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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特色學校建設”共分:大課間行為藝術、推廣普通話、書寫規范字和班級建設四大塊兒。
一、大課間行為藝術
從上學年開始,我校把大課間行為藝術——經典誦讀之古詩接龍+古詩韻律操、手操”作為建設特色學校的突破口來抓。本學期依然有聲有色、扎實有效地開展著。我們開展的形式主要是利用大課間學生堅持每天跟著音樂背誦一個單元(20首)古詩,然后做一個單元的手操。平常以班為單位自行根據各班情況利用預備十分鐘和課余時間讓學生背誦,班內用自己的辦法進行督促、檢驗。每周學校以光榮榜的形式公布各班古詩王和級、校古詩王以激發學生的背誦興趣。
開展背古詩以來,校園里時時、處處傳來同學們有節奏的背古詩聲:同學們在掃地的時候會背著古詩、玩耍時會背著古詩、做游戲時會把古詩穿去邊做游戲邊背古詩。一個學期來,整個校園幾乎聽不到學生的爭吵、打罵聲,一些不文明的習慣、行為,幾乎被古詩聲所代替。每當學校的古詩音樂響起,無論同學們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會不約而同地跟著音樂背起古詩來,而且相當快樂、有精神,背得相當賣力。在我校,背古詩早已成了學生的一種習慣、一種興趣。
二、推廣普通話
本學期,我們學校把“推廣普通話”作為一項特色項目來抓。我們的要求是:教師上課必須用普通話,學生問或回答問題必須用普通話,課下和老師交流要用普通話,和同學們討論、聊天盡量學用普通話。經過一個學期的不斷努力,現在學生基本都能做到上課回答問題用普通話,自身都有說普通話的意識。但我們知道我們都是農村人,都習慣了用方言與人說話、交流,想讓孩子們一下子變成一個城市化的孩子、能隨時隨地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對于我們農村學校來說的確是相當困難的。在推廣普通話方面,一直來學校都在想怎樣才能讓學生都能盡快的進步、怎樣才能讓孩子們毫無顧忌地張嘴就說……由于學校條件有限,沒有經過普通話訓練的教師占相當一部分,所以推廣普通話的確有一定的困難。但作為學校來說,不會有絲毫的放松。我們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找到最好的推廣普通話的方法,讓學生們都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
三、寫規范字
本學期,我們把寫規范字作為學校工作的重點來抓,希望學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有一手讓學校、家長、自己滿意的字跡。
俗話說:“冰凍非一日之寒”,寫字更非一日之功。我相信通過老師們的努力,通過學生的認真練習,學生們的字會讓家長和老師們滿意的。
四、班級建設
一個特色的學校應該有個個特色的班級。本學期我們學校的“特色班級”在各班班主任的帶領下也開展的有聲有色。
為使我校的班級建設開展的順利而有特色,上學期,學校安排了專門時間組織全校教師到夏堡小學參觀學習。進到夏堡學校的每一間教室都給人不同的感覺。從夏堡小學的班級建設中我校教師感受很深,也學到了許多班級管理的方法。
本學期我們便在學校推行建設“特色班級”。先給各班發班級建設費用每生3元,讓班主任制定出“班級建設實施方案”,把班費用得恰到好處,以鼓勵學生更好的學習或給班級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爸爸爸爸的普通話很不表準,所以時常會鬧出一些事來。比如這次:我哪著筆和紙,并已把語文書交給了爸爸,正嚴陣以待了。爸爸報得挺快,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報完了。緊接著,我就迫不及待的讓爸爸趕快改,但是突如其來的卻是一個又一個的錯誤。
我很不高興地對爸爸說:“有些詞語都是你的語音不標準,所以才導致我寫錯的。就像這個詞語,你明明報‘jiao ji’,可書上寫的卻是‘皎潔’,這分明就是你誤導我的,你可不要是非不分!”我雖然覺的說的有點過分了,但我還是堅定自己的立場。這會爸爸可不干了,“錯就是錯,這有什么誤導不誤導的!”爸爸硬說自己有理。我不想再說下去了,因為我從爸爸那不容爭辯的語氣中,清楚的意識到:,狗急還會跳墻呢!再這么說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把爸爸惹及了,說不定還會做出什么過分的事情來呢—畢竟胳膊扭不過大腿。因此,雖然我很咽不下這口氣,也很不甘心,但是,到最后我還是給爸爸這個臺階下。
事后,爸爸的火氣也消了,就來找我談話了。爸爸這會心平氣和地說:“海方啊,我們小時侯老師說的教的語音都不標準,所以我的普通話也不標準,這次是爸爸不好,原諒爸爸好嗎?”“好!”我欣然地回答。“那我以后也一定好好地學習普通話。”爸爸嚴肅地說道。
和諧語言與社會和諧
語言(包括文字)不僅是生活中須臾不可缺少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而且語言文字社會應用的和諧程度是衡量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與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系,一方面社會的發展變化推動著語言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語言的變化發展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社會的變化發展。如今,社會上和語言學界要求提高語言和諧度的呼聲頗為強烈,語言文字工作者為此發表了不少的文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表達他們各自不同的觀點。實際上,語言和諧恰恰是語言最基礎的東西,正是因為它的基礎性,往往最淺顯的道理,卻最容易被人忽略。
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同其他社會現象諸如道德、意識、風尚等一樣,是社會群體行為趨同性的自然表現。語言和諧的目的除了準確地傳遞信息外,更在于為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的和諧,言語行為必須接受社會道德的價值評價,必須與社會道德相一致,這樣,言語行為才可能為社會所接受,效果才會好,才能真正達到交際目的。
由于語言具有社會交際工具這一本質,就使得語言運用標準的趨同性帶有更多的必然因素,使操同一語言的社會成員人人羞于同周圍他人為異。然而,在一個使用共同語言的集團里,個別人或某些人偏偏采取與其他社會成員不一致的做法,有意或無意地使用一些同現有規范不同的語言成分或語言形式。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比較復雜,有的是即興之作(多半為口語),有的是由于缺乏語文修養,有的是有意識地標新立異等。
目前社會上語言的不和諧情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語言內部的不和諧,比如,語音方面,有意無意地模仿港臺影視明星、歌星的發音,導致一些音節的聲、韻、調發音不準,沒有正確地使用輕聲和兒化等。詞匯方面,或隨意造新詞(尤其是網絡詞匯的大量出現)或篡改現成的詞和詞語;如“凍容(20歲左右的年輕女孩兒希望凍結青春,早早開始抗老歷程)、PK(對決)、584(我發誓)、裸考(什么加分都沒有,完全靠實力參加考試的人)、丁狗(不要孩子,只養寵物狗的家庭)、粉稀飯(很喜歡)、拼客(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或活動)等。或表現為對已有詞語隨意添加、賦予新義。如“偶(我)、超級恐龍(反應遲鈍)、蝦米(什么)、圓夢(本指古代解說夢的吉兇的迷信活動,如今指實現理想或愿望)、白奴(白領奴隸的簡稱)等。因為這些新詞新語不夠穩定,詞義多變,用于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意思,加上缺少受眾的理解基礎,所以,聽到或讀到這類新詞語,就會讓人感到莫名其妙。語法方面,為追求標新立異、引人注目,語句不通、搭配不當,甚至邏輯混亂的現象時有發生。二是語言結構以外的不和諧,主要表現為言語行為趨于“隨意化”、“痞化”甚至“黃化”、“粗俗化”,違背社會道德的言語行為時有發生。這些不良語言現象嚴重地影響了社會道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精神風貌。這些不良語言現象的治理和規范,需要社會多方面的努力,需要語言研究者從理論上給予科學的闡釋。
和諧語言的建構既要從語言的內部結構――語音、語匯和語法三方面著手來進行,同時也必須要考慮語言結構以外的相關的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心理諸因素。因為語言和諧與否,除自身結構方面的原因外,還與社會方面的許多復雜因素有關。
由于受經濟發展的影響,曾幾何時,在東南沿海一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出現過方言潮以及隨之而來的方言的泛濫。以上海話為例,由于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在狹隘的地區經濟優越感中,一些本地居民連帶地產生了方言優越感,他們以說本地方言為榮,不愿意說普通話,更不屑于說外地的方言。而在一些老的經濟發達地區,他們還沒有從當年的地區經濟優越感中擺脫出來,也在固守著他們的方言優越感。相應的,內地一些人在潛意識里認為凡是講上海話、廣東話的,或者說話帶點兒“廣味兒”、“港味兒”的,就是“大款”、“有派”、“吃香”,并由羨慕進而模仿起來。而在一些經濟落后地區(尤其是偏遠的山區),還有不少人仍然像幾十年前那樣,仍死死地堅守著方言陣地。像這種背離時代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若不克服,人們在語言交際中出現不和諧現象也就在所難免了。
語言生活與和諧秩序
語言生活是一個很現代的提法。它與一個人的幸福指數密切相關。如果一個人只會說方言而不會說普通話,就說明他的語言生活已落伍了。方言是客觀存在的,有其自身的使用價值。它將在一定時期、一定領域和特定地區內長期存在。推廣普通話并不是要人為地消滅方言,主要是為了消除隔閡,以利于社會交際。推廣普通話主要是要求會說方言的公民,還要會說普通話。不是要求公民在所有場合都說普通話,只在有些場合,如學校、機關、服務場所等講普通話。從語言發展來講,普通話和方言也處于不斷豐富、融合的過程中,方言在語音詞匯等方面逐漸向普通話靠攏。因此推廣普通話絕不是禁絕或消滅方言,關于這一點,我國的語言文字基本政策中已有明確規定:各民族語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語言文字歧視;各民族都有學習、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國家鼓勵各民族相互學習語言文字;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范漢字。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推廣普通話是促使公民普遍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要求人們在正式場合和公共交際場合說普通話,并不反對在日常生活中說方言。推廣普通話有利于促進現代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有利于促進地區間、民族間的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發展科學技術,促進兩個文明建設,有利于實現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提高工作效率,對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頒行,標志著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全面走上法制的軌道,對于促進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和諧進步具有重要意義。新時期的推普工作應該有更新的姿態和新的水平,應該在全社會積極倡導以說普通話和具備普通話修養為榮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風尚。因為規范語言僅僅靠普通話的法定地位、靠數量和能量都有限的推普工作者、靠影響力有限的宣傳性文字及節目,很難抵抗強大的習慣勢力。我們需要做的是如何把普通話變成全體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應當站在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和本著與現代化同步、為現代化服務的宗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普通話水平的普查和測試工作,獲取相應的數據,進行一系列有關的科學研究,進而把這些研究成果盡快地轉變為語言和諧化的效益。
言語行為必須合乎社會道德規范是由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需要所決定的。語言的和諧既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進行規范、管理,又需要進行社會道德教化,更需要社會全體成員的言語道德自律,以使其言語行為符合社會道德規范,適應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需要。
從語用功能的角度來講,語言的和諧應該是一種語用和諧,是語言在表達功能和交際功能上切合目的性的和諧。因為引起表達、交際的動因和情景是多種多樣的,那么只要是恰到好處地達到了目的,就是和諧的。因此“不能把語言規劃的目標確定為不管何時何地都必須是一種絕對一致的代碼”(E?Haugen,1971)。
構建和諧的語言也意味著創新,語言和諧了就能更好地發揮語言的交際工具作用。因此,語言的豐富、發展與和諧是相輔相成的,是互相聯系、互相促進的。語言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必須以語言和諧為基礎,沒有語言的和諧,也就談不上語言的真正豐富和發展。而沒有語言的豐富和發展,語言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滯不前的東西,就會失去它在社會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的功能,也就談不上語言的和諧。語言是動態發展的,所以語言和諧也應是動態發展的。言語使用一方面要遵守既成規范,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創造新形式。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也是社會的組織工具,沒有通用的語言、和諧的語言,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語言的和諧,尤其是詞匯和語法格式的協調,不能定于一尊,當前已成為共識。語言在不斷發展中趨于和諧,即“動態和諧”。那么在動態語言系統和動態語言的觀念中,語言系統與言語和諧實際上是辯證統一的。我國幅員遼闊,方言眾多,從語音到詞匯都相差甚遠,實現語言的規范、和諧,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個人方面講,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交際范圍的擴大,具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已成為決定一個人生活與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
和諧語言與人文素質
言語行為涉及人文素質、倫理道德等許多方面的問題。寬泛地來講,人文素質指的就是文化素養。語言作為與人類社會同生共長的文化世界的基本成分和核心成分,它對于人類文化具有建構、保有以及傳承的功能。在此意義上講,人類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語言世界。語言是社會聯系的紐帶,言語交際是語言的社會聯系功能在具體場景的實現,是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表現形式。言語行為不能也不可能超然于社會文化背景之外。人們的社交用語滲透了一定民族一定時代的文化精神,成為這一民族這一時代的重要文化景象之一。比如,體現在社會上人際關系的社交稱謂對于確定交談雙方的身份角色具有重要作用,尤其能體現社會文化的風貌。而語言的文化功能具體表現為:幾乎各個文化領域都必須仰仗語言符號的建構作用。文學作品里的交際形式體現了某種社會風范,而且它所刻畫的不同類型的人對語言的典型使用,使得語言的各個方面都飽含著和滲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內容,進而使得幾乎所有人文科學的研究都不能不注意語言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語言的規范、和諧與語體的多樣化,以及個人語言風格的形成并不矛盾。民族共同語盡管是有一定規范、一定標準的語言,但它的內容是豐富的,范圍是寬廣的,形式也是多樣的,可以讓每一個使用者自由選擇。如果有人認為語言風格的形成在于使用了方言土語,一旦使用通用語,摒棄方言土語,作家就會失去獨特的語言風格,其實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為了增強表現力,為了刻畫人物性格,為了反映地方色彩,作家可以適當地使用方言土語。但是方言土語的濫用卻會造成民族共同語的混亂,造成語言的不和諧,會妨礙民族共同語的發展。事實上,作家的獨特語言風格絕不是單靠使用方言土語來形成的,而且作家也不應該盯在這方面創造自己的“語言風格”。作家在遵守規范的范圍內,只要他善于運用語言,能精心選擇適合于表現自己思想感情的材料,就能夠創造出他自己的獨特的語言風格。
著名作家金庸先生認為:人類世界不能只有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文科學培養的是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一個只有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和經濟、豐富的物質生活享受,而沒有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諧的心靈、和諧的人與人的關系、和諧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的社會,絕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對青少年進行人文精神的教育是要其“熏染溫文敦厚、樂而不、哀而不傷的君子之風,最終達到修身、齊家、治國”。
現代化建設需要具有現代化素質的人來搞。現代化不僅僅是經濟和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素養問題。在經濟大潮沖擊下,出現的一些言語失德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人道德修養不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國民的言語素養狀況。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人的文化素養,表現在語文方面,即具有高度的語言和諧觀念和與此相當的語文素養。世界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總是伴隨著一個語言和諧化以及提高全民人文素養的進程。因為語言是一種精神產品,是人類心智活動的成果,又是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為此,加強語言研究,促進語言的和諧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進而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已經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的地位。
關鍵詞:現代漢語 “有+VP/V”句式 成因
一、前言
“有”是現代漢語中非常活躍的一個動詞,一般表示“領有、具有、擁有”或者“存在”,與“無”“沒(沒有)”相對,其后一般接名詞性賓語,如“年輕人有熱情,有朝氣”“小王有藝術家的氣質”等等。此外,“有”還可以用在某些動詞的前面組成套語,表示客氣,如“有勞、有請”等,但數量極其有限,只限極個別動詞。楊慶蕙(1993)主編的《現代漢語正誤辭典》中指出:“動詞‘有’表示領有、具有,它后面一般要求直接跟名詞或名詞性的詞語充當的賓語,有時也可帶動詞(大多是雙音節動詞)充當的賓語,如‘有發展’,‘有增加’。但一般不能帶動賓短語或補充短語充當的賓語。”楊慶蕙指出的一個典型錯誤例句是“山上有下雪。”她認為,“下雪”是動賓短語,不能作“有”的賓語,應將“有”改為副詞“在”,表示山上正在下雪。熙(1982)認為,動詞“有”能帶的動詞賓語是有限制的,只能帶“名動詞”,可以說“有影響”“有準備”“有計劃”,但是不能說“有看”“有寫”“有去”“有反對”“有喜歡”“有同意”等。
然而,近年來,“有+VP/V”結構的句式在電影、電視、電臺、網絡甚至報紙和雜志中卻大行其道,使用越來越普遍,并逐漸影響到普通大眾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表達。以前熙先生和楊慶蕙教授認為錯誤的用法如“山上有下雪”正在被人們接受和使用,并且呈現泛化態勢,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言語交際中。為什么會出現這一語言現象?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有+VP/V”這種看似不正確的用法?
二、“有+VP/V”結構句式的類型
“有+VP/V”結構的句式一般在口語對話中使用較多,報刊和雜志等媒體出于新潮的需要也會使用。不少研究者把“有+VP/V”句式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式(管娟娟,2006;崔娜,2013),即“有”與“VP/V”一起完整出現。例如:
(1)他一共有列了22項,22項當中有多少是假的呢?(中央電視臺《新聞1+1》2012年10月22日)
另一類則是答話人用“有”直接回答提問人的問題,省略了“VP/V”,被稱為省略式(管娟娟,2006)或者變化式(孫琴,2003;崔娜,2013)。例如:
(2)主持人:你當時并沒有阻止或者是對其他人……
青春大篷車:我有啊,我有啊。(東方衛視?東方直播室 2014年10月13日)
本例中,青春大篷車辯解時說的“我有啊”實際上是“我有阻止”的省略。由于省略式或者變化式不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探討的“有+VP/V”主要是完全式,即“有”與“VP/V”同時出現的句式結構,一般有兩種常見句式:陳述句和疑問句。
(一)陳述句
(3)他們說當初他有把房子過戶給你們,然后你們也答應給他買房款,但是遲遲未給。(上海電視臺?甲方乙方2012年10月1日)
(4)昨日下午,負責此案的網監大隊姜姓警官對南都記者稱,因為伍娟不懂程序,所以先告訴了外宣辦,她本人之后有到公安機關報案。(《南方都市報》2013年1月22日)
上述“有+VP/V”結構的陳述句式中,如果各例句劃線部分去掉“有”,意義不但沒有任何改變,反而更符合現代漢語語法。
(二)疑問句
(5)當時公證處的人有問你嗎?說你父親有沒有再婚的情況?(央視一套?今日說法2012年10月14日)
(6)(李玉堂太太)我跟了你八年,你賭了八年,我有離開過你嗎?我有貪圖過榮華富貴嗎?我沒有!(電影《十月圍城》)
在上述例句中,基本上都帶有語氣詞“嗎”,構成“有+VP/V+嗎?”的疑問句式,既有一般疑問句,也有反問句。如果去掉“有”字,這些句式可以轉換為“V+過+P+嗎?”或者“有沒有+V(過)P?”的結構,語義不變。上述例句去掉“有”后可以分別改為:
(5)a.當時公證處的人問過你嗎?(或:當時公證處的人有沒有問你?)
(6)a.我離開過你嗎?我貪圖過榮華富貴嗎?(或:我有沒有離開你?我有沒有貪圖榮華富貴?)
從句子時態上來看,無論是陳述句還是疑問句,上述“有+VP/V”結構的句式基本上都是過去時,即強調事件是否發生過。
三、“有+VP/V”結構句式的成因分析
“有+VP/V”結構的句式近年來大量出現,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和討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語言現象?其成因究竟是什么?
(一)“有+VP/V”句式成因的三種說法
對于“有+VP/V”結構句式的成因,學者們各抒己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東南方言和港臺普通話影響
大多數語言研究者認為,現代漢語中出現的“有+VP/V”結構句式是受到了閩南語、粵語、吳語和客家話等東南方言語法的影響,因為在這些地區的方言中存在大量的“有+VP/V”句。這些方言深刻地影響著港臺普通話,而隨著香港的回歸,這種句式再由港臺普通話漸漸傳入大陸普通話中。“這種句式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語語法的影響”,因為在港臺地區,特別是香港,英語是強勢語言,英語中表示完成體的句式往往用“have(has)+動詞的過去式”,而“have(has)”的基本義是動詞“有”,用作完成體時直譯就是“有+VP/V”句式。
2.古漢語“復活”
不少學者用歷時的眼光看待“有+VP/V”結構的句式,認為“有+VP/V”結構“是漢語中古已有之的一種句式”,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張文國、張文強在《論先秦漢語的“有(無)+VP”結構》一文中認為,先秦時期漢語中所有的動詞都能夠出現在“有”的后面,并歸納出了12種結構關系。因此,現代漢語中的“有+VP/V”結構句式“實際不是什么新現象,它是歷史上曾經消失了的結構在新時代條件下的‘復活’。”甚至認為,這種結構句式“不是東南地區方言帶入現代漢語的新結構,而是東南地區方言所掀起的一種語言結構的復興。”
3.語言自身的對稱發展
部分學者認為,“有+VP/V”結構的句式是語言系統自身發展帶來的結果。在普通話中,“有”與“沒有”是相對的一組詞,使用的對稱性較為明顯,當“沒有”作副詞單獨修飾動詞在漢語普通話中廣泛使用時,語言內部要素的這種對稱性、趨同性促使“有”也在副詞的領地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從形式的角度說,“有+VP/V”結構句式的形成符合語法對稱性的要求,因為“語法總是追求嚴整性,從這一點上說,‘有’進入普通話口語也是普通話語法內部發展規律的要求”。
(二)“有+VP/V”句式成因分析
關于“有+VP/V”結構句式的形成原因,我們針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深入考察與分析,發現古漢語“復活”說和語言自身的對稱發展說都存在很大的疑問,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這一語言現象。而從該句式在普通話中出現的時間來看,實際上這一語言現象是受到了東南方言和港臺普通話的影響。
1.古漢語“復活”說存疑
我們認為,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有+VP/V”結構句式的出現,并不是古漢語的“復活”和“復興”。古漢語中確實存在“有+VP”句式,但學者們統計出的用例是極其有限的,張文國、張文強在《論先秦漢語的“有(無)+VP”結構》一文中除大量“無+VP”結構的例子外,“有+VP/V”結構的例子數量有限,個別用例形式上是“有+VP/V”結構,但實質上與我們所講的“有+VP/V”并不相同,甚至有些牽強。例如:
(7)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左傳?昭公十年》)
(8)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荀子?臣道篇》)
(9)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孟子?梁惠王上》)
(10)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韓非子?說林上》)
例(7)中的“有”是“有人”,例(8)中的“有”表假設,意思是“如果有人”,例(9)和例(10)中的“有”分別與“焉”和“豈”組成了“怎么會有……(的事)?”疑問結構,是很正常的語法現象。實際上,由于古漢語用字簡潔,省略現象較為普遍,翻譯成現代漢語可以有多種解釋,因此,古漢語中的“有+VP/V”句式與今天流行的“有+VP/V”句式并非完全對應。
古漢語中的“有”與動賓短語連用的語法現象并不是古漢語語法的主流,僅是個例,為數寥寥,這一點從研究者的統計中也能反映出來(伍文英、夏俐萍,2002)。其實學者們也承認,“有+VP”這一語法形式的運用在漢語發展史上是呈遞減趨勢的,“先秦以降,自唐以后,‘有+VP’的使用就漸漸減少,最后走向了消失。”現在這種句式為什么突然之間就“復活”了?它“復活”的社會原因是什么?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們語焉不詳。
即使認同“有+VP/V”句式起源于南方方言的研究者也認為,南方方言中的“有+VP/V”句式是保留了古漢語的句式,這一說法也值得懷疑。中國古代南方歷來被稱作百越之地,百越民族有自己的語言,與北方漢語相差甚遠。戰國時期百越被北方漢人征服,中原漢人開始向南越遷徙,“百越之地漸漸被北方漢人入主的過程,也是南方方言逐漸形成的過程,南方方言的形成不僅具有北方漢語的成分,也應該有百越族的語言成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陳葉紅,2007)。眾所周知,構成語言最基本的要素是語音、語法和詞匯。在語言接觸過程中,語音和詞匯都有可能從別的語言借用,但語法是固定不變不可以借用的。因此,古漢語中為數寥寥的“有+VP/V”句式是不太可能被南方方言借用并保留的。“南方方言形成的原因集中在兩晉至宋代的大量移民,方言的形成也應該在兩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以內。”古代漢語書面語與口語相差甚遠,古人口語中是否使用“有+VP/V”句式因年代久遠已不可考,即便是使用書面語的諸多文獻,根據學者們窮盡式的調查,“有+VP/V”結構的句式自漢代以降就很少使用,自唐以后甚至消失了。本身不是主流,甚至是已經消失的語法現象怎么可以去傳播、影響到別的語言呢?由此看來,南方方言中的“有+VP/V”句式保留了古漢語的句式這一說法本身也是站不住腳的,因而也了現代漢語中出現的“有+VP/V”句式起源于古漢語,是古漢語的“復興”和“復活”這一說法。
2.語言自身對稱發展說存疑
持“語言對稱發展說”的研究者們認為,在內部因素中,語法系統平衡性的要求(“有”同“沒有”用法的對稱和趨同)促成了現代漢語普通話“有+VP”句式的產生。那么,“有+VP/V”結構的句式是不是語言系統自身對稱性發展帶來的結果呢?我們認為并非如此。語言的發展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并不總是“一對一”對稱均衡發展的,總會有不平衡。沈家煊(1999)認為,語言總體上是對稱的,局部上是不對稱的。語言對稱只是相對的,而不對稱則是絕對的。不對稱現象存在于語言的各個層面,包括語音、構詞、句法、語義和語用。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
“有”的反義詞有“沒”“沒有”和“無”三個,一對三的事實本身就說明這幾個詞語不是對稱發展的。就本文所討論的“有+VP/V”結構句式來說,僅僅關于“有”的詞性,持“語言對稱發展說”的學者就各持己見,有的認為“有”是副詞,有的認為“有”是助動詞,還有的甚至認為“有”是與英語“have”對稱出現的完成體標志,大家莫衷一是。實際上,人們忽略了一個語言事實,那就是長期以來,漢語普通話中“沒有+VP/V”句式的肯定用法一直是“V+(過)+P+了”句式,人們并沒有感覺有什么不妥,現在突然要用“有+VP/V”肯定句式和“沒有+VP/V”否定句式進行對應,反而讓許多人不太適應。即使在接受新興事物迅速、時尚用語多產的高校校園,此句式的接受程度也不高。據蔡(2009)對上海高校的學生的定量統計分析,受訪者對“有+VP/V”句式的“基本接受”態度,“說”與“不說”的人受家鄉地域的影響各占一半,家鄉越往北的學生說得越少。調查顯示,不少人認為這種句式“是小姑娘說的”“電視主持人常用”或“港臺腔、發嗲用”等,因而男性的使用率普遍較低。也就是說,“有+VP/V”句式還遠沒有被社會公眾所普遍接受,只是在一定的人群中小范圍使用。從語言系統自身的發展來看,“有+VP/V”句式要想轉變為“沒有+VP/V”句式的肯定式并被社會公眾普遍接受,尚缺乏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因此,“語言自身對稱發展說”只是一種被人為貼上的標簽,并不符合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純屬形式主義的語言觀。
3.東南方言和港臺普通話影響是真正成因
考察現代漢語“有+VP/V”結構句式流行的時間和發源地,我們認為,這一句式確實是受到了閩南語、粵語、吳語和客家話等東南方言語法的影響,并經港臺普通話傳入到大陸普通話。據考察,閩南語、粵語、客家話和吳語中確實存在“有+VP/V”結構句式(陳葉紅,2007)。例如:
(11)前日我有看電影。――閩語區
(12)今日我有頭痛,所以唔上班。(今天我頭痛,所以沒有上班。)――粵語區
(13)昨天你有去趕集嗎?――客家話
(14)我阿哥這年有走歸。――吳語區
閩、粵、客方言區的人學說普通話時有一個非常頑固的傾向,就是把方言中的“有”字句強加到普通話中。這也從側面證明,在語言接觸過程中,語法是固定不變的,具有很強的“頑固性”,南方方言區的人在學說普通話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套用了本地區方言的語法。香港和臺灣正好處于閩、粵、吳和客家方言地區,其普通話難免會受到這些方言句式的影響,再加上港臺地區英語的強勢滲入,英語中正好有“have+V-en”相似的結構,使得“有+VP/V”句式得到進一步強化。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繁榮發展,各種新鮮事物對內地影響頗大。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祖國進入倒計時,牽動人心,大陸民眾對港臺的關注度空前高漲,加之大陸對外開放的包容性增大,大量的港臺電視節目進入尋常百姓家,而港臺電視節目主持人和記者、嘉賓等大量使用“有+VP/V”口語句式先是影響到大陸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和記者、明星等追求時尚、喜歡新潮的媒體人,繼而隨著網絡的普及影響到一般民眾,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頗為流行,從而使得“有+VP/V”結構句式在漢語普通話中推廣開來。這也就是“有+VP/V”句式為什么在普通話中以前沒有出現,直至上世紀90年代后期才出現并影響至今的社會原因。
(三)“有+VP/V”結構句式的表達優勢
作為南方方言影響普通話的一個案例,“有+VP/V”結構句式能夠在漢語普通話中推廣、流傳,除了南方經濟發展對內地的輻射作用原因外,還必然有其自身強大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認為,這一句式在語義和語用兩方面有其獨特的表達優勢。
在語義方面,“有+VP/V”句式的“有”仍然具有“存在”義,肯定動作的發生或一種情況的存在,表示確認或強調。例如:
(15)陳女士說,當時任淵沒有參與毆打,但有參與調戲。(《新京報》2014年10月19日)
(16)在這之前我們有打麻藥,已經最大限度減輕它的痛苦。雖然不忍,但這是劇情需要。(《楚天都市報》2014年10月23日)
上述兩個例句中,如果去掉“有”加上“了”,句子完全成立,意思不變,但用了“有”后,句子的確認和強調意味得到了加強。例(15)中,陳女士肯定了任淵“參與調戲”這一事實是確實存在,無庸置疑的。例(16)中,導演張揚回應網友對其拍戲時殘忍殺鹿的指責,用“有打麻藥”來為自己申辯,強調拍戲時確實對鹿是打過麻藥的。對于“有+VP/V”句式的語義,王國栓(2008)認為:“從語義的角度說……普通話中有一般敘述和強烈肯定,沒有一般肯定,‘有’正是填補了這個空白。”正因為如此,“有+VP/V”結構句式才能夠被普通話口語所兼容,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道理。
在語用方面,“有+VP/V”用在口語中,特別是回答問話時比較簡潔,符合口語中的簡略原則。如果不用“有”回答,則需要回答的字數較多,不夠簡便。如:
(17)主持人:你有反抗過嗎?
青春大篷車:有。我一直在反抗,但是他說沒有用,你去找學校,不會有人管,你去找紀委,也不會有人管。(《重慶商報》2014年10月15日)
上述例句中,主持人只想知道青春大篷車遭遇性騷擾時是否反抗這一事實,并不關心她是如何反抗的,所以引導對方回答“有”或者“沒有”以便確認事實,十分簡略。
“有+VP+嗎?”這種句式其實完全可以去掉“有”,變成“VP嗎?”句式,這樣的問句更符合漢語語法,而且也更簡略。但若不用“有”,對“VP嗎?”問句的回答,必須以“V”或“VP”作答,如“你反抗過嗎?”回答就必須是“反抗過”或“沒有反抗過”。而一旦用“有+VP/V”提問,問話的一方就引導對方以“有”或“沒有”作答,顯然要比一般的答話形式簡潔利索。正是因為“有+VP/V”的疑問句式在語用層面非常符合口語中的從簡問答原則,所以該句式才在漢語普通話口語中具有一定的價值和頑強的生命力。
四、結語
對于“有+VP/V”這種句式在普通話中的出現和使用,盡管大多數研究者持樂觀態度,但不可否認的是,該句式在普通話中的接受度并不高,使用人群受到職業、年齡、性別和地域的限制。我們認為,由于普通話中已經存在比較成熟并為公眾廣泛使用的同義表達形式,新興的“有+VP/V”結構句式進入普通話書面語成為規范用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在其發源地之一的臺灣地區,這一句式在書面語和口語中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在口語中它已經成為“主流”形式,但在書面語中只是“支流”,“主流”依然是漢語傳統的“VP了”以及“VP過”。因此,對于“有+VP/V”結構句式對漢語普通話傳統語法的影響和沖擊,尚需要時間檢驗。而在對外國留學生進行漢語培訓時,仍然要堅持傳統的語法教學,不提倡引入“有+VP/V”結構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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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口語交際課,不僅要訓練學生的聽說能力,而且要培養學生在交際過程中的待人處事能力,促進學生終身發展,筆者從教學實際出發,針對農村小學生口語交際的現狀思考一些對策:
1.現象
1.1 口語不規范,口語習慣不良,常常“出言不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口語是最主要的交流手段,口頭表達能力的強弱直接關系著交流的效果。農村小學生由于在口語交際時常受方言或“口頭禪”影響,將不規范方言摻雜其中,有的甚至常“出言不遜”。如“抽(吸)煙”,說成“吃煙”,“喝酒”說成“吃酒”。
“錯了,錯了,真惡力!”“放屁……你媽……”等,這些都是在農村小學課堂上或活動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些“不遜評價”。
1.2 口語交流缺乏激情,流暢度欠佳,沒有條理。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低年級的學生喜歡說話,發言大膽,聲音響亮,但進入高年級 后,課堂上舉起的一只只小手慢慢少了,口語交際能力也逐漸趨向兩極分化。課堂成了幾個活躍分子“挑梁唱戲”的舞臺,大多數學生“金口難開”,樂于作陪聽。久而久之,口語表達得不到訓練指導,所以一旦要用口語表達時,就顯得“站立不安”拘謹膽怯,神情緊張,不僅缺乏激情,聲音不響亮,而且說話內容不完整,東拉西扯,語無倫次,不規范,不流暢,許多話詞不達意。
1.3 即興表達能力弱,非要“深思熟慮”不可。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我們發現許多學生接收了表達信息之后,一定要反復練習,說上幾遍之后,才能在眾人面前表達陳述,屬于“準備型”的口語交際,即興口語能力弱,農村不學生還缺少用形象生動的口頭詞語和手勢動作,面部表情等輔助手段來增強表達效果。
1.4 在口語交際中不善于傾聽對方的意見。表現在學生態度不認真,注意力集中持續時間短,易分散,常常一邊一邊做小動作。究其原因主要是家庭環境的影響。農村小學生家長都忙于農活或外出打工賺錢,孩子平時與祖輩生活的時間較長,這些生活的空間相對比較狹窄,接收信息能力較弱,見識短淺,文化素質低,聊起來你一句我一句,話題漫無邊際,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傾聽的修養。
2.對策
2.1 加強校本培訓,轉變觀念。
在口語交際教學方面,觀念的轉變,務必關注以下兩點:一是口語交際教學對孩子們成長的主要性;二是口語交際教學實施“我能行”。作為一所農村小學,要達成這兩點,最好的途徑是抓好校本培訓:充分發揮學校口語交際能力強的教師以及教育教學思想理念較先進的教師作用,實現傳、幫、帶。1、專題學習。以口語交際為專題,收集,整理資料,包括新課標解讀,理論探討。課例賞析,反思交流等等,加強對這些資料的理解。2、經驗交流。充分利用這些教師的教學實踐活動,組織討論,在交流中實現對新理念的進一步理解。3、反思總結。自覺地對自己的教學實踐進行反思,在反思中不斷改進自己的策略,進而轉變觀念。
2.2 用活教材,激發交際愿望。
2.2.1 用活生活教材。
口語交際是日常的生活交際,是現代生活必備的生活技能。農村小學生擁有得天獨厚的口語交際資源,如幽靜的舊野鄉村,芬芳的泥土氣息,千姿百態的蟲魚鳥獸,古老淳樸的風土人情,優美的自然景觀……他們擁有豐富多彩的生活經歷,如下河摸魚,捉螃蟹,上山采野花、野果……我們應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充分利用學生生活積累,逐步增強口語交際的意識,為“學會生存”奠定基礎,可謂一舉兩得。
2.2.2 用活書本教材。
“口語交際”是“聽話、說話”的發展,是一種雙向,甚至多向互動的言語活動,是小學語文教材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容豐富,形式活潑。首先,教師要明確教材的編排意圖,創設多種情境,激發學生與別人進行交際的愿望;其次,教師教學時應融口語交際的訓練于識字寫字課,閱讀課和作文課中。課文是學生學習語言,積累語言和拓展知識的好范例,教師要很好地活用這一源泉,為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口語能力服務,對課文內容進行創新性的拓展和延伸。長此以往,一定能朝著人人交際,人人會交際的目標邁進。
2.2.3 豐富校園生活,生成能力。
口語交際能力的養成,說到底在于多實踐,敢實踐,善于實踐。校園,作為學生學習的重要場所,教師,作為學生成長的重要引路人,都應該擔負起豐富校園生活,提供實踐機會的責任。
2.2.3.1 推廣普通話,說普通話,說好普通話,是進行口語交際的基礎,但是對于農村小學生來說,其口語交際是與泛濫的方言抗爭著說的,心理自然承受著較大的壓力。因此,在農村學校推廣普通話仍是項長期的,重要的而又艱巨的任務。
2.2.3.2 創設民主教學氛圍,使學生敢交際。農村小學生進行“用普通話清楚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訓練的主要陣地是課堂,教師應有和藹親切的教學態度,激發鼓勵的教學語言。在口語交際中,教師要注意創設交際的情境,使學生入情入境,盡可能地回歸常態,還原生活。對學生的評價,要多表揚,多鼓勵,不批評,不指責。另外,還要尊重語言的多樣性和學生的個性特點,增強課堂學習的開放性,不苛求唯一答案。
2.2.3.3 組織實踐活動,使學生樂于交際。活動是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教師可根據兒童的心理特征,精心設計和組織各種有趣的語文實踐活動,以學生自主學習和自我訓練為主,采用兒童喜聞樂見的主要形式。課內、課外相結合,注重對課外的拓展。如“每日一講”“談天說地”“讀書報告”“生活報告”“師生互動”“生生互動”“家長和學生互動”等多種訓練途徑,創設良好的交際情境,讓學生在愉快的活動中無拘無束地進行口語交際,使他們敢說,愿說。
2.2.4 聯系生活實際,加強指導。
學生在生活中學語言,在生活中用語言,口語交際才有了活水源頭。在生活實踐中進行口語交際是口語教學的鞏固和延伸,也是口語交際教學的最終目的。
2.2.4.1 交際心理指導。農村小學生普遍“怕羞”,“怕說不好”或善于和他人特別是陌生人打交道。“怕說”導致“少說”因而“不會說”。教師采用實例,演示法,自身感受傳達等方法,并組織“買(賣)菜”,“收廢品”、“營業員”。
“導游”等實踐活動鍛煉,學生實際的膽量。特別要關注“開口難”的學生,千方百計讓他們消除“怕”字,大膽與別人交流溝通,戰勝自我,取得進步。
2.2.4.2 交際行為指導培養學生良好的交際行為:坐正、站直、昂首、挺胸,眼睛注視對方;認真傾聽,邊聽邊想,有不理解的地方虛心向別人請教;說話聲音響亮,讓對方聽清楚明白;不隨便打斷別人的講述,有不同的意見要用商量的語氣;神情大方,不卑不亢。對學生在口語交際時態度,以及語言背后隱藏著的思維、品質等。教師應相機恰到好處地指導。
2.3.4.3 交際口語指導。一方面要指導學生在不同場合使用不同的禮貌用語,如:“對不起,請問……”“我認為……”等等。另一方面要指導學生正確區分方言詞與口語詞,指導學生正確處理好口語規范性與簡約性的關系,把握語言的特定指向,把話說得簡潔明了,突出重點。指導學生正確處理好準確性與模糊性的關系。
1.語言的表達要規范。語言是指語言中的字、詞、句的發音。作為教師必須用規范的語言準確地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且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這里說的規范化主要是指兩點,其一是語言中的單字、詞匯的發音要規范。其二要大力推廣普通話,這是語言規范化的重大措施。作為教師,積極推廣普通話責無旁貸。
2.語言的節奏要適宜。語言的節奏是指說話的快慢“、吐字”的間歇時間。教師的語言節奏太快,會使學生毫無思考的余地,反應不過來;語言節奏太慢,說話拖泥帶水,慢條斯理,說一句想一陣,看一會停一下,這些都會使人乏味感到昏昏欲睡。因此教師的語言節奏應當和學生的思維活動理解程度相適應,才能取得良好的言教效果。
3.語調高低要適度。語調是指貫穿整個語句的調子,即語言語句的高低抑揚。一般來說,體育課堂開闊,教師語言音量需大些,但也要適度。如學生集中時聲音應小一些;學生分散時應大一些:個別輔導時音調低一點,親切一點。對違反紀律音調重一些,嚴肅點,但都要避免大喊大叫,高聲訓斥。有的人喜歡讓“聲音在喉嚨里打轉”,故弄玄虛,學生豎起耳朵也聽不清,這種語調顯然是不能起到言教的作用。
4.語氣的變化要適當。語氣是指語句的抑揚頓挫。“吐字”的快慢“,音量”的輕重,這與教師思想感情的表達關系密切。也就是說教師說話的語氣要隨著不同特點的學生在不同的場合下起著不同的變化。如命令和下達口令時,聲音高亢,干凈利落;布置任務,提出要求時聲音平和親切;學生緊張或疲勞時,聲音應輕柔關切;維護紀律和安全時,聲音宜堅定嚴肅等。要善于用不同的語氣表達教師的思想感情,以便于和學生思想溝通。
5.言教的時機。言教的時機就是教師的語言在什么情況下傳輸給學生能獲得最佳的效果,這是言教藝術的表現之一。學生的心理狀態決定了這種時機。學生的情緒熱烈高亢時不宜停下來長篇講評或“潑冷水”;學生情緒低落時不宜宣講較難的技術,不宜當眾點名批評某個學生,對個別學生的行為不能讓全體學生“代受其過”;學生練習受挫而喪氣時,宜用鼓勵信心的語言;學生沾沾自喜時宜用克制的語言等等。如果能把握住每個學生最能接受教師教授的時機,就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語言的反饋信息。學生在接到教師的語言信息以后,必然會通過不同渠道和形式反饋出來。當教師發出語言信息后,如學生東張西望,毫無反應,表示“沒聽進去”;如學生惶惑不解,交頭接耳,表示“沒聽懂”;如學生眉飛色舞,躍躍欲試,則表示“很感興趣”;如學生表情專注,神態自然,則表示“恰到好處”等等。教師要善于捕捉學生對教師語言的各種反饋信息。以便自己及時檢查,選擇和調整教學方法和語言技巧,使師生間的語言信息傳輸更加和諧統一。體育教師言教藝術的內容是豐富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
關鍵詞:學前教育專業 專科生實習 問題 對策
一、實習過程中折射出的問題
我校學前教育專業專科生在實習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如職業素養和表達能力欠缺、所具備的專業技能難以適應幼兒園的實際需求等問題。
(一)幼師所具備的職業素養比較欠缺
幼兒園教師面對的都是2~6左右的孩子,教育對象年齡較小,這就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職業道德素養需求。如需要有較強的自信心、耐心和堅強的毅力、能正確看待孩子的成功與挫折;有較強的溝通協作能力,與家長、幼兒園、及幼兒的關系融洽;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及較強的隨機應變能力。然而,我校學前教育專科生在實習過程中,以上幾方面的職業素養都相對欠缺。
首先,我校部分實習生吃苦耐勞及遇到困難不退縮的良好品質比較欠缺。吃苦耐勞及遇到困難不退縮的品質,對于從事任何職業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必備品質。然而,在巡視幼兒園期間,據實習單位反饋我校學前教育專科實習生仍然有部分學生存在怕苦怕累、做事缺乏毅力、在帶班過程中遇到困難就退縮等幼師的必備品質。而這些品質無論對其今后無論從事哪種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的學生卻根本意識不到這些品質的重要性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比如,所調研的14所幼兒園中,有實習生不到三天就因為園方提供的食宿條件差而到外面去租房子居住,而不到2周便向園長提出離開該幼兒園轉而到其他地方去實習了,實習單位對此非常反感。這些實習幼兒園的園長一致認為:實習生們年輕,缺少生活閱歷及人生經驗不足,這都不要緊,只要能夠吃苦耐勞、有足夠的耐心和愛心去對待幼兒們,并且能夠在實習期間堅持不懈地跟著指導教師學習、反思自己的教學和管理工作,那么,他們也是非常樂意幫助和指導這些實習生不斷進步的。
其次,社會交往能力比較欠缺而顯得不夠主動和靈活。社會交往技能是人的社會性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社會交往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社會關系的好壞、事業的成敗以及人在社會上的吸引力和別人對他的滿意度。大量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交技能所導致的良好的同事關系,是人們保持身心健康和取得學業、工作成功的必要前提。然而,我校學生在實習時,多數缺乏必要的社交技能。例如,一方面,實習幼兒園反映實習生跟著指導教師帶班時,看到指導老師忙不過來,也不知道主動上前搭把手。而另一方面,實習生也反映他們確實不知道要做什么,該如何與同事及幼兒交流、如何與幼兒家長交流溝通、如何取得家長的信任、如何才能讓家長積極配合她們管教幼兒的工作等。
再次,職業定位不明確并對幼兒事業缺乏一定的熱情與對策。職業定位對大學生擇業有著重要的意義――職業定位可為他們將來擇業提供一定的基礎,是實現成功就業的關鍵,也是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然而,我校學前專業專科生在校期間盡管有職業規劃的課程,依然有部分學生在前2年半的時間里沒有明確就業方向,這樣他們就根本不清楚未來的職業方向,也不知今后要做什么以及能從事什么職業。因而即使到了幼兒園實習,要么表現出“人在曹營心在漢”,要么表現出漠不關心或隨便應付了事的姿態。
(二)實習生表達能力欠缺
首先,多數學生普通話不太標準。我校學前教育專業專科班的學生有95%是海南人,他們的普通話確實不夠標準,在實習期間經常遭到來自幼兒而不是家長或指導老師的嘲笑,這對實習生來說是無比大的打擊。而根據學生反映,盡管他們在校期間也通過了普通話考試,但在考試之前他們沒有進行訓練,比如,跟著視頻或教學軟件糾正自己不正確的發音等。因而,即使獲得了普通話的相關等級,但依然很多音發不準確。
其次,姿態表現能力欠缺。人的情感狀態、能力特性和性格特征有時可以通過身體姿態來自發地或有意識地表達出來,從而形成身體姿態表情。比如,幼兒舞蹈,需要展示學生舞蹈的基本功,動作協調、靈活、舒展而優美、流暢而富有表現力及童趣等。而這些技能也是需要經過較長時期的專門訓練才能掌握的。然而,據實習生反映他們有些幼兒舞蹈的姿勢根本就做不來,因為在校期間的幼兒編舞、排練及展示都幾乎沒有經過系統的訓練,因而在實習期間只能邊學邊做。盡管多數學生都會根據幼兒園的教材來設計教案并進行編舞,但由于沒有相應的訓練功底,靠零時抱佛腳編排的舞蹈,在第二天教孩子時其姿勢也比較僵硬和不協調,總是引來孩子的嘲笑而感到異常的尷尬。
(三)學生的專業技能難以適應幼兒園的實際需求
學前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對幼師的專業知識及技能的掌握及其運用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學生學習過,并在大腦里儲存了大量相關的知識和信息,才能在一線教學時信手拈來加以運用。然而,目前我校學前教育專業所開設課程中要么缺失幼兒園所必須的一些專業技能課,要么所學課程與一線幼兒園的實際需求脫節。
首先,學前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不夠合理而導致學生實習時很多知識和技能都不具備。目前,我校學前教育專業專科的課程設置中,涉及幼兒教育的理論課程比較多,因而學生在校期間也學習了較多的幼教理論知識,但在實際的幼兒教育教學過程中,根本無法將一些理論知識與實際聯系起來,也就更難以將其所學理論知識和技 能靈活有效地運動到幼兒的課堂教學和常規管理中去。也就是說,學生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際運用的銜接能力存在極大的問題。
其次,幼兒教材方面的課程嚴重缺失。比如,幼兒編舞、幼兒兒歌、幼兒泥塑、幼兒英語、數學和語文。目前,我校學前教育專業無論是本科還是專科,都沒有開設這樣的課程,直接的影響便是學生實習時根本沒有辦法上課,而只有在經過幼兒園較長一段時間后才能慢慢做這些工作,這一點既令實習單位失望,也令實習單位感到棘手。
再次,學前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中缺少幼兒園教材研讀這類課程。目前,我校教科院學前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中,沒有當前幼兒園使用的最新或最流行的幼兒教材。比如,幼兒五大領域的教材,教科院沒有為學生訂閱,學校圖書館也沒有為學生訂閱,更不用說在校的三年或四年期間,經常有老師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導學生對當前幼兒園所使用的教材進行研讀、設計教學環節并進行教學觀摩、反思并加以修改等提升其幼師專業技能的教學環節,因而學生到了實習基地,對當前所使用的幼兒教材一概不知,比較茫然。
二、對策
(一)有意識地提升學生的職業素養
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是否能夠與他人進行有效的交往,主要由其認識、習慣和情緒等因素決定的。針對這種情況,建議今后我校教師們在上課期間,也要客觀地給學生分析幼兒教師的辛苦,讓學生有個較為恰當的心理準備,而不是一味鼓吹教師的好處等。當然,在學生去實習之前,擬定一些管理學生實習期間的政策制度,明確要求學生不能輕易離開實習單位,否則將有較為嚴厲的懲罰等也是非常必要的。與此同時,還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吃苦耐勞的訓練。
針對學生缺乏與家長及其他同事有效的溝通交流技能,我校在培養幼師時不妨采取示范模仿的方法。教師在示范模仿教學中,可以事先把幼兒園常見的社會交往技能分成具體的幾個小步驟,按序用課本或圖片、影視及學生編排的節目來呈現。當然,教師也可以采取教練式訓練的教學方法,即先將歷年實習生遇到的社交困惑收集起來并加以整理,然后研究出解決措施,并有計劃地培訓學生并提供機會與學生一起練習,然后再在教師指導下復習直至熟練掌握為止。
針對學生職業定位不清楚或不夠準確,建議學校修改培養方案,最好在大學一年級期間都不分專業,經過一年的通識教育后,讓學生自行選定感興趣的專業方向,由學校教務處統一調配具體專業的學生名額。當然,目前在校生今后也將會走向實習或就業崗位,針對在校所有學生,在實習時可以讓學生選擇與今后想從事的職業相關的單位去實習,不一定是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都到幼兒園實習。這樣,學校的實習指導教師及已有的實習基地都可以供不同學院的學生共享。
(二)針對性地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
針對這種情況,建議我校采取以下這些措施來幫助學生。一是學生在考試普通話證書前,要組織學生進行培訓,給學生提供一些具體同時也能糾正其發音的有效方法,如集中時間讓學生跟著普通話視頻或教學軟件讀字詞句,并及時錄音,然后師生一起聽錄音并幫 助學生找出其發音不正確的字詞句,調整口型及舌位后再不斷練習與糾正。二是可以與實習單位共同擬定合作方案,讓他們在實習期間能夠得到實習老師的專門輔導。比如,我們所調研的一些幼兒園就專門要求指導教師每晚抽時間訓練其實習生的普通話。雖然這些幼兒園沒有與我校有這樣的合作培養方案,其目的純粹是因為實習生做事踏實、認真,希望她們畢業后能夠留在該幼兒園工作,但從實習生的專業技能發展來說,是很有好處的。而有的幼兒園卻沒有這樣的專項技能培訓措施,因而要想實習生們在幼兒園一線工作期間能夠擁有一口標準的與幼兒園教學用語密切相關的普通話,我校與實習幼兒園簽訂長期的合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加大提升學生專業技能的力度
首先,調整課程設置及課時分布。為了畢業生能更好地適應幼兒教師的需求,我校學前教育專業課程設置應加以調整,增設一些目前沒有但幼兒園又切實需要的課程。比如,泥塑、幼兒編舞、社會交往技能等課程。不僅如此,還應逐漸調整已有課程的課時分配。比如,可以將專業技能課的學期安排提前至第一、第二學期,其中,適當增加基礎技能課(泥塑、手工、琴類)和藝術實踐課(兒歌、編舞、戲劇、專業技能匯演)的學分。當然,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學生研讀幼兒園五大領域的教材,同時觀看一些教材教法的視頻,并加以分析也是非常必要的。幼兒園教材研讀及其教法課程,最好設在學生實習前,這樣學生實習時可以加以有效地運用。而每年組織學生進行專業技能匯演并將設置學分,這樣既可以及時展示我校學前教育專業的教學成果,也能夠很好地展示學生在“彈、唱、跳、書、畫、說”等幾方面的技能,能夠較為有效地達到以賽促教、以賽促練、引導學生重視專業技能的學習和訓練的培養目的。
其次,構建適合我校學生實際情況的實踐體系。比如,“全實踐”的見實習體系,即將幼兒教師專業發展全程中的所有實踐環節作為一個整體來系統定位、統籌安排。這種實踐方式將所有的學科知識與技能整合到在現實的幼兒園實踐場域中去。全實踐體系,具體包括通識課程、基礎課程、專業主干課、選修課的技能操作,分散在各學期的見習和實習、短期的社會實踐、寒暑假社會實踐、畢業前綜合實習等環節。當然,構建有相對固定指導教師的“全程見實習”的見實習體系也是“全實踐”的內涵之一。根據目前學前教育專科生實習過程存在的問題,不妨適當調整其見實習的時間分配,將學生的見實習分散在其求學的整個3年中,構建有相對固定的“全實踐指導教師團隊”。這種實踐模式可以先在我校學前教育專業某個年級進行試點,具體操作是在大一新生時,將該班學生進行分組,每組10人,配備1名指導教師和一位幼兒園實踐指導教師,組建一個12個人的見實習小組,然后由教科院教師及幼兒園園長、指導教師等一起商討學生見實習的具體內容并編制成冊,由我校帶隊教師定期帶領學生前往幼兒園見實習,并在此過程中收集整理見實習生不能解決的問題加以研究,然后再有針對性地指導學生,試點一段時間后,再逐漸推廣。以此有計劃、有步驟、有質量地訓練我校學前教育專科生在各方面的實踐技能。
[關鍵詞] 讀 感情 形象 思想 語感 口頭表達技能
古人云:“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這里所說的“讀”,即誦讀,又稱朗讀、朗誦。古人學語文(過去不叫語文),把“讀”書看得非常重要。
現代語文教育也重視閱讀教學,它有三種重要手段:讀、思、議。讀是前提,思是基礎,議是關鍵。可是,目前的語文學習,好多人將古人的經驗之談拋到了九霄云外。試想,現在的學生,有多少時間在“讀”書,又“讀”了多少書。課堂上難聽到讀書聲,即使是晨讀課,也難以聽到瑯瑯的讀書聲。這樣的結果便直接導致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相當差,進入社會后與對方溝通時有所欠缺,不能恰到好處的運用語言文字。
因此,我以為明確“讀”在語文學習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又有現時意義。下面就談點個人的淺見:
“讀”,可以體會文章的感情。古人云:“詩緣情”,“情動而辭發”。朗讀者披文以入情,表情以達意。學生朗讀時能與作者的感情溝通,進而產生共鳴。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豪放之情,魯迅《記念劉和珍君》的悲憤之情,陶淵明《飲酒》(其五)的淡雅閑情,學生們都只能好好地“讀”,才能品出味來。當然,文章的感情并不單一,朗讀時更需留心,如郁達夫《故都的秋》清靜中寄悲涼,莫泊桑《項鏈》同情中喻諷刺,陸游《書憤》豪壯中流露憤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外,文章言盡而意無窮處,朗讀時更需細心揣摩。如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的第四部分“天氣愈冷了……”一節。當得知時刻懷念、牽掛的戰友忽然被槍斃了,柔石“身上中了十彈”,作者的悲憤與仇恨之情,思念和痛悼之意是何等的強烈而復雜,但魯迅只寫了“原來如此!……”四個字。我們只有真正把握了這四個字的含義,才能讀得到位。筆者以為:“原來”之前宜停足夠時間,“原來”之后應稍作停頓:“如此”要深沉,緩慢,“如”字拖長音;讀完后停足時間再往下讀。
“讀”,可以再現文章的形象。我們可以通過對作品形象的載體――文字加以聯想和想象,使之在朗讀者心中形成“內心視象”,朗讀要打動人,也非得建立起自己的“內心視象”不可,并在朗讀中貫徹之,使聽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嗅其味,如捫其形。例如,《守財奴》中老葛朗臺搶奪梳妝匣一節。讀的時候,要浮現出這樣一組鏡頭:骨瘦如柴的干癟老頭一見金子立刻眼冒金光,餓虎撲食般一縱,撲上匣子,奪將過去。一連串的尖音“噢,是真金!金子!”奪口而出,連聲音也因貪婪的滿足而顫抖,失去了正常的音質。老太太害怕得在一旁連聲哀求:“上帝呀,救救我們!”歐也妮四肢發抖,目瞪口呆。只有再現了這些情景,朗讀者才會不自覺地把這些“意會”的形象,通過聲音傳達給聽眾。這也能培養學生聯想和想象的能力。
“讀”,可以理解作者的思想。“書讀百遍,其意自見”――古人讀書當是誦讀。朱自清先生認為:對課文內容的理解,其意義的獲得一半在聲音里頭。他說:“要增進學生理解和寫作的語文能力,得從正確的誦讀教學入手”,文章要由老師、學生反復讀,有時還得背誦。深刻理解文章思想是誦讀的先決條件,同樣,學生也因朗誦而加深對文章的理解和領悟。朱熹也有同樣的體會:“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字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得爾。” 例如《阿Q正傳》中“土谷祠暢想曲”一節,初讀覺得好玩;聯系背景及前后文方覺阿Q可笑;后來才明白魯迅先生的用意:阿Q之所以有這樣可笑的想法,是因為革命者并沒有發動下層愚昧的勞動人民;再讀是時便覺阿Q可憐、可悲;涵泳再三,又讀時阿Q的心態已了然于心,尚未張口已覺阿Q活靈活現地浮現在眼前,仿佛不是自己在讀,而是阿Q在傾吐“革命心聲”。無論朗讀者還是聽眾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雙方都受益非淺。
“讀”,可以培養學生的語感。朗讀,課文內容入于眼,出于口,聞于耳,記于心,多方感知,對文章感受極為深刻。朗讀課文以至于成誦,文章對學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詩歌語言的形象、精煉,小說語言的個性化,散文的抒情性,議論文的邏輯性,記敘文的敘述性,這些都要求學生用心去讀,久而久之,培養了語感,進而化為自己的東西,終身受益。無需舉例,借兩句古語為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舊文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讀”,可以培養學生的口頭表達技能。目前,學生口頭表達能力差,學生“不敢說”和“不善說”的現象十分嚴重,訓練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從“讀”書入手,讓學生運用普通話,洪亮、清晰、流暢、自然地讀現成的書面文字。這一方面可促進學生語言表達的規范性和鍛煉學生的說話能力,使學生掌握技能,熟悉語氣、語調的變化;另一方面,學生自己讀,沒有心理壓力,能自由自在地讀。此外,讀書能使人口齒伶俐,講話滔滔不絕,這樣,就會增強學生口頭表達的技能和信心,使學生從“不敢說”和“不善說”變成“大膽說”和“善于說”。
綜上所述,“讀”,是溝通書面語與口頭語,實現語文學習目的有效途徑,是學生進入課文的橋梁,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是對課文最好的預習。有經驗的老師一聽學生誦讀的水平就立刻可以判斷學生對課文的熟悉程度。誦讀還有其他作用,比如有利于推廣普通話,增強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寓教于樂,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感受祖國語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對實施素質教育也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可見,提倡誦讀教學意義重大。那么,如何進行誦讀教學呢?筆者以為應做好以下三點:
首先,教師要加強范讀。好的范讀不僅可以設置良好的教學情境,提高教學效果,還能給學生一種美的精神享受,也有利于提高教師威信。筆者音質不佳,普通話也不很標準,但我用心動情的范讀,常常博得學生們的滿堂喝彩,起到了較好的示范作用。當然,在范讀的同時應輔助必要的教學設備。如:根據課文內容選定適當的音樂,配套的教學音像,各種晚會的詩歌朗誦節目等等均可以不定期的運用到日常教學中。2008年我們湖南省遭遇了罕見的冰雪災害,為紀念先進,激勵斗志,發揚互助精神,湖南衛視舉辦了一個特別的賑災晚會,其中最能打動人的一個節目就是詩歌朗誦。根據這一情況,我立即從網上把這個節目下載下來,然后組織學生到多媒體教室授課,首先讓學生感受其中的意境,結合自己親身體驗,再讓學生自己上臺朗誦。這次教學效果出奇的好,因為有了親身的體驗,朗誦時便充滿了真情,大部分同學在朗誦時眼眶中都飽含淚水。由此,我引導學生:在朗誦時一定要根據課文內容投入真情實感,方能達到較好的效果。
其次,要善于指導學生朗讀。特別是單個指導。應針對學生朗讀中音量偏小,速度過快,破句多,缺乏感情的缺點,進行個別的針對性的輔導。筆者對學生說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朗讀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娛自樂,自我滿足的特點,不要怕人笑,要大聲地大膽地忘情地旁若無人地甚至“肆無忌憚”地朗讀。比如著名的李陽“瘋狂英語”便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這給學生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朗讀氛圍,有效地調動了朗讀的積極性。
與劉謙面對面表演過,還敢叫板紅遍中國的知名魔術師,難道這王祝紅真有兩下子?
“不務正業”,“村官魔術師”很癡狂
只聽一聲吆喝,瞬間將手中硬幣扔進了倒扣的玻璃杯中,在頒獎大會的午餐間隙,王祝紅小試牛刀。記者很詫異,他卻輕松地說:“這只是小菜一碟。”晚會上,他即興表演了幾個節目,前來參會的村官和企業家大飽眼福,滿堂喝彩。
農民依靠種蔬菜、搞養殖、自主創業出名的并不鮮見,但表演魔術的還真不多。王祝紅是農民,還是山西省武鄉縣李峪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村委主任。打小喜愛魔術的他,沒條件向大師學習,也沒受過專門培訓,只是在電視上、街頭觀察別人的表演,然后自己琢磨,魔術技術卻日漸長進。
當時,并不出名的王祝紅還不能靠魔術養家糊口。村里那幾畝地沒有丟,他還在當地開了一家加油站,恰好趕上了汽車行業大發展的機遇,經濟狀況大有好轉。正因致富有方,又有著極好的口碑,2008年他當選為李峪村村委主任,2009年被推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當了村里的領頭人,妻子以為王祝紅再也不會“不務正業”搞魔術了,村民們也期待著他的“治村方略”。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反其道而行之,自掏腰包十五六萬元為村里購置了一批魔術器材。之后,他帶領村兩委班子,利用自己的魔術特長,響亮地提出創建“魔術村”的思路,逐步打造了一批精品魔術節目。
男女老少齊上陣,一臺晚會不重樣
王祝紅說:“村里人有個風氣,就是愛好紅火熱鬧。用個時髦詞來形容,就是有‘娛樂精神’。”
本就喜歡紅火熱鬧的李峪村村民受王祝紅演魔術的影響,個個都想變魔術。于是,王祝紅培養了幾十個村民成為魔術隊骨干。全村200多戶860多口人中,有100多人參與魔術表演。在他的組織下,村里的魔術表演隊可以表演《人分三體》《火箭穿人》《美女拼圖》《五花大綁》《玉兔開泰》等200多個魔術節目。
李峪村成了遠近聞名的“魔術村”,不時有山西省內其他市縣及河南、陜西、河北等地的魔術愛好者打來電話,與王祝紅切磋魔術技術,商談合作事宜。武鄉縣委書記周濤說:“李峪村是個‘魔術村’,這種以魔術表演為中心的文化模式,能夠形成一種產業,造福村民。”
除了魔術,李峪村60%的村民還參與小品、歌舞等文藝活動。每年冬天,王祝紅都要組織村民開展兩個多月的節目演練,大伙兒不畏北方冬天的寒冷,踴躍參與。2011年正月十五,武鄉縣三級干部會暨勞模表彰會在李峪村舉辦,李峪村村民以精彩的演出,為與會者獻上了一場文化大餐。2011年春,李峪村村民赴長治市演出“抗戰柱石,建國先鋒”大型抗戰民歌暨魔術專場晚會。2011年6月3日,應沁縣沁州黃米廠邀請,李峪村的節目《武鄉開花》在沁縣演出,受到當地群眾熱烈歡迎,沁縣四大班子領導給予一致好評。在武鄉縣紀念建黨90周年的晚會上,由60名李峪村村民參演的《抗戰民歌聯唱》技驚四座,贏得現場觀眾齊聲喝彩。
“村民個個有絕技,小到十二三歲的學生,大到70多歲的老人,都能登臺獻藝。一臺晚會下來,節目絕對不重樣。”王祝紅告訴《村委主任》記者。
“說普通話比演魔術難”
作為表演者之一,王祝紅應邀參加了由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宣傳教育委員會、《村委主任》雜志社共同主辦的第二屆全國優秀村官暨新農村建設新聞人物頒獎大會的聯歡晚會。只見手中憑空多了一只鴿子,一張百元鈔票在手中瞬間變成了兩張十元的……他幽默的表情、麻利的手勢、生動的肢體語言,給與會的領導、專家、村官、企業家及媒體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接受晚會主持人采訪時,王祝紅說了一句話:“說普通話比演魔術難。”通過了解,這句看似不經意的話隱含了王祝紅近年來一直考慮的大問題:如何讓李峪村的魔術文化贏得大名聲,為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確實,許多人不能完全聽得懂濃重的武鄉口音,李峪村的魔術要想走得更遠,節目包裝策劃還需努力。
近幾年,以魔術為核心的文化活動讓李峪村村民不再圍坐在麻將桌旁,村里打架滋事的人沒有了,大伙兒搞文化活動的心氣高了,縣里給了村里資金支持。王祝紅考慮得更遠,他計劃組建一個文化演藝公司,擴大李峪魔術的影響,真正實現市場化運作。
如此一來,王祝紅和李峪村需要解決3個問題:一是資金的問題,購置先進的魔術設備裝置及市場運作所需的費用;二是李峪魔術目前雖小有名氣,但還需在推廣方式和渠道上多想辦法,目前村里已建了“李峪之窗”網站(省略);三是如何通過魔術文化為村民帶來好處,為村集體帶來收入。這3個問題解決了,李峪村的魔術文化將大有起色。
示范村里“文化”多,發展前景不一般
李峪村位于武鄉縣東部山區,200多戶860多口人,1600多畝耕地,沒有其他資源。村民以種植玉米、小米等維持生計,部分村民搞糧食運輸,村里建有糧食集散基地。
雖說有些產業,但老百姓增收還是非常緩慢。王祝紅上任后,為村里確立了“文化興村”的戰略,幾年下來,效果不錯。如今,李峪村成了武鄉縣的文化示范村。村里文化元素不少,除去魔術文化,“地雷大王”王來法亦美名遠揚。
1938年,日本鬼子占領武鄉縣。李峪村處于日軍的必經之地,時任村武委會主任的王來法組織李峪村村民大擺地雷陣,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之后,王來法被授予“地雷大王”的稱號,并受到主席的親自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