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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監管提高了部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降低了銀行的風險水平,但是我國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效率仍有待提高。以下將提出國內外資本充足率監管普遍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次貸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銀行監管的問題更是可以給我國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敲響警鐘。
(1)首先資本充足管理造成的順周期效應。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是指由于資本監管制度安排隨經濟周期的波動而變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經濟波動程度,加劇經濟周期的負面影響。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來源于1988年出臺并實施的巴塞爾資本協議,而基于風險的巴塞爾協議二資本監管框架的順周期性更為嚴重。協議一與協議二的核心要求都是資本充足監管,而資本監管的計提又隨經濟周期而波動,那么資本充足率監管規則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具體地說,當經濟處于繁榮時,銀行的資產質量和數量都會顯著增加,同時融資成本降低,銀行較容易從市場中籌集資本,并且風險資產權重較低,銀行資本水平提高,可以用更大規模的資金用于新增貸款投放,信貸擴張推動了經濟的進一步高漲;在經濟周期的下行階段,則相反運行。
(2)其次資本充足率監管會引發大量套利行為。資本充足率是銀行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的比值,其中風險加權資產等于風險資產乘以各自的權重,如果可以降低風險的權重,那么就可以達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效果。而資本監管套利行為指的就是商業銀行采取資產證券化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創新工具來降低風險資產權重,從而達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目的。這種方法僅僅表面上提高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而實際上銀行總體風險程度并沒有多大改變?,F實中,如果監管當局要求監管資本大于商業銀行自己所評估的資本要求時,銀行就會采取類似措施變相提高資本充足率,從而實施資本監管套利行為。
(3)資本充足性監管未能有效預防銀行高杠桿風險。在巴塞爾協議二的框架下,對表外業務監管存在不足,側耳導致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對表外資產風險覆蓋不足,即使覆蓋,其風險權重調節系數也過低,資本充足率不能真實反映這些業務給銀行帶來的風險。針對表外業務的監管不足為銀行高杠桿經營提供了可能。隨著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銀行實際的資本充足率潛在下降,承受風險能力也降低,從而積聚了很高的風險。
二、提高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有效性的途徑
2008年金融危機后,巴塞爾協議三的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也調高了高質量的資本構成要求,在巴塞爾協議三的資本監管框架下,我國將面臨更加嚴格的對于資本的約束。針對資本充足率監管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提高我國資本充足率監管有效性的一些現實途徑:
(1)建立起資本監管逆周期機制。逆周期資本監管指的是監管當局在經濟上升期時提高對銀行的資本要求,增加資本超額儲備,來用于經濟衰退期以彌補損失,保障商業銀行能夠達到持續性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維護正常的信貸供給能力。2010年7月巴塞爾委員會《逆周期資本緩沖方案(征求意見稿)》方案指出,資本充足性監管應該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體現出相應的特征,各國監管當局可以根據自身情況確定不同時期的逆周期緩釋,范圍在O%~2.5%,用以緩解銀行體系的順周期性。我國也引入了這一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在具體的操作上可以建立逆周期乘數,該乘數與宏觀經濟形勢呈正相關關系,可以有效反映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經濟周期上行時指數大于1,經濟衰退時指數小于1,將指數與風險加權資產相乘,以此來對資本充足率的計算進行調整。這樣,在經濟繁榮時期,商業銀行在資本一定時若要維持一定的資本充足率就需減少加權風險資產,意味著銀行要縮減信貸規模,給經濟起到降溫的作用;同樣在蕭條時,由于逆周期乘數小于1,商業銀行可以擴張信貸規模,延緩經濟衰退。
(2)為避免資本充足率監管帶來的監管套利行為,可以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梢詫L險管理與資本監管結合起來,擴大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從而覆蓋到商業銀行所面臨的所有實質性風險,這樣,風險成本的顯性化可以促進商業銀行審慎經營;另外一方面,資本監管可以通過機制化設計從而滲透到銀行的公司治理和自我約束之中,建立起嚴密的獎懲措施,發揮各商業銀行的主觀能動性。
(3)加強對商業銀行表外資產的監管,強化對商業銀行高杠桿運作的管理。2009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增強銀行業抗風險能力(征求意見稿)》,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又一補充措施,我國也于2011年引入杠桿率監管標準,要求一級資本對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占比不低于4%,杠桿率監管與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有效結合有利于商業銀行的審慎經營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國的商業銀行長期主要利潤來源長期是高利差帶來的利息收入,主要業務也是存貸業務,使得杠桿率高于歐美國家的商業銀。短期來看,杠桿率監管要求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有限;但長期看來,仍存在著巨大的挑戰。未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會加速,存貸利差將會縮小,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將更深入地參與國際金融業競爭,我國商業銀行需要改變業務模式,更多的開展表外業務,發展金融創新,我國商業銀行的杠桿率必然會隨著銀行業的進步發展而有所降低,杠桿率監管的作用也會越來越顯著。
三、結語
盡管資本充足性監管將督促我國商業銀行減少對低收益低風險的資產的持有量以提高其資本充足比率,但這將導致銀行總資產規模的減少,并且資本充足性的衡量標準上也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方面。然而,對于現代商業銀行來說,銀行資本充足性管制已成為控制銀行風險、保證銀行足夠清償能力的重要監管工具之一。商業銀行監管體制的完善,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建立和完善既適合于本國國情、又能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的資本充足性管制標準。當然,為了提高資本充足性管制的有效性,在建立監管機制時,需要把風險因素納入其框架,即建立起基于風險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性監管機制。由此,需要建立起統一有效的資本充足性衡量標準,包括資本的分類、測度和風險權重的確定等等。最后,隨著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迅猛發展,它們給我國商業銀行帶來了新的潛在性風險。這就要求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性管制把表外業務風險因素考慮進去,建立起一個涵蓋表內和表外業務、統一的資本充足性測度、評價和控制框架。
【關鍵詞】巴塞爾協議Ⅲ 中國銀行業 資本監管
一、引言
新一輪的金融危機中,美國投行雷曼兄弟在其資本充足率為11%,即最低監管要求的三倍情況下,仍走向破產之路。該事件的發生使人們開始對銀行資本是否能在危機中發揮應有的緩沖作用產生疑問,進而開始質疑巴塞爾協議Ⅱ。基于這樣的壓力背景下,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銀行體系監管的改革方案――巴塞爾協議Ⅲ,提出了更為嚴格的銀行資本要求。在這新一輪全球銀行資本監管改革的趨勢下,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難免會受其影響,因此,基于巴塞爾協議Ⅲ,考察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趨勢方向是具有研究意義的。
二、《巴塞爾協議Ⅲ》關于資本監管方面的核心內容
相比起巴塞爾協議Ⅱ,巴塞爾協議Ⅲ在資本監管方面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其主要變化在于四個方面:提高核心資本充足率、建立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引入杠桿率。
(一)提高最低核心資本充足率
巴塞爾協議Ⅲ提高了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普通股最低標準由2%提高到4.5%。對于非股份制銀行將建立合理的標準確保其資產質量,不再符合一級資本金要求的金融工具將自2013年開始以每年10%的速度退出。
(二)建立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
在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礎上,巴塞爾協議Ⅲ首次提出2.5%的資本留存緩沖和銀行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建立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要求。資本留存緩沖是由扣除遞延稅及其他項目后的普通股權益組成,目的在于使銀行在危機時仍持有緩沖資金以確保“吸收”損失。逆周期資本緩沖則是作為資本留存緩沖的補充,目的在于防備由于信貸增速過快導致的系統性風險積累的情況。
(三)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
全球銀行缺乏流動性監管和統一的流動性監管標準是新一輪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巴塞爾協議Ⅲ將流動性監管加入監管的目標體系中,并建立兩個新指標來衡量。一是流動性覆蓋率,用于衡量機構抵御短期流動性風險的能力。短期流動性風險諸如公共信用評級大幅下調、存款部分流失、無擔保融資渠道干涸等嚴重情況的爆發突然性強,優質的流動性資產可以確保銀行機構能堅持運營一個月。二是凈穩定資金比率,通過度量銀行較長期限內可使用的穩定資金來源對其資產業務發展的支持能力,以衡量銀行機構在長期內抵御流動性風險的能力。
(四)引入杠桿率
高杠桿倍數是最廣為詬病的引起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因為在高杠桿倍數的情況下銀行仍能保持符合監管要求的資本充足率,掩蓋了杠桿倍數過高帶來的風險。因此,巴塞爾協議Ⅲ提出引入對杠桿比率的監管作為對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補充:要求各成員國在同一時期對3%的一級杠桿率進行平行測試,基于測試結果,于2017年進行最終調整,并納入巴塞爾協議Ⅲ第一支柱部分。
(五)其他相關內容
除了上述4個內容外,巴塞爾協議Ⅲ為防止銀行將大量高風險資產轉移到表外業務逃避監管,規定了更為嚴格的高風險資產風險加權計算方法,將銀行表外資產和資產證券化產品按照一定的系數換算成等價信貸產品。此外,巴塞爾協議Ⅲ提出“系統重要性銀行”概念,將業務規模較大、業務復雜程度較高,發生重大風險事件或經營失敗會對整個銀行體系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銀行定義為系統重要性銀行。相較于所有的標準,更為提高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標準,以確保其抗風險能力,降低因系統重要性銀行暴露問題而引發的大規模性金融危機的概率。另外,巴塞爾協議Ⅲ還建立應急資本機制,比如應急可轉債等,確保當銀行瀕臨倒閉時,可以通過債權人參與共同承擔損失,使銀行得以繼續經營。
三、《巴塞爾協議Ⅲ》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影響
巴塞爾協議Ⅲ出臺后,2010年底中國銀監會跟進巴塞爾協議Ⅲ推出四大監管工具,包括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率和流動性要求四大方面。隨后中國證監會于2011年8月15日《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劃分資本監管為四個層次,即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和逆周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資本要求,并以此將銀行分為四類,分別對其進行監管,就此構成了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框架。
(一)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影響
目前,雖然中國證監會要求最低資本要求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5%、6%和8%。但一般情況下,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的底線為11.5%,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10.5%,核心資本充足率底線為7%。根據有相關數據統計,2010年我國各大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均在12%以上,核心資本充足率在7%以上,這可以看出,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資本充足率結構較好。而且就整個銀行系統來看,我國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2.2%,大于10.5%,遠大于巴塞爾協議Ⅲ要求的8%,因此新的資本要求短期內對我國銀行業資本監管影響不大。
但從長期來看,我國商業的經營業務主要以信貸為主,以利差收入作為主要的利潤來源,可以定性為資本消耗型的銀行業務模式。目前我國經濟處于上行期,對信貸的需求會持續增大,由于銀行的收益和利差與資本規模成正比,這使得中國銀行業整體面臨資本短缺的困境。此外,受限于國內資本市場的約束,銀行補充資本的速度必然趕不上業務的擴張需求,加上新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銀行業帶來資本補充壓力,約束中國銀行業未來發展。另一方面,為追上信貸需求,銀行需求大規模的資本補充,雖然這在經濟上行期對整個經濟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資本風險就會暴露出來,導致壞賬增加。
(二)建立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影響
目前,我國對銀行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要求不足巴塞爾協議Ⅲ所要求的2.5%。未來若依照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這會對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提出更高的要求,且由于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是由普通股和其他高質量的資產構成,通過財務杠桿的調節,資本留存緩沖會在中長期降低銀行盈利的波動,但是逆周期資本緩沖的提高會對銀行利潤分配有所限制,并且再融資的時間間隔會縮短以及難度加大。
(三)杠桿率、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的影響
巴塞爾協議Ⅲ中規定,初步要求銀行杠桿率不得低于3%,我國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要求杠桿率要求不得低于4%。目前我國銀行業杠桿率普遍在4.5%以上,這個指標短期內不會對銀行有太大的影響。在流動性方面,我國銀行業將在“十二五”期間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兩個指標,進一步增強了銀行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從長期來看,中國金融市場中金融衍生品幾乎沒有發展起來,銀行并不存在巨額的表外業務,杠桿率相比起西方國家商業銀行較高。但是隨著信貸規模擴張、表外業務發展的同時,我國商業銀行將長期面臨資本補充的壓力,在現有資本規模下,杠桿率必然降低。而此時再提高杠桿率的標準,對我國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無形中增加了壓力。再者從流動性上分析,我國商業銀行主要依靠存款來獲取融資,如果金融危機爆發,銀行很難從同業處融資。因此流動性要求的提高,對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是一種挑戰。但是新的流動性管理理念會提高銀行對負債穩定性的重視,保證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
(四)系統重要性銀行額外資本和應急資本機制的影響
由于我國大型商業銀行中國有化程度高,因此我國的系統重要性銀行對國家銀行體系乃至是金融體系的影響都大于西方國家的系統重要性銀行。通過建立系統重要性銀行額外資本和應急資本機制可以使系統重要性銀行在面臨重大風險或經營失敗時,通過額外資金或啟用應急資本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風險或是輔助經營,使銀行恢復穩健狀態。因此,系統性重要銀行額外資本和應急資本機制的建立對于提高我國銀行業的經營穩定性具有重要的影響。
四、《巴塞爾協議Ⅲ》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啟示
巴塞爾協議Ⅲ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吸取總結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提出的更為嚴格的銀行監管規定,其將是今后全球商業銀行監管的發展趨勢,也是我國商業銀行監管的演變、改革方向。由于我國銀行系統業經營模式是以信貸規模擴張的消耗性模式,銀行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因此在短時期內讓我國銀行資本管理參照巴塞爾協議Ⅲ執行,對我國銀行業的發展過于硬性的轉化,是弊大于利的。所以,應建立過渡期,依照本國國情循序漸進地改革我國銀行資本管理體系,以達到巴塞爾協議Ⅲ的相關規定。以下,將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監管,對我國銀行業資本監管在今后的改革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建立長效合理的多渠道資本補充機制
短時期內,我國的商業銀行普遍滿足巴塞爾協議Ⅲ規定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但是,從理論上來看,在以上論述的巴塞爾協議Ⅲ關于資本監管的核心內容中的各項指標,都會增加了銀行的融資成本,擴大資金的需求量;此外從中國現實情況來看,因為順應寬松的貨幣政策,國內商業銀行在這兩年都放出了大量信貸業務,并且伴隨著我國經濟處于上行期的基本情況,信貸業務在今后將更加擴張,這一資本消耗性業務的增加,從長期來看,將會使我國銀行業面臨資本金不足的問題。針對這種資金供應量不足、資金需求量擴張的情況,我國銀行業需要建立長效健全的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以補充資本的缺口。本文認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鼓勵發展低資本消耗的中間業務,走資本節約型盈利模式。如在銀行加強資本規劃和管理體系時,積極開拓其他業務,調整業務結構,大力發展低資本消耗的托管、投行等新興業務和表外業務;發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債券承銷、代客投資理財業務;通過調整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將普通股資本補充方式同內部資本積累補充方式相協調,以實現高資本補充低成本;還可通過開發金融創新混合資本工具以增加銀行資本等。
(二)主動調整銀行經營業務模式,加強資本規劃和管理體系的建設
資本存在缺口的關鍵是我國銀行經營業務的模式是資本消耗型,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必須要切實改變過去偏重靠規模擴張的信貸經營理念,轉而建立節約資本的銀行經營業務模式。此外,還需注重在有限資本規模下實現風險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以實現“資本、風險、收益”的有效匹配。再者,除了實現節約資本,還需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加快建立一個以資本規劃、資本補充、資本使用和分配、資本監控和考核、資本使用評估、資本規劃修訂為循環的經濟資本管理體系。
(三)建立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
經濟周期轉變時,銀行體系不可避免地面臨系統性風險。這是由于在經濟上行期,信貸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張,信用風險也隨之產生,但隱藏于銀行內部,當經濟下行期來臨,信用風險隨之暴露出來。若按照現在的資本監管方法,經濟上行期資本要求下降,經濟下行期資本要求上升,這將會擴大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因此,應在銀行資本管理體系中建立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以平滑信貸供給的長期波動,維護銀行體系長期信貸供給能力,從而降低經濟周期性波動幅度。
參考文獻
[1]崔宏.“巴塞爾協議Ⅲ”框架下的中國銀行持續發展之路[J].銀行家,2010(10).
[2]游春,張緒新.《巴塞爾協議Ⅲ》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影響[J].金融管理與研究,2011(06).
一、引言
2007年美國爆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影子銀行被眾多專家學者視為其罪魁禍首。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金融結構與產品發達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各國關于影子銀行的界定與分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但是關于影子銀行的基本內涵是一致的,即執行銀行的某些職能卻脫離或較少受到央行監管,也不受國家金融保護的一種金融形式(程貴,2015)。我國官方關于影子銀行的界定是2013年12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2013]107號),將我國影子銀行體系界定為三類:第一類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無監督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新型網絡金融公司和第三方理財機構等;第二類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監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融資性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第三類是機構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監管不足或規避監管的業務,包括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證券化和部分理財業務等。近幾年,我國影子銀行發展異常迅速,《中國金融監管報告》指出,2012年末我國影子銀行總規模為14.6萬億元,2013年末迅速增長到27萬億元。據穆迪投資估計,2014年末我國影子銀行總規模為45萬億元,相當于GDP的71%。從社會融資的角度看,截止到2015年第4季度表外信用擴張已占社會融資總量的16%,而表內信貸占社會融資總量比重為69.3%,2002年該比例則高達91.9%。我國影子銀行體系規模擴張對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一方面,從業務層面來看,影子銀行部分業務的確彌補了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的不足,滿足了中小企業和個人的融資需求,同時也豐富了金融市場,促進了金融創新;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新常態,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競合關系的模糊化使得風險可能向商業銀行部門傳染。正是由于我國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交叉性明顯,其對傳統商業銀行的替代作用,必然會使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經營模式和利潤等方面受到抑制。目前我國對影子銀行的監管程度仍然不足,而商業銀行仍然作為整個金融體系的中樞,影子銀行所暴露的種種風險必將傳導至商業銀行本身,進一步沖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甚至引發商業銀行的破產倒閉。因此,本文將基于我國商業銀行的基本數據,探究影子銀行對我國商業銀行破產風險的影響,以對商業銀行應對影子銀行的風險提供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現有的文獻主要集中研究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和金融系統穩定性的影響。國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開展得較早且都認為影子銀行會加劇商業銀行的風險。貝利(Baily,2008)研究指出,高杠桿操作的影子銀行是在信息不透明的條件下運作的,由于大多數影子銀行行為是缺乏監管的,規模過大,容易造成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嚴重的情況下,會造成經濟衰退,發生大的系統性風險,進一步加劇銀行體系的不穩定性。真納約利(Gennaioli,2011)通過建立一個影子銀行模型,證明了在理性預期下,影子銀行是穩定且能提高盈利的,但是當投資者和中介忽視了尾部風險,這些風險貸款的膨脹和風險的集聚將產生金融脆弱性和流動性的劇烈波動。佐爾坦等(Zoltan等,2010)研究了影子銀行在經濟金融系統中的角色和影子銀行與傳統商業銀行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具有一定的競爭關系,并且影子銀行系統通過期限轉換和信貸轉換在促進金融繁榮的同時蘊含了較高的風險,2008 年金融危機就是顯著例證。本特松(Elias Bengtsson,2012)通過研究 2007 年伊始的金融危機,深入分析了影子銀行的運行機制和風險,結合實際的數據得到影子銀行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他認為影子銀行的高杠桿操作和期限錯配加大了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為了防范金融不穩定現象應該加強對資產證券化和銀行業務的監管。
我國學者的研究則存在較大分歧。有些學者認為影子銀行會對商業銀行的穩定性產生消極影響。周莉萍(2011)通過把影子銀行劃分為三大類非銀行結構,從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兩個角度分析了信托類影子銀行和資產證券化類影子銀行的信用創造機制。在分析影子銀行系統信用創造機制的基礎上得到影子銀行對傳統商業銀行具有替代效應,并且在貨幣市場上具有外部溢出效應。苗曉宇和陳??(2012)從對商業銀行的替代、依附、補充、促進、擾亂和扭曲等方面探討了影子銀行體系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影子銀行促進了金融脫媒,放大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同時也是商業銀行不斷金融創新的結果。劉超、馬玉潔(2014)基于我國影子銀行2002―2012年數據,建立VAR模型研究影子銀行對金融發展和金融穩定的脈沖響應,結果顯示,影子銀行發展對金融穩定產生負向沖擊,同時我國金融穩定性的保持也為影子銀行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部分學者認為影子銀行能增強商業銀行的穩定性。張亦春、彭江(2014)對數據進行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實證研究了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穩健性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表明影子銀行的發展會增強商業銀行的穩定性,但影響程度較小,且不具有長期效應;影子銀行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并且影子銀行規模的變化將對經濟增長的波動產生一定的影響。也有的學者認為隨著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二者的關系日益緊密并不斷融合,將會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毛澤盛、萬亞蘭(2012)研究了我國影子銀行體系和金融體系穩定性之間的關系,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影子銀行的規模與金融體系穩定性之間存在顯著的閥值效應,在影子銀行的規模低于一定的閥值時,影子銀行的發展能夠提高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當超過該閥值時則會降低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大部分學者都是從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經營的穩定性角度進行研究,即研究影子銀行的某些業務是否會加大商業銀行以及金融系統的風險。而在經濟新常態下,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競合關系的模糊化使得風險可能向商業銀行部門傳染。本文研究在經濟步入新常態背景下,影子銀行能否加劇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從而為銀行以及監管層提供現實的依據。
三、影子銀行規模測算
目前有關我國影子銀行的規模測算,國內還沒有官方的統一的度量方法,因而也就沒有相關的可靠數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種統計度量方法:第一種是選取從社會融資規模中剔除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后的余額,即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之和作為影子銀行的變量(張亦春、彭江,2014;李建偉、李樹生,2015),也有只將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之和作為影子銀行系統的衡量指標的(李向前等,2013;劉超、馬玉潔,2014等)。第二種測算方法是從借款人角度對影子銀行的規模進行測算(李建軍,2010;毛澤盛、萬亞蘭,2012;李春紅、徐奎,2014等)。第三種測算方法是將我國影子銀行體系分為商業銀行內部的影子銀行和商業銀行外部的影子銀行,對二者分別進行測算并將加總之后的總的規模作為影子銀行的指標(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2015;孫國峰、賈君怡,2015)。第四種測算方法是根據未觀測信貸規模與未觀測經濟規模之間的比值和可觀測信貸規模與可觀測經濟規模之間的比值相等,且在每一個既定的時期內,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是相對穩定的這一原理來測算影子銀行的規模(封思賢、居維維、李斯嘉,2014)。
從央行公布的社會融資規模來看,可以作為影子銀行貸款的選項中,占比較高的三項分別為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及未貼現的銀行票據。另外沒有官方統計數據的民間金融、地下金融以及住戶內部借貸活動都是影子銀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將把這兩部分之和作為影子銀行規模的變量。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及未貼現的銀行票據的數據可以從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社會融資規模中得到。而民間金融、地下金融以及住戶內部借貸活動這部分影子銀行的統計,主要借鑒封思賢(2014)的研究成果。很多非金融企業會將從銀行獲得的借款再放貸給其他企業,其實就是在從事金融中介活動,這些金融中介活動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構成了影子銀行活動的一部分(王永欽等,2015),但是這部分影子銀行的規模不易觀察和統計。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金融提供資金支持,而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和規模是相對穩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未觀測信貸規模和未觀測經濟規模之間的比值與可觀測信貸規模和可觀測經濟規模之間的比值相等,因此我們便可以給出公式(1):
其中,SB表示未觀測影子銀行的規模,單位為億元。NOE表示未觀測經濟的規模,可以用未觀測收入來替代。而未觀測收入則等于國民生產總值(GNP)減去可觀測收入??捎^測收入可用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與就業人數的乘積來近似得到。RL表示可觀測信貸規模,可以用金融機構的信貸金額來表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運用此方法對2000―2014年間我國未觀測影子銀行的規模進行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
本文定義的影子銀行范疇為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以及包含民間金融、地下金融以及住戶內部借貸活動在內的未觀測影子銀行之和。據此可以統計得到的影子銀行規模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從2006―2013年,我國影子銀行的規模一直呈遞增態勢,并于2013年達到最大規模,2014年影子銀行的規模有所降低,為42.1萬億元,這與2014年我國監管機構出臺的針對影子銀行監管的文件并貫徹落實不無關系。2014年1月,《關于加強影子銀行業務若干問題的通知》(107號文)下發,被業內稱為“影子銀行基本法”。107號文對影子銀行業務監管工作進行了詳細的部署,對監管主體的監管范圍、監管制度和方法、風險防范等工作提出了指導意見。同年4月10日,銀監會下發《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99號文),這份文件被認為是信托業貫徹107號文的具體部署??梢园l現2014年信托貸款只有5174億元,比2013年的18404億元下降了2.56倍。2014年5月8日,銀監會為加強銀行同業業務的管理和風險防范,了《關于規范商業銀行同業業務治理的通知》。隨著關于影子銀行監管的相關政策的出臺與落實,影子銀行的規模在2014年得到了遏制,首次出現下降。
四、影子銀行對銀行破產風險影響的效應分析
從表2可以看到,我國影子銀行快速擴張階段始于2009年,這是由于為了應對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政府出臺了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容的4萬億投資振興計劃,這一政策刺激了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業的發展,而這些基建項目投資建設周期長,對資金的需求剛性巨大,而銀行放貸的資金數量是有限的,這便刺激了影子銀行的發展,影子銀行可以通過創新諸如理財產品、委托貸款、信托、同業等業務來滿足這些行業的融資需求。從影子銀行的發展成因層面可以分析出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破產風險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應。
(一)正效應
首先,影子銀行的發展可以增強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通過開展銀行理財產品、委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表外業務,可以減輕商業銀行在資本充足率、存貸比和計提存款準備金等監管約束方面的壓力,在提高資金流動性的同時,還可以拓展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韓陽、張佳睿,2015)。其次,影子銀行的發展可以相應降低銀行的資產組合風險和中小企業違約風險。根據資產組合理論,商業銀行通過創新諸如理財、同業等影子銀行產品,可以起到分散風險的效果。而在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活動方面,國有企業可以比較容易地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然而它們通常并沒有高回報的項目來投資,所以這些國有企業很多將從銀行獲得的貸款以高利率貸給有高回報項目的中小型企業,其實是對整個金融系統的一個帕累托改進,在此過程中,商業銀行也規避了很多風險(王永欽等,2015)。
(二)負效應
首先,影子銀行的發展將會擠占商業銀行正規業務的市場份額,因此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商業銀行的盈利空間將被擠占。其次,我國的影子銀行信貸投向不合理,其資金大部分投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民間借貸、房地產行業以及產能過剩行業。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地方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我國經濟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下降較多,加之我國政府最近幾年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減少,這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面臨著巨大的還款壓力。另外,目前我國經濟面臨嚴峻的下行壓力,進出口貿易增速疲軟,這些都使我國企業發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影子銀行參與的民間借貸面臨著很大的風險。除一、二線城市外,我國三、四線城市的房價不增反降,這使得房地產行業面臨著很大的信用違約風險。一些產能過剩企業和僵尸企業將被清理,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違約風險大大提高。再次,銀行理財產品面臨流動性風險和違約風險,可能危及正規銀行體系并造成各金融子行業間風險交叉與傳遞。信托公司“剛性兌付”造成產品風險與收益錯位,短期面臨較大兌付壓力(李若愚,2013)。最后,影子銀行具有跨市場、跨區域、跨行業的特點,已經呈現出一種混業經營的發展態勢,而影子銀行通過金融創新,研發出許多金融產品,拉長了影子銀行的產品鏈條,增大了杠桿風險,在經濟進入下行通道的情況下會使經濟加速下滑,可能形成系統性風險。而影子銀行和傳統商業銀行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影子銀行的風險很容易向商業銀行傳染。
五、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設定
毛澤盛、萬亞蘭(2012)研究發現,影子銀行規模與銀行體系穩定性之間存在閾值效應,當影子銀行規模低于閾值時,影子銀行的發展可以提高商業銀行體系的穩定性,而當影子銀行規模高于閾值時,影子銀行規模的繼續增加將會降低商業銀行的穩定性。為此,本文建立如下的計量模型:
其中,表示第家銀行,t代表時間,。代表銀行破產風險,代表影子銀行業務的規模,代表商業銀行層面的控制變量,代表宏觀層面的控制變量,表示誤差項。
(二)變量的選取
1. 銀行破產風險的變量。參照劉莉亞(2014)的做法,本文采用Z值來衡量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具體計算公式如下:,其中,ROA表示商業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ETA為權益與總資產的比值,表示總資產收益率的標準差。本文將z值分成兩部分進行考察,記,
,表示商業銀行的資產組合風險,表示杠桿風險。z值越大,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越小。類似的,值越大,表明資產組合風險和杠桿風險越小。
2. 影子銀行規模的變量。本文所采用的影子銀行規模的變量為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和未觀測影子銀行這四部分之和。
3. 控制變量的選取。借鑒梁麗麗(2015)、丁寧(2015)、劉莉亞等(2014)的研究,本文采用商業銀行層面的控制變量有:存貸比()、凈息差()、不良貸款率()和銀行規模()。為了控制宏觀經濟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產生的影響,本文選取GDP增長率()和廣義貨幣增長率()作為宏觀經濟控制變量。
具體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三)數據選取
本文采用2006―2014年我國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其中,各家商業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所有者權益、總資產、存貸比、凈息差和不良貸款率均來自于萬得數據庫,每年的GDP同比增長率和廣義貨幣增長率來自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四)實證回歸結果及分析
1. 影子銀行與銀行破產風險。首先對模型(2)進行檢驗以確定是否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在對面板數據做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后,再進行F檢驗,F檢驗的p值為0.0000,故強烈拒絕原假設,應該允許每位個體擁有自己的截距項。
接下來,對面板數據做隨機效應模型估計,再進行豪斯曼檢驗。在豪斯曼檢驗中,Prob=0.1526>0.05,不能拒絕選擇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因此使用隨機效應模型效果會更好。表4詳細列明了隨機效應模型檢驗中各變量的回歸結果。
從核心變量來看,在模型1中,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破產風險效應的符號雖然為正,但是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加入影子銀行規模的平方項,以考察影子銀行業務對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是否會存在閾值效應。從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影子銀行的一次項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影子銀行規模的平方項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影子銀行規模和Z值呈現出一種倒U形的關系。進一步計算得出,影子銀行規模的閾值為33.7萬億元。當影子銀行規模低于33.7萬億元時,隨著影子銀行規模的增加,商業銀行的z值會相應變大,從而銀行的破產風險會降低;相反,當影子銀行的規模超過33.7萬億時,如果繼續增加,商業銀行的z值會相應降低,從而銀行的破產風險會增加。
影子銀行的大量資金流入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鋼鐵等受到政策限制的行業,助長了地方政府的債務積累,刺激了房價過快上漲,也加劇了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商業銀行借助表內外業務進行資產轉移,通過進行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保合作,隱匿金融風險,影子銀行日益成為商業銀行隱藏不良貸款、進行監管套利的重要工具。影子銀行跨行業、跨市場以及跨區域運作的模式將增加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
2. 影子銀行與銀行資產組合風險和杠桿風險。為了更具體地考察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破產風險影響的渠道和方式,參照劉莉亞(2014)的做法,將銀行的破產風險區分為資產組合風險和杠桿風險,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如表5所示,A欄中的模型(1)和(2)為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組合風險影響的估計結果。在模型(1)中,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組合風險的估計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而在模型(2)中,影子銀行一次項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影子銀行平方項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也就是說影子銀行和z1值之間出現一種倒U形關系,并且可以進一步計算出閾值為35.5萬億元。當影子銀行的規模超過35.5萬億元時,銀行的組合風險增大。根據資產組合理論,商業銀行開展的很多諸如銀行理財產品、委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同業業務等影子銀行業務可以極大地豐富商業銀行的產品種類,多元化經營會帶來風險分散效應。但是根據斯蒂羅(Stiroh,2004)的觀點,由于銀行產品或服務的交叉銷售使得商業銀行內部的影子銀行業務和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度,并且由于客戶轉換成本低、業務波動大,可能使銀行整體盈利的波動性變大,這使得銀行內部的影子銀行業務的風險分散效應會大打折扣。此外,銀行出于降低信用風險的考慮,通常不愿將資金貸給資金短缺但具有高額投資回報率的中小企業,而傾向于將資金貸給可能無高回報投資項目的國有企業。而很多非金融國有企業會將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再以較高的利率貸給有高額回報率的中小企業。該業務在分散商業銀行信用違約風險的同時,也蘊含著非常大的系統性風險?,F在我國處于經濟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很多中小企業面臨著非常嚴峻的經營風險。一旦中小企業經營不善,國有企業將不能按時足額收回貸款,從而也將無力償還銀行的貸款,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放大商業銀行的風險。
B欄中的模型(3)和(4)為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杠桿風險影響的估計結果。在模型(3)中,影子銀行一次項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而在模型(4)中,影子銀行的一次項和平方項均不顯著,說明影子銀行和銀行杠桿風險之間的關系是線性的。隨著影子銀行規模的持續增大,z2的取值在逐漸變小,也即商業銀行的杠桿風險在增大。商業銀行內部的影子銀行業務可以減輕商業銀行在資本充足率、存貸比和計提存款準備金等監管約束方面的壓力,因此銀行可能會增加財務杠桿,這樣無疑會增加商業銀行的杠桿風險。另外,商業銀行開展的資產證券化等業務也會放大商業銀行的杠桿風險。
而對于控制變量來說,在模型(1)和(2)中,商業銀行的凈利差、總資產和貨幣供應量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上與z1呈正相關關系,這說明商業銀行凈利差的擴大、總資產的增加以及貨幣供應量的擴充都將降低銀行的資產組合風險。而在模型(3)和(4)中,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與z2呈負相關關系,這說明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擴大會導致銀行杠桿風險的擴大。
3. 穩健性檢驗。除了用作為銀行破產風險的衡量指標之外,鄧雄(2014)、張健華和王鵬(2012)等學者還采用
來衡量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CAR表示資本充足率。本文采用作為破產風險的替代變量來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模型(1)中影子銀行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而在模型(2)中,影子銀行一次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影子銀行規模的二次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同樣可以得出影子銀行和銀行破產風險之間存在閾值效應。當影子銀行規模小于閾值時,影子銀行的增加將使z3值增大,銀行的破產風險降低;反之當影子銀行的規模大于閾值時,影子銀行規模的進一步增加將使z3值降低,銀行的破產風險將會增大,與我們之前得出的結論相一致。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商業銀行的凈利差、總資產、國民資產總值和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都會相應降低銀行的破產風險,而不良貸款率的增加則將會使銀行破產風險增大,這些結果都驗證了之前我們得到的實證結果,可以認為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有效的。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中國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數據,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影子銀行和銀行破產風險之間存在著閾值效應,當影子銀行規模小于33.7萬億元時,影子銀行的發展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而此時破產風險的降低主要是源于銀行的風險分散效應使銀行資產組合風險降低。而當影子銀行的規模超過33.7萬億元時,影子銀行的進一步擴張將會放大銀行的破產風險,而此時銀行破產風險的擴大則來源于銀行資產組合風險和杠桿風險的合力。在其他影響商業銀行破產風險的因素中,銀行凈息差的擴大以及總資產的增加將會提升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促使銀行破產風險和資產組合風險的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將會使商業銀行的資金充足,流動性增強,從而使商業銀行的破產風險和資產組合風險相應降低。而不良貸款率的提高將會使商業銀行無法按時收回全部的貸款,銀行的杠桿風險會被放大。因此,對于影子銀行的監管刻不容緩。
(二)政策建議
1. 改變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模式,構建統一的大金融監管。近年來,我國影子銀行業務發展迅速,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居民個人之間的影子銀行業務互有交叉,影子銀行已經涉及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眾多行業,形成了混業經營的態勢。而一行三會仍然采用分業監管的方式來監管影子銀行,其對影子銀行監管的弊端已經日益顯現??梢圆捎谩把胄?審慎監管局+行為監管局”的監管模式,由央行負責影子銀行監管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所涉及的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合并組建新的監管機構負責其他金融機構影子銀行業務的微觀審慎監管,并成立獨立的行為監管局。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影子銀行跨行業監管問題,加強對影子銀行交叉業務的監管,還可以強化宏觀審慎金融監管框架,提升防范和化解影子銀行產生的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能力。
關鍵詞:信息隱瞞 資本監管 高級內部評級法 杠桿率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9)07-044-05
一、引言
2004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爾協議強調了銀行資本監管的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與舊資本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除了更精細、更全面地評估銀行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操作風險等因素外,還提出更復雜、更具風險敏感性的框架、原則和方法。其中,在具體的風險度量上,新資本協議除了沿用區分不同類型資產風險權重的標準法外,還提出了兩種基于銀行內部自測的評級方法――基礎內部評級法(FIRBA)和高級內部評級法(AIRBA)。高級內部評級法的程序是監管部門根據商業銀行提供的風險報告,確定其最低資本充足率。然而,由于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監管部門審查能力的限制,追逐利潤的商業銀行可能隱瞞其真實風險,提供虛假的風險報告,以降低最低資本要求,這將導致資本充足率無法控制銀行的風險水平,監管當局提高資本充足率可能強化銀行的冒險動機,提高銀行失敗的可能性+削弱資本監管的有效性,進而危害銀行體系的穩定。按照2007年2月銀監會在《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指導意見》,我國將于2010年在主要大銀行開始實施(高級)內部評級法,于是,如何約束商業銀行的隱瞞動機,強化資本監管的有效性便是需要學術界和監管當局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影子銀行;商業銀行;影響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人們認識到了影子銀行對經濟的巨大的沖擊力,也使得人們開始關注這種新型的金融形式。目前對于影子銀行的定義不同的學者給予了不同的解釋,但是對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影子銀行的差異,學者們研究的也相對較為透徹。對于國內的影子銀行的定義主要是對于信貸業務的拓展,通過對傳統的商業銀行的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形成能夠規避監管的表外業務。通過杠桿的作用實現對自身業務的擴大以及營業利潤的提高,同時也對金融體系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種金融形式。而對于美國的影子銀行的定義,多數學者的角度都是從住房抵押貸款的角度,他們認為住房抵押貸款的存在是美國影子銀行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當然對于金融行業最為發達的美國,其影子銀行所覆蓋的范圍也異常廣泛,包括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結構性產品等一系列新型的金融產品。
一、文獻綜述
目前對于影子銀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毛澤盛(2012)主要從計量的角度對影子銀行對于銀行體系穩定性的效應進行研究。他認為金融危機充分展示了影子銀行對于金融體系的巨大的沖擊力,以及金融體系的劇烈的反應。他通過對于時間序列的數據進行分析,定量分析影子銀行對于金融體系的影響的程度,并建立相關的數學模型進行分析二者的相關性,結果表明,影子銀行與銀行體系穩定性之間存在著相關的關系,當影子銀行規模較小時,影子銀行能夠補充傳統的商業銀行的不足,保證商業銀行體系的高效的運轉,但是當影子銀行的規模超過某一限額將會導致銀行體系的穩定性降低,對金融體系的發展產生影響。
王振(2014)主要是從影子銀行對于貨幣政策作用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信用和流動性創造功能的分析,研究影子銀行在實際的經濟運行中對金融體系產生的影響,并通過影子銀行的規模和信貸的實證分析得到了影子銀行的發展勢必會對貨幣政策產生較大的影響。導致貨幣政策失效,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效果降低,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中央銀行對經濟的調控能力降低。并最后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影子銀行的發展進程
(一)影子銀行的特征
影子銀行作為新型的金融的概念,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是影子銀行具備傳統的商業銀行所具備的絕大多數的功能,包括對期限的轉換,信用轉換以及流動性的轉換。影子銀行在這些基本功能上保持著相同的儺浴F浯問羌喙艿奈侍猓我們也知道金融危機使得人們對于金融創新的風險性具有較強的認知以及防備心理,對于傳統金融行業的監管在金融危機后都得到了加強,但是所有的金融企業都是以盈利作為最主要經營目的,因此在經營的過程中面臨的風險減少的結果是其所帶來的收益也會降低(風險與收益成正比),因此金融機構便會通過金融創新的角度實現其對于監管機構的規避,實現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目前的金融創新多是借助互聯網這一工具,金融創新的速度較快,產品創新進度日新月異,因此在實際的市場監管過程中,監管機構的監管政策和制度的更新的速度難以趕上金融產品的創新速度,因此影子銀行的監管成了主要的問題。最后是影子銀行的風險的問題,影子銀行在規避監管的過程中由于沒有了金融監管機構的各種規章制度的約束,因此在不存在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很容易會產生杠桿率過高,風險率過大的情況,最終如果出現壞賬的情況的發生,往往會對企業的經營造成巨大的影響。嚴重的會導致企業的倒閉甚至是對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影響。目前影子銀行的概念范圍不在僅僅局限于傳統的金融行業的表外業務等內容,其概念范圍得到了空前的擴大,包括了傳統金融機構的產品的創新以及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等影子銀行的大量涌現。而且這些影子的銀行的金融產品正逐步的擴大,產品的種類逐步的豐富,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銀行內部的影子銀行業務的界限更為清晰,業務的類型逐步的細化,表內業務和表外業務的發展已經衍生出多種影子銀行的交易賬戶。
(二)影子銀行的類型
總體來說我國的影子銀行的規模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小的,金融體系的完善程度對于影子銀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由于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還不完善,影子銀行的發展并不能趕上發達國家的影子銀行的發展速度。目前我國的影子銀行的構成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商業銀行體系內的影子銀行的類型以及商業銀行以外的影子銀行的類型。銀行體系內的影子銀行的類型是通過銀行體系內的業務衍生出來的類型。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商業銀行依然占據著最主要的地位,商業銀行與其他的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之間以及非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遠遠地超過了其他的任何的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因此對于發展影子銀行商業銀行具有先天的優勢,通過與這些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商業銀行獲得了大量的發展影子銀行的客戶資源。商業銀行主要是將傳統業務與信托機構聯系在一起,通過對于新型理財產品創新,結合信托與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結合。由于新型的理財產品屬于信托資產,為表外資產的范疇,因此這種產品的類型也使得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金融監管較小,對于商業銀行的資本金的要求將會減低,商業銀行從中得到了較大的收益。銀行體系外的影子銀行類型主要是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比如信托公司、汽車金融等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以及典當行等一些非金融機構。并且隨著商業銀行的貸款比率的逐步的上升,相比于銀行的信用審核的嚴格以及復雜的程序,使得地下錢莊以及小貸公司等金融形式逐步的發展起來。
三、影子銀行對于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對金融體系的補充作用
影子銀行的發展主要是由于目前的金融形式難以滿足市場上所有人的投融資需求,金融機構難以實現對于投融資需求的全覆蓋,而影子銀行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較好的嘗試。
影子銀行解決了傳統的金融機構難以對其短尾市場進行較好的覆蓋的問題。傳統商業銀行的短尾市場主要是包括傳統銀行所不愿意涉及的信用記錄較差,或者信用記錄缺失的中小企業或者個人的資金的借貸。通過影子銀行的補充實現了對于商業銀行的空白市場的補充,完善了市場的投融資的體系。傳統的金融機構和影子銀行之間得相互補充的同時也是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的問題,首先是傳統的金融機構與影子銀行之間在存款方面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因為市場的閑置資金的數目是一定的,當傳統的商業銀行將資金吸收后便會導致流入影子銀行的資金量的減少,最終導致影子銀行的業務受到了影響,反之也是成立的。因此在存款方面,二者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在貸款方面,如前面所分析的,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補充的好處。但是總的來說,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還是以相互補充作為主要的聯系。
(二)增加了金融體系的風險
金融體系中的風險主要來源于杠桿,如果在實際的金融活動中,不存在任何的杠桿,那么金融機構所面臨的風險將會大大降低。但是由于資金具有趨利性,社會資金的流動必然會帶來利益的流動,但是如何才能實現少量資金獲取較大的收益,這就需要金融創新的參與。影子銀行一般來說其資金的規模較小,通過傳統的業務難以實現其較高的利潤目標,而通過加杠桿的方式便能夠實現其使用其有限的資金撬動大額的資本,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金融危機是我們認識了金融衍生產品的巨大的影響力的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了作為金融體系最為發達的美國其金融產品的豐富性。MBS、CDs等金融產品的大量涌現滿足了不同的投資者的投資的需求。舉例來說,CDs的出現提高了金融杠桿的同時也增加了金融風險。CDs即信用違約掉期,其主要的流程是投資者和融資者之間進行投融資活動,而為了避免違約事件的發生,投資者將會要求第三方擔保人員的加入,但是由于傳統的大型金融機構對于融資方的信用較高,大多數的信貸機構都難以實現,因此一種新的金融形式CDs出現解決了這一問題,通過融資者支付一定的保證金并要求其在面臨違約風險時能夠補償投資人的損失,因此保險方只需要少量的資金便能夠實現對于較大的資金量的撬動。但是一旦違約情況大量出現,保險方難以彌補所有投資人的損失,連鎖效應會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影響,因此影子銀行的杠桿效應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
(三)影子銀行將金融風險傳遞給了整個的金融市場
如上文所說,影子銀行創建了一系列的金融創新型的產品,這些產品在實際的包裝過程中僅僅是對其實際的形式進行了一定的改變,對其實際所存在的金融風險并沒有任何的影響。例如金融危機時期,商業銀行將金融產品證券化轉移其所包含的金融風險,并通過投行以及私募基金等金融機構的操作進一步增加產品所存在的杠桿,如果其中的資金鏈出現斷裂其結果必然是整個金融市場都會受到影響,而這場危機的發展正是由于影子銀行這些幕后推手的不停地冒著金融風險增加金融杠桿使得危機席卷了全球。
四、政策建議
(一)加強政策監管
對于我國影子銀行的發展情況的研究應當立足于我國的金融體系以及影子銀行的發展現狀,目前我國的影子銀行業務還是主要歸集于商業銀行體系,商業銀行主要的業務為理財產品。是商業銀行為了滿足不同的投資者的需求而進行的金融創新,理財產品根據其不同的收益率以及風險性被不同的投資人群所接受。同時理財產品作為商業銀行規避市場的監管的重要手段也是在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下銀行利潤增長點的重要的來源,因此應當加強對于理財產品的監管。應當加強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加強對理財產品的監管,作為中間業務的理財產品,應當規范其在產品的宣傳,信息的披露以及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監管等一系列的問題的要求。加強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的要求,明確監管的原則,實時更新對于金融創新的產品的監管制度,保證監管制度能夠滿足金融產品創新的速度。對于不同的產品的類型應當制定不同的監管的制度,保證監管制度的有效性和及時性。最后是要明確的監管的職責,將監管的任務劃分到具體的機構,防治出現監管重合或者說是監管的空白區。
(二)促進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商業銀行由于政府的支持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其依靠傳統的信貸業務發展起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程度的加深,傳統的銀行業務已經難以滿足發展的需要。影子銀行在金融業務中的創新能夠引導商業銀行逐步的加強創新的力度,拓寬業務的渠道,增加盈利的來源。并且通過二者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完善投融資體系,實現二者的互利共贏。
同時影子銀行的發展也能夠促進二者之間的競爭。商業銀行由于金融風險等問題難以滿足中小企業融資的需求,但是影子銀行正是抓住這些小群體的資金需求,實現的影子銀行的發展。同時流動于金融體系之外的資金的流動對于商業銀行的儲蓄資金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同時對于貨幣政策的效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商業銀行應當通過與影子銀行的合作的過程中逐漸不足短板實現其進一步的發展。
五、結語
對于國內的影子銀行的定義主要是對于信貸業務的拓展,通過對傳統的商業銀行的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形成能夠規避監管的表外業務。通過杠桿的作用現對自身業務的擴大以及營業利潤的提高,同時也對金融體系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種金融形式。而對于美國的影子銀行的定義,多數學者的角度都是從住房抵押貸款的角度,他們認為住房抵押貸款的存在是美國影子銀行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當然對于金融行業最為發達的美國,其影子銀行所覆蓋的范圍也異常廣泛,包括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結構性產品等一系列新型的金融產品。
本文通過分析影子銀行的特征及類型,研究影子銀行對于商業銀行體系的影響,并針對影子銀行對銀行體系的影響及其所存在的風險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希望能對銀行體系的發展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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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產負債管理 銀行績效 巴塞爾協議Ⅲ
一、引言
在金融管理理論中,資產負債管理(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是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理論基石,其核心是使資產和負債項下的各類資金保持總量和結構上的平衡與對稱,通過協調配置,以平衡商業銀行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之間的關系,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目標。早期西方商業銀行由于負債來源穩定,主要通過對資產的優化組合來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之后,隨著商業銀行在不同時期經營管理特點的不同,逐漸形成負債管理理論和資產負債管理理論。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以及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日益加深,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21世紀以來,美國和歐洲相繼爆發了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并且蔓延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雷曼兄弟等多家著名金融機構倒閉,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了嚴重沖擊,國際金融體系面臨重建。
美國于2010年7月21日通過《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對美國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深度調整和加強:加大對系統風險的監管、解決“大而不倒”的問題、加強對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保護、完善對衍生品市場和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等。巴塞爾委員會于同年12月16日頒布了《巴塞爾Ⅲ:一個更穩健的銀行及銀行體系的金融監管框架》,提出了提升資本質量、提高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引入杠桿率指標、制定新的流動性風險指標并可根據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確定相應的逆周期資本緩釋等措施,為商業銀行的監管制定了更加嚴格和細致的規定。我國監管當局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于2011年4月至2012年6月分別頒布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等規定,確定以資本充足率、杠桿率和流動性等為核心的監管標準,以準確反映商業銀行面臨的個體風險和系統性風險。
由此可見,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金融體系不斷變革,金融監管不斷加強,那么,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與其經營績效呈現出什么樣的變化?以美國資產全球排名在前500名的27家商業銀行為例,從盈利水平來看,其平均股東回報率2007年為773%,以后逐年下降,2009年出現了全面虧損,平均股東回報率為-127%,隨后又逐漸攀升,2012年的平均股東回報率達到862%。但即使美國商業銀行的平均股東收益率有所上升,仍未達到危機前2006年1346%的水平。從資產負債項目來看,這些美國商業銀行的平均貸款規模從2007年的1 33125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 7532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為634%;平均客戶存款規模從2007年的1 53105億美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2 53871億美元,年平均增長1316%,存款規模的平均增長率遠遠高于貸款規模的平均增長率;從資本結構來看,資本充足率從2007年的1122%提升到了2012年的1434%。在這種變化趨勢下,資產負債比率、流動性比率和資本充足率等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中的主要因素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程度究竟怎樣呢?
本文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的金融背景下,選取美國、歐洲和中國在全球排名靠前的商業銀行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面板數據,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最新發展變化及其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并對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議。
二、文獻回顧
資產負債管理的文獻一般是從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的:一是理論模型的分析和運用;二是管理工具和流程的分析和運用。
(一)理論模型的分析和運用
理論模型分析可以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
1微觀層面分析
微觀層面主要運用規劃模型,在約束條件下尋求最優解,實現資產和負債項下的最優配置。由于銀行的業務是由資產業務、負債業務和中間業務收入組成,因此,銀行利潤最大化的模型可表示為
其中:RA為資產業務利率水平;FTPA為資產業務內部資金價格;A為資產業務規模;FTPD為負債業務內部資金價格;RD為負債業務利率水平;D為負債業務規模;P為中間業務價格;M為中間業務量;C為經營成本。
同時,在利潤最大化的模型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又要受到多種指標的約束,最常見的約束指標有:資本充足率指標、貸存比指標、流動性指標、單個貸款比例指標和備付金指標等。商業銀行就是在這些約束指標下,實現公式(1)目標函數的最大化,這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最常用的基于利潤最大化下的資產負債管理規劃模型;資產負債管理規劃模型主要包括線性規劃模型和動態規劃模型。
Tektas和Gunay(2005)運用類似的線性規劃模型分析了有效的資產負債管理需要實現銀行利潤最大化同時也要控制和降低各種風險,并且運用資產負債管理模型分析了在危機中不同的管理策略將會如何影響銀行的績效。
2宏觀層面分析
宏觀層面多運用回歸模型,分析在特定時間跨度內影響銀行績效的主要因素。本文將主要采用宏觀層面的分析方法。
Cecchetti, King和Yetman(2011) 研究了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現,經濟表現好的國家,其銀行都有合理的資本結構、較低的貸存比率和杠桿率、充足的現金賬戶盈余和外匯儲備,這些也都對銀行績效水平產生重要影響。
Arif和Anees(2012)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運用2004―2009年22家巴基斯坦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的數據,分析了影響流動性風險的主要因素(存款、現金準備、流動性缺口和不良資產準備)和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流動性缺口和不良資產準備的增加將會減少銀行的績效。
(二)管理工具和流程的分析和運用
DiRollo(2000)認為資產負債管理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交易都是需要的,可運用的管理工具主要有:期限結構、利率市場特征、特殊交易事項、情景模擬、資產組合、蒙特卡洛隨機模擬和資產負債平衡計劃等,可以得出資產負債管理的有用結果,主要有缺口或頭寸分析、敏感性分析、在險價值分析和模擬分析等。
Black,Brown和Moloney(2003)認為資產負債管理流程是:首先收集建立數據庫,將資產負債表內外的數據(包括提前償還、內部資金價格和對沖等),結合市場和歷史的數據(包括價格、利率、波動率和相關性等),形成資產負債管理的數據庫;其次進行分析,通過運用動態策略、期權、資本分配、邊際收益等方式進行情景模擬、壓力測試和風險評估;最后向管理高層呈現資產負債管理的結果,主要有盈利預測、資產負債和利潤表分析、流動性資金報告、VaR報告、缺口報告和資本配置等。
三、理論模型與方法
(一)模型選擇和變量說明
本文以面板數據模型為基礎,研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與經營績效之間最新發展的關系。面板數據是把時間序列沿空間方向擴展,或把截面數據沿時間擴展構成的數據集合。面板數據模型是建立在面板數據之上、用于分析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計量經濟模型。面板數據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1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股東回報率(ROE)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銀行績效的指標主要有凈利潤、每股收益、凈息差、資產利潤率和股東回報率等,為有效衡量商業銀行給股東所帶來收益的效率,本文在衡量銀行績效指標中選取股東回報率,股東回報率=凈利潤/平均股本。
2解釋變量
(1)資產負債結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的比例是資產負債管理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商業銀行資產業務的核心為貸款業務,負債業務的核心為存款業務,商業銀行獲得穩定的客戶存款是穩健經營的基礎。因此,本文用貸款規模和客戶存款規模的比率來代表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比率,以體現出商業銀行核心資產和負債業務的占比情況。
(2)流動性結構。流動性是商業銀行清償能力的體現,流動性管理也是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主要內容之一,本文以流動性資產對存款和借款總規模的比率來表示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情況。
(3)盈利資產結構。在資產業務中,盈利資產的占比反映出商業銀行盈利的能力,本文選取平均盈利資產與平均資產的比率來表示商業銀行盈利資產的結構。
(4)資本結構。資本結構反映出商業銀行面臨的監管壓力,屬于資產負債管理中的約束性指標。本文選取資本充足率來代表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為凈資本與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實際上也是銀行杠桿率的另一個表現。資本充足率與杠桿率呈反向變動,如果資本充足率高,則杠桿率就會低。
(5)證券化結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原因之一是由于商業銀行持有的證券投資占總資產的比重不斷攀升,當次貸危機發生后,商業銀行持有的相關證券資產市值銳減,從而使銀行業遭受巨額減值損失,部分銀行難以靠自身的盈利消化危機。本文選取證券總額和資產總額的比例來代表商業銀行的證券化結構,商業銀行的證券化結構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其非傳統性存貸款業務的占比情況。
3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如下:國家信用評級和銀行信用評級,主要表明不同國家的國家風險和不同商業銀行自身的信用程度;同時,在研究中國商業銀行時,選擇了是否在A股和H股上市兩個控制變量。變量定義與計算方法見表1。
表1變量定義與計算方法
為研究美國、歐洲和中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與經營績效變化的關系,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Bankscope銀行財務數據庫和上市商業銀行的年報。Bankscope數據庫是由歐洲財務數據庫提供商Bureauvan Dijk(BvD)與國際銀行業權威機構FitchRating(惠譽)合作的,是國際公認的銀行財務信息數據庫,數據質量具有廣泛認可度,因此,采用Bankscope銀行財務數據庫與上市商業銀行年報的數據可信度較高,數據質量能夠得到保證。
按照Bankscope銀行數據庫的資產排名,美國和中國分別選取在全球排名前500家的商業銀行,分別有27家和23家;歐洲選取在全球排名前200家商業銀行,有44家,其中英國8家、德國4家、法國8家、意大利4家、西班牙4家、比利時4家、荷蘭2家、愛爾蘭2家、丹麥2家、瑞典2家、葡萄牙1家、芬蘭1家、希臘1家、盧森堡1家。時間跨度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即2007―2012年共6年的數據。因為部分銀行數據缺失以及剔除異常數據,故本數據為非平衡面板數據。以上三個地域的銀行總共有94家,所選擇的每家商業銀行都為各自地域的典型樣本,總共為519個樣本,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可以體現出這些地域商業銀行的主要特征。
四、計量結果與分析
(一)數據特征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選取原則,可得到美國、歐洲和中國的商業銀行2007―2012年的股東回報率、流動性結構、盈利資產結構、資本充足率以及證券化結構等指標(具體見表2)。
表2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單位:%,個
以股東回報率指標為例,各地域2007―2012年數據值及變動情況如圖1所示。由表2和圖1可知,整體上來看,商業銀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比較大,2007年到2009年美國和歐洲商業銀行的盈利狀況在逐年下降,2010年到2012年美國和中國的商業銀行盈利狀況有所改善,歐洲商業銀行的盈利狀況仍處在波動中。從各地域來看,中國商業銀行2007―2012年股東回報率的平均值為1710%,高于美國和歐洲的商業銀行;標準差為641%,低于美國和歐洲商業銀行的標準差,表明其波動性較小,2007年以來產生的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對中國商業銀行的沖擊較小。比較美國商業銀行和歐洲商業銀行可以看出,美國商業銀行的平均股東回報率要高于歐洲商業銀行,波動性要小于歐洲商業銀行,表明美國商業銀行受影響程度要小于歐洲商業銀行。
圖1 2007―2012年美國、歐洲和中國商業銀行股東回報率變動情況
(二)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公式(3)的計量模型對美國商業銀進行回歸,得到模型Ⅰ的估計結果;基于公式(4)的計量模型對歐洲商業銀行進行回歸,得到模型Ⅱ的估計結果;基于公式(5)的計量模型對中國商業銀進行回歸,得到模型Ⅲ的估計結果。
表3回歸分析結果:資產負債管理對銀行績效的影響
為確定面板數據模型的類型,運用F檢驗分析是建立混合模型還是建立個體固定效益模型,運用Hausman檢驗判斷是建立個體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以F檢驗為例,在美國商業銀行模型Ⅰ中,F(26,127)=1143,表明在1%顯著水平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該模型應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運用Hausman檢驗,檢驗概率為0082,表明在10%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建立個體隨機效應模型,應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同理,模型Ⅱ和模型Ⅲ均適合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
運用樣本數據對模型進行回歸。回歸模型估計選擇最小二乘方法,由于模型中存在橫截面異方差,故采用截面加權估計法,屬于廣義最小二乘法估計(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在模型Ⅰ中,對美國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資產負債管理中各變量的回歸系數均在5%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樣本量為160個,模型的擬合度R2為79%,擬合度較好。同理,可以得到模型Ⅱ和模型Ⅲ的回歸系數和統計量,具體見表3的回歸分析結果。
1銀行經營績效的深層次分析
從圖1來看,中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受危機影響較小,并且一直保持在較高的盈利水平。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商業銀行國際業務占比較小,受次貸和歐債危機影響程度較低;另一方面,我國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于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元投資計劃以及一系列擴大內需的刺激措施,同時也帶動了我國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大幅增長。對于貸款規模的大幅增長,應用辯證的觀點進行分析。根據央行公布數據,從2008年12月開始,我國金融機構貸款規模有明顯增長(具體見圖2),2009年和2010年全年分別增加1055萬億元和836萬億元。這些貸款的發放主要又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2009年和2010年中長期貸款投放規模分別為714萬億元和695萬億元,占總貸款比重分別為6766%和8316%。如果以2009年投放的中長期貸款為例計算產生的效益,假設利差采用三年期存貸款利差207%,則其在未來三年每年產生的利潤為1 477億元,而根據銀監會公布的數據,我國商業銀行2010年全年凈利潤為7 637億元根據銀監會統計口徑,商業銀行為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未包含部分城市商業銀行,因城市商業銀行盈利規模較小,所以,此口徑下盈利規模代表了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規模。,中長期貸款產生的利潤約占凈利潤的19%,即使再扣除部分經營成本,依然占凈利潤較高的比重。由此可見,由于政府經濟刺激政策使我國商業銀行的效益得到了較穩定的增長,如果扣除此因素,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并不會如圖1所示的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同時,我國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投放貸款的資產質量情況也需重點關注,如果宏觀經濟形勢和企業經營狀況出現較大的改變,銀行資產質量狀況惡化,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將會產生明顯下降。此外,從資產負債角度來看,2009年和2010年我國商業銀行存款規模分別增長1335萬億元和1213萬億元,而定期存款僅分別增長429萬億元和221萬億元,遠遠低于中長期貸款的增長,這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特別是流動性和期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圖2 2007―2012年中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和中長期貸款每月增量
從美國商業銀行來看,其盈利水平已經從次貸危機中逐步得到了恢復。次貸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金融監管制度缺失造成的,美國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過度推進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再加上利率水平上升、房價下跌,次級信用借款人無力償還貸款,從而產生危機。美國監管當局在危機發生后,不斷改革監管體制,加強金融監管,從實際情況來看,取得一定成效,其做法值得我國監管當局借鑒。
從歐洲商業銀行來看,歐債危機對歐洲商業銀行的影響還遠未結束。2009年10月以來,由于希臘、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經濟衰退、內部產業結構失衡、過度舉債和財政赤字惡化等原因,導致這些國家債務評級相繼被下調,從而引發了歐債危機并在不斷蔓延,2013年3月塞浦路斯又成為新的申請救助的國家。由于歐洲銀行業持有大量的歐元區債券,導致商業銀行盈利遭受巨額損失。以希臘銀行為例,其信用評級已經由2007年的A級被逐步下調到2012年的CCC級;負債規模從2009年的711億歐元逐年下降,2012年已經降到了587億歐元,貸款規模在712億歐元和769億歐元之間變動;2011年和2012年分別出現了123億歐元和21億歐元的虧損。歐盟和歐洲央行雖然采取了相應的拯救措施和金融監管制度改革,但效果仍待觀察。
2金融監管政策變革下的資產負債管理
此次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聯邦和州均設有金融監管機構的雙層多頭金融監管模式,缺乏有效的監督協調機制;監管內容和范圍有限,對涉及銀行、證券和基金等多個領域的金融機構監督管理滯后;監管方式較為單一,對于高杠桿、高關聯性和不對稱性強的金融衍生產品和創新業務缺乏有效的管理。為建立市場穩定監管、審慎監管和金融市場商業行為監管的金融監管體系,美國政府先后公布了《現代金融監管架構改革藍圖》和《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進行了重新的平衡,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加強,這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一次金融監管改革,主要措施有: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加強對銀行控股公司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的監管,促進市場自律;限制“大而不倒”機構的過度擴張并建立有序的破產處置和自救機制;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限制金融衍生產品的投機交易,強化評級機構監管,注重保護投資者權益。此外,法案的第171條即“科林斯修正案”(Collins Amendment)明確對所有美國存款類金融機構及其控股公司設立了最低杠桿率和資本要求,并且規定,巴塞爾協議Ⅲ只有在相關規定比美國最低杠桿率和資本要求更嚴格時才會被采用。由此可見,美國對杠桿率以及資本的監管比巴塞爾協議Ⅲ更加嚴格。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呈現出以下特點:從多頭功能性監管模式轉向更為集中的目標性監管模式;從局部性風險監管轉向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監管;加強全部金融機構的全方位監管,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性合作。正是由于美國監管當局采取的這些措施,使美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中的多項關鍵性指標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商業銀行加大負債業務的拓展力度,資產負債比率逐步下降;不斷加強資本充足率的管理,資本充足率不斷攀升;但流動性并未得到明顯改善。
金融危機爆發前,英國金融監管集中在金融服務局,該局未能有效防范風險;同時,英格蘭銀行沒有有效維護金融穩定的手段。為加強金融監管,適應發展的需要,英國政府先后通過了《2009年銀行法》和《金融服務法》,這標志著新的金融監管體制的建立。英國金融監管改革賦予中央銀行宏觀審慎管理的職能和工具,同時為加強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之間的協調,將微觀審慎監管職能回歸到中央銀行。具體來講,明確英格蘭銀行的金融監管職能,下面新設金融政策委員會,負責宏觀審慎監管;取消金融服務局,新設審慎監管局,作為英格蘭銀行的下屬機構,負責對各類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新設金融行為監管局,負責監管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行為,促進金融市場競爭,并保護消費者?!督鹑诜辗ā愤€要求建立多層次的監管協調合作機制,避免監管重復和監管真空。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也充分暴露出了歐盟在金融監管上各國條塊分割和決策程序過于煩瑣的弊端,歐盟和歐洲央行針對金融危機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通過財政政策來改善宏觀經濟環境,嚴格控制財政支出,減少社會福利;二是建立新的歐洲金融監管框架,實現監管標準的統一和監管體制的協調。其中,歐盟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成立歐盟系統風險委員會作為宏觀監管部門,控制系統性風險;建立歐洲金融監管系統,強化歐盟的微觀金融監管和協調機制;擴大金融監管范圍,加強金融機構的全面風險管理;成立跨國穩定小組,加強各成員國之間應對危機的金融監管合作。由于英國和歐洲監管當局采取措施的時間相對較短,同時,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在不斷持續中,因此,這些措施對歐洲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影響尚未得到較明顯體現:資產負債比率雖有一定程度下降,但仍然偏高;流動性并未得到較好改善;證券化資產占比則相對比較穩定。
3資產負債管理與銀行績效
資產負債管理中主要因素最新變化及其與銀行績效的關系具體如下:
(1)資產負債結構與經營績效
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地域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率變化為:①美國和歐洲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率偏高,在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加強的環境下,其加大了負債業務的拓展力度,資產負債比率逐步下降,美國商業銀行平均資產負債比率2007年為9753%,到2012年逐步波動下降到8227%,平均為8778%;歐洲商業銀行平均資產負債比率2007年為14375%,2012年為13138%,平均為14356%。②中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率偏低且變動不大,2007年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775%,2012年為6903%,平均為6759%。在這種變化趨勢下,美國、歐洲和中國商業銀行貸款規模與客戶存款規模的比率和經營績效均呈現出同向變動,這是一種長期變化趨勢,但回歸系數分別為0068、0040和0102,表明資產負債比率變化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程度有限。
此外,從資產負債比率可以看出美國、歐洲和中國商業銀行經營理念的不同:美國和歐洲的商業銀行更傾向投資于收益性高的資產業務,而穩定的客戶存款規模相對較小,這也與西方國家高度信用化和高消費的生活方式有關;中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率相對較低,一方面是我國頒布的《商業銀行法》中明確規定了資產負債比例管理中的貸存比監管指標,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另一方面雖然我國資本市場有了較快發展,但居民持有的貨幣資產主要還是存進銀行,商業銀行的負債來源相對穩定。
(2)流動性結構與經營績效
美國商業銀行流動性結構與經營績效呈負相關,歐洲和中國的商業銀行流動性與經營績效呈正相關。美國商業銀行流動性資產的占比最低,而且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2007年為1494%,2012年為1273%,平均為1415%;歐洲商業銀行流動性也未有明顯改善,2007年為3218%,2008年下降到2286%,之后維持在25%~27%,2007―2012年平均為2696%;中國商業銀行流動性相對比較穩定并逐年增加,平均為3103%。這表明: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和歐洲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并未得到明顯提高,流動性風險仍然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面臨的重要課題。對于中國商業銀行來講,流動性風險對經營績效影響程度有限,回歸系數僅為0127,主要原因是我國商業銀行以經營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為主,表外業務和衍生業務占比較小,流動性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明顯。
(3)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
美國和歐洲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經營績效產生明顯的同向變化,中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經營績效呈現弱的反方向變化。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巴塞爾協議Ⅲ提出了確定更高資本充足率的要求,美國和歐洲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中不斷加強資本充足率的管理,資本充足率呈現出不斷攀升的趨勢,美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2007年的1121%提升到2012年的1434%,歐洲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2007年的1096%提升到2012年的1541%,資本充足率的提升使商業銀行的安全性得到了提高。相比較而言,中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與經營績效相關性不大,中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基本都維持在12%左右的水平,并未有明顯的提升。
(4)證券化結構與經營績效
從證券化結構來看,歐洲商業銀行證券化資產占比最高且相對比較穩定,2007―2012年的平均水平為3190%;中國商業銀行證券化資產占比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從2007年的2304%下降到2012年的2065%;而美國商業銀行證券化資產占比則從2007年的1603%提高到2012年的2454%。從證券化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系來看,歐洲和中國商業銀行證券化結構與經營績效呈負相關,美國商業銀行則呈正相關。雖然美國商業銀行證券化資產占比對經營績效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需要正確分析證券化資產對經營績效促進作用的基石:如果證券化資產是以真實的現金流為基礎,則其安全性就會得到保障;如果像次貸危機中,過度運用金融創新手段,包裝質量不好的基礎資產,以遠遠高于實際價值的價格出售,那么一旦出現風險,商業銀行將面臨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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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貨幣政策指向是明確的,年底要將廣義貨幣M2增長率壓縮至13%左右,而7月份 M2還在14.5%,因此,下半年繼續鎖定流動性是有必要的。
11超日債已經被暫停上市,國企發行的債券也出現暴跌,這種種跡象或許是違約事件發生的前兆,投資者需提高警惕。
長期以來,投資者在做債券投資的時候,經常以放大杠桿作為提高盈利的一種策略。杠桿策略的基本前提是有能力持續地融入資金,以及放大杠桿的那部分資產和負債成本之間有可觀的息差存在。2001-2010年,銀行間7天回購利率均值僅為2.14%,即使滾動融入7天資金投資3年央票,也能獲得超過1%的息差。但是,今年6月的“錢荒”無疑使利用杠桿策略的投資者陷入了一場噩夢,貨幣市場流動性緊張,杠桿資金到期如何續借?回購利率高企,期限利差形成倒掛;現券價格下跌后,杠桿還放大了資產的價格損失。杠桿策略在流動性的短缺中宣告失敗。無獨有偶,隨著6月一連串的債券評級被下調,大量交易所信用債出現暴跌,又引發了市場對于信用風險的擔憂。流動性和信用風險對于債券投資至關重要,因此,本文嘗試對近期發生的這兩類風險的驅動因素作一分析。
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壓力猶存
(一)影響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的四個不利因素
1.商業銀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處于低水平
6月份“錢荒”給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但實際上,流動性驟緊已不是第一次。追溯過去三年,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曾多次出現波瀾,譬如2010年6月和12月、2011年1月和6月、2012年1月,都呈現了“借錢艱難、緊張心慌、交易系統和結算系統延遲關閉、回購利率大幅飆升”等共同特點。銀行間市場流動性似乎經不起太大的折騰,商業銀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以下簡稱超準率)逐年降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2003-2005年超準率平均保持在4%以上,2006-2008年在3%左右,2009年至今主要在1%-2%區間運行,總體呈現持續回落趨勢。
超準率大幅下降的原因:首先是隨著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逐步下調至0.72%,明顯低于存款付息率,商業銀行運用超儲投資增加收益的主觀意愿提高;其次是貨幣市場快速發展,目前日均債券回購和同業拆借累計成交額在8000億元左右,客觀上為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創造了有利條件;最后是公開市場發行的短期央票和正回購已成為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的重要工具。雖然客觀環境的改善為銀行降低超準率提供了支持,但是頭寸保持低位一般只能應對日常的市場波動,當全市場資金出現突發、異常、劇烈震蕩和收緊時,很多常規補充流動性的工具會突然失效。譬如2011年春節前資金最緊張的時候,商業銀行很難從貨幣市場融到資金,并且其多條業務線都有資金在流出,流動性可謂捉襟見肘。
2.銀行存款年增量過大形成巨額準備金增繳
歸因分析來看,近年來商業銀行可用資金1的變化主要來源于外匯占款變化、公開市場凈投放、法定存款準備金變化(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帶來的準備金變化和因銀行存款變化增繳、退還的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又是央行根據外匯占款波動進行的相機抉擇。以半年為周期來看,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外匯占款明顯萎縮,央行保持了公開市場連續大量凈投放以及降準3次為市場注入流動性;而2013年上半年,外匯占款出現了大幅反彈,央行停止了降準的步伐,并通過公開市場少量回籠了流動性(見圖1)。
圖1 商業銀行可用資金走勢及資金來源結構圖(單位:億元)
(注:排版時將圖中圖例“外匯占款”、“公開市場”、“法定存款準備金”改為“外匯占款變化”、“公開市場凈投放”、“法定存款準備金變化”)
當前顯著的問題在于公開市場總規模已縮水至1萬億元以內,與2009年5萬億元的規模峰值大相徑庭,通過公開市場票據和正回購大量到期迅速補給流動性的日子已成為歷史。而同時,每年銀行存款增加超過10萬億元,相應增繳的準備金約為2萬億元。糟糕的是,從2012年起,外匯占款的增加已經不足以覆蓋銀行增繳的準備金,即使是在今年上半年外匯占款出現較大反彈的情況下,依然存在缺口。因此,今年上半年商業銀行可用資金再次轉為負值。值得注意的是,商業銀行可用資金為負值的情況還曾發生過兩次,分別是2007年上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但是都是在央行分別上調了2.5%和1.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下形成的。而今年呢?央行沒有主動上調準備金率和進行公開市場大幅回籠。這說明當前銀行存款增量過大所形成的準備金增繳已成為流動性自然緊縮的突出因素。
3.季節性因素導致流動性擾動依然存在
財政存款季初增加、季末減少、年底大投放,節假日提現,企業交稅、分紅,新股申購,等等,都會對市場流動性形成干擾。雖然央行和市場機構對于這些方面已保持警惕,但是每次影響的資金量會有差異,并不容易準確預測和把握,其影響仍不可忽視。
4.資金循環流動給頭寸管理帶來了很大不確定性
一個簡單的例子:保險機構從商業銀行融入回購資金以購買貨幣基金套利,貨幣基金放同存給商業銀行。在市場資金寬松的時候,這種模式實現了三方共贏,各得其所。當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驟然喪失,脆弱的平衡即被打破:商業銀行拒絕融出資金,保險機構贖回貨幣基金,貨幣基金提前支取同存資金。從商業銀行整個體系來看,收回的到期回購資金又被同存的抽離抹平了,并沒有達到補充流動性的目的,反而是機構這一系列的連鎖行為加劇了市場的恐慌。
(二)央行貨幣政策指向明確,料將繼續鎖定流動性
上述四點是市場中存在的客觀因素,當然央行會前瞻性地預判和相機抉擇,譬如實施逆回購來調節市場流動性。但是逆回購發行的前提是市場短期流動性不足、資金利率處于較高位置,否則誰會去申請短期逆回購呢?做了逆回購也只是臨時緩解,很快又要償還,7月份流動性并沒有太寬松就是因為6月底操作的大量逆回購交易到期所致。
下半年央行會不會通過降準來補給銀行體系流動性?這是有可能的,可惜降準或許只在銀行間市場已經煎熬許久,短期逆回購滾動量太大,難以為繼之時才會實施。因為貨幣政策指向是明確的,年底要將廣義貨幣M2增長率壓縮至13%左右,而7月份 M2還在14.5%,繼續鎖定流動性是有必要的,近期央行續作3年央票以收長放短正是此意。
后期流動性形勢總體不樂觀,回購利率中樞也在抬高(今年的7天回購均值已經接近4%),投資者需要對杠桿策略這種套利模式進行重新反思。杠桿是把雙刃劍,只有認清并能夠承擔其風險,才能正確地使用杠桿。
中國式“垃圾債”不期而至,是餡餅還是陷阱?
(一)大量交易所債券遭遇斷崖式下跌
6月中旬以來,11華銳01、12湘鄂情、12中富01等大量交易所債券遭遇斷崖式下挫,在短短2個月的時間內下跌幅度從10%到25%不等(見圖2,選取了9只具有代表性的債券)。
圖2 9只具有代表性債券行情走勢
債券價格大幅下跌后,債券收益率與發行時的票面利率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見表1)。從行權收益率來看,最高的是11華銳01,達到31.59%,而發行時的票面利率僅為6%,差異巨大,距離行權日僅為1.4年;最低的是11蘇中能,行權收益率也接近10%。這種下跌的慘狀是罕見的。
(二)暴跌的因素分析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債券價格暴跌主要是受評級下調、行業前景不好、利潤大幅下滑、退出質押庫和面臨退市風險等因素影響。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從持倉者角度來看,這些債券面臨信用違約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評級下調本身就會帶來債券價格下跌,另外,對于降為AA-級的債券,很多投資者受風控和持倉要求的影響,也不能再持有這些債券。債券退出質押庫意味著投資者無法再利用其放大杠桿。依據交易所規定,債券發行主體如果連續兩年虧損,債券將被暫停上市交易,這將會導致其在一定期限內喪失流動性。如果這個期限超過基金專戶和券商資管產品的封閉期,可能更棘手。另外,對于公募基金的持有者來說,還面臨報表披露后引發的聲譽風險和基金贖回風險。
(三)是餡餅還是陷阱?
對風控和流動性要求較低的高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可以在實施企業實地調研后有選擇地參與投資,也可以采用分散持倉的方式投資,不過要量力而行,雖然目前發行的債券并未出現一單實質違約,但是這一天遲早會到來。11超日債已經被暫停上市,國企發行的債券也出現暴跌,這種種跡象或許是違約事件發生的前兆,投資者需提高警惕。
(四)中國式“垃圾債”出現的重大意義
債券市場應該允許違約,但誰愿意成為違約的第一單呢?中國式“垃圾債”的出現或成為債券實質性違約到來之前的一個過渡階段,對違約發生引致的市場震蕩起到事先緩沖、消化的作用。這可能會對市場參與者造成一定影響,但是將促進債券市場長期健康發展。首先,有利于形成更市場化的風險定價體系,促進多層次的信用債市場發育;其次,促進市場參與者認清風險和約束,實現風險和收益相稱;再次,促進信用衍生產品的發展;最后,通過二級市場的價格重估倒逼一級市場發行利率的重定價,資質差的企業將面臨高企的發行成本,從而擠出無效、低效投資。
【關鍵詞】商業銀行;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
一、引言
商業銀行的安全與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息息相關。目前全球商業銀行監管的基本準則是《巴塞爾資本協議》,其中資本監管是三大支柱之首。2008年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許多商業銀行失去償債能力,也引發了大家對資本監管的質疑和思考。
盡管我國商業銀行受沖擊較小,但我國監管部門和銀行也開始重視銀行抵抗系統風險的能力,在金融危機后我國開始了一系列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改革措施。然而,由于我國商業銀行改制管理框架不完整、理念不清晰、操作難度大,導致《巴塞爾協議》的應用屬于形式主義,沒有提高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也沒有促進銀行的良性發展。有鑒于此,本文將對《巴塞爾協議》中有關資本充足率管理的內容和我國商業銀行的監管制度進行比較,分析我國資本監管制度中需要關注的問題,為中國商業銀行改善資本充足率管理,完善資本補充機制提供一些參考。
二、國際監管標準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現狀
(一)國際資本監管標準
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管理層會議通過了加強銀行體系資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爾協議Ⅲ》。并于2010年11月在韓國首爾舉行的G20峰會上批準《巴塞爾協議Ⅲ》。
《巴塞爾協議Ⅲ》關于資本監管的主要規定有:
(1)最低資本充足率
在最低資本充足率方面,《巴塞爾協議Ⅲ》要求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由原來的4%提高到6%,而普通股最低要求也須由原來的2%提高到4.5%。但一級資本加二級資本仍保持原來的8%不變,同時對于一些不在符合一級資本金要求的金融工具將從2013年開始以每年10%的速度退出。
(2)建立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緩沖
“資本留存緩沖”全部由扣除遞延稅項及其他項目后的普通股權益組成,最低標準為2.5%。這意味著銀行在滿足普通股4.5%、一級資本6%、一級和二級資本8%最低要求的基礎上,還要再預留2.5%的普通股作為資本留存緩沖。
逆周期資本緩沖則是資本留存緩沖的另外一個方面,目的在于防備系統性風險。資本要求設定為0-2.5%,各國可以視不同情況自行確定。
(3)引入新的流動性指標
《巴塞爾協議Ⅲ》建立了兩個新的指標來更準確地衡量流動性風險,一個是流動性覆蓋率,另一個是凈穩定資金比率。前者是用來衡量商業銀行短期流動性風險的承受能力,后者則是通過銀行在長時間內可使用的穩定的資金來源對商業銀行資產業務發展的支持能力,來衡量在較長期限里商業銀行抵御流動性風險的能力。這兩者的結合可以更為有效地評價商業銀行總體的流動性風險承受能力。
(4)用杠桿率加以補充
杠桿率是指銀行一級資本占其表內資產、表外風險敞口和衍生品總風險暴露的比率?!栋腿麪枀f議Ⅲ》引入這一指標作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補充,要求各個成員國對3%的一級杠桿率進行同一時期內的平行測試,以便更好地防范風險。
從《巴塞爾協議Ⅲ》的主要內容不難看出,它希望通過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來提高銀行對金融危機的應變能力,同時為達到這一目的也提出了新的方法,比如說對表外業務資本的新要求等等。《巴塞爾協議Ⅲ》由2013年起開始執行,協議要求全球各商業銀行5年內必須達到最低一級資本比率要求,對緩沖資本的落實則較為寬松一些。
(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現狀
中國銀監會經過兩年左右的時間的醞釀,于2011年8月15日正式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其中將銀行資本監管劃分為四個層次,包括最低資本要求、逆周期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資本要求,從而構成了我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銀行業資本監管的新框架。
這一新的框架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相關要求具體包括:監管資本從原來的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這兩個分類修改為三個,即核心一級資本、其他一級資本以及二級資本。同時對這三級資本的資本充足率的要求為,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低于5%;一級資本充足率不低于6%;總資本充足率不低于8%。可以看出,銀監會對我國銀行業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高于《巴塞爾協議Ⅲ》4.5%的水平,而一級資本充足率和總資本充足率與《巴塞爾協議Ⅲ》保持一致。
關于逆周期資本監管方面,中國銀監會《巴塞爾協議Ⅲ》的相關要求基本一致,銀監會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中規定我國的商業銀行必須計提0-2.5%的逆周期監管資本來防止銀行信貸過快增長引發的風險。
我國銀監會對于杠桿比率、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融資比例的要求分別是:杠桿比率要求為4%,比《巴塞爾協議Ⅲ》中規定的3%的要求高出一個1個百分點。而對于凈穩定融資比率和流動性覆蓋比率我國要求均不得低于100%,這與《巴塞爾協議Ⅲ》中的要求基本一致。這一監管標準我國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應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實施,系統重要性銀行需要在2013年底前達標,非系統性重要銀行則要在2018年底前達標。
與《巴塞爾協議Ⅲ》不同的是,我國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也提出了相應的指標要求:貸款撥備率也即貸款損失準備占貸款余額的比例須不低于2.5%。這一指標的意義在于,商業銀行只要發放貸款就必須計提損失準備,從而可以對銀行貸款規模進行直接約束。而撥備覆蓋率也就是貸款損失準備占不良貸款額的比例不低于150%。
目前,中國銀行監管部門所設定的監管要求已經基本覆蓋《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根據2010年銀行半年報數據,我國的大中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超過了10%,核心資本充足率也高達8%以上,都已超過《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
在我國14家上市銀行中,有9家已經滿足了《巴塞爾協議Ⅲ》關于資本充足率的最終要求;有3家銀行達到了有關普通股占風險權重資產達3.5%的要求。我國上市銀行之所以擁有良好的資本狀況主要是因為我國長期的高利差環境所致。
但是,長期來看,由于資本消耗型的模式和未來高利差環境的改變,這都極有可能將對我國銀行業的利潤造成不可估計的影響。此外,銀行業務高度的同質性也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資本監管改革的影響不可小覷。
三、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存在的問題
(一)資本充足率的指標設定過于嚴格
《巴塞爾協議Ⅲ》的相關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金融危機后針對歐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而設定的框架和標準,但是我國的銀行業發展還沒有與歐美的商業銀行處在同一水平線上,因此《巴塞爾協議Ⅲ》也并不一定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根據2011年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我國對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明顯要高于《巴塞爾協議Ⅲ》中規定的指標,這說明我國的監管指標設定的過于嚴格,這有可能會導致商業銀行采取一些措施來規避資本監管,從而導致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并且我們需要知道的是,資本充足率高不代表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資本充足率代表的是銀行在抵御風險的過程中所擁有的資本儲備。
(二)資本金缺口依然較大
我國雖然采用各種方式補充商業銀行資本金,但我國銀行資本金缺口依然較為龐大。根據銀監會于2011年《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公開征求意見稿,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對資本監管的要求顯著強化,9%的資本下限將使得銀行業整體面臨巨大的資本金缺口。
(三)監管機構的監管能力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對銀行業實行機構性監管,重心放在市場準入等的審批管理上,而沒有對銀行的資本、經營風險進行嚴密地監控和防范。監管方式和手段滯后于市場發展,缺乏完善的規章制度和有力的處罰措施,使得資本監管流于形式,缺乏約束力,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監管效果。從外部環境來看,我國金融監管立法欠缺,使得銀行監管隨意性大,主觀性強。此外,我國監管當局缺乏資本監管的經驗,使得監管水平低下,這也影響到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效果。
(四)缺乏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條件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雖然有內部評級法、市場風險內部模型等比較先進的國際風險管理理念和方法,但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缺乏數據整理、人員培訓等相應的基礎條件和管理水平去滿足操作風險的相關需求,所以我國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條件尚未成熟。又因為國內各商業銀行的管理水平高低不齊,要實施新資本協議難度較大。
四、完善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的對策研究
(一)實行新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制度
《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核心資本和普通股權限的要求有了較大幅度提升,而商業銀行核心監管工具仍然是資本要求。因此我國的監管部門可以通過新的資本監管制度來達到這一最低資本的要求,主要是需要考慮對于資本充足率指標的設定是否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以便抵御銀行的潛在風險。
(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銀行資本金補充制度
1.提高資本水平
首先可以通過增加核心資本的方式來提高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增加核心資本的方式主要有政府財政注資、銀行上市或者引入國內國外戰略投資者等,但最重要的方式應該是增加銀行的自身積累,通過銀行的盈利來轉增核心資本。其次可以通過增加附屬資本的方式來提高商業銀行資本水平,主要的方法有完善呆賬準備金制度和發行長期次級債券。
2.降低風險資產
商業銀行要降低其風險資產一般有兩種主要途徑:調整商業銀行資產的風險結構和降低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率。在調整資產的風險結構時,主要通過調整流動資產和信貸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來實現。降低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則必須要在遵循我國具體國情和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現狀的基礎上進行。
另外,我國也可以通過適時引進戰略投資者來補充資本,加快金融創新的步伐。
(三)完善資本充足率監管配套保障制度
1.完善商業銀行信息披露制度和銀行會計制度
在對商業銀行進行資本充足率監管的過程中,首先要保證商業銀行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合規性,強化對其進行的相關檢查。其次,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進一步完善各項要求,將各項標準進行細化規定,制定出相應的行為指引。最后,要加強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的執法力度,加大懲罰力度。另外,我國商業銀行的會計制度應與國際標準相統一。在處理銀行風險管理制度與程序、資本構成與資本充足率相關信息時要注意準確核算,對于涉及金融穩定方面的重大信息要做到適度披露、準確掌握。
2.完善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制度和內部稽核制度
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首先應在法律中予以規定,依靠立法來推進。此外,依據《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要求,銀行應具備一套評估自身資本充足率的完善內部程序,而其中的內部稽核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首先應加強與內部稽核相關的立法工作,提升稽核部門在商業銀行中的地位。
3.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現階段條件下,我國應充分借鑒世界先進國家在存款保險制度建設方面的先進經驗,聯系我國國情,循序漸進地推進存款保險制度。
4.建立內外部信用評級制度
我國銀行監管機構首先應嘗試指導、幫助各個商業銀行建立起有效的內部評級體系,可監督商業銀行收集貸款人或者其他債務項目的必要信息,建立內部數據信息庫,為后期采用定量分析法來管理信用風險做好準備。
(四)轉變銀行業務模式
我國商業銀行現在的業務經營模式還都處在資本消耗型這一模式上,但是伴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這必將會給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潤造成不可估計的損失。因此我國必須轉變目前這種經營模式,向業務多元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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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影子銀行;商業銀行穩定性;策略分析
當前,世界所有國家越來越重視金融穩定性,努力探求各種提高穩定性的途徑。作為金融體系穩定的核心,只有當銀行體系足夠穩定,才能帶來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更好的預防貨幣危機和外債危機的產生。在我國,影子銀子銀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當然也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其對商業銀行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一、影子銀行的發展現狀
隨著近幾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改革,不僅調整了金融政策,還改變了金融體系結構,這為影子銀行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在我國,影子銀行的主要存在形式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等表外創新業務。以理財產品為例,普益財富日前的《銀行理財能力排名報告(2013年度)》指出,在2013年度我國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依然持續高速增長,發行數量為56827款,發行規模約為56.43萬億元,較上年度增長85.87%,其中工商銀行累計發行57854億元,農業銀行40959億元,建設銀行68711億元,招商銀行49165億元,浦發銀行2.46萬億元,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占有份額之大,商業銀行內部的影子銀行業務發展之快;二是民間借貸。以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為代表,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截至2013年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7839家,貸款余額8191億元,全年新增貸款2268億元,同時全國還有典當企業6833家,典當余額866億元,同比增長28%,民間借貸規模已不容忽視;三是具有資產證化特點的融資機構。如股票融資等非金融投融資機構,據央行初步統計,2013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7.29萬億元,其中僅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就多達2219億元,可見證券化融資機構的融資能力大大提高。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不難看出,我國影子銀行發展可謂是如同坐火箭一般直沖云霄。不過在與商業銀行并存的同時,我國影子銀行還具有以下的特點:①影子銀行活動的杠桿率較低。以美國影子銀行為例,其較高的杠桿率配合復雜的資產證券化,大大促進金融體系的高速發展。然而,在我國監管當局嚴格的杠桿管理下,高杠桿率的資產證券化衍生品沒有好的發展平臺,得不到較快的推動作用,因而我國影子銀行表現出低杠桿率的特點。②影子銀行的獨立性較低。當前,國內的影子銀行大部分業務內容屬于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受制于傳統商業銀行或者其它金融主體,形成了強烈的依賴。即使有獨立主體如信托公司,其大部分的業務都以銀信合作形式存在,同樣無法離開商業銀行的支持,由此看出影子銀行獨立性較差。③影子銀行的服務對象較單一。影子銀行的服務對象大多為信貸可得性較差民營企業、中小微型企業以及房地產企業等。為了降低不良貸款率,商業銀行對于貸款對象的要求越來越高,過高的門檻導致部分民營、中小微企業轉向各類民間信貸及其他擔保融資公司進行貸款融資。同時,隨著國家各個地方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出現和實施,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鏈開始緊張,其銀行融資占比下降,也轉向民間融資公司,以信托、股權等新型方式自籌資金。
二、影子銀行對我國商業銀行穩定性的影響
近年來,影子銀行的發展勢不可擋,已然成為了我國金融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隨著影子銀行的日益壯大,它在金融體系中所占地位逐漸提高,開始與處于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體系抗衡。然而在抗衡的同時,影子銀行也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改變傳統信貸模式
在人們還沒有感受到影子銀行的存在時,通常采用傳統的信貸,即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在銀行存款或申請貸款。在影子銀行出現并逐漸擴大后,人們開始采用新型的融資模式――以證券做為包裝的融資,來實現客戶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影子銀行不像傳統商業銀行那樣,擁有固定的規模、統一的組成機構,但它卻具有同傳統商業銀行一樣給社會所需個人及公司提供信貸的功能。傳統商業銀行往往由于國家政策或成本原因導致所提供的信貸資金有限,遠遠無法滿足目前的市場需求,這一缺口需要通過其它方式和渠道來填補,因而促使了影子銀行的產生和發展。這種金融模式的變革為資金需求者提供了更多的借貸機會,增強了金融體系的信用基礎,改變了“國有企業發展好、小微企業融資難”的不良社會經濟現象。
(二)增加商業銀行風險性
影子銀行可以提供更合理的資源配置,讓資金需求者在自身可以承擔的前提下承受一定風險并取得收益。但隨著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和創新業務的出現和發展,影子銀行開始產生系統性風險,讓客戶在沒有清楚了解潛在風險的情況下承擔了超過其能力的高風險,具有一定的欺詐性。與傳統商業銀行相比,由于影子銀行會隨著資產價格的波動而變動,因此其也具有市場沖擊抵御力低的特點。在整個金融市場中,投資者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往往會選擇期限較長的產品或行業,而影子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短期資本,因此為了符合大眾投資者的需求,影子銀行就會選擇將短期融得的資金投入長期資產,這樣便產生了期限錯配的問題,若金融市場出現不可測因素使得大部分交易對方同時要求兌付,影子銀行將不能在短期內將長期資產出售兌現返還給交易對方,引起嚴重的流動危機。另外,中國影子銀行的運行主要依賴交易雙方的信用,若一方爆發信用危機,則會導致此次交易乃至整個影子銀行業務出現高違約率。
(三)削弱央行宏觀政策的調控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導下,央行不斷采取各種宏政策來對金融市場進行調控,貨幣政策便是其主要的調控手段,為了達到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和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往往對信貸規模、貨幣供應以及投放結構進行調整。中央政府及央行的這些政策主要是針對傳統商業銀行進行監管,由于影子銀行體系總是游離在金融監管體系之外,其在對社會中資金需求者提供各類融資渠道和資金來源時,常常會規避政府對整個金融市場信貸總量及結構的預期控制,導致政策調控效果明顯削弱。在部分行業或產業的信貸方面,政府為了控制這些行業的價格、數量等在合理范圍內波動,往往會采取收緊信貸資金的方式,以縮減商業銀行對它們的貸款規模。這些行業或產業主體只能轉向影子銀行尋求資金支持,以保證自身的正常運行,這同樣削弱了央行的宏觀調控。
三、規范影子銀行健全發展的相關對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影子銀行對我國商業銀行穩定性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促進或者阻礙,它具有兩面性。因而我們在對于影子銀行這個問題上要辯證看待,既不能任其自由地發展,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過度抑制和阻止其發展,而是要通過有關部門更好地引導和監管,促使其向有利于我國商業銀行穩定性的方向發展。
(一)完善影子銀行體系監管框架,鼓勵影子銀行適度發展
在對影子銀行的各種形式進行分析時,要充分了解影子銀行體系的金融創新產品和工具,并對其運行機制和影響途徑進行相關研究,形成一個完善的影子銀行體系監管框架,在宏觀上設計出全新的金融創新制度和監管制度,且符合處于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影子銀行的發展,同時在微觀上提出相關的管理辦法和法律法規,規范影子銀行的業務操作方法和范圍。目前,我國的金融發展程度有待提高,要想充分達到利率的完全市場化,提高全社會的資金運用率,國家政府需要為影子銀行提供更好的金融環境,鼓勵其在一定的規模下適度發展,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高效運行發揮巨大的有利作用。
(二)形成影子銀行信息披露機制,努力發展各類金融市場
由于信息不透明,影子銀行總以帶著“面紗”般的形態存在,讓人感覺撲朔迷離,只有充分、持續、及時的信息出現,才能給予市場參與者和監管當局一盞“指路明燈”,較好把握影子銀行的發展。因此,給影子銀行設計出一套規范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便成為當務之急。一方面,央行要充分發揮其金融監管的作用,對整個金融市場的數據進行定期匯總、分析研究和,提高影子銀行金融創新產品和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針對影子銀行這種特殊體系的信息披露機制,減少各方主體信息不對稱情況的發生。同時,政府也要努力發展各類金融市場,推進利率市場化發展,穩健有序地推動金融市場的創新和改革。
(三)健全影子銀行監管法律體系,加入國際金融監管協作
影子銀行監管法律的極度缺乏,使得健全影子銀行監管法律體系的任務迫在眉睫,國家政府可以從以下方法著手完善相關法律。首先,要頒布法律將影子銀行機構納入國家的監管對象當中,防止影子銀行繼續在法律漏洞中存在和運行;其次,要明確劃分影子銀行機構的業務范疇,嚴格規定融資來源、杠桿率及金融創新品的標準;最后,要以對消費者、投資者利益負責為目標,制定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提高社會公眾對金融市場的信心。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國際化趨勢的發展,一個國家的金融穩定很大程度上會依賴其他國家甚至整個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要想防止一國經濟劇烈波動引起全球化金融危機,還需要世界各個國家加入到國際金融監管協作,形成一個全球的、統一的金融監管結構,為全球經濟穩定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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