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社區建設特征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中國特色 社區矯正 新機制
行刑制度的發展過程是人類由感性走向理性,由野蠻走向文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作為與監獄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社區矯正代表著行刑制度的發展潮流與趨勢。如今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主要西方國家處于社區矯正的人數已經超過監禁人數。在構建和諧社會今天,改革和完善我國現有的社區矯正制度,引進吸收國外先進的制度和理念,對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構建完整的具有中國特色行刑制度體系尤為重要。
一、相關概念和基本特征
(一)相關概念
1.社區。社區(community)是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體。即由聚集在某一地域中的社會群體、社會組織所形成的一個在生活上相互關聯的社會實體。
2.矯正。矯正(correction)是西方行刑系統的基本用語,但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法定有權機關對判決有罪者實施的各種處遇措施。二是指對罪犯所進行的通過道德教誨、心理治療等旨在轉變其不良心理和行為惡習的活動。-3
3.處遇。處遇(treatment)即處理、對待的意思。罪犯的處遇,就是指為了使罪犯早日復歸社會,防止他們重新犯罪而采取的各種處理、對待措施的總和。罪犯的處遇分為設施內處遇和社會內處遇。前者也稱監禁處遇,是指將罪犯隔離于監所內改造的處遇形式;后者也稱社區處遇或社區矯正,是指將罪犯置于社區環境進行改造的處遇形式。
4.社區矯正。“為了實現罪犯的再社會化目標,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的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二)社區矯正的基本特征
1.刑事制裁性。社區矯正的刑罰懲罰功能主要是通過社區矯正機構對罪犯進行適當監督,限制其一定的人身自由或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來實現的。
2.行刑開放性。社區矯正改變了傳統的封閉式的刑罰執行模式,根據罪犯的個體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實行有針對性的充滿個性化的心理矯正,讓罪犯走出監獄大墻,使其置身于一種社會環境下勞動,同時發動社會各種力量的參與,通過心理疏導、親情感化、行為矯正、物質幫助等方式,幫助罪犯適應社會生活,培養其回歸社會的心理素質。
3.行刑主體特殊性。社區矯正不是由監獄作為執行機關,而是由專門的社區矯正機構依法具體實施對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體現了監禁刑與非監禁刑的相互獨立而又密切聯系的關系,體現了刑事執行一體化。
4.行刑對象特殊性。社區矯正主要針對輕微的初犯、偶犯以及在監獄中已服刑一定期間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和刑滿釋放后繼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5.懲罰緩和性。是指社區矯正措施對犯罪人的懲罰程度較輕的特性。它是一種不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的刑罰措施。
二、現階段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公眾對社區矯正難于認同
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罪犯”就意味著“坐牢”(監禁),認為只有把犯罪人關在監獄里才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如果把犯罪人放在社會,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會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
(二)現行法律規定的社區矯正種類太少
現行法律規定中有關緩刑、假釋的法律規定過于嚴格。“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危害社會”作為假釋的實質性條件,缺乏考察、評定和檢驗的標準,實踐中不易操作。在決定假釋時,出于保障社會安全與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考慮,假釋決定機關將會采取盡量不適用假釋的做法,避免承擔失察等責任。
(三)社區矯正適用的數量太少
我國長期堅持監禁刑罰為主,非監禁刑罰為輔的原則。目前適用社區矯正的包括三種刑罰和兩種刑罰執行措施。三種刑罰指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兩種刑罰執行措施指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實踐中,對于管制刑的適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等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上規定得又過于抽象和苛刻,導致實踐中難以執行,適用的比率非常低。
(四)矯正、教育及執行刑罰的嚴肅性不足
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學習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理論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內容,但在具體實施中,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得不到有力保障,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
(五)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網絡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對于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在其刑罰執行時由公安機關管理。由于公安機關本身肩負著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偵查等任務。實踐中,公安機關只能做到對文件和檔案材料上的把關和落實,對于社區矯正的教育轉化、心理矯正、監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內容就處于落空狀態。同時,由于沒有統一的社區矯正機構和配套的社區矯正體制,未能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網絡。
三、改革和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舉措
(一)改革和完善我國現有的社區矯正制度
1.管制的改革與完善
第一,增加管制刑的義務配置。在管制刑中引入對受害人的賠償、參加公益勞動、繳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等內容。
第二,建立管制刑的懲戒保障機制。增設違反管制規定的處罰條款和相應的制度措施。如果罪犯惡意逃避法律制裁、拒不履行有關義務的情形下,可以調整原判決,對罪犯予以沒收保證金或者撤消管制易科拘役的處罰,使管制等非監禁刑的執行過程保持必要的張力,督促罪犯積極遵守和履行法定的規則和義務,保證行刑的效果。
第三,擴大管制刑的適用范圍。管制作為一種限制自由的輕刑,其適用對象不應根據犯罪性質來確定,而應根據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確定,對一切可以適用拘役的罪犯均可以考慮適用管制。
2.假釋的改革和完善
第一,修改有關假釋的限制性條件和實質性條件的法律規定。筆者認為,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的犯罪分子,一律不得假釋不合理。這類犯罪人犯罪的原因、性質、危險性程度各不相同,采取一刀切的禁止假釋的做法,不利于這部分罪犯的改造和重新融人社會。應在立法上對此類犯罪的假釋條件規定更加嚴格,如提高最低服刑限度,延長考慮期,強化考慮期內的監督管理等。
(武漢紡織大學數學與計算機學院,武漢 430200)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200,China)
摘要: 特征提取是計算機視覺中的一項重要技術,本文針對特征提取中的Harris算法和SIFT算法進行了比較,通過仿真實驗證明,在處理尺度縮放、亮度變化的圖像時SIFT算法更加優越。根據三維成像原理,本文對SIFT算法提取的特征點進行三維重建,獲得了目標場景的視差圖和三維重建圖,進一步說明了SIFT算法的提取是行之有效的。
Abstract: Feature ex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in computer vision, Harris and SIFT algorithm in feature extraction are compared, and simulation experiments show that SIFT algorithm is better when dealing with the scale zooming and brightness variations of the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principle,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extracting feature points of the SIFT algorithm based on three-dimension, and target disparity maps and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ene graph are obtained, which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raction of SIFT algorithm.
關鍵詞 : 特征提取;Harris;SIFT;三維重建
Key words: feature extraction;Harris;SIFT;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中圖分類號:TP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193-02
1 Harris角點檢測算法與SIFT特征點提取算法
Harris算法是由C.Harris等人于1988年所提出的一種特征點提取算法[1]。當圖像的尺度變化十分大時,這種算法對這種圖像的角點提取是很有效的。小的尺度變化就會造成Harris角點的復現率快速下降。圖像的尺度伸縮將使得由Harris檢測子提取的特征不具有可重復性,并且對圖像序列的角點檢測效果更好。SIFT算法是一種用來描述圖像中的局部性特征機器視覺算法,它在不同的尺度空間上查找關鍵點,并提取出其位置、尺度、旋轉不變量,并計算出關鍵點的方向。此算法由David Lowe在1999年所發表[2],2004年完善總結[3]。其中SIFT算法對一些突出的不會因光照,仿射變換和噪音等因素而變化的點十分敏感。
2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主要是根據計算機提取出的圖像的特征來判斷這些特征是否屬于同一個圖像。提取出的圖像特征通常是圖像中的點的集合,根據其特征,劃分為不同的子集,這樣可能形成點、曲線或區域[4]。
特征提取是許多計算機圖像分析算法的起點。即它是對圖像進行的第一個運算處理。通過檢查各個像素點來判斷能不能表示一個特征。一般尺度較大的圖像擁有比較多的特征點,但是,特征的定位精度卻比較差。而對于較小尺度的圖像特征來說,對他們進行特征提取就稍微容易一點,于是定位精度也就稍微高一些;可是,他們本身數目較多,而且包含的圖像信息少,在日常實驗中要想提高匹配的效率就只有通過減少誤匹配來達成,于是在特征匹配的過程中需要使用比較嚴格的約束條件。一般來講,一個好的匹配特征應該具有不變性、唯一性、可區分性以及有效減少誤匹配的能力。
本文對拍攝的左圖像在MATLAB2012a中進行特征提取測試。分別使用Harris算法和SIFT算法對圖像進行特征點提取,提取的結果如圖1,實驗數據結果如表1所示。
通過表1中的實驗數據進行分析:其中Harris算法總共提取了211個特征點;而SIFT算法總共提取了751個特征點,并且擁有特征點的灰度梯度方向信息。所以在處理尺度縮放、亮度變化的圖像時SIFT算法更加優越。
3 三維重建
三維重建的基本原理是三角測量原理:首先根據成像集合模型對照相機內部參數進行校準,然后根據物體的左右圖像找到各自對應的特征點,由左右圖像的投影中心出發,分別引直線經過這一對對應的特征點,其中這兩條直線在三維空間中相交于一個點,于是就得到了這個點的三維坐標。然后就可以通過這些數據來進行三維重建。
在實際情況下,一般采用任意放置的兩個攝像機來建立立體成像系統,這種模型稱為匯聚式立體視覺模型。在這種視覺模型下,假設攝像機標定已經完成,則可以通過投影變換矩陣計算目標點M的三維坐標。
在MATLAB中,根據得到的采樣點數據通過三維插值獲得網格節點上的曲面數據,然后將圖像顯示到紋理映射表面,三維重建結果如圖2所示。
4 總結
本文比較了特征點提取的Harris算法和SIFT算法,針對尺度縮放較大的圖像,在MATLAB中對兩種算法進行了特征提取實驗,通過對比所提取的特征點數量、灰度梯度信息說明了SIFT算法更加優越,最后在MATLAB中進行了仿真實驗,得到了圖像的三維重建圖,從圖中可以看出三維重建效果不錯,這進一步說明了SIFT算法的提取是行之有效的。
參考文獻:
[1]Chris Harris,Mike Stephens.A Combined Corner and Edge Detector[C]. Manchester:Proceedings of the 4th Alvey Vision Conference,1988:147-151.
[2]D.Lowe.Object Recognition from Local Scale-Invariant Features[J].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Corfu, Greece, 1999: 1150-l157.
關鍵詞:古河道 潮汐河道
Abstract: as the ancient river in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sedimentary era, sedimentary structure and its adjacent to the normal soil layer deposition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but these differenc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position of soil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ten can produce many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soil liquefaction, ground fissure, construction of the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ancient river deposits belong to the linear geological bodies, river courses in the soil with normal sedimentary deposits and soil in the same period of sedimentary, in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cess often overlooked, latent. This paper mainly to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of the ancient river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were discussed, and points out some old channel deposition involving the soi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Key words: the ancient river tidal waterways
中圖分類號:TV8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作者簡介:雷曉莉(1978- )女 工程師 主要從事巖土工程勘察、地基處理、土工試驗研究等。
1古河道沉積特征研究意義
天津濱海新區地處渤海之濱,素有“九河下稍”之稱。全新世以來,河道眾多且交錯分布。又曾經受海侵作用,河道沉積的特征表現更為復雜。因而,對城市建設中對巖土工程勘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古河道沉積特征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提高勘察工作質量,提早采取措施進行防范和治理,減少工程病害發生,節約工程治理費用等具有重要意義,
2.古河道沉積對工程建設的影響:由于古河道沉積特征的多樣性,對工程建設的影響也表現出多樣性。從而產生的工程地質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2.1古河道沉積有產生砂土液化的可能。由于古河道沉積時間相較正常沉積土層短,沉積結構比較松散,土性多屬于顆粒相對較粗的砂性土,在震動作用下可能會產生砂土液化。另外,古河道沉積一般因所處河道部位不同而表現出土體密實度差異,因而,同一河道發生砂土液化的部位也有差異。
2.2古河道沉積有產生地裂縫的可能。在發生地震時,古河道沉積土層易產生地裂縫。天津海河中下游地帶沉積數百米第四系,因構造原因產生的地面開裂的能量可被土體吸收。海河中下游地區又屬于抗震設防烈度為7度地區,因此,依據《建筑抗震設計規范》4.1.7條,在該地帶一般不會產生斷裂錯動。但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天津時,海河兩岸周邊地區發現數處地裂縫,分析古河道沉積是產生地裂縫的原因。在1966年3月發生的邢臺地震時,沿古河道的地裂縫及噴水冒砂普遍出現。
2.3古河道沉積影響工程建設投資,在使用天然地基土層時,古河道沉積土層因土體強度與周邊土層存在差異和密實程度影響,易引起不均勻沉降和產生液化,故而需要投資進行地基處理;做樁基礎時,除了古河道土層與周邊正常土層有力學強度差異外,在古河道范圍內的土層沉積過程中,也受到水流分選作用而表現出沉積不均一。影響樁基持力層選取,增加了工程投入和工期。
3.古河道沉積特征
3.1古河道的主要表現形式:本區依據古河道形成的環境可表現為兩種形式:牛扼湖式古河道,受海水影響的灰色古河道。
3.1.1牛扼湖式古河道
沉積特征:河流發生截彎取直過程中在原河道部分沖積、堆積形成呈淺灰色、綠灰色或黃綠色(照片1);河道邊緣地帶多呈砂~黏交互狀沉積,河道中部沉積多呈均勻層理的粉土或粉砂土層。
力學特征:在濱海新區的牛扼湖沉積層一般處于第一海相沉積層以下,沉積時間相對于海相沉積層較長,經受后期沉積土層的壓密作用,粘性土呈軟-可塑狀,粉土或砂性土層標貫擊數一般10-16擊,呈中密—密實狀態。
照片1河道內沉積綠灰色均勻粉土層
3.1.2受海水影響的灰色古河道
沉積特征:呈黃灰色或褐灰色;土性一般為砂~黏交互沉積的粉土、粉質黏土層,受水流影響,河流邊緣部位沉積具有水平層理、斜層理或斜交層理的特征,局部呈千層餅狀,含有機質斑點或條帶(照片2)。粉土層可能出現液化。河道內沉積一般表現為具有均勻層理的粉土或粉砂層。河道底部多沉積腐殖質碎屑堆積層或陸海相貝殼混合沉積的貝殼富集層。
力學性質:沉積土層沉積時間相對較短,屬欠固結土層,粘性土層多呈流塑狀態,粉土標貫擊數一般小于4擊,一般屬可能產生飽和粉砂土液化的不良工程地質層。
照片2邊灘沉積土層具近水平層理,含有機質斑點
3.2古河道沉積標志物的類型及其特征
由于受河流的沖積和淤積作用,在河道內往往具有比較明顯的沉積標志物:根據沉積主要存在腐殖質、貝殼富集層、人類活動遺跡等。
3.2.1腐殖質特征:主要積聚在河道底部,層厚一般受水流持續時間控制,一般腐殖質呈碎屑堆積狀(照片3)。
照片3 河道底部出現的腐殖質碎屑堆積層
3.2.2貝殼富集層特征:一般多位于河道底部,層厚一般0.05~0.50m左右,貝殼完整性一般較差,呈混雜堆積狀。
3.2.3人類活動遺跡特征:可能分布于河道沉積的任何部位,表現為瓷器、鐵器等,一般較為少見。例如在天津市區六緯路發現元代瓷片,在中游發現遲于漢代的瓦片等。
3.3 古河道沉積土層均勻性差,力學性質差異大:
在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區某處工程場地勘察中,據網格狀鉆孔揭示,該場地200m的寬度范圍內,13-15m深度段土層中部為粉土,兩側相變為粉質粘土,并且中部粉土土層呈近南北向的線形分布,由靜力觸探指標揭示,粉土層錐尖阻力差異極大(3.07~10.63MPa),且呈現出由中部向兩側逐漸降低的特征。
3.5古河道切割深度大
根據海河中游津南區咸水沽東南部鉆孔揭示,古河道沉積土層底板埋深達到42m之多,這樣的下切深度充分表明在濱海新區古河道也具有十分強大的下切能力,勘察過程中應充分注意。
4.古河道沉積土層須注意的工程問題
古河道沉積土層一般具有線狀分布,沉積土層均勻性差的特點。因此,在工程實踐中,對于屬古河道沉積土層,除滿足一般土層的巖土工程問題外,還需注意以下工程地質問題:
(1)場地中是否會因土層力學性質差而引起建筑物的不均勻沉降超過建筑物允許范圍。
(2)沉積的砂性土或粉土層力學強度和厚度是否會在樁基施工沉樁過程中產生影響,并需合理建議選取適宜的持力層和成樁工藝。
(3)砂性土或粉土層是否會因沉積的密實程度的差異產生液化或部分場地液化的判別問題。
(4)古河道沉積土層出現地裂縫的可能性。
5結論建議
河道沉積具有線狀特征,在勘察過程中容易被忽視,但古河道沉積土層卻對工程建設具有顯著的影響。古河道沉積的查明與否關系事關工程建設的安全運行,事關人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在工程勘察工作中應特別給予足夠的重視。
(1)沉積環境特征不同,天津濱海新區古河道表現形式大體可分為牛扼湖古河道,海水影響古河道兩類。
(3)由于古河道具有同期異相性,沉積土層一般均勻性差,力學性質差異較大,因此,存在古河道沉積土層地段需在勘察和設計中注意不均勻沉降、沉樁可能性、砂土液化、產生地裂縫問題。
(4)經鉆孔揭示,天津濱海新區古河道下切深度達到埋深42m,下切能力強,在天津濱海新區其他地段勘察時,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5)對于古河道沉積進行判定并采取相應措施進行防范。
參考文獻:
孫仲明,《古河道的類別、成因與研究意義》;《灌溉排水學報》1984年02期
關鍵詞: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對策
中圖分類號:R19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2-0018-02
前言
吉林省作為國家商品糧基地的省份,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大幅度增長,產業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這是開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重要的經濟基礎。近年來,吉林省通過抓好農村“三基”工程建設,使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取得明顯成效,農村基層組織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組織力量,通過最大限度地調動和發揮農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依靠自身力量,把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科學技術向農村擴散,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吉林省開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有利于進一步擴大農民群眾有序地參與民主政治建設,形成有效載體,讓農民群眾直接參與社區管理,表達個人意愿和合理訴求,真正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同時,也有利于開展農村社區服務和社區文化、體育娛樂活動,增強農村的自我服務功能,倡導社會互助,使農民群眾老有所養、殘有所助、孤有所撫、病有所醫、貧有所幫,提高農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對于完善和深化村民自治制度,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事業全面進步,實現城鄉社會統籌協調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
一、新型農村社區的界定
新型農村社區是針對傳統農村社區而言,在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鄉差距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提出的農村社區發展的新形式。新型農村社區應該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產業和人口結構多元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完善,以社區共同利益(非家族利益)為紐帶形成的社會共同體和空間聚落。新型農村社區除了表現出傳統社區的一般特征外,還會出現自己的新特征。如經濟活動的復雜化,農業生產的合作化、產業化,空間布局的集聚性,社會構成的異質性,社會交往的開放性,社區組織由行政歸屬型向利益歸屬性過渡等[2]。
二、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現狀
吉林省地處中國東北地區的中部,全省面積18.74平方公里,下轄1個副省級城市、7個地級市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長白山管委會、60個縣(市、區);擁有621個鄉鎮機構,9 321個行政村,399.08萬個農戶。截至2010年,吉林省農村人口達到1 349.16萬人。
2008年3月,吉林省委辦公廳、吉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下發《關于開展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開始進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嘗試。至2008年,吉林省有重點有計劃地進行了一批不同區域、不同經濟基礎、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建設風格的村鎮進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共啟動1 127個自然村社區建設,占全省行政村12%。各縣(市、區)高度重視試點工作,普遍成立了由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協作的農村社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明確部門職責,納入年度責任考核體系。同時省民政廳還大力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的培訓和宣傳工作。陸續組織6批總計70人次參加民政部舉辦的農村社區建設工作培訓班。民政廳還創辦了“城鄉社區”簡報,及時刊登省內外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情況,推廣好的經驗和做法[3]。
2009年起又逐步擴大規模,建立了在全省范圍內普遍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工作的總體目標,確定了“試驗典型、探索功能、由點到面、逐步鋪開”的總體思路,明確了開展實驗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任務和保障措施。目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開展了6個方面35類項目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共修建鄉村道路、鋪裝巷道9 321公里,解決自來水733各村,建設秸稈氣化站25個,新建沼氣池16 446個,新建和改造房屋3.4萬戶,新修圍墻156萬延長米,建排水溝234萬延長米,建公廁1 523個,新建垃圾站、填埋點6 901個,衛生所387個,文化站和圖書室932個,安裝體育健身器材1 851套;發展合作經濟組織1 969個,帶動農戶242萬戶。各實驗縣(市、區)還圍繞解決農民群眾行路、飲水、能源、物資供應、垃圾處理等方面的困難,廣泛實施了“四通”、“三改”、“三化”工程(即:“路通、水通、電通、信息通”,“改水、改廁、改圈”,主街路“硬化、亮化、綠化”)。有的地方還建設了農村垃圾和污水處理利用設施,使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明顯改善。長春市各實驗區在設施和環境改造上的投入總計超過3 000萬元,公主嶺市和扶余縣的投入都超過1 000萬元,樺甸市投入超過600萬元。
三、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存在的問題
1.部分領導干部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認識模糊,“難”字當頭。目前部分干部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存在片面認識或誤區。覺得剛剛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又號召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對于政策文件無所適從。同時錯誤地認為,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只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改頭換面,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外在形式。由于不少鎮、村干部思想保守,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存有畏難情緒,所以認為,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缺資金,硬件難達標;又缺乏人力,軟件難到位。即使省級各種政策傾斜和扶植,也不能及時啟動響應,錯失許多推進良機[4]。
2.新型農村社區農業基礎設施仍十分脆弱。在水利建設方面,仍沒有啟動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各村莊90%的水利工程帶病運行,絕大多數農田缺少配套灌溉工程。在農機方面,主要是總量不足,機具老化,全程機械化水平低。吉林省機械耕作作業水平為33%,機播水平為41.6%,機械收獲僅為9.8%。在農業科技方面,主要是創新能力不強,成果轉化不快,推廣體系不健全,特別是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吉林省農業科技財政投入僅占農業GDP比重的0.13%,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融資難度依然巨大。“十二五”期間,吉林省農業生產性投入和農產品加工業投資共需資金7 000億元,其中需要金融資金4 200億元,去除財政支持,缺口仍需3 000億元以上。農村金融融資難度不斷加大。一是直接服務于農業的金融機構正逐步減少,大部分調往省外和優質龍頭企業。二是農村貸款利息高,負擔重,如吉林農村信用社給有些地區農民的貸款年利率達到10%以上。這對農村經濟發展將受到更大制約。
4.新型農村社區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仍落后于城鎮居民增長。2000年,吉林省農民收入降幅達到10.5%,直接原因是糧食減產、價格下跌,深層次原因是收入結構單一,沒有建立起穩定的增收機制。而城鎮居民收入卻持續增長,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23倍,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達33倍。2008年,吉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2.69:1。
四、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完善發展對策
為推動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初步提出以下建議:
建議一:發動群眾,廣泛參與。農村社區居民廣泛參與,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證,農民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參與者,更是受益者。因此,必須動員群眾廣泛參與。首先,可以通過宣傳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意義、出臺相關政策,使群眾認識到與切身利益相關;其次,可以通過培訓,提升農民自身知識文化素質和精神文化素質;再次,通過制定村民公約、組建物業委員會等形式尊重村民參與權與監督權,從而強化農民的自覺參與。
建議二:因地制宜、梯次發展。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不能搞“一刀切”,應根據不同地區具體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分類指導,采用不同的建設模式,實施有針對性的指導對策,多層次的推進。同時,要堅持分期建設原則,不能搞“”。要把長期目標與近期目標相結合,把傳統農村改造與新型農村建設相結合,建設上要量力而行,遵循基礎建設階
建議三:整合資金,多方聯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尤其是吉林省情況較為復雜,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單靠政府一方投入難易保證資金充足和建設的可持續性。因此,必須整合政府、企業、社區、農戶多方聯動的資金鏈條,形成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資金多方聯動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6]。
建議四:健全機制,科學決策。建立科學決策機制,保證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各項重大決策科學合理,健全各類責任制,建立以農村居民自治組織為主體的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長效機制。
結語
吉林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問題,并不是單一的社會發展問題,無法在單一學科中求解,而是需要運用系統論觀點在“社會-經濟-農村社區”這樣的復合系統內求解。在吉林省這樣的農業大省構建新型農村社區,同樣也需要政府、社會、農村社區組織、農村社區居民進行共建,并不斷摸索其發展的規律和模式,為全國新農村建設提供示范和輻射作用。
參考文獻:
[1] 高立群.當前吉林省新農村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J].行政與法,2007,(6).
[2] 王杜春.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2).
[3] 李恩.吉林省新農村建設路徑選擇[J].管理學刊,2011,(7).
[4] 羅云華,程聰.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謅議[J].西安郵電學院學報,2010,(3).
棚戶區改造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更需要動員廣大棚戶區居民積極配合和參與。注重發揮居民在棚改社區建設中的主體作用,能夠使居民成為棚改新區建設的不竭動力和活力源泉。
把“改造人”放在棚改新區社區建設的首位
在遷入棚改新區后,一些居民不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社區環境遭到破壞。從平房搬進樓房后,也使原來的熟人鄰里關系變成了陌生人社會,居民在心理上會不適應。針對這些情況,棚改新區要注重培養居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增強居民對新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樣不僅能克服見物不見人的思想,抓住以人為本這個社區建設的核心,而且能夠激發居民自發、自覺參與社區建設,共同維護自己的生活家園。經驗表明,棚戶區改造決不僅僅是改造舊房子,更重要的是改造“人”,即提高社區居民的素質,全面提升社區的文明程度。不僅從外觀上或物質層面改變舊面貌,更要在內容上或精神層面呈現新氣象。
增強居民參與,能為棚改新區建設順利進行創造良好條件
棚改社區建設除了一般社區面臨的工作和任務外,在拆遷回遷、就業、社會保障、物業管理等各個方面情況更加復雜、任務更加繁重,原有的社區組織體系和管理功能難以適應棚戶區改造和棚改新區社區建設的需要。因此,只有在棚改新區建設中延伸和健全居民組織體系,搭建居民參與管理的平臺,調動居民參與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才能吸引更多居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參與式治理作為一種民主治理在城市社區的運用,不僅有利于彌補政府治理失靈,還能有效降低社區治理成本,培養成熟的公民精神。棚改新區發揮各種群眾性自治組織的管理功能,通過熱心公益的居民骨干帶動廣大居民參與管理,有效彌補了社區治理中政府部門鞭長莫及、居委會能力有限的缺陷,為棚戶區改造和棚改新區社區建設順利進行創造了良好條件。
無償也無限的社區志愿服務,會受到棚改新區居民的普遍歡迎
政府積極推動社區建設,增強了社會凝聚力。基于社區建設的公共特征,新加坡政府負責90%的社區基礎設施建設費用和50%的日常運作費。強調政府主導下的大眾參與,既能彌補社區建設所需公共資源的相對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執政黨的基層建設。
新加坡社區建設實行統一指導與民主自治并行的原則。國家統一規劃,政府有關部門負責制定社區發展計劃和評估標準,社區發展理事會、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等機構在政府指導下自主活動,并及時向政府反饋民眾意見。政府各部門根據社區居民需要,調整規劃和管理方式,按照社會服務標準評估各自治組織的業績,下撥活動經費。政府行政部門、社區管理機構、基層自治組織及社會團體之間職責分明、上下貫通,形成了科學、合理、靈活的社區建設模式。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社區建設貼近民眾,凡可自主管理的,政府放手,但提供指導和經費,培養了社區成員的參與意識,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社區建設以“人”為中心,滿足社區成員生存和發展需要。新加坡注重培養一種為社會自愿貢獻的“義工精神”,由國家義務工作中心推動,促進民眾及社群的廣泛參與,使義工活動服務社區,又能減輕政府的壓力。政府還引導社會團體、企業商家參與社區建設,建立社區服務網絡,針對不同群體開展平易近人的服務,社區能夠為民眾提供有效援助,形成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積極、有愛心的社會風氣。
社區服務細化為三種類型:一是行政事務服務:服務范圍是社區全體成員,但真正接受服務的是有需求的居民,如房屋登記、代辦有關手續等,作為準公共物品,屬于非營業性低償服務;二是社會福利服務:針對老弱病殘群體,補充其基本生存需求,是公共物品,由社區提供;三是社區商業服務:雖然有便民的因素,但基本接近私人物品,主要提供營業,為解決便民可能導致的營業性虧損,政府考慮適當補貼。
社區基礎設施等服務硬件屬于公共供給,為此政府投資建設了民眾聯絡所、居委會活動中心、鄰里居委會,以及各類社區醫院、診療所、殘障人工作坊、收容所、安老院等基礎設施。
社區服務包括家事服務、保健服務等。家庭服務中心是一個以鄰里為基礎,提供家事服務的福利性機構,承擔社會事務和社會福利工作職能,開展個人與家庭輔導、信息與中介、家庭教育、專業服務及義工培訓等服務。新加坡的社區醫院作為輔助醫療設施,是國家醫療保健體系的補充,收費低廉,重點滿足老年病人的需求。社區醫院一般與區域醫院為鄰,與區域醫院共享醫療資源,病人康復護理可轉入社區醫院。
社區商業服務設施主要有兩種,一是鄰里中心及鄰區商店,二是菜場及小販中心。菜場及小販中心的營業空間作為公共設施由政府規劃提供,日常管理由建屋發展局、環境發展部及市鎮理事會等部門承擔。
[關鍵詞]烏魯木齊市;社區發展;發展歷程
社區是指在一定地域空間中的人群生活與活動共同體。社區的發展歷史與人類發展歷史一樣久遠,人類社會每一個變遷,無論是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生計方式都表現在某一個社區內部。人類的生存競爭推動著社區從簡單到復雜、從集中到分散、從綜合到專門化的發展過程。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在社會結構上的變遷引起了社區結構的變遷,并促使了人類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發生變化。這些變化給社區建設的形式和內容上帶來了新的變革。
一、概念界定
社區概念最早是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1887年提出來的,他在《社區與社會》一書中最早使用了“社區”(gemeinschaft)一詞,一般認為社區是 “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狀態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統一體;強調血緣紐帶和聯合,即共同體。中文“社區”的概念是從英文 “community”翻譯過來的,關于“社區”概念最早先生在1933年介紹美國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帕克的社會學時,用來翻譯英文“community”一詞譯為“社區”,人們在地緣基礎上結成的互助合作的群體,區別于在血緣關系基礎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親屬群體,其進一步突出了地域性特征。
上述可以看出“社區”是一種地域性社會團體,包含著人群、地域、文化、情感觀念、制度結構和共同約束等要素。在2000年11月的《民政部關于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社區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生活共同體。目前城市社區的范圍,一般是指經過社區體制改革后作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轄區”。(1)這一定義是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的出發點。在城市,社區的營造是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上開展起來的。國內社區發展與社區建設基本是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的,社區建設屬于社區發展的范疇。廣義的社區發展乃泛指國家或某一個地區所有事物的發展與過程,包括社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環境、服務、管理等各個方面。社區發展的范圍包括城市、鄉村和集鎮居住的地理范圍。狹義的社區發展是指基層社區建設與社會發展的事項與過程,以及具體問題的解決過程。
二、發展階段
我國社區發展的社會基礎是社會管理體制與控制方式的轉型。在20世紀上半葉,主要是從傳統社區向法定社區(市政層級)過渡,在下半葉經歷了從以法定社區轉向以單位體系為主,然后又開始由單位制向社區制的回歸。
作為社會管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與單位既各成體系,有緊密互動,其主體性和相關性構成城市社會的基層面貌及其嚴禁軌跡。80、90年在城市開展的社區服務和社區建設是我國社區發展的搖籃,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發展的初級形式。改革開放后,隨著沿海大城市的發展,社區建設隨之發展;沿海地區社區發展歷史比邊疆地區長。90年代以來烏魯木齊市社區發展,根據工作重心變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90年至1997年開展的社區服務階段
1986年民政部在全國開展社區服務,社區發展以倡導和加強社區服務為起點,形成社區發展初期的工作重點。這一階段烏魯木齊市也同樣開展社區服務;社區服務主要是面向老年人、兒童、殘疾人、社會貧困戶、優撫對象的社會救助和福利服務,面向社區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務,面向社區單位的社會化服務,面向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障社會化服務等。
從全區的情況看,社區服務工作大都經歷了三個服務層次。一是福利層次。以傳統的民政服務對象為主要內容,政府的資金保障,提供無償服務。這雖然不屬于完整意義上的社區服務,但它是社區服務的起點;二是便民利民服務層次。以即發展社區內外經濟資源,通過建立社區服務基地,以無償和有償的服務形式相結合的方式,在保證為民政服務對象的基礎上,為轄區內居民提供了便民服務;三是社會化服務層次。社區服務對象既包括民政對象、居民、轄區單位,也包括外來投資、經商務工人員;服務方式既包括福利性的無償服務,也包括社會保障服務、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再就業服務等;服務人員專職雇員、居委會干部、社區居民。社區服務業還沒形成完整的產業化,但社區服務的社會化已經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某些服務項目走上了產業化軌道。這一時期的社區發展由社區服務帶動,還處于初步階段,政府投入少,社區條件和服務項目有限,烏魯木齊市的社區發展相對慢于其他地區。
第二階段是1998年至2000年開展的社區建設階段
社區服務形成一定的規模后,社區建設得到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關注。特別是中央2000年《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后,社區建設開始由部分地區的試點進入全面推進的新階段。與此同時,社區服務是社區建設的龍頭,繼續帶動其他社區建設的工作開展。通過社區建設試點,城市社區基層黨的組織、共青團基層組織、社區居民代表會議、社區居民委員會和社區居民聯席會議在烏魯木齊市社區普遍建立起來。為了加強社區服務功能各社區居民委員會普遍建立了社區服務站、社區就業保障服務站、社區衛生服務站、社區文化服務站、社區計劃生育服務站、社區環境衛生服務站和社區治安司法警務室,同時建立了社區服務工作機制。烏魯木齊市市政府提出和制定了發展社區服務、促進下崗職工再就業,搞好社區衛生、計劃生育、和社會治安等方面的政策,并解決了社區居民委員會的人員編制,辦公費和辦公設施等問題。社區建設進入了實質性的發展階段。
社區經濟發展中,人們逐漸遇到了一些問題。
1.1對社區的認識不到位。有人將社區等同于政府機關,將社區職能理解為解決鄰里矛盾和教育等問題,不知道社區經濟的概念,因此很難積極的參與到社區經濟建設中去。
1.2社區經濟發展中存在資金不足的弊端,因為社區經濟規模小,發展時間短,資金積累慢,一般以服務業為主,大的項目缺乏資金投入。限制了社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2社區經濟的理論概述
社區經濟是指為履行社區職能提供經濟保障而開展的社區經濟活動的總和。社區經濟具有地域性、社會性和服務性的特點。
第一,地域性。地域性是社區經濟的首要特征。社區經濟的地域性不僅指其經濟主體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勞動力的構成也要具有一定的社區地域性特征,社區居民必須是社區經濟的基本勞力、主要技術的構成以及主要的服務對象。
第二,社會性。社會性是社區經濟諸特征中最為突出的體現。社區除了地域性特征外,其內部關系還具有情感等取向。因此,社區經濟不能一味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社會性。
第三,服務性。社區經濟是為了發展社區建設而興辦的,其宗旨是為社區居民更好地生活和全面發展服務,其發展方針是“圍繞服務辦經濟,辦好經濟促服務”。目前國內社區經濟的主要類型有服務型經濟、自救型經濟、稅源經濟和社區公益型經濟等。服務型經濟主要指發展便民利民服務為主要形式的社區服務經濟,諸如:快餐、早餐、自行車棚、浴池、奶點、報刊零售點、各種中介服務網點等等。自救型經濟是指主要組織下崗職工在社區內實現再就業、進行生產自救,諸如:家庭工廠、編織、小工藝、為工廠進行來料加工、來件裝配等等。稅源經濟主要指通過對區域經濟的服務與協調,從其經濟發展的效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社區公益型經濟主要指社區內居民為社會公益事業、建設好自己的家園進行捐款、贊助、成立各類基金等等。我們的社區經濟發展現狀不容樂觀,為了更好的解決當前的困境,更好的服務與廣大城市居民,社區經濟的發展創新勢在必行,結合我國社區的特點和主要矛盾,下面對發展創新在促進社區經濟發展的措施進行分析。
3發展創新在社區經濟發展中的措施及影響
3.1基層社區要充分重視。社區經濟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經濟基礎。社區基礎設施的建設,社區的公益事業的開展,社區工作人員的勞動補助、辦公經費,可以說都離不開經濟的支持。基層社區工作者苦于資金不足,因而無法更好地開展社區公益事業的苦惱。這說明僅靠政府投資,是不利于社區建設的進一步發展的。在當前政府投資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各個社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社區,應當積極改變單純依賴政府投資的觀念,積極發展社區經濟,為社區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持。同時,各市、區政府、街道也要制定政策措施,對基層社區發展社區經濟給予有力支持。
3.2需要社區干部的帶頭作用。有的社區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社區領導的奉獻精神。為了籌集資金發展社區經濟,社區主任拿出家里的全部積蓄,并且帶領社區干部和群眾起早貪黑建設廠房。社區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成了無形的力量,帶動著社區的工作人員忘我的奉獻和無私的工作,才有社區今天的社區經濟的初步繁榮。因此說,在當前社區經濟的發展中,社區干部的帶頭作用應當得到重視和進一步提倡。社區干部要改變以往只關注于檢查、評比的思維模式,要以社區居民的需求為出發點,做好社區經濟的發展工作。
3.3減輕社區工作人員的日常工作負擔。據調查顯示,我國當前的社區日常工作項目繁多,有經常性的工作,還有因季節變化而增加的工作,還有為完成上級精神而臨時承辦的工作。還要為應對文明、先進社區的評比而增加組織群眾、設計活動等額外工作。社區的建設包括方方面面的事項,一般和基層群眾民生有關的社區的治安、醫療、計劃生育、殘疾人保障等工作都由社區工作人員組織和管理。在如此重的任務下,集中力量搞好社區的經濟確實困難。因此國家要在政策和規定上向社區工作人員傾斜,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減輕社區工作人員的工作量,使一部分經濟管理人才能從繁瑣的日常事務中解放出來,更好的進行社區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從而為先進社區的全面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3.4加強城市社區經濟的組織管理。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一些先進經驗,在城市街道一級組建“社區經濟發展公司”這種非政府非盈利組織,公司的從業人員由社區居民來承擔。“社區經濟發展公司”負責組織本社區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公司的從業人員由社區居民來承擔,公司的利潤必須按照一定比例用在社區建設的公益事業方面,如修建社區活動中心、種植花草樹木、資助特困戶等。通過建立“社區經濟發展公司”這樣的統一管理機構,可以解決目前社區經濟發展中管理層次多的狀況,實現對社區經濟的統一管理,從而促進社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土地金融
Abstract:Throug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four construction models such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factors in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linking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us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construction led by leading enterprise and self-construction by the villagers,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prudence and differentiated property of financial interference and analyzes its causes. Besides,it conducts extended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our kinds of construction models on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pansion of three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and make conclusions,which sorts out thou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for the larger scale interven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new rural communities,construction model,land finance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11-0048-08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簡介:謝偉,男,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吳金忠,男,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臨沂市中心支行;王朝陽,男,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臨沂市中心支行。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作為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型城鎮化中既是難點也是熱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實現國家耕地保護目標和土地集約利用的必然選擇,關系著城鄉統籌過程中的產業、人口和城鎮的合理空間布局。金融要素介入的速度、程度和方式同樣倍受社會各界關注。本文認為,金融機構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具有顯著的審慎性、差異性和一定的融資次序。下一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項目規劃、設計和發展,應在市場基礎、產業條件具備的前提下,更好兼容金融風險偏好,消除各類交易障礙。在政策選擇上,應審慎介入城市化取向的新型農村社區,著重發展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取向的新型農村社區,為商業化金融大規模進入培育基礎和條件。
一、山東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模式分析
山東省農村社區建設始于2006年。7年來,各地根據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居民生產生活習慣和交通便利程度等不同情況,相繼形成了市場化運作、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以下簡稱“增減掛鉤”)、龍頭企業帶動和村民自籌自建四種主流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截至目前,全省共建設新型農村社區5191個。其中,建設城中村1339個,城邊(園區)村638個,鄉鎮駐地村993個、農村其他地區2221個。社區人口規模3000人以下的3735個,3000—10000人的1321個,10000人以上的134個。
(一)市場化運作模式
該建設模式主要適用于城中村、城邊村、各類園區村等。所處區域屬于規劃重點發展地區,具有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優勢,土地價值較高。此模式不僅滿足了地方政府擴張城市規模的需要,而且農民也可以從征地中獲得高額補償,因此在運行過程中遇到的阻力較小。此模式一般按“政企合作、集中建設、整體搬遷”的原則,采用社區建設與房地產開發相結合、企業投資與政府土地出讓金返還相捆綁的方式進行農村社區建設。據統計,全省有891個社區采用該模式,占全部新農村社區的比例為17%。
(二)“增減掛鉤”政策模式
通俗地講,“掛鉤”就是為實現總體耕地占補平衡目標;“增減”是通過減少農村建設用地、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實施增減掛鉤規劃。根據社區地理位置,新建農村社區又分為小城鎮集聚和中心村合并兩種類型。前者是對城邊村、鄉鎮駐地附近村實行整體拆遷,將社區建設在城市或鎮駐地附近,變村莊為社區,促進農村環境改善和城鎮規模擴大。后者是以一個規模較大、經濟實力較強的中心村為依托,將區位相近、規模較小、分布零散的多個村莊合并,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引導農民向中心村聚集。山東省自2006年試點該建設模式以來,已累計批復掛鉤周轉指標55萬畝,涉及120個縣(市、區),安置農民29萬戶,新建社區1339個,占全部新農村社區的比例為26%。
目前,為獲取更多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各級政府成為“增減掛鉤”項目的主導者。節約出的建設用地指標有兩種使用方向:一是就地轉化為國有土地使用;二是將節約出的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建設用地指標上交到中心城區使用。在此建設模式中節約土地的收益在時間、空間和交易主體上呈現明顯分離狀態,地方政府收益最大,農民收益較小且面臨生活成本提升等實際問題,運作中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三)龍頭企業帶動模式
該建設模式由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或農民專業合作社利用其產業、資金優勢,采取企業與村莊合作共建,自發拓展生產、經營空間的建設模式。多由企業出資對村莊進行改造或遷建,群眾無償或低價入住,置換出的集體建設用地企業優先使用,實現企業擴張發展和農民居住條件改善的雙贏。目前,山東省已建成此類型社區490個,約占總數的9%。這種模式主要限于當地有大型企業或龍頭企業愿意介入,當前尚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建設模式。隨著國家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管理的放松,以及龍頭企業強大的產業基礎、豐富的整合經驗和充足的就業保障,村村兼并和企業并村現象可能越來越普遍。
(四)村民自籌資金建設模式
該建設模式主要分布在經濟發達的縣、市、區,一些經濟強村、產業特色村、農民收入較高的村,由群眾出資、村集體出面組織,自發進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此種類型社區共有2470個,約占48%。
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金融制度及其構成
(一)金融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制度框架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新型城鎮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決策的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各家金融機構顯然都不愿置身事外、甘當看客,都想從中分享一塊蛋糕。但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周期過長、利益鏈條復雜,涉及農民就業、權益保護和土地升值、指標轉移以及開發商利益等多個方面。從山東省的情況看,金融部門在介入其中時,出于風險考慮,針對不同建設模式,依據各自風險控制的比較優勢,事先設計一套甚于企業信貸的嚴密制度。其基本制度框架是:
1. 周密保障措施。農業發展銀行(以下稱為“農發行”)是金融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先行者。對“增減掛鉤”模式的新型農村社區,將一部分集體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且具備抵押條件的土地使用權設權抵押;無法抵押的,以土地出讓收入返還進行質押作保;單一采用土地出讓收入返還質押的項目,須由總行嚴格審批。建設銀行作為后來者則另辟蹊徑,利用其對土地在建工程上所具有的監控優勢,更多選擇以土地在建工程作抵押;對于園區建設,則通過優選園區內優質企業擔保來彌補抵押方面的不足。農業銀行則利用其基層網點和人員優勢,重點將信貸保障技術落實在農戶端,通過農戶聯合擔保的方式,確保投入資金的安全。
2. 嚴格準入條件。金融機構將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雄厚的地方財力和一定的產業基礎保證作為優質農村社區的主要影響因素。農發行只介入那些具有規模效應的增減掛鉤、城中村和園區類建設項目;建設銀行則規定,承貸主體必須為政府牽頭建立的實體公司,須能長久經營,具有穩定的現金流,注冊資本金不低于5000萬元;農業銀行要求,建設項目所在縣市上一年度一般預算收入須在10億元(含)以上;工商銀行則是將此標準提高到30億元(含)以上。
3. 資金封閉運作。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多以土地開發利用為背景,投入和產出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呈現一定的分離特征。增減掛鉤指標收益的最終實現,完全取決于指標使用城市建設用地的未來收益狀況。為防止節外生枝,穩定還款來源,農發行規定:借款人獲得的土地出讓收入返還,須優先用于償還貸款本息,不受分期還款計劃和到期日的限制;不能按約定還款,督促借款人提前籌集其他資金予以償還。對單一土地出讓收入返還的項目,借款人須在農發行開立土地出讓收入歸集賬戶;由財政先收后返的,須開立土地有償使用收入財政專戶和土地資金專戶。對土地整治、開發和資金劃撥等進行全程跟蹤、監測。
4. 嚴密風險控制。鑒于各種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都存在環節多、周期長和利益轉移等風險隱患,各家金融機構在信貸介入前都事先提出嚴格的交換條件,要求地方政府部門出具文件,說明項目土地轉用征收報批計劃安排和新增建設用地指標落實保障情況;明確土地出讓收入返還至借款人質押賬戶,同意辦理土地出讓收入返還質押,土地使用權和出讓收益不得為第三方抵質押等內容。建設銀行在此之外,還要求土地、財政、政府、借款人、貸款人五方必須簽訂多邊的還款協議。
(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金融構成
據山東省國土資源部門測算,通過“增減掛鉤”模式每年騰出25萬畝土地指標才能滿足全省建設用地缺口,每騰出萬畝增減掛鉤指標的拆遷、建設、整治費用約為38億元,年資金需求960億元以上。而2010年以來的3年間,其建設資金來源構成中,年均新增銀行貸款僅為90億元左右,不足資金總需求的10%。可見,銀行信貸并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截至2012年末,全省金融系統累計向各類社區注入資金1016億元。其中,銀行信貸861億元,發行城投債155億元(見表1)。
1. 金融支持有所側重。從分年度金融支持情況看,各家金融機構重點參與了市場化運作、增減掛鉤和龍頭企業帶動三種建設模式,2012年末融資余額分別是457億元、346億元和169億元,各占信貸總額的45%、34%和17%。3年來,銀行信貸更加傾向于支持市場化的城中(園區)村、城邊村的建設,信貸投入量增加了9個百分點;對其他建設模式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見表2)。
2. 行際間存在差異。從行際間看,到2012年末,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貸款投入分別為363億元、289億元、110億元和99億元。其中,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投入持續增加,信貸占比較2010年分別提高了3個和4個百分點;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下降了5個百分點。在國有商業銀行中,工商銀行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比較早,但貸款投入量只有農業銀行的1/3。建設銀行介入較晚,目前貸款余額30.8億元。這表明,銀行之間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態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見表3)。
三、金融機構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行為特征
相對于傳統的企業信貸而言,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畢竟是一個擁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嶄新信貸市場。面對一個新生事物,金融部門在積極參與的同時也對此保持著一定的謹慎。目前全國范圍內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還缺乏一個統一、規范的頂層設計;利益相關主體的目標并未完全取得一致;建設過程中的土地制度不配套、布局欠合理、產業基礎脆弱等實質問題,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更多金融資源的有效進入。這反映在山東省金融部門的具體行動上,表現為明顯的審慎性、差異性。
(一)金融機構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審慎性
山東省金融部門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審慎性有兩個方面的直接體現:一是設計嚴密的信貸制度;二是實施相對保守的信貸投入。
1. 信貸制度的審慎性。應該說,金融機構針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設計的信貸制度是非常周密的。農發行只對具有發展潛力的城中村和園區類建設項目進行信貸支持;建設銀行則將不具有資金實力的政府出資的公司承貸主體排除在信貸范圍之外;農業銀行直接將經濟欠發達縣的建設項目擋在制度之外。在抵押和擔保方面,各家金融機構著力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農發行牢牢抓住土地使用權和土地出讓收入返還不放;建設銀行則在在建工程的監控優勢上發力;農業銀行充分利用其基層網點和人員優勢,將信貸安全保障技術鎖定在農戶一端。針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土地開發利用在時間、空間和主體的分離特征,農發行事實上實施著近乎主辦銀行的資金專戶管理制度,對土地整治、開發和資金劃撥等進行全程跟蹤、監測。建設銀行則要求必須簽訂土地、財政、政府、借款人等多邊還款協議,以提高約束、監督效率。
2. 信貸投入的審慎性。嚴格的信貸制度要求,自然會形成更加審慎的信貸投入結果。從采取增減掛鉤政策模式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資金構成看,2012年銀行貸款僅占其全部建設資金來源的9.8%。而且,部分銀行只對有發展潛力和政府背景的大項目保持一定興趣,大多數銀行對龍頭企業帶動和村民自籌自建模式保持謹慎觀望態度,3年新增貸款不足80億元,只占貸款新增總額的15.7%。中國銀行和多數股份制商業銀行根本就沒有介入其中。
3. 金融審慎性的原因。形成這一謹慎局面的基本原因:一是土地交易環節存在諸多風險。目前,農村存在集體建設用地、農戶家庭承包地和農戶宅基地三類土地,這三類土地具有不同的產權約束,市場交易的門檻高低不同。金融部門對這三類土地設置抵押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交易風險。二是農民現實和未來利益保障面臨不確定性。目前,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注重能為中心城市發展騰出多少用地指標,往往忽視新型社區形成后的產業基礎、市場成熟度和生活成本等事關農民現實和未來利益的實質問題。對山東省100個農村社區調查顯示,社區化消滅了農戶庭院經濟,農民日常消費被動貨幣化,2012年新型社區農民年戶均生活支出較社區化之前增加3000元,增幅近30%。而且,生產便利性降低,有半數以上的上樓失地農民靠外出打工和個體經營維持生計。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現象依然在延續。三是社區建設存在時間、空間和主體的分離和不對稱問題。在“增減掛鉤”建設模式下,土地要素由農村向城市、向多個交易主體轉移,而真正形成土地收益,一般還要有3—5年的時間間隔。這樣,整個土地交易、升值和利益兌現等都面臨時間、空間和主體的不對稱,在此過程中的多種不確定性難以預知和預防。
可見,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圍繞土地所開展的一系列交易,既要面臨許許多多來自土地政策制度方面的剛性約束,也要面臨來自諸多交易環節的不確定性。因此,各金融部門對此保持相當程度的謹慎是一種客觀、合理的理性反應。
(二)金融機構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差異性
客觀審慎和有限支持并非山東省金融部門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一致態度。針對四種背景不同的建設模式,各金融機構還是立足扎實的市場調查和各自優勢,盡最大可能發現和發掘其中的市場機會,體現出不盡相同的交易策略。
1. 信貸投入的差異性。2012年末,山東省金融機構均對市場化運作、“增減掛鉤”模式的社區建設模式有所偏好,貸款余額分別是457億元和346億元,比2010年分別增長186億元和151億元。而對龍頭企業帶動和村民自籌自建模式則分別僅增加56億元和23億元,顯示出相對冷淡的態度。從中可以發現,金融部門對不同建設模式的信貸支持存有較大差異。
這種差異性在不同行際間也有明顯體現。自2010年以來,政策性銀行新增支持資金172億元,國有銀行新增143億元,其他金融部門新增63億元。可以看出,政策性銀行在整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始終擔負著生力軍的重要角色;其他金融部門則處于密切關注和伺機跟進狀態。
2. 信貸投入差異性的原因。山東省金融部門之所以偏好市場化運作模式,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看好城中村、城邊村和各類園區村的巨大市場潛力,對那些既符合區域發展規劃,又具有良好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條件的土地,其價值及產業發展的前景都給予較高預期。同樣,“增減掛鉤”模式雖然不具備市場化運作模式的一些優勢和特點,但強大的政府推動力,事實上形成了一種“隱形擔保”,安全系數明顯提高。反觀龍頭企業帶動和村民自籌自建模式,雖然有較好的市場基礎,但這種模式的特點是讓利于龍頭企業和社區居民,是各種社區建設模式中政府收益最低的,政府對此模式的內生推動力較小。由于沒有層級較高的政府推動,在無外部政策援手和內生動力匱乏的背景下,其中的不確定性風險難以有效控制和駕馭。
由此可見,金融機構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基本邏輯是:盡可能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中尋找到可以交易的確定性因素,以便在新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金融機構介入其中主要考量的因素大致可歸納為三點:一是未來市場發展潛力;二是較高級別的政府推動;三是對某些資源、要素的有效控制。
(三)金融風險偏好及融資次序
山東省金融部門審慎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行為是顯而易見和合乎理性的。但在總體建設的金融構成中,各類金融要素的不同風險偏好也得到體現。在總體建設資金中,地方財政、企業資金和民間資本占到9成以上,是當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流資金。這一現象表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客觀上存在一種合理的融資次序,這是由各類金融要素的信息對稱程度和不同風險偏好所決定的。
1. 地方財政及民間投資商。無論從農村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還是從城市的開發經營方面考慮,地方政府都有進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地方財政、國土資源等部門既是政策、規劃的制定者,又是資金撥付、項目驗收的管理者,具有信息對稱、風險自控的天然優勢。而貼近社區的開發商、建筑商、龍頭企業等民間資本具備熟悉新建社區各種有利條件的優勢。因此,地方財政和民間資本會理所當然地成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
2. 政策性金融機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對推動城鄉統籌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內需潛力,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從山東省的情況看,2012年,兩大政策性銀行累計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注入信貸資金363億元,占信貸投入總量4成以上,是銀行信貸的主力軍。他們廣泛滲透到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密切相關的農村路網水網建設、農田水利建設和改造、農業生產基地開發、農業生態環境和技術服務體系建設、農村土地整治和農民集中住房建設等環節領域,較好發揮了引領和示范作用。
3. 商業性金融機構。如前文分析,各商業銀行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持審慎態度,但這并不妨礙商業銀行對該新興信貸市場的關注,也絲毫不影響他們大規模、深度介入的商業化運作。比如,2012年建設銀行已承擔新農村建設舊城改造貸款88個,授信總額300億元。目前,建設銀行總行與山東省政府,建設銀行省分行與省住建廳等先后就農村社區建設、農民安置房建設、城鄉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土地綜合整治以及舊城改造項目等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今后更廣泛地介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做好各項準備。
四、基于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農業三種土地開發利用模式的思考
遍閱各國農村社區發展進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注重與農業現代化協調推進,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和集聚較為有序,較快地邁進了現代化國家行列。但部分拉美和南亞國家沒有處理好“三化”關系,人口向城鎮的轉移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脫節,大批農村人口被推向城市,從而產生“城市病”和“過度城市化”現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城鄉差距也進一步拉大。金融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要研究、吸取和借鑒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所獲得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
(一)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三種土地開發利用模式的簡要評析
1. 三種土地開發利用模式及其不同收益。簡要回顧一下山東省四種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整合、改造城中村、城邊村和“增減掛鉤”模式,顯然都以房地產開發為重點,走的是城市化之路;園區村建設和工業龍頭企業建設模式,取道工業化;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村民自籌自建模式,謀求土地規模化種植、養殖,取道現代農業。所以,山東省四種新型農村建設模式代表了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農業三種不同的土地開發利用模式。
就短期而言,將土地用于房地產開發的收益明顯高于工業開發,而工業開發又高于現代農業的種植和養殖。所以,土地開發利用的不同收益,決定了當前地方政府對土地開發利用的意愿是:最優選擇是房地產和城市化,工業化屬于次優選擇,最后才是現代農業。這反映在四種新型農村建設模式中,地方政府熱衷于開發城中村、城邊村,熱衷于“增減掛鉤”模式,政府推動層級高、力度大;其次是園區村建設和龍頭企業建設模式;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和村民自籌自建模式的政府支持層級最低、力度最小。
2.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城市化的局限性。盡管從短期收益看,以房地產開發為主導的城市化倍受各地政府推崇,成為目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和騰出土地指標的重點滿足對象。但據觀察,城市化邊際效率遞減,劣勢也愈加明顯。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居民購買力難以支撐高房價。從建設成本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價值已升至GDP的300%至400%,達到日本“平成大蕭條”前375%的警戒值。據IMF研究報告,目前,我國人均收入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全球10個房價最高城市中,6個在中國大陸。
第二,房地產供求風險已呈現擴大化的趨勢。據2013年8月克而瑞研究中心對286個地級以上城市的定量化研究分析,供求風險從一線城市到三線城市呈現擴大趨勢。一線城市房價增速相對更快,房價收入比偏高。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短期供求風險顯現。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待售存量一直處于增長之中,整體供求風險較高。由于受制于有限的住房需求,三四線城市、縣域土地價格上漲空間較小,增減掛鉤指標收益實現面臨不確定性。
第三,農村社區閑置現象將更加突出。在現行土地制度不完善、不配套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市場實際上持不鼓勵態度,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農民宅基地難以形成正常的市場價格。由于上級地方政府多以行政分配方式要求下級政府每年通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提供一定數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在土地價值更高、能獲得更高收益的中心城區使用,導致中心城市超常擴張。房地產泡沫化和農村社區空心化目前已經成為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兩個極端,并存于城市化進程中。
鑒于“增減掛鉤”模式等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操作流程,按照“先安置后拆舊、先拆舊后使用”的原則實施,即形成土地收益之后才能歸還資金,這一般存在3—5年的時間跨度,具有一次性投入資金大、回收周期長等特點,一旦城市房地產泡沫破裂,整個鏈條中的經營主體將面臨資金難以回收的較大不確定性,不僅會引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和低效率,而且復雜的利益關系會引致許多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從而不能有效兼容農村各類生產要素和農村經濟實際,很難獲得農民的一致認可。
(二)金融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基本策略
山東省金融部門對城中村、城邊村、園區村和“增減掛鉤”模式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給予了有限和謹慎的信貸支持。因為金融部門都清楚,隨著部分缺乏產業支撐的三四線城市風險不斷暴露,以房地產業為代表的城市化已基本走到盡頭。在金融部門看來,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然催生大量新的金融需求,對金融機構而言這是一輪新的政策機遇。農村社區建設應該具有可持續性,只有能夠兼容農村經濟,兼容各類農村生產要素,兼容農民利益,具有產業基礎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才更具有生命力、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和低風險性,才會吸引金融部門不斷參與其中。
在介入目標選擇和競爭策略上,一是金融機構與政府對接載體要刻意避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轉而選擇地方政府控股、資金實力雄厚、有實質項目、還款來源有保障、現金流全覆蓋的實體公司。二是金融機構對接和扶持重點轉向符合市場發展取向的新的市場主體培育、龍頭企業的壯大和產業規模的擴張等。三是注重圍繞兼顧農村經濟發展、兼容農民利益的金融支持。比如圍繞現代農業發展,在對農業產業化提供信貸支持的同時,可讓更多農民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到城市就業、創業中去。
(三)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主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比較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產業化龍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龍頭企業”)作為新生的農村市場主體,在推動現代農業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一種新生力量,龍頭企業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同樣具有多方面的比較優勢:
1. 扎實的產業基礎和經濟實力。截至2013年6月末,山東省各類產業化組織已發展至2.2萬家,其中規模以上龍頭企業達9004家。龍頭企業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產業平臺、市場網絡、技術儲備和產品基地,已成為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的主力軍。工商登記注冊的農民合作社數量達到82651家,注冊成員為79.54萬個,成員出資總額1373億元,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總數、成員出資總額均居全國首位。集群集聚效果日益突出,形成了糧油、果菜、畜禽、水產、林木花卉等優勢產業帶。目前,全省有國家級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6家,省級以上龍頭企業數量超過10家的縣達到17個。
2. 廣泛的群眾基礎。全省有50%以上的大宗農產品被現代農業組織收購、加工,有70%以上的鮮活農產品主要由各類產業化組織加工包裝外銷。龍頭企業通過農業訂單、合同、股份合作等方式,與合作社、農戶以及一村一品專業村鎮等建立了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并不斷提高農戶在利益鏈條中的主體地位,提高了農戶參與產業化經營的積極性。目前,全省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農戶達1820萬戶,其中龍頭企業提供社會就業崗位259萬個,帶動農戶數量達到1080萬戶,增收總額268億元,人均增收2480元。農民通過到企業打工、土地入股、出售產品等方式參與到產業化經營中,獲得更加穩定、可觀的收入。龍頭企業與廣大農民之間的緊密聯系和信賴關系,為其開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3. 主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豐富經驗。近年來,一大批龍頭企業通過村企互動、村企聯建等方式,幫助農村改善生產生活條件。以濱州鄒平縣東尉社區為例,該社區由該村集體持股30%的東尉集團先行出資5000萬元建設,總建筑面積16萬平方米,容納540戶,人口2000余人。原村莊遷建后已完成建設部分節約土地173畝,主要用于興建東尉村工業園區,吸引安置有色金屬回收、不銹鋼產品鑄造、物流運輸企業20余家。該村勞動力經培訓后90%以上在東尉集團或村工業園區就近就業,土地全部實行產業化、標準化生產,年人均純收入超過2.2萬元。該社區合理兼容農民利益,對入住群眾實行補貼、供暖、供水、安裝太陽能、高標準裝修等“五統一”。居民在宅基地置換基礎上,按每平米700元價格購買樓房,低于社區同期對外出售價格780元。
4. 龍頭企業實際土地需求。隨著龍頭企業發展的加快和擴張,建設用地和基地普遍缺乏。采取與村莊合作共建,由企業出資對村莊進行改造或遷建,群眾無償或低價入住,置換出的集體建設土地企業優先使用。從微觀上看,采用此類模式的企業低成本獲得了建設用地,農民就地轉變為產業工人,分散的耕地流轉為現代農業基地,部分村集體根據談判條件可能獲得龍頭企業的部分股權。村民自籌自建模式的核心是依托農村專業合作組織自我發展規模種植和養殖,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基地或配套服務。
總之,通過四種模式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比較看出,短期看,以房地產行業為代表的城市化取向,能以較快速度和較大范圍推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但從中長期看,只有更廣泛農民自發參與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我們認為,盡管目前以龍頭企業主導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不太被重視,但借助其扎實的產業基礎、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豐富的村鎮建設經驗來推動農村社區建設,能夠真正實現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這種建設模式既符合農地農用的基本政策,又能更好兼容農村各類生產要素,應該成為未來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流模式之一。
五、金融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政策建議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一個資源和要素快速集中的過程。空間資源的重新配置、人口和資本的集聚,釋放出經濟要素流動和重組的巨大力量,為金融部門提供了廣闊的金融服務空間。因此,金融部門參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支持,必須考慮自身風險偏好,著重消除金融交易障礙,著眼于結構調整、發展可持續和風險可控。具體有四個方面的建議:
(一)注重頂層設計,統籌相關政策及發展規劃的金融銜接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制定促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指導性意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應該打破目前的壟斷征地政策,實現農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權、同利”,建立土地交易機制,使農民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進城農民獲得創業資本。要在統一規劃、規范設計的基礎上,健全宏觀調控政策銜接規則及融資供求平衡機制,理清不同模式農村社區建設的金融支持邊界及政策支持措施。
各地政府在開展新型農村社區布局、產業發展規劃時,要廣泛聽取金融部門、龍頭企業、村民代表的意見,實現融資規劃的有效銜接。在規劃設計、政策協調過程中,要消除金融交易信息的不對稱性,注重兼顧金融支持。加強財政、產業、金融政策的協調配置,優化扶持資金效果,建議整合各類農業補貼資金,對龍頭企業予以重點扶持,吸引更多、更大規模的龍頭企業參與社區建設,有效拓寬社區建設融資的渠道,擴大融資規模。進一步深化現代農業規模化、標準化程度,為金融支持創造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二)堅持宏觀審慎,有限支持增減掛鉤指標的可交易性
必須建立國家、集體、個人合理利益均得到平衡和實現的機制,從制度上消除土地利用上“囚徒困境博弈”的利益誘因。土地管理的制度安排,應該在完善土地所有權及其實現形式的同時,保障權益人的物權;土地征收和轉移應參照土地市場價格。要注重解決增減掛鉤建設模式在土地交易、升值和利益兌現上的跨時空的分離均衡問題。各級政府要組建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及掛鉤節余指標交易平臺,進一步明確交易原則與實施流程,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和掛鉤節余指標要優先滿足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生產合作社用地需求,制訂不同區域增減掛鉤土地增值收益返還最低標準, 完善全國土地指標的有償流轉交易使用機制,實現農村社區建設結余集體建設土地指標的土地增值收益全部返還農村。
按照交易透明、公平分配原則通盤考慮全國土地利用計劃,在全面開展地市政府信用評級基礎上,由獨立評級機構會同主辦銀行核定其授信總額。限定將省市土地指標經營機構作為重點支持對象,審慎開展跨省市增減掛鉤指標交易的抵押貸款,并實施定向發放、封閉運行的管理制度。對縣一級土地指標經營機構交易增減掛鉤指標,并以增減掛鉤收益為擔保申請貸款的,除用于社區拆遷安置、土地整理和項目建設之外,原則上不予信貸支持。對龍頭企業購買增減掛鉤指標按照商業信貸原則提供選擇性支持。
(三)實施傾斜政策,優先支持龍頭企業帶動模式發展
建設新型農村社區,需要有一個扎實的產業基礎來增加農民收益和解決勞動力轉移問題,以增強自身建設的可持續性。因此,龍頭企業尤其是與“三農”密切關聯的龍頭企業作為主導參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將成為必然選擇。一是建議政府依托龍頭企業參與中心村合并型社區建設,實現農地農用、就地就近城鎮化,基地、員工和產業的本地化,豐富和完善社區、企業、居民收益的保護機制。二是從信貸、結算、理財等方面為龍頭企業量身定制服務方案,開展“一站式”服務,爭取財政政策的補貼和獎勵,積極拓寬資金來源渠道。三是積極開展農村產權抵押貸款,發放土地經營權抵押、大型農機具抵押、倉單和應收賬款抵押貸款以及信用貸款。
(四)強化分工合作,注重發揮金融機構差異化服務功效
各金融機構要結合自身功能定位、風險偏好和客戶結構差異,堅持宏觀審慎原則,認真探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體及相關各方的金融服務問題。農發行、國開行要圍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開展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危舊房屋改造、農村生態環境和農業科技等政策性中長期信貸業務。其他涉農金融機構要積極順應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的重大轉變,切實加快經營轉型步伐,調整優化區域結構、業務結構,完善渠道功能,強化創新驅動,全面提升發展品質,通過差異化的服務和產品策略,加大對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優先滿足其土地流轉和參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金融需求,更快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強城鄉統籌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金融40人論壇課題組.土地制度改革與新型城鎮化[J].金融研究,2013,(5).
[2]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區域規劃與評估專題研究組.城鎮化模式國際比較與中國探索[J].中國中小企業,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