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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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Scholes&wolfson(1992)提出隱性稅的觀點，指出企業可以通過法律賦予的租稅優惠來降低外顯稅負，在假設無市場摩擦情況下，不同的租稅優惠會因為投資項目不同使得稅前凈利潤產生差異，這個差異即隱性稅負。正是因為租稅有利資產的價格可能被哄抬，導致稅前報酬低于租稅不利資產，稅前報酬降低的部分便是投資所支付的隱性稅。這個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下，也就是無交易，信息，監督成本，而且考慮價格是由市場決定，且所有資產經過風險調整后稅后報酬相等，供給與需求也不具有彈性。由于要素市場的自由流動，這樣就可能導致：當租稅資產價格提高后，其他替代性的廠商轉入擁有租稅優惠的行業，從而使得租稅優惠資產的供給量上升，進而降低租稅優惠資產的價格。

wilkie(1992)使用財務報表數據，用租稅補貼來解釋隱性稅理論。租稅補貼指公司當期應納所得稅與所得稅費用的差異。最常見的租稅補貼是政府債券利息，預付收益，加速折舊，不可扣除費用，資本利得的優惠稅率以及投資抵減等。而隱性稅是指因為租稅補貼而使得稅前報酬減少的部分。

二、文獻綜述

Berger(1993)以1975至1989年間美國263家廠商為樣本，以時間序列模型研究R&D投資抵減租稅獎勵的效果及隱性稅。研究結果顯示，R&D投資抵減的確顯著激勵企業增加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樣本公司隱性稅負占外顯稅負的比例在0.336-0.756之間。但這一比率高或低的公司仍會因錯誤的租稅顧客效果而支付凈租稅成本。

Callihan and White(1999)以財務報表信息加入Scholes and Wolfson（1992）模型來估計公司的隱性稅負，并探討公司估計隱性稅負與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及市場架構的關系，該市場架構是以市場集中度與市場占有率來評估。實證結果發現，公司估計隱性稅負與市場其占有率和市場集中度都具有負向關系。

Ericson and Maydew(1998)探討1995年美國財政部提案擬將公司收到股利所得的免稅比例由70%降至50%，這一事件對穩含稅的影響。該項提案實質上市提高公司收到股利的所得稅外顯稅率，依據隱含理論，收到股利之隱含稅會因此降低，其實證結果證明了這一觀點。

朱軍生與陸曄（2006）針對隱含稅負對企業投資行為之影響進行分析，認為企業在選擇其投資地點時，通常會選擇能享有較多投資優惠的地區，以期望能以較低的投資成本換取較高的投資稅后報酬率，但是通常這樣的想法都忽略了隱含稅負的重要性。

陳小云與朱軍生（2006）依市場架構理論，將市場區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完全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及寡頭壟斷市場，探討市場結構不同是否造成隱含稅負歸宿之差異。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訊息完全透明公司且市場沒有進入障礙，所以當政府給予某產業租稅優惠時，將導致其他隱性競爭者投入該產業。享有稅收優惠的企業為了維持市場占有率，可能必須降低產品售價、增加研發成本或是增加廣告支出、但這些方法將會導致企業稅前利潤降低，并承擔全部的隱含稅負，租稅優惠政策所帶來的利益則移轉至消費者身上。

三、數據選取

由于Scholes and Wolfson(1992)所提出之隱含稅理論需要采用各資產之稅前及稅后報酬率，但本文采用實證性研究方法，難以針對各農業上市公司資產計算其稅前及稅后報酬率，故采用Callihan and White(1999)將資產報酬率之觀念轉為公司整體報酬率之觀念，間接使Scholes and Wolfson(1992)之隱含稅理論得以進行實證性研究。

目前，我國60家農業上市公司，主營業務主要分布在農、林、牧、副、漁和深加工等各個領域，農業上市公司多數是業績優良的企業，是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一個重要板塊，其財務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可較好的反映出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但這些農業上市公司在績效上同其他行業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諸如資產規模不大，總規模不到700億，平均規模不到17億等。因此分析農業上市公司的隱含稅以及企業發展采用農業多元化（與農業相關的）與非農業關多元化（如涉足生物制藥、金融證券、電子通訊、房地產業的農業上市公司）的優勢比分析，這對促進農業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影響。

樣本數據來源及指標選取數據來源于銳思數據(省略)2000-2007年中40家有關農業上市公司的有關財務數據。

四、實證分析模型

Scholes and Wolfson(1992)提出隱含稅率與企業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及市場競爭程度有負向關系，本文參考了國外文獻及相關的實證研究，并考慮我國農業企業租稅環境的特點，建立測試實證模型一如下：

隱含稅率=a+b1*有效稅率i+b2*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i+b3*市場權重i+b4* ln(總資產)i+b5*公司成長機會i+Ei

其中：隱含稅=[（稅前收益-當前稅負支出）÷（1-t）-當前稅負支出]÷（稅前收益-當前稅負支出）÷（1-t）t=33%

有效稅率=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凈利

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稅前所得÷股東權益

市場權重＝公司銷貨額÷產業總銷貨額

公司規模=ln(總資產)

公司成長機會為TobinQ=(普通股市價+特別股市價+長期負債+短期負債)÷有形資產之賬面值

標號i代表各個公司的樣本，a及b表示各項變量以回歸模型估計結果的回歸系數。模型一中分析方法采用面板數據回歸，截面數據為2000年至2007年每家公司的年報數據。

農業上市公司則是我國農業經濟發展中的方向，農業上市公司進行非農多元化生產是否能很好地提高企業的業績？實行高科技和深加工型的農業上市公司的業績是否高于非農多元化上市公司？建立測試實證模型二如下：

Z=a+b1*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i+b2*市場權重i+b3*公司成長機會i

P=exp(Z)/[1+exp(Z)]（P取0或1）

其中；

P取0表示農業上市公司采取了農業多元化生產

P取1表示農業上市公司采取了非農業多元化生產

exp(Z)為指數函數，exp是常數e

其它變量解釋與模型一中的解釋相同

模型一結果分析

從前文Scholes and Wolfson(1992)的模型可知，總稅率為有效稅率與隱含稅率的和。表對于各變量的基的描述性統計量如下：其中有效稅率之均值約為9.85%，低于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33%，顯示整體農業上市公司普遍享有很高的租稅優惠。隱含稅率之平均值約為29%，實際總稅率為38.85%(9.85%+29%)，大于稅法規定的33%，符合隱含稅理論的預期，即繳納較低稅率者，仍須負擔隱含稅，兩者合計數并不低于法定的稅率。對于實際總稅率大于規定稅率的原因，主要是稅法對于部分支出及費用的扣除沒有設定標準，導致依據稅務會計所計算的課稅所得額高于財務會計所計算的稅前凈利，造成實際總稅率大于名目稅率。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之平均值為0.13509，即平均而言股東權益之報酬率為14％。公司成長機會變量TobinQ的平均值約1.926，反映農業整體上市公司市值約為其賬面值的兩倍，即平均而言上市公司市價高于其財務上之賬面價值。

2008年國家對企業所得稅下調到25%，由于隱含稅公式的分母項變大導致隱含稅率整體上出現了下降，通過實證分析顯示隱含稅率有6%下降幅度，有效稅率只下降了1%不到，而企業的實際稅率為32%依然高于25%。對于其他變量的變化，市場權重和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下降源于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的沖擊所致，但我國政府采取了大規模的救助措施、補助措施、補貼措施。特別是一些非常優惠的貸款政策，這使得TobinQ計算公式的分子項中的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增加從而使TobinQ得值變大而總資產變化不大。

本文主要變量間的回歸系數分析結果顯示：隱含稅率與有效稅率之間為負向關系，且p-value小于0.001，與國外文獻的研究發現(Scholes and Wolfson,1992)一致，即有效稅率與隱含稅率有相對的替代關系。隱含稅率與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呈負向關系，且p-value小于0.0347，說明負擔隱含稅率較高的公司，其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通常較低，與Callihan and White(1999)的研究結果相同。隱含稅率與市場權重之間呈負向關系，這是因為我國農業上市公司有相對較高市場占有率，且市場集中度較大。隱含稅率與公司成長機會（TobinQ）呈負向關系，且p-value小于0.0373，表示當公司市值為賬面值倍數越高時，公司因租稅優惠產生的隱含稅越低。

將上述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回歸參數代入模型一，將變量有效稅率移至方程等號左邊得：（隱含稅率+1.13869*有效稅率i）=實際總稅率=a-0.16517*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i-0.00923*市場權重i-0.01542*公司成長機會i+Ei。

對于農業上市而言，要降低實際總稅率，可調增的變量為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或市場權重或公司成長機會。對于公司成長機會的調增，即在當前有形資產一定的情況下對其分子項進行調增。企業若想提高自身的股價，所能做的就是增加經營成果（這里不考慮各種炒作或操控行為）而經營成果的增加在財務上的直觀反映就是營業收入的增加；若對長期債務和短期債務的提高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的提高，但營業收入的有效增加會降低其經營風險，如果企業通過在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或市場權重方面的增加從而降低實際總稅率，也必須通過營業收入的增加體現出來。

當前我國的農業市場相對比較集中，企業通過多元化的經營策略提高自己的營業收入是通常的方法，但采取農業多元化還是非農業多元化能更有效的提高農業企業的經營成果或者說哪種多元化的策略更具有可持續性，這里引入測試實證模型二進行分析。

模型二結果分析。模型二采用邏輯回歸，應變量為二值變量，即取零值表示農業多元化；取一時表示非農業多元化，采用優勢比判斷不同多元化的優勢，自變量取對實際稅率有顯著影響的股東權益稅前報酬率、市場權重、TobinQ。

結合模型二和實證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股東稅前報酬率通過的顯著性檢驗，也就是市場權重、TobinQ對多元化方式的優劣不構成顯著的影響，但優勢比的分析結果顯示采用非農業多元化擴大營業收入從而提高股東稅前報酬率的企業，擴大經營成果的優勢遠遠低于農業多元化的企業。該實證結果表明，農業上市公司進行非農多元化生產并不能很好地提高企業的業績，而實行高科技和深加工型的農業上市公司在發展方向上把高新技術融入傳統農業，提高農產品品質、優化農產品品種結構、延伸農產品加工產業鏈條，從而獲得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對照實際股票市場中農業上市公司被ST的大多都是采取非農業多元化的經營策略也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五、對實證分析的總結

前述的模型一說明了，盡管一直以來，農業上市公司是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最多、集中度最高的一個板塊。尤其對于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和農林產品深加工的上市公司來說，其取得的收入，可以直接獲得免征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更為有利的是，這些農業龍頭上市公司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各項費用，可以不受比例限制，計入管理費用，這樣就可以減少納稅所得額，增大公司的利潤空間。但由于隱含稅的存在以及隱含稅率與有效稅率產生的實際稅率的存在，如果農業企業在充分利用優惠政策是對股東稅前報酬率、市場權重、TobinQ等指標沒有進行相應調整配去合優惠政策的正向作用則會回抵消優惠政策帶來的益處。表二的分析結果就是反映了及時把所得稅率降低后，企業的實際稅率依然高于降低后的所得稅率。“要利用優惠政策加速技術更新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是企業家們長講的話，而隱含稅率的存在卻是要求這些經營者要用“利弊相伴”的思維權衡如何“用好用足”既得的優惠。

模型二說明了農業上市公司考慮多元化經營時應該意識到多元化經營并非能夠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涉足生物制藥、金融證券、電子通訊、房地產業的新農開發等上市公司實際上未能取得理想的業績。脫離“以農為主”的發展，可能會導致農業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下降，同時減弱公司的償債能力，甚至拖跨公司的主營業務。因此，經營者尋求發展公司時，更應注意這些方面的管理，在市場中的經營理念和戰略發展要立足農業產業，依靠科技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形成自己的優勢，在做強主業的同時，可實行適度的多元化經營。

第2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俄羅斯經濟；經濟轉軌；休克療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7-0000-02

一、俄羅斯為什么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

（一）什么是休克療法

首先來說明什么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就是激進式的反經濟危機措施，主要推行“三化”政策，即“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俄羅斯在經濟轉軌初期曾圍繞這“三化”推行過一些激進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第一，開放價格市場，即市場上80%以上的商品的批發價格由市場的需求與供給關系來定。第二，推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其中，緊縮的財政政策包括兩點，首先是通過增加稅收來提高財政收入，其次是減少財政支出。緊縮的貨幣政策則包括限制國有貨幣的發行規模以及企業的信貸上限。第三，加大進出口貿易規模，逐步放開經營組織進行對外貿易的條件，允許只要是在俄羅斯境內注冊的公司都可以進行外貿活動。第四，實行私有化政策，推進私有化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發展。第五，允許俄羅斯的50國可以隨意兌換盧布，實現匯率的逐步統一。

（二）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原因

那么，俄羅斯在經濟轉軌中為什么會采取這種激進的“休克療法”呢，結合當時的經濟背景，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在斯大林之后的數次經濟體制改革都沒有取得成功之后，俄羅斯注意到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在這之前，蘇聯對市場經濟機制一直處以否定的態度，使計劃經濟體制過于根深蒂固，無法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所以在經歷了幾次失敗后，俄羅斯的民主派開始意識到必須把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

第二，當時蘇聯的經濟形勢不斷惡化，在1990年年初至1992年年初之間，蘇聯的GDP，GNP以每年2%-3%的速率下降，經濟增長率也處于負增長狀態，到了1991年年末，俄羅斯的預算赤字比當年的計劃赤字上漲了五倍，在俄羅斯的所有地區中，有2/3以上的地區的糧食儲備糧為零。不僅如此，在所有糧食中由于供應商的供應量不足導致的不能交易的食品種類達到90%，這種嚴峻的經濟狀況正是導致俄羅斯采取激進式休克療法的直接因素。

第三，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導致新任的執政者采取激進式的經濟轉軌的間接原因，在8.19時間至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的舊政治力量逐漸解散最后瓦解致使舊的國家經濟已不可能進行正常的經濟調節功能，并且不斷地陷入經濟蕭條之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民主派決定必須采取激進式的改革建立民族國家。

第四，舊的經濟體制已經在當時的俄羅斯人民的心中留下烙印，與此同時又在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取得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正是由于這種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妄想風”，認為只要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困境，進一步加快了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

第五，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民主派獲得了領導權，但是當時的領導地位并不牢固，所以，為了穩固民主派在執政黨的執政權力，俄羅斯采取激進的改革方式，推行私有化政策，削弱以國有制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形成不可逆的趨勢。

二、采取休克療法進行經濟轉軌失敗的原因

從俄羅斯在經濟轉軌進程來看，采取休克療法必然導致失敗，歸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采取休克療法與當時的俄羅斯的國情不相符

首先，休克療法強調“自由化”，不僅通過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使經濟達到穩定水平，而且是在自由的經濟市場下進行自由的競爭進而提高GDP，那么為了做到這一點，企業就必須對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變化作出迅速的反應，但是這個要求只有在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下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休克療法成功的前提是國家的經濟體制必須是已成型的市場經濟體制。

然而，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主要是以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并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而是企圖通過市場經濟轉軌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實現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國家。這從根本上就不滿足休克療法成功的前提條件，因此，俄羅斯在不符合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條件下仍然采取這種措施并企圖通過這種方法實現經濟轉軌和經濟復蘇取得了失敗。

（二）過度抄襲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

俄羅斯在經濟轉軌中過于借鑒西方的模式，推行了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這種做法沒有考慮到當時的國情造成改革的失敗。

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在私有制為核心的前提下削弱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并使國民的社會保障市場化，但當時的俄羅斯的經濟權重中國有經濟占有絕大部分，而且其中計劃經濟的規模很大，這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毫不兼容，最終必然導致改革的不成功，就以上兩點繼續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就第一個不兼容來說自由市場經濟的主體必須是私有制，而在俄羅斯原來的經濟結構中，私有經濟及非國有經濟所占比例不到15%，80%以上的經濟為國有經濟，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俄羅斯試圖通過自由市場經濟在短期內將國有制轉為私有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國有變私有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需要逐步的進行改造。

其次，自由市場經濟不贊成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這與俄羅斯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沖突，因為在當時的俄羅斯的經濟調節中，國家干預占到重要作用，這恰恰與自由市場經濟背道而馳。

（三）與市場經濟轉軌規律不協調

俄羅斯在推行激進的休克療法進行經濟轉軌時出現了兩個違反市場經濟轉軌規律的地方。

第一，俄羅斯采取休克療法推行了一些政策，這些政策在現在看來是與當時的俄羅斯經濟條件完全不相符的，如前所述，俄羅斯雖然在當時開放了價格，可當時的市場上的商品供應嚴重不足，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卻沒考慮到生產力的急劇下降；不斷加大私有化的進程卻沒意識到初始資本量的短缺。

第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條件除了有私有制作為前提外，還需要一套完整的市場運作機制來調控市場的經濟活動，然而，要想形成這樣一個成熟的體制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說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并非在短時期內就可以完成，企圖用激進的快速轉軌方式與經濟轉軌規律并不相符。

三、政策的內在矛盾

（一）國家干預力度的削弱與穩定經濟間的矛盾

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最首要的問題就是要穩定經濟，查看歷史可知，在轉軌初期俄羅斯正處于經濟危機中，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完全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既要實現向市場經濟的過度又要緩解經濟危機，穩定經濟，就必須依靠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的手段，然而，放開價格政策間接的在對國家干預進行阻撓，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

（二）緊縮的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間的矛盾

在進行經濟轉軌的初期，除經濟危機外還存在嚴重的財政危機，要實現穩定經濟的目標，提高社會生產力就需要增加投資量，而同時要解決財政危機就必須減少政府支出和國家投資，一旦緊縮信貸，又與提高生產力的目標相矛盾導致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間存在矛盾。

（三）休克療法采取的措施與私有化進程間存在矛盾

俄羅斯通過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開放價格市場，逐步減少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程度，實現大規模的私有化。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前三點實踐起來相對容易，可最后一點卻很難在短期內就形成，但是沒有私有制代替國有制這一根本性的變革，經濟的轉軌就不可能成功。因此私有化的進程與政策的不同步使計劃經濟迅速被停止而市場經濟無法在短時間內形成，造成一時間的經濟處于虛無狀態，經濟穩定難以實現。

四、結語

本文結合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期的背景，首先解釋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的緣由，主要是“幻想式”的想通過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來改變現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等嚴重的財政狀況，然后分析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失敗的原因即：休克療法與當時的俄羅斯的國情不相符，過度抄襲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與市場經濟轉軌規律不協調。最后歸納出休克療法與當時俄羅斯的國情之間的三個方面的內部矛盾即：國家干預力度的削弱與穩定經濟間的矛盾，緊縮的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間的矛盾，休克療法采取的措施與私有化進程間的矛盾.

參考文獻：

[1]郭連成.俄羅斯經濟轉軌理論述評[J].國外社會科學，2002（3）.

[2]格?科勒德克.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

第3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盡管去年火電企業的利潤因為燃料成本下降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好轉，但多年累積的煤電矛盾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不久前國家發改委正式發文，取消重點合同，取消電煤價格雙軌制，試圖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困擾能源界多年的矛盾。

為什么中國計劃經濟年代沒有煤電矛盾？為什么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煤電矛盾？原因在于計劃經濟年代的煤價、電價都是政府定價，煤炭企業和電力企業都是收支兩條線，企業不存在盈虧問題。而市場經濟國家煤價、電價都隨行就市，不管是煤炭企業或者電力企業都有合理的價格和合理的利潤，石油、天然氣、煤炭也會漲價，但沒有油電矛盾、氣電矛盾和煤電矛盾。

經濟規律為何失靈？

煤電矛盾明明是個定價問題，可這幾年都說是個體制問題，把它說成是“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似乎是煤炭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趨勢，已經改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業，而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滯后，還停留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行業。

既然是“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總不能把已經前進了的煤炭行業拉回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適應電力行業的落后狀況，只能是電力行業加快改革趕上煤炭行業。但是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實在太大，就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已經十年了，市場化改革的進展很慢，似乎短期內煤電矛盾是無法解決的了。

實際上中國的煤炭行業和電力行業市場化程度相差無幾，都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之中，煤炭行業和電力行業都是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價格具有調節市場供求的作用，通過價格信號能夠有效地引導資源配置，即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然后企業擴大生產增加供應，同時需求相應下降，供求達到平衡；供過于求時，價格就會下跌，然后需求就會增加，供應相應減少，最終達到供求平衡。

現在看來，這一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在我國電煤市場上“失靈”了，前幾年煤炭價格連續多年上漲，價格甚至超過市場經濟國家，供應增加相對有限，發電企業嚴重虧損甚至資不抵債，由于承擔著保障電力連續供應的社會責任，不能因為虧損而停止發電，煤價雖高，但是電力企業不可能棄煤而去選擇石油、天然氣，因為油氣的價格更高，所以在煤價高企時電煤需求不能減少，煤炭供求始終保持了“緊平衡”甚至十分緊張的狀態。

當前我國煤炭、電力、運輸都還存在計劃與市場雙軌制，市場機制，價格機制在生產經營中的自動調節作用受到抑制的情況下，單方面放開煤價、運價，對燃煤發電企業是極不公平的，從煤炭企業放開煤價來看，重點電煤合同、電煤價格雙軌制是不合理的，但是煤價放開，電價管住，比重點電煤合同更加不合理。

正如五大電力集團公司對電價并軌的意見是，“重點合同電煤價格并軌，將進一步加重發電企業的經營負擔”。從解決煤電矛盾來說，應當是解決好煤電價格不同步的矛盾，使燃煤電廠有一條生路，再去解決電煤價格并軌。電煤價格并軌只會激化煤電矛盾。

再談煤電聯動

自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活動中資源約束矛盾加劇，煤炭、電力供應緊張時，價格矛盾突出。國家發改委為理順煤電價格關系，促進煤炭、電力行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經國務院批準，決定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

應該說煤電價格聯動是個好辦法，至少在計劃向市場過渡時期是個好辦法，而且這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還包含著適當調控電煤價格和電煤價格的監督檢測。

可惜煤電價格聯動辦法中存在明顯的缺點，主要問題有四個：一是不以到廠煤價實行煤電價格聯動，而是以電煤綜合出礦價格（車板價）為基礎進行聯動，因為車板價不包括中間環節的各項基金和收費，與實際到廠煤價差距較大；二是要求電力企業消化30%的煤價上漲因素，對電力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太苛刻，發電企業負擔太重。

三是要求各類用戶中，居民電價、農業電價、中小化肥電價，一年最多調整一次，而在實際執行中對這幾類用戶往往不調整，結果是在原來交叉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交叉補貼使電價扭曲更加嚴重。四是聯動機制中規定要確定聯動周期。原則上以不少于6個月為一個聯動周期，而且變化幅度要超過5%，這個規定又要求發電企業承擔相當數量的漲價因素。

香港實行的煤電聯動，建立了一種煤電聯動基金，燃料漲價時，發電企業可以隨時從基金中得到補償，燃料減價時，發電企業應當把多得的燃料費退回基金，這樣發電企業可以實時得到補償，而用戶的電費只須每年調整一次。

煤電價格聯動辦法出臺后，出現了各種意見，一種意見以為煤電價格聯動是計劃經濟的辦法，市場經濟辦法應當是在電力行業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競爭確定發電廠的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輸配電價由政府按市場經濟規律核定價格。要知道靠競爭性電力市場定價不是件容易的事，拿最早進行電力競爭性市場改革的英國來說，在第一階段用強制電力庫模式，沒有成功，第二階段用以合約交易為主，輔以不平衡電量交易即NETA模式，也有不少問題；在第三階段將NETA模式推廣到電力市場進程緩慢的蘇格蘭地區，建立統一的電力交易與電力輸運制度，也被否定了；第四階段要徹底轉向低碳綠色的智能電網，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電力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實在太大，老牌的市場經濟國家進行競爭性電力市場改革還這么難，從計劃經濟轉型的中國電力工業的競爭性市場化改革更難，要等電力競爭性市場化改革來解決煤電矛盾，是不可想象的。

第4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分配方式；貧富分化

一、兩種生產方式的討論

物質產品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類要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而要進行生產就必須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直接結合和間接結合。實行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體現于原始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在現實經濟討論中主要專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實行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人類在生產中逐漸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現代社會化太生產中，分工已相當細化，分工的細化就要求社會生產必須在全社會范圍內共同來進行。生產要素的兩種不同結合方式就是人們在全社會范圍內組織社會生產而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觀點，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消除了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使勞動成果全部歸于勞動者，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國家還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統一安排生產，從而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說，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要優于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

在現實世界中，相對于人類需求，各種生產要素總是稀缺的。人類從事社會生產就必須把相對稀缺的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以生產出能使人類需求得到最大滿足的產品，這就是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完成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并不完美，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如壟斷、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價格機制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價格形成不完全，使價格產生滯后性和自發性，從而使市場對經濟的調節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經濟波動為代價。正是出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點的認識，提出了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好比是一個城市的交通問題。對市場經濟體制來說，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要素就相當于一個城市中不停流動的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選擇自己的最優路線。在這種情況下，個別街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人流擁擠的現象，交通可能產生堵塞，嚴重時還可能會使整個城市的交通陷于癱瘓。計劃經濟體制的原理就好比計劃當局為每個在城市中流動的人都設計出各自的通行路線，這樣就可以使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會出現交通堵塞。但是，很明顯，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個人的個人偏好是不同的，計劃當局設計出的路線對每個人來說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線；其次，要為每個人設計出通行路線，計劃者需要收集和處理大量的信息；最后，為了使計劃得以實施，還需要對每個流動的人進行監督。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即使花費巨大的成本，計劃當局的工作也是很難圓滿完成的。

由此可見，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發揮它在配置生產要素上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用經濟計劃來克服其缺陷，把兩種生產方式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應該是發展經濟的最佳方式。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

產品生產的方式決定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是通過價格來實現的。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價格形成經濟主體的收入，使追求價格收入成為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同時讓價格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從而使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得到合理配置，促進國民經濟高效協調發展。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通過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認為，各種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根據它們的貢獻大小進行產品分配應該是既簡單又順理成章的。但是，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具體如何計量呢?邊際主義認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決定了它們在生產中的貢獻，從而價格就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收入。其實，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每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體到每種要素做出的貢獻大小是根本無法測量的。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并不具有決定基礎。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有機構成時指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的物質比例關系，商品的社會需求最終會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進而影響到要素的價格和供給。

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難區分各個要素具體做出的貢獻大小，更不可能根據其貢獻大小來決定它們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如果某種生產要素供過于求，其價格就下降；供不應求，其價格就上升。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某種生產要素供求平衡時，它的價格又由什么來決定呢?例如，某種生產要素在供求平衡時價格為3，為什么不會是5呢?這是由于各種生產要素在商品生產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定為5，社會對這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就會下降，它的價格就會降低；與此同時，其它要素的社會需求量會上升，價格會提高。由此，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都會發生變化，相對價格會做出進一步調整，從理論上講，最后的價格將會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在一定時點上，我們假設社會對每種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設社會的物質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則社會對每種生產要素的需求也將是一定的，相對于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不變的生產要素的供給，生產要素就會具有一個不變的價格向量。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國民經濟統計原理，貨幣需求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應該正好等于社會商品的貨幣價值總額。如果貨幣供給量比貨幣需求量大，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會上升，上例中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可能就會變成5，而不是3。按照比較靜態理論的觀點，貨幣供給量的大小只會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數值變化，而不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相對價格將不會改變。但是，按照動態經濟學的觀點，各種生產要素對價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據價格的變化進行調整所需要的時間千差萬別，貨幣供給量的非正常變化必然會扭曲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不過，從長期來看，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是會趨向于達到一個穩定的向量，這個向量是作為趨勢而存在的，各種生產要素通過這一價格向量進行產品的分配。

三、市場經濟發展與貧富分化

在市場經濟中，產品的分配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來實現的，由于每個人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數量不同，所分得的產品數量必然就會不相等，從而會出現貧富分化，這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其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同樣會出現貧富分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分配的對象是個人消費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就是根據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參加勞動就不能參與分配。對于每個勞動者，由于個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較遠，他們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必然不相同。“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個人分得消費品的數量必然不相等，從而在社會中會出現貧富差距。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激勵每個勞動者努力從事生產活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沒有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國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認為當時的GINI系數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并沒有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在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準確計量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按勞分配中的“勞”無法得到體現，所以當時執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每個人所分得的消費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會中當然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從另一方面講，即使假設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可以計量，按勞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據是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每個勞動者的自然天賦、個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統一認為是取決于個人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特點決定其本身是很難迅速積累的，并且也很難進行代際之間的遺贈，所以按人力資本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不會太大。與此相反，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特別是資本參與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資本參與收入分配使資本可以進行自我積累；其次，資本可以通過資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壯大；再次，資本可以在代際之間進行遺贈。所以，每個經濟個體之間在資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從而在產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還有可能越來越大。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尼茨(Kuznets，1955)對市場經濟中的貧富分化現象進行了數理統計分析，認為貧富差距的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倒U型。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會逐漸變小。庫茲尼茨認為，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農村地區分配的平等程度要遠高于城市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會在整體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個因素是社會的積累和儲蓄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收入者手中。這些儲蓄又成為高收入者獲得收入的手段，導致下一個時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沒有抑制因素，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越來越大。但是，庫茲尼茨認為，社會中的確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擴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預。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政府產生壓力。政府會通過收取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采取多種形式的轉移支付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其次，由于城市中農村移民后代對都市經濟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階層政治力量的壯大，城市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漸下降，抑制了整個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再次，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由于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并高速增長，新興產業資產的持有者所獲得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舊產業資產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使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擴大后緩和呈現出倒U型。

本文認為，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之所以會呈現倒U型，一方面可歸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種生產要素相對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商品生產的技術水平較低，勞動力相對于自然資源和資本比較豐富，勞動所取得的收人相對就較少；自然資源，特別是資本相對來說較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較多，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會逐漸擴大。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逐漸變得相對稀缺，在產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額也變得越來越大，成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擴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貧富差距自然會逐漸縮小。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社會中出現貧富分化現象應該說有一定的必然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生產要素開始共同參與收入分配，私營經濟迅速崛起，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過大對我國社會的潛在危害是巨大的。調節社會分配、杜絕不平等分配、減小收入差距是我們面臨的、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的嚴峻課題。應通過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水平，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縮小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第5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發展規律

這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甚至194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歷史發展直接相關的。學界以西方標準來劃分，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古代社會：以羅馬帝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穩定繁榮。

傳統社會：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一直到十五世紀，所謂的千年黑暗時期，其實中世紀并不黑暗。

現代社會：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開始，西方進入現代社會。

關于三個階段的劃分也都是見仁見智的，但是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代表著西方社會、民族翻天覆地的變化，給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機。

1.中國現代化的轉型

英國首先轉型為現代國家后，別的國家別無選擇，必須跟著現代化，要沿著這個軌跡向前發展，在歷史長河中，像清末那樣不斷自我循環的方式必然跟不上世界步伐。現代科技、軍事顯示了壓倒性的力量，迫使我們在后，認真思考如何從傳統社會進入到現代社會，也迫使日本在19世紀中葉開始明治維新，迫使德國在19世紀中葉，從農業化國家進入工業化國家，啟動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經濟上的突出特征是工業化，由農業經濟轉為工商經濟。社會結構上的突出特征是從農村轉向城鎮，城鎮成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傳統社會那樣以農村為基礎。

19世紀中葉之后，德國和日本緊隨英法推進了本國的現代化事業。中國現代化雖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開始則是在1894年的，真正的開始是改革開放以后，這給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帶來了經濟的超速增長。英國工業化的時候，經濟增長率就超越傳統社會;19世紀德國日本工業化時，經濟增長明顯超過了老牌現代化國家英國;我們自己親身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增長速度超過了西方的發達國家。

2.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

為什么現代化、工業化能帶來經濟的超長增長？為什么從傳統社會過渡到工商業文明會使經濟起飛？

第一個原因是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結構，解放了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后期還有資本，這些資源從封建的莊園中解放，資源在市場的自由流動，極大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不僅體現為供給和需求的更好銜接，還體現在社會分工和協作得以在巨大的規模上展開，市場經濟取代了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分工不斷深化提高了生產效率。

這個效率的來源，亞當?斯密在偉大的著作《國富論》中指出了。為什么英國能突然發力，使經濟高速增長？他考察了英國經濟，英國的土地、人力并沒有大幅度提高，經濟增長應歸功于市場經濟的發達。資源自由流動基礎上，可以進行社會分工、并一步步深化，他舉出了著名的例子，過去一個工人負責從下料到拋光的整個生產過程，即使資源總量不變，只要改變這個生產方式，就能幾倍、十幾倍的提高效率。實現生產過程的專業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鉆孔、拋光，全都分解，每個工人負責一個環節，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變得簡單，可以使用機器進行大批量生產。《國富論》揭秘了市場經濟的有效，表現為能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導下，進行社會分工，提高生產效率。

第二個原因是現代化過程中，世界各國建立了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在英國。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刺激了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沒有私有產權保護，企業家不會進行長期的研發投資，不會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技術創新。這個觀點是諾獎得主諾斯提出的。他說英國的發展不是因為技術發達，而是因為其制度有效保護私有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這是企業家持續投入經濟現代化的根本原因。

從這樣一些歷史事件來看，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并沒有什么奇跡。每個國家、民族在工業化、經濟現代化過程中都有這樣的經歷。從世界范圍、歷史角度來看，工業化、城鎮化都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存在什么中國模式、中國特色。

3.經濟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

在工業化之后，我們觀察到世界各國都有這樣一個現象，就是經濟增長停滯，也就是現在通俗講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要關注這個現象及其背后的邏輯。為什么在初期工業化之后，大多數國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前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在國家力量推動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曾經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計劃經濟國家，它在趕上西方國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經濟上、技術上的停滯不前，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衛星國解體轉型的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為什么他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個是市場的缺失。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市場的空間，資源、效率長期低下，民間激勵不足，沒有創新的動力，技術落后，單純依靠國家的強制資本積累來驅動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這就是我們所稱的“索羅的詛咒”。 許小年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索羅教授是MIT的經濟學教授，以增長理論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的洞見就是，一個國家可以依靠資本積累、依靠投資來實現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來實現經濟超出傳統經濟速度的增長。但是這樣的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的長期失效，使其對外無法承擔冷戰軍備競賽的動速，其低效率的經濟背上了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對內不能夠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所以這個經濟形式就難以為繼。1990年前后，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紛紛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從世界的范圍來看，計劃經濟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場的缺失，使私人資本無法發揮他的創造力，技術上長期落后，僅僅依靠國家官僚體制增加投資來推動經濟的增長。

第二類，是東南亞和拉美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叫民粹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存在著市場，允許私人資本的經營，但是由于政治結構、制度體系所決定，私人企業家沒有把他的精力、時間和資源更多的用于技術創新和理性經營，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關系，運用政治上的行政權力獲得資源和市場方面的優勢，壟斷資源、壟斷市場而獲取利潤。結果是這些國家的經濟效益和技術水平，也像計劃經濟國家一樣，長期處于落后狀態。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頭承諾換取選票，用民粹主義的一些政策和措施，當選之后造租尋租與商界勾結。在這些國家實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為什么我們要反對人治實行法治？從經濟學角度講，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場效率無法充分把握，而法治有明確透明的規則，可以建立起穩定的預期。這種有穩定預期的情況下，企業家才可以進行長期的個別的研發投資。只有明確規則才能顯著的降低交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國企業家都在抱怨說交易成本太高，因為過去有掌握公權力者吃拿卡要。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對方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沒有明碼標價，需要去猜測，所以這個交易成本不僅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遠遠大于吃拿卡要這些成本。企業家沒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市場上沒有制定明確的規則，事情就很難辦。不怕繁難的規則，就怕規則不明確。市場之所以要強調法治，就是要明確規則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樹立起穩定的內在的機制，使企業家能進行長期的商業投資和計劃，特別是在當前極為重要的研發方面的投資。

由于東南亞拉美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雖然有市場，但是效率低下，又沒有創新，企業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權力拉關系，這樣的經濟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第6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一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終于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愿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眾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擔風險。

第三，在關于“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一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產的偽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并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一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一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為，轉而注重產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后“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一，“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于，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為發達。溫州人不安于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于貧困。為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于學習，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無論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一些地方，歷史上就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為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里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會干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一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歷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注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干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一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干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并不好，當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干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范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范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并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里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里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并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產生了一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后”，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愿外人進入，不愿與其他企業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為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一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歷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產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于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于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產權，一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注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則相當弱。為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一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于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歷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后，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為，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一些企業至今仍在干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為進一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對于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一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溫州模式”產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于歷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任務，要使民營經濟更為健康迅速地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溫州模式”的經驗，研究“溫州模式”在進一步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要研究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新創造的經驗。

第7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水利建設;農業生產。

灌溉之利，田之大本，農業豐收源于引水，成于輸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大江大河，人飲，環境等與水直接相關的重視遠遠重于對農田建設的投入，雖然我們時刻都在講必須堅持開發利用與保護相結合的方針，貫徹全面規劃、統籌兼顧、綜合利用、講求效益的原則，推廣節水工程，科學用水，適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但作為非政治任務的農田水利工作在政治口號下顯得力不從心。要改變這種狀態，我們必須以政府加強對農田水利的建設和管理為引導，充分認識地域性變化對水的要求制定適應性的政策、方針，同時改革現有農田水利在市場中所處地位，正確劃分市場體制下農田水利公益性性能，再有就是發揮市場在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中的作用。

一、菏澤市農田水利建設的現狀及出現的問題

菏澤市屬魯西南地區的一部分，全年平均降雨量達1000多mm，但降雨量過于集中，造成春旱夏澇，很不利于農業的發展。于是，菏澤地區建成許多蓄水、引水工程，所有這些水利設施的管理都是依照誰受益、誰負擔和誰擁有誰主管的原則進行管理的，一般來說：支渠以上的設施都是由供水單位自行管理，但支斗農毛渠（直接進入農田）卻是由鄉鎮、村、組建設與管理，這里所講的農田水利建設主要指支渠以下的建設管理。從近年來農田水利建設的規模和建設效果來講，新建項目沒有一項，毀損卻十分嚴重，使得設施總量不增反減，再者灌區內水質污染和水土流失加速水利設施完全喪失輸水功能。具體表現三個方面：

1、經濟利益中下的水利設施完全失去經濟的扶植，農民對水利不再用"公益"去認識。

（1）前人種樹，后人乘涼。洙趙新河、東漁河等河流10萬多人義務投勞、上工修建的三邊工程，興建于七十年代。其支渠建設也相應配套，但之后，幾乎沒有更多的配套建設。特別是近年來，在市場經濟沖激下，要想有更完善、更配套的水利建設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每一處建設都關系經濟，沒有錢寸步難行。在國家把有限的財力投入在一些防洪工程上，再加上鎮鄉財政和農民對水利的狹隘認識，農田水利建設這一塊，就成了被人遺忘的角落。

（2）農田水利設施破壞嚴重。多年來新建設的調水、分水、提水、排泄設施在疏于管理的同時，也遭受著人為破壞。一些值錢的設備被地方組織變賣，或被人盜竊。這與人們對水利認識的不足有著直接的聯系，當然更多的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

（3）水質污染，渠系自然損毀嚴重。在洙趙新河流域，僅有洙趙新河工程為當地提供生產、生活用水，但由于渠系途經長，渠系所經之處有群居地、工廠生活垃圾、生產排放物等，甚至農民生產剩余物、畜牧排放物和死尸等，都很自然也方便地污染著洙趙新河水。灌區人飲用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不需處理直接飲用洙趙新河水，中下游人民到了"談水色變"卻又無奈的地步。另外，水利工程發揮的好壞最關鍵還是要建設。支渠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功能卻一年不如一年，渠道淤積堵塞，堤毀渠亡。人們對工程建設僅有一點信心更是到了絕忘的極限。

2、管理不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

（1）雖然現有的水利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三邊工程，土溝土渠，滲漏十分的嚴重，渠系水利用系數極低。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水利建設卻沒有停止。始終保持著每年的徹底掏溝（渠）、除草、蓄水，呈現的是小溝通大溝，大溝通河流的狀況，基本實現灌溉自流化。可是現在，市場開放了，經濟也發展了，原有的劃段管理，分級管理、受益管理模式，都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不再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于是，溝渠內雜草從生，淤沙滿溝，甚至個別地方出現了把莊稼種在溝渠里的現象。在洙趙新河流域，因為支渠以下管理不善，造成水澇與水旱，于是有上游淹死，下游之說。

（2）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水利設施呈現分割狀態，無法發揮水利工程整體配合優勢。市場經濟條件下，每戶人在產業結構上各有不同，造成用水季節和用水量的不同，出現水利設施功能的發揮不同步現象。靠整體發揮效益的水利設施，在獨立系統下就失去原有的功能和自身的發展，其結果是水庫失修，河渠干涸，工程毀壞。

3、政策制定和經濟發展抑制水利建設的進程。

在水利灌溉區域，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么一種與時不俱進的現象。一是受益戶對水利建設不再有義務建設和自覺交納水費的觀念，農村的義務工已成為歷史。二是村級基層干部有力無法使，干涸的村級財政無法保證水利建設中的正常開支，招投標的工程建設更是一紙空文。另外，水利建設最根本的保證是水費，而在洙趙新河流域140萬的水費，每年收取率不足70%。收取的水費除去管理費、手續費，所乘費用根本不能維持正常的水利維修與管理，更不用說的水利設施配套建設。

三、出現問題的原因分析

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發展農業經濟，靠現有農田水利狀況是無法保障的，但一邊要發展，一邊卻又在退化，這不是十分矛盾嗎？分析其原因可以為我們改善農田水利發展提供一些參考。

1、計劃經濟的思想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得到保證。首先是思想認識發生偏差：

（1）一是國家財政投入比例小。近年來，國家為保證大江大河安全或者環境保護，把資金投入在防洪工程和穩定項目上，極少把資金用于農田水利建設。就菏澤市來說，農田水利資金僅限于水毀工程和節水配套工程，爭取的資金也因為這樣那樣地被分割不少。二是地方鄉鎮與村組對水利建設投入不夠、認識狹隘。按分級管理原則，支渠以下一級的農田水利建設管理由這一級的政府負責，其建設投入也由其承擔。但說到投入，無論是鄉鎮還是村組都是入不敷出，即使能向上級爭取資金，地方領導都會為自已建政治功績，修建一些地方民眾最直接最受益的事，如修建公路、建設集鎮等。決不會把這些本不夠寬余的資金投用于不見功德又不能立馬見效益的水利建設，那水利建設怎么辦？村組依賴鄉鎮、鄉鎮依賴水管單位，水管單位又按分級管理原則，如此循環……。

（2）對原建水利設施保護不力。在計劃經濟時代修建的水利設施大都存在不科學與不合理性上，人們對那些不能發揮水利功能的設施進行了最為直接的經濟轉換。如提灌機械拆賣、水閘門拆除，更有的把認為渠堤上的條石挪作他用。問其原因：最簡單也最實在的回答是經濟實惠，利益所趨。

（3）水土流失與人為污染喪失了水利設施的功能和降低了人們對水利建設的信心。水法明文禁止向水渠內排放任何有污染水質的物質，同時也規定了渠系的保護與管理范圍。但由于農田水利灌溉對象為農民，農民意識在灌區內甚至全國都較為普遍。生產后的農作物垃圾、畜養物排放物、死尸等不費力地去搬運處理，直接進入鄰近的渠道內。污染了水質，使得下游居民生活用水水質無法保障。再有，在渠道保護與管理范圍內隨意種植、開墾、修筑建筑物等，破壞了渠道的運行安全，也增加了水土流失，加劇了渠道淤積，洪水期，因渠系不暢通，排洪不及時，又造成水了毀。在這種反復建設又不能治根條件之下，誰還愿意建設水利工程呢？

2、從計劃向市場機制轉換的結果是水利設施管理制度存舊，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管理舊體制已不適應現行體制，但新的體制還沒有完全確立，使得農田水利管理和建設的主體不清，也沒有有效的約束機制，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用水、管水、建設三者之間的惡性循環。

（1）水利上的誰受益誰負擔，水是商品的理念深入人心，農民認為農田水利建設就應該由水利工程單位管理，而水利工程單位最根本的生存來源就是水費。水費價格僅包含由工程單位管理的工程費用，而村組一級的工程管理則不能從水費中支出。市場講究的是經濟，建設更需要經濟，水利建設所需經濟恰恰是從水費和受益的義務中來。更有在市場面前說不清的就是水是商品，法律賦予了的，既然是商品，我沒用水那就不交水費，更無義務可言。然而，水利設施的維護，決不會因為風調雨順而不會出現水毀，不出現淤積。天旱之時，再說用水，水從那里來，水又怎么來，……？

（2）在用水上，農民對種田也不在再是增收的手段，而是養家糊口的的主要目的。各自為營的用水方式使水利設施疏于管理維護，利用自然降雨和輔助其他設備來解決農田灌溉成為農民普遍做法。如此一來，用水成本的增加，導致用水戶對輸水設施的管理更為疏遠，最終是水利設施無人用也無人管，投入不能產生效益，又限制各方對水利設施的投入，用水、管水、建設矛盾從從，惡性循環。

3、政策的制定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制約農田水利建設的規模化開展。

許多水利政策、規范、技術性要求都產生于北方地區，其區域的不同并沒有隨實際的差別在政策等方面有更大的區別，僅隨市場經濟的深入而統一。計量收費，按方收費及價差節水等等政策的制定，出發點就是用經濟的杠桿使其用水戶節約能源，搞活水利經濟。這在國外特別是以色列最具代表性，且非常適應地方經濟的發展，這在我國部分地區實現這一政策，農田用水中的漫灌、跑灌現象實為普遍。按隨著市場經濟的廣泛推進，人們看到的是經濟利益的趨使，在同一件議事的比較中，一個人就有一個看法，往往是"一事一個議，決定早過時"。令人憂慮的是，至今為止，我們水利建設似乎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合法性卻不合理的危機正在悄然來臨，對于整個基層政治權威的沖擊就會產生怎樣的惡劣后果。

四、對當前農田水利建設的建議

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按照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革要求，把農業推向市場已是整個農村工作的主題。大氣候影響下，農田水利也要破除原來那種國家、集體建設和管理，農戶無償或低費用用水的方式，進入市場機制。但是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并不能完全市場化，而是有規范和政策性偏向的市場化。

1、對于農田水利主體設施應加大投入，加強管理。

首先，農田水利建設工程耗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國家應該全力承擔。因為自身經濟實力有限以及對水利利益的追求使得市場經濟條件的各種組織不愿承擔這種風險。其次，對社會上其他資金投入到農田水利建設有很好的引導作用。只有對農田水利設施的主干部分實施配套，水管單位或社會團體才會把對主體部分的重視放入到支斗農毛那些本由受益戶自行管理、建設的工程建設中，主、支才能共同發揮作用。

加大投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相符的。一是經濟實力可以保證。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特別是現在，在世界經濟增長普遍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卻保持了8%左右的增長率，完全有能力支持農田基本建設。二是符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基本農田的糧食直補就是有力的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正是通過這種減和補的方式來保證農民對基礎設施的建設。

國家對農田建設的投入可以重新樹立農民對政府的信心和威望。在農業灌溉區，逐漸發現，多數農民對政府官員、村級領導的不滿，兩者充滿不信任，甚至敵視。更有甚者，政府的工作還需要水管單位人員出面才能得到農員的支持和理解。農民的話說：只有對農業建設投入的部門才是直得信任的。

2、土地制度的改革應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以促進農田水利的建設與管理。

土地制度上應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政策下重新核實土地實有灌面，保證有效灌面的準確性和真實性，確保農民對按面積收費的信任度。改變原有誰受益誰負擔為誰投資誰受益，鼓勵農民、集體和社會團體投資。充分發展小型水利工程的效益，解決建設和管理在市場機制下的作用，利益就是市場下最原始的動力。菏澤市水利建設正在試行的成立用水戶協會來管理正是這種模式的體現。但這種格局的改變其前提是在國家對水利主體工程配套后，剩余的具有獨立的區域或獨立的灌面下才能得以保證。

3、向市場經濟轉變應符合市場發展規律

第8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招標 投標 建筑業發展

一、招投標制的推行，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是社會經濟的管理者。進一步說其既是宏觀經濟的決策者，又是微觀經濟的直接經營者，包攬了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部事務，“一統到底”。政府成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唯一主體，企業及其它經濟組織只是政府機構的附屬物，一切要按政府計劃行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作為生產者的企業，成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主體。在新舊兩種體制中，政府的職能是完全不同的。市場經濟發展客觀上要求政府職能必須從行政指令轉變為宏觀調控。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方式有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之分。所謂直接調控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通過行政系統直接控制管理企業經濟活動。實踐證明，這種直接調控方式根本不能適應現代經濟活動。實踐證明，這種直接調控方式根本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與之不同，間接宏觀調控是建立在利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通過向經濟系統輸入參數實行宏觀調控，即政府通過參數調控市場，進而通過市場實現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宏觀調控。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城鎮基礎設施投入增加，建設業有了長足發展，這為改變我國城鄉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環境、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促進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由于改革的政策不配套，建設市場不規范等原因，致使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舉步維艱。相反，一些私營建筑企業和鄉鎮建筑企業，雖然在技術力量、設備裝置、社會信譽等方面不能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相比，但他們利用自身的靈活性和機動性，有的還采取了一些不擇手段的辦法巧取工程，因而使他們異常活躍在建筑市場領域。目前，建筑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表現比較突出，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必須充分發揮其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盡快扭轉被動局面。政府實現宏觀調控的手段很多，可以通過減免稅收、增加信貸資金、減少信貸利息等經濟杠桿來進行調控，也可以采取嚴格企業資審、控制總量平衡、強化行業管理等行政手段進行調控。推行建設工程招投標制，主要解決工程由誰來承攬的問題，關系到每個建筑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我們可以通過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招投標政策調整實現對建筑業發展的宏觀調控。這種調控與經濟調控都屬于間接調控手段，比起直接調控手段的行政干預要高明得多，它是利用市場經濟規律進行自我調解的良性運行機制，必將對整個建筑業的協調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宏觀調控作用。

二、建立獎優罰劣的招投標運作機制，必將促進建筑企業的優勝劣汰

“公開、公平、公正、誠實信用”是招投標的原則，而“擇優”則是招投標的最終目的。就某一項工程招標來說，只要我們堅持了上述原則，那么中標者必定是眾多投標企業中最優秀的。因此，推行招標制度，必將實現對建筑企業的優勝劣汰。建設工程招投標工作是一項科學性、規范性、政策性較強的工作，每一具體環節都直接關系到建筑企業的切身利益，特別是投標單位選擇、評標的分辦法這兩個環節，只要政策稍有調整，就可能影響到中標結果。因此，在工作中必須堅持招投標原則，尤其要把“擇優”這一宗旨貫穿招投標過程的始終，這樣才能實現建筑企業的優勝劣汰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比如：在投標單位的選擇上，一開始我市采用的是由建設單位在資質預審合格的企業中推薦投標企業的辦法。實踐中我們發現這一辦法有許多弊端，在確定投標單位之前，投標企業千方百計做建設單位的工作，想方設法獲得投標權，有的施工單位私下承諾建設單位的一些附加條件，意在獲取承包權，有的建設項目雖然按規定進行招投標，并簽定了承發包合同，但由于建設單位事先已選定了外包隊，施工單位為爭取建設單位的投標推薦權，不惜一切代價私下承諾，一旦中標就得接受全部不合理條件。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失去了招標投的真正意義，更難保證招投標工程原則的落實。這不但給建設單位搞不正之風創造了方便條件，也對擇優選擇投標單位不利。我們發現這一問題后，及時取消了建設單位推薦制，規定實行招投標發包的工程，由招標單位參加投標。采取這種辦法杜絕了建設單位和施工企業搞場外交易的條件，保證了競爭的公正、公平性。同時，為防止抽簽的隨意性，避免優秀企業失去投標機會，我們規定上一年度榮獲國家、省、市優質工程獎牌及省級文明工地建設先進單位、樣板、文明工地的項目經理部（施工企業）給予一定次數不經抽簽直接進入競標機會。在評標打分辦法上，我市在評標分值設置上也采取了獲獎工程加分、劣質工程扣分和取消兩次投標資格的辦法。通過實行以上辦法后，促使企業靠實力和業績去競爭，從而增強了企業抓管理、上水平、增素質、創優質的積極性。一方面，使我市的工程質量普遍提高了一個檔次。去年，工程合格率達到100％，優良品率達40％，同比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工程質量通病消除率達70％。文明工地建設不斷加強，全市有132個工地被評為達標工地，有40個棟號被評為省級文明工地或樣板工地，都比上一年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實力強的企業多中標、中好標，而實力差的企業，或是過去只靠關系、路子承攬工程的企業，逐步被市場競爭所淘汰，建筑市場秩序逐步好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環境逐步形成。

三、招投標制的大力推行，必將促進了建筑企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國有大、中型企業仍然是我國建筑業的主力軍。目前，這些企業經營體制和管理模式多多少少還殘留著計劃經濟的影響，一個適應市場競爭機制的運營機構還同有完全形成，這在無形中限制了企業的發展。從我市情況看，國有大中型企業施工量僅達到其施工能力的40％左右，個別國有企業活源僅達到10～20％左右，企業面臨著管理體制陳舊、施工任務少、資金短缺、周轉不靈等一系列難題，再加上離退休職工的工資、勞保又成為企業發展的一個歷史包袱。建筑企業的增多，市場競爭的激烈，這些都給國有企業帶來了強大的沖擊。招標投標制的全面推行，從根本上凈化了建筑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給國有大、中型企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向他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招投標過程中，雖然政府為國有大、中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提供了機會，同等條件下也力求保護國有大、中型企業，但競爭的激烈和業主要求嚴格，甚至苛刻，仍然給國有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就客觀上要求國有企業，不但要看外部為他們市場競爭提供了如何優越的條件，更要看到自身在市場競爭中所處的困境，迅速轉變觀念，深化企業內部的體制改革，重新調整企業內部的運行機制，變管理型為經營型，走集團化、集優組合的道路，在企業內部，充分調動職工積極性，樹立責任感、緊迫感和危機感，以良好的精神狀態、精湛的技術力量和先進的機構設備去迎接市場的挑戰。

四、推行招投標制，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

第9篇：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范文

金融機構存差的基本情況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資料顯示：全國金融機構于1995年開始出現存差，并有逐年擴大的趨勢，1995年存差額占各項存款的6．1％，2005年存差額占各項存款的32％，高達9．5萬億元存差。海西州金融機構自2000年開始出現存差；1999年海西金融機構借差達31億元；2000年變為存差2．6億元；2005年增加到46．8億元。存差占各項存款的比例由2000年的6．79％增加到2005年的51.05％

金融機構存貸差的經濟基礎分析

(一)在計劃經濟時代里，金融機構很容易出現借差現象。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作為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易主體的企業是政府主導性企業，企業根據政府的指令性計劃確定生產什么商品、生產多少商品。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的領導下根據當地政府經濟發展計劃制定信貸計劃，人民銀行總行根據各專業銀行支持經濟的重點和項目下達信貸規模，專業銀行結合各基層行支持經濟的情況分解信貸規模，基層銀行在發放贊款時嚴格按照信貸規模執行，不得超限額發放貸款，將貸款發放作為一項工作任務來完成。這時期，地方政府為了加快本地區經濟發展，往往是爭經濟建設的項目、向上級要信貸規模。地方政府出子對本地經濟發展的考慮，貸款往往高于規定的信貸規模，貸款增長具有剛性，而經濟建設的資金來源又是非常有限的。國家為了滿足經濟建設中資金的需求，專門成立了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的郵政儲蓄，人民銀行利用各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的各項存款以再貸歉的形式發放給金融機構，這實際上是一種擴張式的信貸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出現借差是必然的。如果一個地區金融機構出現借差，說明這個地區將本地的資金全部用于當地的經濟建設，而且資金不夠，從其他地區借用了一部份資金，借入的資金額越大說明本地經濟建設中資金投入量更大，當然經濟發展越快；如果一個地區出現存差，說明這一地區近年來經濟建設的項目少、信貸規模小，而且有一部份資金用于其他地區的經濟建設，從資金支持經濟發展角度講，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會慢一些。

(二)我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信貸管理從規模管理向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轉變。1998年，人民銀行出臺文件，從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管理、實行資產負責比例管理。從文件精神來看，商業銀行執行多年的信貸規模管理從此取消，按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確定信貸總量。這時的商業銀行已經實行自負盈虧，商業銀行的經營目的是盈利，商業銀行內部管理體制也發生了變化，上級行對下級行主要進行利潤、不良資產比例等考核，促使商業銀行各基層行提高資產質量。在人民幣利率嚴格管制下，商業銀行將資金投向規模大、經營效益好、市場前景好、有還款能力的企業。同時商業銀行在本系統內進行資金統一調度，逐步形成了銀行信貸資金向投資環境好、信用比較好的地區轉移的現象。一部分地區特別是信用環境差的地區紛紛出現存差。

(三)經濟由計劃管理向市場管理轉變過程中商業銀行特別是基層商業銀行出現存差是必然的。在計劃經濟時代里我國的銀行不是商業銀行，不以盈利為自的，執行國家和政府的指令性計劃或文件，對貸款的管理只講額度不講風險。銀行、企業都是國家或集體的，不存在單位、部門利益，國家考慮的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情況，各級政府考慮的是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銀行貸款的風險損失沒有人去想。改革開放后，我國銀行(人民銀行除外)經過了政府銀行、專業銀行、商業銀行，最終改制成為股份制銀行。金融企業要自擔風險、自負盈虧，首先要考慮的是資金運用過程中的風險和損失。而金融企業在金融管理中的規避風險，降低損失的管理體系又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健全，只能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在金融企業探索風險管理的過程中，出現金融企業慎貸、惜貸、將資金投向風險較小的大企業、大項目都是很自然的事。海西州地處邊遠地區、職工收入少、條件差。金融職工素質相對較低，管理、創新能力比上級行差，貸款風險評價體系更加不完善。并且海西地區信用環境較差，銀行惜貸心理更重，存差也就更大一些。2005年海西州金融機構存差高達46．8億元，占存款總額的51％，高出全國19個百分點。

(四)商業銀行存在一定數量的存差是正常的。從各國銀行管理來看：央行都規定商業銀行按一定比例繳存法定存款準備金，這是限制商業銀行信用創造的一項強制規定，是不能用子發放貸款的，并且商業銀行還要隨時為前來取款和結算的客戶準備資金，即備付金。從我國目前銀行有關規定和客戶支取款的情況來看，準備金和備付約占存款的15％，這一部份款項商業銀行是不能發放貸款的。在商業銀行不能進行投資、只能發放貸款的情況下，存差在15％左右是正常的。但是目前我國銀行除了發放貸款外還可以進行購買有價證券及投資、外匯占款等。因此，目前銀行存差比15％要高一些。

海西金融機構“存差”原因分析

(一)目前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體制是促成海西金融機構出現存差的資金管理基礎。海西州商業銀行在信貸資金管理上實行受權制，這種管理體制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上級行的資金使用權比下級行大，到了海西最基層的行時，有的已沒有貸欺發放權，即使有貸款發放權的基層行，其可發放貸款的規模都很小，大企業、大項目的大額信貸資金就由信貸資金管理權限更大的上級行發放貸款，如海西州的大型企業在省分行直貸近20億元，商業銀行省分行直接發放的貸欺不能在海西銀行的報表中反映，形成海西州國有商業銀行表面性的存差。

(二)高額的外匯儲備是商業銀行存差的主要因素。高額的外匯儲備必然要占用銀行的可用資金，可用資金減少，銀行貸款隨之減少。另一方面人民銀行通過購進外匯支付人民幣進行外匯儲備，這種貨幣投放不增加貸款，而存款卻在增加，造成近年來金融機構存款增加較快，在外匯儲備額高的時候很容易造成存差現象。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可知：2005年12月外匯占款高達7．1萬億元人民幣，占我國銀行存差總額的76％。這樣銀行將一部份資金用于外匯占款形成基層商業銀行上存資金，資金上存形成海西金融機構的存差。

(三)企業為了降低銀行借款的成本，大企業集團實行統借統還是基層商業銀行存在存差主要因素。在目前商業銀行風險監測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紛紛將資金投向風險相對較低的大企業、大項目，以達到降低風險、提

高信貸資產質量的目的，形成在大企業、大項目貸款中競爭激烈，對大額貸款采取利率下浮的方式爭取更多的優質貸款，目前貸款利率下浮權掌握在商業銀行省分行手中，大企業由于貸款規模大，可以進行集中大額借款和還款，于是集中在商業銀行省分行進行貸款，享受貸款利率下浮的優惠。海西州目前已有兩家企業(石油、西部礦業)在商業銀行省分行獲得貸款，歸還了原在海西金融機構的貸款近20億元，造成海西金融機構貸款大幅下降。

(四)不良貸款的剝離是造成基層商業銀行存差的重要因素。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銀行發放貸款不考慮借款單位和個人的資信狀況。進入市場經濟后，許多企業由于經營管理不善，企業紛紛倒閉、破產，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過高，不符合規定要求。國家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進行剝離，降低銀行的不良資產率，不良貸款的大量產生及其核銷或劃轉，從貨幣投放角度講，貸款一旦形成損失，意味著相應投放的貨幣就失去有效的物質保障，從而形成過剩的貨幣，過剩的貨幣必然形成存款。不良貸款的剝離一方面形成存款增長過快，一方面形成貸款總額減少。1998年至2001年，海西州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不良貸款約11億元，造成貸款直接減少11億元，造成海西州金融機構2001年存差達10．5億元，占存款總額的22．65％。

(五)海西州商業銀行創新能力差是形成存差的一個基本因素。商業銀行進行資產風險管理，提高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無可非議，但商業銀行對借款客戶的風險評價體系不健全，導致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特別慎重，爭先為大企業、大項目發放貸款。海西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大企業、大項目少，商業銀行在保證大企業和大項目后還有許多剩余的資金，而面對眾多中小企業大量的資金需求，由于風險評價體系的不完善，很少發放貸款，形成中小企業貸款需求不能得到滿足、銀行過剩的資金得不到充分地運用。據調查海西中小企業申請貸款得到滿足的程度只80％，并且還40％的企業自知銀行不發放貸款而沒有向銀行提出貸款申請。

(六)企業融資渠道多。在計劃經濟時代里企業要獲得資金只有銀行和財政投入，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企業融資的渠道很多，可以從本地的開戶銀行獲得貸款、可以從外地銀行獲得貸款，可以從資本市場通過股票發行、股權轉讓獲得長期資金，可以通過資金市場獲得短期資金，還可以獲得國債資金的支持。據初步調查，“十五期間”海西州企業從商業銀行上級行獲得貸款20億元，從政策性銀行獲得貸款近10億元，通過股權轉讓獲得長期資金4．5億元，獲得債轉股資金4．6億元，獲得國債建設資金5億元以上。還有許多企業從其他地方的金融機構獲得銀行貸款后以投資的形式在海西進行建設，外來的資金同樣參與海西的經濟建設，如果仍用海西金融機構的貸款來衡量金融支持經濟的力度是不對的。從海西州的實際情況來看，由于海西州外來資金多，海西州外來資金約34億元、剝離不良貸款11億元，2005年末海西金融機構貸款44．8億元，總用于海西經濟建設的資金大于各項存款總額，不能說海西的經濟發展金融支持得少，而應該說金融對海西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支持作用。

正確認識海西州金融機構的存差

(一)銀行體系存差雖然擴大，但貸款總量在增長。海西州國有商業銀行是一個金融企業，既然是企業就必須盈利，金融企業吸收存款是有成本的，商業銀行要根據自己吸收的存款進行合理的資金運用。在目前商業銀行主要資金運用是貸款的情況下，必然要發放貸款。否則商業銀行就會出現虧損。2005年海西州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增長7．77％，雖然增長的幅度低，但始終保持著增長的勢頭。

(二)轉變觀念正確認識金融機構的存差或借差。目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計劃經濟的烙印仍在人們的腦海中，在計劃經濟時代長期處于金融機構借差的海西，許多人還處于一種習慣的思維方式，認為銀行為了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就應該處于一種借差狀態或者是存貸相等的狀態。目前海西金融機構出現存差就認為是一種不正常的事情，甚至有的認為金融支持海西經濟發展的力度變小了。實際上不是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發生了變化，而是經濟在轉型、金融體制在改革中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銀行投資的渠道越來越多，銀行的非貸款類資金運用逐步增加，貸款類資金運用逐步減少，存差隨之擴大。這是銀行規避風險、增加資產的流動性、安全性的必然選擇。

(三)一個地區金融機構存差過大，說明這一地區投資環境、信用環境差。目前我國銀行主要靠存貸款利差獲取利益的，商業銀行是企業，企業就要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銀行來說，吸收存款后是很愿意發放貸款的，關鍵是銀行貸款發放后能否按期收回本息。如果銀行發放的貸款不能收回本金，說明這一地區金融風險很大，金融安全存在著較大的隱患，金融不安全反過來又會給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從海西的實際情況來看，許多企業借改制之機逃廢銀行債務，銀行資產難以落實，不良貸款率居高不下，一度被國有商業銀行上級行確認為貸款風險高的地區，上收海西州金融機構的貸款發放權。2000年海西州金融機構貸款比上年減少30億元，從此海西州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借教制之期不存認銀行貸款的企業很難得到銀行的信認和信貸支持。

幾點建議

(一)目前海西州金融機構出現存差，表明了商業銀行已經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注重經營過程中資金的流動性、穩健性，進一步說明了海西金融業是平安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加大金融機構的創新力度，完善貸款風險評價體系，對市場前景好、企業產品有銷路、經營管理好的中小企業給予足夠的貸款支持。

(三)在政府的主持下成立海西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在銀行貸款提供擔保，減少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損失，增加銀行放貸積極性，滿足中小企業貸款需求，培養海西新的經濟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