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縣域經濟；區域經濟理論；發展戰略

縣域經濟的發展對一個省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通過對一些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研究發現：縣域經濟的快速、持續、健康的發展是發達地區經濟的一個充滿活力的增長點。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50％以上，全國人口的80％以上都處于縣域經濟的系統中。因此，國民經濟的發展不僅要依靠城市經濟，更要依靠縣域經濟的發展。深入地研究縣域經濟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對于指導和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縣域經濟的定義及特點

縣域經濟是以縣為行政區劃的區域內的所有經濟類型。到目前為止，縣域經濟還沒有一個固定和統一的界定，但是目前學者對縣域經濟的內涵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論述：一是縣域經濟是在一個縣級行政區域內各類經濟活動的總稱，強調的是復合性；二是縣域經濟是一種行政區劃的區域經濟，強調的是區劃性；三是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范圍內的經濟主體為管理對象，以發展本地經濟為宗旨的經濟，強調的是縣域經濟的特色性；四是縣域經濟是一個具有區域性、層次性、開放性特點的經濟系統，是一個功能相對完備和健全的經濟單元，強調縣域經濟的系統性。李小三把縣域經濟定義為：“以縣為行政區劃的這一區域內的經濟，它是一個具有區域性、層次性、網絡性、開放性等特點的經濟系統，是一個功能相對完備和健全的經濟系統單元。具體地說，縣域經濟是以我國的行政縣為區域范圍，以一級獨立財政為標志，以縣城鎮、鄉、村各層次的經濟元素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為基本結構，通過雙向反饋的人力流、資金流、物質流、信息流而顯示出整體功能的經濟系統?！?/p>

總而言之，縣域經濟是以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發展本地經濟為宗旨，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備功能的區域經濟，它具有農村性、地域性、層次性、綜合性和不平衡性等特點?？h域經濟擁有多元化的經濟結構、立體型的產業結構、梯度式的空間布局結構?？h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的一種類型，是指一定范圍的地表空間中的經濟區域。國外對縣域經濟的研究主要是對區域經濟的理論研究。

二、區域經濟理論來源

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討地價差異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之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艾薩爾德（I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早期的區域均衡增長模型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認為只要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資本和勞動的雙向運動最終將導致區域差異縮小，但事實上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趨向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perroux，1945）首次提出增長極概念，其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姞栠_爾（Myadal，1957）提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這些區域就能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發展是一連串不均衡的鎖鏈”的命題，指出“發展確實是按照主導部門帶動其他部門增長，由一個行業引發另一個行業增長的方式進行的?！备ダ锏侣‵riedman）考慮到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弗農（Vernon）等人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盛衰主要取決于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劣及轉移，而產業結構的優劣又取決于主導專業化部門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與梯度轉移理論相類似的是日本學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們將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等國家列為不同的發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由于生產要素和商品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兩個假設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隨著外部性、規模經濟等概念的引入，也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模型中，區域經濟的研究逐漸轉向新經濟地理理論。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用以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區際貿易問題?？唆敻衤↘rugman）認為國家之間的貿易代表了這些國家根據規模收益遞增原理而發展專業化的結果。生產技術變化，可以改變生產要素的需求結構和收益格局，從而影響相似要素條件下的貿易。最后，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的存在，為國家和區域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創造競爭優勢提供了可能。新經濟地理理論則正是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將運輸成本納入到其理論分析框架，把因運輸成本的減少而引起的聚集經濟、外部性、規模經濟等要素放在了企業區位選擇、區域經濟增長及其收斂與發散性等問題上。

三、區域經濟與縣域經濟的不同之處

區域經濟具有自然融合的經濟的含義，它界限比較模糊，往往是跨行政區的自然經濟區，經濟功能的發揮主要是通過經濟發展的內在客觀聯系；而中國國內行政區域間行政主導因素比較強，縣域經濟包含有濃厚的行政區劃色彩，界限比較清楚，經濟功能的發揮往往通過行政手段和政策功能作用，并且是在歷史傳承的基礎上有序地展開。

國內學者對縣域經濟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主要從三個方面探討縣域經濟問題。凌耀初從改造傳統農業、發展中小工商業、加快縣域經濟城鎮化的角度探討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王青云總結了我國比較成功的七種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濟源模式、晉城模式、義烏模式和農安模式）；王強通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產業結構、外貿發展、文化教育等25個指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黑龍江縣域經濟發展狀況做了系統的綜合評價。根據湖北省各縣的資源稟賦、開發狀況和環境條件差異，選取了十個指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縣域和農村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實證研究。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和寧縣社會科學院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探討對縣域經濟的綜合評價。

參考文獻

第2篇：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范文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于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于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and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并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于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系。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并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盡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么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對于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系。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惟一決定因素。并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并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于苛刻，該模型不適用于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愿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并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并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盡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a)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后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后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

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于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于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并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后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并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Young)的思想：經濟增長源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于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于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于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于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and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杰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認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訊以及其他經常性社會部門將會顯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產率，一些經濟部門無疑會從中受益。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搭便車”問題和公共產品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沒有動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來供給。

還有的學者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理論。費希爾和卡卡爾(FisherandKakkar，2002)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在李嘉圖理論和阿爾欽框架的基礎上，他們系統化了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自然選擇會淘汰無效企業，并且能促進產生穩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貿易模式。他們沒有假定存在瓦爾拉斯拍賣者，而是探討了協調貿易與企業的匹配過程。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伴隨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更大的國家可能不完全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惟一穩態。

二、比較優勢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后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發達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后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采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后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發展中國家。他認為，盡管關于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并不居于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已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于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量(如中小學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增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了落后的優勢在于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能否應用比較

第3篇：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范文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一直都是制約企業發展存在的重要的問題之一。如何更好的提高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問題，本文主要采取了科學的業績考核標準、企業領導的支持，合理的運用考核結果、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提高員工考核的滿意度等五個方面的措施，更好的解決了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問題，減少企業不公正、不合理的考核帶來的負面影響，促進員工工作的積極性，有利于員工個人事業的發展，同時也有利于企業未來的發展。

一、員工勞動業績考核中存在的問題

（一）沒有明確的考核標準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中存在的問題之一是沒有明確的考核標準。企業在員工勞動業績考核時，沒有明確的考核標準，有很多員工的勞動任務完成的非常好，但是就協作關系、勞動中的表現等相關方面的表現是無法進行考核的，特別是工作過程中的細節，成果不明顯，導致勞動業績考核的標準不確定，使考核的結果沒辦法得到合理的核實，影響企業經營者對員工晉升的選撥。

（二）領導自主決定考核的制約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中存在的問題之二是領導自主決定結果的制約。企業在員工勞動業績考核時，領導自主決定考核，直接影響著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結果。員工的勞動業績考核是企業管理部門的重要的考核內容，領導自主的依據主觀的判斷，決定了員工的勞動業績考核，沒有正規的考核標準。針對那些不會討好領導的員工，給予的勞動業績考核就低，對那些主動討好領導的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就高，這種考核無法達到規范化、標準化。

（三）考核部門的上一級干預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中存在的問題之三是考核部門的上一級干預?？己瞬块T的上一級干預，就要是上級主管對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做出直觀的判定，使員工勞動業績的考核在一定的程度有了內部評定的趨勢，為此，考核部門要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干預，考核期間要聽從上級主管部門的意見，很多的工作都不能完全公平的進行?？己嗽谄髽I中也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二、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對策

（一）科學的業績考核標準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對策之一是科學的業績考核標準。只有科學的業績考核標準，才能為員工的勞動業績做出合理的判斷，更好的為企業選撥優秀的員工，調動員工勞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起到了良好的保證。員工勞動業績考核，是國有企業發展中的一項考核制度，為評定員工的提升資質做了更好的依據。企業也為員工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空間，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就是員工重要的表現機會。

（二）企業領導的支持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對策之二是企業領導的支持。只有企業領導對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支持，才能更好的保證員工勞動的速度和質量。經濟發展的今天，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制度在企業的發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企業領導要加強重視，積極的支持，促進員工勞動業績考核規范化的執行，從而達到公平、合理的考核機制的完善，加強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嚴格貫徹和落實。

（三）合理的運用考核結果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對策之三是合理的運用考核結果。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結果，是員工的勞動報酬和職位晉升的主要憑證，同時也是績效改進和制定培訓的計劃的重要的依據。所以說，合理的運用考核結果是十分重要的。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結果，作為薪資調整和崗位的依據，已經成為企業的發展中的一種評價機制。合理的運用考核結果，使員工明確自己的人生規劃的發展方向。

（四）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對策之四是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員工勞動的業績考核主要有工作數量和質量的考核。就工作數量而言，就是考核員工能否完成單位制定的任務量。工作質量，就是考核員工能否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完成單位制定的任務量。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是非常必要的。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可以減少員工在工作中只重視完成任務的數量，忽視了質量的情況。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可以更好的增加企業的產品的附加值，進一步的實現規模經濟的效應。

（五）提高員工考核的滿意度

員工勞動業績考核的對策之五是提高員工考核的滿意度。員工考核的滿意度，與其工作的績效成正比。提高員工考核的滿意度，有利于員工自身工作效率的提高，也促進企業團體的工作意識的強化。在企業中，員工勞動績考核具體的表現在完成工作的數量、質量等主要的方面為企業做出的貢獻。提高員工考核的滿意度，使員工在工作中保質保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同時，也為企業提供更多的經濟效益。

三、總結

經濟的發展，企業也與時俱進，在制度上也進行了改革，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已經開始在企業中得到更好的運用。本文就員工勞動業績考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與此同時，也提出了科學的業績考核標準、企業領導的支持，合理的運用考核結果、加強業績的質量考核、提高員工考核的滿意度等五個方面的對策，為員工勞動業績考核制度在企業中進行公平合理的貫徹和落實。

參考文獻

[1]麻利敏.國有企業績效管理系統的現狀及對策分析[J].市場周刊，管理探索，2008（02）.

[2]儲企華.現代企業績效管理[M].北京：文匯出版社，2008（02）.

第4篇：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控制權爭奪；效率理論；理論；財務特征；股權結構

中圖分類號：F276.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4)-0072-11

一、引言

控制權爭奪（Control Right Contest），是指外部挑戰者同管理層競爭并從目標公司的股東手中獲取足夠多的投票權，以改變目標公司的所有權結構、控制權結構和資產結構，從而實現對公司的實際控制。Mane最早發現了控制權爭奪現象，并對該現象進行了規范的定義和分析［1］。他認為企業控制權的爭奪是各個不同的利益集團為奪取某個企業的決策控制權而采取的種種策略及行為，它包括發起方的主動爭奪與目標方的適時反爭奪兩個方面的行為?，F實中發起方主動爭奪的方式有：要約收購（Tender Offers）、委托投票競爭（Proxy Contests）即權之爭、兼并（Mergers）、收購（Takeovers）等；目標方適時反爭奪的方式有：“金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s）、“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毒丸（Poison Pill）計劃”、“綠衣天使（Green Mail）計劃”等。國外大量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控制權爭奪在降低成本，解決內部人控制和搭便車問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而在歐美發達國家迅速流行。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中以上市公司為對象的企業購并行為頻繁發生，控制權爭奪作為我國企業改革的重要途徑在企業的產權制度設計中也開始加以運用。那么，控制權爭奪能否解決我國企業存在的經營效率低下問題？控制權爭奪的目的又是什么？這個問題應該從我國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原始動機入手。

在我國證券市場成立初期，公司控制權轉移的一個重要動機是“買殼上市”，那是在上市指標稀缺背景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現象。隨著上市“核準制”的實施以及近年來我國股市融資能力的下降，“殼資源”的爭奪已經不再是我國公司控制權轉移的主要動機了。同時，我國學者對于目標公司的預測進行了不少的研究，與國外市場一樣，這些研究雖能較好地解釋并購的動機，但在預測可能的目標公司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們試圖結合國內外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國當前的市場環境，對可能成為控制權爭奪目標的公司會具備什么樣的財務特

征、股權結構以及公司治理進行分析，以尋找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真正動機和目的。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分析與研究假設，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及其特征，進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設；第四部分是研究設計；第五部分是實證結果及分析；第六部分是結論與啟示。

二、文獻回顧

控制權爭奪動機主要來源于控制權市場中的權爭奪，而權爭奪的理論又起源于西方傳統的并購理論［2］。雖然西方發達國家每次并購浪潮都與當時的經濟、金融、政治及文化等外在因素的沖擊有很大的關系，但并購理論的發展還是側重于解釋其動機而展開的，具體表現如下：

（一）效率理論

效率理論（Efficiency Theory）認為，并購活動可以提高并購各方的經營效率，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收益和福利，該理論一直是西方金融學界關于并購財富效應來源的主流觀點［3］。支持效率理論的主要是規模經濟，其目標也是達到并購雙方企業經營上的協同。美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刺激了國內企業進行橫向并購，以產生規模經濟效應。這一階段的并購被美國學者稱為“壟斷并購”［4］。隨著美國經濟的工業化，許多公司通過并購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但也有經濟學家持反對意見，認為兼并將導致行業內的“過度集中”。如果只有少數幾家企業在某一行業中占有銷售額的大部分，這些企業將趨向“合謀”，結果形成企業的價格和利潤中含有壟斷因素，因而無法通過兼并實現規模經濟，而最終只可能導致壟斷利潤。效率理論可分為效率差異理論（Differential Efficiency Theory）和非效率管理理論（Inefficiency Theory）。其中效率差異理論強調具有較高管理效率的企業通過并購具有較低管理效率的企業以提高目標企業的效率來實現收益的增加，因此常常也被稱為“經營協同”理論（Operating Synergy Theory）。經濟學家們對此作出了解釋，他們認為企業通過縱向垂直整合將行業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聯合在一起可能會獲得更為有效的經營協同，同時還可以避免相關的聯絡費用和各種形式的交易成本［5］。

（二）理論

理論（Agency Theory）首先由Jensen 和 Meckling提出［6］。他們認為企業在過程中存在道德風險、逆向選擇、不確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產生成本，這種成本的總和定義為委托人的監督支出、人的保證支出和剩余損失（Residual Loss）。Manne則提出并購活動可用來解決問題［1］。其理由在于：由于資本市場上存在并購行為，一旦企業的經營業績不佳，就會招致被其他企業并購的命運，而并購會導致高層管理人員的重新任命。這就使得高層管理人員的領導地位始終受到威脅，進而迫使其努力工作，提高管理效率。Fama和Jensen進一步指出，公司問題可由適當的組織程序來解決［7］。在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決策的擬定和執行是經營者的職權，而決策的評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這種互相分離的內部機制設計可解決問題，而購并則提供了解決問題的一個外部機制。當目標公司人有問題產生時，通過收購股票獲得控制權，可減少問題的產生。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并購減輕了股權分散帶來的問題。而Mueller卻認為，由于企業的規模決定管理層的薪酬，所以管理人員都有不斷擴大企業規模的欲望［8］。因此，與其說并購解決了問題，不如說是問題導致了并購。

此外，Morck, Shleifer和Vishny也提出通過并購擴大公司規模進而提高公司對現任管理層的依賴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并購中問題的存在［9］。但是，Mueller的假說在提出后即遇到相應的挑戰。比如Lewellen和Huntsman研究發現，高層管理人員的報酬和公司利潤顯著相關，但與公司規模無關［10］。繼Mueller之后，Roll又提出了“自負假說”（Hubris Hypothesis）①。該理論認為，企業管理層往往高估了自身的管理能力，在規劃改造目標企業時過分樂觀，以致在資本市場上大規模高價收購其它企業，最后無法成功完成對目標企業的整合，從而導致并購失敗，并把財富轉移給了目標企業的股東［11］。Roll的假說在后來的實證研究中被多次驗證，即當并購消息傳出后，并購方股價不漲反跌。

（三）價值低估理論

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率較高，也使得許多公司資產的重置成本遠高于其歷史賬面價值，并成為有自由資源的公司兼并投資的對象。許多機構投資者由于強調短期的收益而往往對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公司缺乏投資興趣，導致這些企業的價值被低估。比較有代表性的價值低估理論是Tobin的q值理論和Jensen提出的自由現金流假說［12-13］。Tobinq值理論主要闡明了在不考慮企業所得稅的條件下，當企業證券市場價值低于其重置資本成本時，并購更可能發生。同時，這些都證明了Tobin關于公司價值的論述，也從另一側面表述了企業并購的動因。另外，Jensen認為，自由現金流量的減少有利于減少公司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沖突。所謂自由現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現金在支付所有凈現值為正的投資計劃后所剩余的現金量。如果公司要使其價值最大，自由現金流量應完全交付給股東，但此舉會削弱經理人的權力，同時再度進行投資計劃所需的資金，將在資本市場上籌集而受到監控，由此降低成本。除了減少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外，Jensen還認為適度的債權由于必須在未來支付現金，比經理人承諾現金股利發放來得有效，而更易降低成本。他還強調對那些已面臨低度成長而規模逐漸縮小，但仍有大量現金流量產生的公司，控制其財務上的資本結構是重要的。此時購并的含義是公司借購并活動，適當提高負債比例，可減少成本，增加公司價值。

我國學者也對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進行了相應的實證檢驗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陳曉等對我國資本市場中第一例權爭奪的起因、過程和結果深入分析后認為，導致勝利股份權爭奪的直接動機是公司控制權的分配問題，即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權利的配置［14］。李善民和曾昭灶認為，我國控制權轉移中目標公司的主要特征是管理層效率低下；財務資源有限；公司規模相對較??；股權較分散；股權流動性較高和市凈率較高［15］。唐任伍和董杰從橫向并購與規模經濟、縱向并購和協同效應、混合兼并和多元化經營、金融創新與價值低估理論、全球化與外部沖擊理論闡述了西方并購的動因［16］。陳信元等則試圖從政府管制標準脫離實際經濟情況來解釋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行為［17］。他們通過考察資產重組與政府管制之間的關系后發現：1997年以來上市公司資產重組行為的劇增，在很大程度上與監管部門的管制標準脫離實際經濟情況有關，這種過高的管制標準迫使許多上市公司通過“機會主義重組”來規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何以中國資本市場上的資產重組并不能真正提高公司價值。張新研究表明：無論采取事件研究法，還是采取會計業績數據，都表明并購重組為目標公司創造了巨大價值，但對收購公司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并購重組動機主要是出于價值轉移和再分配目的［18］。姚立中認為企業并購的決策是由企業控制者做出的，企業并購的動因實質是企業控制者的動因［19］。

西方企業與國有企業約束企業控制者的機制不同；發達國家與我國經濟的發展程度不同，處于控制地位的經濟資源（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本）也不相同，這些是國有企業并購與西方企業并購產生差異的關鍵原因。余玉龍和巢來春則將我國民營企業并購的外在動因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二是外部市場環境，三是科學技術的力量。具體來講，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和科技成果的產業化。而將我國民營企業并購的內在動因歸納為財務動因、要素動因、治理動因和競爭動因四個方面［20］。陳晉平考察了我國上市公司控制權轉移的基本情況和交易特征，發現國有收購方的受讓比例和實際持股比例均高于非國有收購方，這可能是由于國有收購方受到較強的行政干預，而非國有收購方具有更強烈的投機性動機所致；控制權轉移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和凈資產收益率對轉移價格有正面影響，而總股本有負面影響，國有控制權的轉移價格較高；股東權益對轉移溢價率有負面影響，控制權轉移數量有正面影響，新興行業公司的控制權轉移溢價率高于傳統行業公司［21］。

綜上所述，在企業購并浪潮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大量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或與傳統理論解釋相悖的現象。而且，實證的結果同樣令人驚訝。雖然一些學者在早期的研究中發現了公司購并的諸多動機，但隨著制度的變遷和社會的變化，這些動機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因此，我們必須結合我國的制度背景，以尋求我國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真實動機。

三、制度背景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其一切經濟行為都受到利益動機驅使，控制權爭奪行為的目的也是為實現其財務目標──股東財富最大化。同時，企業控制權爭奪的另一動力來源于市場競爭的巨大壓力。這兩大原始動力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以不同的具體形態表現出來，即在多數情況下企業并非僅僅出于某一個目的進行控制權爭奪，而是多種因素的綜合權衡。如果企業有一支高效率的管理隊伍，其管理能力超過管理該企業的需要，但這批人才只能集體體現效率，企業不能通過解聘釋放能量，那么該企業就可并購那些由于缺乏管理人才而效率低下的企業，利用這支管理隊伍通過提高整體效率水平而獲利。另外，企業通過經營相關程度較低的不同行業可以分散風險、穩定收入來源、增強企業資產的安全性。多元化經營可以通過內部積累和外部并購兩種途徑來實現，但在多數情況下，并購途徑更為有利。尤其是當企業面臨變化了的環境而調整戰略時，并購可以使企業低成本地迅速進入被并購企業所在的增長相對較快的行業，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被并購企業的市場份額以及現有的各種資源，從而保證企業持續不斷的盈利能力。

此外，在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情況下，經理是決策或控制的人，而所有者作為委托人成為風險承擔者。通過企業內部組織機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問題，降低成本。但當這些機制均不足以控制問題時，并購機制使得接管的威脅始終存在。通過公開收購或權爭奪而造成的接管，將會改選現任經理和董事會成員，從而作為最后的外部控制機制解決問題，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但在我國，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又有所不同，這與我國的相關政策有關，其中包括一些外在動因和內在動因（見表1）。

由表1可看出，我國民營企業參與并購的動因雖然從 “買殼上市”、行業轉移、規模擴張到資本增效、戰略協同、制度創新等各不相同，但總體來看，主要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的特征。其中，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等宏觀政策的優勢引導、全球經濟一體化及行業集中化趨勢的加強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成為我國民營企業并購的外在主要驅動力。而借助政策買殼上市實現快速成長與擴大、謀求多元化經營向新行業滲透、拓展主營業務增強規模優勢、優化產業結構促進資本有效配置以及提高企業整體運營水平、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核心能力等多項動因則是我國民營企業并購的內在要求。

因此，我們把推動我國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分為三類：一是企業以公司價值（或全體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實施的購并，其動機定義為市場因素；二是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干預（推動和政策影響）下，或企業管理者因行政動機而實施的，追求行政利益而非公司價值最大化的購并行為，其動機定義為行政因素；三是企業在特定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資本市場結構下，出于內部人利益而非公司價值最大化的動機而實施的購并，其動機定義為公司治理因素。對第一類購并動機的理論闡述和實證分析是目前我國學者關注的熱點，在對市場因素的分析論證方面已經形成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上述研究的結論同時告訴我們：純粹由市場因素作為內在動機推動的購并，在我國上市公司購并案例中較為少見。第二類動機推動的購并是我國上市公司購并中的重要現象，但是對這類動機的研究面臨的問題是：（1）目前的理論分析基本停留在對各方利益及其分配機制的描述性研究上，還沒有對政府干預行為或企業家行政動機進行實證研究的有效工具；（2）在經濟體制改革和證券市場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上述行政因素推動的購并行為正在日益減少。所以，對第二類動機進行研究的現實意義正在削弱［22］。因此，我們認為，對第三類動機即公司治理因素推動的上市公司購并行為的研究，既是目前理論界較少涉及的一個選題，具有創新價值，又能反映當前我國上市公司購并動機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能較為深刻地揭示導致我國上市公司購并行為的深層次原因。

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家經營活動的根本宗旨，控制權爭奪的目的也不例外。David和 Scherer研究發現，被并購企業均為盈利企業，并且其平均利潤率要高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基準利潤率的10個百分點左右［23］。由于經濟的互補性及規模經濟，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合并后可提高其生產經營活動的效率，這就是所謂的經營協同效應。獲取經營協同效應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產業中的確存在規模經濟，且在并購前尚未達到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效益具體表現在兩個層次：（1）生產規模經濟。企業通過并購可調整其資源配置使其達到最佳經濟規模的要求，有效解決由專業化引起的生產流程的分離，從而獲得穩定的原材料來源渠道，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市場份額。

（2）企業規模經濟。通過并購將多個工廠置于同一企業領導之下，可帶來一定規模經濟，表現為節省管理費用、節約營銷費用、集中研究費用、擴大企業規模、增強企業抵抗風險能力等。鑒于此，我們首先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越好，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大。

企業并購不僅可因經營效率提高而獲利，而且還可在財務方面給企業帶來收益。一般情況下，合并后企業整體的償債能力比合并前各單個企業的償債能力強，而且還可降低資本成本，并實現資本在并購企業與被并購企業之間低成本的有效再配置。王宏利利用主成分分析對目標公司的研究中發現：對于資本結構而言，負債比例相對較低的公司更容易成為并購目標，這是因為目標公司負債占比越大，則會給并購方帶來財務上的壓力，并購后其價值降低的可能性越大［24］。為此，我們又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上市公司債務比率越低，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大。

一般來說，并購方企圖獲得某種特殊資產往往是并購的重要動因。特殊資產可能是一些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專門資產。如土地是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一些有實力、有前途的企業往往由于狹小的空間難以擴展，而另一些經營不善、市場不景氣的企業卻占有較多的土地和優越的地理位置，這時優勢企業就可能并購劣勢企業以獲取其優越的土地資源。另外，并購還可能是為了得到目標企業所擁有的有效管理隊伍、優秀研究人員或專門人才以及專有技術、商標、品牌等無形資產。特別是在我國證券市場上，由于“殼”資源的稀缺和產權的不可轉讓性，使得相當多的非上市公司對上市公司產生強烈的并購動機，以達到借“殼”上市的目的。另外，上市公司還有增發或配股的機會，因而非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爭奪上市公司的控制權，能圈到更多的融資機會。但結果不盡人意，比如在時機選擇上，控股股東在配股前對上市公司進行“輸血”，配股后“抽血”的跡象十分明顯。為此，我們進一步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上市公司當年具有增發或配股資格，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大。

產權的可轉讓性是指產權可以價值化，即權利主體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將自己支配的財產所有權有償讓渡給他人，以獲取價值。產權的可轉讓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必然要求，產權的流動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在我國，按照法人產權制度下的股權是否具有流動性可以分為流通股、非流通股，這兩種股票的比例大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公司治理的效率高低。同時，產權的可轉讓性又是非上市公司獲取上市公司實際控制權的有效途徑。但由于我國大部分非流通股的不可轉讓性，使得很多非上市公司對上市公司的這種并購動機有所減弱。因此，我們提出：

假設4：上市公司產權的可轉讓性越高，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大。

Durnev和Kim研究發現，不同性質控股股東的激勵機制不同。我國還有相當數量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尚未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結構，而這種狀況帶來的弊端顯而易見［25］。企業“內部人控制”嚴重，有些企業經營者大權獨攬，一人說了算，導致決策失誤甚至；企業的決策權和執行權不分，企業負責人“自導自演”；國有控股的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使上市公司的其他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在公司治理上的作用極其有限。雖然國有產權的不可轉讓性致使其交易成本很高，在一定程度上能防御外來的干涉，但由于管理層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也不能有效地阻止外部的控制權爭奪。相對而言，私有產權的可轉讓性較好地解決了所有者和管理層之間的問題，可以保證外部股東對控股股東的有效監管，降低交易成本，防止控制權被惡意的爭奪。為此，我們提出：

假設5：當上市公司股權性質為國有企業時，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高。

劉峰、魏明海指出，公司控制權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經營具有相當程度的監督作用［26］。因此，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改組上市，都應當在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上做出有效的安排，盡可能降低控股股東的持股數，讓絕大部分上市公司都能感受到來自控制權市場的壓力。因為通常國有企業由于國有股權過高而容易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借助資本市場上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控制權市場壓力能夠有效降低“內部人控制”等帶來的國有企業的非理。劉芍佳等運用終極產權論考察了我國上市公司的控股模式，研究發現84%的上市公司最終仍由政府控制［27］。比較而言，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終極控制人即為國資委及授權投資機構，而民營企業的終極控制人相對比較復雜①，其終極控制人往往涉及到多個人或法人。同理，根據以上分析，終極控制人為非國有企業或政府機構的上市公司比國有企業更有激勵阻止控制權的爭奪。鑒于此，我們又提出：

假設6：當上市公司終極控制人為國有企業或政府機構時，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高。

另外，我們還認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其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壓力越大，因而上市公司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也越小。同時，在股權分置所導致的市場分割下，持股相對較為集中的公司更不容易成為控制權爭奪的目標。其理由是，由于市場分割下控制權轉移大多是采用場外協議收購的形式進行，股權集中則意味著談判對手的增加和談判成本的上升，因而更難達成控制權的轉移。但我們認為，隨著全流通的實施，市場分割的逐漸消除，在將來的公司控制權市場上，分散的股權結構更容易成為控制權爭奪的目標。另一方面，對于持有異議的股東來說，在不能說服管理者改變其公司政策的情況下，顯然只得尋求外部股東的支持。這時有一個問題自然產生了，持異議的股東為什么試圖通過投票權來改變董事會的席位，而不是增加股權的購買而直接控制公司呢？一個最為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持異議集團資源的有限性。DeAngelo等研究發現，在其60例的持異議集團中，要么財力有限，要么是不愿費力去收購一個公眾持股公司，另外一些則要比目標公司?。?8］。因而，股權制衡度低的公司更容易成為控制權爭奪的目標。

此外，企業規模與控制權市場爭奪也有著一定的關系。趙勇和朱武祥研究發現，企業總股本相對較?。ㄆ骄?.5億股，為當時上市公司平均股本數的65%）的公司具有較高的被收購概率［29］。事實上，由我國公司控制權市場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而言，混和與橫向并購正在成為控制權爭奪的主要形式。在這種前提下，以大盤股為目標的戰略并購發生的頻率并不會很高。因此，我們認為，相對而言，中小規模股本的公司更容易成為控制權爭奪的目標。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來源與選擇

本文的研究期間為2001-2004年，樣本選擇過程如下：（1）在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總體樣本中選擇非上市公司成功并購重組上市公司①；（2）然后剔除上市公司樣本屬于金融行業；（3）對于上市公司同年有多次并購重組的按一次計算；（4）樣本公司的前一年數據可得。經過上述篩選后，將這些公司在2000-2003年的數據加以匯總，最終我們得到研究樣本和控制樣本共1164個。另外，本文的財務數據和并購重組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終極控制人性質、所有權結構等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上市公司所屬地區市場化程度指數來自《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程度年度報告》。

（二）變量定義

依據上述六個命題，參照國內外已有研究，我們給出了如下變量的定義（見表2）。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特征分析首先，我們對研究樣本和控制樣本作了一個描述性統計，以挖掘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財務和股權結構特征。

由表3可知，在財務指標特征上，研究樣本的ROA均值要高于控制樣本，分別為-2.3208和-2.6496，且都表現為負值。這表明發生控制權爭奪的公司業績并非與我們的假設一致，而且剛好相反。研究樣本的Debt均值也高于控制樣本，分別為52.71%和47.73%，也與我們的假設相反。但SEO財務指標的研究樣本均值都高于控制樣本，分別為0.0979和0.0859；Liquid財務指標的研究樣本均值低于控制樣本，分別為0.3944和0.4115，與我們假設一致。在股權結構特征上，Nature和Ultimate也與我們假設一致，研究樣本的均值也高于控制樣本，分別為0.5361和0.3162，0.6460和0.5739。研究樣本的LSP和H5均值要低于控制樣本，而Z2-5則相反，均與我們假設一致。在控制指標特征上，研究樣本的Growth和Assets均值低于控制樣本，而研究樣本的MIndex均值高于控制樣本。雖然這些指標已經初步顯示了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特征和動機，但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實證檢驗。

（二）多元回歸實證結果及分析

其次，我們對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由表4可知，在2001年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動機中，只有SEO和Liquid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且Liquid與我們假設相反。這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動機更多地受到配股或增發的正面影響，同時由于非流通股的不可轉讓性和“殼”資源的稀缺性導致了控制權爭奪并不僅限于通過流通股部分獲得實際控制權，它的真實目標是采取其它手段獲得某種資產。同時，ROA和Debt與我們假設相反，其可能原因是我國的控制權市場有別于西方國家，市場并非能有效辨別相關信息，它會受到政府某種程度的管制，因而有時的控制權爭奪動機是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以緩解企業的財務困境和社會壓力。另外，Nature和Ultimate與CRC正相關，但不顯著。最后，LSP和H5與CRC負相關，Z2-5與CRC正相關，也不是很顯著。

在2002年，各變量除了與2001年大體一致外，Nature和Ultimate與CRC也顯著正相關，進一步表明股權性質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動機，這也與我國目前現狀吻合。另外，LSP、Z2-5與CRC顯著負相關。在2003年，Debt與CRC也顯著正相關，說明控制權爭奪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為了解決上市公司的財務危機，免受“停牌”和“摘牌”的懲罰。當然，這時非上市公司也樂意去幫助解困，因為這也是并購重組中獲得實際控制權的一種有效途徑。到2004年，我們發現，ROA與CRC顯著負相關，而SEO與CRC不具有顯著性，這是因為受到了證監會相關配股或增發政策的影響，它已不再是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了。

（三）穩健性檢驗

此外，我們對2001-2004年樣本總體作了一個穩健性檢驗。由表5可知，各主要解釋變量除了ROA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外，都與CRC顯著相關，進一步表明這些變量確實形成了上市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動機。與表4類似，ROA和Liquid與CRC負相關，而Debt、SEO、Nature和Ultimate與CRC顯著正相關。同時，ROA、Debt和Liquid與我們假設相反，而SEO、Nature和Ultimate與我們假設一致，理由如前。最后，LSP和H5與CRC負相關，Z2-5與CRC正相關，但不顯著?？刂谱兞縈Index與CRC正相關，Growth和Assets與CRC負相關，也不顯著。

六、結論與啟示

自1993年我國股市產生首例市場化并購，即深寶安舉牌延中實業以來，針對上市公司控制權的爭奪案例不斷產生，到2005年舉牌事件驟然增多。但與成熟市場的資產重組浪潮相比，我國股市的市場化并購基本是預演性質。究其根源是股權分置，占絕大部分的控股權未流通，大部分上市公司通過二級市場收購的方式難以控股；控制權市場主要以協議收購等“場外交易”形式存在；大規模并購缺乏融資支持；相應的配套法規不健全等等。過往的諸多舉牌事件表明，戰略資本對“有空子可鉆”的上市公司控制權的爭奪，可謂目的各異，各種市場化、非市場化手段齊頭并進，爭奪場面混亂不堪。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越差，債務比率越高，當年具有增發或配股資格，上市公司產權的可轉讓性越低，股權性質為國有企業和終極控制人為國有企業或政府機構時，其控制權被爭奪的可能性越高。同時，也給予我們如下啟示：（1）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十多年來，由于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歷史問題造成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最明顯的反應就是由于所有者缺位直接導致了“內部人控制”和“搭便車”問題。控制權爭奪能夠較好地解決國有資本退出和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消除或減弱了由此帶來的一系列不良影響。另外，隨著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控制權爭奪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股權多元化，解決了過去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現象，在股權結構上實現相對的均衡。（2）明晰產權的必要性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并通過對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明確配置達到有效監督和激勵的目的。長期以來，國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政府代表國家對企業行使所有權和控制權。由于實踐中沒有對政府行使所有權的界限進行有效規范，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存在產權邊界模糊、產權界定不清、產權約束弱化的現象，并直接導致了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監督約束機制弱化的治理狀況。

參考文獻：

［1］Manne HG. 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5(73): 110-120.

［2］ Bebchuk L, Hart O , Takeover bids vs. proxy fights in contests for corporate control［R］. NBER. 2001.

［3］Weston J F, Chung K S, Hoag S E. Takeovers, restructuring and corporate control［M］.Prentice Hall. 1998.

［4］Stigler J G. Monopoly and oligopoly by merge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 40: 23-34.

［5］ Klein B, Crawford R, Alchian A.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8, 21: 297-326.

［6］Jensen M, Meckling W.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305-360.

［7］Fama E, Jensen M.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301-325.

［8］Mueller D C. A theory of conglomerate merge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9, 83： 643-659.

［9］Morck R, Shleifer A, Vishny R. Alternative mechanisms for corporate contro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842-852.

［10］Lewellen W G, Huntsman B. Managerial pa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 710-720.

［11］Roll R. 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Journal of Business, 1986,59:197-216.

［12］Tobin J.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monetary theory［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69(1): 15-29.

［13］Jensen M.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 323-329.

［14］陳曉，蔡祥，陳璇. 勝利股份“權之爭”［N］.中國財經報，2001-12-20.

［15］李善民，曾昭灶. 控制權轉移的背景與控制權轉移公司的特征研究［J］.經濟研究，2003(11):54-64.

［16］唐任伍，董杰.西方并購動因與并購效應理論的發展［J］.經濟學動態，2003(2):61-64.

［17］陳信元，葉鵬飛，陳冬華. 機會主義資產重組與剛性管制［J］.經濟研究，2003(5):13-22.

［18］張新.并購重組是否創造價值?――中國證券市場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3(6):20-29.

［19］姚立中.西方企業并購與國有企業并購差異的經濟學解釋［J］.當代財經，2004(3):76-78.

［20］余玉龍，巢來春.我國民營企業并購的動因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05(9):52-54.

［21］陳晉平.上市公司控制權轉移的實證研究［J］.證券市場導報，2005(12):34-39.

［22］楊曉嘉，陳收.中國上市公司并購動機研究［J］.湖南大學學報，2005(1):38-42.

［23］Ravenscraft D J, Scherer F M .Mergers, sell-offs, and economics efficiency［M］. The Brookings Instruction, Washington, 1987.

［24］王宏利.企業并購績效研究方法的分類探討［J］.當代經濟科學，2005(1):70-75.

［25］ Durnev A,Kim E. To steal or not to steal: firm attributes, legal environment, and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 1461-1493.

［26］劉峰，魏明海.公司控制權市場問題：君安與萬科之爭的再探討［J］.管理世界，2001(5):187-190.

［27］劉芍佳，孫霈，劉乃全.終極產權論、股權結構及公司績效［J］.經濟研究，2003(4):51-62.

［28］DeAngelo H, DeAngelo L. Proxy contests and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lyheld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23):29-59.

第5篇：規模報酬和規模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內需；外需；對外貿易結構；轉型升級

中圖分類號：F75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2-055-06

盡管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已經過去，但其影響仍在不斷擴大，并引發了全球經濟衰退。從世界范圍來看，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通貨膨脹難以抑制，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發達經濟體方面，美國經濟復蘇明顯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大大低于危機前；歐元區受債務危機影響，經濟增長乏力，投資需求疲軟，經濟風險繼續擴大；發展中國家方面，中國受次貸危機的影響仍在不斷擴大，經濟總量與外貿增速回落，通脹壓力增大，宏觀政策調控難度加大。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中國對外貿易處境十分艱難。首先，國際市場需求的萎縮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給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的中國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其次，受全球流動性過剩加劇以及中東北非地區局勢動蕩等因素的影響，原油價格持續攀升，高位小幅震蕩，給原油進口與消費大國的中國經濟與貿易發展帶來了很多的不穩定因素。面對這些變化，如何積極適應環境，保證中國經濟貿易穩定發展，是當前我們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從內外需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能起到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作用，可以促進內外需協調發展。而內外需在互動發展過程中，也能促成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二者互相促進。

一、相關文獻回顧

一直以來，國內繞對外貿易發展模式及外貿結構的研究并不缺乏。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出口受到的外部影響越來越突出，出口產品的種類與數量隨國際市場波動受到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使廣大的專家學者對以往的“出口導向型”或“外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產生質疑，引發了對中國經濟與貿易結構問題的熱烈探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從進口和出口的關系以及它們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來進行研究。林毅夫（2001）認為，出口可以促進投資、消費以及進口的發展。傳統的分析方法大大低估了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江小涓（2010）認為，內需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外需居次要地位。但與其他大國的相同發展階段相比，外需對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大。她還認為，進口可以緩解國內資源約束，出口可以解決就業問題，進出口同樣重要，需要繼續發展。祁飛（2011）認為，內需拉動增長和出口拉動增長并不矛盾，內需擴大、出口增長和出口結構優化可以同時并行。總的來說，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進出口，或內外需在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統一的、互相促進的，而不是替代的、矛盾的。第二個方面是從各個角度研究貿易結構的優化問題，如服務貿易結構的優化、加工貿易結構的優化以及技術進步與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問題。這些研究的主要觀點是：中國的貿易結構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上，如以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制成品為主，但這種貿易結構在不斷的優化中，高技術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第三個方面主要是研究對外貿易與國內經濟的互動關系。如袁欣（2010）認為，我國外貿結構的升級并未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出現了“鏡像”與“原像”的背離，并認為中國已經不能在“出口導向型”的發展道路上繼續前行了。也有學者持相反的觀點。如李榮林（2010）認為，我國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是高度相關的，兩者互為因果關系。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出口貿易結構的變化更為敏感，因此貿易結構對產業結構具有先導效應。帕里（Pally，2002）認為，發展中國家過分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會限制國內市場的發展，并且由于投資過度導致金融市場的不穩定。長期來看，會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

二、中國的內外需關系及貿易結構現狀

1.中國整體的內外需關系——以內需為主導，外需增速大于內需增速

一國總需求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國內需求一般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反映國內居民對國內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國外需求則指出口需求，或一個國家的凈出口。總的來講，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需求是中國總需求的主體。1978～2008年間，國內需求的年均比重為85.54%，國外需求的年均比重為14.64%。在總需求增長貢獻率中，內需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仍為80.9%，外需比重為19.1%。2011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10年，代表內需的投資和消費共同拉動GDP增長9.4個百分點，而代表外需的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只拉動O。9個百分點。

從增長速度上看，1997～2007年，國內需求增速為11.5%，而國外需求增速為16.6%，高于內需5.1個百分點，說明了外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大。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中國的國外需求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外需一度變成了負增長，而內需仍然繼續增加。中國是發展中大國，內需占主體符合中國的人口大國地位，但也不能忽視外需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2.內外需結構不合理

內外需結構是指總需求中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各組成部分在總需求中的比例與關系問題。如圖1所示，第一個正三角反映了合理的內外需結構，即在三大類需求中，消費需求是所有需求的終點，所有的需求最終都應該轉化為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國外需求是一種中間需求。因此，只有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推動力量。只有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消費需求的貢獻，這個國家的經濟才能持續、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在眾多的經濟理論與政策中，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是促進宏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從中國的三大需求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來看，投資需求的貢獻率長期保持在50%以上，超過消費需求與國外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正如圖l所示的倒三角，這是一種不合理的內外需結構。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沒有一個大國的經濟可以長期依靠投資來保持持續的增長。但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分重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而忽視了消費的作用。例如，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需求萎縮降低了中國的對外貿易額，特別是出口總額，進而制約了GDP的增長率。為了刺激經濟增長，2008年11月政府出臺了4萬億元的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內容的刺激方案。長期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一直高于GDP的增長率而成為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推動力。然而，如果這些投資不能轉化為對最終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就會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長期來看，只能導致產能過剩、通脹壓力上升?？梢?，中國長期的內外需結構失調導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從而制約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3.對外貿易結構長期處于低級化狀態

一般來講，一個國家的需求結構決定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而決定這個國家的對外貿易結構。如果需求結構合理且不斷向前發展，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就能不斷升級。目前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內外需結構的失調通過影響產業結構而制約了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升級。由國外需求決定的低層次的對外貿易結構，特別是出口貿易結構的低級化嚴重制約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導致了不合理的國內需求結構。這種結構的失調使得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不僅沒有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反而造成了資源的破壞與環境的污染，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已經超過50%，2010年這一比重已經達到94.8%，但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只占出口總額的31.2%。可以說，中國對外貿易結構完成了廣度的提升，未來的主要任務則是對外貿易結構在深度上的轉型與升級。

三、內外需的良性互動與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1.對內外需與進出口貿易關系的一些誤解

誤解1：要么發展內需，要么發展外需，二者選其一。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在飛速增長的同時也遇到了很多問題，如出口數量的大幅增長帶來的貿易摩擦增加，外匯儲備數量急劇增長導致的金融風險越來越大，等等。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這些問題顯得愈加突出。很多人開始質疑中國“外向型”或“外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可持續性，認為這種方式不再適合中國這樣的經濟與貿易大國，擴大內需才是拉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于是，關于應該發展內需還是應該發展外需的辯論開始了。這些觀點看似合理，但其犯了非此即彼的錯誤。實際上，內外需的關系是辨證統一的關系，即二者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矛盾的統一體，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不可分割的。對外貿易對一國國內經濟的促進作用也早已經被大量的理論與實踐證明了。根據新貿易理論中的母國市場效應理論，一個存在遞增報酬和貿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擁有相對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將成為凈出口國。目前的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無一不經歷過靠大力發展出口貿易來帶動經濟發展的階段?？梢?，強大的內需市場與外需的增長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一種因果的必然聯系。

誤解2：國外需求決定一國的出口結構。根據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事物是矛盾的統一體，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例如，很多國家地理條件、氣候、要素稟賦基本相同，社會發展卻截然不同。因此，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事物的內因。上述國外需求決定一國出口結構的論斷就沒有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沒有挖掘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

很多國際貿易理論可以糾正此誤解。如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的需求相似論指出，潛在出口是由國內需求決定的，更準確地說，使一種產品成為潛在出口產品的必要條件是該產品必須是國內消費品或投資品，即產品存在國內需求；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也闡釋了國內需求，如國內市場規模和消費者對產品的挑剔程度等，是增強產品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擇維穆爾（Zweimuller，2006）指出，“內需引致”是微觀企業創新動機決策的最根本因素。因此，無論是最基本的理論還是其他國際貿易理論大多認為，一個國家的出口結構不應該是由國外需求所決定的，而是由一國的國內需求與生產技術水平決定的，但其受到國外需求的影響。

由于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范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因此，中國對外貿易長期依靠國外需求而快速地增長只能是數量上的擴張，不能反映國內生產和需求的需要，因而也就無法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快速升級。

誤解3：中國的進口結構是由國內需求決定的。與國內需求決定出口結構一樣，進口結構也應該是由國內需求所決定的。但中國對外貿易實踐證明，中國的進口結構并不是由國內需求決定的，而是由受國外需求決定的出口結構所決定的。蔣昭俠（2006）的研究表明，中國進口1單位就有0.8182單位用于出口。在中國的對外貿易方式上，加工貿易占了半壁江山。加工貿易進口的原材料與機器設備占進口總額的很大比重。這些原材料與設備的進口不是用于國內的生產與消費，即不是用于國內需求的最終需求，而是為加工貿易出口提供條件，反映了國外需求，受制于國外需求。加工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過巨大貢獻，發展加工貿易對國民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但應該加工什么值得我們思考。

綜上所述，中國的進口和出口及其結構均決定于國外需求，受國外需求的影響非常大。在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過分重視國外需求的影響作用，而長期忽視國內需求的決定性作用。這些錯誤的進出口發展觀導致了我國內外需的嚴重脫節，以及對外貿易結構的長期低級化狀態。

2.內外需在良性互動過程中促進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中國目前的內外需并沒有實現良性的互動，因而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沒能促進對外貿易結構的升級。如圖2所示，無論是國內生產企業還是加工企業，生產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均是由國外需求決定的，即由國際市場規模和國外消費者的需求，特別是那些低層次的生活必需品和低技術含量的機械設備的需求所決定。在這種驅動模式下，為了保持在國際市場上的短期競爭優勢和為了與國內同等企業進行競爭，出口企業不斷壓低生產成本，降低商品價格進行惡性競爭。因為大多數企業規模小、實力弱，降低價格以維持市場份額是它們可以利用的唯一的手段。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制造在世界隨處可見，但是名聲并不好，而且給中國對外貿易增加了很多摩擦。在這種低層次的國外需求的影響下，內外需與對外貿易無法協調發展，完全是單向的決定關系，因而使得進出口結構一直處于較低的層次上，升級進程緩慢。

告訴我們，只有抓住事物發展的本質原因，找尋其發展的內在推動力，才能促進事物持續健康的發展。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對外貿易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越來越突出。因此，只有認清對外貿易發展的內在動力，從而圍繞這種驅動力培養競爭優勢，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對外貿易與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國對外貿易的內在驅動力或決定因素應該是這個國家的國內需求，即企業發展的原動力應該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如圖3所示），而國內需求的水平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市場規模、消費者偏好及消費者收入水平等等。根據國內需求的水平，企業依次制定自己的生產計劃。隨著國內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與消費者對產品需求的不斷變化，企業應積極提高產品的質量，不斷推陳出新并提高其服務的水平。根據生產的需要，企業應制定進口計劃，如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與國內緊缺的原材料、能源。在不斷滿足國內需求的過程中，企業產品不斷改進，成本不斷降低，競爭力逐漸提升，因而有了出口的需求。同時，國外需求會根據企業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服務的水平給予企業一些反饋，企業在此基礎上繼續改進產品質量、提高服務水平，其競爭力就會不斷得到增強。由于出口帶來了市場規模的擴大，企業形成規模經濟，產品成本進一步下降。或者由于新的國外需求而創造了新的產品品種，這些反饋又能進一步促進新的國內需求的產生。在這種模式下，對外貿易結構，無論是進口結構還是出口結構，都應該是由國內需求所決定的，但也都受國外需求的影響。內外需是在企業產品不斷改進與創新的過程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實現產業結構與外貿結構的升級，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關系。

四、對外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的途徑

1.內外需并重促進對外貿易結構轉型升級

內需與外需是一國總需求的兩個必要組成部分，缺一不可，一定要并行發展。在經濟與貿易發展的過程中，過分重視內需或過分依靠外需都是不科學的。過分重視內需的決定作用不符合當今國際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不符合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為世界強國。過分重視外需的影響作用也不可行，它只會導致貿易依存度不斷上升，國內經濟較易受國際市場變化的影響，或者帶來更多的貿易摩擦，與中國近些年的情況較相似。過分重視外需的影響作用只能暫時地帶來經濟與貿易的數量型擴張，即只有廣度的增長而沒有深度的發展，只能造成對外貿易結構的低級化和更多的問題。因此，只有內外需共同發展，促進內外需的良性互動，才能在不斷提高產品科技含量與服務水平的基礎上，實現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2.由“外需引致型”出口轉變為“內需引致型”出口

由外需引致的“出口導向型”戰略被眾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采用，效果顯著，很多國家因此而一躍成為新興的發達經濟體。但這種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全球經濟與貿易結構的失衡狀況越來越明顯，逐漸暴露出了這種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講求一個度，過度的發展只能使事物偏離原先的發展軌道。目前，我國“外需引致型”的出口模式急需轉變。首先，要轉變企業鎖定的國外需求目標群體。我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一些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其目標客戶群是國外那些競爭力較弱的生產者和低收入水平的消費者。這些需求的彈性非常大，較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這些目標群體，因而他們的需求萎縮也十分明顯。所以，我國企業應盡快提升原來的國外需求目標客戶群，將目標客戶定位在具備一定競爭力的生產廠商和中高層收入的消費者身上，再根據這種目標定位制定企業未來的發展計劃，刺激產品技術的改進與服務水平的提升，從而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改善對外貿易狀況。其次，將企業發展的內部驅動力由國外需求轉向國內需求。中國國內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是舉世矚目的，但看到這種潛在市場的，反而不是我們的本土企業，而是眾多的外商投資企業，它們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開發廣闊的中國市場，提升了競爭力，壯大了自己的企業。而我們的企業卻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損失慘重。因此，我們的企業要盡快認識到國內需求的重要性，將企業發展的重心轉移到國內需求上來，充實自己，壯大自己，這樣才能最終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

3.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對外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源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倡導可持續發展的低碳經濟時代，這種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維持。從中國的引資水平和龐大的外匯儲備余額中可以看出，資金已經不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是缺乏核心技術。在大國輩出、競爭激烈的當今世界經濟中，沒有任何一種生產要素比知識、技術更加具有影響力。而在當今的國際競爭格局中，真正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主要靠自主創新。特別是比較優勢的演進與貿易結構的轉換的決定性因素是技術進步與創新。首先，最直接的途徑是鼓勵企業依靠巨額的外匯儲備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行生產，關鍵是要注重對技術的吸收與改造，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開發出適合中國市場的技術，并鼓勵改良后的技術產品出口。其次，對于無法引進的技術，增加研發投入并培養專業科研人員。經濟發展的源泉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來源于人的科研活動，因此，人力資本投入是重中之重。中國的研發投入與從事研發的人員數量均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是導致產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主要原因，限制了產業結構與外貿結構的升級。最后，要想刺激科研開發活動，大前提是增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國家應從法律層面給予支持，有力地保護技術成果。

4.加工貿易轉型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