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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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資產評估專業主要課程 1.財務理論主干課程：經濟法、國際投資學、中級財務會計、中級財務管理、統計學、貨幣金融學、金融市場學、保險學、財政學、稅法等;

2.資產評估理論主干課程：資產評估原理、建筑工程概論、機電設備評估、建筑工程評估、企業價值評估、無形資產評估、審計學、國有資產管理、房地產評估、無形資產評估、礦業權評估、國際評估準則等;

3.經濟學理論主干課程：初級微觀經濟學、初級宏觀經濟學、中級微觀經濟學、中級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技術經濟學等;

4.其他選修課及公修課：經濟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經濟統計學、經濟數據分析等。

資產評估專業就業前景 資產評估作為一種專業化市場中介行業，在規范資產運作、維護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資產評估活動是注冊資產評估師運用專業方法，遵循專業規范，評定和估算資產或經濟資源價值的中介行為。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市場經濟主體的需要，資產評估已服務于諸多重要經濟領域和經濟活動，包括設立中外合資企業、國有企業改制上市、企業重組、國有產權或股權轉讓、金融風險防范、會計公允價值計量、稅基確定等。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日益復雜，資產評估在幫助企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規范交易行為、改善經營管理，以及促進政府轉變職能、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明顯，職業前景非常廣闊。

資產評估專業主要職業能力 1.具備對新知識、新技能的學習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

2.具備運用資產評估理論與方法完成資產評估工作的能力;

3.具備從事產權登記、產權界定、清產核資、績效評價等資產管理工作的能力;

4.掌握資產評估基本理論和方法;

5.掌握資產評估準則;

6.掌握基本的信息技術;

7.了解資產評估行業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

第2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關鍵詞： 邊際分析 邊際效用 作用

一、邊際的含義

經濟學中的邊際指的是因變量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即自變量變化一個單位，因變量會因此而改變的量。邊際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數學的一階導數和偏導數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根據不同的經濟函數, 我們可求不同的邊際。如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效用、邊際消費、邊際儲蓄等。

二、邊際分析特點及對經濟學發展的作用

邊際分析是馬歇爾二百多年前創立的, 它告訴我們人們在作決策的時候, 除了應用絕對量作決策參數外, 更應該運用增量參數進行決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邊際分析是一種數量分析，尤其是變量分析，運用這一方法是研究數量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這一方法的引入，使經濟學從常量分析發展到變量分析。2.邊際分析是最優分析。邊際分析實質上是研究函數在邊際點上的極值，要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遞增、遞減變動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據此可以作出最優決策，因此是研究最優化規律的方法。3.邊際分析是現狀分析。邊際值是直接根據兩個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計算新增自變量所導致的因變量的變動量，這表明，邊際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即屬于現狀分析。這顯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實際上是過去分析，是過去所有的量或過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各種因素經常變化，用過去的量或過去的平均值概括現狀和推斷今后的情況是不可靠的，而用邊際分析則更有利于考察現狀中新出現的某一情況所產生的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

邊際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對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論基礎——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具體說它的意義表現為：

1.邊際分析的運用使西方經濟學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由原來帶有一定“社會性、歷史性”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純粹研究如何抉擇把有限的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而又有競爭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邊際分析開創了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邊際分析本身是一種數量分析，在這個基礎上，使各種數量工具線性代數、集合論、概率論、拓撲學、差分方程等，逐步滲入經濟學，數量化分析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征。 3.邊際分析導致了微觀經濟學的形成。邊際分析以個體經濟活動為出發點，以需求、供給為重心，強調主觀心理評價，導致了以“個量分析”為特征，以市場和價格機制為研究中心的微觀經濟學的誕生。微觀經濟學正是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如何解決三大基本經濟問題，探索消費者如何得到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潤，生產資源如何得到最優分配的規律。4.邊際分析奠定了最優化理論的基礎。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從理論上推出了所謂最優資源配置，最優收入分配，最大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達到最優的一系列條件和標準。5.邊際分析使實證經濟學得到重大發展。研究變量變動時，整個經濟發生了什么變動，這為研究事物本來面目、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問題的實證經濟學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從平均分析進入到邊際分析, 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重大發展和轉折, 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數學對經濟學的滲透邁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價值與資本》與1947年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全面總結和發展了邊際分析階段的研究工作, 使邊際分析達到頂點, 從而成為經濟學史上的兩部名著邊際分析階段, 形成和發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觀經濟活動行為理論, 提出了一般經濟均衡問題, 建造了一般經濟均衡的理論框架, 創立了當今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壟斷竟爭理論及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數學基礎，因此 邊際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　三、邊際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兩個簡單應用

1.應用實例：最佳產量的確定

(1)不計稅收下,最佳產量的確定

結論：利潤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水平上達到極大值。此時的產量水平稱為最佳產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產廠的收人函數R()=6140-302（元），成本函數C()=102+60+1200（元）,其中為每周產量（單位：噸）, 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邊際收入R‘()＝6140-60,邊際成本C’()=20+60, 由上結論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優產量76為噸,預期利潤為L(76)=R(76)-c(76)=219040元。

(2)賦產量稅后, 最佳產量的確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條件下,若每噸產量繳納t元產量稅,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噸應繳納 元的稅。則該廠利潤為：L()=R()-C()-t

由前面結論可得最佳產量為邊際利潤為零時的產量。即由L’()=0, 解得:。

這樣產量稅將影響最佳產量水平, 當然對預期利潤也有影響, 且賦稅越高, 最佳產量水平越低。

2.應用實例——確定白酒儲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噸,現價8元公斤,多陳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貯存費每年10000元, 因貯存酒積壓資金引起機會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為酒的貯量,p為當年白酒價格,r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這些酒須儲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設須貯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數關系；

(1)年增加的總收人函數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貯存總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凈增利潤函數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時邊際收人R’()=2×105,邊際成本C’(×)=90000+40000

因為當R’()=C’(×)時利潤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駐點唯一,故只有當儲存期為2.75年時,企業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其最大凈增利潤為151250元。

由上進一步表明邊際分析這種以微積分為工具,以經濟現象為內容的數學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經濟學中,并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第3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一、企業效率的經濟理論基礎

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的理論集中在“廠商理論”部分。所謂廠商是指能做出獨立生產決策的單位，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產者行為時，一般的理論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產量下實現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達到產量最大。廠商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生產理論。主要研究投入的生產要素與產量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產要素既定時產量最大，或者說使產量既定時投入的生產要素最少。（2）成本理論。主要研究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廠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談得上利潤的最大化。（3）市場理論。市場有不同的結構，即競爭與壟斷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當廠商面對不同的市場時，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產品的產量和價格。企業只有處理好以上三方面問題，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

廠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家的進一步分析認為，廠商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W·鮑莫爾分析了廠商以銷售量最大化為目標的行為；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K·加爾布雷斯則把穩定與增長作為大公司這樣的廠商的目標，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但是，在一般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仍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假設，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問題時，國內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并沒有對應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雖然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理論等主要關注的是實物量，但關注的不是總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變化率。例如，關注的不是總產量，而是邊際產量和平均產量；關注的不是總收益，而是邊際收益和平均收益；關注的不是總成本，而是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關注的不是總勞動量，而是勞動生產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狀況時使用“效率”作為指標順理成章。

在生產理論中，假定技術水平不變，那么，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總產量，L、K、N、E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則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難以估算，因此，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則進一步表述為：Q=ALαKβ

在生產函數中，各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稱作技術系數。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術系數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術系數不變，如果技術系數可以變動，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的原則是：應該使所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與價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單位貨幣無論購買何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邊際產量，達到生產者均衡狀態。

生產理論分析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各種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術效率。但技術效率并不等于經濟效率，技術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產出組合，而經濟效率則是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的最低成本組合，它要求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比率等于生產邊界的斜率。因此，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還要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成本理論。

成本函數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為企業的總成本，Y為企業的產出變量，W是企業的投入價格向量，T為企業的制度結構。通常T被定義成“虛擬變量”。從該成本函數看，在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進行評估時，人們所選擇的指標主要不是通過工程成本研究來給定的一個絕對效率值，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相對效率。因此，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國有企業生產成本比私有企業低，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術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濟效率并不一定高。

當然，現實的市場結構由于競爭與壟斷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收益與成本變動的規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場環境的制約，只有面對不同的市場采取不同的決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產出效率，后者則為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是把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以綜合的生產率指標，它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測定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產函數，主要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然后運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取得了一定的增長，增長主要來自于獎金的激勵、人力素質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在此基礎上對1985~1994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數利潤后留給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數利潤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個變量。留利對產出效率的作用表現為，邊際利潤或留利的增長，會使邊際產出也相應增長。他們認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潤。

（2）浮動工資。浮動工資由獎金構成，來源于留利，以浮動工資占總工資的比例來測定。浮動工資是直接對職工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產出效率。

（3）經理（或廠長）的工資。這是對經營者的激勵因素，而經營者對企業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來推動和發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廠長）的工資對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齡。一些研究生產率的經濟學文獻都證實了企業年齡對于企業的效率具有顯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輕的企業有效率還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據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輕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則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驗，在其市場經營和組織管理和工人的技術操作方面積累了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國有企業中，企業年齡對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關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標志企業人力資本質量的變量，以企業的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來測定。通常認為，企業的教育程度對企業的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來，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增長中大約有一半得益于勞動力教育程度的改善。雖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對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釋變量。如開工率、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時間、地區、規模和產業等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可以作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為殘差，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為各種政策變量、制度變量、企業特征變量所解釋；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Xi為添加的各種解釋變量。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種解釋變量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對于上述生產函數，分別運用OLS方法和隨機前沿模型的極大似然方法（過程復雜，這里略去介紹）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留利對企業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10%；在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中，留利對產出增長的解釋大約8%；在殘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長一個單位可使效率增長約5%。看來，留利是企業發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說，剩余權對于企業有著積極的意義。

浮動工資比例也對企業效率有著顯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該變量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8%；在另外兩個模型中，效率約可增長5-6%。

企業年齡變量對企業產出增長的作用也是積極的和顯著的，其解釋程度達到12%；即使排除了隨機誤差項干擾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應增長也達到7-9%。

經理（廠長）工資變量對企業效率也有著積極的正效應，但這種效應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產模型和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分別為3-5%。

教育程度變量對于企業的產出增長率的作用相當穩定，其在OLS和前沿生產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應水平上，而在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變量中，除開工率外其他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產業變量等雖然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但效應有的不明顯，有的不清楚。

另外，運用前沿隨機生產函數模型還對國有企業的平均效率進行了測定，它大約在0.5左右。這表明國有企業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達到生產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在中國企業改革過程中，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雖然市場競爭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應不明顯，但這說明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效率很低，與鄉鎮企業、合資企業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恰恰提醒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的放開程度。

三、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比較

為了更全面地透視和把握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對國有企業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與非國有企業效率的比較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對此，劉小玄（2000）從所有制結構和企業隸屬等級制的角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姚洋（1998）則對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劉小玄以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數據為基礎，從全部75萬家企業中選擇了20余個產業，共計大約17萬家具有競爭性特點的企業進行了效率測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產函數模型和OLS計量方法，分別對普查數據中提供的所有制變量和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比較，得出的結論主要是：

就所有制變量的影響看，國有企業在全部測定的行業中效率最低，這個結論相當穩定，并且在所有測定的行業中表現得完全一致。同樣，另一個十分穩定的結論是，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具體來說：以國有企業為參照系來比較，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約為國有企業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為三資企業，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2倍左右；再次為股份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其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1-2倍。

這一結果表明，企業產權關系對企業效率有直接的影響。國有企業效率最低是由于產權結構單一，難以形成所有者激勵；令人關注的股份制企業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初步形成的產權結構還不夠穩定，尚處于未定型的產權狀態；而私營和個體企業的良好業績則完全來自于明晰的產權關系，這種產權關系不僅十分穩定，而且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樣，三資企業良好的績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對明晰和穩定的產權關系。

對于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業中，村級企業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穩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業中，鄉、鎮、村或街道這一層次的企業平均效率明顯高于縣級以上的企業。這表明，處于比較低的等級層次的、均為計劃外的民營企業，往往比那些較高等級層次的、主要是計劃內的傳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實際上是與所有制因素相聯系的。因為等級越低的企業往往是由民營或私有企業組成的，這些企業的產權模式實質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級控制下的企業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有企業。這與上述所有制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企業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隸屬等級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現為反方向的關系。

可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轉軌狀態下，越是遠離計劃控制鏈條的企業發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這種效率通過市場競爭關系逐漸“輻射”開來。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的結論。

姚洋（1998）分析了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也對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這種提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非國有企業改變了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變無人負責為有人負責，從而達到節約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國有成分的增加還可能對全體企業從兩方面產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國有企業的增加加劇了市場競爭，從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這種效應稱為內部效應；（二）外資的進入可能同時帶入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并擴散到其它企業中去，這種效應可以稱為外部效應。

姚洋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資料，抽取了12個大類行業中的14670個企業作為樣本，首先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估計這12個大類行業的生產函數，然后在此基礎上計算各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并對之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集體企業的技術效率高22%，私營企業高57%，國外三資企業高39%，港澳臺三資企業高33%。可見，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這些統計結果也充分地證明了非國有成分對提高中國工業企業技術水平的內部效應。

那么，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國有企業的外部效應如何呢？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行業中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的數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提高0.2%和1.1%；但是行業中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同等數量的增加卻使得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應說明，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時，也對本行業的生產和管理技術的傳播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后者的負外部效應說明，盡管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自身的效率比國有企業高，它們的增加卻對行業內其它企業技術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對后一結果的一個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導致行業內部的過度競爭，造成產品的積壓，因而減低了效率。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封閉性較強，不輕易轉讓自己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四、結論

通過以上粗線條的介紹和綜述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有很強的解釋力，為我們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問題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對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不僅需要理論上的分析，更需要嚴肅的實證分析，以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全面的決策參考。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說明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國有企業效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

其它因素中，產業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表明我國市場經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壟斷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壟斷性的效率來源。地區因素表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具有明顯的生產率優勢，這可能得益于該地區的開放程度、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等因素。當然還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對國有企業效率的增長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還需要從新的角度進行挖掘。

國有企業的效率雖然有所提高，但與其它非國有企業相比都要低，這與國外關于企業效率的實證研究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一方面與國有企業自身的性質、所有制結構、行政隸屬等先天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預示了國有企業有進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間，這也許通過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經驗的引進得以實現。

國有企業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國有企業對整個企業效率提高的積極作用，也向我們提供了一條有益的啟示，這就是政府應盡量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鼓勵其它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生長，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盡量交給市場去完成，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結構達到自然的均衡狀態，這也許是中國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前進的方向。

參考文獻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1985-1994》，《經濟研究》第1期。

劉小玄，2000：《中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對效率差異的影響》，《經濟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國有經濟成分對我國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經濟研究》第12期。

張軍，1998：《需求、規模效應與中國國有工業的虧損：一個產業組織的方法》，《經濟研究》第6期。

華民，1994：《世界主要國家國有企業概覽》，上海譯文出版社。

第4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一)應創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學。我國有很多高校的課程設置把國外通用名稱為經濟學(包括宏觀與微觀經濟學)的課程稱為“西方經濟學”，并招收相應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稱為“西方經濟學”專業，以便區別于政治經濟學課程與專業，存在著“兩個經濟學”的地盤之爭。對此，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王則柯教授曾撰文，指出“西方經濟學”不是科學的學科概念，但這一課程名稱在很多院校一直延續至今。科學地界定學科名稱及設計培養計劃是學術研究和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基礎。早在2005年，以劉國光、林毅夫等數十位著名經濟學家為代表的學者，曾圍繞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展開過大討論，就中國經濟學的內涵和外延以及走向進行了研討。盡管不同學者之間存在著一些觀點的差異，但是一致認為應創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學。雖然上述“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的研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它們有共同的經濟學研究始祖亞當•斯密，這兩門課程都是對經濟基本問題的研究，另一個是在生產關系既定條件下的研究，一個是生產關系本身的變化規律的研究以及如何和生產力相適應的研究，從而促進經濟效率、公平和社會福利的提高。“中國經濟學構建是不同學派和不同理論體系間相互融合、滲透和互為補充、發展的漫長過程。”因此，引進研究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經濟學，并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理論和應用體系是未來高校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改革方向。

(二)內容的思想性和形式的完美性的權衡和統一問題。教學，其實是教與學的良性互動。如果能培養學生熱愛經濟學的興趣，興趣就能成為最好的老師引導學生前行。否則過于枯燥的講授會使學生初燃的興趣的火花熄滅。CharlesC．Bonwell＆JamesA．Eison(1991年)認為，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對經濟學教育尤為重要，應讓他們“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并運用掌握的經濟學原理去分析和解決實踐中的問題。典型生動的案例、現實熱點經濟問題的剖析，都會點燃學生思考探索的火焰。經濟學也像任何學科一樣，需要思想的深邃性和表達完美性的統一，教學中需要重視經濟學與數學之間主仆關系的處理，不能為了漂亮的外衣而失去了內涵和受眾。這一點在對低年級學生教學和成人教育教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經濟學說史上著名的經濟學家———數學科班出身馬歇爾和凱恩斯，在他們成名的著作中并沒有大量運用數學公式，甚至盡量不用數學公式，以便能讓更多的人理解他們的思想。亞當•斯密的著作之所以影響巨大，廣受關注，除了其思想的深邃，我們也不得不贊嘆其語言的精煉與生動。

(三)本土化與國際化關系的處理問題。中國的經濟學應當運用的世界觀、方法論，吸收市場經濟的精華，構建這樣的經濟學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國目前有相當數量的經濟學自編教材，同時也引進了大量國外的原版教材和翻譯教材。一些學校還采用了雙語教學方式，促進了人才培養的國際化。但在內容體系方面，大多介紹已有的研究，聯系本國實際方面以及提供教學服務方面還很不夠。國外一些有影響的出版社所出版的教材大都有配套的教學輔助資料出版發行和維護良好的網站。國內的教材教學案例數量相對較少，且更新周期比較長。究其原因，引進國外教材的案例，雖然可以有不少新的案例，但很多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全盤引入的話價值會縮水，而國內案例的搜集和整理與編寫，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精力，也需要有一些激勵措施。此外，我國也存在經濟學雙語教學應如何提高教學效果的問題，對于初學經濟學的低年級學生，如果能先學習了用中文講述的基本經濟概論，了解基本經濟關系后，再學原版教材，效率會比較高一些，能夠避免雙語教學中，中文英文變換多次解釋的低效率講法。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具備較好的專業英語及理論基礎，適合雙語教學或全英文教學。

二、中國高校經濟學教學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與經濟體制轉軌的特定階段相適應。“一個經濟學與多個經濟學之爭”是經濟轉軌時期的現象。我國1978年開始建設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相應的理論和政策需求。此外，當前我國經濟學的課程設置也與考研等導向有關，有相應的研究生招生目錄，就會引導設置相對應的本科課程。

(二)教與學的激勵機制問題。雖然高校教師內心都希望完善教學效果，但教學研究與服務是費時耗力的，也需要外在有效的激勵。如果高校教師的職稱晉升、考核、聘任只與學術論文、專著等研究成果水平有關而與教學研究和教學效果質量關系不大，教師就會將更多的時間配置于寫科研論文、做課題，相應方面投入的精力必然會減少。從學生的角度看，期末考試和研究生升學考試也像指揮棒，引導著學生對知識掌握的時間分配，比例過大的計算和固定答案的考試方法，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以及學以致用的能力，也會降低經濟學的吸引力和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我國經濟學教學研究仍處于引進吸收階段，未來將進入創新階段。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市場經濟規律研究的經濟學理論教學時間還比較短，這一階段引進消化是主流，而未來吸收和創新將是主流。在教學方法上也將面臨從引進輸入式到改造創新型的飛躍。經濟學的本土化要把有用的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逐漸找到適合解決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正確方法措施，豐富經濟學理論研究。

三、經濟學課程設置和教學改革的對策

(一)嘗試分級教學、梯度推進的教學改革。可以考慮低年級學生開設經濟學原理課程，并在此課程中注意介紹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區別和關系，教學中側重于學科體系介紹，基本理論介紹及應用，增加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問題分析，如微觀的選擇與機會成本，投資理財和創業的知識，宏觀的經濟政策對微觀主體的影響等。高年級學生開設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側重于較深層次理論分析。研究生開設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或者“微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分析”，在數學推導和應用方面可以加深。以上的課程設置劃分比較與國際接軌，對于學生國際交流和學分互認也有益。此外，對于不同的專業，所安排的課程學時及課程教學內容也可以有一些差異，內容安排應有選擇的側重。在有條件的高校(考慮教師英語表達能力和學生的英語接受能力等方面)，可以引進優秀的原版教材，對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進行雙語教學，使學生在了解經濟學一般原理與術語的基礎上更好地理解原著者的思想精髓，促進專業英語的學習，實現由簡入難、由普及到專業的梯度推進。

(二)采用先進的教學方法，提供更多的學習素材，幫助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貝克爾(WilliamE．Beckeretal，1991)等呼吁教師要重視對經濟學教育方法的研究，指出多項選擇題、小品文、案例等在經濟學教育中具有獨特地位，因為社會科學幾乎不可能在重復的條件下進行社會實驗。教師應針對當前在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如:強調邏輯性，而生動性不足，沒有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獨立思考的積極性，在案例教學及強化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不足等這些國內外教學中的難題上多下功夫。對低年級學生的教學，應增加案例教學和背景知識介紹的內容比例，在初級教學階段應注重思想性和啟發式教學，不僅要搜集西方的經典案例，還要注重開發國內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經典案例，并用于教學之中。對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的教學，應適當增加討論式及研究式的教學方法，爭取在這一階段實現內容思想性與形式完美性的統一。由于經濟學教學每章都有大量的圖形分析和公式，黑板作圖和推導會很浪費時間，效果也不好。因此開發高質量的教學課件，不僅能節省作圖時間，提高效率，而且也能增強形象性、生動性和動態效果。為了防止許多教師同時做大量重復性的工作，更有效地使用稀缺的資源，政府和有關部門及高校，可資助一部分有教學研究基礎和思路，并聯合具有相應技能的教師，建設經濟學公共教學資源庫。組織力量有選擇，有計劃、有重點引進和翻譯國外有影響的教材和教研成果，編寫適合中國國情的案例庫、教材、教輔資源等，建立具有示范性的學習網站以共享。出版社和教學及研究人員應加強教輔服務體系建設，并實現資源共享，使更多的教師和學生能夠獲得網上資源甚至免費資源，減少重復性開發的資源浪費，實現教與學，課內與外的補充、互動，也為教師、同行之間的交流提高提供良好的交流平臺。

(三)建立有效的教與學激勵機制。要調動教與學的積極性，必須使教師考核評價體系和學生考試評價制度科學化。中國高校教師在考核晉升等方面，應加大對教學成果和教學效果的評價比重，設立較為科學的評價體系。基礎學科科研應圍繞教學中的問題，可以實行匯報制度，教師可以選擇其代表性的成果參與評價，糾正很多高校教師評聘期過短，重視數量不重視質量的揠苗助長的短期行為和功利主義現象。加大對教學研究質量效果和學術道德的社會監督力度。在對學生進行考核方面，應鼓勵教師進行考試制度改革的研究，注重對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與提升。美國等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國家教育管理部門對教學進行評價主要針對教學的內容、過程管理、考核方式、考題知識點和覆蓋面及考卷難度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美國經濟教育委員會CEE進行教學評估時，要求開設經濟學課程的大學提供評估學生成績的材料:包括試題、問題、作業等，新的評估更重視經濟學的考試方法改革。不同于以往采取有固定答案的考試方法，新的考試增加了考查學生運用經濟理論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內容。學生的考試分為階段性的測試和期末考試，階段性測試類似于學生的平時作業，但主要是考核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數學計算能力。期末考試的試卷計算題都附有公式，不需要學生背記公式，要求學生會運用公式、利用數據計算即可。考試試卷有一定比例的分析題，案例都選自最新經濟類的報刊雜志或教材，需要運用所學知識進行分析。中國教育管理部門對各高校教學的管理和評估方面，應多注重教學實質內容和過程管理監控，而教學形式則可以鼓勵多樣化，并激勵創新。

作者:王黎明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參考文獻:

［1］祝志勇，吳垠．創建與發展中國經濟學的策略［J］．當代經濟研究，2006，1:59～62

［2］劉偉．經濟學教學和科研若干問題的探討［N］．光明日報，2005－10－21

［3］孫祁祥．實踐是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本源與基礎［N］．光明日報，2005－10－11

［4］方福前．新時期西方經濟學如何中國化［J］．學術月刊，2006，3:80～84

第5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環境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它旨在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人類在經濟發展中產生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并研究如何利用經濟手段解決自然資源和環境問題。與具有超過百年歷史的經濟學科相比，它還是一門年輕的學科。發達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在高校開設環境經濟學課程。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環境管理環境中命令-控制型政策成本高、效率低、效果差的問題不斷顯現，以及環境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完善，學術界和管理界逐漸認識到該學科對管理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環境經濟學對環境政策制定的影響隨之迅速擴大，它逐漸成為環境與資源管理的研究者、決策者和學習者教育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我國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盡管我國設置“環境經濟學系”的高校不多，但是幾乎所有設置環境科學系、經濟學系及相關專業的高校都開設了環境經濟學或者類似的課程。由于環境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其教學對學生經濟學背景知識有著較高的要求。而環境科學專業的學生不同于經濟學或者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一般沒有受過經濟學的訓練。環境科學專業課程多、時間緊的特點也不允許他們做這樣的知識準備。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開展環境經濟學的教育和教學是一個必須研究的問題。本文對環境科學專業環境經濟學課程設置、教學目標、內容和方法等進行了探討，旨在為提高本課程的教學效果提供借鑒。

 

1 課程設置

 

目前國內外環境科學專業設置的相關課程有環境經濟學概論、環境經濟學基礎、環境經濟學導論、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等。考慮到環境與資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很多的環境問題是在自然資源利用中產生的，自然資源的有效配置可以減少環境問題的產生。而且在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中，自然資源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對環境科學專業的學生只重視環境經濟學的教育而忽略自然資源經濟學的教育，不利于學生在今后的工作中用整體的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同時，在整個專業的教學體系中，由于總課時的限制，往往很難同時開設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兩門課程。所以筆者認為，從完善學生知識結構的需要出發，設置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基礎課程為宜。

 

另外，大多數環境管理專業將環境經濟學設為選修課，一些學生因害怕該課程難學而放棄這門課的學習。根據筆者了解，現在很多環境科學/環境管理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因為沒有經過環境經濟學的基本訓練而造成知識的欠缺，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政策建議有背經濟學常識而被責難。所以筆者認為應該將本課程設置為專業基礎課。

 

2 教學目標

 

如上文所分析環境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性學科。它不僅與經濟學、環境學有直接的聯系，而且與地學、技術科學、管理科學以及法學等學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總之，其涉及知識面寬，內容廣。盡管環境科學專業的學生的自然科學的背景較好，但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的知識比較欠缺。面對這樣的學生背景和有限的計劃學時，制定明確可行的教學目標至關重要。在有限的時間和學生知識背景的條件下，必須考慮學生將來實際工作的需要、課程的特殊性，以及該課程與其他課程之間的關系來制定教學目標。根據筆者本課程多年的教學經驗以及相關研究經歷，該課程的教學目標應該應該定位于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和經濟學思維三個方面。具體為：(1)掌握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知識和分析評價方法，達到“入門”的目的;(2)掌握運用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分析和解決資源與環境問題的基本能力，特別是掌握環境經濟手段的經濟學理論基礎;(3)培養學生從經濟的角度審視環境與資源問題的習慣;(4)為相關的課程(如：環境評價、環境規劃與管理)打下必備的基礎。

 

3 教學內容

 

環境經濟學包括了從微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到環境和環境問題、自然資源和自然資源問題、環境與自然資源管理政策、綠色GDP核算(涉及宏觀經濟學知識)，以及最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和應用等多學科、多領域的知識和內容。國外高校這門課的課時為54學時(每周2次4課時)，并且要求學生有微觀經濟學基礎。即使對非經濟學專業開設這門課，課時也為54學時。而我國高校環境科學專業的教學體系中，本課程只安排了36課時。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教學任務，教學內容顯然不可能涵蓋環境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因此，必須根據教學目標、課時的限制以及學生的背景來確定教學內容。我們認為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應該包括以下5個模塊：

 

(1)導論。導論模塊主要介紹當前主要面臨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如污染、資源利用沖突、全球環境問題等)，分析環境與經濟之間的聯系;由此導入什么是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為什么需要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等問題。

 

(2)基本經濟學概念和理論。這一模塊主要是針對沒有微觀經濟學背景的學生建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為下一步的學習打下理論基礎。涉及的概念和理論包括費用和效益、供給和需求、經濟效率、外部性、公共物品、產權等，以及環境質量經濟學。

 

(3)分析方法。這一模塊主要介紹環境與資源經濟學中兩種最基本的也是應用最廣的分析評價方法：環境資源價值評估方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Benefit-cost Analysis)。在環境資源價值評估方法部分，側重向學生灌輸這樣一個理念：與其他財產一樣，環境與資源是有價值的，必須將環境與資源的價值納入決策過程之中。收益成本分析是將環境資源價值評估得到的結果納入到決策過程的有用框架。

 

(4)環境經濟政策。這一模塊主要介紹國內外現行的和擬議的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及其理論基礎、這些手段優劣和對資源環境影響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從而引導學生今后在政策的制定和評價中的經濟學思考。

 

(5)自然資源利用和管理。這一模塊主要介紹自然資源(可再生資源、不可再生資源、水資源)在時間上最佳配置的理論。重點介紹漁業資源問題、管理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制定和影響的經濟學分析方法。

 

以上的5個模塊，首先通過導論讓學生對環境與自然經濟學有一個總體的了解，然后從基本概念和理論入手，依次過渡到環境經濟的分析評價方法、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與政策，自然資源利用及管理政策，從而將各章節的內容有機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系統框架，有助于引導學生認識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內在的邏輯規律。

 

4 教學方法和手段

 

在既定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大綱下，采用何種方法進行教學將直接影響到教學效果與同學們的學習熱情。多媒體技術的進步為我們開發先進的教學手段提供了有利條件。改變傳統的黑板板書方式，建立以先進的多媒體手段為依托，課堂講授課后練習、課堂演講與討論、現場教學以及觀看錄像等多種形式相結合的教學方法體系，可以大大提高本學科的教學效果和效率。根據筆者的經驗，以下幾種教學手段特別重要。

 

(1)啟發式教學與案例教學。由于本課程具有文理滲透、交叉性質，初學者對一些經濟學知識及其在解釋環境科學問題上的運用理解較困難。因此，在講授過程要盡可能采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對基本概念、理論的敘述注重確切和深入淺出、對關鍵詞的講解力求準確透徹、對分析評價方法及有關環境管理經濟手段的介紹盡量理論結合實際，并通過提問、啟發、舉例使同學們理解掌握每個知識點。在啟發式教學時配以實際案例能夠提高教學效果。如針對目前我國嚴重的霧霾問題，配合華北地區經濟增長、人口增加、消費增加、重工業布局來分析霧霾產生的原因;啟發學生用經濟學的思維來分析問題，考慮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權衡，從而提出以成本更低的環境經濟手段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強制關閉企業這樣高成本的命令-控制性手段。

 

(2)多媒體課件。為了使課堂講授更加明了、生動，并節省教師在課堂上的板書時間，首先要完成與原版教材相對應的英文多媒體課件的設計與制作。在設計與制作多媒體課件中，充分利用字體、顏色和動畫等功能，并通過插入各種圖表、與相關網站鏈接，力求達到條理清晰、突出重點、加深印象、擴大信息量的效果。由于學生在課前課后很容易通過互聯網或email等方式獲得多媒體課件，故上課時不必將精力用于記課堂筆記，從而讓他們在有限的課堂教學時間里積極思維、積極參與課堂討論。

 

(3)雙語教學。英文教材、英文課件、中英文相結合的閱讀材料和講授，可以讓學生更加深入和透徹理解課程的基本內容。現有中文教材大都從英文教材翻譯或者編譯而來，無庸諱言，翻譯和編譯中存在很多晦澀和謬誤之處。因此筆者認為雙語教學效果要好于單語教學。而且學生在將來工作中要涉及到大量英文文獻，雙語教學可以讓學生熟悉本學科的專業詞匯，為學生將來工作和學習打下基礎。

 

(4)課堂討論和現場調查。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除了具有鮮明的交叉性，應用性也是其一大特點。為了進一步提高教學效果，在教學過程中可以結合授課內容，以問題為導向，定期組織學生有針對性地開展課堂討論，讓每一位同學都有上臺演講的機會，師生平等參與討論，大家各抒己見，取長補短。同時盡可能安排現場教學活動(包括觀看有關錄像)，或結合教學組的在研課題組織學生參與現場調查。實踐證明，這種生動活潑和多樣化的教學方式有利于同學們調動積極思維、發揮潛能、發展個性、展示才華，從而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學和對環境問題的綜合分析能力及其綜合素質，同時收到好的教學效果。

 

5 結論

 

環境經濟學是一門由經濟學和環境科學等多學科相互交叉、有機結合形成的邊緣性學科，它試圖從經濟學的視角、運用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來探討環境與資源問題，在資源與環境政策制定中起重要作用。無論從環境科學/環境管理專業辦學定位或人才培養目標來看，本課程都是一門不可或缺的重要課程，其定位應該是為完善環科科學/管理學生專業知識結構而開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本課程的教學目的在于使學生了解“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總體輪廓和最主要的內容，掌握其基本的理論知識和分析評價方法及其應用，培養學生運用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分析和解決環境與資源問題的能力;針對本學科和學生的特點，本課程主要教學內容可以包括5大模塊：導論、基本理論、分析方法、環境政策、資源管理;為了提高本課程的教學效果，要建立以先進的多媒體手段為依托，課堂講授課后練習、課堂演講與討論、現場教學以及案例研究等多種形式相結合的教學方法體系，要特別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

第6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關鍵詞：專業建設 市場經濟 能力 經濟意識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4-129-02

一、前言

西方經濟學課程是高職高專院校財經管理類專業的公共必修課和專業基礎課,也是教育部規定的經濟和管理類各專業的10門核心課程之一。各高職院校，特別是經濟管理類的高職院校雖然對這門課程的相對投入不是很大，但是從對課程建設的重視程度看普遍都很高。我校的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在經費與教學任務都很緊張的情況下，通過多種手段或抽調相關專任老師進修深造以提高老師的學術水平，或去兄弟院校考察學習、交流經驗，辦法想了很多。但從筆者多年從事經濟學教學的實踐看，教學效果并不理想。我校的情況是這樣，其他兄弟院校，甚至從全國范圍看，高職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基本上也差不多。

從筆者最近做的教學實證調查也證明了上述觀點：在對開設經濟學課程的部分高職院校的學生抽樣調查分析中，筆者發現90%以上的學生認為西方經濟學很難、很抽象、很枯燥，不到10%的學生認為收獲較大,滿意度高；34%的學生感覺無效果，其中有一小部分學生一學期的學習下來竟然還不知道西方經濟學是講什么的；絕大部分學生，即使期末考核成績較好的學生也只是停留在對西方經濟學基本知識的死記硬背上。

正因為如此，很多的專家、學者以及一線從事經濟學教學的高職老師就如何提高經濟學教學質量從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向學生回答高職有關專業為什么要開設經濟學這門課程，或者說我們不能明確高職經濟學的教學意義或目的，那么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可以這樣說，對老師而言：只有明確高職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我們才能確定向學生講什么，即確定教學內容；也只有明確高職經濟學的教學目的，研究教學手段、教學方法等才有含義。對學生而言，只有明確高職經濟學的教學目的，學生才能明白學習經濟學的意義，才有動力。

因此，高職經濟學教學目的的研究是解決高職經濟學教學中所有問題的關鍵，但是在高職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很少有人專門探討這個問題。下面是筆者結合多年的高職經濟學教學實踐以及高職各有關專業對人才的要求，談談對高職經濟學教學目的的幾點認識。

二、從專業建設的角度看，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各專業設置其他專業課的基礎，也是學生學好其他專業課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科學，而高職高專院校的辦學定位是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這一定位決定了高職高專教育就是一種職業教育。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科學，它對于學生的職業生涯幫助并不是很大。但是其基本原理與基本概念是經濟管理類各專業知識的基礎，離開了它學生就不可能很好地掌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因此，高職經濟管理類專業開設經濟學這門課程絕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須，其目的就是幫助學生在專業學習中準備一個必須的理論基礎，使之能夠更好地學習和掌握應用性的專業知識或技術。

從教育部公布的高職高專專業列表看，經濟學涉及的專業有財政金融類21個，財務會計類8個，經濟貿易類7個，市場營銷類6個，工商管理類12個，共計50多個專業。如果我們從高職這些相關專業的培養要求看，經濟學在各專業中的基礎地位表現得更加具體。下面主要是從上述專業大類的角度，對經濟學的專業支撐作用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高職經濟貿易類專業的學生在今后職業生涯中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從事經貿類業務，開展這類業務就必須要了解我國經濟的方針、政策和法規；熟悉企業的組織、經營、管理以及經濟貿易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識和基本規則；掌握經濟與貿易的基本理論。而一國經濟方針、政策和法規的制定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經濟貿易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并且所有的經濟貿易理論也是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因此，要想掌握經濟與貿易的基本理論以及更好地了解我國經濟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就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濟學知識。此外，經濟學里的一些經濟學概念及原理是我們熟悉和掌握經濟貿易規則的工具。可以說，不具備經濟學方面的基礎，就無法學好經濟貿易類專業。就拿國際貿易專業來說，沒有經濟學作基礎，國際貿易理論就學不懂，國際貿易政策就吃不透，國際貿易的一些術語就不好理解，國際貿易的規則就不好掌握，也就更不用說去開展與之相關的業務了。

其他幾個專業大類也是一樣，比如：學習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成本理論等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對市場營銷類專業的學生而言是必須的，特別是在進行市場調查、市場預測以及制定價格策略方面，這些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更顯得突出。

財政金融類專業的學生今后所從事的職業也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學生同樣必須具備足夠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才能吃透政策，更好地從事相關工作，比如：宏觀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我們制定財政、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如果我們不能掌握這些理論就不可能順利地從事諸如銀行計劃、信貸、結算以及信托投資、保險、證券與外匯交易、融資、租賃等業務的操作，更不用說運用現代金融管理方法來分析和解決工作中的問題。

財務會計類專業學生今后所從事的工作必須要具備會計和現財方面的專業知識，經濟學中成本理論關于各類成本的論述是會計的基礎、財務管理的基礎，沒有這些方面的知識，就不可能掌握會計和現財方面的專業知識，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去從事諸如資本經營、制定財務戰略和政策等方面的工作。

高職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今后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運用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分析和解決各類基層管理中的問題，因此，學生必須熟悉國家經濟法律、法規及企業的基本運作過程，經濟學中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理論是企業管理的基礎，而經濟學中關于企業作為一個追求最大利潤的經濟人的認識，更是我們了解企業運作的基礎。

綜上所述，從專業支撐的角度看，我們高職經濟管理類專業培養應用型人才與必需的經濟學理論的學習是不矛盾的。

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角度看，學習經濟學對于學生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掌握其運行規律并有效參與市場競爭具有很大的借鑒和激勵作用

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科學，其基本原理從本質上講就是一門市場經濟學，是對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的經驗概括和理論總結。它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解釋了市場經濟體制國家中的經濟當事人的行為和經濟現象，為制定經濟政策和進行經濟管理提供思路。

高職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部分從資源配置的效率出發，論證了“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它的市場競爭越充分，其社會經濟效率也越高”的道理。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更有提高經濟效率的需要，因此，我們現在也倡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對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部分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生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也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認識。不僅如此，還可以提高學生今后在參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

宏觀經濟學從整個社會資源的利用出發，提出了政府制定經濟政策并進行經濟管理的依據，這對于學生認識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理解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并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意義重大。

四、從培養和提高學生能力的角度看，經濟學具有其他課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經濟學是科學，也是一個方法體系，學生在學習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同時，也在學習和掌握這樣一個方法體系。經濟學理論在推理的過程中運用了大量的數學及邏輯推理的方法，比如：數理模型分析法、邊際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等。雖然這些方法相對于學生而言確實比較抽象，并且絕大多數學生也是第一次接觸和學習這樣一個方法體系，學習起來有點費勁；但又是必須學習和掌握的，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今后其他專業課程的學習，更加有利于全面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從提高學生素質的角度看，學習經濟學還可以幫助學生養成一種經濟意識即培養學生的經濟頭腦

學生通過經濟學的學習還必須養成一定的經濟意識，這種經濟意識是一種包括商品經濟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創新意識、危機意識、風險意識和質量意識等各種意識在內的一個綜合體。今天的學子是未來市場經濟建設的參與者，也是市場競爭的主體。這種意識的養成既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體會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交換給我們帶來的實惠和好處；還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市場競爭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并促進學生自覺地去維護和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經濟的競爭秩序；也能夠促成學生養成良好的經濟行為即在經濟實踐中實現如何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并在市場競爭中如何有效地參與競爭。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湖南商務職業技術學院經濟學改革課題成果之一，項目編號：0901]

參考文獻：

1.王慧穎.應重視大學生經濟學應用意識與能力的培養[J].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2)

2.高鴻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高鴻業教授訪談錄[N].北京日報，2004.10.11

第7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委托理論；國有企業；改革

【作者簡介】王炳文（1984—），男，陜西榆林人，北京交通大學產業經濟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國有企業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但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特點和公司治理機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委托問題在國有企業中普遍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推進，國有企業產權趨于明晰，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監督機制得到強化，委托問題得到緩解，但仍然在現實和理論兩個層面上面臨一些困難。本文旨在委托理論的視角下，對此進行討論，以期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有所裨益。

1.委托理論綜述

在傳統微觀經濟學中，企業被視為一個僅由投入產出的生產函數所決定的黑匣子，其內部組織被完全忽略，這種簡單的抽象導致企業的許多行為不能得到適當的解釋。美國經濟學家Berle和Means（1932）較早注意到了企業內部關系的重要性，并在其著作《現代企業與私人財產》中提出了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命題。20世紀60～70年代開始，更多經濟學家（Wilson，1969；Ross，1973；Mirrless，1974）深入到企業內部組織的研究之中，并對企業中存在的委托關系進行了深刻分析，創立并發展了委托理論。委托關系是指委托人通過明示或隱含的契約，指定或雇傭人為其服務，授予人一定權限，并根據服務數量和質量支付相應報酬。委托理論的主流觀點認為，生產的專業化是委托關系產生的基礎，但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委托人和人的效用函數不一致等原因，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利益沖突，使得人具有偏離委托人利益的沖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人行為很可能最終損害委托人的利益。

為了對人行為進行量化描述和研究，30多年以來，委托理論中運用和發展了各類模型。基本的委托模型描述了靜態條件下的人行為，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Wilson（1969），Spence和Zeckhauser（1971），Ross（1973），Mirrlees（1974，1976），Holmstrom（1979）等人的研究成果。靜態模型為刻畫人行為打下了基礎，但事實上，委托關系往往并不是靜止的和一次性的，為此，動態模型被引入委托理論。重復博弈模型（Radner，1981；Rubbinstain，1979）是較早研究委托問題的動態模型，證明了在長期的委托關系中，委托人可以相對準確地推斷人的努力程度，且長期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的風險，能夠更好地促使委托人和人履行合同義務。人市場聲譽模型（Fama，1980；Holmstrom，1982）是委托理論中另一個重要的模型，認為人會為了改進其市場聲譽而努力工作，從而表明除顯性的激勵合同外，隱性激勵也同樣有效。棘輪效應則源于對蘇聯式計劃經濟制度的研究（Weitzman，1980），并被應用于解釋委托人和人風險分擔不一致時激勵機制的弱化（Ricart & Costa，1986）。此外，Holmstrom（1982），McAfee（1991），McMillan（1991）和Itoh（1991）等人還對人同時多項任務和委托人面對多個人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除對人行為進行研究之外，對于委托人的行為模式及監督管理機制的研究成果也十分豐富。相對業績評估的錦標制度（Lazear & Rosen，1981；Green & Stokey，1983）是決定人工資基礎的易操作模型，并被認為可以解決委托人的道德風險（Carmichae，1984；Malcomson，，1984；Bhattacharya，1983；Malcomson，1984）。Solow（1979）和Shapiro & Stiglitz（1984）等人則認為較高的工資水平是委托人為防止人偷懶而采用的激勵方法。與給定委托人和人的標準模型不同，張維迎（1994，1995）提出了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即委托權應當如何在不同的企業成員之間分配，并證明了應根據企業成員在生產中的相對重要性和監督上的相對有效性，來決定最優委托權安排。

2.國有企業委托關系中的現實問題

委托理論自問世以來，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事實上，國有企業不僅存在著委托人和人信息不對稱、目標函數不一致等條件下，委托理論中的一般性問題，同時還因其自身的一些固有特性，使得委托關系有著不同于其他企業的特點。

第8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關鍵詞：教育；經濟學；經濟效益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185-02

一、 教育經濟學的成熟以及宏觀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教育經濟學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其基本標志是人力資本理論的成功。厲以寧(1984)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在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研究智力投資的經濟效果的科學”；或者，“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智力投資的社會經濟功能和經濟效果的科學”。邱淵(1989)則認為：“教育經濟學從教育具有經濟性能的角度來觀察教育事業的全過程，它把教育過程同時當作一個經濟過程來看待，從教育與經濟之直接關系中來研究教育經濟性能的客觀規律性”；“教育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教育工作的經濟功效及其經濟條件的學科”。全國教育經濟研究會編寫出版的《教育經濟學概論》(1983)指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與經濟相互關系及教育領域內經濟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具體地說，教育經濟學是通過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作用，從勞動者的智力水平與教育訓練關系的角度，從科學知識延續、積累、發展與教育關系的角度，來闡述教育對社會生產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作用。”

由上述對教育經濟學研究對象和范圍的界定可以看出，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成熟的教育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部分：一是宏觀教育經濟學主要研究教育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經濟關系和相互作用的規律；二是微觀教育經濟學主要研究教育領域自身的經濟現象及其規律。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到來時，我國教育界和理論界已經對教育是一種基礎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產業達成了共識。于是，研究教育產業與社會經濟的相互作用及其規律就是宏觀教育經濟學的對象和任務，而研究教育產業自身的經濟現象及其規律就是微觀教育經濟學的對象和任務。在宏觀教育經濟學的體系結構中，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和相互作用有條件和功效兩個方面。教育的經濟條件是指教育的可用經濟資源，也即經濟對教育的投資，體現出教育對社會經濟的依存性或社會經濟對教育的制約性。教育的經濟功效是指教育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或收益，也即教育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體現出教育對社會經濟的促進性或社會經濟對教育的依存性。教育與經濟的相互作用關系如圖所示：

在微觀教育經濟學的體系結構中，教育的投入產出關系、即教育投資的產出水平也即教育產業和教育過程的經濟效率或經濟效益是核心。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要研究教育投資的成本效率和成本效益。

二、教育的經濟效益

1.教育經濟效益的定義和內容

宏觀教育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經濟效益。教育的經濟效益是指通過教育提高勞動者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勞動能力和素質，提高整個社會的知識總量和科技文化水平，從而在物質生產部門取得國民收入的增長；上述國民收入增長額在扣除用于教育和培訓的全部經費之后得到的余額或純收益，即是教育經濟效益的量值。

教育經濟效益的概念表明：教育投資并非單純消費性、福利性投資，而是與物質資料投資類似，甚至效益更大的生產性、建設性投資。

教育的多重(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作用、職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教育的多重效益。總體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精神上的效益：在人類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功能；二是物質上的效益：在人類物質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功能。

教育的經濟效益又可分為兩大類：

一是社會經濟效益：經訓練的勞動者，在社會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社會創造更大的作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增加國民收入；

二是個人經濟效益：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個人能得到更多的勞動報酬。

2.發揮教育經濟效益的前提條件

(1)教育發展應與經濟發展協調適應。各級各類教育的規模和發展速度應同經濟建設的規模和發展速度相適應，兩者在數量上要協調發展；教育的層次、專業結構要和經濟部門的增業、行業與人才需要結構相適應。

(2)教育質量應有保證：各級各類的教育成果應達到教育目標、確保質量合格。

(3)要有配套的專門人才和勞動力使用管理制度和正常的經濟建設環境：如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人事管理制度、勞動工資制度、正常的生產秩序、飽滿的生產任務等。

3.教育經濟效益的特征

(1)間接性。教育過程并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教育過程首先培養人才和勞動者、開發智力、創造和傳播知識、科技文化，然后由經過教育和培訓的人才和勞動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創造經濟效益。

(2)遲效性。教育的經濟效益要等教育過程結束后，接受教育和培訓的人才和勞動者進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后才開始創造和產生出來。

(3)長效性。教育和培訓的人才和勞動者將在他們的畢生中不斷創造和產生經濟效益，因教育而創新的社會知識總量和科技文化也將對社會經濟建設產生長期的經濟效益。

(4)多效性。教育既通過其培養的人才和勞動者，也通過其創新和傳播的社會知識總量和科技文化多主體、多層次、多渠道、多維度地創造和產生經濟效益。

(5)綜合性。勞動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創造和產生的經濟效益總是同其所受的全部教育和培訓，以及自身的人生經歷和社會經驗的總和有關，即永遠是一種綜合的結果。

三、教育經濟效益的計量

1.教育經濟效益計量上的復雜性和艱難性

(1)勞動生產者因接受教育和培訓而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于上述種種特征而變得不易計量；

(2)與勞動生產者的勞動生產率相比，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對物質資料生產的貢獻更難計量；

(3)因教育和培訓而創新和傳播的社會知識總量和科技文化水平對物質資料生產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易計量；

(4)存在其他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如社會精神文明水準、職業道德水準、人口控制和健康水平等。

2.教育經濟效益的計量指標

(1)勞動生產率的增量

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和素質就是提高勞動力的質量：知識、技能；智力、能力、開拓性、創造性；道德品質、責任性、作風紀律等。

直接相關指標類：生產定額完成率；產品質量合格率等。

積極條件間接相關指標：先進生產(工作)者比例；技術水平或等級比例；掌握新工種、新技術、新工藝速率；合理化建議與技術革新的數量及價值比等。

消極條件間接相關指標類：事故率；生產工具、設備損壞率；成本(原材料、能源)消耗率等。

(2)國民收入增量比

這是國際上較流行的考核和計量教育經濟效益的綜合指標。用報告期和基期比較，考核在某一歷史時期的國民收入(全部凈產值)增長額中，由于國民教育水平(程度)的提高所作的貢獻占有的比率。

(3)教育投資(費用)收益率(回收率、回收期)

考核和計量教育經濟效益的又一綜合指標，但有較多爭議。

Discussing about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

CUI Jia-shan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 League，Harbin 150001，China)

第9篇：微觀經濟學經濟效率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 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