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要］經濟轉軌是近年來研究熱點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傳統經濟學領域，較少涉及生態環境領域。文章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分析經濟轉軌進程中生態環境效應，著重分析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正負效應。總體而言，市場經濟生態環境效應要優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為提高資源配置和資源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同時也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規避其帶來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v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第2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會計發展會計制度

一、滿足恢復、發展經濟需要,在計劃經濟體制內進行會計制度的恢復、完善和重建 ,形成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會計制度體系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在經濟工作中貫徹實施“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與此相適應,通過對企業會計制度進行全面修訂,在這一時期我國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對“”期間遭受嚴重破壞的會計制度,進行了恢復和重建;在重建過程中,對企業會計制度進行了修訂與完善,基本建立了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的企業會計制度體系。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以后,我國制定實施了《折舊條例》、《成本管理條例》、《成本核算辦法》等,以規范企業固定資產折舊行為、成本管理和核算行為。通過這些法規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企業經營管理的加強,經濟效益的提高。這一企業會計制度體系,對于加強國民經濟計劃管理,促進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人、財、物消耗,降低成本水平,乃至于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自20世紀80年代起,招商引資,外國資本不斷進入我國,我國在接受外國資本投入時也有義務為外國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可理解,有用的會計信息。為此,我國于1985年適時制定并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以滿足外國投資者、債權人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并在1992年了《外商投資企業會計制度》。

總之,這一過程的企業會計制度建設,是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會計制度日臻完善的時期,形成了我國獨具特色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會計制度體系。在這一時期,對于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會計制度也進行了一定的積極探索,為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會計制度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嘗試。

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而推行的企業會計制度改革

進入20世紀90年代,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時,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加蓬勃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變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完善。我國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一方面為鼓勵企業發展頒布了若干法規,為其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另一方面也將企業推向市場,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迫使經營者必須具有敏銳的經濟頭腦和高水平的管理能力,掌握市場需求、發展趨勢,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開始起步,隨著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創立。資本市場參與者開始關注中國的資本市場,會計信息不只是少部分人(或部門)使用。資本市場的眾多參與者開始重視和使用會計信息。為了適應會計信息使用者多元化的需求,滿足資本市場對信息有用性的渴望,我國適時制定和實施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企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投資者要求資本保全的呼聲越來越高;同時,為了向社會公眾(包括外國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可理解的通用會計信息,轉變企業會計核算模式,滿足不同信息需求者對會計信息的要求,成為會計標準制定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國于1993年進行了大規模的會計制度改革,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企業會計制度(13個行業會計制度)并實施,奠定了會計信息向市場化需求的方向發展的基礎。 《企業會計準則》以及13個行業會計制度的制定實施等,使我國初步建立起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企業會計制度體系,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進一步完善。由于在企業會計制度的建設中,大膽地借鑒國際通用的會計處理方法和會計報表體系,使我國會計制度逐步實現了與國際會計慣例的接軌,被國際會計界所認可和接受。這對于促進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促進我國經濟國際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三、順應社會經濟發展,借鑒國際會計慣例,逐步實現會計標準的國際趨同

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資本市場的發展,適應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進程,我國加快了會計制度國際化的進程,制定了《現金流量表》等一系列具體會計準則,實施了《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以規范公司企業的會計核算行為,以適應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需要。

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信息透明度提到了議事日程,要求上市公司要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提升會計信息有用性,日益成為資本市場監管者,投資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國將滿足資本市場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需要,作為制定會計標準的主要目標。1997年了第一個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及1998年并實施了《企業會計準則――收入》等7項具體會計準則。

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完善,要求有限的社會資源向優化的企業流動,利用會計信息達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是社會各界共同的希望,由此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眾多的會計信息使用者要求提升會計信息可靠性的呼聲越來越高。上市公司利用會計標準制造虛假休息的事件多次發生, 1999年重新修訂的《會計法》,要求會計資料真實、完整,同時確立了公司,企業會計核算的原則;2000年國務院的《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對會計要素重新進行了定義,以符合會計要素的質量特征。

2001年,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合作。立足中國會計改革的實際情況,放眼國際會計協調發展的美好前景,中會計準則進一步與國際會計準則相協調,有利于境外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2000年12月28日了《企業會計制度》,并要求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1月1日起實施;2001年修訂了債務重組、非貨幣易等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制度》引入了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資產減值的概念,修訂后的債務重組,非貨幣易更多地考慮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其后,2000年和2001年又陸續了無形資產、或有事項、借款費用、租賃、固定資產、存貨和中期報告準則;2001年了《金融企業會計制度》、2003年了《證券公司會計制度――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2004年了《小企業會計制度》,在這期間又了一系列專業核算辦法。這些標準都體現了高度穩健的會計政策,如計提八項資產減值準備、待處理財產損失不掛賬、嚴格資本化、在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核算時按賬面價值反映,不形成利潤等等,其目的就是增強我國企業的長期發展后勁,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這些會計標準的建立,為提升會計信息質量,加強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滿足眾多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有用性的需求奠定了基礎。

當今,經濟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我國市場經濟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新的會計準則包括一項基本準則和38項具體準則,新準則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中執行,其他企業鼓勵執行。

第3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教育管理；普遍性質；特殊性

教育管理是管理人員通過組織的形式來協調好教育的隊伍，發揮教育中的財力、人力和物力信息，并充分的利用教育中的各種條件，最大化的實現教育目標的活動。教育管理中存在著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方法、管理對象、管理目標和結果。這五大要素相互聯接，組成了客觀的整體。每一種要素都有著共有的一般性。教育管理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中表現出不同的形式，這也是其特殊性的溯源。

1.教育管理的普遍性質

1.1“共同屬性”。從不同的內容、層次、形式、時代和對象對教育管理中的累現象考察，可以尋求到最普遍、一般的共同屬性。教育管理活動是一個系統，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方法、管理對象、管理目標和結果，這五大要素缺一不可，有機的構成了一個整體。倘若教育管理缺少目標性，那么就會是無序的狀態。因此，教育管理會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資源，尋求用最少的資源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教育管理都是由四個主要的環節組成，即計劃階段、實施階段、檢評階段和總結階段。利用管理環節，才能使得整個管理過程圓滿的完成。

1.2“特殊矛盾”。在教育管理的活動中，五大要素會存在一些特殊矛盾。正是由于教育管理和其他活動不同，則決定了其特殊性。教育組織是一個結構體系，主要的目的是教育和培養人才。而教育管理和其他管理活動不同的是，教育管理的優劣，不是賺取的經濟效益數目，而是培育出的人才質量和數目。由于這種特定的屬性，使得教育管理者開始遵循教育基本的規律。而這樣的屬性和規律，絕對不會受到社會中的經濟、政治、文化所影響。

1.3“根本矛盾”。在“特殊矛盾”中，有一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矛盾，即“根本矛盾”。“根本矛盾”是決定教育管理的主要因素。它是教育管理者的認知水平和管理目標，與管理對象和有限資源的矛盾。“根本矛盾”支配和決定著其他矛盾的發展趨向。社會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對教育管理者和有限資源的要求標準也逐步提高。社會向教育管理者提出新的需求，并運用新理念促使有限資源達到合理利用。而教育管理者的認知水平滿足了社會的需求，有限資源確實已經合理利用。兩者就出現了矛盾。只有解決了這樣的矛盾，才能滿足社會發展服務的需要。

1.4要素間的內在聯系。教育管理活動中的各大要素都是以整體的形式存在，彼此互相聯系。因此，單一的要素不可能形成教育管理。通過分析這些要素的聯系過程，可以得出，人為因素是教育管理活動的核心部分。人的期望形成了教育管理目標，而人的實施行為形成了教育管理方式，人對客觀事物的作用形成了教育管理效果。綜合而言，教育管理的主體可以分成個體和系統兩種形式。所謂的教育管理客體，是各大要素組成的客體系統。在整個客體系統之內，人為要素最為活躍。任何教育管理都有人為因素的存在，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教育管理的普遍性質。

2.教育管理本質的特殊性

我國教育管理本質的特殊性，還需用社會主義的特定教育背景來分析。社會主義的教育管理活動，是教育管理者依據社會主義的教育規律和要求，使用一些科學合理的方式來有效的利用有限資源，維護整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的活動。而在社會主義不同的經濟條件和歷史階段中，其教育管理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

2.1計劃經濟體制。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社會主義改造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階段。這三個階段中的教育管理，都是為了維護和體現教育和社會的聯系，服務于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在社會主義改造階段，我國的教育管理從屬于社會經濟。其目標和主導思想就是為生產建設服務。因此發展速度緩慢，受到社會因素影響程度??；而在經濟建設階段，教育管理是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所服務，這就證明國家的教育管理有了全新的變化。由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教育管理，實質上是教育管理者根據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用計劃經濟的原則和規律來配置利用有限資源，其主要的教育目的是培育一些服從政治體制的人，這也使得教育變成了服務政治經濟的工具。

2.2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教育管理既有著普通教育管理的共性，也有著適應于新經濟體制的教育管理個性。所有的教育管理活動都受到經濟狀況和政治系統的制約，其帶有的經濟和政治特征也會決定教育管理和教育內涵。市場經濟下，管理方式轉變成為民主形式，利用和配置教育資源不需要政府的干預，是依據市場法則進行。由此，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教育管理，培育出的人才具有個性化、創新性和高素質。這正是市場經濟需求的，能夠更好的服務于市場經濟。

結束語：教育管理中有著五大要素，即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方法、管理對象、管理目標和結果。這五大要素彼此之間相互聯系，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既有共同屬性，也有特殊矛盾。由此，可以分析得出教育管理的普遍性質。在社會主義不同的經濟條件和歷史階段中，其教育管理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計劃經濟時期，教育管理從屬于經濟管理和政治管理。而在市場經濟時期，教育管理轉變成為服務于社會主義發展的活動。

參考文獻：

第4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電力企業；經濟管理；創新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國家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當下，受內外因素影響，電力企業在組織運營中，正面臨著許多風險，其中，尤以經濟管理模式最為突出。電力企業傳統經濟管理模式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在以往這種經濟管理模式促進了電力企業經濟發展，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傳統經濟管理模式的弊端愈發顯現，電力企業經濟發展遇到瓶頸，電力企業創新經濟管理模式刻不容緩。

一、市場經濟體制概述

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現代化經濟體制，它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之下，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有本質區別。經濟關系貨幣化、市場價格自由化、經濟系統開放化、經濟資源商品化是市場經濟的重大特征[1]。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是經濟發展的調節者，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和銷售是以消費需求和市場需求為根據的，因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上，具有顯著的社會主義特色，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市場經濟體制是一把雙刃劍，其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電力企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企業，亦面臨著嚴峻的競爭形勢。電力企業應積極創新經濟管理模式，不斷提高企業經濟管理水平和能力，把握發展契機，努力發展壯大。

二、當前電力企業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經營管理理念滯后

長期以來，電力企業經營管理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導，計劃經濟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在當前電力企業經營管理中，計劃經濟管理理念仍占有很大的影響，在電力企業經營管理中，計劃經濟色彩還很顯著，經營管理理念較為滯后。目前，許多電力企業的經營管理仍以粗放型為主，不能有效做到經濟效益、環保效益、社會效益三者的統一。沒有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形勢的嚴峻性，缺乏對企業長遠發展的規劃，這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

（二）經營管理制度缺失

經營管理制度缺失是電力企業管理中存在的重要問題，在當前電力企業管理中，管理部門眾多，如財務、設備等部門對企業均具有管理權。另外，還存在管理職能交叉的現象，“各管一段”局面屢見不鮮。

（三）管理隊伍素質參差不齊

由于一些管理者管理意識不強，導致其不重視管理工作。部分存在觀念陳舊、管理知識層次和結構不合理、管理水平低下等問題。特別是專業管理隊伍的匱乏，導致電力企業財務、設備、后勤等部門的人員紛紛插足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管理人員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管理工作混亂，這就造成資管理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電力企業的發展壯大。

三、電力企業創新經濟管理的建議

（一）經濟管理理念的創新

創新經濟管理理念是做好電力企業經濟管理工作的前提。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使電力企業發展面臨著新的形勢，事實上，許多電力企業都制定了經營管理細則，但是由于經營管理意識的滯后，這些細則大多流于形式，不能有效貫徹實施。創新經營管理理念，從思想上重視企業經營管理工作，要求電力企業管理人員必須積極轉變思想，充分認識資產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斷學習先進的管理理論知識，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學性。

（二）健全經營管理制度

電力企業的正常運作需要根據其自身情況不斷健全經營管理制度。實踐中，電力企業經營管理普遍存在“分段管理”的現象，這使得企業管理混亂不堪，管理效率低下。健全電力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機制，使各管理部門之間有序、協調行使管理職權，顯然有助于提高企業管理效率，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這就要求電力企業必須重視經營管理體系建設，準確界定各部門職權，對整個管理流程進行精細化管理，不斷整合管理制度，實現各管理部門權責分工明確，各司其職。

（三）加強管理隊伍建設

電力企業管理人員在經營管理工作中起著主導作用，直接決定經營管理工作的成效[2]。因此，加強管理隊伍建設對提高電力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效率至關重要。電力企業應努力培養高級管理人才，積極引進管理人才。市場經濟下，電力企業面臨著復雜的發展形勢，電力企業經濟管理對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加強管理隊伍建設，不斷提高管理人員的理論知識和管理水平，才能真正實現電力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質量化、精細化、科學化。

四、結語

面對當下電力企業經營管理的實際情況，我們應不斷進行探索與發現，努力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并結合電力企業的實際情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客觀的態度，來探尋未來的發展之路。提高電力企業經濟管理效率對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創新電力企業經濟管理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必須采取一系列科學合理的措施，為電力企業順利健康發展打下夯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馬莉.電力企業在市場體制下的經濟管理創新[J].企業導報,2013,03.

第5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中國農村貧困落后既有歷史成因，又有現實原因。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行了一系列旨在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改革舉措和政策措施，但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日益嚴重，究其本質就在于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嚴重滯后，新舊體制出現斷層。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成因

二元經濟結構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結構的理論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從基本內涵的視角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邏輯內涵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一般存在著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現達的工業部門兩個產業部門。由于兩個部門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勞動邊際收益率的顯著差異，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最終實現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目標追求。發展中國家一般要經歷以農支工、農工協調與工業“反哺”農業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普遍經濟現象。

按照劉易斯對二元經濟結構的界定，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約束與現實困境。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農村貧困落后的加劇。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二元經濟是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趕超型發展戰略與城鄉分割經濟體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它通過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資本積累短缺與有效需求不足的雙重困境，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但從長遠發展的視角出發，這種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長期低速增長，也極大地阻滯了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并且，伴隨著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農業和工業的矛盾、城鄉矛盾和工農矛盾等，制約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始于1978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在各個層面對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沖擊，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當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應再接再厲時，改革的重點卻轉向了城市，導致農村經濟發展遠較城市緩慢，以致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這主要表現在：城鄉隔離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調、傳統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發展、鄉鎮企業與城市大工業對立運行。在這一過程中，關鍵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沒能及時成長起來，造成了城市市場化在農村出現空檔，這種結構轉換的相對滯后必將給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難題。

二、體制斷層是中國農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從表現上看，我國農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即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過大。而從本質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即“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化的城鄉分割，加劇了城鄉經濟社會的分化，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實踐證明，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和深層次矛盾，導致城鄉發展嚴重失衡。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本質在于二元經濟體制

1．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

造成城鄉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國現行的體制基本是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加快工業化建設，國家一方面運用行政手段，如通過強制性糧食統購統銷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將農業剩余轉化工業積累；另一方面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以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勞動用工和社會福利制度在相當程度上被沿襲下來，盡管一些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但因為隱藏在背后的社會福利等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會成本較高，進展還不大，因而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水平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還未根本改變。

2．城鄉分割的市場體系

從商品市場看，農民由于組織化程度低，一般只能進入城市集貿市場進行零星的、小規模的現貨交易，基本上沒有進入批發市場，更難以參與大宗遠期合約和期貨交易。從要素市場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因農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和受利益驅動，主要面向城市經濟，城市相對充裕的資金沒有進入農村，農民參與、進入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條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農村土地轉化為工業和城市建設用地還不能直接市場化，必須通過國家征用轉化為國有土地后才能進入市場，農民在土地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分享農地向非農地轉化過程中形成的巨額增值收益。

3．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

計劃經濟時期集中農村資源推進城市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國城鄉經濟一體化進程。改革開放后，實行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農產品生產、流通和加工沒有形成有機聯系，農民難以分享農產品的加工增值收益；鄉鎮企業在管理體制上獨立于行業管理之外，既無所不包，又自成體系；農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并行發展和過度競爭，使得農村工業在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變化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后，發展空間受到明顯制約，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農民分享工業化的成果。

4．實行有別的投入機制

計劃經濟時期，為了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國家將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時依靠農業積累支持城市工業發展。改革開放后，一方面，農村的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在經濟效益驅動下，向城市轉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設施投入上，繼續向城市傾斜，農村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積累，由此帶來城鄉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斷擴大。

綜上所述，體制性因素事實上形成了農業和農村發展與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的相互隔離，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所在。

(二)市場經濟體制沒有向農村延伸

中國的改革是分階段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經濟領域中又確立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順序。縱觀

世界各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激進的方式，如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采取的“休克療法”，在短時期內直接從計劃體制強行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一種是漸進的過渡方式，即在計劃體制基本保持不動的情況下，通過引入市場因素來發展新體制，逐步對舊體制進行滲透、替代，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新體制。中國經濟改革由于市場化起點太低，加上轉軌的雙重性特點，市場化改革是十分復雜的，因而走上了漸進式的市場化道路。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十分正確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跨入進一步完善的階段。雖然經濟創新從農村起步，但自農村經濟改革向城市經濟改革轉移之后，經過20多年的市場經濟培育和10多年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農村經濟這一塊已遠遠地被拋在了后面，市場化程度相當低。農村經濟處于嚴重弱勢地位，弱就弱在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嚴重滯后。因此，“城鄉一體化”這個核心層次的“一體”，就是“體”在市場經濟體制上，提升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一樣共享市場經濟體制優勢。

三、農村現代化戰略對策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加快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如何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向一體化經濟的跨越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盡快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從“二元體制”入手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就是要以體制和政策創新為突破口，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不利于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各項制度，從根本上消除阻礙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鄉經濟體制向不斷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要求的方向轉變。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包括用城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農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要素重組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和遷移、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和組織方式的變化等，還包括整個社會結構、組織、文化等的變遷。這是一個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長的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須加快制度建設與體制創新。

(二)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加快推動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進入21世紀后，國家在強調GDP增長的同時，也提出了綠色GDP發展的概念，就是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對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為代價。國內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經因為人口過度密集，資源環境過度污染，給城市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阻礙。以大城市為龍頭，加快周邊小城鎮建設，形成梯次發展的經濟帶，不僅有利于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解決農村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啟動民間投資，帶動最終消費，實現和諧發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持續的增長動力。同時，小城鎮的建設要合理布局，科學規劃，規模適度，注重實效。要注意運用市場機制，更多地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走出一條在政府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建設小城鎮的路子。二元結構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業部門(現代部門)不斷吸收農業部門(傳統部門)的大量剩余勞動力。

第6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只有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我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執行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和人民這兩個主體錯位了，是把國家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把老百姓即納稅人的錢集中起來，然后通過財政投入到各行各業，認為這就是搞社會主義，認為國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人民和企業是被動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國家制訂計劃，大家來執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企業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以前我們也搞過改革，但是沒有找對方向，沒有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計劃經濟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統”，通過中央部門來搞集中統一的經濟，結果是一統就死。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就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我們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當時認為計劃經濟作為基本經濟支柱必須要堅持，不能動搖。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覺得沒有商品經濟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還是有爭論，有的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主要是強調“有計劃”，不是指商品經濟，應該加強國家配置資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又進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開始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講到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方法和手段，社會主義也應當可以搞市場經濟。于是黨的十四大就明確提出來，我們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這么多年才明確改革的方向，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們不能動搖。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認識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從現實來講，實踐證明我們搞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為什么今天中國有那么大變化，30年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就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是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帶來的。

但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市場不是萬能的，要將市場經濟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也有失靈的地方。我們搞市場經濟必須要加強政府的監管，沒有一個嚴格的政府監管，不可能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跟政府監管必須是有機統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預是應該的。但是不能說主要是政府干預，不能主要靠行政的辦法調節經濟，配置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是我們黨從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經過反復的爭論才確定的。十四大的時候提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了；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時表述為“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就說明一方面宏觀調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個前提條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要宏觀調控。有的認為計劃手段就是宏觀調控，但我認為宏觀調控主要還是要用經濟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預、政府的作用必須發揮，但是不能夠干預微觀經濟的東西。有人說市場化過了頭了，因此要加強政府的行政管控。我們的要素市場到位了嗎？我們的行政壟斷行業打破了嗎？還沒有，還需要加強市場化的改革。現在我們總體上說不是市場化過了頭，而是市場化還不足的問題。所以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越位

近些年來，盡管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但這種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滯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主體的角色。目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無序競爭乃至惡性競爭現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著政府競爭的影子。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的微觀層面，就難以站在全局的宏觀上實行全面統籌，就難免會削弱其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甚至導致某些管理職能的扭曲。

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是市場不足？還是市場失靈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市場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擺正。主要表現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來應由市場或企業管的事情，本來應該當“裁判員”的，它去當了“運動員”。二是“缺位”。政府本來應當有服務功能，搞好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沒有什么權，也沒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審批，因為有權也有利。三是“錯位”。擴大就業渠道，創造就業機會，理應是政府的職責，但有的政府部門卻分片包干企業，直接管理企業的下崗分流，至于投資主體錯位的現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讓位”。市場和企業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應該讓位于市場?？傊?，要牢固樹立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人，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的理念，樹立群眾的主體地位，樹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轉變職能，百姓就會有更大更多的創新空間。雖然部分審批還有必要，但大量的審批應撤除，讓市場去調整，讓群眾去創業。而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有隨意性，要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四、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感覺到有三點值得我們研究：一種說法，“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X次調控”，把宏觀調控作為一種運動，好像除了這幾次以外其他時間就沒有什么宏觀調控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宏觀調控就是砍項目，就是剎車；還有一種，把宏觀調控跟改革對立起來的，好像要宏觀調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覺得以上三種都是對宏觀調控的一種誤解。首先，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因此不應該把它和改革對立起來。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來深化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一調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觀調控是一項經常性的任務，要不斷進行的，不能把它作為一種突擊運動，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運動是不能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觀調控不能搞一刀切，經濟運行中有投資過熱的領域，也有不熱的領域，因此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該抑制的就抑制，該發展的就發展，該緊的地方緊，該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第二，要從源頭上來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水平。源頭上就是我們原來講的對市場經濟的含義，應當與時俱進，原來的提法就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樣，把國家宏觀調控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好像配置資源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市場；好像資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不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須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

第三，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應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干預現階段很“弱”而長遠是需要加強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第7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來我又要班門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國家治理？剛才燕繼榮教授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我很贊同。什么叫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就是擺正官民之間的關系。請問在座的當官的人有沒有被稱作父母官的時候？請問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有沒有被稱作升斗小民的時候？這些詞在我們的歷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請問這個關系對嗎？我們用錢“養”了官員，他們怎么成了我們的父母？所以我們覺得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一定要擺正這個關系，讓納稅人成為父母，讓官成為子女，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我是一個記者，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講這句話。我覺得當有一天領導心里面充分想著我們小民的時候，這個國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話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誰是皮？人民是皮。誰是毛？官員才是毛。沒有人民，官員、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覺得說到底治理就是服務，有了服務意識才有服務目標，人民群眾才是服務對象。把這個關系解決好，把這個目標認定好，把這個定位給擺好，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因此，關鍵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為誰服務。

好，接下來我們就有請幾位嘉賓，他們是：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衛興華

國防大學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宋洪遠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張杰

人民日報社理論部主任 張首映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多年來所講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顯然強化和擴大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條件已成熟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梢哉f，由“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是回歸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必然。過去我們一直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有個條件成熟因素。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多年來，一直只提“基礎性”作用?，F在改提“決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備提出的成熟條件。其一是認識上的條件；其二是實踐所提供的條件。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而且從歷史事實來看，資本主義國家都一直實行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國家曾一直踐行計劃經濟。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經歷了市場取向改革的不同階段。大體上有：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更大范圍發揮市場作用）；計劃和市場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相結合；最后統一了認識，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逐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也是逐步推進思想解放的過程。在新的條件下，黨和政府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市場的能力不斷提高。因此，從理論認識和實踐過程兩方面看，提高和擴大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主客觀條件都已成熟。主觀條件是理論認識條件；客觀條件是現實實踐條件。據此，可以和有必要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

強調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國雖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市場規則不統一，存在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利用市場經濟謀取不正當利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利用市場運行不規范、市場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某些廠商謀取不正當利益；另一種是一些政府人員為謀取某種利益，不當干預微觀經濟，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規律，是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并指出這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適用于一切市場經濟體制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認識上的三個問題：其一，認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事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應如此；其二，誤以為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全靠市場的決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解讀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場作用，否定政府調控功能。

首先，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作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無疑貫穿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全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也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實，講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與經濟學講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流通，是一樣的道理。在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起調節作用，就是通過價格在價值基礎上隨著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動而漲落，自發地將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門。因此，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也就是決定作用。這里，價值規律的決定作用與市場的決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涉及三個方面的“決定”事項：一是價格不由政府決定，而是在價值基礎上由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決定；二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包括其生產規模與結構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計劃決定，而是由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市場信號決定；三是消費需求的選擇，不再是“短缺經濟”和“賣方市場”下的憑票供應，購買者沒有選擇權和決定權的狀況，而是消費者有權決定自己的需求選擇，也就是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說的“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弄清這些方面的理論與實際情況，弄清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意，就不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論與實踐產生質疑。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包括決定現存企業的生產與銷售活動，也包括新建企業的投資方向和戰略安排。

其次，為了準確解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內涵。第一，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決定作用。例如，建設和發展國防軍事工業，無論投資新工程，還是已有企業的生產規模與結構，都不是由市場來決定，而主要是由黨和政府決定。再如，國家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開創和發展航天工程事業，以及搞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工業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給市場去決定，而主要是由政府決定。

第二，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諸領域的改革要起“牽引作用”。同志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要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如經營性文化領域的演藝、影視等行業要受市場制約。字畫、古董、名人信札等，其價格高低完全由市場決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圖書館、博物館乃至義務教育和一切公辦教育事業等，不能由市場決定其建設與發展。當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會影響到其他領域。注意，是“影響”而不是“決定”。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就要轉變政府職能，不去干預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各個領域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利于推進而不是妨礙經濟體制的改革，要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提供有利條件和起推進作用，“要使各方面的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應該明確，三中全會《決定》與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六個領域的改革相聯系，提出六個“緊緊圍繞”。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推進，其他領域的改革有各自“緊緊圍繞”的內容，與市場的決定作用沒有直接關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黨的建設，要駕馭市場規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設不能引進市場規律，更不能由市場決定。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強化和擴大了市場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開“看不見的手”，而捆死“看得見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當干預、過多干預，而不否定正當干預、必要干預。應是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的結合，而不是強化市場、弱化政府的結合。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又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求“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不能靠市場的決定作用來實現，而是需要黨和政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引導與推進。

《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這一總目標，離開黨和政府的領導與推進，不可能實現。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市場監管。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越大，范圍越廣，政府監管市場的職責也越大，越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又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和“監管不到位”問題。解決后兩方面的問題，正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和宏觀調控的任務。“過多的干預”是不當干預，不是政府職責所在，也不是宏觀調控任務。政府監管職責主要是針對不正當的市場行為，諸如制假售假、生產和銷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資和傳銷、黃賭毒市場、欺行霸市、市場壟斷、不正當競爭、虛假廣告、環境污染、損害生態平衡，等等。這種干預是必要的。政府還要監管企業生產與經營安全和職工權益保障。

政府還有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職責。要統一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消除市場封鎖與割據，打破市場壟斷，建設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還要運用經濟手段，影響和調節市場，引導企業科學發展，并以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理念與相關政策引導企業縮小收入分配過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8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一、有必要恰當地估計當前改革的進程，以利于進一步增強人們深化改革的決心

我國的經濟體制，經過近27年的改革，不僅有力地突破了原來那套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舉世公認和有目共睹的。當前的改革形勢，總的說也比較好，這都應當充分加以肯定。但時至今日，對整個改革的進程，究竟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存在兩種明顯不同的估計。如有的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形成，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繼續完善的問題；有的則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或者說“四梁八柱”已經基本形成，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進一步突破深化，使之能夠盡快全面建成的問題，由于對改革進程估計的不同，理所當然對深化改革的決心和力度的認知就不會完全一樣。

對于上述兩種不同意見，我個人認為，后一種比較符合改革的實際。其理由主要是：黨的十四大報告和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規定，我國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對四個重要方面的體制，包括市場、企業、宏觀和分配，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但至今為止，這四個方面的改革，發展都很不平穩，即有的領域改革發展較快，或者說基本上已經可以按照市場經的原則運行了；但有的領域，改革的發展則明顯落后，或者說在相當程度仍然只能按照計劃經濟的原則運行。例如：

1、在市場方面：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主要標志，也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必須推進的改革。因為沒有市場，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但到現在為止，其進展情況大體只是：商品市場發展較快，以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為例，其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的比重，已經分別達到了95.6％、96.5％和87.4％，說明商品市場已基本建成。但要素市場的發展卻很不理想，至今土地一級市場基本上還是國家壟斷的；資金和資本的運用，絕大部分還主要由國家計劃或政府意圖安排；勞動力在國有企業中仍然不能合理流動等。當然，無論在什么國家，商品和要素都不可能達到100％的市場化。但在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綜合市場度至少應該達到85％左右，而我國現在大約還只有60-70％。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有相當的距離。

2、在企業方面：企業體制機制的科學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運行必不可少的微觀基礎。目前改革的現狀大致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特別是非國有制企業，不但其體制機制已經能夠同市場經濟相適應，而且成了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增加收入、繁榮市場的重要力量。其所提供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勞動就業崗位，已經分別占全國的2/3和4/5左右，真可謂功不可沒。但國有企業，除一些中小型企業已經陸續改制以外，絕大多數大型企業，特別是一些國有壟斷企業，其體制機制至今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仍然不相適應。

第9篇：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 企業會計管理體制產權制度現代企業制度企業治理結構共同治理

一、 前言

就我國目前的會計體制上來看,會計工作職能分工明確性不夠,會計部門不能行使獨立的資金監管職能,不能夠有效地抑制財務上的混亂收支情況、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得不到遏制。造成這些會計管理職能失效,很大程度上是由會計信息失真與會計信息缺失造成的, 從而造成了企業資金管理上的混亂,阻礙了企業經營發展的良性趨勢。因此,重新審視我國現行的會計體制,從而根據經濟體制與企業活動來明確會計行為,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提高企業管理的整體水平,是會計管理發揮實效的重要手段,也是當前企業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

二、 影響會計管理體制的因素

2、1經濟體制對會計管理體制的影響

經濟體制決定著企業的行為,從而影響到會計體制的根本屬性,因此,隨著國家不同時期所處的經濟環境改變,會計體制也應當隨之進行調整,以求得到與經濟發展相符的會計管理定位,從而作用于企業行為,成為國家對會計活動干預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經濟命脈由國家一手把持,非公有制鳳毛麟角,公有制的壟斷局面使企業政企不分,與此同時,會計管理也采用集中式管理模式。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實施,市場經濟體制也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盡管公有制仍然占據了主體地位,但其他各種私營企業、民營企業、合資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盤活了我國的經濟格局。企業從政府的管制下脫離出來,特別是在財務管理方面,實施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采取自主經營的方式來參與市場競爭,資金組成形式多種多樣。由此可見,經濟體制的變革勢必會引起會計體制的轉變,會計管理體制是始終與經濟環境同步發展的。

2、2政治環境對會計管理體制的影響

會計管理體制的運行實質是一個政治管理的實施過程。會計管理體制的建立代表了國家的經濟體制形式,而經濟體制究其根本是國家政治要求的體現,關系到國民經濟的根本。因此,政治因素或多或少地在影響著會計管理體制的發展動向。經濟是國家政權的保障基礎,因此會計制度也通過經濟影響作用于政治領域,同時政治上的環境變化也將會造成經濟體制的改變。盡管現行的市場經濟已經有效的實現了政企分離,但政治與會計體制卻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較計劃經濟時期的政治主觀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治導向,就可以看出我國會計管理體制的視角在不斷的轉變,也促使企業管理行為隨之改變。新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政府發展規劃的產物,誕生于政治前提下,配合我國建設有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理念,體現了政治影響經濟,作用于會計管理的連鎖式反映規律,因此會計管理體制的改變與執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行為的影響。

三、 共同治理機制下企業會計管理體制的完善對策

3、1財務委員會的完善

我國企業規模日漸壯大,所涉及的經營行為也日益復雜,企業管理工作范圍不斷擴大,各部門通過各種委員會形式來集中管理,行使職能。財務委員會就是眾多管理委員會的組成形式之一,主要負責企業的財務控制,對財務行為進行監督的指導。通過對財務部門職能的完善和權力的賦予,可以科學的制定財務政策與財務計劃,進行合理的資本管理,對投資決策具有很好的輔助作用。

3、2審計委員會的完善

審計委員會是財務行為的監督機構,通過外部審計與內部審計的雙效結合,評估風險,建立控制體系,發揮監督審計職能,是審計委員會的主要作用。因此,審計工作是企業健康運營的保障,是企業管理是否具有成效的定性評價。審計工作有效地監督了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提高會計工作效率,避免會計信息失真問題的出現,采用積極的手段影響會計活動,為企業的會計管理提供強大的支撐平臺。

3、3財務總監制度的完善

現行的財務總監制度是近年來新興的企業內部管理機制中重要的組成環節,也是企業會計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財務總監制度早期產生于國有企業內部,是政府職能的代名詞,而后隨著企業機制的轉變,經濟體制的轉型,財務總監職能也發生了變化,更多的在股份制企業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財務總監制度的建立,使國有企業的財務監督狀況得到改善,特別是國有控股公司中財務總監職能的發展更為具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會計管理體制的支持。

四、 結語

文章總結了我國經濟體制特點與政治環境因素對會計管理體制的影響,揭示了未來我國企業內部管理的發展趨勢,分析了共同治理機制下企業會計管理體制的完善對策。從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狀況出發,完善現有的會計管理體制,提高會計活動監督機制,提高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我國目前會計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也是企業可持續競爭力的集中體現。

參考文獻:

[1] 楊帆,會計管理體制和社會經濟環境[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 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