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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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民族傳統體育文化 文化構建 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G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6）11（a）-0164-02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傳承，是我國歷史沿革過程中的文化結晶。高等教育作為培養人才的最后階段，同時也是大學生意識形態形成的重要階段，是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重要承擔者。但目前我國高校民族體育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發展的今天，如何傳承民族體育文化，使其更好地發揚積極作用已經成為重要研究課題。該文以傳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目的，探討高校傳承民族體育文化的途徑，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做出一份貢獻。

1 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及重要作用

1.1 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界定

民族傳統體育是指某一個或幾個特定的民族在―定范圍內開展，并世代相沿不絕，至今對社會發展和人類生活產生積極效應，還沒有被現代化的體育及競技同化的娛樂活動。它是一個相對于現代競技體育的概念。[1]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則是在長期的歷史沿革過程中，人們通過民族傳統體育進行各種生活，生產實踐活動過程中產生的物質、精神、組織制度的總和，并由這些總和對人們的行為、思想、道德產生影響。

1.2 傳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重要作用

1.2.1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能促進對自身的了解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揮重要作用的過程，伴隨著人們從畏懼自然進步到依靠自身力量去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加深了對自身的認識，提高了人的身心發展水平，開發了潛能，這是一種對人的身體、智意和意志的超越。

1.2.2 民族傳統文化加強人與自然和社會的聯系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人類與自然和社會發生相互關系的過程中形成的，其與自然界有天然的聯系，并作為一種中介調節人與社會關系，對于保證人與自然和社會發展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義。

1.2.3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具有創新性和先進性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在保存先進的積極的傳統民族體育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創造發展的，并在不斷吸收現代體育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對自身加以創新、改造，使人類對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社會能積極的適應，更好地協調自身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2 高校在繼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2.1 高等院校是促進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

高等院校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高等院校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傳承方式，擁有雄厚的師資力量，代表著最前沿的文化學術研究水平，同時擁有廣泛的與其他文化交流的空間。因此，是傳承民族體育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場所。

2.2 普通高校是弘揚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重要階段

高等教育階段，大學生認知能力和接受新知識技能的能力較高，思想活躍，處在思想道德、意識形態形成的重要時期。高校中積極開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課程，把優良的民族體育文化經過轉化編入教材，傳承傳統體育文化的知識和技能，這對大學生民族文化知識、技能的傳承，民族情感的培養、民族團結意識的強化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2.3 能進一步融合民族傳統體育與現代體育的精髓

高校通過開展各種體育項目，對各種體育文化進行融和，既拓寬了民族傳統體育發展與創造的空間，使民族傳統體育與現代積極融合，使得學生進一步認識了各種體育文的特色及文化體驗，又向全世界發揚了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

3 目前高校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中出現的問題

3.1 物質制約因素

高校民族傳統體育場地、器材不能完全滿足需求，阻礙了民族傳統體育在高校中很好地發展。另外，民族傳統體育課程使用的教材、資料等物質資源相對缺乏，使得教學內容貧乏，不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

3.2 組織制度制約因素

高校中民族傳統體育課堂教學和課外體育活動的開展廣度和深度不夠，開展的傳統體育項目也較少，縮小了民族傳統w育的范圍。大多高校沒有民族傳統體育節日、比賽等固定的文化組織制度形式。同時缺乏專業教師資源，限制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拓寬，更不用說使得學生產生民族精神層面的升華了。

3.3 意識形態制約因素

3.3.1 來自于現代體育項目的沖擊

現代體育運動是當今世界體育的主流體育文化，它因高參與度和廣泛的觀賞性高而受到了大學生的喜歡。另外，其對提高我國國民體質健康水平和欣賞水平有一定促進作用，同時也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產生沖擊。有調查顯示，大學生對新潮的、流行體育文化元素比較喜愛，而傳統體育項目則被束之高閣，成為小眾項目。

3.3.2 網絡文化的入侵

新世紀以來，網絡文化對現代社會傳統的思維模式、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同時也沖擊了我國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空間。大學生處于接受新事物的敏感階段，有一部分學生喪失了辨別能力，對西方體育文化中非主流的糟粕趨之若鶩，容易形成消極的價值取向，對民族體育文化價值觀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導致大學生民族體育精神與意識的選擇產生了沖擊。

4 如何加強傳統體育文化傳承

4.1 改善開展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的物質條件

高等院校對開展民族傳統體育教學、課外活動、比賽的場館器材等物質條件給予重視，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確保民族傳統體育開展效果。

4.2 加強對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資源的開發

各地的普通高校，應該根據自己的地域優勢開設適合當地民族傳統體育教育的項目，把民族體育特色文化精髓納入高校的體育教學，促進了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從民間向高校課堂的轉化。并結合課外體育活動、體育社團、運動會、俱樂部等形式，大力推廣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使其成為固定的文化組織制度。

4.3 提高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教師力量

一方面，在各體育專業院校中，設置民族傳統體育專業，培養民族傳統體育專業教師人才。另一方面，在普通高校中組織培養民族傳統體育教育的教師，采用外出進修學習或請專家進來培訓學習，使其提高自身的教學能力。

5 結語

高校肩負傳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重擔，面對當前各種文化的沖擊，應積極開發民族傳統體育資源，推動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創新，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影響力。使其具有傳統體育特色的同時，具有可持續性發展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白晉湘.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0-115.

[2] 范維.對我國普通高校民族傳統體育教育發展研究[J].體育科技，2010（8）：1-8.

[3] 韓兵.高校民族傳統體育開展的現狀調查[J].遼寧醫學院學報，2013（11）：73-76.

第2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失業 界定 特征 成因

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失業現象已經成為當前困擾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今后我們還將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面臨著失業所形成的壓力，為此，探討和研究我國的失業現狀和成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我國失業現狀的分析和認識

關于失業的理論界定和統計標準

對失業及其范圍作規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由此而統計出的失業數量和失業率以及所反映出的就業狀況是政府宏觀決策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失業衡量體系和統計方法有利于我們進行國際間的橫向比較和研究，從而也有利于借鑒和學習世界發達國家在解決失業問題方面的經驗和方法。

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大多從失業者的角度對失業狀態進行界定。失業者在統計時被確定為“有勞動能力，愿意工作而沒有工作，并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在這里，“有勞動能力”和“正在尋找工作”是一個彈性的概念，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具體的情況不同，對這兩個問題的界定也各有差異，從而導致被認定的失業范圍和失業率也就不同。以美國為例，規定16-65歲為勞動年齡，凡在這個年齡范圍內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在下列情況下被認定為失業：新加入勞動隊伍第一次尋找工作，或者重新加入勞動隊伍正在尋找工作達4周以上的人。為了尋找工作而離職，在找工作期間作為失業者登記注冊的人。被暫時辭退并等待重返工作崗位而連續7天未得到工資的人。被企業解雇而且無法回到原工作崗位的人，即非自愿失業者。國際勞工組織將失業人員定義為：在一定年齡以上，在調查統計的一定時間范圍內沒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尋找工作的人。我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規定，失業人員是指在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目前無工作（非農業戶口），并以某種方式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員，包括就業前失去工作的人員和新生勞動力中未實現就業人員。

分析和對照上述關于失業的定義，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對失業的界定與國際通行的方法以及國際勞動組織的定義有明顯的差異，表現在中國對失業人口的統計口徑偏小，沒有將下面兩類人員列入失業范疇：一類是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因為中國對失業人員的統計僅限定在持有城鎮戶口的人口中，從而將目前存在而且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排除在失業隊伍之外；另一類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中國所特有的下崗人員。雖然這兩部分人員是否屬于失業，是否應該統計在失業人口之中，在理論上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和爭論，但這些人口絕大部分沒有就業、沒有工作的事實卻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統計的標準和方法上的問題，對失業人口統計的結果也與人們一般的理解和感受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中國失業的實際情況。所以，我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和采納世界通行的失業統計方法，客觀、真實、準確地反映我們的失業狀況，才能夠有利于我們的正確決策。否則，不能反映實際情況的統計數字是毫無意義的。

中國目前的失業狀況

國家統計局200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到2001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681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如果僅從上述數字來看，目前中國的失業問題并不算嚴重。600多萬的失業人員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近9億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國來說并不算多，3.6%的失業率從世界范圍來看也是相當低的。但考慮到我們上面所講的統計標準和方法上的偏差，實際存在的失業問題比數字所顯示出來的情況要嚴重的多。

鑒于中國目前的特別情況，在政府公開的失業統計之外，分析、研究失業狀況還必須注意到如下的因素：

中國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 隨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業中科技投入量的增加，可耕地面積的減少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外國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而且還在不斷增加。

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平均每個勞動力擁有的耕地面積為4.2畝，但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可耕種土地約有8畝，這就意味著中國農村中約有1.5億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這一數字和由國家計委主持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人口、就業和社會保障重點專項規劃》中指出的1.5億農業剩余勞動力相吻合，而且隨著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十五”期間我國農村中估計每年還要新增500-600萬人的剩余勞動力。

下崗職工 下崗職工，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所特有的現象，特指那些在企業無工作崗位3個月以上，但尚未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繼續從原企業領取低于工資的生活費、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等福利，且未在社會上有其職業的人員。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問卷調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勞動科學研究所的一項研究推測，目前下崗職工中，約有75%需要就業，這部分下崗職工實際上處于失業狀態。依此計算，中國目前的1300多萬下崗職工中，約有1000萬左右屬于失業人員。

沒有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失業統計僅限于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而沒有正式登記的就不算在失業之列。由于中國人的市場經濟意識普遍淡乏和傳統觀念的影響，有相當一部分已經失去工作的人員，并沒有進行失業登記，這就造成實際的失業人數和登記的失業人數之間有一定的差額。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顯示，1996年、1997年調查的失業人數與登記的失業人數之差分別為262.2萬人和410萬人，由此造成的可能的登記遺漏占登記失業率的比重分別為47.4%和71.9%。依此，1996年、1997年中國城鎮公開登記的失業率則分別由3%和3.1%擴大到4.40%和5.33%。由此看來，由于中國國情，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員數量相當可觀。

隱蔽性失業 隱蔽性失業是指表面上雖然有工作，但實際上對生產并沒有作出貢獻的勞動者，即有“職”無“工”的人，當經濟中減少就業人員而產量并沒有下降時，就可以認為經濟中存在著隱蔽性失業。隱蔽性失業更多地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通常與較低的經濟效率聯系在一起。據測算，我國社會存在的隱蔽性失業超過2000萬人。

綜合上述因素，中國社會目前實際的失業狀況比官方公布的數字要嚴重的多，應該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經濟理論界應該加強對中國失業問題的全面研究，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計劃和宏觀經濟政策時，應將降低失業率放在重要位置。

中國當前的失業特征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不斷深入，經濟增長方式由傳統的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化經營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還將進一步加快，就業中的深層次矛盾日漸突現。

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相比較，既有共同的特征和原因，又有由于中國國情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性因素，分析中國失業的特征有利于我們對當前失業問題的正確判斷和理性把握。

我認為當前中國的失業問題具有以下特點：

城鎮中的隱蔽性失業進一步公開化

在我國，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廣泛就業”的指導思想，在國有企業、政府機關和各類事業單位形成了大量的隱蔽性失業人員。一方面，這部分失業人員的存在是由于中國不合理的體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龐大的隱蔽性失業隊伍的存在，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勞動效率低下，組織中紀律渙散、人浮于事，大量的人力資源嚴重浪費，社會成員間不良情緒互相感染，產生了諸多不良的消極影響。

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的推進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的作用，這部分隱蔽性的失業將不斷公開化，沉積在內部的大量冗員進一步釋放出來。

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而且還將會繼續增加，急需轉移

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內，中國社會經濟仍然是以農業為主體，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將會是漫長的。目前農業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85%左右，隨著農業現代化，農村中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這些人急需轉移，但目前社會上適應這部分勞動力的工作卻非常有限，形成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游蕩于社會之中，這些人迫于生計多從事一些季節性、臨時性或者那些較高素質的人所不愿意從事的工作，具有相當的不穩定性，對社會經濟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潛在性威脅。加之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城鄉差別的客觀存在，這部分失業人員不公平的社會地位增加了他們的不滿情緒，據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農村中20歲以下的人對這種現實的接受程度要遠小于他們的兄長和父輩。

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中形成了大量的下崗人員，生活困難、再就業難度大

據統計，1993年，全國下崗職工人數僅300萬，1996年上升到891萬，1992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分流及下崗職工總計1274萬人，占當年國有企業職工總數的17%。1996年底，全國下崗人員的再就業比例下降到僅為26%，領取社會保障救濟金的僅1.8%，職工人均年生活費為925元。平均每月領取生活費77元，其中國有企業90元，城鎮集體經濟單位47元。全國共有22個地區人均生活費低于100元。

失業人群中普遍素質較低

失業人群大多缺乏專業技能，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就業觀念落后，“等、靠、要”的隋性思想嚴重，再就業難度大。

結構性失業特征明顯

結構性失業是由于勞動力的結構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變動所引起的失業。我國當前正處于一個變革的時代，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部門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使勞動力市場在短期內一時難以改變其技術結構、地區結構和性別結構，從而出現“失業”與“空位”并存，即一方面存在著有工作而無人作的“空位”，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有人無工作的“失業”，這種現象在短期內難以克服。

我國失業的成因分析

經濟學理論對失業的成因有系統的分析和論證，我認為，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既有市場經濟體制運行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性因素的失業，也有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性因素的失業，還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過渡性因素的失業。既有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失業，又有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新形成的失業，但總來說，體制性因素是中國目前失業的主要原因。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歷史性遺留原因所形成的失業

錯誤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 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實施了鼓勵生肓的人口政策，使中國人口在短期內急劇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88793萬人，占人口總數的70%。養活大量的新增人口消耗了大量的國民收入，限制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雖然后來糾正了錯誤的人口政策，但就業壓力在短期內難以緩解。

“全面就業”的就業政策造成了企事業單位的大量冗員 我國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勞動力資源配置和使用實行統一招收、統一調配、統一使用和統一管理的制度，大部分的勞動力通過行政干預和統配的方式實現就業。計劃型的就業政策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高的就業率，形成了“一個人的活三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現象。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的取向，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必然會使大量的業已存在的冗員釋放出來，形成新的失業。

“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限制了就業數量 我國在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在產業政策上重視重工業、重視生產資料的生產，忽視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走的是“先生產后生活”的產生結構重型化的道路。

重工業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生，資本有機構成高，吸納勞動力能力差，等量資本投資于重工業所能吸納的勞動力數量要遠小于投資輕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所能吸納的勞動力數量。

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堵塞了勞動力的就業門路 在所有制結構上片面追求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限制、排斥甚至是禁止其它經濟成份的發展，從而使勞動力就業渠道極為單一，造成“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局面。同時人為地制造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高低貴賤之分，更加劇了就業渠道的單一和阻塞。

單純的中央集權制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和我們在經濟發展中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由此帶來的虛假就業及經濟中的深層次問題都必然在改革的過程中反映出來。歷史的失誤造成我們今天發展的代價和改革的成本。

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新形成的失業

體制性冗員在改革中釋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打破傳統舊體制和新體制的形成過程中，舊體制下形成的冗員必須在新體制的建立過程中釋放出來。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斷推進，客觀上要求企業和政府在內的市場主體行為符合并適應市場化原則。廣大企業，特別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將會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市場化原則自主選擇、獨立決策，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

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推廣，一方面使許多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破產或瀕臨于破產，這些企業的裁員以及按照勞動合同正常的解聘的職工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用工自的落實，使企業中長期以來通過行政手段安置的大量的富裕人員受到排擠和向社會的釋放。特別是對國有企業“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改革政策的推廣，優化企業的資本結構，培育資本市場，鼓勵資本運作，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重組，一些不適宜的生產要素將不斷地從原有的統包統配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勞動用工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冗員、債務和企業承擔大量的社會性職能成為企業深化改革的最主要的體制性因素，減員增效成為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的必然選擇。

上述分析說明我國當前的失業和下崗職工之所以不斷增加，從根本上來說是長期以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突現，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當中，勞動者與企業之間關系的重新調整，企業內部隱性失業顯性化、公開化和社會化的必然結果。

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體制的相應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職能的調整。“精減、高效”是納稅人對政府職能管理體制的要求，“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職能管理改革的方向。在這個轉變和調整過程中，也將會產生相當一部分的富裕人員，需要分流。

經濟結構的調整產生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市場環境的變化，經濟結構必然會不斷調整和優化，特別是我國在經濟體制的轉軌和變型過程中，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還會加快，我國當前有相當部分的失業人員，與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直接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國民經濟開始由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大部分的產業領域生產能力過剩，產業縮減和產業的優化升級成為新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一些傳統的落后產業不斷萎縮，甚至被淘汰，新興的產業不斷涌現，結構性失業人數還將不斷增加。

中國的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穩定持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只有對中國現階段的失業問題在理論上進行系統研究，把握其特征，找到產生的成因，才能夠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解決的辦法。

參考資料：

1.斯蒂格利茨著，《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薩繆爾森著，《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第12版

第3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摘要]企業統計工作是對企業發展的內部和外部信息進行援集和整理，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進行統計調查和統計分析、提供統計資料、實施統計監督的過程。企業統計工作不僅是企業管理的要求，同時也要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本文闡述了企業統計的應用性的作用及準確可靠的統計信息，便于決策和管理者正確地把握形勢，客觀地剖析問題，從而做出科學的夾策。

一、認識統計

傳統概念中統計”一詞通常解釋為數據的收集與數據的解說。其實現代的統計學已被積極推廣到如何收集數據、如何分析數據、如何進行模型分析、如何做統計決策以及動態數據如時間序列趨勢分析與預測等多個領域。現在不僅政府部門需要用高效率的統計方法來調查人口、財經、交通、教育、國防等狀況，民間各大行業、工商業界的經營者，也常借統計數據來評估公司是否處在預定的目標狀態、營運狀況是否有效率等問題，并借此來比較其他同類型企業的營運狀況用以評估或改進企業自身的發展策略，尋求最合適的經營模式。

二、企業統計的作用

企業統計是用多種手段與方法收集匯總企業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的各種數據和情況，整理成表格或文章，供各級領導了解情況、進行分析對比之用同時向企業上級主管部門報送有關報表。

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就像是個國家的大車間，企業統計是為填報上級管理部門的報表而設置，因而為上級管理部門服務自然主要是首要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個自負盈虧的獨立生產經營者，要為自身的生存發展而拼搏這樣雖然企業統計向上級主管部門報送有關報表的職能還是存在的，但已經不是首要的，首要的任務是如何從企業統計這個企業管理基本手段的專業特點出發來為企業生存發展、提高經濟效益服務。

統計為企業高層決策提供快速、高效、直觀的數據信息。由于財務核算其數據往往是事后，不能非常及時地提供各種數據。同時財務數據也具有相對抽象性相對來說比較難以理解。統計數據可以根據企業不同部門不同人員的需要提供不同的各種格式的數據，如產值完成情況、訂單完成情況、利潤完成情況等數據，格式也可以靈活提供。統計可以是動態的隨時隨地的。

統計為企業在向國家政府等相關部門申報各種項目、獲取各種榮譽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和必不可少的資料。企業在申報如國家名牌、馳名商標、高新技術企業、各種優惠政策、評優等活動真實、準確、及時的統計數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規范、科學的統計臺賬等資料，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有的企業統計數據無案可稽，往往數據問自相矛盾。經常出現“數據打架”，前后不一致，延誤了項目或優惠政策的及時申報給企業帶來無形的巨大損失。統計也促進企業財務管理和財務的現代化建設。財務管理的內容很多是企業統計的內容，財務分析、財務決策許多工作是靠統計工作來完成的，是相輔相成的。

三、企業統計的現狀

1國外企業統計現狀

發達國家經濟狀況較之中國仍然保持了較大的優勢其市場經濟體制也比中國完善，統計學也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理論體系，因此國外大型企業擁有一套完整的統計系統，其對企業經營信息統計的重視程度非常高通過科學的統計方法對企業發展的內部和外部信息進行搜集和整理，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進行統計調查和統計分析、提供統計資料、實施統計監督，為企業的決策層提供準確可靠的統計信息，便于決策和管理者正確地把握形勢，客觀地剖析問題，從而做出科學的決策。

2國內企業統計現狀

我國的企業統計工作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適應國家統計制度和統計調查方法要求建立起來的。長期以來企業統計人員認真貫徹執行國家統計報表制度為國家制定計劃提供了大量統計數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計制度還沒有根本變化，新的統計調查任務要求又不斷增加。面對這一形勢要求企業統計人員，審時度勢，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在完成國家法律規定的各項統計任務的同時，不斷為企業統計工作的轉軌變型積極進行探索緊跟企業改革的步伐不斷有新進步。但是統計工作目前還面臨困境，重要表現在，

(1)“報表型”工作狀態沒改變

由于受多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企業統計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政府統計機關和行業主管機關統計部門。企業在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條件下，需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參與市場競爭，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各種信息，但面對政府部門和主管機關的多層需求，企業統計工作忙于應付上報的統計報表任務。這種“報表型的工作狀態還沒有根本改變。

(2)計算機應用軟件開發能力不足

目前企業統計工作手段雖然已做到人機結合但基本上還是以手工為主，使用計算機的水準，一般只能利用上級部門下發的現成軟件來完成數據匯總、計算和報表生成任務對計算機應用軟件開發能力則嚴重不足。

(3)統計人員配置與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存在反差

企業統計隊伍構成、素質、工作能力與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存在明顯的反差。目前不少企業統計人員配置一般都是按照統計報表任務的要求進行的，缺乏中高級統計人才，加上繼續教育的力度不夠和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嚴重影響統計隊伍的穩定和提高。

第4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中國農村貧困落后既有歷史成因，又有現實原因。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行了一系列旨在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改革舉措和政策措施，但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日益嚴重，究其本質就在于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嚴重滯后，新舊體制出現斷層。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成因

二元經濟結構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結構的理論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從基本內涵的視角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邏輯內涵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一般存在著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現達的工業部門兩個產業部門。由于兩個部門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勞動邊際收益率的顯著差異，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最終實現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目標追求。發展中國家一般要經歷以農支工、農工協調與工業“反哺”農業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普遍經濟現象。

按照劉易斯對二元經濟結構的界定，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約束與現實困境。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農村貧困落后的加劇。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二元經濟是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趕超型發展戰略與城鄉分割經濟體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它通過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資本積累短缺與有效需求不足的雙重困境，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但從長遠發展的視角出發，這種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長期低速增長，也極大地阻滯了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并且，伴隨著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農業和工業的矛盾、城鄉矛盾和工農矛盾等，制約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始于1978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在各個層面對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沖擊，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當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應再接再厲時，改革的重點卻轉向了城市，導致農村經濟發展遠較城市緩慢，以致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這主要表現在：城鄉隔離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調、傳統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發展、鄉鎮企業與城市大工業對立運行。在這一過程中，關鍵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沒能及時成長起來，造成了城市市場化在農村出現空檔，這種結構轉換的相對滯后必將給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難題。

二、體制斷層是中國農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從表現上看，我國農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即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過大。而從本質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即“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化的城鄉分割，加劇了城鄉經濟社會的分化，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實踐證明，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和深層次矛盾，導致城鄉發展嚴重失衡。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本質在于二元經濟體制

1．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

造成城鄉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國現行的體制基本是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加快工業化建設，國家一方面運用行政手段，如通過強制性糧食統購統銷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將農業剩余轉化工業積累；另一方面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以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勞動用工和社會福利制度在相當程度上被沿襲下來，盡管一些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但因為隱藏在背后的社會福利等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會成本較高，進展還不大，因而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水平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還未根本改變。

2．城鄉分割的市場體系

從商品市場看，農民由于組織化程度低，一般只能進入城市集貿市場進行零星的、小規模的現貨交易，基本上沒有進入批發市場，更難以參與大宗遠期合約和期貨交易。從要素市場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因農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和受利益驅動，主要面向城市經濟，城市相對充裕的資金沒有進入農村，農民參與、進入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條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農村土地轉化為工業和城市建設用地還不能直接市場化，必須通過國家征用轉化為國有土地后才能進入市場，農民在土地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分享農地向非農地轉化過程中形成的巨額增值收益。

3．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

計劃經濟時期集中農村資源推進城市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國城鄉經濟一體化進程。改革開放后，實行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農產品生產、流通和加工沒有形成有機聯系，農民難以分享農產品的加工增值收益；鄉鎮企業在管理體制上獨立于行業管理之外，既無所不包，又自成體系；農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并行發展和過度競爭，使得農村工業在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變化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后，發展空間受到明顯制約，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農民分享工業化的成果。

4．實行有別的投入機制

計劃經濟時期，為了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國家將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時依靠農業積累支持城市工業發展。改革開放后，一方面，農村的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在經濟效益驅動下，向城市轉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設施投入上，繼續向城市傾斜，農村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積累，由此帶來城鄉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斷擴大。

綜上所述，體制性因素事實上形成了農業和農村發展與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的相互隔離，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所在。

(二)市場經濟體制沒有向農村延伸

中國的改革是分階段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經濟領域中又確立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順序。縱觀

世界各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激進的方式，如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采取的“休克療法”，在短時期內直接從計劃體制強行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一種是漸進的過渡方式，即在計劃體制基本保持不動的情況下，通過引入市場因素來發展新體制，逐步對舊體制進行滲透、替代，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新體制。中國經濟改革由于市場化起點太低，加上轉軌的雙重性特點，市場化改革是十分復雜的，因而走上了漸進式的市場化道路。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十分正確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跨入進一步完善的階段。雖然經濟創新從農村起步，但自農村經濟改革向城市經濟改革轉移之后，經過20多年的市場經濟培育和10多年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農村經濟這一塊已遠遠地被拋在了后面，市場化程度相當低。農村經濟處于嚴重弱勢地位，弱就弱在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嚴重滯后。因此，“城鄉一體化”這個核心層次的“一體”，就是“體”在市場經濟體制上，提升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一樣共享市場經濟體制優勢。

三、農村現代化戰略對策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加快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如何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向一體化經濟的跨越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盡快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從“二元體制”入手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就是要以體制和政策創新為突破口，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不利于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各項制度，從根本上消除阻礙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鄉經濟體制向不斷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要求的方向轉變。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包括用城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農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要素重組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和遷移、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和組織方式的變化等，還包括整個社會結構、組織、文化等的變遷。這是一個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長的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須加快制度建設與體制創新。

(二)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加快推動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進入21世紀后，國家在強調GDP增長的同時，也提出了綠色GDP發展的概念，就是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對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為代價。國內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經因為人口過度密集，資源環境過度污染，給城市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阻礙。以大城市為龍頭，加快周邊小城鎮建設，形成梯次發展的經濟帶，不僅有利于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解決農村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啟動民間投資，帶動最終消費，實現和諧發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持續的增長動力。同時，小城鎮的建設要合理布局，科學規劃，規模適度，注重實效。要注意運用市場機制，更多地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走出一條在政府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建設小城鎮的路子。二元結構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業部門(現代部門)不斷吸收農業部門(傳統部門)的大量剩余勞動力。

第5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轉軌進程中的作用?

    評價1978年以來財政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確定適當的角度和標準,如在轉軌進程中財政與經濟的基本關系是怎樣的,不同階段財政實際發揮的作用與政策預期目標的關系如何,財政改革與運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是國民經濟活動的樞紐,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財政是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對經濟運行起著保障作用。因此,就經濟轉軌過程而言,財政的職責可以簡單描述為如何實現財政自身從主導經濟運行到調控經濟運行的轉變,如何推動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如何確保這一過程中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這就意味著在財政體制演進與財政政策取向經濟體制轉軌與經濟運行績效之間,必然存在著深刻的互動關系,其核心內容體現為財政始終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作為推動經濟轉軌、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不斷根據體制演進和經濟運行的變化進行創新;二是本身作為經濟轉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適時進行改革,保持與整個體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運轉效率。由于整個制度處于非平衡演進中,這兩項任務兼顧和完成的情況也就成為評價財政改革與運行績效的基本角度與標準。

    此外,由于漸進轉軌中的階段性和財政體制在不同階段所承擔的任務的差異,一個時期財政運行的評價始終只能相對于特定的體制演進階段來做出。因此在探討財政績效之前,還需要按照一定的標準對轉軌進程作必要的時段劃分,并將不同階段的預期政策目標與該階段的財政實際運行效果對應起來,建立評價的時空概念。

    以政治生活事件為標志,我們可以從總體上選取三個變革點而將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進程劃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一個是以1978年黨的確立“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為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起點;一個是以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此后不久實際經濟運行告別短缺作為中國經濟轉軌總進程中發生部分質變的轉折點;一個是以黨的“十六大”確立的2020年為計劃市場的經濟體制轉軌的終點。由三個標志點所決定,1978——1992年屬于轉軌的前期,其轉軌進程是從改革發動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1992——2020年屬于轉軌中后期,其轉軌進程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到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生活實現全面小康。根據這樣的劃分,1978年以來的中國財政體制變動線索可以3個標志性事件來貫穿:一是由黨的提出搞活經濟政策目標引出的延續較長一個時期的財政“放權讓利、分灶吃飯”的體制與政策;二是1994年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劃分稅種為基礎而確立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政——稅收體制框架;三是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尖銳矛盾而迅速出臺、連續實施至今的積極財政政策及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這三個事件中,前一個事件與轉軌前期相對應,后兩個事件則與轉軌中后期的特定階段相對應,并由此構成了評價財政改革與運行績效的基本框架。

    1.第一階段的財政體制改革與政策總體上表現為通過財政體制的調整與退讓,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釋放舊體制活力、醞釀新機制的形成。這一階段延續15年,是時間最長、體制變動最頻繁的時期。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漸進的制度激勵效果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體制內活力的釋放。通過體制退讓打破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分配格局,放權讓利擴大了地方配置資源的權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隸屬關系內開展創新的積極性,實質是通過條塊關系的變化釋放出了舊體制內部尚存的活力,地方利益激勵的強化形成了“諸侯”爭先的發展沖動。二是體制外活力的培育。通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調整促進了多元化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化價格機制的形成,逐漸形成了傳統體制邊界上的另一套微觀經濟運行系統和以金融為主的社會資金積累模式,體制退讓實質孕育了新機制的活力。三是為轉軌路徑的優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這一除舊布新的過程中,財政以供給、需求雙向補貼的方式吸納、抵消了大部分通貨膨脹的壓力,保證了價格機制改革、商品交換關系建立,實現了平穩過渡。正是財政的放權讓利取向使轉軌過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選擇有了可能。

    在已有的改革回顧中,關于這一階段財政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財政的日益積弱和數度面臨收支危機還常常成為備受指責的理由。事實上,從經濟轉軌全局而言,財政一直居于啟動和支撐改革的樞紐地位,財政體制的連續退讓、補貼的增長、借款的增長都有著服從于改革進程的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和服從于改革路徑的被動適應性。對于這一階段財政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筆者曾將其評價為轉軌前期機制創新的核心內容,并用其創造性地突破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原理來解釋其全局意義(呂煒,2001)。即中國經濟的啟動采取了“財政收入超分配——提高家庭、企業部門收入水平”的結構性調整策略,以此來墊高低收入形成的發展“瓶頸”,突破貧困的惡性循環。這一策略啟動和支撐該階段改革的邏輯順序為:財政讓利在分配領域的突破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個人、企業的利益得到認可和增長,脫離計劃控制的貨幣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的出現,并自動創造了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儲蓄動機與投資動機導致金融地位凸顯,金融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儲蓄——投資的轉化。由分配領域發動的這一系列改革,還伴隨著計劃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環節的必然修補,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商品交換的基礎關系得以建立。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反作用于生產過程,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運行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貨幣資本化所帶來的資本運動不斷擴張,以市場配置資源、以資本再生產方式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逐步確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第一階段財政的“開閘放水”不僅是一個逐步削弱自身財力、增強激勵的過程,更深刻的意義是削弱傳統體制配置資源的能力、刺激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的過程。正是財政體制在退讓中使傳統體制失去了封閉運行的完整性,改革因此突破并獲得持續的支撐。

    2.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的分配關系的調整,在財政改革史上具有轉折點的意義。

    現在回過頭來看,雖然當時直接的動因是財政收支矛盾激化、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不足,是應急的、被動的調整,但實際上是具有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的。這一變革是在已經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整個經濟制度的質的演進意味著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單純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適應下一階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責任的增強需要一個全新的財政體制框架來承載。就經濟運行而言,市場與政府關系調整的核心是配置資源權限的劃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權,并提供相應的財力保證,這是整個經濟體制變遷作用于財政體制的更為深刻的內涵。

    這樣的判斷可以從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前后的財政、經濟狀況來印證。改革前的困境就財政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來看,過渡性的財政體制設計已經不能適應市場機制演進中的經濟運行要求。突出的一點是按行政隸屬關系實行的利益分權模式越來越助長地區經濟封鎖和市場分割,一些地方為了擴大自身財源,著力在當地發展稅高利大的企業,強化了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造成了經濟生活中的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而各地為了當地財源按行政隸屬范圍設置的保護性措施,形成了“塊塊”之間的封鎖,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與此同時,以財政退讓政策提高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政策初衷與實際效果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就財政自身運行來看,由于財政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不能適應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要求,財政運行得不到宏觀體制的保障,狀況不斷惡化。在漸進轉軌的過程中,多種規則并行的矛盾導致財政體制的分割局面,形成傳統職能、過渡性職能、新職能的并行與沖突,并最終導致財政收入的分割與下降。這種體制性分割在總體按隸屬關系確定的“分灶吃飯”體制下,又與地區利益導致的地區性收入分割交織在一起,使全國財政收入和中央財政收入兩個比重連續下滑。到1988年被迫實行多種形式的包干辦法時,中央財政基本放棄了調控的權力和財力,只求保證日常運轉的開支需要(呂煒,1994)。

    改革后的效果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收入的迅速增長,財政運行局面的迅速改善。1994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財力結構的調整,是財政在財權上的振興。“兩個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過稅制改革擴大稅基、分稅制改革劃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所帶動的積極性的提高來實現的。1994——2001年全國財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長17.8%,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實際運行中一直在52%——56%之間。這種情況表明財政運行得到了適宜的體制保障。二是新體制總體上適應和支撐了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體制、財力等方面的要求,保證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表明新的財政體制基本可以滿足目前階段市場體制下的政策調控需要。關于這個問題將放在后面詳細討論。

    3.1998年以后的政策效果以1994年體制為基礎,體現了體制實踐的意義,體現著體制的效率。

第6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民營經濟 宏觀制度障礙 制度供給 制度創新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國情，又需要按照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實際，實行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政策。30多年來我國經濟改革最為深刻的方面之一就是多元所有制的形成。在整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和演進過程中，對于加速經濟市場化改革最具決定意義的是民營經濟的成長。據統計，截至2011年末全國共有私營企業150萬家，從業人員1.3億，民營經濟的投資比重約占全年新增投資的35%，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約占60%。民營經濟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以及順利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一、民營經濟概念的界定、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認為是民營經濟是一個動態的、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改革初期，民營經濟的主力軍是鄉鎮集體經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個體、私營經濟逐步成為民營經濟的主體；現階段，民營經濟的主體是個體、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20多年來，民營經濟的興起，為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和經濟體制轉變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體現在：第一，民營經濟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投資總額上近年來都顯著增長，己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新的增長點。2001年，民營經濟（包括外資經濟）占中國GDP的比重已超過一半。第二，民營經濟是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體制改革的主力軍，并且規范化經營程度逐漸提高。第三，民營經濟的發展擴大了社會就業，優化了勞動力資源配置。

二、民營經濟發展的宏觀制度障礙分析

我國在供給主導型或者強制大型制度變遷中，制度供給過剩的問題就顯得比較突出。制度供給的不足與制度供給剩余在現實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我國現實中多表現為二者的混合狀態。比如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行政干預等。本文把民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宏觀制度障礙分為市場競爭的體制障礙、資金供給的渠道障礙以及產權保護的法治障礙。

（一）市場競爭的體制障礙

所謂體制障礙，指的是我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傳統文化與習俗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制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中的典型表現是圍繞行政目標展開行政管制，即各項經濟活動（如投融資、市場準入等）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門運用行政機制進行審批、監管和處分。

（二）資金供給的渠道障礙

目前我國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和其獲得的金融資源極不相稱。據調查統計，在民營經濟（私有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中，繼承家業、勞動積累以及合伙集資即所謂內源融資的比重占65.2%，而銀行與信用社貸款等外源融資僅占10.7%。這種內源性融資以一種自然發展的方式，給民營經濟奠定了一個能夠不斷發展并適應進一步改革與市場環境變化的合理資本結構基礎，但它同時又在融資規模上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當民營經濟發展進入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升級階段后，這種融資狀況與民營經濟進一步大規模發展的融資需求之間的矛盾就更加突出。

（三）產權保護的法治障礙

產權保護的法治障礙主要包括：產權地位不平等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影響隨著國家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過渡，我國產權運行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是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逐步向合理分權的方面轉變，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除了繼續作為國有產權的具體執行者外，己經有了相對獨立的利益要求。二是在傳統體制邊緣和周圍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產權結構。然而，在國家產權運行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作為國家產權基本組成部分的國有企業并沒有徹底走出政企合一或政企不分的格局。其次是對個人產權法律保護不夠，使民營企業財產權利難以避免各種侵害。

三、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

一個制度向另一個制度轉軌的完成，或新的制度替代舊的制度，往往是以新的制度規則的確定為標志的。新的制度規則一般都是基礎性的規則，這些基礎性的規則通常表現為憲法或重要性法律的修訂。

（一）建立產權保護的法治環境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最有效、最關鍵的激勵方式是產權。在缺乏對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的情況下，民營經濟私有產權的擁有者便會對未來發展產生不確定性預期，結果會使民營經濟減少或喪失投資要求，最終導致其增長減緩或停滯，甚至萎縮。如此也將極大地延緩國民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進程。法治意味著任何其他社會規范都不能與法律的效力或與法律相沖突，任何權力的獲得和行使都應當具有法律上的依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所以，為民營經濟確立有效的私有產權保護是保障其不斷發展的關鍵。

（二）健全社會服務的支持系統

民營經濟早期的發展主要是以“自發”的方式實現的，政府管理體制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出被動適應的特點，并且對民營經濟在較長時期存在重“管理”輕服務的傾向，以至于民營經濟發展所必須的一些社會服務嚴重匾乏。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化服務的支持系統，是根本解決民營經濟社會服務匱乏問題的重要制度保障。

盡管民營經濟在其發展歷程和現實條件下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障礙，但始終保持了頑強的生命力和發展勢頭。由于其內在機制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使它不僅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目前困擾民營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以制度供給不足和供給過剩為主要特征的宏觀制度障礙，但筆者相信我們有30多年改革開放創造的物質基礎、不斷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調控能力不斷增強的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突破這些障礙迎來民營經濟發展的燦爛明天。

第7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已有研究認為，由于東北下崗職工存在由收入、階層和社會態度等方面促成的“人力資本失靈”。這種現象使得原有的產業工人無法運用其人力資本存量完成二次就業的狀態。因此，從理性經濟人假設模型出發，對猶豫產業結構調整引發的結構性失業進行判別和分析，將對研究東北失業問題提供了兼具社會和經濟雙向特點的思路，同時也必然為崗位培訓為主的提供更為貼近生活的政策建議。在有關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大多傾向圍繞著區域經濟、產業經濟和國企改革的產權理論方面展開。如此思路將資金和技術放在了解決東北問題的第一位。但影響東北崛起的除了經濟和技術層面的補給外，還有必要關注社會結構其對社會發展目標的限制和束縛。因此，有必要在比較宏觀的市場化程度的區域性社會結構差異和相對微觀的傳統體制和單位制組織的社會結構對下崗失業群體人力資源影響的有關方面作出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和市場經濟體質共同影響社會生活，同時不同地區市場化的社會結構對人們的影響在區域之間的不同。市場化結構地社會生活的影響，包括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在微觀層面對人力資本失靈問題進行分析，將能夠在洞悉下崗失業群體人力資源本身局限性的同時，進一步地挖掘出人力資本之所以失靈的深層次原因。顯然，這種深層次的原因也反映了宏觀層面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影響。畢竟，當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后期進入的市場體質交融在一起時，這種全新的社會結構會完全地顛覆原有以戶籍為劃分標準的社會類型。即，傳統以戶籍為劃分標準的二元社會結構應被體制內和體制外這兩種凸現經濟體制和社會機構的標準所取代。在這種新型劃分標準下的社會模式可以成為新二元社會結構，它以市場化在傳統體制逐漸讓予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的發展為前提，以依托于兩種不同社會機制上的群體理念和習慣特征來區分。而依托體制內外的新二元社會的劃分標準也為東北地區人力資本失靈現象的社會結構分析做出了絕佳的理論鋪墊。

二、人力資本失靈問題的宏觀社會結構分析

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的市場化差距差異顯著，社會生活開始受到市場化影響增強。因此，用經濟人假設的理性選擇理論對人力資源失靈現象進行研究時候，若忽略各地區的宏觀市場化程度時，將有可能是其分析結構大相徑庭。因為，經濟改革所帶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化。東南沿海地區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因此較東北更早和更快地接受了市場化體質。因此，東南沿海地區的整體社會生活更多地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制的組織結構影響較小。反之，東北老工業基地一直作為國家重工業的要地，一度擁有著讓人自豪的鋼鐵、煤礦等傳統企業。這些傳統企業從計劃經濟時代開始，就具有大而全的特點，對職工的生活實行一攬子全包策略，對產銷也完全依靠國家計劃。因此，在某成程度上來看，這些機構似乎天生對市場體制“免疫”。雖然，隨著經濟和企業改革的深入，一些大型企業開始在產權和管理形式上努力做出創新，但是毋庸置疑這些創新都是有限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滯后與國家整體經濟改革的速度。顯然，這種對市場信號反應的滯后性與其收計劃體制影響較深不無關系。在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中，國家以總設計師的身份出現，對資源進行調配和協調，起目的在于保證從經濟從整體上處理平穩和有序的發展。在這種模式下，企業也沒有必要對市場訊號敏感，因為一切供需關系都有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操控。因此，東北的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發展出對應的“等、靠、要”特質是尤其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的。此外，這種“等、停、靠”的特質還會進一步的延續至企業的職工中，他們也會默認地將企業組織對自己的管理融入到生活中，并具有類似的“等、停、靠”的個人生活特點。可以說，這種特質正是社會體制對社會生活滲透的一種具體表現。學者在研究中曾發現在東北地區存在農民工收益曲線上升，制度性失業群體的收益曲線下降的逆向互動。這種貌似悖論的現象背后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雙向配置發生配置的體現。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的驅使，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巨大。大量農民工和畢業大學生涌入城市，在沒有特定工作選擇的前提下，他們將能夠很快地找到工作，并安家落戶。另一方面，原本存在的制度性失業群體和那些期望進入體制內的大學生，將有可能暴露出他們原有的各種制度性內生的弱點，在單位制環境下形成的多層依賴關系嚴重束縛了他們自主擇業和創業的選擇。由于目前東北仍存在一些較為“強勢的”傳統體制內單位，因此制度性失業群體和期望進入體制內企業的大學生，必然具有某些非理性的就業態度。特別是，當大學生就業和創業持續低落的前提下，這依然成為了東北經濟騰飛中不可回避的問題。目前，對于目前東北沒有就業的兩部分人中，均出現人力資本失靈現象是值得特別關注的。第一部分是40~55歲年齡群的弱勢群體，由于他們的年齡問題、身體健康素質無法和年輕人相比較。同時，他們以往所學習的只是很難和市場接軌，因此難以找到讓自己滿意的工作是意料之中的。同時，這部分人受到傳統體制內思想影響較多，因此在擇業的時候也傾向于挑選，進而容易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業狀態。而另外一部分大學生則與之相反，他們雖然大多年輕、有知識，但是他們卻也容易出現擇業困難。這一方面是由于其心態造成，其父母的“重體制、輕市場”的傳統觀念會深刻地影響他們在擇業時的選擇。而另外一方面，現有大學課程設置的不恰當性，也使其無法講所學知識迅速地轉化成為市場所需，這也使他們沒有辦法更好地適應社會，進而出現“人力資本失靈”。因此，這兩點因素的疊加效應，有時反而會讓大學生就業顯得更加艱難。與宏觀的區域社會結構分析相聯系，在社會政策方面，盡管中央政府已經投入巨額資金解決東北的就業問題。但是，人力資本失靈的現象卻并不一定是能夠依靠資金投入解決的。目前，大型國企組織仍然有較高的制度和技術門檻，因此這也決定了其注定無法吸收大規模的失業者。目前大多數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招聘都明確規定了年齡和專業方向的限制，首先將40~55歲這一個年齡階段的人員排除在外。同時，對于大學生而言，如此形式的用人規則也未必是恰當的。因為作為一些非熱門專業的大學生往往相對更少有機會參加體制內的考試。因此，如果致力于更積極更長久的社會因素方面的治理，培育更有利于吸收失業群體的民營中小企業的市場環境，促使弱勢群體擺脫對政府和社會的依賴，提高人們自主選擇和創業的意識，則更有治本的功效。事實上對于國企轉制后衍生的失業群體，主動的市場化順應和被動的市場化壓力以及政府的積極引導工作一直沒有停歇，只是受強大的單位制社會存在的影響和制約，市場意識的發展和市場環境的改善打了折扣而已。據此，在東北的人力資本失靈現象，不僅僅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且是區域性的社會結構的問題。影響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問題，可能不僅僅在經濟因素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是在社會因素方面。

三、相關政策建議

第8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 統計機制統計制度改革目標模式

一、現行統計體制及統計制度的“不適應性”

1.“條條”統計管理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管理變化的要求。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經營機制是政府直接經營，并統負盈虧的集權式的；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經營機制是自主型的。一方面，行使政府職能的經濟管理部門已經或正在改制改組為以資產為紐帶的集團公司，其職能已由過去的政府職能轉變為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并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根據政企分開的原則，已不再行使政府賦予的綜合統計管理職能。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客觀要求和企業改制后大量無主管、民營企業的涌現，政府宏觀調控部門的管理體制也發生著變革，“條條”統計管理體制是不適應經濟體制管理變化要求的。

2.分專業實施的統計報表制度不適應企業經營方向多元化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適應經濟組織形式多元化的需要。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相當一部分企業逐步擺脫了按政府制訂的單一行業計劃確定經營目標的計劃經濟模式，根據國際國內市場的要求，從事多種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許多企業很難用現行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來確定其行業性質，企業中類似“系統集成”的多行業的經營成果也很難進行嚴格的行業核算。企業融資渠道的不斷拓寬，融資方式的多樣化帶來了企業經營組織形式的多元化。目前我國統計制度規定的分專業實施以主營業務為主的統計“一套表”制度是不能適應企業經營方向多元化需要的。

3.傳統的統計調查方法體系不適應統計調查任務日益加重的發展趨勢，更難以保證統計數據質量。

傳統的統計調查方法是以全面調查為主，非全面調查為輔，統計數據上報方式以統計報表為主，其他方式為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和社會各界信息需求量的增加，各級統計力量與統計任務的矛盾越發突出，雖然近年來統計網絡化自動化水平不斷提高，但信息的及時性、準確性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全國各地區的統計調查方法改革雖然邁出較大步伐，但由于非全面調查方法相對單一，受單一的調查方法技術性影響，基層統計力量仍然難以適應，統計數據質量也難以得到保證。

4.政府與部門的模糊分工和重復統計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政府統計數據的權威。

首先，對不經政府統計部門審批的跨系統的部門統計項目的違法行為沒有行政處罰手段，使基層單位的統計人員負擔過重，《統計法》形成了“軟法”形象；其次，由此產生的統計標準不一、統計范圍不明的狀況屢見不鮮，使統計調查市場處于混亂狀態；再次，數出多門的狀況破壞了政府統計的權威，使統計用戶無所適從；最后，部門利益分割，統計信息封鎖，信息不能共享，重復項目調查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

二、對現行統計體制改革和創新的幾點思考

現行統計體制需要改革，統計體制必須適應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才能具有活力，才能較好地反映客觀實際，反映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才能更好地實現統計的服務、咨詢、監督職能。

1.“單軌制”的實施。

當今發達國家的統計管理體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政府統計部門負責如人口、資源等一些基本國情的統計，而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一些行業經營狀況的統計往往由業務主管部門負責，如美國、日本等；二是主要國情國力、經濟及社會發展情況的統計均由政府統計部門負責，其機構健全人員充足，其他部門基本不搞統計，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等。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介于二者之間，有些政府統計部門在做的事情，業務主管部門也在做，數據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復，基層負擔沉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需要對經濟及社會發展進行宏觀調控，應沒有部門利益的統計部門提供客觀、公正、全面的統計信息，應采取后者的方式。否則，統計數據有可能成為某些部門反映政績的工具，統計的整體功能難以發揮，數據質量也會受到影響。實際上，隨著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一些業務主管部門的職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屬企業劃歸地方管理，也難以再行使統計職能。

2.“一套表”制度的有效性。

以基本單位調查報表為基礎，在反映企業各類屬性指標的基礎上，增加相當數量的經濟指標、從業人員及勞動報酬指標、能源實物量消耗指標、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指標、固定資產投資指標等，完善政府統計部門的一套表。首先，對現行的行業報表制度再進行細分，將服務業統計制度適當分解，并反映新興行業、文化產業、知識經濟的特點；其次，對不同行業的企業按規模區別對待，將一定規模以下企業的表式適當簡化形成簡表，有些行業甚至可設計一張表；再次，減少過時指標，不斷增加反映企業發展變化如重組轉制、多種經營、高新技術程度的指標；最后，將政府統計部門對基本單位進行的其他調查統統納入一套表制度，必要時可增設新的指標群，限定部分企業填報。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逐步將政府統計制度與部門統計制度合并。第一步，取消一些業務主管部門跨系統甚至跨行業的行業統計職能，將其統計報表納入國家統計部門的基層表制度。第二步，將各業務主管部門系統內的報表與政府統計部門的報表合并成名副其實的一套表。以一套表制度為基礎，設計制定不同行業企業的統計臺賬，使其既能與制度表式、指標相銜接，提高數據質量，又能滿足企業自身管理需要，成為提高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手段。

3.“目錄抽樣法”的有利性。

建立以周期性普查為基礎、以目錄抽樣法為主體的調查方法體系。通過普查，取得全面、詳細的國情國力資料；通過目錄抽樣方法，取得日常的主要的或監控性的統計數據。首先，要完善健全周期性普查制度，主要有三點：突出基本單位普查的地位，使其發揮龍頭作用；完善第三產業普查的內容，既要反映總的規模速度，更要反映結構和不同行業的特點；建立建筑業普查制度，填補空白，使國家普查制度覆蓋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統計數據能夠配套使用。其次，要大力推行目錄抽樣方法，有三點：確定合理的規模界限，確保規模以上的企業能覆蓋經濟總量的絕大部分，反映經濟發展趨勢；確保規模以下企業占企業數的多數，減輕企業和基層統計部門負擔；對規模以上企業建立超級匯總制度，政府統計部門掌握對主要數據的控制力，并可進行各種加工分析；在完善目前的小型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和工業等專業抽樣調查的基礎上，將抽樣范圍逐步向其他領域拓展延伸。此外，要在多種調查方法綜合運用方面力爭有所突破，彌補抽樣調查的不足。

4.“計算機網絡化”的先進性。

政府統計部門之間實現統計信息的網上傳輸（包括上報與反饋）。21世紀初，國家統計信息工程“九五”規劃將告完成。在此基礎上，要繼續加強統計信息化建設，努力實現國家、省（市、自治區）、地市、縣四級政府統計機構計算機網絡系統的有效連接；建成完整配套的數據庫系統，并使之充分發揮作用。通過系統建設，各級統計站點不僅能根據自身需要對統計信息進行深度加工處理，而且能使信息沿現代化網絡系統快速傳遞，既可以及時滿足上一級統計部門的工作需要，又可以向下一級統計部門反饋綜合信息，并可以進行橫向資料交換，還可以在網上公眾需要的統計信息。要借助網絡系統強化基本單位名錄庫的更新維護工作，力爭實現即時的更新與維護，使其成為統一的動態的活庫，能在統計管理和統計服務中充分發揮作用。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能實現上述改革目標模式，就能建立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統計制度方法體系，并以相對穩定的狀態及時反映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當然，就當前來看，向明確方法制度改革的方向邁進尚存在諸多障礙，一時間難以從根本上改變。

但我們應努力克服困難，積極創造條件，統一看法，達成共識，抓住機遇，盡最大努力鞏固統計隊伍，明確統計工作的地位，適時地分階段地推出一些能為多數人接受的改革措施，使我們的統計方法制度一步步地接近理想的目標模式。

參考文獻：

［1］石亞軍，中國行政管理體制專項問卷調查數據統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

第9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高校；和諧；人才培養；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8-0025-02

當代大學生是我國未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重要生力軍和建設者，當代大學生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面對新的形勢和發展，我國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真正符合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歷史新階段的客觀要求，更是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全面理解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不斷堅持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離不開人才，更是離不開受過高等教育的專門人才。

一、高校和諧人才的內涵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極其復雜而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在整個社會系統的和諧中，人的和諧始終是第一位的，起著主導作用。那么一個富于個性的和諧人才，必須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并且有益于社會進步。因此，高校培養出來的和諧人才應具備以下幾種特質。

（一）和諧人才應具備的道德行為

一個人的道德行為反映其道德素質。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人們通常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計劃來指導和開展生產，與此相適應，人們的道德養成也主要是上行下效的被動式順應或順從，道德教育的路徑選擇大多是自上而下灌輸式或說服式教育，主要告訴人們應該怎么做和不應該怎么做，其顯著特點是“要我做”。由此人的道德行為表現在主要是出于某些外在因素影響產生的道德要求而去從事某種道德行為。雖不能否認這種道德紀律在過去所起的作用，但現在卻已遠遠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們以一定的自主性，要求人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從事經濟活動。

（二）和諧人才應具有的價值理念

個人價值理念在一定情景中體現人的整體素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初期，以及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念也會隨之發展與更新，在此發展過程中也很容易形成一些負面效應：有的以擁有金錢多少作為衡量人價值的標桿，不擇手段地賺錢，形成了拜金主義價值觀；有的以個人享受為價值導向，驕奢逸、生活頹廢形成了享樂主義價值觀……凡此種種，都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對當代大學生們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健康養成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甚至動搖了大學生們自小學教育起即樹立的正確人生觀、世界觀的堅定追求。

（三）和諧人才應具有的能力水平

能力與知識、經驗和個性特質共同構成人的素質，能力是人的基本素質之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時代，相對穩定、封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環境造成了人們的思想上的因循守舊和故步自封，同時由于科學技術手段的限制，絕大多數職業和崗位對人的專業技能素養要求不高，這樣就使人們很容易滿足于學習階段所學習的知識，以幾年或者十幾年的學習謀求一生所需，不注重在工作實踐中的再學習、再提高，更遑論終身學習。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科學技術在各行各業各領域都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對人的知識素養和專業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和諧人才應具有的社會適應力

社會適應力是指人為了在社會上更好生存在心理上、生理上和行為上的各種適應性改變，與社會達到和諧狀態的一種執行適應能力。良好的社會適應力包括個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勞動能力、選擇并從事某一職業的能力、社會交往能力、道德自律能力等，是人這個個體融入社會、接納社會的綜合能力的體現。在現實生活世界，存在著許多“灰色”地帶，如：一些人為了達到某些個人目的，利用“人情攻勢”向一切領域滲透，因而社會生活的原則規范被破壞；由于千年傳統“官本位”的影響，權大于法，個人凌駕于集體，私欲高于一切等嚴重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社會現象時常見諸于報端、網絡，嚴重敗壞了我們黨的黨風和社會風氣。

二、當代高校和諧人才培養的現狀認知

（一）從當代高校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外在環境來看

1.社會體制機制改革轉型對當代社會和諧人才培養的正功能。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社會轉型進程中的逐步完善，市場經濟所倡導和弘揚的民主平等、自立自律、競爭進取等理性的意識，與當代大學生的成長相伴相生，對正處于大學校園的90后群體影響深遠。這些反應市場經濟積極導向的意識和理念在潛移默化中，正逐步成為當代大學生塑造人格、價值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于大學生揚棄幾千年封建傳統文化糟粕，重塑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和推進改革深化的現代化人格理念，培養新型和諧人才意義非凡。

2.由于市場經濟“人依賴物”的本質，使得正處于社會化進程中的青年人極容易受其干擾和影響，以追求和獲取外在的、顯性的“名”“物”“利”等來片面發展自己，忽視或抑制深層的、正面的“價值追求”“精神情操”等，從而墮落為“物的奴隸”“金錢的附屬物”。市場經濟帶來的負效應遠不止此。有些人由于受極端利己主義的影響，在個人發展和競爭中不擇手段、不計后果地損人利己，損人不利己，甚至出現了不惜以犧牲和剝奪下一代人發展為代價的惡性事件。

（二）從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發展主體來看