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宏觀調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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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是指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就要求我們改變傳統觀念，構建新形勢下的土地管理宏觀調控體系和科學發展新機制。土地管理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也會受到科學發展觀的啟發和指引。

一、對科學發展新機制中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原則的認識

土地宏觀調控是政府以土地作為手段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和措施的綜合。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同樣也使得我們對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原則有了全新理解和認識。土地管理是宏觀調控的一部分，因而，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也必須以宏觀調控的原則為指導。

首先，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土地是人類生存的根本要素。然而，土地是一種稀缺資源，因而，無論是土地作為一種資源配置還是作為一種權利配置，必然要求公平分配。公平配置原則也就必然成為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原則之一。如在宏觀上，必須考慮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公平。而在農用地內部，則要依據農村產業結構及其變動對土地的要求考慮如何實現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之間的合理、公平配置。

其次，科學發展觀是全面協調的發展觀。土地資源是一種有限的重要資源，土地資源需求的增長性與土地資源供給的稀缺性之間的矛盾歷來是土地利用的核心問題。因而，公平配置后的高效利用成為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另一重大課題。所以，高效利用原則也將是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原則之一。

再次，科學發展觀是可持續的發展觀。人類社會生生不息，土地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有限資源，不僅要強調當代人之間的分配公平，更要重視代際之間的機會公平；不僅要重視當代人之間的數量分配的公平，更要重視代際之間在土地利用條件和環境之間的公平。因而，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原則將是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又一原則。

原則是概括性地對事物特性的描述和總結，這也使得原則具有開放性。我們不能否認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中其他原則的存在，但公平配置原則、高效利用原則，以及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原則必將成為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

二．對科學發展新機制中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內容的認識

近年來，由于我國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傳統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發生作用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社會經濟宏觀調控的要求，這也催生了土地宏觀調控這一新課題。科學發展觀不僅要求“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這也讓我們對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內容有了更系統的認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供應調控 。土地在我國是一種稀缺的國有壟斷資源和生產要素，土地供應的宏觀調控無疑是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最主要內容。建設用地總量是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控制建設用地總量，是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建設用地總量調控主要通過編制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年度計劃來實現。

2、現存用量控制和潛在存量盤活的可持續調控 。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因而，解決有限的土地供應和不斷膨脹的土地需求之間的矛盾最主要的辦法還是節約和集約利用土地，這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提出的本質要求。存量土地是指現有城鄉建設用地范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產出低的土地，即具有開發利用潛力的現有城鄉建設用地。國家通過與此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來實現用量控制的可持續調整。與此同時，國家通過鼓勵推進閑置土地清理和建設用地整理，加強城中村改造和舊城改造來實現潛在土地存量盤活的可持續調控。

3、土地資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并重的統一調控

十七大報告在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建設“兩型”社會，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由于資源環境問題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場無法達到資源配置最優狀態解決資源環境問題，需要將負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內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資源濫用；將正外部性的社會收益內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服務達到社會最優的供給水平，等等。由于傳統市場機制無法通過看不見的手解決外部性問題，因此，我們必須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土地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資源，而且是具有壟斷性的資源，因此，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和“兩型”社會建設的號召下，改變過去只重視土地經濟效益，加強土地的生態效益保護和調控也將成為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內容之一。

三、對科學發展新機制中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目標的認識

首先，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實踐表明，土地管理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所以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目標也必然受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約束，即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這也是“全面發展觀”對作為宏觀調控的部分之一的土地管理服從于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必然要求。

其次，“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目標離不開耕地保護這一基本國策。耕地保護目標是土地資源管理的首要目標，這也是由我國的特殊土地國情決定的。所以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一定要實現耕地保護、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的目標。

第2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理論性較強，也要求學生有較強的理論學習能力。一般看來我國現有的本科院校中，一部分學校偏向科研的教學，這部分院校的學生理論學習能力較強。相比之下，另一些學校特別是三本類院校學生的理論學習能力比較薄弱。這樣由于學生學習能力上的不足導致宏觀經濟學本身教學上的困難。鑒于此，有必要針對不同的學生狀況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同時教學的內容也應該適當調整。而目前看民辦院校學生的畢業學分的獲得主要通過期末考試的方式。期末考試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學校的期末考試普遍強調的是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的學習，而缺少對實踐理解的要求。

二、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

多少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明確，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是改革的目標。到目前我們國家已建立基本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第一，現在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已經形成，為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奠定了基礎。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由市場決定，政府對價格的干預在逐步減少。第二，市場的競爭性和有序性不斷提高，維護市場有序性的法律逐步完善。比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期貨市場管理條例》等的出臺為市場秩序的規范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分別行使不同的對經濟的調節權，中央當局也同時行使對貨幣市場的調節權。特別是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中所起的作用是越來越明顯。

1）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為宏觀經濟學的實踐提供了逐步改善和提高的基礎。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所有的理論分析都是以完善的市場體系為基礎的。宏觀經濟學首先要讓學生理解的是國民收入即GDP的概念，GDP的核算就是以市場形成價格為基礎的。其次，宏觀經濟按支出把GDP分為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各種商品市場的完善和投資市場的發展、以及政府的調控都為宏觀經濟學的這部分理論教學提供了很好的實踐基礎。再次，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幾年的宏觀調控實踐使學生容易對什么是宏觀調控產生興趣。

2）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教學也應該能夠使學生理解什么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宏觀經濟學首先強調的是需求決定供給，即需求決定產出。那么需求有哪些呢？宏觀經濟學把需求分為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需求和國外需求。需求要能夠對產出起決定作用那么必須通過市場完成。沒有完善的市場體系，沒有價格機制的需求決定產出的作用就很難達到。根據宏觀經濟學的這一分析，我們國家就必須要有完善的各種市場：消費品市場、投資產品市場。而在這些市場中又必須讓價格機制發揮應有的作用，政府不應該過多干預，否則市場的運行就會發生扭曲。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民收入的決定，以及當國民收入不足是政府應該起的作用。既然一國的產出取決于消費、投資、出口，那么當居民的消費傾向和企業的投資傾向不足時，政府應該起到主動調節經濟的作用，即增加政府的購買支出，而當居民的消費傾向和企業的投資傾向過高時，政府就應該減少購買支出，這樣就可以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

三、如何激發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興趣

（一）使學生能順利和簡潔的理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和主要內容

要做到是學生比較容易的理解宏觀經濟學的知識內容是提高學生宏觀經濟學學習興趣的必要條件。那么要做到這一點，教師上課首先要熟讀教材，并且對相關內容的理解要透徹。其次準備好對比較難以理解的內容用不同的方式和思路進行講解。再次上課前要準備好足夠的課件資料。課堂的資料可以包括教學ppt，提供給學生一些參考書、影像資料等等。

（二）聯系熱點問題進行課堂教學

第3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房產紅利 宏觀調控 合理分配

一、紅利主體的分析

在當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上主體主要是政府、房地產開發商、中介商、普通購房者、有多套房產的炒房者，還有房地產相關企業。

（一）政府

高額的土地利益，房地產行業發展越來越高的稅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財政被房地產市場綁架。

（二）房地產開發商

一般來說是一手房出售的利益，開發房產然后出售，可能有一些附帶比如車位，車庫等，出售了之后獲取利益。

（三）房地產中介

中介的方式是很直接從中獲取差價。

（四）炒房者

擁有多套房產，在價錢比較高，自己的預期內出售，來獲取與之前購房時的差額，一般情況下房價不斷上漲獲利就會很大。

（五）相關產業

主要包括建筑行業、建材行業、家電行業、裝修行業及其他一些行業。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很明顯會促進這些行業發展，房產開發給予建材行業影響建筑行業影響。而裝修行業等在房屋建好之后獲得更多的工作獲取更多利益。

二、房地產市場價格變動對房地產紅利的影響

（一）房價

隨著房價的上漲，政府作為高房價造成的高房產稅收的征收者，自然會從中獲取一定的現時利益，從長遠來看，由于房奴們背負著沉重的房貸，會嚴重抑制內需，不利于經濟轉型，會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造成嚴重社會問題。

在房價持續高漲的情況下，房地產開發商、炒房者、建材企業在這場房價熱戰中獲取的紅利不斷增加，隨著房價的上漲，開發商開發住房的成本雖會有一定程度的上漲，但總體情況是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房價上漲的幅度，同時土地讓出價格相對而言是比較低的，所以開發商在一定程度是房產紅利的受益者。

（二）租金

房地產一部分是用來投資的，投資的一部分是用來出租以獲得租金收益的，因此租金的變動對房產紅利會有一定的影響。租金高的時候，房產對投資人帶來的紅利是增加的，同時租金又會對投資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影響，從而又推動了房產紅利的產生。

（三）土地價格

土地價格影響房地產商的開發意愿，進而影響炒房者、建材家居市場等企業和個人的紅利，影響政府的利益。土地價格的變動對房產紅利的影響不是單一的，房價上漲導致地價上漲，地價上漲同時又會造成房價上漲，它們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

三、宏觀調控政策下房產紅利的重新分配

（一）宏觀調控對房產紅利各主體的紅利分配影響

從大的環境分析，國家宏觀的政策方向是保持房地產積極健康向上的發展趨勢。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將使房地產開發企業面臨優勝劣汰的局面，但對資金雄厚及品牌開發商有利。宏觀調控以鼓勵開發中小戶型為主，中高檔大戶型的購買行為將受到限制；小戶型產品市場供應量巨大，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高檔大戶型由于其目標客戶群具有較強的支付能力，宏觀調控對其紅利影響不太大。

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對于一些資金薄弱、根基不穩、消費者認可度低的房地產開發商所獲紅利會在一定程度下降。而對于炒房者來說，宏觀調控對紅利的影響可能會有消極的一面，宏觀調控政策一定程度上會使房價上漲幅度降低甚至會使房價有一定的下降，這就導致炒房者的投資收益可能會有一定的減少，當然對于投資需求市場較大的地方總體還是有紅利可圖的。

（二）恰時的宏觀調控政策影響紅利分配

國家宏觀調控必不可免，隨著房價的持續高漲給了國際游資以可乘之機，大量游資進入中國房地產業享受著人民幣升值以及房價升值的雙重利益，這就等于給中國經濟埋下了一個不定時炸彈，一旦人民幣停止升值并開始貶值，房價不再上升時，這些游資極有可能同時撤離，其危害程度跟房產泡沫成正比，因此要降低游資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而在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減的情況下，一定要宏觀政策調控到位，控制住房價，減少國際游資紅利。

四、如何構建合理的房地產紅利的分配制度

通過給紅利各主體提供有用的建議，使其更好地抓住紅利商機，從而使紅利更加合理的分配到各紅利手中，也因此實現我們構建更合理的的房地a紅利分配制度的美好愿想。對各紅利主體的建議如下：

（一）對政府的建議

堅持房地產業調控，促進房價合理回歸、增加供給、打擊房地產投機行為、老“四限令”轉變為“新四限令”（限制利潤、限制囤地、限制炒房、限制閑置）、走出“土地財政”怪圈。土地資源是有限的，應當確保可持續發展，改變傳統的單一追求GDP的發展觀念，竭澤而漁式的“土地財政”已不再適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理念。

（二）對消費者的建議

積極關注房產信息，轉變住房觀念，盤活二手房和租賃市場。市場交易中有句俗話：買的沒有賣的精。說的是在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買方相對處于信息的弱勢方，出售者總是想方設法裝飾出售商品的形象以期最大限度抬高出售價格。另一方面，消費者要轉變心態，改變傳統的一套房屋住一輩子的置業觀念，解決住房問題不僅僅可以通過購買新房的途徑，二手房、租賃業也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式。

（三）對開發商的建議

認清形勢，提升社會責任感，增加房產供給的流暢度。這次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已經上升到政治高度，在持續不松懈的政治干預調控形勢下，開放商與房地產其他從業人員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次調控的政治意義，考慮問題的態度要從大局出發，而不能只是從局部市場、局部利益和小企業利益來理解目前的國家地房地產的態度，保持與目前國家輿論一致的方向才是正確的選擇。

（四）對投資的總體建議

在一個城市買房，買的就是這個城市提供給你的良好的就業機會與商業機會，便利地獲得這個城市及房子周邊教育、醫療、生活、娛樂與交通等等公共服務的機會，這才是真正買房的目的，也就是說房子除了住的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才是支撐房價的主要因素，而這些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不斷增加的機會就是房子的投資價值。因此房子的周邊未來會有配套設施的增加，那么這樣的房子就有升值空間。

參考文獻

[1]王峰峰.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分析.西南財經大學，2015.

[2]譚必奎.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因素分析及解決對策[J].時代金融，2016.

[3]丁寧.簡析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因素[J].經濟研究導刊，2015.

第4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摘要】土地管理作為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實現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相關問題，提出了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若干途徑供參考。

【關鍵詞】土地管理 宏觀調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開始，中央提出將土地政策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綱領性文件，明確要求國土部門利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對土地總量和利用結構進行干預，以加強對經濟總體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2006年8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轉折c，體現了中央決定通過土地閘門（又稱之為“地根”）實現對經濟調控、土地保護等多重目標，這是我國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宏觀調控措施的必然選擇，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重大戰略措施。今后，必須從站在實施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充分發揮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積極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從而實現對我國宏觀經濟進行重要的調控作用，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2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問題

2.1缺乏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

長期以來，我國在制定具體的土地管理政策時缺乏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主要是由于將土地管理作為國家或地方宏觀調控手段還處于摸索階段，既缺乏理論研究成果，又缺乏實際經驗。基于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要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功能，不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決市場經濟體制下土地市場混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土地違法現象、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還要求土地政策能夠從戰略層面上對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通過不同地區的土地政策來引導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及地方經濟轉型發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標相互博弈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加強耕地保護、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則一味地追求GDP第一，過于強調經濟增長，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標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體的土地利用政策時，存在著相互打架的現象。眾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動產，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著土地的監控權和審批權，而具體的土地使用權則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體土地利用過程中存在土地違法違規現象時，土地用途已經發生改變。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違法現象存在時間差，才導致地方政府一味地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領導個人政績而亂占濫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閘門”長期控制不緊而直接影響了國家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不完善

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30%要上繳中央財政，70%要留給地方政府專項用于耕地開發。但事實上這70%的有償使用費由于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機制不完善，在現實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專款專用”，實際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顯然不知情。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征收和出讓行為，可以獲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這種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對于中央的土地政策執行力度不夠到位，甚至“陽奉陰違”。因此，要使我國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發揮宏觀經濟調控作用，首先就必須要對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土地收益進行合理分配，同時也要更進一步地加強對土地收益分配的監督。

2.4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未發揮“龍頭”作用

從我國前三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的情況來看，各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發揮出規劃的“龍頭”作用，各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難以在實際中落實，使得規劃只是流于“手上畫畫、墻上掛掛”。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現行體制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約束力不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經過多方論證并由上級政府嚴格審核批準并實施的，從法律層面來說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約束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一旦審批通過，就必須嚴格執行，否則就是違法行為。而現實情況卻是現行的規劃大多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領導的意圖，一些領導一味地為了追求個人的政績而無視規劃的嚴肅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規劃在執行中權威不夠、約束力并不強，難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上下級銜接不夠，具體表現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礎工作不扎實，規劃編制采用的基礎數據不實和缺乏深入調查研究、評價反饋及論證等步驟，導致基礎數據不詳實、上下級溝通不暢、相互銜接不力，導致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作用并不能有效發揮出來。

3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途徑

3.1調整土地供給結構，優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實現土地管理積極有效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引導和調節宏觀經濟總體運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能否起到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給政策不同，則其所產生的激勵與約束作用也會有所差異，會導致土地利用主體、相關利益主體在土地開發利用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選擇結果，從而會直接影響土地資源利用及配置效率。運用土地供給政策實現參與宏觀經濟總體運行調控，就其本質而言，是以各級地方政府對土地供給總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預，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以及優化土地資源在不同地區、行業和部門之間的配置，進而實現對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3.2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統領”作用

目前，我國依然處于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市場機制自身還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僅僅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很難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因此客觀上要求中央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我國《土地管理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及其嚴肅性，根據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城鄉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區和控制不同用地類型的數量，從而達到從宏觀上來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布局、調控土地供應總量和結構以及有效保護與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級土地利用規劃參與區域宏觀調控的作用，繼續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堅持以供給引導需求的原則，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統領”作用；同時，嚴格執行實施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充分運用新一輪規劃參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嚴禁修改調整高標準基本農田保護示范區，對于確實需要修改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務必要從嚴審查、從嚴監督管理，確保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

3.3構建土地政策調控體系，強化其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政策、土地供給政策、土地市場政策、土地稅收政策、不動產登記政策等。今后，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能就要努力構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體系，加強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間、不同的土地政策與外部實施環境之間形成有效的配合與互動關系，尤其是要進一步強化土地資源、資產和資本“三位一體”的屬性，要充分地意識到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不僅是調控土地資源、土地資產，更是調控土地資本。同時，要進一步強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項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因此，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就必須要堅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步伐一致、協同推進。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加速轉型，如果完全采用發達國家或地區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難以有效完成現階段宏觀調控目標。因此，在現階段積極有效推進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完善、有效發揮調控功能的同時，要強化土地政策與貨幣、財政政策的協調與配合，這就要求未來土地宏觀調控政策要堅持國家一攬子宏觀調控政策統領，既要主動出擊、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又要能夠及時與其他政策協同一致；又要適時考慮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錯位”，只有如此真正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

參考文獻：

[1]關濤，吳次芳，宋曉杰.土地管理宏觀調控政策的思考[J].農場經濟管理， 2004，（5）.

[2]葉劍平，吳正紅.正確理解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J].中國土地，2006，（11）.

第5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政府提出要防止經濟從較快轉變為過熱，價格從結構性上漲轉為明顯通貨膨脹，宏觀方面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層層往下落實看來還有一個過程。

說到一月份如何，有的地方就說了，要開門紅，這是一個很熟悉的名詞，就是要開足馬力生產，一月份就要以高速度增產。可是有的企業由于天然氣供氣不足，只能維持設備運轉。

關于較快和過熱，有的地方說了，我原來基礎比別人差，因此不是過熱的問題，而是熱得還不夠。

現在許多地方加快速度、爭上項目，壓力層層分解，處處下達。有的地方提出以發展(速度)論英雄，以項目看成績的口號。你看不少地方的去年總結和今年打算，抓發展都是一條一條的，非常具體，抓防過熱、節能減排和控制物價卻干巴巴，幾乎都是照搬照抄。

當然許多地方是好的，有一個市列出50戶重點企業情況，絕大多數都專門列出節能減排具體措施。

這些天不少地方同志都忙著進京、跑省城，無非是為了爭取資金、跑項目。

現在不論東南西北，千差萬別，相當大多數市都提出工業立市、工業興市、工業強市，有的城市前幾年根據實際情況抓了別的方面，例如旅游，被說是走了彎路，現在又隨大流抓工業。抓工業并沒有錯，我們理解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心情，但是城市情況千變萬化，該抓什么就抓什么，抓什么企業就抓什么企業，不必一提就是工業，什么工業行業都能上的樣子。

實際上一個城市，即便上了一個大項目，建了一個大工廠，就業的也就是幾千人、幾萬人，老百姓的富裕問題不見得就解決了，倒是從實際出發，讓老百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政府提供引導和服務。很多地方老百姓并不窮，政府沒有大項目會錢少一點，無非是辦不了什么大事，可以引進外邊力量搞基礎設施建設。要改變思路，老百姓富了最后政府也會富。

我們看到一個地方分析宏觀調控。國家連續6次提高存貸款利率，11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限制兩高行業貸款，同家發行1.55萬億特別國債購買外匯，減少流動性。對鋼鐵、汽車、鋁工業、石化等行業實行了更加嚴格的產業政策，特別是在煤化工、玉米深加工等領域調控力度不斷加大，明確新建項目一律核準。加強對新開發項目管理，還對一些重大項目的批準增加了能耗標準，審批難度加大。通過調整建設用地稅費政策，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除了對環評嚴格把關、加大查處力度外，還實行了“區域限批”、“行業限批”。國家宏觀調控措施的累加效應會逐漸顯現。他們的結論是，宏觀調控政策將對本地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這是真心話，可見他們的心情。

第6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假如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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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第7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當窗外的梧桐飄下最后一片葉子，

當第一片雪花從空中飄落，

有人說，冬天來了。

但也有人在某次運動完準備加衣服的時候，看著天邊夕陽，猛的迸出一句，冬天應該快來了。

萬和董事長盧楚其就是其中的一個。

01年到04年，萬和集團業績每年呈50％的幅度高速增長，在04年其主營業務燃氣熱水器在國內市場將第二名的對手越拉越遠，一直處于出口第一的萬和燃氣灶具回師國內一年便進入第一集團的良好形勢下，向來只是在事業部召開會議受邀時才出來講講客套話的盧楚其突然在前臺活躍起來，多次召開中高層會議，主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制造業的冬天快到了，萬和要練好身體和準備好足夠的過冬的衣服。

“上一次宏觀調控之后的十年，市場淘汰掉了很多國有企業，如今勝出來的國有企業通常都很強大了——他們不是擁有壟斷型資源的國有大型企業，就是國家大力支持的企業。而未來的三到五年，死的將是我們民營企業了。”盧楚其說！

華為老總任正非在《華為的冬天》中告誡華為所有員工，在公司發展好的時候，要想想將來公司面臨危機的時候，公司太平的時候太長了，也許是一種災難。任正非的告誡也許只要是要保持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機意識。

對于冬天的來臨，在其他制造商還只是稍感涼意的時候，萬和是否已經感到寒意了？

最怕冷的人往往是最“敏感”的人！

冬天真的要來了

據調查數據表明，近年，空調品牌淘汰率由2003冷凍年度的30％激增至2004年的60％，兩年間被市場＂洗＂掉的空調品牌近三百個之多。

2004年，中小型制造企業到底死掉多少家，沒有權威的數字，但從不少知名品牌的震動應該還是可以看出很多端倪，金正一蹶不振，健力寶迷霧重重，在人們還在為創維的危機公關叫好的時候，又傳來伊利發生大的震動，同時還有關于美的、TCL的不少傳聞在坊間流傳，2004年的冬天，注定是不平靜的，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問，這到底是怎么啦？

《贏周刊》問道：從萬平到黃宏生，下一個將是誰？

也許有人說：都是給資本給玩的。雖然不同企業的震動因為不同的問題，但問題如此集中的閃現，難道不是業界在感到寒冷到來時自發的反射？

國美、蘇寧等超級終端利用其越來越成為稀缺資源的優勢打壓制造商、原材料上漲、生產要素全線告急、銀根緊縮、利潤越來越透明稀薄，制造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狹小。

“這就注定我們必將進入一個戰略轉型的拐點，這個拐點萬和如能勝利通過，那么我們將前途光明；如果不能勝利通過，我們就有問題了。這可不是小問題，而是大問題，肯定會被淘汰。”在萬和高速成長的時候，盧楚其格外冷靜。

宏觀調控實際就是要革部分企業的命

從2003年初，中國經濟在加快發展的同時，出現了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貨幣信貸增長過快等苗頭。過高的投資增速，已經帶動了貨幣信貸的投放，拉動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并造成煤電油運的全面緊張。

于是，在全國人民正在為經濟形勢一片大好而貸款買房買車的時候，國家開始宏觀調控。

專家指出：“中國每一次經濟的大起大落，都與投資增速過快密切相關。如任其發展，一旦市場需求變化，勢必導致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銀行呆壞賬增加，下崗失業人員增多，影響經濟運行和社會穩定。應當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這個果斷采取的措施實質是什么？就是將將來可能經營困難的企業在影響還沒造成之前，就采取人為的措施讓其死掉，將資源轉移到更能長足發展的領域，盡可能的減少不良影響。也就是說，國家不得不革掉這部分企業的命，免得將來對整個經濟造成影響，以短痛換長痛。

“國家宏觀調控就是調整粗放型企業，在兩年前我就意識到宏觀調控的到來，我理解就是國家不會讓這些粗放型企業泛濫下去的，我預感到宏觀調控的到來，那么我們就大量增加固定資產的投入，這樣兩年的固定資產投入有1.5億。”聽到盧楚其對宏觀調控的理解，讓人不覺想起93年國家在宏觀調控時主旋律的聲音：“實現國民經濟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

上次宏觀調控調整時，國營企業是當時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所以一大批國有企業死掉。同時，萬和等一大批民營企業也正是借這個時機快速成長起來，現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力量之一。此次宏觀調控，國家更未雨綢繆，下手更早，扛不住的肯定是民營企業。

“為什么未來三到五年死的會是民營企業呢，因為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還在粗放型的低水平循環狀態，不能自拔，萬和目前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這是盧楚其的判斷，在萬和集團召開的2005年的營銷年會上，盧楚其將這個警鐘直接敲給了整個營銷和生產、研發系統。

從純財務的角度看，制造型企業都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因為制造型企業都是勞動密集性企業，所以廠房、設備都要投入大量資金構建。現今大多制造型企業都非國有及上市公司，所以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募集和借貸。而此次銀根緊縮，銀行利息上升，對于大多高負債制造型企業就意味著較多的利息支出，所以財務成本上升將對經營直接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利息銀行利息上升對生產制造型企業各個產業鏈加大了要求，以往原來資金實力不足的制造型企業，可以向材料供應商延長幾個月付款，而現在，鋼材、銅材供應商一律要求現款交易，所以造成資金流不足的企業無法按照生產計劃采購到足量的原材料、普遍開工不足、無法按時交貨，而在這種財務成本急劇上升的嚴峻形勢下，下游商家由于其強勢又在不斷的拖欠貨款打壓廠家，從而給予了制造型企業財務現金流構成了嚴重威脅。

僅銀根緊縮一項，宏觀調控就讓不少制造企業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其它關于運輸、土地使用、產業政策干預等方面的調控手段，又有多少家企業能挺得住？

工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讓制造業活得痛苦

管理雜志《新浪潮》有一期文章，題目叫《浙江危機》，其中指出，能源、冶金等基礎工業的價格讓浙江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難道這個危機僅僅浙江企業在面臨么？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運行分析報告顯示：04年上半年，生產資料出廠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5.9%，原材料工業價格上漲7.3%，而生活資料出廠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1.2%，影響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約0.3個百分點。其中，食品類受糧、油價格上漲的影響，比去年同期上漲5.2%；衣著類價格微漲0.9%；一般日用品類價格上漲1.6%；耐用消費品類價格則下降3.9%。

對于耐用消費品而言，原材料價格上升7.3％，而價格下降3.8％，意味著有多少的利潤被蒸發掉了，而整個行業的利潤率又有多高？

當然這個算法可能不科學，但足可以看出制造業的壓力之大。

在各個制造企業剛剛調整產品價格的政策還沒有傳達到經銷商層面的時候，寶鋼、武鋼等大型鋼鐵企業又傳來明年鋼材價格將再次上揚的消息，真是屋漏又逢連夜雨。

雖然各行業制造型企業在這場原材料漲價風波中受到的損害程度不同，但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制造型企業重新洗牌不可避免。而面對現狀，企業的內部“自救”顯得更為直接和有效。雖然很多制造型企業叫喊著成本控制戰略，但對于眾多制造型企業其原本就是粗放性的管理，就算其現階段能迅速在成本控制下功夫，提高了抵御和化解風險的能力，但其管理成本也會有所抬升。

況且這種“自救”只能停留在較具規模的制造型企業，而對于眾多中小型制造企業這種自救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其次國內制造型企業以往過多的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產品雷同、同質化等狀況十分嚴重，造成競爭力十分低下。

“宏觀調控的結果就是把不具備持續盈利能力的企業消滅掉，并不是有指向性的調整國企或調整民企，只要沒有盈利能力的企業就沒有生存的必要。”而在此次生產成本急劇上升的嚴峻形勢下，“制造型企業就必然要死掉一批”，這是盧楚其的結論。

整體產能過剩讓價格無法提升

稍微關注產經新聞的人都經常聽到一個詞——“洗牌”，意即行業的領頭企業通過“大幅度價格戰”等手段，讓部分企業因規模和管理的限制，承受不住競爭的壓力，從而退出競爭，實現新的競爭格局。

但洗牌的結果是什么？倒掉一大批中等以上規模的企業，那些不顧質量，偷工減料的所謂“雜牌”企業仍然在夾縫中活得逍遙自在。

理論上講，在面臨國家宏觀調控和能源危機，原材料上漲，勞動力成本等各方面的壓力下，企業自發的調整應該是上調價格保持合理的利潤和生存的空間，但事情能如企業主所想么？

近期隨著部分生產原材料價格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但產能過剩造成的價格總水平向下的壓力依然沒有得到緩解。目前，汽車、家用電器、通訊產品等重要商品價格仍呈下降的態勢，而這些產品價格的普遍下降態勢，對抑制價格總水平上升的作用仍然是明顯的。

過去太多的“價格戰”噩夢成為了眾廠商不敢輕易言“漲”的主要原因。消費者對價格極其敏感，誰先漲價，誰就喪失了市場份額。薄利多銷的市場策略曾經為制造業立下汗馬功勞，但也使得制造業現在調價的空間邁入絕境。

整個格局就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因為價格上漲得不正常，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國家才宏觀調控，但調控的結果增加了制造企業的成本壓力，企業只有提升產品價格才能有維持生存的利潤，這是第一個矛盾；提升價格才有生存的可能，但誰先撐不住價格壓力就可能意味著馬上死亡，又是一個矛盾。因為廠房、設備、產能等基礎投資規模過大，國家要調控，而因為整體產能過大搞得價格很難提升，無法保持盈利水平和面臨現金流的壓力，還是矛盾。

無數矛盾就是這樣讓企業不知如何適從，企業主的抉擇是痛苦的，盧楚其說：當上老板，就意味著你永無寧日。

超級商業業態在搶制造業的飯吃

不可否認，超市、大型連鎖等連鎖等商業業態現在已經擠壓得傳統百貨、沒有太大的生存空間，價格實惠幾乎是所有新興業態贏得消費者的殺手锏。甚至國內現在商業業態都已經轉變了主要的盈利方式，由過去靠賺取差價的方式變成了向廠家直接收錢盈利。

在外資大型流通企業未大舉扎根中國之前，這塊的競爭是不充分的，甚至可以說，這些商業業態在目前還是稀缺資源，制造業不得不在爭奪這些資源時喪失主動權。甚至商家先舉辦沒譜的特價促銷后才通知廠家，然后還向廠家要這部分銷售的利潤，廠家說都虧得一塌糊涂了，哪里還有利潤？

關于這個廠商博弈的論述，各方的評論都很深刻，幾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說上幾句，咱不在此充內行。筆者有朋友在家電超級連鎖國美工作，筆者曾經問他：“一方面，你們的價格那么低，另一方面又要求廠家巨額的費用，廠家怎么活？”他的回答很簡單“廠家降低成本！”都到了這個份上，廠家還如何降成本？除了偷工減料別無他法！

以上事實只有一個結論，制造商渠道成本（含商）整體提高，呈現出了商業擠壓制造業的現象，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制造業就像一個三明治中的肉塊，遭受著上面和下面的擠壓，如何在“前有狼后有虎”的情況下，實現生存和突圍？

結束語

萬和可以說：我有大量的庫存，是在原材料價格上漲之前所制造的，維持現有的價格我仍然有利潤，所以這個壓力我可以內部消化。

萬和也可以說：我是規模生產，因為大規模生產和集中采購，以及卓越的管理，原材料價格對我整個成本的波動幅度不會太大。

萬和還能說，我現在出口規模大，國內損失可以國外補。

甚至萬和也可以這么認為：我的機會來了，我只要挺住，就實現了洗牌的目的，將來你們都死掉了，多大的利潤空間都由我們來說了算。

但首要的，萬和要能挺得住，盧楚其在內部會議上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思想，如：以戰略思維代替管理思維管理企業、樹立有競爭力的合理成本控制意識，以專業化保持持續盈利的能力。靠練好體能和添加冬衣等方式挺過這個冬天。

第8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一、系統傳授知識，為學生的學習遷移打下基礎

要實現知識的遷移，要求學生具備充實完善的知識結構。因此，復習課要從整體上進行規劃，無論是章還是節，都要注重知識傳授的系統性、全面性，使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掌握做到層次分明、脈絡清晰，并能根據知識網絡隨時調用知識，從而為學生的學習遷移打下基礎。

如在《走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課的復習中，必須讓學生全面掌握以下內容：市場配置資源的優點、市場配置資源的局限性、市場秩序’、國家宏觀調控。這幾個知識點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本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為主線，將市場調節、市場秩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國家的宏觀調控納入市場經濟發展的體系中，圍繞“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問題展開論述。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幫助學生完成知識鏈內的遷移，使學生全面、準確地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健康發展，從而降低學習的難度。

二、創設遷移情境，促進學生學習遷移

在復習課上，盡管學生已有一定的知識基礎，但他們對所學知識往往認識不清楚、理解不透徹，從而不能很好地提取和利用知識。這就要求教師充分運用啟發式教學模式，即創設遷移情境，激發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為學生創造遷移機會，使學生對所學知識透徹理解、牢固掌握，逐步啟發學生完成學習遷移。

例如在復習“中國應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內容時，教材指出“我們應當抓住機遇，積極參與，趨利避害，防范風險，勇敢地迎接挑戰”。這里，筆者創設了這樣的情境：近日，歐盟正式宣布對中國的光伏組件、關鍵零部件如硅片等發起反傾銷調查，涉及產品范疇超過此前美國“雙反案”，是迄今為止歐盟對華發起的最大規模的貿易訴訟。分析人士稱，這對已進入寒冬的中國光伏企業是致命性打擊。針對這一案例，筆者設計了如下問題：如果你是一家光伏企業的負責人，該如何應對這一情況？你將如何讓你的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起來？通過啟發學生思維，他們會很容易得出結論：公司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必須遵守并正確運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依靠科技進步、科學管理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誠信經營……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將“公司的經營”相關知識與本課的內容聯系起來了，達到了知識遷移的目的。

三、聯系社會熱點，引導學生由理論向實際遷移

在當前的政治復習課教學中，仍然存在教師講解過多的情況，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要真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必須把握復習課的特點，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在“學”和“用”上做文章，引導學生學會用所學知識去分析，解決實際問題。通過聯系社會熱點，讓學生走出課堂、走向社會，讓學生置身于廣闊的社會課堂之中，把積累起來的知識經驗與校內外發生的現實問題聯系起來，這更有利于培養學生認識問題與分析問題的能力，從而增強政治復習課教學的現實感。

第9篇：如何理解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產業結構，政府，投資傳導循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研究，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在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著顯著差異。從文獻看，建國后很長一段時期，國內學者關于產業結構的研究是在兩大部類范式下分析問題，研究了社會再生產理論中的兩大部類比例關系、“農、輕、重”比例關系以及產業發展優先順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理論逐步引介到國內，國內學者逐漸認識到傳統理論方法在客觀性和解釋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嘗試著由靜態理論演繹轉向動態實證分析，開始應用西方經濟學的范式分析我國的產業結構、產業分工、產業轉移和升級問題。這一時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促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投資制度安排決定投資傳導循環的宏觀機理，首先可以從投資傳導循環是屬于政府規定的制度性來解釋。一、從經濟體制與投資運行的關聯性來看，投資傳導循環采取何種形式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的，而社會經濟運行究竟是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還是計劃于市場混合經濟體制，則是政府安排的結果；二、政府選擇市場經濟體制配置資源，目的是期望市場機制能夠引導經濟總量實現動態均衡，但由于存在著市場失靈現象，政府便不得不對引致經濟總量出現動態非均衡的傳導循環進行微觀調節和宏觀調控，對投資運行的微觀調節和宏觀調控實則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因此，從宏觀調控意義上來看，同樣可以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投資傳到循環理解成一種政府規定的制度性安排。在貼近現實的市場運作中，投資傳導循環可分為市場型投資制度安排與非市場型投資制度安排。

從投資傳導循環中可以發現其包含直接投資、非直接投資兩部分。從投資制度安排到產業結構形成為直接投資過程；產業結構到宏觀經濟目標、然后返回到投資制度安排則是非直接投資過程。下文將基于該投資傳導循環對政府在投資傳導循環中與產業結構變動的關系，以及政府在投資傳導循環中的“旁觀者”身份以及其滯后性問題進行分析。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政府的投資制度安排

在投資傳導循環中，政府通過宏觀經濟指標衡量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程度，若宏觀經濟指標所反映的宏觀經濟目標實現程度達到了政府的預期，則政府會繼續運用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產業政策導向決定的投資制度安排，或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根據當前國內外的經濟環境來適當調整宏觀調控手段、產業政策導向。若宏觀經濟指標所反映的宏觀經濟目標實現程度偏離了政府的預期，政府在下一期的投資制度制定中將根據該期宏觀經濟指標的反映情況來調整或改變宏觀調控手和產業政策導向以期望社會投資流向進入政府支持區域形成預期的投資結構達到預期中的產業結構。

各國政府都試圖通過自身自定的政策和調控手段來控制改善國民經濟，宏觀經濟實現程度低于政府預期，政府用刺激手段；宏觀經濟實現程度超過預期，則用緊縮手段。但縱觀歷史，政府的“理想”似乎從來沒有實現，各國政府雖在周而復始的調整調控手段和政策導向，卻鮮有宏觀經濟目標實現程度與政府預期相一致的時期。這里的原因有幾點：一、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程度是由市場最終的供給與需求決定。政府雖然運用自身的調控手段和政策導向對一些問題加以改善和引導的，但常常是頭疼卻治腳。二、政府根據投資循環周期結束時的經濟指標來衡量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程度。當經濟過熱時，供給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投資者把過多的資金投向某一產業。投資者作為市場運作的切身感受者能快速的覺察該現象，并迅速調整投資流向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在投資循環結束時才意識到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并以統計數據為基礎制定下一期的調控手段和產業政策導向。可見市場自身的投資決定機制以一種自發的力量來影響投資流向、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并逐步達到合理的產業結構。政府的行政手段通常會打亂市場自身的調整機制，因政府對于指定的調控手段和產業政策導向的力度難以把握，總是讓實際的產業結構偏離政府預期的產業結構。

三、政府作為市場旁觀者以及滯后性的解析

政府理性既包括作出決策的理性，也包括通過反饋信息分析經濟狀況的理性。政府雖理性，決策時理性地根據所得信息作出理性的思考，但并不能保證反饋信息的充分“理性”，即反饋信息永遠是滯后于實際情況發生。政府、投資者與產業結構變動的關系可以用下圖來表述：

圖3-1中投資者與產業結構形成相交的區域是投資者在投資傳導循環中對市場掌握的信息程度，政府與產業結構形成相交的區域是政府在投資傳導循環中對信息的掌握程度。投資者是市場中對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狀況信息的第一接受者，若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產業結構就表現為相對合理從而投資者的資金流向的分布亦合理，投資者可以在此基礎上實現利益最大化。故投資者對于投資傳導循環中投資信息的掌握是最及時和全面的，故兩者相交部分的面積很大。

政府處于投資傳導循環結構的邊緣即政府是處在市場的邊緣可稱為“旁觀者”。政府因其經濟職能之故，要參與到投資傳導循環中來。政府經濟職能是政府收入分配職能、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政府資源配置職能。投資無疑是經濟社會關注的重點，政府亦視之為重中之中。這猶如《投資運行機理分析引論》中所描述的人類尋求自我發展的本能，激勵著人們對投資活動的極大關注。但是，選擇什么樣的投資體制及其制度安排才能實現經濟的穩定或持續增長，則是經濟學家們一直潛心研究的問題。這不僅是經濟學家也是政府和置身于經濟社會且與經濟環境息息相關的部分一直重視的問題。

從圖3-1中可以看出政府與產業結構也可表示為市場相交部分的面積較之于投資者與產業結構來說小的十分顯著。如前文所述，政府作為投資傳導循環乃至市場的邊緣者很難第一時間掌握投資信息和市場信息。政府只能通過投資傳導循環結束時的表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統計數據來判斷。就統計數據而言，其并不是第一手資料而是通過層層的累計和統計才能匯總的，在統計資料搜集和反映的過程中不免發生信息失真和信息滯后的現象。而政府根據經濟指標的同居數據反映來判斷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程度不免有些不合適，即使政府是理性的。政府雖理性但它身在圈外無法了解投資傳導循環中的內在機理。

圖3-2中投資流向由兩大機制所影響，市場投資決策機制與政府投資決策機制，其中市場投資決策機制的影響里較高。兩者的結構分布差異源于投資者與政府的角色差異。投資者置身于市場中通過這期的投資制度安排并在考慮投資決策規則下形成決定投資流向隨后便形成了相應的投資結構進一步形成的是產業結構。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時或大體平衡時，市場就不會出現剩余或短缺（若有也是極少量的），此時達到了最好狀態投資者能獲得投資的最大報酬，產業結構也達到了最優。在下一期的投資循環中亦會根據此期的投資流向來考慮投資。然而當市場中總供需失衡時，市場中出現大量的剩余或短缺，該種狀態下投資者的投資回報不會可觀，所以在下一期的投資傳導循環中投資者會借鑒此次的投資來調整下一期的投資流向，最終調整產業結構已達到產業結構合理。

政府是如何制定調控手段和政策導向，從投資傳導循環中發現，在循環的第三階段主要機理特征可概括為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和檢驗。它是由形成的產業結構到宏觀經濟目標實現程度這兩部分構成。且這一階段最明顯的機理特征是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具有滲透性和指示性。該階段前面部分的傳導機理具有客觀性，政府在面對已經形成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時，已無法運用宏觀措施來調整整體格局而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期的投資傳導循環中去，對現有的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程度與預期宏觀經濟目標進行比較分析，制定出相應的政府對于投資制度的安排。通常情況下政府根據反映當期產業結構是否合理的統計數據修正政策和調控手段。該統計數據所反映的產業結構是間接的，產業結構影響到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繼而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狀況才會反映在數據上匯總到政府。政府是理性是主觀的，分析的主觀性和分析來源的間接性容易導致分析結果的不理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為了實現自身的經濟職能，最終在新的一期投資傳導循環中進行干預。市場有自發的投資傳導循環機制可以調節投資者的投資流向并逐漸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塑，而政府的干預，則會擾亂市場投資傳導機制本可以實現的合理產業結構。

四、結束語

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內在關聯，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有與之相對應的產業結構。政府干預產業結構調整和轉換的必要性以及可能由此帶來的誘人前景，已使世界上許多政府紛紛按照各自的原則和方式，對本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實施了這樣那樣的干預。然而巨大的機會往往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政府干預的風險就在于干預的結果并不必然是成功的。因此政府不僅應該重視對結構調整與轉換的干預，尤其應該重視干預的科學性，合理性。對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政府應竟可能提高統計數據的客觀性，讓主觀性因素減少到最低以避免影響政府理性的發揮。

參考文獻：

[1]王仁曾、高志強.投資理論的歷史演進[J].集體經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