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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金融宏觀調控作為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決策,對縣域經濟、金融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從短期來看,在國家實施金融宏觀調控階段,縣域金融業外部經營環境趨緊,業務發展特別是信貸投放受到一定程度抑制,銀企關系中一些深層次問題得到暴露。但長遠看,金融宏觀調控為商業銀行提高信貸經營管理帶來新的機遇,既為商業銀行穩健發展創造了良好穩定的經濟環境,又為調整信貸結構、提高信貸資產質量、營銷優良客戶提供了可能。這種情況下,如何以金融宏觀調控為契機,抓住機遇,緩和矛盾,維護縣域金融和社會穩定,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構建縣域和諧金融生態環境應引起我們的重視。一、金融宏觀調控背景下,縣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縣域經濟總量小,發展不平衡,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近年來縣域經濟雖然保持快速增長,但總量仍偏小。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渠道狹窄,基礎產業對地區生產總值貢獻率低,企業經營整體上仍未擺脫低迷狀態,第三產業規模小,縣域有效信貸需求不足等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現象仍存在。
2、社會誠信文化建設滯后,信用體系不健全。實體部門中的企業在與金融機構打交道時機會主義傾向嚴重。表現在企業負債率高,對銀行的依賴性大;借款人還款意愿不強或根本就沒有還款意愿,逃廢、懸空金融債權;會計審計及信息披露的標準化、規范化不夠,財務信息的準確性、真實性較差;借款人對銀行的貸后監督檢查持抵觸情緒,任意改變貸款用途,使銀行難以落實貸款“三查”制度,加大貸款風險損失。
3、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有時甚至起負面作用。政府職能定位不準確,仍未從微觀經濟領域完全退出,借款人僅憑領導批示或部門意見到銀行申請貸款的情形仍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干預金融的潛在隱患仍未徹底根除。同時,由于司法不能真正獨立,法院判決執行難,維護金融債權任務艱巨。
4、縣域金融機構自身建設落后,金融服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一是金融機構自我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明顯不足,業務發展仍以傳統的存、貸款為主,中間業務發展緩慢。二是資金價格定價能力不足,不能依據資金供求和風險狀況形成自我定價機制。三是金融電子化建設步伐緩慢,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四是金融系統文化建設滯后,沒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服務理念、服務品牌。五是農村金融改革、機構建設不能完全適應“三農”經濟發展需要。六是金融監管的調節不到位,國家信用擔保機制極大地破壞了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競爭規則,經營不善的乃至失敗到嚴重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無法及時退出金融市場,一定程度上惡化金融生態體系。
5、擔保、評估機構缺乏,社會中介服務體系不健全。擔保制度沒有真正建立,借款人擔保難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銀行與借款主體的關系。缺乏完善的評估、中介體系和中介服務人才,金融機構無法根據客戶的真實信用狀況做出準確的經營決策。
二、金融宏觀調控對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帶來的機遇
金融宏觀調控可能會帶來縣域金融機構貸款壓縮,部分企業資金供給總量缺口加大。同時,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也可能會使部分中小金融機構面臨較大的政策性風險、流動性風險、信息不對稱風險、行政干預風險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縣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復雜性和工作難度。但金融宏觀調控不等同于緊縮,更不是全面緊縮。事實上,金融宏觀調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與發展,緊縮與擴張,后退與前進幾方面的內容。金融宏觀調控與發展的關系,體現在金融宏觀調控既有直接刺激促進經濟、金融發展的措施,也有通過限制一些領域的過度擴張,優化銀行信貸結構,提高信貸質量,從而為整個經濟、金融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的措施。所以說,金融宏觀調控的立足點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金融宏觀調控給縣域和諧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帶來更多的還是發展和機遇。
1、金融宏觀調控服從服務于國家整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主要調控的是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通過“冷熱”兼治,一些短缺部門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為銀行信貸結構優化、信貸質量提高奠定基礎。如農業水利、生態環境、社會事業等目前過“冷”的領域,正是縣域經濟比較薄弱的方面,這將為縣域經濟新一輪增長提供廣闊的空間和潛力。同時,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審批從緊、嚴控過熱行業發展、生產要素供應趨緊等促使縣域經濟自覺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這些都將給縣域經濟提供一個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2、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帶來農林牧漁等“弱勢行業”升溫,極大地調動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有助于加快農業發展緩解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長期來,農村金融供給存在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農業產業貸款結構性矛盾突出、農村金融服務品種單一,金融服務的時效性和連續性缺乏有效保障等。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勢必會造成“三農”經濟衰退,甚至會形成金融阻礙“三農”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金融宏觀調控將優化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最大限度地理性發揮現有金融資源功能,運用市場機制實現“三農”發展的金融理性支持和良性循環。
3、金融宏觀調控暴露一些企業長期存在的弊端,如盲目、過度投資,融資渠道狹窄、過分依賴于銀行貸款,內部管理不善、市場應變能力差、投入產出關系嚴重不協調、缺乏持續競爭力等。金融宏觀調控客觀上將促進企業調整自己的發展思路,增強政策應變能力,學會科學理性決策。反省融資觀念,拓寬融資渠道,增強市場應變能力。加強公司治理,建立現代企業機制,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風險觀,摒 棄不顧風險和自身承受能力的盲目擴張行為。
4、金融宏觀調控對銀行現行經營理念是一次強烈沖擊,迫使銀行反省自身的管理水平、管理行為和管理理念,更加注重市場原則,注重對企業風險、行業風險的分析和調研,注重貸款的分散性,增強政策的敏銳性,利于加強銀行信貸管理。同時,金融宏觀調控明確給出了國家鼓勵和限制發展的信號,為銀行信貸決策指明了方向,有助于金融機構在貫徹宏觀調控政策時,采取有保有壓的策略實現調整、優化信貸結構,降低經營風險。
5、金融宏觀調控通過機制、工具創新和制度規范,消除信貸市場分割和流動性約束,調整不同經濟領域、產業和行業、企業和社會群體獲得資金支持的可能性、便利度和規模。利于農業等基礎產業相對薄弱、國有企業改革存在資金瓶頸、中小企業融資難矛盾突出、社會貧富懸殊加大等金融生態環境中薄弱環節的改善,使金融生態環境的多個組成部分得到相對平衡的發展,既有利于金融生態環境和諧穩定,也有利于金融生態環境整體水平提升。
三、抓住金融宏觀調控契機,促進縣域和諧金融生態環境發展
(一)自覺服從金融宏觀調控,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關注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各種不均衡現象。縣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過熱現象不明顯,在加強調控、防止過熱的同時,注重引導支持,防止過冷,做到治“冷”與防“熱”并重,區別對待,調控適度。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既保證金融宏觀調控的政策到位、措施得力,也要兼顧地方和行業的承受能力,準確分析判斷縣域經濟形勢和各行業景氣狀況,積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的快速增長。充分利用比較資源優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解決發展的資金瓶頸問題。為經濟全面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二)地方政府要把加強和改善金融生態環境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來抓,為金融業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的環境。
改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和工作作風,做好縣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統籌規劃,明確建設金融生態環境的指導思想、工作目標,堅持依法行政,建設“誠信政府”并發揮其良好的示范效應。通過加強公共金融教育,保護金融機構,特別是地方金融機構的依法自主經營權,把支持金融機構加快改革和為金融機構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工作重點。加快社會信用建設步伐,建設“誠信社會”,支持金融機構依法維護金融債權工作,打擊逃廢金融債務等違法行為。從政策上鼓勵和扶持與金融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專業化中介機構的健康發展,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機構、評級機構等,提升中介機構的專業化服務水平。
(三)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做到科學、規范、嚴格管理,增強自我調節功能。
一是加強人力資源建設,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正確理解貫徹落實金融宏觀調控政策與實現銀行穩健經營、防范風險的關系,找準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并予以大力支持。解決金融機構在宏觀調控中暴露出來的對宏觀形勢判斷水平不高、對行業形勢與行業風險缺乏可持續性研究、對地方政府支持或主辦項目的風險狀況評估不全面、對關聯企業與集團企業貸前調查不夠深入、仔細等弊端,改進信貸管理體制,健全風險防范和控制機制。二是以金融宏觀調控為契機,建立支持企業和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正確處理防范風險和業務拓展的關系,在加強風險防范的前提下積極拓展信貸業務。改進工作方式,加強金融服務,深入調查研究,切實解決銀企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調整信貸經營策略,創新信貸運行機制。通過機構創新、機制創新等解決矛盾和問題。在堅持信貸原則的基礎上,轉變“唯大是從”觀念,以評估借款人的未來盈利能力、企業管理能力、市場發展前景來指導信貸決策行為,對產品有市場、有效益、有優勢和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作為新的信貸增長點。三是加強中間業務拓展產品,理順和落實中間業務的內部利潤分配機制。通過加強對中間業務的精細化管理,創新中間業務產品和服務、優化中間業務考核和激勵辦法、增強中間業務的整體營銷,規范服務費用,增加中間業務收入。逐步降低貸款利息收入在各項收入中的比重,減輕績效掛鉤考核對貸款投放的壓力,分散或降低經營風險。四是重視對縣域金融生態環境的研究和利用。既要研究微觀,即對客戶、產品和市場營銷等方面的研究利用,關注金融經濟法律制度,社會信用狀況,企業改制和發展,以及社會中介服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又要研究宏觀,即對宏觀調控政策、產業政策,國家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以及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等。只要商業銀行能夠積極主動地運用研究成果來使金融生態環境為自己所利用,就能夠趨利避害,在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動,保持各項業務穩健發展。
(四)繼續加大“三農”信貸投入,進一步提高農村金融運行效能。
目前,縣域農村資金外溢、金融法制環境缺失、征信體系建設滯后等問題導致農村金融生態失衡現象嚴重。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信貸投入,支持農村經濟的發展,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以提升農村信用社競爭意識為突破口,營造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剔除農村信用社的官辦色彩,體現民治思想,還經營權于民,促使農村信用社按照市場規律經營,進而促使其他各類農村金融機構也能主動由行政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最終建立一個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同時,建立農村貸款保險制度,提升農村資金自我創造能力。
(五)基層央行應把保持經濟發展良好勢頭,作為貫徹落實金融調控政策措施的結合點。
1、提高基層央行的宏觀經濟金融分析水平。通過認真學習現代經濟金融理論知識,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加強信貸運行監測,堅持進行宏觀經濟金融分析實踐,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提高宏觀經濟金融分析 水平,加強對區域經濟金融運行情況、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監測、分析和評價,落實好、傳導好貨幣政策,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2、做好穩健貨幣政策的宣傳。通過召開金融形勢分析會等形式,引導金融部門準確理解穩健貨幣政策意圖,著眼于實現提高金融運行的社會經濟效益,加大對縣域經濟的信貸投入,全面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實現經濟、金融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 目標
一、宏觀調控的內涵和意義
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國家要把市場能夠解決的經濟問題交給市場去處理,包括供求關系、物價變化等,都需要通過市場來調節,以保證正常的市場運行;另一方面,由于市場自身的缺陷性,政府必須采取適當的手段加以干預,來彌補其缺陷和不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從根本目的上來說,國家宏觀調控是為了更好的滿足全社會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從而保證了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的運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普遍存在,因此,國家應采取必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同時,保證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平等。
第二,從調控的社會經濟基礎來講,它不能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而是在市場機制發揮良好作用的基礎上,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可以說,國家宏觀調控是在市場機制成為整個社會資源基本的配置作用的基礎上進行調控。壟斷的出現勢必會對市場機制有所影響,這就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壟斷行為進行處理,以保證市場機制的健康發展,保護公平競爭。
第三,從調控的范圍來看,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被市場的經濟關系聯系起來,從而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對市場運行的間接影響,以達到對全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同時,將國家、集體以及個人的物質利益相協調,使局部利益和集體利益都得到了兼顧,將市場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聯系起來,相互作用,協調各方利益不受損害。
第四,從調控的對象上看,國家的宏觀調控是通過對總需求、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經濟變量的控制,通過一定的傳導機制,作用于市場機制,以對經濟總量的控制,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從而達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
第五,從調控的過程上來說,為達到預期目標的宏觀調控應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作用過程,由此可以看出國家宏觀調控具有動態性。
二、宏觀調控的手段
(一)行政手段
這是依靠行政機構,通過下達命令、指示、規定等行政方式來調節經濟活動,以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一種手段。因為計劃手段、經濟手段的調節功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當計劃、經濟手段的調節都無效時,就只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行政干預是我國目前普遍采用的調控手段,尤其當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失調或社會經濟某一領域失控時,運用行政手段調節將能更迅速地恢復正常的經濟秩序。
(二)經濟手段
是指政府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借助于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主要通過出臺一些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進行調控。
財政可以反映出國家、集體、企業、個人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我國的財政作用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是促進總量的平衡,通過稅收和國家預算,直接影響消費總量和投資總量,調整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結構,以保證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第二是針對不同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情況來實行不同的稅率標準;第三是發揮財政稅收對國民財富進行再分配的職能。
金融是由貨幣流通和信用兩部分組成,所以金融政策也包括兩個重點:一是貨幣政策,二是信貸政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于發展,金融、銀行在經濟穩定與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對銀行、金融的要求也越來越多:首先,隨著投資資金由政府撥款向銀行信貸的轉變,要求銀行籌集更多的資金以發揮間接融資的優勢;其次,要求銀行從根本上改變對企業實行管理監督的做法,更好的為活躍經濟創造條件;最后,要求銀行通過信貸計劃、金融政策、匯率利率等手段建立金融控制體系,加強宏觀金融調控的作用。
(三)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制力量,通過制定和運用經濟法律法規來調節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以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一種手段。通過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規范生產經營者的活動,保證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
法律手段的內容包括經濟司法和經濟立法兩個方面:經濟立法主要是由立法機關制定各種經濟法規,保護市場主體權益;經濟司法主要是由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規定的制度、程序,對經濟案件進行檢察和審理的活動,維護市場秩序,懲罰和制裁經濟犯罪。
除此之外,政府的宏觀調控應建立在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上,政府與市場之間應保持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狀態,在保證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提下進行有效的調控措施。所以,政府在運用和協調各種調控手段的同時應遵循客觀的經濟規律,制定的發展政策應與市場機制相銜接,在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滿足其需要,在運用行政、經濟、法律手段的同時,要講究科學、適度,以保證市場機制的基礎性調節作用為前提,簡介影響經濟行為,從而達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
三、結語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機制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政府針對宏觀經濟的波動運用各種手段和政策進行調節,以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宏觀調控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對市場資源配置的自由性、滯后性進行彌補。宏觀調控就像是“有形的手”,首先要明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其根本還是要遵循客觀的市場經濟規律。而市場經濟則像是“無形的手”,只有將“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相結合,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與繁榮。
參考文獻:
[1]黃伯平.行政手段參與宏觀調控:實質、特征與原因[J].中國行政管理, 2011;10
【關鍵詞】宏觀調控;房地產企業;應對策略
一、房地產行業宏觀調控政策的積極進展
(1)進入新世紀,我國房地產政策大體經過了“松――緊――松――緊”這樣一個歷程。2000~2002年7月,房地產行業被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國家采取鼓勵發展的政策,這一時期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大房地產行業投資力度,降低存貸款利率、免征部分稅收等;2002年底~2008年8月,國家為推動房地產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采取了緊縮性的政策,這一時期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恢復征收土地增值稅等稅收政策、提高房貸標準和利率等金融政策、加強土地管理、限制外資炒房等;2008年9月~2009年初,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較為寬松的宏觀調控政策;2009年年中至今,國家實施緊縮性的房地產政策,特別是2010年底開始,國家連續提高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實施限購限價等政策來強化調控,力圖壓制過快上漲的房地產價格。(2)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特征。從國家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最新取向來看,表現出三大特征。首先,調控的力度不斷加大,參與的主體不斷增多。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被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且國土資源部、住房與建設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等國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有參與。其次,調控的手段與方式更加靈活,國家不再單純的采用稅收、金融等政策,而是通過政策組合的方式來推動宏觀調控。再次,從政府的角色來看,國家通過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降低部分類型建設用地供給等方式直接參與房地產建設,從而使得政府的作用不斷加大。
二、宏觀調控對房地產企業的影響分析
(1)直接影響。直接影響是指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對房地產企業直接造成的影響。首先,從房地產企業的生產來看,國家通過不同的政策組合來影響房地產企業的生產行為,2010年9月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市建設部就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用地和建設治理調控的通知》,通過調整用地供給結構來影響房地產企業拿地。此外,國家還通過嚴格房地產企業上市融資等政策來影響企業的生產。其次,從銷售來看,國家通過調節市場消費能力等方式來影響市場購買力,并進而影響房地產銷售。(2)間接影響。間接影響主要是通過影響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本身、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并進而影響其當期行為來影響房地產企業。首先,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在預期國家房地產調控會日趨嚴格的條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會積極的跟進國家政策,并積極的制定地方性的制度條例,以便獲取較高的“上級評價”。其次,對于房地產企業本身而言,若預期未來政策會較為寬松,則企業會采取延緩建設速度、對外舉債等方式來渡過調控期,反之,若預期未來政策會相對緊縮,則必須調整發展戰略。再次,對于消費者而言,如果預期未來政策會相對寬松,產品價格會上漲,他們更多的會選擇當期購房,反之,如果預期未來達到緊縮性政策會導致價格下跌,則更多的可能選擇未來購房。
三、房地產企業的應對策略研究
(1)準確定位找準目標市場。準確定位找準目標市場就是要提高房地產企業在目標市場的競爭力,加快產品流通,加速資金回籠,從而增加應對宏觀調控的能力。首先,房地產企業要積極進行市場調研,了解市場需求心理的變化,對市場進行細分,在此基礎上,尋找潛在的消費者,并最終確定目標市場。其次,房地產企業要對自身進行精準的定位。要根據各細分市場上房地產企業的整體實力、競爭程度等科學的進行定位,以此為基礎,確定目標市場。(2)科學規劃調整發展戰略。科學規劃調整發展戰略就是房地產企業要通過戰略的調整或者轉型來達到應對宏觀調控,實現持續發展的目標。首先,房地產企業要根據自身的實力確定未來的發展戰略。其次,房地產企業科學的選擇發展方向,如選擇主要從事商業用房還是住宅用房建設,從而更加科學的制定未來的發展規劃,提高發展能力。(3)積極合作提高應對能力。首先,要加強與政府部門的合作,房地產企業要認清發展形勢,緊跟政府宏觀調控的步伐,加大與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合作。其次,要加強與銀行等金融企業的合作,通過深化與銀行、投資機構等金融企業的合作,獲取銀行在信貸額度、貸款利率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企業的發展能力。再次,房地產企業還可以加強與合作伙伴的合作,通過合作來降低企業整體開發成本,提高應對調控的能力。
參 考 文 獻
一、自覺遵循貨幣流通規律,運用恰當的貨幣政策,使貨幣流通與商品流通相適應,既防通貨膨脹,又防通貨緊縮
馬克思在闡明貨幣流通規律在商品流通中的普遍適用性時曾經指出:“我們闡明的關于商品流通中流通貨幣量的所有規律,決不會因為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而發生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又證明了商品流通中的流通貨幣量的所有規律,也決不會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主義性質而發生變化,違背這一客觀經濟規律,就要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引發經濟的波動。貨幣能否在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上發揮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宏觀上要有正確的貨幣政策,使貨幣的發行符合客觀上經濟和建設發展的需要。為此,貨幣當局必需自覺遵循貨幣流通規律,以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為依據,嚴格控制貨幣發行,調節市場供給和需求,保持貨幣流通與社會商品可供量的大體平衡。
二、提高社會貨幣化程度,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運用利率杠桿調控宏觀經濟
由于貨幣是生產要素組合的第一推動力,如果一國貨幣化比重越低,則該國經濟越呈現出“自然經濟”和“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是經濟不發達的重要標志。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必須自覺地發揮和運用貨幣媒介商品流通和加速經濟發展的作用,不斷提高貨幣化水平,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化建設。
同時,為了提高貨幣資金的使用效率,推進金融體制和信貸資金經營方式轉變,必須堅持馬克思的利息理論,實施利率自由化改革。實踐證明,資金供給制是制約我國金融體制和信貸資金經營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素,也是導致信貸資金使用效益下滑和金融宏觀調控效果波動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使利率真正成為資金供求關系的信號,成為制約企業融資行為和經營管理行為的重要因素,才能改變目前資金供給的軟約束狀況。
三、加快結構調整力度,保持產業均衡發展,更加關注經濟發展質量
馬克思是以社會總產品為出發點,研究社會總產品的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問題的。因此,馬克思的總供求均衡理論,即包括總量均衡,各種價值形式的供求均衡,也包括結構均衡,各種物質產品的供求均衡,即各個社會生產部門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歷史證明,片面強調第一部類的優先發展戰略使生產失去了內在動力,并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約束部類。因此,在兩大部類相互關系和相互比例問題上,必須注意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大力加強第一產業,調整和提高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實現比例協調的高質量發展。
四、合理和規范發展虛擬經濟,抑制虛擬經濟過度發展造成的經濟泡沫,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推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高層次結合
在馬克思關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論述中,信用無疑是當代社會生產的重要物質條件,但它是把雙刃劍,是使危機從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的中介,在沒有信用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危機僅僅是可能性而已,在信用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中,信用以各種形式支持著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同時又在流通領域制造各種虛假的市場繁榮加強生產的這種擴大趨勢。當生產與社會需求的脫節走到極端時,又首當其中,引發危機。馬克思是對信用這一危機傳導機制做出最詳細論述的人,他的論述對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理論的構建至少有如下啟示:第一,既然信用是危機重要的傳導機制,銀行信用又是現代信用的主要部分,金融調控就應在宏觀調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對于保證宏觀經濟的平衡有重要作用。第二,在經濟日趨國際化和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今天,鑒于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尚需加深,特別是金融體系還很不完善,要采取漸進式的金融開放策略。第三,虛擬經濟的發展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防止脫離實體經濟盲目擴張的現象。
內容摘要: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迅速,多種因素導致房價過高的現狀。國家層面多次出臺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政策,希望能有效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實現社會經濟平穩有序發展的目標。本文根據國家出臺宏觀調控政策的時間節點,以江蘇南京房價走勢為例,進行宏觀調控政策對房價走勢影響的分析。通過分析得出相關結論并對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一些有效建議。
關鍵詞:房地產 宏觀調控 房價 南京
政府宏觀政策和背景
從1998年實行住房由實物分配轉向貨幣化分配后,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房地產的發展,由于其乘數效應,帶動相關行業發展,進一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顯著提高。然而在房地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社會經濟問題。首先,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聯度較高,一旦房地產發展過快,形成泡沫并破滅,會對國家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再者,一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間的均衡發展也相當重要。對于過快發展的房地產業來說,會對其他的實業經濟帶來“抽血”效應,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又因為住房是準公共品,有其特殊的價格機制,且關系到百姓的民生,國人“居者有其屋”的傳統樸素思想根深蒂固,房價的高企必然會對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
由于種種原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經常會存在失靈的情況,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這時政府的宏觀調控就必須發揮其作用,以便社會資源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當然,宏觀調控也有可能會失靈。幾年來,國家多次出臺了相關調控政策,為穩定房價,規范房地產市場行為,也采取了許多相應的措施。通常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包括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道德手段。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發展階段,主要以經濟手段調控為多。包括財政調節、信貸調節、價格調節和匯率調節。因為政府的宏觀調控對國民經濟具有導向性,一般而言,政府實行的貨幣政策有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政策是政府調節市場的重要手段。本文旨在根據對江蘇南京新增住房房價的波動趨勢的分析,研究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期望提出合理的建議,使得調控更富有針對性。
房地產市場走勢分析
影響房地產市場的因素較多且相互作用,因果關系復雜,本文主要通過研究南京近幾年來的房價漲落的變化來驗證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并結合實際提出合理化意見。
江蘇南京2007-2011年房價環比同比價格指數如表1所示,其房價走勢如圖1所示(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
從圖1表示環比的曲線中可以看出,在2007年初到2008年初南京房價的環比上升,從2008年3月出現環比下降,一直到2009年初。從2009年3月開始出現環比上漲,直到2010年年初。2010年年中房價環比價格指數略有下降,全年基本持平。2011年南京房價從4月開始環比基本出現下跌。從圖1表示同比的曲線可以看出,南京房價同比指數波動得較為激烈。2007年的每月同比指數基本維持在105點以上,從2008年2月到2009年1月,同比指數持續下跌,跌至96.3點。從2008年8月到2009年6月,同比指數小于100點,同比出現下降。從2009年7月,南京房價同比指數開始上升,從2010年4月達到峰值。此后同比增速變慢。綜合同比指數曲線和環比指數曲線來看,兩條曲線在整體的趨勢是一致的,但是環比指數在反應房價的變化上要比同比指數更加靈敏。為驗證宏觀調控的短期效果,從環比指數的變化上,能夠比較好的反映出來。但考慮到調控的長期效果,從同比指數的變化上,能較好地反應出來。
宏觀調控政策對比分析
2007年3月,央行2007年首度再次加息(全年共計6次加息,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2007年6月,加強外資管理—進一步扼制房地產市場外資過熱;2007年9月,央行規定以家庭為單位,第2套住房貸款首付不得低于40%,利率不得低于基準利率的1.1倍—嚴厲打擊炒房行為。
由于政府接連推出土地、稅收、信貸等調控手段,從多方面進行調控,如土地管理、規范市場秩序、抑制投機、調整住房結構等,使得房價的上漲幅度有一定的減緩。對于市場的反應對政策實施有其固有的延遲性,從南京房價的反應上來看,在2007年年末的時候,環比指數略有降低,從效果上來看,調控的作用不夠明顯。從全年來看,全年的同比指數是有所上升的,從同比指數與環比指數的關系看出(1-11月的環比指數之積等于12月份同比指數),南京房價的年增長率約為7.4%。
2008年1月,國務院重拳打擊囤地;2008年6月,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縮進銀根(全年共5次上調準備金率,從年初的14.5%上調至17.5%)。上半年宏觀調控主要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投資過熱和囤地現象,政策傾向于緊縮。但由于2008年下半年美國出現次貸危機,各國的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也不例外。為保證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政策的方向變化明顯。從圖1中2008年的房價走勢可以看出,房價一路下跌,可見金融危機的影響力。整個世界陷入危機的影響之下,各國采取了多種拯救國內經濟的方法。從而下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放松。2008年9月,降低貸款利息0.27個百分點,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2008年10月,財政部降低真實購房需求的門檻,降貸款利息0.27個百分點,降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2009年1月,四大國有銀行宣布:執行基準利率0.85倍優惠、原則上都可以申請七折優惠利率等。2009年上半年采取的是寬松政策為主。
針對2007年的調控局面,2008年上半年政府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表現了政府調控的決心,房地產市場雙量齊降,調控的效果有所體現。2008年下半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的不斷擴大 ,政府為了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央行推行雙率齊降,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明顯有救市的傾向。從宏觀政策的定位可以看出,政府由“控制”向“救市”的態度轉變。從2008年南京房價環比指數的變化來看,房價的變化與現實情況相一致,調控的目標基本完成。房價有自身上漲的動力,并在正面政策的推動下,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進入房價上漲的高速期,這使得政府開始意識到房價過快的上漲又將會帶來新的問題。從而在2009年的下半年,宏觀調控政策又開始轉向。
2009年7月,加強貸款資金監管,防范貸款的銀行風險。2009年12月,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征免時限由2年恢復到5年,以抑制投機炒房。2009年12月,地方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從政策上看,2009年下半年由松變為緊,由于房價過快上漲,政府的調控開始抑制房價上漲和炒房現象。中央政府出臺了抑制投機,增加供給等政策,以穩定房價。調控的目標基本與2007年一致。從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的同比走勢來看(同比曲線延遲6個月),曲線的走勢與調控的節奏一致。同比指數先增大,然后變小。但是在絕對的數值上,變化微小,正體現了調控的難度。但客觀地講,從數據上看,宏觀調控仍然起到一定的作用。
2010年1月,國十一條;2010年9月,出臺最嚴厲房產調控政策—暫停發放第三套房貸;2010年10月,上調公積金貸款利率至3.5%;2010年11月,限制公積金貸款購房首付比例等。從全年的宏觀調控政策來看,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延續了2009年下半年的態度。2009年房價的上漲,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央政府意識到房價問題后果的嚴重性和民生建設的重要性,2010年實行了更為嚴苛的政策。從限貸、限購到限價,體現的是政府堅定的決心。從同比曲線的走勢來看(同樣時間推后6個月),曲線表現為總體持續下降。可見調控的政策在長期的作用之下,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2011年的1月和2月,南京房價同比仍有上漲。當然,在2011年開始采用新的房價統計方法也可能帶來數據波動。
2011年1月到6月,央行連續上調準備金率,全年采取緊縮財政政策,進一步對房地產調控深化。從上半年的調控可以看出,在各種嚴厲的調控政策之下,從環比的走勢來看,2011年全年的房價環比指數呈下降趨勢,2011年12月同比為99.7%;2012年5月,定基指數為99.1%。這些數據表明宏觀調控效果凸顯。
從南京房價指數來看,環比指數在反應宏觀調控的效果上比較靈敏,更能體現市場情況的瞬時變化;同比指數的變化更能反應調控效果的累積效應,趨勢更加明顯。在時間軸上,同比數據反應現實調控政策的效果約有半年左右的滯后。可以看出,南京房價指數的走勢基本上與宏觀調控的調控方向是一致的。現實中人們也沒有感覺到房價的回落,與數據反映的情況基本一致。但是,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的言行使得人們對調控能否持之以恒有所懷疑。
現階段政府進行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建議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的當下,必須認清調控的范圍、調控的目標以及調控的結果。宏觀調控的本質是彌補市場的缺陷與不足。政府的調控目標應是使得市場具有更好的功能,并應更加看重調控對市場的改善結果。在運用宏觀調控手段進行調控的時候,政府應該著重考慮各種手段對于具體問題的作用效果。在行政、經濟、法律手段中選擇合適的手段,必要時,通過各種手段的配合運用,實現調控的目標。
總的來說,政府應當立足于經濟手段,并在運用金融手段的同時,著重區分消費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政策應當嚴格控制投資性購房需求,同時要傾向于支持民眾的正常居住需求。政府應當加強行政手段的調控,將房價的快速上漲,納入到地方政府及官員的考核制度中,建立相關的問責制度,并出臺規范和加強房地產市場的監管制度,得以充分發揮調控的作用。建立健全房地產行業的法律制度,對房地產市場良性發展至關重要。在完善相關制度方面,政府盡快完善公積金制度,使之覆蓋更多的人;完善保障性住房體系,使得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分配保障性住房資源;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使得土地的流轉和使用更加有效率,根本上解決土地供求問題;完善售房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開發商和購房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同時,由于“分稅制”的原因,土地出讓金一度是地方政府財政的大部分來源。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考慮到GDP的政績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下達的調控任務時,表現為“不作為”使得調控的效力減弱。通過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分配問題,對于土地市場以及二級市場的宏觀調控,應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起到積極作用。選擇時機出臺限制人均住房面積的政策法規,使我國稀缺的土地資源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澤惠后代,緩解住房市場的供求關系,有效控制房價的過快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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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目標;決策
多目標決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并綜合運用運籌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知識而形成的交叉學術領域,主要適用于在某個問題具有多個目標時,決策者可以依據不同的問題、條件、環境來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趨勢有所緩解,但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繼續堅持和完善宏觀調控是經濟學界的共識。然而,各國的宏觀調控都必須達到經濟、物價、就業、外匯等多個目標的均衡與協調,是一個典型的多目標問題,必須進行系統思考,理性決策。下面,筆者擬從多目標決策視角對我國宏觀調控問題進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國宏觀調控的多重目標
在當代世界,雖然各國宏觀調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證國民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總量平衡,即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均衡增長。如何衡量社會總供求是否達到平衡,西方發達國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標:即物價上漲率、利率、匯率、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率,通過調節各項指標來求得社會總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過程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共同作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我國經濟學界一般認為,基于國際國內經濟運行的經驗,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指在堅持質量、效益、結構和速度相統一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和可能,實現經濟的適度較快增長;二是就業充分,指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就業門路,努力把失業率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三是物價穩定,既要防止通貨膨脹,又要防止通貨緊縮,保持商品與服務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四是國際收支平衡,指積極發展進出口貿易,不斷完善外貿與金融外匯管理體制,實現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交易在內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響宏觀調控的多種因素
無論是國外的五項指標體系,還是中國的四個主要目標,都表明宏觀調控問題是一個多目標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從多目標決策視角看,經濟增長、就業充分、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個相互獨立的目標,都有各自的評價指標體系,而同一目標的評價指標可能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不同目標的評價指標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正確決策首先必須對宏觀調控多個目標的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一)從經濟增長來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國按現價計算的GDP總規模翻了一番,從2001年的10.96萬億元擴大到2006年的20.94萬億元,與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體一致;按可比價計算的GDP平均增長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長9.6%快0.5%。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平衡,但經濟持續增長也面臨著一系列矛盾和問題:一是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調。近年來,我國投資增長速度較快,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與此同時,消費增長卻相對緩慢,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消費增長了將近43.2倍,但最終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卻從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業結構矛盾仍很突出。從總體形勢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值同比增長18.5%,比上年同期快1.3個百分點,意味著工業生產和市場熱度升高;從主要行業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來消化其產能和產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結構性非均衡的工業高速增長,會加大工業結構調整的難度;從重點調控行業看,目前鋼鐵、水泥等行業增長速度仍然過快,重復低效競爭仍然激烈,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的壓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近兩年,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兩個重要指標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學界所定義的“穩健區間(12%-20%)”的上限。資金具有逐利性,過多過剩的流動資金,對于一個市場發育和監管體制還不健全的國家來說,有時甚至是可怕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從多目標決策的視角來看,控制投資增長過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資的成本。但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提高儲蓄利率會降低消費需求,使產能過剩的情形更難擺脫。如果只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儲蓄利率,則會擴大利差,使銀行有更大的增加貸款的沖動,結果和控制貸款以抑制投資增長的愿望相違背。
(二)從就業情況來看,就業總量增加,但失業率逐年攀升。改革開放初期,失業率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從1986年開始以后,失業率就緩慢地上升,從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業規模擴張中,城鎮就業率上升,城鎮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從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鄉村就業率下降,從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從1998年至2003年,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3%,失業的卻達500萬人。2003年至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10%至10.5%,失業將近1000萬人。因為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1985年中國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崗位是240萬個;1995年,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崗位是170萬個;現在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崗位不到90萬個。從多目標決策的視角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總量的目標選擇越來越困難。如果選擇擴張,固定資產需求已經連續40多個月過熱了;而選擇緊縮,失業率又會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擴張還是緊縮,讓決策者面臨兩難。
(三)從物價水平來看,物價總體水平較低,但近期CPI增長較高。我國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通過穩定需求,促進供給特別是基礎產品供給增長,保持了經濟總量關系的大體平衡,實現了物價的基本穩定。從1997年11月開始,中國的物價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負增長,2001年、2002年是零物價。也就是說,中國經歷了30多個月的負物價、20多個月的零物價。但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上漲進入2002年以來的第二個上升期,1至11月累計上漲4.6%。一些學者認為,本輪CPI上漲完全是因為一些食品和豬肉價格上漲引起的,不會向別的行業和領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本輪CPI上漲是成本推動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結構性的。從1978年至2002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累計上漲433.5%,年均上漲6.3%。因此,雖然近期CPI增長較高,但相對于GDP增長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物價上漲對低收入階層和困難群眾的生活影響較大。從多目標決策視角看,我國經濟在新的上升通道中總體應該保持一種較高增長和較低物價的格局,不出現價格水平的大幅上漲或大起大落。(四)從國際收支來看,內需增長不足,但外需增長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資構成的外需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外需增長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經濟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外匯儲備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進口,經常項目出現順差。我國連續6年出口增長維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實現了連續10多年的經常項目順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資本項目順差,外資對中國經濟控制力增強。根據國際資本的輸出規律,輸出國際資本和引進國際資本的比例,發達國家平均為166:100,發展中國家為18:100,但我國只有1.5:100;外商投資企業商品進出口在整個中國進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使得外匯儲備增長,必然產生外幣貶值的預期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因此,雙順差越大,外匯儲備越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大;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加大了外資流入和國際收支順差的擴大,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雖然我們正在為如何實現內外需平衡而費盡腦筋,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樣,從經濟決策選擇理論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順差)”比以往“負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動地選擇余地,有錢之難好于無錢之困。
三、完善宏觀調控的多維視角
多目標決策的目的是挑選或擬定最優的方案使決策目標極大化。而決策的環境是面向將來的,需要決策的問題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對于宏觀調控這樣的復雜問題來說,這種不確定性將更為突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體制性、機制性及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還比較嚴重,經濟增長仍然偏快,價格上漲仍然較多,節能減排壓力較大,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就必須堅持對宏觀調控問題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舉,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觀調控時機的前瞻性。我國具有宏觀調控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觀調控中,因為動手較晚、延誤最佳時機,而且在實施上存在著猶豫不決、貫徹不力的問題,導致不能充分發揮經濟增長的潛能。近年來,我國提出并運用科學發展觀統攬宏觀調控全過程,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認真進行跟蹤分析形勢,科學預測月度、季度和年度經濟變化趨勢,及時發現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苗頭和矛盾動向,并及早動手緩解、遏制這些矛盾和問題。比如,為應對“非典”沖擊,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寬松的財稅和金融措施,銀行信貸和投資快速增長。在抗擊“非典”勝利后,中央及時察覺到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及時預警,并及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頭性、局部性問題,宏觀調控的頻率、手段、節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較好,使2003年的經濟保持了穩定快速增長勢頭。2007年以來,我國投資、信貸、工業、凈出口增長再度加速,金融市場流動性偏多,出現了由“偏快”轉向“過熱”的勢頭。針對這些情況,中央又及早動手,采取偏緊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促進經濟運行轉入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軌道。歷史的經驗表明,宏觀調控必須堅持審時度勢,準確把握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抓住有利時機,運用有效的政策組合,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建立防御機制,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予以迅速解決。
二是注重宏觀調控政策的組合性。一般而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實現政策目標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協調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觀調控中,為了有效治理東南亞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通貨緊縮,選擇“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組合:財政政策方面,較大幅度地增發長期建設國債,調整收支規模和結構,在財政投資結構改善基礎上保證總需求擴大;貨幣政策方面,對內靈活調節貨幣供應量和信貸投放,使其穩定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區間內,為經濟總量穩定提供貨幣和信貸保證。這種“松財政、穩貨幣”的優良政策組合,有效地遏制了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政策組合應用。2004年以來,根據我國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同時投資內需和出口外需過旺造成的總需求擴張過快的具體情況,我國財政政策從“積極”轉向“穩健”,逐步減少增發國債投資規模,多次調整出口關稅政策,減輕人民幣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壓力;貨幣政策則在保持總體穩健的姿態下多次頻繁調整準備金率、利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保持貨幣信貸穩定增長。這種“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既不全面擴張,又不全面緊縮,實踐證明效果非常理想。當前,中央提出按照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的基調做好宏觀調控工作,推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是符合我國經濟運行現狀的,有利于解決突出問題。根據形勢發展需要,我們還需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土地政策、產業政策、外匯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的協調配合,實行適當的組合模式,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觀調控手段的多樣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觀調控有三大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是指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如價格、利率、匯率等),通過市場機制,間接地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運用各種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的政策規定,通過法制力量,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運用行政機構的權力,通過強制性指令,直接對企業或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觀調控中,我國嘗試改變原來單一的行政調控,引入經濟和法律手段,初步進行現代意義上的以財政貨幣政策為主的間接調控,但因對經濟手段的運用不夠熟練,導致調控過度。2004年以來的宏觀調控,逐步強化了經濟和法律手段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特別是更多地運用利率、匯率以及其他財政貨幣政策工具來間接影響經濟主體行為,保證了宏觀調控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積累了更為豐富的經驗。在目前地方競爭體制更多帶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實行宏觀調控時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會影響宏觀調控的效果。從總體上說,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我國宏觀調控方式實現了從依靠單一的行政手段調節轉向三種手段調節并用,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調節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成熟,競爭機制不斷完善,我國的宏觀調控應當越來越多地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逐步縮小行政手段的調控范圍,防止因行政調控越位或錯位而造成宏觀調控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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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通說認為,宏觀調控的方式與手段有三:經濟手段、行政手段與法律手段。而對于三者的關系,筆者比較認同楊紫教授的觀點,既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重要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般都會采取法律的形式,以法律為依據,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以法律為形式的行政手段、經濟手段也就是法律手段。
本此宏觀調控的一大特色在于越來越多的經濟手段替代了以往某些時刻不得不采取的行政手段,“新八條”明確將稅收、金融等經濟手段作為主攻措施,央行、財政部、稅務總局、銀監會也是直接參與進了調控的陣線。這是在宏觀調控的屬性之一――“間接性”在指引下所必然發生的一種調整,“看不見的手”才是宏觀調控的第一選擇。
二、我國的特有的調控手段――“土地政策”與其他手段的配合
我國宏觀調控最富有特色之處是調控手段中土地政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土地所有制的公有性質決定的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獨特優勢,是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我國土地公有制表現為兩種形式,即城市土地國家所有制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施土地用途管制、農地嚴格非農化、建設用地統一供應,使政府可以通過調節土地供應總量、土地用途管制等途徑,達到抑制或鼓勵市場需求,有效地引導投資總量和結構,實現調控經濟運行的目標。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和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土地需求增長迅速,經濟發展面臨土地資源短缺的約束,土地有效供給對經濟發展作用明顯。
在房地產業務的運作中,土地的基礎性地位毫無疑問,所以,要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土地政策也相應的擁有不能忽視的使用空間。但是,土地政策并非十全十美,由于中間環節的繁多,它的時滯性比其他調控手段更為嚴重。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土地政策又要講求實效必須注意提高預見性并重視其與其他政策的配合使用,主要是與金融政策、稅收政策、價格政策之間的相互配合。
1.與金融政策的配合
決定房地產供應量和供應速度有兩大因素:土地供應狀況和資金供應狀況,對應的就是在調控過程中應強化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配合。
本次調控中個人住房信貸政策部分的核心就是從調控需求入手,引導社會對未來房地產價格形成較合理的預期,抑制投機性需求,保護自營性購房。其傳導過程可以描述為以下兩大途徑: 一方面,由于首付款提高,部分原計劃購房的人會因首付款不足而延遲住房消費、部分投資者和投機者會因首付款增加而減少購房套數會購房面積,從而導致住房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提高,貸款成本增加、投資收益降低,投資者和投機者的住房需求會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取消優惠利率可以使得部分投機者因預期收益下降而主動放棄投資計劃,住房需求下降無疑有助于控制房價上漲。
另外,本次調控強調嚴肅查處違法違規銷售行為,其中針對的一大現象就是“保租銷售”, 這種銷售方式實質上是房地產行業大規模的非法集資,已經與銷售房產沒有關系了,房產的價格也再不受市場需求的約束,很大一部分風險被轉嫁到了金融機構的身上,給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都帶來了極大的安全隱患。從維護金融系統穩定的角度出發,這一現象將被切實整頓。
2.與稅收政策的配合
稅收不僅是國家參與社會財富再分配、籌集財政資金的主要渠道,更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國家通過稅種、稅率等稅收手段,對社會經濟流向起著導引作用。對哪種產業免征稅或減稅,意味著國家鼓勵該產業,反之則意味著國家抑制或放緩該產業的發展,這是一種非常敏感的經濟杠桿。
“新八條”第五條規定運用稅收等經濟手段調控房地產市場,特別要加大對房地產交易行為的調節力度。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建設部于2005年5月27日發文《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建設部關于加強房地產稅收管理的通知》部署個人住房管業稅問題,物業稅的開征試點工作也正在醞釀之中,種種跡象表明,稅收政策業已成為我國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另一不可或缺之手段。
3.與價格政策的配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主要通過市場而形成。價格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價值波動。如果價格非因供求原因而過分偏離價值,或因價格壟斷出現暴利,或因任意低價競銷、傾銷而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必然破壞市場機制。作為反映和調節國家價格總水平的價格管理關系也必然的成為了此次宏觀調控的對象。
“新八條”規定加強對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價格的調控,保證中低價位、中小戶型住房的有效供應,經濟適用住房價格要嚴格實行政府指導價。
盡管“十二五”規劃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都低于8%,但是對于常年以8%作為經濟增長率心理關口的中國經濟來說,跌破8%絕對是一件大事,很可能意味著新的宏觀調控政策將在此期間出臺。
在西方國家,宏觀調控通常是指調整以利率手段為主的貨幣政策和以稅收手段為主的財政政策。但是,宏觀調控在中國一個涵蓋范圍極廣、功能極其強大的政策,幾乎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可以被包括進去。股市走勢、企業生產、外匯牌價、食品價格無不與之密切相關。按照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的說法,宏觀政策和政府干預原本是宏觀經濟學奠基人凱恩斯的發明,但是宏觀調控、政府指揮經濟,卻是國人的創新。
宏觀調控的目的在于通過反周期操作來熨平經濟周期,但是實際上卻很難說宏觀調控到底是熨平了經濟周期,還是加劇了經濟的起伏。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央行連續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6次加息。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連續5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4次降息。2010年1月份之后,又12次提高準備金率,6次加息。2011年11月份至今又3次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1次降息。4年里面發生了4個180度的轉彎,如此頻繁的調整全球范圍內找不出第二個案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對宏觀調控的評價是:太頻繁、太輕率、好心辦錯事,如此調控對經濟的損害很大。市場預期,隨著今年第二季度經濟數據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還將進行調整。
與此同時,中國還在動用強大的財政手段來調控經濟。“四萬億”刺激計劃令全球為之震驚,其動能至今未能消除。在4月份今年第一季度經濟數據公布以后,市場又預期中國將啟動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
有些經濟學家如韋森認為,政府應該更加“無為”一些,放開手中的方向盤,把更多的空間由市場和企業等經濟主體來操作。實際上,宏觀調控并非不可為,只是方向上需要調整,把重在短期調整改為重在長期改革。中國經濟仍然具有較強的增長勢頭,國家財政狀況依然非常安全,如果中國浪費目前的大好條件就太可惜了,每一次的經濟周期變動都應該是進行改革的良機。
值得肯定的是,中國的宏觀調控方法在不斷調整,經濟改革在逐步進行。央行6月7日晚間宣布3年半來的首次降息,更為重要的是,同時宣布上調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并下調貸款利率浮動下限,啟動了利率市場化進程。在日前召開的陸家嘴論壇上,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將大力推動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堅持進行利率和匯率機制改革,繼續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方面的改革。其他部門也在謹慎地推進改革,比如放松了對外資的管制,放松了對民營資本投資銀行和鐵路等傳統由國企控制的關鍵行業的限制。
一段時間以來,有企業反映宏觀調控政策實施后,銀行新增流動資金貸款大幅度減少。對此,一些企業叫苦不迭。同時,一些學者、地方政府的官員也開始紛紛發表看法,認為銀行的信貸方針與國家宏觀調控的初衷有矛盾,不該搞“急剎車”、“一刀切”……
應該說,目前企業資金緊張的情況是存在的,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而言。這個雖然表面看來只限于銀行和企業間資金流動的問題,實際上牽涉到國民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既和整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又與今天國家宏觀調控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大環境密不可分。而具體來說,目前的短期資金緊張,和今年上半年金融機構各項存款同比少增(包括居民儲蓄存款同比少增)、票據融資銳減、企業庫存增加特別是占用資金增加、流動資金被挪作他用現象嚴重等原因是分不開的。當然,也存在銀行信貸資金管理方面問題的因素。因此,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流動資金緊張問題。
今年國家實施的本輪宏觀調控是動了真格的,也正因為如此,經濟運行中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進一步顯現出來,資金問題就是這種矛盾的反映。我國是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企業自有資金不足,生產、建設大都靠銀行貸款。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銀行和政府的關系是,政府上項目,銀行就拿錢,其結果造成了大量的銀行不良資產。在近幾年,為片面追求政績,一些地方政府大量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干預市場和企業,甚至越權審批項目。從2003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建設規模過大,由此引發的貨幣信貸增長過猛、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快、濫占耕地、煤電油運供應緊張等問題愈演愈烈。為此,本輪宏觀調控的重點之一就是遏制投資沖動。尤其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許多泡沫和金融風險的苗頭。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針對性強、力度大的調控政策措施,包括了控制信貸規模、清理整頓開發區和土地市場、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加強經濟運行調節、抓好糧食生產和市場供應等,就是將泡沫擠出、預防風險的有效手段。就整體經濟發展而言,我國央行在今年的金融宏觀調控中措施是得力的。國有商業銀行有保有壓,控制貸款發放對抑制部分行業過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就這一點說,貸款從一些過熱行業或者是劣質市場的退出,對防范金融風險意義非同尋常。
據統計,今年6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為17萬億元,按可比口徑比去年同期增長16.3%,增幅比去年同期減緩6.8個百分點,比上年末減緩4.8個百分點。
盡管增幅減緩,但短期貸款還是增加的。那么,為什么企業感到資金緊張呢?這中間有兩個問題不能不提及,一是流動資金被挪作他用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用銀行人士的話說,銀行的流動資金放出后,不能按計劃收回,所以就不能馬上再放出。長此以往的結果,流動資金周轉速度放慢,銀行收益減少,企業貸款受限,也會形成不少的不良貸款。而許多企業由于庫存增加,也占用了大量的銀行流動資金。在這種情況下,加上宏觀調控的作用,銀行對這些企業控制短期信貸資金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外就是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有評論說,本輪宏觀調控中控制信貸資金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帶中小企業流動資金貸款難的問題更加突出。事實上,宏觀調控并非針對中小企業,但銀行信貸政策的收緊必然會涉及一些企業的資金。而且,因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盡管今年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長較快,但出于市場競爭的需要,他們的許多貸款也投向大客戶和高端客戶。此外,國有商業銀行加強了信貸風險的控制。再由于許多中小企業自有資金少、經營規模小、信用等級低等原因,難以滿足銀行所需要的貸款條件,其結果,許多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短期資金短缺的境地。
當然,造成企業短期資金緊張的具體原因我們還能舉出很多,但如果能夠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就會不一樣。因為無論對銀行或是企業,都是挑戰與機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