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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是金融體制改革及其自身發展的需要,機遇與挑戰并存。本文分析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的現實基礎和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如何推進商業化轉型提出相關性建議。
關鍵詞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商業化轉型 現實基礎 挑戰 建議
一、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的必要性
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立至今,以政策性方式分別收購、管理和處置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自建國以來所產生的數萬億元不良資產,對不良資產實施商業化收購,取得了不良資產處置的規模效應,也為國家處置巨額金融不良資產積累了初步經驗。隨著不良資產處置進程的不斷推進,目前政策性不良資產已基本處置完畢,甚至各省個別辦事處因所剩損失類資產無多大變現價值而面臨業務經營難以為繼的困境,因此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改革是其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另外,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時期,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商業化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具備的現實基礎
(一)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身具備了商業化轉型的良好內部條件
1.多年的資產管理與處置實踐使之具有一定的專業優勢
在多年處置不良資產處置的實踐中,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身在業務創新、內控建設、國際合作、國企改革、資本金流動性等方面形成了特有的比較優勢,積累了豐富的不良資產處置的經驗,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科學、有效的規章制度、業務運作和風險防范機制;另外,通過與國際上一些投行的合作,掌握了國際上先進的資產處置手段,逐漸摸索出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資產處置技術和手段。同時,培養了一只業務素質較高的專業化隊伍。這支隊伍知識結構較合理,實踐經驗較豐富,為公司拓展商業化業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應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從而為其商業化轉型提供了天然的條件。
2.具有與商業銀行建立良好伙伴關系的基礎
作為從國有商業銀行“母體”中脫胎而生的企業,與“母體”銀行具有歷史淵源關系,易于得到“母體”銀行按照市場化方式和互利合作的原則給予的支持和幫助,有利于資產管理公司尋找市場資源,拓展業務領域。
(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具有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國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加快,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鼓勵和支持金融創新綜合經營的趨勢成為金融機構發展的主流。國內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資產市場正逐漸發育成熟,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綜合性非銀行金融業務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發展空間。當前,證券、基金、信托理財以及房地產成為居民投資的主要渠道;國有企業重組改制、整合上市以及中小企業從資本市場獲取資金意愿強烈,為IPO、財務顧問等投資銀行業務帶來了商機。此外,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體系正日趨完善,社會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體系正逐步發展,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轉型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面臨的挑戰
(一)巨額掛賬虧損引發的挑戰
由于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對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采取以賬面價值進行等額收購的方式,先天決定了其政策性虧損的必然性。由于最初接收的不良資產背后歷史遺留問題眾多,以及不良資產處置中的“冰棍效應”,再考慮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每年應歸還的央行再貸款利息和所發行金融債券利息,以及自身的經營和運行成本,最終損失仍將是一個巨大數額。雖然國家規定了這一損失“由財政部提出解決方案,報國務院批準執行”,但這一規定是基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政策化的前提,如果進行商業化轉型,其最終巨額虧損的彌補問題必須設計一套符合現實、積極穩妥的解決方案
(二)股權結構問題引發的轉型后生存壓力的挑戰
當初,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金由國家財政全額撥付,國家為唯一出資人。公司受政府委托,接受管理、處置國有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產權結構是國有獨資,主要采取行政型治理,與公司政策性機構性質和承擔政策性業務相適應。商業化轉型后,公司治理要從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轉變,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在市場上求生存發展。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向商業化轉型初期,自然失去了國家既給政策又給資源的這張“護身符”,而且尚未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況且當前地區間發展不平衡,財務政策還有待配套。同時,由于缺少穩定的資金投入,已建立或擬建立的業務平臺缺乏資金的支撐,滿足不了商業化轉型發展的需求。
(三)現行經營模式難以適應商業化轉型的挑戰
經營管理行政化特征明顯,控制機制效率不高。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權力高度集中于公司總部。總裁對公司各部門和辦事處通過行政命令授予具體業務權限,辦事處通過對所屬各部門轉授權開展業務營運。其弊端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內部管理層級多,審批環節繁雜,耗時長、效能低,不利于分清責任主體;另一方面,不分地區和風險程度,完全按資產損失額度大小轉授權的“一刀切”管理模式,對經濟較發達、自身管理較好、回現量較大的辦事處授權額度明顯偏小,影響其處置效率,不能調動處置的積極性;反之,對個別管理松懈、面臨風險較大的辦事處則難以進行有效監控。
四、實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的相關建議
(一)多種途徑化解沉重歷史包袱
對處置政策性不良資產形成的超過萬億元的掛賬損失,僅靠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身未來商業化業務的利潤來逐年沖銷是不現實的。在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終結后,國家應在嚴格進行審計和確定損失的前提下,盡快研究既能防范道德風險、又有利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輕裝上陣的清算和分擔方案。從目前情況看,可考慮采取將金融機構所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債權轉為股權、引入看好其發展前景的戰略投資者事前承擔部分損失、自身未來商業化業務利潤沖銷等多種途徑來分擔,不足部分由財政部通過發行特別國債、呆賬核銷等方式予以最終解決。同時,延長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金融債券償還期限,對央行再貸款適時進行停息處理,以切實減輕商業化轉型過程中的財務壓力,幫助其走上正常發展軌道。
(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引進包括匯金公司、原母體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和國有大型企業、境外資本、民營企業在內的多元化投資者,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之間也可根據需要進行業務整合和股權整合,構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三會一層”的公司治理組織架構,切實解決其股權結構單一的問題,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分離和制衡。在此基礎上,制定科學的轉型戰略和發展規劃,建立持續的資本補充渠道,完善符合市場規律、激勵約束相容的業績評價機制、風險控制機制、薪酬機制、決策機制,培育特色鮮明、凝聚人心的公司文化,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三)加快金融創新步伐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商業化轉型最終能否成功,關鍵還是要看其自身能否適應市場發展需要,不斷通過機制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快速提升在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未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積極利用已初步搭建的平臺,充分發揮總部、分支機構、平臺公司之間的協同效應、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在建立有效的風險隔離機制的前提下,將不良資產處置業務與銀行信貸、證券承銷、責任保險、信托理財、投資咨詢、資信評級、財務顧問、金融租賃等其他金融業務進行有機整合,開發設計基于不同風險和收益水平的結構化產品,逐步變資產經營為資本運營,使業務鏈真正轉化為價值最大化鏈。在積極開發國內市場的同時,轉型后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還應著眼長遠,謀劃布局,為全面進軍國際市場做好充分的技術準備、業務準備和人才準備,進一步拓展未來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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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國辦轉發財政部、央行、銀監會《關于妥善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后續融資問題的意見》(下稱“40號文”),要求銀行對融資平臺公司的貸款不得盲目抽貸、壓貸、停貸,旨在支持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后續融資,確保在建項目有序推進。
5月22日,國辦轉發財政部、發改委、央行《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下稱“42號文”),明確符合條件的融資平臺公司可作為社會資本參與當地PPP項目。
5月25日,發改委《關于充分發揮企業債券融資功能支持重點項目建設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通知》(下稱發改委1327號文),全面放松企業債發行。
去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下稱“43號文”)出臺后,被認為切斷了地方融資平臺的命脈,但隨著今年穩增長需求迫切,相關部門近期接連發文,被認為釋放出對存量政府債務兜底和增量融資政策微調放松的信號。
“這一系列政策一定程度上放松了43號文的限制,使得地方融資平臺找到新的出路。”一位接近財政部的內部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地方融資現在思路很清晰:存量債務上,通過置換債務和放松銀行貸款給予政策支持。在新增債務方面,就是推進發債和PPP模式。”
政策明朗期
去年9月,國務院出臺43號文,對地方政府融資問題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其中包括規定地方融資平臺不得借入更多資金,關閉了地方政府的舉債“后門”。
43號文的嚴格程度,給地方政府帶來巨大壓力,很多地方政府認為“日子沒法過了”。
專門從事城市投融資管理業務的北京榮邦瑞明投資公司合伙人史小輝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43號文出臺后,地方政府的表現分成兩類,一類是等待,以期有新的政策可以明確。另一類是“看得比較明白”,和銀行協調,抓緊在債務收口之前,提前釋放額度,搶簽一批新項目。
這里指的“債務收口”,是43號文中要求各省對于2013年6月到2014年12月31日期間的新增債務進行清理甄別。對于在建項目而言,分拆打包的甄別,使得債務將被拆分為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對于銀行來說繼續劃入政府債務無疑是最優選擇。
而根據原計劃,各省財政部門本應在今年1月5日之前將甄別結果上報財政部。據接近財政部的人士透露,甄別結果一直報不上來,目前財政部已經打回去三四輪要求重新甄別。
“當時我們做的第一步是給債務分類,通過跟客戶談判,爭取都納入政府償還債務范圍內。但是到現在也沒有給我們反饋,我們也不知道哪些納入了政府債中。”某國有銀行北京分行風險部負責人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在新投項目上是一個相對謹慎的態度,我們行根據政策精神自己選定了四個行業,保障房、土儲、水利、軌道可以投放,其他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都要拿到總行逐筆審批。”
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審慎態度,使得貸款可得性下降,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
“40號文給了銀行一個定心丸,支持地方融資不會因為政策問題停掉。另外也意味著這種情況下的負債,中央政府未來可能會處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認為。
此外,40號文明確了43號文中許多模糊地帶。如43號文中由于沒有明確存量和新增界限,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遭遇許多復雜的現實情況。“我們碰到已談判好已開工卻沒有簽合同的項目,當時就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40號文給出‘在建項目’的明確定義,就知道如何落實了。”上述國有銀行北京分行公司業務部負責人表示。
定向置換債券開閘
在解決存量債務上,財政部于兩會期間推出“置換債券”計劃。允許地方政府發售新債券以取代老債券,以期降低利息延長周期,為地方政府在償債方面開辟新的路徑。而這一計劃,得到了央行的支持,5月15日財政部、央行、銀監會聯合發文進一步明確,置換債券除了公開市場發行,還可以采取定向承銷的方式。
這種定向發行方式即地方政府直接與銀行或其他債權人(信托、證券、保險)談判,用債券直接置換原來的貸款,“誰家的孩子誰抱走”。由于這些債務主要是為了置換即將到期的銀行貸款,因此,銀行成為主要債務的認購方,而且以國有銀行為主。
6月1日,江蘇省率先采取定向承銷的方式發行置換債券448.7億元,其中一般債券339.5億元,專項債券109.2億元,三年、五年、七年、十年期的債券中標利率分別為3.32%、3.71%、4.03%、4.05%。
3日,河北省成功定向發行置換債127.98億元,其中一般債券111.45億元,專項債券16.53億元。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十年期的一般債券利率分別為2.95%、3.31%、3.60%、3.62%;專項債券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的中標利率分別為2.90%、3.26%、3.55%。
對比利率可以看出,江蘇的中標利率高于河北,并且比前5個工作日相同待償期國債收益率都高,在平均值上上浮了15%。業內普遍認為江蘇省的利率水平更為合理。而河北的利率貼近國債,被認為并非市場化定價。
根據2013年6月底的統計,2015年到期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規模1.8萬億元,但考慮到算上2013年6月以后新增債務,到期債務或在1.8萬億元的基礎上有所增加。
根據江蘇省財政廳的匡算,江蘇省近年發行的地方債平均年利率都在5%以內,每年利息負擔在80億?100億元之間。此次存量債務置換,通過發行地方債能減少一半的利息支出。而根據財政部的計算,全國范圍內,地方政府一年總共可減少400億至500億元的利息負擔。
“置換債計劃是讓銀行支持的對象由地區平臺上升到省級政府,還款來源保障度進一步提高,同時面臨著融資平臺貸款償還的情況下,銀行會在發債業務上競爭激烈。”上述國有銀行北京分行風險部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北京市目前尚未開始,該行就已積極爭取將存量授信納入存量債務置換計劃,做好新增投資債券與存量政府債務還款期限的匹配。
早在置換債計劃剛公布之時,便有學者質疑,因為這是完全的市場行為,債券會有發不出去的可能。而實際上江蘇省在4月份推遲了原本的發行計劃,有消息稱這是由于江蘇的路演情況不好,出現無人問津的情況,這直接導致三部委的聯合文件特急出臺。
“這說明,地方政府融資不應該依靠行政力量代替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時紅秀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應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政府只起到監管責任,而不是審批責任。
PPP落實難
對于在建項目的增量融資需求,決策層堅持了之前的態度:優先采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這也符合近年對于政府投融資模式的轉變。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測算,除了加大政策性銀行對地方政府的直接信貸投放,以及確保地方融資平臺在建項目后續融資,今年還需要通過PPP模式承接1.5萬億元?2萬億元的基建投資。
PPP模式從2013年底開始全力推進,此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5月22日的42號文即傳遞出強有力的政策信號。
然而從當前的實踐來看,PPP的實施效果不盡如人意。雖然各地方政府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示范項目,項目簽約率很高,但是真正開工落地的卻是寥寥。并且,名義的社會資本實際背后是國有企業或由變異的融資平臺代替。民間資本對于該類型投資的風險與收益評判仍然存在擔心。
“PPP項目本身從設計到實施的周期較長,一個項目要十幾二十年,很難在短期內收到明顯成效。沒有穩定的市場,民間資本不敢進來。”趙全厚說,“但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存在一換屆,以前說的話就不算數的情況,這在以前教訓非常多。”
當前PPP推進的重點領域,有很多沒有完全市場化,社會資本在其中將承擔行政阻力。“交易市場、定價機制、退出機制的改革到位了,社會資本才愿意進來,這需要政府的立法保障。”趙全厚說。
此外,PPP項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時間長,相關政策制度的缺乏,也導致PPP項目落地困難。汪濤預計,完成政府與企業資本簽約項目的比例僅10%左右,規模在2500億元。
“比如跨年度預算平衡制度、對地方政府的違約問責制度等還沒有建立起來。20年的項目靠政府1年的預算,怎么能保障呢。有很大隱患。”史小輝說,“并且資本市場也沒有匹配的金融工具,如項目抵押,項目收益權質押方面產品和政策制度有很大欠缺。”
根據榮邦瑞明測算,按社會收益率計算,PPP項目的投入資金在10年內左右就會翻倍,這樣的高投入將在未來出現較大風險。
融資平臺再定位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從40號文中,還看到了決策層對于融資平臺定位的變化。
從《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到去年43號文,對于地方融資平臺的定位都是“去平臺化”,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將融資平臺曾經作為地方融資抓手的功能正在逐步摒除。
“40號文中對于地方融資平臺的控制放松,還可能意味著對于融資平臺不再要求‘去平臺化’,為融資平臺的留存打下基礎。”趙全厚說。
融資平臺的改革被認為有兩個出路:一是走國企改革的道路,由政府百分之百出資的平臺,依靠政府發債或者靠銀行政策性貸款,定位在收益性較低、公益性較高的領域。這部分應該是政府的職能所在。
二是退一步成為項目實體。從事收益性較高、公益性較低項目的平臺,改成股份制公司,走市場化路子。
按照這樣的路線,去年中旬,第一輪的平臺改制已經悄然展開。如上海城投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作為上海城投下屬的全資子集團,新公司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將城投總公司系統內的水務類企業進行縱向整合重組。其轉型的方向是由融資功能導向轉變為實業經營導向,由做大資產導向轉變為提升價值導向。
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各個地方融資平臺公司改制、重組動作不斷。
“作為地方融資平臺,要承認它的歷史地位,它有歷史的功績,也有歷史的不足。”趙全厚說。他認為“去平臺化”應該是去它的融資功能,但是地方政府有必要保留一個投資平臺,起到平臺投資整合功能。現在地方政府各個部門投資分散,用融資平臺整合投資項目,第一有助于風險可控,第二有助于投資總體功能整合。
[關鍵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現狀;發展方向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5-0064-02
1發展歷程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國家為了處置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促進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改革而設立的。改革之初,改革成本多由中央財政當期直接一次性支付。改革到后來,由于國家財力有限,銀行開始充當第二財政,承擔了大量的改革成本,逐漸形成為巨額壞賬。具體原因包括紅頭文件、企業政策性關停并轉、國有企業經營不善、地方政府不當干預等。同時,銀行完全由于自身原因,經營不善,也造成了大量不良資產。銀行壞賬積累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就要設法相救,銀行就會進行財務重組。財務重組的第一種形式是銀行用自身利潤核銷壞賬,這是企業行為,是會計制度規定的市場化手段。第二種形式是國家動用外匯儲備重新注資。第三種形式是資產管理公司發行由中央財政擔保的金融債券收購銀行不良資產。第四種形式是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央行再貸款或央行票據收購銀行不良資產。
1999年以后,我國先后成立了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29日在北京成立,注冊資本為30140024035元。截至2009年年底,中國信達累計對358戶企業實施債轉股,轉股金額近1355億元。受托管理處置了原改制銀行2400余家、自辦經濟實體和近1000項對外投資項目。中國信達累計托管處置問題金融機構的資產賬面金額360億元,負債賬面金額460億元,托管處置所屬證券營業部、服務部等分支機構以及下屬企業、控股公司等實體機構330余家,分流安置或接收安置人員2000余人。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正式掛牌成立,標志著中國華融由政策性金融機構轉變為市場化的金融機構。其在全國設有32家分支機構,旗下擁有10家子公司,可以為客戶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截至2011年年底,公司總資產達2185億元,較上年增加621億元,凈資本收益率達12.58%。2011年,利潤突破50億元,新增644家大客戶,客戶總數達到了1626個,當年與各省政府和企業、客戶新簽署了91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客戶總數達219個。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有獨資金融企業,注冊資本人民幣100億元。公司在全國26個中心城市設有25家辦事處和1家經營部。累計管理資產規模6800余億元,存量資產3000億元。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集團凈利潤32.47 億元,比上年增長213.11%,各類不良資產當年收現 88.63億元,累計收現1716.33億元。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于1999年10月18日正式掛牌成立,注冊資本為100億元人民幣。目前在全國設有30家辦事處,10家平臺公司。自成立以來,先后收購、管理和處置了各類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近7000億元。形成了涉及11個細類、70余種產品的綜合經營業務體系。2011年12月31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全年商業化合并利潤實現30.68億元,同比增長了329%。
2新的使命
隨著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政策性使命的結束,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開始了商業化轉型,正在探索以資產管理業務為主,以投資銀行、金融租賃、擔保、信托、期貨等業務為依托的綜合性金融業務,逐步向金融控股公司的目標邁進。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金不足,矛盾仍很突出,銀行體系自行消化需要時間較長。商業銀行處理不良資產手段單一,耗時費力,若通過提取呆賬壞賬準備金來核銷不良貸款,將加大財務成本,影響銀行贏利水平。國際金融行業普遍認為,當銀行業不良資產超過總資產的15%時,必須借助于專業機構,實施專業化處理。資產管理公司擁有專業的人才和技術,除了商業銀行的傳統處置手段,相對于銀行系統內部通過增加撥備打消壞賬的自行消化,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收購、管理和處置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資產管理公司可以綜合運用投資銀行的手段,如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可與國內外投資者建立合資公司共同處置不良資產。
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潛力巨大,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誠實信用體系尚未建立,逃廢債現象仍較為嚴重,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良資產,需要資產管理公司運用專業化手段予以處置,同時,經濟波動、產業周期變化、產業結構調整和自然災害等在客觀上對一些企業的還款能力構成一定影響,若無力償還到期貸款,則會形成新增不良貸款。這些客觀上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提供了新的市場機會。
3面臨的問題
法制化進程滯后的法律風險,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只是一部行政性法規,無法解決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一系列法律問題。企業債轉股政策設計缺陷的政策風險,地方政府和企業只是將債轉股作為減輕企業負擔的手段,只想減免債務而不愿讓出哪怕是部分控股權,政策和地方政府的配套支持不到位,嚴重影響資產凈回收率的提高。地方政府考慮的是當地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職工安置等問題,地方執法偏袒地方利益,嚴重制約資產管理公司處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
由于資產管理公司對銀行不良貸款的大規模集中收購處置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總額銳減,以及商業銀行的信用投放不斷增加使得貸款總額基數持續增長,從而造成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規模、不良資產率呈現雙下降的趨勢。現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處置業務完全遵循自負盈虧原則,風險全部由資產管理公司自身承擔,失去了政策性損失主要由財政兜底的保護性措施。分散的小資產包、單項債權資產逐漸成為主流,其營銷成本、處置成本相對于大資產包更高,對交易結構和處置方式的靈活性要求更高,增加了單向業務的工作量和技術難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其對內部不良資產的處置思路逐漸從保全、核銷向經營管理方向轉變,對于較優質的資產優先運用自身多種金融工具進行內部消化,只有經過內部專業處置未取得成效的債權資產才會選擇對外轉讓。
資產管理公司轉型時期的業務風險。資產管理處置中的道德風險主要表現在資產處置程序不規范,資產處置公告環節不規范,政策性資產日常管理不到位。金融業務產品創新呈現盲目多元化趨勢。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能力薄弱,缺乏有效的防火墻和風險割斷,風險增大。
4改革方向
制定和頒布涉及資產管理公司,特別是資產處置的相關法律,從法律上切實規范資產處置行為,組建不良資產處置專業法庭,從組織體系上切實保證不良資產處置的順利進行,賦予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債轉股企業投資股東的一定權力,使債轉股資產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建立不良資產處置的統一監管框架,設立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的監管協調委員會,監管和協調各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建立完整的市場化風險管理制度,有效識別、揭示、衡量、監控和管理市場風險,實現風險預警前置處理、事中實時監控和事后反饋機制的全程風險管理機制。做好剩余資產潛在價值的挖掘工作,在前期盡職調查基礎上,進一步全面掌握每戶債務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財務狀況、發展潛力、資產質量以及還款預期,對債權資產逐戶重新進行估值。做好價值營銷,根據資產實際狀況和分類管理經營處置要求,挖掘資產賣點,確定每一戶企業的營銷策略,廣泛推介,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資者,提高資產處置效益。對經確認無法進行處置而需要銷賬的項目,各資產公司應爭取擬訂方案向上報批,進行銷賬處理。對于難于在短時間內處置變現的資產,建議先采取一定的保值增值手段,預計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找到更好的處置時機,取得更好的回收效果。
加大以資抵債的力度,促進資產有序集中。對無力以現金償還債務的企業,要按照產業發展規劃,有目的地選擇部分債權資產,積極推進資產重組,積累和整合經營性資產,對不良資產實施戰略性重組,既可以有效地支持企業改革,又可以通過商業性的債轉股,控制一部分企業的股權。繼續推進債轉股,通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促進企業完善治理結構,對符合上市公司標準的企業,運用投行手段進行上市輔導和推薦,通過資本市場實現股權的有序退出。開展資本金運作,確保資本的保值升值,創新投資管理體制,實行集約營運模式。
要實施金融控股集團戰略,推進成為以資產經營管理為主,以投資銀行和金融租賃、擔保、信托、委托等業務為依托,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金融控股集團,創造條件擇機改制上市。積極拓展新業務,拓展信用評級等金融服務業務。不斷培育市場和聚集人才,將資產管理公司確立為資產重組和資產管理的市場專家地位,逐步發展成為以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為主業具備投資銀行功能和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功能的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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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間融資 風險 監管 規范 服務
中圖分類號: F830,5 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2-058-02
一、民間融資的現狀分析
筆者就民間融資問題,對江蘇省濱海縣的數家企事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戶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選取了濱海中學、濱海第三印刷廠、濱海仁慈醫院、濱海強隆鑄造廠等二十家樣本。這二十家樣本含蓋教育、衛生、機械制造、加工業、紡織業、印刷業及個體工商業等。近三年來,這二十個樣本的民間融資的絕對規模、加權平均指數逐年增加,現已達到32.6%,即民間融資的規模與正規金融融資的比例超過了三成。而不同樣本這個比例相差較大,事業單位濱海中學不到10%,私營企業濱海第三印刷廠約占78%。
在所調查的二十個樣本為何熱衷于民間融資?筆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1、解決了企業貸款難的問題。近兩年來,由于全國宏觀調控銀根緊縮,企業要想從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比較困難,2007年濱海縣各金融機構貸款凈增加2.78億元,凈增長9.3%,遠低于全縣GDP增長15.6%的比率。隨著企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對資金的需求急劇增加,民間融資則成為解決企業資金緊缺的重要途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縣域經濟的發展。某印刷廠的廠長說:由于市場競爭的要求,急需投入近千萬元設備進行產業升級,跑銀行貸款不僅手續繁雜、周期長,而且只得到了300萬元貸款,只是杯水車薪,而增加了民間融資后,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迅速得以擴大。
2、民間融資方便簡潔,效率相對較高。企業在市場機遇到來時,有時需要迅速得到周轉資金啟動生產。而民間借貸絕大多數為個人信用形式,最大特點是方便快捷,從發出要約到借貸完成,往往在1天內就可完成,因此有著廣泛的生存空間。民間融資正由于這種手續簡便、獲取方便、到位及時的特點,得到了借款者的認同,它與金融機構貸款相比,雖然資金成本稍高,但時間成本較低,二者相抵,就相差不大了。如商業企業為了抓住市場機遇,往往傾向于這種“快進快出”的民間融資行為。
3、民間融資成本也不算很高。二十個樣本中民間融資的成本一般在年利10%到30%。如濱海中學面向內部職工的定額定期融資,年利為10%,比信用社的貸款年利還低2個多百分點。二十個樣本的總體成本約為銀行的1.5倍左右,還是在它們所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因此,不難看出:民間融資作為一種民間調劑資金短缺,解決了部分企業生產經營中的特殊需求,是一種信用補償機制。而且民間融資手續簡便、操作靈活、方便快捷,對小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來說,與銀行信貸相比,是一種更為有效的融資方式。
二、民間融資存在的問題
1、民間融資處于灰色地帶,監管缺失極易造成風險擴大。由于民間融資與非法集資的界定仍然較為模糊,因而使民間融資并沒有真正地走向陽光地帶。人民銀行、銀監會、工商、稅務和司法機關等部門的監管缺失,極易造成民間融資“鋌而走險”,“悄然做大”,從而轉化成非法集資。如筆者調查的樣本中,一家私立醫院, 正在建設十幾層的新門診大樓,還要購買幾千萬的醫療設備,投資總額將達億元以上。而他們的自有資金不到20%,不足資金部分來源銀行貸款,很大部分來自民間融資。另外,該醫院的醫護人員都是高薪聘請,而且病員不足,醫院的運營成本將會很高。根據筆者的測算,該項投資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極易造成巨大的風險。一旦風險形成,銀行還有抵押和擔保等,損失會相對小些,而民間融資的風險就不會那么幸運了。
2、民間融資行為不規范, 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民間融資往往手續不健全,融資抵押擔保不足。極易出現欠債不還現象,這無疑會使得借貸雙方的風險加大,容易由于未能按期償還借款使借貸雙方釀成矛盾,形成糾紛,導致沖突。比如:有的債務人借款后“人間蒸發”,找不到債務人的聯系方式;還有的債務人把原來的住房賣掉,更換出租房,外出謀生;更有甚者,為躲避債務,辦假離婚,將家庭所有財產給一方,讓另一方去借錢,致使債權人無法得到償還,造成社會問題, 可能釀成不穩定因素,甚至引發刑事案件。
3、民間融資隱蔽性強,增加了監管難度。民間融資往往是私下交易行為,隱蔽性強,民間融資常常處于監管真空,導致監管部門難以掌握真實情況,加大了民間融資的監管難度。通常都是民間融資發生的時侯,監管部門無所作為,只有當正常的民間融資在產生糾紛,發生質變后,才被打上非法的烙印,成為非法集資,而這種事后監管無法扼制民間融資引起的惡性事件的發生。
三、對民間融資的幾點建議
1、給民間融資科學準確的定位,讓民間融資真正走向陽光地帶。要從法律上明確界定民間融資和非法集資,賦予民間融資合法地位。引導民間融資公開登記,并規范其合規經營。不妨為民間融資構筑一個合法規范的經營平臺,讓正當的民間融資活動充分發揮拾遺補缺作用。筆者在這次調查發現,濱海縣正在試點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從該縣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政策管理來看,以民間力量為主,政府進行扶持并不占主導地位,這樣可為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提供了較充裕的空間,這種嘗試為民間融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筆者認為,要是再設立一些村鎮銀行和農村合作基金會等,讓多種渠道并舉,必將為民間融資蕩起一波清澈的浪花。
2、規范民間融資行為,防范化解風險隱患。盡快出臺和完善相關規章制度,規范民間融資行為;依據融資企業的具體情況,明確其借貸最高限額以及指導利率,并按規定到相關管理機構進行登記,積極鼓勵擔保機構與工商聯和融資企業等組成擔保體系等,要求出資方和受資方到公證機關進行公證;由指定機構對其進行管理、監督,建立民間融資監測體系,引導民間融資走上正軌。這樣,就可通過法律手段使民間融資走上契約化和規范化軌道。對民間融資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交易方式、契約要件、期限利率、稅務征收、違約責任和權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確,規范和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展。并加強宣傳,幫助社會公眾樹立正確的融資風險意識,從而化解民間融資中的潛在風險。
3、優化民間融資的生態環境,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體系。人民銀行、銀監會、工商、稅務、司法和公證機構等單位,完全可以為民間融資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體系。即為民間融資的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擔保服務和人力資源服務等等。比如,筆者認為,可以利用現在人民銀行所管理的“征信系統”和“個人誠信檔案”等,構建民間融資供需的信息服務平臺。通過信息服務平臺,可以強化信息披露、嚴厲打擊信息造假,從而讓籌資人和投資人自主、客觀、準確的決策。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正規合法的渠道,使民間閑置資金匯聚到經濟建設中,讓民間的閑置資本活躍起來、運動起來,為社會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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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以公開市場操作為主要政策工具,春節前滾動開展逆回購,滿足現金投放需求,春節后針對外匯占款增長較快的情況,開展正回購,加大資金回收力度。前4個月公開市場操作累計凈回籠資金6051億元。作為公開市場的操作目標,3月末基礎貨幣余額同比增長11.9%,增幅較去年同期回落5.8個百分點。人民幣加快升值,按中間價計算,截至5月13日,人民幣兌美元年內累計升值1.26%,兌日元升值20.16%,兌歐元升值3.39%。從執行情況看,貨幣政策“中性”略微偏緊。在“中性”微緊的政策下,經濟金融形勢呈現“金融熱、實體冷”的背離格局。
一、當前經濟金融形勢表現為“金融熱、實體冷”
1.貨幣供應量增長提速,GDP與CPI增速均回落
4月末,M2余額同比增長16.1%,分別比去年末與去年同期高2.3和3.3個百分點,超出13%的全年增長目標3.1個百分點;M1余額同比增長11.9%,分別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高5.4個和8.8個百分點。在基礎貨幣增長放緩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增速加快主要受貨幣乘數擴大的推動。M2乘數由去年末的3.86擴大至3月末的4.08,說明貨幣供應量快速增長并非來自于政策放松,而是來自于銀行積極放貸、企業與居民資金需求旺盛的內生力量驅動。
在貨幣供應量增長加快的同時,一季度經濟增速并未如期持續回升,GDP同比增長7.7%,較去年四季度回落0.2個百分點。2012年是閏年使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少一天,從而壓低了經濟增速。季節調整可剔除閏年因素,一季度GDP季節調整后環比增長1.6%,環比增幅較上季度回落0.4個百分點。這表明矯正閏年因素帶來的低估后,GDP增速還是有所放緩。從物價形勢看,消費領域通脹壓力減輕,生產領域通縮壓力仍存。前4個月CPI同比上漲2.4%,比去年同期回落1.3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回落0.2個百分點;PPI同比下降2%,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1%。
2.社會融資規模大幅放量,與之相關的投資到位資金未同步增長
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與應行貸款、發債券與股票等外部融資密不可分,除去投資主體的自有資金、利用外資和財政資金,其他資金缺口需要依靠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進行外部融資來彌補。2003-2012年社會融資規模增幅與外部融資性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全部到位資金扣除國家預算內資金、利用外資、自有資金以外的部分)增幅相關系數為0.83,兩者高度正相關。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大幅放量,當季社會融資規模為6.16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2.27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58%,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66個百分點。但同期外部融資性投資到位資金增幅僅為25%,較去年同期提高9個百分點。
3.中長期貸款增長明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保持穩定
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中長期信貸資金具有較強依賴。2006年至今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月度同比增速與人民幣中長期貸款月度增速相關系數為0.66,為顯著正相關。3月末,中長期貸款同比增長10.5%,比去年同期提高0.7個百分點。一季度中長期貸款增長明顯,當季增加1.42萬億元,同比多增5911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多增幅度高達70.9%。中長期貸款增加規模占全部人民幣貸款增加規模的51.4%,比上年同期提高17.6個百分點。與中長期貸款明顯增長相比,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保持平穩,一季度同比增長20.9%,增幅與去年同期持平。
4.企業存款激增,企業投資與生產減速
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6.11萬億元,同比多增2.35萬億元,其中,3月份人民幣存款增加4.22萬億元,創歷史單月最高新增值。企業存款大幅增長是推動存款增長的主力。一季度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1.61萬億元,同比多增1.68萬億元,占全部存款同比多增的71.5%。其中,3月份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2.43萬億元,同比多增1.03萬億元,占全部存款同比多增的80.8%。
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5%,除基礎設施投資以外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5%,比去年全年下降2.1個百分點。孤立來看,企業存款增長表明企業資金狀況改善,但與同期工業生產及除政府基建投資以外的其他投資增長放緩相聯系,這意味著企業資金呆滯,有錢也不用于生產與投資,寧愿持有存款或進行金融投資。
二、“金融熱、實體冷”現象的原因與問題
1.銀行理財產品發展對貨幣供應量統計形成擾動
近年來我國銀行理財產品飛速發展,理財產品的發行與到期加劇了各項存款的波動,并進一步影響到貨幣供應量統計的穩定性和真實性。各項存款是貨幣供應量的構成主體,人民幣存款余額占M2余額比重在95%左右,單位活期存款占M1余額比重在80%左右。銀行理財產品對存款及貨幣供應量統計的影響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理財產品造成存款大幅波動,影響貨幣供應量統計穩定性。在現行金融統計制度下,非保本型理財產品不計入資產負債表,也就不計入各項存款。居民和企業購買非保本銀行理財產品后,其存款資金被分流到銀行資產負債表外,直接減少當期各項存款余額;當理財產品到期兌付后,理財資金又重新回到表內,成為居民或企業的存款,增加當期存款余額。目前非保本型理財產品占全部理財產品的比重已超過六成,而且多為短期品種。非保本型理財產品發行與到期造成存款“出表”和“入表”頻繁,從而加劇了存款及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性。
二是出于業績考核及滿足監管當局存貸比考核要求,銀行往往將理財產品到期日設計在季度末,造成季末各項存款余額明顯虛增,使貨幣供應量統計存在水分。理財產品到期轉化為銀行存款是推動今年3月份人民幣存款異常暴增的一項重要因素。據有關估計,3月份暴增的4.22萬億元存款中,約有近2萬億元為理財產品到期造成的存款虛增。
2.融資主體“借新還舊”導致金融體系脆弱性上升
以研究金融危機著稱的美國經濟學家明斯基按“債務——收入”關系將融資方式分為三種:一是對沖融資,融資主體能夠以現金收入支付利息并償還債務。二是投機融資,融資主體無法以現金收入償還債務,但可支付利息。三是龐式融資,融資主體不能靠現金收入來償還債務本金,甚至不能償還債務利息。后兩種融資方式需要靠債務滾動(借新還舊)來防止資金量斷裂。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對資產價格與融資條件的變化非常敏感,如果社會融資以這兩類融資為主導,則金融體系處于非常脆弱的狀態。
以下兩個現象表明投機融資與龐式融資在我國融資結構中占比在上升,有相當部分融資并未用于生產經營和投資,而是被用于借新還舊,實現存量債務的存續,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一是表外融資與債券融資占比顯著上升,籌集資金大量流向盈利能力與償債能力較差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今年前4個月表外融資增加2.6萬億元,同比多1.8萬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33.1%;企業債券凈融資增加9394億元,同比多4547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1.9%,兩者合計占比與人民幣貸款占比持平。表外融資與企業債券融資所籌集的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地方融資平臺通過信托渠道獲取資金增長顯著,2012年四季度末信托公司政信合作項目余額5016億元,增幅高達97.7%。作為地方融資平臺主要直接融資工具,2012年城投債發行6368億元,同比增長148%,今年一季度發行2831億元,同比增長104%。地方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比例普遍較高,而且大部分資金使用在盈利能力與自償能力比較低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建設項目之上,短期內難以見到收益。
二是企業部門債務負擔沉重,償債能力趨弱。根據有關測算,目前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規模相當于GDP的121.4%-127.2%,而企業部門債務閾值是90%,一旦超過閥值,隨后發生經濟困難或危機的可能性會大幅上升。微觀來看,受成本上升與產能過剩雙重擠壓,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償債能力趨弱。今年前兩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面達20.7%,較去年同期高0.3個百分點,較去年全年高8.7個百分點。
3.個人購房貸款放量推動房地產價格泡沫進一步膨脹
中長期貸款增長較多主要受到居民購房貸款放量的拉動。一季度居民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加5784億元,占同期全部中長期增加規模的41%,占比較去年同期提高12個百分點,同比多增3370億元,其中,個人購房貸款增加4662億元,同比多增3088億元。2012年下半年以來,政府“穩增長”、“松銀根”的政策措施對房地產市場產生刺激,個人購房貸款增速持續回升,房地產價格泡沫再度膨脹。今年2月份政府出臺新“國五條”房地產調控措施更導致購房需求集中釋放,帶動個人購房貸款加快增長,房價也快速上升。今年3月末,個人住房貸款增速為17.6%,為2011年5月份以來最高。百城住宅平均價格自2012年6月至今已連續11個月環比上漲,4月末價格較去年6月份累計漲幅達5.7%,其中一線城市較去年6月份累計上漲10.4%。
4.社會資金存在“避實就虛”的傾向
由于實體經濟盈利前景黯淡,社會資金存在“避實就虛”的傾向。社會資金脫離實體經濟“空轉”,經濟虛擬化程度上升。從盈利能力較強的上市公司來看,2012年2442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凈利潤總和僅為8669億元,較上年下降約11%,52家金融類上市公司2012年凈利潤1.09萬億元,較上年增長約14%。
由于實業經濟盈利欠佳,大量社會資金避實就虛、以錢炒錢,集中體現在:一是居民熱衷于理財和房產投資。央行儲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一季度傾向于“更多投資”的居民占比為37.6%,較上季提高4.1個百分點,“基金及理財產品”和“房地產投資”是居民投資的首選,兩者占比分別為25.9%和19.9%,比去年同期分別提高0.2和4.8個百分點。二是企業熱衷于金融投資。近年來,很多企業特別是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熱衷于購買理財產品、開辦小額貸款公司和提供委托貸款、持有非上市金融企業股權以及從事證券投資等。2012年全年A股共有176家公司購買銀行理財產品,投資總額為693億元,而2011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90家、306億元。截至今年4月12日,A股已公布年報的上市公司中,共有520家非金融類公司持有各類證券資產(包括股票和非上市金融企業股權),占比超三成,初始投資金額達1579億元。
三、“金融熱、實體冷”加大金融風險,貨幣政策需堅守中性
當前的“金融熱、實體冷”具有三大危險傾向:一是地方政府與非金融企業債務規模過大,金融體系脆弱性上升;二是金融投資擠占實業投資,加劇實體經濟空心化;三是在實體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的情況下,金融業過度創新、自我循環和膨脹。在缺乏良好的經濟基本面支撐、金融體系自身脆弱性上升的背景下,金融自我創新和膨脹將導致經濟泡沫化、過度負債,蘊含巨大的金融風險。
預計今年全年經濟運行將保持“弱復蘇、溫和通脹”的特點。通脹壓力溫和有利于宏觀經濟政策加力“穩增長”,但地方政府與企業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上升對寬松政策形成制約,政策選擇要在“穩增長”、“防風險”之間進行平衡。從“防風險”考慮,未來貨幣政策應堅守“中性”,更為“穩健”。
1.貨幣政策堅守“中性”,保證資金環境與融資條件平穩
貨幣政策應更為“穩健”,總體保持“中性”,在保證社會資金平穩供應的同時,有效“防風險”。從社會融資規模角度加大社會流動性閘門控制,保持融資條件平穩。要防止融資條件寬松,銀行信貸、表外融資與整體債務規模進一步膨脹;也要防止融資條件收緊導致社會資金鏈斷裂,債務風險與金融風險集中釋放。如果表外融資因監管加強而出現收縮,應適時、適度加大表內信貸供應,保證社會融資規模平穩。
為保持“中性”,年內不應對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進行調整。貨幣政策繼續倚重于公開市場操作與窗口指導。一方面,通過加強窗口指導,保證貨幣信貸平穩增長,推動信貸結構“有保有壓”的調整。另一方面,根據外匯占款變化、市場資金需求變動等方面的需要,通過靈活運用正回購、逆回購、央票等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保持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合理適度。
2.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測、監管與規范
以加強一行三會協作監管和納入法制和規范框架來穩健推動金融創新。進一步建立健全銀行理財產品統計信息制度,并將其納入貨幣當局日常統計監測體系,完善傳統銀行與影子銀行關聯業務的統計制度,提高影子銀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加強對正規銀行體系和影子銀行的風險監測力度,確定適當的監管方式和強度,并實行預防性監管與動態監管。在影子銀行與正規銀行體系構建有效防火墻,防止風險傳染。適時改進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使其能客觀準確反映理財產品的影響,以提高貨幣供應量統計的準確性。
關鍵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轉型;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4-0095-03
前言
按照財政部、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四部委的規定,所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所屬事業單位等通過財政撥款或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項目投融資功能,并擁有獨立企業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事權下移,地方政府的財權上移,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遠遠大于財政收入,成為催生大批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主要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隨著中央政府“4萬億”計劃的推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更是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其中不得不提的是,“4萬億”計劃中,中央政府實際僅投入1.18萬億,剩余的70%要由地方政府自己籌措,在受到各種限制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只得通過建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來解決資金問題,因此2008年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便如雨后春筍般劇增。盡管中央政府的“4萬億”計劃對當時經濟的提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帶來一些諸如產能過剩、通貨膨脹等之類的負面效應。近年來,隨著歐債危機的愈演愈烈,我國地方債務也變得格外引人注目,一時間對地方債務風險進行分析的文章層出不窮,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更是成了“罪魁禍首”而被批判。然而,人們要辯證地看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作用,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存在的問題,不能因噎廢食,應以發展的眼光去解決問題,推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更好地為社會發展服務!
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存在的必要性
(一)新型城鎮化發展需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投融資渠道
城鎮化將是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家因此將新型城鎮化提升到了一個國家戰略。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54.77%,需要注意的是,國家統計局對城鎮化的定義是廣義的城鎮化,2013年8月社科院藍皮書稱中國真實城鎮化率僅42.2%。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我國的城鎮化正處于加速發展時期。據權威部門統計分析表明,在中國近十年年均10% 經濟增長率中,城鎮化率貢獻了3 個百分點。由此看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對后續的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貢獻,本身的發展也還有很大的空間。另據社科院估計,在2030年前,我國還有3.9億農民需要市民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13.1萬元,粗略計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約51萬億元,作為城鎮化建設的主體,這對地方政府來說,單純依靠財政收入和銀行貸款是無法滿足如此巨大的資金需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籌資資金的一個平臺,能夠為城鎮化建設提供很大一部分資金支撐,這將是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重要的資金來源!
(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能夠推動準公共品及其經營項目的市場化
由政府經營的準公共品也存在著市場機會,但是很長時間以來,準公共品都由政府運作經營,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較大,因此很難形成準公共品及經營項目的市場化。政府對準公共產品的運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容易造成準公共品經營效率的低下及資源的浪費等。而成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通過開拓股權、債券、信托等多元化融資渠道,引入社會資本到準公共品市場中來,不僅可以推動準公共品及其經營項目的市場化、企業化規范運作,還有助于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這比政府直接運營準公共品更有效率。并且準公共品關聯著許多行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投融資行為不僅能推動準公共品關聯行業市場的發展,還能在其關聯行業的投融資發展方面起到改革的意義。
(三)政府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需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支持
政府的經濟職能中有一項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公共基礎設施被稱為一個城市的“良心”,與人民生活休戚相關,但是由于社會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效益低、投資大,社會資本一般不會去投資,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任務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地方政府身上。隨著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出臺,與城鎮化配套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必然會增加,需要巨額資金的支持,地方政府的負擔無疑會加重。而地方政府有限的財力遠遠不夠為城鎮化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共服務,那么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融資平臺籌措資金,緩解資金壓力。從長期來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為社會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共服務資金支持的作用不可替代!
綜上所述,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不僅有必要繼續存在,而且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使命也不會終結,仍將會繼續發揮其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存在的問題
(一)杠桿作用被放大,債務風險較大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憑借著背后的地方政府的信用擔保,以土地等資產作為抵押,從銀行中取得了源源不斷的貸款,據統計,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表中,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率都高達70%以上,資產來源過度依賴負債,導致風險較為集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經營的項目大多是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公益性項目,本來收益率就低,回收期長,過度依賴銀行貸款不僅會因高昂的財務費用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帶來沉重的負擔,還款能力受到制約,還可能會導致循環借貸,“拆東墻補西墻”,一旦商業銀行貸款政策有變,很容易導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在目前的形勢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房地產行業萎靡不振,土地出讓價格也受其影響出現下滑趨勢。再加上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有限,導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抵押資產的數量和質量都出現下降情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還款能力和融資能力也在逐步下降,這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很大影響。
(二)融資渠道單一,風險較為集中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過度依賴銀行貸款,據審計署統計(見下表),至2013年6月地方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的資金有超過一半來自銀行信貸,包括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因為銀行貸款更能方便取得,程序比較簡單,貸期較長,這就成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考慮到的首要渠道。而商業銀行又具有特殊的癖好,對待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特別青睞,再加上有地方政府的擔保,會把資金不斷貸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商業銀行認為即便出現問題,也會有地方政府用財政進行兜底,從而過分夸大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還款能力,低估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本身的風險。一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還款能力急速減弱,而地方政府財力有限,財務風險就轉移到了商業銀行身上,導致商業銀行財務狀況惡化,帶來局部甚至系統金融風險,給實體經濟帶來嚴重沖擊。
(三)內部機制不完善,獨立性和問責制缺失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初始出現就是地方政府進行投融資的權宜之計,名義上為獨立公司,實際上遠沒有公司化,反而具有準政府性質,很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董事長及其他管理層都是由地方官員擔任,所謂“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并且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以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作為還款保障,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一開始就淪為地方政府的“傀儡”。
由于政府在背后的作用,導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內部機制相當不完善。首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缺乏其應有的獨立性,無論是投資決策、融資決策及項目建設都缺乏約束力,地方政府既充當運動員,又充當裁判員,審批如同走過場甚至沒有。有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為籌措建設資金在地方政府的默許下套取多家銀行貸款,平臺的資本金也是來源于地方政府掌控的土地出讓金。總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被地方政府“綁架”,缺乏其獨立性!其次,由于相關的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導致監管缺位和問責制的缺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可以無限制地借貸,而沒有有關部門出臺相關指標進行監管衡量,如果出了問題,地方政府處在幕后不會被問責,而融資平臺只是地方政府的“傀儡”,就其本身沒有主要責任,那么就會出現無人負責的情況。
三、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轉型發展的建議
(一)厘清政府和市場關系,推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內部管理方面的轉型發展
2014年4 月國家發改委《關于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建立以政府債券為主體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隨后國務院財政部官員在答記者問時,將以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投資項目分為三類:(1)對于收益性的經營項目,要完全放手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去做,地方政府不得插手,可以以一般企業債進行融資;(2)對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項目,資金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籌措與償還,地方政府要給予一定財政補貼和特許經營權,政府不承擔債務;(3)對于無收益的純公益項目,應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中剝離,完全由地方政府進行債權融資,可設專項債券及一般政府債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要健全完善內部管理,形成董事會、監事會及經營層“三位一體”的法人治理結構,實行科學的經營決策機制,真正實現市場化運作。
(二)拓寬多元化融資渠道,推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融資管理方面的轉型發展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要實現在融資方面的轉型發展,就要摒棄傳統的以土地抵押支持、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渠道。傳統的融資渠道,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資金鏈條比較脆弱,財務風險比較集中,一方面對商業銀行來說是一個隱患,另一方面對社會資本也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轉型成為一個普通的國有企業后,除了地方政府保留控股地位外,還可以引入民間資本甚至國際資本,來充實平臺的資本實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還可以嘗試著各種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股票、企業債,或者實行公私合營融資(PPP)、國外經驗的私人主動融資(PFI)、特許權融資(BOT)等。
(三)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推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風險管理方面的轉型發展
我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數量眾多、良莠不齊,管理起來非常麻煩。為此,要分級別建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預警機制。從宏觀上來看,國家應當建立一個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數據庫系統,設計一套符合實際的風險測評指標,做到既能夠評估目前的風險水平,也能預測未來一段時間風險水平的變化,當風險水平達到臨界點時,風險預警系統便會自動報警。當然,國家相關部門要出臺嚴厲措施確保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財務數據的準確性。從微觀上來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本身也要加強風險控制管理,建立一套平臺內部的風險預警機制,加強自身項目質量、資產負債管理,對項目的建設經營實行全過程管理,確保現金流的持續,保證融資平臺的社會信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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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的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力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空間。報告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適當兼顧總需求條件下應將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關于地方財政經濟運行情況的調研成果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各地經濟發展促進效果顯著,同時應重視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雙重疊加的問題。
權衡考慮兩種風險
中國財科院日前開展的“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分別針對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并面向全國開展“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在線問卷調查。
調研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比如,東部地區經濟運行穩中向好、領先發展,呈現諸多積極變化,工業運行平穩,進出口降幅明顯收窄或轉正,經濟運行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升級態勢明顯。
報告表示,前3季度,東北地區經濟運行情況有所回暖,大部分調研地區的經濟運行先行指標,如工業用電量、貨運量、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呈增長態勢。
報告在肯定經濟發展諸多亮點的同時,也著重關注了風險問題。“我國當前正處于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關鍵時期整體風險在加大。”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表示,調研顯示,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
報告所述的公共風險,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結構性風險等,具體表現為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城鎮化、老齡化、人口流動對公共服務提出挑戰,地區之間的分化明顯,傳統行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等。
財政風險則是指財政收支面臨的壓力,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市縣財政收入負增長或零增長,收支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增長的壓力大。這其中既有“擠水分”的因素,也有經濟下行在財源上的反應,應警惕財政運行風險。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也認為,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要更多地發揮財政的作用;另外,經濟下行對財政的壓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間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戰。
“這顯然是一個兩難問題,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的權衡組合是當前制定宏觀政策的一個基本依據。實際上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的空間,從根本上防范化解當前的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劉尚希強調。
地方債應透明規范
調研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近年來取得了較大進步,尤其是置換債券對于優化債務結構、降低負債成本、明確政府權利義務、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風險意義重大。
報告指出,無論是東北、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擔保債務和救助債務的規模不斷下降,政府債務的償還責任更加明確,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水平也相應降低。
與此同時,報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面臨的問題,包括經濟下行和減稅等政策性因素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局部地區債務率偏高、地方融資平臺轉型難度大、不規范的融資行為等。
比如,對東北地區調研顯示,有的地方債務率超過了100%的警戒線。與此同時,支出剛性難以改變,收支矛盾較大。中部地區調研則顯示,不少地方“發展依賴于項目”的現象較普遍,融資平臺的政府投融資職能很難簡單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規范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這些都可能為未來政府債務的增加帶來隱患。
報告建議,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防止財政風險蔓延,具體措施包括實行債務規模限額控制,嚴格控制違規舉債行為,確保債務規模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杜絕盲目舉債;規范發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偽PPP”“假PPP”。
“當前,加強地方債務管理,透明度提高,規范性增強,債務的增長明顯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壓力和債務增長壓力并沒有減弱。”劉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臨的收支矛盾。
對于我國政府債務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表示,我國政府杠桿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小的,風險總體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主要不在規模,而在于不規范、不透明。現在建立了規范透明的融資方式和防控風險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過加強政府和市場的約束,更好地發揮專項債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
用好積極財政政策
劉尚希認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將延續。以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更多著眼需求方面,現在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考慮,在適當兼顧總需求的條件下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認為,進一步減稅降費在未來宏觀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導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議: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適度降低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費率。
“政府要為市場創造條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過多地采取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市場活動領域。”報告建議,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工作中,應更好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減少直接行政性干預;政府投資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導性應通過投資領域來體現,采取清單管理模式,將具體項目選擇權和投后管理等委托專業投資管理公司負責。
報告還對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財政體制提出建議,認為要加快推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積極推動《國務院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在實踐層面的落地;完善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間的稅收分享機制;探索各級財政支出責任法治化。
2016年重慶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局良好
華龍網1月17日17時訊(記者 張譯文)去年底,武隆區煤礦去產能進度加速向前推進。按照該區政策,凡在2016年之內主動申請關閉生產礦井的,在享受市級財政補助的職工安置、經濟損失等費用的基礎上,還配套“地方糧票”,加碼激勵獎補政策:每關閉一萬噸產能,可獲100萬元一次性獎勵。
“既然 小散差 煤礦早晚都得關閉,還不如早關能享受到政策。”財政在去產能中的“政策正向引導”,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把握形勢和方向上有了更明晰和正確的決擇。而這,也僅僅是去年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邁進的一個縮影。近日,重慶市財政局對2016年的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作了詳細解讀。
去產能“補”到位
去產能最大的阻礙無非兩個,要么遇到“尾大”而“死不起、不敢死”的企業;要么遇到“貪利”而“不想死、不愿死”的企業。市委、市政府對“小散差的煤炭行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的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造船行業、盈利水平下降的水泥行業、經營困難的電解鋁和平板玻璃行業”下達“去產能執行令”,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為此,財政既出臺了“去”的激勵獎補政策,讓過剩產能企業積極退,又出臺了“保”的社會政策托底,保障去產能不影響飯碗,穩妥處理好“去產能”與“保穩定”之間的關系。去年,我市財政對鋼鐵、煤炭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行獎補資金就達40億元。同時,還安排5.8億元支持重點區縣轉崗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保障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
去庫存“銷”到位
讓沙坪壩區2000多戶巴渝老街拆遷項目的安置居民們沒有想到的是,有785戶居然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就住進了新房。這要按傳統征地還建流程,三年也只是個期望值。政府通過購買庫存商品房,將其轉化為安置房,既去庫存,又解民憂,一舉多贏,這是房地產去庫存諸多妙招之一。
按照“控增量、轉存量”的思路,我市先后出臺了20條措施。其中,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延長主城區個人首次購房按揭財政補助5年的政策,支持棚戶區改造貨幣化補償安置,以及金融信貸等“組合拳”政策,商品住房去庫存達900萬平方米,去化周期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去杠桿“防”到位
積極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杠桿”,需在兩方面發力。首先是企業融資去杠桿。去年六月,我市出臺金融去杠桿防風險專項方案,明確提出,財政將通過兌現貸款貼息、政策性轉貸、擔保費補貼和風險補償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業置換高息債務,通過“債轉股”等措施,降低過高融資成本。
其次是政府債務置換。主要是加強政府性債務管控,防范和控制財政風險。一方面通過改革舉措,將政府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實行限額管控與風險預警,確保了債務警戒線安全;另一方面,發行置換債券1164.4億元,保障到期債務償還和高息債務置換,節省利息支出約55億元,有效緩解了區縣到期債務償還壓力。同時,以銀行貸款利率下調為契機,協商債權人調整平臺公司政府性債務合同利率,降低債務融資成本33億元。
降成本“減”到位
確保所有行業稅負 只減不增 、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重慶軌道交通集團在近四年的“營改增”試點中嘗到了甜頭,已累計減少稅負1.3億元,且還不包括18億的留抵稅款。
過去一年,我市財政不折不扣執行市政府出臺的減輕企業負擔的“組合拳”政策,兌現營改增、西部大開發、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了企業稅負,為企業休養生息騰出了空間。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單位繳費費率,拓寬困難企業低費基社保繳費政策覆蓋范圍,落實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政策,向企業和個人普遍性降費125億元。據統計,去年累計為企業降低各類成本達500億元以上。
補短板“立”到位
“在家門口就把錢賺了,一年就脫貧。”得益于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大力投入,藏在石柱縣黃水鎮深山中的“窮山惡水”,因一條公路而變成避暑游的“金山銀山”。與此同時,財政每年還安排1000萬元專項持續支持。如今,“黃水人家”已經成為一個響亮的品牌,幫助當地老百姓走出了貧困。
以“補”求進。去年,市財政從“三農”最急需、最薄弱的環節入手,著力于脫貧攻堅、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文化等短板,進一步加大投入,精準施策,托起了社會發展的底線,提升了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讓老百姓享受到發展實惠,為社會發展夯實了根基。市級籌措390億元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和公益項目建設、全年有59.6萬人實現脫貧、25件民生實事所需資金足額保障、社保、醫保等各項提標政策逐一落實、各年齡段學生資助政策全覆蓋……
開局良好,后程可期。一年來的實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藥引和酵母”作用越發明顯,我市煤炭、鋼鐵正加速去產能,供需關系得到改善;商品房庫存持續減少,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陸續出臺,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營改增等清費減稅政策,讓企業成本逐步下降;擴大有效投資,推動脫貧攻堅,補短板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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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給側財政政策
2.財政政策與供給側
3.2016中國應采取什么財政政策
4.財政政策現狀
5.2016年我國的財政政策
6.最新2017年的財政政策
【關鍵詞】網絡音樂 發展現狀 存在問題 應對策略
20世紀末期,音樂傳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新技術革命。網絡音樂的誕生,日益成為整個音樂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在線音樂和無線音樂兩大領域的用戶規模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并且逐步趨向均衡,網絡音樂市場保持了較好的運行態勢。但基于體制、制度及行業發展規律等方面的原因,網絡音樂市場面臨著版權保護問題、商業模式匱乏、分配機制不完善、收費標準不統一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利于網絡音樂的發展。因此,應有效解決我國網絡音樂市場存在的問題,有效推動音樂市場持續穩定發展。
一、我國網絡音樂市場的發展現狀
網絡音樂是指通過互聯網、移動通信網等信息渠道傳播音樂產品,主要包括電信互聯網提供的電腦終端下載的在線音樂,和無線網絡運營商通過增值服務提供的手機終端下載的無線音樂。它已經形成了數字化的音樂產品制作、傳播和消費模式。隨著近些年網絡的普及,網絡音樂迅速走紅,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網絡音樂下載用戶越來越多。網絡音樂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其傳播技術的不斷革新,各種音樂類產品發展迅速,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
1.市場主體方面。隨著網絡科技的迅速發展和我國網絡音樂行業不斷發展,網絡音樂已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數字娛樂方式,具有廣闊的市場。截止到2012年底,有575家經營網絡音樂的企業獲得文化行政部門審批,相對于2011年的452家增長了27.2%。目前,網絡音樂市場經營主體平穩增長,網絡音樂市場越來越規范,為網絡音樂市場的繁榮發展發揮著積極探索和拉動的作用。
2.用戶規模方面。在用戶規模上,2012年網絡音樂用戶規模呈現快速增長態勢。通過圖1可以看出,2012年我國的在線音樂用戶數為4.4億,較2011年增長了15.8%,這得益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我國無線音樂用戶規模已達到7.5億,和2008年的4.1億相比增長了82.9%。歸因于近幾年智能手機的功能日益強大,價格越來越平民化,以及3G網絡的普及、上網環境的優化,無線音樂市場規模逐漸擴大。
3.市場規模方面。我國網絡音樂市場規模2012年達到45.4億元,相比2011年增長了63.3%(如圖2所示)。通過圖3可以看出,無線音樂市場收入增速較為平緩,與2011年相比有增速減緩趨勢;相比較而言,在線音樂市場收入增速較快,2012的18.2億元相對2011年的3.8億元增長了將近4倍,這主要是因為在線音樂在演出方面收入增幅擴大,促進了在線音樂規模的增長。
4.市場結構方面。從圖3來看,網絡音樂的市場規模逐漸趨于均衡,在線音樂在市場規模中的比例由2008年的8.8%上升為2012年的40.1%。主要是由于在線音樂應用模式的不斷創新,以及行業環境的日益完善,在線音樂演出和下載收費等模式逐漸形成,并成為在線音樂市場規模擴大的新途徑和新亮點。
5.商業模式方面。在線音樂市場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廣告,但隨著網絡科技的迅速發展,網絡應用模式的不斷創新,網絡音樂和微博、移動互聯網、APP程序、網絡游戲等新工具融合使用,導致在線網絡音樂收入找到了新的增長點,也推動了部分網絡音樂服務提供商廣告價值的提升;無線音樂市場整體發展勢頭較好,隨著移動終端的智能化、平民化,移動網絡環境的不斷拓展和優化,無線音樂用戶數逐漸增多,需求也不斷增大,服務提供商和移動增值業務提供商不斷融合,帶動創新應用的增加,行業滲透力增強。
二、我國網絡音樂市場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網絡音樂市場發展趨勢良好,但網絡音樂作為一個新興行業,仍然存在體制不健全、制度不規范和管理不到位等急需解決的問題。
1.網絡音樂缺乏行業標準。由于我國網絡音樂起步晚,沒有統一的行業標準,造成網絡音樂質量良莠不齊、收費標準不一,從而嚴重影響市場發展秩序。我國網絡音樂產品版權界定不清晰、盜版活動屢禁不止。這不但影響了音樂版權的正常使用,擾亂了行業秩序,阻礙了市場的良性循環,還導致一些實施收費的網站難以運營,從而不利于網絡音樂產業乃至社會整體文化市場的健康持續發展,嚴重損害相關群體的利益。
2.網絡音樂缺乏盈利模式。目前,通過借鑒互聯網所形成的廣告盈利、電子商務和渠道盈利等盈利模式,我國大部分音樂網站采用“免費下載+廣告收入”的方式。這種方法主要通過流量變現,具有周期長、被動等特點。鑒于此,很多企業之前已經對盈利模式嘗試創新,但較多止步于微創新,因而很難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例如,有些企業嘗試采用“付費下載”方式,由于監管機構對網絡使用監管不力和網絡運營模式單一,均只限于以高級會員服務、VIP服務等形式進行,無法從根本上轉變用戶的網絡音樂消費習慣、建立有償消費機制。可見要形成良好的營收循環和成熟的商業模式任重而道遠。
3.網絡音樂公司缺乏融資渠道。由于網絡音樂行業起步晚,有特色的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沒有形成、網絡音樂公司收入無法保障,導致風險投資公司和私募公司對該領域缺乏投資興趣和熱情,限制了網絡音樂公司多元化融資。與此同時,網絡音樂公司價值評估體系不健全,造成可抵押或質押資產價值難以估計,限制了擔保公司、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進入。另外,網絡擔保公司風險管理體系沒有建立,導致公司風險難以有效識別、防范和控制。
4.貢獻和利益顯著失衡。在網絡音樂市場中,運營商占有市場創造的大多數利潤,影響產業鏈中上下游公司的行為。因此,這些公司的收益主要依賴于運營商的分配。這種方式直接導致各方面貢獻與收益失衡,無法保證服務和內容提供商持久積極提供支持,限制各方長遠發展,進而不利于產業長期的公平公正良性競爭體系健全和市場的持久穩定發展。
5.溝通機制和定價機制缺乏統一。目前,音樂版權方和網站之間利益分歧很大,主要表現在版權費用和結算機制兩個方面,緣于缺乏互信溝通、缺少規范化收費和結算平臺、缺乏有效利益分配機制。這些原因造成利益無法合理、公平地進行分配,雙方建立在高額版費、授權等途徑上,無法形成戰略聯盟。
三、我國網絡音樂市場發展的應對策略
對于我國網絡音樂存在的諸多問題,可以通過加強法制管理和服務,實施評估與引導,鼓勵創新與推行行業平臺,促進網絡音樂與其他業態的融合等手段,為其提供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
1.制定清晰的行業標準,加大音樂違法打擊力度。在文化部和網絡音樂行業聯盟發展規劃指引下,制定行業自律標準,共同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減少不良網站、鏈接等對產業的負面影響,并組織主要網絡音樂經營單位相關負責人進行網絡文化管理政策和法規培訓,提升網絡音樂經營單位自覺依法依規經營理念,遏制網絡音樂違法經營行為。此外,為了營造良好的網絡音樂經營環境,還應該完善網絡音樂報審報備系統,鼓勵優秀作品的創作和傳播,還要加大對網絡音樂違法和違規經營行為的打擊力度,開展網絡音樂市場盜版打擊活動,嚴厲禁止侵權行為,保障合法合規運營的網絡音樂公司的權利,改善市場環境和經營持續。
2.鼓勵公司創新,引導消費觀念。一方面,注重開發多樣化商業模式,培育適合企業發展的商業模式,提升企業持久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尋找新的盈利模式,提升整體盈利水平。在此過程中,相關部門需要經常組織召開網絡音樂管理與發展模式創新研討會,促進經驗交流,進而推動網絡音樂加強創新意識和加快創新步伐。作為創新主體,網絡音樂公司應把握機會,充分利用音樂節、網絡論壇等方式,提升自身創新能力,爭取成為行業典范,從而引導消費習慣,使消費者的觀念從無償擁有轉變到付費消費,同時也為網絡音樂的行業創新奠定基礎。
3.規范產業運營,拓展融資渠道。監管機構需要嚴格執行審查機制,通過引導建立規范的商業運營模式,鼓勵擴大產業規模,提高企業的規模化盈利能力。與此同時,還要通過立法,促進建立健全網絡音樂市場資產評估體系,完善風險評估機制,通過對網絡音樂公司政策性扶持,吸引更多的投資機構關注網絡音樂行業,充分拓展網絡音樂的融資渠道。
4.建立健全產業的利益分配機制。通過建立健全網絡音樂獨特的結算機制,創建合理、可靠的結算平臺,規范收費統計。同時引導產業發展方向,逐步平衡無線音樂價值鏈各方貢獻與利益,完善產業內的分配協調機制。打開無線音樂的閉環式營運模式,鼓勵營運模式創新,促進健全產業長期的公平公正良性競爭體系和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網絡音樂伴隨著快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已經深深地融入人們的生活,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國的網絡音樂市場雖然還不完善,但隨著行業標準的逐步清晰、商業模式的不斷創新、利益分配的逐步均衡等各方面的逐步完善,再加上產業各方的逐步融合,我國的網絡音樂產業競爭力將會進一步增強,形成和諧健康的網絡音樂文化環境,進而推動網絡音樂市場持續穩定發展。
(注:本文為2011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項目:社會轉型背景下大眾音樂文化雅化、俗化的潮動及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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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與會同志:
根據會議安排,下面就我區加強國資監管體制建設和國資監管工作情況作簡要匯報:
一、主要做法和體會
(一)主要做法
1、理順國資監管體制。一是黨政重視。20**年我區進行政府二輪機構改革時,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國資監管體制機制建設,客觀分析了我區國有資產運行情況及監管現狀,充分認識到單設國資監管機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積極向省、市國資委匯報工作,爭取上級支持。二是單列機構。20**年9月,我區在全市三縣一區率先單獨設立國資監管機構,為區政府直屬特設機構(正科級),機關工作人員納入全額財政預算。同時,成立了以區長為主任的區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區國資委),為區政府議事協調機構,區國資辦為常設辦事機構。三是配齊班子。區委批準成立了區國資辦黨組,選拔了部分年輕干部進入班子,配齊了黨政工班子成員,并從財政、糧食、外貿等部門選調業務骨干充實了工作人員。同時,根據職能和工作需要,內設了七個業務科室,制定和完善了相應崗位職責和管理制度。
2、履行國資監管職責。一是確保順暢運行。區委、區政府將國資監管和企業改制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納入年度目標考核的重要內容,多次專題研究國資監管工作,切實解決好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區人大常委會將國資監管工作納入了執法監督范圍,定期開展執法檢查,為區國資辦行權履責排除障礙、提供法律保障。二是明確工作職能。依據《企業國有資產法》的規定,在學習借鑒外地經驗的基礎上,明確了國資辦的機構性質和職能職責,明確了國資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機構及企業之間的關系,劃入了財政、經委、勞動保障部門的相關職能。三是給予資金支持。撥付資金購置了辦公設備,建立了財務統計和產權登記信息管理系統,同時對清產核資、企業破產清算審計評估、學習培訓等專項工作都及時安排撥付資金。
3、落實國資監管措施。一是廣泛宣傳。通過印發宣傳資料和舉辦宣傳活動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企業國有資產法》,營造了學習、宣傳、貫徹實施《企業國有資產法》的濃厚氛圍。二是摸清家底。在市國資委的統一部署和指導下,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企業清產核資工作,基本摸清了家底。三是建章立制。研究制定了《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將國資監管、投資管理和產權交易作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并下達了目標任務;建立了中介機構備選庫,出臺了《中介機構聘用管理辦法》;區國資辦會同區監察局印發了《國有資產流失案件查處若干問題的規定》,在國有資產轉讓中嚴把審批關和交易關,實現了國有產權轉讓的交易制度統一、操作規范統一、收支監管統一。四是規范監管。依法維護企業國有資產基礎管理的統一性,加強國有產權登記、國有產權年檢、資產統計、資產評估監管、經濟責任審計、綜合考核評價等基礎管理工作,并將國有產權登記、年檢、國有產權轉讓、資產評估的核準與備案、資產損失的認定與核銷等專項工作納入行政服務范圍辦理,并落實了限時辦結制和責任追究制,使我區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工作步入了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軌道。采取專項稽查和日常監管相結合的方式,加強對國有資產處置、產權交易、資產流失等重大事項的稽查監督,對案件和違規案件及時進行調查處理,維護了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秩序,確保了社會穩定。五是推進改制。啟動了繭絲綢總公司政策性破產程序,保證了實施政策性破產有關優惠政策在國務院規定的期限內得到全面落實。
(二)主要體會。一是區國資辦成立并運行兩年多來的實踐證明,區委、區政府單獨設立國資監管機構的決定是正確的,理順了關系,摸清了家底,工作運行卓有成效。二是單獨成立國資監管機構,對區屬經營性國有資產實施統一監管,有效解決了過去多頭管理、分散管理、邊緣化管理、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的問題,有利于建立完善統一的出資人制度。三是一個新的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涉及相關部門多年來形成的職能和利益格局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辦到的,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尤為重要。四是有利于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布局,提高企業國有資產的配置效率。五是有利于統一搭建融資平臺,提升政府調控手段,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體制未完全理順。目前還存在著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脫節即由國資辦管資產、有關部門管人管事的狀況,多部門分割行使出資人職能,難以落實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
(二)監管尚需加強。尤其是在依托國有資產搭建融資平臺,做強做大國有資本方面還未邁出實質性步伐。
(三)家底未完全弄清。特別是在非國有企業中政府歷年以各種形式投入所形成的國有資產未清理界定,導致這部分國有資產游離于監管之外,形成監管“真空”。
(四)國有企業現狀堪憂。企業“點多、量小”,資產分散,運營質量差,改制難度大、戰線長、成本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以清理歷年來政府性投入所形成的國有資產為重點,進一步摸清我區國有資產家底。二是以加強對中介機構監管為重點進一步建立健全國有產權交易制度。三是進一步理順和深化國資監管體制,建立健全出資人制度,按照“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原則全面落實出資人職責,爭取盡快公布我區首批履行出資人職責企業名單。四是對全區經營性國有資產的產權證(房產證、土地使用證)實行集中統一管理。五是積極探索縣區國資監管的方式和途徑,逐漸擴大監管范圍,逐步將地方金融企業國有資產、事業單位形成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非經營性轉經營性國有資產、公用事業企業單位國有資產等納入監管范圍。六是籌建國有資產經營投資公司,依托國有資產搭建融資平臺,努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