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們環保意識的逐步提高，由跨界水污染引發的環境糾紛與社會沖突也日趨嚴重，并最終引發了浙江嘉興市三千多民眾因不堪忍受江蘇吳江市長期跨界水污染的侵擾和禍害，筑壩封堵邊界河道麻溪港的“零點行動”[8]（P177）。事件發生時兩地群眾情緒對立，發生了大規模的沖突，并且引發了大范圍的媒體報道和社會關注，以至于事件發生后經過國家環保部、水利部和相關省、市領導的共同出面進行協調和處置，才得以最終平息。

跨界環境風險具有的這種易于引發風險沖突及其社會放大效應的獨特性特征，也是跨界環境風險的本質特征之所在。它使得跨界環境風險的發生在加劇相關地區環境風險和環境脆弱性的同時，也加劇了更大區域范圍內的社會風險和社會的脆弱性。

三、合作共治：跨界環境風險治理面臨的難題與挑戰

跨界環境風險的基本特性與本質特征決定了要實現對跨界環境風險的有效治理，僅僅依靠某一個行政區的單獨行動很難取得成功，相反，必須依靠各個相關行政區之間的信任、互動與合作來達成共同治理的“集體行動”。而“集體行動”要得以生成，依照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必須具備認知統一、利益協調和制度約束機制等三個基本條件[9]（P17）。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長三角地區各地在經濟發展水平、環境利益結構、環境風險理念和環境保護意識等方面均存在著差異，加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行政區劃分割和縱向分權體制的作用，造成了跨界區域的各行政區之間在環境目標及環境決策的制定與執行等方面常常會出現矛盾與沖突，也使得跨界環境風險合作共治集體行動的達成面臨著諸多難題與挑戰。

（一）“發展主義”至上，環境風險及其合作治理理念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優先發展的區域之一，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高速增長極的同時，也成為了區域環境風險的一個高速增長極。長三角地區不斷加劇的跨界環境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區域內各行政區地方政府所秉持的“發展主義”理念密切相關。在“發展主義”情結的作用和影響下，發展的目標、主體、過程和績效量度都被等同或者簡化為GDP的增加，“GDP至上”不僅成為各級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們的一種意識形態話語和思維定勢，同時也成為一種物化的政策取向、制度設計和行動偏好[10]（P52-57）。相反，與經濟發展相伴生的環境風險卻被極大地忽視甚至是漠視了。

突出表現之一是環境風險意識的缺失與理念認知轉型的艱難。通常而言，“先預防、后治理”是環境風險治理的一個基本原則。正如戴維?奧斯本所指出的，有預見的政府要做的根本事情之一就是要使用少量的錢預防，而不是花大量的錢治療[11]（P202）。然而，為了追求任期內GDP的不斷增長，拼生態、拼環境、拼資源，開足馬力開展GDP錦標賽，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主流觀念和文化共識。而由于環境風險的預防和環境狀況的改善不僅需要長期和大量的投入，而且在短時期內亦很難顯現出其成果和政績，因而常常會被自覺或不自覺地置于“口頭上重要、行動上可以不要”的位置，甚至有些地方還將其看成是發展經濟的一種阻礙。上述種種情況的存在導致了環境風險的預防和治理常常被置于地方經濟發展之后，甚至游離在某些地方政府的決策和行動之外。誠然，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不斷強化，加之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后公眾對環境質量日趨強烈的訴求，都在倒逼著地方政府轉變“GDP至上”的理念，走出“發展主義”的誤區。然而，理念認知系統自身的封閉性和頑固性，常常會使得理念認知的轉換難以一蹴而就，往往呈現新舊認知理念的激烈沖突，更何況新舊理念自身亦存在多元價值觀念的協調統一問題，也令相關主體在缺乏充足知識結構的條件下難以適從[9]（P22）。

另一個突出表現則是環境風險合作治理理念的缺失。在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環境考核制度下，各級地方政府需要同時擔負發展地方經濟和保護地方環境的雙重責任。如果說，環境風險意識的缺失導致的是地方政府對于本地環境問題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策略的話，那么，對于跨界環境風險而言，由于其往往發生在地理和行政邊界比較模糊的區域，風險的形成又多是企業、行政管理部門等多個行為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太湖藍藻的爆發就是環太湖區域各地經濟發展過程中眾多企業“合力”造成的結果），亦即風險涉及的責任主體比較廣泛，并且這些責任主體的權利和地位等又常常難以明確界定與劃分，因而，在缺乏相應的制度機制約束的情況下，基于“搭便車”的社會心理，采取非合作博弈，想方設法逃避自己的責任，而將難以界定的跨界環境風險的預防和治理成本轉嫁給他方，以盡可能地降低本地區環境風險預防和治理的成本，“多污染、少治理”抑或“我污染、他治理”，則成為各級地方政府對于跨界環境風險治理的一種理性策略選擇。這種狀況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正如烏爾里希?貝克所指出的，就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12]（P23）。

（二）環境利益結構不同，跨界區域環境目標、決策的制定與執行存在矛盾和沖突

伴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持續性的權力下放，各級地方政府逐漸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利益視角和利益結構。具體到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風險合作治理的實踐而言，表現在各級行政區地方政府受到自身環境利益結構的影響和支配，常常以本地區的利益最大化作為跨界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治理的邏輯起點。這種狀況不僅導致了跨界環境風險治理過程中的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同時也催生了各級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行政區地方利益與區域公共利益之間多重交叉重疊的矛盾與沖突，從而嚴重阻礙了區域環境風險治理整體性目標與合作治理行動的形成。

其一，在跨界區域的環境功能區劃上存在矛盾，造成防范和協調治理跨界環境風險在責權利等方面的前提和基礎被大大削弱。迄今為止，中國的環境管理實踐主要是以行政區劃為環境管理的行政單元，行政區地方政府是行政區環境管理最主要的主體。然而，由于長三角各行政區在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稟賦、環境容量以及所處的環境風險接收和輸出的地位等方面均不盡相同，由此就形成了各行政區在制定跨界區域的環境功能區劃及環境目標時的“個性化”追求，以及跨界區域相鄰的行政區彼此之間的不銜接和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和沖突。這一狀況在跨界水環境風險治理中尤為突出，突出的表現是位于上游的行政區政府所劃定的水環境功能區及其相關的標準，明顯地要寬于位于下游的行政區政府的劃定[13]，相應地，就出現了下游地區在跨界區域設有飲用水源取水口，而上游地區卻在跨界區域建設化工企業集聚區的矛盾，從而使下游地區乃至整個流域的水環境安全面臨嚴重的風險隱患。

其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導致毗鄰地區在環境目標、環境政策及其執行與監管的力度等方面存在差異。盡管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總體而言都比較高，但仍然還存在不少相對落后，對污染產業和企業依賴性較高的行政地區。由此，當牽涉到經濟利益、就業問題、尤其是官員政績時，環境風險的治理就會被這些地區所忽視。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處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龍頭地位的上海對本地環境保護的投入和要求逐年提高，先后啟動了六輪“環保三年行動計劃”，制定了日趨嚴格的環境管理法規、制度和標準，并率先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加大對高耗能、重污染企業的整治力度。與上海相比，蘇、浙地區的一些二、三線城市和鄉鎮地區的經濟發展則尚存一定的差距，其環境保護標準和環境治理能力等也相對較低。基于發展地方經濟的迫切要求，這些地區不僅對上海遷出或淘汰的污染企業予以引進和接納，而且對落戶本地區企業的環境污染行為在監管上往往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是包庇和縱容的態度。然而，地域上的相鄰使得污染企業在長三角區域內的遷移不僅造成了環境污染風險在長三角不同行政區間的流轉、擴散乃至重新“回歸”，也最終導致了區域內大范圍的連片污染（如長三角地區近年來持續爆發的大范圍的嚴重霧霾污染），從而大大增加了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治理的成本與難度。

（三）跨界環境合作制度機制不完善，運行低效，缺乏穩定與可持續性

為了應對不斷加劇的跨界環境風險問題，近年來長三角兩省一市的地方政府開始尋求通過建立一定的制度機制以促進區域環境的合作治理。例如，2008年12月建立了長三角地區環境保護合作聯席會議制度，2009年7月共同簽訂了跨界環境應急聯動方案，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實施了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等。然而，日益嚴峻的跨界環境風險的狀況表明，已經開展的環境合作無論是在制度的設計、還是在機制的運行方面都還難以勝任區域環境合作治理的目標與要求。

首先，是地方政府間跨界環境風險合作治理的制度設計還很不完善。表現之一是目前針對地方政府跨界環境合作的內容還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支持。盡管國家《環境保護法》規定了“跨界行政區的環境污染和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由有關地方政府協商解決，或由上級人民政府協調解決”[14]（P66-69），但這一規定只是原則性的，在合作治理的權限、治理責任的劃分、污染責任的追究、合作治理的方式手段等方面不僅存在不確定性，也缺乏可操作性。表現之二是現有的合作機制更多側重于一些經常發生跨界污染的區段以及發生環境污染事件之后的協商解決，對于區域環境風險的整體性、預防性和深層次的合作機制，如環境風險的聯合監測和預警、環境風險信息和治理技術的共享、跨界聯合環境執法、環境風險事件的損害評估與生態補償、環境危機事件的應急馳援，以及環境風險影響的情境恢復等一系列對于跨界環境風險合作治理十分重要的制度設計，大都還處于起步階段和草創時期，抑或僅僅停留在象征性的宣傳和呼吁階段，亟待建立和完善。

其次，是已有合作機制的運行效率較低，且缺乏穩定性與持續性。已經建立的長三角環境保護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基本上屬于一種松散型、自愿承諾式的對話協商機制。由于兩省一市的環保部門屬于平級機構，而各地的環保工作重點與模式又各不相同，因而經聯席會議協商達成的協議往往由于法定約束力不強而難以得到有效執行，從而也使得這一制度能夠發揮的作用被大打折扣。加之在目前的環境管理中起實質作用的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模式，主要是一種垂直的縱向運行機制，跨界環境風險事件發生后往往是逐級上報，上級政府的決策再逐級下達。在這樣的垂直運作機制下，地方政府間的橫向的環境信息溝通網絡往往比較封閉，即使存在聯席會議機制，也很難及時發揮協調作用[14]，從而大大降低了的機制運行的效率。而其他為數不多的合作機制大都是針對某一項具體活動而展開的，如長三角區域內的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就是圍繞上海“世博會”制定和實施的[15]，因而往往具有臨時性的特點，活動結束后，由于受到各地政府的環保專項資金無法同時到位、聯防聯控技術水平參差不齊等條件的限制，這些機制的運行很難再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四、文化與制度創新：跨界環境風險治理的對策思路

面對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風險治理中存在的集體行動的困境，要破解跨界環境風險合作共治在理念認知、利益結構和制度機制等方面存在的諸多難題與挑戰，良好的風險文化與區域共識、完善的跨界合作制度規則以及務實的跨界合作體制機制的創設等至關重要。由此，以文化和制度的創新為突破口，加大力度培育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新文化，構建環境風險共擔、環境利益共享的新型區域環境利益協調機制，建立和完善多主體、全過程、復合型環境風險防控和治理的網絡體系，以不斷提升區域環境風險合作共治的水平和能力，是實現跨界環境風險有效治理的關鍵著力點與對策選擇。

（一）培育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新文化，凝聚和諧共生、合作共榮的區域共識

社會的發展進步與文化的創新發展密切相關，需要不斷地由先進的文化加以引領。著力開展文化創新，培育以生態價值觀為導向，建設生態型區域為核心目標，環境風險意識與風險溝通、信任與合作為主要內容的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新文化，可以為區域跨界環境風險的合作共治凝聚文化共識，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培育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新文化，首先要轉變“發展主義”和“GDP至上”的發展觀，樹立環境風險意識以及人與自然、環境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生態價值觀與生態文明理念。對此，一方面要正確地把握跨界環境風險的本質特征和社會現實，以防范和減少區域環境風險的發生，避免區域環境風險及其環境與社會雙重后果的擴散為治理的主要目標，將發展理念和戰略的選擇從關注本地經濟增長轉變到關注更高層次的區域生態文明建設和區域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應當加快對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相關制度的改革，逐步將政績考核的內容從僅僅關注GDP總量與速度的增長，向更廣泛地考察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公眾生活質量與滿意度等指標拓展，以綠色GDP（從GDP中扣除表現為市場價格的資源成本和不表現為市場價格的環境損失代價）核算體系取代單一的GDP指標作為干部政績考核的主要標準；同時，政績考核的范圍也應在涉及單個行政區的同時，兼顧對周圍行政區抑或整個長三角區域的資源環境做出的貢獻或造成的損失，以期通過更為科學和合理的績效評估制度的設立和實施，引導和激勵地方政府與官員環境管理理念的轉變與提升。

培育區域環境風險合作新文化，還應增強環境風險溝通意識，樹立相互信任、合作共榮的價值理念和區域共識。面對大量的環境風險沖突事件，風險溝通是解決風險沖突的關鍵。有效的環境風險溝通，不僅能夠確保風險信息的順暢流動，更重要的塑造地方政府之間以及政府、專家與公眾等環境風險利益相關者之間持久和穩定的社會關系，維持相互之間尤其是公眾對于政府的信任。而信任是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16]（P178），是開展環境合作的粘合劑。各地方政府之間以及環境決策者與施行者之間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化解彼此間的分歧，減少集體行動的障礙，推動各方在跨界環境風險治理中愿意通力進行配合與合作。為了建立區域內各地方在政府、各社會行動者之間真正的互相信任，需要著力增強人們對區域的認同感以及合作共榮的價值理念。正如弗郎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雖然契約和自我利益對群體成員的聯屬相當重要，可是效能最高的組織卻是那些享有共同倫理價值觀的社團，這類社團并不需要嚴謹的契約和法律條文來規范成員之間的關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識已經賦予社團成員相互信任的基礎。”[17]（P37）由于地緣關系及歷史因素，蘇浙滬三地對長期以來形成于長三角地區的“吳越文化”有著較高的區域性認同，這對區域環境保護共同體的形成能夠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弘揚、傳承并不斷豐富具有“和諧、兼容”精神氣質的吳越文化，有助于形成區域合作共贏和共同發展的價值理念與行為規范，從而為跨界環境風險的合作共治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撐。

（二）強化區域環境合作制度設計，構建新型的環境利益協調機制及其制度保障體系

利益問題是長三角地區開展環境風險合作共治的根本性問題。由于環境利益結構不同，以及利益平衡制度機制的不完善，長三角各地在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環境管理等方面存在各種利益摩擦與利益沖突在所難免。而要公正地處理好這些存在于各行政區間的諸多復雜的利益關系，制度創新是關鍵。著力創設和完善激勵與約束兼容的環境利益平衡與協調機制及其相應的組織與法律保障體系，可以為跨界環境風險治理的府際合作提供持續不斷的動力。

首先，應從區域環境公共利益最大化出發，構建以利益共享和利益補償為主要內容的新型環境利益協調機制，引導和激勵各行政區地方政府環境風險治理行為輸出的協調統一，這也是區域環境合作制度設計最為核心的議題。通常而言，地方主導產業的戰略選擇與資源環境的消耗密切相關，也是地方經濟發展與區域整體發展規劃的重中之重。盡管蘇浙滬三地同處一個區域經濟圈內，存在許多合作的基礎，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各行政區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和維護本位利益，相互間在產業以及自然資源等方面仍然存在大量非良性競爭，并且這些競爭已構成地方環境利益沖突的焦點和主要內容。對此，應以“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為基本原則，以區域生態環境承載力為基礎和底線，從發揮各地不同區位資源環境特點與產業結構比較優勢出發，對區域整體產業結構進行統一優化與調整，建立與環境容量、資源約束相適應的產業開發新格局，以降低由于各行政區之間過度的產業同構所導致的將過多資源集中于某一產業所帶來的巨大的環境風險與環境壓力，進而消除地方環境利益沖突的根源。誠然，在區域資源組合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些地方要讓渡甚至犧牲一部分自己的機會和利益，對此，應當本著“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排污誰付費、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創設環境污染與生態補償機制以及相應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利益損失方給予合理的機會與利益補償。以期通過環境利益的規范轉移來實現地區間的利益平衡與環境公平，通過環境利益的共享來消除地方保護主義，激勵各方環境合作的動力，進而促進和實現行政區經濟發展與區域環境保護的雙贏。

其次，新型的環境利益協調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完善的組織與法律體系作保障，這是區域環境合作制度創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一方面，環境利益協調機制需要實體化的組織形態作載體。對此，需要加快變革目前地方政府之間“切割式”的關系模式，通過合作行政建立多層面、多維度、制度化的環境合作組織體系。在縱向層面，中央政府應建立高于地方行政層級的資源環境綜合管理部門，以有效地杜絕多龍治水、多頭管理造成的政出多門、相互矛盾的局面，同時對省級地方政府的跨界環境合作與利益協調加以約束、監督和指導；在橫向層面，可由蘇浙滬省級政府牽頭建立區域環境合作治理權威性的協調機構，全權負責區域內生態環境統一規劃、產業整體布局、環境公共投資、生態環境補償等一系列區域環境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同時對下一層級跨市（縣）級的協調機構進行督促和指導 跨市（縣）級的協調機構負責對其下一級的跨鄉（鎮）級的協調機構進行督促和指導。 [ZW）]，使環境風險事件一旦發生就能迅速啟動對應層面的協調機制以進行聯合處置，最大限度地降低環境風險事件的經濟損失與社會影響。另一方面，環境利益協調機制還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作保障。對此，一是要在國家《環境保護法》的修訂過程中補充和完善有關環境風險的相關條款和內容，對環境風險的防治做出更加明確和具體的規定。二是探索建立地方政府跨區域環境合作的相關法律法規，對區域環境治理協調機構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權限予以明確界定，賦予其參與區域內各行政區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以及監理跨界環境污染問題的法定權限，并保障其環境執法權；同時對地方政府在跨界環境治理中的權力行使、責任分擔、責任追溯、費用分攤、損害補償等做出明晰化和具可操作性的規定。以期通過法律法規的有效約束，推動地方政府間的跨界環境合作治理朝規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三）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建立和完善多主體、全過程的復合型環境風險治理網絡

前已述及，長三角地區現行的環境管理主要是一種基于政府為主體、污染控制為主要目標的“單一型”環境管理模式。實踐證明，這一管理模式雖然在資源動員、社會整合、市場規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并在區域環境保護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由于權力過于集中，不利于環境風險的分散和責任的分擔，因而在面對成因復雜、時空尺度多變、責任主體廣泛、沖突與放大效應明顯的跨界環境風險的治理時已逐漸顯現出其困境和力不從心。由此，在不斷調整和理順政府內部各種關系的同時，還應充分調動市場智慧，激發社會活力，著力構建一種以政府為主導，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多元主體優勢互補、協同合作的復合型治理網絡。

復合型治理網絡是一種新型的環境治理結構，它以多元主體構成的網絡結構替代以往政府為單一主體的塊狀結構，是由“國家治理機制通過與日益壯大的市場機制、新興的公民社會機制的不斷互動，形成的一個結構緊密、環節眾多、相互間能進行反思性監控的現代治理形態”[18]（P64）。建立和完善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風險的復合型治理網絡，首先要進行環境治理結構的變革，亦即要將政府部門、環境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庭和個人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和社會行動者都納入到環境風險治理的網絡之中并使他們成為參與者，在發揮多元主體參與環境風險治理各自優勢與功能的同時，也讓每一個參與者都享有環境風險治理結果和利益的權利，即成為受益者。對此，一方面要善用市場之手，運用市場化手段破除行政區壁壘，大力提高市場和企業對環境風險治理的介入性，在區域產業轉型升級、風險治理的資金、技術和服務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環保企業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在環境決策、污染監管、環境風險影響評估等各個重要環節中通過充分、及時的信息公開和搭建溝通與參與的平臺，引導和激發環境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公眾等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參與環境風險治理的活力，釋放其在區域環境保護中的正能量。通過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三種機制的相互支撐與制衡，以及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相互滲透、合作聯動，共同構成一個責權分明、分布均衡且富有彈性的預防、分散和減少區域跨界環境風險的基本治理框架。

建立和完善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風險的復合型治理網絡，同時也意味著要對區域環境治理的方式進行變革，亦即要以“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為基本原則，從以往單一維度的以環境污染控制為目標的末端治理向對跨界環境風險進行主動預防、控制和治理轉變，力求最大程度地避免跨界環境風險的不斷擴散以及由可能性風險轉化成后果嚴重的風險，降低跨界環境風險與風險事件爆發的概率與可能帶來的損失與危害。對此，一是要從以往只關注跨界環境風險爆發后的應急處置轉變到關注源頭防范、事中響應和事后應急的全過程，將跨界環境風險識別、風險選擇、風險評估、風險溝通、風險分配、風險規避以及風險事件后的環境情境恢復、受害方的環境救助等內容一并納入到跨界環境風險的防治過程之中；二是要立足不同區域與地區的環境風險事實，建立、完善并實施分類、分區、分級和多層次、多維度的跨界環境風險的聯防聯控機制，在環境風險監測、預警、執法和應急馳援等各個環節中展開對跨界環境風險治理的合作行動。

綜上所述，當越來越多的環境風險跨越地緣邊界成為區域社會一種潛在的現實，環境風險社會的來臨成為一種理念滲透到人們的思想與心靈的時候，惟有通過文化與制度的創新，促進區域環境治理理念的轉變、區域內部各種關系的協調以及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構建，進而推動多元主體環境治理能力的提升與風險合作共治行動的生成，才是有效應對跨界環境風險，實現區域環境安全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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