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環境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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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環境成本； 計量； 披露； 關聯會計
引言
當前，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全球熱議的焦點問題之一，環境系統作為由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共同組成的開放系統，其核心的環境成本具有極大的特殊性，環境成本的成因及屬性均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企業成本或經濟成本。為此，環境成本成為理論與實務界廣泛關注與探討的議題。目前，研究者對環境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計量方法和口徑尚未統一，企業對環境社會責任成本的信息披露也并不充分。2006年，我國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在成本核算方面進一步完善了成本補償制度，同時將企業擔負的社會責任引入到會計系統中，上述相關規定將有利于更加科學、合理、全面地反映會計信息，并為環境成本的計量與信息披露指明發展方向。鑒于此，考慮到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環境信息的不同需求，以及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的迫切需要，文章從關聯視角入手，拓展成本計量和信息披露的概念范圍、主體范圍、內容范圍、計量范圍、方法范圍、披露范圍等，試圖在一個更為宏觀的層面上，進行環境成本的計量與環境信息的披露研究。
一、關聯法與社會關聯會計
環境成本確認、計量、披露標準及方法的變化需具有一定的方法論基礎。本文選擇的關聯視角源于會計關聯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關聯會計理論體系。
所謂關聯，是一種哲學的思維方法，其本質就是從事物的內在特征出發，基于客觀規律及客觀現實，建立不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從而使不同事物關聯于一個有機系統之內的思維和研究方法。在我國，以關聯為主要研究方法，較為系統地探討社會關聯會計的學者是王曉東。將關聯思想應用于會計領域即產生會計關聯法，主要是指在會計研究的過程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普遍聯系的原理，從會計事物的本質出發，建立不同會計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找到會計事物產生的根本因素及關鍵影響因素，進而通過理論設計、制度設計、方法設計等引導會計事物的發展方向，實現企業目標或社會目標。
在會計關聯法下關聯會計理論體系得以建立。關聯視角下，以傳統的財務會計為基礎，環境會計、社會責任會計、人力資源會計、增值會計等新興的會計領域都被納入到社會關聯會計的研究范疇，而社會關聯會計模式下的成本核算，將是傳統生產經營成本基礎上的完全成本，是包含了環境成本、社會責任成本在內的全部外部性成本。將關聯思想應用于環境成本問題研究，其核心是拓展傳統環境成本會計確認和計量的企業主體邊界，對環境成本的確認、計量、報告進行關聯視角下的重新界定。
二、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界定環境成本的已有定義
（一）國外會計機構對環境成本的定義
國外會計機構對環境成本的定義以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標準政府間專家工作組（isar）、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cica）、日本環境省及荷蘭國家統計局（cbs）等為代表。
其中，isar的定義較為系統和完整的闡述了環境成本包括的主要內容。首先，在isar1998年第15次會議上，isar通過了《環境成本和負債的會計與財務報告》（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environmental cost and liabilities）立場公告。在立場公告中，isar提出：“環境成本是指本著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業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而付出的其它成本。”這一定義從微觀角度限定了企業環境成本的主要內容；其后，isar在《環境管理會計：政策與聯系》中，進一步擴大了環境成本定義，將與環境破壞和環境保護有關的全部外部成本和內部成本納入環境成本范疇。
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cica）將環境成本分為環境措施成本與環境損失成本。本質上來說，cica對環境成本的定義同樣是微觀的企業環境成本。cica將企業主動對環境進行保護而產生的成本定義為環境措施成本，即企業保護再生或不可再生資源而采取的行動成本或為減少、修復已造成的環境破壞而采取的行動成本；環境損失成本則是指企業因為環境問題而發生沒有任何利益回報的凈損失，比如，因違反環境法規或破壞環境而支付的罰款、賠償金等。
日本環境省稱環境成本為環境保全成本，主體界定仍然是企業，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將環境保全成本定義為企業為保全環境而付出的費用和投資。環境保全是企業為降低環境負荷而采取的一種環境保護活動，該成本定義類似于cica定義中的環境措施成本概念。此外，荷蘭國家統計局（cbs）對環境成本的定義與日本環境省類似，同樣將環境成本定義為環境保護成本，即“出于防止企業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所發生的成本”。
國外會計機構對環境成本的定義一般基于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目的，因此，主體界定為企業，是一種微觀的環境成本。與此同時，環境成本內容多以環境保護為主，是一種積極的環境成本定義。
（二）我國會計學界對環境成本的定義
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對環境成本的界定以郭道揚、陳思維、朱學義等為代表，以上學者對環境污染控制成本以及污染本身造成的損失進行分類和計算，認為環境成本主要包括：資源消耗成本、環境支出成本、環境破壞成本、環境機會成本等。
近年來，有關學者對環境成本的定義有所拓展，但本質上仍然圍繞企業微觀的環境保護和維護成本展開，如黃蕙萍、成（2000）將環境成本分為三部分，一是正常的環境開發成本，二是環境凈化和環境損害成本，三是環境的外部性成本，即因環境資源使用而對后代所造成的效益損失成本。惠尚文（2003）進一步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環境資源的使用、損耗、保護、恢復所支付的成本費用，歸納分類為耗減成本、損失成本、恢復成本、再生成本、保護成本及替代成本。
我國學者對環境成本的定義較國外會計機構更為細化，但從本質上來看，我國及國外會計機構對環境成本定義的立足點都是企業，其界定都是針對微觀環境成本而進行的。
論文 聯盟
（三）關聯視角下對環境成本的界定
基于不同的主體視角，環境成本的界定有所不同。上述概念的差異即體現了不同主體視角下的不同概念范圍。綜合來看，會計學界對環境成本的界定是立足于企業主體的微觀環境成本，根據主體的計量目的不同，又可進一步區分為微觀財務成本和微觀經濟成本。李明輝（2005）將企業的環境預防、維護和發展成本，環境的治理成本以及因遵循環境法規而導致的環境成本等納入微觀財務環境成本的確認范疇，從財務確認、計量的角度將企業承擔的、影響企業財務成果、與環境相關的直接和間接支出定義為微觀財務環境成本。而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社會環境造成的經濟損失總和定義為微觀經濟環境成本，其實質是企業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微觀經濟成本包括了企業活動可能對外部環境造成的全部貨幣性或非貨幣性損失，其中貨幣性損失可量化，通過一定的方法可以在會計核算系統中予以反映，而非貨幣性損失，如因企業污染而造成的周圍居民壽命降低、水質下降等等則無法在會計核算系統中量化反映，因此，在目前的會計體系下，微觀經濟成本不計入企業產品成本或期間費用，因而對企業的財務成果沒有影響。
由于當前能夠進入會計核算體系的主要是微觀財務成本，因此，環境成本的計量和披露范圍在會計系統中被限制和縮小了。為了全面反映企業與其所在的社會系統之間的環境交互關系，首先要拓展環境成本研究的主體，即在關聯視角下，重新界定環境成本。
關聯視角下，企業的本質從社會契約轉變為社會價值鏈中的一個節點，稱為社會關聯體。每一個社會關聯體都存在于社會關聯網絡之中，通過不同的關系與其他社會關聯體交互，同時負有向所有利益關系的關聯體提供信息的義務。在關聯視角下，企業本質的轉變要求對成本的界定從整個物質世界循環的角度進行，即成本不僅要考慮人類勞動耗費的補償，而且要充分考慮自然界各種物質資源的耗費、破壞的補償及更新或復原的補償，從而使自然界保持其原有的良好狀態，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從這個角度出發，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應該反映人們為制造該產品所付出的全部代價，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生產經營成本，也包括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所發生的社會成本。這種反映生產某產品或提供某種勞務人們所付出的全部代價的成本稱為完全成本。因此在關聯視角下，微觀層面上研究的完全環境成本，是指包含了微觀財務環境成本和微觀經濟環境成本的環境成本總和。
此外，當所有企業都成為社會價值鏈中的社會關聯體時，由于負外部性而產生的微觀經濟環境成本在整個關聯網絡中可以被整合為社會視角下的凈損失，即宏觀環境成本。關聯研究法允許將研究的主體范圍拓展到關聯體及其關聯關系，于是，內含于整個關聯網絡之內的每一個社會關聯體，可以作為環境成本的動因，與此同時關聯體之間的關聯關系也成為環境成本的驅動因素，整合了關聯體及其關系的關聯網絡作為主體，環境成本的范疇便從微觀拓展到了宏觀，在單一的微觀財務環境成本計量的基礎上，微觀經濟環境成本及宏觀環境成本的計量和信息披露成為可能。
三、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計量
（一）傳統環境成本計量模式
會計學中使用的狹義成本計量是指運用一定的計量單位，選擇被計量對象的合理屬性，確定應予記錄的各種經濟事項或交易活動及其影響的數量，進行成本歸集和分配的處理過程。成本計量模式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從時間維度上看，分為傳統成本計量模式、現代成本計量模式和未來成本計量模式。
傳統環境成本計量模式嫁接于會計賬戶系統之上，是以微觀財務環境成本計量系統為核心，是以企業為主體的封閉系統。其成本計量過程如圖1所示。
由于傳統的環境成本計量系統依賴于會計的賬戶系統，因此，在結構上存在先天的缺陷，無法很好地滿足多目標、多層次、綜合性的信息要求，對于信息使用者而言，面臨著相關性消失的嚴峻挑戰，因此，需要在拓展的環境成本主體基礎上，建立和發展新的環境成本計量模式。
（二）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計量模式
會計的關聯法將環境成本的計量主體拓展到社會關聯體及其關聯關系，由此在關聯視角下，環境成本的確認、計量需要建立新的計量目標、對象、系統以及相應的方法。
1.關聯視角下環境成本的計量目標
環境成本的起因與產品成本不同，它以環境負荷的發生和消減為起因，而所謂環境負荷，概括地講就是指社會關聯系統中，社會關聯體（包括個人與組織）對其系統內的環境所產生的負擔影響，包括社會關聯體直接利用環境資源所產生的負荷以及對環境造成損害所形成的負荷。因此，企業的環境成本就成為企業為減少環境負荷而付出的資源投入，這是傳統環境成本進行計量的目的。與此相區別，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計量以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帕累托最優為目標，為社會關聯網絡上的各個節點關聯體（包括社會大眾）提供利益相關的信息，為國家、企業、個人的戰略、規劃及發展決策提供有用信息。
2.關聯視角下環境成本的計量對象
以關聯為基礎，環境成本對各個社會關聯體的環境負荷進行計量；同時計算關聯網絡上由于外部性而造成的環境經濟成本；最后，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上計量整體的宏觀環境成本。
3.關聯視角下環境成本的計量系統及計量方法
多層次、多維度、復合結構、開放性是關聯視角下環境成本計量系統的主要特征，操作中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建立環境成本計量系統。
（1）基礎層：各社會關聯體自身的環境成本計量
該層次的環境成本計量是實現環境成本關聯計量的基礎，是在吸收借鑒現有財務環境成本計量模式的基礎上，突破會計賬戶框架，基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目標，將成本計量與企業的戰略層、管理層、作業層相結合，滿足“不同目的，不同成本”要求，將服務于企業內部管理目的的環境成本納入微觀成本計量框架，建立多層次、復合結構的開放式成本計量系統，以此為不同關聯體之間建立關聯關系奠定基礎。具體可以采用作業成本法、生命周期成本法、完全環境成本法等。
（2）網絡層：關聯體之間的環境經濟成本計量
經濟環境成本發生在關聯體的關聯網絡之間，引起負的外部性從而使其關聯網絡中的其他關聯體產生外部成本。外部成本，又稱負外部性，是指由受益人之外的主體所承擔的成本，即某種不良的環境后果由主體a引發，但相應的損失卻由主體b來承擔。這些不良的環境后果主要有：未得到補償的健康影響、自然資源的折耗、當地生活質量的變化、噪音和美學的影響、長期廢棄物的處理、殘余氣體和水的排放等等。當前理論研究中主要觀點是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但在關聯視角下，該外部成本可以單獨計量，作為整個社會的凈損失予以反映，可以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意愿調查法等。
（3）宏觀層：社會綜合環境成本計量
全部關聯體的有機整合成為宏觀環境成本的計量主體，宏觀層面上的社會環境成本不是微觀社會關聯體環境成本的簡單累加，因為在網絡層面外部環境成本的作用下，經濟關系之外的價值體系被納入宏觀環境成本的計量范疇之內，即宏觀環境成本還需考量承擔的社會環境責任成本。在社會環境責任成本中，除因外部性而產生的社會成本（如處理廢水、廢渣、降低能源消耗、對社會環境治理、居民身心健康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外，還包括因對社會福利的貢獻而付出的社會環境責任成本。對企業在全社會范圍內付出的環境責任成本確認和計量的難度較大，當前較普遍采用的計量方法有：調查分析法、支付成本法、成本收益法、替代品評價法、社會公正成本法、影子價格法等。
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綜合計量系統如圖2所示。
四、關聯視角下的環境信息披露
與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計量相對應，為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環境成本信息的披露也應在上述三個層面上分別進行，由國家統一規范，并將信息匯總為一份綜合報告。
（一）定量披露
關聯視角下的環境成本信息披露應首先包括定量信息，如微觀環境成本費用、外部環境成本費用。環境成本報告可以采取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比較型模式（如日本富士通公司）或環境成本與環境負荷比較型模式（如日本理光公司）。
（二）定性披露
與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有關的信息可采取定性披露為主的方式，在定性披露部分，可直接采用文字表達法進行敘述性反映，即以非正規形式或用文字說明企業經營活動對社會環境的影響、承擔了哪些環境社會責任等，或者以附注形式反映。
（三）綜合披露
以關聯整體作為報告主體，還需要披露宏觀環境成本信息，定量計算綠色gdp等或定性分析整個社會的環境責任履行現狀。
五、結論
成本動因的特殊性導致對環境成本的確認、計量與披露不同于一般的企業成本。當環境問題成為全球焦點問題之一時，對環境成本的量化必然突破單一的企業邊界，需建立起多層次、多維度、綜合性的開放計量系統。會計的關聯法恰恰契合了這一需求。為此，本文從關聯視角入手，深入探討了與環境成本有關的要素及其影響關系，在關聯視角下重新界定了環境成本的范疇、計量主體，構建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綜合環境成本計量系統，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關聯視角下，環境成本的計量主體為各關聯體、關聯體間關系及內涵了價值體系的整個關聯網絡；
第二，關聯視角下構建的環境成本計量系統，其計量目標、計量對象、計量方法均有所變化和拓展，整個計量系統分為基礎的微觀環境成本計量層、多維交互的外部環境成本計量層以及整合的宏觀環境成本計量層；
第三，與三層次的環境成本計量系統相對應，對環境信息可采用定量披露、定性披露以及綜合披露等不同的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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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學前教育；專業認同；時空環境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6）05-0039-03
盡管學前教育專業領域內的研究者和教師們一直極力倡導和宣傳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相關的科學知識，但學前教育專業近二十年來被社會更廣泛地了解和認知還是基于中國教育部門官方的推動，包括政策出臺、經費支持、師資培養等政府行為。同時，在大學生社會就業壓力日益吃緊的情況下，早期教育機構卻對專業人員的需求呈現上揚的趨勢，這也使得政府推動學前教育師資培養的政策獲得了社會更廣泛的關注與認可。高考報考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人數大幅增長，更多的全國各級院系近年來也開始增設學前教育專業，這些院系也為此專業畢業的碩博學位獲得者提供了一部分新的教職，因此國內整體大環境使得學前教育專業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發展。這發展本身自然有經濟的因素，然而教育畢竟不具有純粹商品經濟的性質，加之學前教育工作的對象是兒童，因此從事該領域工作的學生、教師以及研究者們必然會遇到“教育”所包含的比從經濟生活層面獲益更為復雜的問題。筆者發現到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們關注了學前教育師資培養過程中受教育者對“學前教育專業認同”的問題，這問題從教育層面說便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觀察點，使我們的眼光跨越當下“學前教育熱”，冷靜地從長遠的角度看待這個專業更為深層次的發展。
一、從環境角度看“學前教育專業認同”
（一）“學前教育專業認同”作為環境的組成部分
從兒童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承認對人有影響的兩大因素是“遺傳”與“環境” [1]。“遺傳”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內，我們要探討的是環境。在教育學領域，“教育”有時候被獨立出來作為影響人的另一個因素，這其實是一個“自然”或“使然”的哲學爭論。如果教育被理解為廣義上的對人的“影響”，它是偏向自然的、經驗的；如果教育被理解為狹義的“有目的地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它是偏向自然的，包含了人的理性的部分[2]。從環境的層面看，有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之分，如果教育廣義和狹義的概念與環境聯系起來，那么自然的環境與教育的廣義概念有著更深的淵源，社會環境與教育的狹義概念則有更顯著的聯系，總之教育是可以作為環境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然而，教育領域這些年來對生態學理論的引入使我們看到，不能輕率地將教育劃分到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概念下。事實是，在“生態”這個問題上，既然人與環境（自然的和社會的）之間的關系是彼此影響、彼此互動的，那么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依這個邏輯推理――教育不應當被狹義的理解。在教育實踐的過程中，我們曾試圖從教材、教學方法等微觀的因素來影響受教育者，我們也曾通過改善環境的辦法影響受教育者。作為后者，我們可以把“學前教育專業認同”這個概念考慮成環境作用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
（二）“學前教育專業認同”的不穩定性
“學前教育專業認同”既是個體微觀上對“學前教育”專業的認知、理解、信念、預期系統，也是行業群體對這個專業所形成的基本價值觀，個體的態度看法等構成了群體的價值觀，反過來群體價值觀對個體又形成意識層面的“環境”，有時候這“環境”甚至表現為“文化迫力”。就像本文在開篇提到的學前教育在國內的整體趨勢一樣，從專業領域到社會民間都承認這個專業帶來了經濟生活層面的影響力，使更多的大學生愿意加入到這一行業，但這并不是基于“專業認同”水平上的表現，而是一種趨勢所帶來的“迫力”。如一些基于心理層面的研究者對大學生的調查顯示，已經就讀該專業的學生對本專業的選擇并不基于了解和興趣，而是與高考錄取制度相關[3]。對大學生將來是否愿意從事幼兒園教師或與之相關工作的調查顯示他們更傾向于再次選擇新的工作領域[4]。還有一些大學生認為這個專業更容易畢業之后找到工作，所以對專業體現出積極的情感取向[5]。這一類的研究都印證了我們之前對學前教育大學生專業認同感的既有印象，即出于外在的環境迫力產生了對專業的認同，但是對專業本身的課程設置、學科內容、研究對象、工作領域等屬于專業自身存在的認知，并沒有帶來對從事本專業相關工作的堅定信心。從此類研究的結論看，部分的因素在于整體對學前教育專業技術性認知不夠，這樣將在未來長遠的時間里造成專業認同上的不穩定，而當下基于政策提倡和就業趨勢的熱潮是短暫的。
二、學前教育專業認同的時空環境影響
專業認同的問題既然屬于環境的一部分，環境總包含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下面我們從這兩個維度來思考學前教育專業認同的問題。
（一）空間角度
筆者參考了布朗芬?布倫納人類發展生態學理論[6]，梳理了學前教育專業認同環境里所包含的空間有三大方面：其一，大學生當下所從事學習工作領域范圍內的空間環境，這個空間環境是微觀的，雖然橫向范圍很大，但其集合由眾多微觀環境構成，包含各個高校學前教育專業、系、學院、學前教育研究所等；其二是由各個高校以及研究所等教學科研單位所構成的學術教育層面的環境，環境內部的微系統彼此交流形成一個中間系統，它是建立和穩定大學生對此專業認同的重要部分，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三，是前文提到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外部環境，即國家政策、社會就業等所形成的外系統，當下這個外系統正在起作用，拉高了該專業認同的曲線；其四，就是國內文化環境、社會意識形態層面所造就的大系統，它影響著教師職業選擇、價值取向等諸多的問題。
這幾個環境系統正在用不同的力量作用于學前教育專業的認同，尤其是這個專業由過去中專、大專學歷層次被普遍提高到本科層次，系統中的個人、單位群體對“專業認同”的期望更迫切了。短期內這種迫切可以在外系統的作用下形成一個有力的支撐，使得學生個體增加了對專業認同感，但這種認同感會隨著外系統作用的變化而變化，一旦政策、社會就業有所冷卻，這種認同感又會隨之降低，它是不穩定的。真正能夠建立其專業認同感的力量來自中間系統和微觀系統，因為它是學前教育專業科學技術層面的支持，一旦這種技術支持得到深入的發展，形成具有系統的、人文的、科學的專業性質，并為大學生所認知，它將提升專業認同內部的自信，形成堅固的專業認同價值觀。從當前的情況來看，這兩個系統的作用還沒有發揮到最大的限度，所以要提高專業認同感，可以從這個方面著手工作。至于大系統，那是一個緩慢的變化過程，且并不能通過具體的某項工作加以直接影響，此處不深入討論。
（二）時間角度
任何的空間都有時間維度作為量度的依據，前文所述空間的系統是隨時間的變化而相互作用、改變的。比如，當下被拉高的專業認同是由外系統作用的，那么要在更長時間內穩定和繼續增進專業認同就需要中間系統和微觀系統的支持。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調查研究描述的是當下時間維度的現狀，假如不進行理性的、主動的作為，那么未來的專業認同發展我們很難預期四種環境作用力會如何朝著我們的期待變得更堅固。同時我們并不能突破時間維度的界限來解決問題，比如短期內制造大量的研究成果、技術手段，但我們可以通過拓展大學生在此領域學習工作的空間范圍來增加單位時間內的效率，那么就相當于我們部分地延伸了時間維度給予建立專業認同的條件。通俗地說，將學生從專業院系學習的空間環境拓展，延伸到幼兒園、早教機構、社會領域、家長群體、幼兒群體、社區、兒童福利組織等，建立大學生對此領域更廣泛的認知；再如密切學前教育院系、研究所的學術交流，夯實中間系統的環境，這對穩固專業認同科學層面的價值觀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旦微系統和中間系統的作用力被激發，專業認同內在的引力就會形成。長遠看，我們就不必完全依賴外系統甚至大系統來提高專業認同感。
三、建議
（一）學前教育專業認同是動態的過程
學前教育專業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總是處于變化的環境中，它也屬于環境的一部分，現在這個專業認同的確比過去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帶來了這個專業規模上的擴大，但我們不能說這種擴大肯定會朝向我們所預期的那樣發展。從筆者對諸研究資料的觀察來看，專業認同并沒有形成中間系統科學性、專業性的引力，雖然在行業內的學者看來這個專業并不乏科學性和專業性，但如果要在大學教育的過程中將之滲透下去，并把這種認同滲透到微觀系統，進而建構一個良好的中間系統環境，是需要從長計議的。
（二）調整課程結構與人才培養方向
目前大學學前教育專業大多側重培養幼兒教師、教研人員以及從事本專業邊緣領域工作的從業人員，類似于職業培養。但我們對兒童教育問題自身的基礎理論研究和教學空間并不大，這個特點從很多院校的人才培養方案課程結構上可以看出來。比如藝術類技能課程計劃，并不是以本科室通識教育（EDUCAITON）課程的身份而存在，而是職業技能訓練（TRAINING）的角色。又比如大量大學生進入學前教育領域，但在實際的教學中能有機會進入早教機構、幼兒園做獨立的、小范圍的觀察研究型學習的機會卻與招生的人數不成比例。這些實際的問題都需要微觀系統中的每一個小系統進行調整。
以此，只有穩住基礎研究、大學教學，才能讓“專業認同”從求職熱潮走向學前教育專業自身存在的應有狀態，進而在真正意義上形成大學生對這個專業的認同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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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景觀學；藝術設計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2）17-058-01
客觀地講就目前的中國景觀藝術設計學科正處于探索階段，從學科概念、學科性質到學科實踐范圍均缺少系統性、明確性和指向性。那么什么是景觀藝術設計，景觀藝術設計與景觀學是一種怎樣的關系，與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藝術設計是一種什么關系，在景觀學體系中它的實踐主體是什么？本文將就以上問題從景觀學的引導、多元系統設計以及景觀藝術設計的實踐主體進行系統的論述。
一、景觀學引導下的藝術設計
景觀藝術設計依托景觀生態學，通過對自然的尊重、表達、展現生態環境的和諧優美，依托景觀建筑學創建城鄉宜人的環境，依托景觀人文學，表達人類行為心理的精神寄托及愿望，景觀藝術設計成為景觀形象高品質化生成的驅動力。
就景觀學而言，景觀藝術設計是景觀學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是一個狹義的景觀定義，是微觀層次意義上的景觀設計，在體現景觀形象的創作上常常成為景觀形象品格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景觀藝術設計也涉及到景觀學內容本身，但它更多的是遵循景觀學的引導，關注景觀形象要素對各景觀環境系統空間進行藝術化處理，其核心任務是協調人與環境空間視覺形象的關系。景觀藝術設計在景觀學的引導下，構成了一個交叉融合的設計系統，它是運用藝術融于景觀科學的手段來協調景觀形象在環境空間的發展關系問題，并使之達到最佳狀態。它融合了園林學、生態學、城市規劃學、建筑學、心理學、藝術學等學科的成熟經驗，以其藝術的視野，從系統、和諧優美的角度，解決城鄉發展中的景觀創新問題。
二、多元系統設計含義的藝術設計
景觀藝術設計與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藝術設計是從不同角度研究人類聚居環境空間藝術的二個方面。環境藝術設計從改善建筑室內環境質量的室內設計起步，以室內室外環境一體化設計為核心，注重環境空間的自身形態，以及環境藝術的具體樣式。而景觀藝術設計更強調環境空間的綜合形態、環境藝術的復合樣式、環境表述的多層空間，具體表現在多元系統設計下的互融與綜合。
1、綜合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是將城市、廣場、街道、園林、建筑、壁畫、廣告、公共設施等環境空間看成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的有機綜合體，雖然它們有時是以幾組形式出現，有時是以相對單一的個體出現，然而解決上述問題卻要求兼顧到整體的環境，是在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人造環境空間基礎上實現的二次創造，景觀藝術設計涉及到園林設計、建筑設計、城市設計、環境藝術設計、工業造型設計、平面設計以及生態學、材料學、心理學、民俗學等學科，并將這些知識納入到景觀藝術生成的總體設計系統之中。
2、復合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是在景觀學的引導下所構成的復合設計系統，由于景觀藝術設計的綜合性特點，因此常常表現出設計內容界定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其中包括基于景觀空間形態的視覺系統設計，融于區域景觀精神的形象系統設計，反映區域文化特征的風格樣式系統設計，以及關注人的行為、心理的人文關懷系統設計等等。
3、多層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的設計空間呈現為多層性的表述特點，表現在從微觀意義層面上的景觀設計為主體到中觀意義上的景觀規劃、宏觀意義上景觀策劃的多層與協調。
4、廣泛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的設計觀念呈現出廣泛性，《亞太景觀》一書在導言中談到現代景觀設計帶來的變化：“首先是觀念上的，宏觀的觀念、生態的觀念、構成的觀念、文脈的觀念、民眾參與的觀念等等。其次是創作方法上,所有這些凝結成現代的、后現代的、結構的、解構的、極簡的、高技的,為景觀設計師提供了廣泛的創造可能性”。
三、微觀景觀為實踐主體的藝術設計
正如前文所述，景觀藝術設計學科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其實踐范圍廣泛，內容綜合而龐雜，既涉及到景觀空間各個層面又融合了環境要素的全部內容。但是如果只是從廣義概念出發而缺乏具體目標的限定，景觀藝術設計學科建構將一直處在模糊不清的狀態。這是目前很多高校增設景觀藝術設計專業方向后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龐大的景觀學科中，景觀藝術設計的實踐范圍或者說它實踐主體是什么的問題。
1、宏觀層面——景觀策劃
宏觀層面上的景觀實踐是建立在經濟、旅游、生態等專業的基礎上，包括進行大規模的景觀生態保護、治理改造、景觀資源開發、旅游策劃規劃等。這類景觀實踐主要側重于景觀前期的策劃。核心是協調土地的利用與管理。是在大規模、大尺度上進行景觀體系的把握，具體項目有區域控制性規劃、城市規劃和環境規劃等。策劃是這一層面的實踐主體。
2、中觀層面——景觀規劃
中觀層面上的景觀實踐是指有一定的規模，涉及到某一地域歷史、文化、生態及地方特色整體風貌內容的較大型景觀規劃，包括與人類社會、文化相關內容，以及生態、歷史等多學科的應用。規劃是這一層面的實踐主體。
第4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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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模型；化學學習；符號；表征
文章編號：1005–6629（2014）1–0003–05 中圖分類號：G633.8 文獻標識碼：B
1 前言
學生進入學習場域前所先存的特定想法往往與科學社群認可的科學觀點有所差異，因而造成學生日后科學學習的障礙。研究發現，化學學習的困難之一在于學生無法為巨觀的實驗現象與符號搭起聯系的橋梁（Johnstone， 1982， 1991， 2006； Talanquer， 2011； Treagust， Chittleborough， & Mamiala， 2003）。學生時常只記憶特定表征形式所建構的化學理論、實驗的結果以及特定的化學反應，殊不知割裂的、片段式的學習無法統整與理解化學符號與巨觀現象的關聯。因此，為了改善學生的學可以從教師教學專業素養與學生學習特性著手外，更應該提供結構良好且具認識論觀點的教科書。優質的教科書不僅提供教師設計教學的內容與過程，亦能夠幫助學生發展與修正其素樸概念。有鑒于此，本文嘗試說明模型觀點在化學學習與教科書編寫上的意涵，以作為教科書編寫方向與化學教學的參考。
2 化學學習中的模型觀點
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為三位研究動態分子模擬的學者-Martin Karplus、Michael Levitt和Arieh Warshel，瑞典皇家科學院主要表彰三位學者在建構模型思考的模擬架構以提供分子動力學面向理論與實務的卓越貢獻（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除了模擬之外，化學學科中許多概念都會以模型作為知識傳達的媒介，因此教科書與教師如何利用模型的認識觀點促進學生的化學學習極為重要。
2.1 模型的意涵
模型一般被視為具體可形塑的實物，大都為實體的縮小版（如玩具模型），但有時其亦可作為表達設計者對于所設計實體的抽象想法，以呈現出物件之間的關系，而后再透過具體物件與內在想法交互作用完成更好的成品。在科學上，此設計者可視為科學家，而其成品可以是實驗結果的數據、數據間的關系或是所產生的理論。因此，模型除了具體實物外，尚可以呈現抽象的想法、關系或是一個事件（Buckley & Boulter， 2000）。事實上每個人每天都會透過既有想法與外在環境或刺激物進行交互作用，從而建構內在心智表征與外顯模型，再借助建構出來的模型進行學習與遷移。當學習與遷移順利時，則會強化其既有的心智模式，反之，若無法順利學習與遷移，則會出現對新訊息忽略、擱置、修正與重建等認知行為（如圖1）。
2.2 模型與化學學習的關聯
化學知識的組成包含現象觀察的結果與其蘊含的科學理論，化學家透過文字與符號對現象或是抽象的觀點進行闡述以形成化學理論。學生經由教學過程或是依據實驗的操作進行現象的理解，再經由符號的解釋以了解巨觀現象所發生的原理機制。學生在學習時通常會將情境的問題加以解構，把知識內容拆成片段來理解而非以模型的系統觀點組織自己已經習得或是正在學習的內容。為了促進學生進行有效的化學學習，多位學者嘗試從巨觀、符號、次微觀、中觀、人的因素以及語言等面向及其之間的關系做出解釋，以下介紹幾位學者所提出的化學學習應該著重的面向之觀點。
2.2.1 Johnstone的三面向學習觀
Johnstone認為化學學習應該著重巨觀（macro）、表征（representational）以及次微觀（submicro-）三種面向之間關系的連結（Johnstone， 1982， 1991， 2006），亦即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應該注重此三個面向及連結關系，才能提升學生的化學知能（見圖2）。此觀點已被廣泛討論與應用于教學上（Gilbert & Treagust， 2009； Talanquer， 2011； Treagust et al.， 2003）。其中巨觀包括現象與具體的實驗操作，例如：將染料滴入水中，染料逐漸擴散。表征即指使用到的元素符號、化學式以及化學方程式等，例如：HCl（aq）+NaOH（aq）H2O（l）+NaCl（aq）說明鹽酸與氫氧化鈉的酸堿反應。而次微觀則指以原子、分子以及離子等說明巨觀與表征之間的關聯，例如：H+（aq）+OH-（aq）H2O（l）指出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根離子是以1：1的數量關系形成水分子。
2.2.2 Mahaffy增加“個人特質”面向
學者Peter Mahaffy認為前述學者的觀點雖然可以幫助學生專注于化學學習，然而卻忽略了個體對于學習化學重要性的論述，意即忽視了具備不同特質的學生對于化學學習如何產生意義的連結。Mahaffy認為化學教學需要從學生的生活情境與文化背景中去幫助學生找尋學習化學的意涵，并且經由真實生活的經驗發掘化學知識中巨觀、符號以及分子層級（取代次微觀）間的關系，而唯有找出化學學習對于不同個體的學習價值，才能讓學生透過其余面向進行有效的學習（Mahaffy， 2006）（見圖3）。
2.2.3 邱美虹增加“語言”面向
本文第一作者根據過去研究的結果認為化學學了巨觀、符號、次微觀以及人的因素之外，還需要考量不同文化特質的語言特征對于學習化學的正反面影響（見圖4，Chiu， 2012）。語言的雙刃劍效應可從下面的例子來說明。以正面影響而言，如金屬以“金”字旁、液體以”水”字旁、氣體以”氣”字頭來構字命名，皆有助于學生認識物質的本質以及命名的原則；但負面的影響則如常見的強酸與強堿進行中和反應后，溶液為中性其酸堿度（pH）為7，由于中文的「中字即具有中間之意，因此學生常易誤以為中和反應后便達到中性而忽略酸堿物質的本質。又如碳酸鈉和碳酸氫鈉其命名中有“碳酸和氫”，因此學生直覺地認為這兩種化合物都具酸性，或是以物理靜態平衡來認識動態的化學平衡概念，這些都是常見的因語言所造成的另有概念。此現象在英語系國家亦有相似的研究成果（Watts， 1983），如：美國小學生對于能量守恒（conservation of energy）的想法會從字面意義將其看成小心使用而不要浪費能源，而非是科學上的總量是固定的概念。另外日常生活中常用英制單位，使得學生在科學學習上使用公制單位時造成困擾。除此之外，邱美虹（2012）亦認為次微觀的觀點宜以中觀（meso）來說明教學或學習時所使用的表征方式是介于巨觀與微觀之間的表征關系。有鑒于語言的特征有時能夠幫助學生更容易理解科學概念，但是有時卻阻礙學生的學習以及以中觀取代Johnstone的次微觀或是Mahaffy的分子，因而本文提出金字塔型的解釋架構（圖4最右邊的圖）。圖4說明這些模型的轉變。
3 教科書中模型的使用情況
教科書是多數教師教學設計的重要依據，然而研究顯示，如果教師僅著重于教科書中的知識結構來計劃教學活動，教學過程中學生難以發展以模型為主的認知想法（劉俊庚和邱美虹，2010；Gericke & Hagberg， 2010），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3.1 分別強調巨觀現象與符號，缺乏連結巨觀現象與符號的橋梁
化學概念的復雜性使得教科書內容多分開獨立說明巨觀現象及其化學反應式，強調反應面向的巨觀解釋以及相關的數學演算，而忽略如何運用粒子說明化學反應的歷程以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Chiu & Chung， 2013；Levy & Wilensky， 2009）。例如：當教科書解釋波義耳定律時通常描述體積與壓力的乘積為一定值（PV=K）可以解釋潛水員在海面下吐出的氣泡會隨著海水深度的減少而體積變大，但卻沒有再以粒子觀點說明體積的增加的原因，藉此搭起連結巨觀現象與符號的橋梁。因此有時學生只會計算，但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學生并未建立完整的知識架構，甚至會誤以為是粒子本身的體積變大而非其所占有的空間變大。
3.2 大都使用單一表征或類比，忽略多重表征與多重類比的強化功能與互補特性
研究發現教科書說明單一概念時多以單一表征或是單一類比形式進行說明，缺乏針對相同概念以多重表征或是多重類比的形式從不同面向進行探討（Ainsworth， 1999； Spiro， Feltovich， Coulson， & Anderson， 1989）。使用得當的多重表征或是多重類比并不會增加學生的認知負荷，而學生可以經由不同表征形式與類比的介紹而有效地消除特定的另有概念（林靜雯和邱美虹，2005）；同時透過多重表征結合巨觀、中觀、符號之間轉換的機制以促進學生的化學學習。
3.3 著重學科結構特質，忽略不同形式模型之間遷移的過程
大部分教科書以陳述科學事實與概念為主，忽略概念間的連結關系。以原子結構的發展為例，教科書時常先介紹湯姆生的西瓜模型再說明盧瑟福的原子模型，最后以軌道或是軌域的想法說明原子結構，而教科書的內容強調科學模型建構的結果，卻忽略當時科學家建構科學模型發展、檢驗與修正的軌跡（劉俊庚和邱美虹，2010；Clement， 2000）。
3.4 強調科學理論的建構，忽略聯系學生生活經驗
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教科書多以工作分析的方式進行編寫，也就是依照學科結構逐步加深與拓寬，然而卻忽略學習化學與學生生活經驗的關聯性（Levy & Wilensky， 2009）。例如，學生會知悉最簡單的有機化合物即為四面體結構的甲烷分子，其可作為燃料；然而卻無法統合理解甲烷分子作為燃料時在生態系統中扮演的角色。
4 模型觀點對于教科書編寫與教學的啟發
模型即為說明物件以及物件間的關系的具體或是抽象的表征，透過教科書可以呈現科學模型內部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聯，以及科學模型的發展與修正歷程。因此模型的認知觀點可以提供教科書與教學的啟發包含以下幾點：建構適切的概念學習順序，強化連結巨觀、中觀與符號表征之間的關系，注意語言使用在科學學習上的影響及提供學生反思與修正既有模型的機會，以幫助學生建構完整且融貫的科學模型。詳細說明如下。
4.1 依據學習原理建構適切的概念學習順序
模型涵蓋內部物件與物件之間的關系，而科學模型亦由特定概念與概念間的關系組成，因此教科書呈現科學模型時需要考量科學模型的本質與建構歷程，說明組成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再從中建構出完整的科學模型圖像，最后形成適切的教學序列（林靜雯和邱美虹，2009；Méheut， 2004； Méheut & Psillos， 2004）。例如，引入概念時需要引起動機并與生活經驗結合，接著進行實驗，再透過多重表征與多重類比形式建構出科學理論架構，并透過多樣性的建模活動再精致學生建構出來的概念模型（Snir， Smith， & Raz， 2003）。
4.2 著重巨觀、中觀現象與化學符號之間的連結關系
根據學科呈現的外顯模型（expressed model）以及學生內部的心智模式進行模型本位的學習方法，讓學生透過表征的操作（manipulation）而對學習的概念進行融貫性地建構（鐘建坪，2013；Chiu & Chang， 2013； Treagustetal.， 2003）。例如，動手操作實驗、提供具體分子模型并與模擬動畫交互說明相同概念，讓學生能夠獲得不同巨觀、中觀與符號間的轉換。
4.3 注意語言在化學學習上的功能
語言是認知歷程中將經驗轉化成知識的條件與過程（Halliday， 1993）。語言特征包含語句（syntax）、語意（semantics）以及語用（pragmatics）。化學學習中學生不僅應該理解化學教科書與科學社群書寫的語句以及含意，更應該理解如何正確地使用陳述的科學語言。因此教科書應該提供適切的語言表征、理解學生生活情境中的語言限制、強化語言可能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以幫助學生概念順利發展（Chiu， 2012）。
4.4 強化學生反思與修正既有模型以建構完整的科學模型
依據學習原理與知識建構的歷程在教科書中明確地提供模型本位的課程，讓學生可以將模型的素樸想法經由建構模型的歷程逐步建構、檢驗、分析、運用以及轉化既有模型為科學模型，并提供學生反思科學模型的轉變歷程，以及自身模型的限制，以進而轉換自己既有不完整、不融貫的模型成為符合科學社群認同的科學模型（鐘建坪，2013；Chiu， Chung， Lin， Liaw， & Yang， 2013； Jong， Chiu， Chung， 2013）。
4.5 著重模型的系統性思考以連結學生相關的生活經驗與所學的科學理論
學習不該是片段的組成而應該有系統性的認識論架構作為統籌的依據，因此提供學生組織心智模式與外顯模型的模型認知觀點是必要的。透過模型觀點將學生個人生活情境、先前知識與將要學習的科學理論連結，而學生也才能在學習之后將所學到的相關科學知識類推應用到自己的生活情境之中（Hofstein & Kesner， 2006； Pilot & Bulte， 2006），而非只是學到割裂的、片段的內容。例如，當介紹有機物時會說明提煉原油的技術，也提供生活當中可能運用到的產品，還可以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化工產品使用的優缺點，讓學生針對有限的資源思考生活周遭的問題。
5 結語與建議
化學概念的學習常因概念的抽象與復雜的特質，使學生在學習上常產生教學上非預期的結果。因此透過連結化學知識中巨觀、符號以及中觀三個面向與其交互作用的關系，并考量學生個體因素以及教學環境中所使用的語言是值得重視的。這些影響因子之間的關系如圖5所示，圖5顯示教科書應該提供學生轉變自身素樸模型的環境以說明化學知識巨觀、符號以及中觀的連結，而教師根據個人特質及語言等方式協助學生透過感官知覺與學習環境產生交互作用（包括教科書與身處情境），并且監控（monitor）學生暫時性模型的轉變（從M1、M2至M3）與需要建構特定模型時所需要的能力，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建構出完整且正確的概念模型以達到系統性的理解。
最后基于上述論述，本文針對教科書編寫與教學提出如下建議：
5.1 教科書編寫應該透過適切的語言連結巨觀、中觀與符號之間的關聯
教科書通常提供教師教學活動設計與規劃的依據，因此教科書編寫應該考量如何使用適切的語言說明化學知識中的巨觀現象、符號以及微觀的特質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藉此提供學生明確的學習準則以建構出適切的心智模式。
5.2 針對不同特質學生，教師提供適切的學習特征幫助學生逐步建構正確的化學模型
教科書除了提供學生良好的閱讀范本之外，亦應提供教師概念教學的依據，為使具有不同學習特質的學生都能夠從學習中獲得意義，教師需要針對不同學生提供多元表征（如類比模型、圖表、示意圖等），唯有透過適切的學習特征（如：語言、巨觀、符號、中觀等）才能夠讓學生產生意義的連結，也才能夠從中獲悉化學知識里巨觀、中觀與符號之間的關系，并從中逐步修正既有的心智模式使其更趨于正確的化學模型。
參考文獻：
[1]林靜雯，邱美虹.整合類比與多重表征研究取向探究多重類比設計對兒童電學概念學習之影響[J].科學教育學刊，2005，13（3）：317～345.
[2]林靜雯，邱美虹.探究以學生心智模式為設計基礎之教-學序列對學生電學學習之影響[J].科學教育學刊，2009，17（6）：481～507.
[3]劉俊庚，邱美虹.從建模觀點分析高中化學教科書中原子理論之建模歷程及其意涵[J].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2010，59：23～54.
[4]鐘建坪.模型本位探究策略在不同場域之學習成效研究[D].未出版博士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2013.
第5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景觀設計；多元系統；目標；實踐主體
客觀地講就目前的中國景觀藝術設計學科正處于探索階段，從學科概念、學科性質到學科實踐范圍均缺少系統性、明確性和指向性。那么什么是景觀藝術設計，景觀藝術設計與景觀學是一種怎樣的關系，與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藝術設計是一種什么關系，在景觀學體系中它的實踐主體是什么？本文將就以上問題從景觀學的引導、多元系統設計以及景觀藝術設計的實踐主體進行系統的論述。
一、景觀學引導下的藝術設計
景觀藝術設計依托景觀生態學，通過對自然的尊重、表達、展現生態環境的和諧與優美，依托景觀建筑學創建城鄉宜人的環境空間，依托景觀人文學，表達人類行為心理的精神寄托及愿望，景觀藝術設計成為景觀形象高品質化生成的驅動力。
就景觀學而言，景觀藝術設計是景觀學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是一個狹義的景觀定義，是微觀層次意義上的景觀設計，在體現景觀形象的創作上常常成為景觀形象品格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景觀藝術設計也涉及到景觀學內容本身，但它更多的是遵循景觀學的引導，關注景觀形象要素對各景觀環境系統空間進行藝術化處理，其核心任務是協調人與環境空間視覺形象的關系。景觀藝術設計在景觀學的引導下，構成了一個交叉融合的設計系統，它是運用藝術融于景觀科學的手段來協調景觀形象在環境空間的發展關系問題，并使之達到最佳狀態。它融合了園林學、生態學、城市規劃學、建筑學、心理學、藝術學等學科的成熟經驗，以其藝術的視野，從系統、和諧、優美的角度，解決城鄉發展過程中的景觀形象的創新問題。
景觀藝術設計在景觀學的引導下，依據藝術和諧原則干預協調各景觀系統的規劃與設計，在人與環境之間建立均衡關系時，更強調景觀生成時對人精神上、視覺上、生理健康上的基本需求，通過景觀環境空間藝術的創作，用以提升、陶冶公眾的視覺審美經驗，可以說景觀藝術設計也是一種改善人們使用與體驗戶外空間的藝術創造活動。
二、多元系統設計含義的藝術設計
景觀藝術設計與傳統意義上的環境藝術設計是從不同角度研究人類聚居環境空間藝術的二個方面。環境藝術設計從改善建筑室內環境質量的室內設計起步，以室內室外環境一體化設計為核心，注重環境空間的自身形態，以及環境藝術的具體樣式。而景觀藝術設計更強調環境空間的綜合形態、環境藝術的復合樣式、環境表述的多層空間，具體表現在多元系統設計下的互融與綜合。
（一）綜合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是將城市、廣場、街道、園林、建筑、壁畫、廣告、公共設施等環境空間看成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的有機綜合體，雖然它們有時是以幾組形式出現，有時是以相對單一的個體出現，然而解決上述問題卻要求兼顧到整體的環境，是在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人造環境空間基礎上實現的二次創造，景觀藝術設計涉及到園林設計、建筑設計、城市設計、環境藝術設計、工業造型設計、平面設計以及生態學、材料學、心理學、民俗學等學科，并將這些知識納入到景觀藝術生成的總體設計系統之中。
（二）復合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是在景觀學的引導下所構成的復合設計系統，由于景觀藝術設計的綜合性特點，因此常常表現出設計內容界定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其中包括基于景觀空間形態的視覺系統設計，融于區域景觀精神的形象系統設計，反映區域文化特征的風格樣式系統設計，以及關注人的行為、心理的人文關懷系統設計等等。各系統之間相互融合與交叉，共同構建起景觀藝術設計的復合設計系統。
（三）多層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的設計空間呈現為多層性的表述特點，表現在從微觀意義層面上的景觀設計為主體到中觀意義上的景觀規劃、宏觀意義上的景觀策劃的多層與協調。
（四）廣泛性系統。
景觀藝術設計的設計觀念呈現出廣泛性，《亞太景觀》一書在導言中談到現代景觀設計帶來的變化：“首先是觀念上的，宏觀的觀念、生態的觀念、構成的觀念、文脈的觀念、民眾參與的觀念等等。其次是創作方法上…….所有這些凝結成現代的、后現代的、結構的、解構的、極簡的、高技的……為景觀設計師提供了廣泛的創造可能性”。廣泛的設計觀念構成了景觀藝術設計多元系統設計的哲學基礎。
三、微觀景觀為實踐主體的藝術設計
正如前文所述，景觀藝術設計學科涉及到多個學科領域，其實踐范圍廣泛，內容綜合而龐雜，既涉及到景觀空間的各個層面又融合了環境要素的全部內容。但是如果只是從廣義的概念出發而缺乏具體目標的限定，景觀藝術設計學科建構將會一直處在模糊不清的狀態。這也是目前很多高校增設景觀藝術設計專業方向后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即在龐大的景觀學科中，景觀藝術設計的實踐范圍或者說它的實踐主體是什么的問題。
（一）宏觀層面——景觀策劃。
宏觀層面上的景觀實踐是建立在經濟、旅游、生態等專業的基礎上，包括進行大規模的景觀生態保護、治理改造、景觀資源開發、旅游策劃規劃等。這類景觀實踐主要側重于景觀前期的策劃。核心是協調土地的利用與管理。是在大規模、大尺度上進行景觀體系的把握，具體項目有區域控制性規劃、城市規劃和環境規劃等。策劃是這一層面的實踐主體。
（二）中觀層面——景觀規劃。
中觀層面上的景觀實踐是指有一定的規模，涉及到某一地域歷史、文化、生態及地方特色整體風貌內容的較大型景觀規劃，包括與人類社會、文化相關內容，以及生態、歷史等多學科的應用。規劃是這一層面的實踐主體。
（三）微觀層面——景觀設計。
微觀層面上的景觀實踐主要指規模尺度較小，與人們日常生活相關聯的景觀環境設計。包括城市地形、水體、植被、建筑、構筑物以及公眾藝術品等等。設計對象是城市開放空間，包括廣場、公園、商業街區、居住區環境、城市街頭綠地以及城市濱水地帶等，其目的在滿足景觀環境功能的基礎上，不斷改善提高景觀的藝術品質，已此豐富人的心理體驗和精神要求。設計是這一層面的實踐主體。
近年來，景觀藝術設計伴隨著中國城市景觀建設的快速推進，以及人們對城市景觀藝術形象期望值的不斷提高，短短幾年已發展成為一門十分重要的設計門類，然而與“遍地開花”的景觀藝術實踐工程項目相比，其學科發展與理論建構顯得相對滯后，正因為這一緣故，景觀藝術設計面臨著許多課題，從學科觀念、支撐專業、人才培養、實踐主體，都有待做深入細致的研究。
參考文獻：
[1]景觀教育的發展與創新——2005國際景觀教育大會論文集（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北京2006）
[2]（美）約翰•o•西蒙茲《景觀設計學—場地規劃與設計手冊》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北京 2000
[3]鄭曙旸《景觀設計》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杭州 2002
第6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低碳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對于預防、處理、解決資源環境問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問世以來，我國政府亦高度重視低碳經濟政策體系的構建，《電力需求側管理辦法》《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公共機構節能條例》《民用建筑節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規對于指導低碳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應看到，由于部分低碳經濟政策的內容尚不夠合理，致使政策失靈的情況時有發生。如何制定科學合理的低碳經濟政策并有效實施，以此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
一、從微觀經濟個體的角度透視
低碳經濟政策失靈
作為盡可能減少高碳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以最大限度地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而制定并實施的低碳經濟政策，其核心是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逐漸擺脫傳統的粗放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共贏的戰略目標。但是，實踐中卻時常出現政策效果與預期目標相偏離而不能有效推行國家意愿或政策傳遞與交接過程出現斷層而不能有效傳達政策意志的情況，由此導致了低碳經濟政策失靈。
根據政策全過程的不同階段，可以將政策失靈分為政策制定失靈、政策執行失靈、政策評價失靈和政策監督失靈，[2]筆者主要探討的是政策制定失靈方面的問題。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根據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管理人”的知識、信息、經驗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達到絕對的最優解。同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制定者由于受“有限理性人”的限制無法考慮到政策目標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決策時可能無法做出真正反映現實需求的決策，實施過程中也可能因受到內外部環境因素影響而偏離目標。從這一點上說，低碳經濟政策失靈有其客觀原因。但筆者認為，仍有必要探究在這些客觀原因背后是否有其他的可控因素導致了低碳經濟政策失靈。
低碳經濟政策的貫徹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從規劃低碳經濟發展方向的宏觀層面，到發展低碳城市與低碳產業的中觀層面，再到對企業、個人行為規范的微觀層面，層層推進。然而，盡管低碳經濟是一個宏觀的經濟概念，但它的政策效果卻是基于企業和個人這一微觀層面不斷積累、傳導和上升才能最終達成的。因此，從微觀經濟個體的角度分析低碳經濟政策失靈的表現及成因，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低碳經濟政策失靈問題。
在微觀經濟個體數目尚未達到飽和狀態的范圍內，自然環境可以被看作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的公共物品，其對于微觀經濟個體而言既是基本不花費任何成本就能獲得的資源要素，也是基本不付出任何代價就能破壞的環境要素。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當破壞環境的收益遠大于付出的成本時，微觀經濟個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可能會罔顧政策法規和社會道德。而當大部分微觀經濟個體都采取高碳經營行為時，微觀層面的高碳化將上升為區域產業、城市的高碳化，進而使整個國家的產業、能源、消費結構高碳化，[3]此時，低碳經濟政策失靈。
二、微觀經濟個體視角下低碳經濟
政策失靈的表現及原因分析
（一）高碳化運作收益與代價不對等導致的“公地悲劇”
第7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海水淡化循環經濟路徑戰略管理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的發展,世界各國都在針對資源節約,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等方面進行研究,力圖通過發展循環經濟提供解決的路徑。研究循環經濟的發展路徑非常有助于指導循環經濟的實踐活動。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目標任務就是對垃圾的限制產生、合理利用及無害化處理。認為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的簡稱。循環經濟要求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社會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合理和持久地利用所有物質,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在實踐中,如果僅從循環的角度研究生產過程的廢棄物等資源的利用很容易陷入簡單的“只要利用”就好的模式上。也就是說,只要能把廢棄物利用上就具有循環經濟價值,這種循環經濟的認識就沒有體現價值最大化原則,由此可能導致資源價值開發不夠充分等缺憾。為了避免這一認識偏差,如果能把循環經濟的活動范疇通過概念的細化和延伸,達到有效指導微觀實踐活動的效果,就利于實施循環經濟時挖掘更具有經濟價值的循環路徑,使得投資和收益更好,實現循環經濟價值最大化目標。
二、循環經濟路徑挖掘
鑒于當前循環經濟缺少微觀層面的理論研究,不利于推動循環經濟的微觀實踐活動的現實狀況,提出了有助于指導循環經濟微觀實踐活動的四條路徑。
1.從循環經濟深度挖掘
循環經濟深度是指延產業鏈上下游方向伸展的產業數量。如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過程中的上下游產業數量。具體表現為,相關上游產業提供的能源動力,即熱電廠或大型鋼鐵行業中的企業提供的生產余熱作為淡化海水的生產熱能;下游相關行業中的企業對濃縮海水的開發利用,即曬鹽場使用濃縮海水制鹽、原鹽用于下游的化工行業的企業生產原料,發展鹽化工業等,這種循環經濟發展方向代表了循環經濟深度。見圖1。
2.從循環經濟寬度挖掘
循環經濟寬度是指在產業鏈上下游方向延伸的過程中,在任何一個產業領域中可以分解生產的產品種類數量。如海水淡化循環過程中使用某一中間排放物開發的產品品種數量。如在以原鹽為原料的鹽化工產業中,又可以分為工業品生產領域和生活用品生產領域,這兩個方面就可以稱為海水淡化循環經濟寬度。另外,在海水淡化過程中,提取化學元素的種類、海洋生物制藥,以及關聯產業開發,如海水淡化裝備制造業等都屬于循環經濟寬度,見圖2。
3.進一步挖掘循環經濟剩余
循環經濟剩余是指在循環過程中是否仍然存在剩余排放物質或者雖然沒有剩余,但是在循環開發中并沒有實現某一排放物的價值開發最大化。如果沒有實現價值開發最大化,我們仍然認為循環經濟存在剩余。從經濟活動發展的角度看,由于受內外部環境因素的約束,如資金、市場、輔助資源等因素影響,可能無法一次建成循環經濟體系,必然存在分階段發展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就存在循環剩余,或實現了循環,但循環不夠充分,沒有達到循環價值最大化的要求。如,僅把濃縮海水曬成原鹽其價值開發就遠沒有達到最大化。
4.從循環經濟相關性挖掘
循環經濟相關性是指圍繞循環經濟的深度和寬度,凡是服務于循環經濟體系的產業都稱為相關產業,即與循環經濟具有相關性。由此可知,循環經濟體系越發達,帶動的相關產業也會越多,循環經濟價值越高,如圖3。
從循環經濟的深度、寬度、剩余及相關性四個微觀概念看,它們對循環經濟的價值最大化開發起到積極地引導和推動作用,能夠促使循環經濟參與者從循環經濟的四個微觀方面開發新的循環經濟領域或新的產品,使得循環經濟實現價值最大化。
三、基于循環經濟路徑挖掘的對策
關于循環經濟路徑挖掘仍以海水淡化產業的循環經濟為研究對象,提出發展海水淡化循環經濟的思路和對策。
1.基于海水淡化循環經濟的戰略目標設計原則
(1)長遠目標與階段目標相結合。發展海水淡化循環經濟必須立足于發展多級產業鏈循環的目標。這種目標設置思路就要考慮循環經濟的深度挖掘,追求循環經濟價值最大化。實現這一目標不進行戰略管理是難以實現的。同時,要認識到,圍繞海水淡化循環經濟要兼顧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創造能夠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產業條件。
從實踐看,實現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是一個戰略過程,因此制定循環經濟的階段目標有助于戰略目標的實現,做到量力而行,掌控過程,有序發展。避免盲目的躍進式發展,貪大求快,造成投資失調,資源浪費,犧牲環境等問題。因此,在實施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過程中,要將戰略目標與階段目標相結合,做到戰略規劃在先,有序推進階段目標落實,為戰略發展奠定基礎。
(2)先易后難。實施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涉及到諸多的技術、管理、資金、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因素,因此,在規劃和實施過程中要采取先易后難的策略,保證循環經濟發展每一步的可行性,解決實際問題,有助于推動下一步循環發展。如,使用淡化海水是否被民眾所接受,開發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是否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哪些資源可以利用,循環經濟能發展到什么程度等等。因為,就海水淡化來講,如果沒有民眾的認識和支持,也就沒有消費市場,淡化海水的使用和供應就會存在問題,利用海洋資源發展海水淡化產業也就不可能,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更無法實現。所以,要考慮技術、管理、資金、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因素,在兼顧和協調各種因素的前提下,進行難易選擇,推動海水淡化循環經濟的發展。
(3)多目標市場開發。在規劃海水淡化循環經濟中,要注意循環經濟的寬度和深度的路徑挖掘與結合。既要注意研究循環經濟的產業鏈上各產業的循環寬度,即本產業滿足多目標市場需求的產品開發,提升價值含量。還要立足于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戰略高度,開發多目標的產業,搭建更寬度和更深度的循環經濟產業鏈。只有實現海水淡化多目標市場開發,才能真正實現海水淡化循環經濟價值最大化。
2.構建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體系
構建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體系是戰略實踐的基礎。根據前文提出的循環經濟的路徑挖掘構建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體系,見圖4。
從循環經濟的寬度看,第一步可以有4種選擇,即海水直接利用、海洋生物開發、海水淡化及伴隨的余熱利用。就這四個方面來講,選擇哪一個方面都涉及資源、技術、管理和投資等問題。因此發揮好資源優勢,采取先易后難的策略就能夠有效推動海水淡化循環經濟的發展。如果當地的資源條件充足,可以同時考慮延伸循環經濟產業鏈,達到提高海水淡化循環經濟價值的目的。
從循環經濟的深度講,其深度開發更具有戰略意義。淡化海水解決了陸地淡水的短缺問題,滿足工業生產和民生的需要,同時利用循環經濟路徑挖掘的概念,可以深度挖掘濃縮海水的價值,而且這一階段的價值開發可以有寬度和深度的多路徑選擇。如從寬度的的概念考慮,有化學元素提取和制鹽。從深度概念考慮,有沿著提取的化學元素生產更多的化學產品;沿著原料鹽開發,可以進入鹽化工產業,并且可以進一步分解成工業品產業鏈和民用品產業鏈。這種海水淡化循環經濟產業鏈的深度開發和伴隨的寬度開發能夠極大地提高循環經濟的價值。
從戰略目標與階段目標相結合看,在構建了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體系之后,就能清楚地看到循環經濟產業鏈的寬度和深度。在此基礎上,可以明確制定長期戰略目標,并進行戰略周期劃定,進而在戰略周期內確定戰略階段目標和階段劃分。這種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戰略目標與階段目標結合的做法能很好地落實先易后難的策略,掌控循環經濟開發的深度和寬度,更有效地利用和發揮地方資源優勢。
從循環經濟相關產業看,海水淡化循環經濟有著廣泛的相關產業與其共生。因為,該循環經濟體系具有較寬和較深的循環經濟特征,因此,該體系必然存在相關產業的專業設備和輔助設備制造,以及用于生產服務零部件的生產和供應,同時各產業對各種相關服務形成巨大的需求,從而隨著海水淡化循環經濟體系的發展,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提出為海水淡化裝備制造企業提供配套零部件和施工輔助用零部件,或專業用輔助設備等的生產,是考慮到產業分工規律和特點,以及這類零部件和專業輔助設備更適合中小企業生產加工,有助于形成產業集群。
提出循環經濟路徑挖掘的概念,對進一步開發循環經濟領域,挖掘資源,杜絕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系統,提高循環經濟價值具有重要的實踐作用。
應當認識到,目前國內外關于循環經濟的理論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觀指導方面,其原因是循環經濟的理論研究基礎是宏觀經濟,而循環經濟的展開更注重于實踐活動。因此,研究循環經濟的微觀理論更具有實踐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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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瓶裝水添新貴:中國食品科技網,省略 2009～4～14
第8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宏觀國家形象；微觀國家形象；認知形象；情感形象；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6）12-0062-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13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從以往硬實力的競爭，發展到文化、外交、形象等軟實力的競爭[1]。國家形象作為一種軟實力資源，其重要性日益凸顯，更加直接有力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發展。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和全面影響力的具體表現，良好的國家形象可以促進出口貿易，吸引海外投資、技術移民和國際旅游者[2]。
中國的旅游市場正在經歷一個飛速發展并趨向于多元化的階段[3]。中國出境旅游具有龐大的市場與巨大的消費能力，且中國出境市場仍處于與國情相適應的初步階段[4]。2014年中國出境旅游人數首次過億，2015年中國出境旅游人數達到1.17億人次，同比增長8.96%；2014年韓國是中國旅游者出國旅游的第一大目的地國家，2015年韓國是中國旅游者出國旅游的第二大目的地國家[4-5]。由于潛在旅游者缺乏對旅游目的地的實際到訪經歷，對目的地的真實情況了解有限，在選擇目的地的決策過程中，目的地形象便成為一個關鍵因素[6]。目的地形象影響著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決策和旅游地選擇。潛在旅游者對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呈現何種特征和規律，是旅游目的地營銷者和研究者欲加辨識又極力優化的學理與實踐命題[7]。那么，目的地國家形象的感知對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有何影響？本研究選取中國潛在旅游者作為調查對象，研究中國潛在旅游者對韓國國家形象的感知，檢驗國家形象構成維度及其與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之間的關系。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國家形象的概念與結構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學術界對國家形象概念的研究呈現出多層次、多元化的特點[8]。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來自國際貿易和營銷學領域。在國際貿易和營銷學領域，原產國形象是消費者對一個特定國家的產品所形成的整體感知[9]。原產國作為信息線索不僅影響消費者對該國的整體感知，還會進一步影響他們的購買意向，消費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去購買具有良好國家形象的產品[10]。國家形象是原產國形象概念的演 進[11]。Roth和Diamantopoulos在回顧原產國文獻的基礎上，將原產國形象（country-of-origin image）這一概念劃分為3類：國家形象（country image）、產品-國家形象（product-country image）和產品形象（product image），其中，國家形象聚焦于國家的整體形象，產品-國家形象聚焦于國家及其產品的形象，產品形象聚焦于該國產品的形象[12]。Hsieh等認為國家形象的概念可分類為以下3組：整體國家形象（overall country image）、總產品國家形象（aggregate product country image）、特定產品國家形象（specific product country image）[13]。
國家形象是原產國效應的驅動力因素[10]，當消費者購買一個特定國家的產品時，會將國家形象與該國的產品聯系起來，便產生了原產國效應[9]；原產國效應描述了國家形象對消費者決策的進一步影響[14]，正面/負面的國家形象致使消費者對該國產品產生積極/消極的評價，進而會影響消費者對該國產品的消費行為。國家形象是消費者對與原產國相關聯的各種要素，即宏觀層面上的政治、經濟、技術等要素和微觀層面上的具體產品品類，所選要素進行有效組合的創造性過程的結果[15-16]。
國家形象包括認知、情感和意向3個成分，其中，認知成分是消費者對一個特定國家的信念，情感成分是消費者對一個特定國家的情感反應，意向成分是指消費者對所要購買產品的國家的行為傾向。Roth和Diamantopoulos分析并總結了具體測量國家形象的量表，指出國家形象量表缺乏信度和效度檢驗，且量表中的題項內容主要反映了國家形象的認知維度，而情感維度的測量較缺乏，也有相關研究將意向成分納入國家形象量表之中[12]。國內學者李東進等研究了國家形象對中國消費者購買意向影響，構建了基于中國國情的兼具信度和效度的國家形象量表，研究發現中國消費者對國家形象感知的6個維度分別是與中國關系評價、國家發展程度、整體產品評價、整體人民評價、交互意向和文化相似性，而產品形象的維度包括功能性評價和象征性評價[17]；但該研究的國家形象6個維度仍屬于國家認知形象，缺少對國家情感形象的測量。
1.2 宏觀國家形象與微觀國家形象
在國際貿易和營銷學領域，有些學者將國家形象劃分為宏觀國家形象和微觀國家形象兩個維度，并認為二者內部具有關聯性[16，18]，這樣劃分便于克服以往原產國研究中偏向于宏觀或微觀國家形象研究的缺陷。Pappu等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包括國家層面（宏觀）和產品層面（微觀）的構念[19]。宏觀國家形象是指消費者對于一個國家所持有的描述性、推斷性和信息性的信念的總和[20]。微觀國家形象是指消費者對于一個國家的產品所擁有的聲譽及印象[21]。如Pappu等從經濟、政治、技術3個維度測量宏觀國家形象，從創新、聲望和設計3個維度測量微觀國家形象[19]；Pappu和Quester用工業化、經濟發展、文化、自由市場體制、民主5個維度測量宏觀國家形象，用信任、工作質量、創新、獨立4個維度測量微觀國家形象[16]。宏觀國家形象量表包括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技術、教育、環境等方面的題項，而微觀國家形象量表則包括創新、聲望、設計、工作質量、信任等方面的題項。
旅游研究領域開展了大量關于目的地形象的研究，目的地形象是人們對一個特定目的地的知識、感情和整體印象的心理表征[22]。但以往研究對目的地形象概念化和操作化不統一，如不同研究分別用認知形象、情感形象、總體形象，或者三者的不同組合來表征目的地形象[23]。目的地形象構成的區域可劃分為國家、省域、城市/鄉村和景區[11，24-26]，但目的地形象研究很少專門針對以國家為尺度的目的地進行特別討論。Zhang等對國家尺度上的目的地形象研究的文獻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以國家為尺度的目的地形象結構主要是與旅游活動相關的方面（如旅游吸引物、旅游設施等），但具體的測量題項也包括政治、經濟、環境、當地居民等，而這些內容也是國際貿易和營銷領域國家形象概念中所包 含的[27]。
以往研究將旅游目的地對應于國家形象研究中的“產品”層面，國家形象研究中的產品主要為有形產品，而目的地是一種體驗產品[11，24，28-29]，這樣，目的地形象就對應于國家形象研究中的產品形象[11，26]。由于以國家為尺度的目的地形象在內涵上與一般國際貿易和營銷領域的國家形象有部分重疊（如政治、經濟、環境、當地居民等），因此，以國家為尺度的目的地形象又不完全等同于產品形象或微觀國家形象，在旅游領域需要重新整合國家形象和目的地形象兩個概念，可以用國家形象表達國家尺度上的目的地形象[27]。而且，為了克服以往國際貿易和營銷學領域國家形象研究偏向于宏觀或微觀國家形象研究的缺陷，可以采用宏觀國家形象和微觀國家形象相結合的視角進行旅游情境下的國家形象研究。本研究將旅游情境下的基于旅游者視角的國家尺度上的目的地形象即國家形象定義為國際旅游者對目的地國家的總體認知和情感的心理表征。
產品-國家形象聚焦于國家及其產品的形象，以一個國家的產品形象為基礎，且衡量國家形象的最重要維度是與該國的產品緊密相關的方面[24]，如經濟發達、技術先進、工業化程度、勞動力狀況等；而本研究的微觀國家形象則是直接與核心旅游產品相關的形象，如旅游設施、自然與人文景觀、整體氛圍等，更強調核心旅游產品方面；本研究的微觀國家形象與產品-國家形象的側重點不同。本研究的宏觀國家形象即國際貿易和營銷學領域中的國家形象，是基于經濟、技術、政治、兩國關系、工業化程度、環境狀況與管理、國民等因素而形成的形象。
1.3 國家認知形象與國家情感形象
國家形象包括國家認知形象和國家情感形 象[30-32]，以往國家形象的研究缺少對國家認知形象與國家情感形象的區分，主要關注國家認知形象，但近年來，國家情感形象逐漸受到了一些學者的重視。Brijs等研究了比利時學生群體對西班牙和丹麥產品原產國的國家形象感知和態度，檢驗了國家形象的結構，結果發現國家認知形象正向影響國家情感形象[31]。
在旅游研究領域，Baloglu和McCleary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的認知形象正向影響情感形象[22]；張宏梅等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檢驗旅游目的地形象結構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認知形象對情感形象有顯著正向影響[33]；Elliot等運用地方形象的整合模型，研究分析韓國和加拿大的消費者對澳大利亞國家形象的評估，檢驗國家認知形象與國家情感形象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國家認知形象顯著直接影響國家情感形象[34]。本研究將旅游領域的國家形象劃分為宏觀國家形象和微觀國家形象兩個部分，每個部分均由認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組成，即宏觀國家形象分為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和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微觀國家形象分為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和微觀國家情感形象。鑒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
假設1a：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對宏觀國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1b：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對微觀國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1c：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對微觀國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1d：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對宏觀國家情感形象有正向直接影響。
1.4 國家形象與旅游意向
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是一個人主觀判斷其未來可能采取行動的傾向，也是消費者對于產品或企業可能采取的特定活動或行為傾向[35]。消費者行為意向可劃分為購買意向、再購意向、采購意向、支出意向和消費意向，而購買意向指消費者對該產品是否有購買意愿及意愿程度的高低[7]。國家形象影響消費者對該國產品和服務的評價，因此，在銷售產品和制定營銷戰略方面，應充分發揮國家形象的作用[2]。
在國際貿易和營銷學領域，以往研究表明國 家形象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和購買意向存在顯著影響[13，17，36]，消費者對一個國家的國家形象評價越正面，就越有可能購買該國產品。李東進等研究國家形象對中國消費者購買意向的影響，結果表明國家形象對購買意向沒有直接影響，但國家形象通過產品評價、品牌態度、主觀規范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購買意向[17]。Lala等檢驗國家形象、感知質量與購買意向之間的關系，發現國家形象通過感知質量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購買意向[37]。Maher和Carter則指出國家形象中的認知和情感成分對購買意向的影響程度是有差異的，他們的研究發現相對于國家認知形象而言，國家情感形象對消費者產品購買意向的影響更大[32]。Wang等將國家形象解構為認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分析兩者對購買意向的不同影響，結果表明國家情感形象對購買意向有顯著直接影響，國家認知形象通過產品形象間接影響購買 意向[30]。
在旅游研究領域，旅游意向（travel intention）是在指定時間內，旅游者認為將會去特定目的地旅游的可能性[38]，旅游意向是購買意向的一種。由于旅游產品具有服務性、無形性和體驗性等特點，潛在旅游者游前無法親身體驗當地的旅游產品，承擔著較大的購買風險，目的地形象就會影響著潛在旅游者的出游意愿與目的地選擇[39]。旅游意向作為一個重要的結果變量，旅游者的旅游意向與實際旅游行為明顯相關[40]。
Chalip等以澳大利亞黃金海岸為例，研究發現目的地形象與旅游意向顯著相關，且因國籍不同影響旅游意向的形象因子也不同，安全、發展、自然環境因子與美國人的旅游意向顯著相關，而新奇、便捷因子則對新西蘭人更為重要[41]。目的地形象對旅游者行為意向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42]。白凱等分析韓國潛在旅游者對中國旅游目的地形象認知與行為意向，研究表明目的地形象認知與其行為意向呈正相關關系，形象中的平和、愉悅特征對韓國潛在旅游者的行為意向有顯著正向影響[7]。旅游者對目的地的認知可以很好地預測旅游者的行為意向[43]。也有研究發現目的地認知形象對旅游者行為意向的直接影響不明顯，但可以通過情感形象對旅游者行為意向產生間接影響[33]。
目前，關于國家形象對旅游意向影響的研究還較少。Elliot等將產品-國家形象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整合到地方形象模型內，分析韓國首爾的消費者對美日兩國國家形象評估，檢驗目的地、產品與國家形象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國家情感形象直接影響產品和目的地的接受能力（目的地的接受能力是由愿意去旅游、理想的國家和目的地整體很好3個題項測量）[44]。Nadeau等以尼泊爾作為案例地，把目的地形象放置于一個更為廣泛的國家形象情境之中，通過調查來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檢驗國家形象、目的地形象與旅游意向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國家形象通過目的地形象對現實旅游者的未來旅游意向產生間接影響[28]。Zeugner-Roth和?abkar研究國家形象的認知形象、情感形象和國家個性維度分別對行為意向中的旅游意向、購買意向、投資意向的影響，結果發現相對于國家認知形象而言，國家情感形象更能夠影響消費者去該國的旅游意向[45]。張宏梅和蔡利平在整合國家形象與目的地形象的基礎上，提出國際旅游者旅游意向模型和國家形象對旅游意向有顯著直接影響的命題[11]。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2和假設3：
假設2a：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對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2b：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對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3a：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對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3b：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對旅游意向有正向直接影響。
1.5 關于韓國形象的研究
關于韓國形象研究的視角主要來自傳播學和旅游學領域。在傳播學領域，對韓國形象的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韓國國家形象的變遷及原因[46-47]，中國民間網絡社區中的韓國國家形象[48]。在旅游研究領域，對韓國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韓流”效應，韓國舉辦大型事件對韓國入境旅游者形象感知，潛在旅游者對韓國形象感知方面。韓劇可以影響觀眾對韓國旅游形象的感知，增加他們對韓國的熟悉 程度和到韓國旅游的興趣，影響旅游者的旅游意 向[39，49-50]。Lee等研究發現，旅游者對韓國形象感知中吸引力、舒適度、物超所值和異國情調4個維度是最為重要的，并能夠對旅游者的旅游決策、綜合評價、現場體驗以及行為意向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51]；2002年韓國世界杯的舉辦提升了韓國國家形象[52]。郭英之等探討中國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市場競爭以及市場定位，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旅游者對韓國最具積極的感知形象為“旅游計劃易于安排”和“購物的好去處”[53]。隋麗娜研究國內長三角居民對韓國旅游形象的感知，發現韓國干凈整潔比較突出，對美食、完善的住宿和交通設施、自然景觀、當地人民的親切感的認同度較高，對語言障礙、旅行成本、節慶活動和陌生感的認同度較低[54]。
2 研究方法
2.1 問卷設計
現有的國家形象量表多是基于國家作為有形產品制造地和生產地的視角開發的，與旅游相關的內容較少。在分析已有的國家形象量表、目的地形象量表的基礎上，參照Roth和Diamantopoulos[12]、Pappu等[19]、Nadeau等[28]、Knight等[55]、Martínez和Alvarez[56]等人的量表，把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分為政治、經濟、技術、社會、環境、國家關系和國民7個維度，宏觀國家情感形象由“我喜歡韓國”和“我喜歡和韓國人在一起”這兩個題項測量。參照Choi等[40]、Lee等[51]、Kim和Morrsion[52]、Beerli和Martín[57]、Lee等[58]等人的量表，把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分為自然、歷史文化、旅游環境、旅游設施和購物5個維度，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則由3個題項來測量，分別為“去韓國旅游讓我非常愉快”、“去韓國旅游感覺悠閑放松”和“去韓國旅游令人激動”。所有題項都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測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旅游意向用題項“在未來5年內，你愿不愿意去韓國旅游”來測量，分為“愿意”和“不愿意”兩種情況。由于旅游者訪問過旅游目的地后，對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會被修正，從而形成更為“現實、客觀、差異化和復雜化”的再評估形象[56，59-60]，故本研究為了檢驗國家形象的感知與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之間的關系，選取未訪問過韓國的居民作為調查對象，并設置“你有沒有去過韓國”該題項進行篩選。
2.2 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數據收集于2015年1月，采用方便抽樣的方式，在南京、合肥兩地的機場、公園和大型購物中心進行。在發放問卷時，調查者簡要說明本次調查的目的，并詢問一下被調查者“你有沒有去過韓國”，若被調查者回答“沒有”，則問卷現場發放給被調查者，被調查者做完后立刻收回。共發放問卷326份，去除無效問卷44份，最終得到的有效問卷為282份，有效率87%。
使用SPSS17.0統計分析軟件，對本次問卷調查的樣本進行初步分析。在樣本的婚姻狀況中未婚比例最高（60.6%）；性別分布較為均衡；年齡多集中于25～44歲之間（49.3%），次之為15～24歲之間（36.9%）；在受教育程度上，大學本科所占比例最高（41.2%），其次為專科學歷（30.9%）；個人月收入在2000～4000元之間的最多（33.3%），其次為4000～6000元之間（24.6%）；在職業上，有學生（23.6%）、公司職員（21.8%）、專業技術人員（12.9%）、其他（9.6%），分布較為分散；在獲取有關韓國的信息來源中，韓劇/電影/音樂是最為主要的信息源（68.4%），該國產品（如三星/LG/現代）（41.1%）、網絡（36.9%）、書籍/雜志/報刊（25.5%）、親戚/朋友（23.4%）、旅行社（16.7%）、宣傳冊/旅游指南（12.8%）；在地域分布上，安徽省居民（38.7%）、江蘇省居民（34.4%）、其他省市居民（26.9%），調查樣本涵蓋了國內大多省市。
3 研究結果
3.1 國家認知形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3.1.1 宏觀國家認知形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最初的宏觀國家認知形象測量量表包括21個題項，首先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對宏觀國家認知形象進行因子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負荷大于0.5和共同度大于0.5，作為確定因子的條件。通過5次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終得到包括5個因子的由16個題項構成的宏觀國家認知形象量表，5個因子累計解釋總方差為66.09%（表2）。
依據同一因子所包含題項的共同內涵，將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因子分別命名為國家特征、國家能力、國民特征、環境管理、國家關系。國家關系的信度值為0.47，因其信度值在0.5以下，信度偏低，故在后面的分析中將該因子刪除。總體來看，受調查者對宏觀國家認知形象的評價是積極正面的，其中，對國家能力和國家關系評價最高（均值為3.54），其次為環境管理（均值為3.40），而對國家特征和國民特征評價較低（均值分別為3.29和3.28）。
3.1.2 微觀國家認知形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微觀國家認知形象測量量表包括17個題項，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對微觀國家認知形象進行因子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負荷大于0.5和共同度大于0.5，以及某題項負荷在某公因子下的內容效度等作為確定因子的條件。按照以上標準通過8次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終得到包括3個因子的由7個題項構成的微觀國家認知形象量表，3個因子累計解釋總方差為66.29%（表3）。以往有些研究在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時，采用的標準為因子負荷小于0.4、共同度小于0.4或者同時在兩個因子上的負荷都大于0.4者刪除[7，37，60]。由于本研究的題項剔除標準更為嚴格，即因子負荷小于0.5、共同度小于0.5以及題項的因子負荷同時在兩個因子上均大于 0.4[42，56]，可能使較多題項被刪除，但得到的3個因子基本上反映了微觀國家認知形象的主要方面[27，29，51]。
將微觀國家認知形象的3個因子分別命名為旅游環境、旅游設施、文化氛圍。信度值大小與測項數的多少有關，當測項數少于6個，信度值有時可能會低于0.6[7，61]。微觀國家認知形象的整體信度較低，可能是由于“旅游環境”、“旅游設施”和“文化氛圍”因子的測項數均少于6個所致，除了文化氛圍因子的信度值為0.57（在0.6以下），另外兩個因子信度值均大于0.60，表明該量表內部一致性較好，各指標能夠較好地衡量相應因子。
調研發現，受調查者對微觀國家認知形象中的旅游設施評價最高（均值為3.49），其次為旅游環境（均值為3.41），而對文化氛圍評價最低（均值為3.26）。
3.2 國家情感形象
本研究將國家情感形象分為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和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宏觀國家情感形象量表包括“我喜歡韓國”和“我喜歡和韓國人在一起”兩個題項；微觀國家情感形象量表包括“去韓國旅游讓我非常愉快”、“去韓國旅游感覺悠閑放松”和“去韓國旅游令人激動”3個題項。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別對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和微觀國家情感形象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和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均為單維度變量。
潛在旅游者對宏觀國家情感形象題項“我喜歡韓國”和“我喜歡和韓國人在一起”的感知均值分別為3.20和2.94；宏觀國家情感形象的信度值為0.82。潛在旅游者對微觀國家情感形題項“去韓國旅游讓我非常愉快”、“去韓國旅游感覺悠閑放松”和“去韓國旅游令人激動”的感知均值分別為3.25，3.30和3.26；微觀國家情感形象的信度值為0.81。總體來看，潛在旅游者對韓國有著積極正面的情感形象，且潛在旅游者對韓國的微觀國家情感形象的評價要高于宏觀國家情感形象。
3.3 國家形象對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的影響
此次問卷調查的樣本中，在未來5年內，愿意去韓國旅游的潛在旅游者為220人，占總人數的78%；選擇不愿意去韓國旅游的人數為62人，占總人數的22%；這說明樣本中選擇愿意去韓國旅游的人數所占比例很高。
為了分析韓國國家形象對中國潛在旅游者去韓國旅游意向有何影響，本研究使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法；把“在未來5年內，您是否愿意去韓國旅游”，即旅游意向作為被解釋變量，分為“愿意”和“不愿意”兩種情形，分別賦值為1和0；以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作為解釋變量；將人口統計學特征（性別、年齡、職業、收入、教育、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
3.3.1 交叉分析
本研究對人口統計學特征進行交叉表分析與卡方檢驗，結果顯示：人口統計學特征中，僅性別通過卡方檢驗，卡方值為8.85，在0.01水平上差異顯著。進一步分析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的性別差異發現女性中愿意去韓國旅游的比例為85.5%，男性中愿意去韓國旅游的比例為70.8%，女性比男性去韓國的旅游意向更強。在接下來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中將性別變量納入模型之中。
3.3.2 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本研究采用每個因子測量題項的均值進行回歸分析，使用SPSS 17.0中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中的最大似然估計法對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與旅游意向的關系進行檢驗，采用向前條件法進行分析，結果見表4。從第1個模型到第5個模型，每次均增加一個新變量進入模型。由于國家宏觀認知形象維度中的國家特征和國家能力沒有符合條件，均未進入模型之中。綜上，用該方法得到的各模型的顯著水平均較高，進入模型的各變量系數均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模型5的-2Log Likelihood=186.88，模型擬合效果較好；模型5的HosmerCLemeshow檢驗結果為P=0.408>0.05，統計不顯著，也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模型5中的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和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均在0.001水平上顯著，假設3a和假設3b被支持，故國家情感形象對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的影響顯著，呈正相關關系。潛在旅游者對韓國國家情感形象的評價越高，他們就越有可能去韓國旅游。
3.4 國家認知形象對國家情感形象的影響
從表4中的回歸分析模型2和模型3易知，在沒有納入國家情感形象變量之前，國家認知形象對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是有顯著影響的；如模型2中宏觀國家認知形象變量的影響顯著，模型3中宏觀國家認知形象變量影響不顯著，而微觀國家認知形象變量的影響是顯著的；隨著國家情感形象的納入（模型4和模型5），國家認知形象對旅游意向的影響就不顯著了。以上分析表明國家情感形象在國家認知形象和旅游意向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假設2a和假設2b被拒絕。
為了分析國家認知形象對國家情感形象的影響，本研究采用線性回歸分析對國家認知形象與國家情感形象進行檢驗。使用SPSS軟件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自變量的選入方式采用Enter進入法，強制全部變量同時進入模型。檢驗國家認知形象各維度對宏觀情感形象的影響，以及國家認知形象各維度對微觀國家情感形象的影響，結果見表5。
從表5中可知，各模型F值的顯著性概率均小于0.001，說明表中的各模型的擬合效果都很好。模型1是檢驗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和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對宏觀國家情感形象的影響，結果顯示：宏觀國家認知形象中的國民特征因子對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影響正向顯著，假設1a被部分支持；微觀國家認知形象中的旅游環境、旅游設施、文化氛圍3個因子均顯著正向影響宏觀國家情感形象，假設1d被支持。模型2是檢驗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和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對微觀國家情感形象的影響，結果顯示：宏觀國家認知形象中的國民特征因子對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影響正向顯著，假設1b被部分支持；微觀國家認知形象中的旅游環境、旅游設施、文化氛圍3個因子對微觀國家情感形象影響正向顯著，假設1c被 支持。
4 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以中國潛在旅游者對韓國國家形象感知為例，檢驗國家形象構成維度及其與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之間的關系。研究整合了國際貿易和營銷領域的國家形象和旅游領域的目的地形象概念，在旅游領域重構國家形象概念，將國家形象劃分為宏觀國家形象和微觀國家形象，把目的地形象與國家形象的部分重疊內容（如政治、經濟、當地居民等）歸到宏觀國家形象概念中，可以避免目的地形象和國家形象研究中出現重疊這一問題，解決在國家形象研究語境下討論目的地形象可能出現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問題。本研究對韓國國家認知形象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得到5個因子分別為國家特征、國家能力、國民特征、環境管理、國家關系，微觀國家認知形象得到3個因子分別為旅游環境、旅游設施、文化氛圍，該結果與Zhang等[27]、Nadeau等[28]的研究較為一致。由于宏觀國家認知形象因子中的“國家關系”信度值較低，故未納入后面的回歸分析中。本研究區別了國家認知形象和國家情感形象，以往多數國家形象研究僅關注認知形象，缺少對情感形象的研究，即使有的研究者測量了情感形象，但其測量題項實質上仍是認知性質的[12]。在預測國際旅游者的行為意向上，對國家認知形象或國家情感形象任何一個方面的測量都不能忽略。
使用回歸分析方法檢驗國家形象對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的影響，得到以下結果：
（1）國家情感形象對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以往對潛在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及其行為意向的研究表明目的地情感形象正向影響旅游者行為意向[7，33]，本研究支持這一結果，并在旅游領域充實了國家形象與旅游行為關系的實證研究，證明國家情感形象能夠更好地預測國際旅游者的旅游意向。國家情感形象是國家形象的一個重要維度，但以往研究很少將國家情感形象作為國家形象的構成部分。國家情感形象是目的地國家給旅游者帶來的情感收獲，是影響旅游意向的最重要的成分，是旅游意向的重要預測變量。在兩個類似的目的地國家之間，旅游者更傾向于選擇自己更為喜歡的目的地國家[45]。因此，本研究成果為韓國國家形象管理部門進行高效率的旅游形象宣傳提供理論依據，管理部門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要著重從國家情感形象方面進行，對目標市場潛在旅游者的情感形象進行培育、塑造和監測。
（2）微觀國家認知形象顯著影響國家情感形象，宏觀國家認知形象中的國民特征因子顯著影響國家情感形象。這一結果支持Brijs等[31]、Elliot等[34]的研究。國家認知形象通過國家情感形象的中介作用影響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相對于國家認知形象而言，國家情感形象能夠更好地預測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這與Zeugner-Roth和?abkar[45]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僅用國家情感形象來解釋潛在旅游者的旅游意向是不夠的，需要結合國家認知形象來共同解釋旅游意向，這樣就形成了“國家認知形象-國家情感形象-旅游意向”的影響模式。如果潛在旅游者對目的地國家各屬性的認知評價較高、產生的積極情感體驗較為強烈，那么，他們就會產生去該國的旅游意向；反之，則不會產生去該國的旅游意向。而微觀國家認知形象顯著影響國家情感形象，因此讓潛在旅游者了解韓國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設施和整體氛圍，并對其產生較高的認知評價，進而導致積極的情感體驗，就顯得特別重要。此外，韓劇/電影/音樂、該國產品（如三星/LG/現代）、網絡等是潛在旅游者獲取有關韓國信息的主要來源，韓國旅游營銷組織可通過這些非商業溝通渠道，從韓國的國民特征、旅游設施、自然與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進行宣傳，增進受眾對韓國國家形象的認知。以上這些研究結果也為中國旅游管理部門提升國家形象，應對旅游市場全球化的挑戰以及參與國際旅游競爭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沒有將熟悉度納入研究框架內，以往研究表明熟悉度會影響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感知[24，28，44]，在以后的研究中可檢驗該變量對國家形象的影響。第二，潛在旅游者旅游意向與實際旅游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空 隙”[62]。對旅游者來說，影響其目的地選擇的因素比一般產品的選擇要復雜，許多旅游者對目的地印象很好，但由于時間、經濟、同伴等各種因素的限制，或想游覽更加偏好的目的地，而暫時沒有游覽或意向較弱[23]。第三，國內學術研究中一般采用方便抽樣法[63]，本研究采用該方法收集數據，所調查樣本結構能夠滿足解決本研究問題的需要，即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但本研究的結果需要進行更多的驗證。由于在合肥、南京兩地進行的取樣，故安徽和江蘇居民較多，致使本研究的樣本不能夠很好地代表中國的潛在赴韓旅游者；又由于本次問卷調查是在1月份進行的，該月份在寒假期間，且調研地點為城市的機場、公園和大型購物中心，可能使得學生樣本所占比例較大；因此，以后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擴大調查的地點和樣本量，也需要注意收集數據的時間。第四，變量之間的關系可能因旅游者群體的不同而不同[64]，后續研究還應進一步檢驗不同群體的國家形象感知與旅游意向之間的關系。
致謝：感謝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紐約州立大學傳播學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姜小云教授對本文英文摘要的修改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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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微觀環境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波動性；波粒二象性；粒子性
近代物理學的研究表明，一切微觀體系都具有波粒二象性，這是被實驗結果所證實了的，是為人們所普遍公認的。然而，在量子力學或原子物理學的一些教科書中，在講述微觀體系或光的波粒二象性時，往往有如下一些說法出現：“既在某些情況下具有波動性，在另一些情況下又具有微粒性”。“光在傳播過程中具有波動性，在和物質相互作用時具有粒子性。”作者認為，類似的這種表述是不確切的，嚴格地說是錯誤的。這種說法，不利于讀者對整個量子力學理論體系的認識和理解，甚至產生誤解。
一、關于波粒二象性表述的誤區
（一）它否定了“二象性是一切微觀體系的本質屬性”這一基本事實
我們注意到上述引文“具有”一詞的表述，言下之意是微觀體系或光在“具有波動性”的情況下不具有粒子性；反過來，當它“具有微粒性”的情況下，就再也不具有波動性。或者說，“光在傳播過程中”就不具有微粒性，而“在和物質相互作用時”就不具有波動性。
“波粒二象性”是光和每個物質體系所具有的本質屬性。既然是本質屬性，就是固有的、時刻存在的。過去已有許多實驗證實了這一點，而最近瑞士科學家發現的光子以某種方式在10km距離相聯系的實驗證據則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既然是本質屬性，就意味著，它們既可按波行事，也可按粒子行事；究竟是表現波的行為，還是表現粒子的行為，則取決于具體的環境。任何“本質”的東西都是與過程無關的，是不因外界環境和條件的影響而改變的，只不過本質屬性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在某種情況下表現出來，而在某些別的情況下則被壓抑而不表現出來罷了。毫無疑問，不表現出來的東西并不意味著就是不存在的、不“具有”的東西。
（二）容易引導讀者陷入經典物理學觀念的束縛中
在經典物理學中，所謂波動，指的是某一實在的物理量（例如力、位移、壓強、電場強度等）在空間（通過介質）的傳播過程，并且可能在一定條件下產生干涉、衍射現象。而所謂粒子，則是一整份地出現在空間中的客體，這種客體具有確定的質量、電荷、動量等，并且在時空中有一條確定的運動軌道。在傳統的經典物理學看來，波動性和粒子性是完全對立的，絕對不能統一，不能同時存在于一個客體中。上述說法恰恰給讀者以這樣的印象，并且似乎所說的粒子性和波動性就是經典意義下的粒子性和波動性。
（三）從哲學上說，是違背對立統一規律的，是形而上學的
這種說法實際上把“波動性”和“粒子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互不相容，采取“有此無彼”“有彼無此”或“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形式，彼此無法共存于一個統一體中，因而與對立統一的辯證規律是相違背的，是形而上學的。
（四）動搖了量子力學理論的認識基礎
微觀體系具有波粒二象性，這是量子力學理論認識的基礎，或者說是量子力學理論的物理基礎，由這個基礎出發，才建立起整個量子力學的理論體系，包括微觀體系的運動狀態用波函數來描述，波函數（運動狀態）的變化遵循薛定諤方程，微觀體系的力學量用算符表示等。如果微觀客體不是時刻具有波粒二象性，而是某些時候具有波動性，在別的不具有波動性的時候才具有粒子性；反之亦然，那么，量子力學就失去了認識基礎。隨之，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量子力學的理論框架也將倒塌。
二、量子力學教學中的注意事項
根據以上分析，作者認為在量子力學教學中應注意如下問題。
（一）要徹底擯棄經典物理學觀念的束縛
首先要明確，在微觀領域，不可能像經典物理學那樣，給微觀粒子拼湊出一個具體模型，歷史上曾有過設想微觀體系是粒子組成的疏密波，也有人設想粒子由波組成的波包等模型。但這些模型都因與實驗事實不符而被否定。從邏輯上說，企圖用從宏觀現象中抽象出來的概念、模型去套微觀體系是注定要失敗的。
其次要明確，我們僅僅是借用了經典物理學的“微粒性”和“波動性”概念（確切地說，是重復使用了這兩個“術語”），然而，卻與經典意義下該兩個概念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我們所說的波動性，指的僅僅是客體在某些條件下會表現出干涉、衍射等相干性這些體現波動性的現象，而并不是說它是實在的物理量在空間的傳播。我們所說的粒子性，指的是客體在與物質相互作用時是整體集中出現的，但并不存在軌道。“軌道”，對于經典物理學來說，它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是在微觀領域，卻不能使用這個概念，這是因為，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觀察到任何微觀客體的運動軌道。換句話說，微觀客體的運動不存在軌道。
（二）微觀客體的波粒二象性反映的是客體內存在著的模糊性，這種模糊性導致其行為的不確定性
海森伯以其著名的不確定性原理量化了這種不確定性，即一對共軛力學量具有不確定度關系。其數學表達式為：
pq≥h/2
其中p、q分別為廣義動量和廣義位置。
這種模糊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擯棄了電子、光子等微觀粒子在空間沿特定路徑或軌道運動的直觀概念。對于遵循一確定軌道運動的一個粒子來說，每一時刻它都必定具有一個位置（路徑上的一點）和一個速度（路徑的切矢量），但是一個微觀粒子不可能同時具有二者。著名的托馬斯?楊雙縫實驗最有代表性地顯示了量子的模糊性。
（三）要用辯證的觀點去理解“波粒二象性”
或許有人要問，電子“實際”是什么？光子“實際”是什么？這本來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至少，當你提出這樣的問題時，物理學家不可能給予回答，甚至量子力學的先驅者波爾也說過：“物理學不告訴我們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訴我們關于世界我們能夠談論什么”。例如，關于電子，我們常常談論的是它的質量、電荷、自旋以及當它處于原子中時的分布情況（分布概率）等。如果確實要回答的話，那就是，它們都是矛盾的統一體。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這一命題比其他命題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質”。微觀客體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一物質都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如果我們認定“波動性”和“粒子性”是一對矛盾，或者說是矛盾的兩個方面的話，那么，它們“既是波，又是粒子”“既具有波動性，又具有粒子性”；它們是“波”和“粒子”的矛盾統一體。這種矛盾是存在于客體之中的，是貫穿于運動的全過程的。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波”和“粒子”，既不是經典概念中的“波”，也不是經典概念中的“粒子”。
甚至，按照哥本哈根的觀點，“一個原子、電子，或無論什么東西，都不能說是以其名詞的完全與常規的意義而‘存在’的”。“由于‘原子’的概念從來就是只在對它實行觀察的實踐中才會碰到，所以，人們可以堅持認為：物理學家所必須關注的只是一致地關聯各種觀察結果”在經典物理學中，能量是一個純抽象的量，只是以簡單的方式將力學過程中各種觀察聯系在一起的一組數學關系中的一部分，于是，“像電子、光子或原子這些詞，應該按同樣的方式來看待即它們是一些在我們想象中將實際上只是一組關聯各種觀察的數學關系固定起來的模型”。
最后，作者認為，對微觀體系的波粒二象性這一本質屬性應該給予如下全面、準確的表述：微觀體系具有波粒二象性；在某些情況下波動特性表現明顯，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微粒特性表現明顯。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