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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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近年來，中國連續曝出富士康十三連跳、萬科捐款門、毒豆芽、五糧液偷稅漏稅等事件，社會公眾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企業社會責任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基于此，深交所和上交所分別于2006年9月和2008年5月《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和《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進一步推動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僅就2011年，全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達898份。
商業銀行是一類特殊企業，承擔著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創造、金融服務和調節經濟的職能，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和樞紐，同時也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重要主體之一。與其他企業相比，商業銀行財力更為雄厚，影響力更為明顯，從而對其社會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鑒于此，本文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結合我國上市商業銀行年度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信息，構建一套能夠有效衡量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指標體系，驗證分析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以期為我國商業銀行更好地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提供理論依據和現實指導。
一、文獻回顧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1924年，由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 Sheldon）提出。這一概念自從被提出以后，關于企業應該承擔哪些社會責任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有何影響一直存在分歧。直到1984年弗里曼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理論，明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和范圍之后，才為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但是，由于所選取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評價指標不同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等存在差異，國內外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始終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主要有正相關、負相關以及不相關三種。
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為正相關的占絕大多數。例如Waddock和Graves（1997b）通過建立一個將利益相關者、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和管理質量相聯系的綜合性框架，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對企業總體績效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Kohers和Simpson（2002）研究了美國所有國有銀行1993—1994年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以總資產利潤和貸款損失來衡量財務績效，將社會再投資行為作為社會責任績效評價，研究結果表明二者是正相關的。Verschoor和Murphy（2002）在一項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中，以銷售增長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和利潤增長率作為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的指標，研究表明，對股東、客戶、員工、社區、環境投資者、女性與少數民族這七大利益相關者履行責任情況良好的企業，其財務績效遠遠優于一般企業。
但并非所有學者得出的結論都表明二者是正相關的。Moore（2001）通過對英國超級市場的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進行研究，發現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負相關。李正（2006）選取200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521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增加了當期運營成本，對企業價值產生不利影響。Preston和O'Bannon（1997）通過研究美國67家大公司1982—1992年的數據，得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
由此可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國內外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并且已有研究大都針對非銀行業，針對商業銀行的研究還很缺乏，這也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間。
二、研究假設
雖然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會增加成本，表面看來違背了商業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但是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會給商業銀行帶來積極的影響，帶來潛在的利益，包括投資者的信任、政府的支持、客戶的認同和員工努力工作等，最重要的是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增強了商業銀行的軟實力。為便于后續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1：商業銀行綜合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正相關。H2：商業銀行對股東、存款人、貸款人、員工、政府和社區的責任與財務績效正相關。
三、研究設計
（一）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指標體系的建立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特點，并考慮到研究的可操作性，本文設計了一套衡量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水平的指標體系，從六個利益相關者——股東、存款人、貸款人、員工、政府和社區層面，來反映商業銀行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其中各個指標的計算如表1所示。
為了研究商業銀行綜合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必須為各利益相關者設定權重。在確定各利益相關者權重方面，比較權威的是卡羅爾結構。卡羅爾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并且權重分別為4、3、2和1。徐光華和張瑞（2007）在卡羅爾結構的基礎上，認為經濟、倫理和慈善責任支出在內部利益相關者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分配的權重分別為0.6和0.4，并且在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者間是平均分配的，法律責任在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平均分配。本文以卡羅爾機構為基礎，結合徐光華、張瑞的研究來設定商業銀行各利益相關者的權重，具體權重值如圖1所示。
（二）商業銀行財務績效指標的建立
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選取凈資產收益率和凈利潤增長率作為衡量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指標。
凈資產收益率=稅后利潤/平均凈資產
凈利潤增長率=（本年凈利潤-上年凈利潤）/上年凈利潤
凈資產收益率是反映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基本指標，體現了商業銀行運用自有資本獲得凈收益的能力。凈資產收益率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收益越高。凈利潤增長率反映商業銀行當期凈利潤比上期凈利潤的增長幅度，該指標值越大說明商業銀行盈利能力越強。
本文根據張永安和邱景（2009）的研究，設定凈資產收益率和凈利潤增長率的權重分別為81%和19%，各指標的值跟各自的權重相乘后再相加，就得到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最后得分。
（三）控制變量
由于商業銀行的規模、資產負債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的不同也會對財務績效造成較大影響，所以本文添加三個控制變量：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資產規模在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時起著重要的作用，一般情況下，商業銀行規模越大，外界對其履行社會責任的期望也就越大，相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越多。本文用公司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表示資產規模。此外，資產負債率和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也是影響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重要因素。
（四）研究模型
四、實證檢驗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我國16家上市商業銀行作為研究樣本，樣本數據來源于各上市商業銀行的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考慮到單個年度的財務數據容易受偶然性因素的影響，且2009年商業銀行的財務數據波動較大，本文選取2010和2011兩個會計年度各項指標的平均值作為樣本數據。
（二）描述性統計
根據表3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
（1）樣本公司財務績效最高為27.35，最低為16.94，標準差為2.92，說明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存在差異但差異較小。
（2）從具體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來看，對股東和社區的責任履行情況差異較大，對員工和政府的責任履行情況差異較小。在社區方面，樣本公司的慈善和贊助支出占營業收入的比例較低，最高只達到0.26%，最低則只占到0.03%。
（3）在規模方面，樣本公司的差異很小，比較集中，而在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上差異則較為明顯。統計顯示樣本公司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平均達到94.12%，體現了商業銀行高負債經營的特點。
（三）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本文采用Eviews6.0軟件對其進行回歸分析。
首先，為了研究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綜合值CSP與財務績效CFP的關系，對模型（1）進行回歸。
如表4所示，估計系數為0.572，說明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為正，即社會責任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財務績效增加0.572個百分點。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商業銀行綜合社會責任CSP對財務績效CFP有顯著的影響，且是正向的。
其次，為進一步分析社會責任各個方面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對模型（2）進行回歸。
回歸結果分析如下：
（1）股利支付率、工資及福利率和公益事業投入比的系數為正，表明其對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影響為正。由P值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股利支付率、工資及福利率和公益事業投入比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是顯著的。其中，公益事業投入比的系數高達2.78，表明公益事業投入比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極為明顯。
（2）利息支付率、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和納稅比率的系數為負，利息支付率、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對財務績效的影響不顯著，而納稅比率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則是顯著的，即納稅比率與財務績效顯著負相關。
（3）控制變量中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和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財務績效均有顯著的影響，且是正向的，其中，資產規模的系數最大，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最明顯，資產負債率次之，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最小。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細分項目的分析可以看出，商業銀行對股東的責任、對員工的責任和對社區的責任對其財務績效會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商業銀行在保證資本保值增值的同時要將利潤合理地分配，取得股東的信任，從而反過來更有利于自身財務績效的增加。同時，商業銀行在持續經營過程中，要給員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支付其應得的合理的工資及福利，提供適量的培訓機會，給予員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關懷。對員工的激勵可以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減少員工流失，從而減少銀行的招聘成本和由此帶來的管理費用和培養成本，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的財務績效。對社區的責任方面，商業銀行應該利用自身的優勢扶持教育文化事業，贊助公益活動，對重大災害積極捐款救助。雖然這些短期內會減少商業銀行的利潤，但從長期來看可以增加商業銀行的知名度，提高商業銀行聲譽，這些無形的資本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的財務績效。此外，對存款人、貸款人和政府的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為負，其中，對政府的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是顯著的。對存款人的利息支出和將貸款公平地分配給貸款人會增加商業銀行的成本，但是這種影響是不顯著的。存款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資金來源，只有履行對存款人的責任商業銀行才能持續經營。對貸款人的責任中，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必須要達到國家的監管要求，即使會對財務績效帶來負面影響也必須滿足公平公正的方針政策。對政府的責任會對財務績效帶來顯著的負影響，雖然依法納稅會減少商業銀行利潤，但這是商業銀行得以經營的前提，只有依法納稅才能獲得良好的經營環境，得到政府的支持，從而實現長期和持續的發展。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商業銀行社會責任CSR與財務績效顯著正相關，即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對其財務績效會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這說明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雖然表面上看是增加了成本，但這些成本并不是沉沒成本。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能提升企業形象，增加商業銀行軟實力，從而有利于長期可持續發展，因此商業銀行應該積極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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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經營績效；典型相關分析
一、引言
當今社會，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已成為世界潮流。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商業銀行作為特殊的金融企業，其獨特的社會地位決定了它必須承擔比一般企業更加重要的社會責任。一方面，商業銀行特殊的經營內容決定了其與生俱來的公共性及社會性特質。這種公共性與社會性決定了整個社會對于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承擔有著更迫切的期待；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價值觀和實際表現對其所服務的客戶或其他行業的企業也具有一種較強的“輻射”效應，如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低碳信貸”發放政策對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將社會責任納入銀行經營戰略也是我國商業銀行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與國際銀行業實現戰略接軌，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
從實踐來看，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和銀行對社會責任進行了積極地探索。上海銀監局于2007年4月了《上海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第一次將銀行的社會責任納入監管范圍內。銀行方面，自上海浦東發展銀行2006年國內銀行業首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后，各大銀行紛紛定期其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興業銀行作為我國首家采納“赤道原則①”的商業銀行，更是在2010年3月4日國內銀行業首份可持續發展報告，該社會責任報告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指標，標志著我國上市銀行對社會責任理念的理解和實踐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從實證分析角度探討商業銀行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與其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對于商業銀行正確認識和處理自身經營發展和承擔社會責任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評價指標的選擇
商業銀行的高負債經營特性及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導致其具有廣泛而密切的利益相關者，并形成了對實體經濟的全面滲透乃至控制，其經營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國乃至他國的經濟金融安全與社會穩定，因此商業銀行在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同時，應主動把對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統一納入自身發展目標與實踐中。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經營與發展既依賴于股東資本投入，也得益于客戶、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付出的努力，因而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要對各利益相關者負責。
三、實證方法：典型相關分析
四、實證分析
（一）樣本容量和數據來源
本文分析采用的樣本為中國目前上市的14家商業銀行。相關數據來源渠道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企業社會責任中國網、各家上市銀行網站的上市銀行2007―2011年年報及社會責任報告。
（二）實證分析結果
根據各評價指標數據及典型相關分析法的操作原理，利用SPSS18.0統計軟件對指標數據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得到典型相關系數（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第一、第二對典型變量之間的典型相關系數分別為0.991、0.717，因此，第一、第二對典型變量解釋能力較強。兩個典型相關系數值都比較高，表明相應典型變量之間密切相關，但要確定典型變量相關性的顯著程度，尚需要進行典型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見表4。
表4表明，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4對典型變量只有第一對典型相關是顯著的（0.004
由于只有第一對典型相關顯著，因而這里只提取第一對典型變量進行分析，由此可以建立上市銀行社會責任指標和經營績效指標的第一典型變量相關模型。
（三）實證分析結論
通過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最近三年的社會責任與經營業績之間總體上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第一典型相關系數高達0.991），這一結論與國外學者Simpson的研究結論相符。采用典型相關分析可以揭示上市銀行社會責任和經營業績之間各因素變動的作用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銀行業正確認識企業社會責任，正確處理承擔社會責任與增進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而實現二者協調發展提供了一個客觀尺度。從長期來看，為商業銀行更加主動地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了理論依據，從而能促進制度化的社會責任運動深入開展。
參考文獻：
[1]Griffin J. And Mathon J.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debate： Twenty-five years of incomparable research[J]. Business and society，March 1997.
[2]Simpson G W. and Kohers T.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Jan 2002，35（2）：97～110.
第3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股東高利潤的回報和社會責任之間真的難以平衡嗎？畢竟，良好穩定的經濟環境是商業銀行生存發展的根本，這符合商業銀行的長期利益。經濟發生波動，借款者償債能力發生影響，最終受害的是商業銀行。
9月15日，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中央財經大學做了題為《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的演講。演講題目就可以看出央行宏觀調控效果不明顯，長期以來，讓央行最頭疼的問題是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難以控制，商業銀行的利潤追求動機與央行宏觀調控目標發生了嚴重沖突。
“商業銀行是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需要塑立社會責任意識，注重長遠利益，一旦經濟出現大起大落，銀行呆壞賬大量增加，受損失的仍然是商業銀行。”吳曉靈在演講中說，目前，商業銀行熱衷于追求短期利益，央行只能對商業銀行進行道德勸說。
宏觀調控：左右為難的平衡藝術
目前經濟過熱主要原因在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難以控制；另外，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熱錢不斷追逐資產，房地產和股市價格飆升。為了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貨膨脹，央行一方面通過發行央票回收銀行體系內的流動性，提高存款準備金，抑制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另一方面，就是通過加息來抑制貸款需求方。
從央行的角度出發，調控的壓力顯然過大。“單靠央行在市場上進行對沖和掌握匯率變化節奏，無法解決經濟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央行第五次加息當日，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論壇上無奈中帶有感慨，“對內為了抑制經濟過熱，我們需要升息，但升息又可能引來更多熱錢追逐人民幣資產，產生更多的流動性，央行的調控政策有時候處于兩難的境地，這需要藝術。”
9月14日，央行剛剛宣布年內第五次加息，一年期貸款基本利率達到了7.29%；9月1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7.5170，對美元中間價已逼近9月13號創出的7.5169的匯改以來新高。“在負利率的經濟環境下，我們預計年底至少還有一次加息。” 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告訴記者。
“央行在公開市場操作覆蓋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在財務上屬于中性。”吳曉靈在回答提問時表示，央行連續的公開市場操作本身有巨大成本，但央行有其他渠道的收入，目前基本上可以克服這些成本。今年，財政部還發行15000億特別國債購買外匯，協助央行吸收流動性，緩解了央行的對沖壓力。
中國進入加息周期，美國卻宣布減息，一加一減之間有可能加劇流動性的泛濫。黃益平認為，盡管美國減息，中國加息，一加一減之間放大了中國流動性泛濫的矛盾，但總體上來講，中國更像是全世界金融市場的避風港，這里投融資狀況是穩定的，如果出現危機，只會有更多的資金涌向中國來避難。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聯儲降息會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中國的央行在貨幣政策中操作的空間，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短期資本的流入。”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一語點睛。
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與盈利追求
“我們的商業銀行經過了股份制的改革，利潤動機增強了，但作為一個有特殊社會責任的金融機構還稍欠缺一些。”吳曉靈婉轉地批評了商業銀行只注重眼前短期利益，忽視長遠利益的短視行為。全年均衡放款，做好信貸配給，正是體現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商業銀行依然是年初多放，年末少放。商業銀行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早放款早收益，但一味追求自己的利潤是不可能創造雙贏局面。
“中國經濟已經出現過熱跡象，今天放出去的款，你能保證都能回來嗎？當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的時候，這些貸款都會變成呆壞賬。”花旗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告誡國內同行。
國內商業銀行大都是國有控股，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應該遵照執行。吳曉靈希望商業銀行遵從中央銀行的道德勸說，控制自身信貸規模，調控銀行資產運用，以求平衡貨幣供應量。但是，中國商業銀行收入來源單一，主要依靠存貸差收入，這個局面不改變，商業銀行不可能聽從央行的道德勸說。
“國內商業銀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存貸差收入，中間業務所占的比例很小，控制信貸規模就等于商業銀行犧牲自己的利益，何況商業銀行還處于激烈的競爭之中，有來自銀行業內部的競爭，也有來自資本市場其他融資渠道的競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業銀行人士告訴記者，目前，國內商業銀行都在改制上市，追求股東價值和資產回報本身沒有錯。
“除了監管政策要求必須做的之外，央行的道德勸說，外資銀行是不會聽的，商業銀行作為企業都有自己的發展目標和考慮。”前深發展銀行行長韋杰夫說出了外資商業銀行敢做不說的理由，“外資銀行包括所用上市銀行要服從股東利益長期增長，實際上股東行為影響到董事會的決策，必須要考慮到董事會他們的想法和需求。”
股東高利潤的回報和社會責任之間真的難以平衡嗎？畢竟，良好穩定的經濟環境是商業銀行生存發展的根本，這符合商業銀行的長期利益。“經濟發生波動，借款者償債能力發生影響，最終受害的是商業銀行。”吳曉靈反復強調。她主張銀行董事會要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上，發揮主導作用。
那么，如何找到一條符合宏觀調控方向，又滿足商業銀行利益追求的策略呢？
第4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關鍵詞: 社會責任；財務業績；CEO薪酬；利益相關者
一、引言
伴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商業銀行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也備受各界關注。自2006年起，監管部門相繼出臺文件，逐步將社會責任納入監管范圍。2006年9月深圳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倡導上市公司積極承擔社會責任；2007年12月中國銀監會《關于加強銀行業金融機構社會責任的意見》，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采取適當的方式社會責任報告；2009年1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該承擔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并于每年6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各商業銀行積極響應相關監管規范，并逐步重視社會責任對自身發展的影響。2006年浦發銀行了該行2005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成為國內首個社會責任報告的商業銀行；2007年建設銀行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首份社會責任報告；自2008年起所有上市銀行均了社會責任報告。那么，各上市銀行承擔社會責任的現狀如何？哪些因素決定了上市銀行的社會責任水平？財務業績和CEO薪酬對上市銀行社會責任承擔有沒有影響？本文試圖通過實證分析回答以上問題。
二、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本質上是各利益相關者所締結的“一組契約”，企業發展取決于利益相關者的長期合作，企業目標是為各利益相關者服務，企業各項制度安排要平等對待每個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那么，誰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是“任何能夠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目標所影響的團體或個人（Freeman,1984）。[1]”按照最寬泛的定義，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員工、債權人、消費者、供貨商、政府部門、相關的社會組織、企業所在社區等等。眾多的利益相關者是不同質的，他們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具有很大差異。Clarkson (1995) 根據與企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將利益相關者分為主要利益相關者和次要利益相關者。前者是指若沒有這些群體的參與，企業就無法生存，包括股東、員工、顧客、供應商；后者是指間接影響企業的運作或受到企業的間接影響的群體，他們對企業的生存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比如媒體等[2]。Wijnberg（2000）認為股東、債權人、員工、客戶、供應商和政府及社區等為第一層級利益相關者，他們是公司生存和永續經營不可或缺的人[3]。企業存在的意義在于能夠通過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專用性投資而創造某種準租金或組織盈余，并且作為某種增長機會集而存在和發展。對企業而言，利益相關者不僅是契約的締結者，而且是企業這部機器中的齒輪。只有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企業這部機器才能正常而高效地運轉。利益相關者理論明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責任對象，幫助社會責任理論找到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方法和社會責任促進企業發展的理論依據。
Howard R.Bowen（1953）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標志著現代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開啟了企業社會責任(CSR)時代。此后，伴隨著企業社會問題的加劇，學術界對CSR問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而CSR與公司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成為研究的熱點。然而，研究結論并不一致。Griffin 和Mahon(1997) [4]；Roman、Hayibor 和 Agle(1999) [5]；Margolis 和Walsh(2001) [6]對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財務業績關系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了綜述和梳理，歸納出三種不同的研究結論：正相關、負相關、無關或沒有結論，但在采用了更加嚴格的分類方法之后，他們發現了更多的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財務業績關系正相關的證據。即總體來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促進企業績效的增長。
國內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研究較晚，大部分文獻是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性分析，實證研究較少。沈洪濤（2005）首次對我國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我國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互為因果，彼此影響，互相促進[7]。李正（2006)以我國上海證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問題。結果表明,從當期看,承擔社會責任越多的企業,企業價值越低；但從長期看,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會降低企業價值[8]。田虹（2009）分析了通信行業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研究表明當期公司社會責任指數與企業利潤、企業競爭力、企業成長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前三期企業社會責任指數與企業競爭力、企業成長的正相關關系也比較顯著[9]。
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而對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研究較少，很少考慮高管薪酬在企業社會責任承擔方面的作用。另外，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相關文獻在進行實證研究時通常都會剔除金融行業，使得針對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實證研究很少。本文試圖從財務業績、高管薪酬的角度，研究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解釋CEO薪酬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激勵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變量定義
本文以滬深兩市上市銀行2006-2009年數據為研究樣本 ，共50個樣本觀察值。為增加樣本觀察值的數量，提高分析的精度，在回歸分析時采用橫截面和時間序列的混合數據。樣本數據來自各上市銀行年度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經作者手工錄入。
本文的研究涉及社會責任變量、財務業績變量、高管薪酬變量、銀行規模變量、治理結構變量等。
1．社會責任變量
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聲譽指數法，由專家學者通過對公司社會責任方面的相關政策進行主觀評價后打分排序；第二種是內容分析法，通過分析公司已公開披露的各類報告或文件，來確定每一個特定項目的數值。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衡量上市銀行的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公司社會責任明確了責任的指向,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商業銀行應對其利益相關者尤其是關鍵利益相關者承擔社會責任。商業銀行的關鍵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股東、員工、客戶、社區等，由此，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可分為對政府的責任、對股東的責任、對員工的責任、對客戶的責任、對社區的責任等。基于可計量和可操作的原則，本文在計量上市銀行對國家、股東、員工、客戶、社區的貢獻時，僅考慮能夠用貨幣計量的部分，忽略一些不可計量的因素。對國家的貢獻以納稅總額（包含營業稅金及附加、所得稅）表示；對股東的貢獻以凈利潤衡量；對客戶的貢獻以向客戶支付的存款利息總額表示；對員工的貢獻以支付給員工的工資和福利總額表示；對社區的貢獻以企業的對外捐贈總額衡量。為避免絕對數指標在不同銀行之間的不可比性，本文采用相對數指標“每股社會貢獻”和“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作為衡量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的綜合指標。每股社會貢獻等于銀行年度社會貢獻總額除以年末發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數；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等于年度社會貢獻總額除以年度營業收入。上市銀行社會責任衡量指標如表1所示。
2．財務業績變量
財務業績指標通常有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等。有學者認為，有些上市公司為迎合監管部門的規定，對凈資產收益率存在著大量的利潤操縱行為（陳小悅等，2001）[10]，所以，較多文獻采用總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公司財務業績的變量。本文為了更全面地說明問題，分別采用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指標作為銀行財務績效的變量。總資產收益率是凈利潤與資產總額之間的比率，反映的是總資產的獲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是凈利潤與股東權益之間的比率，反映的是所有者投入資本的獲利能力。這兩個指標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商業銀行的獲利水平，也是銀行資金運用效率和財務管理能力的綜合體現。
3．高管薪酬變量
CEO是銀行的最高管理者，在銀行決策中起著關鍵性作用。相應地，CEO在社會責任承擔方面是最關鍵的決策者。本文以上市銀行CEO薪酬作為高管薪酬變量。對于那些在年度中間任職的CEO，年報披露的報酬非全年報酬，而只是任職后的當年報酬，為增強數據的可比性，本文將這些數據折算為年報酬。
4．控制變量
本文以銀行規模（總資產的自然對數）、控股股東性質、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資本充足率和上市年限為控制變量。其中控股股東性質為虛擬變量，當控股股東是國有股(包括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時其為1；當控股股東為非國有股時其為0。
（二）研究假設
承擔社會責任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需要花費企業的一定成本，這些必須以企業的財務業績作保證，良好的財務業績可以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所需資源，即企業的財務業績越好，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越強。沈洪濤（2005）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也證明，我國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互為因果，彼此影響，相互促進。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財務業績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
是否承擔社會責任以及怎樣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的高層管理者決策的結果。換言之，高層管理者尤其是最高層次的決策者CEO在制定企業相關政策，承擔社會責任行為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而薪酬作為一種激勵工具對CEO的決策行為會產生影響。Lois Schafer Mahoney and Linda Thorn(2006)對加拿大公司的實證研究證明，高管薪酬在激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11]。企業對利益相關者的貢獻越高，越能夠得到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他們對企業的投入也越多，企業的長期價值也越高。CEO薪酬越高，他們越有動力致力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提高企業的聲譽,從而更有動力做出有利于利益相關者價值的決策。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CEO薪酬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
公司的規模制約著企業參與社會責任的程度(Krishna Udayasankar,2007)[12]，較大規模的企業受社會大眾的關注相對較多,他們為社會公眾所熟悉，具有更強的社會影響力，往往承擔較多的社會責任；在組織方面，大企業可能有更完善、更成熟的對外應變機制，所以對社會責任問題的理解與處理能力也更強（Donaldson L.,2001）[13]。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企業規模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
（三）模型構建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構建兩個模型：模型1和模型2。與模型1相比，模型2增加了財務業績與CEO薪酬的交互項PERF×COM，用于檢驗不同財務業績下，CEO薪酬對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的影響。
模型2中的解釋變量增加了一個交互項PERF×COM，其中銀行業績變量（PERF）分別用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 表示；控股股東性質(OWN)、控股股東持股比例（TOP1）、資產負債率（LEV）、資本充足率（CAR）、上市時間(AGE)為控制變量。
由于被解釋變量CSR分別用每股社會貢獻（SRPS）和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SCRR）衡量，銀行業績變量（PERF）分別用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衡量。因此，模型1和模型 2 又可具體表示為4個方程，分別用模型1.1、1.2、1.3、1.4，模型 2.1、 2.2、2.3、2.4表示。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結果（表3）顯示，就全部樣本來看，上市銀行每股為利益相關者貢獻3.2356元，但是各銀行每股社會貢獻差異較大，最大值9.9543元，最小值僅0.6949元；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在1.057至2.1295之間，各樣本之間的差異相對較小。總資產收益率平均值為0.98%，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為16.4178%。各樣本之間CEO薪酬相差懸殊，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4.8倍，平均值為413.4萬元。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在5.9% 到67.53%之間變化，平均為27.29%，資產負債率平均為94.24%,資本充足率平均為12.2878%，各銀行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時間差異較大，最長的為18年，有6家銀行2007年后（含2007年）才上市。
（二）回歸分析
本文的回歸分析結果（表4、表5）顯示：
1．上市銀行財務業績顯著影響其社會責任承擔，但對社會責任的不同指標影響方向不同。當社會責任變量以每股社會貢獻（SRPS）表示時，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均表明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與社會責任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當社會責任變量以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SCRR）表示時，模型1顯示了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與社會責任之間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出現以上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這兩個衡量社會責任的指標(SRPS和SCRR)缺乏統一的口徑，雖然兩個指標的分子相同，都是企業社會貢獻總額，但SRPS是將社會貢獻總額除以企業發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數，而SCRR則是將社會貢獻總額除以企業的營業收入。由于不同企業每股所代表的凈資產不同，因此，相比較而言，SCRR 在不同企業間的可比性更強。本文之所以用SRPS作為衡量銀行社會責任指標之一，是因為目前幾家大型上市銀行披露的社會責任報告中均報告了該指標的數值，同時也便于將研究結果進行對照和比較。當社會責任以每股社會貢獻（SRPS）表示時，本文的假設 1 成立。
2．CEO薪酬與上市銀行社會責任顯著正相關。當社會責任變量為每股社會貢獻時，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CEO薪酬與社會責任的正相關性不顯著，而當加入財務業績與CEO薪酬的交互項 ROA×COM、ROE×COM 時（模型2），CEO薪酬與社會責任之間呈現了顯著的正相關性。當社會責任變量為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時，模型1和模型2均顯示了CEO薪酬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CEO薪酬在激勵決策層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的假設 2 成立。
模型2中，無論是以每股社會貢獻作為社會責任變量，還是以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作為社會責任變量，交互項ROA×COM和ROE×COM的系數均為負數，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此我們得出結論：CEO薪酬對社會責任的激勵作用，財務業績好的公司顯著小于財務業績差的公司。換言之，與財務業績好的公司相比，CEO薪酬在財務業績差的公司對社會責任的激勵更為有效。
3．資產規模與社會責任顯著負相關。模型1.1、1.2、1.4、2.1、2.2 的回歸結果均說明，資產規模與上市銀行社會責任顯著負相關，這與 Krishna Udayasankar（2007）等的研究結論不相符。也就是說，規模大的上市銀行并沒有承擔起與其規模和社會影響力相對應的社會責任。本文的假設3不成立。可能的解釋是：與規模大的銀行相比，規模小的銀行可能會對變化的環境迅速作出反應，根據市場變化靈活調整其應對方式，迅速將社會和環境利益融入其產品或服務之中（Goffee R., Scase R，1995）[14]。相比而言，規模小的銀行對利益相關者的相對貢獻更大。
4．控股股東性質顯著影響上市銀行社會責任。模型1和模型2的8個回歸結果均顯示了控股股東性質與銀行社會責任之間的顯著正相關性，其中7個回歸結果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1個回歸結果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國有控股上市銀行履行社會責任的程度較強。這與我國長期以來對國有企業的定位有一定關系，國有企業傳統上一直是具有大量社會角色和義務的意義廣泛的社會組織，盡管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減少了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但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仍然具有其歷史傳承性。
5．資產負債率、資本充足率與社會責任顯著正相關。模型1和模型2的所有回歸結果都表明，資產負債率、資本充足率均在5%的水平上對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產生正向影響。銀行資本越充足其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就越強，資產負債率越高其支付給顧客的利息越多，對利益相關者的貢獻總額也越多。
實證研究結果還顯示，銀行上市時間長短對每股社會貢獻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無顯著影響；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無顯著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滬深兩市上市銀行的數據，首次對財務業績、CEO薪酬與商業銀行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1）上市銀行財務業績顯著影響其社會責任，但對社會責任的不同指標影響方向不同。當社會責任變量以每股社會貢獻表示時，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與社會責任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當社會責任變量以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表示時，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與社會責任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2）CEO薪酬對社會責任具有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但對財務業績好的銀行的激勵作用顯著小于財務業績差的銀行。（3）影響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的因素還有資產規模、控股股東性質、資產負債率、資本充足率等。資產規模與社會責任之間具有顯著的負向相關性；控股股東性質顯著影響上市銀行社會責任的承擔程度；資產負債率、資本充足率與社會責任顯著正相關。
根據研究結果，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承擔的現實，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規范商業銀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雖然目前所有上市銀行均披露了社會責任報告，但各銀行所披露的內容和方式還缺乏統一的標準。有些上市銀行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面定性描述較多，缺少具有綜合性的量化指標。為增強不同銀行間信息的可比性，建議監管部門規范商業銀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范圍、內容和方式，要求同時披露“每股社會貢獻”和“社會貢獻與營業收入之比”兩個衡量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指標，進一步提高社會責任信息的有用性，有效保護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第二，建立基于社會責任和財務業績的商業銀行高管薪酬決定機制。本文的研究表明，CEO薪酬與上市銀行社會責任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為充分發揮高管薪酬對社會責任承擔的正向激勵作用，商業銀行在建立高管薪酬決定機制時，應將社會責任和財務業績共同納入考核范圍，從而使高管層進行經營決策時，不僅僅考慮決策的財務后果，還要考慮決策對利益相關者的貢獻，即決策的社會責任后果。
第三，加強商業銀行自身建設，提高商業銀行競爭力。財務業績與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每股社會貢獻）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財務業績的改善能顯著提高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水平。商業銀行財務業績的提高有賴于其較強的競爭能力和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商業銀行需通過不斷創新業務、優化服務、強化管理來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和經濟實力，為社會責任的履行提供堅實的基礎和保障。
本文的不足在于：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以對關鍵利益相關者的貢獻作為衡量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履行程度的指標，但對利益相關者貢獻的衡量僅局限于顯性的、能夠用貨幣計量的部分，忽略了一些不可計量的因素。如對員工貢獻僅考慮支付給員工的工資和福利總額，忽略了員工滿意度等其他方面；對顧客貢獻僅考慮支付給顧客的利息，忽略了為顧客提供的服務等其他因素；對社區和環境的貢獻僅考慮了企業的對外捐贈，忽略了綠色信貸、對中小企業的扶持等因素。因此，本文對社會責任的衡量指標尚不夠全面。另外，由于本文是針對上市銀行進行的研究，鑒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本文研究結論的普適性還有待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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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Performance, CEO Compensation and Commercial Bank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Banks
Zhu Mingxiu
(Accounting college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第5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治理;多任務委托;社會責任;激勵契約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92(2012)04-0058-05
Multitask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s Incentive Contracts QU Shi-you1, CUI Ying2
(1.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 and social welfare becomes one of the aims of the executives in commercial banks. More targets lead to the incentives more complex. In the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analyze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tasks executives taking, establish a multitasking principal-agent model based on the Holmstrom-Milgrom model, and then obtain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supervisory department and social public are unable to achieve the optimal incentives, the administrators endeavors more to pursue profits instead of the risk contro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long run, if the executives would like to obtain the optimal incentive, they have to keep a constant and stable endeavor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ommercia banks; multitasking principal-ag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centive contracts
1 引言公司治理理論中，委托理論始終占據重要地位。該理論的中心問題就是委托人如何提供最好的激勵契約使得人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完成任務。可見，人應完成的任務目標是激勵契約履行的目的。與一般企業不同，商業銀行具有利益相關者眾多、經營目標較多、監管更為嚴格和信息透明度較差等特殊性，其委托關系與人應完成的任務亦更為復雜。隨著公司治理機制的不斷完善，除最大化股東利益和控制風險以保證商業銀行穩定經營之外，保護債權人利益以及全社會福利也成為了商業銀行高管的任務之一。在更多的任務目標條件下，商業銀行激勵契約亦需要不斷優化。這不但從理論上豐富了激勵契約的研究，也有助于提高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實踐水平。
本文將在委托框架下，進一步分析商業銀行委托關系與高管所承擔的任務內容，基于此在Holmstrom-Milgrom模型框架下建立多任務商業銀行高管激勵契約并求出最優解。
第6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今年4月新近出爐的上市銀行年報顯示，2008年，中國工商銀行實現利潤1112億元，同比增長35.2％；中國建設銀行實現利潤926.4億元，增長34％；中國銀行實現利潤643.6億元，增長14.42％；交通銀行實現利潤283.93億元，增長40.05％。從全行業看，2008年，中國銀行業實現稅后凈利潤5834億元，同比增長30.6％；資本回報率17.1％全行業利潤總額、利潤增長和資本回報率等指標名列全球第一。
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當然有責任通過必要的增值與贏利為作為實際出資人的全體國民利益負責，但是與此同時又需看到的是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存貸款利差，銀行的利潤越高即意味著存貸款利差越大，銀行的利潤不斷創新高，也就意味著儲戶與貸款企業從中所能獲得的利益空間在縮小。也就是說，如果銀行與儲戶、貸款企業之間分享的利益“蛋糕’是不變的話，銀行的利潤不斷增高也就意味者儲戶與貸款企業所能分享的“蛋糕”在變小。從這個意義上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利潤大幅增長，中國銀行業資本回報率全球第一，于儲戶權益得當更大尊重及貸款企業降低經營成本來說，并不一定是什么利好消息。
國有商業銀行“惟利是圖”，也極其容易誘發金融風險。民營性質的銀行，由于其出資人與經營者相統一，一切損失自負，所以會盡最大努力避免經營風險。但是國有商業銀行出資人與經營者相分離，企業贏利越大，經營者個人所能獲得的好處也越大，與此同時，如果出現呆賬、死賬，經濟損失卻不用其自擔，這樣一來就極其容易誘發經營者的冒險行為，從而為國有商業銀行制造經營風險。近些年來，部分國有商業銀行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部分銀行負責人為最大限度地獲取個人利益回報與升遷資本，不顧房地產市場存在的隱患無節制地向房產開發企業貸款，從而導致銀行一定程度地被陷入困境的房地產市場所“綁架”，為金融運行安全埋藏下巨大風險，就是國有商業銀行“惟利是圖”可能帶來危害的明證。
第7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中國銀行業的社會責任
在近幾年的中國金融改革中,中國銀行業尤其是商業銀行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與國際銀行業相比,國內銀行業發展仍存在粗放和沖動的特性。銀行相繼上市后,股東對業績增長和股價上漲的期待,更迫使管理層愈加注重經營利潤的增長,忽視社會責任的擔當。
小到開征小額賬戶費、跨行查詢費等銀行收費問題成為讓商業銀行困擾的一大尷尬。大到近年來,在不少違規違法的經濟事件背后都有銀行的影子,如果沒有銀行的信貸資金支持,形成“違規氣候”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例如在“內蒙古新豐電廠事件”與許多房產開發中發現的巨額資金“委托貸款”形式,使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在實際中難以執行,大大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實際效果。在利益沖動下,一些銀行對政策法規和社會道德評判的漠視,導致社會大眾對銀行業產生“資本無道德”曲解。
經濟學家成思危最近撰文大聲疾呼:“那種資本無道德,財富非倫理,為富可以不仁的經濟理論和商業實踐,不僅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中國社會也已經不能容忍。”
其實,商業企業自覺主動地肩負起所應擔當的社會責任,早已成為“國際慣例”。就國際金融行業而言,不少外資銀行巨頭,都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衡量自己是否屬于現代企業的一個重要標準。因此,不少銀行界人士和監管部門都越來越緊迫地意識到,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和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進程中,國內銀行業亟需按“國際慣例”,肩負起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
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已經或將要通過上市轉變為公眾公司。這意味著,不僅其財務指標、經營業績將受到投資者關注,其企業文化、企業形象、企業行為也將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所以,對競相上市的商業銀行來說,積極承擔其社會責任,也是其成功轉型為公眾公司的重要一環。
用愛心踐行社會責任
作為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佼佼者,招商銀行自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自身的社會責任。在去年10月15日成立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中,招行行長馬蔚華還當選為的首屆會長。
采訪中,馬蔚華行長認為隨著中國企業逐漸融入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在越來越自覺地把企業和社會聯系起來,比如環保、捐資助學、賑災捐助等等,一方面履行社會責任,可以使中國企業獲得一個通向國際市場的通行證;另外這也是使中國企業創建國際化強勁品牌的戰略性舉措。
作為一個商業銀行如何來履行社會責任?馬蔚華認為，首先，商業銀行作為一個企業的主體,特別是作為一個股份制上市公司,首先應該給股東提供最大的回報;其次，金融業作為高風險行業,社會責任是盡最大限度保證公眾資產安全;再次，是作為一個服務性行業,應該使自己真心誠意地為客戶服務; 最后，作為企業公民應該為社會奉獻愛心。
招商銀行秉承“源于社會,回報社會”的宗旨,自1994年以來,就主動地在扶貧、教育、環境保護等領域做了一些積極探索,并先后被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民政部授予“中國紅十字博愛獎章”和“愛心捐助獎”,并五次榮獲“中國最受尊敬企業”稱號。招行的主要做法有:
一是紓貧解困,關注民生。
1998年9月,招行在國務院扶貧工作領導小組組織下將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所轄的武定、永仁兩縣確定為招行的定點幫扶縣,與兩縣干部群眾一道向貧困和落后宣戰。
一方面,發放小額信貸,培植“造血”功能。從2001年6月起,招行推出小額信用貸款扶貧項目,撥出專款400萬元,幫助兩縣農民用于種植、養殖等產業,在兩縣建立了小額信貸工作站和十多個小額信貸服務中心,扶持農戶近700戶。通過小額信貸,農民收入有了顯著提高。
另一方面,加大了溫飽示范村建設力度。先后建設溫飽示范村7個,為兩縣修建抽水站1座、引水渠80米、引水管5500米、大小蓄水池54口、建沼氣池404口、修路20條、架橋3座。
二是捐資助學,支持教育。
2001年,馬蔚華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考察山區的教育。
看到孩子們在年久失修、不能遮風擋雨的黑屋子里讀書,還有大批孩子因交不起學費失學,連這樣的受教育機會都享受不到,馬蔚華的心里非常沉重。讓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過早地遭受貧窮的侵蝕是一種罪過啊。孩子們有無限的未來,要讓他們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接受嶄新的知識和觀念,成為發展彝族的新鮮血液。
為此,招行下了決心,一定要努力改變山區辦學條件,讓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七年來,他們加大對貧困地區教育的投入力度,先后捐款500多萬元,在永仁、武定修建了15所招銀希望小學,為2000多名孩子改善了讀書環境。還對部分校舍進行了修繕,購置教學用品,改善了教學條件,解決了部分貧困山區學生讀書難的問題。同時,開展“1+1”結對助學,他們的員工和貧困學生結成幫扶對子,捐款捐物計1700萬元,共資助中小學生4735人次,使眾多輟學兒童重返校園,使許多品學兼優的學生得以繼續學習。
招行員工不僅在經濟上慷慨解囊,而且通過書信往來,在思想上、學習上對孩子們給予了極大的關心,使特困學生感受到社會的關愛,增強了他們奮發學習、建設家鄉、報效祖國的信念。在他們資助的學生中,有76名學生考上了大、中專院校。通過教育助學,他們正在用實際行動踐行著“扶貧先扶智,扶智靠教育”的理念。
三是救災抗洪,熱心公益。
據統計,近年來,招行為各種公益事業累計捐款5000多萬元,員工捐款1000多萬元,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盡了一些綿薄之力。
銀行企業還需要什么
在采訪中,馬蔚華行長指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企業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也需要通過制度加以界定和明晰,借鑒國外企業公民社會責任評價方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公民評價體系,從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方面對企業進行評價,使企業的經營與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
作為一家國際性金融機構,招行需要在相應的標準指引下明確提出“嚴格審核,道德經營”的理念,將這種理念和責任嵌入到銀行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比如,放貸業務、固定收益投資組合業務等等,是否符合集團的“社會責任標準”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需要專門建立了一套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組織體制和有助于透明管理的監控制度,運用指標化的企業社會責任監督系統,監督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實施狀況。
為促進銀行業肩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上海銀監局制訂了一份《上海銀行業金融機構公司社會責任指導意見》,目前正在征求意見中。據悉,這也是我國銀行業改革發展道路上的第一份此類指導性文件。但對于中國社會責任事業的發展,馬蔚華行長指出需要更多行業、企業、社會成員的參與。為此需要制定出一部既符合中國現實實際又具有理論前瞻性的社會責任標準,來規范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8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最初約在1980年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針對經濟不斷增長而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嚴重的人口問題而提出的。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可持續發展的觀點認為,企業、社會和環境是和諧共存的,企業活動是在特定環境和社會中進行的。企業在做決策時不僅應基于財務/經濟方面的因素,還應考慮企業活動對社會、環境以及其他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銀行作為特殊的公眾企業,既依賴于股東資本投入,也得益于客戶、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以不同資源為銀行所付出的努力,銀行的行業特性要求其發揮和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即主動把對經濟、社會和環境和諧統一的追求納入自身發展目標,真誠推動與各利益相關者的互動。銀行不僅為社會和公眾提供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為客戶和社區傳遞和增加價值,更由于其在配置與調控資源上的獨特作用,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樞紐,從而對其社會責任提出更高的要求。
商業銀行的行業特性要求其發揮和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如貫徹國家財政金融政策,主動引導信貸投向,確保金融市場穩定,有效防范化解風險;主動履行社會責任,真誠推動與各利益相關者的互動,把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和諧發展納入銀行戰略目標,在提供金融服務和產品中實現盈利和可持續發展。
社會責任理念植入商業模式的內在邏輯
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從本質上講是企業的價值創造邏輯。一個商業模式是對一個組織如何行使其功能的描述,是對其主要活動的提綱挈領的概括。它定義了公司的客戶、產品和服務。它還提供了有關公司如何組織以及創收和盈利的信息。商業模式與(公司)戰略一起,主導了公司的主要決策。商業模式還描述了公司的產品、服務、客戶市場以及業務流程。
商業模式的創新貫穿于企業經營整個過程中,貫穿于企業資源開發、研發模式、制造方式、營銷體系、流通體系等各個環節。每個環節的創新都可能變成一種新的成功的商業模式。因此,成功的商業模式不一定是技術上的創新,而可能是對某一環節的改造,或是對原有模式的重組、創新,甚至是對整個游戲規則的顛覆。在所有的創新中,商業模式創新屬于企業最本源的創新。離開商業模式創新,其他的管理創新、技術創新都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和盈利的基礎。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說過:“當今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
當前,我國企業白熱化的競爭,已經從資源的競爭、效率的競爭、品牌的競爭發展到商業模式的競爭。中國的經濟環境逐漸從紊亂過渡到規范,許多企業商業模式的發展也相應從自發到自覺、從模糊到清晰。在戰略和執行之間,商業模式作為企業經營的方法論,是企業參與社會競爭的立足點,決定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競爭潛力,決定企業發展的未來。為了實現客戶價值最大化,商業模式把能使企業運行的內外要素創新性地整合起來,形成高效率的具有獨特核心競爭力的運行系統,并通過提品和服務, 達成持續贏利的目標。
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也面臨著利率市場化、產品服務同質化、風險管理體系不清晰等重大挑戰,如何對商業模式進行調整和創新,適應當前經濟金融發展趨勢,是商業銀行需解決的重大發展戰略問題。
銀行社會責任的實踐方式。在銀行社會責任的實踐方式上,按照銀行履行社會責任是否與銀行自身業務相結合,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是與自身業務并不相關,銀行只是單純地拿出一部分利潤轉移支付給利益相關者,典型的方式為納稅和慈善捐贈;另一種是將社會責任與自身業務結合起來,奉行戰略連接的策略,在銀行的業務拓展和具體經營環節中體現社會責任。本文所說的將銀行社會責任融入商業模式便大致是第二種實踐方式。而且,更進一步地,由于商業模式是企業內在的經營邏輯,將社會責任嵌入商業模式便不再是零散的業務結合活動,而是從企業生存方式上來體現社會責任。只有如此,企業社會責任才能行之久遠,企業社會責任才能與企業經營行為有機結合在一起。
近些年來,上市銀行圍繞如何踐行銀行社會責任進行了積極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創意的見解,其中興業銀行提出的“寓義于利”集中體現了將社會責任融入商業模式的思路。它要求銀行遵循市場準則,把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金融作為現代銀行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導向,通過提供卓越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來發揮影響力,支持社會、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通過這樣一種以社會責任為指引的經營管理活動,銀行得以開辟出屬于自己的“藍海”,進一步增強核心競爭力,并最終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貫穿于銀行經營的各個環節,公司治理、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產品創新、信貸投向、同業關系等多個方面都可以植入社會責任理念,形成商業模式創新,從而推動銀行可持續發展。
建設和諧股權文化,有效傳遞了公司價值,合理引導市場預期。目前,上市銀行成為中國上市公司中業績最好的行業,其良好業績得益于其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充分透明的信息披露、良好的投資者關系和和諧的股權文化建設。僅以投資者關系為例,如工商銀行,自上市以來就一直高度重視投資者關系管理,它們以保障投資者權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為目標,打造主動型、互動式和精細化的投資者關系平臺,推動公司市場價值與內在價值的動態統一,樹立公司在資本市場的良好形象。其他上市銀行也相繼設立專職的投資者關系管理和信息披露部門、配備專職人員,為構建良好投資者關系提供組織保證。
把環境風險納入全面風險管理、引導金融資源配置,推動可持續發展。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經濟從“高碳”向“低碳”轉型的機遇以及利益相關者溫室氣體減排的要求,越來越多的上市銀行在加速實現總體商業目標的同時,積極從經營理念、風險管理、銀行業務、銀行產品和服務對象等多個方面進行創新,推動環境、社會、企業和銀行的和諧發展。
興業銀行在國內首創推出的能效融資項目,使其樹立了中國“綠色信貸”先行者與倡導者形象, 2008年10月31日,興業銀行成為全球第63家、中國首家赤道銀行。興業銀行董事會在2008年底制定了《興業銀行環境與社會管理政策》,將環境因素納入商業決策的考量范圍,支持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
支持綠色信貸,開辟新的業務領域。在新興市場中,出現了與銀行社會責任相關的四個新興商業領域,分別是可持續供應的能源、清潔生產、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對低收入群體的金融服務。以生物多樣性為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會因為綠色消費主義的興起而變得愈加重要,認同綠色消費主義的消費者不單單考慮產品的價格,還會考慮產品生產的全過程,因而會非常關注產品是否會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危害。應對消費需求的這一變化,銀行應重點支持那些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模式。
構建銀銀平臺,推進合作共贏。秉持社會責任理念,上市銀行還應妥善處理與中小金融企業的業務合作與競爭關系,力求合作共生,共同建立和諧的金融生態環境。如興業銀行推出的“銀銀平臺”,以“共享資源、創新服務”為基本理念,通過輸出核心的產品、服務、技術,與擁有區域性網點優勢的城商行、農信社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共同成長,從而達到中小型銀行的和諧共生和多贏局面,并力爭為廣大客戶提供更多的網點服務便利和更優質的整體金融服務。
與中小銀行合作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重塑銀行業價值鏈的過程,與價值鏈體系的上下游企業共同承擔責任,建立共同承擔社會責任的合作共贏機制,通過一致性戰略和一體化標準,使價值鏈上的所有參與者一起建立共同履行企業責任的價值鏈。
把服務中小企業作為銀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通過積極實踐,上市銀行普遍認識到,大力開展中小企業金融業務,不僅是中小企業發展的需要,也是銀行自身戰略轉型和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需要。為此,它們從深化機制、完善機制、加快創新、政策傾斜等措施入手,已經在中小企業金融領域形成了自己的業務特色,并取得了中小企業的普遍認可和良好的社會效應。
履行社會責任中的挑戰與機遇
第9篇：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范文
關鍵詞:社會責任;赤道原則;綠色信貸;金融;典范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8-0075-03
引言
美國學者奧立弗?謝爾頓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創造性地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滿足人類需求的責任聯系起來。企業的社會責任可分為內部社會責任和外部社會責任。內部社會責任指企業對員工的義務,包括為員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與員工簽訂公平的勞動合同等。外部社會責任指企業對員工以外的其他利益體的義務,包括為股東帶來滿意的回報、為消費者提供合格的產品和服務等。
根據金融機構社會責任的對象不同,可分為對存款人、貸款人、政府和員工的社會責任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功能使其對環境有間接的影響,它應該將單純追求盈利性的信貸供給轉向對環境污染項目進行資金控制的綠色信貸。這種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不但能增強自身美譽度,而且當股民看到銀行是一個支持環保的負責任銀行時,反過來也會促進銀行發展。
一、赤道原則概況
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即EPs)是2002年10月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提出的一項企業貸款準則,旨在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截至2009年11月,采用“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已有68家,業務遍及全球100多個國家,項目融資總額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總份額的80%以上。它們中既有世界知名銀行,也有保險公司、出口信貸機構等。加入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不僅有發達國家的,也有發展中國家的成員,如阿根廷、巴西、多哥、烏拉圭等。但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接受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只有8家:日本3家,中國1家,澳大利亞4家(見下圖)。
各國加入赤道原則的銀行比
加入赤道原則的銀行概況圖
赤道原則是一種自愿性金融行業基準。接受這些原則的金融機構無須簽訂協議,無須加盟,只需對外宣布已經或將要建立與該原則一致的內部政策和程序即可。金融機構的利益相關體如政府、非政府組織等認為,銀行有責任和義務對融資項目的環境社會問題進行審慎性調查并督促項目發起人采取有效措施減緩項目帶來的負面影響。金融機構履行社會責任的壓力加速了赤道原則的產生。
赤道原則的第一條是基于國際金融機構的環境和社會篩選準則,根據項目潛在的風險程度,規定了項目的分類標準。分別是A類、B類和C類(分別代表高、中、低級別的環境或社會風險)。當被評估項目屬于B、C類標準時,赤道原則并不會立即拒絕向項目發放貸款,而是對項目具體建設標準提出修改意見。然后赤道銀行和項目發起人進行進一步討論。最后,赤道銀行與項目發起人重新簽訂關于降低項目環境破壞的協議后,赤道銀行仍可對此項目進行融資。由此可見,赤道原則是一個動態機制,從最初評價到項目發起人自愿調整施工方案再到赤道銀行發放貸款,整個過程可以大大減少項目建設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而銀行作為控制資金的一方,可能比行使一般審批權的政府更有權力引導項目建設。
另外,赤道原則還分別對借款人情況、融資申請、評估報告、社會環境標準、報告制度等進行了詳細說明。
二、赤道原則在國內外的實踐
(一)赤道原則經典案例
薩哈林二號油氣項目案是關于赤道原則實踐的經典案例。薩哈林二號油氣項目由殼牌控股公司――庫頁島能源公司發起,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作為發起行,融資機構包括瑞士信貸銀行、摩根大通銀行、瑞穗銀行等6家赤道銀行和兩家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計劃在2008年初投產。此項目位于俄羅斯遠東的薩哈林島,包括海上石油平臺、陸地煉油工廠等眾多子項目。其主要平臺位于瀕臨滅絕的灰鯨捕食海域,項目管道線路計劃穿越200條河流及其支流,而這些河流是野生大馬哈魚的產卵地。2004年,來自15個國家的39個非政府聯盟質疑薩哈林二號油氣項目的實施對西太平洋灰鯨生存構成威脅。2005年4月,環境保護組織報告稱薩哈林二號油氣項目違背了赤道原則,是一顆定時的環境炸彈。而歐洲開發銀行對項目環境進行評估后,認為該項目屬A類項目,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的、不可逆轉的影響,并停止對該項目的資金支持。2006年9月,俄羅斯相關法院判決撤銷此油氣項目的建設許可證,已完成80%工作量的薩哈林二號油氣項目于2007年1月被迫停止。
(二)赤道原則在國外金融機構的實施
花旗集團將赤道原則貫徹在整個運營流程中。對外,在企業銀行業務和資本市場方面,計劃未來十年直接或間接為清潔能源和可替代科技的發展融資310億美元。對內,花旗成立了獨立的投資中心――可持續性發展投資部,預計未來十年投資可持續性的私募資本將增長到20億美元。另外,花旗的房地產投資部門還計劃在未來十年投資5億美元用于可持續性建設項目。
匯豐銀行作為第二批加入“赤道原則”的銀行,計劃未來五年內將保護環境基本理念始終運用于經營業務。匯豐中國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宣布支持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同濟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長江下游典型城市碳減排綜合響應機制研究計劃。
日本瑞穗實業銀行是亞洲地區首批采納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2003年10月,日本瑞穗實業銀行宣布采納赤道原則,并開始制定包括38個行業實施細則和建立內部操作流程。2004年10月,編制完成了《瑞穗實業銀行赤道原則實施手冊》,正式實施赤道原則。
總之,越來越多的銀行開始采納并實施赤道原則,西方發達國家在可持續金融的實踐中積累了眾多成功經驗,如英國聯合金融服務社從2000年開始推出生態家庭貸款,每年為房屋交易提供免費家用能源評估和二氧化碳抵消服務;愛爾蘭銀行“轉廢為能項目”提供貸款支持,客戶只須與當地政府簽訂廢物處理合同;美國銀行在執行內部環境政策和對發展中國家項目貸款標準等方面運用赤道原則,成立了環境評審會、環境服務部和能源小組等。
(三)赤道原則在國內金融機構的實施
2007年4月中國銀監會上海監管局《上海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第一次將銀行的社會責任納入監管范圍。同年7月,中國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三部門聯合提出了《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旨在金融信貸領域確立環境準入門檻,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盲目擴張發展的資金來源。
興業銀行于2008年10月31日宣布采納“赤道原則”,成為中國首家已采納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其節能減排項目貸款主要集中于能源效率項目、可再生能源項目等,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滿足企業購置節能設備的資金需求。此后,國家開發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也相繼表態要接受赤道原則。IFC所入股的八家商業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北京銀行、南京銀行、上海銀行、西安市商業銀行、杭州聯合銀行和濱海農村商業銀行)也對赤道原則表現出濃厚興趣。農業銀行對國家十大節能項目、水資源的綜合利用、節能環保、節能減排、污水處理等環保產業實行貸款優先審查綠色通道。郵政儲蓄銀行積極在環境保護事業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截至2008年1月,全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向“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如石油加工及煉焦、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金屬和電力)發放的中長期貸款達1.5萬億元,增幅下降9個百分點,綠色信貸呈總量上升、增幅下降的趨勢。
結論
目前,國內金融機構在實施赤道原則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短期內高污染、高能耗行業所產生的利潤率仍高于其他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很難抵擋高能耗企業貸款的誘惑。第二,由于對赤道原則了解不深,金融機構尚未建立規范的社會環境風險監督評估和管理制度。第三,對融資項目的審查一般只停留在形式上,只依賴企業是否取得環保部門的相關審批證明。而赤道原則是要求企業提供相對完整詳細的社會環境評估報告。
赤道原則對金融業來說,有利于提高整個行業的道德水平;對單個金融機構來說,接受赤道原則有利于獲取并維持良好聲譽,保護市場份額;對整個社會來說,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相處。隨著未來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內外金融機構接受或采納赤道原則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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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Equator Principles
ZHANG Wen-ya
(College of Manage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